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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于2006年秋季全面进入高中新课程实验。不应忽视,新课程改革的大块阵地在农村普通高中学校。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如教学设施设备、生源质量等,农村普通高中学校的改革将更艰难。在条件受到很大限制情况下,农村普通高中学校的物理教学实践如何有效展开,以及对新课程背景下高中物理新课堂教学和传统课堂教学的区别,新课程标准下高中物理课堂教学的任务,高中物理课堂教学有效实施的目标、途径和方法还不太清晰。课程改革的关键在实施,而实施的关键在课堂。受传统知识本位、考试本位的影响,物理教学尽管改革不断深化,课堂的人文性有所加强,但物理教学效率低下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性变革,“教什么”和“怎么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在一种取向于功利,止步于文化的教学生态背景下,课堂教学改革的动力机制仍然缺失,物理学科的特色难以凸现。在新课程实施的具体过程中,我们的物理课堂教学将面对大量的矛盾和困惑,没有形成科学的共识。因此本课题旨在探讨农村学校的高中物理课堂有效教学的基本形态和实施,寻找结合农村实际状况有效地开展实验教学,并利用日常生活用品制作教和学具工作,探索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有效开展形式,以期形成实施新课程标准的有效路径和方法。农村普通高中学校的物理课程教学改革必将有力推进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实施进程。物理教学面对的大量矛盾和困惑,在课题研究和实践中得以解决或缓解。农村学校的高中物理课堂有效教学的基本形态和实施探讨,有利于探索出一条适应农村高中实施新课程的有效路径和方法的改革之路,推动学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学生自主、健康、全面、和谐的发展.
(二)本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以使用人教版高中物理教材为基础,在普通农村高中对物理教学的有效实施策略进行研究,具体包括课堂教学目标的确立,教学内容的选择与取舍,基本教学策略的确立和方法的选择,如平等对话、探究学习、研究性学习等;课堂主要教学行为、辅导教学行为的确立,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手段的合理运用以及教学评价策略的研究等;加强对新课程物理教材的研究,充分利用教材中拥有资源,提高教学的有效性。通过研究,探讨在农村普通高中学校的高中物理课堂有效教学的基本形态、实施策略、评价策略,生成农村学校实施高中物理新课程的有效教学的经验、典型课例,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教研文章,锻造能够适应新课程发展要求的新型农村高中物理教师队伍。
本课题研究力求点面结合。研究子课题如下:
[1]、农村中学高中物理有效教学研究
[2]、农村中学高中综合实践活动研究
[3]、农村中学物理新课程课堂教学评价研究
[4]、农村中学高中物理研究性学习研究
[5]、农村中学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研究
[6]、在农村中学高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研究
(三)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预计有哪些突破
长期以来,许多中学物理教师在课堂教学的改革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尝试,取得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说,当今的中学物理课堂教学,仍然是灌输式教学占绝对优势。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以往许多来自教学第一线的改革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的:一是如何使基本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更加有效、更加扎实;二是如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能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从而更好地掌握教师所传授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很显然,这些教学改革就其内在动机而言,主要还是面向各种考试,特别是应付高考的。可以预言,随着国家新课程标准的全面实施,尤其是随着普通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的面世和进人实验区,高中物理教学无论是在理念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将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因此,高中物理教学如何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认为,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中物理教学,主要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1、在教学设计的立意、因材施教的方式上要有新的突破。
2、在农村中学高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养上要有新的突破。
3、农村中学物理新课程课堂教学评价上要有新的突破。
4、在物理实验实验教学上要有新的突破。
5、农村中学高中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上有所的突破
6、利用农远网资源、加速新课程的实施
(四)完成本课题的的条件(包括人员结构、资料准备和经费保障等)
本课题组成员结构合理,其中中学高级教师一名,都是学校的骨干教师,具有较强的科研和教学能力,如戴恩好老师是我校的教务主任,所撰写的论文《简单教材慎重处理》发表于《安徽教育》、论文《巧解一道光学题》发表于《物理教学探讨》,多媒体课件《连通器及应用》获市二等奖,论文《谈专业学科的理论课教学》、《充分利用物理教学培养学生创造力》、《物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初探》等均获得市级奖。鲁礼道曾是《农村物理教学与劳动技术相结合》课题组的主要成员,学校已购置了一批物理新课程理论专著,订购了一些物理学教学和研究期刊,并得到巢湖学院物理系和图书馆的有力支持。本组成员已开展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已有教师或获奖。本课题作为学校重点扶持项目,得到学校教科室和教务处的有力支持,并得到了学校经费的大力支持。
(五)研究计划
1、课题组分工情况
邓小宝:负责课题组的组织实施、理论研究及数据处理
邓小宝、戴恩好:农村中学高中物理有效教学研究
朱祖祥、张忠厚:农村中学高中综合实践活动研究
戴恩好、朱祖祥:农村中学物理新课程课堂教学评价研究
许传俊、张忠厚:农村中学高中物理研究性学习研究
韩文超、张启水:农村中学高中物理实验教学的研究
鲁礼道、邓小宝:在农村中学高中物理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研究
2、主要研究阶段
课题准备阶段(2006年9月--2006年12月):成立课题组,对本课题进行论证,设计课题研究方案,完成课题申报工作。制定子课题研究方案。
前期实施阶段(2007年1月--2008年1月):分解子课题研究任务,举行开题论证会。展开第一阶段的实验研究工作。完成中期研究报告,并举行专题研讨会.
后期实施阶段(2008年2月--2009年6月):对各子课题进行检查验收,对前期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及时调整和改进后期研究思路,进行验证性研究。
总结鉴定阶段(2009年7月--2009年8月):召开子课题成果总结会议,撰写研究工作报告和结题报告,汇编研究论文集和典型课例,申报结题。
阶段成果形式:[1]、编写乡土教材---《迷人的物理》
[2]、完成课题中期研究报告一份。
[3]、实施有效教学的典型课例。
[4]、举行课题组中期研讨会
最终完成时间2009年8月
最终成果形式
[1]、完成课题中期研究报告一份
[2]、编写乡土教材---《迷人的物理》
[3]、相关课题研究论文集
今日农民状况:富起来了还是越来越穷?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中,中国通过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五十年代初时给了农民的土地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但土地的长期承包基本上巩固了农村的市场机制。随后,在农村流通体制方面也有一些改革,但进展并不大,而且过去五年来还时有反复。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可惜,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问题不在于市场机制不灵,而在于市场机制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被另一只"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现存的权力分布格局把一度尝过改革甜头的农民重新置于被剥夺的可怜境地。
二十一世纪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挑战。近年来农村这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的状态正处在每况愈下、难以有效改善的境地,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的收益明显地大幅度下降。由于九十年代上半期的"泡沫经济"已经逐渐消退,而政府转嫁社会福利支出的措施大大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负担,城市居民、特别是内地中小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开始萎缩,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没有以往那么旺盛了。这直接造成了农产品价格连年走低。而另一方面,农民的种植成本却面临着垄断型工商企业的价格哄抬,种子、化肥、电、农药等的成本越来越高。结果,出现了种得越多、亏得越重的现象。而且,今后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已经没有再抬升的空间。最近农业科学院的一位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其结论值得国人警醒。他发现,中国的大多数农产品价格已经超过国际市场的平均价格,而多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也高于发达国家。这样,中国农民指望农产品价格回升带来今后的收入增长,看来是希望不大了。
最近,中国在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坚持强调今后不能取消农产品补贴,与其他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延缓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进程。这个问题并不是新问题,早就列在申请世贸要解决问题的清单上,中国政府最近之所以突出关心这个问题,正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担忧。即使中国能继续维持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尽量减少低价进口农产品的冲击,中国农民的种植业收益也不可能再有明显改观了。
其次,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统计局的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个"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到底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另一方面,在这个"增长"的"收入"当中,其实包括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家中积存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由于近年来粮价一再下跌,农民收获的农产品如按政府规定的收购价格出售,将严重亏本。农民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如果把这种无法变现的收获剔除,农民来自农业的现金收入其实是下降的。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进城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再次,乡镇企业开始萎缩。最近在国内出现了一股谈论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清议,似乎只要在乡村多建成一些新兴城镇,农村的萧条局面就能改观了。农民搬到城镇去从事非农行业的前提是乡村非农产业的加快发展。但是,近几年来,实际情形恰恰相反,兴旺一时的乡镇企业开始进入了收缩阶段,连年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数千万以往吸收过的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
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象,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机会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机会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机会。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机会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机会,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
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象,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第四,进城打工的农民处境艰难。在内地的许多省份,进城打工成了农民养家糊口的唯一生路,有的省份如安徽,多半男劳力都得靠离乡打工来维持家计。而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繁荣地区和都市外,多数内地城市的经济也并不妙,于是,出现了上亿农民争抢东部都市和少数繁荣地区工作机会的局面。近年来,农民春节后离乡外出寻找打工机会的时间越来越早,甚至有的人大年初一就离家上路,因为谁都想抢在别人面前争取到有限的工作机会。由于政府并不提供对农民工需求的全局性信息,上亿农民工的大规模流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全靠农民工之间的乡亲关系网提供一点不可靠的消息。于是,许多盲目涌入广东一带的民工找不到工作机会,又返回头北上涌向北方、西部城市。而与此同时,不少城市的政府却开始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以保护城市失业者的饭碗。例如,北京市最近就宣布要实行"上岗证",许多粗壮工种的工作机会都要凭市政府批准颁发的"上岗证"才能就职。显然,农民进程打工的机会不是越来越多,而是"人多粥少",供不应求。就总体而言,城市里能容纳的农民工数量已经接近饱和,而越来越多的农民在乡村难以维持生活,进城又未必能找到打工机会,如此就难以脱困了。
最后,也是最让人痛心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本文将就此作进一步的分析。
都市人的"新世纪"和乡下人的新困境
即使不去看枯燥的事例、分析或统计数字,光看国内媒体的报道倾向,其实也能多少解读出一些农村的真实情况。近几年来,媒体对"大好经济形势"的报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和浙江东部、广东沿海,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最繁华的都市。如果单看这些报道,自然可以产生种种令人乐观的想象,诸如再有多少年中国将"赶上或超过"某某国之类。而关于内地农村的报道中,好消息就不多了。相反,从偶尔透露出来的个案中可以发现,对农民的摊派负担非常沉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下来反而要亏本。至于农民因抗交摊派而与基层干部时常发生的冲突,在国内媒体上就极难得一见了。
如果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居民的眼光去看,都市建设日新月异,居民生活的质量已经进入了讲究养生、美容、减肥的阶段,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国际化的征兆也日益明显。对这数千万居民来说,新世纪似乎就意味着生活水平告别"小康"、与发达国家接轨,这自然令人向往,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美好的幻想。媒体围绕着这些都市居民的愿望,又编织出一幅"买汽车、住新房"的"新世纪图",更是引得连台湾都有人羡慕起来。如果就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去理解中国的"新世纪",就未免太偏颇了。
在上述的繁荣地区大约不过有数千万人口,中国不可能光靠这么一小块地域就带动全国经济,这些繁荣地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脸面"、"橱窗"而已。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地,特别是农村,恐怕完全沾不上"橱窗里的繁荣"的光。光是看内地中小城市居民现在的生活状况,就会发现,那里的民众恐怕完全看不见其个人前途上的"新世纪曙光"。在内地中小城镇,许多家庭的月收入不过数百元而已,仗着物价低,每日勉强糊口还过得去,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儿女们的就业机会渺茫。放眼看去,当地企业都破败不堪,能在政府机关里谋个饭碗,就是"人上人"了,再不敢有别的奢想了。至于内地农村的境况,上面已经提到,多数农民正陷入一种新的经济困境。对他们来说,"橱窗里的繁荣"不但毫不相干,甚至是一种令人愤慨的刺激。而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里的新愿景时,大概也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困局的严重性,这样的都市愿景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橱窗"是没有"玻璃"的,当然也不可能把"橱窗里的繁荣"与"橱窗外的贫困"断然隔离开来。
今天中国的形象,似乎已经化约成少数都市的面貌了。外国人看了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为这就是跨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了。倘若中国人也以为如此,就不免有点孤陋寡闻、自欺欺人了。从一种比较客观的角度去评价新世纪中国的局势,广大的内地农村才反映出中国问题的主要方面,毕竟,人口的绝大多数住在那里。如果制定政策时不能从八亿农村居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把眼光盯在都市里的几千万居民身上,不仅是目光短浅,而且也误判大局,其实也绝非这些都市民众之福。
中国以前有过沉重的教训,现在又面临新的教训。转型中的农村是如何陷入困境的,为什么农民们改革初期的"幸福生活"会得而复失?这个大题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答案。从总体上看,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先是政府在八十年代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又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政府本来负有扶持经济落后地区和帮助贫困人口的使命。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似乎就基本上再也看不到真正对农民施惠的措施,而让少数都市居民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措施却接连不断。比如,最近为了增加内需又动用财政资源连续给城市居民中"吃皇粮的"人加薪。其实,日子确实过不下去的,并不是"吃皇粮"的人。问题在于,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八亿农民不仅在政策研究圈里没有多少代言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得不到必要的关怀。这是"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
当人们谈论几大都市的"世纪新貌"时,却很少有人提到,中国当前最紧迫的是给几大都市"锦上添花"吗?如果把几个大都市里城市建设投资的一部分省下来,少盖几座超高层"世纪建筑",少建一条"五环线"或地铁新线,少花些铺陈奢华的主干道灯光投资,而把资金投入到内地去帮助农村发展,可以让数十倍于都市人口的农民受惠,经济上产生的连带效应就更是不可估量,至少也就不用再让城市老百姓向"希望工程"捐款、资助农村的穷孩子上学了。少花一点这样的都市投资,绝不至于就影响到这几个都市的繁华,无非是已经够亮丽的"橱窗"上少一道"光辉"而已。这样简单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市场",是因为它顾的不是"橱窗"和"脸面"的光鲜。农村既非"脸面",又
自治,选举乡保长,这样的建议就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只有减少农村基层庞大的靠摊派养活的干部数量,并同时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效的彻底减少农民负担的有效办法。
现在,问题的实质已经浮上台面,对这一点,稍微了解一些农村情况的人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能否真正对农村的乱摊派实行上述的釜底抽薪的做法,却不是简单的事,这关系到农村政治体制的彻底改革。如果说,八十年代初取消三级所有的体制、实行土地按户承包是一场重大的"革命",那么削减农村基层干部数量、实行乡以上干部的民主选举,就是农村改革以来解放农民的第二场农村"革命"。这第二场"革命"比土地承包、取消公社的第一场"革命"深刻得多,因为,它将首次触及到基层"吃皇粮"的干部的根本利益。在维护农民利益还是维护基层干部利益这个两难矛盾面前,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1.1湘中地区农村家具的宏观事理分析
宏观层次的事理研究即从生活形态当中确定目标人群,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态度、消费与经济状况等,以便于从更广泛的角度去探究他们的需求。根据调查的数据,从年龄结构上来看,湘中地区农村居民主要分为20~30岁左右的年轻人、30~55岁左右的中青年人和55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30~55岁左右的中青年人主导着该地区农村的生活方式,是该地区家具需求的主要群体,因此该部分人群也是本课题研究的目标人群。要针对这部分人群进行家具设计,就必须分析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状况、生活特征、对家具的偏好等因素,发现具体的需求,明确设计方向。
1)生活环境。影响湘中地区农村家具的生活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居住条件。在自然环境上,气候因素对该地区的家具影响较大。该地区一年四季雨量充沛,空气中含有较多的水分,湿气较重,这是该地区气候中比较特殊的方面。受空气中湿气的影响,部分实木材家具会产生形变,金属易生锈。在湿气较重、时间较长的情况下,人造木板表面的贴面会开裂,甚至脱落;在家具保养方面,除了人为的破坏因素外,该地区农村的虫鼠对家具破坏较大,尤其对存储物品的柜类家具破坏最大,木质家具常常被虫鼠咬坏,所以,通过对环境的分析,针对该地区农村的家具设计必须选择合适的材料。在住房条件上,大部分家庭都新建或翻修了房屋,并且住房面积均较大,内部空间的划分与室内装修开始与城市接轨,因此,家具的种类需要增多,尺寸也需要适当增大。
2)经济状况与消费偏好。调查数据显示,湘中地区大部分农村家庭的年收入在五万元以下,其中半数左右的家庭年收入在两万至三万元之间,而年收入在五万元以上的家庭则相对少很多,从消费偏好上看,该地区农民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孩子教育与修缮住房等方面,其次是购买家用电器,而对于家具的消费相对较少,所以通过设计的手段来促进农村居民对家具的消费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家具价格的承受程度上,如图2所示,他们能接受的家具价格整体偏低且耐用、符合他们使用要求的家具仍然是他们的首要选择。因此,如何设计功能较强、价廉的家具也是重点考虑的设计因素。3)对家具的偏好。整体上,农民首要考虑的是家具的耐用性与功能性,他们希望家具能较好的满足他们的使用要求,尤其在存储类家具的储藏功能上,他们的要求更为强烈。在造型上,一些对称、稳重等传统造型的家具受到中老年农民所喜爱;红色、深色系列等颜色是他们喜欢的家具色彩,浅色家具(如白色)也逐渐被他们所关注;一些花鸟图案、吉祥图案和风景图案等图案装饰也普遍被他们所接受。
1.2湘中地区农村家具的微观事理分析
事理学的微观研究即在一件件具体的事中去把握“事”的各元素间关系,去理解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的互动过程,从中挖掘出所隐藏的问题,为细节设计提供依据。通过调查,湘中地区农村居民对家具使用的具体“事”主要集中在处理家务与闲暇休息等事情上。
1)处理家庭事务。该地区农村居民处理家务主要包括打扫家庭卫生、处理婚丧嫁娶等事情。通过调查,一般家庭在打扫卫生时,需经常移动桌椅,不同类型的小物品经常存放在一个抽屉里,导致取放很不方便,家庭主人经常为一些零碎物品的存储而大伤脑筋;婚丧嫁娶时参与的人较多,桌椅板凳搬动频率较高,一些厚重的桌椅不方便搬动,家具经常碰撞而导致损坏的情况经常出现,因此需要一些轻便、方便移动、坚固耐用的家具供人们使用。
2)闲暇时的活动。打牌与聊天成了该地区农民休闲时的主要活动。打牌聊天等活动经常有较多人参加,在使用过程中,家具经常出现磕碰等情况,他们对家具使用比较粗放、随意,如经常出现用力拍打桌椅的情况,所以家具应该坚固耐用;同时,该地区农村居民的打牌聊天等活动经常持续较长时间,长时间的单一坐姿对身体会造成不适感,因此坐椅等家具的舒适性问题也是设计需要考虑的要素。
2农村家具的具体设计方案———“求是”
1)通过上面的“实事”阶段,按照设计事理学理论,第二阶段就是“求是”阶段,也就是选择造物的原理、材料、色彩、形态、工艺等内部因素来创造新物种,实现“事”与“物”的和谐统一。通过对上述设计特征的解读,我们以客厅中的柜类家具为例进行了设计实践,如方案一为电视柜的效果图,方案二为客厅组合柜的效果造型。从上述两个方案中可以看出,两个方案的造型都具有对称的特征,颜色以深红色为主色调,辅之以白色,同时在部分面板表面装饰有一些吉祥图案与风景图案,符合农民审美要求。
2)功能。上述电视柜除了摆放电视与电视相关的电器外,两边还分别增设了两组高柜,并将其设计成不同大小的屉格,方便农村居民分门别类的存储一些小物品,方便实用。方案二中所示的组合柜除了存储物品外,还可以将其分开进行自由组合,起到不同的作用。
3)材料。材料是该地区农村居民比较看重的一个方面,通过对市场上各种材料的对比选择,上述两个方案均采用塑钢板材,塑钢板材是一种现代工业材料,制作工艺较为成熟,可大规模生产,生产成本较低,能够有效降低家具的生产成本;它还具有防水、防火、耐酸碱腐蚀以及防虫鼠等特点;在常温下,塑钢板材无气味,是一种环保材料。塑钢板材的这些特征能够较好地满足该地区农村对家具材料的要求。
4)工艺。材料与工艺往往会限制设计的实现,工艺通常会成为“实现”设计概念的瓶颈。在现有的生产技术中,上述两个方案所涉及的材料和工艺都能够顺利实现,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大规模生产。求“是”阶段不仅仅是把物创造出来,还应对新创造的物进行评价。而对物的评价同样也来自于具体的“事”,就是把设计结果放到具体的事中,在具体的场景中去检验设计物是否符合“事”的要求,看其是否合情合理。但这两件家具的概念设计还未投入实际生产,因此,对其评价尚待在具体的“事”中来验证。
3结语
[论文内容提要]文章结合我国目前的体育消费水平现状,提出要加强农村体育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基层组织的积极作用,强化体育健身意识,因地制宜、开展野外体育产业等特色项目,构建多元化农村体育发展模式,从而为提高我国农村体育消费水平,促进农村体育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国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消费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体育消费额仅占体育消费总额不到30%。因此,从理论上分析,提高农村体育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可能性。
一、体育消费水平的含义
体育消费水平是按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消费资料及体育服务消费资料的数量,可用价值单位(货币)来表示。体育消费水映人们实际消费的体育消费品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
二、我国农村体育消费水平现状分析
据有关资料统计,1997年、2001年,我国城乡体育消费水平分别为年人均134.90元和年家庭平均397.42元,在居民日常生活之外的11项消费支出中处较后位置。尽管这种“平均数”的计算结果,能说明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得不承认自身的差距。然而,突显的问题在于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低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问居民收人差距较大,农村居民没钱买健康。
第二,缺乏场地、器材、指导员等必要的体育资源。
第三,由于繁忙的劳动和家务,使得农村居民无暇顾及体育健身。
第四,农民具有人员分散,不易组织的特点。
三、提高我国农村体育消费水平的建议
3.1强化体育健身意识
3.3.2研发适应农村居民使用的小型体育用具与器材
体育健身器材是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重要基础和物质保证。据对在职和非在职的中年人群及青少年学生的不完全统计,在不参加健身运动的诸多因素中,体育器材的缺乏列首位。这充分说明,体育器材在健身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市场上不断出现占地面积小、功能有针对性、价格适中的体育健身器材,很受社会的欢迎。据有关资料表明,大型多功能健身器材的购买率不足15%,而占地面积小、价格在千元以下、操作灵活、可折叠的健身类和娱乐类器材是消费者的第一选择。这是健身器材市场销售的主流,为大多数健身者所认可。健身器材的种类应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消费者的需求,以家庭为覆盖面,在价格、造型、体积上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以使全民健身计划更深入、持久、有序地开展下去。
3.4开展野外体育产业等特色项目
我国蕴藏着丰富的户外运动资源,这是我国农村居民的天然的运动场。我国的湖泊、水库面积达1072万公顷,当地居民可以因地制宜,开展多种水上运动。我国的森林面积9491万公顷,山地面积320万公平方公里,可以开展野营、登山、徒步旅行、冬季项目等体育活动。我国的河流流域面积95.59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海岸带面积28万平方公里,可以开展游泳、划船、冲浪、野营、沙滩排球等体育活动。
3.5构建多元化农村体育发展模式
3.5.1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模式
通过农村学校体育培养学生终生体育意识、终生体育能力,不但源源不断地增加农村体育人口,而且还能为当地培养体育人才,带动当地体育的全面发展,这无疑是农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途径。
3.5.2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
以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一方面,在现有的小城镇,要充分发挥镇级政府在发展小城镇体育中的作用,建立和健全各种政府体育组织、社团组织,培养体育积极分子和体育骨干,宣传和动员小城镇内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团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建立地方性的竞赛制度,特别是在农闲时组织镇所管辖的村级体育活动,以形成体育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把体育纳入小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将农村体育事业费和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真正实现体育与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3.5.3民族体育发展模式
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都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良好的体育传统、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内容和方式。因此农村体育的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些民族体育资源,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养民间的各种组织机构,根据不同民族的传统和特点挖掘、整理和推广这些民族体育文化,特别要利用各民族的传统体育节日盛会,组织和开展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民族体育项目竞赛,既使民族传统体育节日盛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设的助推剂,又能充分发挥竞赛的龙头带动作用,带动当地民间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
3.5.4体育旅游发展模式
西部农村地区应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搞好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当前人们追求健康、回归自然、追求新颖刺激的心理,搞好目标定位,把当地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结合起来,打造各种精品体育旅游线路,比如:利用西部地区各民族、各地区传统的节日,开拓体育旅游资源;在西部地区各旅游景区、度假村等开展攀崖、登山、滑雪、探险、野外生存、极限运动等符合当地气候、地形地貌特的体育活动项目,以吸引更多的游客;积极承办国内、国际具有影响力的比赛和竞赛,如近年举行的“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邀请赛”,通过参观比赛和参与竞赛活动积极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3.5.5体育扶贫发展模式
在继续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加大农村体育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外,还要以最贴近农民的方式满足他们的体育需求,主要采用形式:(1)对一些慢性病和地方性疾病多发的地区,联合卫生部门,根据当地疾病特点,有针对性地传授健身知识和健身方案,以减少因病致贫的人数;(2)联合希望工程,解决贫困山区中小学的体育场地器材和师资问题,使贫困地区学生都能参与体育;(3)联合妇联、残联、共青团、农民体育协会,通过体育自愿者形式,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为农村地区的老年群体、弱智儿童、残疾人、妇女等传授体育知识、健身方法,真正使体育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
我国正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关于全民健身工程的进展状况,国家体育总局两次公布的调查结果,给了这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系统工程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两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从未参加体育活动的城乡居民分别为65.70%和65%,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居民。因此,强化农民体育健身意识迫在眉睫。
3.1.1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
由于宣传鼓动的力度不够,国家关于开展农村群众体育工作有很多好的政策措施,由于有关部门的行政意识、工作方式、宣传途径的原因,使这些政策措施宣传没有很好地展开。全民计划化了两年的时问做宣传鼓动,但仍有60%以上的农村居民不知晓,距“家喻户晓,人人参与”的要求深远,足以说明我们的宣传乏力。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细致地做好全民健身的宣传鼓动工作。国家关于农村体育的许多好的政策不能只说在嘴上,要让农村居民“家喻户晓,人人参与”,就要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要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3.1.2树立正确的体育锻炼观念
我国农村居民为增进健康而关注体育活动少,而把食、宿摆在第1、第2位,而把体育活动摆在第5位。资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体育健身意识淡薄,问题突出。理想的体育运动是实现健康的途径,现代医学和体育科学的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可起到以下作用:(1)预防心血管病;(2)改善呼吸系统的功能;(3)提高消化系统的功能;(4)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5)降低糖尿病发生的危险性;(6)控制体重与改变体形;(7)延年益寿。
3.1.3树立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气
农村居民有其生活、劳动特点,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应坚持与生产劳动、文化活动相结合,坚持业余,小型,多样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科学文明的原则,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开展农村居民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个人活动可不拘一格,贵在坚持。集体活动应突出普遍性、民族性、趣味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定时、定点组织开展。同时加强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教育,引导农村居民参与,提高体育健身意识。
3.2强化各类基层组织的作用
由于农村客观上存在场地设施少、时间难以协调统一等实际困难,农村群众体育工作是一个动员面广、涉及面宽的工作,在发挥基层体育管理人员的职能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乡村民兵、妇联、农协、共青团、文化站、乡村医院、乡(镇)企业工会等组织的积极主动配合,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体育比赛和表演活动,扩大体育的影响,提高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做到齐抓共管,共同搞好农村体育工作。
3.3加强农村体育环境建设
3.3.1改革体育场馆的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
我国现有的体育场地设施约有70%集中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因此,在满足学校教学需要的同时,有必要向农村居民开放学校的体育设施。此举也将大大节约对体育场地设施的投资,提高现有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我国在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本着国家补助一点、学校收取一点的原则,在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的前提下,向社会有偿开放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
3.3.2研发适应农村居民使用的小型体育用具与器材
体育健身器材是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重要基础和物质保证。据对在职和非在职的中年人群及青少年学生的不完全统计,在不参加健身运动的诸多因素中,体育器材的缺乏列首位。这充分说明,体育器材在健身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市场上不断出现占地面积小、功能有针对性、价格适中的体育健身器材,很受社会的欢迎。据有关资料表明,大型多功能健身器材的购买率不足15%,而占地面积小、价格在千元以下、操作灵活、可折叠的健身类和娱乐类器材是消费者的第一选择。这是健身器材市场销售的主流,为大多数健身者所认可。健身器材的种类应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消费者的需求,以家庭为覆盖面,在价格、造型、体积上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以使全民健身计划更深入、持久、有序地开展下去。
3.4开展野外体育产业等特色项目
我国蕴藏着丰富的户外运动资源,这是我国农村居民的天然的运动场。我国的湖泊、水库面积达1072万公顷,当地居民可以因地制宜,开展多种水上运动。我国的森林面积9491万公顷,山地面积320万公平方公里,可以开展野营、登山、徒步旅行、冬季项目等体育活动。我国的河流流域面积95.59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海岸带面积28万平方公里,可以开展游泳、划船、冲浪、野营、沙滩排球等体育活动。
3.5构建多元化农村体育发展模式
3.5.1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模式
通过农村学校体育培养学生终生体育意识、终生体育能力,不但源源不断地增加农村体育人口,而且还能为当地培养体育人才,带动当地体育的全面发展,这无疑是农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途径。
3.5.2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
以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一方面,在现有的小城镇,要充分发挥镇级政府在发展小城镇体育中的作用,建立和健全各种政府体育组织、社团组织,培养体育积极分子和体育骨干,宣传和动员小城镇内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团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建立地方性的竞赛制度,特别是在农闲时组织镇所管辖的村级体育活动,以形成体育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把体育纳入小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将农村体育事业费和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真正实现体育与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3.5.3民族体育发展模式
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都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良好的体育传统、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内容和方式。因此农村体育的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些民族体育资源,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养民间的各种组织机构,根据不同民族的传统和特点挖掘、整理和推广这些民族体育文化,特别要利用各民族的传统体育节日盛会,组织和开展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民族体育项目竞赛,既使民族传统体育节日盛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设的助推剂,又能充分发挥竞赛的龙头带动作用,带动当地民间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
3.5.4体育旅游发展模式
西部农村地区应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搞好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当前人们追求健康、回归自然、追求新颖刺激的心理,搞好目标定位,把当地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结合起来,打造各种精品体育旅游线路,比如:利用西部地区各民族、各地区传统的节日,开拓体育旅游资源;在西部地区各旅游景区、度假村等开展攀崖、登山、滑雪、探险、野外生存、极限运动等符合当地气候、地形地貌特的体育活动项目,以吸引更多的游客;积极承办国内、国际具有影响力的比赛和竞赛,如近年举行的“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邀请赛”,通过参观比赛和参与竞赛活动积极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论文提要:我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本文在此前提下设计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基本制度框架,特别是建立农保可转换为城保的通道和机制,对早期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我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农村大部分老年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他们成为整个社会中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的群体之一,这个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开始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一)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现状评述。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小,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参加各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其中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超过60%。参保人数比2002年的5,462万人有所下降。目前,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10亿元,分散在1,905个县市。
2、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正在不断削弱,家庭养老面临挑战。主要问题: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二是农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代际不平衡严重。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这些人无暇顾及老人;同时,这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加剧年轻人消极赡养老人现象的增加。
3、农村养老难于完全依赖土地保障,但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的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致养老更是奢望。而且现在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得许多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农民所得到的只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也是不可行的。
4、老龄化加快。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年龄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已出现家庭小型化倾向,农民养老问题日益严峻。据2005年底开展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其中农村约占老龄总人口的68%;中国农村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27人。
(二)早期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地区改革。截至2006年底,全国1,905个县,5,374多万农民参保,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8%,仅有310多万参保的农民领取了养老金。积累保险基金310亿元,这些农保总体上属于早期农保性质。总的来说,早期农保试点工作不成功,陷入僵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覆盖范围小,发展严重不平衡。已经筹集的农保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省市,多数地区难以为继。从基金规模上看,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和北京,这五个省市的基金共计221亿元,占全国农保基金总额的71.3%。
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民政不管,社保不接”。尤其是在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农保管理体制至今仍没有理顺,运作也困难重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全国1,905个农保试点县中,多数地方的农保机构还在民政部门,农保在省级已经移交而市县没有移交,依然处于“民政不管,社保不接”的局面。与此同时,很多内地和西部省份“清理整顿”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是简单退保。
三是基金分散,管理存在流失和损耗现象。目前,全国310亿元农保基金分散在1,905个县市。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全国清理整顿农保后,农保机构和人员的办公经费、工资多数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挪用农保基金发工资的事情相当普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5年全国31个省份中,涉及1,905个县、2.6万个乡镇,农保系统大约有干部近1万多人。
四是老年受益保障不能兑现,保障水平低。很多参加早期农保的农民在年龄达到60岁后,每月领取以前规定的养老金的承诺不能兑现。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采取个人、集体和国家等多方出资筹集养老基金并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帮助和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制度,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老金还会相应增加。该制度的新颖性,首先在于各级政府和村集体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对参保农民进行补贴,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本文以成都为例,鉴于目前成都各区、市、县经济发展水准不一样、政府财政负担能力不一样、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也不一样的状况,成都于是按照一二三圈层分类划档逐步推进全市农村养老保险。
(一)从远郊区县——都江堰和金堂县来分析。金堂县从2007年6月1日最先按规定开始在三个乡镇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9月1日在全县全面推开农民养老保险。2007年全县GDP为79.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690元。都江堰市从2007年8月初开始,分别选取了胥家镇、崇义镇各两个村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16.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从2001年的3,096元增加到2007年的5,300元。两地属于成都市第三圈层,经济实力偏小。
让村里的男士们进行大鼓的训练,这样锣鼓队、秧歌队山歌队等都建立起来,农民在农闲的时候也不会感到无聊寂寞,将大家组织在一起进行演练,不仅让大家的空闲时间充足起来,更是加大了农村的文化市场建设机制与氛围。对于农村的文化建设一定要做好监管力度,村民文化程度有限,极易受不健康文化的侵害,对于这点,县级以上文化主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并可在各村级组建一支文化协管员队伍,对村里集市上贩卖的不健康书籍、期刊或者盗版光碟及时的制止以及禁止贩售,对于村民购买要严格的制止,村里也应该大力的宣传健康的文化氛围,让村民能够自己分辨什么是不健康文化,做好村里的文化市场监管,弘扬健康的文化。现在很多的不健康文化正在逐渐在村里进行,像文化,分裂国家的文化等,这些都需要村里重视起来,大力禁止,积极宣传,打击这些不良文化的发展,建立一个健康良好的文化氛围。
2大力发展农村文化市场
农村文化市场的建立,极大的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建立农村文化市场,极大地丰富了的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使得农村的文化环境得到改善,人们不再是闲的没事的时候东家长西家短的乱说,而是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的做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文化市场除了上面所提的锣鼓秧歌之外,还应该组织村民定时观电影,在村里组织观看电影,与国家重视的电影下乡活动极大的密切联系起来,这样能更好地提高村民的文化认识水平,这样也极大地缩短了与城市文化发展的水平,电影可以有选择的观看,要选择那些利于村民精神文化发挥的电影。同时,对于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应该因地制宜,发展适合本地村民的文化机制,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也极大的需要建设农村的文化市场,政府大力的扶持,严格把关,把不利于农民发展的文化垃圾清除出去,村社加大监管力度,每天宣扬积极健康的文化,可以开展每日一说的课题,每天由专人通过喇叭向村民宣传健康的文化知识,文化意识,同时让村民积极的响应村社号召。县级政府也应该加大监管力度,及时的与村社联系查看,组织村民到镇上或者县里进行参观学习,看一下其他地方的文化发展氛围,这样对于自己以后的文化发展也会有极大的益处,所以政府应该重视农村的文化市场发展,建立一个健康积极的文化环境,逐渐地让村、镇、县达到一体化发展,协调发展水平,共同进步。
3结束语
中国农产品价格自1997年以来出现连年下降,从而导致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也出现连续4年的持续下降。1997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根据当年农村住户调查的资料反映,1998年农民出售的15种主要农产品中有12个品种的价格下降,而肉类价格跌幅最大,达12.7%。1999年情况更加严峻,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12.2%,创改革以来最大跌幅。统计的11种主要农产品价格,除木材上升1.4%外,其余10类农产品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下降。从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所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2002)。2000年和2001年农产品价格虽然略有好转但尚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价格下降的颓势。
中国农业发展中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总体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大宗农产品总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农产品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
表11994~2000年主要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年=1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0年。
走低。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来连续几年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种植适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淘汰过剩的和低品质的、以满足温饱为主要生产目的的农产品生产。这些政策在一些地区和部分产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针对9亿多农民为仅3亿多城镇人口生产农产品的基本局面,农产品的过剩将是难以扭转。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下跌,就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与城市人口农产品消费增长缓慢的矛盾加剧所造成的,是因为农产品收入弹性过低的缘故。据专家测算,200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这4年中城镇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了53.6元,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不足0.04,意味着在此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不到4分钱,还包括在外用餐费用的增加(陈锡文,2002)。更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居民1999年人均购买粮食比1996年下降近10公斤,鲜菜下降4公斤多,猪肉下降近2公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考虑到3亿多城镇人口中还有大约1亿多非农业人口是生活在县和县以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大中城市更低,因此鼓励农民进行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所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围也会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农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低,当前农产品的过剩是商品农产品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过剩,是大量人口滞留于农村所致。(二)众多乡村人口与农民收入
“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在“九五”后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4%,尚不及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7.2%的1/2。在目前的统计中,农民纯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报酬收入、家庭经营农业(农、林、牧、渔)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四个部分。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701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长11.2%,是纯收入增量的165%,如果加上农户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338元,则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达1039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6%。工资和非农经营收入的增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208.3%。通过上述对农民收入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乡镇企业及农民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支撑。尽管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有所回升,达到了4.2%的增长速度,但是收入的来源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与城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仍然相差悬殊。
显然,众多的乡村人口是当前农民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障碍。从中长期看,继续依靠政府提高大宗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农业经营的收入,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而大规模的商品农产品生产由于土地规模的限制,也不能对所有农民的收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人多地少构成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基本约束。在此约束之下,非农业人口或城镇居民及整个国民经济所能够承受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与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增长将是一对很大的矛盾。依靠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攀升来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收入,以使其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已经不会成为常态(陈剑波,2001)。
此外,长期维持相当大比例的乡村人口对整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还更加复杂,比如农业生产规模与效率的问题、生态和环境破坏问题、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过慢的问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极大重视,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如此巨大的农业部门相比还很不相称。显然这与能够消费农产品制成品的市场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等等,显然解决中国乡村人口的非农化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县域中小工商业受到抑制,劳动力流动缺乏政策支持
县和县以下中小型工商业发展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它将为乡村人口的迁移做出重大的贡献。我们过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目前中国的小城镇发展较为缓慢,除了各种体制的约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化和市场化严重不足。而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是难以顺利演进的。
近年来,作为县域内解决乡村人口非农就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增长减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之一。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比上年减少50万家,增加值为2730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0%,几乎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而整个“九五”期间乡镇企业13.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12700万人,与上年持平,基本中止了就业人数下滑的趋势。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加额已经占GDP增加额的37%,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居住着10亿多人口的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的下滑已经对县域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乡村人口迁移的进程。
经历了20年来的改革开放,多数的县域经济已经脱离了仅仅依靠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乡镇企业或微型、中小型工商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目前,县域内微型与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金融和税收体制两个方面的抑制。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极难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充足的税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严重缺乏大力推动中小型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应的扶持和支持政策,无法降低中小型工商业的私人投资的进入“门坎”。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融资问题无法解决,表现在:第一,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或通过集资进行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妨碍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第二,债务融资渠道单一且存在很多问题。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长期以来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第三,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第四,缺乏为中小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和政府相应的服务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
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也由于其就地转移劳动力的高昂成本,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减缓。其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缓和城镇化步伐的减慢。“九五”前4年城镇化平均每年仅增加0.46%,比整个改革时期的平均0.6%还低。
在乡镇企业发展减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受阻的情况下,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自发流动。开始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城镇化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进程中,如何进行战略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存在激烈的争论:其焦点问题是让流动的乡村人口是停留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是应该叫城市化还是城镇化。这一争论的核心,是让农民抛弃土地彻底断其后再到城市谋生,还是保持目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季节性的流动。显然目前的农民季节性流动就业的模式将使乡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平滑,成本更低,也更有利于降低乡村居民城镇化的门坎
事实上,尽管政策对于农民自己选择的流动就业模式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尽管农民季节性流动还存在诸如户口、就业限制、福利保障、权益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农民的自发流动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不可阻挡的趋势,每年估计的流动数量大约在0.8~1亿人左右。同时,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低速增长,与农民的大规模季节性流动就业密不可分。
三、金融抑制和萎缩使县域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
(一)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储蓄信贷市场且贷款连年下降
改革20多年来,中国信贷机构的垄断地位基本没有动摇,始终维持一个70%左右的市场份额。这对于中央政府通过直接动员信贷资源支持城市和国有部门提供了极大便利。与国家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相对照,贷款增长速度的下降令人吃惊。1997年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了25.05%,但随后的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下降为15%和8%。
表2国有银行存贷款占全国的比致
注:国有银行包括:政策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0年。
(二)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企业,虽然从1998年开始,大型企业的银行借款增幅下降,2000年起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分别下降8.2%和10.1%,但是实际的占有金融资源的比例仍然是非常高的。
表31999年国有企业占有资金情况
资料来源:马洪、王梦奎,2000。
表3的数据证明了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所具有的优先地位,金融资源向国有部门的倾斜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此外据抽样调查,2000年底全国省会(区府)和副省级城市的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近40%,是当年新增贷款的46%(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1/11/1)。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后信贷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
对于这样一种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资本市场作用的结果,是资本逐利本性所致。但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鉴于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中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国有独资的性质又使国有商业银行易于遭受行政干预,在这样情况下强烈的城市化的资金配置格局,很难说仅仅是由于市场竞争而导致的资金流动,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竞争促使资本寻求更高收益而出现的配置格局。这一配置格局的出现是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密切相关。在这一阶段,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市场主导了整个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比如,大量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说明目前的城市化倾向的资本配置格局,是与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并不完全相干。
(三)县域内承受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和信贷紧缩
对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有许多争议(周骏等,2001;王宝清,2001)。目前的紧缩是一种结构性的紧缩,而非全面紧缩。城市部门,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并没有特别感受到这种紧缩,而县及县以下的经济主体才是这种紧缩的对象。这种紧缩的直接后果是县域内以解决就业为主的中小型工商业、乡镇企业出现衰退并由此带来县域经济的衰退、农民收入下降及县乡政府税源枯竭。根据有关学者从全国总体的情况测算,1994~1998年间仅财政系统的净流出平均每年大约在1000亿元左右,而金融系统中不仅存贷差日渐扩大,而且每年从金融系统中流出资金大约在500~600亿元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从县域内部的情况看更加严重。一是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基本没有放款权利,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1997年以后对县域内经济主体的贷款增加很少。二是尽管金融机构中农业与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和农户的存款(不含乡镇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全部存贷款所占的比例几乎相同(农村存款在1996~2000年间基本保持在12~13%的水平,而贷款保持在11%的水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全面统计所掩盖的一些问题。第一,在1996~2000年间信用社占据了整个农村信贷市场的65~70%的份额。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放款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的贷款等大型项目,而对迫切需要提供金融服务的农业生产和中小型工商业活动却处于全面紧缩的状态。1999年全国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比1998年增加581亿元,占当年全部贷款增加额的8%(值得说明的是,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30%以上,吸收的就业是国有部门80%以上),同年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增加额为386亿元,占全部乡镇企业贷款增加额的66.4%。2000年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01亿元,而同年农村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361亿元(《中国金融年鉴》,2000,2001)。
仅观察全面的统计数据,难以清楚地看到农村中所普遍存在的货币和信贷的严重双重紧缩的。从运行的情况
表4乡镇企业和农业贷款(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资讯行数据库();《中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情况统计》1998~2000。
看,县及县以下正在承受严重的通货和信贷紧缩,表现在:
1.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贷款,造成每年上千亿元的资金直接上存中央银行。
2.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农村短缺近3000亿资金,不仅影响了县域内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兑付农民存款的责任直接由县乡两级政府负担,对本身已经债务缠身的县乡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
3.国有商业银行大量减少县及县以下基层机构,贷款审批权限上收。全国已经削减1万多个银行分理处和营业网点,裁员11万人(戴相龙,2001)。
4.农村信用社负担过重,难以全面支持农村发展。农村信用社以占全部金融机构12%左右的储蓄存款余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但是鉴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管理体制问题及沉重的历史包袱(累计亏损与不良资产),对于承担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已独木难支。
5.民间信贷活跃,但缺乏规范。由于正规金融难以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和高利贷十分活跃。据对15省24个县市41个村的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温铁军,2001),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达到每月1~3%。由于民间信贷缺乏正式的法律地位,因此也缺乏管理和引导,难以真正在信贷市场上正常发挥作用。
四、消除贫困与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
(一)关于新的扶贫战略
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这是依据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的计算(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为0.66美元/天)。为比较国家间的贫困状况,世界银行提出了每天1美元(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的贫困线标准。世界银行在1998年的估计中认为当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如果依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应该为1.06亿,比官方当年4200万贫困人口的估计要高出1倍多(世界银行国别报告,2001)。无论估计的标准如何,中国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消除贫困的任务)。
根据中国政府新世纪的扶贫战略,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一是尽快解决3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二是帮助初步解决温饱、但还不巩固的贫困人口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实现稳定脱贫。与“八七”扶贫攻坚相比,这不但意味着对象更广了(约占农村总人口的10%),而且任务加重了,即包括解决温饱和实现稳定脱贫两大任务。扶贫的基本方针则不是简单地解决温饱,或者是生产足够的食物问题,而必须做到综合开发和坚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做到资源配置和开发与生态建设紧密结合。
实现新的扶贫目标并非仅仅是简单的资本投入问题。尽管在新的扶贫战略中政府在贫困目标的瞄准机制、扶贫内容等等进行了许多重大的调整,但是贫困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将越来越成为贫困工作中的重点内容。因为目前尚未脱贫的3000万贫困人口中,主要的制约是生态和自然条件,这些人口的脱贫仅依靠发展当地的农牧业生产不仅可能导致新的生态破坏,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移民和促进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应成为实现新的扶贫战略的重点内容。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问题
2000年,国家安排在西部地区新开工10个重大项目,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2001年,国家又在西部地区新开工了一批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2000多亿元。
近两年来,与国家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国有商业银行在西部开发的战略指导下,投入了大量的财政和信贷资金。但是这些投入效果如何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通过国债资金大量投入到公路、铁路、机场、大中型水利设施项目、天然气管道项目建设的资本,对于西部地区的农村发展究竟产生的作用有多大?能否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既不能在短期内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西部农村地区面临的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显然,将此战略作为资金投入的战略重点,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西部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远水不解近渴。
五、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问题
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农民负担问题一直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减轻农民的负担。从实施的效果来看,这些措施对抑制农民负担恶性上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制止农民负担增加。据农业部统计,2000年全国农民直接负担的税费共1778.9亿元,平均每个农民负担199元。其中,各种税92元,“三提五统”66元,“两工”和以资代劳6元,集资等各种社会负担30多元,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3.3%。
中央2000年提出了税费改革方案并在安徽进行试点。从安徽省的情况看,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效果是明显的,人均负担下降了30%。税费改革虽然达到了使农民减负的目的,但同时使乡镇政府和村一级组织收入减少,使县、乡、村机构正常行政能力受到影响。
税费改革、农民减负与县乡财政状况紧密相连,没有地方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的改善,农民减负就难以完全实现,税费改革就缺乏推进的基础。我国户口在县和县以下的人口10亿多,其中农业人口9.2亿,在县城和建制镇的人口有1.7亿。我国现有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10%,地市17%,县乡两级共计20%多。而全国财政负担的人员总量中,由县乡财政负担的比重约为70%左右。如果不能改变20%的财政收入负担70%人员费用的状况,不仅农民负担无法得以完全减轻,同时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直接面对农民、行政事务最为繁杂、作为政权基础的县乡两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是最少的。农民负担的问题并非简单的基层政府收费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促进县域内的经济发展和整个基层财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问题。
六、进入WTO之后的农业和农村
(一)农产品贸易问题
根据有关研究,中国的农产品中,粮食产品只有稻谷具有相对的比较优势,而糖料、园艺、畜产品、烤烟等都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程国强,2001),相应地,有关学者对加入WTO后,利用相关的模型对在贸易自由化情况下中国农产品贸易对各种农产品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黄季焜,2001)。这些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及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作用。从短期看,贸易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
1.贸易的冲击仅限于一定的区域和特定的品种
许多人对于国外农产品的进入十分担心,认为有可能带来数千万农民的失业。这种担心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依据。首先是粮食产品的商品率一般在30%左右。对于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来说,特别是以生产粮食作物为主的农户而言,贸易本身不会对农民收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贸易可能的影响只是针对商品率较高生产较为集中的个别品种(比如棉花、大豆、部分水果等)、个别地区(如黑龙江、吉林等大豆、玉米主产区)的农民收入影响较大。
就我国目前情况看,小麦生产的大省是河南,占到全国生产量的22.4%,山东排第二位,为18.67%,河北为12.12%,其余省份均没有超过全国产量的10%。稻谷产量占全国比例最高的是湖南省,为13.84%,河南为10.14%,其余省没有超过10%,大豆生产黑龙江一个省就占了全国产量的近30%,而新疆的棉花则超过了全国的1/3,广西的糖料占到全国的近40%(国家统计局,2001)。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调查资料计算,黑龙江等九个省农民销售大宗农产品的现金收入仍然是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新疆分别达到63.33%、54.48%、39.23%、33.27%。显然,如果不能很好地调整农业生产和经营战略,这些地区的农民将遭受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直接冲击
2.主要农产品进口的配额数量并不大
根据相关研究,即使2002年粮食全部进口配额用完,进口玉米、小麦、大米的数量分别占2001/2000粮食市场年度总消费量的4.57%、7.34%、2.9%,而以2004年的配额量计算,进口粮食总量也仅占2001/2000年度中国粮食消费的6.02%。因此,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目前的配额并不会对中国的大宗农产品的生产带来重大威胁。
从积极的方面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会对中国的农产品市场发育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加快完善全国的市场体系建设和分别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地区情况来确定农业发展的战略将是我们未来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补贴政策:补产业还是补人口
关键词:电网T接串接方向原则
1农村电网的特点
(1)供电距离远,负荷点间距离大,呈散落分布。
(2)单一电源,放射性结构,负荷点之间多数由线路"串接",电网分支少。
(3)除"串接"外,电网分配负荷的形式主要是"丁字形接线(T接)"和"十字形接线(同一点向两个方向上T接)"。
2数学原理
众所周知,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连接两点所成的线段,就是沟通两点的最短路线。不在同一条直线上的3点(三角形的3个顶点),有没有将其沟通起来且最短的路线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欧氏平面上,更多点之间也存在将它们沟通起来的最短路线。
数学上称,到三角形3个顶点距离之和最小的点为费马点。它是这样确定的:如果三角形有一个内角大于或等于120°,这个内角的顶点就是费马点;如果3个内角均小于120°,则在三角形内部对3边张角均为120°的点,是三角形的费马点。费马点与3个顶点连成的线段是沟通3点的最短路线,容易理解,这个路线是唯一的。我们称这一结果为最短路线原理。
为便于对电网进行长度优化操作,现将确定三角形费马点的尺规作图方法简述如下:如图1所示,已知ABC的内角均小于120°,求费马点。
(1)作线段的垂直平分线L。
(2)过B点作一条射线,使其与的夹角为30°与的垂直平分线交于O点。
(3)以点O为圆心,长度为半径,过A、B两点在ABC内画弧。
(4)对线段重复以上步骤画弧。
(5)设弧与弧的交点为E,E点即为ABC的费马点。
(6)连接AE、BE、CE(图中虚线)得到连通A、B、C3点的最短路线。
根据绘图工具和手段的不同,可以有很多确定费马点的方法,但基本上是以尺规作图为基础。
3T接、串接原则与农村电网的局部优化
用最短路线原理对放射性电网的结构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有用的结论:
(1)由一点最多只能向3个方向上送电(含受电),这3个方向互成120°角,由一点不能向两个夹角小于120°的方向送电(含受电)。称为方向原则。
(2)3个节点A、B、C,若A对B的送电方向与B对C的送电方向之间的夹角α大于60°,则3点之间应采用T接方式,并按方向原则连成供电线路,称为T接原则。
(3)若这个夹角α小于或等于60°,则可以串接,称为串接原则。
农村电网的局部优化,就是利用这3个原则来判定电网局部结构的不合理性,运用最短路线原理确定最短路线,计算出长度,通过方案比较,并结合实际考虑,解决改造和设计中的问题。
设某一电网的局部有4个负荷点A、B、C、D,分布在正方形的4个顶点上,正方形的边长为1。若电源已经到达A点,请设计出由A点向3个负荷点B、C、D供电的路线,使线路的总长度最短。
通常,较典型的方案如图2所示,图中实线为供电路线。
把这9种架线方案当做电网的9种局部结构形式,如果要求避免复杂计算,是否能判断出哪种局部结构优化(线路最短)?哪种局部结构不好?利用前述3个原则可立即得到结果。具体判断过程是:
方案1:B、D点违反方向原则,ADB、DBC违反T接、串接原则。
方案2:A、C点违反方向原则,ACB、ACD违反T接、串接原则。
方案3:A点违反方向原则,ABC、ACD、BAD违反T接、串接原则。
方案4:B、C点违反方向原则,ABC、BCD违反T接、串接原则。
方案5:A、B点违反方向原则,ABC、BAD违反T接、串接原则。
方案6:违反方向、T接、串接原则。
方案7:"十字形接线"违反方向原则和T接原则。
方案8:满足方向原则及T接、串接原则要求,是最优局部结构。
方案9:这是对方案2、3、5进行局部优化后的一种结构,A点仍然违反方向原则。表1列出了各种方案的架线长度。K值为最短线路长度与本方案线路长度之比。优化潜力是本方案最多可能缩短的线路长度百分数。
当判定电网的某一局部(一般考查3个或较少数量的节点)需要优化时,余下的工作是设计出最短路线,然后加以实施。对于实际负荷点距离较大的局部,主要是利用本地区大比例地图及地理资料,结合实地勘查,确定负荷间的分布。优化路线的设计是利用计算机的绘图软件(电子图板、CAD均可),按比例作出地图上具体负荷点构成的图形(或先将地图扫描入计算机),然后在图上作出费马点。使用"查询"功能获得最短线路的数据,无需复杂计算。方案9是在计算机上对方案2、3、5的ABC不合理结构(下文将说明,方案2、3的ABC局部结构不合理,方案5的ABC局部结构不尽合理)经一次优化得到的改进方案,架线长度是对线段进行长度查询后相加的结果。从表1中可以得出:方案9在总长度上比方案2、3缩短了14.12%,比方案5缩短了2.27%;就被优化的ABC局部来说,方案9比方案2、3缩短了20%,比方案5缩短了3.4%。
局部优化,到底能把线路缩短多少?这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们能不能事先做到心中有数,进行合理的估计呢?
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数学家提出过这样的猜想:对一个不尽合理的网络,其最短线路长度与原线路长度之比不小于(约0.866,参见表1中K值)。换言之,正三角形加设节点可将原线路缩短最多。这一猜想于1990年,被我国数学家证明。
方案序号123456789
架线长度3.4143.4143.4143332.8282.7322.932
K值0.8000.8000.8000.9110.9110.9110.96610.932
优化潜力20%20%20%8.9%8.9%8.9%3.4%0%6.8%
便于对以上结论的理解,并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这里把非最短路径放射性电网分成2类:不合理电网和不尽合理电网。如果对于电网中任意3个直接沟通的节点,其沟通路线均取自3节点构成三角形的较短两边,而且任意两个直接沟通的节点间的沟通路线在不增加电网节点的情况下不能被其它更短的路线取代,那么这个电网是不尽合理电网,否则是不合理电网。前面方案1、2、3是不合理电网,方案4、5、6、7、9是不尽合理电网。
MOOC即慕课,是网络公开课在线平台,在这里可以进行知识的共享,也可以进行学习交流。具体而言,MOOC对于实现农村教育公平有以下积极意义。
1.利用MOOC可以缩短农村和城市的师资差距以及教学差距
MOOC区别于以往在线学习的特点为“Massive”,即资源多、学者多、互动多。通过MOOC,农村教师可以快速地接触到优秀的课程资源,以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及时了解到新兴的教学理念,从而改良自己的教学方式。MOOC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让农村教育因为地域原因而产生的教育的滞后性,缩短城乡师资和教学的差距,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
2.利用MOOC可以帮助农村学生更好地学习课堂上的知识
MOOC的特点“Course”,即MOOC课程主要构成是课堂视频。农村学生可以通过MOOC自主选择国内外名师的课程讲解,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学的知识,从而提高了学习效率。
3.利用MOOC可以提高农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丰富课外学习生活
MOOC的另一特点“Open”,即公开。MOOC免费向各地学生公开,农村学生可以在MOOC上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自主学习,可以学习到一些课堂上无法学习到的知识,通过MOOC平台可以培养农村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扩宽其视野,丰富其课外生活,让他们有一个可以自学成才的平台。
二、MOOC进农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路径
1.MOOC课程存在结构性缺失
MOOC上的许多课程主要是由名优大学推出的,针对的对象主要是大学生或具备一定知识背景的成年人,极少是面向少年儿童开发的,对于老年人这类特殊群体的课程更是少之又少,而农村教育的主要群体就是少年儿童和老人。在此情况下,MOOC进农村的实际受众范围可谓小之又小。不可否认,MOOC是缩小农村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但如果这一途径不能被有效利用,则无异于纸上谈兵。现有MOOC课程出现以上结构性缺失主要原因是MOOC本身起源于大学的课程开放运动,这导致现有MOOC课程主要为大学课程。但是,随着MOOC理念的发展和MOOC运动的普及,许多网络主体开始加入MOOC,并出现了一批适合少年儿童、老年人的MOOC课程。比如果壳网就面向少年儿童推出了“一分钟性教育”、“绘画艺术”等有意思的课程。又如,土豆网推出了“老年人科学健身”、“老年中医保健”等利于老年人养生的精品课程。相信随着MOOC运动的深入,会有更多小学、初高中学校和老年学校加入MOOC的行列。而MOOC进农村也会随着MOOC的不断发展而得以顺利实现。
2.MOOC进入农村面临语言难关
老年人是MOOC进农村的重要受众。然而很多农村老年人文化水较低,且不会说普通话,导致他们无法理解现有的MOOC课程。因而优秀的老年人课程还需要进行适当的方言化。事实上,在国外优秀MOOC课程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值得借鉴的经验,如一些“TED字幕组”、“配音组”等公益小组的出现以及字幕著作权公开化的实践,帮助许多课程顺利转化为中文课程。这样的经验同样适用于这些课程的方言化。
3.MOOC进农村面临网络困境
目前MOOC的传播主要依靠互联网,虽然目前中国许多农村已经普及互联网。但是不可否认,还存在许多互联网无法到达、或者已铺设互联网但是费用超出当地农民的负担、或者互联网网速不高等现象,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MOOC进农村的进程,导致MOOC课程难以在农村进行传播分享。因此,MOOC在进农村过程中需要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变通。例如,可以通过农村已经普及的电视、广播进行文化教育,除此之外,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村里的村委会、文化礼堂、老人亭开设电子阅览室,专门供村民自主学习。同时,现在许多农村已经普及CD、VCD、DVD,则可以将网络课程光盘化,供村民借阅。
4.MOOC进农村存在观念转变上的困境
一方面,农村教育终身化、社会化的理念不够深入。农村老人对于教育、对于学习仍然停留于学校的教育,过分强调学校教育,并没有意识到学习无所不在,学习方式的多种多样。另一方面,农村教育观念具有滞后性。认为教育就是学校里教师与学生的面对面的授课,其他学习模式则难以被接受,农村学生的学习依然依赖于课堂和教师。所以,MOOC进农村过程中需要根据当地的文化思想背景做好宣传工作、思想工作。例如,可以通过农村广播宣传MOOC的优点、通过学校教师对学生加强自主学习理念的灌输等措施来转变农村的教育观念、学习观念,让农村形成一种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这样MOOC在农村才能发挥其良好的作用。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