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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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都有中国文学、汉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专业。

中国文学主要学习研究文学史、文艺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并关注当代文化现象，下分6个方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民间文学、文艺理论、比较文学。汉语言学是培养具有文艺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古典文献学是从事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培养古籍整理与研究专门人才的专业。应用语言学是运用语言学的知识来解决其他科学领域与语言相关的问题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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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路径

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对于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各种文体的基本知识、学习和借鉴优秀文学作品的写作方法、掌握古代文学各种文体的鉴赏技巧都有着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学习中，学生还可以得到人文素养的熏陶和审美能力的培养。正因为这门课程的重要性，故有必要进行教学改革，找到适当的教学改革路径与方法。以笔者的观察和切身体会，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尤为重要。

1 积极引导，加强学生对课程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学家往往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的身分，往往具有较高的音乐、美术、书法等艺术修养，他们留存至今的作品,也因此具有较高的思想与文化价值，为后世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当今文学作品表现的主题、使用的文学手段，大多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源头。因此,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读懂各历史阶段重要的文学作品，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嬗变的历史，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意义重大。

此外，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丰富多样的精神世界、思想内蕴、感情意象可以使学生在怡悦精神和情感满足的艺术享受中增益自身的心灵美和情操美。如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光明幸福的憧憬可以培养他们的崇高理想；仁人志士报国济时、视死如归、持节不渝的忠诚可以激发他们献身国家的浩然正气；哲人学者己饥己溺、民胞物与的博襟可以培养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清流贤达反势利、反庸俗的磊落气度和冰清玉洁涅而不缁的高尚品质可以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风范；自然风光、人文胜迹的讴歌可以培养他们对祖国山水的自豪与热爱之情。而且中华民族文学独有的样式和特色，可以使青年学生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了解祖国优秀的思想道德传统，更能够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深刻理解理想信念、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真正做到用人类创造的财富和知识，丰富武装自己的头脑。可以说，古代文学是我们祖先创造和留传下来的珍贵财富，而古代文学教学，是这一珍贵财富继承和发扬的重要途径。

通过学习，学生可以了解丰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扎实过硬的专业基础、提高个人综合素质。对课程的这些重要性，教师有必要在课前和课中对学生进行相关讲解和引导教育。有了这样的思想动员，学生可能不会再存在“有用无用”的顾虑，而是去想方设法完成好学习任务。

2 优化教学内容，适应课程改革需要。从时间跨度上看，古代文学教学的内容从先秦到近代，纵贯三千年，涉及的作家作品浩如烟海；从涉及学科上看，它是文献学、文化学、哲学、美学、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因此,它知识覆盖面广、内容难度大。与庞大的教学内容相比，几乎所有的高校在古代文学教学中都存在教学容量大而教学时数少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学生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既获得开阔的知识视野，又能获得审美直觉能力与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能力,这就需要对该课程内容进行大胆改革。一直以来，教师授课都遵循着以文学史为纲的基本线索，以作品阅读分析为辅助，以选修课为补充，力求全方位打好学生古代文学知识基础这样一种思路，笔者认为这是不应改变的。教师需要的是对具体教学内容的深度认知及如何科学地传授等问题的思考，这是改革的关键。文学史的基本知识、发展线索、文学流派、作家风格等，属于基本知识积累的层面；文学发生原因的深层追寻，文学发展嬗变的逻辑归纳，以及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层体悟等，属于思维训练与能力培养层面。两个层面怎样才能进行科学的结合，笔者认为关键是课程设置及处理好基础必修课和选修课之间的关系。基础课强调基础知识的积累，选修课则强调研究性与前瞻性。两者相互补充，不仅可以使学生建立起系统的知识结构,而且也有利于思维训练，能力培养，并使知识结构趋于优化。

为了提高教学效率，节约教学时间，针对文学史和作品阅读与分析的不同特点，应采取不同方式。文学史以点带面，其基本知识、发展线索等以教为主，文学流派、作家风格等则以自学为主。作品阅读与分析点面结合，经典性作品以教为主，一般性作品可以以讨论的方式进行。这样在知识优化的同时，又进行了思维训练，培养了审美直觉能力和作品感悟能力。古代文学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还应做到与相关学科的整合。应该强调与文字、音韵、训诂学的近缘整合，这对打牢基础、充实底气、克服浮躁学风都是必须的；还应强调关于与中国古代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近邻学科的整合，目的是为古代文学教学提供多维视角和众多参照系；还要强调与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整合，这是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自身的需要，因为对教师来说,若不收集完备的资料则根本没有发言权；同时要强调与文艺学、现当代文学乃至音乐、美术等学科的整合，使教学在新世纪体现与时俱进的特色，并对“古典文学”进行真正的“文学”还原,对她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入分析探索。教学中还应注重当代意识与古典领域的交融，注重古今贯通，引导学生从民族精神文化底蕴，及历史变化角度理解古代作品。努力发掘古代文学史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的人文价值，启发学生思辨能力，拓展其人文思维的深度和广度。

3 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手段单调，教学形式单一，以“填鸭式”、“满堂灌”为主，师生之间沟通不够，相互启发、促进不够。然而，作为教师如果想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的话,就应该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待教育教学工作，努力改革教学方法，找到一个良好渠道与学生进行沟通。改革教学方法，应加强教学设计，提倡在采用传统讲解法的同时，采用讨论法教学，推行畅所欲言式教学方式。这种方法能引导学生关注学术热点，特别有利于打开学生的思路，引发学生的学术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学生智力的开发与创新意识的培养结合起来，从而师生形成对话格局。关于讨论的问题，可以布置一些热点话题，也可以布置课堂讲授的一般性问题，要求学生阅读、收集材料，形成自己的基本观点，然后在课堂上评述各家观点，有根有据地表述自己的看法，加深学生对问题进一步理解。学生课外查阅资料，动手动脑，更容易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推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改革，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已成为提高教学效能的新途径。将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以声光画综合形式感染学生，使学生自然亲近古代文学，可以提高古代文学教学效率和质量。文学作品是作家通过艺术体验和艺术想象营造的“幻象”世界。在古代诗词教学中,有些诗歌的“幻象”就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能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古代文学的许多名诗词、名小说、名戏曲都已经谱成歌曲、拍成电影电视，我们在讲授这些内容时都可以利用，以便寓教于乐，使学生在形象生动的愉悦中受到古代文学的熏陶和影响。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也能节约有限的教学时间。为了适应多媒体教学手段的需要，教师应该大量收集准备音像资料，制作成多媒体课件。运用多媒体教学，要注意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加大信息量、增强讲授的直观性、形象性、引发学生兴趣，也要注意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和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回答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此外，根据古代文学课程的内容和特点，文献检索和搜集学术信息非常重要，通过课件，把图书馆电子检索手段与传统的古文学文献查阅结合起来，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他们获取了更多学术信息，为古代文学学习打下了厚实基础，也调动了学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积极性。

总而言之，虽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只要我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创新意识，发扬扎实苦干的精神，锐意改革，加强学生对课程重要性认识方面的引导，优化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努力提高课堂效率,那么，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是容易克服的。参考文献：

[1]黄连平，谈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中的几个关系[J],中国高教研究,2005,(4)。

第3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

    这两方面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传播的文学与文学的传播。从传播学的外延上说,文学传播学则是依照以传播内容划分出的特定传播种类,它是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体系对文学传播这一传播内容种类进行考察、描述、说明、归纳和揭示等研究的学科,是传播学学科的分支领域。作为新的学术领域,文学传播学的开创应该是一个比较庞大的学术工程,因为文学本身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和多层面的构成:仅就文学自身而言,从国别上看,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从时间上分有古代文学和现代、当代文学;从表达方式上说有口头文学和文本文学;就文学题材说,则有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面对这样复杂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文学传播学的创建工作应该先从哪一方面和角度入手,要有一个科学的选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认识,曹萌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作为其文学传播学建设的奠基和突破点。

    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范围内,中国古代文学都堪称典型和范例,因此,在文学传播学尚为空白领域的学术背景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实具重大意义:既在国内外传播学界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独特学术领域,又为建设文学传播学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还可以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具体研究成果,检验和完善一般传播学理论与方法,为探讨人类传播的方式、类型及规律提供更多的途径,从而丰富传播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宽传播学领域。此外,从传播学立场出发,运用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思想和发展过程,揭示古代文学传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极大作用,以及立足传播学立场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价值,还能刷新当代人的“古代文学”观念,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进而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新途径和新范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从传播学立场出发,以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为指导,结合文学史、文献学、社会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目的、传播方式、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进行描述和说明。二是开拓与创新。文学传播是经过学术嫁接产生的新学科。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带有突出的开拓与创新性。如上所说,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是以传播学的立场和视角对文学进行描述和说明,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为被传播的信息的传播过程和非文学的信息以文学作为传播方式而被传播。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使它超越了既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因此,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它又是开拓与创新。

    在上述理论思考和学术战略鼓励下,曹萌首先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入手,展开文学传播学学科的创建,因此,汇编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就成为这一学科开拓工作的先导性着作。在曹萌的主导下,他的研究生们利用传播学的知识方法和理论系统,将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和现象,划分为传播行为、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传播组织与制度、传播类型、传播思想、传播媒介、辅助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类项,然后以这些类项为基本标准,在各类古代文献资料中进行甄别、发掘、钩稽,而后按时间排序加以编纂,就有了以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朝代为断代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文学传播资料汇编,再对所汇编的资料加以特定的评点,便形成了一套四卷本《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资料汇编与评点》,该书于2006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继之,曹萌出版了他的文学传播学领域的第一本学术专着《中国古典小说名着传播研究》。该着作选取中国古代几部代表性小说名着进行传播学角度的描述和分析,依据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已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受过反复学术煎炒的作品,实施传播与影响的研究,从而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传播方式、传播特征和扩散范围,以及传播类型给予提炼和概括,成就了一部文学传播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第4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词；中国古典舞蹈；意境清空；天人合一

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国古典舞在意境追求上有相通之处，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意境上表现出的清空性。二者经常体现出一种情高韵远，天人合一的意境美。“清空”究其本质，就是在广阔的画面之中，有少许的事物存在。在少许的事物之中，又有非常广阔的意境。“清空”本就在中国词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体现了特定的审美理想，南宋张炎在《词源》之中，提出这一概念，并以此对姜夔之词做出了评价：“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此清空质实之说。”

张炎以姜夔和作比较，概括了姜夔词的特点。《扬州慢》这首词，可以说是姜夔的代表作品。作者以扬州为题，通过伤时感怀，以慢词的形式写作，使读者读之满怀愁肠，作者此词整体风格柔和，语言上化用前人自然平淡的词语，使得此词所造之情，给人以轻灵之感。昔日扬州城春风荡漾，满城尽是笙箫之歌，而今却产生巨变，作者看到了许多鲜明的景物和意象，在轻微的点染中写出了面对“空城”的隐痛。“池水乔木”且厌言兵，战争之后的破败在词中表现，作者的感情在看似平淡的语言之中迸发出看来，离散之悲跳出了字里行间。“清角吹寒”，寒在空城，“杜郎俊赏”，重到须惊，前人来此作何感想，“冷月无声”，清幽伤感，仿佛再感叹前朝旧事。“桥边开红药”寂寞无主，不知为谁盛开。这座繁华过尽的苍凉“空城”，“渐黄昏，清角吹寒”时分的“空城”，它的“黍离之悲”与词人的情感融合，道出了词中意象“都在空城”的深刻内涵，词中的清空意境在对于空城的描述之中表现出来，同时以清空意境展现词人心绪，表现出这首《扬州慢》独特的艺术特质。

此外在中国古代山水诗中，众多的山水诗在清空意境表现之外，有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诗人通过对描写山水的感受，将自我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产生出一种独到的精神境界。在诗人笔下，自然并不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完全人格化的、带有情感的，人的情感体验也外化在山水之中。王维《终南别业》中，在自然中体悟到了生命，在生命感悟之中，精神境界得到了升华，在对于生命的观照之中，达到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诗中尽写诗人的无心与自然，在描写自己晚年安家于终南山下，与乡村父老谈笑风生的情景之外，尤其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表现出自己的随意而行，一切随机和恬淡闲适的心态。在诗人看来，人生境界和生命过程中，在遇到困境之时，不防另辟蹊径，或许还有其他的道路，人们在处于困境之中时，心灵可以遨游自然、愉快的欣赏大自然，这体现出作者宽广深远的人生境界。在遇到困难之时，不防回头看看，那么你会发现你已经走了相当长的路了。诗人晚年寄身山林、运离尘世，精神境界进入到了自由无碍之境，他对人生的哲理的领悟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进入了“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中国古典舞的众多代表性作品均是境界清空之作，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与中国古典诗词有众多相融合之处。许多作品都运用了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托物言志”的方法，将人物形象和所咏之物紧密联系起来，反映出作品所要表达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舞蹈《水墨孤鹤》之中，鹤形象的塑造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整个舞蹈画面给人看来，仿佛一幅传统的水墨画，水墨画里以点点淡墨勾勒而成的一只孤鹤，鹤在水中行走，步伐轻盈而矫健，整个情景清空高雅，把鹤的挺拔与孤傲表现的淋漓尽致。鹤自古以来就有幸福、吉祥、长寿的象征，它性情高雅，体态美丽，古人多用白鹤比喻具有高尚品格的人。舞蹈演员在表演之中，对于“鹤”的形象有一个较为深刻的体验，舞者深入了解鹤的形态以及其所带有的气质特点，于苍凉的箫声和具有哲理性的弦音之间表现出鹤的娴雅和孤傲，感悟悠远、清空的意境。在具体的动作模仿之中，舞者运用上肢的肩、臂、肘、掌、指的各个关节的伸展来塑造鹤的形状，通过下肢的屈伸和单腿的独立支撑，配合上肢的手臂，似乎流露出鹤孤傲的心态。

舞者随着身体重心的变化，将单腿立、前踢腿，强有力的向上跳跃，创造出鹤直飞冲天的形象，表现出鹤的不凡气质。在音乐的层层递进之中，鹤在最后向舞台后方缓步踱去，徐徐展翅之时，音乐凸显出一丝华丽与炙烈，至此，孤鹤将内心情感最终释放，舞者以高速的旋转，肢体大幅度的调动，惊人的张力，甚至倒地滚动，仰面于天空，表现出一个孤高生命的心境。作品借助“鹤”的形象抒发出了洁身自好，孤芳自赏的文人情怀，有一种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阐释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

在《水墨孤鹤》之中，舞者通过肢体来刻画其形，加以整个画面所表现出来的水墨之美，舞蹈所表现出来的清雅和清空以及内含的文人精神深刻的表现出来，层层哲理展现其中，带给观者无尽的思考。中国古典舞通过各种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了个体与世间万物、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可以看出古代文人对人生的思索，对生命的感悟，对哲理的参透，这些也都是中国古典舞在天人合一的意境上的审美表现。

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国古典舞自古至今传承了几千年，它们同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从中国古典诗词和中国古典舞的意境清空的审美融合中，我们也可以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将它根植于内心，传承并发扬下去。

注释

①《词源注》，夏承焘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

参考文献

[1]郁沅.《二十四诗品导读》[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6.

[2]夏承焘.《词源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6.

第5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

山东省高校教学项目《网络时代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创新研究与实践》课题组于2010年-2011年对全国30多所不同层次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类本科毕业论文工作进行了调研，发现高校虽然普遍重视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指导，但是，管理不善、穷于应付、效果不佳的现象仍然存在。我校中文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在选题和写作方面也都存在不少问题，近些年来论文质量持续走低。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高校创新教育活动中最活跃因素的高校教师应该主动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从选题到写作规范，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指导，通过毕业论文环节的训练，真正实现唤醒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标。

本课题组对我校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两个中文本科专业2008至2012届毕业生（不包括专升本、第二专业）1755人的论文及相关材料进行整理、研究，从学生预选题目到在指导教师引导下写作，中国古代文学方向历来是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的重点，这个方向更改为其他方向的人数也很少。从这五届学生1755篇毕业论文的题目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包括文献学）方向420篇，约占24%；现当代文学方向598篇，约占34%；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方向139篇，约占8%；语言学（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方向349篇，约占20%；文艺学与美学方向70篇，约占4%；中学语文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方向136篇，约占8%；选其他方向（包括秘书学、新闻学等）者约占2.5%，见下表：

曲阜师范大学2008届至2012届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本科毕业论文分方向统计

中国现当代

文学 中国古代

文学 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 语言学 文艺学

与美学 教学论 其他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篇数 比例

2008届 401 166 41.4% 96 23.9% 38 9.5% 85 21.2% 6 1.5% 10 2.5% 0 0.0%

2009届 445 164 36.9% 116 26.1% 34 7.6% 78 17.5% 23 5.2% 18 4.0% 12 2.7%

2010届 284 83 29.2% 73 25.7% 26 9.2% 67 23.6% 12 4.2% 16 5.6% 7 2.5%

2011届 253 74 29.2% 53 20.9% 25 9.9% 55 21.7% 14 5.5% 20 7.9% 12 4.7%

2012届 372 111 29.8% 82 22.0% 16 4.3% 64 17.2% 15 4.0% 72 19.4% 12 3.2%

总 数 1755 598 34.1% 420 23.9% 139 7.9% 349 19.9% 70 4.0% 136 7.7% 43 2.5%

笔者对其中420篇中国古代文学方向论文进行了研究，针对该方向毕业论文在选题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指导意见和合理建议。

一、充分认识选题的重要性，克服应付和依赖思想

毕业论文的选题至关重要，是学生通过理论联系实际、落实知识转化能力的训练过程，是检验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是论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选题环节做不好，从很大程度上说明学生在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有欠缺；不会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学生，也很难称之为好学生。对于这一点，经历过毕业论文写作的学生都有清晰的认识。在我们做过的《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质量问卷调查》中，2012届372份有效问卷对第21项“你认为毕业论文的质量与你的选题有关吗”的回答，100%选择的是肯定答案“有”。但在每届论文初选题目时，学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到位，存在应付和依赖指导的思想。

考察我院中文专业2008至2012届毕业论文，虽然预选题目的方向与实际论文方向变化不太大，但是，具体题目更改和变化比例却很大，达到80%以上。以2012届古代文学方向为例，82篇论文中有68篇题目有更改，更改率近83%，很多学生在预选题目时只是草草地考虑了一个大致范围，并没有深入、细致地思考题目是否合适，经过老师指导才发现自己所定题目并不妥当，不得不进行修改，如下表：

序号 原题目 修改后的题目

1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的山水精神 谢灵运的山水情怀

2 浅议以禅喻诗 谢灵运山水诗的佛学因素

3 陶渊明思想浅论 浅析陶渊明人格精神及其当代意义

4 从汉乐府看汉代的妇女问题 花木兰与刘兰芝不同命运的对比分析

5 论纳兰性德爱情词词风 浅析纳兰性德词中的“月”意象

6 中国古代小说悍妇形象的文化意蕴 明清小说悍妇形象的文化意蕴

7 中国古代诗歌游子主题研究 《古诗十九首》游子思妇主题探析

8 宋人精神之“雅”与诗歌之“俗” 从苏、黄诗作看宋诗的以俗为雅

9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异类文章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反面教材”――明清反传统文章个例研究

10 宋词中的离愁别恨 欧阳修词中的离情别绪

11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嵇康与阮籍诗文的现实主义风格比较

12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 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张生形象转变原因探讨

13 《论语》研究 突破传统 逼视人性――谈《西游记》中女妖形象

14 李商隐“无题”诗探究 晏几道与秦观词中“泪”意象的比较研究

15 论古代诗歌中的爱情诗 浅谈李清照词中的女性情怀

16 论我国男性词人的女性书写倾向 从苏、秦词之比较看秦观词的情韵兼胜之美

17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水浒传》中女性的进步意识

18 魏晋社会背景对诗人文学风格的影响 浅析《论语》中孔子的交友观

19 柳永艳词与宋代市井生活 《水浒传》和《金瓶梅》中的武松形象比较

20 论杜甫诗歌中的沉郁情调 试论《聊斋志异》中的模式化结构

上表中前10篇基本上属于题目范围变化问题，后10篇的题目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论文题目与原定题目风马牛不相及。也有原题目被指导教师后，学生自己找不到合适题目，教师给出的题目学生又做不了，最后不得不应付了事，或勉强及格，或重新补作，从而影响了论文质量和成绩。中等及以下成绩的论文都存在对选题不重视、不认真的情况。

为了有效解决学生对选题不重视的问题，文学院在管理上也尝试着改革：一是加强思想教育。通过召开全体应届毕业生参加的毕业论文工作会议和指导教师会议，讲清楚毕业论文的重要性，使师生从思想上重视毕业论文工作。二是改变选题方式。以往虽然安排学生预报题目，但在指导教师安排方面并不考虑学生所报题目的方向，出现学生所选方向和题目并非指导教师专业擅长的情况，带来指导教师指导不便、学生更改方向等问题的产生，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学生在选题方面产生依赖指导教师的思想和等待、应付的做法。从2009级开始，文学院实行“三年三段，三选三结合”的方式，“三选”即学生选方向――选导师――选题目，“三结合”即学生自选题目、指导教师给出题目、教研室征集题目相结合，更宽范围、更大程度地满足学生的选题需要。三是提前安排选题环节。“三年三段”即：二年级的学习阶段――三年级的准备阶段――四年级的写作阶段。第一阶段的学习阶段，不仅通过《应用写作》必修课程了解学术论文、毕业论文的性质和学术规范，而且通过各门专业课程的学习和课程论文（大型作业）的训练，开始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创新意识；第二阶段的准备阶段，通过专业选修课程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点，在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重点阅读原作、积累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第六学期期末，安排学生预选方向，然后根据学生所选方向安排指导教师，安排学生在假期中自己思考并预选题目；在四年级新学期开始的一个月内，通过自选题目、指导教师给出题目、教研室征集题目三结合的方式选题、开题，使学生有比较充分的时间进行选题，使开题工作更加顺利，为毕业论文的顺利撰写奠定基础。

二、选题要有一定创见

本科毕业论文选题陈旧、缺乏新意，简单重复他人的劳动，这是通病，在古代文学方向选题上表现尤为突出。比如：

2009届毕业论文学生自己预选题目：《五柳先生带月荷锄归――论陶渊明的归隐生活》、《论〈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顽石贾宝玉的情感人生》、《成也诸葛，败也诸葛――浅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性格》、《苏轼的人格魅力》、《论猪八戒之懒惰与勤奋》、《李清照词的凄凉意境》、《论〈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西游记〉中猪八戒形象分析》、《可怜红颜多薄命――林黛玉性格初探》、《李清照前后词风比较》、《论中的女性形象》；

2010届学生自己预选题目：《红楼梦人物分析――悲情公子贾宝玉》、《漫谈苏轼的旷达》、《人生长恨水长东――一代词帝李煜的才情和失意人生》、《李清照词风》、《〈水浒传〉中女性形象分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诗经〉的艺术特色》、《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浅析》、《试论李清照的人生经历与其词作》；

2011届学生自己预选题目：《宋江之忠义分析》、《〈三国演义〉诸葛亮形象》、《男人心目中理想的女人形象――红楼梦黛玉与宝钗的对比分析》、《以文观人――从苏轼诗词看苏轼其人》、《唐传奇中的侠义精神》；

2012届学生自己预选题目：《袭人和晴雯形象初探》、《论杜甫诗歌中的沉郁情调》、《探讨〈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浅谈李白的诗歌特色及影响》、《论李清照的情感世界》、《论林黛玉》。

以上题目基本上属于老生常谈，毫无创新可言，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被指导教师否掉了，学生重新选题。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本身就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引导下运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要求学生撰写的论文不能人云亦云，要有一定的创新性。如果学生只是一味地去重复别人的劳动，不动脑筋，不做研究，何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何谈培养创新能力？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对本科论文创新缺乏正确而清晰的认识，二是缺少学术积累，对学术研究动态也缺乏应有的了解，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注意在继承原有研究基础上寻求新方法、新角度，不因循旧说而影响探寻新发现，要形成新观点、新成果。

任何科学成果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创新而来的，创新就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具有新发现、新见解、新成果，创新思维离不开对已有结论的怀疑，关键是找到从怀疑向创新转化的契合点，做到不迷信权威，不盲目从众。

很多大学生往往认为别人研究过的题目没有再研究的必要了，再研究也不能出新成果，因而造成胆怯和畏缩心理，更不敢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质疑。

第6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

单纯的中文相关专业，其大致研究方向是这样几个：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语言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不过就本科阶段来说，高校更注重对学生中文专业综合素质的培养，本科专业设置往往都从简。比如南京大学文学院只有汉语言文学和影视戏剧艺术这两个本科专业，其中一个还并非是纯正的中文专业。另外，北师大文学院本科教育设汉语言文学和传播学两个专业，南开大学文学院则设中国语言文学系和传播学系（另外两系是艺术类）。倒是无学院之名而有学院之实的北大中文系，在本科专业设置上更加细致，共设有四个本科专业，即中国文学、汉语语言学、古典文献学、应用语言学（中文信息处理），此外中文系还设有外国留学生的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其他高校的专业设置大体都是如此，多一门少一门，参差不齐，报考的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再报志愿。

本科专业如此设置，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文学专业往往触类旁通，只有掌握了一定基础，才能更好地研究特定的专业方向，所以那些方向大多是给研究生准备的。当你在本科读完四年准备考研的时候，就知道中文专业的综合素质有多重要了，因为几乎每所高校的中文专业考研，都会有一门通考的科目，里面的题目涉及多个方向多门学科，少一点知识都是不可以的，在考完这个专业基础之后，才是你所选择的那个方向的专业考试。

人们对中文专业往往有一个误解，以为中文专业的目的是培养作家。其实不然，中文专业其实是要学生埋头踏实地做学问，搞学术研究工作，虽然也会有写作课，但总体而言，教学并不是以培养写作为目的。当然，中文专业并不缺乏才华，也不是不能用华丽的文采进行点缀，但中文专业从一开始，便走的是“学术”的路。那些怀有“文学梦”的青少年，最好走出“学习中文就可以当作家”这样一个误区，真想成为作家，必须自己下功夫练笔，而不能指望学校的培养，不然当你大呼上当之时，无论对学校还是对你自己，都是不公平的。

国内大学的文学排名，历年都会有微调，不过基本变动不大。2013年中国科学评价中心的2013-2014年汉语言文学专业排名，前20名高校如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不过，这里友情提醒一句，对这些高校排名，大致参考一下还可以，绝不可认真。排名固然体现了某些实力的高下，但绝对实力恐怕并不能仅以一些分数和简单的排名来论处。

也许你会想：我一个理科生，文学院离我实在太远了。这在以前也许是对的，高中阶段一旦选择了理科，几乎就意味着从此远离了人文。但今日则不同了，一些高校的文学院也向理科生敞开了大门。比如北大中文系，2002年开始打破高考招生的文理界限，在国内首开从高中理科招生的先河。现在北大应用语言学专业的课程由中文系和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语言学研究所）联合建设，旨在发挥北大的综合学科优势，使本专业学生从本科阶段开始，就能打好文理两方面的坚实基础。不过，高校真正开放文理界限的路还很长，像北大中文系这样会招收理科生的毕竟还很少；但至少高校正在努力地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也为向往文学的理科生提供了一次机遇。

汉语言文学简要攻略

从很多高校文学院本科专业设置来看，别的专业或有或无并不统一，但几乎都会有汉语言文学。因此这里单独对汉语文学专业进行一个简略的全方位攻略介绍。

主要学习课程：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析读、汉语的流变及更深层的了解、文献检索一类、文学分类学习、文学写作等。

专业体会：汉语言文学学习的不是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想要掌握一门实用技术的同学建议绕道。汉语言俗称“万金油”，如果单纯以专业知识角度出发，毕业后并没有特别对口的工作提供，又什么都能干，因为这是一门基础学科。

学到什么：汉语言是个看上去比较清闲的专业，但是本专业需要很大的阅读量及宽广的阅读涉猎范围。

它能教会你怎样分析一部经典作品；能教会你用怎样的角度看待时代与文学；能教会你客观看待每个时期文学作品演变过渡的过程；能教会你怎样从一部部文学作品中窥到大千世界；能教会你使用文字；能教会你从感性深入理性思考；能让你见到黄金屋和颜如玉。

第7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

近年，我国的日语教育蓬勃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新时期的日本文学教学研究也走过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但是“日本文学史”课程与其他各科相比相对滞后，很难反映中日文学交流的实际状况。本文拟从日语学科建设的角度，从多方面对这些年来我国“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教学得失进行分析，探讨建立“东亚汉字文化圈”视域内“日本文学史”课程教学的新思路。

一.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文学史”

首先，日本文史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别文学史的特性，这和中日文化、文学交流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关于中日的文化交流，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有段精辟的论述：“在将近两千年的日中交流关系当中，中国的影响在古代是压倒性的，那以后就一直强劲地波及日本。进入近代以后，虽然从日本到中国的影响有一些回流。但是中国对日本压倒性的文化影响，从文字，从建筑，从法律，从城市规划，在一切方面，都进入到非常深的层次。而这又是不带军事占领的。这样的例子恐怕是再没有的。”他还举出罗马帝国来与对照，指出古代罗马在征服整个欧洲的时候，就实行了军事占领，甚至连英国也是。由于罗马帝国统治了英国，当然文化上的强大影响也就进来了。就从语言上看，拉丁语进入了英语。然而，中国对于日本，并没有军事占领的企图。从我国汉魏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中日文化交流，是两国人民共本文由收集整理同参与和推动的。从那时直到19世纪末，都可以算是古典型的中日文化交流阶段。中日文化交流在这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单向交流为主的模式。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从“汉风讴歌”时代到“国风”文学的勃兴，从平安时代初第一个“汉文学高峰”到“五山汉诗文”，可以说日本文学发展的每个时期都与中国文学、文化的东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部日本文学史（尤其是日本古典文学史）就是一部中日文学的交流史、影响史，而且这种交流和影响往往又是单项的，她总是以日本文学、文化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摄取为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汉字在两千年中日文学交流乃至在整个东亚文化交流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媒介作用，从而形成了一个所谓“东亚汉字文化圈”。正因为如此，这使得中日两国人们至今还能很轻松地阅读对方一千五百年前的作品，而围绕两国文化、文学的某些误解也因为汉字的隐蔽而延长了破解的时间。

中日文学交流的特性也是古代东亚文化发展的主要模式，我们应该抛弃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从整个东亚各国文化、文学发展的角度对“东亚国别文学史”做出自己的解读和阐释。只有建立在“东亚汉字文化圈”整体范围内的，反映这一汉字文化圈内部文学的横流与纵变的国别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才是适应当前世界范围内文学、文化交流碰撞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二.“日本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状况

目前我国“日本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又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呢？它是否能与日本文学史的性质相适应呢？下面我们就这些问题做具体的分析考察。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如枯木逢春，甘霖润物，进入播种希望的季节。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日本文学》和《日语学习与研究》的创刊，为热心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的学人准备好一块举趾扶犁的田地。为数不多的老学者余兴正高，初生牛犊的青年人乐在参与，日本文学研究迈出了学术化的第一步。

起步阶段的日本文学研究主要以日本文学的翻译、介绍为中心。这一时期，关于和歌、俳句翻译的讨论，犹如百鸟闹春，为播种的季节带来了满天生机。其标志性事件便是八十年代初以《日语学习与研究》为阵地而展开的一场关于“和歌”、“俳句”的翻译和欣赏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持续时间之长，参加的日语教学与研究人员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可谓空前。从此开启了我国日本文学教育和研究的新时期。

与老一代日本文学研究者以翻译、介绍日本文学而开启的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新篇相适应，三十年来，我国的高校日本文学教育也基本是沿着这样一条主线进行的。教材方面，起初以使用日本原版文学史教材为主，其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师资力量还不足以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编写出自己的教材，另外，处于早期的各地方政府都与日本地方自治体建立了友好关系，几乎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日本的图书资料援助，其重点之一便是教材的援助。近年来，随着我国日语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情况有所改观，出现了一批自编教材，如《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日本古典文学赏析》等。但是，这些教材要么编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要么教材内容是以作者于上世纪八十年表于《日语知识》的“古典之心”系列文章为主改编而成，是我国早期受西方文史分科的学术方法和前苏联阶级文学概念影响下的产物，不能全面体现中日文学交流的全貌。

进入新世纪，随着日本教育的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不断回到国内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给我们的日本文学研究教育刮进了一股新风。他们把日本的学风引进国内，改变了国内日本文学长期以翻译、介绍为主的阶段。这一时期，一批中青年学者通力合作，编写出了新教材，如《日本古典文学入门》、《日本文学》等，这些教材以日本学术思想为指导编写而成，体现了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的高水平。但也有与本土情怀结合不足而导致“水土不服”的情况。众所周知，日本学术以精细考证，深入分析见长，但缺点是往往见小不见大，“精深”而不“博大”。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实践来看，这一特征是十分明显的。

可见，既要跳出翻译、欣赏层面而进真正的学术研究领域，又要做到日本学术的精深与中国情怀的相互关照，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我国当前日本文学教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三.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相互关照的日本文学教育模式探究

前面我们主要介绍了30年来我国日本文学史教育的现状，所存在的问题基本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教材编写观念问题，受制于西方文史分科以及在前苏联阶级“文学”概念的束缚下的教材编写原则不适合中日文学、文化交流的具体形态。二是师资水平，旧观念囿于日本文学史而教日本文学史，视野狭窄，反映不了日本文学的全貌。新的，既体现本土情怀又关照国际视野的日本文学教学新模式的建立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新的日本文学教学模式的建立，首先要立足于具体的中日文学交流的实际，努力构建反映东亚汉字文化圈范围内中日文学交流全貌的文学史学科的建设。汉字是“东亚文化圈”形成的物质基础，东亚文学交流，尤其是古典文学交流以汉字为中心展开。对东亚国家诸如朝鲜半岛、越南等国文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对这些国家历史上曾经发达的“汉文学”陌生的。近年我国的“域外汉文学”研究正如日中天，如火如荼。这种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汉文学发展又与东亚各国的民族文学的“发生”紧密相连，因此，“东亚汉字文化圈”视域内的日本文学，甚至东亚各国别文学的探讨才是全面而有意义的。

第8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

众所周知，史学家傅斯年是极力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中曾经讲过：“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辞，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做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由于“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所以所谓整理史料的方法（实际上也就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

傅斯年的这种主张，现在有些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不管大家怎样看待历史学的性质和内容，不管研究者各自抱着什么样的历史观去从事研究，恐怕也都不能不承认，史料毕竟是史学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假如缺乏这一基础，一切古代文史研究都将无从说起。傅斯年在这篇文章中还具体归纳列举了“比较不同的史料”的几种主要类型，如“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本事对旁涉”，“直说与隐喻”，“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等等，这些都是从事一项史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基本问题，而要想哪怕是最一般地切入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哪些相关史料以及这些史料的特点。——所谓“史料学”就是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学基础分支学科。

虽然在口头上似乎大家都能够认同史料学的重要性，可是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却未必都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一认识。

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不然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有一些硕士、博士乃至教授、博导，在使用《西汉会要》、《十国春秋》、《续资治通鉴》、《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直至当今生人编纂的《清史编年》这样一些根本没有史料价值的著述来作为研究的依据了。

要在学习阶段打好史料学基础，需要有合适的入门书籍。过去有些人是依赖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是它对于现在的初学者来说，显然过于繁难，而且无法利用它来了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重要典籍，所以并不适用。清末张之洞撰著的《书目答问》，是专门为指导初学而开列的基本书目，选书虽大体精当，但只列书名，没有作者和内容的介绍，同样不宜于现在的学生用于初学。

民国以来，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入门书籍，但是往往都是只侧重某一个方面，如朱师辙《清代艺文略》，仅成经部，且只叙述清代经学书籍（对于了解清代经学著述，这是一部很好的导读书，遗憾的是流传甚为稀少，现在连专门做清代经学研究的人都很少知道）；吕思勉《经子解题》，仅叙述上古经书和诸子书；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陈高华等著《中国古代史料学》，黄永年著《唐史史料学》等，都仅仅是从狭义的历史学研究角度选择典籍进行介绍，目前还没有见到质量较高的全面介绍古代史料文献的目录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见识通达且文笔流畅，最便初学，遗憾的是当时是为中学生撰写，开列书籍太少，不敷学者入门之用）。最近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可以说是应从和满足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迫切需要。

《古文献学四讲》是鹭江出版社《名师讲义丛书》中的一种。顾名思义，都是用以教授过学生的讲义。黄永年先生这“四讲”，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和“文史工具书简介”四种讲义。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在西安随史念海先生读书时，史念海先生要求必须去听完黄永年先生开设的上述几门课程。史念海先生当时特别讲到，不听好黄先生这些课程，就无法掌握读书做学问的门径。所以这本《古文献学四讲》都是我听过的课程的讲义，当年油印向学生发放过。黄永年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演讲，授课神色生动，把这些一般人看来枯燥单调的课程讲得妙趣横生，牢牢吸引我如饥似渴地听完了各门课程。后来我能够在学术上尝试着做出一点研究，首先就是依仗这些课程所打下的最重要的基础。由于自己基础较差，许多授课内容，一下子不能很好理解和记忆，工作后就仍一直把讲义放在手边，随时翻检查阅，不断加深掌握和理解。现在读到正式出版的讲义，既亲切，又兴奋，引发了一些感想。

打好基本功，这是黄永年先生在授课和治学中一贯强调的基本看法，这也是他教授学生时首先要讲授上述课程的原因。他曾针对时下学术界一些人毫无根基地胡乱著书立说的情况，举述其中典型的荒唐例证，撰写过几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如《还是要倒好基本功》等，多已收入先生随笔集《学苑零拾》）。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包括很多内容，在史料学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注重传世文献，强调读常见书；二是要尽可能深入地掌握基本史料的内容和性质；三是要尽可能广博地多了解各类史料的内容和价值。

谈到重视文献资料，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存在两种不同路数。一派特别强调寻找从未被人利用过的资料，尤其是地下地上新发现的史料。论者往往引据陈寅恪先生的话，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甚者且谓学术之每一新进展，必定要仰赖于新材料之出土。另一派则是强调读传世基本文献，当代著名代表性学者如顾颉刚、余嘉锡等均是如此。据先师史念海先生讲，当年顾颉刚先生向他传授的读书门径，就是以读常见基本史料为正途，要把从人所共知的基本文献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作为治学的基本功夫，顾颉刚先生称此为“化腐朽为神奇”。

学术研究，各自有所偏好，存在不同的路数，所谓“各遵所闻”，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前一派援依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为其张目，却未必尽合乎陈氏本意。看一看陈寅恪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全在于使用两《唐书》、《通鉴》等最大路的史料，就可以明白，陈寅恪先生本人并不特别依赖所谓新材料来做学问。陈垣先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由于题目所需，是比较重视某些当时学术界相对生僻的史料的，陈寅恪先生的话出自他为陈垣《敦煌劫馀录》撰写的序言，是否带有某些应酬的成分，恐怕还需要结合他自己的研究来揣摩。我想在熟悉基本文献的基础上重视新出土资料，读常见书而知生僻书，这才是对待史料比较合理的态度。

黄永年先生在治学上是师承上述后一派传统的，所以这部《古文献学四讲》，核心内容是传世基本文献的版本目录。常用文史工具书是读古书、做学问的一般工具，版本学、目录学是讲传世文献自不必说，所谓“碑刻学”，也不是像有些人可能理解的那样是讲述出土碑刻资料，而是讲授宋代以来的碑刻学知识传统，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些叠经历代摩挲已成为传世文献组成部分的碑刻资料。黄永年先生在序论中说，他是鉴于时下“碑刻之学中衰”，而“专设碑刻学课程者几无所闻”的情形，才“为研究生开设此课，总结近半个世纪个人业余从事此学之所得，窃欲重振斯道，且使从学者开阔眼界，借免拘墟之诮而已”。可见其志趣与争竞观睹新见石刻碑版资料者亦判然不同，从本质上是把碑刻看作传统目录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来加以阐释的。

黄永年先生本人从青年时期起就收藏善本书籍和碑帖拓本，几十年间所得甚丰，早已是蜚声海内外的藏书名家，可是做学问却极力主张以读常见基本史籍为主。黄先生文史兼通，在历史研究方面，更强调要首先花大力气读正史。《古文献学四讲》书后附收了他撰写的三篇文章：《述<注坡词>》和《读唐刘?F墓志》，分别为研究版本和碑刻的实例；《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则是其治学经历的简要叙述。在这篇自述性文章里，黄永年先生阐述自己对待史料的原则是，“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他说：“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在本书的“目录学”讲义部分，他也讲到：“想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史以至哲学，必须懂得历史，读点史书。而史书中最重要的可作为第一手文献的，要首推这纪传体的《二十四史》。”纪传体的《二十四史》即传统所谓正史，这是把读正史置于整个古代文史哲研究的基础地位。重视基础，是为了掌握精髓。读书遵依主从次序，方可避免由终南捷径而堕入旁门左道。这种治学态度，应该是贯穿这部《古文献学四讲》的内在主旨，“四讲”内容的设置，都是服从于这一主张，读者不应只看具体的文献知识而忽略了它。

因为是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所以首重目录学。此“目录学”既非研究图书编目之书籍分类体系，亦非研究书目分类体系变迁之目录学史，只是介绍有那些基本史籍及其内容构成和史料价值。不过要想在短短十几万字篇幅内，开列出经史子集各类古籍的要目来（如果说可以把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作为选书的基本依据，那么撰写这部“目录学”讲义需要考虑的范围，不仅增加了清代乾隆年间以后的大量著述，还多出小说戏曲一大门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撰作书目，求全固然甚难，但那是难在花费时间和功夫；而拔萃之难，则需要更高的学术素养，特别是通贯的学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过去一直为学者看重，主要也在其高屋建瓴的学术眼光上。

《古文献学四讲》的“目录学”部分，在继承张氏神髓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今的学术视野和“五四”以来大量全新的学术认识，精心别择各领域内最基本的著述，选书比《书目答问》更精，分类更切合现代学术需要，叙述更注重学术发展的系统性，因此在很大范围内完全可以取代《书目答问》，作为研治古代文史的最基本入门书目。

由于是入门书籍，要想从每一门类的大量著述中，选出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来，就需要撰述者明了各门古代学术的发展脉络。《古文献学四讲》最精彩的地方，是通过简明扼要的叙述，阐明了相关的学术源流，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比如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内容，而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往往只是按易、诗、书、礼等经书的类别来划分细目，以此准则来编纂著述总目固无不可，可是像《书目答问》这样的经籍入门书籍，依然大致遵用不改，就与其津逮初学的目的不尽相契合了。对此，黄永年先生认为，“我国所谓经学的时代性特别强，不讲清楚各个时代的经学趋向，就无法使人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经学著作”。所以他在讲义中独创一格，按照经学发展的起源、经今古文学、义疏之学、宋元经学、清人经学这样几个大的阶段，分别举述各个时期的经学名著。这样不仅使学生摆脱了目录学学习中孤立地死记书名、作者、内容的枯燥和艰涩，还可以通过目录学的学习，初步了解各类著述背后所相关学术源流。

又如子部书籍中的思想文化性著述，在《书目答问》单列“周秦诸子”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本书又将汉代以后的书籍分为“汉魏以下议论”、“理学”和“考证之学”三类，分别予以论列。具体每一类中讲述的内容，也都能提纲挈领，举重若轻。如讲清人考证，先举顾炎武《日知录》发其端绪，以知一代学风之本源；次举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与《癸巳存稿》，以见乾嘉汉学家考证之博大精深；最后以陈??《东塾读书记》殿其尾，以反映考据学适应时代主流学风转移所发生的变化（即陈氏“已不拘乾嘉汉学之传统”）。

其实强调读常见基本史籍的内在意义，正是为了全面、系统地掌握这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作为治学的根基。所以除了如上一些比较系统的讲述安排之外，讲义中随处也都体现出这一思想。如集部讲文章选本，仅列三部书籍，为姚鼐《古文辞类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李兆洛《骈体文钞》。姚鼐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代表人物，所纂《古文辞类纂》撷历代散体之精粹，自然大多数人都会列举这部书，可是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和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却一般不会被人想到。黄永年先生这样选择，是因为散文与骈文是古代文体的两大类别，一直相辅并行，不能像现在一般古代文学教科书那样，偏重散文而忽略骈文。事实上在清代桐城派最为盛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能够独擅文坛，即使是在古文家之间，也一直有阳湖派与之相颉颃。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对此清楚交待说：“阳湖派之不同于桐城派者，是要兼采骈体使其文字更光辉充实。”由于张、李两家与姚鼐一样是采辑历代代表性文辞，读者自然可以由此入手，领略骈体精华，窥得骈文的流变。初学者胸中蓄此常识，并品味一些经典骈体文章，至少可以免却一谈起古人文章，便只知唐宋家散体古文的陋略，进而还能够明白唐宋以来的所谓古文运动，实际上在社会很大一个范围内，始终没有能够撼动骈文固有的位置。

在学术发展的体系当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著述介绍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这些代表性著述来认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在此基础上去采摘利用具体文献的史料价值，我体会这就是这部“目录学”讲义最大的特点和特别值得称道的水平与眼界所在。

本书具体介绍每一种典籍所体现的学术深度，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书籍的类别归属，这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当中。《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只不过历朝会要是汇集一代政事，而《册府元龟》是贯穿历代而已。旧时直至《书目答问》的目录，把它划归类书，实在不当；而前述今人水平较高的史料入门书籍如柴德赓著《史籍举要》，王树民著《史部要籍解题》，也都未加深究，仍旧沿袭前人成例，在举述政书要籍时未能列入此书。尽管后来居上，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黄永年先生超越前人的学术见识。类似的情况还有明人王圻《续文献通考》，本是为接续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而作，保存有丰富的珍贵资料，自然应当一如《文献通考》，列在政书类中，可是清人纂修《四库全书》时却无端贬斥其为“兔园之策”，降格打入子部类书之存目书籍当中，今此“目录学”讲义也恢复了它的政书地位。

其次是应当尽可能深入地介绍每一种典籍的具体情况，让学生了解到最有价值的学术界研究进展，使其对于每一种文献，都能够获取准确的认识，并从中体会到对待文献典籍，不能简单地人云亦云；明白我们对于古代典籍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因此要养成探究的习惯和态度，在使用过程中随时对此予以关注。

在这一方面，黄永年先生首先是在思辨对比的前提下，充分吸收了前代学者特别是五四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吕思勉、顾颉刚、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研究，同时也在讲义中讲述了许多自己独到的研究看法。如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自认定为吴承恩以来，早已成为通行的常识，近年虽有章培恒等人撰文否定的说法，但仍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根据自己的研究，谈到《西游记》最早的百回刻本应出自嘉靖初年，而此时吴承恩年仅二十出头，根本不可能写出如此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篇巨制，从而从根本上了当年的观点。

又如关于传世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问题，旧题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而叶适、全祖望、姚鼐直至钱穆诸人皆怀疑实际出自战国时人，或即出自齐将孙膑之手，而孙武可能是孙膑的本名。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一批同于今本《孙子》的残简，和另外一些未见于今本《孙子》却明确涉及到齐将孙膑的《孙子》残简。今研究者普遍认为后者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并定名为《孙膑兵法》；相应地推论，既然另有《孙膑兵法》，那么今本《孙子》就不可能再是孙膑所作，只能依传统说法，认定为春秋时吴将孙武所作。对此，黄永年先生则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战国的诸子书本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多数是治其学者所为”。因此，所谓《孙膑兵法》“即使真是孙膑所作，何以能断然说今本《孙子》便是孙武所作，难道不会是战国时另一些兵家所作。何况从《孙膑兵法》内容看也不像是孙膑本人作，其水平也远不如今本《孙子》。再则叶适、全祖望、姚鼐等提出的今本《孙子》多处与春秋时情况不符，主张今本为孙武作者并未能作任何否定（恐怕也无法否定），并未能翻掉叶适以来定的案”。所以“现在只能仍旧认为今本《孙子》是战国时的书，作者可能是本名孙武的孙膑，也可能是其他高水平的兵家”。尽管这样的看法还不能像上面讲的《西游记》的作者一样作为定案，但至少在目前情况下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依我看也是一种最合理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讲授，学生可以学习到对待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摈弃简单的纯文本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对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评价，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著述的撰著水平的评价，一是我们今天的使用价值，其中后者又可以区分为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过去的一些评价著述，往往将这几层价值混为一谈，不能切中实际情况。这部“目录学”讲义，在这几个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区分和评价。

如题为清人毕沅所撰《续资治通鉴》，讲义中评述说：“其中北宋部分尚好，元代较简略，总的质量不算高。”这是对于撰著水平的评价；又说此书“可供阅读而不宜引用”，这是对阅读价值和史料利用价值的不同评价。

有些著述如清人周济的《晋略》，水平较高，得要领，有见识，有较高阅读价值，在后人重修的纪传体史书中颇有代表性，所以“目录学”讲义在二十四史之外的纪传体史书中列举了它，这样做是着眼于它的著述和阅读价值；但同时黄永年先生也清楚指出，此书“只是据《晋书》改写，并无史料价值，今天研究两晋史事不宜引用”。

与此相反，有些书从著述角度看是很糟糕的，可是对于今天的研究确很有史料价值。如《永乐大典》，尽管四库馆臣早已指出其“割裂庞杂，漫无条理”，但现在还是有许多人非要称颂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百科全书式著述，并且要效法故事，搞某某大典。其实《永乐大典》从著述角度看是无比荒唐的，纯粹是皇帝老子硬充风雅的产物，至于借由它保存下来大量明以前史料，那只是我们今天研究利用的史料价值问题，与《大典》编得好坏，根本不是一个范畴里的事情。黄永年先生在讲义中用很幽默的语言，评价了《永乐大典》的著述价值，说它“是一种将作诗用的每个字注有故实的韵书，加以无限制地扩大而产生的怪物”；由于它的编纂既愚蠢又荒唐，所以绝无阅读价值可言，现在“唯一的用处就是可以用来辑佚和校勘”。

“目录学”讲义中对于史籍精彩的评价有许多，初学者要想很好地领略这些看法，阅读时胸中首先要区分开这些不同的评价角度。这也是对待所有历史典籍所需要具备的一种眼光。

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比较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在撰写这类文献入门书籍时，如何避免个人的专业色彩，跳开一步，尽可能从一个广博的视角来选择和介绍各种典籍，均衡地体现古代文献自身的内在体系，这对于作者学术视野的宽度是一个考验。而从读者角度来看，只有使用这样的讲义，才能打下宽厚而不是偏狭的文献学基础。

黄永年先生虽然以治史为主业，但是对于古典文学也有很深的造诣，做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如前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广泛涉猎了经、史、子、集四部以及释、道要籍，所以这部“目录学”讲义并没有过分浓重的历史学色彩，有时甚至会为了整体均衡的需要而舍掉一些重要的历史典籍。例如诗文总集部分讲到《明文在》而略去了《明经世文编》，这是从文学史角度所作的抉择。因为《明文在》之编选着眼于文辞而《明经世文编》着眼于社会事务。作为初学的入门书籍，整个讲义篇幅有限，在二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只能有所取舍。

由此一例即可以看出，阅读这部“目录学”讲义，足以使读者打下广博的文献学基础，获得丰富的文献学素养。——其实这种广度正是学术素养深度的先决条件和它的一个侧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人呼唤学术界要出大师，古代文史学界甚至有人想通过聚集青年精英办培训班的方式来造就养成大师，实际效果却不甚理想。大师的评判标准，人各不同，但是在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只知道自己特别关注的某一方面的文献史料而缺乏广博的文献学素养，恐怕是很难称为大师的。

黄永年先生是当今顶尖的古籍版本学家，所以能够在这部篇幅有限的“目录学”讲义中，根据需要，信手拈来，三言两语地讲述出关系到文献实质内容的重要版本问题，这既是本书的特色，也是反映其学术水平和深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如经部清人郝义行的《尔雅义疏》，谓此书“最初刻入《皇清经解》的和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本，都用王念孙删定的本子，咸丰六年杨以增刻本及同治四年郝联薇覆刻本方是足本，但王氏学识优于郝，所删定之本实胜过足本”。这与咸丰足本优于道光删定本的通行说法大不相同，这绝不是慑于王念孙大名所做的轻率推断，而是认真比较二者异同后（并撰写过研究文章）得出的结论。讲义中所有的版本讲述，都是这样有特别的考虑和需要，读来精义纷呈，俾益实用。

从以上例证中可以看出，读书需讲究版本恰如选择书籍同等重要。而要想得心应手地选用得当的版本，还应当具备一定的版本学知识。《古文献学四讲》中的“版本学”讲义，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入门书籍。

版本学包括版本鉴别与版本史、“版本目录”这两大部分内容。前者讲版刻特点及其变迁，后者讲某一种古籍曾有过哪些版本以及这些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给初学者开设的课程，前者可以系统讲，而后者则只能开列一些基本书籍，供使用者检阅，没办法也根本没有必要逐一讲解。我过去听黄先生讲课，前后见过繁简程度不同的三个版本的油印讲义，这次收入的是最简单的简本。从目前的实际需要情况来看，选择这个简本作通行的讲义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要通过这个讲义的学习，能够对于版本学知识有个最基本的了解也就可以了，要求太高达不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个别人若想对于版本学知识有更加深入的了解，黄永年先生另有《古籍版本学》一书即将出版面世，是在当年的繁本讲义基础上又做了新的增订。

这部“版本学”讲义虽然比较简单，却很系统。其中很多问题都是黄永年先生第一次加以系统梳理。如谓明代文学上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促成了翻刻仿刻宋本古籍的需要，于是出现了仿宋浙本字体而又因印刷技术进展而呈规范化特征的嘉靖本字体，同时由于倡导其事的都是苏州的文人，于是使嘉靖本出现了地域上以苏州为中心向外传播，刻书者以家刻为主导向官刻、藩府刻、坊刻辐射的传播扩散方式。又如谓明万历本肇始于徽州商人，后随着徽商的活动而向南京、杭州等地传播，徽商刻书又常请苏州文人为其主持校勘，所以很快风行江浙并影响全国。等等。凡此，都是融汇各方面的历史知识来揭示版本学这门看似纯经验学科的内在发展因素。从中可以看出，较诸前人只是一一罗列版刻现象的著述，黄永年先生通过这些紧密结合当时社会历史状况的规律性认识，自然已经建立起科学的版本学学科体系。

由于黄永年先生已有数十年的古籍收藏经验，所以他的这部“版本学”讲义，不仅有很好的学科理论建树，还有许多源自多年揣摩的独到见解。如宋代版刻有浙本、蜀本、建本三大系统，在版刻的字体上各有特点。浙本字体以欧体为主，这一点没有什么分歧。其余两个系统，前人普遍说建本多为柳体，蜀本多为颜体，其实多是陈陈相因，似乎并没有什么人真的深加考究。黄永年先生则凭借自己的书法功力和多年收藏、研究唐人碑拓的体会，指出建本多为颜体，蜀本是以颜体为主而撇捺长、利带有柳公权的笔意。——第一次讲清了宋代版刻的基本字体特征。讲义中类似的精彩见解还有许多，如清代前期的写刻本，过去讲版本的人往往称之为软体字，黄永年先生则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全唐诗》、《楝亭十二种》，类似法帖中之晋唐人小楷，确实可以称之为软体；另一类如《通志堂经解》、《泽存堂五种》，字体不仅丝毫不软，而且点划方劲，与宋浙本和嘉靖本有相通之处，绝对不能用“软体”来概括和表述。

眼下搞文史的人，懂版本的人越来越少。学生想学习，老师也不一定会讲。因此印行这部简明扼要且科学系统的讲义，已经是一种很迫切的需要。假如以后学习文史的学生，能够充分吸收了这部“版本学”讲义所提供的版本学知识，那么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引述古籍标注版本千奇百怪的混乱局面。

按照我在前面的理解，可以把“碑刻学”视作对目录学中石刻史料的特别讲述。讲义分设“绪论”、“分类”、“拓本”、“史料”、“书法”五个专题，进行讲述。“绪论”讲碑刻学发展史、研究对象和领域，以及主要参考书籍和学习方法，其“参考书”部分择取审慎且多精到评语，不仅对于初学者最为重要，文史研究者也可时时取以参考。“分类”和“拓本”两个专题是关于碑刻形式本身的基本知识，最俾益实用。其“书法”部分以碑刻为主论述书法渊源流变，发自累年揣摩，故融通畅达，胜义叠出。

“碑刻学”讲义中直接关系到利用碑刻史料从事研究的内容，为其“史料”部分。除论述碑刻记郡望、世系不尽可信，职官、地理对于史书多有订正增补，以及利用碑刻资料抉隐发微最有价值之外，黄永年先生在这一专题下，还针对一些人“重碑刻文字重于史书”的“偏见”，特别强调指出：“据碑刻治史事者贵有通识。欲具通识，则非熟于史书，且受史学研究之严格训练不可。即以史料而言，完整之史书亦高于零星之碑刻万万，治史者自当以史书为主，然后旁采碑刻以为辅，不宜媚俗趋时，颠倒主次。”其实治史者之通识，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史料的通识的基础上，若非熟悉各种史料，岂能做到像黄永年先生这样具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反过来看，我们不妨胡乱猜想，那些过分强调出土文献资料如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史料价值的学者，会不会是因为对传世基本史料熟悉得还不够十分透彻方才舍本逐末的呢？

由于碑刻之学确实中衰已久，不惟国内，海外也久已无人董理，有日本学者看到80年代的油印本后，即将其译为日文正式刊出，所以它早已是日本学生学习碑刻学的入门书籍。相比之下，此前这份讲义在国内只是于1999年在《新美术》上公开发表过，研究文史的人很少看到，影响还不及日本广泛。相信这次收入《古文献学四讲》，能够很快使它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9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范文

摘要:清代钱曾撰《读书敏求记》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在分析钱曾收藏于整理图书的实践基础上，从图书分类、版本目录学、善本书目三方面探讨了《读书敏求记》目录学的创新，尤其在古籍版本学上，至今仍是古书版本、流传考订的主要工具书，对今天目录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G25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1588(2012)01-0138-02

1钱曾其人

钱曾，清初著名藏书家与目录学家。虞山(今江苏常熟)人，字遵王，号也是翁，为钱谦益族孙。钱曾自幼好学，曾得赠于钱谦益的绛云楼所藏珍善本，钱谦益收藏与整理的图书中的题跋对钱曾整理、评价图书触动很大，这为以后收藏、整理图书创造了条件。他一生收藏校理图书计四千多种，达数万卷。其藏书理念为“善读为善藏”。“善读”即“好古敏求”。钱曾广聚财力，倾其所有用于藏书建设，尤其喜爱宋版书。无法购买的珍本，他想方设法借来精钞，如一些宋元古本珍本。如此一来，钱曾抄书堪称一绝，所用纸墨精良，认真校勘，仔细正误，提高抄本质量。其数量约有一百多种，达八百多卷。钱曾拥有“莪匪楼”、“述古堂”以及“也是园”三所藏书场所。代表其藏书的印章分别为“述古堂藏书记”、“彭城世家”与“钱遵王藏书”，并依据收藏、整理图书的实践活动，编撰《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读书敏求记》等书目。以《读书敏求记》最为著名。该书是一部目录学著作，最初名为《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词》。在清朝康熙初年，钱曾以自己的学识，结合藏书实践，依次编撰目录学著作即《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其中，集大成者为《读书敏求记》，由撰写宋元善本解题而成[1]。

2《读书敏求记》图书分类

2.1著录

《读书敏求记》除著录书名、著者外，尤其详细记述卷数和版本。今天古籍著录的内容仍包括著录书名、著者、详记卷数和版本最基本著录信息。该书收录图书634种，632种著录卷数。该书详细著录不同图书文献版本源流。在《傅霖刑统赋杨渊续刑统赋》一书中。据考证，《刑统赋》存在两种版本，一则是邹人孟奎解，沈维时序，至正壬辰抄本；一则东原郄氏韵释，赵孟序，后有李方中《韵释刑统续赋》，延祜丙辰刻本。

2.2四部分类法

《读书敏求记》计四卷，继承图书四部分类法的基本框架，即四部分类法的核心内容。该书四卷中第一、二、三、四卷与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四部一一对应，四十五部类中,“诗文评”、“词”、“书”、“别志”、“地理舆图”等属于出现的新部类,几乎均按照四部分类法的部类安排的。但钱曾根据自身编撰目录的实际需要，有对四部分类法进行了创新。由于四部分类法的经、史、子、集四大部类被该书四卷替换,经、史、子、集等同于《读书敏求记》的小类、子目的部类。即经与字学、韵书、礼乐等；史与器用、食经、时令等；子与农家、兵家、杂家、天文等；集与诗集、总集、诗文评等同一级别。该书部类中还出现削减经传政治、诏令奏议的现象，相应地历法、医家、数术、艺术等剧增。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该书新增一些类目,例如卷一中“书”类,即古人书法的图书,共九部。“地理舆图”类不但包含文字说明的地理图书,而且还有字图相辅相成的图书，尤其国内外的地图增多。“别志”寓意为“别国之志”。之前一些重要目录图书不曾记载。诗文评即所收文学批评著作。唐朝魏徵等编撰《隋书•经籍志》集部仅分为三类即楚辞、别集、总集。唐宋词仅在南宋陈振孙编撰的《直斋书录解题》集部中著录歌辞类。而《读书敏求记》四卷中著录:集、诗集、总集、诗文评、词五类，诗文评和词二类得以独立著录,符合古代文学著作演变的现状，彰显着钱曾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卓越见识。这种著录方法，广泛地被推广、采用，例如：《四库全书总目》集部中诗文评与词二类目由《读书敏求记》沿袭而来。即《读书敏求记》共四卷[2]。第一卷：经、礼乐、字学、韵书、书、数、小学，凡七类；第二卷:史：时令、器用、食经、种艺、豢养、传记、谱牒、科第、地理舆图、别志，凡十一类；第三卷:子、杂家、农家、兵家、天文、五行、六壬、太乙、奇门、历法、卜筮、星命、相法、宅经、葬书、医家、针灸、本草方书、伤寒、摄生、艺术、类家,凡二十二类；第四卷:集、诗集、总集、诗文评、词,凡五类。著录各书均标注卷帙完阙，作者名氏，或述授受源流，或记考证评论；对于一书缮写刊刻之工拙，版本优劣之辨别论述较多。

杨扬：钱曾与《读书敏求记》

3《读书敏求记》版本目录

《读书敏求记》是一部著名的提要版本目录，也是中国第一部研究版本目录的专著[3]。（1）鉴定版本方法。鉴定古籍版本雕印年代和价值的方法包括:①版式。经类：《春秋公羊经传何休解诂十二卷释文一卷》注释为“此北宋契本之精绝者，故附释文于经传后，若南宋人镂刻，便散入逐条注下矣。”通过北宋和南宋古籍版式的对照分析，推断北宋刻本属于把附释文于经传后；南宋刻本则逐条注下释文。可以得出，《春秋公羊经传何休解诂十二卷释文一卷》一书为“北宋堑本”。②印章。经类：《周易十卷》一书，“北宋刻本。卷首有‘贞元’、‘伯雅’二图记，知是凤洲先生藏书也。”“贞元”、“伯稚”为北宋朝年号，从该书卷首的“贞元”、“伯稚”二种印章考察，得知《周易十卷》一书被明代王世贞(藏书家，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州山人。)所收藏。③序跋。地理舆图类：《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考证：“昔者陆孟尧先生有影钞宋刻《水经注》，与吾家藏本相同，后多宋板题跋一叶，不著名氏，余因录之。其跋云:‘《水经》旧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学宫。元佑二年春，运判孙公始得善本于何圣从家，以旧编校之，才三分之一耳。乃与运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镂板，完缺补漏，比旧本凡益编一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峡大小，次弟先后，咸以何氏本为正。元枯二年八月初一日记。’详观跋语，是本在当时盖称完善，惜后人无翻雕之者，余故备录此跋，以告世之藏书家。”由该书题跋推测其版刻时间、版本源流与价值。④字体。天文类：《天元玉历森罗记十二卷》考证：“此是牧翁早年手录，凡疑误字标题于上。暮年则笔力老苍，字法俱模东坡，与此截然两手，公悉以前后诗文稿付余，故余认之最真，他人则不知谁氏所书矣。”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常熟（今江苏）人，被钱曾尊为牧翁。由钱谦益早年与暮年所撰字体的比较，得知《天元玉历森罗记十二卷》属于钱谦益早年作品（手录本）。⑤校雠。子类：《颜氏家训七卷》考证：“是书为宋人名笔所录。淳熙七年，嘉兴沈揆取闽本，蜀本互为参定，又从天台故参知政事谢公所校五代和凝本，辨析精当，后列考证二十条为一卷。沈君雠勘此书，当时为宋人名笔，缮写精妙，古香袭人者也” 宋代沈揆，字虞卿，嘉兴（今属浙江）人。《颜氏家训七卷》经过沈揆点校，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⑥校勘。时令类：《韩鄂岁华纪丽七卷》考证：“《岁华纪丽》旧抄，卷终阙字数行，又失去末叶。后见章邱李中麓藏宋刻本，脱落正同，知是此本之祖。盖因岁久，墨渝纸敝.字迹不可拍揣，故钞本仍之耳。”据钱曾认为，此书原有真本，或胡震亨稍微改辑耳。胡震亨是明代文学家、藏书家。原字君鬯，后改字孝辕，自号赤城山人，晚号遁叟。同一图书，通过比较不同版本，也可以鉴定版本的价值。⑦原始本与修改本。集部：《杜工部进三大礼赋十卷》印证：“东莱吕祖谦注，牧翁全录入《杜诗笺注》中。此则其原本也。”。可知该书应为修改本《杜诗笺注》的原始本。（2）版本提要。古代目录有无解题和解题对于一部书目质量至关重要。目录提要包括叙录体提要、传录体提要和辑录体提要三种体例。《读书敏求记》所著录图书的解题,无同一的范式，文章长短不一,内容侧重不一。该书许多解题，起到说明图书编写宗旨的作用；其义例呈现史海钩沉的意义；序跋则具有史料考订、人物品评的作用。钱曾撰《读书敏求记》应该是首创版本提要，在著录考证版本之际，慎重对待著者生平事迹进行追根溯源，图书记载内容的加以评价，在叙录体、传录体与辑录体提要中综合了诸多版本考证史料。即记录各书前后序跋，节录或全录有关序跋，以便版本考证。版本提要重视对版本的说明与考证，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版本著录的范围，对于诸多版本目录，著录与鉴别考证相互统一的。版本提要的呈现，极大地促进了版本目录的发展。“然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但以版本而论，亦可谓之赏鉴家矣。”该书对于一书缮写刊刻的工拙、版本优劣的辨的评述被之后学者、专家所借鉴与提倡。

4善本书目

截至目前，中国最早的善本书目应属钱曾编撰《读书敏求记》[4]。南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墨迹如新，古香。此等书不论其全不全，譬诸藏古玩家，收得柴窑残器半片，便奉为天球拱璧，而况镇库典籍乎！”《风角鸟占经》一卷，为宋抄本，人间罕见。该书收录钱曾所藏宋、元、明初刻本、抄本,共634种。记中注明版本的,除一部分真正的宋元善本之外,还包括“高丽刻本”、“日本刻本”、“述古堂”、“绛云楼”、“明内府抄本”、“明初至嘉靖间刻本”、“空居阁”、“脉望馆”等诸多抄本[5]。并针对不同版本的进行区别著录,彰显出钱曾高超的目录学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其善本思想日益完善成熟,由此可见，《读书敏求记》对后世的善本书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但促进了清朝古籍善本书目工作的发展，而且对后世文献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198．

[2](清)钱曾.读书敏求记［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57．

[3]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1：112．

[4]张毅,陈丽.钱曾《读书敏求记》的概况及研究历史[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0（4）：97-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