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经济纠纷案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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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常见的经济纠纷案件范文

法务会计是一门新兴学科，法务会计是指接受委托或授权的特定主体，以综合运用会计学、审计学、通过对经济业务运行过程中涉及的会计纠纷、法律纠纷的会计证据实施搜集、专业判断并对会计事件进行专业鉴定，进而根据搜集的证据、专业判断和专业鉴定的结果发表专家性意见及提供诉讼证据支持等相关服务的一种中介活动，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在诉讼领域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我国在 20 世纪末期，一方面，人民法院开始受理证券市场中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在诉讼程序中如何认定同财产报告信息的提供者与信息使用者有关的责任、证据，从而形成法院审判中法官确定诉讼结果的支持证据这一事项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很多涉及会计职业的专业判断，大大超出了仅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官的专业胜任范围，同时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案件的大量增加，使得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任务非常繁重。

在这种情况下，198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大连召开了全国检察系统刑事技术工作座谈会，通过了《关于检查机关刑事技术工作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在省、市两级人民检察院中设置司法会计岗位，并且把它纳入检察机关刑事技术工作。1990 年 10 月 15 日，吉林省长春市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司法会计鉴定所———长春市司法会计鉴定所，它的建立标志着“法务会计”在中国的世纪诞生。

二、法务会计在诉讼领域研究的现状

（一）法务会计诉讼支持业务的内涵和领域。

诉讼支持是对正在进行的或悬而未决的法律案件中具有会计性质的问题进行确认、分析，并提供专家意见的一种法律服务。在诉讼日益增多的年代，会计师事务所咨询领域的诉讼支持业务也迅速增长。法务会计诉讼支持业务主要与诉讼程序相关联，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会计服务领域，它是通过对特定经济犯罪、经济过失和经济纠纷案件进行会计计量与反映，对特定的经济事项或案件提供会计分析，从而为法庭对有关经济案件最终裁决提供重要的依据，它是为法庭和诉讼当事人提供的一种专门服务。也就是说，法务会计是对正在进行的或悬而未决的法律案件中具有会计性质的问题进行确认、分析，并提供专家意见的一种法律服务。

法务会计诉讼支持业务的领域非常广泛，最初阶段法务会计诉讼支持提供的服务和建议主要用于经济损失量化的问题，现在已经发展到进行复杂的调查和分析，甚至建立诉讼战略等层面。常见的需要法务会计提供诉讼支持的领域包括：舞弊的民事补救、股东纠纷、商业估值、保险索赔、婚姻纠纷、人身伤害索赔、违约、产品责任、建筑索赔、版权事物、法庭任命、损失判决、所得税纠纷、不正当或正当的解雇等。

（二）法务会计在我国诉讼领域内的研究现状。

法务会计在诉讼实践中的应用方式与一国的诉讼模式密切相关。我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应设立了处理财会专门问题的会计鉴定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法务会计人员充当会计鉴定人（类似于英美法系的会计专家证人），被视为法官的助手，以其专业特长弥补法官知识的不足。因此，大陆法系的鉴定人由法官依职权或经当事人申请而指派或聘请，处于中立地位（即独立于当事人各方），其提供的专家意见称为鉴定意见或结论，一般视为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鉴定人通常应出庭宣读和说明鉴定意见或结论，并接受法官、各方当事人或其人的质疑，但一般没有质证权。

三、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法务会计在不同诉讼中所提供的支持是不同的，在同一诉讼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法务会计在我国诉讼中的具体应用可以分为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和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应用两个大的方面。

（一）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收集的应用。

在我国，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为主的证据收集模式，但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收集证据的权利及其程序保障则未设专门规定。我们在收集证据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客观性问题。不管采取那种方法收集证据，都要以客观性为前提，千万不能篡改、伪造证据。

2.必要性问题。所谓收集证据的必要性，就是举证责任的问题。

3.及时性问题。及时性就是说收集证据一定要讲求时效，早比晚好。如果收集证据不及时，当事人就可能因举证时限和诉讼时效的规定而败诉。

（二）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审判中证据认定的应用。

法务会计是一项会计咨询服务，为案件审理提供重要的依据，所得结论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当前我国法务会计的主要任务：

1.为认定犯罪事实提供科学依据。在一些犯罪中，如贪污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走私罪等，需要对涉案的会计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做出科学鉴定结论，为司法诉讼、审判认定被告的犯罪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提供科学证据。

2.为解决经济纠纷提供科学依据。在一些经济纠纷中，需要法务会计对会计事项进行分析鉴定，做出科学的鉴定结论，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经济纠纷提供科学依据。

3.为维护企事业单位自身权益提供有力保护。企事业单位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有相关法务会计人员参与，就会了解哪些行为合法、哪些行为违法，以避免风险，最大限度维护企事业单位利益。

（三）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证据支持的应用。

法务会计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由于我国尚无专门的证据法，根据现行的相关规定，法务会计人员可以以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的身份提供诉讼支持。

1.鉴定人。鉴定人的产生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二是由双方协商确定；三是如果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指定。鉴定人依法出具的鉴定结论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之一，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2.专家辅助人。专家辅助人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专家证人的主要权利有两个：一是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并接受审判人员的询问；二是对鉴定人进行询问。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是结论性意见，除足以反驳外，人民法院应当采信。与鉴定人不同的是专家辅助人的作用仅是阐释和说明，帮助委托人弄清专业问题，找出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与对方专家或当事人质证，最终目的是使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达到对专业知识的厘清，形成有利于委托人的判断。

四、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证据支持中的不足与改进

（一）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证据支持中的不足。

1. 在我国对于民事案件主要采取不告不理原则，只有当事人到法院起诉，法院针对那些符合条件的案件进行受理，不符合条件的案件法院不受理且不主动受理。而绝大多数的会计师事务所很少涉及法务会计服务领域，其业务还停留在审计、验资等传统业务领域和少量的税务筹划等业务中，仅有少数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相关机构的授权下初步开展了司法会计鉴定工作。有些会计师事务所虽然从事了相关业务，但由于公信力原因，不仅业务量少，权威性也受质疑，并且业务范围过窄，注册会计师普遍缺乏法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影响了所获证据的针对性和判断结果的准确性。

2.法务会计准则、资格认证制度、鉴定制度、诉讼支持制度、业务操作规范和标准等基本空白，传统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对法务会计还没有涉及，对于如何认定信息的虚假问题、故意与过失行为的判定、帮助当事人计算赔偿范围与损失以及对当事人遵守法律法规情况的认定等既没有相关的鉴定标准，也没有具体的行为准则作为指导，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3. 我国民事诉讼成本制度既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也没有确立基本的遵循原则，现有的一些规定和作法基本建立在自发的传统习惯之上，已远远背离了社会发展现实的需要，给司法实践带来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公民的诉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正当权利未能得到有效保护；部分诉讼当事人利用诉讼成本制度的缺陷恶意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浪费司法资源，增加了全社会的诉讼成本总量；申请执行案件增加，执行程序耗费的社会成本急剧上升；正常的社会秩序未得到有效保护，司法机关形象受损。

（二）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支持中的改进。

首先，我们应提高法务会计诉讼支持的认知度、推进法务会计诉讼支持理论研究、增强法务会计专家支持诉讼的能力、拓宽法务会计诉讼支持的业务领域、统一法务会计技术鉴定标准、明确执行诉讼支持业务的法务会计专家的法律责任、构建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等，从理论上对法务会计诉讼支持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详细论述，紧密联系实际，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对法务会计诉讼支持进行了详细分类，并对法务会计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提供的主要服务的具体内容、现存问题及改进意见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推进法务会计事业更好的发展。

第2篇：常见的经济纠纷案件范文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这股经济浪潮的飞速发展，各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也日渐激烈和复杂，当然其残酷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各种各样互相关联的市场主体之间出现或大或小的纠纷，作为我国解决市场经济纠纷手段之一的调解也在随之加强，特别是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更是我国解决经济纠纷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被很多国家和地区加以引用、借鉴和学习。实践证明调解因其不致引起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紧张，能使当事人在轻松、和谐、公平、自愿的环境中互相谅解，从而不仅能有效的解决当事人双方的争议，而且能促进市场竞争秩序的良性运转，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因此调解的正确执行能使当事人双方都获得“双赢”。比如在诉讼中，调解比判决会有更良好的社会效果，能彻底解决纠纷，并具有便捷性、高效性和亲和力的优越性，利于息诉，同时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效率，缓解了审判人员的压力，从而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各种纠纷，保障了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开展，可见调解在解决这些繁多复杂的经济纠纷过程中，能收到其他解决手段无法比拟的良好社会效果，故本人现将在法学本科阶段所学习到的有关调解方面的法学知识和理论进行收集、归纳整理，并参考有关方面的资料，对我国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初步的辨析，以其对大家有所帮助。

为了加大对民事诉讼中调解的认识力度，更好更快的掌握这一解决诉讼争议的手段，运用这一法律武器有效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就主要针对调解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国民事诉讼调解的概念及特征；

2、我国目前民事诉讼调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的发展趋势；

4、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方法与策略。

诉讼中调解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调解能及时解决纠纷，大量减少诉讼的发生，故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调解制度。我国则是该制度成功运用并被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典范，其主要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但规定的过于简单，短短几个条文难以包括诉讼调解的所有内容，从而在法律实践中令人有不好操作之感。现代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纠纷的日益增多，在社会实践中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体现当事人合意的诉讼调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其他解决方法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因此，对诉讼调解制度进行理论上和实务上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的概念及特征

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和结果，它主要特征在于它是由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作为第三者介入当事人双方的民事经济纠纷中，而后通过双方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我国是一个以礼仪之邦而著称的国家，向来主张“以和为贵”，这一思想使调解成为解决我国民事诉讼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延续至今，相应的调解结案在我国法院诉讼中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争议中也日益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和魅力。

二、我国目前民事诉讼调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随着我国法制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人民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诉讼调解也日益显现出其不适应社会需要的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在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上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民事纠纷案件，如此适用范围广的诉讼调解，以致于我国法院审判人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特别偏好于以调解方式解决，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就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或调解结果，严重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造成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有的居中调解者对于案件复杂难以裁决的民事纠纷就以不同的方式变相迫使当事人达成调解，以避免判决主观给自己带来的不利责任。还有的居中调解者则拖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当事人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原则是“和稀泥”。目前这种状况存在不少弊端，这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也影响国家审判机关工作的严肃性。

⑵、在诉讼调解适用的“查明事实，分清事非”的原则上，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事非的基础上进行，但在实践中，有一些简单的案件标的小，两者之间的关系清晰明了，一部分事实清楚，一部分事实不清，当事人双方愿意调解，这势必要求法院必须全面迅速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则不尽合理。例如，在一起赔偿纠纷案中，原、被告之间存在一个致人轻伤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原告向法院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经济损失共计3000元，但被告辩称，被告虽然打了原告，但原告的伤害不是由被告实施的，原告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对于该案，法院对于原被告之间的伤人无法做出认定，但原被告双方自愿调解，并达成了被告在15日内赔偿原告2000元的调解协议。实践中诸如此类纠纷是很常见的，如果非要求法院查明所有案件事实则是不切合实际的，也使调解的规定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⑶、在调解生效的时间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3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人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即调解采取签收生效政策，这一规定，笔者认为恰恰给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任意反悔提供了机会，因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法院制作调解书再到调解书的送达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当事人经过考虑后或由于其他因素的干扰，拒收调解书，则使得调解无法生效，审判人员必须进入审判，改判后，以前的调解工作及制作的调解书则毫无意义，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以上仅是我对我国民事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部分不足加以探讨，实践中，调解还存在着其他不足也需加以完善和改进。

三、我国目前民事诉讼调解的发展趋势

诉讼中的调解是我国在民事诉讼中最富特色的一项制度，是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一种灵活的解决争议的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只有短短的七条，且只作了概括性的规定，对调解程序等没有规定，不能满足法院诉讼调解的需要，为此我国的调解笔者认为必须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首先，在立法上对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应做出明确规定，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均可适用调解，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对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争议较小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也可以适用调解，另外对于离婚、赡养、抚养等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案件则应当适用调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维持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上，笔者认为在适用前述规定的调解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可以取消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这一原则，这样才能使得诉讼调解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解决停止诉讼的作用，而且我国《民事诉讼法》除规定自愿原则外，还规定了合法原则，这一规则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已作了约束，再加上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实属多余。

再次，对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上，笔者认为在如前所述适用诉讼调解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对简易程序达成诉讼调解，无须当事人同意即可以在调解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就生效，这样就解决了签收生效所带来的任意反悔的弊端。

最后，在调解策略程序上，也逐渐的向开放化、合理化、自愿化、保密化方向发展，调解程序中，我国已建立了人民调解工作网络，从居委会、村委会、人民调解员到乡街道司法所，形成了完整的纠纷调解系统，当事人提讼后的调解则在法院内部实行调解与审判分离，并重审理的原则，调解程序前置也是未来诉讼调解的趋势。在调解的方法及策略上，我将在下面予以浅论。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完善的方法和策略

⑴、保障程序公正、热情服务

正当程序和热情服务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始终，是对执法者外在的和最基本的要求，它保障了整个诉讼活动的正当性，并让当事人感知和判断实现权利的正当与否。可以说，程序的公正是看的见的公正。几年前，调解制度之所以倍受到学者的批判，就是因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障，有的久调不决，有的强迫调解，更有的利用调解的权力弹压一方当事人，袒护关系方、人情方，利用时间拖跨当事人的意志，利用“自愿”之名行“他愿”之实，在调解中“搭便车”，使得法官的中立与超然的独立性地位荡然无存。所以，我们必须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规范送达、权利义务及举证期限的告之、证据交换等诉讼中的每一环节，让当事人的权益得到行使，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待遇与氛围，从而从心理上让当事人自愿调解解决纠纷。而热情服务，则是法官通过自身形象、人格魅力以及工作态度，来取信于当事人，产生亲和力，消除当事人对法院的对抗性和不正确认识，并可以钝化当事人的矛盾，促进调解。所以法官必须要中立、超然、热情服务，不偏不倚，同时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受当事人不良情绪和态度的影响，要不厌其烦、耐心的倾听当事人的意见，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工作。

⑵、发挥法官解释与风险告之的作用

基于当事人对诉讼知识的欠缺，法官应主动、适当地对当事人进行引导，对诉讼中的事项进行阐释，对诉讼中的风险予以告之，从而引导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做出判断，以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因为根据审判实践经验，立案后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审判成本的不确定性都很担心，通过解释与风险告之，当事人也就非常清楚，如果调解不成，必须等待法院判决，各种风险及诉讼成本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当事人权衡利弊，做出比较明智的选择。解释，在我国立法中主要是对法官的要求。它是指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或者当事错误认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证据予以补充的权能。是法官为当事人指明一种交流方向，是“向当事人解释”；在调解中，法官还可以将与案件有关的法律规定，展示给当事人，或者将类似案件的裁判让当事人阅读，起到先例的作用，这样就使得当事人对诉讼的胜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而风险的告之，则是开庭之前就告之当事人其举证不能、逾期举证等情况下的败诉风险；调解与判决不同结案方式所带来的诉讼风险、当事人的履行态度，审理周期和诉讼成本的比较；以及执行不能风险责任的承担；从而使当事人自愿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纠纷。当然我们在调解中应让当事人明白，其为调解所做出的让步，不属“自认”范围，对方当事人和法官均不得以此为据。

⑶、讲究技巧、创造条件推动调解

诉讼中的调解是一项经验型工作，它需要法官的调解技巧和对稍纵即逝的调解良机的把握。调解虽是当事人自愿的结果，但法官的媒介作用毕竟是其外在的条件和推进器，法官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量创造条件推动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具体言之，第一是注意运用调解技巧，把握好调解的时机与火候，比如将庭前调解、当庭调解与休庭调解相结合；针对当事人“怄气”、“争面子”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实行“背靠背”调解与“面对面”调解相结合；也可以利用人民调解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沟通解怨、适时互动”等方法，当然这些都需要法官在实践中不断去摸索、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学会察言观色、洞悉他人心理。第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当事人达成合意：(1)、要把调解工作贯穿诉讼活动的全程，为当事人提供调解机会，发现时机立即调解；(2)、对婚姻家庭、赡养、抚育等人身关系和损害赔偿类案件，法官应进行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唤醒当事人的良知，引导当事人化解矛盾，让当事人明白调解不仅是从“行动上的解决”（判决的效果），更是从“心理上的解决”。(3)、可以提醒当事人换位思考，另外也可以更换几个人主持调解，必要时还可以让庭长再做当事人工作，这样可以让当事人从心理上更乐于接受调解；(4)、通过采取诉讼保全、停止支付等手段，对财产查封，扣押，加大执法力度，给当事人施加压力。

⑷、巧借外力促成调解

“功夫在诗外”，我们开展调解工作，也要善于使用诉讼外的力量。实践中，大量的案件部有诉讼外的力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进来，作为法官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要善于借用外力，化不利为有利，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化干戈为玉帛，促成调解。常见的情况有：㈠、基于当事人的血缘、地缘关系，利用其朝夕相见，打完官司，日后还得相处的现状，主动通过其朋友做工作；㈡、利用基层组织、民调组织的力量，主动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贴近群众、熟悉情况，有充足的时间和当事人交流，可以情理相融，钝化当事人间的对抗，在调解工作中起到“催化剂”、“剂”的作用：㈢、注意发挥律师的协调作用，当事人通常对其人的信任是超过法官的，律师做委托人工作时，常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合理引导律师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发挥其疏导作用；㈣、如果遇到亲朋好友拉关系、讲人情，更要因势利导，借机向说情者讲明案件的事实和处理依据，通过他们反过来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

⑸、事实清楚、责任分明要把握适度

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一定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但实践证明这与调解的机制是相冲突的。因为若双方当事人坚持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则表明当事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调解解决纠纷的愿望了，双方很难在实体权利上再做出让步，调解的可能性很小了。我认为，调解是当事人为了迅速和平地解决争议，其本身就包含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的不追究，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是当事人自愿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是其所做出的让步，所以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的禁止规定，就应当确认其效力。据此，我们在主持调解过程中就要把握这样的原则，不必查清事实，分清责任，要照顾当事人的“爱面子”心理，实行“模糊调解”，使得当事人双方均有台阶下。在操作上，主要表现有当庭调解中，我们要把握好开庭审理与法庭调解的关系，把握好庭审调解的时机，通常可以先主持调解，调解不成再进行庭审，然后再组织调解的模式。因为若在法庭调解前就已经开庭审理完毕，则事实、责任都比较清楚，就很难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了。

在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民事纠纷要求纠纷解决机关更注重每起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无疑可缓解或消除这种矛盾，随着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其各种解决手段在其功能上的局限性也随之明显。面对审判花钱费时和一刀两断式的判决方式未必能真正、完全的解决纠纷的缺陷，人们期望诉讼中调解作为弥补上述功能缺陷的有效手段之一。这就要求将诉讼调解提一个高度，充分发挥其简易诉讼和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多样的加以解决的作用。因此，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制度应该倍受重视。

参考资料：

1、《诉讼法学长论》 胡锡庆主编 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第3篇：常见的经济纠纷案件范文

关键词:未开放档案 档案利用 法规制度建设

案情简介

2009年11月某日，某律师事务所一律师持律师执业证、原告人的授权委托书及某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来到某档案馆，要求查阅其的经济纠纷案件中的被告当事人的婚姻登记档案。因涉及第三人隐私，未提供该法院开具的有明确调查内容的协助调查函或调查令，接待人员拒绝了其查档要求。该律师对相关解释不认同，坚持认为受理案件通知书就是《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的律师及其他诉讼人在诉讼过程中，持受理案件的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及本人有效证件可以查阅与诉讼有关的婚姻登记档案中所称的“证明材料”。次日，遂向区政府法制办提起行政复议，后由于其他原因该申请人以“民事诉讼案情发展需要为由”主动撤回申请，该案件因此而终止，是北京市首个提起档案行政复议的案件。

点评分析

该档案馆认为，该案件中档案馆未允许申请人查阅未开放档案依据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第八条规定，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接收、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以下简称《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中国公民利用档案馆保存的未开放的档案，须经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同意，必要时还须经有关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同意。该案件中，申请人要求查阅其所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对方当事人与第三方的婚姻登记档案，涉及公民个人隐私，依据《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和《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第七条第十六项的规定，形成未满30年(便形成满30年)，因涉及个人隐私，属于未开放档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中，涉及个人隐私的材料，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规定，以及《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档案馆只向持单位介绍信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或持法院的协助调查函、调查令的委托人、诉讼人提供所要查阅的婚姻登记档案信息。因此，档案馆未允许申请人查阅婚姻登记档案依据充分。

该区政府法制办在该行政复议案件立案过程中认为:接待人员在办理查阅未开放档案的利用过程中，应留取或复印相关证件、证明等证据材料;对法规规章条款内涵不清楚的，不应以本机关的理解做出规定，应提请制发机关做出书面解释，在执行时依据更为充分。该档案馆已经就律师争议的“证明材料”的内涵，提请《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的制发机关民政部做出解释。

案件启示与对策

该行政复议案件对档案部门今后如何依法行政、依法利用档案具有导向和警示作用。通过办理该案件，笔者认为应该用依法行政的要求来审视区县级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利用工作。2006年以来，北京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以法律为履行职责的依据，梳理、确认和公示了行政执法职权，在其他档案行政执法职权中确定了“利用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审批类项目。同时，“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服务”作为档案馆服务项目，以受理、审查、审定、告知等为办理程序，同时公布。但档案馆在实际提供利用中，对利用未开放档案的，仅要求利用者填写查档登记表，询问要查阅的档案内容;对涉及个人隐私档案的，只要身份证件、证明材料符合要求的就准予查阅。对不符合要求的，口头答复予以拒绝，未按照程序办理。当今，我国处于黄金发展期，各种矛盾日益凸显，利益格局日趋多元化，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量大面广。①档案馆馆藏档案在为弱势群体解决落实政策、经济纠纷、维护权益、遗产继承等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来档案馆查档人员因档案当事人身体原因、外出(出境)、故亡等原因委托他人代查、继承人查阅的情况越来越多;面对查档人员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不同、人员素质差异大等情况，如何进一步提高档案利用服务水平还不完全适应;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依法行政的要求不断提高，制订和执行便民、高效的档案利用规章制度还相对滞后;未开放档案、特别是专门档案利用的某些条款规定原则性多、不详细，有的单位要求出具档案证明的内容多样，法院等单位开具的介绍信、证明格式内容不一。具体利用过程中对相关条款内涵理解不一、相关解释又不及时，导致执行不一等等。为确保档案部门依法行政、依法利用档案，正确作出未开放档案利用的审查批准决定，不致成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输家”，提出如下对策:

对策一:依法区分档案行政审批职能

近几年，北京市各区县档案馆利用人次逐年攀升，有的档案馆年接待利用者近万人次，其中90%以上是公众个人且几乎都是利用未开放档案。如果全部履行审批手续，工作繁琐且不利于利用。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应该对 “利用档案馆未开放档案”审批项目、档案馆服务项目“档案馆未开放档案的利用服务”中的未开放档案的内容以及利用者身份条件等加以区分，确定哪些实行行政审批固定程序审查同意准予利用;哪些由档案馆实行简易程序，对符合条件的准予利用。如可考虑对公众查阅涉及证明本人学籍学历、工龄、婚姻状况、财产(和本人继承财产)等类未开放档案的利用，实行简化利用程序:填写相关登记表格，接待人员审核，科长(或带班人)批准。而对档案当事人身份为外籍华人的、且查阅利用又涉及个人财产的;查阅《各级国家档案馆馆藏档案解密和划分控制使用范围的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的控制使用范围以外的特定范围的未开放档案信息的，严格履行申请受理、审查、合法性审查、审核、审定和告知的审批程序。上述程序可以在经办和审批环节的分工上加以区分。如利用接待部门接待人员经办，科长(在人员编制许可的情况下由法规部门)审核，主管领导批准。建立网上和实体的“办事指南、表格下载、填表说明、示范文本”使利用者一目了然，对低学历、年龄大、残障人员等实行“全程”、“一站式”服务，方便利用者。

对策二:加强利用环节法规制度建设

依法开展档案利用工作，其结果是要靠过程来保证的。应当由国家或省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利用者身份审查工作规则、出具档案证明规则、无档证明办理规则，作为法规规章或行业规则予以贯彻执行。由档案馆或同级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制订查阅未开放档案的规定、查档接待人员行为规范、应对查档利用突况应急预案等。将上述制度的制订依据、办理程序和结果对外公布。上述法规制度都应与上位法的规定一致，条款细致，内容详尽，操作性强，确保档案利用始终依法规范运行。具体如下:

1.利用者身份审查工作规则。参照中国公证协会制订《审查自然人身份的指导意见》的做法，制订档案行业《利用者身份审查规则》②。规定利用者提交的证件种类，证件必须是有接待人员可视读的照片、且由户籍管理公安机关或全国性行业核发的居民身份证、工作证、护照、律师证等;建立审查证件的程序，核查利用者提交的身份证件是否真实、有效，与其提交的身份证件是否同一;建立审查证件的工作记录，如接谈笔录，复印或留存的相关证据材料等;无法提交居民身份证时的替代证件种类，如派出所证明、户籍簿，证明格式;委托他人代查代办的委托书规定格式、内容，是否需要留存原件等，特殊情况下的救济措施等。

2.出具档案证明规则。《实施办法》第二十一条和《北京市实施〈档案法〉办法》第二十七条都规定，档案缩微品和其他复制形式的档案载有档案收藏单位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者印章标记的，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的效力。某档案馆就曾有过一单位在司法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档案馆在其提交法院的材料上盖档案馆证明专用章当证据的荒唐事，后被拒绝。这就要求对档案证明作出行业规范，避免证明被滥用。要规定对涉及工龄、婚姻、房产、学历学籍等身份的各类证明的格式，证明经办人、批准人等人员的权限;证明结果登记内容和方法;档案复制件上应标注的内容:如档号、使用范围，出具证明的时间，档案证明专用章加盖位置，页数，效力等等。

3.无档证明办理规则。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在办理婚姻、工龄确认等身份证明事项过程中，要求档案馆为无档者出具婚姻档案无档证明、或某人已查某某类档案证明的情况不断增多。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制定档案行业无档证明的办理规则，就哪类档案经档案保管单位查找后确无档案内容记载的，可以出具无档案的证明，并对该证明的格式、效力等做出规定。

4.利用未开放档案的规定。制定档案馆利用未开放档案的规定，可结合馆藏档案内容的实际情况由档案馆制订。应包括如下内容:未开放档案的定义、档案所属内容，利用者适应对象、档案的范围，查阅利用档案所持证件的种类，查阅特定档案的批准人和批准权限，对被委托人的证明要求，准许查阅内容，摘抄、复印等复制的批准与对外公布的限制，外借对象与范围;对专业专门档案的利用规定;对婚姻、房地产、会计、工商登记、人口普查等档案的管理规定，如《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城市房地产权属档案管理办法》、《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等专业档案法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及时搜集执行中遇到的规定不细致、理解执行易产生歧义等有关问题，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加以解释，以便于档案利用部门操作。

5.查档接待人员行为规范。档案利用接待是一项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工作。曾有一利用者与律师携录音笔前来档案馆查阅档案，接待过程中接待人员噤若寒蝉，不敢多说一句话，生怕会给单位带来不良后果。接待利用人员仅靠政治素质高、业务熟练、熟悉馆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未开放档案利用接待工作要求。应制定查档接待人员行为规范，对文明用语、服务忌语做出规定。制订接待回答用语规范，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补充修订，提高接待人员应答技巧;接待人员必须具备合理的能力结构，包括语言表达能力、公众交往能力、随机应变能力、适宜的心理素质。档案馆宜挑选开放型、稳重型、兴奋型性格的人员从事接待工作。

6.应对查档利用突况应急预案。近几年，醉酒查档闹事后拨打110报警者有之、因不合查档要求被拒绝后吵闹者有之，为避免不良后果的发生，制订应对查档利用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处置预案，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要就应急处置流程、应急工作原则、危险性分析、组织机构及职责、指挥机构及职责、现场处置、培训与演练、应急抢救组织纪律和奖惩、事后的总结与评估等内容做出规定。

对策三:梳理特殊档案查阅限制规定

《档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向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对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档案馆应当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据此，档案馆在办理单位和个人移交、捐赠、寄存档案时，应要求其出具书面限制利用意见，形成《档案馆移交、捐赠、寄存档案单位和个人限制利用意见汇集》，并将上述意见汇集在利用场所公示，供利用接待人员掌握，利用者周知，切实维护档案移交、捐赠、寄存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对策四:强化查档身份审查追溯管理

档案馆在办理档案证明时，它不仅涉及利用者人身财产权益的保护，也关系到利用者身份审查过错责任的认定问题，更面临对身份确认有误可能引发的诉讼，以及相关的财产经济损失赔偿等风险，且风险系数越来越大。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造假花样翻新、真假难辨的情况下，肉眼识别、“表面审查”已经过时。③在档案接待利用的实践中，应通过制度设计、科技手段保障等措施，提高利用接待人员对利用者身份的识假能力，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加规范的服务。一是定期对接待人员进行身份识别培训。对档案利用接待人员就居民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特点，机读视读防伪标识的内容、方法等进行定期培训，提高接待人员核查居民身份证和护照等证件的方法和技能。二是采取技术手段进行身份识别。如协调有关部门采取安装识别身份证专业仪器，登陆相关网站核实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律师、记者等人员证件，提高识别身份准确性。三是建立利用者查档追溯档案。目前银行、通讯等单位在办理有关业务时，要求客户提供身份证件原件并留存复印件，已经十分常见。档案馆在利用过程中应在审查身份证件的基础上，留存复印件，与利用登记档案一起归档短期保存，以作为审查证据。应要求当事人在复印件上签注“本身份证件仅限于×年×月×日查档之用”，防止复印件被别有用心之人滥用，引出新的麻烦。只要档案馆依法定程序，采取合理的方式、审慎地履行审查义务且无过失，才有可能在诉讼中免除或减轻档案馆的相应责任。

注释:

①蔡达峰常委代表民进中央:“矛盾凸显期”呼唤通畅的诉求渠道.中国政协，2009(6):13.

第4篇：常见的经济纠纷案件范文

民事证据制度是一个国家各种民事法律法规中与证据有关的规定和规则的总称，亦称“民事证据制度”。近年来，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推行的“一步到庭”、“排期开庭”、“庭前交换证据”等等程序规则，已得到绝大多数法院的认同。但是，由于民事证据立法尚在制定研讨之中，象当事人举证与法官查证、庭前交换证据、举证时效（或证据失权）、质证和认证，证人（或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及专家证人等问题，对法学界和司法实践界来说，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拟就我国民事证据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对策作进一步探讨。

一、民事证据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缺陷

随着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的颁布实施，传统的审判方式在立法上被基本否定。然而，作为民事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证据制度中的证据规则，如关于举证、质证、庭前交换证据等程序规则，除现行民诉法规定的诉讼程序规范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外，近几年各级人民法院根据以上程序规范和司法解释又出台了大量的内部文件规定。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民事证据规则就难免不带有现行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存在的双重缺陷：既不能保持已有辩论式审判方式下的诉讼效率，又难以体现我国现有审判方式改革后所要求达到的司法公正目标。

表现之一：证据立法滞后，司法解释又囿于效力位阶的限制，而各法院之间的证据规则地方化、司法割据现象较为严重。一般而言，民事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包括后者而且是后者的集中与概括；后者从属于前者而且是前者的组成部分和具体内容。毋庸讳言，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民事证据立法滞后。由于我国还没有构建较完整的民事证据制度体系，使得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收集、运用、判断和确认证据时自由裁量权较大，使法官的“心证”无法建立在统一规范的基础之上，从而了“公正与效率”的法制目标。二是司法解释效力有限而且仅适用司法活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可一时弥补民事证据立法的缺漏，但司法解释不是万能的。比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日公布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是用来解决民事纠纷的，而解决民事纠纷的途径既包括诉讼，也包括仲裁、调解等。在仲裁过程中证据规则的适用亦是非常重要的，最高法院《证据规定》就不能也不应适用于仲裁活动之中。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效力仅囿于司法活动，导致其他民事主体证据行为规则的真空，使得证据规则的整体功能大打折扣。三是各法院之间出台的证据规则地方化、司法割据现象较为严重，且有些已突破民诉法的规定。现在最高法院虽制定出了《证据规定》，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东部和西部差距大，在没有外力的牵引条件下，要想全面落实该《证据规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表现之二：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查证关系不明，导致审判实践中证据的调查收集活动相对混乱。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就是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的过程。当前，我们从当事人举证存在的问题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举证行为的随意性大，举证质量不高。二是当事人为举证收集证据的手段和途径不合法，象侵犯个人名誉权的现象偶有出现。三是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而忽视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从而剥夺部分当事人诉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同时，《民诉法》第64条第2款规定的对于造成当事人及其诉讼人不能收集的证据的“客观原因”并没有作明确具体的解释，尤其是对法院认为确有必要收集的情况没有作出严格的限制，从而使这一条款在审判实践中因法官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结果迥异。虽然最高法院在《适用意见》第73条对以上立法规定作了相应的补充性解释，但只要认真该补充解释，却有模糊不清和画蛇添足之感。由于以上立法状况以及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之传统方式的强大惯性，很难保证法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中立和清廉，也直接导致审判实践中证据调查收集活动的相对混乱。一方面，表现为不少法院及其法官往往凭籍其在调查取证方面所享有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利而按照自己的主观擅断随心所欲地“调查收集证据”①。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些法院及其法官常常以现行民诉法已对当事人应负举证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借口，对本来应当由其调查收集的证据采取敷衍塞责的推诿懈怠态度。以上两种表现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可以说较为常见，已严重影响到法官的声誉和司法权威。

表现之三：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现在看来，已对审判方式改革形成了种种障碍。如果我们现在仍采用民诉法第125条规定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则审判方式改革所采纳的庭前交换证据、当庭质证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庭审改革也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同时，由于民诉法未明确设立举证时限制度，易造成一方当事人在庭审前不提出证据或进行证据交换，而在庭审中突然提出证据搞突然袭击，或者在一审中不提出证据而在二审中提出新的证据，使对方措手不及。这种诉讼证据随时突袭的现象，不仅破坏了公平的诉讼原则，致使法官易受当事人的牵制，而且也违背了两审终审所设定的目标，影响了诉讼的效率和效益，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并且将一、二审裁判效力置于极不稳定的地位。可是现在我们如果通过用司法解释以及各级法院对举证时效的规定而突破民诉法第125条所作出的规定，其合法性却又值得怀疑。再说，若当事人违反举证时限规定而由法院判其败诉的话，在目前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也不会接受败诉的结果。

表现之四：“直接开庭”或称“一步到庭”审判方式仍不尽人意，而且对某些复杂的民事、纠纷案件来说，效果并不理想；而近年来一些法院施行的庭前交换证据制度又是对我国现有民事证据制度的突破。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人们发现通过庭前准备，法官仍不能做到庭审时心中有数，而且当事人质证、辩论无序，没有针对性，降低了诉讼效率②。同时，对于某些较为复杂的民事经济纠纷，如集团诉讼案件、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等，采用“一步到庭”的办法并不一定有效。为了弥补和解决以上难题，理论界与司法界又借鉴国外的经验，提出了建立我国庭前交换证据制度的设想并在有的法院付诸实践。最高人民法院也于 1998年通过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并在第5条规定了庭前准备制度，一些法院为了遏制多次开庭，诉讼效率无法保障的无序现象，也将庭前交换证据，举行听证会、开预备庭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一种措施，规定未经庭前交换证据的，该证据不应当质证和认定。这样的结果，一方面，导致过量的庭前准备工作又有所抬头，从而重新回到庭审流于形式，缺少活力的地步；另一方面，这种庭前交换证据的硬性规定，无易与其他改革措施一样，已经突破了民诉法的现有规定。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在庭前不交换证据，法院怎样判处？法官是按民诉法的现有规定采取举证随时提出主义还是遵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各人民法院的有关庭前需交换证据的硬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还不好把握。

表现之五：由于民诉法对证人或鉴定人出庭作证及鉴定人的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方面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对证人或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缺乏认识，作法上不够统一，操作上也不够规范，影响和制约了证人或鉴定人出庭作证所应有的实践与法律效果。在审判实践中，证人或鉴定人出庭作证率低的状况不仅影响到证人证言的运用及采纳，而且对我国当前进行的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形成了极大阻力。象对于证据的，法官往往只关注其所要证明的事实内容，而忽略了必要的法定形式。对于证据的收集，法官也只是注意证据本身的可靠性，而忽略了收集证据程序的合法性。同时，由于我国民诉法并未规定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保护、证人补偿制度，在证人知情证、拒不出庭、躲避、推诿、刁难作证的情况下，法官对证人只能说服、动员和恳求，除此之外别无良策。如果证人不出庭，仅凭一纸在庭外形成的证言，很难判断其内容的真实性，书面证言中难免出现虚构、篡改的现象。如果法官不能仅凭此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他必然会在一方提出书面证言后，因证人没有出庭，而在庭外对该证言加以查证，从而会形成暗箱操作③。法官依职权所从事的调查活动不仅因此而难以减少，更会为司法腐败提供机会，同时还会导致审判效率低下。另外，依我国民诉法第70条规定，鉴定人必须是单位而非个人，鉴定人只能由法院聘请或指派，而不能由当事人聘请并提交鉴定意见。由于剥夺了当事人聘请鉴定人的权利，使得法官无法保持独立与中立，更无法保证法官的清廉和公正。要知道，如果当事人本身不要求鉴定，法院主动进行鉴定也是与民诉法规定的处分权原则相悖的，而且在个别法官有倾向性地聘请鉴定人的情况下，高额的鉴定费用还须由败诉的当事人承担，这无易是显失公平的。

第5篇：常见的经济纠纷案件范文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法律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检察学。通过走访当事人,发现法官超限不判、久拖不决有一定的规律,经济纠纷案件、刑事案件,只要是牵涉到钱的案件就拖着,超限不判、久拖不决的案件占百分之七八十,这说明了什么,不是案件复杂拖,而是为了金钱拖。有的案件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超限不判、久拖不决的问题,实际给金钱案、关系案提供了有利条件”面对社会各界对案件久拖不决问题的强烈置疑,最高人民法院多次会议强调严格审限,在2000年了《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又在2003年部署了进一步清理超审限案件的专项活动。超越审限、超期羁押问题基本得到遏制,结案率也得到了大幅提高。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法院案件超审限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旧病未愈又遭新伤的问题更是不容乐观尤其是近几年来,对久审不判、久拖不决问题的批评之声丝毫没有减弱,特别是在人大代表审议法院工作报告时,此问题更成为质询的焦点。如广东省人大代表蔡彦敏等曾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及的“99.85%的案件在审限内办结”问题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质询,得到的答复是“在审限内办结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在法定期限内已结案;二是有法定事由,经批准延长审限的案件,包括多次延长的;三是不计人审判期限时间的情况,法律上规定了10种情况可以不计人审判时间。也就是,经延长审判期限后审结的案件,同样属‘在审限内办结’,所以,在审限内办理的案件达到 99. 85 % "J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人民群众需要了解的是“绝大多数案件的审理期限为什么过长”,而法院的回答是“绝大部分案件都在审限内审结”。

这种所答非所问式的回答暗藏的玄机是,法院在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基本解决超越审限、超期羁押问题,进而提高了结案率之后,习惯性地使用结案率方面的成果来回应社会对其结案效率不高的批评,用高达99%以上的结案率这一数字来间接规避了其饱受垢病的结案效率问题。在久拖不决的诸多形态中,尤其是对于刑事案件而言,超越审限、超期羁押只是最为明显、性质最为恶劣的,也是最容易被发现和解决的两种形态,“在审限内办结”案件中存在的大量的隐性超限问题才是最为顽固、长期难以得到解决的,也是普通群众根本无从发现的形态。正是由于存在隐性超限,致使一些案件参见河南法院网网评法院栏目的网友留言《超限不判、久拖不决的探讨》,载河南法院网,的当事人长期处在不稳定的法律关系之中,在漫长的等待和焦虑中,逐渐丧失了对司法的信任和信心。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隐性超限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手法有滥用退回补充侦查、撤回、改变管辖、延长办案期限、建议延期审理等,均是通过规避刑事诉讼法对办案期限的规定,以形式上的合法掩盖其实质上的违法。在审判阶段,刑事案件审理期限得以延长的主要方式是延期审理,因此,此过程中的隐性超限主要表现为滥用延期审理。笔者长期从事公诉工作,接触到了大量的滥用延期审理现象,深知刑事案件滥用延期审理之害,故撰文试图剖析其中原因,并追根溯源,还原延期审理制度的设置本义,进而探寻规范适用延期审理的途径。

二、延期审理的立法比较与目的探求(一)延期审理的概念和适用条件延期审理,是指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由于遇到了影响审判继续进行的情况,法庭决定将案件的审理推迟,待影响审理进行的原因消失后,再继续开庭审理也有观点认为,延期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在开庭审判刑事案件过程中,由于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情形,由检察人员或有关诉讼参与人提出建议或申请,法庭(含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同意或决定休庭而对该案延期推迟开庭审理的一种诉讼活动。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1.因申请回避引起的延期审理。《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第3项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由于当事人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可以延期审理。当事人的申请回避符合法定回避情形的,应由合议庭当庭作出裁定,待回避的情形消失后立即恢复审理。这种延期审理并无时间上的限制。

2.因辩护权引起的延期审理。《解释》第165条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被告人要求人民法院另行指定辩护律师,合议庭同意的,应当宣布延期审理。刑事司法论坛(第4辑)期审理之日起10日内为另行委托辩护人的时限,准备辩护的时间不计人审理期限。

第6篇：常见的经济纠纷案件范文

[论文摘要]人才市场诚信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人才市场中存在的用人单位与应聘人才之间的纠纷已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和市场秩序，降低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强化诚信制度建设。重构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市场诚信体系尤为重要。

人才信用是指对人才资信状况进行系统调查和评估，它是以信息化手段为基础，以为企业提供真实有效的人才资信服务为目的，通过对人才信息的收集整理、调查评估、分级归类、交互运用及保障追究，实现对人才资源科学系统有效管理的人才宏观管理系统。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为适应中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一些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在学习发达国家信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在市场上提供征信服务。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个别地方组织也开始投资征信行业，一些著名的外资征信机构也开始登陆中国市场。经过10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发展，以企业征信、个人征信、应收账款管理、信用管理培训和咨询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中国信用体系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然而，作为信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中国的人才市场信用制度相对于中国的经济信用来讲，区别很大，差距也很大。人才市场中的信用制度需要有更多的政府部门的介人，如人事、劳动、教育、科技部门，而目前中国人才市场征信信息尚不能够满足人才求职、就业、使用、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存在层次偏低的缺陷，法律支持还不到位。

一、中国人才市场信用缺失的程度、范围

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每年签订的经济合同有40亿份，履约的只有20亿份。近年来，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近300万件，约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由于社会信用污染严重，人才市场也受到信用危机的影响，假学历、假文凭、假档案、假接收、假鉴定、假证明等时有出现。中国已经加人WTO，在同国际惯例接轨中信用制度建设突出地提到议事日程。各地政府都在重视信用制度建设，在以企业信用制度建设为重点的同时，也启动了个人信用体系建设。1999年5月中国首先在上海成立了资信有限公司，并开始试点个人信用联合征信，随后深圳从2002年1月起也开始了同样的试点。这些试点侧重于个人的经济行为的信用，例如上海联合征信的信息主要是个人贷款及偿还记录，信用与透支及付款记录，个人在银行发生的不良信用特别记录，个人的民事和刑事诉讼记录，个人的身份证信息和与个人信用有关的处罚记录等。然而，综观整体人才市场同经济信用相比还存在着各个方面较大程度的信用缺失。

(一)信用信息的完整性与真实性

制贩假证件、假文凭、假档案现象普遍，信息缺乏真实、完整性。成熟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更应该是诚信经济。然而，加人wro后的中国，信用问题已经严重危害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人才的快速流动，择业的双向选择，使得制售假证的不法行为泛滥成灾，人才信用信息真实性、完整性受到影响。

(二)信用信息的开放度与透明度

资讯的收集、使用相对封闭，缺乏公开和透明。长久以来，中国信用信息数据的市场开放度低，缺乏规范的信息和收集渠道，政府部门和一些专业机构掌握的可以公开的企业、个人资讯没有合法开放，增加了企业和征信机构信息获取的难度。另一方面，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育较晚，虽然也有一些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和信用产品，但是市场规模很小，经营分散，行业整体水平不高，技术力量不强，市场竞争不规范。人才信用信息的收集、使用相对封闭，不公开，不透明。

(三)信用档案的管理与监督

统一的档案管理制度管理目标操作不规范，档案材料没有法定责任和缺少监督保证。现阶段，随着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企业生存周期缩短，人才流动频率加快，统一的档案管理制度和管理目标与分散操作不规范的管理矛盾加剧，用人单位对进入档案的材料没有法定责任和缺少监督保障。目前国有经济单位的人事档案一般由单位自主管理，而大部分民营企业无人事档案管理权，只好委托人才市场进行有偿管理，或干脆不要档案。这样，不但在社会上造成了民企人才社会地位差人一等的不公平感觉，影响人才进入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导致大量民企人才断档、弃档，使这些人才的信用在社会上受到怀疑，给人才的流动制造了障碍，也增添了社会的失真度和无序度。另一方面，现在的档案有偿管理可能导致部分人才市场见利忘义，容易滋生涂改、伪造档案的行为还有，目前一些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滞留、接收、保管流动人员的人事档案，造成流动人员原所有制身份不能保留、档案工资不能调整、工龄无法计算、难以参加社会保险，其他应享受的保障无法实现，甚至双方发生人事争议时也无法进行仲裁。

如上问题说明，在人才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档案管理由于日益分散的操作，规范程度不断下降，信度、效度受到影响。进行人事档案制度改革是建立人才信用制度的重要一环。

(四)信用档案内容的适用性与规范性

原有档案内容已不完全适应市场需要。中国传统的人事档案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个人信用制度的基础，但随着市场化就业机制的推进，内容简单、条目单一、千人一面的人事档案已经无法满足招聘双方的需要，更无法成为打假的有效手段。这是由于现行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干部的集中统一和分级管理为基础档案材料的内容发挥着凭证、依据和参考作用，档案材料的收集、使用在统一的制度规范下由各用人单位分散操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原有的人事档案内容已经表现出若干不适应：首先是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已经实行分类管理，统一的“干部”概念和管理体制已不复存在;其次是原有档案是组织部门用于考察和了解干部的工具，它记载着个人的成长经历、政治思想、品德作风、业务能力、工作表现及工作业绩等内容，是用人单位选拔和使用人才的依据。但是，现在进入档案的内容越来越少，档案不能满足用人单位了解和掌握一个人全部信息的要求，特别是缺少反映当事人综合能力、素质、职业生涯以及综合信用信息和有权威部门认定的业绩考核资料。由此可见，修改原有档案内容，建立社会化的人才信用体系势在必行。

(五)信用管理人才缺失度

根据上海市紧缺人才办公室2005年公布的紧缺人才报告，目前上海从事信用服务行业的公司不过20家，从业人员仅500余人，每年有数千人的“信用”人才缺口。而据中国市场学会统计，在今后10年内，中国将至少需要50万信用管理人才。该报告介绍，根据市政府的有关规定，2005年上海80%的大型企业和50%的中小企业都要建立贯穿企业经营和交易各个环节的信用管理制度，建成内容完备、管理规范和定期归存的企业信用档案。而在企业经营中，随着国际化程度提高，中国企业面临的潜在风险急剧增加，其中企业缺乏信用管理机制造成的风险将是最主要的。今后，企业在政府采购、公共财政项目招投标及政府相关监管环节中将越来越多地要求提供信用报告。由此，一个信用社会的诞生，将出现对信用管理人才的大量需求。

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从2002年开始招收第一批信用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在上海仅有两所高校开设该专业，每年的招收人数只有二三十余人，最早的毕业生也要到2006年才能就业。“信用”人才缺口今后每年都有数千人的“空当”，信用管理人才即将成为企业争相抢购的“紧俏商品”。

目前上海市已经按照“上海市社会诚信体系建设3年行动计划”，芷式启动了上海市企业信用管理岗位培训。由上海市信用管理培训与考核办公室主办的《信用管理》岗位培训，实行全市学大纲、统一考试、统一发证。重点培养信用管理专业知识扎实，创新与管理能力较强，能够熟练运用信用管理技术的高层次人才。以满足整个国家对此类人才的需求。

二、中国人才市场信用缺失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

(一)信用缺失是造成人才市场宏观调控政策失调的内在原因

目前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高端劳动力市场尚有缺口需要满足，整个人才市场的结构并不均衡。通过培养和开发来提高人才价值是人才市场长期的发展政策。而人才的价值由三部分组成：能力价值、资源价值和道德价值。在一个成熟的人才市场中，人因为守“信”而得“用”，因“用”而集“资”，三者内在统一、相互促进。人才的道德价值是资源价值和能力价值得到实现的保证。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信用是形成企业与个人双方雇佣关系的前提条件。然而，信用缺失导致了人才市场道德机制的缺失、人才信用与人才价值背离，从短期来看使雇用双方遭受损失，从长远来看，人才市场上有利于人才价值提升的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进而制约人才市场的良性发展。

(二)信用缺失提高了人才市场上企业与个人匹配的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

近年来，职业经理人违约跳槽事件经常见诸报端。职业经理人在获取了企业生产经营经验、关系资源和客户资源，甚至一些商业机密之后，转而加入原企业的竞争者或另起炉灶，给原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虽然企业针对此类风险采取了一些对策，如加大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空间、内部人推荐及增加试用周期等，但所有这些方法都不能非常有效地避免道德风险。同时，还会引发另一些问题：如用人的选择面狭窄、难以获得一流人才、容易引发裙带关系等，造成人力资本开发和有效利用的低效率，无形中增大了人才开发与利用的成本。

(三)信用缺失导致逆向选择问题严重，从而造成人才市场价格信号机制失效

虽然人员素质测评技术对于减少逆向选择动机有一定的作用，但与实际需求相比，还存在着信度和效度不高的问题。企业在人才市场上面临这样一个困境：以一个薪酬标准来招揽人才，吸引而来的往往是低于该薪酬标准对应能力的人，而高于此薪酬标准相应能力的人则不会被吸引。这类逆向选择问题对人力资本的激励会产生负面影响。而欠缺信用体系的信息披露和监督以及职业中介的辅助，中国人力资本的各种类型还未得到有效的市场细分，加剧了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商家靠广告效应高薪招揽人才的被动局面，大大增加了逆向选择行为的机会。

(四)诚信缺失引起的劳动争议和知识产权纠纷不断

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人才的诚信度和忠诚度偏低感到苦恼，由于个人缺乏道德与自律意识，企业花巨资送人出国培训，受训者学成回国后却甩手就走，经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损害委托人利益，流动之中窃取机密、带走客户及管理团队跳槽给企业管理造成真空等等行为屡屡发生，折射出中国人才市场缺乏诚信的现状，也引发了许多相关的法律诉讼和媒体上的口诛笔伐。同时，由于人才市场上企业与人才双方互不信任，缺乏承诺，对契约关系如同儿戏。为了应对人才泡沫，企业对人才也进行“海口承诺”，许以不切实际的待遇和机会，到最后难以兑现，人才只好跳槽报复。

三、构建中国人才市场信用体系的对策

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诚信缺失直接影响着企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是增强企业诚信的根本途径。为了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加快产权制度的改革，明确产权归属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诚信。如果没有真正的个人所有者，就不会有人有积极性维持企业信誉，企业就不可能讲信誉。所有者是否有积极性维持企业信誉，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所有权是否能有偿转让。这就是说，明晰的产权是企业经营诚信的基础。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建立在产权界定清楚、产权的有效转让和产权的法律保护等基础之上，产权的界定、转让、保护及其相应的制度可以充分调动个人的积极性，私有权的存在是维系和支撑诚信原则最基本的制度基础。当私有产权不存在或保护不足时，诚信的成本就非常昂贵。因此，明晰产权可以有效地降低失信的概率。

(二)培育信息对称的环境，促进重复博弈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主要通过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易来进行，信息主要是在各个交易主体之间横向传递。目前，中国人才市场上的信息量空前增大，但由于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尚未形成一整套有效的机制来保证信息的公正、公开和有效传递。这就使得人才市场上授受信双方所了解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坚持诚信可以看作是一种风险。而诚信机制发生作用的条件是信息畅通，当事人的不诚信行为能够被及时观察到，交易关系须有足够高的概率持续下去。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和机制可以有效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从而缩减信用缺乏的滋生土壤。二战后美国建立的信用报告机构和目前中国汕头市政府大力推行的“信用网”都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通过建立信用网，塑造一个信息对称的环境是大势所趋。可见，诚信本身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只有塑造信息对称的环境，保障信息畅通，促进重复博弈，才能建立起诚信经营的机制。

第7篇：常见的经济纠纷案件范文

法院对破产申请进行审查，认为破产申请符合法定的立案条件而决定受理，导致破产程序的启动。破产程序的启动引起一系列的后果。

破产是一种特殊的偿债程序，是通过债务人主体资格的消灭来实施其债务清偿的。这就意味着这种清偿行为的法律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债务得到部分或全部清偿；另一方面，当清偿完结后，债务人的生命也随之丧失；法律上民事主体资格以及反映这种资格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也相应消灭。破产程序的启动，导致同破产财产和破产债权有关的、正在进行的其他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的中止，或民事案件管辖的转移（以债务人为原告，案件已进行到二审程序的除外）；对债务人财产的其他民事执行程序中止。故破产申请的立案审查尤显重要。

一、破产立案审查适用的法律

由于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尚未统一，从而出现了同是破产案件，但由于破产主体性质不同而产生法律、政策适用各异的情况。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颁布于1986年，1988年开始实施，受的局限，具操作性的较少，原则性规定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对该法进行了第一次司法解释，为破产申请的审查和案件的受理提供了很重要的裁判依据。同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践中出现了两套破产还债程序。前者适用于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破产，后者适用于国有企业以外的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这二个法律在破产程序的启动上，保留了较浓了行政色彩，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甚吻合，条款也较为简单、粗糙。再往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党的十五大作出了“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实施再就业工程”的重大决策，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一批不符合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必然要退出市场，造成了破产案件不断上升的趋势。不少省法院和部分中级法院起草了破产案件受理和审理方面的规范性意见，以指导本辖区法院受理和审理破产案件。为规范和指导各地人民法院准确适用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中的破产还债程序，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的规定》。自此，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形成了“以法律为指导，以解释和意见为主导”的状况，具体表现为，破产申请的立案审查以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为主要法源，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依据，以各地的地规和地方法院的指导性意见为补充，并执行国务院国发（1994）59号和国发（1997）10号文件。

二、破产申请的主体

从各国破产法的通常规定看，破产申请的主体具有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为基础的多元性，只是其范围的宽窄不尽一致。如英国破产法规定，官方接管人、公司股东、贸易部可成为破产申请人；意大利、荷兰破产法规定，检察院可成为破产申请人。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在破产申请主体范围的规定上采取了较保守的立法方式，仅规定债权人和债务人具有破产申请权，此外别无其他主体能够提出破产申请。

1、债务人有权提出破产申请

债务人行使破产申请权，属于自愿型破产，是债务人自己提出破产申请。

我国债务人破产申请权有自己的特色，即不同的破产主体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着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也就是企业法人的行为，企业法人要对其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承担后果。我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国有企业的破产申请在我国破产法上有特别规定。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企业的财产包括厂房、其他建筑物、机器设备、原材料、在制品、制成品、流动资金等，不论是国家直接投资形成的，还是由企业提留的自有资金购置的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都属于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全体劳动者行使所有权。企业只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经营管理权。企业的破产意味着该企业将正式退出市场，在法律上已经死亡，这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谓关系重大。企业作为经营管理人，其享有的经营权的范围和具体内容，由国家通过法律规定，企业对其经营管理的财产行使权利（特别是处分权），必须依法进行，不得损害国家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而企业一旦宣告破产，涉及到国家对该企业所有权的终止，因此，企业向人民法院申请企业破产时，应经代表国家对其监督管理的上级主管部门同意。

从企业的投资关系上讲，企业是投资人通过投入资金建立起来的，企业成立后，投资人成为企业的股东，企业属于股东。在债权人没有申请该企业破产的情况下，企业是否能自己申请破产，不能由企业的法宝代表人作出决定，也不能由公司的董事会做出决定，而应当由股东会议决定。国家是企业的投资者，通常认为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代表国家对企业行使股东权利。因而在企业是否破产的问题上，必须通过企业主管部门的同意。上级主管部门可以把关，防止债务人企业规避法律，利用破产手段逃避债务。企业主管部门如果认为该企业还有在的必要或复苏的可能，可以给企业资助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帮助清偿债务，使企业不具有破产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八条规定：“债务人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可以申请宣告破产。”作为债务人的国有企业向法院申请破产，要提供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其破产的证明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人民银行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商业银行作为债务人申请破产，须提交中国人民银行同意其破产的书面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保险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监督部门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保险公司作为债务人申请破产，须提交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同意其破产的书面文件。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破产，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应经过开办人或股东会决议通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零六条，对公司的破产均有规定。非国有企业债务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须提供开办人或股东会议讨论通过的记录。

2、债权人有权提出破产申请

破产法上的债权人有多种，可依不同的标准作出不同的分类。例如，从债权的性质看，可以分为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和无财产担保的债权人；从债权是否附期限或条件看，可以分为一般债权人和附期限、附条件的债权人；从人数的多少上看，可以分为单一之债的债权人和多数之债的债权人等等。这种种不同的债权人，概括地看，都应享有破产申请权。但是，如果具体地看，他们是否享有破产申请权，需作区别对待。我国企业破产法未就此作进一步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均没有作出相应的解释。

结合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并旁鉴国外破产法的有关内容，笔者以为对债权人是否享有破产申请权，应当设定以下几条标准：（1）债权人的破产债权必须属于无财产担保的普通债权和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未放弃优先受偿权的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不应享有破产申请权，因为其债权的实现是独立于破产程序之外的，破产程序是否启动，与其债权的实现没有多大关系。（2）与破产债权相对应的破产债务已到履行期，债务人对此无清偿能力。（3）债务人不符合可予免破的法定情形。（4）提出破产申请的债权额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这种标准在国外通常有所规定，它们一般称之为“破产水平”。我国的“破产水平”可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企业的规模（通常以注册资金为依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加以分别规定。

3、清算组是否享有破产申请权

清算组有二种：一是公司清算程序中的清算组，二是破产清算程序中的清算组。后一破产清算组是破产宣告作出后形成，因而无所谓申请债务人破产的问题。前一清算组则不然，在其进行的一般民事清算程序中，如果发现被清算企业法人资不抵债，达到了破产界限，其具有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的权利和义务。1992年5月15日由国家体改委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增加规定了清算组具有提出破产申请的职权。在此基础上，1994年7月1日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6条明文规定：“因公司解散而清算，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由此看来，清算组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破产申请权。

我国破产法对清算组是否享有申请权没有明文规定。笔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在企业破产时具有法律效力。清算组的法律地位等同于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组应享有破产申请权。

4、国有企业产权主管部门应否享有破产申请权

依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国有企业产权主管部门是不享有破产申请权的。国外破产法也没有出现过类似规定。我国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的难题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不愿申请破产，为了化解这一难题，不少地方提出国有企业产权主管部门可代表债务人行使破产申请权。如《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例》第9条规定：“国有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不提出破产申请的，国有企业产权主管部门可对其提出破产申请。”这一规定反映了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某种要求。笔者认为，其中的合理性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在公司法施行后，国有企业有两大类：一是继续依《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设立的国有企业；二是依公司法设立的国有企业。对于前者而言，国家将继续对它们落实全部法人财产权制度，在深化改革，建立企业制度的要求下，国家财产与企业财产的界限将进一步明晰，“政企分开”的改革目标将会因此得到更彻底地实现。而如果企业的产权主管部门享有破产申请权，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强化了其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约束，不利于政企的彻底分开。这样做的结果是，破产法不仅无法促进企业经营机制的改变，反而起到了阻碍作用。对于后者即依公司法设立的国有企业而言，企业法人的形态，要么是有限责任公司，要么是股份有限公司。无论属于何种公司，国有企业的产权管理部门对公司都不享有经营权和所有权，它仅以公司投资者的身份享有投资收益权，破产申请权不可能隐含于投资收益权中，否则所有的公司股东都会取得同样的权利，这同公司的法律性质产生了背离。因此，企业法人的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以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的名义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下属企业破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如果企业主管部门与下属企业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主管部门或开办单位以债权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其下属企业破产的，法院应予受理。

5、检察机关是否应赋予其破产申请权

对实践中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不愿提出破产申请的情形，《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例》第9条的规定，应能在经济转型时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若将此重要任务完全委诸当事人，则很难实现目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均不愿提出破产申请时，应立足于当事人申请主义，辅之以适当的国家公权主义。这任务不宜由企业的主管部门和开办单位承担，应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纵观国外立法，多数国家对检察机关提起破产诉讼持肯定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这条规定并不表明人民检察院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笔者认为，人民检察院不仅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而且还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破产法应予执行而不执行，破产程序应予发动而不发动，检察机关应行使法律监督权，主动提起破产诉讼。，破产案件属于特殊的经济纠纷案件，往往具有人数众多、涉及面广、面宽的特点，有些企业的破产甚至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除此之外，有些破产案件中还可能存在某些人的刑事、行政责任。鉴于破产案件的以上特点，对于一定范围的破产案件，赋予检察机关以破产申请权是很有必要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无人愿意、无人敢于提出破产申请，企业债务不能纳入法律程序加以化解的困境。

检察机关提起破产诉讼，应当遵循的一定的原则，或应有一定的范围。笔者以为，这种范围应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宜过于宽泛，无所不包，也不宜过于狭窄，形同虚设。检察机关可以在以下情况提起破产诉讼：（1）债务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无论是否对犯罪行为人正在追究刑事责任，检察院均可提起破产诉讼；（2）人数众多、影响面广、债务额高的案件，在无人提出申请时，检察机关可以提出破产申请，也可以在当事人的请求下提出；（3）涉及到国家经济稳定或对社会公共利益有一定影响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直接提出破产申请；（4）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提出破产申请的其他情形。

三、破产申请的形式审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并比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内容，破产申请的形式要件有以下几点：

1、破产申请必须由申请权人提出

能够提出破产申请的主体，只能基于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7条、第8条的规定，唯有债权人和债务人才能提出破产申请。破产申请主体如前所述，但范围有待拓宽。

2、破产申请必须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试行）》第5条规定：“破产案件由债务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由该企业法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两个虽然分别使用了“债务人所在地”和“企业法人住所地”的用语，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我国在破产案件的管辖规定上，采取了普通管辖的立法例，即专属于债务人所在地的法院管辖。破产案件的级别管辖及管辖权的变化，应参照民事案件的管辖规定执行。关于如何理解“债务人住所地”，2002年7月30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的规定》第1条已明确，指“债务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而不是“法人的主要营业地”。实践中对主要营业地的判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如一个公司破产，其在多个地方设有分公司，究竟何为主要营业地，难以判断，且容易产生不必要的争议。而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则相对比较容易判断，通常是指企业的法人机关所在地。对于一些没有办事机构的债务人破产案件，则由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

3、破产申请须书面提出，同时提交必要材料

这与民事诉讼相比较是一大区别。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时，应在其申请书中载明：（1）其债权的性质、数额、有无担保，并附证据；（2）债权发生的事实与依据；（3）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实，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债务人申请宣告破产时，除应提交申请书、对企业破产享有决定权的机关同意的文件外，还应提交一些法院在决定是否受理时所必须审查的材料。其主要包括：（1）企业的状况，包括申请企业的名称、住所地、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企业的登记机关、企业的上级主管机关、委托人的姓名及单位；（2）企业主体资格证明，即应当提交债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3）企业法定代表人与主要负责人名单，包括企业的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总经理或经理、厂长等主要负责人；（4）企业职工情况和安置预案，应当列明企业职工的人数、名单（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以及对职工进行安置的办法；（5）企业亏损情况的书面说明，应当说明企业近年来的经营状况，亏损的原因以及亏损的程度，并附审计报告；（6）企业至破产申请日的资产状况明细表，应当包括企业资产的详细状况，有形资产的情况（列明财产的名称、处所、价值等），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情况，企业投资情况（包括中外合资源、中外合作、联营企业、独资企业）；（7）企业在机构开设账户的详细情况，包括开户审批材料、开户时间、开户金融机构、账号、资金往来情况等；（8）企业债权情况表，列明企业的债务人名称、住所、债务数额、发生时间、有无担保和催讨偿还情况；（9）企业债务情况表，应当列明企业的债权人名称、住所、债权数额、发生时间以及债权人的催讨情况；（10）企业涉及的担保情况，主要是指企业对外为其他债务人担保的情况，应当列明债权人和债务人名称、住所，企业所担保的债权数额，担保的性质（抵押、保证，一般保证还是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等；（11）企业已发生的诉讼情况，应当列明企业正在进行诉讼的案由，审理法院名称、审级，企业在该诉讼中的地位（原告、被告或第三人），企业作为被执行人正在执行的案件或被诉讼保全、先予执行的案件、案由、审理或执行法院等。

4、破产申请由债权人提出时，应当交纳破产费用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依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和《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按照破产企业财产总值及财产案件收费标准，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最高不超过10万元，可以预收案件受理费。根据实际情况，法院在破产案件受理时可决定暂不收取或减免案件受理费。主要是：破产财产可以支付案件受理费，但由于现金流量不足而暂时不能支付，又确实应立即进入破产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不收取案件受理费，待破产财产变现后再行收取。第二种情况如破产财产不足支付案件受理费，但确有实施破产需要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减、免案件受理费，在破产宣告后以破产财产不足支付破产费用终结破产程序。笔者认为，当破产申请由债权人提出时，应当预交破产费用。其主要功能在于，破产清算组的早期费用及为了遏止破产申请权的滥用。破产申请所需的费用，一般应参酌破产债权的总额和破产财产的总额合理地确定。破产申请人可一次性预交，也可预交一部分，待破产宣告后，再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或者待达成和解协议后，自债务人的财产中及时偿还。

四、破产申请的实质要件审查

破产申请的实质要件包括哪些？学理上向来见解不一。笔者认为，破产申请应同时具备破产能力和破产原因两大实质要件。

所谓破产能力，是指民事主体（债务人）依法能够适用破产程序被宣告破产的资格。这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破产能力既然是民事主体被宣告破产的资格，则要求法院宣告破产的债务人，必须具备破产能力，对没有破产能力的债务人，法院不能宣告其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第2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这一规定将我国企业破产法的适用范围严格的限定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也将其适用范围限定为企业法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申请（被申请）破产的债务人应当具备法人资格，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承包经营户不具备破产主体资格”。

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未投入注册资金或投入的注册资金未达到法定最低数额，被人民法院依法认定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能否作破产申请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能否作破产申请人？是否具有破产能力？笔者认为，可以。《破产法》应具有“促进法”的功能，使不宜继续存在的企业能够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破产清算是唯一有法律保障的清算程序，企业虽被认定为不具备法人资格，或被吊销营业执照，但通过破产清算，清理其债权债务，其结果是合法的，也是负责任和可靠的。比较企业不经清理就关门走人的做法，破产程序更加有利于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允许这类企业通过合法程序退出市场，可以引导企业在退出市场时承担清理债权债务的义务。

破产原因在我国习惯上被称为破产界限，是破产开始和破产宣告的直接根据。对破产原因的审查尤其应严肃认真。但我国企业破产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破产原因不尽合理，丞需改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破产原因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非全民所有制企业因严重亏损，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其中存在下列问题：1.企业破产法将债务人严重亏损作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原因，又将经营管理不善作为严重亏损的原因。企业破产法将企业的计划性亏损、政策性亏损、国家调整政策或宏观决策失误等造成的不能清偿的到期债务排除在破产原因之外，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不够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7条还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债权人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这里未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加以“因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的限制。如债务人不属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亏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最终不能宣告其破产，债权人申请破产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民事诉讼法对破产原因的规定有所，不再要求经营管理不善，但仍将严重亏损作为破产原因的实质内容，忽视了并无亏损或亏损不严重的情况。相比较，公司法的规定较合理，公司法将破产原因确定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在破产实务中，法院应侧重以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这一客观标准来认定企业是否达到破产条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指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且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人明显缺乏清偿债务的能力；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呈连续状态。这三个构成破产原因的条件缺一不可。

在审查破产的实质要件时，同时还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债权人向法院提供了债务人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的证据，但债务人没有清偿的原因，债权人往往并不十分了解。而有时债务人并不是客观上已经达到不能清偿债务的程度，可能仅仅是发生了临时性的支付不能；有时可能是债务人主观上因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及时清偿债务；有时则是双方之间存在着某些民事纠纷。实践中，也有的债权人采取申请对债务人宣告破产的方式，诋毁债务人的商业信誉，意图达到不正当竞争的目的。因为人民法院一旦案件受理后，发出公告，这无疑对债务人的商业信誉产生极大的，即便是受理案件后，仍然可以驳回债权人的申请，但对债务人商业信誉的损失有时是难以挽回的。为防止这类情况发生，人民法院在审查受理债权人的申请时，必须严格把握破产案件受理条件。在必要时，可通知债务人核实情况，然后决定是否受理该案件。

2、严防假破产、真逃债的情况发生。借破产之机逃废债务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较常见。恶意破产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债务人以恶意申请破产方式逃避债务，二是债权人出于诋毁债务人商誉的目的恶意提出破产申请。现实生活中以第一种情形见甚。有的企业名为破产，只是换了一块牌子，甩掉了债务，搞所谓的“先破后组”；有的企业在申请破产前，有计划、有步骤地将有市场、有效益、有价值的车间、设备、分支机构从企业中分离出去，组建新的法人，把债务留给空壳企业以逃避债务，搞所谓的“大船搁浅，舢板逃生”、“先组后破”的方式；有的先转移、隐匿巨额财产或压价处分有效资产后申请破产。凡此种种，法院应严格审查，一经发现，不予受理。

3、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7）2号文件规定：借用外国政府贷款或转贷款偿还任务尚未落实的国有企业，暂不受理其破产申请。我国政府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或外国政府贷款，尔后转贷给国有工业企业项目单位的，因贷款属于政府外债，其转入和借贷过程均为政府行为，由政府承担最终还款责任，故不论项目单位是何种性质的企业，在偿还此类贷款任务尚未落实前，法院均暂不受理其破产申请，也暂不受理债权人申请其破产的案件。

五、申请的参加、补正、撤回、驳回与受理

破产申请的参加是指人民法院制作受理案件通知书前，其他债权人或债务人也提出破产申请。它有两个特点：一是时间性。破产申请的参加仅仅发生于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之前。在此之后，则无所谓破产申请的参加，而属于债权申报的范畴了。二是平等性。不仅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参加，而且债务人也可以申请参加。

债权人申请参加的意义有：首先，某个或某些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后，其它债权人申请参加，不仅体现了破产债权一律平等的原则，使债权人的破产申请权不因其他破产申请的提出而丧失，更重要的还在于，当提出破产申请的债权人撤回申请后，该参加的债权人的破产申请就可自动地补充进去，发挥应有的程序作用，不致使破产受理程序因此终止。其次，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后，债权人也对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就可依法行使如破产和解申请权、破产整顿申请权等程序权利，这些权利都只能在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前提下行使。再次，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后，债务人也提出破产申请，这种破产申请参加在我国破产法中体现不出太多意义。

破产申请的撤回，与民事诉讼的撤诉制度有所相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撤回与撤诉的时间界定有所不同。我国企业破产法对破产申请的撤回未作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请后，应当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破产申请专利人提交的材料需要更正、补充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限期更正、补充。按期更正、补充材料的，人民法院自收到更正、补充材料之日起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未按期更正、补充的，视为撤回申请。”此项规定从相反角度表明，在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前，破产申请人可以请求撤回破产申请。

允许申请人撤回破产申请，并不等于其一旦提出撤回申请，人民法院就必须准许其撤回。如同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原告撤回起诉一样，由于破产案件已经进人民法院的审判程序，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权利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必须审查其处分权利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否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等，并最终以裁定的形式决定是否允许其撤回。在人民法院决定允许申请人撤回申请的情况下，在此之前已经发生了一些费用，这些费用应当由破产申请人承担。

破产申请的提出，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条件，才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和接受，相应破产案件才可得以形成。破产申请的法定要件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二个方面。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有很多不同之处，前面已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质要件的缺乏不具有可弥补性，而形式要件在缺乏时，允许当事人加以弥补或补救。这个区别对法院审查破产申请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于破产申请中实质要件的缺乏，一经查证属实，就应作出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但对于破产申请中形式要件的缺乏，法院尽管查证属实，但也不得骤而作出驳回破产申请的裁定。这后一点，体现在破产制度上，就是破产申请的暂停。反映了破产法对当事人程序权利的有力保障。法院通过对破产申请审查，若认为其实质要件具备但形式要件不具备的，应确定一个适当时间，责令破产申请人依法定要求予以更正和补充。申请人更正和补充的时间不应在审查立案期间内，申请人的补正在时间上视为提出新的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