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弈论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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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博弈论

一、绪论

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多年的过度发展之后,现在已经处于一种调整期。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房价从去年开始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个调整期内开发商虽然把房价适度降低,但是购房者的购买热情并不是很高,大部分购房者都是一种持币观望的态度,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博弈论的观点来分析房地产市场。

二、基本理论

博弈论(GameTheory)也称对策论。广义地说,是一门决策科学,它研究决策者在多个可能的行动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逻辑。博弈论对人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或者说自私的),理性的人是指他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的。或者说,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均衡的问题。在这里,决策均衡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意味着最佳决策或最佳决策的组合;因为只要决策是最佳的,相关的行为主体就不会去改变它,从而让它处于稳定、均衡的状态。再简而言之,“博弈论”就是分析博弈行为的和博弈决策的一门学科。

对于博弈论的理解我们不像其他的经济学现象可以用图表来解释,本文将列举两个博弈论的经典案例来做说明。

囚徒困境(Prison 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囚徒困境的主旨为,囚徒们虽然彼此合作,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但在资讯不明的情况下,因为出卖同伙可为自己带来利益(缩短刑期),也因为同伙把自己招出来可为他带来利益,因此彼此出卖虽违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但实际上,执法机构不可能设立如此情境来诱使所有囚徒招供,因为囚徒们必须考虑刑期以外之因素(出卖同伙会受到报复等),而无法完全以执法者所设立之利益(刑期)作考量。

智猪博弈(Pigs Game)假设猪圈里有一大一小两只猪,猪圈的一头有一个猪食槽,另一头有一个控制猪食供应的按钮,揿一下按钮会有10个单位的猪食进槽。若小猪去揿,大猪先吃,大猪可吃到9个单位,小猪揿好后奔过来,则只能吃到1个单位;若大猪去揿,小猪先吃,小猪可吃到6个单位,大猪吃到4个单位;若同时去揿,奔过来再同时吃,大猪可吃到7个单位,小猪吃到3个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大猪采取何种策略,小猪的最佳策略是等待,即在食槽边等待大猪去揿按钮,然后坐享其成。而由于小猪总是会选择等待,大猪无奈之下只好去揿按钮。这种策略组合就是闻名遐迩的“纳什均衡”。它指的是,在给定一方采取某种策略的条件下,另一方所采取的最佳策略(此处为大猪揿按钮)。

三、对房地产市场分析

在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中,购房者有买房的需求,而地产商也有卖房的要求。但是双方却在进行一场价格的博弈,博弈的结果当然是希望得到帕累托最优,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并不存在的。2000年的彩电价格大战,就是多个彩电企业对价格进行大幅降价,而且是反复进行,也就是多次进行重复博弈,这样进行的结果直接导致了一部分企业面临倒闭,彩电行业进行重组。

但是现在我们分析的房地产行业却是不同于之前的彩电行业。首先,两种商品的性质上有很大的差别。彩电虽然是一种耐用品,但是人们还是存在定期替换的可能性。而如果购房者在购买房产之后就可能长期甚至一生都不置换。其次,两者的价格也是差别也是很大的,人们在购买房产时动用的可能是长期的积蓄,所以对房产的购买是十分慎重的。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我们可以用博弈论的观点来分析。其实在房地产市场中存在两种博弈现象。一种是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的博弈,另外一种是开发商之间的博弈。两种博弈之间也是存在一定联系的。

首先,我们分析的是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的博弈。其实分析博弈的前提就是双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在房地产市场中,购房者固然希望价格越低越好,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价格居高不下,这里面有很多固有的因素,比如说地段因素、物价因素等。其次,交易双方的供求关系也会对价格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前几年温州炒房团对房价的影响就很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出现造成房价的恶意上涨。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个市场中两个主体作个分析。两个决策主体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行为对这个市场供需变化和价格的影响都很大。我们试想如果购房者之间都形成一种联盟,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他们可以用一种一致的行动来抵制房价过高的行为,这样在两个决策主体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博弈,无论谁先采取行动都会对这个市场造成波动。我们再对这两个决策主体进行更详细的分析,购房者有买房的需求,对于购房者来说,不会是简单地套用博弈论的“囚徒困境”,就像犯人如果没有犯罪也不存在坦白一样,购房者自有的资产支撑不了过高的房价,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一个漫长时期内等待房价的下跌,我们可以把这个漫长而有诱惑力的房价下跌过程理解为理性回归,等到房价跌倒一定的程度,购房者必然会适时出击。而开发商也不可能一直将房价居高不卖,毕竟他们也要考虑收回投资成本。所以这两个决策主体就会进行一场博弈。当然第三方政府对这个市场产生影响,比如去年开始国家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救市,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毕竟现在的购房者更是一个理性的社会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开发商在适当的降价,购房者特别是有急需买房的购房者也会开始考虑出手。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两个决策主体依然是在进行一场长久的博弈。

另外一种要分析的情况就是开发商之间的博弈。在这里我们可以用囚徒困境或是智猪博弈来分析。在开发商市场中,必然会有大小开发商之分。用智猪博弈的理论来分析,我们可以把大开发商比喻成“大猪”,而小开发商比喻成“小猪”,在这个市场中,如果小开发商先采取降价的话,获利最大的肯定不是自身,而是大开发商,因为小企业在企业运营能力和获取信息能力上都并不是很强的。而博弈论中对这两方面都是有一定要求的,按照智猪博弈的策略,小开发商采取跟进策略,做个智慧的小猪无非是一种上佳的策略。

其实在经营企业中都是这样的,在某些时候,如果能够注意等待,让其他大的企业首先开发市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大的企业所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对于小企业来说,因为无论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处于弱势的,没有必要同大企业进行竞争,因为这种无谓的博弈所造成的伤害必然是小企业。对于小企业来说,需要认真寻找机会,选择进入的最恰当时机,这样可以免于遭受过大的损失。

四、结论

以上我们分析了在房地产市场中的两个博弈现象,从根本上来说这两个博弈是同时存在的,开发商之间的博弈直接会对整个房地产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会有很大的影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房地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影响的,直接后果是对消费者的购买产生效应。

第2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生态责任；合作博弈；旅游

从国际方面说，不管是《寂静的春天》公开出版，还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出现 “生态环境”这一名词，但在此之前的环境污染（如伦敦烟雾事件等）已经对社会公众的身心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但是不管怎样，生态危机的出现，已经严重的影响人民的生活，当然随之出现的种种迹象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美国社会学者莱斯特•R•布朗（Lester Brown）先生也郑重地指出：“我们花很多时间为经济赤字而烦恼，但是威胁我们经济长远前景的是生态赤字。经济赤字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借贷，生态赤字却是我们取自于子孙后代”贾中成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写作的初衷正是来源于此。当然作为当今经济增长热点的旅游业，其生态责任的研究便成为重点。

一、合作博弈的评述

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s）又被称为联盟博弈(coalitional games)。其主要是指在博弈中，若协议、承诺或威胁具有完全的约束力且可以强制执行的，合作利益将大于内部成员各自单独经营时的收益之和，同时对于联合体内部应存在具有帕累托改进性质的分配规则。也就是说合作博弈是针对结果而言，是把合作视为先验条件或者前提而对联盟收益分配的处理，且所有局中人接受与其他局中人甚至竞争对手共同努力争取更多收益。其大致可分为可传递效用博弈（联盟成员的效用可以叠加）与非传递效用博弈（效用不具有编辑支付性质）。合作博弈强调的是团体理(Collective Rationality)，强调的是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以及公(Equality)。在合作博弈的框架下才会有出现“双赢”的可能，它通常能获得较高的效率与效益。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生态责任的国内外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提出生态责任的概念，但是其同样关注政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责任，其更注重的是生活中的生态问题。但是，综观西方发达国家对政府在生态问题方面的责任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似乎不太重视基本原理，范畴和科学体系的探讨，而比较重视对人类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和所谓的“全球问题”的研究，他们较早的认识到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中国起步早些。

国内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并不是很早，谢菊（2007）在论生态责任中提出生态危机已向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政府、企业和普通公众等生态责任主体必须切实履行各自的生态责任：政府应该倡导正确的生态观，完善政府生态制度，推进生态和谐的法制建设；企业从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和企业间的生态和谐入手来从而达到个体、社会、生态的三赢效果；公众应尊重并崇尚自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另外通过环境NGO来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李外禾（2007）在论政府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生态责任中提出在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进一步深化了有关责任政府的相关理论，为建立新型的政府奠定了理论基础是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完善和补充。它着重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出发，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定位为“政府调控行为，科技能力建设和社会参与”三位一体的系统复杂工程，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系统观的相关理论。李晶（2009）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的的生态责任研究中分析了政府生态责任缺失的原因以及在建设生态文明中政府应具备的责任，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发展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保护；其次，加强对国民的生态教育，营造生态文化与道德体系，再次，健全政府生态制度；另外，推进生态保护的法制建设；最后，强化生态国际合作，注意保护国家的生态资源不被掠夺，警惕各种掠夺生态资源的形式，防止国家的流失，维护国家的环境权和发掌权。毕铁居，吴绍琪（2006）在和谐社会与政府生态责任体系的构架中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三方面介绍了和谐社会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构架制度化的生态责任政府，首先政府树立新的生态观念，倡导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矫正错误的自然观念，坚持代内公平、代际公平与自然公平的辨证统一，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辨证统一；其次，建立生态责任政府，完善政府生态责任，，明确资源产权关系，建立广泛的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等张存良（2007）在和谐社会中政府的生态责任中，提出政府实现领导者生态责任问责制和丰富政府生态责任履行方式等措施冯清（2007）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生态责任研究中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政府、生态责任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又列举了政府生态责任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析了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生态问题及其原因，通过研究分析得出结论，政府生态责任的培育应做好以下工作:加快相应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走生态管理制度化的道路;在实现旅游资源“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加强政府监管力度:加大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开发力度;加强宣传教育，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抓住时机，大力推进生态旅游等措施宋宝莉.揭r纹.窦玉凯（2007）在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中，运用企业生态责任战略地图模式，分析之处企业承担生态责任从长期看能够增加企业价值，并探讨了应如何增强企业的生态责任意识贾成中（2009）在企业生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中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的直接执行者――企业的行为是直接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性因素，只有改变企业的行为模式，通过制度性约束改变企业的经营理念，变原来的“经济人”为“社会人”，再向“生态人”过度，从思想上彻底改变，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并据此得出结论：企业变“经济人”为“生态人”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活动对自然的一种责任体现。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引导将是企业生态责任实现的重要因素，即使是限制性政策也会为企业带来无限商机；其次，产业政策、区域性政策以及行业协会管理等中观经济环境的完善和发展，是政府宏观政策制度作用于企业微观行为的“中介”传递功能实现的保证；最后，企业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提升，是实现企业生态责任的内生决定因素，企业生态化建设是企业生态责任的实现路径，同时，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绿色选择等外生变量亦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姚海静（2006）在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研究中就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从人性的视角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的正当性，指出企业本质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而是人性实现的场所。人性是企业责任的哲学基础，人性的生态本质决定了企业必须对自然界承担道德责任。从四部分来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首先，企业生态责任的提出;其次，从企业本质着手寻求企业生态责任的正当性;再次，从人性异化的角度分析企业生态责任缺失的根源;最后，论述人性限度内的企业生态责任。

（二）博弈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博弈论在中国的发展，研究者运用博弈论来研究旅游现象和问题，博弈的经济模型的方法也被引人了旅游研究中(以经济管理和应用数学专业为最多)。由于经济模型能更为全面、更为便捷的反应研究对象的特性.因此，简单的博弈经济模型的在旅游研究上的运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相关博弈模型研究主要以有限博弈和纯策略博弈为主(局中人具体明确了一个非随机性的行动计划，即选择一个策略的机率为100%，其它则为0，其中田喜洲、王渤(2003)建立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旅行社与消费者对产品选择的博弈模型，运用成本理论和博弈树(序贯博弈)进行分析得出提高旅游市场效率的最佳策略选择以及齐子鹏、黄昆(2003)建立旅行社间的价格竞争博弈模型并进行需求分析得出纳什均衡策略集合，用以解释旅行社业发生价格竞争的原因和价格联盟终遭解体的原因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到了2004年以后，博弈模型的建立又向前迈近了一步。2004年以后的研究由有限博弈向重复博弈发展，同时由原来的纯策略博弈向混合策略博弈(局中人可以按照一定的概率，随机地从纯策略集合中选择一种纯策略作为实际行动，即选择一种策略的机率为0.4的条件下，选择其它策略的机率相加为0.6发展。如:田喜洲(2004)通过建立旅游市场监督人员与旅行社，运用在完全信息条件下静态博弈分析后，得出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策略，来解决旅游市场效率低的问题而梁艺桦，杨新军(2005)通过合作博弈与竞争博弈的优劣对比，运用合作博弈的研究方法，对旅游企业产品建立模型进行分析。并用合作博弈对旅游企业模型研究，提出单纯的合作战略或竞争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日趋复杂的区域旅游活动，合作竞争战略才是新阶段我国区域旅游活动开展的首选策略春宇，黄振方，舒小林（2009）在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变迁的演进论解释中对现今旅游地利益主体关系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辨析其研究现状与不足,提出以旅游地演化理论为指导,从时空角度动态审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的演化过程及其规律性、演示其关系的演化轨迹与逻辑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演化理论研究框架,促使旅游地利益博弈达到一种能够实现自我调节的动态均衡状态。

三、结论

伴随着旅游业飞速发展，旅游景区的生态安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研究的重点，生态责任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几年的热点，但是当前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基本上归属于纯理论学科领域，还没有构架起通向实践领域、指导生态保护实践的桥梁，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在实践过程中，对生态责任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政府或者企业或者社区居民或者旅游者单个生态责任研究，并没有就政府，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四者之间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态体系，对旅游景区的长远和谐的发展和解决当代民生问题的实践并没有搭建一个明晰的生态平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视野中，如何确保生态和谐，如何构建生态和谐的责任体系，政府，企业，旅游者，和社区居民应该承担哪些生态责任，怎样实现其责任及其这四者之间的应建立怎样的合作关系来确保生态和谐等等问题，都是现阶段旅游景区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美]莱斯特•R•布朗.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M]林自新,戢守志译,东方出版社,2002.p21.】

[2]谢菊.论生态责任.【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04.0028】。

[3]李外禾.论政府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生态责任.[D]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07.04】

[4]李晶.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的的生态责任研究.【J】农业.农民.农村2009.01043】

[5]毕铁居，吴绍琪.和谐社会与政府生态责任体系的构架【J】特区经济2006，0493】

[6]张存良.和谐社会中政府的生态责任.[D]中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

[7]冯清.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生态责任研究.[D]苏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7.11】

[8]宋宝莉.揭r纹.窦玉凯.企业承担生态责任：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步.[J]生态经济.2006-10-020】

[9]贾成中.企业生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9】

[10]姚海静.企业生态责任的哲学基础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11]吴长文.营梢观念的发展与博弈均衡一兼谈旅游企业的市场决策〔J].商业经济与管理，1997，(3):56一58.

[12]N爱其.旅游市场进人博弈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0.(11):12。一122.

[13]田喜洲，王渐.旅游市场效率及其博弈分析一以旅行社产品为例【J〕.旅游学刊，2003，(6):57一60.】

[14]齐子肠，黄昆.从价格竟争到价格联盟:旅行社业存在的一个博弈均衡解〔J].数t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6):112一114.】

[15]【田喜洲.旅游市场监督博弈分析【J】经济经纬，2004-03-040】

[16]梁艺桦、杨新军.区域旅游竟合博弈分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02-023】

第3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区域金融创新；金融理论；金融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C.DOW、Carlos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Shaw,E.,FinancialDeepeninginEconomicDevelopment,Oxford：OxfordUniv.Press,1973

[2]Austin,TheProvinceofJurisprudenceDetermined,BeiJing：ChinaRenminUniv.Press,2001 

[3]杨星．金融创新．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4]徐进前．金融创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5]张军洲．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第4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会计准则；准则执行；自利性；嵌入性；有限理性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4-0102-08

一、引言

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不懈努力下，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目标正逐步实现，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实施。准则趋同之后，人们普遍关心和担忧的问题是准则的执行，即在各国不同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准则能否得到一致和严格的执行。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会计准则所遭受的信任危机，除了对准则的制定与修订产生深远影响外，也对实务操作中的准则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缺乏正确的执行，即使最好的会计准则也会变得不合理，精心制定和修订的准则将因得不到落实而沦为纸上谈兵，会计准则执行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凸显。

然而，目前对会计准则执行的研究尚不完善，对于会计准则执行的影响因素及相应结果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以往对会计行为解释所运用的理论往往局限于狭窄的学科领域，很少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致使读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鉴于此，本文对于会计准则执行试图作出更为全面的理论解释，整合运用了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交叉学科的相关理论，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论解释框架。之所以选择上述学科的理论，是因为会计准则执行从狭义的角度看是一种会计行为，主要包括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信息披露；从广义的层面看，准则执行也具有经济和社会属性。一方面，会计准则的执行主体是企业这样的经济组织，其各种行为都可能基于经济因素考虑而被解读为是一种经济行为；另一方面，企业及其成员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各种行为不能不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此外，人的行为表现受其内在心理的支配，从心理学的角度挖掘行为的思想根源，是目前行为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因此，我们运用上述学科的相关理论来解释会计准则执行是可行的。事实上，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理论创新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经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拓展了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解视角。

二、会计准则执行的相关理论解释

(一)会计准则执行的契约理论解释

契约理论是会计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项经济学理论。现代契约理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1)人的有限理性和交易成本的广泛存在，使得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2)如果将契约签订双方看作委托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容易产生人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一定的激励监督机制是必要的；(3)执行契约是有成本的，契约的执行方式有基于声誉的自我实施，也有迫于压力的强制实施；(4)契约具有刚性，面对契约的变更或新契约形式的出现，有限理性意味着契约当事人不能完全预测到契约变更的结果，倾向于规避风险的态度决定了契约的变更会受到一定的抵制，对新契约的接受会有一个缓慢的调整和适应过程。

会计准则的执行机制有自愿执行和强制执行两种，强制执行是企业受制于道德、法律等外部监管压力，这正好对应了契约的执行方式，即迫于压力的强制实施。事实上，国家权力机构以法规形式强制要求企业执行会计准则一直是会计准则的主要执行方式，因为“会计准则是国家社会规范乃至强制性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规范经济秩序和从事国际经济交往等的重要手段”。会计准则如果是政府强制推行的，企业就有很大压力遵循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然而，企业在会计准则执行的两个主要环节――会计政策选择和会计信息披露上都很少做到完全忠实于准则的要求，契约理论中的委托关系和信息不对称是常被用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工具。

(二)会计准则执行的演化理论解释

有别于契约观的企业理论，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是基于能力的。二者的差别在于契约理论关注雇主、雇员和其他缔约者之间显性和隐性的合同，而演化理论关注企业的发展资源和技能；契约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交易成本，而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演化。演化理论对于会计准则执行提供了两种有用的解释，可以分别简称为学习论和惯性论。

1.学习论

诺思认为“个人和组织的学习是制度演化的主要动力”，企业的学习能力也决定了其对环境的适应性。特别是就属于环境变化一部分的规则变迁而言，企业对新规则往往要经历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一项新的会计准则的解释和应用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个过程，要保证新旧会计准则能平稳转换，新准则得以顺利执行，花费一定时间进行深入学习是必需的。企业学习能力的强弱和投入学习资源的充分性会影响到对新准则理解和执行的效果。

2.惯性论

规则的学习和执行，首要的前提是正确的理解。但是由于知识的形成与转换具有滞后性，“当过去积累的经验和信念没有为未来决策提供正确的指导时”，就会出错。也就是说，企业表现出一种“惯性”，对变化没有做出及时反应。这样新规则的学习会受到已有规则的影响，已有规则成为新规则学习的现实背景和约束路径，即已有规则早就内化为企业的“惯例”，对它们的路径依赖使得新规则的学习和新知识的习得是渐进而非突变的，边干边学是基本的方式。因此，组织和个人在原有经济、文化制度背景下潜移默化形成的行为理解和思考方式，可能损害其发展新方法解决新问题的创造力，新准则执行初期的实务会保留旧准则的影响。

(三)会计准则执行的寻租理论解释

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对寻租做出各自的理解和定义，却没有达成共识。一般而言，“租”指“经济租金”，是要素价格中超过机会成本的余额。寻租简言之是经济主体谋求经济租金的行为，具体而言，寻租行为从手段看，通常利用制度缺陷，通过非生产性活动取得；从结果看，寻租主体过分追求私利满足会造成社会浪费，产生负的社会效用。在市场经济中，垄断和政府干预容易造成“租”的存在，诱发寻租行为。会计寻租主要通过改变会计信息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会计寻租活动中与会计准则执行有关的是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而会计政策选择空间的存在，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委托关系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

(四)会计准则执行的博弈理论解释

博弈论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其基本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支付函数、结果和均衡。㈣博弈按照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可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按照参与人对有关其他参与人的特征、战略空间及支付函数的知识，可划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按照是否可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

弈；按照博弈结果双方的得失比较可分为正和博弈、零和博弈和负和博弈。

当会计准则由政府强制推行实施时，重视自身利益的企业与包括政府机构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可能的利益冲突，会诱发企业针对会计准则执行监管的博弈行为。企业执行会计准则是有经济后果的，企业要在利益相互影响的局势中做出决策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这种博弈首先是非合作博弈；其次，外部的会计准则执行监管者并不能事先了解企业的策略选择，它也是不完全信息博弈；最后，会计准则的执行是一个长期过程，企业与监管者之问的利益摩擦导致双方展开的是监管与反监管、要求遵循与规避遵循的多期动态博弈。

(五)会计准则执行的嵌入性理论解释

嵌入性理论是经济社会学的主流观点，强调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所处社会环境中的关系网络也会影响行为主体的动机，其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认为大多数经济行为都紧密地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嵌入形式包括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和政治嵌入等。㈣社会嵌入性对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一是诚信、道德规范等社会价值观念会约束企业的行为，促使企业“严格遵守会计准则，提供高质量财务报告，认真履行社会责任”；㈣二是企业可能相机利用关系资源进行盈余管理，缓解对会计准则遵从的压力。

(六)会计准则执行的认知理论解释

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学科――行为经济学，所借用的心理学理论主要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如框定效应、锚定效应、过度自信等都是描述人的认知偏差)。认知心理学是解释人们如何获得、储存、转换、运用以及沟通信息的学科。认知理论的主要观点有：(1)知觉是认知研究的基础，人们的知觉会随练习而变化，称作知觉学习。(2)人对外界信息的注意受限于认知资源和心理容量，所以人们通常进行的是选择性注意。注意会受到练习、执行任务的种类以及个人意图等因素影响，从而使注意的效果变化。(3)思维是对信息的操作，心理定势、功能固化，缺乏关于问题的知识或专长等障碍影响了人们解决问题时的思维效率。(4)决策制定的标准模型依据期望效用理论即期望效用最大化，复杂的决策模型可以依据多重归因效用理论来对不同维度和目标进行整合。(5)认知存在个体差异和性别差异，不同文化中的人们也有不同的认知方法。

尽管目前的会计准则执行研究很少直接从认知的角度加以理论解释，但是许多研究结果都是认知理论观点的反映。我们认为认知理论在以下方面有助于我们理解会计准则执行：(1)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符合了经济学中对人“有限理性”的假定。在新准则执行过程中，认知上的“有限理性”是产生理解和应用错误的原因之一。(2)练习能改变人的认知能力，拥有专长的人认知能力更强。因此新准则执行初期，学习过程是必要的，企业也可以依赖专家意见(如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来减少准则执行的阻碍。(3)人们的行动决策依据期望效用最大化，企业执行会计准则同样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权衡会计准则的执行成本及预期收益。(4)人的认知能力存在个体差异，并且认知也受到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如果更广义地将个体理解成企业或者国家，那么企业间和国家间准则执行的不一致性是必然的。

(七)会计准则执行的社会规范遵从理论解释

对社会规范遵从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方向。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们有一种从众心理，绝大多数人会遵守某一社会规范，即使不是真心接受，也很少公然违抗。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西奥迪尼在《影响力》一书中，认为人们的顺从态度除了“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这一不言而喻的心理外，还取决于六个原则：互惠、承诺一致、社会认同、喜好、权威和短缺。㈣杨宜音和光也归纳了社会成员执行社会规范的五种影响因素：强制执行、自我认可、群体认同、条件激发和变通的思维方式。

将会计准则视作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对社会规范的遵从理论就适用于解释对会计准则的执行。首先，从众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权威性、强制性，以及惩罚奖励的条件机制可以强化人们的遵从行为。因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权威性、准则执行的强制方式以及执行监管的力度都会造成一种准则执行的压力，不过这种外在压力可能与企业的真实意愿相左。譬如欧洲上市公司普遍认为向IFRS转换的过程复杂、成本巨大和负担沉重。如果不是欧盟监管要求，大部分公司并不想采用IFRS。其次，如果是出于喜好和自我认可，人们更容易顺从他人或遵从规则，否则如果仅仅因为是强制，而非源自本意的接受，人们的遵从行为就可能是不稳定和变通的。当会计准则是强制执行，且执行准则又会有损企业利益时，企业对准则的执行就可能流于表面化，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变通行为。Daske等人发现的确存在“标签型”的会计准则执行企业，只有当公司有意愿执行时才会是“认真型”的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三、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论解释整合

本文选取的七项理论从不同角度对企业的会计准则执行做出了解释。从前文的介绍可以发现，看似庞杂的理论实则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理论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譬如寻租理论中寻租动因的解释就用到了契约理论中的契约不完全性和委托关系的信息不对称观点，寻租过程也通常被视作是一种负和博弈，导致资源的浪费。我们认为上述理论有三个“结点”可以串联其主要观点，它们是解释会计准则执行的核心理论观点，分别为：

(一)有限理性

人的认知资源和心理容量是有限的，因此信息处理、思考问题和判断决策的能力是有限的，认知心理学的这一观点在经济学上称之为有限理性。基于有限理性，对会计准则执行的解释有两条路径：

1.有限理性－契约(会计准则)不完全性－博弈、寻租－变通执行

有限理性意味着人为制定的契约包括会计准则是不完全的，这种不完全性体现为会计准则的原则导向，需要留给执行者一定的职业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空间，从而为执行者的博弈和寻租提供了可能的机会，诱发他们出于自利目的不是完全严格执行准则，从而产生变通行为(部分遵循、表面遵循、盈余管理等)。

2.有限理性－契约(旧准则)刚性、影响惯性－契约(新准则)不完全性－执行出错

企业成员对会计准则的变迁需要通过学习进行正确的理解和执行。而知识的形成与转换具有滞后性，在新准则实施初期，旧准则仍对会计实务有影响，成为新准则学习的依赖路径。这在演化理论中称之为惯性，契约理论中称之为刚性。旧准则的潜在影响，新准则的不完全性(有错误或者遗漏)，以及企业投入资源和学习能力的有限性，都会影响企业对新准则的理解和适应程度。知识的习得是渐进而非突变的，执行新准则在初期也一般要经历“试错”的过程而走向应用成熟。

(二)经济自利性

经济主体的自利特性决定其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和维护。既然如此，当会计准则是强制执行时，当存在委托关系、信息不对称时，当执行会计准则并不符合企业的利益诉求时，企业对会计准则的执行就可能表现得阳奉阴违，不会积极、认真地遵循会计准则，而是试图通过寻租、博弈等手段谋求私利。可以说，委托关系和信息不对称是企业经济自利性显现的诱因，会计

准则的强制执行是催化剂，在此情形下对会计准则执行予以监督激励就变得非常必要，它是对企业经济自利性的一种约束。

(三)社会嵌入性

企业行为的动机影响因素不能全部归为经济主体的自利特性，企业的行动决策模型应该是基于多重目标的总体效用最大化，不限于基于经济目标的经济效用，譬如还包括企业对自身形象和社会评价的一种期望定位。那么企业在执行会计准则时努力“自利”，但也不会忽略“利他”。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制度环境、关系结构)会影响它对会计准则的执行，企业也可能利用社会资本来“促进”对会计准则的执行，如企业会利用社会关系资源寻租、博弈，以缓解遵循会计准则的压力，也会努力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监管机构相信其对会计准则的认真执行，以树立政治正确、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遵循制度规范、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形象，以获得社会认同，建立和保持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可用于解释会计准则执行的各项理论，基本衍生于三个核心理论观点：有限理性、经济自利性和社会嵌入性。其中，有限理性是制约企业会计准则执行效果的客观条件，经济自利性反映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主观动机，而社会嵌入性是一种客观与主观的双向互动，企业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影响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动机，企业也希望通过会计准则的执行满足一定的社会期望。经济自利性与社会嵌入性共同反映出：企业执行会计准则的根本决策原则是期望效用最大化。

四、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论解释框架

基于前文对相关理论的整合，本文构建了一个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论解释框架，如图1所示。该框架侧重于对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一些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解释。

(一)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要素构成

本文对会计准则执行过程的分析，是基于对四种要素及其关系的理解：实体、行动、属性和影响。其中，实体和属性为静态要素，行动和影响为动态要素。

1.实体指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参与者和涉及对象，包括需要执行的新会计准则，准则的推行者――政府机构(强制执行是目前主要的准则执行机制)，准则的执行者――企业及其成员，准则执行的监管者――政府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企业所处的社会网络(利益相关者)，以及仍可能对会计实务保留影响的旧会计准则。

2.行动指实体间主观施加的动作，例如政府机构推行会计准则，企业执行会计准则，政府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和社会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对会计准则的执行予以各种形式的监管，企业针对监管进行的博弈和寻租活动，以及政府机构可能根据形势发展对会计准则进行的修订或废止。

3.属性指实体和行动所具有和表现出的性质和特征，图1框架中所列示的实体和行动的属性主要源自前文的理论分析。影响指实体和行动及其属性对会计准则执行的作用。行动和影响的区别是：行动一定是主观故意的，影响可能出自主观故意，也可能出自客观无意；行动是实体的动作过程，影响可以没有外显的动作。

(二)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要素关系

在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实体、行动、属性和影响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实体和行动的属性影响了会计准则执行结果的属性。分解如下：

1.推行会计准则的政府机构权威性越高、强制推行力度越大，对会计准则执行进行审计监督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专业性和职业道德)越强，政府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人员和企业所处社会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对会计准则执行的监管越为严格，企业所承受的准则执行压力也越大，对准则的遵循情况可能就越好。

2.政府机构强制推行的会计准则如果与企业的利益有冲突，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的企业会有动机针对各方的监管，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进行博弈和寻租。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政府机构的权威性、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人员的胜任能力、企业所拥有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密切性，决定了企业博弈和寻租的空间大小。企业可以通过改变博弈和寻租的频率和强度来达到自身目的，最后的均衡结果可能是企业在执行会计准则过程中会有一些变通行为，政府机构对会计准则予以修订或废止，也可能是企业被迫遵循会计准则。

3.会计准则的推行越激进(内容变化大和准备时间紧)、新会计准则越不完全、企业所处社会环境越不确定、企业投入学习新准则的资源和能力越有限、旧准则作为惯例对企业会计实务的影响越具有刚性，企业执行新准则就越容易发生理解和应用出错，而且会由于这些限制条件产生表面化遵循的变通行为。

4.每个企业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会计准则执行的态度有差异，企业所具有的资源和能力有差异，企业所面临的监管有差异，企业所处的社会制度环境也有差异，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企业的行为差异和最终的结果差异。因此，会计准则的执行可能会呈现总体遵循、个体差异的局面。

上述要素间关系的解释，在前文回顾的七项理论中都可找到对应的依据，而且在一些调查研究和实证研究中都已得到证实，这里不再赘述。

五、结语

本文归纳了七项理论来解释会计准则执行问题，并通过整合，提炼出具有高度概括性和丰富衍生性的三个核心观点，从而便于在理论的丛林中找到解读会计准则执行问题的关键因素。本文构建的会计准则执行理论解释框架，有助于全面理解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的要素及其关系，对于会计准则执行效果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我们的探讨有益于完善当前会计准则执行理论的研究，对后续的深入研究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会计准则持续趋同、我国新准则实施的大背景下，本研究对于会计准则的制定、修订、执行和监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会计准则执行的理论研究，也可以此为指引创新实证研究设计，寻求更多的证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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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信任研究研究对象研究假设研究方法

1．引言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一直以沉默的面目出现，并没有成为中心课题(Misztal，1996)。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经济活动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信任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长期被忽视的信任问题重新成为了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文化和人类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学者们纷纷从各自的学科领域出发尝试对信任的概念及其基本构成作出合理的解释。然而信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象，牵涉到很多层面和维度。由于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以致信任的定义五花八门，这非但没有从概念上对信任作出合理的说明及澄清，反而给当前的信任研究造成极大的混乱。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当前信任研究作一个大致的梳理。在着手梳理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确立分析的框架，即决定从哪一角度以及哪些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也就是分析的视角与维度。

现代哲学研究成果认为，科学是一个个人知识社会化过程的结果。科学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依赖于科学博弈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环境”与“组织形式”。就科学研究领域而言，制度就是“学术规范”，组织就是“科学共同体”。按照托马斯·库恩(2003)的理解，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库恩将其称为“学科基质”( disciplinary matrix)。“学科”是指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基质”是指这些共有财产由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组成，基于国内学者刘宝宏( 2004)的解释，它应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一是“符号概括”，即科学共同体成员能无异议也不加怀疑地使用的公式。就信任研究而言，是指公理性的研究假设；二是“形而上学范式”或“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是指一类共同体成员共同承诺的信念，或者说相信的特定模型。对应于信任研究，主要是指对信任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问题；三是“价值”，是所有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实际上主要是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取向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应用价值，即预言是否应当精确，定量预言是否比定性更受欢迎等；二是理论自身的评价标准，如简单性、自洽性、似然性以及与其它理论的相容性。四是“范例”，是指科学教育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的解答以及期刊文献中常见技术性问题的解答，其目的在于通过实验示范、启发如何做研究。对于一群学者因何结合起来而成为科学共同体，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罗纳德·哈里·科斯(2003)认为是共同使用的分析工具、所依据的共同的理论方法或研究方法以及共同的研究对象。其中，研究对象是决定性因素，研究方法则由研究对象决定，研究工具．则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因素。我们将库恩的“学科基质”与科斯的观点相结合，确立对当前信任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性总结的三个维度，即研究对象、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2．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的模糊不清与类型划分的混乱

研究对象的界定实际上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开展之前必须首先确定的问题，它直接决定了该项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宽度和广度。信任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核心概念、内涵界定的模糊不清。毫无疑问，信任是信任研究的对象，但是，对于什么是“信任”，学术界给出的定义五花八门，至今仍然没有统一。信任类型划分的混乱是信任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的另一个问题。由于目前信任研究在核心概念、内涵界定上的模糊不清，每位研究者都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根据各自的划分依据对信任的类型进行划分，这就导致了学术界在信任类型划分上出现了混乱。较为典型的如Max Weber( 1951)：特殊信任(1)articularistic trust)和普遍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Luhmann( 1979)：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和制度信任(in-stitution_based trust)；Wiliamson( 1985)：计算的信任(Calculativetrust)、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和个人的信任(Personal orpure trust);2uker(1986):经验信任、特征信任和制度信任；Sako(1992):契约性信任(contractual trust)、能力信任(competenceLrust)和善意型信任(goodwill trust)；McAllister( 1995)：认知型信任(cognicion-bascd trust)和情感型信任(affect-based trust)；Lewic-ki&Bunker( 1995)：计算性信任(calculus-based trust)、知识性信任(knowledge-based trust)和认同性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trust)；Nooteboom( 1996):非自利型信任(non-self-interested trust)和动机型信任(intentional trust)；Kramer&Tyler( 1996)：工具性模式的信任(instrumental models of trust)和关系性模式的信任(rela-tional models of Lrust)；吉诺维希(2000):公众信任和私人信任。

事实上，学术界关于信任的定义和分类远比以上所列举的要多的多。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至今学术界关于信任研究的核心概念并没有得到自觉和系统地确定，以致信任研究的研究对象至今仍然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之中。我们可发现：这十八个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就涉及到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社会伦理学、组织行为学、文化和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再加之每一个学科又有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者们不是从“为什么”这样一个思路展开逻辑思考而是根据各自的某一视角观察、归纳提出一个关于信任的定义，以致大多数信任的概念都是“经验归纳”的产物，而不是“理性演绎”的结果。这其实也就是信任定义之所以有如此众多分歧的原因所在。

3．研究假设：个体理性假设的片面

任何理论的建立都离不开一定的假设前提。假设可以是公理性假设，也可以是假说性假设，前者是一种不言自明、所有“科学共同体”成员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工具主义”抽象，后者是根据已有经验事实，经验知识与理论基础所提出的一系列猜想性命题组合。以“工具主义”抽象作为假设无争议可言，以假说作为假设则需要不断地证伪。因为假说类似于一种理论，其本身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因而需要不断地进行证伪。假说证伪的过程就是理论发展的过程。假设构成一个理论“内核”，是一个范式区别于另一个范式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公理性假设，还是假说性假设，都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共同遵守的理论前提。纵观信任研究，虽然众多不同的信任定义反映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取向，但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不同信任内涵表述中的共同之处（孙伟正、赵建芳，2006）：其一，信任是基于行动一方的考察。各学科的信任研究大都在对此承认或默认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探讨的。其二，信任是正向的价值判断，是好的，不是坏的。各学科在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探讨中，大多是自觉不自觉地从道德伦理视角出发，把信任作为有价值的、应当提倡的东西，认为信任是好的个人品格与社会美德的观点。其三，信任是基于个体关系之上的一种社会关系。在继承心理学关于信任是个体心理倾向的关系性基础上，其它各学科均已突破了这种单纯的个体性关系，而将其视为扩大了的个体关系，也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四，信任隐含着对潜在利益的关注。不管是心理层面的信任感的产生，还是道德伦理层面的信任美德，也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形式而对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信任之中都隐含着某种程度的利益维度的考究。其五，信任是基于实践的行动论，而不是沉思默想的宿命论。各学科对信任的考察研究都没有离开人类行动的背景。“行动”也因之而成为信任研究的基础概念。其六，信任与不确定性、复杂性、风险性等概念密切相关。这些共同之处表明：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社会中，人际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人类社会总是在人们寻求合作和竞争平衡与制约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人际信任是人们进行合作的一种必要心理条件。换言之，在这样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环境下，人类个体是理性的。这实际上就是所有信任研究者都默认的基本假设。

但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个体理性假设的背后，也有人就信任研究的个人理性假设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们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个人理性的假设忽略了每个人所担负的社会角色，人们理所当然地更多地关注市场而不是关注生产行为。而个人主义与个体理性的假设造就了资本主义单一世界。虽然在这种条件下，过滤掉了与心理、社会、文化有关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简单而确定了，但是在个体理性假设下，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便发现了两个悖论：首先，一个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是不可信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理性自利框架下，不存在信任。其次，信任是理性的个体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这样的信任是被动的，是有风险的。理性行为选择的过程其实就是信任风险的评估和防范机制确立的过程。由此，信任又存在另一个悖论：既是信任．就无需防范机制；既需防范，正说明缺乏信任。这两个悖论实际上暴露出了信任研究中个体理性假设的片面。信任研究中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一步将其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种过于简单和抽象的假定诚然有利于信任研究模型的构建，但却为我们理解复杂的信任的建立、维持及其演化机制问题设置了巨大障碍。人类不仅仅具有自利的天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同时也具有诚实、恪守诺言的品质。在互惠、责任、自我约束和传统文化等基础上，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当前信任研究中个体理性假设的片面性实际上是对信任伦理视角的“善意忽略”。要知道信任研究本身具备很强跨学科的综合性，需要我们借鉴不同的学科的理论成果，在不同的理论视野中运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对信任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如果我们在今后的信任研究中不能解决研究假设的片面的话，将会对信任研究中的学科间的融合产生阻碍作用。转贴于

4．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信任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经济计量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博弈分析、经济实验分析以及数理演绎分析等。这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交易费用分析方法，该方法将信任与交易费用连接起来，用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处理信任概念与信任关系，试图将信任引入理性化的分析。其代表人物有Williamson、Margaretlevi及Dominic Furlong;博弈论，该方法着眼于信任的理性维度，涉及导致博弈合作均衡的无名氏定理的证明和扩展、声誉机制的形成、合作机制的演进等几个方面。博弈分析以Coleman模型最为经典，其次Milgrom和Roberts模型。其代表人物有列维奇和邦克(R.J．Lewicki&B．B．Bunker)、巴尼和汉森(J．B.Bamey&M.H.Hansen)、克瑞普斯(D.M.Kreps)和张维迎等；经济实验分析以及数理演绎分析，该方法从信任的非理性的情感维度，采用抽样调查、人工模拟试验和计算机模拟试验的方法，通过设计不同的情景模式和约束条件，分析在信任的建立、维持和演化过程中影响人们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其代表人物有杜温伯格和尼日(M.Dufwenberg＆U.Gneezy)、波奈特和济科豪瑟(I．Bohnet&R．Zeckhauser)、巴肯、克洛森和戴维斯fN．R．Buchan，R.T．A．Cro-son＆R．M．Dawes)等。

综观国内外有关信任的研究方法，它们大致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即首先找出影响信任的因素，进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合理地假设这些影响因素对信任的影响方式（这些影响方式是通过函数来表示的），然后通过分析所假定的特定函数，从理论上解释信任。虽然这些研究方法通过演绎与归纳，表面上逻辑推导严密，可以从理论的高度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常见问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从认识论来看，演绎与归纳是有缺陷的。众所周知，演绎是从一般性的原理出发，推导出特殊性或个别性的知识，其推理过程严格依据某些逻辑规则。如果说依据某些逻辑规则而建立起来的推理过程是正确的，只要前提全是真的，结论也必定是真的，即前提的真理（如果它们都是真的）不变地传递到结论，这被称为真理传递定律；但是如果结论是谬误的，那么在其所有前提中至少有一个前提是错误的。这就是演绎推理的独特之处，即前提中的具体内容与推理过程无关。因此要保证演绎推理的正确性，就必须保证其所依据的全部前提真实、可靠。但是在人类的科学探索中，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大都是人们通过观察实践出发归纳总结而得来的，是以归纳为基础的，信任研究也不例外。可是，归纳是有缺陷的。美籍德国哲学家亨普尔在1945年《对确认的逻辑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确认悖沦”（又称亨普尔悖论），即对“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一命题的确认问题，用来说明归纳法是如何违反直觉的。几千年以来，无数人观察了许多事物，比如地心引力法则，人们趋于相信其极可能是真理。这种类型的推理可以总结成“归纳法原理”：如果实例X被观察到和论断T相符合，那么论断T正确的概率增加。亨普尔给出了归纳法原理的一个例子：“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论断。我们可以出去观察成千上万只乌鸦，然后发现他们都是黑的。在每一次观察之后，我们对“所有乌鸦都是黑的”的信任度会逐渐提高。归纳法原理在这里看起来合理。现在问题出现了。因为根据换质位法，SAPPES。所以，“一切乌鸦都是黑的”应该等价于“非黑的都不是乌鸦”。但是亨普尔发现，一个既非黑色又非乌鸦的例证，如“任何一枝红色的铅笔，任何一片绿色的树叶，任何一头黄色的母牛，等等”不能确认“一切乌鸦都是黑的”，却能确认“非黑的都不是乌鸦”。亨普尔悖论实际上暴露了归纳的缺陷：归纳得出的结论并不具备逻辑上的必然性。因此归纳的合法性就会稍差一些，而依靠归纳法建立起来的信任研究的前提假设的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转贴于

5．结束语

从我们对信任研究的梳理来看，由于对信任的内涵界定模糊，导致了信任研究的研究边界无法清晰划定。研究对象不清晰又影响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影响信任的因素十分众多，从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经济文化因素到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应有尽有。在信任研究中不论从什么样的角度、基于什么样的假设，以什么样的方法，信任的建立、维持及演化机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单靠一个学科在其本学科研究体系的框架内是难以解决的，这就需要相关学科加快进行融合。这种融合不但会对信任研究有利，反过来还会极大地推动相关学科自身的发展。例如经济学将信任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发现：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理性、个体行为和个人利益，与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理性、集体选择和社会利益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有了一条逻辑通道。现代经济学理论也就不必偏执于市场或政府，不再面对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而漂浮不定和无所适从。因为在价格（市场）与权威（国家）两极之间，还存在着化解冲突和促成合作的信任（人际网络）机制。随着这样的跨学科研究的广泛展开、学科间的加速融合，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派纷争的信任研究一定会走向一个新的统一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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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孙伟正，赵建芳．信任研究的哲学思路探析一基于不同学科的视角[J]．重庆社会科学，2006，(4)．

第6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

摘要：在完全竞争的生产要素市场上，生产要素价格成为资源配置机制，我们看不到收入分配不公或敲竹杠等问题的存在，一旦偏离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我们就会看到生产要素价格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中存在着严重的经营者敲竹杠问题。而这种经济现象与资产专用性密切相关。本文运用博弈论方法分析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面临的资产专用性，并剖析了经营者敲竹杠行为的产生原因，同时提出抑制经营者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政策建议，要将市场竞争、国有企业治理和政府调控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资产专用性；收入分配；敲竹杠；博弈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3－0059－05

继2006年开始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问题尤其是高管收入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因素，例如高管工资水平过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垄断利润过高、上缴利润过少等，这对于遏制两极分化、维护公有制及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构建和谐社会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者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应当以实现国有资本的价值最大化为行动目标，维护国有企业委托人――国家的利益，并从中获得相应的报酬。但是，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问题，国有企业所创造的收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国家并没有获得作为委托人所应得的收益，而经营者们却获得了高于其自身价值的过高报酬，甚至出现了“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也就是出现了经营者对国有资产进行敲竹杠的现象，这是一个亟待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资产专用性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依赖影响

从微观经济学理论角度看，如果生产要素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那么就可以依靠市场工资这一价格机制有效地协调双方之间的行为，任何经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劳动市场是不完全的，资产专用性、信息成本，以及劳动异质等因素的存在，无法单独依靠市场工资机制，协调成本很大，因此需要将这一问题纳入到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分析框架之下。威廉姆森、乔斯科、安德森和韦茨等经济学家认为，攫取准租金的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随着交易的高专用性投资的增加而上升，因此交易的专用性投资会促进一体化的形成①。同时，资产专用性会产生潜在的“敲竹杠(holdup)”行为，一旦交易一方做出了交易专用性资产投资，那么另一方就会利用这一专用性来占用交易对方凭借其专业性资产所获取的准租金，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剥削行为。因此，资产专用性为我们分析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中经营者对委托人的敲竹杠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经济学角度来剖析国有企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即它源自这样一种假设：人人不仅有自己的目标，而且会主动选择正确的方式以实现这些目标，从而探求出一套合理的治理结构，有效地约束经营者的敲竹杠行为，保障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的合理性。

资产专用性是指一项资产用于特定用途后，很难再移作他用，即使用于其他领域也会致使其价值的大幅度降低，甚至可能变得毫无价值。如果交易一方在交易中进行了过高的专用性资产投资，那么对方就会产生机会主义动机。如果投资方要解除契约，就会承担高昂的成本，那就很有可能被对方锁定，遭受“敲竹杠”行为，例如经典的通用兼并费雪案②。威廉姆森将专用性资产划分为：（1）设厂位置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2）物质资产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其价值；（3）人力资产专用性。在特定交易关系中，所获得的技能、专有技术和信息具有较大价值，而在关系之外，其价值很小；（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专门为特定购买者所做的工厂和设备的投资，如果没有购买者的商业承诺，这种投资就不会盈利。由于这些资产具有专用性，很难转为他用，其再生产的机会成本很小，甚至为零③。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作为产生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之一，并与交易频率、交易不确定性共同作为交易的三种维度。资产专用性的存在会导致交易不确定性的增加，产生交易障碍尤其是退出交易，从而增加交易成本，影响到双方之间的信任，最后影响到交易的达成与契约的顺利履行。当交易者打算进行大量资产专用性投资时，会面临着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要想降低对方进行“敲竹杠”的动机和能力，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设计事前明晰的契约保护条款，将其与交易者的声誉资本紧密地相结合。例如，可以利用一份长期合约来控制潜在的“敲竹杠”行为。但是，由于现实中契约是天然不完全的，无论多么缜密的契约设计在防止“敲竹杠”问题上都会存在漏洞。因此，如果交易者想要协商出既能够降低受到“敲竹杠”的可能性，又能够利用不完全契约来进行“敲竹杠”的契约条款，那么就需要耗费与交易专用性投资紧密相关的高额契约谈判成本④。

这样，我们发现，资产专用性是认识到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关键性条件。一旦资产具有完全通用性，那么一旦出现敲竹杠行为，交易另一方很容易退出，并不会遭受损失。然而，一旦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就会被另一方敲竹杠，这样，专用性投资会使得投资方事后依赖另一方的影响，同时这种依赖性又会导致敲竹杠的危险，减少人们对专用性投资的意愿。正是这种专用性投资关系，使一些经济主体比其他主体体现出明显的投资倾向，而这与交易制度安排上的不同相关，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专用性投资所产生的依赖性有关⑤。这样一来，资产专用性就是构成交易双方的最重要因素，这是因为机会主义行为存在会破坏交易关系的风险。

二、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专用性资产投资

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是一种交易关系，企业通过市场或行政等途径选取经营者，目的是让经营者配置好企业资源，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经营者付出自己的专业才能，获取企业给予的报酬。由于经营者不是市场中标准化的劳动者（通用性资产），有充足的供给，而是一种稀缺资源，尤其是由于国企的复杂性，适合国有企业发展的优秀经营者更为稀缺，因此在交易过程中存在很高的人力资产专用性。国有企业与其经营者在谈判并达成不完全契约时，都面临着专用性资产的投入，存在对方机会主义对自己敲竹杠的可能性。

从国有企业所有者角度看，企业选择经营者的目标是明确的，即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达到政府及国有企业目标。然而，由于不完全信息的普遍存在，企业不可能了解经营者的真实情况，因此极易产生“逆向选择”，也就是经营者能力达不到企业要求甚至是滥竽充数⑥。一旦企业选定了经营者，签订了不完全契约，那么就要按契约给予经营者相应的收入，但是如果经营者存在“逆向选择”问题，那么企业在人力资本投入的专用性物质资本投资就有很大一部分会沉淀。考虑到这一点，企业在选择经营者的时候就会尽可能设置有利于防范风险的条款，例如严格乃至苛刻的责任制等。

再从国有企业经营者方面看，经理人为了培养自身的经营能力，已经投入了一定的物力、人力、财力及时间成本，是生产经营领域上的专业人才。其选择进入国有企业需要付出相应的机会成本，例如进入非国有企业获取更高的收入等。如果到时发现自身并不适合该企业，例如出现职位与自身知识结构不相符，事先承诺与履行出现偏差等时，自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就会降低，获得不了自身的预期报酬，即使想离开企业寻求更理想的职位，也面临着较高的退出成本。此外，由于人认知能力的有限，为了完成契约中规定的目标，经营者除了付出已有的经营才能，还有必要针对国有企业的需要不断地充实自身的知识储量，优化自身的知识结构，这些都属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但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存在着系统与非系统风险，经营者无法确保自己付出的成本可以得到预期收益，例如虽然经营者投入了很大精力用于企业发展，但是由于市场不景气或政策变动问题，企业的效益没有达成预期，这就直接影响到经营者的收入。如此一来，经营者进行自我素质完善与提升的专用性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除非能够在契约谈判当中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保障自己的报酬收入。

国有企业经营者尤其是优秀的经理人是稀缺的，具有很高的人力资产专用性，国有企业一旦选择某一经营者，就已经产生了很高的沉淀成本，不会像标准化劳动那样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否则企业投入的人力资产将会大打折扣，例如将高薪聘请的经营者解雇的话，不单单是损失了已有的报酬支付与违约金，还有可能承担着经营者在外透漏其商业机密的风险，加之国有企业人事制度的复杂性，需要耗费一定的协调成本，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专用性投资所带来的准租金。另一方面，经营者虽然也面临着专用性投资，但是经营者掌握了信息优势，而且国有企业对于经营者专用性资产的投入缺乏明晰的要求，这就使经营者面临的风险相对较低。

由此可知，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交易，双方专用性资产的投入是不可缺少的，双方都存在向对方敲竹杠的动机。如果双方投入同等程度的专用性投资，双方的机会主义动机就会大大受到限制；如果双方投入的专用性投资程度相差很大，那么就需要考虑双方的谈判力量，涉及到双方之间的治理结构。因此，目前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中（企业与经营者之间的分配）存在的大部分敲竹杠行为多为经营者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的行为。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探索在专用性投资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保障国有企业的利益，免受类似于“内部人控制”的敲竹杠行为。

三、经营者对所有者敲竹杠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性的个人面临特定的制度体系，形成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外部环境，暗含着一个人在做出决策时只需考虑自身情况和市场条件，不必考虑他人的行为，这就无法解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无需通过市场调节的经济与策略行为；而博弈论恰恰是研究理性的经济个体在相互交往中的策略选择问题的，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可以看作是一种博弈关系，而资产专用性作为修正支付函数的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假设国有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存在博弈关系，都为风险中性者，在已有的不完全契约框架下面临合作与背叛两种选择，且不存在专用性资产投资。当国有企业所有者合作而经营者背叛时，经营者的收益为A，国有企业所有者为S；当双方都选择合作时，经营者的收益为B，国有企业所有者为R；当国有企业所有者背叛而经营者合作时，经营者收益为C，国有企业所有者为T；双方都背叛时，经营者收益为D，国有企业所有者收益为P。由于契约的存在，背叛将受到相当程度的惩罚如违约金等，受损失者将受到补偿，这有助于双方避免陷入囚徒困境，因此B=C>D>A，R=S>P>T。具体收益矩阵如图1所示：

经营者

合 作 背 叛

所有者 合作

背叛

图1 收益矩阵1

博弈的结果是纳什均衡（合作，合作），它的含义是在不存在资产专用性的条件下，双方都会采取合作行为，没有人会受到敲竹杠。

此时引入资产专用性，假设某一方进行了专用性资产投资，而且未被纳入不完全契约，即使因资产专用性发生了机会主义行为，也往往是道义上的而非违约行为。假设国有企业投入了K的专用性资产，能够产生Z的准租金。如果经营者选择合作的话，Z的准租金可以获得，而如果一方背叛或双方都背叛的话，专用性投资则会沉淀。经营者的收益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收益R、S、T、P分别变为R+Z、S-K、T-K、P-K，收益矩阵变化如图2所示：

经营者

合 作 背 叛

所有者 合作

背叛

图2 收益矩阵2

此时资产专用性的作用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了，与收益矩阵1不同的是，经营者的合作与否对国有企业的收益不再相等（R=S），而是（R+Z）>（S-K），即增加了投资方合作的倾向，背叛的成本由R-T变为R+Z-K，即弱化了背叛的倾向。如果此时经营者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例如是一个信守诚信、品德高尚的人，那么均衡还将为（合作，合作）。但是，如果经营者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由于专用性资产的投入，经营者知道国有企业的合作倾向加大，那么经营者可能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利用契约的不完全性，占用国有企业的准租金。由于合作是国有企业的最优决策，知道这一信息的经营者会对国有企业进行敲竹杠，要求占用一定的准租金Q，范围在[K，K+Z]，正如现实中存在的汽车企业对零部件生产企业的“敲竹杠”。在经营者进行敲竹杠的既定条件下，如果国有企业以不合作来对抗经营者敲竹杠的话，那么将至少损失K+Z。对于此，国有企业最优的决策方式是给予经营者一定的准租金Q，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此外，由于契约是不完全的，没有涵盖专用性投资，因此经营者的机会主义敲竹杠行为（不合作）不会受到惩罚，因此，矩阵2中的A将调整为B，D将调整为C。而如果国有企业采取背叛的话，例如可能因为害怕受敲竹杠而违约辞退经营者，将会受到相应惩罚。经过调整后的收益矩阵如图3所示：

经营者

合作 背叛（敲竹杠）

所有者 合作

背叛

图3 收益矩阵3

此时，如果（R+Z-Q）>（P-K）的话，博弈的结果将为纳什均衡（背叛，合作），此时，经营者实行了对国有企业的敲竹杠，但这并不意味着交易关系的结束而是交易关系的维持。（R+Z-Q）>（P-K）可以写成Q

上述博弈分析表明，资产专用性使投资方存在被“敲竹杠”的可能性，而且专用性投资愈大，潜在收益愈高，受敲竹杠的概率愈大，这也从博弈论角度解释了当前国有企业受到经营者敲竹杠和部分地解释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过高的原因⑦。要想抑制经营者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敲竹杠，可以选择如下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完善制度安排，改善不完全契约，目的是增加敲竹杠者“敲竹杠”的风险与成本，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假设资产专用性投资受到了契约保护，那么收益矩阵3中经营者选择背叛时的收益就不再是B+Q+C。如果给予敲竹杠者E的惩罚成本，国有企业获得一定补偿F，且E>Q（给予敲竹杠行为足够的惩罚），则收益矩阵发生以下变化，如图4所示：

经营者

合作 背叛(敲竹杠)

所有者 合作

背叛

图4 收益矩阵4

此时，合作成为了经营者的最优决策，认识到这一点，国有企业也会选择合作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就形成了纳什均衡（合作，合作）。

第二种方案是控制国有企业的专用性投资。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方式，控制专用性投资的数量，那么经营者敲竹杠的范围将会受到限制。Q

第三种方案是增加经营者的专用性投资。如果经营者也进行专用性资产投入，那么将会增加其合作的倾向，抑制机会主义动机。这是因为，在不存在资产专用性投入的情况下，经营者对国有企业所有者的敲竹杠存在收益，不受国有企业的制约，而当自身也投入专用性资产后，考虑到可能遭受对方“以牙还牙”的惩罚，会弱化敲竹杠的意愿。尤其是当专用性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敲竹杠受到的潜在成本高于收益时，就会放弃敲竹杠行为。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当国有资产专用性可以忽略不计时，市场治理相对有效率。然而，当国有资产专用性较高时，等级治理结构较为有效率，并不能错误地把市场效率低下视为一种不公平现象⑧。正是由于国有资产专用性较高，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资产专用性不对称，导致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机制中存在经营者敲竹杠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市场失灵和管理失灵的问题。为了使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更加合理和有效率，摆脱经营者敲竹杠行为，我们需要做到：

第一，要完善国有企业用工制度和经营者市场，让市场供求机制发挥作用，可以大大减少敲竹杠行为。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选拔上主要利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选拔优秀的经营者，不仅仅从内部选拔，更要从经理人市场吸纳高素质的经营人才，让国有经营者成为职业经理人，接受外部竞争的压力，从而提高经营者整体的综合素质，减少发生机会主义敲竹杠行为的可能性。主要措施有：（1）建设完善的经理人信息系统与评价机制，利用该机制有效地收集经理人相关信息，建立时效性强、真实度高、完备的数据库，并且按照科学的评价标准，对经营者的经历、资格、道德素质、能力进行科学评估，为国有企业甄别经营者提供有利条件，有效地避免“逆向选择”；（2）为经营者的高效流动提供政策条件，尤其是对于跨地区、跨行业的经营者流动提供相关的鼓励条例，要打破现有的阻碍经营者流动的障碍，为国有企业在更广范围内进行选择提供有力条件；（3）扶持经理人市场中介机构的发展，培育一批专业素质过硬、诚信度高、有创新意识的信息服务中介机构，为经营者与企业搭建高效率的信息沟通平台，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降低国有企业专用性资产的风险。

第二，要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者收入，可以减少敲竹杠行为。确立合理的经营者收入分配原则，实现激励与约束机制相兼容，按照市场竞争及将国有企业做强做大的要求来选择经营者，这在当前的国有企业体制下是难以做到的，国企经营者过多地还是充当政府公务员的角色，因此，重新定位经营者是今后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向。要尽可能地规范经营者的收入，明晰其收入来源、构成、依据，并用规范、科学的制度形式给予保障，例如健全的绩效考核机制，设计合理的薪酬构成，将收入与绩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有严格的奖惩机制作为支撑，促使经营者将其精力投入到生产性劳动而非机会主义或寻租行为上⑨；要对在职消费等缺乏规范性的收入进行严格规制，避免规定的随意性，对于在职消费问题，可以采取更严格的财会管理，加强在职消费审核或在职消费货币化，抑制乱消费与促进节约。

第三，要加强国有企业资产专用性投资风险管理，减少敲竹杠行为。在与经营者的契约设计中，充分考虑各种潜在的敲竹杠风险，通过契约来保障自身专用性资产的安全，并促使经营者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入，以此来分散风险，保障双方交易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国有企业要尽量使用通用性资产替代专用性资产，减少被敲竹杠风险的可能性；国有企业有关部门与上级国企监管部门都要对经营者的任用承担相关责任，一旦出现经营者敲竹杠的行为，相关部门及责任人都要承担责任，以此来激励相关部门对经营者的监管及对专用性投资的控制。

总之，我们需要理性考虑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问题，这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不公平问题，而是一个效率低下的问题，从而需要将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和政府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尤其是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增加公共财政使用效率，同时还要建立统筹、均等、普遍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将国有企业所有者与其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规范化和科学化，有助于防范经营者的敲竹杠行为，促进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注释：

① Erin Anderson and Barton Weitz, The Use of Pledges to Build and Sustain Commitment in Distribution Channel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92（29）, pp.18-34.

② Benjamin Klein，The Economic Lessons of Fisher Body-General Moto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7（14）, pp.1-36.

③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Free Press, 1985, pp.54-60.

④ Benjamin Klein, Why Holdups Occur：The Self-Enforcing Rang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Economic Inquiry, 1996（34）, pp.444-463.

⑤ Peter Hwang, Asset Specificity and the Fear of Exploi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6（6）, pp.423-438.

⑥ George A. Akerlof, The Market for Lemons：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0（84）, pp.488-500.

⑦ 戴菊贵：《敲竹杠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方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⑧ 戴维・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第7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 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可持续生计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1－0059－05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GDP总值和人均GDP都在平稳增长，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然而，我国的发展属于后发现代化，在凸显后发优势的同时，后发劣势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失地农民问题就是其中的一种。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2030年我国将占用耕地超过5，450万亩，这意味着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规模达1.1亿人。[1]失地农民问题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令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的一个新问题，[2]对该问题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仅1999年～2008年在CNKI数据库中输入“失地农民”可以检索到4，829篇文章。[3]由于该问题研究的时效性甚强，笔者挑选2006年以来的文献进行研究，归纳出以下的研究热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研究，失地农民就业研究，失地农民补偿安置研究，失地农民权益研究，失地农民市民化研究，失地农民社会适应性研究等。通过对这些研究热点的进一步剖析，发现在2006年～2010年间，学界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角度对失地农民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学者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充分认识到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二是多视角研究失地农民问题，拓展了研究的视野；三是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统计学方法的应用、计量分析方法也被逐步引入。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从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来看，多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文章常从宏观角度以“现状―问题―原因―对策”分析出现，缺乏对具体而详尽的微观和中观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次，从研究的理论基础上看，尽管学界的出发点是从不同学科背景展开的，但许多研究理论基础薄弱。如设计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时，有关失地农民保障的理念、原则、目标等问题没有弄清楚，因而所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值得商榷①。基于此，本文从“可持续生计”的视角出发，阐述了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内涵、理念、原则及其框架，为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提供理论指导。

一、可持续生计

从可持续生计的内涵出发，结合我国现行对失地农民补偿的现状，发现我国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矛盾，这些矛盾影响失地农民的发展。

1. 可持续生计、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内涵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到1995年，《哥本哈根宣言》中对可持续生计作了如下描述，即“使所有男人和妇女通过自由选择的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获得可靠稳定的生计” [4]这个概念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于消除贫困的重要意义。Scoones对可持续生计的概念阐述是这样的“某一个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有形和无形资产以及活动组成。如果能够应付压力和冲击进而恢复，并且在不过度消耗其自然资源基础的同时维持或改善其能力和资产，那么该生计具有持续性。”[5]我国学者赵曼指出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和获得的、能用于谋生和改善长远生活状况的资产、能力和有收入活动的集合。[6]

依据学界对可持续生计的描述，结合失地农民保障的现状，可以概括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第一，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资源的提供主体包括：政府、社会以及失地农民个人。失地农民获得的资金补偿来源于开发商以及政府，失地农民所拥有的各种能力部分来自于社会，部分来自于自身的学习，同时，社会对失地农民的支持也是不可量化的生计资源。第二，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目标是通过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的资源实现持续的、长远的生存。第三，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应该着眼于改善其目前生活水平的长远观点。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给出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概念，即由政府和社会向失地农民提供资源，失地农民通过这些资源和所拥有的能力实现可改善生活水平的长远的、持续的发展的状态。

2. 我国失地农民保障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矛盾

对比我国对失地农民补偿时所提供的保障与上述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内涵，发现失地农民保障与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包括短期安置与长期生计的矛盾、安置模式单一与多种生计资源的矛盾。以下对这些矛盾进行分析。

（1）“短期”安置与长期生计的矛盾。在征地过程中，开发商、政府和农民的利益点存在差别。对开发商而言，基于企业盈利性的动机，能够尽快达成征地协议，以最小的成本获得土地的开发权是其关注的焦点。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农民长期生计权被开发商所忽视。对政府而言，保障失地农民生存权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因土地开发而发展区域经济也是其关注点之一。对农民而言，失去土地即是失去保障权，可持续生计是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关注的重点。然而，因开发商、政府和农民在土地征用制度制定的博弈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力量差别悬殊，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常常没有关注失地农民长期生计。因此，实践操作中征地方过分关注“短期”安置与失地农民对长期生计的呵求之间形成矛盾。

（2）安置模式单一与多种生计资源的矛盾。征地单位的“短视”引发补偿中的诸多问题，安置模式单一是其中一个需要学界关注的问题，郭正涛的研究发现失地农民经济性补偿过多，就业补偿、安置补偿考虑过少。[7]而根据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内涵，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需要多种生计资源的供给，这就造成实践中安置模式单一和理论上多种生计资源促进发展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存在，使得我国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时所构建的保障制度缺乏长远利益考虑，使得部分农民因失地而致贫，因失地而失去权益。[8]为了促进失地农民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笔者从可持续生计的理念出发，对于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内涵、原则、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并构建关注长远生计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

二、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内涵

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内涵包括：失地农民保障的供给主体、需求主体和保障项目，如图1所示，以下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1. 供给主体：由谁提供保障

失地农民保障的供给主体包括政府和土地开发商。一方面，政府是失地农民保障的供给主体之一。从政治权利角度来讲，国家是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是具体执行国家权力的行政机构，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实施保障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9] 失地农民享受基本保障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讲，土地征用过程中，国家从土地使用权的出让获得巨大利润，有能力为失地农民提供保障。[10]另一方面，土地开发商是失地农民保障的另一个供给主体。土地开发在给开发商带来正外部性的同时，也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负外部性。土地开发商在开发土地获取利润的过程中，侵害了农民的一部分利益，为此应该做出补偿，因而土地开发商应该为失地农民提供保障。

2.需求主体：向谁提供保障

需求主体就是回答向谁提供保障的问题。在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中，其保障对象是由于城市化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其生活、生产活动受到影响，面临的风险增加。而每一个失地农民，出于健康和幸福的需要，有权得到来自社会和政府的保障，以实现其生存和发展。

3.保障项目

从失地农民保障项目的维度上讲，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可以分为保障生存权的保障制度和保障发展权的保障制度两个层次，两个层次具有不同的功能。首先，保障生存权的保障制度主要是为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上，由政府部门提供。当前，理论界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不同的构建思路，笔者认为首先对失地农民进行分类，完全失去土地并且已经成为市民的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全失去土地并且还以农民身份存在的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其次，保障发展权的保障制度处于补充地位，由地方政府和土地开发商共同提供保障，其保障项目的设计主要围绕就业而展开。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内容。一方面，由政府部门提供就业培训、就业指导、就业咨询等就业保障方式；另一方面，土地开发商可以雇佣一部分失地农民为其工作，缓解失地农民就业危机。

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供给主体、需求主体和保障项目之间密切相关。供给主体是保障项目的设计者和实施者，需求主体是保障项目的受益人。三者紧密联系，当需求主体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保障项目需要随之发生变化，进行完善，而完善的工作需要由供给主体进行。当供给主体提供的保障项目满足需求主体的利益需求时，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会得以有效发展。当供给主体提供的保障项目不能满足需求主体的利益需求时，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会出现问题。因此，一个合理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进行构建。

三、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理念

国外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经验③以及从政治学角度对失地农民权益的研究④可以为失地农民保障制度提供公平、共享的价值理念。

首先，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应该遵循公平的价值理念。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公平是指平等的对待每一个失地农民并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即该制度的运行不受受益人地域、性别的影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理念相类似，失地农民的保障权是基于社会契约、国家责任和公民基本生活保障需求的一项基本人权，消除不同社会阶层或者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实现其基本人权的根本要求，[11]因而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不应有制度歧视、保障水平歧视等问题。

其次，共享也是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理念。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共享理念是指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失地农民应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在开发土地的过程中，被征地地区未来的土地收益和征地前相比大大增加，因此土地级差地租以及土地市场价格应该在失地农民补偿安置中得以体现，只有这样，才不会使开发商在开发土地受益的同时使失地农民受损，失地农民有权利共享土地开发所带来的成果。

总之，在构建失地农民保障制度时，依据公平、共享的价值理念为失地农民建立保障制度可有效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同时也会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原则

对大量的失地农民研究文献以及可持续生计理念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可持续生计原则，兼顾公平和效率原则，兼顾失地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原则，促进失地农民全面发展原则。

第一，可持续生计原则。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对可持续生计的探讨，可持续生计要着眼于将来、要改善失地农民的生活、要创造失地农民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要提供失地农民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农民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后，政府或者开发商要给农民提供替代土地资源的资料，使农民能够有所依靠，并且，这种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要具备上述可持续生计的特点。同时，在提供生活和生产资料时，要考虑到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其所掌握的技能，即考虑到失地农民本身的特点。

第二，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必须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此处的公平就是要为每个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建立保障制度，不能因为其性别、年龄、籍贯、民族而将其排除在保障制度之外；效率则是指在保证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同时，又不会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我们要编织一个没有“漏洞”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并且，该制度所提供的水平要符合“适度性”原则，原因有二，一方面，假如我们提供的保障水平过高，就会使失地农民“自愿失业”，这将影响社会生产活动，最终使得社会生产无效率；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提供的保障水平过低，许多失地农民得不到基本生活资料，则会因失地而失去保障权，这是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无效率。

第三，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在满足失地农民生存权的同时还应兼顾到失地农民的发展权，尤其注重失地农民发展权。生存权的满足是一种基本的权利实现，发展权符合“可持续生计”的理念，要求我们不但要考虑到现在，还要考虑到将来；不但要给失地农民“授之于鱼”，更要给失地农民“授之于渔”。由此原则出发，失地农民保障制度不但要使失地农民能够生存，而且要让失地农民得以发展。只有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我们所构建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才是有效的。

第四，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构建应着眼于促进失地农民的全面发展。失地农民的发展主要包括物质层次的丰裕和精神层面的提升，从物质层面来讲，稳定的家庭收入、良性的生活状态是其体现。在精神层面，文化水平的提升、市民化身份的适应、心理健康是良性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体现。同时，也只有从这两方面出发，失地农民才能实现“可持续生计”，失地农民弱势的现状才能得以改善。

五、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框架

依据上文对失地农民保障的内涵、理念、原则的探讨，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应包括：失地农民生存保障和失地农民发展保障（如图2所示）。其中，失地农民生存保障是基于保障失地农民生存权所建立，失地农民发展保障是实现失地农民发展权的体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失去土地之后，其就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资本。[12]因此对失地农民提供一种既能满足生存又能促进发展的制度安排是必须的。基于此，构建包括最低生存保障和基本发展保障的失地农民“双层次保障体系”是一种必然选择。[13]在此，笔者定义满足最低生存保障的制度是失地农民生存保障；满足基本发展保障的制度是失地农民发展保障。

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失地农民生存保障：核心是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失地农民发展保障：核心是失地农民就业保障

总 结

城市化推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也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失去土地后，其生存和发展问题令人堪忧。政府为妥善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建立了失地农民保障制度，该制度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在现实操作中该制度存在很多问题。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失地农民保障制度和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之间存在矛盾，这些矛盾包括短期安置与长期生计的矛盾、安置模式单一与多种生计资源的矛盾。这些矛盾影响到失地农民的长远发展。基于此，本文在“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对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内涵、原则、理念进行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现行失地农民保障制度的安排构建科学的失地农民保障制度，这个制度由失地农民生存保障制度和失地农民发展保障制度组成，失地农民生存保障制度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失地农民发展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满足失地农民实现发展权利的保障，通过这两种制度的合理安排，可以为失地农民培养就业、生存、适应社会的能力，最终促进失地农民实现可持续生计。

[注 释]

① 本处内容参考本人所写的关于失地农民研究综述一文。本文是在文献综述基础之上的深入研究。

② 本处所构建的三要素模型是受席恒教授的“社会养老保险理想模式的三个元素”的启发下所做。

③ 马晓磊在《城市化背景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征用农民的土地一般都是按市场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给他们较为满意的补偿(土地征用费和土地赔偿款构成失地农民的全部补偿费用)，而且还会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其内容包括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 为他们提供就业与培训的机会， 同时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等。

④ 在失地农民权益研究方面，失地农民有权利得到公平的国民待遇，有资格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有必要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⑤ 关于这一点，笔者有两点认识，其一，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依人群而建立，造成不同人群不同制度安排的现状，从而引发不同制度不同保障水平，收入差距被人为拉大。其二，不同人群、不同制度安排的碎片化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大阻碍。基于此，笔者认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可在现行框架下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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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Framework

of Land-lost Farmers' Security System

――Based on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Yang Bin， He Qi

（Northwest University，Public Administration Academy, Xi'an 710127，China)

第8篇：经济学博弈论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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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3年9月25日，张益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作学术报告。

9月底的一个周三中午，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3楼的公共活动室内，几十位师生用过三明治加乳酪和蔬果的简单午餐后陆续就坐，准备听取一场关于孪生素数的前沿学术报告。此时离黑板最近的主讲人餐桌前，两位华人已经就绪，其中担任主持的是普林斯顿数学系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张寿武。另一位就是主讲人张益唐，一位来自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讲师。

“学术午餐报告会”（Colloquium Lunch）是普林斯顿数学系的传统，相当于一种非正式而特殊的荣誉。老教授约翰·纳什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后，另一位教授安德鲁·怀尔斯1995年攻克数学史上著名的费马大定理以后，系里给他们主办过同样的活动。如今，破译“孪生素数猜想”的张益唐登场了。

在2米多高的落地黑板前，大约1.78米的张益唐一边用粉笔写下一行行公式，一边用略带口音的英语流利地讲述着。台下，我虽然接受过高等数学的基本训练，但完全无法跟上世界各国奥赛优胜者们的节奏。当然，我从华盛顿驱车3个半小时来普林斯顿，可不仅仅是为了聆听张益唐的数学讲座，还想请他讲述更多自己的故事。 横空出世的论文

人们现在已经知道，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张益唐成就之突出，可以跟当年陈景润攻坚哥德巴赫猜想相提并论。张寿武教授觉得，从人生故事来说，张益唐比陈景润要精彩，甚至比拍成电影《美丽人生》的约翰·纳什都要精彩。

他从1984年起就认识张益唐，当时两人正念数学专业的研究生。张寿武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师从王元院士，张益唐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跟着潘承彪教授。

“我偏代数一点，他偏解析一点。”张寿武说。

普通人怎么理解代数跟解析的区别？

张寿武微笑着轻轻摇头，露出无奈，“都差不多，算一个领域吧，数论。”

与哥德巴赫猜想类似，孪生素数猜想也是20世纪前即出现的数论领域的经典难题。素数（也叫质数）为数论中的基础概念，专指那些只能被1和自身整除的数，由2开始，3、5、7、11、19、23这么一路延续下去，或许直到无限。如果某个素数前后有差值为2的另一个素数，两者即构成“孪生素数”，比如（3 5）、（5 7）、（11 13）、（17 19）、（29 31）、（41 43）。如果有一个表格分别列出1万以内的孪生素数、10万、100万、1000万、1亿以内的孪生素数，我们可以发现其分布越来越稀疏，但似乎一直存在。此时，孪生素数猜想的核心命题为，孪生素数有无穷多对，不管多么稀疏，它们将一直存在下去，直到无限。

100多年来，数学家们大都相信孪生素数猜想应该成立，但无人能够一锤定音，直到今年春天，才由张益唐将论证过程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他成功地证明，的确存在无穷多个差值小于7000万的素数对。虽然从7000万降到2才能最终证明孪生素数猜想，但张益唐的这一研究成果随即被数学界认为在孪生素数猜想这一终极数论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光明已经明确无误地出现在黑暗隧道的尽头。

张益唐的贡献相当于将大海捞针的工作变成水塘里捞针，以他提供的方法为基础继续演算，水塘将进一步缩小为水缸、水桶、水杯，直到最终求证。张益唐的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华裔数学天才陶哲轩已经将两个素数间的最大差值缩小至5000。

张益唐在普林斯顿要呆一个星期，总共完成3场学术报告。学校安排了临时的专家公寓，他看上去非常喜欢这里幽静、简单的环境。

“我是4月17日投出去的。5月8日，正好3个星期，他们就已经审查完。”谈到自己横空出世的论文，张益唐说。他的普通话带着江浙口音。他1955年在上海出生，13岁时随父母迁至北京。他投稿的《数学年刊》是纯数学领域的顶级出版物，审稿耗时漫长。以2011年为例，《数学年刊》上发表的论文平均审稿时间为24个月。张益唐被接受之快，算是一个历史纪录。他的成就立即进入大众视野，从《自然》杂志到《纽约时报》都有专文报道。他已经成为学术明星。 张益唐是谁？

“我听说普林斯顿的几个教授当时谈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张益唐是谁？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人？”他自嘲。

张益唐1978年考上北大数学系，本科毕业后继续念完硕士。1985年，他来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1992年毕业。按照这个路径，其实他的学术生涯应该走得很顺利才对，但就是在普渡期间出现了波折。他与导师、来自台湾的代数专家莫宗坚产生了分歧，其中既有对学术的不同理解，也有彼此间性格的冲突。

张益唐取得成功以后，莫宗坚在普渡数学系的网页上贴出了文章《张益唐在普渡的生活》，似乎用作对各种可能质询的书面回答。莫宗坚简单回顾了两人7年的师生关系，他对张益唐读博期间立志攻克另一大数论难题“雅可比猜想”似乎持不同意见，但最终还是予以认可。莫宗坚自己的专长之一正是雅可比猜想，自称该领域的看门人，虽说他偶尔还需要面对自己赖以成名的论文可能出错的质疑。莫宗坚认为开头的几个学期自己像“虎妈”，没有给张益唐足够的空间自由成长。从第四学期开始，两人每天一次的长谈减成一周一次。张益唐的博士论文引用过莫宗坚的成果，但最后发现导师当初的研究并非完美无缺。张益唐毕业后，莫宗坚从未写过推荐信帮助他寻求一份高校的教职，两人22年来从未有过任何联系。

我跟张益唐提到了他博士导师的文章，他没有看过。其他人提出转发给他这篇文章，他拒绝接受。

“我不太愿意提普渡的这种经历。普渡最近要给我一个杰出校友，我说我大概不会去领这个奖的。可以这么说，北大是我唯一的母校。”张益唐说。 明年开始，张益唐将以访问学者身份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只有在异乎寻常的情况下，一个博士才会拒绝认可培养自己的学校。没有导师呵护推荐的博士毕业生在学术圈的前景，就跟孤儿独自面对社会差不多，加上当时正逢苏联解体，不少数学家拥入美国寻找机会，获得学术岗位的竞争格外激烈。张益唐毕业时，没能找到工作。当时北大的一位校友听说他的境况以后，邀请他到肯塔基州替自己经营的赛百味快餐连锁店做会计。掌握高中数学的人就足以胜任这份工作，虽然轻松，但他无法藉此过上稳定舒适的生活。六七年间，他做过汽车旅馆小工、送过餐馆外卖，甚至还将全部家当搬进过汽车里，过着流浪者般的生活。 困厄中的坚持

转机出现在1999年。另一位北大校友帮他联系到新罕布什尔大学授课，开始算编外人员，几年后才转正。在学术圈中，讲师是份辛苦活，待遇与拿到终生教职的教授、副教授们相差巨大。不过在高校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加上有图书馆资源可以充分利用，他已经很满意。这一呆就是14年，其间几乎没有与学术界发生联系。

张益唐的朋友说，他一次能喝一瓶二锅头。在朋友印象中，张益唐的记忆力超出常人，他的老式摩托罗拉翻盖手机没有储存联系人的信息，几百个电话号码都记在脑子里。张益唐2004年结婚后，妻子多数时候住在南加州，他自己在新罕布什尔租房住，也不开车，每次到普林斯顿的朋友家都要坐两次大巴加一趟火车。

我跟张益唐提到，华人开办的风华巴士从波士顿到纽约只要15美元，价廉物美，但安全性可能有点问题。他说这趟服务正是因为安全隐患已被管理部门勒令停运，神情中露出些许惋惜。不过对自己博士毕业后长达20年的辛苦，张益唐丝毫没有觉得遗憾。他可以转行电脑或者金融，到华尔街谋得一份工作并不难，就跟很多无法在学术圈发展的数学人才一样。但他没有放弃数学，他的研究从未停止，他专注于孪生素数和另一个重大课题尼曼猜想。这份坚持实属独特。 “暮年诗赋动江关”

张益唐还喜爱俄罗斯文学、勃拉姆斯和唐诗宋词。有没有一首诗可以表达现在的心情？

“唐诗宋词？”他略作停顿，“好吧，我就说两句。我不想说它的出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张益唐学术生涯的契机出现在2012年夏天的科罗拉多州，当时他已经57岁。在好友齐雅格家的后院抽烟的时候，他有了一次顿悟。接下来的6个月，他完成了论文《素数间的有界距离》。

著名数学家亨里克·伊万尼茨是《数学年刊》的编辑之一，他接到张益唐的投稿以后非常兴奋，连续工作了7天，从头到尾完成了整个验算和核实，最后确认无疑。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重要突破。”伊万尼茨也到了普林斯顿出席张益唐的学术报告会，“我们都被震惊了。他使用的是数论领域现存的庞大工具体系中最好的那一部分，虽然从前其他人也使用过，但他加上了自己的创新，所以取得了成功。这种例子相当罕见。”

普林斯顿数学系教授皮特·萨纳克也担任过《数学年刊》的编辑，他用一个普通人能理解的说法来概括张益唐成功的原因：假如数论工具像一辆汽车，“他不仅开这辆车，他更深入到了发动机部分，进而改进了发动机的工作方式。这极不寻常”。

萨纳克读过杜甫的可能性不大，但他注意到了张益唐“暮年诗赋”的特殊性。年轻的、最有活力的大脑对数学家来说很重要，纳什22岁完成博弈论领域的创新，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思路形成于30出头的时候，张寿武证明波戈莫罗夫猜想时刚好36岁。

“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张益唐的成功相当鼓舞人心。”萨纳克笑着。他今年59岁，其成名作发表于20多年前。

张寿武、萨纳克、伊万尼茨这些顶尖数学家从不指望为自己的职业找到实用价值。不管孪生素数猜想取得的突破多么轰动，它也无法跟GDP连到一块。人类固有的好奇心才是推进纯数学研究的第一驱动，数学家只求探究的问题深刻而且关键。

张益唐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数论研究，他说：“本来这些问题都非常简单，中学生都懂，聪明一点的小学生都懂，可它们内部却蕴藏着那么多秘密，要在逻辑上证实却又那么困难，这里头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张益唐成名后，海内外各种邀请纷至沓来，不过他最喜欢的还是包括三重含义的“普林斯顿”：作为历史名镇的普林斯顿、作为世界顶尖学府的普林斯顿大学和开展纯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工作过多年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里推崇学术的小镇环境或许比哈佛耶鲁更有魅力。从2014年开始，张益唐将以访问学者身份加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无需承担任何来自教学或者科研经费的压力，可以将全部精力专注于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