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文学社会学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诚然，文学家只有扣紧时代、社会的脉搏，再加上自己人格的独特力量和犀利眼光，方可铸就光耀千古的作品。例如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具有伟大的社会意义，因而脍炙人口，青史流芳；相反的，那些脱离人民、现实，只一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或虚情矫态、无病之作，则早已被历史摈弃。

不仅古文学如此，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亦如此。在那风雨如磐的旧中国，中华内忧外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运而起的鲁迅、茅盾、老舍、冰心、叶圣陶等，高举“五四”新文化的旗帜，为唤醒民众而“首推文艺”，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为黎明前沉沉的黑暗辟开了一道光亮。他们是写作家，更是播火者，用黑夜所给的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播撒火种。

轻轻合上《中华文学三千年》，编者对于自《诗经》而始的历代民歌的评价犹在我耳边回响：“它推动历代文学家去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而不是单纯把文学看成是闲情逸致的消遣。”我不禁陷入了沉思：在中华文学和文学家之间，一定有什么把它们强有力地联结在一起。这条纽带是什么呢--对，是社会。正是文学家们关心社会，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才有笔下生花，才有辉煌的中华文学的创造。

首先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那个曾经立在汨罗江畔遥望故土的诗人屈原。他先被委以重任，后因楚怀王听信谗言，遂被流放到江南的荒僻之地。诗人不得不痛苦地眼睁睁地看着故国由盛而衰及亡；自己却壮志难酬，不由愤而走笔，留下千古绝唱《离骚》，倾吐自己无比坚定的信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黑暗的社会现象磨砺、造就着屈原，屈原又以他的作品抨击时弊、抒发爱国热忱。他的作品流传后世，又让后人欣赏到“楚辞体”独特的风格，了解到他所处的时代、区域之风貌。故有诗曰：“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然而我却认为，这里面还包含着许多不为局外人所知的沉痛和无奈。

第2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艺术体制理论的源头———分析美学阵营中的艺术定义危机

纵观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逐变求新经常达到了令观赏者震惊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现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尔(AndyWarhol)的波普艺术(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约翰•凯奇(JohnCage)的“无声音乐”(4分33秒)乃至奥兰(Orlan)的“整容”行为艺术，这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实践一次次地冲击着艺术边界，让观众对习以为常的艺术常规产生质疑。

有人认为这种凸显观念而弱化审美的当代艺术不过是一场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的符号游戏，它利用哲学化的观念外衣掩盖了其粗制滥造、胡乱剽窃的本质;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勃兴不过是艺术界各方如拍卖行、画廊、策展人、投资商、经纪人、艺评家、收藏家联手，通过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来的艺术泡沫。这些争端背后的一个基本问题浮出水面: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何在?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这种大潮的冲击下，既有的艺术理论在大量亟待辨识和阐释的艺术作品和实践面前显得束手无策。随着杜尚、沃霍尔们被冠之以前卫艺术家并逐渐被艺术机构所接纳，随着艺术品和日常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我们不仅疑惑:到底何为艺术?谁是艺术家?艺术生产者至高无上的地位到底是独特的天赋授予还是一种社会生产制造出的集体幻象?艺术界或曰艺术体制论正是在传统艺术理论频频遭受当代艺术实践的冲击下应运而生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曾指出:“当旧的美学理论无法充分阐明已被相关艺术界中具有丰富知识的成员所接受的艺术品的优势时，新的理论应运而生，与过去的理论抗衡，并对其进行扩充和修正。当一个既定的美学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逻辑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却已然通过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时，总会有人构架起一个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论”(Becker145)。面对花样翻新的现当代艺术，艺术哲学家们(以莫里斯•韦茨为代表)先是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中获得灵感，提出“艺术不可定义”说，这一观点因其逻辑漏洞以及无建构意义的虚无和空洞性而很快被众多美学家(如曼德尔鲍姆)攻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可以定义”说又应运而生，只不过这种定义的路径已和本质主义艺术定义(如模仿说、表现说)大相径庭，它超越了传统美学只从外显性(exhibited)特征出发寻找艺术普遍本质的局限性视域，而主张从非显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来重新界定艺术。沿着这条路径，20世纪60年代在美学内部围绕着艺术定义展开的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从艺术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出发，对艺术品资格问题进行讨论，这就是以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乔治•迪基(GeorgeDickie)为代表的“艺术界”(artworld)和艺术惯例理论。关于二者的相关理论的详细介绍目前已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简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艺术需要艺术理论氛围和艺术史知识———即“艺术界”的阐释，而迪基则更为关注各种艺术界体制———如已建立的惯例、习俗、常规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艺术品资格的，因此其理论常被称为“艺术惯例”论。尽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艺术哲学的理论视域内，然而可以看出，当代美学越来越呈现出溢出艺术哲学边界，向文化社会学靠拢的趋势，尤其是迪基的“惯例”说，空前地将“体制”这一因素引入到艺术定义的思考中，体现出鲜明的社会学特点。而社会学家贝克和布迪厄通过合作的“艺术世界”和冲突的“艺术场”理论体系则摆脱了哲学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将当代艺术问题、艺术体制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具体的实处。

合作与冲突并存的艺术世界———借鉴社会学资源的艺术体制理论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们的艺术体制论不久，社会学领域也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HowardS．Bec-ker)和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艺术体制的专门研究。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艺术社会学研究中就已初现从艺术体制视角来研究艺术的苗头，此思路源于对“为艺术而艺术”(artforart’ssake)这一艺术形而上概念的驳斥，如法国的斯达尔夫人(MadamedeStael)和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泰纳(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会环境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制度、时代精神、地理环境、自然气候以及种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对艺术风格、内容、形式和艺术史流派的影响，而后者反过来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时代的社会状况。这种艺术反映观的主要持有者还包括以马克思以及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叶，直接或间接借用了经典理论的一大批学者，如夏皮罗(MeyerSchapiro，1973)，豪泽尔(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艺术主张的核心是:艺术品反映社会阶级关系，正是社会阶级关系赋予艺术品以美学形式和内容。受这一主张的启发，艺术反映论的学者们并将艺术品的研究同对艺术家的生活的研究结合起来，去分析生产的经济模式和社会阶级结构，他们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义的分析原则成为艺术社会学研究的新标准，这些原则包括:艺术家是特定集体的成员，而非被赋予独特创造性天才的孤立个体;在商品社会中，艺术品是商和社会机构用货币或其它类似方式购买或投资的对象;艺术品取决于物质和技术的生产媒介，而后者以社会劳动体系为先决条件;艺术品用审美的形式和内容“反映”或“编码”了其所在时代的社会结构;艺术品所负载的价值并非在一切时代都是必然有效的，仅仅对那些在特定社会背景下“消费”它们的特定社会群体才有效(哈灵顿10－11)。这些主张虽然为艺术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角，然而其相对单维的反映论难逃过于简单化、机械化的嫌疑，没能捕捉到艺术界尤其是当代艺术体制中各个节点之间互动性和动态性关系结构。

几乎与分析美学对艺术定义问题的讨论同时开展的另一种研究，是开始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国和法国社会学学者进行的关于艺术体制的经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与的艺术社会史不同，比如它对价值判断的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并回避审美评价、审美内容，而是更加注意公众在行为和体制上的艺术接收实践，它“建立在对艺术市场、艺术职业机构、艺术管理、专业艺术网络和艺术消费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础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艺术体制理论在经验上的种种应用”(哈灵顿23)。美国和法国的研究者分别以贝克和布迪厄为代表，二人都表现出与社会学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种亲密性。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艺术世界》(ArtWorlds)。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显然是受到丹托“艺术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会学理论中“符号互动论”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启发。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来看，艺术和语言、文字等媒介一样，是一种通过不断交流、沟通与协商来塑造意义的物化手段。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将艺术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结构，认为应以“互惠”的社会互动关系框架来研究艺术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另一位符号互动学派的社会学家邓肯(HughDun-can)也提出从分析微观机制的社会互动出发研究艺术和艺术生产的过程。邓肯建构了一种“作者－批评家－公众”的三角互动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动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尽管“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号化的，并非是社会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还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隐含着一种“社会团结”(socialsolidarity)，这种社会团结又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促成互动各方的“同态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贝克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艺术圈(演奏爵士乐)的亲身经历，贝克与艺术家群体有着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艺术领域具体活动和实践的特点，因此他不是像哲学家或一般社会学家那样在简单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层面上谈艺术，而是依据他本人在几种艺术世界中的个人经验和参与，对艺术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过程进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说丹托和迪基将传统艺术哲学的本体化追问“何为艺术”置换为“为何某物为艺术”或“某物如何获得艺术品资格”这类问题，那么可以说贝克则将这一追问转化为更具社会学色彩的问题:艺术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细分析这一追问，不难看出贝克对艺术界问题的讨论是以某对象已经被艺术体制接受为艺术品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简单总结贝克关于艺术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个，即集体行动(collectiveactions)、常规(conventions)和标签理论(theoryoflabeling)。按照贝克在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关文章③中的理解，艺术世界是围绕着一种惯例而实现合作生产的艺术界公众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艺术世界》的开篇，贝克就对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界定:“艺术世界是由所有这样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活动对于这个或其他世界规定为具有艺术特色的作品之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世界的成员要参照惯例性理解协调那些活动，生产出作品，而这些理解则包含在共同实践和经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样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复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产类似的作品。因此，我们把艺术世界视为一个诸多参与者合作关联的网络”(Becker34)。

艺术首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这是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一个基本命题，这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了艺术生产中的协作性:艺术家虽然占据艺术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艺术品并不是个别天才艺术家通过天赋、灵感单独创造出来的，而是不同的参与者在作为行动者共同存在的社会空间———艺术世界中协同合作的产物。贝克采用“任务组”(bundleoftasks)和协作链(cooperativelinks)———即艺术世界中参与和从事各种艺术活动的行动者们来代替传统美学中的天才艺术家。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既因时而变又相对稳定。贝克这里还指出了我们在分析艺术世界的劳动分工时容易产生的一种狭隘理解:我们会认为表演类艺术(电影、音乐会、戏剧、歌剧)是基于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的艺术，但是像诗歌和绘画这类的艺术似乎不存在劳动分工，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作品是由艺术家独自一人完成。然而劳动分工并不仅仅意味着艺术活动的参与者必须像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那样同时甚至同地协作劳动，而是要求每位参与者在适当的时间或者环境下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以当代美术为例，一幅画作背后的劳动分工网除了艺术家本人之外，还应该包括:画布、画架、颜料、画笔的生产商;提供画展场地和经济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馆管理者;制定美学理论的评论家和美学家;提供保护和优惠的税收政策的政府机制;对作品做出回应和反馈的公众;过去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画家，因为一幅画必须置于他们所创造的传统背景下才有可能产生意义。④同样道理，表面上更为独立自足的诗歌创作实际上也无法脱离出版商、印刷业、诗歌传统等分工。

然而艺术世界中的诸行动者之间的集体合作行为并不是暂时和随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约，而是按照某种彼此一致认同的规范(norms)组织起来的，是什么保证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种程度上承担后果等方面产生默契?这就涉及到贝克艺术世界理论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概念———常规(conventions)，⑤常规并非艺术界内在的、先在的结构，而是经过艺术界各方在长期的冲突、妥协、调和中产生的结构性规则，同时又反作用于艺术界，起着整合、凝聚、规范艺术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规的雏形是行动者相互协调后达成的一致性意见和协议，其后逐渐演化为常规。艺术观念是艺术常规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种艺术观念随着艺术界合作行为而逐渐被结构化和体制化，它就能发挥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艺术界资源的作用。正是常规使得艺术生产中形态各异的劳动分工和实践得以反复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顺利进行。贝克将艺术界常规分为非专业和专业常规两种类型。非专业化常规指的是所有社会化成员都熟知的文化传统、社会习俗、艺术观念等，例如我们习惯性地根据不同媒介将艺术分为绘画、雕塑、音乐、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认定存在艺术和非艺术的领域等等，非专业化常规通常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观念，这些观念有些来自于文化传统，有些源自艺术世界内部或艺术媒介本身。专业化常规主要包括一门艺术的专业知识、美学理论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过专业的艺术机构才能学到，可以说是进入艺术场大门的通行证。另外，非专业和专业化常规并非固定不动的观念，而是随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相互转换。无论是专业化常规，还是非专业化常规，都属于艺术观念，是艺术界公众共同认可的规则的主要成分，换句话说，贝克关于常规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着艺术观念展开的。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体现了贝克艺术界理论的优势:他并不像传统艺术社会学那样，仅仅将以物质形式呈现的艺术品放置在社会、历史背景下以考量诸社会外部因素对艺术生产、传播的影响，而是借用对艺术世界常规理论的研究，把关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会学理论中，即艺术是艺术观念控制下的艺术，艺术价值是在艺术观念或常规的运作下的美学判断。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就是一种观念。在贝克的理论视域下，我们不仅仅思考“什么是艺术”、“某物品是否为艺术”等问题，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们将某物判定为艺术”，或我们对物品做出的审美价值判断是在何种艺术观念的影响下进行的，而这些艺术观念又是如何形成、变更和产生作用的。

贝克对社会学理论的一大贡献是标签理论，《艺术世界》及相关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给予大篇幅的深入讨论，但却处处渗透着标签论的色彩。在贝克看来，无论是艺术品的价值，还是艺术家的艺术成就和声誉(reputation)都是通过“艺术世界”获得的，并非是像传统美学所宣扬的那样，艺术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启发性的、深邃的等本质属性被赋予其独一无二的价值，进而艺术家因其作品的“伟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赋而获得声誉的光环。从贝克的标签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不难发现，艺术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艺术世界的集体行为，是艺术界的行动者如策展人、经纪人、拍卖商、艺评人多方生产和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解构艺术的审美价值和祛魅艺术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们揭示:二者的获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与生俱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家”这个角色本身也是艺术界公众运用共同的艺术常规对其“标定”而产生的一个称号，或者说是一种“标签”。艺术家的声誉是协作生产的结果，作为一种象征资本，声誉一经确立以后又会成为艺术品生产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区分和筛选的功能，因此，贝克“标签”理论对我们重新发现艺术世界中声誉机制的确立和运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传统美学中被神圣化了的“声誉”在标签理论的破解下被还原为艺术世界通过集体合作而生产出的一个神话，一种幻象。

“艺术世界”(artworlds)这一技术性定义，是贝克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它凸显了艺术生产中的集体协作性;在微观上，这一概念又将研究触角伸向了艺术生产网络中依据共同的“常规性理解”而反复合作的形形的个体，而贝克艺术体制理论的核心概念———常规则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艺术观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艺术观念如何在艺术世界维持相对稳定的结构的同时又在不断流动和变革中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贝克将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资源拓展到艺术领域，克服了传统经验主义过于实证化的局限，他对艺术生产，尤其是艺术分配领域的分析具有结构性框架的特征，从作为常规的艺术观念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艺术品的审美价值是如何在艺术关系网络的运作中生成及演变的，而艺术家的“天赋”又是如何经艺术界各行动者的点石成金之手而逐渐被神圣化为“声誉”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机制，后者作为艺术界体制权威和象征资本又进而投入到艺术再生产中去，有效地行使着筛选和区分功能。可以说，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艺术品”这一问题。从这些层面上来看，贝克的艺术世界体系和两位分析美学家的理论相比无疑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明显的先进性。有关艺术体制的社会学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如果说贝克强调的是作为关系网络的艺术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艺术场理论则更侧重的是艺术世界中的冲突与竞争维度。作为将当代艺术体制理论置于社会学路径下进行研究的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贝克和布迪厄都将关注点放在了艺术世界或艺术场中个体和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贝克通过大量的列举和描述展示了艺术世界的复杂性，有着将艺术生产泛化为文化产品的生产的倾向，然而在艺术观念的频频发生革命性变迁的现当代艺术界，仅仅用合作来解释新艺术对既有艺术体制的反叛、否定和颠覆显然是不够的，而布迪厄的艺术场概念则对理解新旧艺术观念之间及其相应的人或行动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有着颇有助益的启发。不同于贝克的是，布迪厄试图用诸概念搭建起一个理论构架，通过这个构架来分析艺术场内部的运作，他更注重的是复杂艺术世界中的总的结构、法则和机制，他坚信艺术界和其它社会场域一样，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构的基本秩序，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理论对布迪厄的影响。

布迪厄对艺术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1992年发表的著作《艺术的法则》(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贝克和布迪厄都将艺术世界定位为一种动态关系网络，这一关系网在布迪厄的理论体系中被命名为“艺术场”。为了寻找艺术界内部的客观关系结构，布迪厄引入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来分析艺术界内部的冲突与竞争:“场”(field)、“惯习”(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资本(capitalofculture)，这四大概念无疑是布迪厄艺术场理论大厦的四座基石。“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贝克的由互动行动者构成的合作关系网相比，布迪厄的场是一个更为结构性的概念，场中的每个行动者(个体或群体)都占据着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结构主义者的是，布迪厄对艺术场域的考察渗入了权力的思考。或者说他将文化艺术生产场域放置于权力场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说是一种“元场”(meta－field)，元场控制着所有场域中的各种资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据的位置。和结构主义理论的静止不变的结构相比，场域中的位置是相对的和动态的，是在各种关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预先存在的。携带着不同资本的行动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构成了场中结构的不平衡性，是作为权力场的艺术场中各方冲突和斗争的源动力:行动者为了占据、保持或改变位置而进行着权力争夺，这种冲突推动了艺术场内的关系结构在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同时不断变化。简单概括，艺术场是一种各个位置之间的关系结构，这些位置被诸行动者所占据，他们携带着几种形式的资本去争夺特殊的符号资本(权威、声望、名誉等)。

布迪厄对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转换成金钱，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两者则被布迪厄称为“符号资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将文化资本描述为一种知识形式，它赋予了社会行动者以一种识别力或竞争力，用以解码文化关系或解读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引入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分化和权力分配不单单依靠物质因素或者说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或曰符号资本这类非经济力量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具体的状态(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观的状态(objectifiedstate)和体制化的状态(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体的状态指的是行动者用以应对文化话语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长期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习得的;客观状态是指文化资本以物质载体(如书籍、绘画、歌曲、电影、乐器)等形式出现;而体制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包括文凭、头衔以及各种形式的体制认证。从文凭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进入职场，获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可以相互转换。以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场为例，布迪厄将文化生产场分为两个次场:有限生产场(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规模生产场(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艺术场，后者则是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场，遵循的是他律原则，以文化产品尽可能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为主旨，艺术品的广泛认可与更多的经济利益、经济资本直接挂钩。和其它社会领域如经济场或政治场一样，作为文化场子系统的艺术场也有着自身的场的逻辑和资本形式，艺术场存在的主要条件是文化资本，它遵循着“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原则。然而和大规模生产场的运行模式正好颠倒的是，自主的艺术场以否定经济利益、“摆脱”功利性为准则，并依托于以少数艺术界专家所构成的精英机制。然而布迪厄却敏锐地指出，这种“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资本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实现权力操控和统治，将文化等级分层变得神圣化、合法化的过程。换言之，艺术场中文化资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潜能，这种相互转换的潜能也更好地解释了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作品如何被最终体制所接受并认可的过程:艺术中介(拍卖商、策展人等)通过发现、展出、阐释及评估那些不同于常规趣味或传统学院派风格的艺术品，实现了文化资本的累积，通过培养出新的审美趣味导向，在艺术场内创造了新的位置，从而也完成了经济资本的增值(收藏、拍卖)。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合谋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中国当代先锋艺术家在国际双年展上频创佳绩，掌握了可观的文化资本(声誉)，进而通过拍卖行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利润，从昔日的艺术场的异端和忤逆者变为体制内的主流和强势占位者。

和贝克从合作和常规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艺术世界不同，布迪厄是从冲突和竞争的层面来分析艺术场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考察既涉及艺术场内部人之间的占位争夺，自律(autonomy)原则与他律(heteronomy)原则、正统(orthodoxy)与异端(heterdoxy)的斗争，又包括艺术场和大规模文化生产场之间的相互渗透。我们可以将艺术场的自律原则(为艺术而艺术)看成是以专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阶层(艺术家、美学家、艺评家等等)为了维护或将自己所持有的权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号。在艺术自律的主张下，他律原则(经济、政治)因其“不纯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艺术场之外;通过制定“正统”的艺术观念并将其神圣化，权威守护者把不符合其“正统”艺术观念和美学原则的异己驱除场外或将其边缘化，从而完成了艺术场权威位置的巩固。一个艺术场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导地位的专家阶层就越强势。随着资本的介入，当代西方艺术界越来越受到他律原则尤其是经济原则的围攻，专家所标榜的“纯粹的”无功利艺术只是一个美学幻象，艺术从来就不曾真正地脱离过艺术市场。

随着大规模文化生产场向艺术场的渗透，专家和精英阶层的优势位置已经开始动摇，拍卖行、策展人、出版发行商、艺术经纪人、艺廊、博物馆、收藏家、媒介等“不纯”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让我们意识到，艺术场内以美学家、艺术理论家等为代表的“权威”阶层对位置的垄断面临着逐渐势微的趋势，任何对艺术场权威位置的独霸都不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统和异端的斗争是每个场中基本的、持续的过程。最重要的斗争武器之一就是［……］艺术的合法定义，包括艺术的分类和划界”(转引自Maanen63)。回顾六七十年代美学界关于艺术定义、区分艺术和非艺术的论争，其实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也是学者阶层通过为艺术立法而争夺艺术场权威位置的过程。布迪厄还深入分析了艺术场中体制化的符号资本———信仰(faith)。信仰和贝克的“声誉”有着相似性，是声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作为艺术世界集体认同、集体信念的“常规”的特殊形式，是常规高度体制化后的结果。具体地讲，信仰包括艺术场行动者对某些艺术观念、美学原理、审美价值的认同，对艺术家的技巧、天赋、创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对艺术中介人、艺评家、拍卖商拥有发现艺术珍品、正确鉴定、评估艺术品价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当人们对一件艺术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却盲目地跟随艺评家或“资深”媒体的评价而对艺术品的价值高度认可时，实际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联系文化资本的非物质表现形式，可看出这种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认可与信任反映了文化资本对艺术场实施控制的隐蔽性。各行动者为维护各自的艺术观念而进行的权威争夺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为外衣，掩盖了权力运作的实质。和声誉一样，信仰产生于艺术场的竞争关系结构中，同时也会循环再生产，并反作用于艺术场。

第3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语文课堂不一定单单是讲解课文、处理习题，也可以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例如课堂上可以利用一些家电、药物等说明书，先让学生阅读说明，然后给大家具体讲解操作步骤和注意的事项，如果有不好理解的地方，不妨对照说明书边操作、边讲解，学以致用，更能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同时也让学生的阅读理解及口语表达达到一定的水准。中学生一提到作文训练就头疼，不知如何下笔，究其根本就在于缺乏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不妨让学生准备一个“随记本”，遇到好的情境，鲜活生动的语言、细致入微的感触，都可以抄记下来，做日常生活的刻录机，积累多了就不怕没得材料写，作文水平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另外，学生热衷于“快餐文化”，对篇幅长的文章难于读完、读懂并深刻理解，我们不妨让学生当一当编剧，让学生自己阅读理解，自编自导，起初可能剧情幼稚，语言欠熟练，但学生热情高，参与积极性高，久而久之他们的理解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就会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培养学实践调查的习惯

语文学习也不应仅局限于课堂，我们可以多采用综合实践、社会调查的方式，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综合实践和社会调查等活动，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他们高度的社会生活责任感、明晰的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辨别能力，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语文知识，提高语文能力。经过调查之后，再让学生针对这些在生活中既普遍遇到而又认识很难统一的问题展开讨论，经过思考、辩论，不但能提高认识能力，收到思想教育和思维训练的作用，还能提高口头训练能力，并促进写作。例如，本学期我班进行了“学生带手机与学习成绩”调查和“假期与网络使用”调查，通过这两次调查，学生都进行了讨论。得出以下结论：

（1）随着通讯网络的逐渐覆盖，学生使用手机、上网的现象日趋普遍，即使学校明令禁止也不可能杜绝，且形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2）学生自制力差，网络和手机上的游戏等不良信息诱惑着学生，大部分带手机上学和有网瘾的学生其成绩必然大幅度下降，这成为当今社会生活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3）合理利用手机和网络，充分发挥手机和网络的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将手机和网络转变为教育教学资源是当务之急。学生将调查、讨论的内容写成了作文或者调查报告，本学期内手机作弊、网聊、沉迷网络游戏的现象有了明确的好转。我们做到了语文的生活化，学生不觉得语文枯燥，学习兴趣自然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结语

第4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一、大学生社会化的内涵

社会化是指社会个体从“自然人”发展为“社会人”的过程，具体来讲，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个人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内化而习得社会知识、技能、规范、价值观念和发展个性、完善心理品质，以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传承社会文化，适应社会生活；二是个人通过能动地释放、外化自己的社会属性、本质力量，积极参与和影响社会生活，创新社会文化，促进社会发展。因而，人的社会化是个人学习、适应社会和参与、影响社会的统一。

人的社会化和大学生的社会化是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因此，社会化的内涵当然也就寓于大学生社会化的内涵之中。所谓大学生社会化是指大学生以社会影响为主要背景、以高等教育传递为主要媒介，接受社会教化、学习社会文化并“通过大学文化这一特有形式影响和作用社会的过程”；是大学生在社会角色期待的引导下、在逐步成为独立成熟的社会人和高级专门人才的过程中认识社会、适应社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相统一的过程。这一含义体现了大学生实现和外化自身社会属性的特殊性，被赋予了明确的自我意义和社会意义。

二、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问题

从近期的“复旦投毒案”等多起校园凶杀案的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大学生在心理上以及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加之当下全球化的发展、社会转型矛盾以及激烈的竞争环境，使得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问题愈发突出。据《2010-2011年度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显示：分别有27%、66%的大学生认为自己经常或偶尔有心理方面的困扰，近九成学生表示心理出现困扰。具体看来，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自我意识消极

自我意识乃是对自己存在的观察，包括认识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特征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等。自我意识对个体的心理健康起着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包含的两个主要成分――自尊心与自信心对个人行为发生重大影响。在复旦大学投毒案事件中，犯罪者林某在某种程度上因其农村家庭背景，有一种较为不正常的自尊心和不自信，从而在自我认知上发生偏差。同时，自我意识具有矛盾性、形象性及独特性。就林某来看，其在自我意识上表现为自我矛盾型：内心的矛盾强度大、延续时间长，新的统一的自我久久不能确立，从而难以产生积极的自我，使得自我调节也缺乏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样，自我形象伴随着自我情绪体验，如林某在想象他人关于自己的外貌、行为、性格时就会时而高兴，时而悲伤。

（二）人际关系矛盾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心理上的直接联系，也是情感上的关系。它反应了个人或群体寻求满足其社会需要的心理状态，不同的人际关系会引起不同的情绪体验。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利于身心健康以及个人幸福，紧张地人际关系不仅为人增添烦恼也不利于人的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人际沟通是人际关系的前提与条件；人际关系是人际沟通的进一步基础。在这起投毒案中，毫无疑问，林某与黄某的关系是不和谐的。这构成林某实施犯罪行为的一个重要动机。

（三）社会动机不足或者是过度

社会动机是直接推动个体活动达到一定目的的内部动力，它是一种内部刺激，是个人行为的直接原因。它是由需要所激发的。社会动机在当代大学生身上表现的较为复杂；一般来说，多数学生渴望通过大学学习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成就动机感强烈，但是有一些同学的社会动机表现的反而过于强烈，从而影响心理健康；同样也有一部分学生无所事事，庸碌无为，成就动机不足。如此下去，很难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人才。

（四）社会态度出现偏差

社会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个因素所构成的心理结构，使人们对人、事、己的一种喜欢或不喜欢的评价，并在他们的信念、情感和倾向性行为中表现出来。态度对行为发生动力与调节作用。当前多元的文化环境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极大的冲击的当今大学生的社会认知和情感，从而导致大学生的社会行为出现偏差。

三、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个人原因

内因决定外因，影响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大学生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大学生自我认知不足，社会动机和社会态度不够端正、人际关系不和谐以及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够等等因素，严重影响了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二）家庭原因

家庭是人的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它在大学生社会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家庭教育在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教育观念的偏差，其次是在教育方法上的不当。这两个方面导致很多大学生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欠佳，并最终影响到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三）学校原因

大学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对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学校在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并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比如课程设置不合理，理论和实践相脱节；未能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够，投入力度不足。

（四）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环境对于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首先，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对大学生社会化造成了障碍。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等这些社会负面影响严重削弱了主流价值观，对大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其次，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的现实困境给大学生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压力，使在校大学生的社会认同度降低，进而使他们对社会化产生距离感和恐惧心理；再次，大众媒介以及新媒体的负面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大学生社会化的进程。大众媒介和新媒体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媒体信誉度、传播品质的下降以及信息泛滥、信息污染也不可避免的对大学生社会化造成了冲击。

四、优化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路径探析

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大学生尤其如此，在校时有学业压力、社交压力，临近毕业会有就业压力、情感压力等等，若不能处理好这些压力，大学生就无法成功的进行社会化。因此，我们必须对大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路径进行探析。

（一）从个人方面来说

1. 大学生要进行正确的自我认知，树立积极地自我意识

从复旦投毒案以及近年来多起校园凶杀案来看，犯罪嫌疑人多数都是没有进行正确的自我认知，矛盾型人格体现得较为明显。积极的自我意识对个体的心理健康起着积极的影响。我们个体自身要学会确立统一的自我、积极的自我，使自我调节形成稳定性和确定性；同时在日常生活中，要主动形成积极地自我情绪体验和自我态度，加强自我控制，以巩固我们的自我意识。

2. 积极进行人际沟通，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当今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受到万千宠爱，进入大学的集体生活以后，由于生活方式、个性差异等等，极易引起人际关系矛盾。因此，大学生要学会进行良好的、积极地人际沟通，人际沟通是人际关系的前提与条件；人际关系是人际沟通的进一步基础。拥有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才能我们大学生进行社会化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3. 树立正确的社会动机和社会态度

当前正处于全球化的信息网络时代，加之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权力意识、功利意识泛滥，因此，许多大学生并未树立正确的社会态度和社会动机，不少大学生也认为权力压倒一切、金钱压倒一切，不以丑为丑。因此，成功的对大学生进行社会化必须敦促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动机和社会态度。

（二）从外部环境来说

1.发挥家庭教育的支持性作用

家庭是学生进行社会化的第一场所，尽管大学生走入大学以后，家庭在时间、广度上的影响力相对衰弱，但是家庭环境、父母亲人依然对大学生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对大学生的社会化起着重要的情感支持以及人生指导作用。

2.发挥学校的教化功能，使其成为大学生社会化的主阵地

首先，高校必须优化课程设置，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其次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校园精神鼓舞人、感染人；再次，高校要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后高校要加大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吸收国外教育教学的先进经验。这方面，美国大学的架构或可学习：内容上，美国的心理健康教育有学生心理健康咨询，生活指导，生涯辅导等；实施途径上，有学生自我心理保健教育，校园生活的渗透作用、进行社会服务，设立健康图书馆等等。这些远较国内简单的心理咨询室或者几个课时的心理健康课更系统和全面。

第5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理想，爱，美，幸福。我们苦苦的寻觅，到今天我相信这将是我们寻觅的一个终点。我们会会发现在文学遨游的现实中，找到他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文学社将给我们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在把文字的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平台。

通过今天的会议，我们将确定今年5月至9月文学社的工作计划。这段时间内我们的工作计划如下：

一：校刊征稿工作。文学社将分阶段进行征稿工作，阶段分为：5月，6月，暑假，9月、在5，6，9三个月份中各班的通讯员需推荐优秀稿件5篇以上，暑假阶段推荐10篇以上。对稿件的要求是，文体，字数不限，内容可多样，但要积极向上。稿件以电子稿形式发送到文学社的邮箱。文学社将以同学为主体，参考语文老师的意见对稿件做到每稿必复。

二：社团活动。自本周起，文学社将开始进行以同学为主体的社团活动。社团活动工作由文学社社团活动小组负责。我们的活动内容将以交流写作的心得体会，探究社员感兴趣的文学现象为主，也可以有内容多样的活动。我们的每次活动都由同学自己组织，每次活动有一名至多名发起人。文学社社员和各班的通讯员均可发起活动，如有兴趣组织文学社活动的可以把计划交给社长或社团管理组。之后由社团活动组负责确定时间地点。文学社社团活动，社员必须参与，各班通讯员根据时间安排号召大家参与。下周将由社长组织一次文学社社团活动，希望大家届时参与。

三：社刊编辑。文学社作为一个社团组织，除了为潞河所有师生编辑校刊《潞园》外，我们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园地。在这份社刊中我们将主要刊登文学社社员和各班通讯员的文章，和文学社内的人和事的记录。

四：由采访组进行的对校长的采访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期的《潞园》上首卷位置刊登。

五：在暑假前，对全校同学进行征稿宣传，希望同学在暑假多写文章。

六：由网络组负责，于本月尽快做出建立在校园网上的网页计划，在本月实施，并对全校同学进行宣传。在网页建立后，网络组要寻求建立文学社博客的方案并尽快实施。为潞河学子创建一个更自由，内容量更大的习作平台。

七：在下学期初，在新高一进行文学社的找新工作。

八：在08年9月举行文学社的全体会议，选举文学社下一届的社长，确定文学社下一阶段的活动计划。

第6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古人云：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壮丽事业，需要聚全民之智慧、倾举国之力量接续奋斗来完成。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纷纷“问政于民”，既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又激发了人民群众踊跃参与发展决策的政治热情，有利于集智于民，实现科学决策。学校管理同样如此。学校发展不仅是领导的事，更是全体员工的事。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要管理好一所学校，让决策科学，方案可行，符合实际，领导就要经常深入教师中间，和教师打成一片，尊重教师的民利，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让教师自觉自愿参与民主决策。通过定期召开教代会、座谈会、个别谈心和问卷调查等途径，虚心听取教师对学校发展的建议，对工作中的热点、疑点和难点问题的看法；请学生家长、人大代表以及社会有识人士到学校走走，坐坐，广泛征求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为学校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二、资源上讲“借力”

在社会大环境中，学校与地方党委政府、村居社区、学生家长及兄弟学校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学校领导要善于借力，努力搞好上下协调、左右协调和内外协调，争取多方支持，使各种教育元素有机集合，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科学整合，形成学校发展良性循环机制，优化发展环境。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班子成员、师生员工等内部力量，还要通过领导视察、专家指导、参观学习、报刊阅读等多种途径从外部吸收精华，结合学校实际，推进管理。学校领导还要做有心人，向每学年调进来的教师和转进学生，细致了解原学校的管理和教学情况；对出去的教师和学生，想办法了解他们现在的工作学习状况，从中借鉴其他学校好的管理经验。另外，信息化时代新闻媒体也是重要资源，要善于借助为学校发展造势助力。

三、行动上讲“给力”

第7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关键词：儒学；社会思想：社会学

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开始重新关注曾在中国占有显学地位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儒家学说代表人物众多，内容纷繁芜杂，很难用较为简短的语言概括其全部内容及精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昭示着儒学有着其他学说难以企及的巨大弹性，因此今人对其的评价亦可有广阔的操作空间。

儒学包含丰富的社会思想，大陆学界对儒学的认识中，亦有从构建中国学术谱系的企划出发，将儒学中某些因素，作为西方社会科学中某些学科的中国样本这一趋势。例如，将儒学中的统治技术和国家治理思想视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将儒学中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视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学(彭立荣，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东西方不同发展路径条件下知识与学说的形成与性质。

一、关于社会学发生学意义的不同认识

社会学作为关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专门知识的理论体系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种种社会问题促使社会思想家和哲学家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社会学的出现更是人类对社会及其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化的结果。在其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它的许多思想观点一直被包含在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说、理论之中，以社会哲学的形式存在(贾春增，2000)。

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的社会学经历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的漫长转变过程。古希腊哲学中的社会思想以及文艺复兴以来的社会哲学思想，对社会学的逐渐形成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积淀作用。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社会学的产生同样起到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其成果反映在哲学思想(从思辨的层次)上，通过哲学思想又直接影响到社会科学。因此社会学得以产生和发展，乃是长期存在的各种社会哲学思想演化的结果。

一些学者认为上述解释固然合理，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均有各自不同的知识与学科发展路径。人类对自身群体进行的研究早已有之，并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会思想与社会学说。就中国情况而言，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包含着对人类社会和人际关系等内容的研究；这一类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与学说，不可否认其具有社会学性质。因此，儒家学说(或称儒文化)就是一种以文化的形态出现，以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为根本特征和对社会进行整合、治理为根本任务的关于社会的理论与学说，即为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古代中国无社会、社会学之名，且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与讨论亦不可能上升到近代细致分工的学科之水平，因此不能企望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及其继承者使用今天的学术概念，更无法企望其思想与学说完全符合近代学术规范i今人对此类历史上的思想、学说与理论的审视与界定，不应仅从其具有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更重要的是需注重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检讨其理论体系是否形成并成熟，其理论深度与社会功能处于何等程度。因此对儒家学说而言，审视其蕴含的具体内容，是对其进行定位与“正名”先决条件。

二、儒家学说的两大主题

在上述观点的支持下，不妨从儒家思想的主题入手，梳理其中蕴含的社会学意义。儒家学说的核心为两大主题，即“礼”与“仁”，以此为核心儒家学说首先具有突出的伦理社会学性质与功能，同时兼具政治社会学意义。

作为一种规范系统，礼的形成适应了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孔子认为礼对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故对其极为重视(苗润田，2002)。《广雅》；“祉，髓也”，礼具有使人彼此结为一体的功能(王处辉，2002)，成为维系社会的纽带。与此相关，儒家学说对家庭的关注亦是由于对礼的维护，体现了其在家庭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已处于高度系统化程度，这种角色要求实际上同样是一种具有强大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推而广之，家国同构。治家与治国被联系到一起，孔子引用《尚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认为在家庭伦理问题上持正确态度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主张从政者首先应当是全民道德方面的表率(彭立荣，2003)：因此儒家政治思想对统治类型的期望和韦伯的“个人魅力统治”有着惊人相似。这种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其才能可表现在伦理、英雄行为或宗教方面(L.A.科瑟，1990)，在统治者所具有超凡的个人魅力与才能中，伦理道德标准是关键因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篇)。

在阐发“礼”主题的同时孔子提出“仁”主题，为礼画龙点睛。“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篇)。孔子认为仁是礼的内心，礼是仁的表达形式；仁是内心的深情厚意，由此而求表达，于是有礼乐(王处辉，2002)。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敬的交往伦理；同时，仁应当成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是“君子”必须具备的品质，“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篇)

推及政治领域，孔子的“仁”被发展为孟子的“仁政”，涉及统治者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先秦诸子学说中，儒家最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篇)。冯友兰指出：“盖王、霸，乃孟子政治理想中二种不同的政治。中国后来之政治哲学，皆将政治分为此二种。王者之一切制作设施，均系为民，故民皆悦而从之：霸者则惟以武力征服人强使从己。”(冯友兰，2000)王道政治就是仁政。所以孟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篇)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的两大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思想，其中所阐发的一系列分析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近代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路径。

三、儒学社会思想、儒学社会学思想，古代中国社会学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社会思想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因此在社会学教学的主干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中，这一部分会被着重讨论。儒家思想存在着近代社会学中某些分支的研究内容与理论假设，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儒家学说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呢?笔者个人认为在西方学术规范主导的当代学术领域，我们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近代科学起源于西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学科发展历程中已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规范体系，这与东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形象思维、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治学方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二者存在着体系的差异，因此用西方近代学术体系中的语言概括、界定古代中国的思想与学说，未尝不具枘凿之嫌。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汲取中国古代社会思想中的因素并赋予其社会学意义，是当代社会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课题；同时，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时，采取科学、严谨的态度更不容忽视。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

古代有哲学思想而无哲学；我们或可认为，儒家学说中包含的社会思想，有些已具备近代学科意义上社会学思想的雏形，但我们不能武断地承认儒家学说中的社会思想就是古代中国的社会学。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立荣《儒文化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03

[3]苗润田，《解构与传承一一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齐鲁书社，2002

[4]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第8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英文名称：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主管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

出版周期：双月刊

出版地址：呼和浩特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5281

国内刊号：15-1011

邮发代号：16-1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0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第9篇：文学社会学范文

上任伊始，为改变社团长期“在野”（与学校没有联系）的状态,积极与学校各方沟通；为更好的把握社团发展方向，诚挚邀请学校优秀老师为出任我社指导老师，多方努力，经团委支持、老师应允、社内通过，在本学年初十分荣幸聘请彭本华老师、曾祥河老师、许昌斌老师三位为文学社指导老师，促进了社团与校方交流，牢固了总体发展的方向，增强社团在校方的认可度。

针对社团原有机构臃肿效率低下问题进行改善，整合部门设置，将原先的六部根据工作联系性整合为秘书处，编辑部，外联部三个部门，逐步建立以编辑部为主体，秘书处为依托，外联为支撑的机构建制，集中人力做好文学社以文为主的本质工作，精兵简政提高社团后勤支持力度。

2010年12月8日是海职院十年校庆的大喜日子，作为我校最早成立的社团，对海职十年校庆有着一份神圣的使命感，总希望能为校庆做点什么。由于前期没有明确的指示，使得社团错失最佳的准备时机，在时间紧迫和经费短缺的背景下，人以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投入到校庆专刊的出版工作当中，半个月内完成了所有工作，并在校庆当天完成了报纸的发放工作，这是人为校庆的一份心。这也是对社团机构改革后的一次大练兵，实践证明，我们的机构设置定位是正确的。

社团内部的团结是社团工作的重要前提，本学年以来，社内集体活动频繁，组织如周六草坪茶话会，海口自行车文学采风，冬至·社庆晚会，新春灯谜晚会等等，加深社员间的沟通，社内凝聚力不断上升，“是我家”的口号被社员所认可。同时，社团活跃度的提高也提高了社团在学校内的美誉度，自招新后至今，不断有新人申请加入大家庭，这是我认为最大的收获。

当然，这一年里我们也有许多不知之处，值得我们去思考，去改进。

在“我的军训”颁奖晚会上，一份重要的文件打印错误却仍然被陈列在嘉宾面前，这对于一个以文字为存在价值的社团来说是一个天大的错误，这也暴露了社团内的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对工作上的分工不够明确等问题，事故发生后，社内认真反省事故原因，加强对自身不足的检讨与改善，避免再次此类事故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