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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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必要性司法解决机制
一、对经济法纠纷的理解
1.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我国的现阶段，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我国社会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我国的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可以由民法来调整，而国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
2.经济法纠纷的涵义。经济法纠纷就是在我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出现的需要国家政府司法部门出面来调节的经济法律纠纷，这些纠纷的处理部门即政府的职能部门是由国家赋予其权力的。经济法纠纷的范围很广，它包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权利和义务等的争议，这些争议妥善、有效的解决是我国经济秩序和谐、稳定运行的保证，可以说运用经济法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也是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的前提保障。
3.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的区别。经济纠纷是由利益主体权利及义务方面所产生的矛盾而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纠纷，它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大，可以是机关单位间的纠纷、平等主体间的纠纷等等。而经济法纠纷则有所不同，它所指的是在进行经济调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权利及义务间的争议。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不同于经济纠纷，它不是在进行商品交换等一些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也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所能引起的，而是与纠纷双方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等等情况相关，它也不是普通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与经济纠纷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它未构成犯罪，是不能用刑事手段来处理的。
二、通过司法解决的必要性
1.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我国一直都在实行着宏观调控的政策，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所以在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和再配置过程中，即使应用了宏观调控，也难免会受到资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等等条件的限制，而出现分配不合理及不平衡等现象，这样因为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的情况，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经济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利益之争，再加上国家的调节主体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现象，就会更加加速经济法纠纷的产生，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组织、个人利益同时受损，当这种经济法纠纷出现时，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与稳定，影响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2.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途径。在我国，解决纠纷的方法不外乎四种：仲裁、协商、行政、司法，而司法则是被认为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办法和途径，当经济法纠纷涉及到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以后，因为仲裁机构只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没有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而且有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也不信服仲裁机构，这时就必须要进入司法程序，交予法院进行处理。
3.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经济法纠纷与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等等不同，它虽然也具有可诉性，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进行解决，但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多都终止于行政解决，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诉求于法院，走法律的路子去解决矛盾，而这种经济法纠纷只有通过司法的途径去解决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答案，也才能有效的制约和限制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从而让国家权力机构的经济调节权得到监督，防止一些腐败现象的产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分析
1.把经济法案件归类于刑事诉讼案，只要违反经济法的规定，达到犯罪的程度，就要按照规定去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再属于经济法诉讼的范畴。
2.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按原法律规定去执行，因为只要能使经济法纠纷中当事人的权利能得到维护，纠纷最终得到解决，当事人是不去追究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手段的。
3.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等等不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要建立和健全全新的补充制度，不管何种形式立法，其目的都是使经济法纠纷得到彻底解决。
四、司法解决的机制探讨
经济法纠纷不仅包括合法的经济组织在进行各类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法纠纷，还包括国家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和进行经济秩序的整顿时所产生的经济纠纷等等，如果要建立一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首先就要对产生纠纷时需要进行调解的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分析，再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现状、政治形势以及各地不同的文化环境、风俗习惯，去寻求一种合理、合法、有效的解决途径，并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1.可以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包括特别民事诉讼和普通民事诉讼，它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发生纠纷时的一种解决办法。这里的平等主体就对经济法纠纷有了一定的限制，因为大多数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在权力、能力、地位等等方面都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这时要用普通的民事诉讼就很难解决，所以要对民事诉讼的一些制度进行优化、补充、完善和革新。通常情况下可以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一些无偿的帮助，比如说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简化一些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等等，以此来纠正当事双方的不平等的关系，保证司法解决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2.可以用行政诉讼解决的经济纠纷。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方法要比民事诉讼的效率高，它主要适用于纠纷当事人为国家行政机关单位或者是一些有法律法规行使权力的组织或个人，它也包括特别行政诉讼和普通行政诉讼两种，所针对的行为主要是行政行为，因为国家行政机关是拥有国家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特别权利的，它可以行使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因此他们之间的纠纷需要由行政诉讼来解决，除了这些纠纷之外，还会产生一些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受影响的另一方之间的纠纷，这样的纠纷也只能由行政诉讼来处理。总之，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它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纠纷案件，必须要在行政诉讼的种类、所有证据的搜集及调节等各个方面做好各种优化及调解工作，避免使任何一方产生极端，影响国家的经济调控，产生经济秩序的紊乱，要使经济法纠纷的双方在和平、和谐、积极、有效的环境中得到解决。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与其它的法律有着本质区别的法律部门，它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社会利益为基点，以处理和协调国家行政权力机关与社会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一种法律，是一部综合性、调整性的法律，只有解决和处理好经济法纠纷，才能使经济建设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平稳发展，才能进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的公平竞争，营造一个团结、稳定、健康的社会大环境，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明.经济法诉讼模式的理性构建——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47-49.
[2]张姣.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07:112+111.
[3]程明月.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04:192.
[4]赵龙.经济法司法实施理论问题四论[J].理论界,2007,02:157-158.
第2篇：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造价；问题及对策
中图分类号：E271文献标识码： A
一、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众所周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其合同条款是确定工程造价的依据。发包人与承包人在订立施工合同时，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按照合同规范要求，坚持平等互利好等价有偿的原则，根据工程项目和自身的具体情况，逐条认真分析订立合同条款，认真履行合同。然而，由于发包人与承包人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在订立建设工程合同时，对建设工程项目有关技术问题和相关合同文件特别是涉及工程造价方面条款的理解难以完全达成一致，加上合同条文的某些疏漏与含义不清，因此，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和矛盾，从而产生合同纠纷。此外，由于发包人与承包人法律意识淡薄，不严格按规范签订合同，有的甚至仅草签一个协议，忽视合同的周密性与严肃性，有的即使签订了合同，也往往因合同的约束条款不全、内容不明、责任不清，为日后因涉及当事人经济利益而导致合同纠纷留下隐患，进而影响工程价款结算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因合同条款不齐全、内容不明确而影响工程造价的经济纠纷时有发生。
施工合同的管理是整个建设工程合同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因工程造价问题产生经济纠纷最多的环节。由于前面所提到的各种原因，这类合同中条款订立不规范、不严密、不细致等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工程造价的确定条款不明确，使工程造价的编制和审计依据不足或在理解上出现明显分歧，因而所产生的经济纠纷问题比较多。下面列举几种情况加以分析：
1、工程造价下浮系数问题
一般说来，施工合同签订的内容包括土建、水电、附属配套工程，而工程招标往往只是对土建部分进行了招标，在签订合同时，对水电、附属配套工程部分造价是否与土建部分造价一样参与下浮未予明确。结算时发包人认为土建、水电、附属配套工程是同一个单位工程，理所当然都应该下浮，而承包人认为投标时只是土建部分进行投标，其它部分没有参与投标，不应下浮，双方由此产生经济纠纷。
类似的另一种情形是施工合同签订的内容均齐全，造价下浮系数执行了中标单位投标报价时的下浮系数，然而合同没有明确甲供材是否执行下浮系数，发包人认为既然下浮系数采用了投标报价中的下浮系数，甲供材就应该下浮，而承包人认为既然材料由发包人供应，不应参与执行下浮系数，如下浮则使承包人在甲供材的造价问题上蒙受损失，在未收取甲供材的工程款的情况下，还要对甲供材价款下浮，不合理，因此双方因甲供材料是否执行下浮系数产生经济纠纷。
2、合同价款确定方式带来的结算问题
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虑，以及对合同签订的重要性、严谨性和严肃性一是淡薄，发承包人往往对施工合同中合同价款结算依据是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结算，还是按中标价加设计变更签证造价进行价款结算没有明确订立，或是合同条款未写清楚。当进行合同价款结算时，由于没有写清楚结算依据，发包人认为应该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结算，而承包人则看结算时对其是否有利，因为按实结算，有些分部分项的工程量和套用定额会与中标价有误差，因此承包人往往会考虑自己的利益，选择中标价加设计变更签证方法结算，若结算时对自己不利，承包人就选择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这样一来，发包人处于被动，经济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3、政策性文件及地方性规定的调整问题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有些工程由于工期拉得很长，政策性文件及地方性规定的调整在合同中没有明确规定或含糊不清，这就给结算留下了有争议的问题，比如人工单价的调整。由于招投标时人工单价文件未到执行时间，而签订施工合同时，文件调整时间已到。介于这种情况，双方均考虑原有的经济效益，就会各执一词，为施工合同的签订、执行留下隐患。还有除合同没约定政策性可以调整，但未完成工程量的划分执行有困难。在合同中只提及按政策性规定调整，在结算时，发包人认为不应纳入工程造价，而承包人则认为按规定，人工是调整文件执行后，未完成的工程量应执行新的人工单价。
4、材料结算价格调整问题
由于目前市场上材料的价格波动较大，为了便于工程价款的结算工作，各地管理部门隔一定的时间就有关材料的信息价格作为结算时的参照依据。在实际工作中，发包人与承包人双发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对结算价格如何调整未作明确的规定。例如对于实行中标价一次性包干的工程，由于招投标时执行的材料价格，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价格变动且波动较大，特别是一些主材，量大的材料或一些新型材料，由于合同重没有明确规定材料价格是否可以调整，或者如何进行调整，则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或进行工程价款结算时，往往会因发包人与承包人利用工程材料价格浮动而采取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要求进行工程结算，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纠纷。例如，某些工程在施工重设计变更签证内容多、量大，对于变更、签证结算时是否参照原中标价中的材料价格，还是进行调整，将产生分歧，不难想象，出现经济纠纷就在所难免。
5、材料、设备、采购中的问题
材料、设备采购和供应是建设项目中常常发生经济纠纷的环节。由于新材料、新设备大量应用于建设工程项目中，其中有许多没有定额标准可执行，而发、承包人双方缺乏规范合同意识，在合同中没有订立相应条款对所采购的材料、设备、型号、规格、数量、单价、质量要求、运费以及采购时限等加以明确，因而个别承包人有意提高材料单价和和虚增数量，或是不提供采购票据，或是虚开票据，还有现在工程中主材多数是甲供材料，材料的质量、数量、时间要求常常不能符合施工需要，这就给工程施工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由于缺乏合同条款的约束，显然易产生经济纠纷。
二、建议及措施
在执行施工合同中，虽说发生纠纷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解决，但如果发、承包人双方在订立有关合同时，能够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条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管理办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合同签订行为，特别是涉及到诸如工程名称和地点、工程范围和内容、开竣工日期及中间交工工程开竣工日期、工程价款确定方式、工程价款结算方式、工程价款调整方式、合同约定风险范围、工程进度款支付方式、施工企业管理费收费标准、执行当地有关部门的文件规定、主要材料与设备的采购及单价确定、供应方式和进出场期限、工程变更、不可抗力与不可预见事件、交工验收办法、工程质量书、设计文件及概预算和技术资料提供日期、双方相互协作事项、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的条款应逐条分析，认真订立，严格拟定合同条款，尽可能减少不确定因素对工程造价的影响，避免合同纠纷。为此，建议采取如下几点措施：
1、建立健全合同管理机制
建立合同签订、审查、监督制度，建立并完善合同签订审批程序，加强合同管理，认真执行合同条款，履行合同义务，贯彻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原则，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加强经济核算，建立健全合同管理机制，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合同纠纷。
2、加强法律意识，规范合同签订行为
认真学习和遵守国家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提高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的法律意识与合同意识，规范合同签订行为，按合同示范文本的要求认真洽商逐条订立合同条款，实行合同公证制度，完善并促进合同签订法制化规范化。
3、施工合同的签订应与招投标工作紧密结合
招、投标书中发包人和承包人承诺的内容为施工合同的签订提供了条件，合同是招投标工作的延伸，也是约束发、承包人双方的法律性文件。因此，合同的主要内容应与招投标文件内容一致，合同订立不能违背招投标文件中实质性条款，使发包人和承包人真正认识到合同签订的严肃性，明确所承担及履行合同的法律责任。
4、施工合同签订中应注意细节问题
施工合同的签订一定要注意细节，要认真订立，逐条推敲，尤其使对涉及工程造价、结算价款的确定、结算价款的调整方式等合同条款的订立要明确具体，对容易发生经济纠纷的地方更不能含含糊糊，不能只是订立大的条款，细节部分也要明确具体，要尽可能地减少差错，注重合同的规范性、周密性和严肃性，尤其应当明确如果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违约，双方各自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完善和规范合同的签订，约束发、承包人双方的行为，达到完全履行合同的目的。
第3篇：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范文
我国经济诉讼的现状分析
由于经济法的学科体系受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影响，再加上制度上实证法律规范的缺失、诉讼机制以及司法实践的诸多障碍，因而导致了经济立法上的迟滞，随之也就影响了经济诉讼管辖案件范围的确定，与这种不确定性相伴生的则是没有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目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是借助于现存三大诉讼制度来实现的。而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实现模式，能否适应经济法的特殊性，体现其价值，发挥其特殊功能，已日益受到挑战。法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在于一套健全的诉讼程序能保证其实现。经济法在理念和制度体系上已形成基本共识，能够成为一门法律学科。然而，“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用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1］(P33)，正是由于经济法是界乎公、私法之间和跨部门的综合性的法律，导致了“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的规范较多。［2］(P49)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律纠纷数量急剧增加，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假如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类似于这些缺陷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一些弥补缺陷的诉讼制度来息诉;另一方面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是否建立独立经济诉讼制度之争。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及评析
(一)学术界对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
现有诉讼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所谓的“现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学术界早已是争得沸沸扬扬，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将这些观点大体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肯定说。以“独立经济诉讼说”和“综合经济诉讼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致力于建立区别于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就以专著的形式探讨了经济诉讼问题，认为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将会应运而生”。［3］(P2)这些学者的理由是:一是经济法作为实体法客观上存在着需要之相配套的独立的经济诉讼法;二是实践中大量现存诉讼制度所无法解决的纠纷客观上要求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二是否定说。以“大民事”诉讼说和完全依附说为代表。他们的主张大致概括为现存的诉讼制度基本上是可以处理经济诉讼纠纷，“我国应建立‘民众诉政府’的民诉制度和‘政府诉民众’的公诉制度，通过正当且及时合法有效的途径，来处理包含有行政及公共因素的经济纠纷。”［4］(P53)这一学说的理论前提是认为经济法仅为民事法律制度或行政法律制度的一个分支。三是折中说。以经济公益诉讼说和特别诉讼制度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又有较大差异。前者认为“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违反经济法，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要通过法院追究违反经济法、侵害社会公益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必须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诉讼制度上的变革。［5］(P85)后者认为“在现有的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构建一套与经济法相适应的诉讼制度，通过创设若干特别诉讼制度明确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把经济诉讼案件交由普通法院审理”［6］(P365)。前者的理由是:在经济法领域内，出现了大量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差异明显且与社会公益相关的案件而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却无法解决，进而产生了对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进行改革的需要。后者的理由如下:①特别诉讼制度并不影响经济法这一独立部门法的地位;②现有的诉讼制度经过改良可以基本满足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要求;③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7］(P85)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点是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
(二)对学术界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独立经济诉讼说”这种激进式的做法很难协调好与三大诉讼制度的关系，如果建立，很可能在实践中产生的混乱。“大民事”诉讼说对法的性质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整作“一刀切式”的划分，主张凡“刑”之外的法都是属于“民”，而不局限于“私”的关系或“私事”，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我国的许多制度是建立在我国现有的法律部门的划分的基础之上的，采用“大民事”制度与我国国情不符。“综合经济诉讼说”因欠缺对经济诉讼的特有属性及与其他诉讼的区别研究，因此，对经济法的诉讼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完全依附说与经济法学界所认同的经济法是区别于民法、行政法的一个独立部门法的观念存在实质性分歧，难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经济公益诉讼说”的合理性在于指明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之处。经济公益诉讼的重要特征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因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公益受到侵犯时，可以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代表国家经济违法行为的侵权主体。该学说设定了较低的原告资格，设立了奖励制度等相关制度，从而体现经济法理念，适应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这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无法与三大诉讼制度并列的诉讼形式。其弊端主要表现在经济公益诉讼极易发生“滥诉”现象，避免“滥诉”现象的发生又必须对条件从严管制，那么其适用面将会变得非常窄。特别诉讼制度说是现行制度下的一种改良，这种模式既能满足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对其诉讼机制的特殊要求，又可以很好地与三大诉讼制度衔接，具有较大的可行性，最大可能地利用既有司法资源。它有以下优点:(1)恰当地将特别诉讼制度与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衔接，避免制度上的重叠，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又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2)巧妙地绕开纠纷类型性质的识别和诉讼程序选择这一难题，有利于实施。这一模式明显要比移植或重新建构一套诉讼制度在实践上更为可行。
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模式选择的探讨
(一)经济诉权理论的发展仍不成熟
大多数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规定的比较详细，但对权利救济的相关规定则极为稀少;使诉权的实现陷入困境。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行政机关经常参与司法事务，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行政与司法混同，这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讼，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则不能提讼。尤其是在宏观调控领域中，行为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因此，对于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往往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实体法的发展总是要引起程序法的发展，经济诉讼所解决的经济纠纷应当是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以及强制性规范所导致的冲突;而民事诉讼所解决则应是违反民事法律规范所导致的冲突。此外，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的特殊性也严重影响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有大量的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并存的特点，尤其是偏好采用提倡性规范。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国家经济调节行为的指导性、提倡性的作用下经济纠纷产生的可行性减少，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的需求并不急切，这对经济法的可诉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制度成本的增加
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为某一人的利益服务，它总是为一个群体所拥有。任何制度的兴替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是对本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进行改良和修补从而解决当前经济纠纷，我国若打破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重构，必定增加制度成本，此外，诉讼法学界亦未形成通识也影响了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那么，当前我国应该寻求哪一种最佳的经济诉讼模式呢?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不应该采取上述诸种模式中的一种，搞“一刀切”。毕竟，经济法在我国现在的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以及经济法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现在对经济诉讼模式探求应该是“博采众家之长”，所以，笔者建议:应该以特别诉讼制度为基础，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具体来说，当前经济诉讼模式的构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次(见图1):首先，作为解决经济纠纷重要救济渠道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应明确规定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之间签订仲裁协议或在发生经济纠纷之后可以选择仲裁。其次，经济纠纷中的案件能由既存的三大诉讼法来调整的，则不将其归入经济诉讼的范畴。再次，值诉讼法修改之际，笔者建议，应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也许有学者会认为，既然股东派生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有违实体公正价值的，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列入民事诉讼法之中与前述分析岂不矛盾?值得说明的是，笔者认为，股东派生诉讼的性质是属于经济公益诉讼，但目前经济公益诉讼与既有的三大诉讼制度不能相协调，此建议是从归类角度出发，把经济公益诉讼划归到某一程序法的考虑。法律的核心理念是权利。“无救济就无权利”。因此建立一种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使缺损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意义特别重大。［8］(P445)经济分析法学认为，决定法的内容和发展的因素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不能在法的内部而必须在法之外去寻找。因而它主张去分析和研究现行的实在法中所内含和体现的经济效益问题。它认为，经济效益是法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法为之服务的目标，法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做出有效益的选择。法律的目的就是使行为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会最佳效益。对于权利救济而言，一种合理的救济制度可以有效地配置各种救济资源，使其效用达到最大化，既可以满足社会对权利救济的潜在需求，又可以防止盲目寻求救济，从而节约救济资源。所以笔者认为，在经济诉讼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既能保证股东权利得以救济，又能节约制度成本。当然，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设立经济公益诉讼，只是适应当前需要，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制度配置不能给经济纠纷提供充分的救济时，独立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是有可能的。维护私人的权益始终是诉讼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包括以下9个方面:(1)环境污染;(2)消费者权益保护;(3)侵犯国有资产;(4)政府;(5)政府不作为;(6)侵犯社会福利;(7)侵犯平等权;(8)破坏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文教医卫等);(9)侵害其他经济公益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任何公众、社会团体、人民检察院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②笔者则认为应当由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查后通过一定期限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判决不服公告期限届满，由这些利害关系人推选一定数额的代表参加诉讼，不服一审判决的还可以提起上诉，终审判决以公告的方式公布，以避免以后他人针对同类纠纷再次提讼，另外，如果原告一方胜诉还应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这种方式的优点有四点:(1)既节约了制度成本又有效地防止了“滥诉”;(2)有利于防止单个公民因势单力孤难以与公益损害主体相抗衡，承担败诉的后果;(3)有利于防止公民在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提讼时，因检察院怠于行使或不予受理，导致公民申请救济途径无门;(4)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可以使法院了解公众对此类公益损害案件的关注程度，还可以形成一种舆论压力，避免公益侵权的发生。最后，对于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仍不能解决经济纠纷的案件，人民法院内部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若干专门法庭如反垄断庭、反不正当竞争庭等来审理此类案件。
第4篇：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建筑工程；中途停工；索赔
近十年来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伴随着国家每一轮宏观调控或产业方向的调整，出现了不少半拉子工程。这些中途、停缓建的工程，有些是因为建设单位资金不到位而引起的，有的是因为国家的产业政策调整引起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工程方面的经济纠份问题。如何公平合理地处理好这类问题，合理解决发承包方的经济纠纷，成为我们日常管理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结合实际处理的经验对索赔处理的原则、索赔依据、停工时间的确认、停工损失的计算等方面进行探讨，以便更妥善地处理好工程经济纠纷的问题。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天津市塘沽区响螺湾，框架结构，地下三层，地上三十五层，建筑面积10万平米，工程施工至地下三层时因资金原因工程暂停施工，施工单位管理人员、机械、材料等已陆续撤场，发包方在融资成功后欲复工，并与施工单位先后进行了几轮谈判，焦点集中在人工费调整、原合同下浮率调整、进出场费及停工期间的各项损失上，双方各持己见，互不让步，导致谈判效果不佳，复工遥遥无期。
二、工程索赔处理
（一）索赔处理的原则
处理索赔时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所发生的费用应是承包商履行合同所必须的和已经实际发生的；二是承包商不应由于停工的发生而额外受益或额外受损即对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二）索赔处理的依据
1、《天津建设工程施工示范文本》的通用条款的规定：发包人不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停止施工超过30天，发包人仍不支付工程款（进度款），承包人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承包人应妥善做好已完工程和已购材料、设备的保护和移交工作，按发包人要求将自有机械设备和人员撤出施工场地。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因合同解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2、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3、天津市建设工程费用定额关于停窝工损失费规定。
（三）索赔费用的计算
1、停工工期的确定。该工程停工时各方面的手续不完善，间隔时间太长，无相应的签证及索赔手续，而现场的塔吊等尚未拆除，部分周转性材料商堆放在现场，施工单位有一定损失。停工的天数难以确定。后根据“承包方应当对工程的前景有合理的预见，对风险有较理性的把握，应积极采取措施降低损失，因而有义务及时做好人员和机械的安置工作。对一个有经验的承包商能合理预见的风险，不予补偿，对推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的工程，可参照示范文本按56天作为计算人工机械的停工天数”的原则，基本计算天数按56天考虑，部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2、工地看护费用问题。考虑实际情况，工地现场看护人员按2人考虑，其他人员不予考虑。
3、施工机械停滞补偿问题。施工机械停滞补偿的范围，仅限于停工前后施工所需要的不能移动的尚未拆除的机械。停工后，发承包双方应及时清点未拆除的数量，对可以拆除的机械应及时拆除。施工单位上报的能移动的机械设备不予补偿，补偿费用按天津市机械台班定额中的机械台班停滞费乘以停工日期计算，补偿的费用不超过其停工前的残值。
4、周转材料停止补偿问题。周转材料停止补偿的范围：停工期间已支设的未浇混凝土和未拆除的脚手架：为保证后续施工需要，发包方签证要求存放在现场的模板和脚手架，本例中无相关签证但大量的模板脚手架长期堆放现场，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租赁费给予56天费用补偿。
5、临时设施费的补偿问题。一是按施工组织设计要求已经完成全部临时设施的工程，应按合同价中包括的全部临时设施费计算。二是未完成全部临时设施的工程，临时设施补偿费=合同价中的临时设施费×（临建实际搭设面积/发包方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中的临建面积）。
6、剩余材料半成品费用计算问题。发承包双方（监理工程师也可代表发包方，下同）应根据施工合同通用条款第28条约定的内容和范围，对承包人为该工程所备剩余的且不能转移至其他工地的材料予以清点，及时编制有材料（半成品）品种、规格、数量等内容的剩余材料（半成品）清单，加盖单位公盖并由经办人签字，作为计算剩余材料（半成品）费的依据。对于承包人能够尽力将该工程所备的剩余通用材料（半成品），转移至其他工地的运杂费，应由发包人承担。
三、结束语
工程中途停工损失的补偿问题在建筑工程施工中经常发生，短期停工会造成人工、机械的闲置和经济损失，拖延工期。长期停工甚至影响到解除合同，停止施工。在处理停工问题时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中途停工后发承包双方均有采取措施以减少或防止扩大损失的义务。
第二，承包方应当对工程的前景有合理的预见，对风险有较理性的把握，应积极采取措施，降低损失，因而有义务及时做好人员和机械的安置工作。不要抱着停工多长时间，发包方就得补偿多长时间停工损失的思想而盲目等待，否则会出现补偿不了的损失。
第三，停工事件发生时，承、发包人都应实事求是的做好停工期间的相关记录，务必要及时做好相关签证，有利于索赔工作的处理。
如何合理地确定中途停建工程补偿费用的计算问题，直接关系到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合理的经济利益，因此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对停工、窝工补偿费中的各项应计费用及其计算方法进行更深入的细致的分析研究，做出较为合理的补偿，以免承、发包双方产生严重的工程经济纠纷。
第5篇：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范文
起因一：名至而实不归
不管什么类型文章的写作，我们都强调题文相符，避免“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经济文书写作更是如此。但在实际经济写作活动中，某些人或者某些部门为了业绩或者完成任务，偷梁换柱的事情也是偶有发生的。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招商引资。什么是招商引资？招商引资是指地方政府吸收非本地投资者的活动。它能带来地方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因此得到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受利益驱使，有人就通过写作来做文章，将一些普通经济往来的合同冠以招商引资的合同名称。但普通合同（如买卖合同）和招商引资签订的合同有本质区别，这种名文不符的经济合同往往易引发纠纷。如某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活动中，引入某港资企业，并与当地××水泥厂签订了三份《中外合资经营水泥厂合同书》，香港××公司分三次预付资金给水泥厂，水泥厂分年分批供应并代销水泥，然后把款项返还给香港公司。后来该水泥厂因经营不善而导致破产，围绕相关权益，香港公司依据合资经营的理念主张债权。由于这三份《中外合资经营水泥厂合同书》均未约定有关合资经营企业权利义务方面的内容，所设立的投资合作关系实质是香港公司仅提供资金，但不参与经营，亦不承担经营风险，无论水泥厂处于盈利还是亏损状态，香港公司均按月享有固定的投资回报，以达到回收投入资金本息的目的。这种合作模式违反了国家法律关于合资企业应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基本原则，名为合作，实为借贷。后经法院裁定此合同无效。由此可见，经济合同要按照实际合作内容拟写相应标题，或者按照标题主旨去制定具体合作内容。要避免在利益驱使下，参与合作的一方产生利用合同漏洞，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奢想，使双方甚至多方陷入经济纠纷。
起因二：似是而非或笼统表达
（一）合同内容拟写中忽视了具体真实责任意思的表示
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和法治化，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体现者——经济合同，其内容的表达越来越讲究，不能单纯根据日常做法或者常规理解来处理。比如生活中朋友之间或者合伙人之间乃至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同担保行为（主要是债务担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保证（即担保）是指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者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担保形式。保证人与债权人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保证合同。可见，保证合同中，保证人应当明确做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一般保证责任的意思表示。由此，我们在为别人进行担保时要约定好担保的具体内容，以显示诚意；在别人为我们进行担保时，我们也要明确具体内容，同时还要精确理解特殊条件下的担保关系，注意各相关利益方的担保法律逻辑，以免履责时发生纠纷而陷入无休止的官司。例如，在某经济纠纷中，债权人诉某县政府履行担保责任，理由是《抵押贷款担保书》中注明了“经县政府讨论同意，决定为××酒厂向贵公司贷款壹仟叁佰万元提供担保”，并且有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签字，盖了大红印章。但××县政府拒绝履行担保义务，理由是并不是担保人，怎么回事呢？问题就在于该担保合同的具体条款是承诺以××糖厂全部房产和场地七十年使用权作抵押担保，在债务人××酒厂无法偿还贷款本息时，××糖厂的房产和场地使用权归债权公司所有，并约定了由县政府监督贷款使用情况的相关内容；××县政府并未承诺以其享有处分权的财产作为担保，也未承诺在××酒厂不履行债务时，由其承担还款责任。在该案例中，××县政府出具《抵押贷款担保书》后，其职能部门××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即出具了《关于同意××糖厂以土地抵押担保的意见》，随后，××糖厂与债权公司签订了抵押协议，约定以××糖厂名下土地及地上房产为××酒厂贷款提供抵押担保。至此，法院认为为××酒厂提供担保的是××糖厂，而非××县政府，××县政府出具《抵押贷款担保书》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行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行为，不存在××县政府承担因担保无效产生的赔偿责任的问题。由此可见，经济合同条款的拟写内容越具体，合同各相关方的关系描述越清晰，就越有利于保护自身的利益，上述案例中××县政府就做得很到位。而债权人却停留在日常的简单理解上，耗费人力物力发起经济诉讼。从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在经济合同的条款规定或者法律文书衔接上，要坚持严密的法理逻辑，不要试图简单处理，否则会因不愿承受写作上的麻烦而带来法律上的困扰。
（二）签订的经济合同中有些文字表述是含糊不确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规定了经济合同无效时的情形：“一、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三、人超越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四、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无效的经济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无效经济合同的确认权，归合同管理机关和人民法院。”法律的规定是基于现实的存在。古今中外，在经济领域各种因欺骗、胁迫等而签订“合同”或者出具“欠条”“借条”“收条”的事时有耳闻，有的甚至闹出人命。法律对这些经济文书不予支持，确认无效，就是为被欺骗、被胁迫者提供保护。那么被欺骗、被胁迫者则可以在有关经济文书撰写中暗示或者留取相关证据，避免暂时的伤害，为未来的维权打好埋伏。比如某公司合伙人发生纠纷，原告拿出被告出具的“欠条”和“合约”要求被告支付巨额债务。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欠条”是因为双方对合伙经营××公司期间的债权债务负担产生争议而签订的。但是，从“欠条”与“合约”的内容上看，被告使用的文字是含糊而不确定的，比如“本人亦要负责”“×××先生要本人个人承担责任”“但因为某些压力之下，×先生要本人将烂账的一半赔偿给×先生”“因我个人经济困难无法承担，唯有将内地祖业给予×老板收租来抵偿损失”等。这些内容表明：一、对无法收回的账目，是原告要被告承担责任。二、存在某种压力即可能发生过的胁迫。三、是由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法院认为不能确认被告承认对原告欠债是其在××公司进行清算后的真实意思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其在“欠条”与“合约”中的意思表示不能构成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在这里被告就巧妙地通过经济条据的撰写保护了自己的利益。该案例给我们两个启示：一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可以暂时示弱，但在拟写所谓的“欠条”等经济文书时可以巧妙地暗示撰写文书时的处境，为以后寻求法律保护提供依据；二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接收债务人提交的经济文书时要仔细阅读，避免存在引发法律纠纷的隐患。
起因三：因客观性缺失遭受质疑
经济合同实施的佐证材料应合法合理，这是众所周知的，法制社会任何法律纠纷的裁定，法院都只讲证据，并且强调证据链的合理衔接和完整性。由经济合同引起的经济纠纷，其经济诉讼申诉书的写作，主要是佐证材料的准备和写作。而合同和合同的执行过程描述，就是最重要的证据材料，证据的特征就是客观性或真实性，一旦客观性或真实性受到怀疑，就很容易导致自己在经济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比如，在某工程项目引发的经济纠纷中，提起民事诉讼的施工单位因为连续采用违背合同和国家法律规定的证据，经过一审、二审、再审都败诉了。建设单位和该施工单位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约定材料价格按照当月的市场价执行，因此，涉案工程的材料价格应以施工期间项目所在地的材料信息价为标准。但施工单位提供的证据是自己和材料供应商签订的合同《××市预拌混凝土销售合同》及《××××钢铁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以此作为工程成本的鉴定依据。另外，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基础大开挖，主要依据的是施工单位提供的“证明”。而这些“证明”是以个人名义出具的，并且该“证明”还是施工单位负责人写好后，让别人抄写下来的，因此，该“证明”既不是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更不是原有合同或者补充合同的约定。最后法院裁定该部分费用依法不应计取。因此，我们在拟写经济诉讼文书时要搞清楚证据的有效性和法定效力，确保其客观真实可查证，方能在法庭辩论中不被对方抓住把柄而处于不利地位。当然，如果在经济活动中制造假证据，意图捞取更多的好处，在法庭上只会自取其辱。
起因四：合同履行证词遣词用语不严密
第6篇：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范文
一、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联系
（一）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都属于应用会计学
会计学可分为理论会计学和应用会计学，其中理论会计学包括会计理论、会计史等；应用会计学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国际会计、法务会计及成本会计等，可见法务会计作为会计学的一个分支，与财务会计都属于应用会计学。
（二）财务会计是法务会计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财务会计为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服务，法务会计为法律工作者处理法律事项服务，因此它们都属于会计服务活动，其最终成果（财务报告与专家意见）所依据的事实材料都来自于各项经济活动。但案件所涉及的财务会计业务通常是由会计事项和会计活动组成，而法务会计活动本身是对案件涉及的会计事项或会计活动进行检查、验证和鉴定，并据此作出判断，发表专家意见，通常是在财务会计工作基础上开展的。因此，财务会计是法务会计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二、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
（一）主体不同
财务会计是为某一特定主体（会计实体）服务的，要对特定主体（企业、事业、机关单位等）的经济过程和结果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法务会计的主体不是单一主体的单一会计，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会计，凡经济纠纷、诉讼案件中涉及到会计事项的认定、判别，均与法务会计有关。法务会计的空间范围主要存在于三大领域：一是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二是社会中介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三是司法机关（检察、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等）以及政府审计部门、纪检部门。
（二）职能不同
会计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中所具有的功能。财务会计有核算、监督两项基本职能。核算职能侧重对事实的描述，主要是对某一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过程进行确认、计量和记录，对其结果进行报告。监督职能侧重于纠正偏差，主要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对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相关会计核算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审查，以达到预期的目的。财务会计的这两项基本职能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会计核算是会计监督的基础；而会计监督又是会计核算质量的保障。法务会计职能的作用范围则远远超出了财务会计，不仅局限于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而且在解释财务问题、强化会计的控制职能、收集会计数据以提供诉讼支持、保护和惩戒会计职业人士以及其他有关人士等方面也能提供信息支持。
（三）目的不同
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虽然都有“会计”二字，但二者的目的却有着天壤之别。财务会计的目的是着重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提供对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能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所提供信息具有公开性。而法务会计提供信息的目的在于完成受托责任，它是对经济活动（或者经济纠纷）中的法律责任问题进行调查、取证、提出专家性意见，为法庭、仲裁或鉴定机构提供相关证据。会计
（四）内容不同
财务会计的内容是用财务会计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一般会计事项，具体分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六大会计要素。法务会计的内容则取决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及法律、法规对经济活动、经济行为、财产资源等规定的详细程度，因此，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法务会计的内容都有所不同。我国学者对当前法务会计内容的认识较为统一，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税收理算会计；（2）债权、债务理算会计；（3）保险赔偿理算会计；（4）社会公正会计；（5）物价会计；（6）基金会计；（7）司法会计；（8）海损事故理算会计；（9）社会保障会计。
（五）工作程序和方法不同
在工作程序上，财务会计有一套比较科学的、统一的、定型的会计处理程序。财务会计的工作程序即会计循环可概括为七个环节：（1）审核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2）过账；（3）结账前账项调整与结账分录；（4）对账；（5）试算平衡；（6）结账；（7）编制财务报告。各环节具有连续性和继起性，且凭证、账簿、报告的格式、内容、编报程序与要求多由国家统一规定。而法务会计服务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工作程序的特殊性，大多是从接受受托责任到事件结束工作报告的报出，不存在会计期间的连续性，更不需要继起性。一般来说，其工作程序应包括：（1）会见委托人，明确受托责任；（2）初步调查，收集有关资料；对受托任务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测；（3）制定行动计划，包括实施的策略、步骤、方案等；（4）获得证据材料；（5）计算、分析；（6）报告，即将法务会计工作的最终结果以报告的形式系统表达出来。
在工作方法上，财务会计大量使用会计核算方法、会计分析方法。法务会计作为一门复合性学科，不仅使用会计的方法，有时还大量使用审计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如抽样分析法等）及收集证据的方法等。常见的方法有：审阅查验法、关联核对法、座谈询问法、实物勘察法、分析比较法、综合计算法等。
（六）执业规范不同
实现财务会计目标的关键在于保证财务报告的质量，因此需要有专门的会计规范。财务会计人员在处理经济业务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遵守《会计法》的有关规定，还要受到统一会计规范（如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的约束，其中，企业会计准则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会计规范形式，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分为基本会计准则和具体会计准则。法务会计的执业活动涉及三个规范，即会计准则、法务会计准则和专家证据准则（谭立，2006），前两者为会计行业规范，后者为法律规范，三者关系密切，又相互区别。法务会计工作就是将会计语言记录的财会事实翻译成法律语言表述的案件事实，也就是说财会事实经由法务会计之手以专家意见形式送达法官手中，成为其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在这一过程中，法务会计准则作为会计与法律两个职业的联结纽带，起到了由会计准则通向专家证据规则的桥梁作用。目前世界上除了美国、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制定了有关法务会计准则外，许多国家的法务会计业务活动都是参照审计准则执行，但制定统一的法务会计准则仍是必然趋势。只有建立健全法务会计准则，才能使法务会计工作有规可循、有章可依，才能保证执业质量，提升职业信誉，才能实现法务会计准则与法律法规、准则和惯例的联系和沟通，指引法务会计健康发展。2006年初，我国财政部颁布了1项基本会计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这一准则体系已基本上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完成了48项审计准则的制定或修订工作，标志着我国的企业会计、审计准则体系已基本建设完成，为建立法务会计准则提供了基础性框架。
（七）报告不同
财务会计报告是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法务会计报告是法务会计工作者根据有关的财务会计资料、卷宗材料，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等，对案件或纠纷等法律事项所涉及的财务问题进行解释、说明，并作出专业判断所形成的一种书面结论性文件。法务会计报告与财务会计报告有十分显著的区别：
1.用途和使用者不同。财务会计报告的用途在于为投资者、社会公众、政府机构等利益相关者提供经济决策所需的相关会计信息；而法务会计报告适用于诉讼实践，为法律事项承办人、当事人等提供认定相关财会事实的专家证据。
2.反映的范围不同。依据“会计主体假设”，财务会计报告所反映的财务事实仅局限于某一会计主体的相关经济业务；而法务会计报告不存在“会计主体”的限制，它是依照法律事项来划定空间活动范围，凡是法律事项涉及的会计事实都必须查清、核实，并向委托人报告。可见，财务会计报告与法务会计报告所反映的事实范围差异较大。
3.内容和格式不同。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及其附注和其他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财务报表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常见的财务会计报告是以格式报表为主题，表注及相关信息和资料作为辅助，其中每张报表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而法务会计报告的内容反映了法律事项所涉及范围的财会事实，通常情况下，法务会计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引言、对财务会计资料的分析论证过程和最终的结论等。如果报告人占有资料不充分或资料很少，也可发表“无法作出明确结论”的报告结果。不同经济纠纷或案件的性质、内容不同，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完全一致，因此，法务会计报告没有固定格式，通常是根据不同的业务对象和使用对象，按委托人的要求分别采用不同的格式。
4.时间要求不同。依据“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财务会计报告作为对企业不断发生的经济活动和资金运动的分期综合反映，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法务会计是在涉及会计领域的经济纠纷和诉讼发生时，对财务事项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与处理，着重于向法庭提供临时的审计证据。
第7篇：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合同诈骗；合同效力；刑民交叉；担保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债权人甲与债务人乙签订了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约定以乙的房产作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丙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合同到期后债务人乙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甲因此将乙和保证人丙至法院要求其偿还贷款及利息，并请求法院判令抵押和保证有效并享有担保权。法院受理该案后发现，借款人乙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以房屋重复抵押恶意骗取贷款人贷款，此案债务人乙涉嫌合同诈骗罪。此时的问题是人民法院是应当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查处，中止民事审判呢，还是继续审理？如果继续审理，那么此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的效力应如何认定？乙和丙的民事责任如何承担？
二、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纠纷处理方式
如上述案例所示，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中，若发现合同诈骗犯罪的线索，在诉讼程序上如何处理？到底是中止民事审理“先刑后民”还是继续审理“刑民并行”亦或是“先民后刑”？对此我国法律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处理规则也不统一，差别很大。
（一）有关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的法律法规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刑事犯罪线索的处理主要依据有《民事诉讼法》第150条关于“中止诉讼”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通过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经济犯罪若干规定》），其中对此类问题作出了一些比较原则性和模糊的规定。
此外，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28日了《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以下称《处理意见》），不过这仅仅算是地方司法文件，其效力等级较低，但是也可以作为判案的参考。《处理意见》区分了民事案件审理中，刑事犯罪部分仅被发现还未判决以及刑事犯罪部分已经生效刑事判决确认两种情形。
（二）目前实践中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纠纷的具体处理方式
1. 继续审理。继续审理合同纠纷也就是刑民分开审理、刑民并行。实践中法院作出继续审理决定的理由大概基于如下几点：
首先，《民事诉讼法》第150条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法院往往在判决中这样表述，“某某可能涉及合同诈骗的犯罪，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当事人间的合同纠纷，因此本案继续审理。”即人民法院通过判断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审判结果是否影响合同纠纷的民事审判来决定是否继续审理，若不影响，则继续审理。然而，何为影响，如何具体判断是否影响这些问题仍不清晰，缺乏可操作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根据《经济犯罪若干规定》第10条的规定来判断合同诈骗罪是否与审理的合同纠纷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若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将继续审理合同纠纷。因此，对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判断将是一个重点与难点。
2. 驳回。实践中，法院往往根据《经济犯罪若干规定》第11条的规定“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裁定驳回。判决中表述如“刑事裁定对被告诈骗贷款定罪处刑，原告以提起抵押借款合同之诉的法律事实已不存在，故原告应予驳回。”
3. 中止审理。法院裁定中止审理，即“先刑后民”。其理由大多数也是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的规定，认为刑事法律对当事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影响了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因此要等待刑事案件判决做出后再审理民事纠纷，然而这种做法的弊端在于这样一来被害人的合法民事权利有可能被拖延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并且可能出现被告为了达到拖延审判逃避责任的目的，故意自行制造合同诈骗犯罪的线索的现象。
（三）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纠纷处理方式的建议
从目前的审判实践来看，大多数法官抛弃了以往所秉持的在民事审判中一遇到刑事犯罪问题就采取“先刑后民”处置原则的做法。随着对民事权利保障的重视，法官们也给了处理这类案件更多的选择空间。从理论和实践上来，对于民事和刑事审判谁先谁后的问题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其一 “刑民并行”，即人民法院对于合同纠纷的民事审判继续进行，同时对刑事部分交由刑事诉讼处理，两者并行不悖；其二“先刑后民”即中止合同纠纷的审理，待对合同诈骗罪犯的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合同纠纷；其三“先民后刑”即继续审理合同纠纷，结束后再对合同诈骗犯罪进行刑事诉讼。但多数情况下都采用前两者，“先民后刑”则基本停留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司法实践中较少运用。
那么，对于我们讨论的在合同纠纷审理中发现存在合同诈骗嫌疑时，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诉讼程序呢？正所谓“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对此，我们应该更多从保护受损害方的合法权益以及有利于审判的角度来衡量。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在诉讼性质、依据、目的等方面均不相同，对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和角度不相同，对违法犯罪的人的惩罚和对受害人的救济也不相同，所以我们不能理所当然的把这类问题直接推给刑事法律来处理。上述案例中，如果法官驳回，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借款人乙因合同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那涉案的借款当如何处理呢。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是责令退赔，及时返还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但是，用作担保的乙的房产和丙的保证责任是否就此免除了呢。不经过民事审判债权人的担保权这部分权益就很难受到保护，这样不利于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及时有效保护。然而，如果一味坚持每个案子都“刑民并行”又可能会影响审判的效率。那么，判断标准究竟是什么？
结合最高法《经济犯罪若干规定》和上海高院的《处理意见》的有关规定，本文认为，应该以该案中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是否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辅之以“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作为判断标准。若犯罪线索与民事案件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应当继续审理合同纠纷，采用“刑民并行”。如果属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再判断一案的审理是否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来作出“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决定。
首先，对于“同一法律关系”的判断理论界观点不一，从法律法规中也找不到相关解释。法律关系是指根据法律所结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或权力-义务关系。同一法律关系就是指人民法院审理的该合同纠纷所产生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当事人所涉嫌的合同诈骗犯罪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相同的。本文认为其判断标准主要有主体相同、行为相同和责任相同三个方面。所谓主体相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与合同诈骗罪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是一一对应的。所谓行为相同，是指合同诈骗罪中的主体的行为同时也是合同关系中主体的行为。而责任相同指的是法律后果是否为同类型责任。
以上述案子为例，该案中原告甲和被告乙之间既有借款合同关系，又有担保法律关系，同时原告甲和第三人丙之间又存在保证合同关系，而刑事法律关系涉及乙对受害人甲的合同诈骗关系。该案中主体并不完全重合。其次，责任类型不同，刑事中只涉及责令退赔借款金额。但是民事审判中还涉及担保责任的认定。因此，本文认为，对于该案应该“刑民并行”。
其次，如何判断一案的审理是否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具体来说，通过刑事或者民事程序对于有关事实和责任的判断是否影响或者有利于民事或刑事方面的审判。因为刑事和民事处理案件的方式和优劣性差异很大。为了充分利用两者的优势，提高审判效率。法院在审理合同纠纷时发现合同诈骗线索案中，若两者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则上应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因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而且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强，这样有助于合同纠纷的民事审判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比如一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假冒身份与对方签订借款合同。此时，先进行刑事审理，以刑事审理中对犯罪事实的具体认定，来帮助民事审理中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当然，“先民后刑”的做法虽然少见，但也存在。比如合同诈骗的受损害人人数众多，因为找不到全部的受损害人法院因此无法将受骗的财物向所有的受损害人退赔，此时，如果一味地等待全部受损害人查明将不利于已确定的受损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这部分受损害人可以先通过合同纠纷的民事诉讼获得救济。
三、合同诈骗案件中的民事合同效力认定
（一）目前实践中对合同诈骗案件中民事合同的效力认定
根据《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包括五种情形。那么在民事审理中对主合同及担保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呢？
1. 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也无效。理由是合同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就同时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是以借款合同来掩盖一方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因此合同无效。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自然无效。此外，有的法官还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一）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来认定此类合同无效。
2. 主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2款的规定，认为此合同属于“欺诈”，因此合同可变更、可撤销。若受损害方在知道诈骗犯罪事实后，未在一年除斥期间内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该合同有效。而此时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要具体分析。
（二）合同诈骗案件中合同效力认定的总结与建议
1. 合同并非必然无效。首先，刑法和民法作为两类功能各异的部分法，刑法的评价不能代替民法的评价。刑法对合同诈骗罪的评价实质是对犯罪人以欺诈手段骗取别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的否定。而合同仅仅是犯罪人实施诈骗获得财物的工具和手段。对行为的否定不一定代表对工具的否定。因此，刑事被告人构成合同诈骗罪并不必然导致其对外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其次，本文认为实践中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也存在一些问题。《合同法》第52条“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情形下的合同又称为伪装合同，指的是行为人为了达到非法目的以迂回的方法避开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例如，当事人通过虚假的买卖行为达到隐匿财产、逃避债务的目的，一般指的是合同双方都知晓这个非法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是合同一方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骗取对方财物。他签订合同并不是为了掩盖骗取财物的事实，而只是骗取财物的工具和手段，合同相对方是受害人，并非双方串通。此外，根据“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来认定合同无效时，对于“国家利益”的认定要谨慎。从我国鼓励交易的原则来看，对合同无效的认定应该有一定限制。本文认为，只有损害了国有财产、国家整体利益的时候，才能认定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对合同认定无效。
2. 合同效力之判断标准。本文认为，应当区分合同诈骗的实施发生在合同签订还是履行阶段来认定合同效力。合同诈骗罪指的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而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应该是判断双方在合同签订过程中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法。所以合同履行过程中实施合同诈骗并不影响合同效力的判断，即合同履行过程实施诈骗的，比如《刑法》关于合同诈骗罪中第（四）（五）两种情形下，若无其它无效事由，合同应为有效。
其次，在合同签订中实施的合同诈骗本文认为原则上应该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此时应由受损害方作出选择，若受损害方未在一年除斥期间内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该合同有效。前述案例亦应认定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3. 对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结合前述案例，如果受损害方行使撤销权合同因此无效后，担保合同必然也就无效了。现在我们讨论如果受损害方未行使撤销权，主合同有效，那么债务人自己的抵押担保和第三人的保证担保合同效力如何？
本文认为，在案例中债务人乙是通过伪造抵押登记注销章，向房管部门行贿等手段与债权人甲签订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的，不管他是采取什么手段，抵押物权经登记而成立，并具有一定的公信力。贷款人在已经尽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后，其作为善意相对人取得的抵押权依法理应受到保护。
那么第三人丙的保证责任是否免除呢？第三人丙不知道借款人甲诈骗的目的，因此在签订保证合同时，由于债务人自己提供了物的担保，所以根据《担保法》第28条的规定，其保证责任是位于债务人物的担保之后的。这时就出现一个问题，虽然理论上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出现抵押物是虚构的，事实上不能优先拿来清偿债务时，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就面临扩大的问题。这时，保证人似乎也是受害者，也面临保护的问题。然而，担保就是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担保人事先明知其责任仍然愿意承担此项责任，必定有自己的考虑，有其它利益可图。正如俗语所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本文认为，应优先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认定保证合同有效，对于保证人的保护，则可以通过另行向债务人追偿等方式来实现。
注释
①该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③由于我国“重刑轻民”的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先刑后民”似乎成为了法院审判刑民交叉案件是绝对原则。但是，该原则只是涉及刑事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时才能适用。
④该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⑤比如不能认为只要犯罪了就当然损害了“国家利益”从而认定合同无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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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沈宗灵.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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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喜梅.刑民交叉案件审理模式之选择适用[J].天津法学，2011（4）：100.
第8篇：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范文
法务会计作为高层次复合型专业人才，需要掌握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包括会计、审计和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辨别舞弊的知识，法律法规知识，尤其是证据规则知识，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方面的知识，同时要具备高度的职业分析判断能力。这种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必将在许多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企业需要法务会计
因商品购销产生的债权债务纠纷，需要法务会计人员运用会计、合同法、证据学等方面知识收集证据，以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因纳税方面原因引起的税务纠纷，需要法务会计从会计、税法方面提供专业支持，确认应纳税款：如今会计处理的网络化、信息化、适时化、前瞻化等特点，使企业内部舞弊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和隐蔽，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与会计有关的法律纠纷更需要法务会计人员作出审查和判断。
法务会计走俏中介结构
近年来，随着企业对一门式服务需求的增强，社会中介组织跨业经营趋势日趋明显，如大的会计师事务所聘请大量律师为职员，以弥补其法律方面的不足；律师事务所吸纳大量具有财会经验的复合型人才，以弥补其会计方面的不足；而税务师事务所亦在竭力寻求既具有扎实的财税理论知识又精通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务会计人才。
会计师事务所拓展业务的需要
目前，法务会计已经成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一项重要业务，他们致力于培养法务会计人员，从事法务会计鉴定服务。反观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其业务主要还停留在审计、验资等传统领域，而较少涉及法务会计业务，仅少量会计师事务所开展司法会计鉴定工作。面对激烈的竞争，会计师事务所必须积极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需求日益增长的法务会计无疑是具有会计和管理咨询专业优势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较优选择。
律师事务所开展业务的需要
律师在法律上很精通，但法律和会计毕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律师对企业的运作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不可能准确地解读企业的会计凭证、账簿、会计报表以及会计核算的全过程，对企业舞弊的手段、方式也不够熟悉，而法务会计在这一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于是，律师事务所对法务会计产生了需求。
当接收案件涉及会计事项时，法务会计人员可以协助律师从会计角度分析当事人在利用会计信息方面存在的弱点，评估有利事实，在会计问题上制定出有效的诉讼策略，以争取胜诉机会：在经济案件中，诉讼当事人需要相关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而这些证据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相关会计记录，法务会计人员熟悉会计记录的具体产生过程，通过取得必要的凭证包括其他市场或者行业信息，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或反驳对方当事人的主张，也可以协助律师获取、鉴别、组织和解释这些会计信息。
税务师事务所开展税收策划业务的需要
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税收筹划反映出综合性和专业性的要求。在国外，许多企业都聘用税务律师、会计师、国际金融顾问等高级专门人才从事税收筹划活动，而且很多个人也需要这些专业人士提供的涉税服务。
合法性是税收筹划成功的首要和关键因素，这使得财税律师在税收筹划领域得以大展身手。他们除精通法律外，还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注册税务师资格。这些“会算账的律师”，‘在税收筹划中直接给企业带来安全、合法的效益，被企业家们称为“财税与法律的优美结合”。由此中国的财税律师宣告诞生。实际上，他们就是财税服务领域的法务会计人员。
财税律师通过对不同的经济法律关系进行权衡、比较，变通处理相应的法律关系或稍稍调整某些经济活动，改变其在征纳关系中的法律性质，以寻求税务筹划的最优方案。譬如，在房产税税务筹划中，经常遇到以房产原值还是以房租作为计税基础的问题，若经综合考察认为后者较优，则需进一步考虑为企业拟定一份房屋出租合同。财税律师特别注重方案合法性的考量，仔细甄别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注意尺度的把握，在作业方式上表现为调查取证、寻求低税负法律依据：同时他们也注意研究不同方案的账务处理效果，仔细甄别不同方案可能达到的经济效果。
经济类司法鉴证需要法务会计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经济犯罪案件日渐增多，贪污金额日益加大，舞弊方式也日趋隐蔽和复杂，我国投资人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的质量也日渐不满，涉及虚假会计信息披露而导致投资人遭受损失的法律诉讼不断出现。司法机关在审查处理这些案件时，必须对以下问题作出判断：
会计信息是否虚假。专业人士判断的依据是会计准则和制度，认为只要按照会计准则和制度进行会计处理和披露，提供的信息就是真实的。非专业人员判断的依据是发生的事实，认为只有反映事实的会计信息才是真实的。可见，两者对同一案件作出的判断结果不一致。
虚假的会计信息是故意、一般过失、重大过失还是欺诈。故意和欺诈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而过失只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不同判定结论所作出的法律判决是有区别的。
虚假的会计信息给使用者带来多大损失，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认定这些损失存在很大的困难。
除了上述问题外，经济纠纷案件还常常涉及舞弊、会计信息的披露是否充分、有无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内部控制建立的完善程度、会计政策的选用是否合适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法律人员依据专业知识所能确定的，必须由法务会计人员来对此进行审计和判断，并出具书面鉴定结论供司法机关判断使用。
第9篇：经济纠纷方面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解决路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对于解决土地集体征用纠纷具有重要的意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政治、经济以及法律意义。随着城市化进城的加快，我国城镇边缘频繁出现出嫁女、上门女婿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集体征用补偿分配、户口在农村的退休人员等引发的经济纠纷状况，而且由此引发的诉讼在农村中已经占有非常大的比例。为了有效解决这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我们必须有效进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健全完善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从而有效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
一、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的主管和受理问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广义上是指曾经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的村、组生活过的成员。而狭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现生活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村、组的成员，本文所说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是狭义上的所指。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成员认定存在很多纠纷，相关法律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谁有权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该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争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会议应该被认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审核分配问题都是经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如果有人不服从这种资格认定而引发的纠纷，不属于民事纠纷，而是行政纠纷，这种纠纷不能通过司法进行认定，人民法院不会受理案件，需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解决。其次，还有的观点认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有争议或者需要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可以自己到乡、镇、县农业行政相关部门进行申请，因为《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有相关规定，但是相关的司法规定不完善，对出嫁女、上门女婿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不一，造成很多负面影响。还有的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应该有权利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这种纠纷不属于村民以及解决的纠纷，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相关规定进行经济收益的分配，这属于村民自治事项，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不属于自治事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享受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属于私权，不能通过讨论、表决等方法进行决议。
二、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问题
（一）仅以户籍所在地作为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不科学
如今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都找不到任何以户籍所在地作为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规定，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人们的生活、生产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有的人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利用不正当手段迁户口，正是因为以户籍所在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标准所致。
（二）仅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长期居住、生产、生活作为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不合理
如今的社会现状是去。每个人都可以在全国各个地区自由流动，农村有越来越多的人外出经商或者打工，这样他们就可能长期不在本来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活，这种标准可能导致农村人口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积极性降低，从而减缓了农村城市化进程。
三、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规定，是他们处理自治事项的依据，尤其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问题，更是要依据相关的村规民约来进行，但是如今有很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违法违规，这就需要我们建立并且完善，相关村规民约的监督审核机制，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我们必须根据一定的法律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纠纷管理形成一定的监督审核，从而有效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
四、结束语
总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解决对于农村正常建设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一定要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认真分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工作特质和具体情况，认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建立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从而有效进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进一步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促进农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作者单位：会泽县迤车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站）
参考文献：
[1] 谈如何理解和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农业经济；20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