国画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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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画论文范文

写意花鸟画创作作为文人精神与艺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文人特有的思想与精神烙印，成为历代文人抒感，展现抱负、表达理想的载体。通过写意花鸟画艺术解读中国文人的精神特质，是深入理解写意花鸟画审美品格，提高艺术鉴赏与创作能力的基础。

［关键词］

精神特质 自然情怀 人格境界 文人风骨

中国文人与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不同，它不仅仅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的代名词，更成为一种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内在精神与品格的象征，具有独特的文化审美与象征意义。它同时兼具鲜明的代表性、深刻的思想性和明显的群体性特征，是一个具有独特精神内涵与人文审美意义的文化群体。中国文人的成长历程逾经千年，在经历了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浸润之后，其精神品格实际上已经凝练成为中国民族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象征。文人精神不仅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的思想与人生历程，也催生了具有文人典型精神特征的中国写意花鸟画艺术。

写意花鸟画作为文人画艺术中最具灵性和文人精神特质的画科，它浓缩和涵盖了中国文人的艺术思想，精神内涵与审美品格，是历代文人寄托理想、抒感、展现抱负的重要表达方式，也是中国画审美理想与审美品格的精髓所在。

一、“乐山乐水”的赤子情怀

中国文人的“山水情结”可谓与生俱来、绵延久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翻开中国文化历史的册页，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春风得意，官高位显的文人大家，还是壮志难酬，吟啸山林的寒士布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人生梦想和精神归宿，那就是亲近自然、远离喧嚣，到自然中过清静无为的田园生活。中国文人这种对自然山水的特殊眷恋几近痴迷，它既反映了文人在政治与仕途的困顿中渴望回归自然、回归自我的心灵本性，又体现出一种与世无争、清高朴素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山水无言，真意自现”，寄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感悟人生的壮美与兴衰，体味人生哲理，不仅是文人功成名就或壮志难酬时的精神归宿，更是抚平心理创伤、怡情养性的灵丹妙药。自然界中的一花一叶，一虫一鱼，无不以其天然之趣、勃勃生机给文人墨客带来生命的惊喜与人生感怀，成为他们抒感、吟诗作画的重要题材和寄托无限遐思的理想化身。

二、独立高标的人格境界

中国文人受儒道禅思想的浸染，历来重视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在儒家“君子”人格和道家“顺道”、“适然”等思想的渗透下，历代文人以立德、修身为立世之本，将高尚的品德看做是人生的第一修为。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书画艺术，也成为画家寄意人生体现人格境界的重要形式。清王昱《东庄论画》云：“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跃毫端。文如其人，画亦有然”。儒家画论亦讲究“汰俗、养性、明理”，认为大凡“美”的事物，惟有以明净的人性品格入画，才能深切摇动观者的心灵，而技艺犹在末节。中国画美学对画家人品与境界的要求，使画家的人格品行、修养意趣与作品互融互生，画品的高下以画家的人格修养为基础，而人品则通过作品的立意与笔墨意境来体现。中国文人士大夫正是以其深厚的学养和独立高标的人格魅力滋养了中国画艺术，而最终使其脱离了对客观物象的简单摹写，上升到诠释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崇高主题。在写意花鸟画艺术中，画家在题材上多选择梅兰竹菊、枯木松石、荷花小鸟等具有崇高品格与个性的形象入画，这些形象不仅是自然与笔墨意趣的体现，更隐含着画家深层次的审美理想和人格追求：梅花傲霜凌雪，不畏严寒，自古以来就是坚贞不屈独守贞正的象征；竹子清雅脱俗，虚心有节，从而成为画家气节与人品的体现。此外，兰的淡远，松的坚韧，荷的纯洁，无不以其品格之美，成为历代画家笔下表达高尚志趣与品格的重要题材。王冕以“画梅须有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而名垂画史，文同以墨竹独得高标境界和清远意蕴而流传千古。画家笔下的花鸟鱼虫，也因其赋予的人格之美，从而焕发出了独特的生命与个性魅力。

三、刚柔相济的傲骨柔情

1、文人风骨

文人的气节与傲骨与生俱来，成为文人书画艺术中最动人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抒情寄意为特征的写意花鸟画，更成为文人风骨与个性的绝佳体现：功名利禄面前，王冕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墨梅自喻；世迁之际，郑燮借“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风竹明志。在朝代变迁、国破家亡之际，身怀民族大义的遗民画家纷纷退隐山林，以书画寄恨以表达对故国的忠贞。元代画家郑思肖宋亡后“坐必向南，誓不与北人来往”，作品常以露根兰入画，以抒发国土沦丧的亡国之痛。其诗更有“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之句，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坚贞不屈、不事新朝的爱国之情。明末代王孙朱耷，明亡后弃世出家，将一腔忧愤宣泄于尺幅之间，其笔下小鸟皆白眼示人，于倔强冷峻中透露出对新朝的抗拒和不屈精神。此外，更有倪云林的秋江寒树，李方膺的疾风劲竹……历代画家将文人的铮铮铁骨与崇高气节，融入了写意花鸟画艺术的笔墨世界，极大促进了画品、诗品和人品的高度融合，提高了写意花鸟画的立意和审美品格。

2、士子情怀

文人是强大的，文人又是敏感多情的，春花秋月，朝露夕阳，自然界中的瞬息变迁无不牵动着文人的情思，引发出不尽的感慨和情感共鸣。正因如此，才有了多情的诗句、隽永的文人画和灵动的音乐。文人细腻敏感的精神特质，亦如春风细雨，点点融入了写意花鸟画笔墨意境之中，使画家笔下的一花半叶，淡墨欹毫，都充满了无尽的情感张力。从朱耷笔下“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惨伤之痛，到徐渭“独立书斋啸晚风”的沉郁凄凉，再到唐寅“山空寂静人声绝”的闲适淡然，文人画家敏感而丰富的情怀可知、可触、可感。正是这种情感与笔墨意境的完美融合，丰富了写意花鸟画的审美内涵，使作品充满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四、寂寞孤独的心路历程

“人生读书忧患始”。行进在历史长河中的中国文人，终生都在寻寻觅觅中前行，追寻着生命的意义与自我价值的实现。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思想为文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文人十年寒窗饱读诗书，将入仕作为人生价值的终极实现。然理想与现实之间却矛盾重重，真正凭科举制度进入政治舞台，从而一展抱负的文人少之又少，大多数文人却空有满腹才华而入仕无门，在孤高自守中度过了孤独寂寞的一生。即使是成功入仕的文人如欧阳修、苏轼等文坛大家，也常常因与世俗的格格不入而屡遭贬黜……壮志难酬，知音无觅，文人的寂寞、悲哀与孤独唱响千年，也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词与书画作品。

在文人笔下，一朵静美的花、一片萧瑟的叶，一只寂寥的秋虫都被赋予了清高的生命个性，成为画家寂寞人生的知己和情感寄托。“孤独”也被赋予了脱略凡俗、清高自守的人格含义，成为文人在艺术创作中追求的崇高境界。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孤独”之境，多以大面积的虚空入画，笔墨极为精简。画中或一石危立，或数枝横斜，小鸟虫鱼亦多神情寂寥，无依无傍，营造出一种天荒地老、旷世孤独的意境。在历意花鸟大家中，善于以“孤独”入境的画家尤属朱耷，其代表作品《孤鸟图》、《鳜鱼》等，无不以简到极致的笔墨和撼人心魄的孤独意境，给观者留下了强烈的视觉印象。在《孤鸟图》中，一枝枯枝横斜入画，枯枝尽头，惟有一鸟垂头缩颈独立苍茫，此外空无一物。朱耷笔下这种“孤”到奇绝的意境，实际上是画家暮年孤独心境的真实写照，也包含了画家对一生孤独命运的深邃思考……中国文人正是以笔墨写意这一特有的艺术形式，宣泄着对人生命运的抗争与情感困惑，在困顿中坚守，在失望中抗争，在得意时自省，寂寞、孤独又执着。

参考文献：

1.樊维艳.《中国哲学视野下的中国画学研究》.[D].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1

2.周怡.《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态智慧—走进书画艺术的境界》.[J] 山东社会科学 2009.08

3.邵明珍.《仕与隐：唐宋文人典型个案研究》. [D].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11

4.杨苗苗.《中国花鸟画的独特性与文化根源》.[D].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9

5.侯中淑.《苏轼文人画思想研究》.[D].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9

6.李小勇.《宋元文人墨梅画研究》.[D].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10

第2篇：国画论文范文

（一）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大爆炸，一定的网络舆论表现出特定利益的反应，当前舆情传播进入“麦克风时代”，即在互联网络中任何一个群体都可以在网络上大胆地获取自身利益，成为舆情表达主体。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价值信息时代的特征日益明显，中国化的建立必须在符合国家社会发展的要求的同时，积极站在时代前沿，站在社会核心中国化研究的前沿，树立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不断引领社会发展，不断更新中国化，更加深入突出强调对真善美的探索，在中国化中注入社会公民对社会文明传承和社会建设的重要责任。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改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要保持与时展同步、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同步、与社会公民的健康发展同步。

（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培育需要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统筹和引导。新时代背景下，群众广泛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将给社会公民群体的教育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在此背景下，社会公民群体将接受各种各样现实生活中可能看不见、摸不着、感受不到的社会转型期的不良影响和反映，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正确的价值判断。因此，通过正确的、科学的、先进的理念来引导社会公民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化实现转变的核心和关键。因此，新时代背景下，对于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要运用正确的手段，树立素质化、国际化、个性化的先进的中国化研究培养目标，积极应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保持中国化教育沿着健康可持续进步的方向发展。

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实现路径

（一）要在科学、合理、健康的路径下实现中国化健康发展。当前社会出现很多怪现象，如果这些不健康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继续在社会公民群体中传播，将十分不利于中国化的形成和发展。这种世俗化的价值体系一旦在社会公民中形成固定的关系观念，在日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中，社会公民群体的个体发展将寄托在一种错误的方向引导上，对国家、社会和个人都十分不利。同时，这个问题将会引起许多连锁反应，导致社会公民群体向着错误方向迈进。在此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中国化的培育需要跟现实生活相衔接，需要更有驾驭性和实效性，使中国化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朝着正确的、健康的、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要在具有时代感、特色感和自由平等的空间中提升对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意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公民的各种中国化和潜在的意识容易被虚拟的环境所误导，导致一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明显减弱，丧失对中国化的正确判断。这不仅对社会公民群体的思想教育产生了影响，也对中国化发展的进一步确立带来巨大影响。因此，要在客观条件下对中国化进行改造和再认识，要通过不断发展完善，使中国化建立在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成熟的氛围之中。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特点和内容应十分鲜明和丰富，建立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应是多层次、多角度、多形式的。

（三）要在追求真善美的价值尺度下引导形成中国化问题的价值取向。社会公民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作为人类社会未来健康发展的推进者，他们的发展与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明天息息相关。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化的培育应该融入人类未来的发展、国家社会的未来发展过程，注重提高人们的知识技能，不断培养人们的正确价值观和对真善美的追求，培养人们对人类未来最高尚的追求，使人们增强全球意识，提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向着正确的价值取向努力，为未来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贡献力量。因此，新时代背景下，正确的中国化的建立关乎社会公民的长远健康和全面发展，关乎社会公民群体的价值判断，也是武装和提升社会公民的必要途径，是未来整个社会发展、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3篇：国画论文范文

关 键 词：民族性　表现　意境　透视

中国画与西画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民族性的不同，进而衍生出艺术自身表现方式和技术特点的各异。所谓艺术的民族性，就是指由民族历史的思想文化所决定并体现的区别于其他民族同类要素的特质，它是艺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内因。同时，艺术的发展是建立在历经千年而不衰的民族思想文化、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基础之上的。中国画，特别是由于中国文人的参与，逐步把这门艺术同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结合起来，把艺术表现同人与自然的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艺术体系，也构筑了中国画艺术与世界其他民族艺术的本质区别。

中国人的宇宙观其实是受道家、玄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道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贯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始终。而西画则更加崇尚自然、科学和理性。中国绘画的艺术个性主要表现在意象和气韵两个大的方面，用气韵来表达神采。由于气韵是以人的个性情调为主要内容，所以在绘画中个性风格同样是指一种个性化的精神特征，中国绘画的这种侧重于内在精神气质方面的特征，与西方侧重于外在形式语汇差异的个性表现特征明显不同。具体表现在：

一、表现语言的差异

“空”的意境与“有”的实相

中国哲学中长期存在着“有”与“无”、“虚”与“实”的论争，中国艺术精神的出发点便是“无”，所谓道的境界就是“无”的境界，“无”生“有”，“有”生万物。WWW.133229.COM“无”之所以生“有”，在于“无”中充盈着创造动能的“气”。宇宙大气流行，衍生万物，所以中国艺术以气为本，中国绘画是一个“气”的世界。在这个气韵流贯的世界中，有音乐式起伏流动的旋律和舞蹈式回旋变化的节奏，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的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是把时间和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流动的眼光、变换的视觉，也就是中国画中所谈的散点透视的方法，这早在山水画之前的人物画中就已形成了。因为情节中存在明确的流动时间，画家需要把不同时间、地点、情节表现在同一时间、空间和构图之中。

从“无”出发，以气为本，决定了中国画尚虚、尚空的意境。在空寂处见灵动，在灵动中见精神。强调人与宇宙、自然的情感交流。能空能虚是实现中国画意境的重要前提；虚实相生相变，虚实对立统一，是中国意境构成的辩证法。在中国画中，有形亦可以虚，无形亦可以实，如云、水、烟、霞，绘画时不用笔墨便化为虚像，画中的空白在实物的对照下，又显示出云、水、烟、霞的实景。

这种以气为根本的中国画，落实在“意象”的塑造上，便是通过笔法和墨法追寻物象的骨气，赋予自然物象以生命感、运动感、灵动感。因而中国画要求笔墨不被物象的表面形式、表面形象所拘束，笔墨的点、线、皴、擦必须从实体中解放出来，这样就导致对逼真的光影体感表现的遗弃。由于受西洋雕塑、实感、体面的影响，出现了晕染法，但最后晕染只深藏在浅的节奏中，对体面只做出一种暗示。中国画的主要语汇始终是线，因为线是时间和空间、情感和理性相融汇的语言，线的韵律是大气流行和变化的具体形象。

西画艺术的出发点是“有”的概念

西画是从实体出发，实体是主动的，占据空间的，并在空间中流动、生存、伸展。表现在西画艺术上，就是采用几何学的透视法，把人的视觉几何化。通过光影透视表现远近、明暗层次，把人的视觉物理化。总之，西画借用科学的合理而真实的空间感表现着自己实有的空间意识。西画同古希腊的雕塑有着渊源关系，在二度空间表现三度空间，使绘画真实再现，物体仿佛可以抚摸。这种有节奏的明暗和光影，加强了对物体结构块面的理解，由此而来，线在光影中消失了，只有面和体积的存在。所以西画（现代派之前）大都否认了线的存在，不过在作画时又难以完全逃避线条，因此就从纯科学的角度去解释线条，认为线只是面的压

缩。

二、色彩上的差异

中国画的色彩，在传统绘画理论中有南齐谢赫《六法论》中的“随类赋彩”一说，它比较尊重物象的固有颜色，但是并不是机械的“自然主义”，而是敢于突破物象本身的色彩特点，代之以从情感中酝酿的色彩。画家的色彩感不同，从而导致作品的色调也不一样，如齐白石晚年的花卉用色艳丽，而吴昌硕的色调含蓄而雅致。

所谓“色彩感”是画家对自然界色彩进行抽象而产生的一种情绪，山水画尤其注重这一点。宋代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说：“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静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这是画家在一年四季中，经过观察而得出的感觉。中国画的色彩具有浓烈的装饰性，颜色单纯而不失凝重，更趋于非理性。传统的水墨画，强调墨即色，墨分五色，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水墨画是开了“抽象”的先河，比西画的抽象要早很久。

在西画中，对色彩的规律的研究已系统化、科学化。色彩本来就是光线的具体化，物体的颜色是千变万化的，光线的变化而导致物体色彩的变化，物体的色彩是固有颜色和环境颜色的综合体。这种色彩的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在印象派（马奈、莫奈、德加、雷诺阿等）和后期印象派（凡·高、高更等）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因为色彩是最容易被我们感受到的，在现实世界中自然物象的色彩不论是明快还是暗淡，是强烈还是柔和，都会直接地影响人们的精神。所以，色彩不仅是西洋绘画的重要的造型手段，也是西洋画家表现感情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上，西画和中国画可谓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三、观察方法的差异

西画十分强调观察方式的必要和重要，注重通过写生来仔细观察、研究物体，直到它变成心中的“第二自然”。所以模仿的方法和数学逻辑，构成了西画中科学再现客观世界的基础。这种理性的形式分析方法，始终是西方艺术观察、理解世界的主要方法。在中世纪，人们认为“一切艺术和科学都是以数为基础”，认为美是适当的比例和鲜明的旋律。文艺复兴时期则把艺术上的形式主义拉到科学的怀抱。达·芬奇在一个圆形里分析了人体的比例数及其整体上的圆满，运用几何的方法对人体作了既精确又理想的歌颂。事实上，诸多的艺术家又是著名的数学家、建筑师。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都陶醉在几何、透视、解剖等形式的分析中，而在以后的各个时期的作品中，很难找到文艺复兴大师们那些具有理性的精确和结实的素描。这里所说的其实也是西画写生的一大特点，即真实地再现对象，也就是形象的再现。

而中国画的传统观念与这种观念完全是大相径庭。中国画强调的是“意象”，是画者情感化的物象。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于山水间”，通过对物象进行默记、整理，用高度概括、凝练的语言表现物象，撇开一切能左右物象形态的琐碎的东西，使物象更加集中而具有表现力。这样一来也就忽略了时空对物象的约束，可以更好地表现物象的精神气质，如山水画里面“画山不看山，画树不看树”的理念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四、构图中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

中国画家对于构图不是从形式上看待，而是从观念上把握。这种观念的把握不是靠理性分析去认识，而是靠身心去体悟。中国画家对构图的体认，使得中国画家对于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有着天生的自觉，甚至在他们心目中，诸如虚实变化、疏密变化、开合起伏、平衡和谐等等形式因素本身亦是“道”的体现，故而不遗余力地开掘其意义，将其提升。正是这种有意无意地将形式湮没在内容中的事实，使得中国画家们一直未能对形式，诸如构图作一番单独的、翔实的、综合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画构图的迷失，相反造就了一系列独特的构图观。如因为强调天地同观，因而产生了咫在千里的“映远法”和散点透视，产生了“天地位”；强调阴阳关系，因而注重虚实、疏密、接势、回势之说；强调时空一体，便有了长卷式构图……

中国画的构图其实就是经营位置，其主要的构图规律就是运动透视（散点透视）的具体运用，可以把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物象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是西画所不能的。再就是经营黑白，所谓计白当黑，知白守黑，注意画面黑白的安排处理及虚实相生的变化。

而西画则比较尊重科学，采用合理的焦点透视来表现事物的变化规律，采取科学的切割方法（包括黄金分割的方法），在不同的视点和视角中表现不同的物体，更趋于科学和理性。发展到现代，不论是中国画或西画，在构图上都倾向于构图的标志性：把自然的空间进行更有序的组合，打破常理，使之更规范，更具艺术感染力。

另外，这两个大的画种的工具材料和作品的形式也不一样，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决定了其技术特征：“三矾九染”，作品的结构形式丰富多彩，强调诗书画印合一。而西画则充满着理性的光芒，画面厚重，色彩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

当然，中国画和西画在发展中相互不断地影响着。国画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吸取西画的一些长处，比如透视、解剖、写生以及光色的研究。这期间老一辈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做了不朽的贡献。林风眠在《东西艺术之前途》中总结说：西方艺术是以模仿自然为中心，结果倾向于写实一面，东方艺术是以描写印象为主，结果倾向于写意的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画的写实性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而这一点又是与院体风格的西化分不开的。

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东方美术热，西方现代绘画中流动着东方的血液，闪烁着东方的神采。表现在绘画方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及日本画入欧洲，被人采用，便发生了‘印象派’……”马帝斯为中国的线描艺术所折服，其作品“单线平涂”的装饰性和克里姆特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与借鉴，在他们的许多作品中都打上了中国画风格的烙印，还有如凡·高等许多画家都受中国画很大的影响。但不管怎样，艺术只有根植在民族的土壤中，才会保持自己独特的发展和个性的魅力。中国画也好，西画也好，不管如何发展或融合，但评定其艺术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艺术作品从内容到形式的高度统一和完美，这一点是不会变的。

参考文献：

[1]《绘画，东西方文化的冲撞》，王庆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

[2]《中西美术比较》，孔新苗、张萍 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1月

第4篇：国画论文范文

1.产业整体形象模糊破碎

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先进地区一般都有较鲜明的产业主题内涵，且大多依托统一的、地标性的自然景观和宗教景观为载体，如河南少林、福建莆田、四川峨眉、湖北武当等。少林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依托少林寺确立了“少林禅武”的产业主题和品牌形象，并打造形成了完整的武术文化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河北省虽然有着丰富的武术文化资源，但大多零乱地分散于乡间，空间聚集度低，名盛而形散，既没有统一的自然依托载体，也没有集中的人工展示载体，产业整体形象模糊破碎，不能形成统一的清晰完整的产业主题与品牌形象。由于河北省产业整体形象未进行有效整合，未确立统一的品牌形象文化诉求，因此武术文化产业一直难以形成发展合力和市场影响力，也未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文化品牌未转化为产业品牌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产业经营模式，资源优势、文化品牌不容易转化为产业优势和产业品牌是武术文化资源富集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其中只有河南登封少林文化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转化。河北省也属于这一转化不成功的区域，武术文化品牌远未转化为武术产业品牌，转化相对较好的只有邯郸永年太极文化，沧州的这一转化刚开始起步，其他武术文化资源富集区几乎处于未开发阶段，其中武术文化大市保定的武术文化影响力与其产业发展落差尤为明显。摔跤是保定文化符号，不仅在国内很有影响力，在国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目前摔跤在国内一直停留在体育竞赛项目的层面，保定未依托摔跤发展相关产业，未对摔跤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这一强势文化品牌未转化为产业品牌。

3.产业规模小、载体弱、业态少

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总体规模较小。武术文化企业规模小、数量少、实力弱、层次低、经营分散，介入武术文化产业发展领域的企业也不多见，在武术教育培训、赛事、旅游、演艺等领域缺乏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和品牌。从武术教育培训看，即使是邯郸永年这样的省内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先行地区，也只有寥寥的几所武术学校，没有河南塔沟少林武术学校、山东莱州中华武校那样的国内名校。此外，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业态单一，一般停留在教育培训、图书音像出版、武术用品等基础性、初级性的产业业态，而武术赛事、演艺、动漫游戏等创意性较强的高级产业业态较少。邯郸永年太极文化产业虽然在影视、旅游等多业态发展方面有所成效，但在赛事、演艺、新兴娱乐等武术文化业态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

4.产业经营意识薄弱，产业经营人才缺乏

由于重侠义、轻功利的天性，产业经营意识一直是武术界人士的短板，对武术文化资源市场化、产业化运营比较生疏。河北省武术文化资源不仅在空间上较分散，而且大多处于市场经济意识落后的乡村地区，远离城市经济和文化消费大市场，产业经营意识先天不足，也不容易与城市市场和产业资本相联接。在教育培训方面，武术馆社大多沿用传统的口传身授的作坊式运营模式，教学方法陈旧，缺乏可持续性和成长性，管理规范、运营先进的武术学校并不多见，未形成科学的现代教育传承体系，武术文化赛事、演艺、新兴娱乐等高级业态更是鲜有成功运营的亮点。与产业经营意识不足对应的是产业经营人才缺乏，武术文化产业中多是单一的武艺技能型人才，缺乏熟悉武术文化产业运营规律的经营型人才。

5.体制机制不顺，政策法规不力

在我国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中，武术文化产业、体育武术竞技、群众武术健身常常相互缠绕。武术文化产业是经济效益导向，而体育武术竞技、群众武术健身是社会效益导向，彼此界定不清往往造成产业发展载体不明确、发展动力缺乏和市场引导培育不力，因而形成了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羁绊。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中同样存在事企不分、政企不分等现象，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武术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机制，武术文化产业与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未实现真正的分离，体育、文化等相关部门各自为政，未形成发展合力。此外，因武术文化产业尚未形成成熟的产业业态，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武术文化的产业价值缺乏关注，不仅没有健全的政策法规体系，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投入也明显不足。

二、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路径

1.整合武术文化的主题形象

我国传统武术不仅是技击之术，也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内涵，文化内涵是传统武术的灵魂和魅力之源。少林武术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天下功夫出少林”，更源于中国佛教“禅宗”发源地历经千年历史积淀的拳禅合一、形神一体的“禅武”文化，并进而衍生出少林武德、报国精神等武术文化理念。少林武术正是以统一的“禅武”文化主线实现了形象整合和“少林”品牌塑造。武术文化主题形象的整合塑造是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大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具体分为两个层面：

（1）对武术文化资源的全面挖掘、搜集和整理。

要在全省范围内全面调查、整理和评价各地的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不仅要搜集拳种技法和功能、传承普及情况、产业价值和产业化开况信息，也要挖掘整理拳种起源、历史演变、传承人物、历史故事、精神内涵、武德修行等方面的文化内容。

（2）在挖掘整理的基础上，整合武术文化资源的主题形象。

在对武术文化资源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将分散在全省各地的众多拳种资源整合为一个统一的主题，形成能集中体现河北省武术文化内涵的地域武术文化品牌形象。河北省武术文化具有与历史风云、社会变革、民族精神、燕赵文化、众多武林传奇人物紧密关联的独特文化内涵，应以“侠义”文化作为资源整合主线，塑造以“尚义任侠、慷慨悲歌”为内涵的“河北省武术”文化品牌。

2.推动武术文化品牌转化为产业品牌

文化品牌的文化影响力不等于产业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文化品牌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产业品牌，需要通过有效的产业化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推动。长期以来，由于电影《少林寺》对河南登封武术文化产业的巨大推动作用，其他武术文化富集区都十分重视以影视剧拍摄带动当地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但并未达到预期的产业发展效果。以河南温县陈家沟太极文化为题材的电视剧《太极宗师》为例，虽然在影视剧市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堪称《少林寺》之后的又一部武术文化影视经典之作，但是由于受到当地太极文化产业定位、商业模式选择等因素的制约，并未对当地太极文化产业发展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电影《黄飞鸿》、《叶问》等大大提升了南派武术文化代表广东佛山的知名度，但佛山当地的武术文化产业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在主题形象塑造的基础上更要着力于实质性的产业开发，通过武术文化内容与现代产业形式的创意融合，发展武术文化教育、赛事、演艺等产业业态，推动文化品牌向产业品牌转化。

3.打造武术文化产业发展载体

（1）发展武术文化企业，形成产业发展主体。

一是大力推动武术文化的企业化、市场化经营。作坊式的传统武术文化经营要向现代企业经营模式转化，事业性的武术文化组织和活动要视具体条件进行企业化改造，以形成支撑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富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二是着力培育武术文化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通过资源整合、内生发展、外延扩张，发展大型武术文化企业，提高武术文化产业集中度，并形成武术文化产业的品牌化发展，以发挥其对整个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带动和引领效应。三是积极引导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进入武术文化产业领域。

（2）打造武术文化产业城（园），形成产业集聚优势。

依托各地特色武术文化资源，打造集搏击赛事、武术演艺、教育培训、武术旅游、武术影视、健身养生等业态于一体的武术文化产业集聚区（城、园等），以集聚整合当地的武术文化资源和武术文化企业，形成各地武术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发展，提高产业发展的空间集中度，发挥产业发展的聚集效应，并形成直观展示当地武术文化产业形象、内外一体、形神兼备的综合性武术文化景观和地标性武术文化载体，改变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中长期存在的“名盛形散“的窘境，如“河北省武术文化产业城（园）”等综合武术文化产业集聚区和“沧州武术城”、“保定（中国）跤城”等特色武术文化产业产业集聚区。

4.优化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1）规划组织与政策扶持。

一是对全省武术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在产业项目、园区建设、示范基地、品牌塑造、投融资政策、人才队伍等方面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并把武术文化产业纳入文化产业发展大框架中。二是建立健全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扶持体系，在资金、立项、税收等方面优化武术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尤其要重点支持有市场竞争力或品牌优势的武术文化企业、产业园区和示范基地做大做强，大力培育能带动产业发展全局的武术文化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

（2）完善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第5篇：国画论文范文

那么什么是文化呢？又如何理解何谓传统文化呢？

“文化”的定义，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1952年出版的《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评考察》中统计，世界各地学者对文化的定义有160多种。从词源上说，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culture，原意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表述：“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等凡是作为社会的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习性的复合整体，总称为文化。”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谈到“在一个理性生物中，一种对任意选顶的目的（因而也就是按照他的自由选定的目的）的有效性的产生，就是文化。”黑格尔“文化是绝对精神对自我外化出的人的教化过程，也即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日本小学馆《万有大百科事典》（1974年版）表述：“日语的文化即文明开化”。《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年版）表述：“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

在我国，“文化”一词，古已有之。“文”的本义，系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文饰、文章之义。《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其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等。“化”本义为变易、生成、造化，所谓“万物化生”（《易·系辞下》），其引申义则为改造、教化、培育等。文与化并联使用，则最早见于《周易·贲卦》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最先将“文化”合为一词而用的是西汉的刘向，他在《说苑·指武》中写道：“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云：“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中国古代的这些“文化”概念，基本上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往往与“武力”、“武功”、“野蛮”相对应，它本身包含着一种正面的理想主义色彩，体现了治国方略中“阴”和“柔”的一面，既有政治内容，又有伦理意义。其次，古代很大程度上是将此词作为一个动词在使用，是一种治理社会的方法和主张，它既与武力征服相对立，但又与之相联系，相辅相成，所谓“先礼后兵”，文治武功。有必要说明的是，“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不很流行，现代意义的“文化”一词源于日本。近代以来，人们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之共业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庞朴主张从物质、制度和心理三个层面去把握文化概念的内涵，其中“文化的物质层面，是最表层的；而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等，属于最深层；介乎二者之间的，是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20世纪40年代初，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式上的反映。”《现代汉语词典》则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从以上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文化”内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总和，或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是“人类生活的样法”，它包括精神生活、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极其广泛的方面。狭义而言，文化就是人的全部精神创造活动，是意识、观念、心态和习俗的总和。一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文化的意义上使用“文化”这个概念。

以把握不同文化形态的特征。如根据文化的不同功能，可以分为礼仪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等等；根据文化的不同形态，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心态文化；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还可分为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中国文化、美国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等等；也可从文化的历史演变，将其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等等。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探究传统文化，首先应该全面考察中国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路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传统的“四海”范围内具有多民族内向凝聚力，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诗经·小雅·北山》中就写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史稿·陶彝传》中：“普天率土，欢欣鼓舞。”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因此，文化既具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具有时代特征。在历史性意义上，中国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也不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中华民族各种思想文化的总和，包括了各种观念形态和物质形态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学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流。儒家何以被称为“儒”？据《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就是说“儒”是旧时对学者、读书人的称呼。《后汉书·杜林传》也曾说道：“博洽多闻，时称通儒。”

儒家创始人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思想里，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礼”。所谓的“礼”只是纲常名教化的政治、社会秩序。《论语·子路》中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在孔子思想里，“礼”是与“德政”相结合的。在《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礼治德化与政令刑罚相辅而行。另一重要内容即是“仁”。如《论语》中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仁”既是孔子修己治人的根本原理，又是孔子实践道德的最高原理。“仁”作为一种精神品质，包含了多方面的伦理道德原则。除了是一种使人们自觉、主动地遵循礼的道德素养之外，还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天命观，把天视为主宰一切的权威，并把它作为思想体系的终极依据，“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但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一些理性精神，主张天人可以互相感通，强调在人事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强调人事有为。“不怨人，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学习方法与认识论上也总结了不少经验。但其中有些糟粕，如知识来源，他肯定有些人“生而知之”。真正精华的是关于学习的问题，孔子认为学习本身是不断实践的过程，强调要反复地学习实践才能巩固所掌握所学的知识要“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他还主张学与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还有就是其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他在称赞舜“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子思，名伋，是孔子的孙子，他继承和发挥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以“诚”为核心的人生哲学。孟子，名轲，子思的学生，提出了“性善”和“仁政”说。仁政里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朴素的民本主义观点。还有就是他的关于人的浩然之气即“大丈夫”——“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名况字卿，他提出的是“性恶论”，人为人性本恶。主张隆礼重法。到了汉代的董仲舒，他有以儒家为中心，吸取黄老之学以及阴阳、名、法各家。提出了“天人感应”说，还根据他的神学的人性论，建立起“三纲”、“五常”的道德观念，他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他所提出的这个思想文化专制方针，确立了儒家在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人。他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理学系统。首先是“理本气末”的理本体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其次，是“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即格物致知，要知道抽象的理必要通过具体的物。他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力行致知，“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还有学而知新的创新理论，“新是故中之事，故是旧时底，温起来以尊德性，然后就里面讨得新意，乃为道问学。”朱熹特别强调“天理人欲之辨”，认为人性有两重性，一方面人具有仁义礼智的天命之性，这是天理，即孟子所谓性善；另一方面，人又具有饮食男女的气质之性，这是人欲，即荀子所谓性恶。二者是对立冲突的，主张“革欲复理”。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的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高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道家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主要流派之一，它是中国哲学抽象思辨的奇葩，逍遥洒脱人生的精神资源。道家特别是《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思想外化发展影响极大，可以说，《老子》五千言，上呈古代文化，下启白代之学，中国历史上各家学派，无不从其汲取学术思想养分。例如，它的天地观，经过孔子的发挥，成为魏晋玄学，又影响到宋明理学；它的无为观，应用于西汉政治，成为历代之统治术；它的玄德观，经孔子发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德治主张的主要内容；它的用兵之道，经过孙、吴的发挥，成为变化莫测的军事理论；它的柔雌观，成为诡辩家的理论基础，造成了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甚至中华武术、内家武功以及历代气功家，也无不从中受益。

什么是道家？所谓道家，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司马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知变，因变，应变”可谓道家之特长。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关于老子的姓氏与生活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老聃即是老子，大约生活在春秋末年。“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道”，《老子》二十五章中有简明的概括：“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道”的本位论，“道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是按自己的样子为法则的。老子还有其朴素的辨证思想。关于对立统一方面，“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关于量变质变，“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事必作于细”“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关于否定之否定方面，“曲则全，枉则直、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感”。以“静观”、“玄鉴”为特征的直觉认识论。还有其特有的政治哲学，包括无为而治，所谓“小国寡民”，“不得已”而用兵。“无为而治”就是统治者应该少一点欲望，少一点作为，对人民听其自然，这样，统治才能稳固。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开始生根、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佛教是一种伦理道德色彩相当浓厚的宗教。佛教以人生为苦，因而它就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为了实现理想便提出了一套去恶从善的理论学说和伦理道德准则，形成了有关宗教伦理道德的思想体系。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它的道德伦理思想，尤其是它的众生平等、出离家庭和超越当前社会秩序的观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及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引发了不断的摩擦斗争。佛教由于受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制约和决定，也受到儒家传统观念的抵制和左右，从而沿着适应中国文化特点的轨迹演变和发展，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中国佛教伦理道德学说。佛教的一套心性修养途径也为唐以来儒家学者所吸取，并熔铸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方法。佛教从出世的角度论述了孝的极端重要性，从人生解脱角度阐发了禁欲主义思想，还从认识论和人性论相联系的角度提出了知、智慧是人心之体、人的本性以及一整套的修行方法。佛教以大慈大悲、利己利他作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种道德训条和儒家的“恻隐之心”、性善论相通，和我国的国家本位与民本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近，因而在历史上影响颇大。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书目：

陈书禄《中国文化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王炯华、盛瑞裕、李思孟、何锡章《中国传统文化十二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

曹德本《中国传统文化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马敏《中国文化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第6篇：国画论文范文

1．1地域性

据调查，高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恋爱问题、人际关系交往、就业问题等成为“90”后大学生的主要焦虑和困扰。如何进行人际关系交往成为进入大学后的一门必修课。为了促进人际关系交流，许多高校在新生进校时，将来自不同省份和地区的学生安排在一个寝室，有时甚至故意打破专业和院系的格局，以增强学生之间的交流，改善大学生的人际关系。

1．2隐蔽性

这一特点集中反映在矛盾爆发前，都带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不易被人察觉和发现。根据犯罪心理学的观点，当一个嫌疑犯在实施犯罪之前，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具有不可知性。有专家认为，作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更加可怕。高校近年来出现寝室同学被杀的极端事情，证明了这一事实。

1．3相融、协和性

寝室中的成员来自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文化背景，因而各自流露出来的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学校将不同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性格等不同的同学安置在一起，必然使得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里发生碰撞、交融。平时的谈心、思想交流、问题探讨等，形成了因学习专业联系在一起较长期稳定的室友关系，使得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寝室矛盾在交流中得到化解与缓和，这充分体现了寝室文化从情感、思想到行为的互动、相融与协和。

1．4多样性与复杂性

寝室文化矛盾的多样性，主要取决于寝室成员内部文化价值的多样性，以及寝室内部环境的复杂性。“价值冲突的多样性特点，反映了社会转型期间人们价值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变化性，反映了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社会成员选择自由度的增大，是开放的社会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转变过程在人们价值观上的表征。”事物的复杂性特点集中体现矛盾的复杂性，表现为有大小与主次之分，寝室矛盾集中反映了寝室成员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2寝室矛盾的文化因素

近年来，连续出现的高校同室操戈案，不禁引起高校管理者的认真审视和思考，笔者从这些现象出发，发现其背后存在着下列文化背景因素。

2．1家庭教育“忍”文化的因素

中国是文明古国，封建儒家思想一千多年历史的影响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现在很多的家长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经常告诉他们遇到突发事情要“忍得一时之气，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等，殊不知长期的“忍”让孩子的心理产生了严重扭曲，长期挤压的结果只会令问题越来越严重，变得一促即发、不可控制。孩子长期接受“忍”文化的熏陶，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更不利于问题的发现。所以，让问题暴露在阳光下，有利于我们看清问题，并做好教育和预防。

2．2多元文化的价值冲突因素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变过程，是一个包括着结构、机制、利益和观念等的转换、调整和嬗变过程。它能引起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化，以及思维方式、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革。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进入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这里发生。文化多元化在为社会发展带来良好机遇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多元文化、多元价值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愈是多样化，价值愈是多元化，价值冲突愈是普遍化，就越需要加强价值引导和调控，就越需要对价值冲突进行有效整合与统摄协调。”因此，高校寝室内部表现为多个文化因素的存在，现实生活中不时上演着不同价值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分化与重组，这种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的差异是寝室矛盾始终存在的主要因素。

2．3道德文化的底线因素

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表现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价值操守，是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和自强，它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是不容任何人侵犯与亵渎的。实践证明，高校寝室矛盾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寝室文化与价值观念的矛盾，当矛盾触及和侵犯到任何一方文化利益的底线时，冲突就会爆发。尤其是涉及人格、尊严和利益等问题时，矛盾更是不能缓和，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守住道德文化的底线，就是要守住我们的人生价值操守。

2．4寝室心理文化缺失因素

目前，针对高校普遍出现的大学生心理问题，各高校普遍加强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但从现实和收集的资料来看，许多高校在开设心理课堂与咨询的同时，忽视了寝室这块心理文化阵地的建设。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与发展中心调查发现，学生咨询的问题中有三分之一与寝室关系、同学关系有关。因此，寝室心理文化的缺失必然造成心理问题的发生与激化。

3构建应对寝室文化矛盾冲突的机制

海恩法则告诉我们，任何安全问题都是可以预防的。因此，有效防止或减少寝室矛盾的发生，构建寝室文化的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3．1构建文化矛盾的交流疏导机制

当今世界，虽然文化之间的交往已经大大加强，但有些民族之间存在的文化不相容而造成的文化冲突仍然存在。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拥有自己的民族内涵和精神，包含文化特色、文化自尊、文化认同等。这种文化差异的存在，形成了一定文化矛盾，有矛盾必然就会有冲突。“同室操戈”是高校寝室文化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因此，高校的管理者必须在寝室内部建立缓和与化解文化矛盾冲突的疏导机制。应定期举办由学校牵头，学生、家长、辅导员和教师共同参与的宿舍主题活动，如相处之道、文明与理想、我的恋爱观等，在有效地协调和解决好学生之间问题的同时，给矛盾双方一定的心理缓解与暗示作用，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作用可以延缓和减少矛盾的进一步发生。这种圆桌会议虽然是因时而生，但它营造的有效沟通、良好的平台，遵循学生教育与管理的规律。因此，它理应成为所有高校管理者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从“应然走向必然”的一种具体实践。

3．2构建从价值冲突到共享的机制

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随之渗入中国，各种文化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进行着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同样发生在大学校园内，并悄然改变着“90后”一些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诱导和引发了一些文化与价值冲突。因此，在文化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校园，高校必须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与主流相符合的价值文化。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建设，渗透学校教风、学风和校风的建设，构建共享机制，一是在两极分化中强化中介作用，减少对立，在新的社会分工中相互调解与“补氧”，缩小差距;二是实现文化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承认文化多样化、价值观多元化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有其现实可行性，它本身是对传统政治道德一体化的超越，实现文化、价值之间的流动;三是在全面合作中发展，，价值的获得只能在互动关系中实现。”因此，高校需要在寝室内部广泛建立以学生“自治”为主，能得到大多数同学认同、信赖的学生调解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帮助大学生作出正确的价值观选择与判断，实现价值共享，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3构建寝室矛盾的快速反应与干预机制

矛盾的特殊性原则告诉我们在处理矛盾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快速地建立反应与干预机制。寝室矛盾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大学生人际关系交往的冲突，在矛盾未形成之前，学校通过预测、评估大学生人际关系交往的过程制定快速反应机制，引导和构建良好的寝室人际关系，做到早发现、早研究、早处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当矛盾被发现或起冲突时，需要快速反应，第一时间出现在学生的视野范围，进行及时的干预与维护，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进一步维护学校的稳定。

3．4构建寝室文化心理机制

一般来说，寝室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高校开展教育与活动的重要阵地。构建寝室心理文化机制，就是要将心理文化深入到寝室文化建设的每一项活动中，通过群体间的互认互动，获得社会角色的经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消除不良的情绪、态度和习惯，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构建寝室文化心理机制，首先要建立寝室心理文化，积极开展心理文化主题活动，将心理文化晒在“阳光下”，并积极促成寝室所有成员达成共识，在阳光下开展温暖、合作与共建项目，从而丰富寝室心理文化的内容;其次，寝室内增设心理咨询室，直接将心理咨询工作从幕后拉到台前，将寝室变为开展前沿工作的主要阵地，直接接触到心理问题的个体;最后，定期在寝室开展心理筛查和走访工作，并形成一种定期抽查的制度，从筛查中发现问题，减少问题的发生。

4结语

第7篇：国画论文范文

1.教学内容突出价值导向性长期以来，高校传统文化教学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大学生进行知识型灌输教育，这与传统文化课程的教育目标并不相适应。因此，明确教学目标、设计精到的课堂教学内容至关重要，是当前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决定课程成败之关键。就课程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唤醒和引导学生身上的“人文需求”，开发其内在本具的善性、德性与智性，培养综合人文素质，使其成长为一个大写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遵循“人格养成，道德提升”的教学目标和原则，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现状，我们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大学生生命教育》、《社会实践》等多门课程中，皆以专题形式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宣讲，客观诠释和彰显儒、释、道思想中厚重深沉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传统文化教学的价值引领性。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课程中，对儒、释、道三大专题的讲解，皆落脚于结合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凸显三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儒、释、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三大思想支柱，在古代有“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之文化定位。而在信仰缺失、道德失衡、行为失范、价值观失落的今天，三家共通的深厚的心灵之学不啻为救治迷茫、困惑中的当代人的精神良药。在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中，师生一起追寻哲人智慧的思想足迹，领略天地万物运行之道、人生之理，追问“我”之存在。通过哲学的反思，以“万物一体”的宇宙观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客观理性地定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反观内在生命，思维个体“安身立命”之处，从而建立健康而通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将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神渐渐落实到当下的生活中来，达到和睦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及变化气质、提高修养的目标。可以说，大学生如能在生活中依自然之道，行“孝悌”、“仁爱”为人之本，便是寻得人生的密码，开启真正的幸福之门。在传统文化系列课程中，《中国佛教文化》引人注目且不同寻常。长期以来，很多人包括有些大学生在内将宗教等同于迷信，或简单地以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或视宗教与科学水火不相融。这种对宗教不正确的定位和认识上的偏颇，既使人们丧失了正确评判文化现象的是非标准，也错失了弘传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机。宗教同哲学一样，是文化形式中非常特殊的部分，它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和精神皈依之处，也是人类为自身创立的抚慰心灵、寻找精神家园和自我解脱的独特方式。因此，关注精神与灵性的宗教与注重物质现象研究的科学，不但不互相冲突对立，反可互相补益，共助共创人类幸福生活。佛教虽为外来宗教，但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与本土文化水融，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处世原则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不了解佛教，就不能了解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就不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专题内容首先设置导论，主题为重新认识宗教，了解宗教的产生及其功能，区分宗教与迷信、，梳理宗教与哲学、科学之关系。事实上，只有去除内心深处科学本位的傲慢与偏见，客观理性地定位宗教，并对其持有同情之理解，才能还原并走进中华文化，开始佛教文化的学习。现代人包括大学生在内，精神上最大的迷茫和痛苦莫过于“自我”的迷失，而这种迷失正是由于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环境所支配。当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物质化，当人沦为物欲之奴隶而不自觉时，即会越来越丧失个体自我本有的自由，越来越找不到人生真实价值之所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人的异化”。而佛学对宇宙人生、人类生存状态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有着极其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能够给予人们精神生活极具震撼力的新启发。在人生观上，佛教更强调主体自觉，崇尚变革生命，寻求生命实相，更把一己之觉悟和解脱与他人乃至一切有情生命之觉悟和解脱紧密相联，所谓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在专题讲授中，我们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适当借助优秀的佛教纪录片、影视作品，展示出佛教开阔宏大的宇宙观、生命观、道德伦理观、修行实践观。而在讲述佛教历史、哲学、文化时，其落脚点依然在结合时代热点问题、现实生活，通过课堂及课外讨论，凸显佛教在净化身心、道德重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让佛教回归现实、回归生活，不仅激起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内在学习兴趣，变被动的灌输式教学为自觉式主动研习；更使他们直观地感受到佛教文化的无穷魅力和高度实践性特征，自觉地反观内在生命，确立止恶行善的行为原则。同时，端正价值取向，从生命深处自觉生起慈悲仁爱的力量，以自利利他的精神接人待物，促进道德的提升乃至开拓更深层次的生命境界。

2.教学方法创新之实效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导向的教育目标，除需精要的内容安排，亦需生动、活泼的授课形式和教学方法为助，最忌“灌输”和“绝对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动学生对传统文化特质与精神的领会，当下启发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堂教学中，梵乐静心、经典诵读、内观静修几大亮点设计使课堂教学大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静心、净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过程中，音乐之教化作用非同寻常。昔日孔子在齐国听“尽美也，又尽善也”之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叹音乐之美竟达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极之音乐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给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故儒释道三家皆以音乐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来说，八万四千法门皆为净心之法，其中梵乐更是极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导和启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属耳根最利，最为灵敏。因此，音声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产生教育效果。传统文化课堂当然也离不开音乐化人之绝佳手段，创设优美、宁静、高雅的课堂音乐情境是非常独到的教育手段。在课前二三十分钟，我们选择与本次课程内容相关的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进行播放，或课中读诵、讲解儒释道经文时配以背景音乐。儒道音乐清雅、宁静、中和，佛教梵乐则具虚、远、淡、静、庄严肃穆之内涵，可谓雅而不俗、觉而不迷。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带给青年学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学生会主动提前到教室，静静地聆听梵乐，感受音乐带给他们的全新心灵体验，虽未上课却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状态之中了。课前和课中的音乐不仅达到静心、净心的效果，更创设了宁静、愉悦、平等、高效的课堂氛围。尤为难得的是，师生在共享美乐的同时得到了身心的净化，不自觉敞开各自的心灵，无形中消除了彼此间的心灵隔膜，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内心对学生的爱与期待，亦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纳教师，在人格上尊重教师，才能听从师之教诲。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师生之间建立的“爱”与“尊”的情感认同，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因为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就是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坦诚、平等和接纳”的人际关系的过程。所以，一切课堂之成败关键在于“师”与“生”、“教”与“学”这些关系通道是否通畅，而传统文化的课堂因更多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更具打通这些关系通道之优势。触动灵魂深处的儒道音乐和梵乐教学法，便是打通关系通道的极佳手段，成为传统文化课堂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其二，课堂内外开展经典和美文诵读。儒释道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具原创性、奠基性的书籍或文章，蕴含无量智慧精华。经典诵读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钥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启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孔子曰：“诵书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书，与古人谋。”专心诵读不仅可达到摄心、静心、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复诵读、吟咏、熏修就是与古圣先贤进行精神对话，必能促使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说，如能长期净心诵读渐次达到“随文入贯”，将智慧经文一一消归自性，便能直契经典深义，这就是经典内化、智慧开启的过程。当经典已然化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必将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完成伦理道德的养成及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构建。此为从诵读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过程。因此，从教育角度看，经典诵读是达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简单、高效、科学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使经典教育法被长期摒弃遗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损失。而在今天的传统文化课堂上，经典诵读法无疑是还原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学生每日晨读、午读或晚读经典，为了创造高效课堂气氛，我们还在上课之始，让几十名甚或近300名学生齐诵儒学经典《大学》、《中庸》，道家经典《道德经》，或佛学核心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非常肯定和喜爱读经尤其是庄严肃穆的集体诵读环节。当经典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内在的纯真、良善、光明被激发出来时，他们的文字感受读来也是令人感动，甚至唏嘘不已的：“每次背诵心经，都有种清凉的感觉，如夏日一阵凉风袭过……。又好似与心灵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对周围万物都有了一种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触与交流，真想热情地拥抱自然，给与他人和社会最清新恬美的奉献。这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和自在，这是一个自我放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径。还有一种有与无之间的奇特感悟，一种大到没有边际又明净胜过月光的空间感，妙哉妙哉！”下课前，再让学生齐诵短文《能量朗读》。此文彰显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特质与精神，多次诵读强化，不仅能激扬志气，帮助学生重获人生之希望、重寻人生之梦想，亦能促进学生树立感恩、包容、尊重、精进的人生态度和原则。“《能量朗读》很励志，激发人心中的希望。‘爱’不是口头上的，爱就在身边，原来生活如此美好。在诵读后，常常会释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压力，能心平气和地处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确了应该心中有大爱，要放开心灵的境界，容纳整个世界。”其三，课堂内观静修体验。中国哲学是高度实践性的心灵学问，教理教义的理论探究并非谈玄说妙，而是用来指导身心变革之实践。儒释道三家皆有内观静修之法，其不仅可以修身养性，更是求学问道之入门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导其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3.而在佛学中，禅即为静虑，亦指“心一境性”。禅的智慧不仅可以促进对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帮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理性对待尘世的喧嚣和功利，还可以开发自性潜能，创造安乐祥和、洒脱自在、富有价值的人生。更为现实的是，禅的具体修习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消除热恼、平复情绪、抚慰心灵的方法和途径。在西方国家，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很乐于用禅来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更把禅与西方心理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将其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学生也是社会中人，面临着来自学习、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压力，内心有着诸多的焦虑、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内观静修开启的智慧之引导，在实际生活中学会疏导情绪、掌握认识自心、调控自心、净化自心的方法与技巧，以摆脱痛苦、愤怒、沮丧、忌妒等负面情绪，改变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个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课堂内观静修虽然条件有限，没有专用的静修室和坐垫，时间也很短暂，但是同学们颇感新奇，整个过程都能主动、积极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极其明显的。在静定内观的体验与学习中，同学们初次品味了禅的清凉甘露，惊异、震撼地体会和享受到内心深处久违的宁静、安详与博大。“课堂体验内观静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觉得内心非常安宁，更加远离物质社会的喧嚣与烦躁，让人通达，让人更加冷静地去应对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禅修启发人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无尽的物质财富，而是无穷的、广袤的心灵世界……”而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美妙感受，又会进一步促使学生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世界、社会和周围的人，体悟“万物一体”之真实内涵：“课堂音乐禅修时，觉得身心正渐渐趋于平静与淡泊，此时周围的一切都已无法干扰我。而我，正全身心地与宇宙融会贯通，每一个细胞都是打开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断传输，输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环着。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响着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我，我的情绪、心境、思想正时刻传向宇宙万物，影响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虽然课堂的内观静修因时间、地点等限制，不能深入内观修习，但正如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几次这样的课堂精神训练不仅已起到了培养心的专注力、控制力，激发学生自觉调控内心的目的，还让学生直观内在地体验到个体与他人、社会、宇宙的和谐一体，从而在内心中生发起平等、感恩、爱与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内观静修还初步培养了一定的觉知力，这种觉知力会随着日常练习的增加不断增强。而这份觉知在平日生活中极其有用，它能让人洞察问题的实质，不会被错觉、假象所蒙蔽，不会盲目地跟随旧有的习气产生恐惧、焦虑、嫉妒和憎恨等等，进而以真实、自由、有创意的行动来帮助他人。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独立人格的建立。显然，内观静修的作用，是言语说教所根本无法企及，也无法代替的。课堂内观静修体验，将成为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颇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模式体验式情景式拓展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实践性之特质，必须积极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注重学与思结合、思与行结合，大力提升课程的教学实效性。长期以来，不少课程的课外实践仅仅停留在参观游览的层面，难以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是辅助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应引入现代教学理念的开放性、情景性、体验式教学理念，达到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事实证明，实地参访的体验式新教学模式在开拓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开发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实非课堂教学所能比拟。几年来，《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外实践以带领学生多地游学、拓展体验的多内容、多形式展开。儒家文化课外实践以合肥国桢书院为本校实践基地，学生在基地先后开展为期一周的活动。活动以儒学文化为背景，结合现代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实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如，家庭礼仪实践以“孝”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感恩知恩”、“反哺图报”的家庭礼仪意识，并学习家庭礼仪知识，开展家庭礼仪训练；职业礼仪实践以“敬”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处事敬”、“与人忠”的职业礼仪意识，并学习职业礼仪知识，开展职业礼仪训练；生活礼仪实践以“谨”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居处恭”、“言行谨”的生活礼仪意识，并学习生活礼仪知识，开展生活礼仪训练；社交礼仪实践以“信”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诚则明”、“信则任”的社交礼仪意识，并学习社交礼仪知识，开展社交礼仪训练。同时，还指导学生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文明礼仪现状调查和文明礼仪宣传，具体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四个主题内容。整个活动过程由国桢书院老师全程带领，以讲座、观看影片、小组体验、讨论、分享等形式展开，实现了“探索中认知”、“体验中学习”、“行动中教育”的教学目标，在大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佛教文化课外实践更是依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场所，开展情景式、体验式学习，形成了一个新型立体、系统有序、颇具震撼力的参学模式。为开拓学生文化视野，尽可能实现多地参访，。寺院实地参访由法师全程带领，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参观以上四大寺院及东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听儒学讲座，了解儒家文化实质，把握孝道、人伦精神；聆听佛学讲座，把握佛学文化特质，了知佛学精神对净化心灵、和谐身心、促进向上人生的积极作用；体验晨钟暮鼓的丛林生活和禅修实践，掌握心理调控的方法、感受心灵的震撼及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感、愉悦感、尊严感和崇高感；举行传灯活动，体验合作、奉献、爱和感恩的真义；品味素斋，思惟五观堂“五观”之义，体会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报恩、敬畏生命之心。从活动现场及学生的反馈信息来看，已采取的参观、听讲座、传灯、丛林生活体验等活动方式，文化内涵深厚、新奇多样，且紧紧贴近现代生活和大学生思想状况，学生们颇感欢喜，也收获良多，耳濡目染中不仅对儒释文化有了较为准确的理性认知、启迪关于生命、道德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内省、确立止恶行善的人生原则。几天的体验式生活虽然短暂，却得以零距离的感受佛教文化，成为大学生活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这几年的教学过程来看，课外实践起着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当然，还可以就实践地点、活动内容及形式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形成更为成熟、高效的参学模式。比如，在实践地点方面，为解决因经费缺乏导致的课外实践难以可持续的困境，计划通过多方沟通、协调，以合肥开福寺为大学生传统文化实习基地，长期合作开展活动；在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则应尽可能拓展外出实践地点，如可就近参学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了解古代书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学精华。而就活动内容方面来说，可安排更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如可在参观、听讲座、禅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脚的活泼内容。在丛林山水间一路行脚、听法，参与讨论与分享，带给大家的感受应该是长时难忘的。既可沿途游访多个人文景观，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让学生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在亲近自然的行脚活动中，极易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灵，不管是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都会显现出率真自然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自由轻松的学习与交流氛围。在融于自然、回归本真的状态中，享受听闻真理带来的内心的深度喜悦，感受生命的律动，启发内在的精神资粮，从而达到开拓生命深度与宽度的目标。而这些，其实就是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实现，仅凭课堂教学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

三、后课程建设新型模式探索

第8篇：国画论文范文

（一）群众文化生活贫乏

经济的不断发展让农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多改善，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攀升。但当下农村群众文化基础建设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导致了农村群众文化生活内容贫乏无趣。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农村群众最喜欢参加的文化活动按照排位看电视或者看电影占到48.3％，玩麻将或者玩扑克牌的则占到54.6％，这几项活动成为了群众文化生活最主要的方式。从此可以看到，目前农村群众的精神生活依旧匮乏，还是以看电影、电视，玩麻将、扑克等娱乐方式为主要的娱乐活动，在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尤其是民间传统的活动份量太少，对于广大的农村群众来说，能够真正自主选择的群众文化生活少之又少。

（二）群众文化经费短缺

如今严重影响到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健康稳步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费短缺，政府大多注重对地方经济建设，而对于群众的文化工作方面考虑得非常少。虽说群众文化工作经费是用来衡量农村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因素之一，但是却很少能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相应的重视。长此以往，政府对于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建设经费投入缺乏，虽然近年来政府在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建设方面经费投入逐渐增多，但是相对于目前农村群众文化的发展情况来说简直就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去改变困扰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建设发展的现实需求。正因为这样，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建设经费的短缺，远低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这势必会严重影响到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建设很难得到相应经费的足够保障。

（三）群众文化建设落后

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建设中所遇到的关键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群众文化基础建设落后，这也阻碍着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发展。如今，新农村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农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日益富足，相应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也逐渐完善。但是在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建设这一环节还是相对，无法很好地满足当地群众精神文化程度的需求。在一些农村，政府财力较为紧张，则更加让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建设经费投入不足，甚至还会出现农村群众文化基础建设设备老化等问题，也存在着群众文化活动设施设备使用效率底等突出的问题。

二、我国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策略

（一）丰富文化生活

农村群众文化站要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对每一年要举行的活动作好计划，制定明确的目标，不仅要安排好节假日、重大节日、节气主题活动等，还需要根据地方特色来安排更多有益于群众身心的活动。同时要为群众建设丰富的健康活动场所，还要将已建设好的活动场所有效地利用起来，以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

（二）提升文化水平

要将群众文化实施落到实处，首先要将先进的文化理念带到群众中去。提升群众的文化水平，就要吸取各种积极的、正面的先进文化，这些都要融入到当地政府部门的日程上去，做好相应的计划和具体安排。上一级领导政府也要为农村群众文化工作制定相应的考核办法，以促进农村群众文化站的积极发展，推进群众文化的与时俱进。政府部门还要提出具有实践意义的可操作性的考核项目，让群众文化的提升不止流于形式。而且政府要加大对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的经济投入，提升其发展的基础。作为公益事业的农村群众文化，政府不要将其推向社会这个大市场，文化社会的发展也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由此政府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促进地区经济的腾飞。

（三）建设文化设施

要增进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发展，就需要建设文化设施。这就需要政府为主导，群众举办为辅。首先要明确农村群众文化工作事业的发展是政府正确实施其服务职能的一项主要内容，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办的文化机构引导农村群众文化的有效发展。还需要加强农民自办的群众文化性质事业的积极性，鼓励群众自行创立民间艺术剧团、成立电影放映大队、设立个人图书馆等解决群众精神生活所需的食粮，还需要为其出台激励政策，搭建高效平台，为农村自办文化的蓬勃发展给予支持，让具有浓郁地方民俗的群众文化活动热热闹闹地办起来，为群众生活增添光彩。政府还需要通过正面积极的引导，帮助民办事业，表彰奖励优秀群众文化团体，加强对群众自办团体的管理等等，让农村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四）开展下乡活动

在当下农村群众文化贫乏的现实状态下，多开展文化下乡的活动，这不仅能提升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在增强群众文化素质，增进其文化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样也能间接地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政府有关部门要多组织群众艺术团体，经常开展下乡活动，为农村生活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有益于群众身心健康。

三、小结

第9篇：国画论文范文

【关键词】检察文化；检察文化建设；法治建设

检察文化建设负载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其重要性除了从历史角度来窥视，亦可着眼当前我国的检察事业中。恩格斯认为，“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我国检察文化建设的意义之重是不言而喻的，同样需要创新。某种程度上，其发展进步能够推动法律文化的整体进步，其先进程度也能够影响法律文化的全局。从这一角度来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的检察文化着实是法学理论界和检察实务者值得重视的一个课题。

一、当代中国检察文化概述

检察文化的核心是检察权的设置、运作与行使，它的价值属性对检察文化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使得检察文化区别于其它的法律文化。目前通说观点认为检察权是监督权，“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E.博登海默如是说。检察权既是一种权利，自然会涉及到权利与利益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博弈中，检察文化建设受到怎样的影响？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在程序法中最能表现出来。

（一）刑事法律监督和检察文化

刑事法律监督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具体到我国的刑事制度，主要包括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免于制度、劳动改造、劳动教养等。检察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一定意义上取决于检察机关即人民检察院能否正确地行使检察权。检察权是灵活的，刑法的权威性决定了刑事检察权的威慑力是其他法律监督无法企及的，所以，检察权的落实保持适当地张力，才能与检察文化真正融为一体。比如，我国现阶段大力鼓励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对老弱、怀孕妇女的体恤等等。

（二）民事法律监督和检察文化

民事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干预民事诉讼，依照法律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检察监督的活动。民事法律监督的行使，体现了人民检察院检察权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有人认为，人民检察院干涉民事诉讼，使得诉讼主体间地位不平等，违背了私法自治原则，损害了审判独立，德国学者耶林在《法律的目的》一书中提到，所有权行使的目的，不应独为个人的利益，同时也为社会的利益。根据利益均衡原理，民事检察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民事检察权的效力主要表现在：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否法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法律关系认定无误、适用法律正确，民事审判活动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中有无贪赃枉法、的行为等。所以，我们说，检察权在民事诉讼中占据一席之地是有理论支撑的，检察文化包含此项内容，正说明了建设检察文化始终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三）行政法律监督和检察文化

检察事业的发展得益于检察文化作后盾，检察文化简单来说，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的总和。那么，行政检察是否也被包含于此呢？答案是肯定的。行政法律法律监督反映了限制公权、保障私权的终极观。“行政权不可能自行运转，而掌权者总要受外界、道德界限的诱惑和基于权力欲的驱动。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所发生的影响往往超过他们自己的想象”。我国一直奉行民主主义，法治国家保障人权，个体的利益得到实现，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缓解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矛盾。检察权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权力，仅仅是检察文化中的一粒米。定位于检察文化丰富、独特的内容，检察文化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二、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发展现状

人民检察从建设，历经的洗礼，走过艰难曲折的路程，直到2007年9月，人民检察博物馆成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始终贯穿“传承检察文化，弘扬检察精神，缅怀先辈功绩，教育检察后人”的检察理念。2010年1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检察文化建设的意见》。2011年6月22日，中国检察官文学艺术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我国检察文化建设朝着良好的方向不断发展。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检察制度执行力落实得不充分，致使环境文化氛围不够浓厚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民族甚至同一民族由于地域不同也会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民族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的落实，再加上资金不足，难以搭建好的理论学习平台，进而导致有些地方消息闭塞，不能够听到国家层的声音，更谈不上依照正常的程序来实现司法检察公正和普及检察文化理念。另外，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法律的繁多，立法机关制定了众多的、较为完备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等。制度执行力的不足造成了很多法条僵化，成为了纸面上的法。基层法本来就案件多，很多案件堆积，变成死案。司法检察人员工作中出现了问题，当然有自身业务水平不过关的因素，笔者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根本上是由于检察文化体制不规范造成的。

（二）检察人员创新学习意识能力不足，检察队伍整体职业素质有待提高

我国的检察人员主要包括检察官和法警。一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检察机关检察人员有近20万。然传统的师徒相承的办案模式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复合创新型检察人才较为匮乏。在具体的办案工作中往往忽略了实质和形式的辩证统一，影响着我国检察文化建设事业的前进脚步。

（三）检察媒体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检察文化具有引导、协调、凝聚、激励作用，要求检察媒体承载沟通政治与法律桥梁的重任，我国的检察媒体显然没有做到这个层次上。报纸、电视，网络，所有可以获得信息的途径能够看到的更多的是“阳光”的政府。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没错。检察媒体沦为政府统治人民的工具，实在是弊大于利。“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政治权利过多的妨碍了媒体的话语权利，只会导致公权力的泛滥，使得人民与政府对立。这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民主主义是相违背的。

三、当代中国检察文化的发展路径选择

（一）坚持三位一体的创新检察文化建设

新时期的检察文化坚持精神、行为、物质三位一体。法律学者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理论教育中注入新的血液，如此，我国的检察建设呈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趋势。创新文化建设可通过多方面的方式来实现，例如，创新体制、创新组织、具体到创新人才等等。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时候，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做出正确的指引。研究法治框架下的检察文化构建，在多元文化的大视野中，促进检察人员的全面发展，让更多人关注检察文化建设，实为检察文化建设创新的基点。

（二）坚持走公益诉讼之路

美国正义联盟的创建人南艾伦将公益诉讼的结果分为四种：执行法律、适用和解释法律、改革公共机构、激发社会和改革变革。公益诉讼是用新的诉讼方式来满足新的社会要求，把社会总的争议通过司法解决，实现司法能动主义，掌控检察文化的前行方向。下面仅以行政公诉为例来说明。理想的政府，其权力来源于人民。但是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人”，公共选择学派、古典政治学家的理论均表明，政府并不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从这个角度来说，检察机关作为完全独立的第三方，站出来评判是非，是有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检察机关的文化建设有其特殊性，定位于人民检察的本质，检察文化理应贴近群众，又司法工作要求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检察文化建设因其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必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三）坚持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之路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承担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任，所以，检察文化追求的核心价值“公平正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一脉相承。除了公平正义外，以人为本是我们建设和谐检察事业要坚持的另一先进理念，也是我们探索检察队伍建设机制的落脚点。坚持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合理配置检察官名额，完善检察官任职标准，加强检察官上下级间的交流，提升检察官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其中，最关键的是检察主体要处理好法理与情理的关系。在物欲横流的金钱、权利、女色等诱惑面前，确保检察工作的高效公正运行，不仅要求检察官要有过硬的法律水平，在公共场合注重检察官形象，毕竟检察官的职业，除了受党纪国法的约束外，也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区别于一般公民的职业，还要求检察官有良好的道德操守，比如说有正义情感，以法人的心态对待所有的当事人，用公平的意识观处理案件，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贯穿于自己的工作中。法理和情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致的。随着法理的不断完善，法理和情理的冲突逐渐体现出来，“法不容情”说的就是出现冲突的时候，一方面，“检察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必然要严格遵守法律。另一方面，必须考虑到民意，法律社会学家N.S.蒂玛谢夫把法律看做是“道德和命令的协调”，在任何切实可行的法律体系中，为了确保有效地实现一定的行为模式，有组织的权力必须与群体信念相结合。只有在法理与情理之间寻找到一个支点，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

四、结语

当然，当代中国的检察文化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立足于制度变迁的潮流势不可挡，坚持建设检察文化建设的美好信条，我们亟需采取行动去缩小社会需要与法律之间“梅因缺口”，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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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新社会分析[M].商务印书馆，1991：189.

[3] 佟志强.民事行政检察事务与探索[M].学林出版社， 20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