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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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范文

关键词：会计学本科；税法；基本环节；教学模式；支架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394（2017）04-0076-05

一、支架式教学模式的概述

支架式教学模式（ScaffoldingInstruction）是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学习理论影响下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认为：“支架式教学应当为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提供和建构一种概念框架，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为此，教师先要把复杂的教学任务加以分解，以便于把学生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1]。这里的“支架”就是“帮助”的意思，如建筑物上的脚手架所起作用是一样的。教师是学生掌握建构内化更高认知活动技能过程中的“脚手架”，利用“脚手架”的支撑作用把管理学习的任务逐步通过教师转移给学生，从而使学生智力能够从实际发展水平提升到更高的潜在发展水平。常用的支架式教学支架包括示例、解释说明、建议、列图表、指导等。支架式教学模式有助于学生学习和理解结构化的知识，有利于学生特长和个性发展的发挥：支架式教学模式通常包括五个基本教学环节。搭建脚手架；进入问题情境；独立探索；协作学习；学习效果评价。

二、《税法》教学中引入支架式教学模式的意义

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税法》课程是会计学专业的一门必修核心主干课程，具有很强的专业技术性和应用性，在学科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前承《经济法》《会计学》等相关课程，同时为《中级会计实务》《高级会计实务》《财务管理》和《审计学原理》等相关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专业理论基础。《税法》课程的教学，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我國税收体系以及各种税收法律制度的具体规定，掌握税收征收管理制度中规定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税收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能正确准确计算各种税种的应纳税额及处理税收征纳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以满足社会对财经工作者在税收方面的需求。

（一）《税法》课程特点

1.内容多

《税法》课程与其他法律课程一样，教学内容严谨而抽象并且理论性极。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内容包括税法基础理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三大部分。其中，税收实体法包括流转税法、所得税法、资源税法、财产税法和行为目的税法等；税收程序法包括税收征管法和税务行政管理法等。此外，还要涉及税收、财政、法律、会计、对外贸易等相关知识，信息容量很大。在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传统教学实践中，学生普遍感觉到教学内容太多并且抽象枯燥繁杂，学习难度较大。

2.课时少

大多数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税法》课程一般安排一学期16周、每周2-3个课时的讲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将各个单行法的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税收优惠等税收法律要素由点到面地讲透，实现《税法》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3.时效性强

从健全税制的角度或者提升立法层次的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的税制正进行着不断的调整与改革，每年都有大量的税收文件修改与实施，使得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税法》教学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给教师和学生都带来较大的压力。自2016年5月1日起，全面推开的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此次改革对《税法》教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引入支架式教学模式的意义

高校会计学本科阶段的教育是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是为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服务。如何有效提高《税法》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率，是任课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一直思考和不断探讨的话题。在《税法》课程教学实践中，如果教师上课采取注入式的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以讲授为主，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不仅会产生学生建构知识困难等弊端，而且可能会弱化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限制其逻辑思维的发展。如果将支架式教学模式引入《税法》的教学，将会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因为支架式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学习由外部刺激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信息加工的主体，能够在已有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地积极实践，从而建构出新的经验和知识体系，不在仅仅是被动接受知识；同时，教师也不再是知识灌输者的角色，而是充当了帮助学生建构知识促进者的身份。此外，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税法》课程的教学内容中有很多结构化的知识，完全适合采用支架式教学模式建构《税法》知识的支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讲授帮助学生搭建“支架”，激励质疑，让学生自己去主动学习相应内容，这样教师既能做到讲解重点，突破难点，而且还能激发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创造性，便于学生更深刻理解掌握所学知识，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三、支架式教学模式在《税法》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一）建立支架

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税法》课程的主要内容是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相关知识，其中税收实体法是学习的重点。税收实体法，包含了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关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资源类税法、财产类税法、行为目的税法等八章内容，故本文以税收实体法的教学为例来阐释在《税法》课程中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具体运用。

对于学习《税法》高校会计学本科专业的学生而言，“现有发展水平”是学生已经学习了《基础会计》、《经济法》等相关课程，掌握了会计的记账方法和程序以及法学的基础理论。“即将达到的发展水平”是这门课程要学习的最主要内容即税收实体法的相关知识，所以构建《税法》课程的支架以单行法的税法构成要素为基础；以单行法的基础理论、基本内容、计税管理等三方面内容为主干。

具体而言，实体法的税法构成要素主要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税收优惠、征收办法和纳税地点以及总则、罚则、附则等要素。各单行法的基础理论主要阐述单行法的概念分类、特点及作用；单行法的基本内容包括各税种的征税范围、纳税人、税率、优惠政策；各税种的计税管理主要涉及应纳税额的计算；各税种的征收管理主要涉及纳税期限、征收办法和纳税地点以及总则、罚则、附则。税法学建构的支架可以用图1来表示。通过建立这个知识“支架”，帮助学生掌握实体法要学习的相应内容和体系框架；如果学生在学习税收实体法的每一章内容都按照这样的框架体系去学习、思考、比较、探索，必将会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同化”和“顺应”。

（二）进入情境

根据已经建构的支架，自然产生了相对应的问题，也就是概念框架中的各节点。比如：各个单行法的概念是什么？各个税种的特点和作用有哪些？各个税种在征税范围、纳税人、税率、优惠政策方面有哪些规定？各个税种的应纳税额如何计算与申报？各税种的纳税期限、征收方法、纳税地点、总则、罚则和附则等征收管理方面各有哪些要求？

实体法中各个单行法的概念体现了税法的内涵，因为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征纳活动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所以各单行法的概念特别强调纳税人的不同身份。在增值税税法的概念别强调应调整对象是：国家和增值税纳税人；而消费税税法的概念别强调应调整对象是：国家和消费税纳税人。各个单行法的特点和作用可以分别从各自立法的目的和背景上去理解。

纳税人是纳税主体，是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纳税人与征税对象或征税范围相关；各个单行法的征税范围与征税对象密切相关，它是征税对象的进一步补充，单行法的征税范围包括货物、劳务、财产、收入、所得、土地和行为。如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对象是土地，其征税范围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土地。比如，在征税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为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值得注意的是，各稅种之间征税范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征收消费税、资源税、关税、车辆购置税的同时一定征收增值税，因为消费税、资源税、关税、车辆购置税是基于增值税课征的税收。

税率是衡量税负轻重的主要标志，体现征税的深度。税法在实际运用中主要有比例税率，累进税率和定额税率。增值税法、营业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均采用比例税率；个人所得税法中对工资薪金的征收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土地增值税法采用超率累进税率；资源税法和车船税法采用定额税率。总体上，纳税人、征税对象和税率为各税种的基本要素，是学习的重点。

应纳税额的计算及申报是各税种的核心教学内容，涉及的信息量较大。授课时，可以根据各税种的具体内容再分别建立框架。下面以若以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为例建构“支架”，见图2增值税计税管理架构的支架所示。增值税征收办法有简易征收和抵扣征收两种，其中，小规模纳税人的应纳税额的计算采取简易征税的办法，不抵扣进项税额，只要学会把含税销售额进行价税分离即可。一般规模纳税人采取税额抵扣的办法，即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的余额为应纳增值税额。因此，把销项税额的确定和进项税额的确定为主干，确定销项税额的支架节点分别为销售额的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确定进项税额支架的节点分别为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和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

（三）独立探索

教师通过支架的搭建和情境的引入，帮助学生系统性认识税法课程的主要知识点。独立探索环节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进行共同的探索。需要强调的是，需要强调的是，独立探索不是让学生独自独立探索，而是在师生的互动过程中的共同探索。共同探索中，教师应适时启发或提示，引导学生自己去思索，同时及时为学生答疑解惑，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所学知识仔细推敲，将抽象严谨的税法条文转化为生动形象的法理，帮助学生积极内化所学的知识主题，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以进项税额的确定为例，从“搭脚手架”和“进入情景”两个环节学生已经掌握了进项税额的抵扣的相关知识点，比如理解了进项税额的抵扣可以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凭票抵扣，是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以及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就可以进行抵扣；第二种情况计算抵扣，通过法定的扣除率和支付金额计算抵扣。课堂教学中可以引导学生探索：是不是只要有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相关进项税额就可以抵扣？为什么？怎样进行认证抵扣？如果不抵扣又如何进行处理？课堂上学生很容易回答第一个问题：不是只要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其进项税额就可以抵扣，则往往需要进一步深入设问，即哪些情形即使有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抵扣联也不准抵扣？若不能抵扣又如何进行处理？此时，有的学生回答购进货物保管不善丢失、被盗情形；有的学生回答购进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应税服务用作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等情形；有的学生回答虚假发票的抵扣联等等。尽管学生的回答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不能抵扣的情形；但不够专业；教师此时要引导学生理解专有名词“免征增值税项目”、“非正常损失”，提醒学生注意当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主管税务部门规定时也不能抵扣，比如发票超过了180天才办理认证抵扣的情形。对于若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又如何进行处理的回答，同学讨论的结果都是不能抵扣的进项税额计入货物或资产劳务的成本，课堂用极短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教师在释疑这个知识点时还可以联系相应会计账务处理的方法来加深同学们对该规定的理解。由此可见，课堂探索主要解决学生易出错和难以掌握的知识点，独立环节的探索设计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的教学原则。

学生独立探索环节是支架式教学的最难实施的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引导学生探索问题对教师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等有较高的要求。教师对学生探索过程的引导主要通过课堂上的提问、课后的作业、课后的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进行。同时教师还应根据出现的问题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因势利导，提升学生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沿着教师搭建的教学“支架”逐步完成知识层面的攀升。

（四）协作学习

在实际教学活动中，税法教学的第一次课可以特别强调协作学习的重要性，将班级学生分组并固定学生的座位便于小组成员在一起集体讨论。在课前、课中和课后的教学环节中，教师应经常布置需要集体完成的学习任务，在课堂上要求小组发言人汇报本组学习的成果，并由教师和其他同学一起现场点评。比如在增值税抵扣的知识点课堂讲解时，进一步引导学生小组讨论“如果购进货物的扣税凭证已经抵扣认证后，将货物改变用途用于不动产的工程建造，又该如何处理？”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能不能采取退税方式？在此阶段，教师要了解学生合作讨论进程和结果，适时对学生进行提示和指导，帮助学生逐步摆脱支架，把学习任务逐步交给学生完成。经过同学们讨论，最后学生都能理解进项税额的转出的税务处理和会计处理的原理；懂得进项税额不足抵扣的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不能采取退税方式的税务处理的原理。

（五）学习效果评价

该环节的考核评价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第一，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评价情况，主要是评价学生的参与度；第二，学生个人对小组协作学习所做出的贡献程度，主要是评价学生的协作能力；第三，学生所学专业掌握情况，主要是评价学生的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学习效果评价可以由各学习小组展示自己成果，让学生体验成就感，《税法》课程学习效果的评价方式可以采用书面作业、PPT、口头表述、课程测试等多样的形式。学习效果评价通常分三个步骤实施：首先，由学生自身反思是否真正深刻理解掌握了所要学习的抽象的法理法条；其次，同学之间相互评价；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评价，对存在问题予以澄清，统一学生认识，对好的解决方案进行表扬。

四、结语

教学方法的研究是一个经久不衰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税法》教学过程中引入支架式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能力素质和提高教学效果方面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注重支架式教学模式的同时，不可以排斥或否定其他教学模式。此外，支架式教学模式需要教师构建讲授知识内涵和外延框架，但由于学生个体素质差异，如果教师不能有效搭建不同层次的教学支架，将不利于因材施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支架式教学模式实质上对教师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將支架式教学模式引入税法教学，根据教学的具体内容，灵活运用教学的支架，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对于丰富《税法》等相关法律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伍尔福克.教育心理学[M].何先友，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 

[2] 高艳.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支架式教学模式探讨[J].当代教育科学，2012（19）：62-63. 

第2篇：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范文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体系；客体

法律关系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构筑整个法学体系的基石之一，它可以被应用到各门具体的法学学科之中，并形成为具有特定内容和意义的该部门法学所独有的基本范畴。税收法律关系作为税法学的基本范畴，由它可以推演出一系列的税法学的重要范畴，由这些重要的范畴又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一系列更具体的一般范畴，从而可以构筑税法学范畴体系的大体轮廓。因此，税法学可称为以税收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2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理论的科学性取决于范畴及其内容的科学性。”3因此，建立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对于税法学的发展与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对于构筑科学的税收法律关系的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在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之前，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税收关系与税法体系。因为，税收关系是税收法律关系的经济基础，而税法体系又在根本上决定着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

税法的体系是由一国现行的所有税收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税法部门从而形成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有机整体。税法的体系取决于税法调整对象的体系与结构。税法调整的税收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税收体制关系与税收征纳关系。依据税收关系的结构与体系可以构筑税法的体系，即税法可划分为税收体制法和税收征纳法两类。税收征纳法可分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和税收征纳程序法。4

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确认和调整在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以及征税主体内部各主体之间发生的税收征纳关系和税收体制关系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

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是指由各种税收法律关系所组成的多层次的、内部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是由税法的体系并在根本上由税收关系的体系所决定的。由上文的论述可知，税收法律关系由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所组成。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由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和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所组成。

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们探讨税收法律关系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重要前提。同时，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为我们探讨这些基本问题构筑了一个理论平台，只有站在这个共同的理论平台上，我们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讨论，否则，从表面上来看，学者们是在讨论同一问题，而实际上，由于他们所“站”的理论平台与所持的理论前提不同，因而所讨论的并非同一问题，或并非同一问题的同一个方面。因此，笔者在此先构筑自己的理论平台是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的。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在这一问题上税法学界的争议不大，一般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货币、实物和行为，而前两者又可合称为“税收利益”。5

然而，从整个法学界的角度来讲，法律关系的客体却是一个存在很大争议的问题，无论是法理学界，还是部门法学界对此问题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

首先，就法理学本身对法律关系客体的研究来说，其观点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如有学者认为：“法律关系客体是最为复杂、最为混乱不堪的问题。”6

其次，从部门法学的角度来讲，对法律关系的客体的理解也存在众多争议。在民法学界就存在着“利益说”、“行为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不同的观点。7在刑法学界，关于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存在不同的观点。8另外，其他部门法学的学者纷纷提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9、竞争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竞争秩序（也可以理解为竞争机制）”10、“统计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广泛性，几乎包括所有的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11、“目标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或经营控制权便理所当然成为企业并购法律关系的客体”12等诸多观点。

法理学界和各部门法学界对法律关系客体理解上的差异，为本文探讨税收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制造了诸多障碍，使得税法学界无法直接借鉴法理学或其他部门法学的既有的研究成果，而必须在法理学和各部门法学现有观点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法学的特殊研究对象进行创造性地研究。

借鉴法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本文认为，客体是法律关系的必备要素之一。因为，从语义上讲，“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和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13

法律关系的客体既然是法律关系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是主体作用力所指向之对象，因此，从理论上讲，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七类：国家权力；人身、人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法人；物；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信息。这七类客体还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14

本文从税收法律关系的体系出发认为，在税收体制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中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权，因为税收体制法主要就是分配税权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权在税法学界是一个有着不同含义的概念，但通常所理解的税权是指国家或政府的征税权或税收管辖权。15本文所使用的税权指的是国家对税收事务所享有的权力，国家所享有的这种税权是一种从国家统治权派生出来的一种政治权力，当这种政治权力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时就成为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因此，作为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权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力，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政治实体，它由一系列行使国家各项权能的职能机关所组成，它的权力也要由这些具体的职能机关来行使，这样就会出现如何在国家的各职能机关分配国家的某项权力的问题。在这种分配国家某项权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体制关系，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和调整这种关系，就产生了体制法律关系。具体到税收体制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其主体是中央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一定级别以上的地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它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合而为一的，其权利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其义务是“依法”行使其所享有的税权。16因此，其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是税权，税权充当其权利义务的载体，是其权利义务作用的对象。因此，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税权。

在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国家与纳税人，国家享有税收债权，纳税人承担税收债务，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共同对象是税收收入，主要包括货币和实物。

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分别是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代扣代缴义务人，各相关主体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是税收行为，因为，税务机关的权利是要求纳税人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而纳税人的权利也是要求税务机关为或不为某种税收上的行为。

由于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利益，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也可以高度概括、抽象为税收利益。当然，这里所说的税收利益已不同于学界通常所理解的、作为税收征纳实体法律关系客体的税收利益，那里的税收利益是具体的利益，即货币和实物等经济利益，也就是本文所使用的税收收入。而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统一客体的税收利益指的是广义上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权力利益和权利利益。

本文所述观点与税法学界的一般观点的区别有四：其一，本文是在税收法律关系体系的理论框架下来探讨税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显得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可以和税收法律关系的其他问题组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其二，本文提出了税权是税收体制法律关系的客体的观点，笔者尚未见到学界有人提出这一观点，其科学性及价值如何尚有待学界讨论；其三，本文所说的“税收行为”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学界一般理解的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及其所属税收征收管理机关在制定、颁布和实现税法的过程中享有税收管理权限，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17而本文所理解的税收行为则是指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笔者之所以提出“税收行为”的概念是与本文把征税机关定位于国家税法的执行机关以及在税收征纳程序法律关系中征税机关与纳税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观点相一致的。18本文这一观点的科学性及其价值同样有待学界讨论。其四，本文概括出了税收法律关系的统一客体是税收利益，但这是在广义上来理解的税收利益，而不同于学界一般理解的狭义的税收利益。同时本文主张用税收收入来取代学界一般理解的税收利益的概念。

注释：

1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2参见（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18页。

3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3页。

4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8页。

5参见刘剑文、李刚：《税收法律关系新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6王勇飞、张贵成主编：《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537—538页。

7“利益说”参见郑少华、金慧华：《试论现代商人法-规范市场交易主体的新模式》，载《法学》1995年第2期。“行为说”参见佟柔：《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2版，第35页。“社会关系说”参见[苏]A.K.斯塔利科维奇：《社会主义法律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政法译丛》1957年第5期。

第3篇：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范文

    （一）完善税收法律体系

    规范的税收行政执法需要完整的税收法律体系的支持，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是税收行政执法的前提和基础。法律规定税收行政执法权的授权，规定税收行政执法的行为规范，规定税收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和保障。

    完善基础性的税收法律体系，主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拟定税收基本法，短期内在修订宪法不易的情况下，继续拟定税收基本法是可行之举。在税收基本法中明确一些税收基本法律问题，以统领和协调单行税收实体法与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以及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税收基本法要对税收共性问题做出基本规定：如对政府是否拥有征税权做出严格规定，税种设置的基本原则，税收管辖范围及权限，税收管理体制，中央与地方税权划分，违法责任追究，税收司法保障，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等，以达到在税收领域内统一和规范。二是拟定税务机构组织法或条例，规范税务机构设置，组织形式，职责职权，管理体制等等。三是单行税种的暂行条例上升到实体税收法律，增强税法的权威性、规范性、严肃性和稳定性。四是立法要规范。立法要降低规范的弹性，提高规范的可操作性，增强规范的严密性、科学性；同时，立法机关要及时制定、公布全国统一实施的配套规范——实施细则，以保证法律正确顺利实施，增强透明度。税法解释权应属立法机关，执法机关不能自行制定有决定效力的解释和规定

    综合以上各点，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包涵：以宪法为统领，以税收基本法为税收法律的基础；划分实体法和程序法，将单行税收条例上升为法律；依据法律授权，由相应立法部门做出法律规定；依据法律规定和税收管理权限，对税收具体问题做出具体规定，以利于税收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进行。

    （二）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

    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是指税务机关实施税务行政执法行为所应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税务行政执法程序最重要的原则和特征是程序法定。在我国已有的行政程序法中，除行政处罚法、税收征管法、国家赔偿法等外，还有程度不同的规定散在各级行政法规文件中，这些法律法规为我们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促使税收行政执法权更进一地公正、合理行使，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总结国内经验，借鉴国外做法，有必要程序制度来规范税收行政执法行为。程序制度主要有：

    第一，税务公开制度。这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约束力的重要制度，在税收实践工作中，我国提出的税务执法“八公开”制度在21世纪税务人力、资源开发国际会议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因此，将税收执法依据公开，执法信息公开，处理决定公开，执行裁决等公开，以利纳税人行使自己的权利，促进税务行政执法权力的正确使用，从而遏制腐败的产生将起重要作用。

    第二，税务相关人回避制度。税收征管法第12条规定：“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这为税收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履行公正行为有了法律依据，也使税务执法取得公正结果增强了保障。

    第三，税务相对人参与制度。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所做出的决定，享受陈述权、申辩权；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国家赔偿等权利。促使税务行政机关公正执法，纳税人的权益得到保障。

    第四，说明理由制度。我国行政处罚法有规定：行政主体在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将处罚决定、事实、理由、依据告之当事人，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也应告知。这对税收行政处罚前的理由说明同样适用。

    第五，时效制度。行政处罚法对时效均有规定，对税务机关提高行政效率同样提出了要求。

    此外，合议制度，复审制度，咨询制度，顺序制度，保密制度等程序性制度，都对规范税收行政执法权起着重要作用。我们税务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都应该严格和规范税收行政执法程序，以达到依法治税的目的。

    （三）严格税收行政执法监督

    多数发展中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环境比较差，对税收行政执法监督也相当重视。税务执法人员是否真正履行执法责任，执法行为是否合法规范，应通过税收行政行为执法监督做出公平、公正、公开的评价，进而推动税收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税的进程。

    1.从法律上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权力与监督制约是现代社会的一对矛盾体，税收行政执法权必须在相应的监督制约之下，这是依法治税的基础和保证。严格对税收执法权力的监督制约，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宪法或税收基本法上原则规定权力授予和权力限制程序，二是建立税收法律监督体系，三是依法培育相应的权力机制。权力从法律出，这是对权力监督制约的基本要求，但法律规定权力要避免弹性化和模糊化，例如，对税收自由裁量权的规定，在实际执行中易出现主观臆断，难以体现公正规范的问题，需要在三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在适用标准和适用幅度上做出可操作性规定；二是为了从根本上堵塞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漏洞，就要对权力进行分解，对税收行政执法权力也要合理进行分解，以制约权力的滥用；三是对有弹性的、模糊的特殊规定则是越少越好。

    2.建立健全税收执法监督体系。税收行政执法监督按主体划分，可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是指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税务机关对税务人员的监督。外部监督分为行政监督（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纳税人监督、社会监督等。内外部共同监督组成税收执法监督体系。在内部监督中又可分税收行政执法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特别是对重要环节和重点岗位予以税收行政执法行为全过程监督。

    3.提高公务员法律知识水平，保护公务员税收执法积极性。开展执法人员的法律培训，增强遵纪守法自觉性。现在实行的税收执法错误追究制度，实际上是追究税务执法人员失职行为的制度，对违法失职的税务人员可依据公务员条例等法律予以惩戒，但对税务执法人员力所不及所造成的错误，要区分情况，不能一概处罚，以保护税收执法人员依法治税的积极性。

    （四）加强税收行政执法协调

    我国两套税务机构的存在，难免出现税收行政执法的欠缺或交叉。1.应在法律、法规上明确划分各自职责，避免职责交叉；2.规定税收行政执法矛盾协调解决原则、程序和具体办法；3.设立专职职能机构，负责研究、协调和解决国、地税两个税务机构之间的各种问题。

    （五）改善税收行政执法环境

第4篇：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范文

税法的构成要素，是构成税法的必要因素，它们反映了税收制度中的实质，规范了征纳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税法构成要素分为实体法要素和程序法要素，实体法要素主要包括征纳主体、征税客体、计税依据和税率等。 这些基本要素，是决定征税主体能否征税和纳税主体的纳税义务能否成立的必要条件，明确了由谁纳税、对什么征税和征收多少税等这些税收中的最基本，构成了税收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个切实可行的遗产税制度框架，是达到遗产税征收的预期目的关键之一，因此本部分涉及到的问题是遗产税法中的重点，同时也是难点。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如何正确表述征税客体范围的问题。（2）如何确定征税客体范围。 哪些遗产应计入应纳税遗产总额，哪些遗产应在扣除之列，如何把握某些特殊形式的遗产（如房屋，文物）等等。（3）如何确定免征额，这是最大的难点。绝大多数学者只是给出某个具体的免征额数值，而支持这个数值的理由却几乎没有涉及到，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免征额的数值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具体的数值。 而个别涉及的，也只是泛泛而谈，没有实际统计数据的支持。税率表的确定，与免征额的确定，存在相同的问题。 另外，遗产税纳税人的问题也需要明确，尤其是赠与财产在应纳税额时的排列顺序问题。

针对遗产税课税要素研究中的这些难点和不足，笔者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遗产税法有关规定，着重探讨了以下问题：（1）认为在表述征税客体范围时，应以概括法加反列举法为宜；（2）详尽讨论了征税范围，探讨了不计入征税遗产的范围以及扣除项目，并阐述了理由；（3）了确定免征额的原则，并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确定了免征额的具体数值；同时也给出了确定税率的原则，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税率表方案。 总之，本部分试图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以立法原则为指导，分别在纳税主体、征税客体、免征额和税率等具体课税要素问题上给出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方案。

（一）纳税主体

由于遗产税是国际性的税种，其纳税人的确定涉及到税收管辖权的问题。根据国际税法的惯例，税收管辖权的确定，一般采取属人、属地相结合的原则。建议我国遗产税法，也采用这一原则，先将纳税人首先区分为居民和非居民，再以来源地进一步加以划分，从而确定遗产税税收管辖权。具体到“对遗产和赠与税来源地的确定，一般以遗产或者赠与财产所在地为来源地，由该来源地国行使税收管辖权”。[1] 因此建议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死亡时在境内、境外的遗产征收遗产税；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死亡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征收遗产税。

第5篇：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范文

[关键词] 诚实信用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税法的争议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信守承诺并诚实为之，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赖，不得以已经完成的言行是错误的为由而反悔。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税法，目前学说上有肯定否定二说，分述如下：

1.肯定说。肯定诚信原则适用于税法的主要理由多基于租税法律关系系采租税债务关系说所得的结论。租税债务关系说系主张国家处于租税债权者地位，有请求给付的权利；人民处于租税债务者的地位，有履行给付的义务，租税实体法的租税法律关系，即为公法上的租税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与纳税者处于对等的地位，这与私法上债权债务关系相似。基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必须服从同一的规律，才能达到公平、公正之法律目的，从而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上得以适用。换言之，租税债权的行使及租税债务的履行，与私法上权力的行使及义务的履行，本质上并无不同，都要合乎公平正义，为谋个人与个人间利益的调和，并求个人与团体间利益的衡平，任何权力的行使及义务的履行，均需适用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应否适用于税法领域，在德国一直是租税法学界的问题，但是大约从1927年左右开始德国联邦财政法院(BFH)，即不断地加以适用，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诚信原则与国库主义(in dubio Pro fisco)、即“有疑则课税”之意相结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库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思想没落，信赖保护原则、权利保护思想抬头，以非国库主义，即民主主义(in dubio contra fiscum)有疑则不课税之意的观点来解释租税法的目的成为了潮流，诚信原则开始为判例学说所肯定，促使租税法目的的进步。

瑞士虽然在联邦税法中并没有加以明文规定，然而在实务上瑞士联邦法院(BG)，很早就承认了诚信原则在税法上的适用。在州税法中已有明文规定，1944年3月14日关于国税及地方税法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本法的规定，应依诚实信用而加以适用和遵守。”1945年12月16日的州税法亦设有同一旨趣的规定。1947年瑞士租税基本法草案，第五条第一项规定：“租税法依诚信原则加以适用和遵守，当解释租税法时，应考虑所有瑞士国民的法律平等性。”前述瑞士的州税法及租税基本法草案的规定，比德国的更为优越，因其已明文规定诚信原则，而并非只是法律解释原则而已。

日本多数学者对诚信原则是否适用于租税法多持肯定的态度，如田中二郎在其租税法一书中写道：“当做解释原理的诚信原则和禁反言原则，主要系在私法领域发展而成，是否在租税法领域中加以适用，其又是否与税收法定主义相抵触，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实不能作为否定以诚信原则解释租税法的理由，因为这个原则是作为一种普遍的法理存于所有法律领域中的，因此很难以此做为在租税法上排斥其适用的根据。”

我国台湾行政法院的判例也曾明确诚信原则在公法上应有其类推适用，进而将诚信原则引用于租税法。该法院五十二年判字第三四五号判例称：“公法与私法，虽各具特殊性质，但二者亦有其共通之原理，私法规定之表现一般法理者，应亦可适用于公法关系。依本院最近之见解，私法中诚信公平之原则，在公法上应有其类推适用。”“对于各该法令公布施行前已发生之同样情形之事业，其课税处分尚来确定者，若弃置不顾，任其负担不合理之税捐，不予救济，当非政府制订各该法令之本意，而与各该法令施行以后之同样情形事件相比较，亦显有违税法上公平之原则，原处分未考虑物价上涨幅度，以重估原告三十九年购进之该两轮账面上残余价值，不能不认为有违诚信公平之原则，亦即难谓适法。”这个判例明确表明租税法上也有诚信原则适用的余地。

2.否定说。否定诚信原则适用于租税法之理由者，多基于租税法律关系系采租税权力关系说所得的结论。主张租税权力关系说的认为国家与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为权力服从关系。而且德国租税法学者Longhorst认为诚信原则为民法所规定，仅为直接当事人之间的信赖保护，而租税法却是规范国家与国民间的关系，因而其不能加以适用，同时在租税法上适用诚信原则，特别是在租税程序法上，尚欠缺一种独立的判断标准。

此外，德国学者Geerlng认为对于侵害国民财产的课税处分，从合法性的观点而言，国家是直接由法律而取得权利，无须援用对方的诚实义务，而且也无须援用关于权利内容的信赖，因此在租税法上从法理及法律解释原则的角度来看，实在没有适用诚信原则的余地，如果租税法必须在法律规定的领域上藉诚信原则这不明确的标准以决定课税与否，显然违背了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容易因租税法解释而扩大纳税义务的危险，综上所述，Geerlng不愿因诚信原则的适用而引起纳税义务人的不利益。

私法上诚信原则的成立根据是导源于对契约当事人间的信赖保护，其信赖是出于当事人间的约束。规范当事人间法律关系的是契约，双方当事人形成契约前必须充分考虑交易上的习惯，而保护对方的信赖；而在租税法上，国家的课税权行使与纳税义务人间并非出于当事人间的契约或协定所成立，仅仅是因为法律规定而形成，依凭租税法来明晰其是否应课税，课税权的行使仅基于法律，纳税义务人不过依法纳税，如果利用诚信原则将租税法的解释扩大，实际上是假借租税法解释之名，行租税立法之实，显然有违税收法定主义，因此，在租税法中并没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

3.针对以上两种意见的评述。就我国而言，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里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能否适用于租税法，目前国内外通说皆采肯定的观点。

就我国的租税法律关系而言，依我国通说采二元论，在租税实体法上采租税债务关系说，此说认为租税关系虽然具有公法性质，但并不是非常浓厚，系在对等的关系上，依法律的规定，当然成立公法上之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与纳税者处于对等的地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私法上债权债务关系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因而基于同一性质的法律关系，必须服从同一的规律，因此诚信原则于租税实体法上有其适用的余地。而租税程序法系采租税权力关系说，认为国家与纳税义务人的关系为权力服从关系，国家是直接由法律取得权利，无须援用对方的诚实义务，而且也无须援用关于权利内容的信赖，若租税程序法依其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将产生不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结论，但须注意在适用诚信原则时，如果这个法律行为符合诚信原则的下位概念，也就是符合依诚信原则而已类型化的“权利滥用禁止原则”、“情更原则”、“禁反言原则”、“附随义务原则”及“诈欺及不正当方法之禁止”等的下位概念，应依据各该下位概念的内容，决定其法律效果，因而如果符合下位概念的内容，应该仍然可以适用诚信原则。国内也有学者大多主张诚实信用适用于租税法，而我国台湾学者也有持相同意见的，如施智谋教授曾说:“诚信原则为公法与私法应行共同遵守之原则，无庸吾人置疑，故租税法之适用，亦同样遵守诚信原则，换言之，无论纳税义务人或税捐稽征机关，均应受诚信原则之拘束。”

远在罗马法时代，诚信原则已露其端倪，后来法国民法扩充它的内涵，以诚信原则为契约上的原则；德国民法更进一步，以诚信原则为解释契约与履行债务的原则；直至瑞士民法承认诚信原则为权利义务的基本原则，其适用的范围也更加得以扩充；各国学说与法例，均承认其为民法上的“帝王原则”。然而诚信原则在私法上较早得到适用，再加上受条文主义的影响，以为成文法没有做出规定的，不能视为法律上的根据，而诚信原则仅在私法上有明文的规定，因而长久以来只认可诚信原则为私法的原则。然而法律的任务在于实现正义，私人与私人间要实现平均正义，固然有适用诚信原则的必要；个人与国家间为实现分配正义，同样有适用诚信原则的理由。要实现社会财富的平均，预防发生贫富悬殊的现象，以求国计民生的均衡发展，实现分配正义，可见诚信原则在公法上、尤其在税法上是不可或缺的。

二、诚信原则与税收法定原则间的衡平

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可能造成对税法的解释或扩大或缩小，这显然与税收法定主义精神相背，将对税收法定主义产生挑战，因此，租税法适用诚信原则之下，应如何与税收法定原则间取舍与调整亦为重要问题。

税收法定原则，指的是征税与纳税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依法征税和纳税。税收法定原则的建立，系以“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思想为基础，始于1215年英国所颁布之大，现代各国大多以其作为宪法原理加以承认。其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和课税程序合法原则。根据税收法定原则，不仅课税要素的全部内容和税收的课征及其程序等都必须由法律规定，而且规定的内容要尽量明确不产生歧义，还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这一切都意味着税收法定原则强调和追求的是形式上的法定性。而诚实信用原则追求的是具体的妥当性与实质的合理性，基于这些不同，在协调二者的关系时，可从以下方面努力：

1.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首要原则。税收法定无疑是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其在税法的原则中处于什么地位，与税法其他原则的关系如何，学界上有分歧。笔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应作为税法的首要原则。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正如上文提及，税收法定原则系以“无代表不纳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的思想为基础，始于1215年英国所颁布之大，这是最早的税收原则，并为现代各国宪法与法律（税法）加以承认，因而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表现，是地位最高的税法原则；第二，形式主义的法是可以预计的。税收法定原则强调严格的程序、形式和制度的确定性，最易于执法和司法。

2.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解释税法时，应把诚实信用原则看作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补充。税法的对纳税人财产权限制的性质决定了在对税法进行解释适用时，须严格按照法律文本进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进富认为，涉及租税事项之法律，其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之精神，依法律之目的，衡酌经济上的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但是，毕竟租税法律主义是一切租税法解释所奉行的第一原则，且不容轻易地以租税公平原则或实质课税原则为由来加以动摇。因此，在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对税法进行解释时，应坚持税收法定原则，不能轻易以诚实信用为由加以动摇。

3.以上两点是在一般情况下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维护。然而这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可优先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税收行政机关对纳税人表示了构成信赖对象的正式主张；第二，其是值得保护纳税人信赖的情况；第三，纳税人必须信赖税收行政机关的表示并据此已为某种行为。这主要是因为税法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税收法定原则应兼顾的价值目标，而诚信、公平、正义亦是征纳税需要考虑的内容。税法以限制征税权力、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为取向。如果税收行政机关错误地作了减轻纳税或免税义务的决定，而纳税人基于此种决定的正确性和合法性的信赖行事，因此获得了利益，就应得到保障。如果这一信赖结果被纠正，势必影响到法的安定性，进而影响到纳税人因信赖而产生的税收利益，实际上是一种对其税负的加重，从而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因此，不应坚守机械的形式主义，而应体现实质合理性和公平性，使纳税义务人基于信赖产生的税法地位不至于因溯及既往而动摇，即便在某些方面与法律冲突，亦应保护纳税人的信赖利益。“按利益情况在法的安定性和合法性原则两种价值的较量中，即使牺牲了合法性原则也还需要对纳税人信赖加以保护的情况下，适用于个别救济法理的诚信原则是应该被肯定的”。

参考文献:

[1]张晓君:关于税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J].理论探索,2008（1）

[2][台]张则尧:现行税法概要[M].台北:财政部财税训练所，1980，2

[3]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0

[4][台]施智谋:民法之规定如何适用于租税法[J].财税研究，1980（6）

[5]侯作前:论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法[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69）

第6篇：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范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法律专业人才缺口增大,就业方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司法、行政机关等单位,企业、金融机构、社会团体及其他事业单位等均有所需求。然而高职高专法学专业学生的理论研究深度无法与本科生相比,加强实际操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弥补这一不足是其正确的发展方向,特别是金融类高职高专院校的毕业生大多进入企业、金融机构工作,主要是需要实际操作的能力。为解决刑事诉讼法教学内容枯燥乏味、无规律、抽象不容易懂等问题,基于日常教学经验的积累,有必要探讨将流程图教学法引入刑事诉讼法的有效途径。

一、流程图引入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可行性

1.程序性、步骤性的操作环节,是适用“流程图教学法”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破产法、税法、仲裁法等诸多程序法内容,都是由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诸多“司法程序”组成的。这些程序,也就是事态行进的步骤,本身具有时间性和序列性,这就为“流程图”的适用提供了先决条件。而程序法的这一特殊性是其他任何学科,甚至包括计算机等理工类学科所不具备的。

2.步骤的烦琐、结果的不可预知性,是适用“流程图教学法”的本质要求。程序法较为烦琐、机械,在诸多司法程序中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刑事诉讼的第一审程序包括“立案”、“侦查”、“审查”、“提起公诉”、“开庭前准备”、“审理”、“判决”、“送达”等诸多程序。一个简单的案件尚且如此,如果包含当事人众多的集团诉讼、诉讼期间耽误、上诉、二审、再审等因素,可能更加复杂。因此,一个相对明晰、可操作性强的“流程图”是适合初学者掌握的最佳方法。

刑事诉讼:

3.程序法内容的相似性、重复性,是适用“流程图教学法”的内在需要。从法源上讲,程序法与实体法在20世纪不断出现交融的趋势。除了专门解决纠纷的诉讼法外,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商法等传统的实体法,已越来越多地出现程序法律规范,甚至程序法与实体法交融成为其新的特点。这些程序法内容,大体是相似的。例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在“管辖”、“立案”、“一审”、“上诉”、“二审”、“审判监督”、“执行”等诉讼的基本环节规定是相似的。

二、流程图法在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可行性措施

通过三大诉讼法流程图的对比来讲解诉讼程序,可以提高教学信息的集成度,给学生以感性认识,加深记忆。利用多媒体演示流程图课件可以获得最佳的效果。如没有完成课件制作也可在课堂板书上实施流程图法,但其表现力及整体感略有欠缺,因此,仍需将纸质的流程图印发给学生作为补充。

1.充分利用网络及多媒体技术。要充分利用网络特别是多媒体技术来实施本教学法的重要手段,可增强教学的交互性,实现教学资源共享。

2.通过模拟法庭或实习等形式,提高学生对刑事诉讼程序的综合运用能力。仅在课堂上教授了诉讼流程并非教学的终点,还要为学生创造并提供多种参与实践训练的机会。“模拟法庭”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诉讼法,与传统教学法相比,流程图法更容易结合“模拟法庭”教学。在教师的设计、指导下,学生自主选择诉讼程序、诉讼主体角色,进行“模拟审判”,不仅打破原有“讲授式”教学方法的学科界限,融合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亲身演练提高独立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另外,流程图法也可用于辩论会及法律事务实习之中。

三、结论

综上所述,在高职高专院校的刑事诉讼法教学中创新的采用“流程图法”不仅解决了教师在教学手段上单一、陈旧的难题,也帮助学生掌握了学习刑事诉讼法及其他程序法的有效方法,对于完善法律知识的教育和宣传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将流程图教学法应用到高职高专诉讼法课程的教学中,会给学生直观的概念,清晰的思路,使讲解更加系统化,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记忆,同时也为其自学创造了条件,因此,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通过实践新的教学法,解决高职高专学生学习诉讼法课程所面临的缺乏整体感、记忆困难、知识混淆以及不会实际操作等问题。同时,由于本教学法突出各诉讼法的异同点,可以在整体上缩短诉讼法课程的课时,解决课时不足的问题。并且,该成果可以推广到所有包含程序规范的法律课程的教学中,即不仅可以在单纯的诉讼法课程的教学中使用本教学法,也可以在那些包含有程序性规范的法律课程的教学中使用,特别是对于较为复杂的程序,效果将更加显著。

第7篇：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范文

同志们：

今天我们举行公安、地税打击涉税犯罪联络办公室成立暨揭牌仪式，这是公安、地税部门加强协作、互相配合，共同营造良好治税环境，促进全区经济健康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新举措，也是公安、地税部门落实“十六大”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此，我代表党工委、管委会和区政法委对公安、地税联络办公室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部分。近几年来，公安部门在努力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同时，自觉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认真履行职责，及时受理和查处了一批涉税违法案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地税部门也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坚持严格执法，依法治税，积极争取公安机关的配合，协助打击涉税违法行为，维护了税法尊严。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偷、抗税等违法行为仍然存在，特别是地税部门管理的税种多、税源零散、涉及面广，而且多数税种与纳税人个人的利益联系比较密切，加之一些人对地方税收缺乏了解、认识不足、纳税意识不强，抵触情绪较大，极易发生涉税治安刑事案件，因此，单靠地税部门自身的力量，难以有效地预防和处置。设立公安、地税联络办公室，就是进一步加强税警协作，加大打击力度，通过办案，打一儆百，震慑涉税犯罪分子。联络办公室成立后，公安、地税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社会治安特别是地税税收征管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税收法制环境；要加强联系，定期相互通报情况，研究加强配合的措施，及时有力地打击涉税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税收治安秩序；要做好案件查办工作的同时，积极追缴税款、脏款，绝不能让犯罪分子在经济上占到任何便宜，最大限度为国家挽回损失；要坚持依法文明办案，切实保证办案质量，在查办案件过程中，认真贯彻“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标准”的原则，做到办一个、准一个，严格执行实体法、程序法，把每一个涉税违法案件都办成“铁案”。

公安、地税部门要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税法尊严的大局出发，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履行职责，共同打击各类涉税犯罪活动，为全区的社会治安和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8篇：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范文

关键词:cfc税制 适用缺陷 立法缺陷 豁免条款

受控外国公司(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简称cfc)税收法律制度(简称cfc税制),又称为反避税港税收制度。它是有效管制居民纳税人通过避税港基地公司进行国际避税活动的专项立法措施。尽管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已采纳cfc税制,但是,由于我国现行cfc税制规则过于粗略,导致我国cfc税制一方面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未能有效区别对待非避税型cfc与避税型cfc,从而可能阻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活动。为此,在探究cfc税制的功能、优缺点、发展趋势及其有关内容争议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应当鼓励企业海外投资的具体国情,适当参照国际惯例并借鉴有关国家最新立法经验,从企业所得税法与个人所得税法两个视角提出完善我国cfc税制的具体建议,尽可能克服cfc税制缺陷,无疑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意义。

对cfc税制的功能评价

尽管各国cfc税制采用的立法模式不尽相同、宽严不一,但是,cfc税制发源于美国,大部分国家cfc税制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或参照了美国cfc税制,因此,各国cfc税制的基本法理相同,都是根据公司人格否认法理将cfc的未分配盈余视为已分配给居民股东,然后对居民股东就“视为已分配的所得”课征所得税,从而管制居民股东利用避税港基地公司进行的避税活动。因此,在宏观层面上,cfc税制有助于提升一国税制的公平性,符合税收中性原则。

cfc税制是各种征税目标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可用于实现下列目的:防止收入转移到关联的非居民公司;支持其他反避税立法;寻求资本输出中性。cfc规则在那些遵循资本输入中性原则并给予外国来源所得免税的国家是没有必要的。尤其是,cfc税制可以避免转移定价税制的缺点。转移定价税制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对联属企业间内部定价交易所产生的不正当利润运用独立企业间正常交易原则加以纠正,以防止国际避税。但是,转移定价税制在实施中有两个缺点:独立企业间正常交易价格计算比较困难;一般必须对单个转移定价交易逐一进行管制,故而程序极其繁琐。由于凡同时实行cfc税制和转移定价税制的国家,如日本、美国、德国,在发现企业有转移利润时一般是先用cfc税制进行处理,如不适用再适用转移定价税制。因此,在cfc与居民股东从事转移定价交易时,一国可以通过在纳税年度末一次性地对cfc可归属所得向居住股东课税,不仅可以收到管制转移定价避税的效果,而且还能够避免转移定价税制的适用困难与缺点。

cfc税制的缺陷评价

(一)cfc税制的适用缺陷

这类缺陷主要有:cfc税制相当复杂,这种复杂性将增加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征税成本或遵从成本;信息资料收集困难。cfc设立于外国,股东居住国税务机关主要依赖居民股东来获取有关cfc受控与所得来源的信息。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居民股东也很难获得必要的信息,因为cfc所在国可能有反泄露规定或对cfc施加不适当的影响;有些国家在适用cfc税制方面赋予税务机关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如英国),由于缺乏cfc的正确资料以及要起草满意的规定来区分哪些征税、哪些不征税存在着困难,这种自由裁量权可能遭受滥用,由此可能妨碍外国子公司制定合理的税收筹划,另外,各国对税务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合法性尚有争议。

(二)cfc税制可能违背国际税收规则

cfc税制的基本机理是:股东居住国依据财产或控制的关系,否认cfc的独立法人人格与独立纳税实体资格,对设在他国的cfc的未分配利润向其居民股东进行课税。在未经其他国家同意或税收协定未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一国适用本国cfc税制将导致国内税法的单方域外适用,从而有可能侵犯他国的经济主权,违背了公认的国际税收规则——母子公司分别属于独立纳税人原则,并由此可能与税收协定有关条款相抵触。譬如,根据oecd税收协定范本(2005年版)注释,在oecd成员国中,至今仍有比利时、爱尔兰、卢森堡、荷兰、葡萄牙、瑞士六个国家明确主张cfc税制违背国际税收规则。

cfc税制的发展趋势

从各国cfc税制的历史演变来看,cfc税制呈现出适用范围日益拓宽的发展趋势。这主要体现为:

首先,cfc的外延扩大。与美国不同,德国、日本、英国在判定cfc是否“受控”时,仅要求所有居民股东对cfc直接或间接持有达50%以上的股权总额,而不同时要求单个居民股东必须对cfc拥有至少10%以上的股权,从而扩展了cfc的外延,扩大了cfc税制的适用范围。法国cfc税制在界定cfc时,不要求居民股东必须对cfc拥有50%以上股权,只要求超过10%或价值1亿5千万法郎(两者孰小)的股份由法国公司持有。又如美国1986 年税制改革时将受控保险公司的“受控标准”从50%持股要求降至25%。

其次,避税港概念的放宽。“cfc立法一开始只适用于被定义为避税港的国家和地区,但是随后它扩大到在其他国家享受税收优惠的公司,最后它影响到那些不是避税港的国家中提供特别税收优惠的地区”。例如,日本1992 年税制改革时废弃了原先正面列举避税港的做法,转而采用统一概括性标准界定避税港的方法,这无疑将扩大日本cfc税制的适用地域范围。又如,英国也通过拓宽避税港范围来扩大cfc税制的适用范围,英国在1993 年财政法案(finance act 1993)放宽了避税港的判定标准,将实际税率低于英国税率二分之一的标准降低为低于四分之三的英国税率的标准。有害税收竞争实践的产生与发展,使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避税港,因此,晚近cfc立法中,许多国家都先后取消了列举避税港名单的做法,而改为以cfc所在国的实际税率是否达到一定比例来作为衡量避税港的标准,由此也拓宽了cfc税制的适用地域范围。

再次,扩大居民股东纳税人的外延。譬如,日本1992 年税改时将居民股东纳税人的适格条件从至少持股10%放宽至5%。少数国家(譬如挪威、德国、墨西哥)甚至对居民股东纳税人没有最低持股要求。cfc税制这种发展趋势,其原因在于,跨国企业国际避税现象日益严重,避税手段日趋隐蔽,各国都希望通过扩大cfc 立法适用范围加大对基地公司避税活动的打击力度。

未来cfc税制的发展趋势是注重国际合作。1998年oecd《有害税收竞争报告》指出:目前各国仅通过一国单方面或双方面对“有害税收竞争”进行抵制,但是企图通过单方面或双方面的努力来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将会遇到下列问题或限制:由于税务当局受制于司法管辖权,致使其抵制有害税收竞争的能力受到限制;如果其他国家不同时采取相应的行动,那么,一国对其居民征税,使其从有害税收竞争中所获得的利益被排除,就会使其居民纳税人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为有效实施抵制措施,以控制一切形式的有害税收竞争,将产生大量的税务行政成本;不一致的片面措施将增加纳税人的依从成本。oecd认为,对于这一全球性问题,宜通过国际间合作,共同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为此,oecd建议:未制定cfc税制的国家应当考虑采用cfc税制;已经采用cfc税制的国家应该本着抑制有害税收竞争实践,保证cfc税制得到应用;加强各国之间持续性的合作。

有关cfc税制具体内容的争议

这些争议涉及:是否有必要区分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cfc税制是否仅适用于消极所得;是否存在一个最小比例的利润分配作为可接受的分配额;cfc遭受亏损是否可以向前结转,或者不同cfc之间可否进行亏损利润冲抵。这些问题都难以找到一致的答案,各国在各自实践上的差异也证明了这点。cfc税制是一项相当复杂税收制度。有观点认为,cfc税制没有必要如此复杂,否则会导致大量的不确定性。然而,也有人认为更详细的法律和行政规章可以澄清这种不确定性。

现代国家是税收国家,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市场经济不仅要求一国税收制度应尽可能保持中性,尽量减少税收干扰经济资源配置而产生的超额税收负担,还应当贯彻税负公平原则。另外,税收制度体现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直接经济利益分配关系,税收制度制定、实施过程都体现了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利益博弈关系。因此,税制规则具有内生复杂性。发展中国家税法设计一般比较粗略,存在着较多的漏洞,它们更有必要以更详细的法律和规章来澄清不细致和不完善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我国cfc税制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尽管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6-118条采纳了cfc税制,但是,这些条款仅仅勾画了cfc税制的框架。仔细考察我国cfc税制规则,概括而言,我国cfc税制有两大缺陷:未区分cfc的积极所得和消极所得,未能有效区别对待非避税型cfc与避税型cfc,从而可能阻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活动;条款设计过于粗略,缺乏可操作性。

cfc税制应实现下列政策目标:防止把所得转移和积累到避税港外国公司;预防国际偷避税,确保财政收入,防止国家税基的侵蚀;确保税收体系的公平。为此,立法者必须确保cfc税制的适用不应影响正常国际投资商务活动,不能将cfc税制适用效果简单定位为取消延迟纳税,必须通过界定可接受的延迟纳税和不可接受的延迟纳税,使cfc税制只针对避税型cfc,以实现多重立法目标。立法者既应考虑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体水平较低、需要积极鼓励其扩大对外投资的特殊国情,同时,又应当参照国际惯例并借鉴世界各国的最新立法经验,使中国cfc税制尽可能科学完备、具有一定前瞻性。

(一)关于cfc的定义

依照《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6、117条的字面含义,我国的cfc包括下列四种情况:直接或间接持有1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中国居民企业单独或共同持有5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外国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1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中国居民企业与直接或间接持有1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中国居民个人共同持有5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外国公司;中国居民企业单独或共同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拥有事实控制权的外国公司;中国居民企业与中国居民个人共同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拥有事实控制权的外国公司。 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未采纳cfc税制,因此,我国目前cfc尚不包括下列两种情形:直接或间接持有1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中国居民个人单独或共同持有50%以上表决权股份的外国公司;中国居民个人单独或共同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拥有事实控制权的外国公司。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cfc税制在cfc定义上的主要区别之一,也是我国cfc税制的主要缺陷之一。我国cfc定义的不周全性必然造成我国cfc税制的不完整性,不利于有效管制我国居民个人利用避税港基地公司进行的国际避税活动,这种立法漏洞无疑给国内企业提供了规避cfc税制的机会。

cfc定义的核心是控制衡量标准。我国cfc定义中采用两个控制衡量标准:

表决权控制标准。在适用该标准时,必须同时符合单个居民股东持股10%以上与居民股东持股总额50%以上两个条件,并且衡量是否符合这两个条件时,我国采用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两个计算规则。适用单个居民股东持股10%以上的条件,利弊兼有。有利方面是,可以将股东人数较多、股权较分散而我国居民股东难以支配和控制的外国公司排除在cfc税制适用范围之外,可以集中税务行政力量对付主要避税活动,减少cfc税制对我国居民正常跨国投资活动阻扰。其不利方面是居民纳税人较容易通过分散股权来规避cfc税制的适用。为了阻止这种规避行为,实行单个居民股东最低持股要求或居民股东持股总额要求的国家(例如美国),除了采用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计算规则外,还同时采用推定持股计算规则,将分散在与居民股东具有特定关联关系(如亲属关系)的其他个人或实体的股权归属于居民股东。这种推定持股计算规则值得我国借鉴。

事实控制标准。根据该标准,即使不符合单个居民股东持股或居民股东持股总额要求,只要居民纳税人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对某一外国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该外国公司也构成cfc。无疑,该事实控制标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上述表决权控制标准的不足。但是,该事实控制标准给予税务当局很大自由裁量权,在实施中容易引起税务争议,因此,为了避免这种弊端,建议通过颁布税收规章对事实控制标准进行适当细化。

我国cfc定义缺乏受控时间要求。其他国家在cfc定义中一般都规定有受控时间要求,分别有持续受控时间要求、受控时点要求、任何受控时点要求三种不同做法。我国cfc税制在界定cfc定义时未明确cfc的受控时间要求,这是否意味着我国采用“任何受控时点要求”这一做法呢?笔者认为,采取这种理解,显然不利于我国应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国内、积极从事境外投资经营活动的政策目标。本文应当立足于我国国情,充分考虑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现状,可采取持续受控时间要求,譬如,明确规定外国子公司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必须持续三十日受控才构成cfc。

(二)关于纳税主体

大多数国家cfc税制对纳税主体有最低持股比例要求,其中多数国家采用10%持股标准。只有对cfc持股符合最低标准的居民股东,才应对被归属的cfc瑕疵所得当期缴纳所得税。对纳税人设定最低持股比例要求,其原因在于,通常只有大股东才能对公司决策产生影响,小股东难以对公司施加影响,小股东一般缺乏避税动机。依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45条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16、117条的字面含义,在上述第一种与第二种cfc定义下,纳税主体仅仅限于直接或间接持有cfc表决权股份10%以上的居民企业。而在上述第三种与第四种cfc定义下,纳税主体是对单独或参与对cfc进行事实控制的居民企业。纳税主体的这种分割适用,无疑会增大cfc税制复杂性,不利于纳税人遵从cfc税制。笔者认为,基于简化税制目的,可将纳税主体统一界定为对cfc直接或间接持股达到10%的居民股东。

大多数国家cfc税制对纳税主体种类不作区分,不管是居民企业或居民个人,只要符合最低持股要求,都可作为纳税主体。然而,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未采纳cfc税制,因此,我国现行cfc税制不适用居民个人。笔者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也应当采纳cfc税制,在完善我国cfc定义的同时,可将对cfc持股达到10%的居民个人列为纳税主体。这种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我国cfc税制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可防止我国企业特别私营企业通过个人股东对cfc控股规避cfc税制的适用。

(三)关于cfc税制适用的地域范围

我国cfc税制采用指定地区法的立法模式。我国采用概括标准,明确规定实际税率低于12.5%的国家或地区属于我国cfc税制所适用的避税港。换言之,只有设立于实际税率低于12.5%的国家或地区的cfc才受到我国cfc税制的约束。这种概括标准有利于应付有害税收竞争日益加剧,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成为避税港的国际税收实践,并顺应了近年来cfc税制适用地域范围日益拓宽的发展趋势。

(四)关于cfc税制的客体对象

在cfc税制的客体对象即cfc可归属所得(或称cfc瑕疵所得)的认定上,各国的做法大体可区分为实体法与交易法两种。但不管是实体法还是交易法,其前提条件之一是区分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这种区分不同性质所得做法,不仅可有效地阻止对延迟纳税制度的滥用,而且也有利于鼓励本国企业从事积极海外投资活动。

税制设计是基于一国国情而做出的制度选择。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未对cfc税制适用的cfc所得类型做出特别规定。依照我国现行cfc税制,cfc全部所得,不管是积极所得还是消极所得,一般都应作为cfc可归属所得被课税。这显然不利于我国鼓励海外投资、增强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目标,必将对我国企业正常海外投资活动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应当借鉴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cfc税制应当区分积极所得与消极所得。笔者认为,消极所得可分为消极投资所得与基地公司所得两个部分,其中消极投资所得主要包括股息、利息、租金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类型,而基地公司所得是指基地公司取得的、除上述消极投资所得以外的其他类型所得,主要包括基地公司向外国特别是关联方出售财产和提供劳务而产生的销售所得、服务所得、货运所得等。

在具体确定cfc税制的课税对象时,如果采用交易法,税务当局必须逐个识别cfc哪些所得项目属于cfc瑕疵所得,由此,税务当局必须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然而,税务当局在收集国际税收情报上面临着极大困难,因此,采用交易法不利于我国税务当局有效地管制基地公司避税活动。与交易法相比,实体法对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来说提供了较高的确定性,并且在纳税人举证责任方面比较明确,即由纳税人向税务机关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大多数采用指定地区法立法模式的国家采用实体法。实体法已经成为目前各国cfc立法的一个发展趋势。因此,无论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还是从cfc税制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cfc税制宜采用实体法来确定cfc可归属所得,对不符合豁免条款的cfc,其全部所得都属于cfc可归属所得。

(五)关于豁免条款

除了个别国家外,各国cfc税制都规定有一些豁免条款,据以将海外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所得排除于cfc税制管制之外。尤其是采用实体法的国家,更是依赖豁免条款来达到这个目标。鉴于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经营水平低下,国际竞争力较弱,同时,我国企业在避税港设立公司并非仅出于避税动机,还可能基于国际竞争的合理需要,因此,我国cfc税制本应明确规定某些适合我国国情的豁免条款,一方面确保主要基于避税动机的cfc受到管制,同时将非出于避税动机的cfc排除在cfc税制管制之外。然而,我国现行cfc税制仅仅极为笼统地规定“合理经营需要”豁免。

依照合理经营需要豁免,当cfc出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减少分配时,不适用cfc税制进行征税。《企业所得税法》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并未对何谓“合理的经营需要”做出解释,这需要相关法律或国家税务总局做进一步解释,对何谓“合理经营需要”和“不合理经营需要”设定一些客观的判定标准,从而给予征纳双方必要的指导。为避免税务机关的认定超越商业主体自身合理的商业判断,在设定客观标准的同时,应允许纳税人可对税务机关的认定提出反证证明有关分配决定基于“合理的经营需要”。

笔者认为,我国还应当借鉴大多数cfc税制国家的通行做法,通过颁布税收规章增加“无避税动机豁免”、“股票公开上市交易豁免”、“微量所得豁免”条款。这些豁免例外,不仅有利于简化税制、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并且与我国鼓励积极海外投资政策相适应,还可以减少cfc税制与税收协定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依照无避税动机豁免,如果cfc符合下列四项条件,可不适用cfc税制:cfc在所在国拥有为执行其各项业务活动所必需的固定营业场所;cfc在所在国自行管理、支配及经营其业务活动;cfc在所在国从事主要业务活动;cfc业务活动必须是与非关联人进行交易,但是,cfc从事商品批发、银行、信托、证券、保险、航运及航空运输业务活动时除外。

依据股票公开上市交易豁免,如果cfc的股票在国际公认的股票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并且,其一定比例(譬如40%以上)的股票为公众所持有,那么,该cfc可以免受cfc税制管制。该项豁免的理由在于,如果cfc相当数量股票为大众所持有,那么,该公司就较有可能从事正当营业活动。

依据微量所得豁免,如果cfc瑕疵所得(消极投资所得与基地公司所得)在cfc的全部所得中所占份额不超过一定比例(譬如30%),cfc可免受cfc税制管制。

最后,cfc税制应当明确,cfc可否享受这些豁免待遇,其举证责任在于cfc的居民股东即纳税人。

(六)采取避免cfc税制与税收协定相抵触的措施

除了通过上述豁免条款减少cfc税制与税收协定相抵触的可能性之外,我国似乎还应采取下列避免cfc税制与税收协定相冲突的措施。

1.参照美国、加拿大等国做法,在税收协定中订入保留条款,明确规定虽有税收协定的规定,中国保留对本国居民的所得征税的权力;或者在税收协定中直截了当规定中国可以依照cfc税制对本国居民进行课税的权力。如果采取这种做法,我国除了在将来谈判签订新税收协定时力争列入这种保留条款,另外我国还必须与已签订的税收协定的缔约国对方进行逐个重新协商谈判,当然能否重新协商成功仍值得怀疑。不过,这的确是一种根本解决办法。

2.通过法律修订程序,在cfc税制中加入条约超越条款,明确规定虽有税收协定的规定,但是中国保留对中国居民的所得进行课税的权力。防止逃避税正在发展成为双边税收协定的宗旨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条约超越条款的适用必须符合严格的适用前提,即只有在纳税人的有关交易安排构成“税收滥用”行为和具有明显逃避税动机的情形下,我国的cfc税制才不受有关税收协定条款的影响。否则,随意运用该条款可能招致缔约国对方的不满,中国将可能承担违反国际条约义务的国家责任。

当然,国际合作是解决cfc税制与税收协定可能相抵触问题的最佳方法,如果大多数国家对cfc税制与税收协定的兼容性问题能够达成国际共识,对cfc税制可以超越税收协定的具体条件制订出国际标准,就可以完全避免cfc税制与税收协定相冲突的可能。例如,可以借鉴oecd《有害税收竞争报告》的下列建议:在国内税法方面,有关国家可扩大国内税法对于法人居民的定义,将本国居民所控制的外国法人视为居民;在国际税收协定方面,有关国家可缩小“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范围”,将设立于国外但无须负担任何税负的法人,排除其享受有关税收协定的好处。不过,这种国际共识的达成需要一个长期过程。

参考文献:

1.杨斌.国际税收制度规则和管理方法的比较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

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著.oecd税收协定范本及注释.国家税务总局国际税务司组织翻译,中国税务出版社,2007

第9篇：税法实体法和程序法范文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出现许多亮点，例如建立了纳税自然人的纳税识别号制度，纳税人信息的获取与互通等新制度以加强税收的征管，解决了对自然人征收困难的问题，但却取消了原征求意见稿中的侧重于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条款。

关键词:

税收中性;诚实推定权;纳税救济程序;《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

我国目前的税法没有统一的基本性法律，表现形式多为行政法规、规章，变动性强且层次较低。由于造法主体多为行政机关，因而导致其不可避免的受到行政主体利益本位的制约。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多数条款本意是规范政府征税行为，却实则在为征税机关代言。因此，若此法再一次修改则应加强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笔者试从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来进行论述。

一、“税收中性”原理对征税权力的约束

法国政治家科尔伯特曾说过:“税收就是拔的鹅毛最多又是鹅叫声最小的艺术。”这是对税收中性最经典的表述。税收中性要求国家的征税行为尽可能小的影响正常的经济活动，使社会所获收益大于纳税人的损失，强调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但从当前在我国享有重要地位的流转税与所得税来看，我国的税收制度还远远不能达到税收中性原则的要求。

流转税由于采取简便易行的比例税率，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累退性。累进税率的档次过多阻碍着税收中性的实现，差别税率也抑制了纳税人生产、工作的积极性。其次流转税具有隐蔽性，并不是直接对纳税人征收。例如，消费税，通常隐含在商品价格中，最终由消费者承担。这种替代消费的情况在抑制通货膨胀提高消费者福利方面是无能为力的，税率的提高会导致商品价格的提高，税率的降低只会导致经营者营利的上升，并不会让消费者感受到切实的福利。所得税中对纳税人的保护问题主要存在于个人所得税方面。虽然随着新《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纳税人识别号、纳税人信息获取制度的完善，长期存在的征收难题得到了缓解。但企业所得税在税收优惠政策设定上的混乱问题仍不容忽视。由传统的“招商引资”所带来的优惠思路和制度漏洞，驱使着地方政府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任意进行减税、免税、退税、税收补助的设定，产生了对其他企业的不公，对税收中性原则的违反，对建立规范、统一市场秩序的不利。

二、纳税人实体权利保护:诚实推定权

诚实推定权，也称为诚实纳税推定权，是指纳税人有被税务行政机关假定为依法诚实纳税的权利，是税法应当确立纳税人享有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就是对纳税人诚实申报下不信任的表现，在要求纳税单位和个人履行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的义务的同时，缺乏对税务机关权力的滥用的限制，在现实中使纳税人为证明其纳税信息花费了过多的成本，从而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不利影响。本人认为，从对纳税人诚实推定权利的保障角度上来看，应增加限制条件，即:只有税务机关发现纳税人的申报信息确有瑕疵才能让税务人承担证明义务。从这个角度来看，纳税的诚实推定权一定程度上也是无罪推定原则在税法中的体现。

三、纳税人程序权利保护:取消先交税后诉讼的前置

取消这一前置程序在征求意见稿中已有所体现，然而引发学界广泛热议的这一修改，却在修正案中被取消了。被取消的原征求意见稿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和直接涉及税款的行政处罚上发生争议时，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应当先依照复议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解缴税款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相比于旧法第八十八条的先缴税后复议有巨大的进步。其进步之处在于税款的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时无需先缴纳税款或者提供足额担保，取消了复议前的纳税前置门槛，是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一大促进。但很可惜，新修法沿用了旧法此款规定，取消了征求意见稿中的修改规定。笔者认为缴税前置应当取消，先缴税后救济的程序设计有“花钱买救济”的色彩，对于中小纳税人本就短缺的流动资金带来巨大影响。但针对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一步取消仍不现实。可先规定纳税人可以提供一定比例的应缴税款作担保或者要求将不动产抵押，采取保全措施以防止纳税人转移财产以逃避税务。但从长期来看，缴税前置应当取消。

四、结语

建立健全现代化的财税制度是“十三五”计划中的重中之重，科学的财税制度是法治国家的保证，而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则可以倒逼行政机关提高执法、征收水平，真正做到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应当加快税收实体法的制定解决当今出现的税法的多层次、低效力局面，在税收中性原则的指导下，在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切实加强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刘大洪主编，黎江虹，刘水林副主编．经济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王保树主编．经济学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