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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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关键词］　应用型本科；经济学基础；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　本文为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应用型本科《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张景新，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广西　桂林，541004；黄涛，桂林航天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广西　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 G423.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23（2012）03-0106-0003

应用型本科教育既注重学生坚实、系统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又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经济学基础》在许多高校的课程设置中也称为《经济学原理》、《西方经济学》等，课程体系并无区别。《经济学基础》课程作为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其知识体系、研究方法是后续课程学习中必要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应用型本科的教学而言，《经济学基础》的教学在保证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基础上，必须突出经济学的应用性，力求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础原理、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分析工具，努力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分析后续课程学习中与现实社会中常见的经济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应用型本科《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必须遵循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内在规律与价值取向, 才能凸显其人才培养的优势与特色。

一、明确应用型本科《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目标定位

应用型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培养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精神于一体的专业化人才。对于应用型本科教学而言，《经济学基础》课程主要讲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课程学习应围绕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学分析方法和经济理论实施等内容展开。

经济学本身具有复杂的理论体系，内容丰富，各环节的理论之间既略显松散又不乏逻辑上的严谨性，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使是初级经济学教学也涉及到相当广泛的内容。同时，经济学中的基本经济思想和分析方法，如弹性分析、边际分析、最优化原则等，不但广泛应用在经济领域，还被许多学者应用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再加上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经济分析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证研究，使得经济理论对现实经济的指导作用不断加强，对《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用型本科的《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应定位于：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分析方法，并结合专业特点灵活运用所学的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来分析一般的经济现象和问题，着重培养学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素质，为后续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应用型本科《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和总结，并根据学校发展应用型本科的发展定位，笔者尝试提出以下的一些建议。

（一）教学中要加强对学生经济思想和经济素质的培养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学生在学完《经济学基础》课程后，只能记住一些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但对其内在联系理解不深，也不能很好地应用到自己的学习生活当中。而很多毕业生更觉得经济学与自己的实际工作联系很少。这说明在《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中没有很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分析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素质。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有限的《经济学基础》教学时间内，教师不应只重视基本经济理论的教学，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素质，让学生在遇到经济问题时能自觉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才能让学生终生受益。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构建严密的经济理论体系，使学生理解各章节内容之间的关联和在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合理分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比例

经济学本身是一门学以致用的学科，让学生能灵活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知识和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是最终的教学目标。对于应用型本科来说，《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要从根本上重视实践教学。从目前来看，高校中《经济学基础》的教学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情况。不可否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本身偏重理论；同时由于经济学理论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像自然学科在实验室中验证各种经济理论。但是，教师可以组织形式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来进行《经济学基础》的实践教学，例如案例分析、课堂讨论、随堂实验、热点追踪等课堂教学手段，还可以布置学生课后查找资料、开展辩论会等方法，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分析问题，学会寻找解决思路和策略。这样才能让学生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好地帮助学生培养经济思想。因此，应用型本科在《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时间中，要合理安排一定比例的实践教学时间。

（三）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的理论性、系统性比较强，这就要求教师需要灵活而合理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参与性，将传统的传授式教学转变为参与式教学，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理解和思考能力、查阅与组织资料的能力和敢于发表自己看法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经济思想、创新精神和胆识。

1.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高校教学中广泛运用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实例到理论，即引导学生从案例的分析解读中去寻找知识的形成规律，发现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运用掌握的规律和概念去解决实际问题；另一种是从理论到实例，即讲解了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通过对案例的解读与分析去启发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发散思维，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合理选取案例是案例教学法的关键，除了教材中的经典案例，还要根据学生实际生活、所学专业、社会热点问题，同时结合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来选取容易吸引学生、引起学生共鸣的案例。同时，选择的案例既要有正例也要有反例，还要充分考虑学生所学专业的要求，使学生能更好地分析、归纳和总结。

2. 情景模拟实践教学法

情景模拟实践教学法是一种理论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它是在课堂教学由教师构建模拟实践场景，让学生在一个仿真的模拟情景中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进而高效率地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经济学基础》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教师对教学实践内容的设计和模拟情景的构建，使学生高度参与教学整个过程，在引导学生主动运用所学知识和分析方法来分析问题，得出结论，不但可以有效提高学习效果，还可以增强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3. 多媒体教学

《经济学基础》课程的教学中有大量图表、图形，使用传统的黑板教学不但浪费时间，使得授课信息量小，而且单一的展示手段也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引入案例教学法等其他先进的教学手段和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有效扩大课堂教学的信息容量，增强授课的直观性、形象性和生动性，同时可以与其他先进的教学方法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运用，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还方便教师及时更新授课内容，有利于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课程教学设计中去。

但是，从教学实践中看，单一的多媒体教学对教学效果的提升有限，这主要涉及到几个方面：（1）教师的多媒体课件的制作水平。文字表述与各种图形、图表的展示比例要合理，不能都是文字表述，把多媒体课件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黑板。（2）教师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深度，对授课内容设计的合理性，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情况。这将直接影响到授课的逻辑性与学生学习的逻辑性。（3）必要的公式推导仍需要黑板板书的配合。因此，使用多媒体教学要合理设计授课内容，演示与讲授的比例要根据教学内容、学生的接受情况、课堂气氛等因素来进行动态调整。

（四）适当强化经济理论的数学推导论证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中经常需要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分析各种经济问题，《经济学基础》中的教学内容也有许多建立数学模型的内容。通过严谨的数学推导证明不仅可以提高经济理论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思维和观念。只有掌握了有效的数学方法去分析问题,才能让学生更准确地理解经济理论。由于不同专业的学生的数学基础不一样，因此要依据学生的数学基础适度在教学过程中使用数学工具，同时也不可过分使用数学推导论证，从而影响教学效果。

（五）教学中要突出专业特色

《经济学基础》课程是许多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因此在授课内容的设计与安排中必须要考虑到不同专业学习和发展的需要，针对不同专业的需要灵活调整其授课内容。同时，在案例的选择、情景模拟设计等方面也应尽可能选用相应专业领域特点的案例和情景设计。考虑到不同的学校中专业归属于不同的教学院系，应由学校建立良好的沟通平台和机制来实现相关专业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保证教学内容的前后连贯性与适用性。另外，针对不同层次和专业的学生，也应选择难易程度不同的教材。

［参考文献］

［1］金丽,张守风.参与式教学与创新能力培养探析——以“西方经济学”课程为例［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1).

［2］关海玲，金波.对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建议［J］.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6,(18).

［3］王洪涛.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探讨［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19).

第2篇：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关键词：法律经济学；效率；经济分析方法；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3—0127—02

一、法律经济学的渊源与发展

法律经济学（Economics of Law），是一门“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经济学与法学交叉学科，按波斯纳所言，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1]。具体地说，法律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

法律经济学产生并形成于20世纪中期，但萌芽于18世纪中期。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述“刑罚应当与犯罪相对称”这一原则时指出，此原则必须依赖于对刑罚与犯罪所获得的利益之间的比较和衡量。立法者“在政治算术中，需要以可能性的计算代替数学中计算的精确性”[2]。对此，边沁做出了进一步的经济学分析，用成本效益来解释罪罚相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此后，经济学思想开始被用于对法律制度、规范的分析。

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周期性的越来越明显，旧制度经济学者们企图利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现有制度的动态演进，并通过对制度的改良来缓解经济发展周期性问题。与此同时，以弗兰克、卢埃林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兴起。在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下，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西蒙斯和艾伦·迪莱克特开始利用微观经济学来研究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法。艾伦·迪莱克特教授在1958年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亦译《法律经济学杂志》），即为后来法律经济学建立的标志之一。这个时期，法律经济学对法律的经济分析基本局限于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的公共管制等个别领域，区别于后来对法律作出全面经济分析的新时期，这个时期通称为“旧经济分析时期”。

以1960年罗纳德·科斯的经典论文《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为标志，法律经济学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新经济分析时期”。就学术流派而言，主要有产权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经济分析的范围，除了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外，逐步向侵权法、财产法、劳动法、婚姻家庭法等领域全面扩展。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A.波斯纳，他的《法律的经济分析》集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律分析之大成，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标志着法律经济学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较为平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传统的法律经济学流派依然采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这种描述分析案例的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研究进程较为缓慢。另一种“非主流”学派强调“法律的经济哲学分析”，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分析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多种社会模式，研究和探索选择各种不同社会模式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4]。这两种方式相互排斥，相互影响，主导着现今的主流研究方向。

纵观以上的法律经济学发展历史，笔者在此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自然会受制于历史进程中一定的社会规律，那么真正贯穿于法律经济学的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二、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法律”还是“经济”

以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来看，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衡量标准，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来进行法律制度分析的。因此，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传统法学研究所强调和重视的“公平”、“正义”这一类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时，在很多情形下，经济学的分析模式都可以得出与法律分析相同的结论。所以可以用“经济效率”去取代“正义”之类的传统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将法律转为经济学。鉴于此，法律经济学一直被作为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来看待。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法律经济学最初的研究目的，根据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义，“法和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5]法律经济学显然是利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研究法律制度中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那么我们进行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明显，利用研究得出的成果，改变法律制度与法律实践中的经济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对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最终还是要回到法律上去。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的注释》一文中，科斯指出：“科斯世界正是他极力说服经济学家离开的世界，传统经济学错就错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人们应该研究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法律制度至关重要。如果不对交易赖以进行的制度详细地加以规定，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交换过程的讨论就毫无意义。”[6]这说明，即使科斯本人，也认可提出科斯定理的目的在于修正现实中的法律制度。

因此，即使法律经济学中以大量的经济分析方法为基本工具，法律经济学首先也应当是一门法律学科。因为作为区分学科的重要标准——研究对象是法律及相关制度。经济只是工具，法律才是目的。

第3篇：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关键词： 《技术经济学》考试成绩 综合分析 影响因素 教学建议

引言

技术经济学是中国科技工作者在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广泛吸收相关学科和国外理论方法的基础上自己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经过近三十年的摸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技术经济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已逐步趋于完善，从它的研究对象、性质、任务、特点、步骤到它的指标体系、方法、判别标准、应用等等，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术经济理论和方法体系，并广泛地应用到了生产实践活动中。

技术经济学是我校管理学院工程管理系针对理工科学生开设的一门必选课。它是一门应用经济学，研究技术与经济最佳结合、协调发展的条件、规律、效果及实现途径的一门交叉科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技术经济学概述、技术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技术经济分析的基本经济要素、资金等值计算、投资项目经济效益评价方法、投资项目决策方法、不确定性分析、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设备更新的技术经济分析和价值工程等。该课程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实用性、选择性、预测性、定量性等特点，其主要任务是从经济角度对具体工程项目、技术方案进行分析评价，为我们提供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决策方法。

考试是整个教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反映教学结果的一个必要手段。为了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更好地反映教学的效果，该课程授课教师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命题，自2005年以来实行标准化考试，题型为80道选择题，考核知识点涵盖了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实际应用问题，能够全面考核学生对技术经济学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掌握的熟练程度、理解的准确程度、应用的灵活程度、思维的敏捷程度，以及综合应用知识、逻辑推断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1 理工科学生学习技术经济学课程的必要性

1.1 技术经济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是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

技术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建设等各方面需要解决的技术经济问题，是科学决策的重要手段。技术经济问题无处不在，技术经济分析计算的应用方法无处不可用。技术与经济相互依存，是有机结合的整体。任何生产过程，既不能只有经济行为而没有从事经济行为的技术手段，又不会只有技术行为而没有经济目的。它们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竞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不够发达，资金有限，如何做到少投入多产出，达到技术与经济的最佳组合，减少决策的失误，是提高企事业单位乃至全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此我们的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搞好投资项目的经济评价工作，保证决策的科学化。

1.2 社会需要复合型人才。

新的历史环境下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21世纪需要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对于理工科学生，不仅要掌握专业技术，还要具备经济管理相关知识。技术作为人类发展生产力的有力手段，具有十分明显和突出的经济目的，工程师的每项成果都涉及经济问题，都涉及投入、产出和经济效果问题。所以工程师的工作离不开经济，工程师必须具有强烈的经济意识，掌握常用的、基本的经济学理论与技术方案评价的知识和方法。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培养出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的社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所以理工科学生学习《技术经济学》课程势在必行。

2 《技术经济学》考试成绩综合分析

2007年秋季学期共有1841名（共67个班）大四理工科学生参加《技术经济学》考试，他们分别来自机械学院、化工学院、能环学院和信息工程学院，其中本科一批的学生（简称“本一”）875名，本科三批的学生（简称“本三”）966名。承担这门课程授课任务的教师共10名，本一和本三学生各有5名教师。为了方便分析问题，笔者从这四个学院各随机抽取本一和本三学生100人共800人作为样本，分析不同学院的学生成绩有无差异；此外，又从这10名教师所教授的学生中各随机抽取学生100人共1000人作为样本，分析比较不同教师的学生成绩有无差异。

2.1 课程知识点及其联系。

本次技术经济学考试满分为100分，共80道选择题，考核知识点可以分为8部分内容：（1）技术经济学概述；（2）技术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3）技术经济分析的基本经济要素；（4）资金等值计算；（5）投资项目经济效益评价方法；（6）投资项目决策方法；（7）不确定性分析；（8）技术经济应用问题（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设备更新的技术经济分析和价值工程）。这8部分内容在考试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7.5%，14.5%，27.5%，17%，10%，12%，4.5%。其中，第1和2部分是关于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要求学生理解技术经济内涵和基本理论，同时为后续章节的学习奠定基础。第3―7部分内容为技术经济学课程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占考试内容的81%。其中，第3部分内容是介绍现金流量的概念及表示方法、影响现金流量的基本经济要素及其计算，它为技术经济分析提供了基础数据；第4部分内容是关于资金等值计算，资金等值计算是对技术方案进行动态分析及计算动态分析指标的基础；第5部分在3、4部分内容的基础上，讲述技术经济效益评价指标的计算与分析；第6部分又在第5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借助于经济效益评价指标进行投资决策分析；第7部分是考虑现金流量和投资收益情况不确定下的项目风险分析和评价。第8部分内容是探讨技术经济的应用问题，这部分内容要求学生自学，所占比重只有4.5%。由上分析可见，技术经济学的各部分内容都是紧密相连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2.2 考试成绩总体情况分析

下面表格统计了各学院本一和本三学生的平均分、及格率以及这8部分内容的得分率。

注：表中（1）、（2）、……（8）分别代表前面提及的8个知识点（即8部分内容）。

就这次考试的总体情况来看，考试命题偏难，题量适中，覆盖面宽，平均分为61.53分，及格率60%，平均分和及格率都偏低。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总体不太好，第1、2部分得分率最低，其次是第3、5、8部分内容，第4、6、7部分内容掌握相对较好。学生对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理解和掌握不牢固，对基本分析方法和应用掌握稍好，但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2.3 基于不同生源的学生考试成绩分析。

本一和本三的学生在高考录取时分数差距较大，他们的学习基础也有较大差距。但是在同一个学校，就技术经济学这门课程而言，本一和本三的授课教师基本没有差别。因此在命题时，本次考试本一和本三的学生试卷的难易程度基本相当，考试知识点及各部分内容所占比重都相近，便于我们对比分析他们在平均分、得分率及知识点的掌握等方面的差距。

总体来看，本一学生的成绩要好于本三学生，平均分高出4分，有一些差距，但及格率高出11%，差距比较明显。从各部分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来看，只有第1和8部分内容本一学生的得分率低于本三学生，其它部分得分率都要高于本三学生，说明本一学生对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掌握更为扎实，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是非常明显。可见，虽然学生入学时学习基础有一定差距，但是随着近四年大学的学习，在相同的学习环境下，他们的学习成绩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2.4 基于不同学院的学生考试成绩分析。

2.4.1 各学院本一学生成绩分析

本一学生中，总体来看，这四个学院学生成绩差距很小。（1）平均分：能环学院学生最高，机械学院学生最低，但是二者差距不大；（2）及格率也是如此；（3）各部分内容的得分率基本上差不多，都是第1、2部分得分率偏低，其次是第3、5、8部分内容，第4、6、7部分内容掌握相对较好。

2.4.2 各学院本三学生成绩分析

本三学生中，总体来看，信息和电气学院学生较好，机械和能环学院学生较差，而且差距比较明显。（1）平均分：信息学院最高，其次是电气学院，能环学院和机械学院平均分接近，机械学院最低，最高和最低的学院平均分差距较大为6分；（2）及格率：信息学院最高，能环学院最低，而且二者差距大，为23%；（3）各部分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也是信息和电气学院学生较好，机械和能环学院学生较差。四个学院学生各部分知识点的掌握都是第6、7、8部分内容掌握相对较好，其次是第3、4、5部分内容，第1、2部分得分率偏低。

3.考试成绩影响因素分析及教学建议

本次《技术经济学》考试成绩的统计数据为我们把握考试质量及学生的真实水平提供了依据。总体来看，学生成绩平均分数61.53分，偏低，有40%的学生处于不及格的水平，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法掌握不够牢固。笔者认为影响考试成绩的因素及建议如下。

3.1 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风。

学习态度和学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成绩。好的学风能很好地带动各位学生共同努力。不同的学院及不同的班级的学风是有差别的，因此他们的总体考试成绩也会存在差异。作为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其端正学习态度，多与学生沟通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为《技术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3.2 学生的学习兴趣。

理工科很多学生认为《技术经济学》课程不属于他们的专业课程，因此重视程度和学习主动性不高。所以教师要强调理工科学生学习经济类课程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通过举例的形式把技术经济学相关知识与实际生活及学生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促使学生专心听讲，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进而提高授课效果。再者，可以为学生提供参考资料，使学生充分利用图书馆、网络等资源主动学习，扩展知识面，使《技术经济学》课程的学习渗透于日常学习和生活，充满乐趣。

3.3 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把握。

从考试成绩来看，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课程学习的知识点及其联系。很多知识点学生只是机械地去记忆和运用，不了解知识点的内涵及其联系，因此学生的基本理论部分得分普遍偏低，第3到7部分内容是关于技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作为课程的重难点部分，学生得分虽然相对比较高但也不理想，说明学生学习理论知识不够扎实，对基本方法的掌握也比较肤浅。鉴于此，授课教师应该多列举实例帮助学生强化对理论部分的理解。再者，要多与学生沟通交流，课上允许学生随时举手提问，课下多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使学生很好地把握重点和难点，以便系统地学习本课程。

3.4 试题难度。

本次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题目难度偏大一些，尤其是第1、2部分关于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部分试题难度比往年提高较大，因此这两部分内容学生得分普遍很低，这也对考试成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5 其他原因。

本次开课的学生都是大四学生，大四学生面临着就业和考研的压力，因此学生出勤率不太高，课余时间的利用率不足，课堂教学效果不太理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考试成绩。除此之外可能还会存在学生基础程度的差异、社会原因等。

分析本次考试成绩的结果，不同教师的学生成绩还是略有差距，建议各位教师相互学习交流，共同探讨教学内容、教学的重难点及解决办法、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考试改革措施等问题，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另外，针对基础程度不同的学生，任课教师要因材施教；再者，根据不同学院的学生，可以深入分析其学生和专业特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树立良好的学风，为技术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陈立文，陈敬武.技术经济学概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1.

［2］李素红，陈立文，孙维丰.《技术经济学》考试成绩统计分析及教学体会［J］.考试周刊，2007，(38)：7-9.

［3］张静，周敏.论“技术经济学”列为理工科必修课的必要性［J］.煤炭高等教育，2001，(5)：40-41.

第4篇：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一、数据获得

现行CPI价格数据采集与权数数据采集独立进行。具体来看，价格数据采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查总队抽选调查市（县），调查市（县）按照定点、定时、定人的“三定”原则对确定好的规格品进行采价。目前中国调查市（县）样本总数大约为1380个，其中500多个市（县）参与城镇调查，880多个市（县）参与农村调查，这些调查市（县）分布在6．3万个调查点，由约5000人组成的价格调查员队伍负责对约600种代表规格品进行实地采价工作。权数数据主要依据城乡住户调查的居民消费支出数据确定，目前参与调查的住户约14万户，其中城市约6万户，农村约8万户，权数全面更新周期为5年，每年会有所调整和修正。综上所述，现行CPI的计算中，基本分类价格指数的计算采用简单几何平均法，并未对各规格品的相对重要性加以考虑，势必产生“权数缺失”性误差。高层级价格指数的计算采用lowe指数，无法实现量价调查数据的同时性，势必产生“时差性”计算误差。此外，价格数据与权数数据分离，由于数据衔接性问题对CPI的计算结果产生的“错位性”误差也不容忽视。

二、基本分类价格指数的权数影响

（一）理论分析由于代表规格品的权数资料不易获得，目前中国CPI编制中的基本分类价格指数采用代表规格品的简单几何平均的计算方法。在基本分类内的各消费品和服务之间的价格变动差异和消费量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下，基本分类价格指数的计算精度必然降低。基于经济学的考虑，价格上升较慢或价格下降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量通常会增加，而价格上涨较快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量则会下降，即价格变动差异将会引发消费量的差异，而且这一差异很可能是巨大的，不考虑商品消费量的差异与变化计算基本分类价格指数的做法有待商榷。Masato（2001）的研究表明，采用扫描数据对1997－2000年间250个类别的加工食品和日常必需品计算的基本分类价格指数平均比官方采用Dutot指数计算的基本分类价格指数低0．2个百分点。其它国家的研究也显示，基于扫描数据计算的价格指数通常低于官方统计机构的相应估算，有时两者差异显著，因此，对基本分类价格指数进行加权可以大大提高其精度［5］347。

（二）加权方式及相应的计算公式采用加权平均计算基本分类价格指数需要建立在单位价值的计算基础之上。首先用销售额除以销售量得到单位价值，然后将报告期单位价值与基期单位价值之比得到单位价值指数。根据基本分类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范围不同，单位价值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具有严格“同质性”的商品和服务的销售额除以销售量得到的单位价值视为狭义的单位价值，不能满足“同质性”要求的同类商品或服务的销售额除以销售量得到的单位价值视为广义的单位价值［6］。因此，有两种计算基本分类价格指数的方法：一是“分别比”法，即分别计算代表规格品的单位价值指数，进而通过几何平均得到基本分类价格指数；二是“联合比”法，即计算基本分类内所有代表规格品的平均价格，将报告期平均价格与基期平均价格相比即为基本分类价格指数，其本质是一种广义的单位价值指数。1．“分别比”法计算基本分类价格指数（Jevons指数）（1）计算代表规格品的平均价格。其计算公式为其中i表示第i种基本分类；j表示第j种代表规格品；p1ijt表示报告期第i种基本分类第j种代表规格品第t次采价价格；q1ijt表示报告期第i种基本分类第j种代表规格品第t次采价时的销售量。同理，可以得到基期的平均价格。（2）计算狭义单位价值指数，即代表规格品的个体指数。计算公式为：（3）计算基本分类价格指数，即对各代表规格品的单位价值指数进行加权几何平均。计算公式为：2．“联合比法”（加权Dutot指数）（1）计算广义单位价值。“联合比”法与“分别比”法的不同之处在于不需要分别计算各代表规格品的个体指数，而是依据整个基本分类的销售额和销售量数据，直接求得基本分类平均价格，即广义的单位价值，此时的单位价值实际上是各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其计算公式为：其中p－1i表示报告期第i种基本分类的单位价值；p1ij表示第i种基本分类中第j种代表规格品的价格；q1ij表示第i种基本分类中第j种代表规格品的销售量。同理可计算基期第i种基本分类的单位价值p－0i。（2）计算基本分类价格指数。计算公式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讲，为了防止质量差异对指数产生不良影响，应尽可能在具有严格“同质性”的商品范围内计算狭义的单位价值并采用“分别比”法计算基本分类价格指数，但这一做法会极大地增加计算量，由于旧商品的淘汰和新商品的出现，使商品的“同质性”要求很难达到。因此采用广义单位价值的“联合比”法计算基本分类价格指数可操作性更强，而且从统计学的角度，“联合比”应优于“分别比”，因为“分别比”中的每一个单位价值指数的对比价格各不相同，所以将各单位价值指数同等对待有失偏颇。

（三）实证分析本文根据基本分类价格指数的各种计算公式分别进行计算，原始数据及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上述计算结果说明，各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差异较大，仅从此数据来看，“分别比”法根据两种代表规格品计算的基本分类价格指数取值与“真实”数值的差异最大，为3．10％，其次为现行方法计算的基本分类价格指数，差异为2．57％，采用“联合比”法在不增加代表规格品数量的条件下也可以提高基本分类价格指数计算的精度，而采用新调查方案并利用“联合比”法计算的基本分类价格指数与“真实”指数最为接近，差异仅为0．62％。

三、高层级价格指数的权数影响

（一）理论分析与基本分类价格指数计算的权数缺失不同，中国高层级价格指数的计算采用了加权平均的方式，但权数的准确性会影响CPI的计算精度。由于中国CPI的计算所用权数的全面更新周期为5年，当期所用权数并不完全是当期的销售份额，即高层级价格指数计算存在权数滞后问题，如果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速度和幅度较大，权数更新周期长则会对CPI的精度产生较大影响，反之影响就会比较小。

（二）实证分析本文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城市家庭消费支出数据作为CPI权数确定的依据，由表2可以看出，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分类与计算CPI总指数的大类指数类别基本吻合，这为我们采用居民消费支出数据作为考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用权数的合理性提供了数据支持，分别用近5年的消费支出份额作为权数计算得到不同的CPI取值，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权数对CPI精度的影响程度。由表3可知中国2006—2010年间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情况，其中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方面的支出份额变化明显，变异系数均超过了5％，在衣着、居住、食品方面的支出份额变化不大，变异系数均2％。用近5年的消费支出份额作为权数，计算得到的2010年各月的CPI数值，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计算结果可知，各月份的计算结果平均差异在0．42％～0．84％之间，这一数值相对于通货膨胀率的适当取值影响巨大，由此，如果采用不合理的权数将会大大降低CPI的精度。此外，随着所采用权数所属时期与CPI计算期的靠近，所计算出的CPI数值基本呈下降趋势，这一规律说明了CPI的权数滞后会高估其取值，因为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物价上升幅度小或者下降的商品或服务。综合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无论基本分类价格指数计算中的权数缺失，还是高层级价格指数计算中的权数滞后问题，均会对CPI的精度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合理确定各层级价格指数计算中的权数问题是提高CPI精度的有效途径。

四、合理确定权数的建议

第5篇：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1认识学生的知识背景

 

这里所述的知识背景主要是指理工院校管理类硕士研究生所具有的有关经济与管理相关的知i只体系与结构。从现实情况来看，理工院校管理类硕士研究生专业背景非常的宽泛。本课题小组调查了周边的理工院校，调査主要为2010届至2014届管理类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以及2012级至2014级在校生。调査总人数为270人，其中6人未予回复。数据显示，近年来理工院校管理类硕士研究生主要来自会计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经管类相关专业，占总人数的77.3%,部分来自于计算机、软件工程、数学等数信专业，占总人数的13.6%,另外少量学生来自于化工、机电、地质、机械、环境科学等归为其它理工类专业，占总人数的9.1%。当问及本科是否学习过经济学等相关课程时，经管类专业出身的学生均表示学习过相关课程，但学习效果好坏不一;而理工科出身的学生均表示未系统接受过经济类课程的教育,少量学生出于爱好阅读过经济类书籍。他们或是出于兴趣，或是出于就业前景，继续读取本专业研究生或转专业而来，知识背景差异很大。究其原因，发现以下三个主要因素：第一，本科专业不同，所受教育经历不尽相同。本科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大多学习过经济学相关课程，相对而言，他们具有较为系统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本科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他们在本科时几乎从未接受过经济学的教育，只是为了考研而自学相关课程，这些学生大多知识较肤浅，虽然通过经济学的人学考试，但并不具备经济学的头脑。第二，不同院校的同一专业课程安排存在差异。不同的学校教育资源和环境具有明显不同，财经类院校更重视系统性理论知识和综合能力的训练，理工院校更重视应用能力与动手能力的训练。第三，个人对经济学课程的兴趣和努力程度不同。对经济学课程感兴趣的学生,必然会更努力地学习课程、更自觉地获取课外知识。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学生的经济学知识背景。例如，当今的教育模式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教育而教育，在师生之间普遍缺乏经济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的理念[1]。即使本科阶段已经学习过经济学相关课程的学生，也大都缺乏有关经济学综合性的实践教育和体验。总之，虽然他们具有某一专业的知识和优势，但是，对于学习经济学课程、培养经济学思维，普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1)经济学学习目标不明确;(2)局限于理论的学习，缺乏应用训练;(3)未能建立经济学思维模式，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4)经济学的综合能力不足。

 

2了解人才市场需求的特点

 

一般而言，管理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业方向主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进入各类工商企业以及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通过在工作中的不断实践和学习最终成长为高级管理人才和决策者;二是进人金融机构或金融监管部门等，从事相关的经济数据分析、预测、规划和管理等工作;三是进人研究性机构以及科研院所从事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工作;四是自主创业。

 

课题组通过走访用人单位、浏览网站招聘信息，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等了解了用人单位对管理类人才的需求，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就业单位对管理类人才的经济学素质和能力要求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第一，一般企业对管理类人才的经济学素质和能力要求更注重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具体表现为:一是了解与企业相关的经济政策并能运用于企业的实际;二是处理实际工作的技能;三是工作经验和实习经历。用人单位表示：在校学生更多的是学习经济学的原理，很少有机会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去，综合运用能力普遍较差。在招聘人才时，有相关工作经验和实习经历的往往能优先录用。第二，政府部门及金融机构对于管理类人才的能力要求则更注重经济分析、预测和规划等能力。具体表现为:一是能理解国家及政府的相关宏观经济政策;二是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或某一特定投资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预测的能力，这就要求学生关注国家政策及财经新闻,并具有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第三，高校则更关注管理类人才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及其逻辑性和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这就要求应聘者不仅要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功底，还要有清晰的知识结构和逻辑表达能力。值得强调的是，在权威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者往往获得优先录取。第四，自主创业者最基本的素质就是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根据当前经济政策、形势及消费者偏好，及时发现商机，运用所学知识预测其经济效益，分析可行性。

 

3探讨新的经济学教学模式

 

3.1确定经济学教学目标，提高教学的针对性

 

不同的专业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具有不同的目标偏爱，对管理类硕士研究生来说，他们要成为从事管理理论研究或管理实务高级人才[1]，就需要遵循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以社会需要为参照基准,调整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使人才培养更好地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2]。然后再针对其专业培养目标、人才知识、能力与素质结构，确定经济学教学目标，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工商管理类硕士研究生旨在培养系统地掌握管理科学知识，熟悉企业经营管理理论、技巧与方法，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前沿，能够成为工商管理理论研究与教学、政府经济政策研究、公司的决策分析与战略制定等领域的高层次创造性管理人才。

 

关于学生学习本专业目标取向，经调查发现，有15%的学生目标是成为理论型人才,50%希望成为应用型人才，35%希望成为综合型人才。从学习经济学目的来看，希望了解经济学在以后学习工作中有用途的占50%，希望掌握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的占35%，认为经济学成绩对找工作有帮助的占10%,仅为完成必修课程的占5%。对于期望获得何种经济学能力，有50%的学生选择了阅读经济学论著及报告的能力,55%的学生选择了洞察经济学动态的能力，60%的学生选择了理解并能够利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95%的学生选择了利用经济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选择其他的仅占5%。由此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期望通过学习经济学课程获得运用经济学知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对此经济学教学目标应注重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在学习、工作、研究中的运用。

 

综上所述,经济学教学目标定位为:通过介绍现代中高级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引导学生理解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化过程，培养学生以严谨方式分析经济理论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掌握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现代方法体系，并能灵活运用经济学原理深人、系统地分析现实经济问题，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及政府政策的效果评价，为今后进一步学习其它经济管理课程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3.2整合经济学教学内容与体系，培养学生经济学思维能力

 

经济学的内容相当广泛,管理类硕士生的经济学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一般为40学时左右，课堂时间相当有限，选择教学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教学内容要适当取舍，侧重应用性，在教学体系的设置上适当增加经济学技术分析方法的内容及专题讲座等等。具体框架为:第一，经济学认知与思维方式通过本科阶段学习的经济学原理的教学来培养，研究生阶段在此基础上拓展为专题一一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改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与思维模式试图研究或解决当前我国现实的经济问题。第二，引导学生了解并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对正确理解和学好现代经济学以及对将来管理思维的创新和应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不同经济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及不同制度安排下的各类经济问题[3]，并为将来管理应用提供基本的分析工具。可由中高级西方经济学重点章节来实现，如全面论述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者选择问题，建立完整的消费理论体系，运用博弈论方法严格论述一般均衡与社会福利问题，建立令人满意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提高学生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研究铺垫基石，并将把学生引向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第三，数据处理、经济分析和预测能力则由后续的计量经济学完成。第四，团队协作能力和主动学习的能力利用后续跨学科选课基础平台、创新能力延展性平台等来实现，以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和其它学科共同分析某个领域的能力，拓展学生能力的培养。

 

3.3探讨教学形式与方法,提高学生的兴趣与参与度

 

针对经济学体系全面、逻辑性强、对学生的理解质量要求高等特点，探讨课堂内外的教学形式与训练方法。经调查对于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仅有5%的学生表示对经济学很感兴趣，55%的学生表示比较感兴趣,35%的学生表示兴趣一般，另外还有5%的学生对学习经济学不太感兴趣。学生们对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不高，这就要求老师通过多样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通过增加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本科阶段对经济学学习的难易程度来看，60%的学生认为本科阶段的经济学课程有些难度，35%的学生认为难易适中，仅有5%的学生认为偏容易。总体来说，学生普遍认为本科阶段的经济学课程有相当的难度。关于本科学习经济学的难点，有40%的学生表示知识点过多，很难理清这些理论之间的关系，40%的学生表示曲线太过抽象，容易混淆，15%的学生表示数学公式以及推导难以理解。因此，在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当关注理论知识间的联系、曲线含义以及公式的推导和理解。从学生对于期望从老师获得的帮助来看，希望获得教学辅导的学生占总人数的40%，希望获得创新项目辅导的占65%，希望引导模拟实验的占50%，希望获得社会实践机会的占80%。由此可知，绝大多数学生都希望有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运用和检验所学知识，进而指导今后的理论学习。从教学方式定位上，有30%的学生选择了课堂教学，80%的学生选择了案例分析，60%的学生选择了专题讨论，70%的学生选择了实务训练。由此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希望改变传统的单一的课堂教学方式，融入案例分析、专题讨论、实务训练等。学生积极主动实践是教育成功的保证，西方有一句名言“听过的我会忘记，看过的我能记得，做过的我才理解”[4]。

第6篇：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比较

前言：经济学研究是一门系统学问的研究，其源自于《国富论》中，且在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后形成了众多派别。纵观经济学发展历史，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衍生与新古典经济学始终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针对此现象，当代经济学专家开始对其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与了解。以下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比较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相关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并由此带动新兴古典经济学考察的不断深入。

一、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差异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从大量的研究数据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差异，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为二者间差异的主要体现。经过经济学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其研究核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将资源配置问题化为了自身研究重点。而导致研究核心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马歇尔专家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数学工具较为匮乏等问题，最终导致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将重点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层面。然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的选择存在着异议，进而致使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现代化研究工具展开了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重点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的分析框架也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点定位的不准确导致其分析框架的设置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因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设定分析框架过程中强调了对于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绝对两分限制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边际分析方法对资源配置等问题展开了详细阐述，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无法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是利用生产函数来对厂商的生产情况进行描绘的，因而其对专业化经济概念来说无丝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经济分析框架，且通过经济化概念的形式体现厂商生产状况。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选择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将最优决策中的某个变量设定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边际分析。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采用了超边际分析形式，即通过对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数据解释，然后对剩下的角点解展开局部最优值求解处理，最终达到分析目的。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

（一）二者都是四层次分析法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四层次分析法。四层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层次即表示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通常通过数学函数来描述决策前的经济环境，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等。第二层次的决策结果取决于个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环境存在着随时变动的特性，因而利用环境变化来描述人的自利行为必然会受到人为因素的限制。第三层次是由个人行为和人与人间相互作用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常常处于静态分析状态。此外，若在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结合时间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及第三层次均会呈现出动态决策结果。第四层析的分析是对前面分析结果的一种诠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继承的同时，亦对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与说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脉相承的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一脉相承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应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即超边际分析工具分析的结果要更为集中且精确。此外，超边际分析应用了现代化的数理模型及工具，简化了分析过程，同时深化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第二，超边际分析内容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与关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重点研究问题，即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展开了有效解决。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处在发展中阶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对其展开细致的评价具有一定深远意义。即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兴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也由此迎来了新的挑战，并为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拓宽了其分析范围，致使其在此基础上必须通过整合自身核心理论达到最佳的分析状态。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对超边际分析工具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且强化了相关专家学者对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终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应用水平。另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起到了引导作用，且调动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3]。

结论：综上可知，古典经济学在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后实现了不同派别的分化，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思想，其在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与分析工具的基础上，也继承了其四层次分析法，且对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相应补充，最终达到了精准分析的目的。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内容，且通过对分析工具的优化解决了分工与专业化等相关问题。（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周海欧.经济增长、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一个形式化分析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贡献[J].当代财经，2013，15（05）：5-14.

第7篇：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融的趋势日渐明显，人们逐渐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际上是同一行为主体的不同选择，两者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基础。因此，研究和探索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两种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融合，并建立起一个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于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回顾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都是国际分工的结果，所以，用国际分工的思想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共同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

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第8篇：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在工程造价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住建部提出积极引导高校参与造价管理重点课题研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选拔模式，大力推进校企合作，探索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1]。在此背景下,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立项了33门专业核心课程,着重培养学生在本学科专业应用领域里的核心知识和核心能力。通过一段时期的课程建设，工程经济课程在教学团队、教学目标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及课程资源建设等方面均有所改进，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课程体系。本人现将工程经济核心课程改革中的经验、做法做一些总结和思考，供各位同仁探讨并指正。

1教学目标改革

工程经济是工程项目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更是工程设计、项目施工、工程造价从业人员必备的知识与技能，在教学过程中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2]。因此，在课程建设过程中，教学团队以工程经济学科的基本内容和建设领域执业资格考试（一级建造师、一级造价工程师、结构工程师等）对工程经济知识结构的要求构建课程知识体系，以建筑市场对工程管理人才（造价人才、施工人才）的一般能力要求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以具体工程项目的工程财务评价或国民经济评价来完善学生专业知识体系。综上所述，该课程需达到以下教学目标：（1）知识目标：要求学生在理解工程经济基本要素和资金等值计算原理的基础上掌握工程经济评价的基本方法，在此基础上熟悉对项目方案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工程经济评价、价值工程分析和设备更新分析的基本步骤。（2）能力目标：要求学生能对具体工程项目进行基本的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编制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对工程建设全过程中的各类方案（如设计方案、施工方案、投标报价方案等）进行评价比选。（3）德育目标：就工程造价专业学生而言，工程经济在实际项目中的运用更要求学生要遵守“诚信、公正、精业、进取”的执业原则，爱岗敬业，不弄虚作假，对自己的造价成果文件负责[3]。

2教学内容改革

工程经济的教学内容可大致分为三个模块：第一模块为基本理论。这一模块的主要内容为工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工程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工程经济分析的基本要素以及工程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资金的时间价值的计算。第二模块为分析方法，由工程项目经济评价指标、多方案的比较与选择、不确定性分析等内容组成。第三模块为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主要由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可行性研究、价值工程和设备更新的经济分析组成。在课程建设过程中，通过对工程经济课程教学调研的结果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的要求，将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安排，将教学内容划分为四大模块：投资估算编制、项目确定性分析、项目不确定性分析和经济评价。

3教学方法改革

工程经济教学内容知识点多，日常的课程教学以讲解计算方法或理论为主，学生容易感觉教学内容枯燥，考核方式科学性不够，主要考核学生对基础概念的理解和计算能力，忽视了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目前，在核心课程改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案例教学法和小组讨论法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在调整教学内容组织结构的基础上，设计最佳的课程主线，从对应的教学案例出发，引导学生积极讨论。

4教学体系改革

工程造价专业是工程技术与经济管理相互结合的复合性学科，针对该专业的特点，有必要让学生深化经济知识水平，具备利用工程经济知识知道、合理评价工程项目的能力[4]。因此，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把工程经济教学的体系进行修订，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独立实训环节。实践部分以具体工程项目财务评价进行驱动，包含课程从投资估算编制到确定性分析和不确定分析的内容，增强学生对具体项目经济评价的运用能力，掌握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为保证实训效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以实际项目作为背景，介绍理论知识后即引导学生课后完成相关报表和经济指标的计算，得出项目可行性分析的结论。

第9篇：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范文

关键词：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核心定理；分析框架

中图分类号：F01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2-0095-05

新制度经济学（NIE）是最近四十多年兴起的一门经济学子学科。虽然R·科斯早期的两篇文章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却长期处于“引而不用”的尴尬地位。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一批学者开始推进科斯的思想，逐渐实现了制度问题与经济分析的有机结合，有价值的成果不断涌现，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而深刻的研究领域。人们习惯于将这些理论归入NIE之列，其中包括诸多分支，例如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但这些理论所用的假设、概念、视角等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往往很难把握NIE的理论体系，以致NIE似乎只是一些松散观点的堆积。一些学者已试图归纳出NIE的分析框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T·埃格特森的《经济行为与制度》以及E·弗鲁博顿和R·芮切特的《新制度经济学》。[1][2]这些工作加深了我们对NIE体系的理解和把握。不过，前者对各分支之间的关系还缺乏归纳和提炼，而后者虽然进一步归纳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把基准立于不完全契约之上。除此之外，目前NIE还存在与传统制度经济学交叉和互补发展的趋势，S·鲍尔斯对此趋势做了理论概括。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从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来重新审视NIE，从而指出其分析框架的基本特征。

一、新制度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展

总体看来，20世纪以来研究制度问题的经济学者主要可分为两个阵营，即传统制度经济学（OIE）和新制度经济学（NIE）。M·卢瑟福用五个标准仔细区分了二者，即形式主义与非形式化、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理性与规则遵循、演进与设计、规范性判断的基础及政府干预经济的适当作用。其中NIE强调形式主义方法，相信个人创造制度，强调理，秉持自发过程、个人主义规范标准以及提倡政府的有限作用；OIE则强调非形式化的方法，相信制度造就个人，强调习惯和社会规范、集体选择，秉持社会规范标准以及提倡政府的更大作用。这种区分有助于我们把握它们的主要特征。[3]不过，根据这些标准，即使同一阵营学者的观点或方法也有差异，而不同阵营学者的观点和方法也有相通之处。换句话说，该标准很多时候并未能对二者进行准确概括和区分。

我们采用“范式”概念从学科的高度来把握这种差别。范式概念是由T·库恩最早提出，并经过了I·拉卡托斯的发展。[4]范式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它们形成了科学家的共同信念。库恩把范式的形成看作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成熟标志。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具有共同的范式，才可以称为科学，否则就不能称为科学或称前科学。而科学革命的实质则是一种范式向另外一种范式的转换。拉卡托斯继而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他把一门学科分为两个部分，即该范式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防护带。对研究方式的修正是重新调整其保护带，而对内核要素的改变则是形成了新范式。从以上思路着眼，我们发现NIE与OIE的关键区别在于它们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系。一般而言，前者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分析工具，而后者则与之关系松散甚至持排斥态度。进一步地说，NIE只是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防护带，而没有改变其基本内核。

新古典经济学是在19世纪60年代随着古典经济学的解体和边际主义的兴起而发端的，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已形成了较成熟的分析框架。它在秉持关注资源配置效率的经济学基本视角的同时，强调个体主义和理性精神，并采用边际和均衡分析方法。这些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核。而它的保护带则主要包括分析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即行为主体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经济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商品及其价格。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充分显示了这些特点。它表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社会资源可以达到最优配置。该状态实现所需的四个条件都是技术性的，并不涉及任何制度因素。或者说，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可以达到帕累托状态。而NIE在继承这些内核的基础上，又做了以下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发展。

其一是研究对象的改变。康芒斯首先对交易概念内涵和外延做了明确界定。他认识到生产和交易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并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区别。生产反映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交易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交换不同，交易是一种让予和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法律活动，实现的是对所有权的法律控制。因此，它的本质并不是商品的单纯让渡，而是财产权利的转移与控制。这一内涵使交易的外延大为扩展，大量的经济现象被包括进来。根据各主体之间地位或关系的差别，康芒斯把它们划分为三类，即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它们分别对应了市场上、组织内部以及政府与居民之间的经济活动。可见，通过从权利角度认识交易，社会经济活动的绝大部分就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范畴。因此康芒斯视交易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这些分析被NIE学者继承和发展，从而成为其基本的研究对象。[5]

其二是行为假设的改变。F·奈特和R·科斯等学者对经济人假设提出异议，要求对它加以修正，以恢复实际的人的显著特征。根据对现实的理解，NIE提出了契约人的概念，即行为主体总是处于一定的交易关系中，该交易背后总是有某种契约支持。与经济人相比，契约人具有两个鲜明特征，即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前者是指当事人“意图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仅有限地做到这一点”的行为特征；后者则指人们利用一切机会来实现个人利益的行为，尤其是采取见机行事的不诚实或欺骗手段。这两个特征使我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发生了很大转变。在完全理性和诚实的经济人假设下，当事人能够达成完全契约以保证交易顺利进行。可是，契约人的假设则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缔约成本如此之高，以至于契约不可避免地是不完全的。因此，研究如何建立不同的组织或制度，从而选择不同的契约以弥补事前契约的缺陷和解决事后争端，就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可见，NIE只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扩展。它并没有形成新的理论范式，而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修正了其分析主体和客体，从而实现了制度问题和经济分析的结合。

二、新制度经济学各分支之间的内在联系

目前归于NIE下的大量理论分支，往往被很多介绍性文献或教科书简单地分门别类叙述，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很少得到系统而明确的阐述。这使得我们在分别掌握它们的同时，也易于忽略从学科体系的高度来把握它们。总的来说，这些理论不管有多大程度的差异，它们都有一条主线贯串在一起，即科斯定理。我们下面结合NIE的几个主要分支来具体阐述这种关系。

科斯定理，这种提法最早出现在G·斯蒂格勒1966年出版的《价格理论》一书中，它来源于R·科斯1960年的经典文章《社会成本问题》。此后二十多年里，人们从多个角度对它的内涵和意义做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它不仅出现在很多流行的教科书中，而且被写入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它自身也有科斯定理1和定理2、规范和实证的科斯定理等等不同表述。我们把它概括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产权如何界定并不影响效率。

这个定理分析的是一种高度抽象的情况，或者说是一个“无摩擦的世界”。正因为如此，它的理论地位才变得无可替代。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平台，促使我们理解各种制度和组织存在的原因和意义。因为根据科斯定理，我们自然推出：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那么初始产权的界定就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科斯定理2。各种制度或组织是与交易成本的节约相适应的，没有交易成本也就不会有制度或组织问题。因此，面对资源低效使用的问题时，我们就会自觉地去考察阻碍效率的制度或组织因素，并探究解决或改进办法。鉴于科斯定理的重要价值，许成钢恰如其分地把它称为现代经济学五大“不相关定理”之一。[6]由该定理出发，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交易成本，从而发展了不同的分支学科。尽管每一分支都有大量理论，但我们只提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1.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的存在，要求属性各异的交易与效能不同的治理结构进行合理匹配。O·威廉姆森1979年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契约关系的规则》对此作了详尽阐述，从而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通过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三个维度，他把各种交易仔细区分开来。这些交易要顺利进行，就需要采取有效的组织方式。而市场、企业和混合型则正是针对不同交易而产生的治理机制，以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可以说，这个定理为我们研究千差万别的组织问题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框架。

2.委托—理论：成本的存在，要求组织建立一套有效约束和激励人行动的制度安排。M·詹森和W·麦克林1976年在《企业理论：经理行为、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中正式提出了这个思想，从而开创了委托—理论。企业被视为各类合同关系的纽结，其中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成本问题，即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利益和信息的不对称，人并不会自动采取使委托人福利最大化的行为。该问题的解决程度将极大地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率，企业的诸多努力也正是致力于此。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企业的资本结构等一系列问题。

3.不完全契约理论：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组织的效率取决于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匹配和配置。S·格罗斯曼、O·哈特和J·莫尔在1986年发表的《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和1990年发表的《产权与企业的性质》两篇文章中阐述了这一思想，从而开创了现代产权理论。不完全契约意味着权利被分为特定权利和剩余权利，而剩余权利才是最为重要的，它包括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其中剩余控制权就是真正的所有权。这两种剩余权利的合理匹配，并且配置给恰当的主体，是企业等组织实现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

4.法经济学：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对权利净值评价最高并且最珍视它们的人，事故责任则应归咎于能以最低成本避免事故而没有这样做的当事人。R·波斯纳在1973年发表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总结出有效率的法律安排的一般规律，从而推动了法经济学的发展。它不仅满足效率最大化的条件，而且对于指导事前的权利安排和事后的责任判定具有易于操作的特性。波斯纳将这一定理用于对部门法、宪法和经济组织的分析，从而表明经济学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

5.新经济史学：国家的存在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D·诺思在他与R·托马斯1973年合写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最早对此做了论述，从而成为新经济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国家对于产权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产权的界定和实施往往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另一方面，国家有时也会为了一己之利而侵犯或损害产权。国家不能建立符合社会需要的制度安排的原因，包括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机构问题、利益集团的冲突以及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等。

不难看出，上述五个子定理其实是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在交易成本存在时，经济效率所受的影响以及我们为此所提供的解决方式。因此，它们都可视为科斯定理2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在科斯基准定理之上的不同发展。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而有机的研究主题，从而揭示了制度、组织以及国家的重要意义。

三、新制度经济学经济分析上的三个统一

一般说来，我们判断一种分析框架是否进步，主要是看它解释或预测问题的范围是否扩大或精度是否提高。做到其中任何一点，我们都可认为它是理论上的一个发展。新古典经济学通过供求分析模型，实现了商品定价和收入分配的统一，这被视为经济分析上的重要进步。NIE则实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统一。

（一）厂商和家庭的统一

厂商和家庭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是分开的，它们分别构成了商品市场上的供需方和要素市场上的需供方。前者追求最大利润，后者则追求最大效用。但NIE却把这种差别给打破了。它向我们揭示，企业并不是一个“黑箱”或生产函数，而是有着多种结构的复杂经济组织，不同结构对于企业绩效有不同影响，因此企业并不能被自动假设为必然致力于利润最大化。它也是由具有自身利益的人来组成和经营的，他们也会努力实现最大效用。于是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都被统一为效用最大化。[7]我们所需要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资源和制度等约束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化的问题。可以说，正是由于NIE把视角深入到了组织内部，才真正做到了企业和家庭分析的统一。这不仅推动了我们对企业的性质、规模、结构以及兼并等大量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从而形成了日臻完善的企业组织理论；而且推动了我们对家庭形式及其原因等问题的重新认识，从而发展了家庭组织经济学。

（二）市场和企业的统一

市场和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也是分开的，市场通过价格来配置资源，而企业则主要通过指令计划。作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它们甚至一度被视为可以相互替代的。但NIE深刻指出了二者的同质性。I·麦克内尔在上世纪70年代根据契约的不同性质，把它们分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三类，从而为我们分析交易问题搭建了一个框架。威廉姆森等人通过引入交易成本的视角而赋予了它新的理论意义，从而揭示：古典契约相当于市场治理，新古典契约对应于三边治理，而关系契约则对应于双边或层级治理。现实中的绝大部分交易活动都是由上述三种契约支持的，它们与各种治理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样，市场和企业就不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只是不同的治理机制而已，其间还存在大量而连续的混合制。这些机制的主要差别就在于适应性、激励强度和行政控制等方面。市场是自发适应作用发挥最充分的机制，它具有高强度的激励效果，交易各方处于自主地位，对彼此的控制能力很弱。而企业是自觉性适应作用发挥最充分的机制，它的激励强度最弱，交易各方处于不平等地位，存在严格的等级关系。混合制则处于二者之间，它在适应性、激励强度和行政控制方面都处于中间值。

（三）政府与微观主体的统一

政府和微观主体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也是分开的，它们按不同的动机和目标各行其是。微观主体关心的是个体利益，这不仅是普遍的而且被视为正当的，利益驱使他们做出各种抉择。政府关心的则是整体利益，它被视为公益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从早期的“守夜人”到现代的弥补“市场失灵”的角色莫不如此。但NIE为我们揭示了二者的一致性。与其他组织一样，政府也是由个人组成和运行的，这贯穿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作为“人”所具有的特点，而一厢情愿地假定他们都是全知全能而大公无私的。他们也存在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也有动力在一定约束下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政府于是就褪去了往昔的神圣光环，它也会“失灵”而给社会造成重大损失。这样，分析政府和个人就可以采取统一的框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政府诸多行为的前因后果，从而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政府问题受到了D·诺思等诸多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这从林毅夫[8]对此类文献的综述可见一斑。

四、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既然NIE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那么后者的基本分析方法，比如边际和均衡分析，就仍为NIE所普遍采用。除此之外，NIE还有一些自己的特色思路或方法，我们把它们主要归为以下三类。

（一）制度因素分析

这个思路是最容易被大家想到也是运用最普遍的，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方法联系最紧密。新古典经济学习惯于分析行为主体在既定约束下的最大化问题，萨缪尔森等人为该方法的规范和推广提供了基础。许多学者采用该思路来分析制度或组织问题，不过在技术上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其一是把制度视为相对独立的要素；其二是把制度视为经济决策的约束条件。M·詹森和W·麦克林1979年提出的一个生产函数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Q=FR（L，K，M，C：T）

在该式中，制度安排C和劳动L、资本K以及原材料M等要素处于同等地位，都为产出Q做了贡献；而C的选择则受制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R。它启示我们要在考察制度环境的基础上来确定可行的制度安排，进而分析它对经济活动的意义。但该思路的真正困难在于如何衡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小。如果我们像D·诺思那样把制度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不是组成部分，或者像马克思那样把制度视为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那么这种衡量工作恐怕就是缺乏根据而难以企及的。

（二）比较制度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习惯于假定存在一种资源配置的理想标准，即帕累托最优，并以此来评价现实的资源配置效率。R·科斯对这种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它最终导致了思维的松散，因为所比较的替代对象的性质从来就不清楚。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一种资源配置都是最优的。即使存在低效率，我们通常也能从约束条件上找到原因，因为最优都是在既定约束下的最优。因此，这种思路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与此不同，NIE通常采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它不是在理想标准与现实“不完美”的制度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而是比较可行的各种备选方案的效率优劣。如果一种制度在所有可行方案中是最有效率的，那么它就是最优的。

在比较各种制度或组织时，NIE主要考察它们在交易成本方面的差异。这是因为交易成本是它们存在和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一个无交易成本的世界中制度是不重要的。与之相应，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或组织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而我们评价制度更替的效率时，也主要看它是否实现了交易成本的节约。这个方法也可以间接地衡量制度的贡献。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我们采取不同制度而产生了不同效果，那么就可以用制度来解释这种差异。不过，要比较准确地做到这一点，需要保证初始条件相同或很少变化。

（三）博弈分析

博弈论与制度分析结合的时间较晚，最早可追溯到A·肖特1981年的著作。[9]与将它引入经济学其他领域所起的效应一样，博弈论的采用也推动了我们对制度问题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制度演变方面。[10]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以实现不同程度的合作。在一个组织、社区或领域内，单个主体的行为会影响其他主体的收益，因而各主体之间的行为影响具有相互性。而博弈论则是一种研究决策相互影响的理性人如何决策以获取最大收益的理论。它既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均衡方法，即各理性人在既定约束下实现了利益最大化；又考虑了他们之间存在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因此，博弈论不失为一种研究制度的有力工具，二者结合被视为经济学发展的很有前途之域。

目前博弈论较多被用于分析制度变迁问题。一种制度无论是产生还是变迁，都是不同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在一定条件下，某种制度稳定意味着各参与者行为结果已是最优，因而无动机改变目前决策；而一旦条件发生变化使得参与者积极追求新的最大收益，原有制度就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认为制度是博弈规则，其创新与变迁分别对应着参与者对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但制度并非像一个博弈规则那样简单，该规则如何形成以及为何变化也有待进一步探究。换句话说，除了理解理性人在不同规则下的最大化行为，我们更需分析这些规则自身的前因后果。

五、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NIE各理论分支虽然存在诸多差异，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在一致性。NIE一方面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坚持个体主义和理性精神，采用均衡和边际分析；另一方面又有了一些重大突破，改变了行为主体和分析对象，实现了企业和家庭、市场和企业以及政府和微观主体在分析上的统一。NIE诸多分支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定理展开的，它们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科斯定理的具体延伸。而制度因素分析、比较制度分析以及博弈分析等方法也显示了NIE的自身特色。本研究并未概括NIE的全部内容，尤其是与OIE相关的部分；而只是对其分析框架的一个提炼。这至少有助于我们理解NIE现存的主要内容，从而有助于我们对NIE的进一步研习。

参考文献：

[1] T·埃格特森. 经济行为与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 E·弗鲁博顿，R·芮切特. 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 M·卢瑟福. 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4] M·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3-45.

[5] 段文斌，等. 制度经济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68-170.

[6] 许成钢. 经济学、经济学家与经济学教育[A].吴敬琏.比较[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7] E·G·菲吕博顿，S·配杰威齐. 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A].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03-204.

[8] 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A]. 科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94-400.

[9] A·肖特. 社会制度的经济理论[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10] H·培顿·杨.个人策略与社会结构——制度的演化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an Qingg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