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文学社会学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诚然，文学家只有扣紧时代、社会的脉搏，再加上自己人格的独特力量和犀利眼光，方可铸就光耀千古的作品。例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具有伟大的社会意义，因而脍炙人口，青史流芳；相反的，那些脱离人民、现实，只一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或虚情矫态、无病之作，则早已被历史摈弃。

不仅古文学如此，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亦如此。在那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中华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运而起的鲁迅、茅盾、老舍、冰心、叶圣陶等，高举“五四”新文化的旗帜，为唤醒民众而“首推文艺”，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为黎明前沉沉的黑暗辟开了一道光亮。他们是写作家，更是播火者，用黑夜所给的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播撒火种。

轻轻合上《中华文学三千年》，编者对于自《诗经》而始的历代民歌的评价犹在我耳边回响：“它推动历代文学家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而不是单纯把文学看成是闲情逸致的消遣。”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在中华文学和文学家之间，一定有什么把它们强有力地联结在一起。这条纽带是什么呢--对，是社会。正是文学家们关心社会，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才有笔下生花，才有辉煌的中华文学的创造。

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那个曾经立在汨罗江畔遥望故土的诗人屈原。他先被委以重任，后因楚怀王听信谗言，遂被流放到江南的荒僻之地。诗人不得不痛苦地眼睁睁地看着故国由盛而衰及亡；自己却壮志难酬，不由愤而走笔，留下千古绝唱《离骚》，倾吐自己无比坚定的信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黑暗的社会现象磨砺、造就着屈原，屈原又以他的作品抨击时弊、抒发爱国热忱。他的作品流传后世，又让后人欣赏到“楚辞体”独特的风格，了解到他所处的时代、区域之风貌。故有诗曰：“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然而我却认为，这里面还包含着许多不为局外人所知的沉痛和无奈。

第2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艺术体制理论的源头———分析美学阵营中的艺术定义危机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随着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向艺术场的渗透，专家和精英阶层的优势位置已经开始动摇，拍卖行、策展人、出版发行商、艺术经纪人、艺廊、博物馆、收藏家、媒介等“不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意识到，艺术场内以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为代表的“权威”阶层对位置的垄断面临着逐渐势微的趋势，任何对艺术场权威位置的独霸都不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统和异端的斗争是每个场中基本的、持续的过程。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之一就是［……］艺术的合法定义，包括艺术的分类和划界”(转引自Maanen63)。回顾六七十年代美学界关于艺术定义、区分艺术和非艺术的论争，其实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学者阶层通过为艺术立法而争夺艺术场权威位置的过程。布迪厄还深入分析了艺术场中体制化的符号资本———信仰(faith)。信仰和贝克的“声誉”有着相似性，是声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作为艺术世界集体认同、集体信念的“常规”的特殊形式，是常规高度体制化后的结果。具体地讲，信仰包括艺术场行动者对某些艺术观念、美学原理、审美价值的认同，对艺术家的技巧、天赋、创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对艺术中介人、艺评家、拍卖商拥有发现艺术珍品、正确鉴定、评估艺术品价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当人们对一件艺术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却盲目地跟随艺评家或“资深”媒体的评价而对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认可时，实际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联系文化资本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可看出这种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认可与信任反映了文化资本对艺术场实施控制的隐蔽性。各行动者为维护各自的艺术观念而进行的权威争夺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为外衣，掩盖了权力运作的实质。和声誉一样，信仰产生于艺术场的竞争关系结构中，同时也会循环再生产，并反作用于艺术场。

第3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语文课堂不一定单单是讲解课文、处理习题，也可以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例如课堂上可以利用一些家电、药物等说明书，先让学生阅读说明，然后给大家具体讲解操作步骤和注意的事项，如果有不好理解的地方，不妨对照说明书边操作、边讲解，学以致用，更能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同时也让学生的阅读理解及口语表达达到一定的水准。中学生一提到作文训练就头疼，不知如何下笔，究其根本就在于缺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不妨让学生准备一个“随记本”，遇到好的情境，鲜活生动的语言、细致入微的感触，都可以抄记下来，做日常生活的刻录机，积累多了就不怕没得材料写，作文水平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另外，学生热衷于“快餐文化”，对篇幅长的文章难于读完、读懂并深刻理解，我们不妨让学生当一当编剧，让学生自己阅读理解，自编自导，起初可能剧情幼稚，语言欠熟练，但学生热情高，参与积极性高，久而久之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就会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培养学实践调查的习惯

语文学习也不应仅局限于课堂，我们可以多采用综合实践、社会调查的方式，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综合实践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他们高度的社会生活责任感、明晰的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辨别能力，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经过调查之后，再让学生针对这些在生活中既普遍遇到而又认识很难统一的问题展开讨论，经过思考、辩论，不但能提高认识能力，收到思想教育和思维训练的作用，还能提高口头训练能力，并促进写作。例如，本学期我班进行了“学生带手机与学习成绩”调查和“假期与网络使用”调查，通过这两次调查，学生都进行了讨论。得出以下结论：

（1）随着通讯网络的逐渐覆盖，学生使用手机、上网的现象日趋普遍，即使学校明令禁止也不可能杜绝，且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学生自制力差，网络和手机上的游戏等不良信息诱惑着学生，大部分带手机上学和有网瘾的学生其成绩必然大幅度下降，这成为当今社会生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3）合理利用手机和网络，充分发挥手机和网络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将手机和网络转变为教育教学资源是当务之急。学生将调查、讨论的内容写成了作文或者调查报告，本学期内手机作弊、网聊、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有了明确的好转。我们做到了语文的生活化，学生不觉得语文枯燥，学习兴趣自然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结语

第4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在许多国家的大百科全书中，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不尽相同。如1976年版的《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被描述为对人的社会行为进行的一种科学研究，或对人群的研究。《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探索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原因及其结果。《苏联大百科全书》认为，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这一完整体系以及论述与整个社会有关的各种社会法规过程和人群的科学。另外，现代年代社会学家对社会学的定义和理论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一些观点认为，社会学是社会的科学；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所有其余的学术领域；第三种观点主张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第四种观点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有关社会制度的科学。”

国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中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社会学研究的历程，由于社会学源于国外，因此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是从西方国家直接移植过来，并没有开始社会学的本土化发展。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之初，主要是将中国的人口、婚姻家庭以及农村等具体问题做出了一定的研究，并没有形成本土化的社会学研究对象。

1979年至1985年的对象建构。自1979年社会学重归学术界以来，各学者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一致没有间断过。学者们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社会科学争鸣大系•社会学卷》进行了简单的归纳。于光远等人认为，社会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科学，是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中心的一个“社会群”。该主张认为，社会问题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杜任之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发展动力以及社会生活现象及其规律性，范围十分广泛。杨心恒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发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并从中探索人类社会行为的规律。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指出，社会学没有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1985年至今的对象建构。1985年至今是社会学重建之后的第二阶段，此时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基本上趋于一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整体。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的思路更加开阔，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对于社会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构成了应用社会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和科学抽象形成了理论社会学。第二，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以及机制的综合性的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第三，陈颐认为，制度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以上是对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主要观点，此外还有其他界定，如：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行为、市民社会、社会生活等等，这里不详细阐述。从国内以上学者们的表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各社会学家对于研究对象建构各不相同，也看到了其中一致的成分：第一，建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围绕着“社会”；第二，该研究大致分为两种类型：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并力图将二者结合起来。

国外学者对于建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社会学自创立以来，国外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的建构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下面笔者将从社会学创立至今的不同阶段对此进行梳理。

初创时期社会学的研究。孔德于1839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正式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标志着社会学的诞生。孔德认为社会学是一个相互联系、复杂程度不断提高的科学系统的最后一环，前几环依次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由于社会学和以上学科共处一个科学体系，且联系密切，因此社会学在本质上应当和这些学科具有相同的性质和方法论，只是研究对象不同。孔德创立的社会物理学“是指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它本着和天文现象、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同样的精神来考察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社会现象受到不可变更的自然规律的制约，揭示这些规律是社会物理学所研究的特定目标”。这段话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社会现象。第二，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稳定的规律。第三，这些规律是可以用类似自然科学的原则来研究。当时，孔德的社会学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社会科学学科的综合，不能与我们目前理解的社会学完全划等号。此外，孔德还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即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以及社会学的主要方法———历史法。综上所述，创立时期的社会学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寻求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科。一方面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它又没有真正确立自己特有的对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社会学并不处在同等地位上，而是具有指导意义式学科。

形成时期的社会学研究。在社会学史上，一般把19世纪末20世纪初称为社会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即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这时需要新的社会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从19世纪40年代产生到19世纪末的近半个世纪中，社会学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一直没能在大学或学院中占据一个独立的席位。造成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从产生以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对象，因此，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摘要：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首先是从了解它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开始的，现对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进行讨论。关键词：社会学；研究对象；客观性社会学家面前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确定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阶段做出巨大贡献的社会学家应首推涂尔干和韦伯。

（1）涂尔干的社会事实。涂尔干认为，哲学应研究宇宙中所有现象的普遍性，而社会学只研究“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学必须从哲学的普遍性中走出来，寻找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涂尔干把“社会事实”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强调社会现象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性。他认为，我们必须要摆脱一切预断性的概念与主见，把社会现象当成客观事物来考察；对于社会现象，只能通过社会现象去解释。涂尔干对社会现象进行了严格的界定“：所有‘动作状态’，无论固定与否，只要是由外界的强制力作用于个人而使个人感受的；或者说，一种强制力，普遍存在与团体中，不仅有它独立于个人固有的存在性，而且作用于个人，使个人感受的现象，叫社会现象。”该定义应从以下三方面理解：第一，涂尔干在确立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特别反对社会唯名论，主张社会一旦形成，就有超乎个人之上的特征和作用。所以，必须用一种社会现象去解释另一种社会现象。第二“，强制”的含义与日常生活中对它的理解不同。第三，涂尔干的“社会现象”指的就是社会制度。他甚至直接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制度的科学”。

（2）韦伯的“社会行动”。与涂尔干不同，韦伯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行动。他认为“，社会学就是这样一门科学，即它试图用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因果解释”。因此在研究层次方面，韦伯所指的社会行动是个体的“社会行动”。而不是社会结构。韦伯所讲的“社会行动”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具有行动者所赋予的某种意义；第二，涉及到他人的行为；第三，行动的目标与他人相关。韦伯进一步把行动分为四种：第一种是目标导向的行动，第二种是价值合理的行动，第三种是情感导向的行动，第四种是传统导向的行动。韦伯认为，只有前两种行动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行动。在社会学形成时期，涂尔干和韦伯为社会学知识的客观性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系统的界定。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都具有客观性和社会性，与初创时期的研究对象相比更具有系统性和客观性，在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引导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社会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石。

社会学研究过程的客观性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涂尔干将社会事实界定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之后，进而发展出社会学研究的准则，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的首要原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系统地摒弃各种先入为主之间，必须是在从主观立场上对世界作实践领悟的分析之前。涂尔干发展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涂尔干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最基本准则是要将社会现象当做客观事物来研究，把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在着手研究事实时，要采取一种对事实的存在持完全不知的态度，事实所特有的属性以及这些属性所赖以存在的原因，不能通过主观臆测去探寻，而是通过研究者的实证研究去判断。实证社会学应该把社会现象当作事物来研究，力求运作上有效地程序及规则，严格保证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力求和自然科学别无二致。涂尔干提出的社会研究的完全客观中立性是一种不能达到的理想状态，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仅包含研究对象，另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是研究者。个体之间是有差别的，其看待社会、事物的角度也是有差异的，从客观世界中所获得的信息经过个体的主观理解形成的印象也是不同的。而涂尔干仅仅从研究对象的构建方面来保证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是不够的，仍存在值得探索和反思之处。

第5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理想，爱，美，幸福。我们苦苦的寻觅，到今天我相信这将是我们寻觅的一个终点。我们会会发现在文学遨游的现实中，找到他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文学社将给我们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在把文字的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平台。

通过今天的会议，我们将确定今年5月至9月文学社的工作计划。这段时间内我们的工作计划如下：

一：校刊征稿工作。文学社将分阶段进行征稿工作，阶段分为：5月，6月，暑假，9月、在5，6，9三个月份中各班的通讯员需推荐优秀稿件5篇以上，暑假阶段推荐10篇以上。对稿件的要求是，文体，字数不限，内容可多样，但要积极向上。稿件以电子稿形式发送到文学社的邮箱。文学社将以同学为主体，参考语文老师的意见对稿件做到每稿必复。

二：社团活动。自本周起，文学社将开始进行以同学为主体的社团活动。社团活动工作由文学社社团活动小组负责。我们的活动内容将以交流写作的心得体会，探究社员感兴趣的文学现象为主，也可以有内容多样的活动。我们的每次活动都由同学自己组织，每次活动有一名至多名发起人。文学社社员和各班的通讯员均可发起活动，如有兴趣组织文学社活动的可以把计划交给社长或社团管理组。之后由社团活动组负责确定时间地点。文学社社团活动，社员必须参与，各班通讯员根据时间安排号召大家参与。下周将由社长组织一次文学社社团活动，希望大家届时参与。

三：社刊编辑。文学社作为一个社团组织，除了为潞河所有师生编辑校刊《潞园》外，我们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在这份社刊中我们将主要刊登文学社社员和各班通讯员的文章，和文学社内的人和事的记录。

四：由采访组进行的对校长的采访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期的《潞园》上首卷位置刊登。

五：在暑假前，对全校同学进行征稿宣传，希望同学在暑假多写文章。

六：由网络组负责，于本月尽快做出建立在校园网上的网页计划，在本月实施，并对全校同学进行宣传。在网页建立后，网络组要寻求建立文学社博客的方案并尽快实施。为潞河学子创建一个更自由，内容量更大的习作平台。

七：在下学期初，在新高一进行文学社的找新工作。

八：在08年9月举行文学社的全体会议，选举文学社下一届的社长，确定文学社下一阶段的活动计划。

第6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第二步：充分做好活动前调研发动等准备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学生，所以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应首先对学生对活动主题的认知情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样才能进一步确定实践活动的方向和深度。可以通过调查问卷、有奖征文等形式了解学生对主题的认知情况。之后再通过摄影展、图片展，时事报道，等多种发动手段，引发学生对身边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环境状况的关注和思考，点燃学生积极参与活动的热情。有必要的话还要联系当地政府取得必要支持，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地政府能否对一项社会实践给予支持对于一项实践活动的成败有着重要影响。由于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优势地位，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对于深入基层的社会实践是大有裨益的，可以省去很多繁琐的程序，以最快的速度深入到目标层面展开活动，从而保证活动的积极有效。我校在确定“韩资假发厂”作为“拒绝河流污染再现清水长流”社会实践活动的实践地点之后就积极同目的地地方政府———洋湖乡人民政府进行沟通，地方政府在充分了解了实践团队的实践目的、调研过程、实践意义等内容后，洋湖乡人民政府同意给予大力支持参加水污染调查的学生进入当地假发厂内部生产车间做水污染源头调查，取得了第一手的详实资料。

第三步：分工明确和记录及时的实施过程活动方案制定后，活动进入实际意义上的实施阶段———这是整个社会实践活动核心阶段，同时也是最艰难的阶段。由于人数多、年龄小、范围广、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多，所以在参与实施实践活动前，首先要进行细致的分工，明确各自的职责范围，并制定详尽可行的活动方案，这是实践活动保质高效、安全有序的保障。在开展“拒绝河流污染再现清水长流”活动时，首先把每个班的学生按照回家线路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小组，并选取其中组织能力和责任心强的同学任组长，并指导他们制定出详细的活动方案，包括沿什么线路调查，哪些同学负责书面记录，那些同学负责拍照等。由于计划的比较周密，组织得力，所以这次实地调研活动取得了较圆满的效果。在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时，要同事书写活动笔记，及时记录活动过程情感体验，保留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成果展评提供依据；要制作活动档案，将活动中拍摄的照片、记录的笔记、收集资料及时汇总，并定期开展阶段性成果的展示活动，以促进活动的进度。

第四步：及时展示成果扩大社会影响社会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参与使学生形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培养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所以在每一次社会实践活动结束后，进行成果总结与展示对他们进行肯定和表彰，是综合实践活动不可缺少的环节。组织学生将活动中积累的调查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将成果以一定方式展示出来。如编成文艺节目演出，或召开活动成果会，或制作成微电影，或布置宣传展板等，及时进行成果的展示交流，这既是对实践成果总结与肯定，也是学生展示自我才能，分享他人成功喜悦的大好机会，同时，通过思维的碰撞，会迸发出智慧的火花，产生新的活动主题。

第7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近年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了快速的交叉融合,其中表现之一就是社会学融入到医学科学之中,成为医学心理学中举足轻重的研究因素,组成社会的个体——人,并不是没有疾病的发生才称为健康,健康已由社会学的介入而延广到有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并完全适应于社会环境的人的积极状态[1]。由此可知,社会心理状态是诱发人体患病的重要因素之一,重视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就是对医学研究的重大推进。

1古代哲理的医学心理探讨

1.1《内经》中的医学心理分析

《内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医学巨著,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至秦汉之间。《内经》中对医学社会心理学的论断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本性[2]。在《内经》理论中,如“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里,故能为万物之父母。清阳上天,浊阴归地,是故天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纲纪,故能以生长收藏,终而复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神用无方谓之圣……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素问•天元纪大论》)以上理论印证了道家代表老子之哲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之名曰大”。(《道德经•二十五章》)认为世间有气,气有规律性,物是气的一部分,人也是这样。表明人具有社会性,是受社会环境所作用的,而且社会环境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影响,从而调节人的生理规律。若气运合一,则人健康发展,反之,人则呈病态发展。《灵枢•决气》将气分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五脏之气、六腑之气、经络之气等类别,并认为精微之气的运动、变化是整体之气变化的基础,而心理活动也是人体特殊的、运动的精微之气及其表现形式:“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精而出入者为之魄,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柔刚,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以上论述也表明了人的心理活动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神、魂、魄、意、志、思、虑、智等是人的心理活动受社会影响的医学表现。心理活动作为精微之气的产物,与人体健康有内在的联系。“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适寒温,和喜怒者也……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灵枢•本藏》)心理活动失常则破坏气在人体内的正常流转而导致疾病,或影响疾病的痊愈。“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藏……”(《灵枢•百病始生》)

1.2道教对医学心理控制的分析

老子曰:“致虚静,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这便是老子所提出的养静论的原理与原则。他指出生命的源头,是以静态为根基的,所以要修养恢复到生命原始的静态,才是合乎常道[3]。庄子也说过:“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尤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庄子•天道》)认为圣人不是因为觉得清静有好处才有意清静,万物不足以挠乱内心的清静才是真正的清静。因此,道教把“清静”作为道教教义之一。如同《真仙直指》所说的“清其心源”、“静其心海”,在修炼中追求一种“真常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静”的常清常静的境界。道教有《清静经》如云:“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若能常谴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任何情绪活动总是伴随着生理、生化的变化,控制和调节情绪状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很大,即情绪与心身健康关系密切。如果不能有效地自我调节情绪,消化其心理的冲突,则可结郁成疾。道教的清静实际上就是学会掌握自己,控制调节情绪,适应自然环境以维持心理健康。

1.3对古代诗歌中的医学心理分析

现代医学心理学认为,作为社会总和的人,一生中都会与成千上万的人进行交往,虽然其交往的形式千差万别,但每个人都有其交往的目的和需要,并且希望达到目的。一旦愿望实现了,需要满足了,就会产生相应的肯定性情感体验,尤其是人生处于逆境时,容易发生种种不同的心理障碍,这时候需要从人际交往中得到某种慰籍,或宣泄愤懑,或倾诉悲伤,或抒写感慨,或激励友情。这样,情感就能得到某种程度的释放,心理上得到某种平衡,且不唯在精神上能减轻压力,还能在困境中见到希望与光明,增强生活的勇气[4]。所以,古诗歌中有很多都是以物咏志、借景抒情。如唐代白居易在《舟中夜雨》中云:“江云暗悠悠,江风冷修修。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船中有病客,左降到江州。”诗人伫立船头,极目江天,云雾迷蒙,秋风肃瑟,心事浩茫,仰天长叹!因为忠而遭妒,贤而不用,满腔忧愤,心如火焚。于是,在诗人的眼中,一切景物都染上了感伤的色彩,夜雨冷冷,浊浪汹汹,这是诗人心理感彩的表现。当这种沉重的伤感超过人的承受能力时,就会引起某种心理障碍。这种心理障碍由社会文化环境产生的畸形作用而致。个体的人格受到损伤,心理健康受到损害,产生心理障碍,从而直接影响机体的生理功能,导致疾病的产生,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2现代医学心理学的探讨

2.1现代医学心理学的发展

现代医学心理学包括现代健康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咨询心理学等。①健康心理学的发展。自从健康心理学于1978年正式建立以来,已经经历了学科专业的辉煌阶段,吸引了来自许多领域人们的广泛关注。健康心理学理论的模式焦点是生物—心理—社会模式[5]。这个模式认为,尽管疾病的原始发生是由物理性损害引发的,但疾病的危险因子、症状的严重程度、疾病的时间过程和预后等都被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心理变量所影响。目前健康心理学的研究侧重于心理健康的标准和自我防卫机制两个方面。健康的应对和适当的自我防卫均是心理健康的标志,当前在我国广泛开展的心理健康教育,主要是培养人们健康的应对方式和适当的自我防卫方式,从而提高国民的心理素质,增强国力。②临床心理学的发展。心理测量是临床心理学的早期成果,但关于它的使用、报告、质量控制等无明确规定。面向21世纪,基层保健和家庭医疗服务将会蓬勃发展,为适应此发展,医学模式和医疗服务模式必须加速改革,由纯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过渡,这样才符合21世纪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临床心理学的分支——行为医学必将弥补这些不足。③咨询心理学的发展。咨询心理学作为应用心理学的一支,它是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和原理,帮助咨询对象发现自己的问题及根源,从而挖掘来访者本身潜在的能力,来改变原有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以提高对生活的适应性和调节周围环境的能力。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心理咨询在国外得到了很大发展,目前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80年代,这一类型学科在我国也开始发展起来。它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正是因为符合了社会的需要,并且与文明社会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相适应。社会发展对心理咨询的需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丰富,精神生活也日趋复杂;人的社会化程度越高,人际交往就越频繁;社会生活的节奏越快,由心理社会因素带来的纠葛也就越多。b.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化,健康的标准更加完善。c.心身医学的发展使人们不断明确心理社会因素对疾病,特别是脑血管疾病、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等的重要影响,而这些疾病又是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命。d.随着社会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自我意识也不断增强。现代社会的人,需要更多的理解,需要有充分显示自己才能的机会。#p#分页标题#e#

2.2现代医学心理学之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

目前,世界上正兴起一门引人注目的新医学,这就是心理神经免疫学。科学家认为,人的心理状态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用精神力量可以医治疾病。科学研究证明,任何心情变化都会影响机体的健康[6]。比如,轻松输快的心情可以增强免疫能力,预防疾病的传染。相反,抑郁紧张的心情则会破坏机体的免疫能力。科学家们预言,临床应用心理神经疗法将是医学史上的一次革命。恐惧、紧张、失败、孤独感之所以有损于健康,是因为这种精神状态能在大脑内发出某种信号,继而在神经末稍产生一种分子,这种分子发出的信息,能使抗体细胞疲惫不堪,削弱其免疫的能力。此外,免疫系统内还有第二个联络网,这就是生化网。带有信息的分子无需经过神经纤维,直接在血液中流动,传递信息。科学家已经发现了80多个这样的“信息载体”,人的感情反应即产生于此,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情绪。医务人员对7651名45～54岁的男性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没有女伴的男人死亡率是有女伴男人的一倍多,他们日常生活都很紧张,肾上腺消耗大量的激素。实践已经证明,精神因素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也起积极的作用。医务人员随意把86位患乳腺癌已扩散的女性分为两组,一组用正常的方法进行治疗,另一组除正常的治疗外,每周还举行一次“集体疗法会议”。会上,她们各自畅述自己的病情,也就是进行精神疗法。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同时进行精神治疗的一组病人平均又多活了27个月,有3名患者经过精神治疗至今仍健在。

第8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英文名称：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呼和浩特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5281

国内刊号：15-1011

邮发代号：16-1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第9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上任伊始，为改变社团长期“在野”（与学校没有联系）的状态,积极与学校各方沟通；为更好的把握社团发展方向，诚挚邀请学校优秀老师为出任我社指导老师，多方努力，经团委支持、老师应允、社内通过，在本学年初十分荣幸聘请彭本华老师、曾祥河老师、许昌斌老师三位为文学社指导老师，促进了社团与校方交流，牢固了总体发展的方向，增强社团在校方的认可度。

针对社团原有机构臃肿效率低下问题进行改善，整合部门设置，将原先的六部根据工作联系性整合为秘书处，编辑部，外联部三个部门，逐步建立以编辑部为主体，秘书处为依托，外联为支撑的机构建制，集中人力做好文学社以文为主的本质工作，精兵简政提高社团后勤支持力度。

2010年12月8日是海职院十年校庆的大喜日子，作为我校最早成立的社团，对海职十年校庆有着一份神圣的使命感，总希望能为校庆做点什么。由于前期没有明确的指示，使得社团错失最佳的准备时机，在时间紧迫和经费短缺的背景下，人以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投入到校庆专刊的出版工作当中，半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工作，并在校庆当天完成了报纸的发放工作，这是人为校庆的一份心。这也是对社团机构改革后的一次大练兵，实践证明，我们的机构设置定位是正确的。

社团内部的团结是社团工作的重要前提，本学年以来，社内集体活动频繁，组织如周六草坪茶话会，海口自行车文学采风，冬至·社庆晚会，新春灯谜晚会等等，加深社员间的沟通，社内凝聚力不断上升，“是我家”的口号被社员所认可。同时，社团活跃度的提高也提高了社团在学校内的美誉度，自招新后至今，不断有新人申请加入大家庭，这是我认为最大的收获。

当然，这一年里我们也有许多不知之处，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改进。

在“我的军训”颁奖晚会上，一份重要的文件打印错误却仍然被陈列在嘉宾面前，这对于一个以文字为存在价值的社团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这也暴露了社团内的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对工作上的分工不够明确等问题，事故发生后，社内认真反省事故原因，加强对自身不足的检讨与改善，避免再次此类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