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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传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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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传记

第1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古代文学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必修课,内容多,时限长,所占课时比重相对较大。首先,古代文学在中国文学课程教学中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基础学科作用。其次,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千年的历史,涌现出来的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师灿若繁星。它们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和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在选课时越来越注重实用性。他们普遍认为文学的学习特别是古代文学的学习则不是那么重要,因此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语言类课程和外语的学习中。针对古代文学边缘化的现状,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多探究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着眼,让学生爱上古代文学,从而实现我们教学的既定目标。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沟通信息的双边活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以及沟通信息的教学媒体是其中基本的要素。因此,教学方法的探讨可以从以上各因素入手。

一、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的主导教学

1.教学内容“经典化”。随着教学理念和课程观念的改变,教师已经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成课程的编制者和实施者。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课时数远远少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时数,有限的课时根本无法承载浩大的古代文学内容。因此,对于教学内容选取和教材的使用,需要教师在备课和授课过程中对教材内容作一定的更新和补充,把几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根据专业特点和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对具体的教学内容整合加工,杂取种种合成一个,并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进行充本文由收集整理实和完善。在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时大大压缩的情况下,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面面俱到地讲解作家作品只能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所以,教师在编排教学内容时,除了要汲取各文学史教参之长外,还要处理好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所以,编排教学内容时,古代文学应该高度重视文学大家的经典之作。在这些经典作品的学习分析中,通过作品了解作家,掌握相关的文学现象,并以此为线索梳理“史”的脉络,最终把握古代文学的全貌。这比传统的重“史”轻“文”的教学模式更适合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

2.课堂教学“情趣化”。对外汉语专业的毕业生所面临的教学对象是外国学生,在课堂中激发外国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极为重要。所以在对外汉语本科生教学中就要突破传统的古代文学“二元式”教学窠臼,即“作家、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根除惰性思维,积极探索高效、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努力提高教学效果。我们可以根据古代文学的学科定位和本专业的特点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例如:①讨论分析课。高等教育是一种培养能力的教育。实践证明,在课堂上经常性地开展讨论课,启发、引导学生交流思想,这是一种能够拓展学生联想思维,提高其独立学习能力,活跃课堂气氛的有效途径,是由“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向多选择、全方位的认知过程的转变。讨论分析课不同于课堂的提问,师生之间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的消极被动关系,而是平等和谐的开放式关系,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自由发挥,畅所欲言,尽可能多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只要能够自圆其说。讨论的内容要围绕一个研究性课题,结合教学内容,启发引导学生从文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去分析研讨,力求古代文学课与社会现实与学生的自身生活相接轨。从而激发课堂的活力,培养学生的兴趣。②模拟课堂。在教学过程中,请学生走上讲台,师生换位的课堂形式,也是一种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独立思维能力的好方法。教师事先规定讲课内容,学生分组分头查阅资料、准备教案、制作课件。在组织材料的过程中,学生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提高,特别是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这是一场真正的课堂演习,通过模拟课堂,一方面巩固和加深了课本知识,另一面使学生们学到的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得到了灵活的运用。此外,学生走上讲台,还锻炼了他们的口才,使他们也更加有自信,从而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作业形式“多样化”。课外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对教学内容的巩固与强化。合理的作业设计,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养成技能,发展思维。然而在大学,作业却经常被人忽视。作业形式单一、枯燥。以古代文学为例,常规的作业样式大多是一些名词解释题和简答题,这主要是对基础知识的归纳和总结。这种作业的弊端是,动脑的东西不多,学生的兴趣不高,往往答案雷同,甚至还有彼此抄袭现象的发生。因此,改革课外作业形式势在必行。除了上述讨论课发言稿和模拟课堂讲稿可以作为作业外,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其他有趣的作业样式。例如:①广泛阅读与作品改编相结合。首先教师要列出阅读书目,督促学生广泛阅读,然后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根据兴趣自主选择篇目进行改编,或是诗词创作,或是小说续写,亦或是戏曲改编。这样的作业最大的好处便是,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阅读,可以极大地发挥他们的潜力去理解和领悟作品。②专题研究和撰写论文相结合。这类作业可以是教师设立若干专题,由学生自由选择题目、

组织材料、撰写论文,也可以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点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做这类作业的前提是,教师要事先向学生介绍一些学术论文的基本写作格式,这样,学生可以模仿学术论文的样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初步养成学术思维,突出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

二、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叶圣陶先生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习惯是至关重要的。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1]研究性学习能够使学生由被动地接受学习转变为积极、自主、探索性学习,有益于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可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是需要教师精心指导和耐心培养的。教师要刻意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在作品讲授之前,提出问题,使学生有目的地阅读,逐渐形成对作品的深层领悟能力。例如,在讲解施耐庵《水浒传》之前,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通过相关文献和著作的查阅,整理分析水浒戏的发展流变,并引导学生来思考水浒戏中的主要人物(比如李逵)和“小说”中人物在性格特征上的区别,或是分析作品人物的“同而不同”,[2]以达到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教师还可以因势利导以此作为选题,鼓励学生整理资料、分析研讨、梳理观点,写成小型论文或是研究报告。整个过程,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组织者和合作者。这样,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随着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三、古代文学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教师能够根据教学目标,从激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思维等方面出发,艺术地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使得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活泼,但同时又会产生由于信息量过大导致学生应对不及和限制想象等方面的弊端。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通过多媒体的辅助将教学效果最佳化。

1.多媒体教学的前提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在运用多媒体进行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时,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代信息技术只是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万万不可喧宾夺主。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而不是课件的复述者和演示者。在教学中,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学生的思考才是课堂的中心环节。要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正确运用多媒体,不可滥用、泛用。

第2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 古代文学 教学信息化 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07-0003-03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21世纪以来,由于高校进行教学改革,增加实践教学,修订了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古代文学课程的授课学时遭到缩减。教师一方面受制于教学进度和学时,另一方面还是采用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这种授课方式在讲授文学史时容易浮光掠影,在阅读分析作品时容易浅尝辄止,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与要求。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现代多媒体教学具有多方面的优势,能有效解决教学容量与教学课时的冲突,进而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1]

一、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

(一)传授教师:观念与方法陈旧

根据现代教育学理念,教育是一种服务,其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获得应有的知识和能力。教师教学只是一种服务手段,即以教学服务学生,强调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良性互动,因此教师绝不能为教学而教学。然而许多教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师,囿于传统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思想,认为课堂的中心是教师,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的群体,教学工具只需要教材、粉笔、黑板。这种落后的思想意识与教学方法,导致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甚至出现厌学、迷恋外面世界的情况。

(二)教学模式:讲授与解析单一

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主要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在教学过程中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我们采取的策略如下:以文学史发展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目,纲举则目张,用文学史统领作品,通过学习作品掌握文学史。由于古代文学作品的表述文字主要是文言文,字句篇章比较简约艰深、枯燥乏味,学生有阅读障碍,解读不易,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加之传统古代文学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基于语言表达的局限性[2],容易“言不逮意”,对作品的解读和教学缺乏创新,难以做到恰如其分地阐释优秀的诗文辞赋。这种单一的讲授与解析,缺乏生动形象的表现手段,易使学生对课程感到腻烦,影响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三)受教学生:受知效果有限

生理学研究表明,在人类的全部感觉信息中,以视觉与听觉为主,视觉信息约占80%以上。二者相较而言,人类的视觉比听觉更具优势,更敏锐的视觉接受信号的能力要强过听觉,而将二者结合则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传统古代文学教学常常一堂课都是教师在讲,师生缺乏互动,课堂气氛沉闷,这容易造成学生听觉系统的倦怠。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受知效果极为有限,只能以死记硬背应付考试,课程结束后所获无多,影响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二、古代文学教学信息化的创新路径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要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使学生掌握与古代文学有密切关系的古代典章制度、历史知识及古代汉语知识,提高学生阅读、分析、鉴赏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培养学生钻研学术问题的兴趣能力;加强学生古典文学修养,承传民族文化的精神,为将来进一步从事教育、文化、科研等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显然,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全面实现以上教学目标。问题的解决在于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为教学注入生机与活力,这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教”、“学”与展开方式

我们通过历年教学实践经验,探索古代文学教学信息化的创新路径,在教学的展开方式、运用手段、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满意的成果。“教学”简言之包括“教”与“学”,由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所组成。对于古代文学课程来说,就是教师的传授和学生的品阅。传授,是教师把知识、技艺等教给学生,如唐代齐己《寄蜀国广济大师》诗云:“冰压霜坛律格清,三千传授尽门生”。品阅,是学生对古代作家作品流派等的品味、阅读、赏鉴、评价。而古代文学具体的教学展开方式,是将教师的课堂讲授与学生的课外品阅相结合,讲授和品阅同行。教师在课堂上讲授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样式、文学流派,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学生在课外进一步延伸阅读评赏。如此一来,既能解决教学课时缩减与教学内容丰富的矛盾,又能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学生能力。

(二)教师:第一课堂多媒体传授

教师在课堂上应结合传统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教学媒体,形成合理的教学结构,以优化教学效果。古代文学课程运用多媒体教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用文字提炼教学要点,用图片展示文学上的辉煌,用音频再现经典的美妙,用视频扩充学生接受视野。[3]

多媒体课件的主体是文字。在制作古代文学课件时,既要概括知识要点,又要补充文字材料,以大信息量、大容量节约空间和时间,提高教学效率。可以预先传给学生文学史、作品选、作家传记、生平背景,增加其阅读量,锻炼其思维能力,方便教师分析,节约教学时间。例如学习魏晋文学时,选摘《世说新语》中有关阮籍、嵇康、王羲之、陶渊明等名士的篇章,让学生通过阅读深入了解作家与时代,诸如魏晋风流、人物品评、玄虚清谈等,达到一举数得的效果。然而,仅有文字的课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课件,只有将文字与图片结合,才能使教学富有直观性和形象性。通过图片资料演示,再现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古代文学的博大精深,进而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化与文学的认识。例如讲授宋代文学,运用丰富的图片展示“宋型文化”,以宋金、宋元对峙的疆域版图说明其抗战爱国主题,以《清明上河图》等绘画书法作品展示当时的民众生活。这些直观的图片,能够增加课堂容量,节约教学时间,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从文学、艺术方面双重熏陶学生,提高其审美素养。

无声的古代文学课件不利于学生接受知识与技能。文学与音乐二者并非毫无关涉。早在中国上古时期,最初的诗歌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例如《诗经》中的“颂诗”是祭祀时用的歌舞曲;中古时期的唐诗宋词能吟能唱,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曾云:“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古代文学教学的难点之一,是诗词戏曲的音乐性,由于许多教师并不具备音乐素养,传统口授的教学模式单调、抽象,导致课程讲解乏味、课堂沉闷,学生理解困难。因此,古代文学多媒体课件中除了文字和图片外,还应插入诗文朗诵、音乐、戏曲等音频材料,以此加深学生对作品情感、艺术、意境的理解和体悟。例如讲授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解读作品前可以先让学生欣赏名曲《春江花月夜》,体会空明纯美的诗境,让学生接受美的熏陶。再如讲授中国古代小说四大名著时,可以播放相关的影视插曲,这对教师教学和学生身心均大有裨益。多媒体课件内容除了文字、图片、音乐以外,影视、视频文件也是有益的补充。连续的视听画面具有生动、立体、动态的优点,能够直观再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增强教学内容的表现力,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降低学生理解难度,缩短接受时间。例如在讲授叙事文学《窦娥冤》、《牡丹亭》、《长生殿》等戏曲,“三言二拍”、《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等小说时,可以让学生赏析优秀的电视剧、电影片断,教师加以评点,这样能够使学生深入了解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和文本。教学中使用视频对于古代戏曲的学习效果尤为显著。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在讲授戏曲的结构形式、角色组成、唱念做打时,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学生也难以理解,而通过让学生观看形象具体直观的舞台演出,进行身临其境似的感官体验,能够使课堂气氛活跃,增强教学的生动性,效果显著。

(三)学生:第二课堂主动品阅

师生在第一课堂之外的时间进行相关的教学活动,可称之为第二课堂,它具有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学习时空自由的特点。古代文学的第一课堂教学时间有限,因此要充分开发第二课堂,激发学生将第一课堂学到的知识,在第二课堂中以新方式来理解、体验和创新。第二课堂应以学生主动品阅理解为主导,辅以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微电影等多媒体形式,使学生真正理解古典文学的艺术魅力,提高人文素养。首先,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播放学界的研究成果,如中央电视台的《宋词十家》、《百家讲坛》、《中国史话》,这些节目中与古代文学有关的影视歌、音视频内容,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对其古代文学学有裨益。其次,播放与古代文学教学有关的音频、影像,能够拓宽学生知识面,激发其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增加教学趣味性,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第三,通过QQ群、论坛、博客、微信、微电影等媒介,可以加强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课外学习,延伸课堂教学的时间与空间。如学生可以“图说唐诗”,演唱宋词,模拟创作古典诗文辞赋,表演小说戏曲,增强古代文学的实践性。古代文学教学要实行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并重,如此一来才能建立崭新的“时空一体”教学模式,即课堂现代教育技术方式的传授与课外多媒体技术运用下的品阅相结合。

三、结语

十余年来,我们对古代文学教学信息化进行探索、创新、实践,获得了学生的好评。如学生评价“上课生动活泼,能把枯燥的古文与生动有趣的影视作品和图画相结合,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教学质量非常高”,“上课方式灵活,讲解详细,生动有趣,配合多媒体达到图文声像的有机统一,富有感情与风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我们在懂得一些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欣赏电视剧,也加深了对作品的了解”。[4]“上课方式灵活新颖,运用课件帮助我们理解课本知识,利用短片或动画参与教学,善于激发同学们对本门课程的热爱,能和学生互动,让学生快乐学习,提高了文化涵养。”

综上所述,古代文学教学包括的“教”与“学”,简言之即为传授和品阅。我们通过多年教学实践总结,探索出古代文学教学信息化的创新路径。教学的展开方式有课堂讲授、课外品阅,讲授和品阅兼行,其运用的手段如下:课堂上主要以PPT课件呈现,辅以图像、声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课外(第二课堂)以学生主动品阅理解为主,辅以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微电影等多媒体形式。通过建立新型的“时空一体”教学模式,教师传授经典,阐释文化要义;学生品阅经典文学,理解、传承文化精髓。教师要对古代文学教学实现信息化,这样学生才能感受艺术魅力并获得美的享受,其学习兴趣才能得到激发,进而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优化教学效果。

第3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古代文学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学科。该课程开设周期为四个学期,学时为288学时,周期与学时数均超过中文专业其他学科,其重要性显而易见。然而,近几年铜仁学院古代文学学科相关论题的毕业论文撰写数量却只占到每届学生总人数的10%左右,明显低于语言学科中方言学的50%以上。据调查,由于学生大多来自地方,他们普遍认为对方言学的相关问题比较熟悉,收集、整理资料较为方便,而古代文学学科则不具备上述优势。此外,即便学生以古代文学相关问题作为毕业论文论题,若没有教师提供的参考题目,学生自主确立的题目往往不具备研究的可行性。由此,培养学生的选题兴趣以及选题能力成为培养古代文学毕业论文写作能力首要解决的问题。兴趣固然跟学生的成长环境、性格、积累与学识相关,但毕竟古代文学学习在学生的整个学习阶段中占了两年的时间,学习兴趣在教师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可以逐渐培养。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探索性学习的习惯。可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前,布置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使学生增进对所学内容的了解;也可以在每学习一章节之后,留下若干思考题,逐渐养成学生善于思考的习惯。学生所思考的问题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将来毕业论文的选题,如在讲述辛弃疾词的过程中,学生对于辛弃疾词风豪放的原因非常感兴趣,在课堂上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学生在课外仍旧继续探讨这一问题,并有意将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在此范围之内。这便是学生主动对问题进行探索并为将来的毕业论文寻找素材的一个鲜活例子。另外,鼓励学生将选题的方向与当地的文化资源相结合,对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不但论文撰写过程会具有趣味性,还可为活跃当地文化建设贡献微薄之力,如有的学生就以收集当地史志及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明了其变迁发展为选题,开展了一些可行性的研究。具体选题时,有几方面值得注意:第一,选题大小要合适,得量力而行。切忌选择选面太大、问题太深奥、自己把握不准、难以驾驭的论题。例如,有的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受某位古代文人人生经历的触动,以《青楼名妓促生古代文豪》为论题,想要研究古代文豪产生的动因,并将原因归之于青楼名妓的推动,显然过于片面。并且古代文豪何其多,他们的生活经历也无从全面把握。第二,选题须有一定新意。或新题新作,或老题新作,尽可能在观点、材料、研究方法、立论角度之上有所创新。就近几届学生的具体情况看来,他们往往在选题之前没有很好地研究选题资料的综述,不仅论题创新不够,且研究意义缺乏。第三,命题用语要准确、精炼,不能含糊、晦涩、啰嗦。有的学生以《论纳兰词之美》为题,题意就比较含糊了,到底是要谈论纳兰词的情感美、意境美、意象美,还是其他的呢?相应地,命题不清,与之对应的论文主体内容也就不会明确。

二、收集、阅读与整理材料能力的培养

在拟定好论文题目后,一些学生往往急于撰写,写作的时候却又苦于没有素材,搜肠刮肚,痛苦万分。荀子曾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与其自己冥思苦想,还不如尽可能地去围绕论题收集、阅读、整理相关前人留下的资料。只有收集、阅读、整理了相关材料,才能熟悉所写内容,进而确定论点,拟定写作思路,并寻找出支撑论点的论据。收集材料时要注意必须围绕论题进行,范围不宜扩大或缩小。因为扩大则浪费时间精力,缩小则不能对所论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把握。例如,有一学生写作题为《论李贺‘马诗’中所体现的命运悲情》的论文,收集了李贺的诗集、年谱、传记以及以李贺“马诗”为题的论文,但仍不算完整,缺少了与生命、悲剧相关的理论性书籍,以及李贺诗歌中体现的悲情命运的一类论文。收集完材料之后则是阅读材料。若收集的材料较多,也可以边收集边阅读。阅读时要记笔记。阅读诗集时必须标记下与论题相关的诗歌、诗句,并记下自己的理解与体会。阅读年谱、传记时,也要对关乎论题的句子、段落进行摘录、理解与阐发,并录下页码及书的版权,以备后用。阅读论文时,则须对该论文观点进行总结,对与论题相关的片段及观点进行摘录,所摘录内容后也得标明文章名、期次及出版单位等。除记笔记外,阅读时还要时时联系论题认真思考体会,力求寻找出写作的思路。阅读材料完毕要及时整理材料。一方面要梳理出该论题的研究现状。思考关于这个论题别人研究了些什么,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道理等问题,在考问别人的同时,也逐渐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要找到研究论题的突破口,在梳理研究现状的过程中,对于他人没有涉及的,或涉及不够深刻甚至错误的方面,找出需要进一步研究之处,继而围绕具体的问题再反复收集有关作品、作家生平、理论、思想等进行阅读、整理,力争使自己的写作思路逐渐清晰,甚至初步找出一些论证所需要的论据。由上可见,收集、整理、阅读材料都有章法可依,并不是困难之事。然而,从学生的写作实践来看,普遍表现出对材料的收集、整理不够重视,只是简单找两三篇文章,若跟自己论文论题相似,就直接将之转摘至自己论文之中。此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有关,但也与课堂教学中教师忽视对此方面能力的培养相关。如果在两年的学习时间中,教师适当地教授相关方法,并不时让学生就某一问题去搜集、整理前人对此问题的资料,在写作毕业论文时情况自然会有所改观。

三、撰写提纲能力的培养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提纲的撰写也是毕业论文写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许多学生却意识不到此点,往往在论文题目拟定之后,就着力于初稿的写作。初稿完成后交给指导老师,老师却因文章结构混乱、中心不明而令其拟好提纲之后,重新写作。例如,一学生论文论题为《论<水浒传>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心内容应是分析李师师的形象特征,而他的初稿却大篇幅地探讨李师师与宋徽宗的关系,探寻李师师借何以吸引宋徽宗,宋徽宗在《水浒传》中的形象,李师师对“梁山招安”的重要性等问题。因此,在动手写作之前拟定好提纲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撰写提纲的思路,可以从三个基本问题着手。第一,“是什么”,即论题所谈的问题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如前面提到的《论<水浒传>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一题,首先要弄清楚李师师的人物形象特征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此论题主要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怎么样”,即论题所谈表现得怎样,有何价值与意义?如果对李师师人物形象特征谈清楚了,进一步还可以谈谈小说中这个人物塑造得如何?第三,“为什么”,即寻找论题所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如论题《论李贺诗歌中的鬼魂世界》的提纲,解决诗中鬼魂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外,还可以寻求为什么“是如此”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李贺诗中写作了这样一个“鬼魂世界”?如此深入研究下去,论题所论就更为深刻了。另外,撰写提纲时要注意理清大小纲目。论文有几个大观点?几个小观点?每个观点的论点、论据分别是什么?都要清晰地列出来。还要注意分清主次详略。哪一部分是重点?哪个论据主要说明哪个问题?哪一部分是次要点?哪些论据要简单说明哪个问题?只有这样,整篇论文才会主次分明、清晰明了。在提纲撰写完毕之后,也要注意推敲、修改提纲。看看题目是否恰当;检查提纲的结构是否合理,划分的部分、层次和段落是否可以充分说明问题;斟酌提纲各层次、段落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过渡是否自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拟好提纲之后切记要及时和指导老师沟通,相互交换意见。当然,如果在平常的学习中有意识地进行拟写提纲的训练,在真正写作毕业论文时是易于拟好提纲的。其实,从平常课后一些思考题的回答做起,就可以试着去拟写提纲,这样回答问题的条理也就会更为清晰。学年论文的撰写更是可以如此,真正到毕业论文撰写时,也就胸有成竹了。

四、科学论证能力的培养

科学论证的过程即是依据提纲开始写作论文的过程。写作前所下的功夫如何?论文将完成得如何?在论证的过程中都会得到体现。论证之前已设提纲,一般只须照提纲写作即可,但若在写作过程中发现提纲还有不妥之处,就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所以写作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检验提纲是否可行的过程。论证时也有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第一,论点要力求科学、稳妥。体现在古代文学论文写作中,就得看所论论点是不是符合作家、作品实际,不能离开作者、文本主观臆测。第二,论点与论证、论据要紧密结合。论证、论据要很好地说明论点,让人感到有骨有肉,言之成理。如前提及的《论<水浒传>中李师师的人物形象》中有一论点讲述李师师是“既有娴熟的交际手段又有灵活的政治头脑的女子”,那么此一部分就应着重谈两个问题:李师师所具有的娴熟交际手段以及灵活的政治头脑,看起来似乎得分成两例进行举证,但学生却选择了一个例子同时举证以上两个问题。他所举的例子是《水浒传》第七十二回中说李逵在李师师家门外将负责皇帝警卫工作的杨太尉给打了,惊扰了圣驾,李师师以“只推不知”把这件大事化解了,避免激怒天子,同时保全了李逵,也将自己置身事外。巧妙地周旋于帝王与江湖草莽之间游刃有余,双方都不得罪,可见其交际手段的高明与政治嗅觉的灵敏。此例的选择确实是做到了有骨有肉,言之成理。第三,论述时中心要集中。全文应该紧扣论题,每一部分要中心集中,不要把该放在另一部分的观点、内容,放在这一部分。反之亦然。例如,学生谈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手法》,其中有一论点是《古诗十九首》“寄情于叙事”,论述此论点时却没有集中于怎样借叙事抒情,反而是论述诗人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去抒感,并且也举出了相关的例证。显然这样写就偏离了所论的中心。又有学生作论文《谈曹操的人物形象》,有一观点写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而所论的内容却都是曹操如何选贤授能,丝毫没有围绕论点去说明。可见,对于论文的写作来说,即便观点新颖、正确,并很能说明论题,如果作者论证能力较低,也难于写出较好的论文。那么,在本科学生正式写作论文之前,利用课堂或课余作业培养他们论证一些小问题的能力就显得犹为必要。

五、写作语言能力的培养

本科论文并非一般散文、抒情文章。写作之时还应该注意语言使用的规范。总体来说,应在完成课堂作业或学年论文时就开始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论文语言应准确、精炼、通畅

用语准确就是要用最贴切、最合适的词汇,恰到好处地反映客观的情况,表达自己的情意。像这句话:“李师师在《水浒传》中的职称可是‘东京上厅行首’,那是在歌妓里排在最前面的。”《水浒传》并非是某个单位,李师师怎么会在其中拥有某一种职称呢?只要稍作思考就能发现此句意思表达不准确。所以在造完句子之后,应该仔细斟酌一下用语是否准确。语言要精炼,就是用语不能罗嗦、不能重复,但也不是把必要的话语都缩写成艰涩拗口的语言。其原则是从内容出发,量体裁衣,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语言要通畅,就是“句子要合乎语法规范,要合乎逻辑。”如果句子成分残缺或是主语、谓语、宾语混淆不清,要表达的意思怎么会清楚,句子又何谈通畅呢?除了经常对语言的准确、精炼、通畅进行写作训练外,在语言方面还得注意标点的使用是否正确、是否有错别字。误标标点与写错别字是学生本不该犯却又时常犯的基础性错误,这样的错误在平时练习中就应坚决杜绝。

(二)语言不宜太俗、太白,宜讲究生动形象

第4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论;人物形象;缺位

美国当代著名文艺批评家亚伯拉姆斯在他的重要文艺论著《镜与灯》中认为艺术创作涉及四个要素:作品、作者、宇宙(或自然)和读者,我们现在研究文学作品,首先提到的是人物形象。而我国古代的诗文理论,讨论作品艺术性时,长期以来注重语言之美和前景交融等方面,忽视人物形象描写,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小说创作的大量涌现,人物形象的缺位才得以改善。①这一现象可说是我国古代前期文论的一个特点,本文试从中国传统哲学观、文学观、史学观三方面来探讨这一现象。

一、中国传统哲学观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是这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沾染着该民族哲学的特色。

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其显著的特征是文学的哲学化(如《诗三百》被列入 “五经”),和哲学、历史的文学化(如《庄子》被视为文学散文、《史记》中的一部分被视为传记文学)。一般而言,哲学的表达方式是思辨的、说理的、演绎和归纳的;但也可以是叙述的,描写的,甚至是抒情的。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古代哲学更擅长用后一类方式言说思想、建构体系。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冯友兰道:“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②这就使得文字简洁而内涵深刻,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人格精神,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塑造出“内圣外王”的人格范型,它要求爱智(哲学)者“不但要知道它,而且要体验它”。中国哲学不仅是认知的、思辨的,更是体验的、感悟的,在后一个侧面上,它与性灵、妙悟的中国诗歌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契合,从而直接铸成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歌精神和诗性特征。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以诗人的情感内质、思维特征、表达方式来评说研究对象,来构建文艺理论,使得古文论一开始便具有感悟、空灵、自然、随意,以及个性化、人格化、诗意化、审美化等特征。孔子文论的语录体和随感式,庄子文论的寓言化,以及《诗三百》部分文论思想的诗句,为后来中国文论奠定诗性精神基调。《文心雕龙》虽具备“纲领明”、“毛目显”的理论体系和“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辨方法,但仍然具有“骈文”的形式魅力和诗意化的语言。《诗品》以“直寻”和“骋情”的言说风格,“意象点评”的言说方法,开中国文论最具诗性特征的文本形式。《二十四诗品》一首四言诗描述一种文学风格,一品即为一组意象或一种诗性境界。《人间词话》以词作释词境,称“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为“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无我之境”。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化有别于西方文论的思辨性、系统性、规范性、明晰性等特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性。

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观,使我国古代诗文理论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所说的“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深刻地把这种观念形态表现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诗言志”贯穿了我国古代整个诗文理论,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一向主张诗以言情。如《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严羽《沧浪诗话·诗辩》篇说:“诗者,吟咏情性也。”我国古代长期以来诗歌创作以抒情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因此影响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主情一直是中国诗歌理论的主流:《毛诗序》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以及诗歌的“吟咏性情”,无论是“志”还是“情”都不属叙事。西晋陆机有“诗缘情而绮靡”,唐代有“诗者,苗言,根情,华声,实义”之说,晚唐司空图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宋代诗歌总体来说是重理尚法,以议论为诗,也没有把现实生活当作诗歌内容来咏唱,严羽又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后来的“四灵派”、“江湖诗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一直到清代的“格调派”、“肌理派”等等。总而言之,上述诸多诗学理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而是投向心灵,把“情”和“志”以及人生体验作为诗歌所要表达的对象, 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视诗歌内容。很少把现世生活和现实事件作为诗歌要表达的对象, 这显然影响叙事诗的发展。

另一方面,诗歌五言、七言以及格律押韵等这些形式上的要求也限制了诗歌的叙事。诗歌从一开始就注重章句的整齐, 以便歌、舞、乐的配合协调。从诗经的四言诗到汉魏六朝的五言诗、七言诗, 最终发展为唐代的五、一七言格律诗。格律诗篇有定句, 句有定字, 对仗和押韵有严格的要求, 这种诗体是极其不便叙事的, 因而影响叙事诗的发展。

除了叙事诗不发达影响人物形象的塑造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不同时代的文学价值观是不同的,人们的审美评价标准也是不同的。唐以前人们主要从政治美刺角度去认识文学的功用,由此界定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文学辞章之美、个性情感之美,开始有所认识,如以有韵、无韵区分文、笔;唐以后人们开始把文章之用从政治美刺转向道义,提出“文以载道”。在骈体文昌盛的南北朝,文人把骈体文学崇尚的骗偶、辞藻、声韵、用典等语言文辞之美,作为作品最重要、最普遍的艺术特征来看待。唐代诗文创作涌现出一部分文人主张写散体文,诗歌领域一部分人提倡写古体诗,推崇建安风骨。但从总体上看,还是骈体文学占据优势地位,并反映到理论批评方面。《旧唐书·文苑传序》鲜明地表现了编者拥护骈体文学的立场和态度。

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不发达。古代诗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诸如比兴、意境、星期、韵味、神韵等,大抵都是从抒情或情景交融的角度探讨的,很少涉及到人物形象。古代戏曲、小说到元明清才进入繁荣时期,在此之前诗文一直在文坛占据统治地位,比较通俗的叙事作品(志怪、传奇、变文等),往往受文人的轻视和排斥。

三、中国传统史学观的影响

从先秦到唐代,中国古代叙事作品除了上古文学中的神话、寓言故事、志怪小说外,主要是依附着历史写作发展起来的历史叙事方式。《史记》等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就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典型。近年有学者通过中西文论的比较,认为中国古代诗文理论中的“诗性叙事和叙事诗论最初是寄生在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中的”。并认为:“中国的叙事诗论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因此,以小说戏剧论的样式而出现的中国叙事诗论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艰难偏离史传叙事理论的历史。”③

古代文论的叙事传统从《尚书》和《左传》开始,《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左传》则是被誉为“ 叙事之最”的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二者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就是从《尚书》和《左传》开始谈起的。刘知己指出:“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④“ 以文叙事”,即中国文化“ 文史不分”的传统。“ 史”之叙事必须借助于“ 文”,而“ 文”之批评和理论又常常寄生于“ 史”。就后者而言,《史记》有文学家列传及其“ 太史公曰”, 《汉书》有《艺文志》, 《后汉书》有《文苑传》, 《隋书》有《经籍志》和《文学传》……历史叙事与文学( 理论)叙事缠杂交错,难解难分。在古代中国, “ 史”的叙事者,同时也是“ 文”( 文学和文论)的叙事者,如司马迁、班固、沈约、刘知己、欧阳修、司马光、冯梦龙、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章学诚等。他们或者在自己的史书中讨论文学理论问题,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屈原传》等;或者在史书之外另有文学理论的专门著述,如班固之《离骚序》、《两都赋序》等;或者其著作兼有史学( 理论)与文学( 理论)的双重性质,如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等。中国传统的史学观,使“史传文学”更好地承担了人物形象塑造这一重任。

“我们考察、衡量古代诗文的艺术价值,应当实事求是地结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结合它们在艺术表现上的民族特色和历史传统,而不是套用国外的理论(如形象性、典型性),这样才能取得比较客观中肯的评价。”⑤我国古代文论注重语言和修辞具有较强的诗性特征,从而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和我国的传统哲学观、文学馆、史学观密不可分的,只有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我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的内在矛盾。我们评价判断一种文学理论的根本尺度在于此种文论对文学现象解答的深刻性和对后世文学的指导性,而中国传统诗文理论“以诗论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批评本体(文论)与批评对象(文学)的界线。古代文论如何更好地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如何成功“转型”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注解:

①本文所谈及的古代文论严格来说指中古时期——从汉魏到唐五代。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③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0、141页。

④[唐]刘知几撰,黄寿成校点:《史通·叙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⑤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参考文献:

[1]王运熙 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 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

[5]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M ].上海:三联书店1999.

[6]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十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7]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M ].济南:齐鲁书社,1987.3.

[8]王运熙.著望海楼笔记[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9]李建中.李建中自选集[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10]王国健.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问题聚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11]罗宗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概述[M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12.

[12]刘师培.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1.

第5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虽然人物传记阅读在近几年的高考中逐渐弱化,但谁能说我们学习人物传记仅是为了高考呢?那也未免太过功利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基本理念是:坚持立德树人,增强文化自信,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而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语文课程教学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那么,什么是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呢?简言之,语文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通过(语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语文学科核心素养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的语文)能力。

优秀人物是学生人生路上的楷模,传记阅读在塑造人、涵养人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中外传记作品选读》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正是契合了新课标所提出的“培养学生良好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和健全人格”的基本原则。

一、传统传记学习:丰盈自己,努力成长

中国古代文化璨若星河,优秀人物亦是其中瑰宝。我们力求通过阅读鉴赏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传记作品,引导学生将历史眼光与现代观念相结合,使学生对传统文化产生民族认同感,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助力学生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

传记是记录人的生活历程和生命轨迹的文体。从必修的《荆轲刺秦王》《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苏武传》《张衡传》,到选修的《项羽之死》《大铁椎传》,传主的形象鲜活明亮、熠熠生辉。国家尊严当前,蔺相如勇敢地完璧归赵,渑池会上的不卑不亢,“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廉蔺交欢,无不彰显蔺相如的家国情怀。而廉颇勇于改过成就廉蔺交欢,也体现了他的责任担当。君不见“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杜甫对祖国和人民最后的怀念;君不见苏武不负国家重托,留胡节不辱,他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日月可鉴。先人们高尚的爱国情操是学生关于“国家之大、民族之重”的最直观也是最深刻的认识。

除却“刺秦王”的决绝勇武,荆轲此番“为国而死”的行为确不值得效仿。项羽巨鹿之战叱咤风云、勇冠三军,垓下之围慷慨别姬、勇敢突围、斩将刈旗,勇武过人,也掩盖不了他在鸿门宴上的刚愎轻敌、养虎贻息,四面楚歌、乌江自刎的悲剧结局,也抹不去他的天真坦率、优柔不忍的坦荡胸怀。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学生能够在课堂学习中结合自己的生活认知,在小组合作互助中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还鲜活的历史人物以本真状态。基于此,对历史人物优秀品质背后的性格分析,亦是学生心理素质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便使学生在传统传记的学习中丰盈了自己。

二、现当代传记阅读:比照自己,修正完善

有了对历史人物的学习,当传记中出现学生更为熟悉或更为切近的优秀人物时,学生更容易全面客观地认识人物,并从中比照自己,汲取力量,努力成长为更优秀的自己。

爱因斯坦也曾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和博学更为重要……智力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格的伟大,这一点往往超出人们通常的认识。”

且不说选修课本中“万方多难”中成就的久远“诗圣”杜甫,他关注国计民生、感时忧国的精神,在逆境中不懈追求人生价值的抱负与忍耐和承受苦难的伟大人格已化作他的千千万万佳句,在一代代人心里“死不休”,就是《沈从文:逆境也是生活的恩赐》也足以在学生心中种下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面对挫折决不低头、为实现美好理想勇往直前生活下去的坚定信念。再遇到困难,便会是一种豁然开朗。传主们优秀的人格魅力指引着他们在磨难面前不怨天尤人、不急不躁、泰然处之,学会坚强、学会承担,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生活中的风霜雨雪也和阳光雨露一样,都从不同侧面或以不同的方式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让人以更阔达的心胸与坚强的意志,去感受生命、理解生活的意义。

一提起鲁迅,便是匕首是刀枪,是那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超级狂人,他活在现实中国,每一个愿意并正在思考和关注社会、人生、文学问题的青年,都能够和他进行心灵的对话。但你竟是想不到他深刻与伟大的另一面是平和,他幽默风趣、亲切可爱,竟也如此“活色生香”。我们每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个体都在潜移默化中修正自己、完善自己,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优秀人物的榜样力量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学生在平时学习、交友等一地鸡毛中的浅薄、鄙陋,时时警醒他们保持谦卑与谨慎,而由此带来的种种愉悦也能使他们在紧张的高中学习生活中更加游刃有余。这样一个不断读书学习的过程,这样一个有优秀人物指引的过程,正是大多数人人生旅途中所亟待拥有的。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说:“读书在于造成完全的人格……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凡有所学,皆成性格。”可以想见,优秀人物的榜样力量不一定能够使人多高尚,却一定能使人不流于庸俗。

三、对接传统与当下:不忘初心,力行担责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受教育不是为了站上顶峰,而是为了不跌入谷底。有些时候,教育做不到的,读书做到了,多读书可以平衡种种,包括人的学识、性格、眼界、格局,乃至整个人生。

犹记得在学习完《贝多芬:扼住命运的咽喉》时,在课堂上,在年轻人热情澎湃的第一现场,我脑洞大开,撒播了我非常喜欢的作品——《一个人的朝圣》,哪怕它无关传记,学生居然在一个月内传阅完了。当学生煊煊告诉我,哈罗德的故事让她看到了自己,学习中的迷茫、懦弱,生活中与父母与自己的较劲,看不到别人,也忘记了自己,而《一个人的朝圣》让她热泪盈眶。学生从传统传记学习走来,走出课堂,遇到了能感动自己的陌生人,并比之于当下的自己,将作品中人物的精神品质内化成自我成长的需要,且作为一种标杆指引着他们的当下乃至未来。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吗,真是对新课标中强调的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精华,从中获得自信并形成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有力阐释。

如果说贝多芬已经跑远,那么当代“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刘芳,正接力在黑暗中奋力奔跑,引领着我们。在传记阅读、小说阅读、乃至作文教学中,我时常和学生聊起,为什么我们的家国情怀比之于伟人们往往显得那么苍白渺小?那是我们格局不高、眼界不宽、学识不够,归根结底就是读书不多。所以,我请学生在课堂学习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当代文化的同时,以优秀人物的精气回视自己,以不断学习、壮大自我、力行担责。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当下的中国,正在时代楷模前仆后继的引领下继往开来。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的南仁东,用生命托起中国战机完美升空的罗阳,以身许国的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守岛就是守国的新时代的奋斗者王继才,雪线邮路的幸福使者其美多吉,成功试验震惊世界的石墨烯超导、解决困扰全世界107年的难题的23岁的“中国天才”曹原……来不及一一叙写的名字里,是支撑中国巍峨屹立的民族脊梁!虽然还没有人为他们立传,但是他们已汇聚成一股热血流淌在每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国人身上。我把这一个个名字连同他们背后的故事绕着班级贴了一圈,不单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也不单为了铭记。

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终将成为普通人。教育之于人是为了什么,语文教育育人的出路又在哪里?愿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当初为何出发。

第6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采用“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着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着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着的证明。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的着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着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着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第7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典小说;时空观;生成

中国古人类时空观的产生及发展

时间在哲学上指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空间则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长度、宽度、高度表现出来,使物质存在的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可以看出,时空问题非常抽象,但却与我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告诉我们,人类的时空观不是先天就有或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在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依靠生活与劳动实践形成的。例如,原始人捕猎野兽,要对野兽出没时间和活动区域有所了解。当自然界昼夜转换、四季更替,时空的变化切身影响到先民的生产生活时,人的意识感于外而思于内,便逐渐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时间与空间观念。并对时空开始了一些懵懂的探索。象形文字的出现,便是这种探索的有力证明。

远古时代,人类白天劳动,晚上休息,而人类大脑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一个界定白天与夜晚的标准,因此,划分昼夜的标准还是来自于自然界本身,人们利用太阳和月亮这两个客观存在且共同可见的天体,来作为区别白昼与黑夜的标准。白天,太阳在天上运行,大家举目可见,先民便用太阳表示天明,而称之为“日”。中国云南的纳西族有一种象形文①,其表示白昼时间的“日”字,和太阳完全是同一种形象。(图1—1)

同时,古汉字及金文甲骨文中,也是借太阳表示“白昼(日)”这样的时间单位。据《说文》中有关“昼”字的解释:“日之出入,与夜为界。从晝省,从日。“意思是说,白昼指画定太阳从出到入这一段时间。中国如此,人们在古埃及象形文中同样也看到,太阳的形象除了表示太阳外,同时兼指白天和一日的时间单位。②

再如图1—1中所示,我们的先民也用月亮的形象来表示“夜”,汉字甲骨文中还在月亮的形象旁附加人的形象,表示万物休息既为夜的深层含义。在有了“昼夜”观念后,人们又将时间进行了更详细的划分,由此产生了“朝暮”、“年岁”、“四时”等种种代表时间的概念。而这一切概念都和“昼夜”观念的产生一样,同人们的生活实践和客观事物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历法的出现,表明人类在反复实践过程中,其认识时间和计算时间的水平达到了一个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水平。

同认识时间一样,我们的祖先对于空间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从简到难的复杂过程。因为在先民的生产实践中,必然涉及到生产工具、物品及劳动地点的位置和方向问题,这就驱使人们要具有各种空间方位的概念。从纳西象形文字及甲骨文中可以看到,先民最初以自身身体或手臂的朝向来表示方向(图1—2)

图1—2中显示的甲骨文“左右”字形是人两只手臂的抽象,而纳西象形文则更形象和生动的展示出两个“人”的形象,以人头和手臂同时向左或向右来表示“左右”的方向。先民对“左右”方向有了正确认识后,近而又借助山体、日月、江河等诸多自然存在的客观物象,形成了“上下”、“前后”、“东南西北”这些较为复杂的方向观念。

我国古代先民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认识,与世界范围内人类有关时间、空间的认识,例如古埃及文中“夜”以星星来表示,这和我国古代居民用月亮形象表示夜晚相同,即都是用自然客观存在的天体来表示时间概念。而在英语及法语、德语中,“南”(South)的词根来自“太阳”(Sun),其意即“阳面”。“北”(North)来自希腊语“Nerteros“本意为“下方”。大概古希腊先民站在他们的奥林帕斯山上,眼望北方,地势低下,所以借“下方”表示“北”。③这也同我国古代先民对于“东南西北”方向的认识方式相吻合。

人类的认识过程总是历经一个由特殊——一般——特殊的过程,当远古居民对于时间和空间有了完善的了解后,便自然而然的意识到自然界一切生物和物体都有一定的寿命和空间存在形式。并且,在人类与大自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学会将自己所掌握到的空间观念运用到实践中。人类模仿太阳的形状,制成圆形的器皿,模仿月牙的弧度,制成弯弓……,这说明人们已经能够从具体的空间物象中中抽象出几何图形。随着人类脑部的进化,人类的思维日益活跃,整个社会文化也极大的发展,人类将时间、空间概念合并抽象研究,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时空观”。而这种时间与空间合并,无论在我国还是外国,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据考古发现,我国旧石器世代的河套人的器皿上,刻有菱形、方形、圆形的图案,人面鱼纹盆,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中的一种葬具,其图案也完全是由弧线、直线、圆形、扇形、三角形等简单的几何图案构成,显然,原始居民将图案绘制在器物上是为了装饰或另有宗教含义,然而,先民对于几何图案的运用,则很有可能是来自对于空间的认识,并用形象的图案表示出来,可以说,远古人类的空间观念在手工绘画中,最先表现出来。

在灵宝市西坡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过220平方特大型房址,该房址大致呈长方形,有斜坡式门道,房屋的结构颇为复杂,在这座“超标房“的四周规则分布有立柱的痕迹——柱洞。室内柱有4个,匀称地分布在室内。这证明,这时我国的原始人类已经有了相当的空间思维能力,可以将头脑中的“假想空间”与“现实空间”完美结合,并以建筑的形式将其实现。

我国祖先还曾有过长时期、大规模的治水活动,由于对地形、环境的大量测量需要,极大的推动了先民对于空间结构的认识,并能从中提炼出各种对于空间结构的计算方式。人们利用数学方法和抽象出的几何图形来研究空间问题,于是在西周时期,出现了《周髀算经》,其中的勾股弦商高定理,便是对于空间所具特性的一项重大发现。中国几乎在世界上最早拥有了类似望远镜的“窥筒”,代数学的发展也在当时世界趋于领先地位。因此,对于“时空”更为理性的研究应该是从数学、几何分析中而来。

中国古典小说时空观溯源

当时空的概念反映在我国的文学作品之中时,表明我们的祖先对于时间与空间的概念已经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文学作品中的时空概念是完全有别于绘画、建筑及代数学等对于时空的理解的。可以说,文学作品中的时空观念是对现实时空观念的一种继承、发挥和拓展。

我国最早的文学艺术创作是上古神话,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叙事性文学,从我国古老的神话中汲取了诸多营养,无论从创作方法,还是审美上,都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神话的显著特征就是角色荒诞不经、情节奇特虚幻,而在涉及到有关时空的问题时,更是充满了奇思妙想,那种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极具浪漫主义精神。

在满族创世神话中,太阳神为阿布卡赫赫三姐妹,阿布卡赫赫出生于水泡之中,身轻漂浮空宇之中,水珠中可以看到女神的七彩神光。她性格慈善,是清晨温和太阳的象征,之后,阿布卡赫赫又以身造日,从自己身上裂生出另两位女神卧勒多和那姆赫赫,卧勒多性格刚直,是正午烈日的象征,而那姆赫赫则嗜睡不醒,代表黄昏时分的太阳。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或在现实中分析,众所周知由于地球引力的缘故,不可能有新生儿诞生于半空之中,世界上也并没有所谓太阳神的存在,太阳在宇宙中有且只有一个,属恒星,一天中之所以会有早晨、中午和黄昏,并不是因为三个太阳轮流交替的缘故,而是地球自转的结果。那么上述神话所描述的阿布卡赫赫女神及时空概念就是“无稽之谈”了,可是这则古老的神话能够流传至今,证明读者还是相当喜爱它的,读到它时,明明知道它所记述的故事是“假的”,可依然觉得它很美妙,不会产生厌烦之感,原因就在于读者明白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及科学水平低下,人类对于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做出正确合理的解释,因此猜想自然界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力量或“超人”——“神”,“神”就能主宰一切。原始先民在创作这些神话时,对于时间和空间的非现实想象和处理,并不是由意识的,为取悦读者所作,而是对自己的各种疑惑做出解释,或是出于宗教的需要,但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讲,则完全是从欣赏的角度来重新阅读这些神话故事了。后世的读者不会计较故事是否科学、是否完全反映现实,因为读者都能够清楚的区分“现实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神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的创作无法脱离生活的本质去凭空虚构,神话中所涉及的时空观念也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时空观念,而它只是更艺术、更具想象力的反映出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

神话创作中这种对于时空的艺术处理,被后世叙事性文学所借鉴,就产生了其文学作品中的时间与空间。这里,不妨对叙事性文学中的“时空”作一界定:叙事性文学中时间的定义应该是指叙事的全过程,即所叙事件或故事从开始到发展直至结局的过程,包括叙述节奏的快慢、伸缩、跳跃、起伏、心理时间等。而对于空间的阐释则是指叙事情节、自然环境、社会背景、人物群和心理空间等诸多方面。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和空间完全以现实生活为原型,但却更强烈、更集中的反映现实时间和空间。

实际上,叙事性文学可渗透于各种文学体裁之中,即便是在有现实主义诗歌总集之称的《诗经》中,也有很多作品利用叙事来达到抒情言志的目的。而其中对于时空艺术的运用,则更使诗歌增色。

《诗经•国风•郑风•女曰鸡鸣》这样写到: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这首作品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诗歌全篇采用了叙事文学中的对话体形式,第一章夫妻围绕清晨时间和劳作的对话,自然交待出自然环境和人物普通劳动人民的身份。第二章是全首诗歌的中心,但却没有过多的艺术加工痕迹,只以妻子的陈述为主,诗人着力将点睛之笔放在第三章,有意放慢叙述速度,反复咏叹,骤然凸现出了第二章夫妻向往和睦生活,期望白头到老,及其相互尊重、体贴的深切感情。

在《诗经》后,我国文学发展的不断,楚辞、汉赋、叙事散文、等重要的文学样式都相继孕育产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而无论在何种文学体裁之中,却都闪动着叙事性文学的点点光辉,对于叙事时空的运用也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地。楚辞可融记事、写景为一体,其穿越时空的艺术手法,表现出飞廉奔属般的浪漫精神气质;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既吸取了史传文学的叙事手法,又借鉴了楚辞、战国纵横之文铺张恣肆、据古论今的文风;叙事散文的叙事传统、体例、写作艺术等则对后世史传文学及小说创作有直接启发,被鲁迅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是在上述各种文体得到长足发展之后出现的代表我国历史散文最高成就的里程碑式作品。

《史记》分别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这五种体例之间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勾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特别是作者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著作中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地原则,即职责、官位或所做之事类似的人物,其传记以历史时间前后相次,各传记之间又相互渗透,但发展轮廓非常清晰,这就形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起明灭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人物描写是《史记》创作中的一大亮点,作者不仅能准确把握表现对象的外部基本特征,同时又对其内在意识和心理空间挖掘极其透彻,用三维立体的透视方法,再现出人物的复杂性格,使作品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从《史记》历史事件与场面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司马迁对于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创作时更是成竹在胸,成功运用了顺序、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将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写得精彩了然,还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真实再现出一个个或惊心动魄或剑拔弩张的宏大场面,同时又融入作者自身独特感受,巧妙的编排与叙事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

《史记》的创作,为后世的唐传奇、宋元戏剧及再明清小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它们中与叙事时空有关的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均可看到《史记》影响的痕迹。

唐代传奇,源于六朝志怪,应该算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前身,唐德宗建中年始,许多文人投入了传奇的创作,使得传奇创作的艺术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传奇小说的普遍特点是带有一定的奇幻色彩,这大概是后神话思维的一种体现,而诸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作品利用现实中瞬间即逝的时间与神仙世界缓慢的时间进程这两种奇特的时间作为对比尺度,则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幻中有实、似梦非梦的氛围,其人生与梦幻无异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内涵颇为丰富。

提及对于小说叙事时空的影响,则不能不说到戏剧与话本小说。在戏剧及话本小说中,其时空的设置很注重突出叙事时空的当代性和地域性,它们既可以为故事情节的生发、开展等创设有力的条件,又可以加强叙事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强化戏剧与话本小说的现场接受效果,同时又可以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氛围,使戏剧和话本小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这些,在此后的小说创作中都有所体现。

随着古典诗文、辞赋、戏剧等各种文体不断发展完善,叙事文学的因素也日益成熟,小说最终登上我国文学舞台。其发展一直保持欣欣向荣的态势,而四大名著的诞生,则无疑代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至顶峰。无论是《三国演义》中高度跳跃、起承转合的叙事节奏;还是《水浒传》中发挥到极致的流动视角;亦或是《西游记》里小中寓大的神话空间;或者《红楼梦》中真幻雅俗错综的时空结构,无不体现出对前代文学体裁中叙事时空艺术的继承和发扬。

中西方叙事时空对比

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与思考方式的不同,我国与西方的叙事时空艺术有很多不同。

我国古代认为,存在的一切都不是自足的,一切事物的内涵并不都在事物自身之中,因此,存在与非存在并没有绝对的意义。这就是说,空间的内涵也在时间之中,唐君毅先生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一书中说:“……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从无不可破坏、永恒不变的原子论与原质论。因此中国时空观念中没有西方纯空间、纯物质性的实体观念。而西方则是从质子、原子开始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一个由小及大的过程。与中国恰恰相反。

中国文化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国人关照世界的方式,它的“第一关注点”往往是整体性而非分析性的,任何具体的个人和事物都首先必须放到宇宙地大框架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因此,象征家族的姓自然就在象征个人的名之前,表示四季大循环的年必须在表示小循环的月和日之前,群体的诞生呢,自然也就要早于个体。这种思维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小说创作的时空艺术。

提及叙事时空,实际上这是叙事学中的一个子概念。通常是放在叙事学中进行研究。在西方,“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由托多罗夫正式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柏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叙事的著名二分说可以看作是这些讨论的发端。18世纪小说正式登上文学殿堂后,对叙事,尤其是小说的内容到小说的形式,再到小说的功能和读者的地位等在叙事学中都有详尽地讨论。叙事时空在叙事学中属于“以话语为对象的研究层面”叙事的话语层面,即故事的表述方式,主要包括叙事事态、时间、语态、语式、人物描写、人物话语表达方式等。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包括:后期的托多罗夫、热拉尔•热奈特、查特曼、普林斯等。其对时间的考察分为三个子系统:时序、时距和频率。如果叙事话语中的时序与故事中的时序不同,则说明话语中出现了“时间倒错“现象,如倒叙、预叙、中间叙等。故事时距和话语时距的关系可能体现为:等距(如对话体的场景叙事)、故事时距大于话语时距(如概述或全景式叙事、省略或停顿)以及故事时距小于话语时距(比较少见,主要用于主观心理叙事)。频率用来比较故事发生的次数和话语中发生的次数,分单一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也讲述n次)、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一次,话语中讲述n次)、反复叙述(故事中发生n次,话语中讲述一次)。随着时代的发展,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学不断从其他领域汲取养分,形成了众多的跨学科叙事学分支,成为近年来叙事学研究的一大景观。对于叙事时空的艺术研究也日渐深入。

然而,在我国,虽然叙事文学传统历史悠久,但在理论方面却相对薄弱,杨义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说:“理论之道有两条,一条简捷,一条艰难,近年来有些人拥挤在简捷的路上,把西方特殊情境中式样翻新的思潮术语饥不择食地搬来,未经选择、消化、质疑、更舍不得潜心去融会贯通,便急急忙忙地以为这就是‘观念更新’中国的文学观象在它们手下,就像借得纯阳祖师吕洞宾的‘金手指’一般似乎点石为金了。叙事理论方面的情形也如此。”④

这说明我国的叙事学理论大部分是从西方汲取和借鉴,甚至完全的照抄照搬,拿西方理论生硬的套取中国文学。以叙事时空艺术来讲,西方叙事学理论中的时空艺术处理和中国叙事文学作品之间有很大差异,西方叙事学中涉及到的语言各种时态对于文学创作有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中的时间艺术,而中国文学创作中却只有永恒的现在时。这和中西方关照世界的方式有观,西方研究事物总是从微观着眼,而中国则习惯从宏观把握。在语言中,中国人的这种整体性思维模式实际上要比西方进步,因为汉语本身这一种超越历史,表现共时的能力,使中国的叙事具有了沟通瞬间与永恒、出入天道和人间的功能,在时空的艺术处理上更具张力。

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对于西方精辟的叙事理论就要抛之一边,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立足于现有的材料,对叙事时空艺术进行分析和逻辑把握,认识、了解西方有关叙事时空的理论,正确处理其与中国相关理论和文献的关系,进行还原、参照、贯通、融合,显示我国文学的高明、精湛之处,以叙事时空的独特视角,揭示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创作的别样魅力。

参考文献:

[1]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9.

[2]董小英.叙述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6.

[3]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2.

[4]赵捷.艺术的时空美[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1.

[5]赵军文化与时空—中西文化差异比较的一次求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1.

第8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一·关于阿拉坦汗研究 

1·额日德木图·《论阿拉坦汗把黄教引入蒙古地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93年第2期98~103页 

2·赛熙·《与俺答汗历史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1年第5期66~79页。 

3·赛熙·《俺答汗墓碑探寻记事》·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93年第2期53~68页。 

4·巴音·《阿拉坦汗的哲学及社会思想》·《蒙古族哲学与社会思想的历史资料选集》第二册(蒙文版)·81~128页。 

5·其拉衮巴格那·《阿拉坦汗简介》·兴安蒙古语(蒙文版)·1984年第1期31~32页。 

6·傲敦·14-17世纪蒙古历史研究《论阿拉坦汗》·1987年27~122页 

7·丹巴·《论阿拉坦汗》·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88年第4期25~32页。 

8·鲍青山,阿荣·《论俺答汗的法律思想》·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6年第4期114~120页。 

9·王梅花·《俺答汗继承忽必烈汗宗教政策的原由及其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11年第6期75~78页。 

10·孟和德力格尔·《俺答汗碑再考》·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6年第3期18~23页。 

11·乌恩其·《俺答汗》·包头星火(蒙文版)·1980年第2期26~28页。 

12·阿·那木斯瑞《俺答汗》·道兰斯日贝(蒙文版)·1983年第2期127~137页。 

13·荣莱珍·《俺答汗与喇嘛教》·内蒙古日报(蒙文版)·第9期3页。 

14·宝音湖·《俺答汗征兀良哈实录》·载《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1982年。 

15·宝音湖·《俺答汗征卫郭和撤拉卫郭尔实录》·内蒙古大学学报(蒙文版)·1982年第3·4期。 

二·关于《阿拉坦汗传》研究 

(一)著作 

1·珠荣嘎·汉文译注本《阿拉坦汗传》·247页·民族出版社·1984年4月。 

2·珠荣嘎·蒙文校注本《阿拉坦汗传》·37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3·达日玛·巴斯尔·《<阿拉坦汗传>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二)论文 

1·苏努·《写给<阿拉坦汗传>一书的几句话》·蒙古语文(蒙文版)·1992年第4期57~59页。 

2·其木德·《论<阿拉坦汗传>中的阿拉坦汗形象》·阿拉善语(蒙文版)·1987年第2期63~70页。 

3·阿茹德汗·《论<阿拉坦汗传>的作者和创作年代》·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蒙文版)·1990年第1期24~28页。 

4·那木吉乐·《<阿坦汗传>简介》·民族团结(蒙文版)·1988年第8期56~58页。 

5·阿木古郎·《对<阿坦汗传>的诗歌特点与蒙古诗歌韵律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5年第5期98~111页。 

6·贺希格陶克陶·《关于<阿坦汗传>的几个问题》·蒙古古代文学研究(蒙文版)·1988年。 

7·贺希格陶克陶·《<阿坦汗传>中尚存在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7年第1期80~93页。 

8·刘金锁·《阿拉坦汗传》·内蒙古青年(蒙文版)·1989年第4期。 

9·苏浑·格日乐图·《<阿坦汗传>日文译注本简介》·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1989年第5期83~86页。 

10·贺希格陶克陶·《关于<阿坦汗传>》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蒙文版)·1983年第4期85~99页。 

11·奇克其·《<察克喇瓦尔第阿拉坦汗传>研究概况》·蒙古学史料与情报·1990年第2期。

12·达日玛·巴斯尔·《关于<阿坦汗传>之语格初探》·蒙古语言文学(蒙文版)·1989年第4期81~90页。 

13·葛尔丹岱·《关于<阿坦汗传>的几个问题的新说法》·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4年第2期37页。 

14·[联邦德国]w·海西希·《<阿坦汗传>之史料来源》·蒙古学史料与情报·1987年第2期。① 

15·[联邦德国]w·海西希·《论土默特部<阿坦汗传>》·蒙古学史料与情报·1986年第3期。② 

16·[联邦德国]w·海西希·《论土默特部<阿坦汗传>》(续)·蒙古学史料与情报·1990年第2期。③ 

17·森川哲雄·《珠荣嘎校注<阿坦汗传>》·东洋学报·1986年第17卷 1·2号。④ 

18·若松宽·《珠荣嘎校注<阿坦汗传>(蒙文)》·东洋史研究·第44卷第1号164页。⑤ 

注释 

① ②③④⑤包文汉,乔吉编著《蒙文历史文献概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 

参考文献 

[1] 包文汉,乔吉编著《蒙文历史文献概述》·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 

第9篇:古代文学传记范文

关键词:高中文言文教学 实 活

文言文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能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 “文”“言”并重的双向目标决定了文言文教学必须“实活相济”。

文言文教学,必须重视“言”的落实。它包括理解字词、句式、基本内容和结构层次,培养朗读、背诵的基本能力等。同时必须整体考虑知识与能力、情感与态度的综合,灵活运用教学方法,还要激发学生对“文”的求知欲,使他们体会文章的艺术性和人文性,是谓“活”。“实活相济”,能有效促成文言文知识技能的类化,内化、迁移。

怎么教,这在实际操作中比较难。2012年11月24日,湖北省高中语文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在古老的荆州城落幕。它采用同课异构形式,旨在探索“培养学生阅读文言经典的兴趣,建立实效语文课堂”。比赛中有八位教师讲《项羽之死》。客观说,“实活相济”的课堂不多。这里我结合两个优秀课例,简单谈谈文言文教学中“实”与“活”关系处理技巧。

(一)“言”为“文”基,文本先行

荆州中学袁海林老师的亮点在于引导学生对项羽悲剧崇高美的感悟。她首先以“战神”刑天的故事导入课文,接着从配角切入,紧扣文中动词“泣”,感受项羽的命运之悲;然后从“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探究项羽失败的原因,感叹项羽的性格之悲;最后讨论项羽自刎的原因,抓住“笑”“赐”,仰慕项羽的精神之壮。学生积极参与,在最后两个环节将课堂氛围推向。学生感悟到项羽悲剧的崇高美在于——“人要有尊严,不能苟活在世上”、“坚守自己的底线和价值”。袁老师新颖的视角和精彩的语言,让整堂课精彩纷呈,可谓“活”矣。

梳理传记作品的情节是必须的。美中不足,这节课缺少了对文章叙事节奏的整体把握。这样,学生对项羽悲剧崇高美的感悟只是审美意义上蜻蜓点水式的赏析。没有“实”的文本做依托,再好的鉴赏也是有遗憾的。正如评委程良焱老师所提出的疑问:“文言教学如何扣住文本?”

(二)统观文本,定点突破

课堂“活”,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情感渗透。怎样做到“活”?褚树荣认为要统观文章式样、编者意图、文体等多方面,对教学内容有所选择,有所侧重。

《项羽之死》是写人叙事的散文,根据文体,我们不仅要分析人物形象,还要分析事件本身。评委秦训刚提供了另外一个学习蓝本。从文章的叙事角度切入,在落实字词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品读文本语言,抓住善战的项羽“时不利——非战之罪——快战——何渡为”的变化过程,解读项羽的“军事突围”和“心理突围”。东城快战可以重点品读,司马迁用大量的篇幅,多用短句,写了项羽酣畅淋漓的作战过程,展现他的神勇与自负,反衬末路英雄的悲壮。这是袁老师忽略的环节。再让学生融入感情去读,读出精神困境中的项羽高傲地以自刎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天命的敬畏和服从。无需教师过多讲解,学生自然地感受到项羽高贵的尊严,进而达到对自身尊严的确认。

我在教学实践中采用了类似的教学步骤,是可行的。

(三)巧妙读“言”,渗透“文”情

武汉市四十九中的吕晓乐是激情型教师。他的课将“实”“活”结合得很好。他的课堂上,有重点字词和重要句子的检测,有老师饱含情感的精彩背读。其中,细节鉴赏“最打动你的地方”,引导学生分析了项羽的形象,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把握项羽的精神。真“实”!更值得借鉴的是,学生和项羽有心灵之约,情感共鸣,还有对司马迁生命情怀的关注。司马迁写项羽,何尝不是写自己!我们读《史记》,就不能不读司马迁。“活”得恰到好处!

关注文本作者,是把文言课上“活”的一剂良方。读,是衔接“实”与“活”的桥梁。老师背读,学生齐读,个别范读,分角色朗读,男女生分角色读等等。读中品,品中读,让学生读透文本,读懂作者,读出历史,读出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