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热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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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

1.地方文化资源的调查

地方文化资源是个广义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做有针对性的调查活动，选择适宜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进行调查。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地方文化古迹则是其中重要的内容。文化古迹是一座城市、一个地区的名片，也是古代文人足迹留存之地，许多诗词作品都和文化古迹分不开，有些诗词成就了一方名胜古迹，而文化古迹又孕育了诗词。考察这些文化古迹，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环境与氛围，不再停留于书本文字之间。此种实践教学一是可以集体活动的方式由老师组织学生去本地有名的文化古迹考察，二则可布置学生在寒暑假等节假日在自己家乡或者旅游地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内容可以包含了解这些文化古迹的历史文化背景，搜集整理与其相关的诗词，探讨历朝历代往来文人足迹，分析积淀下来的文化蕴含，并进而结合考察的亲身感受来鉴赏与之相关的诗词，从而感受与文本分析不一样的诗词魅力。其次，地方特色文化也是调查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山水养一方人，在自然山水和历史文化积淀共同的孕育下每个地方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些文化会显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如湖南衡阳的大雁文化、南岳文化；广东肇庆的端砚文化、龙母文化，这些地域文化现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宣传名片，成为特色旅游品牌文化，从而具有当代特色。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中，让学生调查了解这些特色文化，查找相关资料，调查其在城市各处之运用，让学生感受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了解和探寻了古代文学作品在今天之运用和古代文化在当今之显现。如可组织学生调查了解城市街道命名、楼盘命名、小学校名等等有什么地域特色，学生在调查研究中不但可以进一步了解当地地方文化，也可以接触到古代诗词在今天之运用。再次，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内容。地方民间传说有着浓厚的地域风情，与地方风物、特产、古迹联系在一起，往往成为传奇、小说的母题，折射当地民间信仰。对他们的搜集宜采取田野调查，故而在实践教学中多布置给学生在寒暑假以自由组织的形式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民间传说进行搜集整理。地方戏曲是以艺术形式流传地方传统文化，现在面临发展传播的困境，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戏曲的了解、传播中去，既培养了学生对家乡传统文艺的认同，又从表演层面让他们体会到古代戏曲的魅力，这是对书本戏曲文本的有力补充。并且也有利于地方戏曲的保护和传承。最后，地方节庆风俗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可以开展的内容。节庆风俗，有着显著的时间性特点，每到端午、重阳、中秋等传统佳节，则可布置学生搜集家乡相关节庆风俗，就不同地区的差异可探讨原因，同时查找有关节俗的民谣民歌，比较其与传统节庆诗词的异同。

2.地方文学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有着多元并存的地域性特色，古代文学的地域性特色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热点，那么与之对应的地域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则是区域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之基础。而这自然也应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内容。地域文学留存的方式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以及碑刻文献，传世文献中的地域文学文献搜集，主要让学生到地方图书馆查阅地方志，找出相关地方文学资料，同时让学生利用文献查找知识，使用文学电子软件，用地方特色词汇搜索出地域文学作品。出土文献的地方特色文献搜集，主要是搜罗整理地方近年来出土文献以及文物古迹、碑刻等留存下来的文学作品。主要的文体有楹联、诗歌、碑刻、墓志等。搜集工作可以与文化资源调查共同进行，如组织学生在考察文化古迹、调查地方特色文化与调查地方民间传说、戏曲等时同时进行搜集文学资料，把参观走访时看到的听到的随手记录下来。在搜集工作完成后，让学生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搜集的文学作品汇总，分文体、分内容整理。这些搜集与整理锻炼了学生动手查找资料的能力，也培养了他们发现的眼睛，让他们感觉到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3.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也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教学目标，让学生参与到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来，培养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基础。学生在对地方文化进行课外考察和文献搜集整理中遇到问题，发现问题，教师鼓励学生以此作一个选题，几位同学组成兴趣小组，把相关问题探讨清楚，弄清来龙去脉。如学生在调查某个古迹时发现在此题咏的古代文人有不少，教师据此鼓励学生探讨古代曾经到过此地的共有多少文人，因何而过此，在此题咏的诗词主题有哪些等等。这类学习研究无论选题大小，都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提供相关参考，也让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从学习深入到研究的领域。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选题是学生在课外实践中自己发生疑问而产生的，对学生而言有研究兴趣和动力，故而在完成一些研究后可鼓励学生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汇总，继而可以向开发地方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等方向进一步深入。

4.地域文化的宣传与承继

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目标之一。课外考察对地域文化的了解，本身就是对地域文化的承继，青年学子必将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了解的基础上，让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对地域文化进行宣传，一方面固然提升其人文知识底蕴，另外也在宣传活动中加强其对地域文化的热爱与保护意识，同时也将古典文学知识运用到宣传写作中。在具体实践教学中，可组织学生课外考察的时候以地域文化为主题进行诗歌创作、古文游记写作等。同时鼓励学生以此为基础，参加一些社会宣传和服务活动。

二、地域文化与实践教学方式

1.课外考察

课外考察是了解、利用、开发地方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多方面展开：一是组织参观地方文化古迹，这类考察可以事先做好相关知识准备，如布置学生查阅文物古迹的历史地理资料，检索与此相关的古代文学作品，让学生在外出参观的时候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感受其历史人文环境，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和人文精神，故而可以在参观完后鼓励学生创作相关的诗词作品。二是调查搜集地方特色文化，这类活动可以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观察当地地域特色，从建筑、街道、饮食各个方面留心其地方特色之所在，在观察与积累中让学生相互沟通交流，共同探讨当地特色文化。三是走访民间艺人、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地方民间传说、传统戏曲，记录那些还存留在口头的故事、戏曲，对一些演出以图片、录像等形式拍摄记录下来。总之，课外考察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开展的基本方式，是学生了解和感受地域文化的基础，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搜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和掌握调查、走访的研究方法。

2．科技创新项目的实施

现今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已成为我国高校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一项学生活动，许多高校以学生项目申报、立项和完成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许多大一学生而言，在还没有形成系统专业知识的前提下，他们往往选择关注地方社会、地域文化做完选题，因此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的调查了解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来实施，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笔者就曾在这一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学生以三四人为一组，以当地文化的现状调查和历史考察为主题，选择一个具体的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学生通过从撰写申请书到实地调查项目内容及至完成结题报告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锻炼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积累和加深了他们对地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实践基地的平台建设

高校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往往依托于当地社会资源，因此在学校周边地区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成为深化高校与地方合作的重要途径。而这样一个合作平台，也同样可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基地，而地域文化则为合作奠定基础，让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联姻。一是可在地方图书馆建立文献整理实践基地，让学生搜集整理地域文人著作、地方楹联、地方戏曲文本、地方历史文献、地理方志、当地出土的碑志拓片等；二是可把地方文化馆等作为学生文化实践基地，调研地方谣谚、地方风俗、地域特色文化等，并在调研基础上分析探讨与古代文学之关系。笔者曾让学生以实践基地为依托，调研本地街、巷、路等名称由来，并由此分析与地方历史和古代诗词作品之关联。

4.社团活动的开展

学生社团也是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而高校学生社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别，就是地域文化类社团，这种地域文化类社团是以对地域文化共同的兴趣而集结在一起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别的学生，其活动形式也更为自由轻松。因此可以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承与宣传。一方面是将地域文化引入校园生活，进行宣传介绍，这类介绍可以社团刊物为载体，刊载一些介绍地域文化的文章或相关诗词，或者开展地域文化的专题讨论，举办一些以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古典诗词吟诵比赛，邀请当地艺人进入校园进行传统戏曲的表演。另外一方面鼓励学生走出校园，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和宣传，如以社团活动的方式组织社员搜集整理一些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制作一些地域文化的宣传资料，组织学生到市区一些地方进行宣讲、传发。或者撰写相关作品在校报、地方媒体、网络进行刊发宣传。这些社团活动在丰富学生课余活动的同时，也让学生文学、人文素养得到了提升。

5.学生学术沙龙

今天的大学生已是自主独立、个性张扬的一代，学生学术沙龙已在高校普遍开展，这种把个人自学与集体讨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合起来的交流方式让学生的探索和讨论更为自由、自主。学术沙龙大多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开展，而地域文学、地域文化易成为这种专题讨论的重要选题，故学术沙龙也成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以地域性视角来探讨古代文学的选题，结合了古代文学的学习，同时又观照了本地特色，让讨论者更容易找到共同兴趣。因此以学生学术沙龙方式开展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在开放、轻松的学术交流氛围中培养学生对地域文化的关注，对有地域性特色的古代文学作品的喜爱。

第2篇：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

在教学内容方面，“老师根据自己的知识优势，对教材重新取舍，并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这一项最受追捧，345份有效问卷有209位同学肯定了此项。与之相对比，“客观严谨地遵循教材体系，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这一项，只有不到30％的同学认可。但老师太过随意地发挥也不太受欢迎，只有15％的同学对“老师自由随兴地调整教学计划”这一项表示赞赏。与此相关联，调研表中设计了“你心目中优秀的古代文学老师是什么样的”这一自由陈述环节。虽然同学们的陈述五花八门，但通过综合与分析不难看出，与时俱进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是同学们最渴望的。同学们在描述老师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知识渊博”和“与时俱进”。与这两个词相比，“幽默风趣”“和蔼可亲”等出现的频率仅居其次。这一调研结果对老师们大有裨益。笔者自身的教学实践也印证了：此次调研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同学们最真实的想法和愿望。例如，关于司马迁的生平，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和有关资料都认为司马迁的一生大致与汉武帝相始终。但郭沫若先生早就此提出过异议，认为司马迁有可能是被杀害的结局，但郭老的观点没有得到《史记》研究界的肯定和重视。笔者对此话题有所关注和研究，并收集了一些有关资料，认为郭老的结论是有据可循的。于是在课堂上，我向同学们讲授了自己关于司马迁之死的研究成果，同学们凝神静气地聆听，生怕漏掉一句话，课堂教学效果极佳，也激发了同学们学习《史记》的兴趣。高校教育不同于中小学教育，因为大学生已经是成人，知识量和知识欲的需求都有所增加。所以高校教师不能满足于只让学生了解基本的知识，不能只停留于赏析的层次。这就需要教师的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深度，且能够做到深入浅出。比如《诗经•关雎》的主题，传统的说法是《毛诗序》的“后妃之德”，虽然今人已不大相信此说，但让学生了解这一说法却是必要的；至于其是否正确，教师应该相信学生有自己的判断能力。陆游教子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对于高校教师来说，要想真正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功夫是在教学方法之外的。这首先需要教师很强的责任感。除了教师自己的学术研究要不断进步之外，还需不断关注自己教学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把它们及时补充到教案中，教授给学生。笔者从事高校教学工作十余年来，自己的古代文学教案年年都有新的补充和修改，每一次教案的更新都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使自己对课堂教学更有信心。记得在讲授陶渊明时，所有教材和有关资料一致认为陶渊明是个超然世外、悠然自得的人。

如果我按部就班地照此观点讲授，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有学者2012年在核心期刊，认为：“陶渊明的一生，尤其在归隐后，心中始终有着强烈的矛盾与痛苦：他对白首无成的焦虑，对声名的渴求，对死亡的忧惧，始终纠缠在他的内心。所以他不得不借酒消愁，从先贤那里寻求精神上的安慰。陶渊明并非那样的超然世外，悠然自得。”我在课堂上把关于陶渊明的这一最新观点和结论传授给学生，得到了同学们的普遍肯定，收到了很好的反应。又如，关于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的形象，传统观点一直认为，大鹏虽然能高飞于九万里的高空，但它也需要借助风才能做到，所以大鹏最终也是庄子否定的对象。但学者对此最新的研究结论是：“庄子描绘了一个理想的逍遥境界，大鹏就是向这个理想境界勇敢进发的追求者的形象。”我在课堂上向同学们讲授了这一最新观点，同学们非常兴奋并给予肯定，教学效果极佳。作为高校教师，必须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关心学术前沿动态，把自己和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补充到教学内容中去，使自己的教学跟上时代，富有新鲜的魅力。这样做固然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学生大为受益，老师也会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尊敬和人生乐趣。教师还应在课堂教学中善于运用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情感的感化、熏陶和启迪。高校教师面对已经是成人的学生，要善于围绕优秀文学作品，与学生达到一种心灵的沟通、审美的愉悦，分享对所学专业知识进行探索、研究所可能有的喜悦、困惑与焦虑，交流对人生、事业、情感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与思考等等。教学活动的最佳境界，或者说最高境界，应该是师生在教学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知音境界。笔者在这方面曾做过一些尝试，围绕着诸如“屈原是否可以离开楚国而出走”“庄子的逍遥人生境界是否有现实性”等话题，在课堂上引导学生进行讨论。对这些话题的讨论是否有最终结论，或者最终结论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讨论，师生之间进行了一次人生观及世界观的交流、沟通与思考。这对于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和距离都大有裨益。

二、对古代文学课外阅读的调研与思考

文学的学习，除了课程教学之外，阅读和拓展是反映教学的延展性和深化教学效果的重要渠道。通过“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总量占整个文学阅读的比例”这一问题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在同学们的阅读活动中占据了比较大的比例。在345位同学中，回答这个问题的有284人。根据我们对研究对象的了解，没有填写具体答案的同学中，有很大比例是极少进行古代文学作品阅读活动的。结合具体数据来看，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占课外阅读总量的比例小于10％的在345位参与调查者中有70人，而高于50％的也是少数，只有17人。绝大部分同学都在10％－50％之间。其中，占10％的有50人，占20％的有67人，占30％有72人，占40％的有26人，占50％的有24人，这些是比较集中的。从这一结果来看，古代文学的教学应该是比较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的。但在这看似可喜的结果背后，当我们进一步调查古代文学阅读的内容时，也发现半数以上同学所进行的古代文学阅读基本限于课堂涉及的作品，有20％的同学能够在课堂讲授之外阅读作品选中其它的大部分作品，而真正能够在教材之外认真开展古代文学阅读的学生，仅有73人。可见对古代文学作品延展阅读的引导还需要加强。在当前古代文学的拓展课程方面，关于诗词和古代文化的主题是同学们比较感兴趣的，也是文学院当前比较重视发展的环节。同学们“对古典诗词朗诵和背诵活动的态度”大部分是积极的，愿意积极参与的有245位，但其中有大量的同学选择了“愿意参与，但担心做不好”，可见还需要进一步鼓励。对于古典诗词写作或古典戏曲改编等实践性的学习内容，同学们也很有兴趣，普遍觉得能提高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不过在成立古代文学兴趣社、创办古代文学内部刊物的问题上，持赞同态度、愿意参与的只有大约40％的同学，群众基础还不是很坚实。

三、选择古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可能性调研

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本科阶段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指定环节。在这个环节中，愿意选择古代文学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的同学有139人，占有效问卷数的41％；不愿意的有111人，占32％；还有持无所谓态度的93位。看得出来，古代文学对学生还是有不小的吸引力。而在不愿意选择的理由中，古代文学太难是比较主流的意见。考研是本科同学走向研究的重要途径，在341份有效回答中，有187位同学保留了考研的选项，其中愿意选择古代文学方向的有51人，而选择其它方向的有136人。在考研方向的选择中，仍然以传统的唐代文学为大宗，其次是明清、先秦和宋代文学。显然，在传统的唐宋热点之外，随着明清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地方文化发展的推动，同学们对近古文化和文学的了解更加深入，兴趣不断增强。总体看来，本次调查是一次比较深入的教学信息的互动，学生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则可以通过调查更加了解学生的心态和需求。同学们认真的态度从调查表上的留言可以体现出来。“这样的调查很好，期待能带来真正的变化。”“希望调查的结果能有实际的体现。”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在明确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改进的思路并加以操作，将调查研究的成果落到实处。通过本次调研，我们确定的基本改革思路和目标是：

（1）运用尽可能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

（2）更新教学观念，切实落实多媒体教学和师生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改变教学中“满堂灌”的传统，努力使古代文学教学注入更多生动活泼的、学生易于接受的因素。

（3）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和教案，去除陈旧的观点，代之以最新的研究成果。

第3篇：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

20世纪80年代末，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一书指出：“中国文学一个时期地域性相当突出，另一个时期地域性又淡化下去而融入文学的民族特色之中，并为民族特色增加新的成分，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条规律。”［3］42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明确提出文学的地域性命题并加以学术性探讨的开始。在这之后，学界也出现了诸多探讨地域和文艺关系的著作，但大多数集中在古代文学领域。至于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此问题带有明确的方法意识进行研究的则寥寥无几，只有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流派研究中，会涉及到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的部分影响，比如严家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一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论者对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之间关系的初步思考。20世纪90年代中期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从书”是地域文化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严家炎在该从书的《总序》中，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研究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后指出，过去人们“对于地域的理解，注意力似乎过分集中在山川、气候、物产之类自然条件上，而对形环境的诸般因素则相对忽视”，在他看来：“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是一种综合性的影响，决不止于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更包括历史形成的人文环境的种种因素，例如该地区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关系、人口迁徙、教育状况、风俗民情、语言乡音等；而且越到后来，人文因素所起的作用也越大。确切地说，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4］2与以往文学与地域文化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地域文学研究多关注的是地域文化对于文学相对静态和封闭的影响力，文化地理学则更多强调文学发展的动态性及其文化生态、文化景观、文化扩散等对作家创作的渗透性。此后不久，王富仁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这些观点实际上将“地域文化”扩大到了文化地理学的层面上，并将之和“20世纪中国文学”联系起来，为“地域与文艺”这一古老命题注入了新的学科内涵和时代意义，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本身也是一种思路和方法上的超越与突破。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研究在2000年末前后抵达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大量有关文化地理学与文学的评论文章、著作。

中国文学研究———文化地理学的视域

（一）文化地理学对文学史发展的建构。文学史的研究一般都与历史发展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但文学的构成并不只是与时间与关，其产生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容忽略的巨大作用。因为文学并不是纵向单时态发展的，还有横向的因素如环境的变迁、文化、宗教等等都影响、生发了文学的发展，所以从纵横的双时态去研究才能反映文学史的全貌。如文学的中心转移而造成文学版图的改变。纵观中国文学史，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文学版图的形态是不同的。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述中国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里成为文学的中心区。”［3］43最明显的如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解放区延安文学现象，众多的文人作家在陕北丛聚创作，形成当时解放区特有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

（二）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即通过对作家出生地与分布地的分析，研究各地的文学人才的分布规律。文学人才群体的形成与特定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有密切联系。如我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的作者多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乡。曾大兴认为：“中国历代文学家分布重心的形成，与京畿之地、富庶之区、文明之邦、开放之域等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分布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都以地理环境为依托。但真正对文学家地理分布格局起决定作用的、最直接与最稳定的因素是文化。文化重心在哪里，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在哪里，文化重心向哪里移动，文学家的分布重心就向哪里移动。”［5］501－505由此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京派作家的出现都与文化重心有关，而西部自古以来作家作品数量就少，整体区域创作水平偏低的现状也与其所处文化边缘地区有关。

（三）文化地理对文学风格形成的作用。文学创作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产生与发展均不可避免地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时间意义上讲，不同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主流话语的价值取向，风俗民情的演变状况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构成了个体生存的特定环境与创作背景，且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影响着作家的观照视角与创作取向。从空间意义而言，作家的创作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进行的，地域界限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着作家写作的空间范围，尤其在地域环境造成的文化隔离现象之后，个体的创作因为显示了地域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从而成为该文化系统的表征［6］2。在中国文学多元共存的发展格局中，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总是彰显着风格各异的艺术魅力。（四）研究作品的空间特征。文学作品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在一定时空内对自然、社会的现实反映。作品是作家头脑中对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认识，作家营造的空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当地文化地理的烙印，也是作家寄托思想情感的一种地方意象。从作家笔下的空间描绘中，读者可以认识到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语言特色，风土人情，习俗等等。不仅如此，研究者还可以透过作品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等有一定的体察。研究作家笔下展示和建构的空间意象，可以发现作家的创作心理历程及其空间的美学意境，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学研究角度。

文化地理学视域下中国文学研究的关键词———空间

“空间”是文化地理学研究范畴中的关键词，一切物质的存在都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范畴，文学的存在也是如此，离不开时间与空间这两个维度。文学研究介入空间维度，关注民族、家庭、信仰、风俗、制度在地域间的流动和相互关系，从而展示更立体、更全面的文学脉络。中国文学以文化地理学作为研究文学的原点，将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相交融，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解释体系，其独到的解释能力，能从文学的文本及文学现象中解释出更深层的意义，探索和揭示出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诠释出原创性的文学价值。文学与文化地理的结合，使空间成为文学研究的重心。空间的地理因素是产生文学的条件之一，所谓地理因素包括气候、土壤、河流、海洋、山地、交通、地理位置、森林植被、自然风景等。这些地理因素以“人”作为中介，构成了文学直接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使地理因素与文学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王瑶在论述东晋的玄言、山水和田园诗歌的流变时曾谈到地理因素对文学的深刻作用：“当文化中心和名士生活还滞留在北方黄土平原的时候，外间风景没有那么多美丽的刺激性，能够使他们终日在‘荒丘积水’畔逗留徘徊……中国诗从三百篇到太康永嘉，写景的成分是那样少，地理的原因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楚辞诗篇之所以华美，沅澧江水与芳洲杜若的背景，也不能不说有很大的帮助。永嘉乱后，名士东渡，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他们追求的自然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美的发现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文学的绝大贡献。”［7］261可见自然地理是影响文学风格乃至思潮的一大原因。“地理要素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是文学风俗画的远景，或者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它也可能是真正塑造文学地域风格的无形之手，赋予了文学以独特的地方色彩，使之成为某种文学风格的‘注册商标’。”［8］176－177在谈及自然地理条件对文学的影响的时候，人们对“人化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因素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学生产，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影响了文学。因此，在空间中的文学，并不是单一的自然地理因素形成的，而是受其人文环境的诸多因素所制约的，如空间维度下丰富的文化层面对文学的影响。

（一）文化区。齐鲁文化、楚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岭南文化和江河源文化、塞外文化、文化等众多的文化区域源流多异、风貌互殊，由此生成的文学也千姿百态。这种地域文化因素长久地影响着文学的素质和气质。如樊星在《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我国当代文学的地域特色：“齐鲁的悲怆，秦晋的悲凉，东北的神奇，西北的雄奇，中原的奇异，楚地的绚丽，吴越的逍遥，巴蜀的灵气”等。他在该书中还分析说明了当代城市文学的地域差异，论述了当代京味文学、津味文学、汉味文学、海味文学、苏味文学风格上的地域差异，认为地域文化小说是当代文坛最富于民族文化意味的一大景观［9］。

（二）文化扩散。通过家族的联姻、分支和迁徙，并带着家族文化的基因在文学领域承传和旅行，最后涉及到作家的人生轨迹、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和文化中心转移等等，也即为文化整合。地理空间的维度是我们考察文学的发生和变异重要的因素：“如文学发达程度的地区差异（以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多寡为主要指标），各类文体的区域异同及受地理环境影响的深入浅出，文学题材与风格的地域特色，个别地区的文学背景，地理环境对文人灵感的培育与文人创作的影响，形成文学地域差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等等。”［10］174这些对于我们解释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依据和智慧源泉。

（三）文化景观。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对作家的生命感觉和写作形态起了不同的模塑作用。这种作用体现为：第一，可以提供作品的创作素材；第二，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第三，文化地理环境特有的地域民风、民俗、语言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与风格；第四，作为生活条件的地理环境塑造着作家的心理素质（如气质、性格、性情等）与审美情趣，尤其是对作家心理素质与审美情趣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地形地貌乃至整个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貌、性情乃至趣味习尚的不同。如我国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审美心理素质的差异。不同的文化景观形成了作家各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精神。对作家而言，自身所处的文化地理环境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对其个性气质与审美心理进行刺激，形成了作家在审美风格方面固有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如汪曾祺生长于苏北的下河流域，此地归属吴文化圈，虞友谦先生在《吴文化传统之政治解读》一文中认为：吴地自古的政治弱势，形成了吴文化心态产生疏离、逃避政治的倾向，或自处于政治边缘地位，或将政治追求深埋于潜意识之中，而把现实的目光和心智投入非政治的其他层面，促成吴人从尚武向崇文的转向，也造成吴地经济、学术、科技、教育、宗教以及偏于世俗、享受生活的各种艺术形式的繁荣［11］。置于吴文化圈内的汪曾祺的作品中有着浓厚的吴文化特质，形成与吴文化内核同构的精神气质、审美观念和人生价值取向。在文化精神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文学作品中充满想像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深深感动并在作品中描写了对地区大吃一惊的理解［12］41。文化地理塑造了作家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地区文学所独有的内核。从文化地理的视角下对文学精神进行分析，对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作家所处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这些文化因素决定人的生命意识、生存意识、人生意识，并构成了作家综合性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意识的核心，由此决定了作家的文化精神特征。如西部文学是在特定的西部地理人文条件下产生，体现典型的西部特征。西部精神中体现着西部文化结构：广阔的地域空间与严酷的自然条件，虔诚的，独特的边疆意识，高度的英雄意识、积淀深厚的孤独意识。这种西部文化在西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西部独有的文化精神，如对民族自信心的张扬、对人性的发掘、对底层生活的关注、对英雄主义的呼唤［13］。

第4篇：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

【关键词】培养；大学生；戏曲兴趣；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226-01

中国的传统戏曲，从其产生就带有浓厚的娱乐性，并逐渐成为千百年来“高台教化”的一种道德宣扬载体。自20世纪90年代起，人们对多媒体的运用替代了对传统戏曲的关注，戏曲传播处在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成长在大学校园里的新一代，更是与戏曲有着深深的隔膜，但他们又肩负继承和发扬传统戏曲文化的历史重任。因此，大学校园要借助各种形式，激发和培养大学生们的戏曲兴趣。

一、文学课堂对戏曲兴趣的培养

文学课堂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传统戏曲的内容，尤其是元杂剧与明清传奇。在授课时，首先要求教师要讲清楚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从原始的歌舞到汉代“角抵戏”、唐代“参军戏”，再到“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最后到元杂剧与明清传奇，各个阶段的特征、名著、作家等要全面生动地告诉学生。其次，适当播放与所讲内容一致的昆曲、京剧、豫剧、秦腔等名家名段，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教师要引领学生对戏曲文辞进行审美化欣赏，诸如对戏剧名著中优美文辞的深入评析。《西厢记》“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的难以名状、难以捉摸的“闲愁”；《牡丹亭》写杜丽娘的自省：“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长生殿》中李龟年对杨贵妃姿态的描摹：“那娘娘生得来似仙姿佚貌，说不尽幽闲窈窕。端的是花输双颊柳输腰，比昭君增妍丽，较西子倍丰标。似天仙飞来海峤，恍嫦娥偷离碧宵。更春情韵饶，春酣态娇，春眠梦悄，抵多少百样娉婷也难画描！”据此，教师从言辞及唱腔赏析的角度，深入细致地讲解，逐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审美奖赏中对戏曲产生浓厚的兴趣。

二、相关公修课对戏曲兴趣的培养

戏曲鉴赏课堂更进一步对戏曲进行较为系统的专业解读，本课程的任务是对学生进行中国戏曲文化的普及，内容涉及戏曲的发展历史、基本表现形式、唱腔流派、行当装扮、戏曲音乐、戏曲脸谱、选段演唱。学生对其内容应该是好奇而有兴趣的，这就要求教师课前制作体现中国戏曲唱腔、服饰、化妆、脸谱、舞美等特点的课件，热情洋溢地介绍戏曲的引人之处。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看《西厢记》“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听昆曲《牡丹亭》唱词，便“心下思忖：‘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滋味。’。”国学大师王国维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因此，在讲戏剧名著的同时，也要分析其演唱选段，展开师生之间的互动，借助多媒体戏曲视频播放、师生演唱等方式，深刻体会戏曲的文化之美，切实提高学生们的戏曲艺术审美能力。组织学生开展戏曲状况的调查、进行当代戏曲热点的讨论，增强学生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迫切感。力争使大学生们成为戏曲的欣赏者与传承者。

大学语文课堂也无可避免地涉及到戏剧名篇的教学，教师仍应借助视频，生动有趣地告诉学生戏曲发展的历史、戏曲的使命、戏曲的未来。解析中国戏曲名篇的内容及戏曲文化的功用，播放赏析经典的唱段，以此来唤起大学生们对戏曲的兴趣。

三、第二课堂活动对戏曲兴趣的培养

欲使学生产生真正的兴趣，还需要在课外拓展上下功夫。组织爱好戏曲的学生成立戏曲活动小组，研读经典片段，体会内在精神；进行吹拉弹唱的演练，每人对自己感兴趣的地方剧名段进行练习，通过练习，加深对作品中人物的情感体会，更全面体会戏曲艺术的魅力。积极鼓励学生参加戏曲表演与比赛。

对于戏剧名段的演唱要侧重练习。尽管学生演练的不如专业演员，但只要是达到了最基本的演唱要求，也就达到了目的。总之，培养大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既要从时代特点入手，也要从学生的兴趣入手，还要从课程作品的思想及片段唱腔的特点入手，相信经过课内外的引导，大学生的戏曲兴趣会被充分调动起来。

参考文献：

[1]周雄.中国戏曲教学难点及其解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1）.

[2]魏琦.当代大学生戏曲文化素养缺陷分析[J].沧桑，2010（4）.

[3]赵筠.“中国古代文学”戏曲教学手段新探[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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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

[关键词]文学世家　家族文学　家族文学史　晁氏家族　中国文学世家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0―0115―06

一、文学世家现象与家族文学史的构想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族，它们或以兄弟见称，或以父子擅名，或以祖孙显荣，或以叔侄并著，类型众多，不一而足。其中有些家族经历三代、四代乃至十几代而文士辈出，代不乏人，有的家族文才济济的家史甚至还跨越数朝，显然它们已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学世家。如六朝时期的陈郡阳夏谢氏，一门风雅，代代相传，自谢安(320―385)至谢胱(464―499)已历150余年，先后出现过谢灵运、谢胱这样的左右文坛风气的人物。当时与谢氏并称的琊临沂王氏更是以其悠长的家族文学传统自矜于世。宋代澶渊晁氏从宋初至南宋的二百年间，文献相承，“家传文学，几于人人有集”(四库全书《(嵩山集)提要》)，产生了以晁迥(951―1034)、晁补之(1053―1110)、晁冲之(?－n26)、晁公武(1101－?)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作家。明清时期文学世家更是有增无减。如北方临朐冯氏家族，从明中期冯裕起，至清前期冯协一止，共历七世，在明清两朝经历了二百年的风雨历程，其中冯裕、冯惟敏父子在文坛上有较大影响。南方吴江沈氏跨越明清两朝，绵延四百余年，共历12世，文人辈出，先后共有文学家139人，作品集百余部，产生了沈、沈自晋这样的著名戏曲家。可见家族文学与文学世家自汉魏以来历代普遍存在，并非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现象在我国古代的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如金、元时期的耶律氏贵族文学，是辽代耶律倍(899―936)一系的皇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升华，从金中叶的耶律履(1130―1190)到元泰定年间的耶希亮(1247―1327)，延绵四代，经历了近二百年的发展，将契丹民族的文学水平推向辉煌的峰颠，其中耶律楚材、耶律铸父子的创作代表着契丹族汉语书面文学的最高水平。如果忽略耶律氏这段贵族文学历程与此前的辽代皇族文学之间的几十年断层，则二者合起来的历史持续四个世纪之久。明代云南地区的丽江土司木氏家族世代尚文，诗礼传家，仅就其影响最大的“六公诗”来看，从木公(1494―1553年)至木增(1587―1646)这六代父传子继的文学传统也维持在百年以上，保留下来的文学著作就有11种之多。由此可见，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繁荣局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重视。但是，以往学界对此的关注多局限于少数最为显赫的文学家族；今天，随着学术研究的迅速发展，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文学家族已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正在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据初步检索，自2000年以来的八年间，单是直接以文学世家及其文学、文化研究为题的博士论文(不含博士后出站报告)就在12部以上，硕士论文在28部以上，而同期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显然是一个大得多的数目。不过，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还缺少通览中国文学世家全局和演进全程的著述，纯粹的个案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文心雕龙・序志》)的弱点，因此建构一部文学通史以总揽中国文学世家与家族文学的兴衰历程，探索其发生、演变规律，就体现了这一领域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上述文学世家分别从事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的长期历程，也为建构相应的一部部家族文学史准备了客观条件和良好素材。众所周知，今天的文学史编著已不再是按时问线索对文学史实进行的简单罗列，随着其整理文献功能的弱化和文学批评功能的加强，文学史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有别于专题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迄今为止，尽管文学史的范式和类型已多种多样，但还缺少家族文学史这一品种。因此，基于文学世家和家族文学的丰富素材，建构和编写一部或多部家族文学史，不仅反映了文学史学建设的要求，同时也必然对文学世家及相关研究形成新的视角，提出新的要求，指示新的门径。下面试以宋代晁氏家族文学史为例，首先探讨为单个文学世家建构文学史的意义、主旨和编著中可能面对的具体问题，然后以此为基础展望创建相应的文学通史的问题。

二、家族文学史建构对于文学世家研究的意义

南宋程敦厚在论及“文献相继，久而不替”(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六)的宋代晁氏时曾说：“若夫渊源授受，不失其传，而极其变，则本朝号文章家，莫盛昭德之晁。”可见晁氏家族业文的悠长历程是一个家族文学得到充分发育的重要文学一文化现象，这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家族中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显然，梳理和描述晁氏文学由“渊源”而“极其变”的基本历史过程就能构成一部比较完整的家族文学史。那么，建构一部晁氏家族文学史的必要性到底何在呢?

首先，由于文学史具有综合性这一基本特点，家族文学史的建构能够使我们获得观照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的宏观视角，拓展研究的深度。

家族文学史的撰述要求全面总结、呈现一个家族的文学业绩，描述这个家族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全过程。为此，全面清理本族作家、家族成员及其作品，梳理他们的世系家谱，就成了此项工作的首务。亦即，在重点关注主要作家的同时，对家族内其他所有作家和家族成员都不应忽略。事实上出自同一家族的文人作家，既具有世系血缘上的天然联系，又因为宗族亲情关系而通常联系密切，因而彼此相关的材料既多，关联度亦大，彼此的生平行迹、文集、作品提供了观照对方的角度和途径。这为我们进行该族人物的考辨、世系的清理、家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多重渠道。通过充分发掘和综合运用这些资料、信息，我们就可以解决该族文人和家史研究方面的不少疑难问题。例如由于晁氏文人荟萃，著述甚多，历来文献和研究成果中关于他们的记载在名字、行第、占籍、作品、行实等方面存在不少混淆失误，通过相关材料的综合与比对，这些问题往往迎刃而解。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这种综合研究和整体把握的方法从家族史的研究贯彻到作家作品的研究，特别是利用同族作家之间的亲缘关系来深化对主要作家作品的研究。例如关于著名“大晟词人”晁端礼的相关资料十分匮乏，由于其词绝大部分

无题无序，其作年难以知晓，一些内容也难以理解。但因为晁端礼与族侄晁补之交往密切，他们的词集也多唱和之作，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晁补之生平事迹较详的特点，对晁端礼不少词作进行编年，使我们能够加深对晁端礼生平和作品的了解。

随着一个文学家族的作家作品以及相关资料的汇集，我们就获得了进一步揭示这个文学家族与其文学活动的特色及其一般规律的基础条件。在这种情势下，总结家族传统与家族文化的特点，认识家族文学的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一般历程，把握其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探讨同族作家作品的异同与承传关系，评价该族文学在当时文坛独特的地位、影响，就成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可见，建构家族文学史的内在要求能够引导我们关注家族文学研究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拓宽其研究空间和研究途径，并有效避免对作家作品的孤立对待、简单罗列和生硬拼凑现象。

其二，由于具有鲜明的时段性，家族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我们将家族的兴衰史与本族作家的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我们在二者的关联中获得探讨家族与文学互动关系的良机，揭示家族文学盛衰的内在动因。

如果说综合研究和整体把握在一般的家族文学研究中普遍都可能做到，那么家族文学史研究则因其历时考察必然给相关研究引入明确的时间维度，这既是家族文学史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家族文学史研究的独到之处。绵历数代上百年的家族文学史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这是由于时代社会、文风的变迁和宗族作家的阵容、境遇、心态等方面的变化所致。作家是生活在社会中，然而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里，他首先是生活在自己的家族里。家族的盛衰荣辱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思想情感。以晁氏家族的情况来看，晁氏这个大家族的形成和长期兴旺保证了它为文坛输送一批又一批的人才，从而使家族的文学盛况得以持续不断。晁氏享誉文坛，肇始于宋初晁迥、晁宗父子相继执掌朝廷诏诰典册的撰制，这种清闲显贵的近臣地位和天下甲门的显赫门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晁氏父子主要从事于庙堂应用文学，代君立言、为国秉笔、歌功颂德是晁氏文学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恐怕这也是晁氏文名在当时显极一时，却很难在后世文学史里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晁氏文学的真正兴盛是在北宋中后期，随着晁氏家族三个支系的繁衍壮大，晁氏举族人口剧增，晁氏作家以群体的阵容登上宋代文坛，以致于苏轼有“信其家多异才耶”(《与黄鲁直五首》其二)的惊叹。到了北宋晚期，晁氏那种盛极难继的仕宦局面在党争与宋徽宗集团黑暗统治的沉重打击下，晁氏群从多在迁谪废黜之中，整个家势因而呈明显的衰落状态。这时晁氏作家的创作普遍流露出明显的衰门意识和怀祖情结，同时家族荣誉和清正家风得到大力弘扬，浓厚的宗族亲情和批判现实的创作精神得到充分展现，晁氏深厚的家族传统和家族文化成了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和激发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此期晁氏文学因此打上了鲜明的家族烙印。随后在靖康之难和南渡之中，晁氏遭遇了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他们失去在京师和中原一带的百年祖业和家园，被迫流寓他乡，分处南宋版图的东中西地区，彼此天各一方。由此，深沉的故园之思和伤感的“悯孤”(晁公《嵩山集》卷一《悯孤赋》)情怀在晁公武、晁公兄弟的诗文中表达得相当突出。显而易见，宗族的盛衰与其文学的演变休戚相关，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晁氏这个典型个案中得到生动展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家族与文学的关联与互动在家族文学史里能够得到相当准确的考察，这也是避免对二者关系单纯横向考察、简单处理的有效手段。

其三，由于有了精确的时间坐标，家族文学史的建构也有利于我们将某族文学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学文化发展演变的进程中作动态考察，探讨其兴衰的时代动因和社会根源。

整个看来，晁氏这个文学文化盛族产生形成于赵宋王朝这个崇文盛世里，在两宋社会赢得广泛的推崇，晁氏子弟大多沐浴着“文学之家”(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的荣光而成长。追溯晁氏家史，其兴衰的历程真可谓“与国同休”(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六《成都苏教授》)。在奉行佑文政策和重视科举的新王朝，“寒迹孤进”(晁迥《昭德新编・自序》)的晁迥与其子宗憨“以文学、政事位朝廷，晁氏始大”(晁补之《鸡肋集》卷六五《晁夫人墓志铭》)；“其子孙埠掌励志，错综藻缋之，皆以文学显名”(喻汝砺《晁具茨先生诗集序》，载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诗集》卷首)。然而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晁氏遭遇到国破家亡、“分散各南奔”(晁公《嵩山集》卷四《喜三十二弟来》)的厄运。南渡后的晁氏失去了京洛地区的家园田产和文化高位优势，失去了举族聚居的相互照拂和浓厚的家族文化氛围，晁氏优良的家族传统因为失去其附丽的物质基础而没能保证晁氏文学在南宋文坛的持续兴盛。纵观晁氏家族的文学史，其在熙宁、元丰以来的北宋后期，出现在北宋文学进入的同时而稍晚。以晁补之、晁说之、晁端礼、晁冲之等为代表的晁氏文学中坚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北宋文坛之间所保持的亲密师友关系表明，他们文学事业的成功既植根于晁氏深厚的文学传统，也沾溉于北宋文学的浇灌滋养。也正是由于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密切关系以及与旧党人物更深的渊源关系，晁氏文人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也明显受其影响，最终导致他们在新党执政的北宋晚期遭受贬谪罢黜的政治命运，从而给家族发展和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晁氏文人在北宋中后期为学尚友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处境也鲜明地反映出北宋文人所具有的强烈结盟思想。

其四，由于独立的文学谱系的建立，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可以使一些以往被忽略的作家的地位得到凸现而受到重视，并为作家作品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家族文学批评尺度。

以家族文学为本位的研究必然要求清理出一个按血缘关系联结起来的作家阵容，在家族文学史里又必然按照时间先后、辈伦关系和他们各自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作用建立一个自足的作家谱系。这个谱系一旦梳理出来，在文学通史和其他文学史里分散各处的同族作家就可以在家族文学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特别是在一个具有精确时段标识的家族文学史里，一个作家除了世系上可以找到准确的位置，同时其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也可以得到明确定位。如在晁氏这个文学谱系中，晁迥不但是这个甲门盛族的奠基人，同时也是家族文学的开山鼻祖，后来子孙将他这位“独步晁丞”引以为荣。当我们从晁氏文学史的本位出发，不但可以发现已被一般文学史淡忘的晁迥及其文学业绩，而且还可以发现在文学史上具有类似命运的晁公迈、晁公的殿军地位以及晁说之、晁咏之在家族文学鼎盛时期的重要地位和他们在北宋文学时期的活跃作用。陆游正是从晁氏文学历史演进的角度发现和认识晁公迈的文学地位的：

盖晁氏自文元公(晁迥谥号)以大手笔用于祥符天禧间……浮五世百余年，文献相望，以及建炎、绍兴。公(指晁公迈)独殿其后。(《渭南文集》卷一四《晁伯咎诗集序》)

可见，有了家族文学史这个整体观念的统摄，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盲点、空白便容易得到关注，各方面的具体研究在这部文学史中的地位也容易得到合理的确定。

随着一个家族文学体系的确立，它的每个作家的创作特色与成就地位也就可以从本族文学这个坐标体系中得到阐发。且看清人对晁公遍及其诗文的评论：

王士祯尝评其诗，谓在无咎、叔用之下。……至其文章，劲气直达，颇有崎历落之致，以视《景迂》、《鸡肋》诸集，犹为不失典型焉。(四库《嵩山集》提要)

显然，不管是王士祯，还是四库馆臣，他们都将晁公与其父辈晁补之(字无咎，著有《鸡肋集》)、晁冲之(字叔用)、晁说之(著有《景迂生集》)进行比较，从而获得对晁公迦的诗文成就较为具体、客观的认识，进而探究其因由和价值。实际上这也是对晁氏作家进行统一审视和整体把握的结果，体现了一种独特的家族文学批评角度和方法，是特别值得我们在家族文学研究中加以借鉴利用的。

除上述方面。家族文学史之必要还表现在它反映了家族文学相关研究成果整合提升的要求。以晁氏为例，当前关于这个家族及其文学文献的研究产生了以四部博士论文和多部专著为代表的许多研究成果，形成为一个研究。由于文学史的综合性等特点，晁氏文学史的建构有利于我们充分吸收利用这些成果，深化提高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认识。同时，由于晁氏作家活跃在两宋文坛二百年之久，因而这部家族文学史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又形成为具体而微的宋代文学史，成为我们观照宋代文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难得的窗口。此外，凭借家族文学史分时段考察的方法，我们还可发现一些以往为人忽视或鲜为人知的关联。例如，对于晁冲之政和末离京隐居具茨一事与晁说之此间辞官退隐新郑之事，如果联系到政和初晁端礼接受蔡京的推荐人大晟府以及晁氏对此“举族耻之” (陆游《家世旧闻》卷下)的态度来考虑，则三者之间的关联不难推知：冲之和说之此时隐退的举措隐含相同的动机，都具有维护家声的意义。尽管现存文献不见他俩与同宗的晁端礼有来往记载，但其复杂微妙的亲族关系由此得以窥探。

三、家族文学史编著中的具体问题与对策

(1)内容的确定。家族文学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作家作品固然是其关注的重点，但又远非单个作家作品的简单相加；它不但应该包含共时态下群体特征的总结，也应该包含历时态下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把握；不但需要关注家族兴衰的历程，同时也需要关注家族文学发生的时代与文学文化背景，特别是它们之间的深刻关联。并且，我们还需研究家族与作家的主体特征，总结归纳家族传统与文学传统，探求家族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因。此外，还有一个影响内容确定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古今文学观念的差异。古人通常是“大文学”观念，文学与实用文写作、学术著述乃至书画艺术混合不分，这个古今差异显然会影响到文学史研究对象的界定、重心的确立乃至分期的划分。今人写文学史当然应该以现代的文学观念为旨归，同时古人的文学观念也应该得到适当的兼顾。即以抒情审美之文与实用文的关系来看，它们在古人那里常常相辅相成、彼此融合，如晁氏家族在宋代被“海内推为文学之家”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封事》)，首先起于晁迥父子显赫的庙堂文学活动，而这对于晁氏后来发展成现代意义的“文学之家”又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且看晁说之对此中关系的揭示：

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时其在廊庙，在北门，在西掖，在东观，国人誉之……其后子孙坎壕失职而流离饥饿者有之，或发为凄凉苦辛之言，则人以为怨；否则，慷慨泾渭之言，而人以为谤。(《嵩山文集》卷一七《崇福集序》)

可见晁氏文学整体上存在着从庙堂文学向纯文学转向的趋势。正是书命歌颂的公文写作开启了晁氏“以翰墨为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家族文学传统，而作为家业，这也是晁氏后人失去从事庙堂文学活动的机会时转向纯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由此可见晁氏文学史在将其纯文学活动作为重点进行清理的同时，还应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转换轨迹以及它们分别在家族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出来。当然，对于其庙堂文学的具体内涵，则可以省却详细的笔墨。

(2)分期的划分。家族文学的兴衰与家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显然又不能同一始终：它与当时文坛往往声息相通，关系紧密，但又有其不同的起伏趋势。中国历史上的家族文学现象一般都有一个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都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点。如明清沈氏文学世家的四百年历程可以分为初兴、全盛、持续发展和衰落四个时期。而宋代晁氏文学史，笔者认为它也明显呈现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即以庙堂文学见长的宋初时期、群体阵容形成的元韦占时期、登上巅峰的北宋晚期和走向衰落的南宋前期。由此可见，家族文学史的分期在参考家族兴衰史和当时文学史的同时，应当以这个家族作家群体的消长与其创作的阶段性变化为主要依据，也即按家族文学自身呈现的阶段性规律来确定分期。

(3)叙述的双重视角。随着家族文学史框架的搭建和家族文学演进脉络的梳理，观照和评价一个家族的作家作品就有了双重视角，即除了文学通史里的地位作用外，还有其家族文学史的角色和身份。总的说来，文学通史和家族文学史这两个视角或坐标是统一的，作家作品在家族文学中的地位影响，取决于其文学通史里的作为。但在家族文学为本位的文学史里，本族作家的位次都将上升。如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文学通史里只能算是名家，不可能占据主角的地位，而在晁氏文学史里，他是成就最高和影响最大的代表作家，其突出地位应该得到凸现；而那些很难在通史里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其重要地位也将在家族文学史里浮现出来，如晁说之、晁咏之、晁公迈、晁公以往少为人知的文学活动因此可望获得探赜索隐式的发掘。因此，参照文学通史这个评价尺度，同族作家在家族文学史里应该得到恰如其分的关注与描述。

(4)家族文学史建构与家族文学专题研究的关系。文学史应该是一种宏大、开放的认识体系，它能不断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遗弃陈旧观念和错识认识。故而家族文学史的建构依赖于家族文学相关研究的推进，但它又不是这些专题研究的简单相加；文学史宏通的历史视野和多方的比较，使家族文学史能够达到更高的认识水平和前瞻性，从而对有关专题研究产生指导作用。如上文所述，那些以往受忽视的作家在家族文学史的坐标映照下其应有的地位得到凸现，相应的考索与研究也随即得以跟进，而这些专题研究的增强又会带来对整个家族文学认识的深化与提高。当然二者的观照角度、研究意图和写法还是应当有所区别，此处不再赘述。

第6篇：古代文学研究热点范文

论文摘要：《诗经》是中华民族的元典，至今仍有研究的价值。两千多年来的《诗经》研究形成了《诗经》学，今天研究(诗经)应有新的视角，如文化学的视角、原型批评的视角、比较文学的视角、新的伦理学视角，以期在传统研究延续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与突破。

由于中华文化自身传承的固有特点，《诗经》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己远远超出了一部诗集的范畴。虽自先秦以降，经历了文献载体的变迁和文字异形、语言异声的变化，但世人对这一中华元典的探究却从未停止过。《诗经》的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种“史”的过程，完全可以构建《诗经》学术史，形成专门的“诗经学”。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既要掌握《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也要善于总结其不足和失误，在新的视角和高度上去探索这一重要元典的当下意义。

一

首要的问题是，研究《诗经》在今天还有意义吗?研究的题目是否早就做完了?我们先不讲《诗经》作为认识古代社会和研究古代历史的文献学价值，单就其创作艺术及文学功用而言，它不但对中国诗学体系及创作精神影响深远，而且对今天诗歌学的发展及文论研究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关怀民生，贴近生活，批评社会黑暗，追求人类理想的精神也已经纵贯古今，积淀为民族文化意识。朱光潜先生在《中国古代美学简史》一书中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大半是围绕《诗经》而作的评论和总结。”不但中国文论体系深受《诗经》的影响，我国的文学创作体系及诗性言说特征等，也都与对《诗经》的文化阐释、接受、传承的连续机制密不可分。从《诗经》研究史中可以考察出中国文论的基本精神、生成特点，言说方式、思维特征等诸多内容，是解答古代文学及文论“然”及“所以然”的重要途径。冯天瑜先生在其《中华元典精神》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元典”的概念，“只有那些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方可称为‘元典’。此之谓元典，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即为一种本源意义的哲学文本或者诗性哲学，是其他阐释文本的元语言和元符码。《诗经》是中华精神的元典文化，具有元典诗学精神，体现的是一个民族未被异化的元型文化，它对于民族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对于挽救价值迷失和重建价值秩序，克服后殖民主义文化侵袭造成的民族失语危机，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很强的时代意义。诗经研究的历史是观念更新的历史，开放的多元研究是必由之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其合理内核，使其文化精神的原创性转变为当下性。

所以，《诗经》己不单纯是一部古老诗集，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元典，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现在，许多国家的世界文学教材都介绍《诗经》，更有许多国外学者在研究《诗经》，《诗经》已成为一项世界性学术研究。诗经学的研究范畴已大大拓展，呈现出多元的研究模式，从传统的注释、考据、点评到今天的社会分析、艺术比较研究，新方法新视角不断涌现，研究的题目只会越来越多。中国现代诗经学是对传统诗经学的继承、革新和发展，《诗经》是文学作品，我们可以进行文学、文学史和文艺学的研究;它是历史资料，我们可以进行文献学和考古学、历史学的研究;它是先秦汉语的代表，我们可以进行文字、民俗学的研究。此外历代研究中的许多错误需要澄清，许多尚未解决的疑问巫待研究解答。系统论述《诗经》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影响的著作还很少，高质量提高型的《诗经概论》还不多见，严谨的历代研究概况及基本史料和研究性史料的编辑仍需要学者的努力，还有国外研究动态，诗经研究的反思与展望等等。

二

是否可以以二十世纪为界把《诗经》研究史分为两个部分，即二十世纪前的经学史阶段和二十世纪的现代研究阶段。经学史阶段主要把《诗经》当作阐述封建统治思想的经典，中间虽有汉学、宋学代胜，不乏对中国诗学体系的阐发，却终囿于经学派系之争的藩篱。而现代研究阶段最大的成就是《诗经》作为周人抒情言志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欣赏和研究的视野。故而，探讨《诗经》学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亦可以从经学期和现代研究两方面谈起。

《诗经》的诗教理论体系形成于先秦.，从孔孟到荀子完成了《诗经》儒家文学观的莫基。汉魏六朝文学繁荣，文论勃兴，《诗经》一度成为讨论创作及艺术表现方法的关注焦点。到初唐孔颖达的《毛诗正义》问世，则标志着汉学各派的统一。随后朱熹的《诗集传》集中了当时训话、考据的成果，成为宋人集大成的著作，中间初步涉及了《诗经》的文学特征，注重思辩学风。清代于明代音韵学和名物考证基础上，把考据学推到极致，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沽、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直到王夫之的《诗译》，讨论《诗经》文学成就才开始变得堂而皇之。不难看出，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层面上: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关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话、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诗经》传统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伦理意识的注疏考据，固守“疏不破注”的教条，严重束缚了学术拓展。“以《诗经》为对象的诗歌理论，或称之为诗经之学，与传统的广义文学概念和政治、伦理功能相联系，成为一种经学化的文学理论。”经学期的《诗经》研究多停留在探讨前人得失的基础上，述而不作，少有新的突破。长达两千多年的附会和衍说，造成了学者“知有经而不知有诗”，穿凿附会的流毒于今尚存。《诗经》成了政治伦理道德教科书，甚至标举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地步。加之历代师法家法，门户之见，“诗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明知有误也要坚持不改，并且多为掩饰，造成谬种流传。此外，以史证诗也被滥用，很多人利用史实随意穿凿附会。崔述在《读风偶拾》中说:“大抵毛诗专事附会。仲与叔皆男子之字，郑国之人不舍数万，其字仲与叔者不知几何也。乃称叔即为共叔，称仲即为祭仲，情势之合与否皆不复问。然则郑有共叔他人即不得复字叔，郑有祭仲他人即不得复字仲乎?”。微言大义者以理说诗，把爱情诗说为“奔之词”，把自己认为“无益之诗”强行删去，都到了令人瞳目的地步。刘散批评烦琐的危害说:“分文析义，烦言碎词，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披露说:“幼童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五四后的《诗经》讨论中，尚且有人为了《静女》一诗的主题及细节，发文多达十几万言，争论什么是“彤管”，什么是“黄”，董作宾竟为此编制了一幅《茅氏家谱》来说明一个“黄”字，可谓极致。可见烦琐的考证成为研究的通病。

二十世纪以降，新方法科学思路随西学东渐，《诗经》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学者们引进西方相关学科，首先用歌谣观点实现了《诗经》由儒家经典向文学研究对象的转变，并且对《诗经》中人性、人情、人道精神和艺术成就给予相当关注。尤其可贵的是学术思维更加辨证，中西贯通的学术格局初步形成。在这方面，王国维、、闻一多等大师导流于前，研究主体由封建士大夫转变为具有世界眼光的现代型知识分子。王国维创立了文献—考古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二重证据法”，闻一多首开用民俗学研究《诗经》的新路。民俗作为独特的社会心理，具有文化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属人类学范畴，是我们透视《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状况的有效视角。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静止片面理解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以政治实用主义作为方法论和批评标准，甚至是庸俗社会学批评，曾一度窒息了学术的发展。新时期以来，《诗经》研究异军突起，国外理论及批评思潮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等注重文体内部结构的方法，原型批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另外还有文化分析、文化阐释、文化诗学、文艺文化学、民族学、神话学等方法，一时难以尽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叶舒宪、傅道彬等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理念，即精神形式的考古研究，逐步形成三条解读《诗经》的有效途径:原始与现代相结合，中外各民族相比较;共时性和历时性方法并重;文化方法、心理方法和文学本体方法相结合。同时，我们也发现，很多学者研究内容基本雷同，少有新意。普及型的今注、今译、简论、概论等著作已是叠床架屋，而从宏观上研究《诗经》文学成就，观照其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影响的著作很少出现。这些都显露出研究的自发性倾向和缺乏宏观规划的盲目性。如今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学术研究也进入了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新时期，史料集中，检索便捷，地下新史料不断发现。我们应该运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努力把《诗经》研究提高到一个新层面。 三

诗经学是一门古老的学术，实现这门学术研究的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为此，必须进行研究观念和方法论的更新。比如:

(一)文化学视角.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的《诗经》，其内容包括了哲学、政治、历史、伦理道德、礼仪制度、文学艺术等等方面。就其文学性而言，它是言志的，是表达人的情怀的，是抒发作者思想感情的，它需要有灵感的萌发，有美丽的言辞，有丰富的比喻和想象。《诗经》作为中华民族最初的诗，其文学性是蕴涵在原始宗教神学母题中的，只是“在艺术的功能上履行着宗教的使命”。从中可以发掘先民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终极性问题的思考。《诗经》构建了一个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化格局和精神轴心，形成了与西方迥异的价值文化体系和精神心态。应该说，《诗经》研究中这一人文价值关怀是长期缺席的。《易经·.系辞》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含义就在于它是异于自然界的一整套伦理性的法则和秩序。比如关于“兴”这一重要内涵的传统阐述，主要有两类，一是伦理意识的，一是颇近于文学范畴的。前者如郑玄的“美刺”说，刘艇的“记环譬以托讽”，郑众的“托事于物”，皎然的“取义”说等;后者如孔安国的“引譬连类”，王逸的“引类譬物”，朱熹的“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等。奠定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基本上是儒家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实践理性精神和道家“任自然以得天真”的天人合一精神，而“兴”的意义就在于其融合儒道，成为生命美学的范畴。潘知常先生指出:“我们的美学研究最大失误就在于固执的坚持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美学问题，不论是反映论美学，还是实践论美学，都是如此。”其出发点或许和《诗经》对现实强烈关注、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乐观精神有神似之处。“文学是文化的一个子系统，文学的发展终究受制于文化模式，而文学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学对文化具有超越功能。”“使二者形成相互转化和提升的良性关系。”所以从文化视角出发，建立《诗经》研究的文化视界应该是符合实际而且较为迫切的。

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维和体用不二的哲学观念使文化和文学密不可分，在这种文化观念统摄下，文学往往处于器用层面上，其独立品格的形成使它与上述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的抗争中形成了巨大张力和韧性的发展。同时，杂文学的观念使文学具有极强的开放包容性。“把文学置于文化背景中考察，既不是新路，也不是什么捷径，既不是苏联模式的作家作品分析，也不是传统的知人论世，而是真正意义的历史文化的考察”。

(二)原型批评的视角.荣格修正了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创始“分析心理学”，把潜意识改造为原型研究方法论，对现代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也泽及到对《诗经》的研究，并且不断升温。荣格认为: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具有普遍性的心理经验，长期积累就成为文化积淀，存在于人们共同的潜意识深处，成为文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原始意象”。这些原型，主要表现在神话、传说和远古仪式中，考察原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各种文艺现象的相互联系，总结文艺规律。哈曼说，“诗是人类的母语”。格尔哈德。霍普洛曼说，“诗在词汇中唤起对原始语词的共鸣”。《诗经》作为元典诗学，大部分词汇潜存着深层母语结构中的原型意义，因而词汇本身也便是具有元语言意义的“原始意象”形式。赤家忠认为，《诗经》中的“原始意象”与“兴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含有宗教的文化蕴含。因此，《诗经》的原始意象形式主要表现在起兴之物的语词，“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起兴之物在先民的观念里具有文化含义的蕴涵，赋予了一定的意识形态，是先民整体宇宙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具象化。这就是孔子主张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根本原因所在。无论是宗教还是神话，都是最初的哲学，这种混沌式的哲学思维下的起兴之物的文化内涵，在我们今天看来则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而且这种象征意义往往具有阐释的含混性和歧义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道德律令和伦理意识的存在，《诗经》的意象具有独特性，即被赋予一种比喻意义、道德意义和历史意义，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真正的象征意义。因此，从“原型批评”的角度阐释《诗经》的原始意象，一方面是要消除强加的道德观念和政治意识，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从文化阐释角度解读《诗经》。荣格在研究了大量的先民神话以后，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指出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心理模式，显现形式便是“原始意象”。荣格还指出，“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而且归根结底还必须存在于人的灵魂中。”阐释《诗经》的原始意象，要注重心理分析和原型批评的有机结合，即情感本体、心理本体和文学本体批评的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