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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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传播学范文

    一、哲学解释学概述

顾名思义，解释学是对理解的理解，可以狭义界定为关于理解的学说。解释学又叫"诠释学”。解释学广义上是指对于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哲学或理论，它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作者和文本的原意。解释学中固然很重视“理解”，而这种“理解”随着解释学的不断演变发展而呈现出越来越广泛的趋势，囊括了对自然，社会和文本的理解。解释学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认识论问题，即通过各种方法弄清楚研究对象的意义，它高度重视文字资料。

回顾解释学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将它分为：

1, 古典解释学：解释学的第一 阶段，兴起于19世纪，主要代表是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方法论解释学。

2, 现代解释学：解释学发展的第二 阶段，开创于20世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他们把对解释学的研究由认识论和方法论性质上升为本体论性质，并逐渐发展为哲学解释学。

3, 当代解释学：解释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代表人物有赫希，利科和艾柯，他们认为应该在全新的基础之上重构文本的客观性。

二、解释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探讨

1, 解释学的“文本观”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法国著名哲学家保罗*利科给“文本”下的定义是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也就是说，无论形式如何，我们解读的文本应包§所有书写来的东西。那么，把文本概念引人到新闻传播活动中，则是指由特定的符号语言系统组成的供受众进行观赏的特定新闻表现形式，它应包括报纸和杂志上的消息，通讯，特写以及广播，电视，网络等等众多的形式。但是，从这角度理解文本不具有根源性。从根源上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任何理论和学说都是在对一定‘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人类的生活实践是一切解读的最终文本。”由此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科技飞速发展，那些广播中的音频，电视中的视频，网络中的多媒体的新闻作品理应在文本解读的行列之中。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文本选择至关重要。一文本，是否能够把新闻事件或新闻事实真实，客观的呈现出来，决定着它能否最终成为新闻而报道出来。可以说，真实和客观是衡量文本的重要因素。纵观某传播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当一新闻作品问世以后，受众对这作品的理解要以文本自身为基础，他们希望自己的解择与新闻事实的实质内容保持一致。其实，这种“一致”理论上是一无止境的“对话”过程。但是，每一新闻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加之受众的观赏时间受限，这样的“对话”过程在现实中是一有限的过程。

2, 新闻事实与“解释的事实”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这似乎揭示了“新闻=事实”这定理.但是新闻文本的事实虽然是实际发生的事实，但它是传者最终选择的事实。也就是说，传者在事实成为新闻的过程中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传者首先要根据新闻传播价值衡量现实事实.然后选择性地对事实加以报道.从而构成新闻文本要传播的新闻事实。

解释学认为，偏见产生于理解的历史性，理解的这种“历史性”使得原本纯正的“客观性理解”站不住脚。伽达默尔指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在。”尽管新闻文本要求真实客观，但客观事实是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新闻报道不可能是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所以，最终的新闻报道取决于传者所看到的新闻点，新闻点的选取在于传者既定的传播主体意识中。不同的传者会有不同的阅历，在对某1、新闻事件的背景，来龙去脉进行探究和采访的时候，记者往往会凭借自己固有的知识经验来推断某一事件的发展态势，这样被报道出的新闻不可能完全没有“偏见”。

3, 解释的语言载体与新闻文本的意义生成

众所周知，一完整的新闻传播过程包括事实—新闻—传播者—受众。那么，新闻文本的生成也就是传播者先形成思想意义.再编辑信息材料，然后再选择符号载体。

语言是解择学重点强调的一载体。解释学认为，语言在解释和理解中扮演了桥梁的作用，无论是何种解释和理解，都是在交流和对话中进行，也就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伽达默尔曾提出“语言游戏说”。他指出，解释活动的双方（解释者与文本）的互动对话就仿佛处在游戏中，表现出一种自由呈现的结构。文本生存于这种结构中，作为游戏的一方，其语句的内涵意义也来自对话的情景。情景不同，意义则不同。

新闻文本的解释即新闻语言的解释。人们R有掌握了新闻语言才能准确把握新闻文本本身的内涵。人们通过语言来表现对世界特有的观点或态度，R有语言才能本真表达人与世界的本质联系。语言把新闻传播者与世界，与受众连接起来，在什么样语言下.就有什么样的新闻事实。同一1、信息文本可能就因为语言的差异而产生理解的偏差，因此，对于新闻传播者来说，正确使用解释的语言载体，才能更好的诠释新闻真正的文本意义。

4, 解释学的“问题视域”对新闻传播的启示

“问题视域”是伽达默尔提出的一1、概念。通俗讲，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是指立足某1、点，向这1、点各1、方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所说的“问题视域”与我们平时所说的“问题意识”其实是一样的。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受众R有取得一定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新闻文本的内涵。

实际上，真正还原新闻事件是不可能的，比如：地上有一装着半瓶酒的酒瓶，乐观者说：“瞧，还有半瓶酒呢！”悲观者说：“R剩半瓶酒了！”正如有多少读者，就可能有多少哈姆雷特一样，新闻的真实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受众在不断理解新闻文本的循环中，看侍问题的“视域”不断被扩大或转移，从而使得他们的“问题意识”也不断被激发，"问题意识”的符号意义不断转换，这种转换最终又会通过回到真正理解新闻文本中体现出来。

从一方面讲，新闻传播中的受众作为解释者，其有无问题意识影响着文本的解释，所以，新闻传播中应尽可能激发或引导作为解释者的受众的“问题意识”，从而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件的解读又受到文本的制约，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各种评论，各种解释都在调整和更新着读者的“问题意识”,促使读者对新闻的解释不断深人和变化。因此，在新闻传播实际活动中，新闻报道应与多数受众产生“视域重合”，避免“零重八”。

三、结语

解释学作为一种起源于文本阐释而又发展为主要是人文学科理解研究的哲学，它与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有很多相通之处。解释学的许多观点为我们提供了特有的理论支持，在新闻传播中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从解释学视角来看，新闻传播实践应从“文本选择”和“问题意识”两方面汲取思维资源，拓宽新闻研究视野，提高新闻从业者的素质，增强新闻文本的客观性，从而使新闻传播学如虎添翼般苗壮地成长。

第2篇：新闻传播学范文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第3篇：新闻传播学范文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第4篇：新闻传播学范文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概况

二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层次的提升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层次的教育，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在经过十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后，目前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涂光晋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胡正荣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张金海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根据此前的调研，分别就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做了专题报告。综合各专题报告的统计，目前各专业师资情况如下表：

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调查者认为，这种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繁荣，但繁荣背后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边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学校将广告学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学科；编辑出版专业在不同院校分属于出版编辑、出版发行、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纸浆造纸工程、图书馆学等；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边界不清也导致传播学科专业特性不清、课程体系缺少规范以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含混。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调整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整体结构偏小，建议通过修订二、三级学科目录、增设二级学科以调整结构、夯实中坚力量。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学科边界，回应其他学科的蚕食之势，维护本学科的整体权益。胡正荣教授认为目前广播电视专业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密切，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已有几年一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广播电视学博士招生方向，应当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有利于学科内涵的建设。张金海教授、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等建议，将广告学提升为二级学科，既将其专业归属明确到新闻与传播学，也可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李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晋升为二级学科条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则认为，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学术品质和学理基础的建设。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指出，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以学科内涵和学术成就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应当着力提升学术品质和内涵。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认为，二级学科不宜设立太多，应当考虑这些学科的学理基础。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认为，结构调整需要考虑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将其他部分从传播学中抽出设立二级学科，传播学可能会被架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指出，传播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既面临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遇；另一方面，媒体工业发展趋势下，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只考虑为单一媒体提供人才而增设二级学科，而应当立足于发展多元传播学教育。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就本次五个学校提交的调查的报告看，新闻传播专业一位导师所带研究生的人数大约在8~24人之间，半数以上导师与研究生见面的时间难以保证。胡正荣教授介绍，“一个茶壶配若干个杯子”是对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导师带若干弟子现象的生动描述，这种现象导致每个学生分配到的资源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且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人士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偏大，需要控制。黄旦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建议：建立硕士点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共同牵头，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评估及检查方案。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代表们普遍关注研究生规模扩张后的培养质量问题。涂光晋教授认为，应当加强对新建专业的适当检查和招生规模的适度控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认为，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政府监管、学界指导和学校自律三个方面的力量。方晓红教授等则认为，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应当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评估有可能会制约发展。罗以澄教授介绍了他在英美等国考察的情况，英美等国的专业评审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认定，同时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来源广泛，来自外语、文学、工科等跨学科的学生增多，而来自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较少，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学制问题，加强新闻传播学基础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培养。黄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养的学制宜灵活，不能以牺牲质量来完成时间的缩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批评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实用化的倾向，淡化了对新闻专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亚洲的新闻传播教育如火如茶发展之时，英美新闻传播教育界则在思考应对正在到来的新挑战。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 Sparks教授介绍，在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对多种技能的显著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认可多重择业的可能、适应国际学生而不是只注重国家特性、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培养途径等等。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 Kunkel教授认为，在美国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正处于转型期间：传统新闻业持续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针对这种形势，新闻院所更关注多媒体以及获得多面向的传播技能，同时亦试图延续新闻专业主义技能与标准。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通过调查发现：从业者与学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知识。他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问题有：信息科技冲击传媒的传统边界，社会加速变化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全球化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跨文化和跨境传播素养的人，新闻传播行业的短期需要与长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与后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教授认为应当改进课程设计。

4.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第5篇：新闻传播学范文

近期，一则记者苦劝高考“状元”莫报新闻学专业的消息引发了热议。据《现代快报》6月27日报道，今年江苏省高考理科“状元”吴呈杰原本对北大新闻专业很感兴趣，但“这两天，所有采访我的记者都不建议我考新闻”，于是，小伙子纠结了，“我在考虑要不要读金融”。

其实，类似的消息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报道过。2013年，就有媒体过北京某高三女学生欲报考新闻学专业，记者当场劝阻称压力大，工作不定时，女生入行要慎重的消息。

与记者劝考生莫报新闻传播学专业等正规媒体报道的消息相呼应的，还有很多调侃嘲弄新闻传播学专业和新闻传播职业的“段子”类“小道消息”。如网上传的一首题为《2014新闻专业招生简章》打油诗这样写道：“刚高考完毕，送给有志于新闻学专业的莘莘学子：理科毁一生，文科穷三代；你若学新闻，脑子被烧坏；值班干通宵，终生满街跑；记姐尚未嫁，记妹色早衰；学长已谢顶，学弟天然呆；神州殴记多，总有你的菜；没有金钟罩，跆拳须黑带；面对大砍刀，还得少林派。终年无假期，手机须常开；突发急先锋，现场冲前排；新闻不归路，微笑等你来。”

没有从事新闻传播教学工作的人，可能无法体验学生在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选择上的“脆弱”。这样的“脆弱”一半来自于即将面临的沉重的就业压力，一半则来自于学生心理上尚未完全成熟，加之对未来职业的迷惘。不仅高考考生在填报专业志愿时显得无所适从，就是已经录取到大学里的大学生，也同样会对自己已经选择的专业产生犹豫和怀疑。

我所在的省份和学校公开允许学生在大学期间自由选择转到自己喜欢的专业，虽然转到有些“热门”的专业会存在一些竞争，但是，那些执着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正因为学校允许学生大学期间转专业，我所了解的一些新闻传播类学生从大一到大三都在纠结自己是否应该读新闻传播类专业。想转换的专业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要转到外语类专业，有的要转到经管类专业，有的要转到艺术类专业，还有的学生对机械设计感兴趣，也有的要去学习饰品设计……当然，从各种各样专业转来学新闻传播学的也大有人在。从我所在的学校来看，总体上，怀着做新闻传播工作的梦想转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学生远大于转出的学生。

我认为，所谓专业和职业选择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没有任何一个专业或职业，包括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和职业，是适合所有人，是永远“热门”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专业、职业，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只要他的选择是慎重的，是适合自己或是自己喜欢的，我们都应鼓励他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我也是从一个与新闻传播毫不相干的专业慢慢通过自考、考研、考博，直至做博士后，转行到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从职业选择来看，也是经历了企业、媒体、机关工作，再到现在学校教学工作的转换。但是，除了最初的企业工作经历与新闻传播专业无关，后来一直从事的是新闻传播类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我并不后悔自己的专业和职业选择，而且认为新闻传播实践和教学研究工作是一项很有意义，我也很感兴趣的工作。

我所做的有关新闻人具体从业经历的研究发现，一些新闻从业人员承受过很多职业带来的压力、苦闷，甚至屈辱、伤害。特别是在一些新闻媒体市场化之后，很多新闻从业人员职业稳定感、荣誉感进一步降低，使得他们对自己职业的评价也进一步走低。于是，各种调侃新闻传播职业的“段子”开始流行，出现了一些新闻人的自我调侃“已由自嘲升级到自辱”的状况。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有兴趣，新闻传播类专业和职业仍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6篇：新闻传播学范文

【关键词】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传播本位观

新闻定义总类繁杂,分类的方式也是标准不一。目前来看,大多采用逻辑范式的分类标准,即属加种差,按这个标准我们选取中国新闻史中相对权威,有代表性的若干定义作为研究文本,如下:

1. “事实说”

新闻者,乃多数阅读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①

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②

2. “报道说”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③

新闻是新近变动事实的传布。④

3.“信息说”

新闻是经报道的新近事实的讯息。⑤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变动的信息。⑥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信息。⑦

新闻是提一种传达事物变动最新状态的信息。⑧

上述“定义”是我国知名的新闻学者、新闻工作者多年学术与经验的总结,是他们对新

闻这一社会产物最精炼的抽象与理解,因此,影响力与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肯定这些定义在其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体意识形态下的合理性,这也我们做这样一个研究的前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三种“说”提出年代的时代性非常鲜明,这与我国媒介变迁的进程似乎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因此,笔者试图从媒介变迁、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的角度探析这种新闻定义演进的过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媒介的变迁过程是复杂的,所谓的变迁并非前一种媒介退出历史舞台,更多的是一种渐进的叠加的过程,或者说是作为主流媒介的主导地位的逐步让渡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关于新闻定义的三种学说与媒介时代大体上有这样的对应关系:事实说――报业时代 报道说――广电时代 信息说――网络时代。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内容分析来研究、阐述承载新闻的媒介的变迁如何影响新闻定义的演进。

从选取的文本来看,“事实说”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从定义本身来看:“多数阅读者所注意”、 “ 广大群众欲知”,定义本身强调的是受众一方的需求,可以说,“事实说”是典型的受众本位的传播观。我们发现,在这种传播观下,传方是弱势的,传播过程是通过“满足需求”实现的。这就导致的传播模式上是“多对一”的。那么这种“多对一”传播模式与其所承载的媒介有何必然联系呢?我们发现“事实说”的提出是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我国的民营报业已经相对发达,1917以后,报纸作为一门产业已经相对成熟,办报更多的成为一种谋求利益的商业行为,而这种利益的实现最直观的反映在报纸的销量上,加之我国当时的广告业基本是空白,受众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报纸最直接的消费者。这种看似“传受”的传播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作为的“商家”的传方的弱势地位便显而易见了。那么这一时期新闻的定义中所反应出的“受众需求本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到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广播事业蓬勃发展。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标志着中国广播事业的开始。从此,广播成为继报纸之后传播新闻的又一重要载体。“报道说”就是在这样的媒介背景下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是1943年在运动中提出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定义。不难发现,“报道说”不同于“事实说”最跟本的区别在于“报到说”侧重强调的是传播的主体――传方。与报纸时代的新闻定义不同,“报道说”不再强调受众的需求,而仅仅是“报道”、“传布”,而这种强势的“报道”、“传布”体现的则是传本位的传播观。在传本位的主导下,新闻的传播模式同报业时代的“事实说”的新闻传播模式相比也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这种传播模式是“一对多”的。而这种一对多的新闻传播模式与广播、电视作为媒介的传播模式也是不谋而合。此外,我们再对文本1.2进行比对发现,“事实说”强调受方需求,而“报道说”则更注重于时效性:“新近发生的”、“新近变动”。那么这种变化与媒介的变迁是否也有联系呢?我们对报纸媒介与广播、电视媒介进行比对发现,就时效性来讲后者是优于前者的,报纸作为新闻传播载体与广播、电视相比,时效性显得相对局限。报纸的发行通常是每日一刊或每周一两刊,而且周期性相对稳定。这种特定的新闻生产与模式直接决定了片面强调“时效性”确无太大意义。相比之下,广播、电视则有明显的不同,这两种媒介的出现使得“无周期、不间断”的传播成为可能,必要时可以与新闻事件同步,做到现场直播。在这种可能下,“报道说”所强调的“实效性”才变得顺理成章。

提到“信息说”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谈到信息论的引进。信息论是一门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的量度、传递和变化规律的科学。它是1948年美国科学家克劳德・申农在题为《通讯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60年代是信息论的一个消化、理解的时期。到了70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们日渐的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信息理念已经广泛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推动其它学科的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中国新闻学定义引进这一概念在80年代,90年代之后日臻成熟,这一时期也正直计算机、网络普及的初期。网络作为又一新兴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以往媒介所固有的传播模式,真正实现了互动传播。与前两个时期的定义相比“信息说”最大的特点是我看不到传受本位关的对立,而导致这种中立传受观最本质的原因是网络时代这种互动传播模式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信息说”成为学界广泛认可的学说。我们似乎给新闻的定义找到一个迄今为止比较合适的“属”,而这不仅仅归功于信息论的引入,新媒介的产生和普及无疑是推动这一过程的最直接的因素,至少我们从传播模式上看到了这种契合。

综上,笔者认为,正是媒介的变迁导致了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进而推动了新闻定义的演进。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1919年版,第7页。

[2]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1961年版《新闻战线》,1979年第一期。

[3]:《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版,第188页。

[4]王中:《新闻论》,1981年5月版,复旦大学《新闻大学》第一期。

第7篇：新闻传播学范文

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高校在教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早在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传媒业对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培养越来越多的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既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外社会与文化的高水平复合型新闻人才，这就促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的教学进行相应的双语教学改革与探索。

一、目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问题

（一）教学观念上存在偏差

目前，一些高校的教师对双语教学的认识不够准确，仅仅认为用英语来上课，或授课过程中使用了英语就是双语教学，这种认识使教师的双语教学多流于形式，或者是把课堂教学的重点放在词义解释、翻译分析英语句子上。而双语教学其实质是一种学科教学，不是语言教学，更不是翻译教学，是以教授内容为本文由收集整理主体的教学[1]。虽然双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作用，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双语教学中英语并不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目的，而是我们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才是双语教学的主要任务。

（二）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双语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水平。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我们有一支既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了解新闻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前沿知识和动态，又精通英语能看懂英语原著和相关资料，并能流利地用英语进行沟通，传授专业知识的教师队伍。目前，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师资队伍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大多数院校的教师的都是专业知识具备，而英语能力欠缺，这一现状使双语教学的推广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三）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均衡

学生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双语教学的效果。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学生的素质和基础也存在差异。高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即使在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大家的基础知识、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也会有较大的差别。在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划分中，由于学生的招生类别不同，学生的英语基础和水平也存在差别。例如播音与主持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按艺术类进行招生，学生的英语基础与新闻传播学其他专业相比相对较弱，学生英语水平不均衡的情况势必影响双语教学的效果。

（四）教材资源匮乏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使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的关键环节。国家教育部在2001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提出，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在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大多数学者主张使用原版教材。如毛家五、张文锋认为双语教学必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2]。引进英文原版教材有很多优点，信息量大，逻辑性强，案例丰富，语言纯正，能让学生在原汁原味的语言环境中接触专业知识，能开阔国际视野，了解知识前沿。但原版教材也有诸多不足之处，比如专业词汇多，篇幅长，阅读难度大，编写体例与国内教材出入较大，案例多以西方为背景，缺少中国案例，而且费用较高，所以使用原版教材开展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在实践中，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同时由我国学者编写的能够满足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需要的知识体系完善，学科思维新颖，案例丰富的教材尚未出现。

（五）教学方式落后

在双语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单调乏味也会降低教学效果。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很多教师使用传统的板书+口述的授课方式，不辅以生动的多媒体课件，不注意通过课堂讨论、提问等方式进行有效的师生互动，来吸引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由于语言的原因，学生本就兴趣较低，注意力容易分散。这种以教师为中心、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无疑会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达不到预期的授课效果，常常事倍功半。

二、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对策

（一）选择正确的教学模式

关于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黄艳春认为，可以分为三种：维持型、过渡型和浸入型。维持型：一直保持着双语教学几乎同等地使用；过渡型：从母语多外语少过渡到外语多母语少，直至几乎不用母语；浸入型：几乎从一开始就完全采用外语而几乎根本不用母语[3]。三种教学模式实施的难易程度是有差别的、对学生和教师要求也不一样。维持型对师生外语水平要求最低，过渡型要求较高、浸入型要求最高。不同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采用适合的教学模式。例如，在外语教学方面有明显优势、生源外语水平突出的外语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科教学可采用浸

入型教学模式，其他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可采用对师生英语要求相对较低的过渡型、维持型。这三种教学模式，不同的院校、专业或同一专业的不同年级，甚至同一门课程的不同阶段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二）建设师资队伍

较强的师资力量是双语教学的保证。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可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引进专业领域的留学归国人员，这是双语教学最理想的师资。他们熟悉教学内容，有最新的专业知识，了解西方的教学理念，而且可以克服语言的障碍进行知识传授。

二是挑选教师队伍中英语基础好的教师进行培训，并定期总结，交流经验。有条件的院校可派教师到国外进行学习和培训。

三是激励教师在实践中提高双语教学能力，根据教师英语水平，分层次培养和使用。英语水平高的教师可安排在高年级进行浸入型教学，英语水平次之的进行过渡型教学，英语水平一般的可在低年级进行维持型教学。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各尽所能，共同提高。

（三）提高学生外语水平

提高学生外语水平是促进双语教学的重要途径。在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中要注意为学生营造一个英语学习氛围和环境。结合学科特点组织各种活动、比赛，如英语播音主持、英语配音、英语诗歌朗诵、英语稿件采编等比赛，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培养对英语的兴趣。在学校的校园网站、广播站等传媒平台中多为学生播放英语新闻、英语电视节目和欧美电影等原汁原味的视音频资料，使学生在学习、休闲、娱乐中不断提高英语水平。

（四）分层次使用教材

高校双语教学的教材选用上，目前有三种普遍的作法：一是使用中文版教材；二是使用国内学者在原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英文教材，这部分教材包含有汉英对照的内容；三是采用国外的原版教材[4]。在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对教材的使用不应“一刀切”，而应根据师生英语程度、课程、专业、年级等各种因素，分别采用。例如，在大一阶段，学生专业知识储备较少，可采用中文版教材，授课中对概念、案例等用英语讲解。大二阶段可采用原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英文教材，汉英对照的方式，有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专业知识，提高英语能力。大三、大四阶段可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因为经过前两年的学习积累，学生在专业知识、外语能力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对原版教材的接受能力也更强。

（五）丰富课堂教学手段

第8篇：新闻传播学范文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实践教学报告

专业：广播电视学

课程：大众传播学

姓名：刘阳

班级：

2021

级

3

班

学号：202110612309

指导教师：谭筱玲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制

实践教学报告填写说明

1、请根据实践情况和指导教师要求如实填写实践报告。

2、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实践报告撰写情况给予评阅意见并对每次实践打分，采用“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级计分方法。对于成绩不及格者，需要重新撰写实践报告。

3、本实践教学报告适用于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实践教学项目名称媒介产品的传播方案

设计与实践实践日期第9周—

第17周

实践教学项目目的和任务给自己的任一作品（文字、视频等）设计一

个传播方案，并付诸实践

项目需要仪器设备名称

小组成员马凯、贺柳明、陈秋余、牛二团、刘阳、钟

思如

实践报告（可另附页）

我们小组选取了组员刘阳同学的“灾难与新生”（混剪视频）作为我们的文化传播产品，选取理由是：

在这个充满罪恶与暴力的世界里，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灾难随时可能到来，绝望随时可以浮于心底。每天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现实让我们感到了无助于无奈，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苦难，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是基督教所说“我们是来这个世界赎罪的”，但我们始终要相信这个世界终将是美好的，我们是世界的新生，要对这个世界抱着一丝希望，相信太阳会重新升起，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们小组的传播产品主要内容是：

1.科幻、战争、灾难电影中毁灭、灾难场景的拼接，前段主要是人类遭受的各种苦难——死亡、恐惧、战争，讲述了人类在灾难、毁灭性事件面前的渺小与无力；后段主要是人类战胜灾难与劫后余生的场景，告诉

我们希望终将来临。这个视频旨在说明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看似无能为力的世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灾难与毁灭中探索到一丝新生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不懈奋斗的意义所在。

2.我们的传播产品场面炫酷、背景宏大、音乐激昂，采用了15部美国大片中的经典场景，但是我们不仅仅追求炫酷的特技，我们运用混剪的手法，巧妙的拼接给他赋予了很深的思想主题，即符合当下年轻受众的口味，又能让他们从中领悟到电影背后的精神内涵。

受众分析

我们把受众主要定位在：一、核心受众是本专业的同学以及身边的朋友（约400人）；二、一般受众是使用网络等媒介的80、90后青年。

定位理由是：一、核心受众与制作者距离比较近，宣传成本低、效果好，更容易被说服，传播效果更能及时获得反馈，有利于我们的传播分析。二、一般受众普遍使用网络，更能够通过网络媒介接触到我们的传播产品，且当下的80、90后正处于对.对生活的迷茫期，我们的作品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更大。

传播渠道：

微博，微信，QQ空间，贴吧，现场发传单

我们的传播方案主要是：

一、针对核心受众，我们主要通过在教室等集体场合当面向他们宣

传我们的传播产品，对我们的朋友，我们会通过口头介绍与推荐的方式传播。同时，我们也通过qq群、QQ空间、微信群、微博的方式，邀请好友观看。

二、针对一般受众，我们主要是将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媒介平台上，微博、微信、qq、贴吧以及优酷网上，通过他们的点击量、转发量来查看我们的传播效果，同时也会跟他们线上线下互动，增强我们的事后反馈效果。

传播效果

一、产生效果最大的是我们的核心受众，在班级里我们通过各种解说、宣传来让同学了解认识我们的产品，宣传后的一个星期内网上点击量已经超过了3、00次，其中有120次是由我们身边的同学、朋友点击的，并且他们还会向他们身边的朋友、同学推荐，使得我们的传播效果更明显，宣传力度更广。

二、一般受众主要是通过百度搜索在优酷网点击观看的，他们的反馈效果很好，有30个网友在评论栏里点了赞或者做了一些对生活上的感慨评论，比如‘其实，生活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艰难与乏味，关键是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它’，当我们看到这些评论后，我们觉得我们的视频起效果了，我们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这是我们的最主要的目的。

反思与总结

一、我们选取的产品对象很适宜，一方面广大青年朋友比较喜欢，

另一方面也有思想深度，让我们对未来对生活充满希望。整体上来说在制作水平、受众分析与思想深度上比较符合大众传播的理念。

二、传播效果影响小，原因分析：

1、“灾难与新生”视频制作水平有限，电影素材与背景音乐混搭匹配度不高，清晰度欠佳，传播内容不够生动。

2、对受众研究不足，对其兴趣与口味研究欠缺。

3、人脉不够，宣传推广力度不够，仅限于周边人群的观看，无法拓展开来。

小组成员分工：

刘阳同学负责制作视频“灾难与新生”的电影混剪及利用自己人脉资源的优势，尽量在QQ空间宣传造势，发挥自己以一传十，以十传百的优势效应；陈秋余同学利用自己微信好友圈的人脉资源，再一次扩大人群对“灾难与新生”的关注；因为钟思如同学在微博圈的粉丝相对其他同学更多，因此在此分工中她的比较优势更大，她在微博圈的影响力更大，对进一步推广“灾难与新生”具有较大影响；资深吧主马凯同学以自己的贴吧尝试推广“灾难与新生”，也为网络推广贡献出一份力，跟帖量为188；负责现场发单的牛二团同学和贺柳明同学，收获的效果最小，大多数同学并没有接受我们的发单，并且很多同学在接受后转身及扔进垃圾桶，因此对于最后又多少人在接受发单传播后观看我们的视频的同学，我们无法统计

第9篇：新闻传播学范文

关键词 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　议程设置理论　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早在1983年就正式确立了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从2003年起，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我国逐渐呈“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可以说，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是政府在信息传播中扮演主动角色的开始，新闻发言人可作为政府主动介入并积极引导公共舆论从而成功实现新闻执政的切入点与现实手段。

本文希望在对新闻发言人及其所代言的政府与媒体、公众相互关系的探讨中，对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新闻发言人的传播学定位进行分析。

一、新闻发言人――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特征

2003年年底起，我国各地纷纷出台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吉林、黑龙江、浙江、广西、重庆、四川、云南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

由此可见，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现代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过程，是公众对现代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诉求过程，这种诉求必然伴随政府行为的民主、责任、透明、效益、法治和无私要求――这是对公共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诉求，这恰恰也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建立的必然要求。

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传播学解读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通过议程设置对舆论进行控制，它根据国家的需要、公众的需要以及政治运作过程的需要，设定政策议程，以此影响媒体议程。进而设定公众议程，其中更多地表现了政策议程对传媒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引导。

1　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调控大众传媒

新闻发言人制度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社会调控中的信，息源控制。信息源控制和行政控制一样都属于软性控制。但是，和行政控制有截然不同的是，这种制度一方面既是政府控制新闻传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闻界沟通，并通过新闻界和公众进行沟通的方式。它通过信息源的有限性，协调政权、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比较隐蔽地引导舆论和控制信息。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确实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尝试。

(1)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信息公开的有效形式

根据先生的新闻定义，对新闻传播过程进行图解，可以拆分为三个阶段：

事实发生(信息源)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显然，构成这一运动过程的是三个环节，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新闻就不存在。换句话说，这三个环节构成了一个完整新闻的全过程。若在新闻形成过程，将新闻这一因素考虑进来，且把新闻形成的过程理解为政治传播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事实发生”和“及时报道”两个环节中，新闻会成了新闻形成的一个新环节，即：

事实发生(信息源)政府新闻及时报道受众接受(新闻形成)

具体到上述政治传播过程来说，实际上政府面对着两个不同层次的信息受众：一是所有公共信息的接受者――社会大众；二是特殊的信息接受者――媒体记者。这两个层次的受众之间的关系是：虽然表面上看，政府新闻会针对的对象是新闻记者，但新闻记者只是新闻会主体和新闻会对象之间的桥梁，新闻记者有权力和义务及时高效地向受众(公众)报道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是说，新闻会的对象最终是公众。因此，政府应当看到：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资源、拥有人民赋予的权威性和调节社会生活的权利，许多政府信息都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政府有责任让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最大的权利机构，政府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信息源。它在公众心目中拥有较高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在信息繁杂和思想多元的今天，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多样，当人们无法分辨和取舍，更希望听到来自政府权威和统一的解释和说明。这一点在危机时刻和重大问题面前显得格外明显，政府的声音可以让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2)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充分发挥政府信息的主体作用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是一种政府行为。政府作为体现人民利益、组织社会生活、维护社会秩序、控制社会运行的权力机构，其影响和作用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代表国家的形象，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枢纽。新闻发言人制度自然是服务于政府职能的，其目的在于协助政府工作，协调政府与传媒、与公众的关系，从而协调社会的发展。

面对政治信息的特殊受众媒体记者，政府应该了解记者甚至了解记者所代表的媒体的需求，并以满足记者要求来寻求与媒体的合作。美国学者李普曼说，若非借助一种标准作业的方式，那么少数的人(记者)能够顾全这么大的报道范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记者常常必须经由别人的“告知”才能完成报道。由于大众传媒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去报道无穷无尽的新闻，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要求媒体对所有新闻都以“我在现场”来叙述、以目击者出现在新闻现场是不现实的，更别说相对稀缺的政治信息了。尤其在媒体商业化下，记者的工作和收入越来越不稳定。任何采访成本的增加就意味着记者收入的减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帮助记者，就是帮助自己。政府给记者的“补贴”就是向他们新闻稿。而这些媒体除了付出记者的时间外，没有花费任何采访经费。就获得了新闻。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是现代社会中心信息源并希望控制大众传媒以实现社会控制的目的、媒体为满足大众的需求报道政府新闻会并节省了报道经费和精力、大众希望政府信息公开以保障人民知情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发言人为当下政治新闻形成的具有决定性的一环简直是“众望所归”了。

2　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影响公众

议程设置的理念实际涉及的问题是：传播如何围绕特定的目的设置议题，使之达到影响社会、影响公众舆论的效果，它是传者和受者之间一种相互牵动、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传播媒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以沟通、扩散、宣传、教育、组织、协调、纠偏、排异等社会功能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实施控制。议程设置是促进媒介更好地行使职责、发挥功能的一种方法。议程设置有三种功能：(1)在信息扩散之前，通过编辑实行限制；(2)通过增加信息量，强化信息环境；(3)对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或解释。它涉及传播意图和传播效果的统一的问题。是建立在媒体对自身的定位和对受者深刻了解的基础上。

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参与了“社会现实的构建”。即媒介的传播，影响人们头脑中对社会现实的构想。大众传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媒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使某些事实从无数的客观事实中凸现出来，并忽视或掩盖对其他问题的报道。就能影响和

控制公众舆论。而人们则总是倾向于关注和思考大众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媒给各个问题确定的重要行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众传媒通过调动受众的注意力，安排问题的轻重次序，从而间接达到控制舆论，左右人们的观点和思想的目的。

结合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可以对信息流动与议程设置之间的关系作如下图解：

来自信息源(S1、S2、S3)的信息(M1、M2、M3)转变成信息(MA、MB、MC)后，才传给接收者(R1、R2、R31。守门人从各种信息中，按照议程设置的需要，选出那些他认为可以传播的信息加以传播。这个模式最有价值的一点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其不一样的程度取决于议程设置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当代的传媒，没有“注意力”是不行的，但仅仅具有“注意力”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大力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才能使媒体的活动同社会产生双向互动的“共振”。从而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毫无疑问，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够帮助媒介完成这一社会使命。

3　新闻发言人通过提供消息来源引导媒体设置议程

从传播学一般意义来说，“某种消息来源能够为某一媒体设置议程，而某种媒体又能够为公众设置议程。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现了政府设置政策议题来影响媒体议题，进而设定公众议题，事先对新闻套人政府的定义之后，从而引导舆论。政府选择哪些消息可以，哪些不可以，对哪些媒体，又应该以怎样的口吻，从而表达对媒体议程的左右。消息来源不仅描述新闻事件的发生，更可透过对新闻事件的诠释与评论，而成为新闻事件的“定义者”。由于新闻记者不可能出现在每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因此与其说一件新闻事件确实发生，不如说这一新闻事件曾经发生或将要发生。这就为新闻发言人留下了“说话”的空间。新闻制度正是通过“观察者”来报道新闻事件的做法。使得那些者在服务新闻界的过程中，也服务了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