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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因子分析;医药行业;财务业绩评价
因子分析法被广泛用于各个研究领域。王文桂研究指出,因子分析是以最少的信息丢失为前提,将较多的原始变量浓缩为少数几个因子,用少数几个变量去描述许多指标之间的联系,这些变量即为因子。李璐,范勇研究认为,相比于其他财务综合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法赋予权数更加客观,适用于同行业中不同规模和经营状况的企业。本文利用因子分析对我国医药板块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不仅使投资者更加直观地考察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便于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还可以更好地指导企业进行自身经营战略的选择。
1.建模
1.1指标和变量的选取
财务指标是指企业总结和评价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相对指标,是衡量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重要信息。
1.1.1资产经营获利能力指标:销售净利率([X3])、销售毛利率([X4])、总资产周转率([X2])和主营业务利润([X7])。
1.1.2偿债能力指标:速动比率([X1])、流动比率([X5])和资产负债率([X6])。
2.2样本选取
在样本选取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1)ST公司被剔除;(2)上市不足一年的公司不利于反映公司原本的经营状况,所以剔除了2010年后上市的企业;(3)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考虑到以上因素后,从国泰君安大智慧中随机抽取30家医药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以2011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数据的计算利用运用SPSS18.0中的因子分析法对其财务业绩情况进行分析。
2.因子分析
2.1适用性检验
本文使用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来判断选取的样本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可以得到: KMO的值为0.736,可以进行因子分析,[χ2]近似值为290.459,显著性检验的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2.2确定公因子
用Z分法得到标准化矩阵。从分析结果可知,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7个财务指标之间相关性较强。基于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可提取2个公共因子,如表1,它们描述原变量总方差的78.302%,可认为这2个公共因子基本上反映原来7个变量的绝大多数信息。
2.3命名因子
本文在因子分析过程中,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公共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的均值为0,对表2进行进一步分析得到:
2.3.1流动比率,速动比率,资产负债率为第一因子,它们的载荷值分别为0.949,0.933,-0.849,载荷较大,这主要是衡量企业偿债能力的财务指标,它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可以将因子1识别为偿债能力因子C1。
2.3.2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销售毛利率,主营业务利润为第二因子,它们的载荷值分别为0.816,-0.598,-0.596, 0.597,载荷较大,这些是反映上市公司的资金周转能力和长足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可以衡量上市公司赚取利润的能力,将因子2识别为资产经营获利能力因子C2。
2.4因子得分,综合得分
C1=0.279X1+0.059X2+0.139X3+0.138X4+0.278X5-0.252X6+0.186X7
C2=0.143X1+0.498X2-0.28X3-0.28X4+0.121X5-0.125X6+0.430X7
可以看出,C2资产经营获利能力所占比重大于C1偿债能力,可见赚取利润是医药上市公司的关键,而偿债能力反映了上市公司财务安全,这两个因子共同反映了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
得到综合得分函数:F=0.2085C1+0.1437 C2
从表4(见下页)中可以看出,在偿债能力方面,恒瑞医药、通化东宝、浙江医药位居前3位,通化东宝由于受很差的资产经营获利能力因子,综合能力仅排第4,其资产经营获利能力远低于平均水平,如何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企业管理成本,提高其赚取利润的能力,是通化东宝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在资产经营获利能力方面,排名前三位的上市公司是上海医药、恒瑞医药、哈药股份,哈药股份由于受很差的偿债能力的影响,综合排名仅第5,应重点考虑优化资产结构,合理利用财务杠杆。
3.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结论
根据上述的数据分析,我们对医药行业财务业绩整体情况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优越的地域条件可提升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财务业绩水平。
其次,医药板块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差别较大。
综合分析各主因子后,位列前3名的恒瑞医药、上海医药和浙江医药,说明了这些企业经营业绩综合情况比较好,在行业内较有优势,同时可以看到这三家企业在2个因子得分中至少一个位于前3名之内。但是,没有一个公司所有因子得分排名都是在前面的,而排名靠后的三家企业, 除了少数的因子得分高于平均水平外,其他得分都明显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如天方药业,在总资产周转率较高,但是速动比率较低,说明其在短期偿债能力即企业的变现能力低,流动负债会带来较大的企业财务风险,这些企业应尽快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偿债能力来保障自身的财务安全状况。
3.2 政策建议
从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一方面,投资者就可以更理性地进行选择投资,另一方面,利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出因子得分以及综合得分后,每个企业应该找出自己在行业中所处的位置,了解企业在行业中的不足与优势,比较得分情况,深入分析,制定相应优化财务业绩状况的战略。如从行业发展上,企业可以优化医药产业的产品结构,规范医药行业市场,抓住医药体制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在技术研发上,建设有层次的,完善的研发体系,不断开展相关药品的研发与创新工作 ,紧跟科技,储备一些新兴的技术专利;在宏观医药调控体制方面,应健全医药价格调控体制,实施人才战略,引导医药产业的专业化,推进医药行业整体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文桂.因子分析法在公司并购财务绩效评价中的应用[J].企业导报,2011(1)
[2]李璐,范勇.因子分析法在外商投资企业财务评价中的应用[J].财会月刊,2005(3)
[3]孙世敏,王泽平.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汽车行业业绩评价研究[J].财会通讯,2010(2)
[4]苏尔李,吴晓刚.数据分析方法五种[第一版].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经营效率主要包括:存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
本文将列举东方航空(600115)以及南方航空(600029)两个案例,结合企业所在行业,主要分析流动比率所体现的意义。
首先,介绍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比率,用来衡量企业流动资产在短期债务到期以前,可以变为现金用于偿还负债的能力。
一般说来,比率越高,说明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越强,短期偿债能力亦越强;反之则弱。一般认为流动比率应在2:1以上,流动比率2:1,表示流动资产是流动负债的两倍,即使流动资产有一半在短期内不能变现,也能保证全部的流动负债得到偿还。
其次,结合两家上市公司2013年报中流动资产以及流动负债信息,进行分析。
经过简单计算,可以得知:
如果比对之前提出,理论上流动比率的理想值,可以看出,航空公司的这一流动比率其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小,流动负债如果到期的话,不能通过流动资产来偿还。
但事实上,对于航空公司这样一个行业具体而言,需要另当别论。分析其报表不难看出,有几个数据非常引人注目――其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
从流动资产角度出发,航空公司的应收帐款包括了两个部分:应收账款和应收运输收入,这也就对应了航空公司的下游企业。而航空公司为了保证公司的经营活动、盈利能力以及变现能力,往往会加强应收资产的管理,加快其变现的周期,这也就反映到航空公司货币资金的表现上。因此,以上两个航空公司反映出来的便是,其应收账款在流动资产的比重较小,并往往伴随有充足的货币资金储备。
从流动负债的角度出发,这当中就会涉及其应付账款。由报表数据显示,东方航空及南方航空的应付账款分别为24%及23%,反应出这两家航空公司对于上游企业的谈判能力较强,能长时间占用其资金。与此同时,中国民用机场协会公布的国内航空公司欠费金额排名情况中,东方航空以及南方航空均榜上有名且位置靠前,这虽看似公司内部控制的缺陷,但也从侧面应证了前面的分析。
综上所述,理论上流动比率2:1的数据,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财务分析,并不具有绝对的标准性。
二、盈利能力
主营收入和主营利润率,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与其相比,其他利润,包括投资收益、补贴收入等,并不是企业正常经营业务所产生的,并且其他利润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分析企业盈利能力时,着重点应该在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速度以及形成主营收入的主要产品的构成方面。
在这当中,同样需要针对企业所在的某个具体行业来加以研究。在此,例举生物医药行业的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成长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表现在企业的会计信息中,主要是净利润的增长率和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
由于生物工程产品具有高增长的特点,因此,企业推出一个适合市场的新产品以后,对利润的贡献比重必定会是急剧上升的。成功的例子有,Amgen公司的EPO(rDNA红细胞生成素,用于治疗与慢性肾功能衰竭有关的贫血),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销售收入就从数百万美元上升到了20多亿美元。因此,分析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最快的产品品种,是发现具有投资价值的潜力公司的有效途径。
另外,在结合行业分析时,通常个别公司的盈利水平基本上是接近于行业盈利水平,而不可能大幅超越行业盈利水平的。所以,一旦出现某一个上市企业的盈利水平大大超过行业水平或者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话,那么大家就必须特别注意它了。基于这个观点,就很容易识别当初银广夏的虚假报表了。
例如,银广夏(000557)1999年会计报表显示,萃取产品的销售收入为23971万元,业务利润为15892万元,利润率高达66%。如果按照这个利润率进行推算,天津广夏2000年度所创造的利润将高达4.7亿元。一直到2001年3月,银广夏还在公告,声称德国诚信公司已经和银广夏签下了连续3年、每年20亿元人民币的总协议。如果以此利润率来进行推算,2001年银广夏的每股收益将达到2。3元。另外,萃取产品的原料成本,每公斤姜精油和含油树脂加起来只有350元,可是卖给“德国人”,就可以卖到3440―4400元。这样看来,天津广夏萃取产品的出口价格简直高得无法理解。因此,只要把它同整个萃取行业的盈利水平相互比较,就可能会发觉这种盈利背后是不具有可信度的。
三九曾经并购了为数众多的企业后形成了庞大的“三九系”。最近三九旗下3家上市公司中的两家被两家民营企业并购,三九系无可奈何地被瓦解了。而广药当年与白云山的联姻,及近来财务指标的大幅上扬使其成为南方的一颗新星。
医药行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其增长速度2倍于GDP的增长速度。我国医药行业处于快速发展期,经历了大规模并购的浪潮,正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转变。三九与广药是两家在医药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对比他们不同的并购策略对于其他行业内的并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状:三九排毒vs广药整合
三九:排出毒素,一身轻松
为了偿还高额贷款,最近三九集团卖了旗下的两个企业。
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扩大当时极为畅销的三九胃泰的生产,三九兼并惠州中药厂。后来,赵新先引领着三九,采取资产和债务一并接手的方式进行了大量跨地区、跨行业并购,走入了盲目扩张和多元化的陷阱。
1994年三九扩张之初,三九集团的整体负债率仅为19%,而到1997年底的三九负债率已达80%。作为有国资背景的三九,国家的贷款优惠政策为这一系列并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也留下了累累伤痕。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三九逐渐意识到了承债式兼并的风险,取而代之的是股权收购的方式。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三九收购了胶带股份、宜春工程两家上市公司,更名三九发展和三九生化。截至2004年底,在并购之峰徘徊10余年的三九,其下属企业已有443家之多。
2005年4月28日,三九集团将旗下上市公司三九发展卖给了浙江民营企业鼎立建设集团,同一天,三九医药(000999)也将“三九系”另一家上市公司三九生化卖给了山西民营企业振兴集团。三九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就这样变成了民营企业的壳,“三九系”这一词汇就此从历史中消失。
经历了20年的成长历程,三九终于开始脱离曾经的庇护,走向裹杂着痛苦和希望的成长之路。
广药:谨慎的整合助推术
相对于三九,广药的状况似乎要好一些。通过内部整合,广药一改过去形象,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
过去10年,医药行业平均增长速度为17%,而广药却因其一直业绩增长缓慢而颇受业界关注。收购ST白云山曾是广药发展中浓重的一笔。
白云山A原本也是一个好孩子,可与三九一样,因没有经受住多元化的诱惑而业绩下滑、负债累累,1999年4月被深交所戴上ST帽子。截至2001年上半年,它的总资产为18.2亿元,而净资产仅为7733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95.75%。2001年12月,广州市财政局将持有的ST白云山10890万股国家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09%)无偿划转给广药集团,广药集团入主ST白云山。经过一系列债务重组和资产重组,白云山清除了不良资产,减轻了财务负担,一副整装待发之势。2002年4月,白云山摘帽。
对于广药,白云山的意义非比寻常。广药的主要产品是中成药,销售区域以华南为主,而白云山主打西药,销售遍及全国市场。两者并购,无疑具有资源互补的意义。
在并购白云山后,广药集团旗下已经拥有两个上市公司:广州药业和ST白云山。与三九的并购战略不同,广药走的是低成本扩张与国际化之路,没有进行大面积兼并,而是围绕公司战略进行有选择性的合作。从其集团结构图可以看出,全面围绕主业发展的意图相当明显。
截至2003年底,三九企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欠银行98亿元,到了2004年4月,几家银行开始要求三九企业集团提前还贷。另一方面,三九集团还因拖欠上市公司数亿元资金受证监会严厉批评,企业信用岌岌可危,不得不卖掉辛辛苦苦收购的上市公司,而且一卖就是两家。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三九不顾自身实力跨地区、跨行业的多元化策略,将自己拖进了噩梦之中。广药没有进行大张旗鼓不计成本的并购,而是紧紧围绕公司战略进行有选择的合作,确保企业不偏离健康发展之路。同是并购扩张,不同的策略和路径选择,造成了最终结局的天壤之别。
动因:主动出击vs因势利导
三九:主动出击、四面扩张
到底是什么因素驱动三九进行了如此大范围、长时间的并购呢?在三九并购过程中起主要影响作用的几大因素,可以划分为以下若干层次:
政府:
第一,军方背景的三九可以享有比一般企业更优惠的税收和其他政策,在与外资的合作中,三九也因为特殊背景获得了“吃螃蟹”的机会,同时也为其获得数量庞大的银行贷款提供了支持;第二,在发展初期,三九集团无法选择也无法拒绝政府主导的“拉郎配”,被动地进行并购。政府为寻求社会稳定和解决就业等多方面因素,对于三九集团的扩张持积极态度。这些都为三九的并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企业:
三九从创立之初,就被定位为“跨行业、多功能、外向型”的企业,这正是驱动三九大肆扩张的根本原因。从1994年开始多元化并购,到收购重组三九生化、三九发展,到控股金融集团,再到兼并各类医药连锁店,这些并购行为看起来似乎是符合企业目标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却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在成立初期就将公司定位为“跨行业、多功能、外向型”企业,不能不说有好高骛远之嫌;第二,由于缺乏科学公正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企业真正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这导致了企业在非医药行业的并购频频失败,但仍然不能刹车。这是公司的制度问题。
决策者:
三九集团的创始人赵新先选择了先做大、后做强的战略来培育三九。即使多元化并购受挫,赵仍然坚信只要跟对形势,三九的多元化之路就能走通。在缺乏科学管理和决策机制的情况下,三九的许多行为服从于赵新先本人的价值观,决策者对三九发展道路的构思是过度并购最直接的驱动力。
银行:
在三九并购扩张过程中,银行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借款起家的三九在每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银行的短期借贷。三九发展鼎盛时期,银行纷纷贷款,而且很多时候采用的是信誉担保的方式。银行贷款欠慎重也助长了三九的过度扩张。
广药:被动起跑、因势利导
广药集团历来是较为稳健的企业,没有跑马圈地般的扩张,其较为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并购活动也就是收购了白云山制药。广药的并购动因也可分解为如下几个层次:
政府:
广药集团对白云山A的并购同样具有浓重的行政色彩。为了调整工业布局,广州市政府决定由广州医药集团对白云山企业集团实行“先托管后重组”,形成新的医药产业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收购白云山A是政府赋予广药的“行政使命”。
企业:
从企业自身的角度来说,并购白云山A也不是赔本之举。除了并购带来的规模增长外,广药还可以借助白云山A在广州之外的销售渠道,进入新的市场。此外,白云山A的西药填补了广药产品的空白,使得广药得以进入新的产品领域。
决策者:
对广药的决策者来说,临危受命并购重组白云山A,是不容推卸的任务。成功解决这一难题,无疑能大大提升个人价值。
行业:
近几年来,医药行业快速增长,众多医药巨头通过资本运作形成了大派系,行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广药业绩增长缓慢,业务局限于区域,竞争对手的急剧扩张和增长也给广药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两家企业的并购动因似乎都是围绕企业的发展来展开的。但由三九起步之初就志存“高远”,加上领导者个人意识膨胀,这些注定了三九这棵好苗难逃被揠苗助长的命运。而在广药并购白云山A的过程中,尽管最初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但广药对白云山A的并购,却紧紧扣住了其发展的主线,最终实现了多赢。“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不错,但一定要先看清彼岸才可下水去探索路径。三九与广药并购效果的不同首先是由于双方力图达到的彼岸不同。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会或多或少面临一些非市场化的因素,是完全接受并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是在“服从”之后尽可能的回到市场化的轨道,按照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轨道行进呢?
并购手段比较
三九:
从三九集团诞生至今,并购活动频繁,手段方法众多。按照并购方式和规模的不同,可以从三个不同的阶段来分析三九的并购手段:
创业期:发挥资金优势,向其他非医药企业注资。1992年的半年内,就注资7000万元。
低成本扩张期:创业期过后,三九集团在其发展产业内开始低成本、大规模的兼并收购。以出资购买、承担债务、投资控股、利润补偿、承包租赁等方式,在20个省市,并购了涉及医药、食品、烟酒等行业的40多家企业。
资本运营期:三九资本运营期的开始以三九医药上市为标志。这个阶段,三九集团最引起关注的就是并购宜春工程和胶带股份。
1998年,三九集团协议受让宜春工程4928.8万股国有股(占宜春工程总股本的43.95%),成为宜春工程第一大股东。入主宜春工程后,对其进行了资产重组,并将其更名为三九生化。
2000年,三九集团受让胶带股份的29.5%股权。之后通过资产置换等对胶带股份进行了两次资产重组,并更名为三九发展。
除了并购三九生化和三九发展外,2000年,三九联合包括光大银行、深圳中行在内的10家金融机构和企业,出资1.55亿元控股深圳租赁有限公司的50.29%股权,并重组为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000年,实施万家医药连锁店计划,通过出资购买兼并了大量医药流通企业。
广药:
广药对白云山A的并购重组,显示其一贯以来低成本扩张的作风。以这次兼并为例,广药的运作过程可分为以下几步:
受让股权:
2001年1月,广州市财政局将白云山A的10890万股股权(占总股本的29.09%)无偿划拨给广药集团,要求其着手重组白云山A与白云山集团。
债务重组:
2001年底,广药集团、白云山集团、白云山A与资产管理公司长城、东方签署债务减免协议。广药集团向华融公司出让1000万股广州药业股权,华融公司解除白云山A对白云山集团提供的1.2亿元借贷本息的信用担保。此外,广药集团与广州15家农信社及商业银行签署协议与意向书,为白云山A置换出6.3亿元借款本金及孳生利息,为白云山集团做出的贷款本息信用担保。
资产置换:
白云山A在2002年4月摘掉ST的大帽后,广药集团开始对白云山A进行资产置换。回归主业后的白云山A资产质量改善,利润也不断攀升。
增持股份:
2004年10月,白云山A的第一大股东广药集团从其第二大股东广州白云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手中,受让5700万股(占总股本的15.23%)国有法人股权。广药集团持有的白云山A的股权一举上升至44.32%。
从过程可以看出,广药集团在重组中付出的是:6.6亿元有风险的借贷、9063万股广州药业股权的质押和4000万元。但其收获的是:在没有减损对广州药业绝对控股地位的前提下,获得另一个上市公司,并摘掉其ST的大帽,整合成为年赢利数千万元的公司。
在并购手段上,三九与广药采取的手段大同小异,并无太多的差异。但三九抱定志在必得为并购而并购之心,广药却能保持着控制并购成本、重视整合远景的净静心态。目标不同心态就不同,心态不同最终效果也不同。正所谓目标也能决定胜负。错误的目标,过程即便再完美,结局都不会太美妙。
整合手段比较
三九:
创业期:主要以品牌的整合为主,并进行管理机制整合,将灵活管理机制注入兼并企业中。
低成本扩张期:对于兼并的医药企业,实行组织、产品管理和销售网络的整合,对它们进行了从产品开发到生产线,从管理机制到销售模式全方位的改造,将制药企业的产品放入集团的医药销售网络进行销售。而对于非医药企业,以品牌整合为主。而对于被兼并企业的管理层大部分保留,企业员工妥善安置,兼顾了社会效益。
资本运营期:在拥有3家上市公司后,三九也进行了大力的资源整合,而整合主要围绕医药主业进行。
业务整合上,集团设想三九生化以生化制药和生物工程为主营业务,三九发展以生物基因工程药物为主营方向,而三九医药则偏向于中药现代化及医疗服务等。销售渠道整合上,三九利用自己建立的商业流通网络为集团的制药企业分销产品。融资渠道整合上,三九搭建了内部金融集团,利用金融集团为主营业务融资。
广药:
在并购之后,广药集团对旗下企业的整合也是可圈可点。
产品协同:
为了避免同业竞争,同为广药旗下上市公司的广州药业和白云山宣布,互相放弃了部分产品的生产。同时,双方也向对方承诺和保证在对方存续期间不生产、研究、开发或经营对方相同的品种。
品牌协同:
广药旗下有众多地方乃至全国的知名品牌,如“王老吉”、“陈李济”、“潘高寿”、“何济公”、“园田牌”、“白云山”等。对于这些老字号,广药集团的整合原则是“双轨制”,在所有老品牌的外包装上同时打上“广药”字样和商标。今后不排除广药旗下的连锁药店,如健民、采芝林可能都会采取这种方式。
财务协同:
实行资金整合后,广药力图由集团统一调配资金,通过银行委托、内部借贷等方式减少存贷款的利息差。
采购渠道协同:
实施采购渠道协同后,包装材料及原料材、中药材、进口药品以及广告媒体投放采取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了采购成本。这一措施的效果已经初步显现。
销售渠道协同:
除了内部资源整合外,广药的国际化步伐按照原有计划同步进行,广药旗下的王老吉药业、白云山中药厂先后与香港同兴药业、和记黄埔合资。其中,和黄在欧洲有近千家药品销售终端,而同兴也具有海外中药销售经验和香港及东南亚地区成熟的销售网络。此类运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借助国际资本推动中药走上国际市场。目前,正与广药商谈的伙伴包括欧洲联合制药、德国拜耳、美国百特、泰国正大制药等著名企业,广药旗下的众多传统中药品牌俨然成为了外资眼中的“香饽饽”。
协同效应假说认为企业的并购动机是获得协同,通过两个企业的对比可以看出,并购与整合都只是获得协同的手段之一,两者相加才有可能最终获得1+1>2的协同效应。
结果判定:痛苦VS欢乐
三九:痛苦>欢乐
在低成本扩张期中,三九在非药业领域的扩张结果几乎无一成功:轰轰烈烈的大农业产业战略,由于兼并的程序及手续不完备,导致对被兼并的企业缺乏实际控制能力,几乎全军覆没。
自1986年建立南方药厂,到1991年的三九集团成立,1999年底拥有总资产达148亿元,累计上缴税金15.58亿元,累计上缴利润5.16亿元。对庞大三九集团资产来讲,三九集团每年的税收、利润率只有近1%。由此可见,三九集团在此段时间内的管理和经营并非优秀。
多元化的并购扩张,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三九集团以医药产品而成名,在其他领域发展也使集团品牌的作用稀释;而决策层对非药业行业的陌生,则增加了集团在非药业领域经营的不确定性,使非药业领域的持续经营能力大大降低。
自从三九医药上市,三九集团跨入了资本运营期,与此同时进行了主辅业的分离。
2004年,由于各大银行逼债等原因,3家公司所有财务指标都跌至谷底,三九医药亏损7.2亿元,三九生化亏损近2亿元,三九发展亏损1.48亿元。
综合可以看出,“三九系”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薄弱。
主营业务收入额及其增长率比较
在业绩平平的同时,三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却是节节高升。按照2003年底三九集团的公布财务数据,三九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欠银行98亿元,具体分布为:三九集团6.6亿元,三九药业34亿元,三九医药33亿元,另两家三九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三九生化和三九发展――为14亿多元。更为甚者,3家上市公司的控股公司三九药业的2004年资产负债率在90%以上。但反观代表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三家公司都是逐年下滑,这就好比落入了一个无底的黑洞。上市公司不断圈钱,但是自身效益却不见增长,完全沦为了三九集团多元化扩张的资金“输血管”。
资产负债率与流动比率比较
广药:欢乐>痛苦
广药集团稳健的一面也可以从其两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看出来。广州药业各项财务指标的走势平稳,没有剧烈的波动。衡量赢利能力的各项指标虽然近几年处于下降趋势,但仍保持在行业均值水平或之上,这与医药行业的整体环境相关。主营业务收入逐年增长,说明其企业规模在逐渐扩大。资产负债率和流动比率也一直保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
白云山A赢利指标也表现得不错,即使是在资产重组之前仍然是赢利的,这主要得益于其医药方面的业务。从2000年的年报中可以看出,白云山A的医药业务在资产重组之前经济效益仍不断提高,而房地产方面的经济效益则在下降。对白云山A来说,专注主业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在资产重组之后,其资产负债率在朝着合理的水平发展。2002年,其主营业务收入在注入了6家制药企业之后翻了一番。
长期跨行业的并购带给三九的痛苦远远大于快乐。曾涉足的多产业均未给三九带来多少贡献,三九医药成了三九集团惟一的优质资产。在非医药行业的大投资、大收购,并没有让三九成为传说中会跳舞的大象。
广药却走了一条异常稳健的并购之路,并从中发现了实现自己实力增长的机会,最终成了一头医药行业身手敏捷的老虎。
多元化不是万能的。大手笔也不是必赢的。
未来走势:剥离不良资产vs研发主导并购
三九:剥离痛苦
2004年,孙晓民接替赵新先担任三九集团党委书记、总裁,面对多家银行的逼债,三九不得不开始酝酿瘦身改革之路。
随着资金占用解决方案基本形成,以及近百亿元的银行债务有望与银行达成和解实现减免。三九集团的重组之路也渐渐明晰。
引进战略投资者
集团的清产核资已基本完成,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工作也取得进展,健康元、印尼力宝、上实集团等也已经与三九取得联系,洽谈并购意向。
主业回归
先后剥离三九发展和三九生化两家上市公司,通过剥离这两家上市公司,三九医药则获得2亿元现金,并卸下4亿元担保负担。
而这只是重组的开始,按照主辅分离的原则,重组后的新三九,资产规模将从过去的200亿元下降到80~90亿元,下属的骨干企业将精简到十几家,执行彻底的收缩战略。三九集团今后的主营业务将锁定其所专长的植物提取类中药的生产和销售。
2011年8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台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新GSP”),对医药行业的经营提出了规范性要求,同时针对药品的制造、仓储、运输、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相关环节也进行规范,以保障药品的质量安全,保证人民群众用药的安全和有效。另外,随着“医改”的深入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医药产品和医疗器械的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可以说,医药行业整合的时代已经到来,不达标的企业将遭到淘汰,市场份额将向优势企业集中。
二、文献综述
经营业绩评价体系的研究深受当时研究环境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因素为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研究侧重点的变化。张蕊(2008)根据企业组织形式与评价方法的复杂程度,将业绩评价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观察性业绩评价阶段、统计性业绩评价阶段、财务性业绩评价阶段和战略性业绩评价阶段。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有关企业经营业绩评价的研究,尤其是对上市公司的研究成为了学界的一个热点。
确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是评价体系设计的首要工作。任云海(2005)认为建立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委托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核心能力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系统管理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等。美国思腾思特管理顾问公司创设了EVA这一财务业绩评价指标,该指标是对传统财务指标的补充,从理论上给出了更准确反映企业真实经营状况的一种测度方法。进一步地,MVA指标是在完善的资本市场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从金融市场的角度表述了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其优势在于可以同时反映上市公司的风险。薛云帆等(2006)通过研究指标体系与公司业绩的相关程度,得出以“经济收益”和“会计收益”为基础的指标体系可以较好地评价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结论。马巾英和宋宏福(2008)对传统的业绩评价指标进行完善和拓展,形成了充分体现企业战略管理要求、核心竞争力和知识与智力资本作用的财务与非财务指标有机结合的动态实施业绩评价指标体系。
经营业绩评价模型的设计与指标选择有关,评价指标的类型和多少直接决定着评价模型的复杂程度。早期的评价方法通过考察单一财务指标数值的大小来评判业绩优劣,而广泛采用的评价模型则借助“加权”的方法得到相对综合的业绩得分。杜邦公司提出的“杜邦分析法”以资产收益率为起点,将该指标分解为几个相关的财务指标,在评价业绩的同时得到有关业绩改善的途径(袁雁鸣,2006)。卡普兰设计的平衡计分卡(BSC)模型,将企业的远景、使命和发展战略与企业的业绩评价系统联系起来,实现了战略与业绩的有机结合。该体系被广泛地应用于业绩评价体系的构建:李雯清(2009)提出将EVA与BSC相结合的研究思路;周琳(2011)对BSC稍作调整,增加对绿色产品效益的衡量指标,认为该评价体系能够与循环经济下的经营战略相匹配;刘利群(2011)对体系维度和指标进行调整后,设计了低碳经济背景下的BSC评价体系。
从体系研究的发展来看,企业经营业绩评价指标的选取已经进入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相结合的时代,但是考虑到学术研究条件的限制和资料的可获取性,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只选用了财务指标。根据Jean-Francos Henri的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被调查企业采用财务指标进行业绩评价,并且评价结果基本能够反映企业业绩状况。因此,笔者认为本文选用财务指标作为评价指标是合理的。
三、医药行上市公司经营绩评价体系设计
经营业绩评价体系由三个要素组成:评价对象、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根据评价目的,确定本文的评价对象为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评价指标的选取应遵循相关性和可得性原则,即选择最能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同时该指标应具有可获取性。基于以上考虑,以新GSP为出发点,设计适合本研究的财务指标系统,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进行综合分析,构建医药行业的经营业绩评价体系。
(一)数据来源 从“国泰安数据库”中筛选出2010年以前上市的“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共计92家。考虑到ST公司自身财务状况不佳,或者出于特殊目的造成报表数据不正常的情况,本研究首先将这类公司剔除。另外,为使样本公司更具可比性,在研究中也不涉及“创业板”和B股上市公司。由此本文共获得79个研究样本,其基础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指标选取 为评判企业经营业绩,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考察:盈利性、风险性、成长性和营运状况等。其中盈利性是指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风险性是指企业无法偿付债务的风险;成长性是指企业实现的增长率及其潜力;营运状况是指企业对资产的运用情况和相关的成本费用指标等。新GSP 对医药企业的经营条件进行了规范,将相关要求设定为业绩的考察指标,来评判企业的经营状况。例如:质量管理中对计算机系统的要求、人员培训以及卫生制度等会增加企业的“管理费用”;生产设备和厂房限制、仓储的库房条件和设备要求将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入产生影响。另外,考虑到高新技术行业的特征,无形资产和研发的投入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潜力。本文选取的业绩评价指标及其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三)主成分分析 运用SPSS17.0对医药类上市公司2010年的经营业绩状况进行主成分分析。在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包括无量纲化和同趋化处理,使各指标具有可比性和同质性。同趋化处理是将“负指标”和“适度指标”转化成可以与“正指标”直接相加减的指标值,其转化方式为:一是负指标:X'ij=-Xij;二是适度指标:X'ij=-|Xij-kj|,其中kj为该指标变量的平均值。再对上述数据进行Z-Score变换: Zij=(X'ij-kj)/Sj,其中Sj为该指标变量的标准差。下文凡涉及财务指标的都是指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为了表述方便,将不再区分中文表达。
(1)相关性分析及KMO检验。首先要对评价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因为指标具有较大的相关性是应用该研究方法的首要条件。 企业财务数据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 由此可以推断,财务指标之间也必然满足相关性要求。在对实际指标样本进行相关性分析之后, 验证了假设。进一步地通过KMO检验,得到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观测值为762.604, 认为相关系数矩阵有显著差异; KMO值为0.657, 可知本指标体系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2)主成分个数的确定。运用SPSS对评价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从13个指标变量中提取出4个主成分,其累计贡献率为76.468%,也即,用这4个主成分代替原有的评价指标能够反映所有信息的76.468%,具有较好的反映能力。各成分以及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
(3)主成分命名。各指标变量在上述四个主成分之上的因子载荷如表3所示。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资产报酬率、技术投入净利率、现金流量比率、营业利润率和固定资产净利率在第一个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可将该因子命名为“利润因子”;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在第二个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可将该因子命名为“增长因子”;管理费用率、存货周转率和长期资产周转率在第三个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可将该因子命名为“资产费用因子”;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在第四个主成分上有较高的载荷,因此可将该因子命名为“偿债因子”。
(4)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由因子得分表得到的各主因子与财务指标(经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表达式如下:
F1 = 0.283arr +0.227npfa +0.238opr+0.005alr-0.006cr+0.235cfr+
0.247npt+0.015grta+0.013groi-0.008grnp-0.073it+0.036ltat+0.028mcr
F2 = 0.012arr -0.017npfa +0.067opr-0.027alr+0.058cr-0.043cfr+
0.012npt+0.361grta+0.363groi+0.322grnp-0.106it+0.013ltat-0.1mcr
F3 = 0.008arr+0.067npfa-0.085opr-0.063alr+0.085cr-0.047cfr+0
npt-0.094grta-0.098groi-0.052grnp+0.443it+0.335ltat+0.453mcr
F4=0.121arr-0.008npfa+0.19opr+0.426alr+0.55cr-0.209cfr-0.103
npt+0.041grta+0.041groi+0.01grnp-0.006it-0.087ltat+0.106mcr
将因子方差贡献率占累计总贡献率的比值作为主成分的权数,得到综合业绩评价模型为:
F = (24.733F1+22.837F2+15.980F3+12.918F4)/76.468。
四、结论
运用上述评价体系对我国医药类上市公司2010年的经营业绩进行考察,发现本行业总体的经营状况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业内企业的业绩差异不明显,集中在-0.5~0.5之间。从各主因子得分来看,企业的“利润因子”表现优于其他因子,可见公司对于获利情况有较多关注,各项资产投入后能产生较高的收益。同时发现,企业在“增长因子”上的表现普遍较差,总体增长率不高,这是导致业绩不佳的主要原因。“负债因子”得分较低,可能源于业内企业的债务水平不高。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医药行业整体业绩表现不如人意,企业过分关注利润这一指标,忽视了对成长性的培养,这将导致行业后续发展动力不足。为改善这一现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技术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科研人力和财力的投入,只有不断地研制出更高效、优质的产品,才能赢得市场。虽然年度利润表现不错,但是结合“增长率”指标,发现业内企业的增长已初现疲态。第二,增加固定资产投入。新GSP对医药企业的不动产和设备有较高的要求,对于那些还没有达到标准的企业,其首要任务就是筹建库房、购置设备。虽然该规定目前还未实施,但是企业应该在利润状况较好的时期做好预算或准备,以避免仓促执行下使企业陷入困境。第三,适当增加负债水平。根据因子贡献情况可知,负债对于企业业绩的影响不大,而且医药企业具有债务水平较低的特点。为此,笔者认为可以适当运用举债经营,发挥的财务杠杆作用。由于医药产品是居民生活的必需品,行业的经营风险较低,财务风险也会有所下降,这为企业举债融资增加了可行性。
参考文献:
【关键词】换股合并,换股比例,现金选择权,价值评估
2008年9月,上海市委、市政府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上海市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需要做优做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按照城市产业发展和国资整体布局转换的要求,优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产业资源的整合,优化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比重结构,鼓励国资企业(集团)走上市发展的道路”,并进一步提高资产证券化率。
本次重组由三项交易构成,该等交易互为等效条件,共同构成本次重组方案不可分割部分。
按照上述方案,上海医药重组时曾提出以下三个现金选择权安排方案:
从以上比较方案中,公司最终会以方案二(中铝模式)为推荐方案。因为,方案二能够规避上实控股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潜在争议,且资金压力适中。由于中西药业的估值过高,为平衡中西药业与上实医药股东利益,考虑折价换股吸收吸并中西药业,所以给予中西药业全体股东现金选择权将有利于股东大会的通过和重组的进行。上海医药重组后,基于对“新上药”的估值分析,流通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的风险可控。
三家上市公司的换股合并,对上海医药是否像合并预案中预测的那样起到了企业价值增值的作用?或者说此次企业合并交易活动对上海医药的企业价值有什么影响?下面将运用三种主要评价方法进行分析。
(1) 股价分析法
为了便于观察上海医药(“新上药”)在资本市场上的走势特点,我们特意选取了两个参照体来衡量:一个是标的主要蓝筹股的沪深300指数,一个是同为医药流通行业的A股市值第二大的公司广州药业。我们将2009年4月30日到2010年4月30日的期间走势分为四个阶段,结合K线图,分析各阶段股指、收盘价格变化如下表2所示:
综合考虑第一到第四阶段,在市场得到医药重组消息的初期阶段到实施换股合并后,上海医药的股价在市场上的表现是良好的,超过沪深300指数的涨幅,其中广州药业也走出了超过指数行情的良好走势,显示出了整个医药流通行业的盈利看好预期。
(2)财务指标分析法
为了运用财务指标分析法来评价换股吸收合并给企业带来的价值效应,我们选取了2009年12月31日(备考利润表)、2010年12月31日(重组完成第一年)和2011年12月31日(重组完成第二年)上海医药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此来衡量换股合并活动对上海医药企业价值的影响。
①偿债能力分析 如下表 3所示:
从以上偿债能力分析中,可以看出上海医药在重组以后的偿债水平都有所提高。其中,流动比率三年普遍好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比率逐年提高。资产负债率水平经过重组后,明显改变了资产结构,资产负债率较2009年有所下降,处于同行业较优水平。因此,在偿债能力方面,上海医药通过重组上市后,各项指标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②营运能力分析 如下表4所示:
从以上营运能力分析指标中,可以看出随着上海医药重组规模的急剧扩大,各项营运指标较同行业平均水平有所偏低, 其主要原因在于与上海医药短期内密集的并购重组不无关系。新收购的各级子公司为上海医药带来大量资产,尤以CHS的影响最大。上海医药2011年应收账款较2010年增加了人民币36亿元左右,仅CHS的应收账款就高达人民币24亿元;同样的,CHS的存货金额占据了上海医药2011年存货总增量的接近一半。
③盈利能力分析 如下表5所示:
从以上盈利指标可以看出并购后公司的每股净资产逐年提高,各项盈利能力指标除营业毛利率以外,都处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以上。公司重组后的净资产逐年提高,资产收购速度迅速。但是,公司的营业毛利率有所降低,主要原因在于,制药业务2011年实现毛利人民币41.7亿元,较2010年下降了人民币3.1亿元,毛利率下降近4个百分点。
究其原因,对原子公司广东天普实质控制权的变更使得两项具有较高毛利的产品被剥离,对制药业务的毛利水平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制药存量业务的毛利率下降近2个百分点,主要由于2011年药品原材料价格上涨所引起,其中尤以中药材价格上涨最甚。中药产品占据了制药业务总量的近1/3。
2011年,医药分销业务实现毛利人民币32.7亿元,较2010年增长了人民币11亿元,增幅高达50.9%。医药分销业务的高速发展使其毛利占比从2010年的30%扩大到了2011年的40%。但就7%的毛利率而言,则比2010年小幅下降了0.3%。受制于整个医药分销行业重组的大环境以及国家对于分销产业链差价率的严格管控,分销业务的利润空间被不断挤压,上海医药也受到影响。
重组完成后,在中国大型的医药流通企业中,拥有国药股份和一致药业的国药集团依旧主导行业发展,在经营与财务管理各个方面均占据明显优势。而上海医药在盈利能力与偿债能力方面表现强劲,发展潜力亦不容小觑,只是营运效率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因此,总体看来医药重组后价值效应得到了积极的体现。
此次医药产业重组符合上海市政府的产业政策调整,对提高我国医药流通行业的集中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提升了上海医药的企业竞争力,有利于抵御国内外同行业的竞争、压力和挑战。重组后的“新上药”成为了我国医药流通行业规模仅次于国药控股的标杆企业,企业价值得到了提升,为上海医药带来了积极的重组效应。
但是,上海医药大规模重组工作基本完成后,由于资产重组规模大、涉及面广;重组完成后,上海医药无论是业务范围还是产品种类都将大幅度增加,且业务板块分布于不同的地理区域,内部组织架构复杂性大大提高,后续整合的难度依然很大,对采购、生产、销售、管理等方面的整合到位仍需要一定时间。因此,短期内可能存在整合后相关企业在盈利水平或是协同效应方面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风险。上海医药内部仍亟需开展运营和资源的进一步整合,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增效应。
同时,医药板块行业增速放缓,受政策变动影响较大。在国家推进深化医改的大背景下,医药总额控费、零加成试点扩大,GSK事件影响加大,抗菌药物限用,全国各地重启药品(基药)招标工作等使得医疗机构用药金额增幅进一步受到遏制,行业增速有放缓趋势,整体利润率可能会继续走低。因此,医药行业受国家产业政策变动影响较大,国家医疗卫生政策形式以及产业政策变化将直接影响医药行业的景气程度,并且行业走向本身具有不可控性,可能对医药板块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与国外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的换股合并发展的还比较缓慢,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股权分置改革的成功完成,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制度改革,消除了长期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功能的制度。但是,我国还处于全流通初期,市场上还存在着非理性的赌博心理和投机炒作行为;股票市场的制度建设也还不太完善,因此必须加快股票市场改革的步伐。
新的合并会计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合并采用购买法。换股合并是合并的一种方式,因此非同一控制下的换股合并也应当采用购买法核算。但以中国目前的国情看,换股合并采用购买法核算还存在一定的难度。包括购买价格的确定,所增发股票的公允价值如果以其合并生效日的市场价格计算就需要我们的股票市场价格充分反映其内在的价值。同样,中国的生产要素市场目前尚无法提供各种资产准确的公允价值,被收购企业的净资产公允价值无法准确确定。
因此,为了防止股票价值中的虚高现象,建议在确定购买成本前,可以用同行业股票发行价格的平均价格对为实施换股而发行股票的价格进行调整。采用“基于账面价值的购买法”,不调整被合并企业的可辨认资产账面价值,将购买法与账面资产净值差额全部列为商誉,与合并后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参考文献:
[1]陈革,2004,我国上市公司换股并购研究及案例分析,首都经贸大学博士论文
[2]陈亚民,2008,《战略财务管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栗煜霞,2008,《中国上市公司换股合并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4]杜兴强,2007,《高级财务会计(第二版)》,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
一、财务危机国内判断依据
财务危机包括无力支付到期债务、丧失支付能力以及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等经济现象,它是企业由于内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引起财务风险的一种极端表现。如果在这一阶段,企业能够识别危机信号,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就能化解危机,回到正常的财务风险阶段,反之,企业的财务危机就会加重,并最终导致破产。按照这一理解,企业的财务危机有轻重之分,轻者可能仅仅发生了暂时的流动性危机,只要有外部资金注入就可以渡过难关,重的则是经营失败和破产清算,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存在很多属于中间状态企业财务危机。
在国内,学者们将上市公司是否被“特别处理”(ST)作为其是否发生财务危机的判断依据,本文认为该依据是合理的,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我国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的限制,学者们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只能通过企业财务年报的形式获得微观数据,而只有上市公司才会定期公布其财务年报,因此,能够分析的企业一般也只能是上市公司。第二,根据沪深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时,就会被“特别处理”,一个是上市公司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净利润为负值,另一个是上市公司最近一年的每股净资产小于其股票面值。这两个指标在某种程度上均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出现问题,可以作为界定危机的依据和标志;第三,上市公司在我国是宝贵的“壳资源”,当上市公司被“特别处理”(ST)后,其市场价值会大幅缩水,这就给那些想上市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上市的资本提供了“借壳上市”的可能性,即外部资本以较低的价格获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这对于那些被ST的上市公司而言,已经属于实质破产。因此,在我国,上市公司的“ST”涵盖了企业财务危机的各个层面和阶段,可以作为危机发生的判断依据。
二、财务危机预警分析一般模型
财务危机预警是指在选择一组对企业财务危机影响较大,与企业财务经营状况密切相关的指标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整理与分析对企业的财务危机状况作出判断,并提出纠正措施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信息搜集、风险分析、程度判断和对策制定四个阶段。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财务危机预警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模型进行:
(一)单变量预警模型 该模型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对企业财务危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个指标,然后依据该指标进行排序从而对企业的财务危机状况进行预警。根据Beaver(1996),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净收益与资产总额之比、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现金流量与债务总额之比以及反映企业资本结构的债务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这三个指标与财务危机的关系最为密切,但是其准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
(二)多元线性预警模型 该方法为了克服单变量分析的片面性,根据财务指标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对多个指标进行加权平均从而得到一个判断企业财务危机的综合性指标。使用该模型进行分析时,一般会以以下五个变量作为基础:留存收益/总资产、权益市值/负债总额、(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总资产、息税前收益/总资产以及销售收入/总资产。
(三)逻辑回归预警模型 该方法进一步克服了线性模型对于因变量分布假设的局限性,使用对打似然估计法对经典的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并通过拟合结果直接判断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如果可能性大于0.5,则意味着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反之则意味着企业产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可以忽略不计。
(四)神经网络预警模型 相对于逻辑回归模型,神经网络模型对样本的要求更低,并能够进行自我学习和培训,因此具有很强的自适应能力,再加上运算快捷,容错性较强,该模型一经出现就迅速应用到企业财务预警分析中,但是该模型存在黑箱,对某些处理过程不能很好地说明,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旅游上市公司行业特征分析
(一)行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少,不适宜大样本分析 目前,我国的旅游类上市公司主要包括综合类、景点类和酒店类等三种类型的旅游公司,涉及到旅游社服务、旅馆服务、景点经营、餐饮服务、交通服务以及娱乐服务等多种产业,因此其界定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也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各大网站对于旅游类上市公司的认定存在一定差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旅游类上市公司的数目相对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来讲,其上市公司的数目较少:截止到2013年,东方财富网统计旅游酒店类上市公司有30个,新浪财经网统计有23个,而凤凰财经网统计只有18个。可见无论是以哪一个数据为准,旅游类上市公司的数目都较少,这就意味着无论是logistic模型,还是神经网络模型,都不能用来对旅游类上市公司的财务危机预警进行分析,因为这两个模型对于样本的数量有较高要求,大样本可以显著提高这些模型的估计精度,反之,像旅游类上市公司这样的小样本则无法满足其对精度的要求。
(二)经营多元化特征明显,经营波动剧烈,线性预警模型无法提供全面准确信息 旅游类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特征明显,这主要表现在:(1)旅游业内部的多元化经营。以首旅股份为例,2013年首旅股份经营涉及旅游服务收入、景区收入、展览广告和酒店四个板块,其中,旅游服务收入占比最高,而展览广告收入占比最低;(2)跨行业的多元化经营。以新都酒店为例,2013年新都酒店的收入包括:食品销售收入、租赁收入、餐饮收入、客房收入、商品收入和其他收入。像这种多元化经营的状况并不是个别旅游上市公司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依据单个指标或有限的几个指标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进行科学判断。
此外,根据旅游类上市公司财务指标波动性的分析,还发现其经营状况波动剧烈,以资产收益率为例,2005~2013年间,30家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围绕0上下波动,即使在相近的年份也会由盈利变为亏损,经营状况极不稳定,更有上市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在一年之间从2%跌至-40%,这种极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就意味着传统的线性预警模型已经无法满足旅游类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预警的需要。
(三)公司经营状况严重分化、兼并重组频繁,企业财务危机频现 从30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来看,一方面,黄山旅游、中青旅游、宋城股份等的每股收益率均在50%以上,全聚德每股的收益率则高达70%。而另一方面,ST张家界和ST东海仍然处于“特别处理”的状态,每股收益率为负值。此外,从公司市值来看,中国国旅、东方明珠的市值都在200亿元以上,而大连圣亚的市值还不到15亿元,这充分说明旅游类上市公司的财务经营状况出现严重分化,财务危机并不是危言耸听。
也正是由于严重分化的财务经营状况,我国旅游类上市公司的兼并重组十分频繁,根据相关统计,其资产重组率达到了80%。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公司的资产规模较小,容易成为外部资本借壳上市选择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旅游业自身的行业特征使得外部因素特别是自然灾害和传染性疾病等对旅游业的打击较大,因此其财务危机的预警分析也显得格外重要。
四、旅游类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构建
(一)预警指标选取 由于旅游类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的特征较为明显,在选取预警指标时,本着全面性、有效性、可比性和可获取性四个基本原则,从偿债能力、资本结构、运营能力、发展能力、盈利能力以及投资收益等六个方面来描述其财务经营状况,下面分别予以详细分析。
(1)偿债能力指标。包括: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企业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速动资产是企业流动资产中变现能力最强的核心部分,包括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收账款等,它集中体现了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强弱,如果企业的流动比率较高,但是速动比率较低,那么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一般也不高,因此,速动比率相对于流动比率来讲是对企业偿债能力的更好度量。资产负债率,指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之比。其主要描述了企业债务性资产的比例,该指标越小,表明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因为企业的债务性资产比例越高,企业在破产清算时需要承担的清偿责任就越大。反映企业利息支付能力的企业息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之比,该指标一般大于1,而且其值越大,说明企业偿还负债(利息)的能力越强。
(2)资本结构指标。包括:长期负债与长期资金之比,其中长期资金为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之和;负债总额与所有者权益之比,该指标是评价企业资金结构合理性的常用指标,可以依此判断企业财务政策是否稳健,该比率无论是过高还是过低,都反映了企业没有很好的利用财务杠杆;反映企业负债合理性的股东权益与资产总额之比,如果其比值过小,表明企业负债超过了合理界限,降低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增加了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反之则意味着企业没有很好地利用财务杠杆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3)运营能力指标。包括:固定资产周转率,指企业销售收入与固定资产净值的比率,即每一元固定资产所支持的销售收入,其衡量了企业固定资产的利用程度;存货周转率,反映企业购入存货、投入生产、销售收回的过程,能反映企业的现金流情况和供应链的运作效率,存货周转速度越快,企业的销售能力越强;总资产周转率,指业务收入净额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率,能反映企业的资产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
(4)增长能力指标。包括:反映单位公司股权的利润增长程度的单股收益率指标,该指标主要用于横纵向的比较,以反映公司的投资价值;反映企业资产扩张能力的净资产增长率指标,计算公式为本期净资产总额/上期净资产总额,该指标也是衡量企业成长状况的重要指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是从企业产品生命周期的视角来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如果该比率超过10%,则认为企业发展状况很好,基本没有财务风险,如果该比率小于5%,则认为该企业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存在着爆发严重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如果该比率在5%到10%之间,则认为该企业存在着财务风险的可能性。
(5)盈利能力指标。包括:反映企业全部资产获利能力的企业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之比,即通常所说的资产回报率,其中,息税前利润等于净利润、利息费用与所得税费用的加总,与净资产报酬率相比,总资产报酬率从债权人和所有者共同的角度来考察企业的盈利能力;销售净利润率,指每一元销售收入带来的净利润,它与净利润成正比,与销售收入成反比,反映了销售收入的盈利能力;股本回报率,指税前盈利与年均股本的比值,也适用于行业内不同企业的比较以反映其盈利能力的指标。
(6)投资收益指标。包括:股息发放率,指每股股利与每股净收益的比值,主要是针对普通股股东而言,即其能够从每股净收益中分得的利润;市盈率,指股票价格与每股收益的比率,投资者依据该指标判断股票的投资价值;市净率,与市盈率类似,其值等于股票价格与每股净资产之比,该指标也是投资者选择资产组合形式的主要依据,一般来讲,市净率越低,则股票的投资价值越高。
(二)预警模型选取 根据上文的分析,在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四种预警模型均不适合分析中国的旅游上市公司,本文基于第三部分提出的旅游行业特征提出使用新近发展起来的灰色预测模型作为分析和预测中国旅游上市公司财务危机的工具。该模型主要是基于灰色系统理论提出,其对样本数量和信息质量的要求较低,对于那样小样本,信息较少的对象尤其适合,而这正符合中国旅游上市公司的行业特征,此外,灰色预测模型不需要对总体的结构方程进行预设,而只需要通过一阶方程来对变量的动态特征进行描述,因此比较适合中国旅游上市公司收益率变动剧烈的个体特征。更重要的是,灰色系统理论认为模型预测所基于的原始数据也是现实世界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可以通过对现有数据的分析来得出系统运行的一般规律,从而为科学预测提供基础和依据。同时还可以使用级比检验、残差检验、灰色关联度检验和后验差检验等方法对灰色预测模型的结果进行检验。
在使用灰色预测模型获得预测结果后,再通过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旅游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评价。该方法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有机结合,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较为广泛。其中,层析分析法的主要优点是在设计权重时较为科学,通过将总目标分解为不同层次的子目标,再对不同子目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评价,对于那些较为重要的子目标,设计较高的权重,而对于那些较不重要的子目标设计较低的权重,这样就可以为选择总体的最佳方案提供依据。在确定好权重之后,再使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关键是指标权重和隶属度矩阵的确定,这需要专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打分并形成判断矩阵,因此要求专家组成员在充分调研、认真分析、深入讨论、客观公正的基础上确定权重,尽量降低由主观打分带来的模型误差。
参考文献:
[1]王玲:《医药行业上市公司财务风险预警模型研究》,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2]王静:《中国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模型的构建与实证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关键词:人才流动;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竟业禁止
一、人才流动与商业秘密、技术秘密流失
(一)人才流动率较高
外企太和公司的行业调查报告(2006)显示,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专业人才和销售人员的流动比率都比较高。专业人才尤以IT行业、医药行业和金融业的研发人员为主;市场及销售人员普遍流动率也较高。对于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尤为严重。
智通人才连锁有限公司对100多家东莞企业的调查研究显示,企业员工流失率“惊人”,东莞企业正式员工年流失率高达50%以上的企业竟然占到了45%,这与年流失率不高于15%的国际惯例存在巨大差异。同时,根据智通人才多年的跟踪调查,东莞企业的员工流失率已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在调查的广东省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当中,主动辞职的有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销售人员和技术工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的主动辞职率最高。其中最高的一个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主动辞职率达到了90%。总之,对于掌握公司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员工的流动率较高。
(二)人才流动逐渐成为商业秘密、技术秘密流失的主渠道
目前广东省因人才流动引起的技术秘密流失的现象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职工“跳槽”时或因离休、退休等原因离职后带走原企业的技术秘密,并利用原企业的技术秘密为其他企业服务,使原企业的经济利益遭受损失。职工离职后另起炉灶,利用原企业的技术秘密从事与原企业相同的业务,与原企业进行商业竞争,使原企业丧失竞争优势。职工在职期间进行兼职,利用在工作期间所掌握的技术秘密为兼职企业服务,削弱了原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同时,一些竞争企业借人才流动之名,挖取其他企业中知悉技术秘密的人才为其服务,以获取高额利润。
人才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人才流动又常常遭遇企业商业秘密和核心技术流失。人才必须合理流动,商业秘密、技术秘密必须得到保护,这是一道必须破解的难题,破解这一难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制定竞业禁止的法律法规体系。
二、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实施竟业禁止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法规方面
除了《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合同法》等对竞业禁止有相关规定外,《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珠海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在我国地方法规中首先建立竞业禁止制度。两条例规定的竞业禁止,是指企业可以与员工约定该员工在离开该企业的一定的时间内,不得在生产同类产品且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企业任职或者自己从事同一产品的生产经营。1999年出台的《广东省技术秘密保护条例》规定:在技术秘密保护期限内,劳动合同终止的,当事人仍负有保护技术秘密的义务,但未提到保密补偿金的问题。虽然地方性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对竞业禁止协议进行了规范,但其规范过于笼统,而且由于地方性法规立法等级不高、区域性等特征,难以对竞业禁止协议的效力进行整体规范。
总之,这些法律、法规的缺陷在于:缺少一部规范竞业禁止协议的商业秘密法,未实现立法上的统一;现行法律、法规对“竞业禁止”的概念表述过于笼统,且互相矛盾;未能对竞业禁止协议的适用主体、适用领域、地域、期限、补偿费等做出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因此导致实务中适用相应的法律法规众多,争议较大。
(二)竞业禁止范围方面
竞业禁止所涉及到的禁止范围主要包括地域范围、业务范围和商业秘密的界定。地域范围方面的争议是禁止范围包括公司整个业务范围,全省乃至全国范围,还是具体的竞争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范围方面的争议是禁止员工所从事的业务包括整个行业领域或专业领域还是业务所涉及到的局部专业领域?商业秘密的界定主要是要合理区分商业秘密和员工使用一般知识、经验和技能之间的不同。
而在实际中,如何明确、合理地规定竞业禁止的地域范围是存在较大争议的。有的以公司营业范围大小,作为限制竞业的范围;有的以公司现在的营业范围为基础,并依据员工的营业是否会对公司构成竞业危险来确定竞业禁止的区域范围;大多数公司以全中国作为限制竞业的范围,这势必会剥夺员工的生存权,影响了竞业禁止协议的有效性。
业务范围的限制是竞业禁止协议的必备条款。在实践中,对业务范围的限制一般采用以下方式规定:通过对技术的规定进行限制,规定员工不得为采用同种或相似技术的企业工作;通过对产品的规定进行限制,规定员工不得在生产同类或同级别的产品的企业中工作;通过对服务的规定,禁止员工从事相同或相似的服务;通过对行为的规定,禁止员工引诱其他员工跳槽,禁止与现在的员工进行交易等。但这些界定都较模糊,而使得协议的有效性不够。另外,如何判断员工在实际工作中只是一般知识、经验和技能的使用,还是泄露了前企业的商业秘密,在实践中很难清晰界定,而成为争议的焦点。
(三)竞业禁止期限方面
期限限制是竞业禁止协议的一项必备条款。但多少年才是合理的呢?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竞业禁止的期限主要有这样几种:一年的、二年的、三年的、四年的、五年的,甚至有十年的。
《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竞业限制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年。竞业限制协议中没有约定期限的,竞业限制的期限为三年”,《珠海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竞业限制的期限根据员工涉及的技术秘密的密级、所处的保密岗位或者受到特殊训练等情况而定,一般为二至五年;超过五年的,应当经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批准。竞业限制协议中没有约定的,竞业限制的期限为二年。”
(四)竞业禁止补偿金方面
竞业禁止补偿金的多少,补偿金额是否与竞业禁止年限对等是竞业禁止协议中争议最多的条款。在我们调查中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没有保密补偿金;补偿金低于员工离职前年度工资总额一半,最低的是离职前一个月的基本工资;补偿金高于员工离职前年度工资总额一半,小于离职前年度工资总额。而禁止者所要承担的违约金都很高,除了要追究违约给原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外,违约者还要承担其补偿金三倍或以上的违约金,甚至有的重要技术人员的违约金高达50万元。
保密补偿金是否必须支付以及如何计算?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困扰实务界及理论界的难题。《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第17条规定:竞业禁止协议约定的补偿费按年计算不得少于该员工离开企业前最后一个年度从该企业获得的报酬总额的2/3。竞业禁止协议没有约定补偿费的,补偿费按照前款规定的最低标准计算。《珠海市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规定:企业与员工约定竞争限制的,在竞争限制期间应当按照约定向员工支付补偿费;没有约定的,年补偿费不得低于该员工离职前一年从该企业获得的年报酬的1/2。而2007年6月29日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在其中第23条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中只是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对于是否必须支付保密费则只字未提。这就给企业在设计保密协议(条款)时带来了麻烦。
(五)执行效率方面
发生员工违反竞业禁止条款后,流出单位一般可以通过劳动仲裁、上诉法院等途径保护自我权益。据我们了解,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2006年受理的竞业禁止方面的案件只有1件,2007年没有一件。这并不能代表广州市关于竞业禁止违约事例很少。而是因为流出单位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追究违反竞业禁止协议员工的违约责任,为什么呢?一方面违约员工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较小;另一方面举证较困难,流出单位上诉成本较高而放弃该项权力。当然,若由于员工违反竞业禁止协议给企业带来较大损失的,流出单位一般都会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如华为、中兴通讯的技术员工离职事例。
三、完善竟业禁止的对策建议
(一)限制的行业范围
美国法院对竞业禁止协议有效性的判定首先是视其是否为保护雇主的正当利益即商业秘密所必须,其二要看该协议是否对雇员的生存权及公众利益造成了损害。在此基础之上,即使竞业限制协议真实有效,对竞业限制的范围也必须严格限定在与被告可能知悉的原雇主商业秘密有关的范围内,而超出此范围的约定即使存在也属无效。
在我国的立法中,对竞业限制的范围也应从此原则,而不能扩大到任职人员所熟悉的整个专业领域,或是扩大至其他行业领域或者专业领域,其范围应当与劳动者在原单位接触或者可能接触的商业秘密的范围相适应。
(二)限制的对象
竞业禁止协议是企业与特定的接触、知悉、掌握商业秘密的雇员签订的,对于签订对象的合理性,应依雇员职位的高低以及有无接触商业秘密机会,做出不同的认定。
因此,法律应明确规定竞业禁止的限制对象只限于可能接触到企业商业秘密的人员,如高层管理人员、高级研发人员、技术人员以及某些可能接触到商业秘密的人员,而且用人单位应当对这种关联承担举证责任。同时,竞业限制协议只能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任何违背真实意思的竞业限制协议均应属可撤销或可变更的合同。
(三)限制的区域
竞业禁止的地域首先应以与商业秘密相关的产品或服务主要销售或覆盖的地域为准,而不应扩大至全国范围。通常情况下,用人单位只在有限地域内存在有关商业秘密的利益。如果离职劳动者在这一地域之外就业,严格说来与原用人单位并无竞争关系,所以用人单位不应对之加以限制。然而对于一些从事互联网业务的企业.与雇员订立的竞业禁止协议往往不再局限于局部地区,而是扩展到全国甚至全球。此类地域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应根据个案特征灵活掌握。
因此,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对于竞业禁止协议的限制地域范围可以确定为,竞业禁止协议必须以列举方式明确竞业限制的区域。对这些区域范围的确定原则上仅限于其产品的主要销售区域,特殊情况下可以扩展至对该企业的经营利益有重大关联的其他区域,但企业必须对此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仅仅开放式的定义为“相关地区”是不应被认可的。
(四)限制的期限
一般来说,竞业禁止的期限应当取决于商业秘密在市场竞争中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持续的时间、员工掌握该商业秘密的程度和技术水平的高低及一个国家对商业秘密保护水平的高低。国际上一般的期限是三年或三年以内,目前国内基本达成最长不超过三年的共识。
而对IT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如果约定的竞业期限为一年以上,则对该领域的高技术人员的再就业非常不利,也会因限制人才流动影响企业间的公平自由竞争,从而限制了科技的发展。因此对这一行业的竞业禁止期限应规定为离职后6个月至一年。
(五)合理的补偿费
用人单位与离职劳动者签订的竞业禁止条款实质上是对劳动者择业自由的限制,也是对本单位竞争力的保护,以及劳动关系诚信度的强化。因此,劳动者履行竞业禁止条款规定的义务,就有权利获得相应的合理的补偿金。经济补偿费的具体金额,应当由双方当事人斟酌劳动者原就业岗位的性质与价值、同行业同级别劳动者的薪酬水平、竞业限制的期限等因素协商确定,一般来说,至少不能低于该员工离职前一年总收入的二分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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