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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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范文

引言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跨文化传播，它总是和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交织在一起，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已成为文化交融及发展的大趋势。从旅游业方面看，民俗旅游的兴起和发展从它自己的角度对这一趋势进行了印证。民俗旅游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形式，以其显著的民族和文化特性吸引了越来越大的旅游市场，广西武鸣伊岭岩景区就是一个显著的范例。广西壮乡素有“壮乡风景在武鸣，武鸣风景在伊岭”之说，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更直观地展示壮族文化，伊岭岩景区被打造成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民俗旅游景区。伊岭岩本身是一个喀斯特溶洞，景色奇丽，素有“地下宫殿”的美誉。伊岭山寨所处的广西武鸣是广西著名的壮乡，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壮族传统文化。因此景区除了奇丽的自然风光外，还对广西壮族的建筑、饮食、生产方式、艺术形式等进行了生动的展示，游客可以通过唢呐迎客、参与对歌、跳竹竿舞、参观酿酒等环节进行参与性强的互动活动，趣味横生，感受深刻。可以说，从民俗旅游景点开发的角度来看，伊岭岩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范例。

任何景点都离不开文字的介绍，对于民俗旅游景点来说更是如此。既然民俗旅游是一种文化旅游，那么它所涉及的文化现象必须通过其载体：文字来进行解释、传播，包括口头的及书面的。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在全球跨文化传播语境的今天，这些文字资料的译介、传播显得尤其重要。景点资料的全面、恰当与否对民俗旅游景区的存续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大部分景区，相对于开发者对景点硬件建设的重视，其景点资料的完善，特别是译介方面的完善亟待提高，应考虑采用有效的策略。本文以伊岭岩为例，试分析如下。

一、通过回译重现壮族传统文化，提升跨族群传播

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来说，跨族群的文化传播是实现国家多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壮族是广西原生的少数民族，为古代百越族群后裔，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他们是稻作文明的创始人之一，在冶炼、纺织、文学艺术等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现人口发展到1700多万，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壮族先民早在商周时期就创造了刻划文字符号，在其漫长的发展史上，通过与汉族的接触融合，在一千多年前借鉴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古壮字，即土俗字，是一种方块字，历史上曾相当普及，盛行于明清，一直使用到上世纪50年代。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出版社编撰的国内外第一本《古壮字字典》所收古壮字达10700多个，显示了方块壮字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壮族的许多重要典籍和民间艺术作品，如《布洛陀经诗》、《侬智高的故事》《刘三姐》、《百鸟衣》、等都是用这种古壮字记录、编写、整理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古壮字没有得到规范和统一，有些字笔划过繁，书写不易，五十年代壮族在政府的帮助下创造出以拉丁字母为字母的拼音壮文后，古壮字亦即土俗字逐渐不再使用。

尽管如此，古壮字的发展伴随着壮族社会的发展，是壮族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和载体。尽管不再作为活的语言流通，它仍应该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存在。现在的人们，包括许多壮族人都不知道自己民族曾经创造的文字，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对于像伊岭岩这样的壮族民俗旅游景区来说，可以展示性地向旅游者介绍壮族的重要典籍，如《布洛陀经诗》、《刘三姐》等的文字片段，不仅要有汉语译本，还应有壮文原文版本，或将汉语译本再回译成壮文。这可使旅游者对壮族的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使民俗旅游不仅仅耽于表面。在这一方面，纳西族对东巴文的开发利用是一个可堪借鉴的例子。东巴文是非常古老的象形文字，现只有极少数人掌握，早已不是流通的语言。但以东巴文字为元素开发的旅游产品深受欢迎，加深了人们对纳西文化的了解，实际上起到向外推介、传播纳西族文化的良好作用。

二、注重外译，促进跨国传播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及国际地位的提升、对外交往的日趋频繁，跨文化交际及传播成为研究热点。与其具有天然孪生关系的学科――翻译也受到更多关注。文化传播通常是从强势文化走向弱势文化的，多年来我国翻译界始终处于译入大大多于译出的局面。我国近期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旨在使中国文化真正融入世界文化，并发挥其应有的影响。旅游景点，特别是文化旅游景点作为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其资料的外译显然不容忽视。然而调研显示，除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等代表国家形象、受到足够重视的文化景点外，我国大部分旅游景点资料的译介亟待提高。有些景点资料完全没有译文，有译文的也不完善，存在若干问题。首先是缺失的问题，例如，除了景点名、路牌配有译文，其它的介绍都没有译文；其次是翻译过于简略的问题，译文通常少于原文，有的甚至只译出原文的一半左右，碰到难以处理的文化元素则采取略过的态度；再者是外译语种单一的问题，目前大部分翻译的语种为英语、日语，其它语种比较少见。鉴于此，类似于伊岭岩的民俗旅游景点在对其景点资料进行译介时颖注意以下问题。

（一）进行多语种译介

在对景点资料进行译介时应注意到语种的多样性。对语种的选择不应该仅仅以该语种客源目前所占比例为决定因素，例如，日语游客多就译成日语，韩国游客多就译成韩语，更应考虑该语种在国际上的使用人数和影响，除英语等大语种外，法语、西班牙语等国际语言应受到充分重视，因为这些语言在国际上的使用遍及全球较多、较有实力的经济体，覆盖面广，具有较大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以这些语言的使用者为目标进行跨文化传播可以造成较大的影响。

（二）利用恰当有效的媒介

多语种译介会给景点现场资料的陈列带来篇幅的问题，这就促使我们灵活使用媒介，以期有效地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例如，电子显示屏等电子设备具有容量大、视听效果好、允许互动等特点，是承载多语种译文十分恰当的媒介。此外，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用心建设多语种网站是一种与时俱进的传播方式。外语游客在到达景点前和离开景点后，甚至在没有机会到景点的情况下都可以通过网站远程了解信息，感受文化，对于景区来说是一种事半功倍的传播工具。

三、灵活采用其它形式的立体翻译，实现跨群体传播

在跨文化传播中，跨群体的传播由于不像跨国、跨族群传播那样显眼，有时会受到忽视，然而这方面的传播需求却是很大的。在任何一个文化体中，与主导文化相依相伴的还有许多共生的文化群体。对于那些对语言传播不太敏感或不感兴趣的人群来说，则应该采取更灵活的、非文字语言的传播方式。事实上，在英语中“翻译”一词为“interpretation”，其意义为“诠释”，不仅包括文字语言的转换，也有“表演、演奏、艺术处理”等意，即通过别的符号进行诠释。从宏观的角度看， 一切用于表达、交流的符号系统可以看作是人类的语言。许多人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要掌握的工具只是外语，其实，在跨文化交际中，非文字语言的交际行为和手段比语言交际行为所起的交际作用更大，在语言交际发生障碍时其代替、 甚至挽救交际的作用则更不可低估。鉴于此，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应该有大翻译的思想，除文字的翻译转换外，也可使用其它形式的语言符号进行诠释，如舞蹈语言、音乐语言、绘画语言等，这些语言形式有的比文字更抽象，有的比文字更具象，但它们与文字语言相比所具有的共性是，比文字语言更加直观。恰当地使用这些语言可以更好地适应具有不同偏好的受众群体，更好地实现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间进行跨文化传播的目的。

类似于伊岭岩这一类型的少数民族民俗旅游景区，除对景区资料进行文字语言的翻译外，还可以立体地运用其它艺术语言就行诠释。以广西桂林的另一民俗旅游景区刘三姐大观园为例，园内有形式丰富的壮族对歌、舞蹈表演及真人实景再现等，直观地展现了原汁原味及经过艺术加工的壮族生产、生活及文艺活动场面，使人们不用通过对文字的阅读和理解过程也能感受到壮族文化，对某些人群来说效果甚至更好，是跨文化传播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一些缺乏场地，或无意采用娱乐元素的民俗旅游景区来说，可以采用其它媒介作为文字资料的补充，如进行影像资料的放映，把音乐、舞蹈、绘画移到影像中去。事实证明，有些使用影像放映的文化旅游景点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扬州中国佛教文化博物馆，厦门陈嘉庚纪念馆等。通过对影像资料的观看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结合文字资料的介绍解释，有助于对文化事件和现象达到深层次的理解。

四、结语

第2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范文

【论文关键词】蒙古学；古籍文献；开发和利用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1、蒙古文古籍文献具有汉文文献无法替代的文献价值和社会作用，是研究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史料，也是蒙古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对象，因其更切近实际反映本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状况。

第3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范文

一、羌族历史文献的定义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则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因而后来凡是历史性的材料都称为“文献”。历史文献就是历史资料，历史资料是由考古的遗迹、遗物，历史文献（这里指文字材料），口碑传说等组成。而要纳入历史文献学的范畴，那就是以本民族文字记载的本民族历史文化而传承的实物载体才称之为历史文献。羌族没有文字，按文献学的概念解释就永远没有本民族的文献。既然“凡历史性的材料都称为文献”，而羌族是迄今为止中国已发现的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所记载的一个主要民族，3000多年以来，在汉文献中有许多关于羌族的记载，如《后汉书》中的《西羌传》，还有羌族释比传承的经典文化，羌族活态保存着的文化发展历史等。这些都是羌族历史文献。这样，羌族历史文献就是由羌族文物古籍、汉文献中有关羌族的记载和羌族口碑文化组成。羌族历史文献是地方民族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有着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就羌族历史文献本身，一般应以本民族文字记载的图书资料的形式出现，但因羌族无文字的特殊性，所以羌族历史文献应包括其他民族文字记载羌族历史文化的相关研究文献，如汉文化中的历代史记、志书、档案，藏族文献中有关羌族的记载，以及本民族保留的风土人情、文物和口碑记述文化等。羌族历史文献定义为以汉文献形式记载与羌族民间口碑文献为主，记载和反映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人物事件、风土人情、民间习俗等不同内容的文献资料。同时，有关羌族的记述或反映羌族生存状况、体现羌族活动的地方史志、考古文物、宗族谱系、经文咒符、民间口碑传说等，也纳入羌族历史文献。

二、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内容和途径

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许多实物文献被毁，释比经典传人遇难，羌族文化遭受毁灭性打击。羌族历史文献编纂整理显得尤其重要。笔者认为羌族历史文献完整的整理研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按中国历史朝代划分，从甲骨文开始，以夏商周、各朝代、民国和现代而分段，将不同时期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研究。羌族是中华民族中的活化石，是华夏文明的开拓者之一，是甲骨文所记载的一个主要民族。那么，甲骨文所记载的有关羌人的资料，应该收录到羌族历史文献中，再将历代汉文化典籍中有关羌人记载的资料按朝代先后进行系统编纂，以形成第一部分羌族历史文献，有如《古今图书集成》之体系。二是羌族历史文献以文物遗存为主，其中重点以口碑文献为其主要内容，其它民族（主要是汉藏）文献为辅助，并纳入西夏文文献。羌族有自己丰富的口碑文化，如《羌族释比经典》，还有独特的《羌族释比图经》。口碑文化应该成为羌族历史文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汉文献和藏族文献之外，西夏文文献由于它是羌人一支———党项羌建立西夏政权后创立的西夏文字所记载而形成的文献，也应该成为羌族历史文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要充分考虑羌族没有文字的特点，不能局限在文献学的定义范畴，而要把内容扩展到羌族文化特殊传承方式而记录着的非羌族文字文献、实物资料、口碑文化和民俗传承等。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国家出台了许多民族文化保护政策与措施，羌族文化纳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形成《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也是遵照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从对民族文化进行抢救、保护、利用、发展的实际意义出发而实施的研究。同时，中华56个民族构成祖国和谐大家庭，而每个民族又具有自己丰富多采的文化和悠久的发展历史，这其中，许多民族都没有本民族文字，文化如何传承？历史如何演变？民族怎么发展？这些都是学术界关注与研究的主题。四是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以我国现行通用的汉字记录方式体现，而不用羌族拼音文字或其它文字记录，以适应研究与传承。文化传承是为了更好地为发展服务，汉语作为国语、汉字作为各民族通用文字，是中华56个民族之间交流的唯一途径。羌族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必须以汉字为载体，有利于对外宣传、借鉴，让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也为中国文献史增添新的内容。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途径，一是全面深入细致地开展调查工作，实地研究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有关羌族历史的各类文献，广泛搜集相关文字资料、实物图片、口碑文化等；二是深入调查羌族历史发展过程，理清羌族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产生、发展、迁徙、演变、融合、定居等基本线索，搜集整理其中所形成的文献资料；三是深入羌族地区实际调查羌族历史发展状况，搜集羌族文化发展中的原始材料，实证羌族文化的起源、发展、传承历史；四是走访羌族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羌族专家学者、羌族文化传承人、羌族民间文化人士等，确立羌族历史文献的基本内容，形成《羌族历史文献史》编纂方法与体例；五是从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高校图书馆、博物馆、各地史志办和民间等，调查有关羌族文化的材料，将所获资料按时间或朝代归类、整理、存档；六是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将研究成果编撰成典籍文本予以出版发行。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编纂研究可以按四卷本形式，第一卷为历代汉文献史料中有关羌族的记载；第二卷为历代形成专述羌族的文献；第三卷为反映羌族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实物文献；第四卷为口碑经典文献等。每卷从人类的起源及羌族的来源、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宋元时期、西夏、明清时期、民国时期和现代文献等线索为体例，以便形成一部完整的羌族历史文献发展史。

三、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羌族是中华民族的活化石，是一个“向外输血”和“根的民族”，是黄河流域古文化的主要开拓创造者之一，是华夏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甲骨文所记载的一个主要民族，至今已经具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中国历史文献自殷商以来就有羌族的相关记载，其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坚忍不拔地活跃了三千多年，是一个泱泱大族，她同祖国其它兄弟民族一起共同为中国历史的推动、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纵览中国历史，从古到今，羌族人民经历了漫长艰难的历史岁月，创造了自己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民族文化。这么辉煌繁荣的一个泱泱大族，竟然没有历史文献，这在世界文献发展史上非常罕见，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所形成的历史文献中的一个空白。既然一个民族能奇迹般生生不息数千年，自然就有传承历史文化的独特方式，这也是一种文献传递方式。它体现在羌族核心文化———释比文化和羌族母亲文化———萨朗文化等口碑文化中。通过口传心授，世代传承，羌族历史文化也就源源不断地被传承了下来。这也是羌族创造的一个奇迹，以语言传承着的历史文献。规范地讲，羌族历史文献是研究羌族文化发展的历史，是研究记录有羌族各种知识、信息的一切载体的科研成果，将有关羌族历史发展的文献资料系统、规范、科学地进行编纂，能更好地开发、利用羌民族文献，有利于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有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繁荣。对羌族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不仅可以从新的角度挖掘羌族历史文献的传承保留方式，对中国文献史学的研究也能增添新的内容与概念，同时可以更科学地探索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存演变的途径，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方法体现历史文献的意义，为中华各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参考借鉴，也为羌族历史文化研究，对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第4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范文

一 、关中民俗与秦腔情结

作为地方戏曲之一的秦腔，是以秦地的方言土语为语言基础而形成的。因此，秦腔与其他戏曲剧种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域因素和人文特点造就的人与人之间精神气质的迥异形成的音乐唱腔和表现题材的不同，即美学风格的差异。”②清朝焦循认为秦腔“其曲文俚质”，“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③由此可以看出，秦腔的最大特点是自然畅快、深沉浑厚，慷慨激越。三秦大地上的农民之所以视秦腔如生命，是因为他们能从秦腔里寻找到慰藉心灵的良药，这就是血浓于水的秦腔情结。因而在秦地形成了“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调一碗粘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的民俗景观。

秦腔属于民俗文化中的精神民俗，它是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独特表现形式之一。秦腔明清之后在西北五省尤其是在关中风行，它的演出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甚至认为:“听了秦腔，酒肉不香”。秦腔在关中这块土地上，有着神圣不可动摇的根基。“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④关中三千多万秦人沉醉在秦腔中，把它当作超越苦难生活的“圣歌”，秦人在“吼秦腔”的酣畅淋漓的喊叫和宣泄中，使他们贫瘠艰苦的生活得以为继。

秦腔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陕西作家创作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陕西作家大都有秦腔情结，无论是建国后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还是新时期的实、路遥、贾平凹，都难以割断与秦腔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关中自古就发达的秦腔给了实沁入骨髓的文化熏染。1942年，实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南坡的一个小村子里，是个典型的关中“愣娃”。他说：“如以时间而论，秦腔是我平生所看到的所有剧种中的第一个剧种，如就选择论，几十年过去，新老剧种或多或少都见识过一些，最后归根性的选择还是秦腔，或者说秦腔在我的关于戏剧欣赏的选择里，是不可动摇的。”⑤实在创作之余，消遣的方式就是抽雪茄、吃泡馍、听秦腔、看球赛，他的小说《白鹿原》就是他听着秦腔写出来的。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承认对秦腔的着迷已难以中断，在他写《白鹿原》需要歇息时，便端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到前院，听那些百听不厌的堪称经典的秦腔名角演唱的唱段。“有一位评论家在谈及《白》的语言时，说他在文字里能读出秦腔的旋律和节奏。我不知此话是否当真，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却是我当年听秦腔时完全没有料想得到的意外补益。”⑥

二、秦腔与实小说的现代转换

在前现代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长辈教育儿孙的内容，大多都来源于戏曲。戏曲甚至超过了正宗的历史典籍，成为了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秦人的很多关于人生处世的教育都是通过秦腔来完成的。此外，秦腔不仅与八百里秦川浑厚莽阔的地理环境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陕西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审美需要，所以秦腔一直深受陕西作家的青睐。作为民俗文化一部分的秦腔在作家的成长中已经润物无声地进入他们的血脉。秦腔水融地渗透到实小说中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醇美和厚重。还有实小说中自觉的乡土意识，自尊和自强的文化精神，对关中儒家正统思想的认同，很大程度上是秦腔的馈赠。汪曾祺说：“中国戏曲与文学――小说，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戏曲和文学不是要离婚，而是要复婚。”⑦实小说和秦腔可以说是完成了文学和戏曲的“复婚”。在某种程度上，秦腔也影响了实的文化心态以及小说的美学风格。

中国戏曲的曲目，集中表现的是“仁”、“义”两字，以戏文建立和传承的“仁”、“义”，成为浸渍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一点上，秦腔也不例外，秦腔的内容大多是忠孝节义。由此可见，秦腔在三秦大地填补甚至虚拟了“典籍历史”，很多人甚至在“比附”着秦腔中的人物生活。“秦中自古帝王都”，关中地区自古就有一套传统文化熏陶下的生活习俗，而且从宋代起明显地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儒家正统思想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走向没落，实利用小说《白鹿原》在追问，儒家文化有过那么辉煌的历史，怎么就不由分说地没落了。小说《白鹿原》是作家对时代、传统文化、现代性本身进程的合理性反思。这种反思体现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形象的塑造。

小说《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一个以仁义为准则，勤俭持家的封建族长，他以体现儒家思想的乡约治理白鹿村。在小说的叙述中，白嘉轩并没有受过传统文化典籍的正式教育，却与程朱理学的关中大儒朱先生有一种精神上的默契，是因为儒家正统思想对关中民俗风情起到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而秦腔与关中民俗风情息息相通。小说中多次提到白嘉轩吼着秦腔欢快地干活，那么在关中秦腔文化氛围中，白嘉轩自觉形成了近乎先天的品格观念。小说中实对儒家文化的悼亡是通过朱先生、白嘉轩的人生遭际、精神困顿来表现的。小说中朱先生的穷途末路、白嘉轩的腰杆被砸断、气血蒙眼的宿命，都预示着儒家文化的衰落。

秦腔作为三秦大地与老百姓紧密相关的民俗文化，其热耳酸心、慷慨悲凉的美学风格渗入到实的生命中去，并进而影响了他的小说美学风格。小说《白鹿原》苍茫、凝重、悲壮的历史感，深沉的悲壮感，与关中地方浑厚深沉、慷慨激越、血泪交流的秦腔文化一脉相承。在小说《白鹿原》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命运是悲壮的，行为是慷慨的，有秦腔的遗风。最有代表性的是黑娃一生的遭逢变故，白孝文命运的起伏沉降，读来都让人惊心动魄。作家充分发扬了秦腔慷慨激越、粗犷悲壮的风格，这一点也与秦腔崇尚情感的放纵、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具有深度的悲剧性情绪相一致。秦腔在实的作品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份额，作家利用秦腔表达了一种浓郁的文化眷恋和乡愁。

三、秦腔与《白鹿原》的互文关系

朱利安・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概念，他将文本称为“镶嵌物”。在实的小说《白鹿原》中，作家将老百姓熟悉的秦腔角色、情节、台词和曲调，嵌入到他们的经验世界，从秦腔这个虚幻的舞台延伸到小说中的现实生活中去。那么，在小说《白鹿原》中，秦腔被嵌入到小说文本中，实采用或明显或隐含的“戏中戏”叙事结构。显然，小说成为了秦腔文本的镜子，吸收和转化秦腔文本，二者相互参照，彼此牵连。

秦腔不仅是三秦大地重要的娱乐形式，而且，由于地域的偏狭、封闭和老百姓人生经验的匮乏，使得秦腔构成了关中子弟接触与想象外面世界的基本方式，甚至影响了他们的审美旨趣、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关中人在表述自我、评述人事和交际时，常常以秦腔媒介的方式进行。在小说开头提到白嘉轩新娶的媳妇卫老三家姑娘时，将她比作《五典坡》中苦命的三姑娘王宝钏。将白嘉轩第六房媳妇胡氏称为秦腔《游龟山》中美貌无双的渔女胡凤莲。在第十三章白灵和鹿兆海亲吻时描述白灵的感受：“她的身体难以自控地战栗不止，突然感到胸腔里发出一声轰响，就像在剧院里看着沉香挥斧劈开华山那一声巨响。” 由此可以看出，关中人在评价人事、倾诉情感上，都乐于以秦腔作为传达的媒介，借助秦腔来言说和交流。此外，小说中还提到了一些秦腔剧社的名称和有名戏班的名角，如第六章提到冷先生在三意社看秦腔名角宋得民的《滚钉板》，第二十六章鹿子霖每天早晨吃一碗羊肉泡，晚上到三意社去欣赏秦腔等。

在小说《白鹿原》中，实还处处用秦腔戏中的人物、情节来比附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遭遇。实的“戏中戏”叙事结构在小说的重要章节应用自如。《白鹿原》第十六章贺家坊“忙罢会”日，在本戏《葫芦峪》之前加演的折子戏《走南阳》正演得红火时，白孝文被田小娥拽进了砖瓦窑。秦腔《走南阳》轻佻迷色的气氛正好与田小娥勾引白孝文的情景呼应。恰在这时，白家遭抢。麻子红得知白嘉轩晌午要来看戏，有意将原来的演出改成白嘉轩喜欢的杨家将戏《金沙滩》，遭受土匪抢劫、被打断腰杆的白嘉轩与《金沙滩》中老将杨继业有相似的心境，经过金沙滩一役，老将军的儿子死、失大半，秦腔《金沙滩》将白鹿村遭土匪抢劫后弥漫的悲怆气氛推到。

除了秦腔《走南阳》、《金沙滩》之外，《辕门斩子》在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小说第十七章中，白嘉轩到村子东头，遭受重创后晕倒在田小娥的窗前。鹿子霖利用秦腔《辕门斩子》传达了险恶用心：“鹿子霖咬咬牙在心里说：就是叫你转不开身躲不来脸，一丁点掩瞒的余地都不留。看你下来怎么办？我非得把你逼上‘辕门’不结。”⑧族长白嘉轩就像《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一样，被逼上辕门斩子，他手执钢刷出演了一场秦腔《辕门斩子》。一个大义灭亲、恪守仁义的封建族长的形象也就呼之欲出。

秦腔作为西北五省最风靡的地方戏曲，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贾平凹说：“文章所写的作为戏曲的秦腔，它的衰败是注定的――这是一种衰败中的挣扎，是生命透着凉气。”⑨贾平凹让小说《秦腔》成为戏曲秦腔的挽歌和绝唱。实也有感于秦腔的衰落，2007年写了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表达了自己对李十三这样一位无欲无求沉醉于秦腔中的剧作家最大的尊敬。李十三是碗碗腔秦腔剧本的第一位作家，他的戏本中许多剧目，都曾被各大地方剧种演出过。实有感于李十三经济的困顿，竟然落魄到为吃一碗面需得去推石磨的地步，即使这样也不容于世上，竟然被嘉庆爷一吓一气吐血而死，这是旧社会文人的悲哀，也是秦腔的可悲之处。实通过李十三形象塑造传达了作家在现代语境下对秦腔命运的思考。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实小说中的关中民俗研究》（项目编号：10H150）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②何桑：《历轹进程中的秦腔艺术》，李培直，杨志烈：《秦腔探幽》，陕西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③焦循，《花部农谭》，《陕西省戏剧志・西安市卷》，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

④贾平凹：《秦腔》，《贾平凹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⑤实：《惹眼的〈秦之声〉》，《实・原下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1页。

⑥ 实：《寻找自己的句子》，《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第73页。

⑦汪曾祺：《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晚翠文谈新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1页。

⑧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4页。

第5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伏羲；仇池；伏羲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4-0034-02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千百年来受到了中华儿女的尊崇和共同敬仰，被后世尊为“中华第一帝”。在传世文献中，春秋以前典籍未见伏羲，有关伏羲的记载是在战国中晚期以后。这一时期的伏羲，身份混乱，或人或神，在古代帝王谱系中序列不定，伏羲尚在口耳相传、被逐步创造的过程中。从战国以至秦汉，时代越往后，与伏羲相关的文献记载越详细，其事迹和功业也越卓著，而其在古代帝王世系中的地位也越重要。①随着伏羲地位的提升，关于伏羲出生的史迹及其作为圣王的异质，也被不断地创造出来。

在文献典籍中，有关伏羲的记载初见于战国时期，经秦汉魏晋时期不断扩充，至唐宋时期基本定型，长久以来有关伏羲的事迹传说虚实交杂，使之兼具了历史和神话的双重特色。文化的传播需要接受客观条件的外在制约，由于相关历史文献记载零散、内容偏少，文字记录对认知视野的限制，以及中国古代对待“怪力乱神”的传统文化心态，作为中华文化源头之一的伏羲文化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也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近年来，由于大量考古资料的发掘、民俗民风的多方考证，伏羲及其文化的历史真实性得到进一步的验证，伏羲作为历史上曾客观存在过的人物及其地位已经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同。②这就成为我们对伏羲文化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基本前提。

伏羲在历代文献中称呼不一，其异名在上古“三皇五帝”中为最多，有伏牺、庖牺、包牺、伏戏、虑牺、宓戏、包羲……，等等，但依据历史事迹的描述可推断为同一人。伏羲对华夏民族贡献颇大。首先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改进上，《周易·系辞下传》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与之相似的说法在《易纬》、《尸子》、《世本》及《潜夫论》中均有记载，从中反映出，在原始社会时期伏羲就已发明了网罟，引导先民发展渔猎和畜牧，逐渐开始摆脱原始的采集自然物的生活。其次是创造书契，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中说，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伏羲所画八卦尚非文字，但所造书契应是文字之发端，这对于华夏文明史的开启意义重大。另外，谯周《古史考》谓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针对原始群婚时代混乱的婚姻关系，伏羲制定了嫁娶礼仪，在《仪礼》中有俪皮礼制。《法言》、《白虎通义》亦云：“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规范婚姻秩序，维持一夫一妻的家庭制，这对发展生产，繁衍人类都极为重要。除此之外，《易纬》又云：“伏牺立九部而民易理。”《世本》载：“伏羲造琴瑟。”《周髀算经》称：“伏牺作历度。”《艺文类聚》中曰：“庖牺氏作，始有筮。”这些文献记载一方面反映了神话传说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在原始社会早期无序的生活状态中，伏羲“立九部”，“设六佐”，创立“分部治理”原则；制琴瑟，作乐曲，自发地改变纯物质的生活方式；作历度，定气节，逐步认识自然规律等诸多社会性规范和准则，初步确立了原始社会的秩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当然，古籍中所记述的这些成就自然不可能是伏羲一个人的独创，而是很多代远古先民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摸索创新的结果。数千年的历史传说将多种形式的文化创造发明与功绩归之于伏羲，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中国古代确曾存在过的远古始祖，伏羲被视为先民文化创造的代表而受到后人的尊敬和纪念，于是他的事迹在累代传颂的过程中被逐渐放大和叠加。尽管如此，作为氏族部落首领的伏羲，毕竟在总结前人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文化创新和综合，这就使得后人在追溯自身的文明渊源、文化始祖和文化传承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以伏羲为起点。但是将伏羲确立为中华文化的始祖，并不排斥远古先民的积渐之功，它只表明：最初的伏羲的确是一个具体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世在他的身上赋予了更多的能力和意义，于是伏羲不再是一个个体或者不再是一位人格神，转而演化为一种符号，一种能指。正是因为伏羲文化的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其内涵随着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展，所以在伏羲的身上集中了全部原始时期先民的文化创造。伏羲的不同称号、种种传说以及集中在他身上的诸多人文成就，都是各古老氏族和各古老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而这种交融的结果最终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最早源头。

从古籍所记载的传说表明，伏羲氏所生活的地域范围较为广阔，其中涉及到西北、中原及西南等大部地区，这是伏羲氏在较长时期内四处迁徙、不断繁衍的结果。然而，有关伏羲的出生地，目前学界一致认为，伏羲出生于甘肃天水一带，天水是“羲皇故里”，但除天水之外，尚有他说，特别是在甘肃，有西和说、礼县说和静宁说等。关于伏羲的出生地，汉代《遁甲开山图》称：“仇夷山，四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仇夷山即仇池山，在今甘肃省西和县南部，属西秦岭山区，为古代羌戎人住地。宋代罗泌所著《路史》中也说：“伏羲生仇夷，长于成纪，徙治陈仓。”而在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中则说：“燧人之世有大人迹出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长于成纪。”其意为，伏羲之母华胥在雷泽，踩踏一大脚印后感应受孕，之后生下伏羲。在《郭注引河图》中亦云：“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荣氏《开山图》注曰：“伏羲生成纪，徙治陈仓。”又曰：“成纪水故—东经成纪县，故帝太昊庖牺所生处也。”“即将伏羲之迹，移至秦陇之间矣。”综合文献记载内容，经多方考证，学者们认为出生伏羲的雷泽应在古成纪，而古成纪的地理位置现基本确定在甘肃东部黄河上游渭河流域。另据王大有先生考证，华胥孕育伏羲的“雷泽”应是甘肃西和县仇池山以西的“天池大泽”，今为礼县的雷坝，亦称大潭。其实，神话传说时代，在先民的概念里，不见得有一种具体的地名，先民对地域的认知也就只有山、丘、河、泽的简单区别而已，所谓的“雷泽”有可能就是一片水泽，并不是一个确定的地点。但一种文化的传承与接受，在有文字的时代可以通过阅读和传抄文化典籍来完成，而在无文字的时代则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进行，人类最早的历史都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存在和传播的，因而传说中无疑就包含有历史的成分。既然在古籍中记载了有关伏羲出生的传说“生于仇池，长于成纪”，那么这种说法就不应该被忽视或者被认为是凭空臆造的结果。

伏羲生于仇池的传说自古有之，这也使西和县仇池山至今都留存了与伏羲有关的文化遗迹和人文景观，如伏羲庙、仇池山神殿三皇塑像、伏羲崖以及小有天等，这些遗迹和景观都已经成为甘肃陇南乃至西北地区具有深远而广泛影响的文化遗产。而与伏羲相关的不少历史传说在当地更是历代相传：仇池山不仅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也是伏羲、女娲的祖母仇池金母、母亲华胥和父亲雷公诞生之地，而且还是轩辕黄帝与刑天的决战之地。③“神话不是历史，但从本质上来说，神话也是真实的历史。不过，这个‘真实’，不是具体的神话人物、神话故事的‘真实’，而是这些表象背后隐藏的本质的‘真实’。”④伏羲文化的内涵与仇池山古文化遗存之间密切的关系，正是仇池山悠久而丰富的远古文化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反映。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西和县仇池地区也有早期的陶片出土，据专家考证陶片所反映的内容与伏羲生活的时代相关，而在仇池地区众多的与伏羲相关的民间传说也广为流传，当地百姓传记的《原始天神人祖宝卷》、《人皇出野湾──母望儿雄关》中对人文始祖羲皇诞生、修炼于仇池山有详细记载，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仇池山西汉水还要举行八卦祭坛仪式。而其中的部分传说和有关史籍所载内容相比较有许多一致之处。譬如在神话传说中，伏羲被描述为“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养牺牲以充庖厨”，伏羲是原始渔猎生产工具的发明者，是原始畜牧业的开创者。而史料表明，西和县仇池山地区，在上古时期气候湿润，森林繁茂，江河遍布，水草丰美，自然环境宜于渔猎畜牧，与神话传说中伏羲早期的生产活动环境较为吻合。

伏羲文化从产生到价值的最终显现，应该被看成是一个经过了形成──传播──接受三个阶段的过程。从当下伏羲文化的现实意义来看，伏羲文化已经不再是一种静态的物化的存在，而是一种动态的、观念化的存在，也就是说伏羲文化已经成为一种肇始于上古，延及数千年的观念，成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们所共有的一种民族集体意识，而华夏民族的稳定性和创造力即源于此。正如西和县仇池山的伏羲庙和传说中女娲生活过的小有天，尽管从其外观样式和内部格局可以判断出，二者带有很强的今人造设痕迹，但这却无法改变历史上人们对仇池地区伏羲文化的一度认可，也丝毫不能影响以西和县仇池山为中心的伏羲文化对周边区域的有形辐射。

伏羲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一位兼具历史与神话色彩的传奇人物，伏羲是由自然采集生活向渔猎畜牧生活过渡时期的杰出氏族首领，是中国古代先民从纯粹的物质时代向早期的精神时代跨越的开拓者，是华夏民族文明的肇始者。从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原始社会早期华夏先民所应有的智慧。对伏羲的认同其实质就是对伏羲文化地位的肯定。伏羲在不断迁徙的同时也把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散播到了其他地区，现在我们还可以见到曾经在伏羲经过的地区留存的与之相关的文化遗迹和文化活动，而许多不同地区的地域文化追根溯源其指向都是伏羲文化。目前，随着当前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伏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广泛关注。对伏羲文化的多种解读，不仅使一直以来发掘伏羲文化内涵以及进行相关研究的活动变得更有价值，而且对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中国远古历史、深化民族认同感、加强民族凝聚力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注 释]

①王剑：《太昊伏羲考辨——兼及古史帝王世系研究中的问题》，《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②霍志军、吴云霞：《伏羲文化源流探析》，《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第6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传承；水族；瑰宝；丰富；祖国；文化

中国，在神奇的“鸡型”土地上，在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中，有一朵奇葩——“水族”——“开放”在贵州南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的都柳江畔。水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既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又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的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之一。 水族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瑰宝，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辉相映，共同向世界展示了水族民间文化的无穷魅力；是水族人民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

在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世风多样的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了冷漠，水族文化也面临着失传的危险，2012年12月10日黔南州教育科学研究所关于“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部规划课题——‘当代教育环境下水族文化进校园研究’开题会”在都匀召开，奏响了传承和发扬水族文化的号角，水族同胞欢欣鼓舞。我独山课题小组在黔南州教育科学研究所有关专家的指导下，在独山县教育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深入水族民间开展水族文化调查、采风，收集整理分散于民间的珍贵的水族文化。先后采访了水族情歌歌手22人；水族酒歌师6人；水族孝歌歌师3人，水书先生12人；水族文化研究专家2人，水族马尾绣传承人3人。向们他了解水族文化传承方式，向他们学习水族文化内容，同时，也向他们宣传传承水族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争取得到熟悉相关水族文化的人士的支持和配合，做好水族文化的抢救和传承工作。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将水族文化引进校园，使之得到广泛传承和有效发展作出努力。

1进行双语教学， 传承水族语言

水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水族聚居区内的水族少年儿童跟父母学到的第一语言就是水语。入学后，才开始系统的学习汉语。而目前各地使用的都是汉语教材，水族少年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存在严重语言障碍，对一些汉语词汇一知半解，甚至茫然不知所谓，严重影响学习效果。为了转变水族学生对汉语词汇的认识感到抽象的局面，我们采用水汉双语教学，帮助水族学生理解词意，运用水语拼音帮助水族学生识记汉语词意，转变水族学生觉得很抽象的汉语教学为适合水族学生思维习惯的形象教学，以提高水族学生的学习效果。使学生在学好汉语知识的同时，也能学到不少水语知识，丰富和发展水族语言，拓展学生知识视野。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

2开设地方课程， 传承水族典籍

水族有自己独特而神秘的典籍——水书。“水书”是指用水族文字书写的书法作品和用水族文字书写的水族典籍的统称。水书以会意字和象形文字为主，保存着古老的造字特点，因此，被专家誉为“象形文字活化石”。水书是水族民间水书先生用来记载天文、地理、民俗、伦理、哲学、美学、法学、宗教、历法等各种文化信息，是各种鬼怪魂灵，各种禁忌事项及各种避邪验鬼方法的集成，[1]是一部百科全书。水族人民在丧葬、祭祀、婚嫁、营造、出行，占卜、生产等都运用水书择吉避凶。水书是水族人的“易经”，水书是破解、研究和传承水族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密码符号。近年来，由于受市场经济潮的影响，水族地区的青年人都纷纷进城务工抓经济收入，没有时间学习水书，甚至有很多水族青年受外界文化的影响，不愿学习水书了。致使水书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已面临失传的危险。我们根据《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规定和课题研究的需要，在水族地区的中小学开设地方课程。安排懂水书的老师给学生教学水书。让学生认识水书，学习水书，通过教学，学生学习水书的积极性很高。水族学生家长高度赞同，都表示支持学校开设水书课程，支持孩子学习水书。很多水族群众看到原来在“”中被视为“禁书”的水书能走进了圣洁的学校课堂，知道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水族文化的传承，感到非常高兴。本寨水族乡天星大寨水书传承人韦光礼先生得知水书不再受禁教，且能进入学校课堂教学后，很高兴地大胆招徒免费教学水书，激起很多水族青年积极学习水书的浪潮。俗话说：“从一粒沙中可以看到世界，从一束花中可以看到春天。”从水书先生能大胆招徒免费教学水书和水族青年积极学习水书一事，我们可以看到了水书进课堂后，水书的传承和发展的前景令人高兴。

2举办艺术活动 传承水族民歌

水族民歌俗称“水歌”，是水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经过积累、加工、提炼、编辑、创造出来的民族歌曲。水歌内容含蓄、内秀、古典、优雅，文化底蕴深厚。原汁原味的水歌听起来时而嘹亮，时而低沉厚重，有高有低、高低起伏，旋律婉转、悠扬、动听，表达了水族同胞热爱生活，崇尚真情，心地善良，追求美好的高尚精操。近年来，因为水族年大量外出打工，在异地他乡没有人教水歌，加上外界环境的影响，很多年轻人也不愿学水歌了。因而水歌也面临失传的危险。为抢救水歌，我们课题组成员深入水族群众中调查，采风，收集整理内容健康、思想进步的水族歌曲；并组织水族青年教师编辑水族校园歌曲，将之引进课堂演唱，学生听得懂，唱得好，学唱水歌的热情非常高，人人愿学，人人爱唱。对推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起到了积极作用，提高了学生对水族民歌文化的认识。在各个节庆活动中，举办民歌原生态合唱、独唱比赛，学生个个乐意参与，都想尽显自己的歌唱之能。从水歌进课堂后，学生积极参与的态势来看，水歌进校园是传承水歌的理想平台。

4组织手工活动 传承水族刺绣

在水族民间传统技艺中，值得传承和大力发展的要数水族马尾绣了。水族马尾绣主要是用精心制作好的马尾丝线在绣布上制作各种传统的水族图案。制作时先精心选择三根长短、粗细相当的马尾合股后用白丝线以相反方向搓裹在民尾上做成纯白光亮、硬度适中的马尾线。然后在布块适当的位置来回盘绕形成各式各样的织绣图案的轮廓后再进行补花织绣，这样一边镶嵌盘添各种花、草、鸟、虫等纹案，一边用白线针将盘好的花纹图案固定好，最后再缀上闪闪发亮的金属片或玻璃珠等装饰物，增加美化效果，构成一幅缜密精致、绚丽多彩的马尾绣品。[2]水族马尾绣已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人们誉为“中国刺绣艺术的活化石”，进入了国家保护的视野。现在，水族马尾绣已从传统水族社会的“外婆赠礼”——马尾绣背带，发展成了跨域流通的马尾绣商品，各式各样马尾绣鞋、马尾绣时尚钱袋、手机袋、背包等商品已走出水族社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用马尾绣制作的服装，非常绚丽豪华。为传承和发展水族马尾绣，在水族地区中小学美术课教学中，我们鼓励和引导美术教师积极指导学生开展手工制作活动，教学生学习水族马尾绣基础技艺，让学生认识水族马尾绣，学习水族马尾绣，积极传承水族马尾绣，使水族马尾绣得到广泛传承和发展。水族女生学习积极性非常高，个个认真学习美术知识，争取为今后学好马尾绣打好基础。

水族是个弱小民族，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的民族。水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瑰宝。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六中全会精神，在素质教育的环境下，有效地将水族文化引进校园，让水族学生从小认识水族文化，学习水族文化，促进水族学生热爱水族文化，积极传承和发展水族文化，对丰富祖国多元文化，推动祖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第7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汉语谐音；文化内涵；现象分析；成因研究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38-03

汉语以其独特的方块字的特点，具有很多其他文字所不具有的表现方式：对联、律诗等等。在由古至今的文化传承中，人们就一直对汉语谐音很感兴趣，有流传千年的千古绝对，有盛久不衰的诗歌典籍。现通过对汉语谐音现象的介绍、对比，研究其成因、蕴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对汉语文化的传承作用，并对谐音现象的使用和传承做出思考。发现和运用对汉语谐音现象，体会汉语谐音的表于形而意于外，感受文字的醉翁之意，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感受汉语言的身后文化内涵，启发我们对于谐音这种特殊语言修辞的熟练运用，有利于我们对传统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让古老的汉语言文明长盛不衰！

一、汉语谐音现象

（一）谐音的涵义

谐音就是利用汉字读音特点，替换词语中读音相同或相近的汉字，改变词语的含义达到修辞的目的。

现在的很多广告都是利用谐音修辞，来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引起人们的购买兴趣。例如：酱菜广告――“酱”出名门；四方胃片――“治”在“四方”；台湾大成面――“面”目一新等等，都是现代商人利用谐音现象，突出商品特点、优势，让自己的商品更快的走入人们的视野，从而达到追求商业利益，实现经济目的的效果。

对谐音修辞的应用，并不是现代人的初创，相反，古代对谐音的应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古诗中，“此夜曲中闻折柳”中的“柳”字即为“留”的谐音，含蓄的表现出古人对故乡深深的留恋和思念；“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中的“莲”即为“怜”的谐音，“梨”则是“离”的谐音，委婉表达了游子思念故乡的感情；此外还有像“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丝”与“思”，“道是无晴却有晴却有晴”的“晴”与“情”等等，都寄托了古人内心不想直说的情感、幽思。谐音的一大特点就是顾左右而言其他，留不尽之意于言外，发人深思。

在对联中，被誉为“明代第一才子”的解缙，就留下很多谐音好对：

一员外：“两猿断木深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句）”，

解缙回：“一马陷足污泥内，老畜生怎能出蹄（题）”。

两难境地、无奈之叹，则有：

“身居宝塔，眼望孔明（诸葛亮），怨江围（姜维）实难旅步（吕布） ”

“鸟处笼中，心思槽巢（曹操），恨关羽（关羽）不得张飞（张飞）”

商贾家收税，添字破门：

“‘闲’人免进‘贤’人进”

“‘盗’者休来‘道’者来”

在俗语中，汉语言的谐音更是独具特色。“妻管严”谐音“气管炎”，再现了男人怕老婆时的那种怯懦如同犯了气管炎的病症；“压力”谐音“鸭梨”，展现了人们希望可以同努力把压力化解，就如同吃梨子一般让生活变得轻松自在。

无论是流传下来的古诗、对联、俗语，还是现代人利用谐音所做的广告，这些都是汉语谐音修辞的独特魅力。汉语谐音除了能改变表达的形体之意，还能够赋予原形体新的文化含义，加深感彩的表达程度和用意，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曲解”从而使表情达意更具有张力。

（二）谐音的分类

谐音具体可以按谐音字的读音分同音谐音（梁山泊的军师――“吴”用）和近音谐音（上海骂人时说“十三点”）；按谐音后对词语取义的改变可分为明谐（“碎碎”平安）和暗谐（“桂圆”意指“圆满”）；另外按民俗中词语的表现性可分为：禁忌语（忌言尊长名讳等）、委婉语（人老了、人走了，厕所等）、吉利语（长命锁、团圆饭等）。汉语谐音根据使用范畴、表达方式的不同，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三）谐音的语言学基础

汉语谐音的语言基础和前提，就是语言的同音现象。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第一，谐音是一种双关修辞，通过语音的变化，引起语义的改变，达到双关的目的；第二，谐音可以作为“模糊性修辞”在语言中表达委婉的含义。

通过对古人应用谐音现象的研究可以发现，古典文学都是古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展现，而谐音，则是古人理想化的内心世界与悲惨的现实之间连接的桥梁。可以说，谐音表达，不仅是古代文人对生活现实的反应和自己抱负的表达，更承载着古代文化的沉淀和积累。或者说，谐音现象本身就是文明的一种，是民族文化积累的表现。古代文人们通过谐音将生活中的现象转化成一种物象，再通过特定的表达，传达出一种通用的情绪，透过文字给人精神上的冲击。而在现代，人们通过谐音现象，吸引视线、引发联想、促进传播，让信息更快更准确的传播出去，来帮助人们达到想要的目的（引起注意、促进消费、帮助人们达成共识等）。

二、汉语中谐音现象的原因分析

汉语独特的方块字结构，由字构词、成句，完成语义表达。在形成含义的过程中，由于最小的单位“字”的音、义的不同，就会导致最终语义的改变。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个现象无疑引起了众多“文字爱好者”的注意和重视，由最初的同音谐音字的出现，到近音谐音字的应用，人们发现谐音字的应用，不仅能更好的引起大家的注意，还能引发更多的联想，帮助阅读者更准确的领会表达者的意思，谐音现象就此不断发展，并形成了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

（一）汉语自身因素

汉语谐音现象发展的一个前提，就是汉字本身的特点。第一，“一字多音，一音多字”。这为谐音现象的产生创造了文字基础；第二，汉字作为方块形文字，其最大的特点――象形会意，在语义表达中，一个汉字的不同就会引起人们不同的形象、含义的联想（例如《红楼梦》里的“原应叹息”（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假愚蠢（贾雨村）”，以及“千红一哭（窟）”和“万艳同悲（杯）”，一字之差，就会引起人们无尽的想象）。这些都是汉字文明独特的魅力，是汉语文化发展几千年的艺术结晶。

（二）文化基础因素

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注重委婉表达，利用文字的不同组合，变相的传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情感等。“莲心彻底红”中的“莲心”与“怜惜”，“长行莫围棋”中“莫围棋”与“莫违期”等等，都可以表现出古代知识分子借含蓄的诗词表达内心哀婉的情绪。另外汉语中大量的成语、歇后语等，都能说明无论是在这是知识分子阶层，还是在“乡野人”中，人们都很喜欢并热衷于这项文字游戏，所以谐音现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心理因素

人们能够利用谐音现象，将生活中具体的事物，与成语、诗词、文化相联系，提高事物本身的文化内涵，就是人们所推崇的“大雅之风”。

另外，通过谐音，让自身的想法隐藏于词面之后，需要观看者、阅读者经过反复思考，才能理解其意，既能引起阅读者的兴趣，作者也能更得意于自己的创造。在古典文学中，谐音现象随处可见，想来古代文人也是基于这种自怜心理。

三、汉语谐音现象蕴含的文化内涵

汉语谐音现象不仅是文人对于文字的喜爱，其中也包含着文化的创新和传承。古人通过将抽象的情感，化作具象的事物，增加文字社会性的同时，也体现出当时社会的真实境况，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

（一）谐音在民俗中的体现

谐音现象起初主要是由于汉字发音的不同造成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聚居区众多、各个民族混合居住的国家，人们的语音在不同地域都有所不同，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言，所以谐音现象在民俗文化中有更广泛的地域基础。像广州人对“金橘”的偏爱就是因为在广州话里，“橘”的音与“吉”字接近。而中国又是一个统一集权的国家，会有全国通用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官话”，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谐音现象在全国都通用的原因，像“年年有‘余’”、“‘碎碎’平安”等。这些都是民俗中谐音现象的应用。

（二）谐音在广告、网络中的体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流行、网络化社会的推进和多媒体行业的发展，现在的谐音现象盛行于广告、网络中。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数字谐音的应用，像“1314”意指“一生一世”，“521”或者“520”意指“我爱你”，“918”意指“就要发”等等。另一个较常见的应用就是在广告中，如某石灰公司广告――白手起家（借“白手”之“白”表现“白灰”之“白”，既体现出公司开创、生产的不容易，有让人一下子就能想到白灰的颜色之白），某包子铺广告词――无所不包（将包子特点融入成语中，让看到这句广告词的人都对店家包子垂涎三尺，对包子馅充满无尽的想象），某当铺广告词――当之无亏（无论你当的是什么，这里的价钱最公道。当什么东西，都不会亏损，由此可见店主的霸气十足）。另外随着网络设施的普及，有些网络语言也借谐音现象飞速蹿红，像“CU”意指“See you（再见）”，“太平公主”意指“身材不好的女生”等等，这些都说明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谐音现象的应用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越来越普遍。

（三）谐音在俗语、歇后语中的体现

谐音现象本身就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生活气息。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其在俗语、歇后语中的广泛应用，像猪鼻子上插大葱――装相（象），三九寒天穿裙子――美丽动（冻）人，外甥打灯笼――照旧（舅）等等。在这些歇后语中，利用对生活现象的反映，来对生活进行调侃，让人在呵呵一笑之中，回味老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智慧。凡此种种，都体现了谐音现象广泛存在与人们的生活之中，并随着岁月的积累，不断的发展壮大。

（四）谐音现象对汉语文化的传承作用

在语句中使用谐音，可以让文章朗朗上口，利于传播。而且谐音现象本就是基于人们的口音，创造性的进行联想，改变某个或某些字词，达到引起人们兴趣的目的，所以谐音现象不仅限于上层知识分子阶层，它更适于在人们生活社会中流传，更能体现人们生活的原汁原味，也就有更广泛的创作背景。所以在汉语文化传承上，谐音现象涉及各方各面、各行各业，是研究汉语文化最丰富的材料，也是传承文化更好的载体。像每每逢年过节，家里人不管多远都会赶回家“过年”，大年初一串门，都会讲几句吉祥话，送一些有吉祥寓意的食物等等，叫做“讨喜”。还有比较常见的年糕――寓意年年高升、“福”字倒贴――寓意“福到”。这些保留至今的生活现象，都有谐音的影子。而谐音现象的应用也都融入到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去。这些生活现象，不仅透漏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国人重情的性格，更能发现其中蕴含的中华五千年都不曾中断的、源远流长的汉语文明。

四、生活中的谐音现象的运用与发展

现代生活中谐音现象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各行各业的广告。

谐音现象在广告中的应用，扩展了语言修辞的应用方面，同时也帮助语言学的发展获得广阔的社会基础，使谐音修辞不仅限于对生活现象的描述和文学爱好者之间的传播，让语言学真正产生社会效应。另外谐音现象在商业中的应用，也使得商品的广告更加脍炙人口。朗朗上口的广告词更好的吸引消费者的注意，便于广告词的传播。像“趁早下‘斑’，切勿‘痘’留”、“随心所‘浴’”等。同时，还有的广告中形象的介绍了产品的性质、性能。如：某长途电话广告词“千里‘音’缘一线牵”、华素片的“‘快’‘治’人‘口’”等。在广告中插入谐音，逐渐成为一种语言艺术，在创新的同时也帮助语言快速的发展和传承。应该说，在现代生活中谐音现象的应用，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了解语言学，使语言学有更深厚的人民基础，促进语言学的发展。

但在应用过程中，由于媒体传播的没有针对性，广告是面对所有观众的，在这其中，有刚刚学习语言的未成年人，广告中谐音字的应用，可能就会导致错误信息的传播。还有一些性用品等的广告词，如‘性’趣不减等，都不利于未成年孩子的成长和发展。

在广告词中加入谐音字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促进语言修辞的传播，另一方面它可能造成下一代人对语言文字的错误理解。因此，在未来，尤其是面对大众的媒体中，谐音的应用中要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规范语言应用，通过舆论导向和法律法规等方法，规范语言修辞，帮助孩子们更好的理解谐音，学习语言。

五、结语

谐音现象是汉语语言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和发展语言的重要方向。语言学中的谐音现象应用广泛，为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通过对律诗、对联、古代散文中谐音现象的研究，能更好的了解古人对于语言运用的习惯、生活背景，为语言发展的研究，起到辅助作用。通过对现代生活中，广告词、宣传语等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谐音应用的观察对比，让汉语语言传承方式更加有效和方便，使得语言学从科学殿堂走向生活，完美的融入社会中。但在谐音的应用过程中，也要注意方法，避免对刚接触汉字文化的孩子们，产生不利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夏莉.汉语谐音的运用及其文化心理意义[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2）.

〔2〕李旭新.汉语谐音及其文化内涵[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第8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古籍保护；保护与利用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14）03-04504

1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古籍文献保护的意义

地方古籍文献是地方图书馆收藏的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保存价值和版本价值 的文献，它大都是线装本。有的是古籍善本书，有的是反映地方历史与发展的文献，有的是拓印本或有的是手抄本，它的版本形式多样，内容复杂。因此，认真保护好这些地方古籍文献，一方面可以充分保护地方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可以为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历史发展的读者提供第一手详实的资料。特别是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很多资料是在国家图书馆均无法查阅的。如：《诺叶》、《洪水连天》手抄本，带有较为浓重的地方色彩，是其它地区无法查到的，它对研究彝族民风民俗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使用价值。又如光绪年间成书的《普洱府志》，《思茅厅志》等历史典籍，详细记载了普洱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沿革等等资料线索，它是研究我市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其历史沿革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作为文献信息的收藏、管理、开发和利用的图书馆来说，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那些被称为“老古董”的古籍文献，并高度重视和加强其开发和利用的力度，对我们进行文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普洱市少数民族地区古籍文献资源现状

2.1 数量、质量和价值

普洱市位于云南西南部，辖九县一市，14个勤劳智慧的世居少数民族很早就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化，传承下来了许多珍贵的古籍文献，记载了几个世纪，几朝几代以来普洱府、思茅厅、他郎厅、车里宣慰司、银生城等普洱市古代各族人民的历史沿革、地理概貌、经济状况，古迹名胜、民族文化、茶文化。体现了资治、存史、教化的作用和意义，为今天各少数民族建设妙曼普洱、养生天堂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宝贵的借鉴。

少数民族文献是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知识资源。普洱市14个少数民族中近半数有自己的文字，在各县图书馆都收藏有各个民族的文献。文种上有拉祜、彝、傣、布朗、苗等。从版本上看，既有贝叶经写本、草纸毛笔写本、线装本。

彝族有传统文字，俗称老彝文，普洱市尚存的彝文古籍手抄本有《诺叶》、《洪水连天》、《作泊布》、《无常》、《买常》、《彝族情歌》、《择日历书》、《彝族医药书》等70多卷。这些文献，内容涉及天文、历史、哲学、伦理道德、地理、医药、民族等，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艺术的宝贵材料。

为了发掘彝族文化遗产，从1982年开始，市、县民委和有关部门聘请彝族毕摩，对彝族古籍进行编目，翻译和整理。目前已翻译整理出《诺叶》、《洪水连天》、《彝族医药书》、《指路经》、《作泊布》、《作斋篇》、《六祖史》等近10部史书，约30万字。《彝族医药书》成书时间为清康熙三年（1664年），全年共9000余字，完全用彝文写成，经普洱市中草药研究所验证，确认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医药书。《诺叶》一书汉语可译为“教育”主要宣扬彝族的伦理道德。《指路经》是为之者举行蔡祀活动时念诵的经文，内容是为之灵指路，使之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和祖先团聚，它从一个侧面概述了彝族先民的迁徒路线。

拉祜族，有语言和文字，影响较深的文学作品有200多篇，代表作品有：《牡帕密帕》、《扎努扎别》、《古搓戛搓》和《古根》等，拉祜文献有《拉祜族史诗》。

佤族，有语言和文字，口头文学作品中，尤以“司岗里”、“三木落”等最为流行。“司岗里”所代表的事实已远远超过文学范畴，成为研究佤族社会历史的验证史料。在脍灸人口的“三木落”长诗中，成功地塑造了佤族青年英雄“三木落”的形象。

2.2普洱市县图书馆工作者对古籍文献的保护与管理

2.2.1普洱市图书馆。2008年开始，云南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组织云南省各市州图书馆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义》（图办发〔2007〕6号）文件要求，依据这些精神，普洱市图书馆领导重视并认真落实。古籍普查是古籍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古籍属于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料，一旦破坏就不能再现。为抓好这项工作，普洱市图书馆于2008年8月成立了普洱市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划拨了必需的经费，加强制度建设与管理，几年来先后举办多次古籍讲座和培训班，保障古籍保护工作的正常进行，领导小组成员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总的指导原则，先后对全市进行多次古籍的普查、收藏、管理工作。

2.2.1.1对私家藏书进行普查。2008年11月，先后到景谷，在景谷县图书馆同仁的带领配合下，到景谷永平镇芒东村谢荣卫家考察征集古籍。由于主人保管不善，古籍出现了虫蛀、鼠啮、火烟烤过的味道，古籍受损十分严重，工作人员耐心宣传古籍保护的知识，给他们送去经济上的补偿，使普洱市图书馆购卖到这批古籍文献，填补了普洱市图书馆无古籍的空白，这批古书内容为四书五经和教科书。有55种、205册（其中古籍有100册、民国的书有34册、手抄本75册、破损书22册.）

2.2.1.2对宗教寺庙藏书进行普查。2009年至2012年先后几次到孟连宣抚司置学习、普查、了解傣族贝叶典籍，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中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贝叶典籍是傣族创制，使用时间较早的文字，它是用特殊的叶子贝叶上刻字制作成一捆捆的。内容为佛经、民间故事、歌遥、诗歌等描写本乡土的山山水水，使民族文化遗产自古传承至今，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共普查登记贝叶经28件（册），近代古籍文献385件（册）。

2.2.1.3对全县藏有古籍的单位机关进行普查。

①2012年在思茅区档案局普查到2种3册，分别是清时期《思茅厅志》上下册原稿，清时期《思普志稿》一册。并做图片拍摄。

②2012年在江城县档案馆普查到彝文稿1件，并做图片拍摄。

③2012年在孟连县档案馆普查到傣族贝叶经《侈啥》集卷之五1件。

④2012年在普洱市档案馆普查到3种21册，分别为：光绪十三年丁西重修《普洱府志》原稿13册。乾隆元年《云南通志》二十八卷、7册。清朝乾隆四十五年《钦定历代职官表（文渊阔）四库全书》1册。

⑤2012年在景谷县档案馆普查到景谷傣族贝叶经棉纸稿1册，景谷县傣文档案1份，并做图片拍摄。

⑥2012年在景东县档案馆普查到彝文档案10册，并做图片拍摄。

2.2.2墨江县图书馆：汉文古籍59种、175册，少数民族古籍16册。

2.2.3江城县图书馆：汉文古籍2种、2册，谣族经书8种、14册。

2.2.4景东县图书馆：汉文古籍3种、4册。

截止2012年11月，普洱市图书馆对本辖区内古籍登记联合目录总是数为494种，722册。

3 少数民族古籍要抢救保护与传承

3.1加强领导对保护古籍文献的认识

无论什么工作，领导的重视与否，是这项工作能否顺利而有效地开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我们要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东风，向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们大力宣传加强古籍保护和弘扬本地地方古代文化的重要意义，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要让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真正重视此项工作，才能使这项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

3.2 加强对工作人员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和培训

工作人员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古籍文献和整个图书馆的管理。因此，首先要加强工作人员文化素质的培训。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整个工作的开展。其次，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思想素质的高低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是做好工作的动力。思想素质高的人，无论工作难度有多大，总是想方设法的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他们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无论什么工作都能认真的做好。再次，努力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业务素质的高低和管理能力的强弱 ，直接影响到业务工作的开展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标准化。

3.3 积极改善环境条件，加强古籍文献的保护与管理

环境条件对古籍文献的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大力弘扬我国古代传统的优秀文化。在改善管理条件方面，首先要改善馆舍 ，让那些破旧的馆舍和书架告别古籍图书的收藏室；其次古籍图书长期以来由于管理不善，有的已经发霉、变黄；有的被虫蛀；有的因纸张变脆，在过去的搬动中出现了严重的破损现象；有的缺张少页；有的文字模糊不清。发霉、变黄的古籍文献 ，是由于库房空气潮湿，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与纸张中的化学成分发生反应，在温度过高时所致。因此，在具体工作中，我们一定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有关古籍管理和保护的标准，在库房内安装温度计和湿度计和空词，随时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度。避免古籍文献的再次发霉、变黄。被虫蛀的古籍文献，一定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杀虫、防虫措施。纸张变脆的古籍文献，是由于纸张严重脱水而产生的。因此，我们在具体管理时，一定要经常观察室内的空气湿度，凡是温度高或低都要尽快调整。缺张少页、被虫蛀坏的古籍文献，应采取积极有效的补救措施，如：对缺页的古籍，要请教有关专家学者，让他们根据上下内容将该古籍补充完整，也可以向其他图书馆求助，请求他们帮助补齐、补全，使资料具有较全面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对被虫蛀的古籍，我们也要进行修复，将被虫蛀掉的字仿照书中字体补齐补全，将其修复完整齐全。文献能具有较强的完整性和内容上的连贯性。总之，我们只有在当地政府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下。在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和精心工作下，积极改变原来的管理方法，才能使我们普洱优秀的古代文献、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4 加强西部地区古籍文献的开发，提高古籍文献利用率

4.1古籍文献之所以利用率低，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①宣传力度不够，读者根本不知道图书馆里有哪些古籍图书，于是使得这些古籍图书长期积压无人问津；②由于古籍图书大都用古字体，大部分读者群对古字体阅读困难，即使是研究历史的读者，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困难和问题；③开发的力度不够。在这些地方古籍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撰写地方史志、制定地方发展规划和研究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最有价值的资料，但由于资料分散，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能收集齐全，大部分读者由于缺乏耐心，使得这些资料也无法用上。

4.2加大对古籍文献的开发，提高其利用率

一是利用图书馆的墙报和在显要位置对本馆的地方古籍进行宣传、介绍，让读者进图书馆就看到本馆有那些古籍文献。还可 以通过广播、电视进行宣传 ，扩大影响和宣传面 ，让更多人知道、了解 、认识并利用图书馆的古籍文献；二是加大古籍文献开发的力度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①编制古籍文献专题索引，将馆藏古籍 中的各种资料按专题进行集 中，并利用宣传橱窗向广大读者进行推荐和介绍。②对古籍文献 中的生僻字和不常用字用拼音字母进行注音，方便读者阅读。让更多的读者能够读懂它、理解它，并进一步利用它；③对古籍文献进行全面介绍，主要是对馆藏古籍文献的结构、内容、编排体例进行全面介绍，让读者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 ，有选择地利用现有馆藏古籍文献。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馆藏古籍文献的功能，为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服务，为更广大的读者服务。

参考文献

1施廷镛著。中国古籍版本概要 [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 廖廷唐等编著.图书馆古籍整理 [M ].武汉：湖北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湖北高校图书馆》杂志社，1986.。

第9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范文

关键词:中国音乐史；创作性构成；课程教学；多媒体；整合

中图分类号：G42302文献标识码：A

中国音乐史是阐述中国音乐发展脉络的文化类学科。在高校音乐专业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和近现代音乐发展的知识的重要途径。音乐史课程是以讲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音乐现象为主。内容包括对文、谱、图、音、像、物等的阐释。同样，通过对文、谱、图、音、像、物的欣赏、考证和研究也是对历史的深化和理解。

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音乐史课程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课程发展仅有不到百年的时间。然而，在近一个世纪的研究与教学中，中国音乐史的学科界定、教学的整体思路、教材的编、著选用、教学方法以及运用创新等教学手段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一定的体例和体系。目前，中国音乐史教学已经有了本、专科、研究生和博士生等多重层次的教学标准。音乐史在学科关系上隶属于历史学范畴，然而，在学科特点上又与其它历史学科有着很大的区别，区别在于对历史作品的描述。音乐艺术属于时间艺术，作品的演绎稍纵即逝，历史音响很难客观地留下来，在教学上再现历史音响有很大的难度。另外，中国音乐史作为理论学科主要以文本讲授为主，课堂较为枯燥，不如技能课堂富有激情。因此，多数高等音乐专业院校常被“重技轻理”的现象所困扰。如何能使中国音乐史课程真正“有声、有色”，增加课程的形象性、趣味性，突出音乐史学科教学特征，在深切的情感体验中愉悦性地达到教学效果，是近些年来音乐史课程改革和整合的重要课题。正如杨荫浏先生所言：“音乐史不能没有音乐，不能离开音乐，不能从书本到书本”。如何整合？笔者认为创作性地构成中国音乐史课程是探索的渠道之一。

一、教学资源的构成与整合

中国音乐史教学方法基本经历了两个阶段，既无声时代和有声时代。从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可算是第一阶段，由于录音、录像设备不能广泛应用，教学方法基本以讲授为主，阐释文献和研究成果，属于没有音像或音像应用不普及的音乐史教学时期；第二阶段是从50年代至今，随着录音机和录像机的运用与普及以及媒体时代的到来，音乐史课堂上基本有了声音、图、像，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课堂设备的不断升级，现今课堂上能够轻而易举地感受到演奏厅的音响效果，能够轻而易举地切换到考古现场和领略到历史实物的风貌。目前，中国音乐史通过现代多媒体设备的有机使用，基本整合为《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课程。中国音乐发展的文本部分是对中国音乐发展中重要音乐事件、人物及作品做历史阐述，其它相关事件只做简要叙述；而名作赏析则是对中国音乐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重要音乐作品进行欣赏评析，使学生对中国音乐史中出现的重要音乐作品有比较全面、细致的了解。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支点。

中国音乐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音乐史资源材料包括文、谱、图、音、像、物等内容。在《中国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课程中，古代史部分以阐释和考证文、谱、图、物为主，欣赏为辅。而近、现、当代音乐受西方音乐体例风格影响较大，且文、谱、图、音、像、物等较为丰富，以欣赏为主，历史的讲述为辅。

在课程资源方面，首先，包括对古代遗存作品的释译。在中国古代音乐发展过程中，记谱法众多，且内容繁杂。有文字谱、减字谱、律吕记谱法、燕乐记谱法、工尺谱等等。在音高和时值方面不如五线谱记谱法更客观。要演绎古代所传作品，还需要众多的音乐理论家通过对古文献考证和研究中付出大量的工作才能揭开历史的面纱。例如演译古琴作品被称为“打谱”（如姚丙炎打谱的《酒狂》载于［明］《神奇秘谱》；管平湖定谱的《阳关三叠》载于［清］张鹤《琴学入门》等等）。通过考证古谱而译谱的，如杨荫浏译谱的《白石道人歌曲集》。还有近年来根据对敦煌古谱中的琵琶谱及其他器乐谱的考证和研究所译制的器乐作品和舞蹈作品也相继用于表演和教学。

其次，包括通过对古代文、谱、图、物的考证和研究，部分作曲家创作的一些古风作品，也是中国音乐史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作品大多是在音乐学成果和音乐考古成果基础上，依据当时社会发展情景所创作的作品。例如钱兆熹作曲的《原始狩猎图》。乐曲采用仿制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7千年前的骨笛作为领奏，并运用古老的“活五”调式、现代的偶然音乐技法和奇特的节奏与音乐相结合，表现了原始人从宁静的夜景到捕到野兽的狂喜狩猎场景。在课程教学中，学生通过欣赏该作品，会直观地领略到古笛的形制、音响以及体会到骨笛在原始社会中的使用（仿鸟或兽鸣以狩猎）。其他题材还包括《诗经》、《乐府》、《楚辞》等创作的音乐、舞蹈、戏剧的古风作品都是中国音乐史与作品赏析的课程资源。

第三、根据古代音乐典故和传说创作相关内容的动漫作品。例如根据伯牙和钟子期典故创作的动漫作品《高山流水》。画面简洁，音效结合，情景交融，篇幅短小，适合课堂播放和使用。在课堂上真实演绎了“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千百年来流传的“知音”故事。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现代考古资料，都可以作为课程资源在课堂上充分利用。例如1978年对位于湖北随县城郊擂鼓墩曾侯乙墓发掘的影像资料。在课程教学讲授过程中，运用多媒体切换到该影像资料，让学生在课堂上欣赏灿烂夺目的众多乐器构成的一座巨大的地下乐宫，同时，也认识到它也是一次轰动世界的音乐考古大发现。

二、多媒体教学的运用与资源的整合

多媒体教学是指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下的多种电教媒体的优化组合。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多媒体技术作为一个全新的教育手段，在常规教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多媒体教学不仅突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空间上的限制，而且大大开阔了学生的音乐视野，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悦耳动听的音乐，使学习内容变枯燥为形象，图文、音像、动画栩栩如生，犹如身临其境，能够大大激发学生对音乐学习的兴趣，丰富教学内容，拓宽教学视野，激发学生思维。因此，构建多媒体教学模式至关重要。

首先，整合的学科。包括音乐欣赏课、作品分析课、民族民间音乐、民俗学、考古学等课程。音乐欣赏课是整合的主要课程。中国音乐史是对中国音乐发展史中重要音乐事件、人物及作品做历史阐述，包括遗存作品、作曲家、作品风格、流派、乐律学观点、音乐思想等内容。而欣赏则是对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重要音乐作品进行赏析，使学生对中国音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音乐作品有比较全面、细致的了解。而对作品分析课的整合主要是指利用作品分析的知识和手段对所涉及的作品进行简要地分析和评述，利用多媒体技术手段以及打谱软件，对相应的历史作品或古谱进行分析。对民族民间音乐、民俗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的运用，也是学科整合的重点。中国音乐的历史在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各具特色。例如：通过考古学发现河南舞阳贾湖骨笛距今已有八千多年的历史，开6-7孔，其中一只古笛能够吹出完整的六声音阶或七声音阶。利用简单的指法可以吹出像《小白菜》这样的民歌旋律。而通过考古发现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一般开2-3孔，距今有七千多年的历史。通过民俗学可以考证古代祭祀活动中的音乐现象以及民事活动中的音乐。通过对民族民间音乐知识的利用可以了解和学习不同时代、不同地区音乐发展的特点。

其次，整合的方法。把课程资源通过多媒体技术手段制成多媒体教学课件，使教学中所用到的图、文、音、像融为一体，通过计算机进行有效调动，实现信息技术与音乐学科的有机结合。创造一个形象的音乐情境，改变传统音乐史教学中呆板、枯燥的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和对历史的感知能力。

普遍认为，历史是对往昔的记载。历史包括历史本体与历史认识两个部分，即客观发生的历史和对此的思考。史学家根据历史遗存（如文献、档案、典籍、实物等）进行梳理和整合，这种梳理与整合在时间上永远都滞后于客观历史，这必然会与客观历史有一定距离。随着新的史料证据的发现和新的观察角度的改变，历史知识本身也一定会发生改变。可以说，历史的价值不仅是对客观历史的回忆，更重要的是对历史的思考。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提出的历史学理论的命题：“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音乐史的基本对象是人类音乐艺术发展的过程，而音乐史学既是与客观音乐历史相关，并产生于其后的一种历史学科。在学科关系上隶属于历史学范畴。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历史作品的欣赏评析，对古代遗存的文献、档案、典籍、实物的梳理，让学生以自己对历史音乐作品的感受来了解历史，重在引导而非灌输，不提供最终的“绝对真理”，因为，历史永远是当代人的认识。

音乐艺术属于抽象艺术，既看不到也摸不着。不像文学作品，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达，也不同于摄影、绘画艺术，可以借助色彩线条来展示。但是，运用多媒体技术可以把抽象的音乐理论形象化，把音乐作品视觉化，通过建立虚拟的历史展现场景，使声像同步，视听结合，增加作品感染力。从一个人的生理、心理特征来讲，这种现场震撼力会使学生对音乐历史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第三、中国音乐史在历史分期上与西方音乐史有较大的区别。西方音乐史历史分期已经形成一定的体系，作品体裁、题材、流派也非常清晰，完全可以从历史音乐作品反观历史发展。然而，中国音乐发展史却较为复杂。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学术角度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分期进行了研究与尝试。如费师逊先生从民族音乐研究的角度，认为音乐史研究可以从文化史角度进行分期，并提出巫文化、雅文化、清（商乐）文化、燕（乐）文化、俗文化、新文化等具有历时性的文化分期概念。这对于在历史研究中注意某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文化特征、注意每一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特征，其思路是有启发性的。刘再生先生所著的《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把中国音乐史发展历程分成乐舞时代（原始社会――夏、商、周时期）、歌舞技乐时期（秦汉――隋唐五代时期）、民间音乐时期（宋――明、清）、专业音乐创作时期（清末――近现代）四个时期，从文化交流角度对音乐历史进行了分期。使人感觉板块清晰，一目了然。王子初先生2006年出版的《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图库（光盘）》，首次以现代图典与多媒体结合的形式展示了中国古代音乐丰富的历史图片资料，向世人呈现泱泱中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可以说，开创了中国音乐史的“图像学”。该书由数十年来考古出土的、与音乐有关的文物照片共743幅汇编而成，其年代跨度从远古时期至明清时期，每幅照片都有文字介绍。这些对于音乐历史多渠道、多角度的的研究，在中国音乐史课程整合中可以综合起来运用。

三、在学科整合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在学科整合中，要明确教学目的，不能喧宾夺主，偏离教学方向。在众多学科交叉中，避免知识重复教学，减轻学生学习负担，体现学科整合优势。在课程进行中仍然以讲授为最主要教学方法，主讲教师在课堂上将课程的理论结构、理论体系、章节主要内容作逻辑梳理，让学生知道这门课程的主要知识结构和逻辑线索。明确多媒体设备只是辅助教学设施，不能取代教师讲授地位，避免教师变成设备播放员。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与热情的同时，增加课堂讨论，深化学生对音乐历史的认识，从中感悟中国音乐史理论的魅力。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