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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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范文

关键词：传统民俗文化；动画创作

中国传统民俗文化，是广大普通劳动人民所创造并继承的一种民间艺术文化，是在相同的区域、共同的生活习性下形成的优良的文化传统。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艺术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独具特点的、优秀的民俗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民俗通过描写普通的民间活动，揭示民俗现象，反映民族的感情与心理特点。例如民族服饰、生活习性、民间歌曲、音乐舞蹈等等，这些都对中国传统动画艺术的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二者互相联系，相互转化。相辅相承，而且也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相互渗透融合、相互促进发展的过程。动画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在创作上要求具备对生活较强的洞察力，而民俗文化是在普通劳动者中长期形成的。能直接反映民间的各种生活习惯，因此是动画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能为艺术创作增添无穷韵昧与色彩，同时民俗文化也可以借助动画艺术向世界更加广泛的传播。

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内的“镇馆之宝”。一幅巨大的电子动画版《清明上河图》，就是根据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为题材，《清明上河图》被放大30倍，高6.3米、长130多米，图中以大量的笔墨描绘数以百计的人民民俗活动与商业活动场景，从普通的民俗生活现象中提取素材。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北宋王朝都城开封的繁华和丰富的社会生活民俗风情；商人、小贩、屠户、官宦、船夫、游者、铁匠、脚夫等等，凡是当时社会存在的各行各业的人皆被描绘出来，还有骡马、箩筐挑担、茶楼摊点等等都被刻画得细致人微。整个动画以4分钟为一个循环，当你驻足观看时，整个连续的画面呈现了当时东京汴梁的繁华街景，令人惊叹不已。文学版的梁祝在民间流传已一千四百六十多年，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是中国民间四大传说故事之一。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取材于此，是民俗文化与动画艺术良好结合的一个典型，片中人物的衣食住行都可看出中国传统民俗的特点。

剪纸动画片是借鉴南宋流传至今的皮影戏和民间剪纸等传统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美术电影片种。民间剪纸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民间传承的文化活动，它大部分都是以民俗为基础，与民俗活动有紧密的联系。1958年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之一的万古蟾在美影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部剪纸片《猪八戒吃西瓜》。此后，艺术家采用各种绘画和造型手段，形成了画像砖风格、装饰画风格和水墨拉毛风格等不同艺术风格的剪纸片，如《猪八戒吃西瓜》《渔童》《猴子捞月》《人参娃娃》《金色的海螺》《狐狸打猎人》《火童》等。

泥塑艺术是中国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它以泥土为原料，以手工捏制或磕模捺泥方法成形，或素或彩，以人物、动物为主。如江苏惠山的手捏戏文、河南淮阳的泥泥狗、泥玩具中的耍货阿福、凤翔泥塑、北京兔儿爷等都是典型的泥塑艺术作品。天津、江苏无锡惠山、广东大吴、陕西风翔、河南浚县、淮阳及北京等地仍是传统泥塑的重要产地。它们与民俗关系密切，泥塑艺术的创作题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表现的是民众的信仰、习俗和戏曲、传说、民间文学等内容。它的造型、色彩和结构随意、主观，具有原始文化和乡土艺术的特点，反映了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念和民俗艺术特点。木偶动画片《神笔马良》就是受到中国泥塑艺术的影响。

动画片背景设计、人物设计与道具设计等都离不开民俗艺术的影响，都与中国传统民俗息息相关，特别是在房屋的建造过程中，人们会依照当地的民间民俗进行建筑活动，同时人们对建造好的房屋也会依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来进行装饰。动画片《哪吒闹海》《大闹天宫》《骄傲的将军》中的楼台亭榭，就利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样式。

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艺术宝库里一块绚丽的瑰宝，民俗文化对动画艺术创作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善于运用民俗元素，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勇于尝试和探索，采用电脑高科技的手段展现中华民族传统民俗风情及民间文化。让动画与民俗结合，与民风交响，创造出富有时代精神、创新精神和民族特色、中国气派的民族动画。

[参考文献]

[1]张士闪耿波编著，中国艺术民俗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2]孙立军张宇编著，世界动画艺术史，海洋出版社。2007

第2篇：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范文

【关键词】 民俗；内涵；流变

【作 者】马伟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4级博士生；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2

【中图分类号】C9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4-0096-005

On the Origins and Changes of Folk Inteuson

Ma Weihua, Hu Hongbao

Abstract：At the beginning of folklore be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cluding along time after that, the definition of folk never broke away from the influence of folk?literature and ancient folk, even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The folklore educational circle?of the new period, Mr. Zhong Jingwen as its representative, offered their new?definition of folk. This had greatly expanded the extension of its intension. In the?recent years, someone put forward the view of extensive folk. It is a challenge to the?traditional definition. But in any case, only linking the definition of folk tightly with?the trend of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an we show the importance of this?discipline, promote the perfection of its theory and fight for one seat in numerous?disciplines. Otherwise, it will be flooded and engulfed by relevant discipline.

Key words: folk ；intension； change

自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W．J．Thoms)向《雅典娜神庙》杂志写了一封信，信里建议将“撒克逊”语中的“Folk”(民众)和“Lore”(知识)合并起来，取代以前研究中采用的“民间古语”、“通俗文学”等术语。这一事件标志着民俗学这一学科名词的创立。后来，该词逐渐被国际上许多学者接受，成为国际上通用的学科术语。民俗学其实就是研究民俗的科学，到底什么是民俗?对于民俗该如何界定呢?

长期以来，国际上对于民俗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界定对“民”和“俗”的认识都比较宽泛。“民”不仅指后进民族，也指文明民族，它是人类的全体民众。“俗”则指人们的一切生活文化。狭义的界定，有的认为“民”只是落后的人群，有的则认为“俗”仅指文化的遗留物或者民间文学、民间生活中的仪式、禁忌、祭祀活动等等。总体来说，狭义的界定存在许多不足。

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民俗的界定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某个时期，某些学者对于民俗的界定，可能会成为一时的主流观点，但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在不断发展，因而，民俗到底是什么，也一直在变化。本文试图从学科史的角度，将不同时期对民俗的界定进行归纳，理清其中的一些脉络。

一、民俗学研究早期对于民俗的界定

民俗学尚未舶来中国之前，世界各国学者对于民俗的界定也可谓众说纷纭，较有代表性的大概有以下几类。

以威廉・汤姆斯为代表的民俗学家，认为民俗就是民众的知识。他在给《雅典娜神庙》杂志的信中提出：“贵刊发表的文章常常显示出对于我们在英格兰称之为‘大众古俗’或‘大众文学’的那种东西的兴趣(不过，我趁机提一下，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不如说它是一种知识，并且用一个很好的撒克逊合成词来表示它最为恰当，这个词就是Folk-Lore―民众的知识。)”①(P46)

以泰勒(E．B．Taloy)和福雷泽(JG．Frazer)为代表的进化学派民俗学家，认为民俗就是古代的遗留物。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也有许多。福雷泽提出：“民俗学研究的只是在别的事情已经升到较高的平面的民族，那里所见到的较原始的观念和举动的遗留物。”②(P27)泰勒在其著名的《原始文化》一书中也对文化遗留物有过明确的解释。

以泰勒为代表的进化学派人类学家对于民俗的界定，影响甚大，在一段时期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以至于当民俗学引进中国之初，这一观点仍在一定时期被广泛采用。

这一时期，众多学者对于民俗内涵的界定，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即都从民间文学入手，以研究神话、歌谣为主，不断将民俗内涵的外延扩大。在扩大民俗内涵外延的过程中，对于“民”的界定显得尤为突出。一开始，许多学者认为民俗中的“民”只指原始的部落，或者落后的人群，到后来才逐渐将其拓宽到本国民众的范围内。

民俗学何时传入中国呢?民俗学史研究专家王文宝先生认为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应该从(1912年)之后说起。鲁迅、周作人兄弟二人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可谓功不可没。1913年12月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首先提出了建立民俗文化组织的建议。1913年12月周作人写了《儿歌之研究》一文发表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该文首先使用了“民俗学”一词。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由刘半农、沈严默、沈兼士、钱玄同四位教授组成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掀起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搜集民歌的浪潮。尽管学界对于中国民俗学产生、起源的具体时间仍有一些争议，但是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对于中国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推动，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民俗学在中国创立之初，对于民俗的界定，主要限定在民间歌谣、俗语、俚语，最多扩大到风俗习惯、民间文艺等角度。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著名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林惠祥先生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只限于古代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新发生的事象不能把它纳入研究的范围。”③(P25)胡愈之先生则提出：“后来研究的人渐多，这种事业，差不多已成了一种专门科学，在英文便叫‘Folklore’――这个字不容易译成中文，现在只好译作‘民情学’。”“民情学中所研究的事项，分为三种：第一是民间信仰和风俗，第二是民间文学，第三是民间艺术。”④(P5)

限于文章篇幅，笔者不再援引当时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上述观点基本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民俗学被引进中国之初，包括以后一段时间，对于民俗的界定一直没有脱离民间文学、民间古俗甚至传统历史学的影响。这从当时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见一斑。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江绍原的《发须爪》等著作。因而有人评价这种研究状况说：“在其发展过程中，自亦难负于文学之渲染，然究距吾辈所期望之民俗调查及研究尚远。盖此运动之倡导者多为文学家、史学家，缺乏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之理论基础，眼光较为狭隘。”⑤(P12)

因而，这个时期中国学界对于民俗的界定，基本上还是沿用西方的观点，创新不大。20世纪初期英国民俗学家班尼(Charlotte?Sophia?Burne)女士在其著名的《民俗学手册》(《The?Handbook?of?Folklore》1914年版)一书中提出：“民俗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留物。”这一观点对中国早期民俗学家关于民俗的界定影响极大。按乌丙安先生的观点：“我国30年代的民俗学研究在确定范围时，主要以英国的班尼的说法为理论依据。”⑥(P10)杨成志教授的《民俗学问题格》、林惠祥先生的《民俗学》、方纪生先生的《民俗学概论》等著作中关于民俗的界定都深受班尼女士的影响。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解放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民俗学一直被封杀。因而，对于民俗的界定也并没有什么创新，基本上仍然停留在解放前的研究水平上。

二、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民俗学新时期对于民俗的界定

当中国民俗学被封杀而停滞不前的时候，国外民俗学研究仍在不断发展。当代国外民俗学研究界对于民俗的界定大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威廉・巴斯克姆(William?R?Bascom)和厄特利(F．L．Utley)为代表的美国人类学家将民俗界定为民间口头文学。巴斯克姆曾说：“在人类学的用法中，‘民俗’这个术语变得常指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谚语、谜语和其他以口头语言为媒介的艺术表现形式。因而，民俗可以被界定在语言艺术范围内。”⑦(P53)

同一时期，美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多尔逊(Richard?M．Dorson)将民俗界定为传统民间文化。他说：“如果我们用‘口头文学’、‘传统文化’或‘非官方文化’来代替‘大众古俗’，我们就比较接近民俗学家思虑的真正焦点了。”⑧(P55)

美国当代另一位著名的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Alan?Dundes)教授不但将民俗的享有者界定为整个群体，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有所限制的人群，而且将民俗的内涵扩大到整个传统文化领域。

上述三位著名学者各自对民俗的界定影响都很大，成为民俗学史上对民俗界定的重要流派。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民俗学者无法在那样的历史环境下与这些当代国外学者进行对话，无法及时了解国际民俗学界的新动向。

当代中国民俗学研究基本上一直处于空白时期，直到以后，这一状况才得以扭转，整个民俗学界对民俗的内涵才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说：“从30年代起，我就注意到广大民众自己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并且创用了‘民间文化’这个新术语。”⑨(P70)可见，钟先生自30年代起，就将民俗界定为“民间文化”了。

钟先生后来对民俗的界定基本上沿用了以前的观点，只是将其界定得更加完善、更加准确。从1979年起，钟先生又重提“民间文化”说，有时也称为“生活文化”。在其1982年写的《民俗学及其作用》一文中，钟先生说：“民俗学(Folklore)是一门社会科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⑩(P70)

后来，在其主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民俗学概论》一书中，仍然沿用了上述观点：“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1](P1)这部著作将民俗的范围界定在整个民间文化，包括口头文学、民间信仰、风俗习惯、民间工艺、民间艺术、民间科技、民间组织等方面。

以钟先生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界对于民俗的界定，首先突出了它的全民性，认为“民”就是“以人民为主的全民族”；“俗”就是包括物质与精神在内的生活文化。认为民俗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民俗必须是由集体创造、传承并且享用，这是民俗产生流传过程中体现出的基本特征。二、民俗必须体现出时间上传承的特点，即纵向的时间跨度，横向的传播、扩张。三、民俗一旦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会伴随人们的生产、生活而长期相对地固定存在。此外，由于受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民俗在传承、传播的过程中也会存在变异。四、民俗具有一定的类型性或者模式性，它必定是社会中大部分人所共有的文化模式或者行为准则。

因而，以钟先生为代表的新时期中国民俗学界对民俗内涵的界定与时展的潮流紧紧联系在一起，也是民俗学被引进中国之后，中国民俗学人在继承国外、国内学界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高度概括的学术总结，无疑对中国民俗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在我国民俗学研究的新时期，除钟敬文先生外，其他一些著名民俗学家如乌丙安先生、张紫晨先生、陶立?先生都从不同角度对民俗有所界定。以乌丙安先生为例，乌先生于1985年出版了《中国民俗学》一书。在该书中他虽然没有对民俗给出具体定义，但仍然做了详细界定。他说：“民俗学是研究整个民间生活与文化的科学；它既研究民间的精神生活，也研究民间的物质生活；它既研究文明民族的人民生活与文化，也研究后进民族甚至野蛮民族的大众生活与文化。”[12](P5)

但是，这一时期的许多学者对于民俗内涵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脱离钟先生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段宝林教授在为王娟女士的《民俗学概论》作的序中就认为：“后来钟敬文、乌丙安、张紫晨、陶立?、仲富兰、陈勤建、陈华文、陈启新等的八部概论虽各有特色，但体系大致差不太大，多为在西方传统民俗学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实际有新的发挥。”[13]

此外，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有些学者将“民”与“俗”拆开来界定，认为“民”就是全体民众，“俗”就是一切生活文化。如此界定在民俗学研究史上无疑具有深远意义，但是将民俗从字面拆开来理解恐怕有些欠妥。众所周知，汉语词汇有单纯词、合成词之分。单纯词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合成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素构成的词，如“群众”、“电车”、“生产力”等词汇。在汉语词汇中合成词数量较多，而多数合成词并不是语素意义的简单组合，如“买东西”一词中的“东西”，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拆开来理解。因此，笔者认为“民俗”作为一个汉语合成词，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比简单地拆开来理解要更科学、更具有学术规范。

三、近年来对传统民俗界定的挑战

如果按传统民俗的概念去理解民俗，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今天的一些新生事物?比如，近年来有人就提出全国人民观看春节联欢晚会也可算作一种新民俗。再如，许多新鲜事物都在挑战传统风俗。以汉族婚俗为例，传统的婚俗事象固然在许多人中传承、享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许多新的结婚方式，如旅游结婚、潜水结婚、空中结婚等等也在许多人中进行。

上述新生事物到底是民俗呢，还是社会时尚?若按传统民俗学对民俗的界定，类似人们观看春节联欢晚会这样的事物根本算不了民俗。因为它根本不具备传统民俗学对民俗界定的几个特点。

面对此种现象，有人又提出了泛民俗的观点。何为泛民俗?按照徐华龙先生的观点，“泛民俗与传统民俗在表现形式上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根本的有两点：一是异化，二是新创。”[14]因而，泛民俗就是近年来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与传统民俗有关，但又有些变异的民俗事象。

如果按以钟敬文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民俗学家对民俗的界定，民俗必须由民众创造、传承、享用，毫无疑问泛民俗观点对民俗的界定，挑战了传统的民俗概念。

“泛民俗”观点，虽然在当前的民俗学界尚未成为主流观点，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拓宽民俗研究视野的新思路是可取的。

传统的民俗学研究，不管认为民俗是原始遗留物，还是遥远的古俗，还是民间文艺(民间文学)，或者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精神方面的生活文化，这些观点都给人一种感觉，就似乎象英语中的“过去时”，而不是“现在时”，似乎总是在强调过去的，甚至已经逝去或者即将逝去的东西。而民俗学家的工作似乎就是去搜集、整理，设法保护这些传统民俗。然而，我们这个世界毕竟在发展，许多活生生的随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社会现象，尤其那些与传统风俗有关，但又有些变异的东西，我们不管将其认不认作民俗，作为民俗学研究者，我们有责任去解决这些活生生的社会问题。徐华龙先生也说到：“民俗学绝不是放在闺阁之中的花瓶，也不是藏在深山里的古董，它必须面对现实社会，去分析、研究这些新出现的与民俗有关的社会现象，只有关注社会的现实，学科才会有生命力，也才能够发展。否则，就会脱离人们的生活，而陷入一种孤芳自赏的境地。”[15](P326)

与此同时，目前整个民俗学界都在呼唤壮大学科队伍、呼唤中国民俗学有更多自己的理论，而不仅仅去做简单的以描述为主的民俗志。因而，拓宽民俗内涵的外延，提出“泛民俗”的观点，在这样一个民俗学理论相对匮乏的大背景下也显得势在必行。

因而，笔者认为不管“泛民俗”的观点是否科学，民俗内涵的外延必须扩大，至于界定到什么程度，怎样来界定，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将民俗内涵的界定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潮流紧紧联系起来，才能突现出这门学科的重要性，才会促进学科理论的完善，也才能在众多学科中争得一席之地，而不被相关学科淹没与吞噬。

参考文献：

①⑦⑧⑨⑩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②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③④苑利．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⑤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⑥[12]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1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第3篇：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

中图分类号：C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5-0014-02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56个民族，其中世居少数民族8个。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和生活中，创造了绚丽多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独特。在内容上，它包括文学、音乐、剪纸、皮影、刺绣、编织、印染、服饰、首饰、雕刻、雕塑、陶瓷、器具、习俗、礼仪、节庆等等。在形式上，它包括土家舍巴日，侗族大成歌会、傩堂戏、苗族鼓舞，土家族摆手舞及毛古斯，瑶族长鼓舞桑植民歌等不同艺术门类。湖南省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们既是湖南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珍贵的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省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

湖南省具有悠久的历史，民族文化绚丽多彩，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湖南各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多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比较齐全，显示了其多样性、独特性和丰富性，蕴涵了湖南各族人民民族文化的精神，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1　多样性

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多样，包括了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曲、民间美术与传统手工艺技艺、民间绝技与民间知识、民俗等七大类，在2006年6月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中，湖南省占了28项。2008年6月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0项)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47项)中，湖南又有31项名列其中。目前湖南省公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77项，其中湘绣、浏阳花炮制作技艺、土家族打溜子、花瑶桃花、湘两苗族鼓舞、常德丝弦、湘剧、苗族银饰锻制技艺和女书习俗等项目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　独特性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示了地方的区域特点和文化特性。湖南江永女书，是现今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妇女文字，被人们誉为“天书”。它流传在江永县潇水流域一带，记录当地土话、在妇女中传承使用的特殊表音文字。它不仅是人类惟一现存的性别文字，而且是举世罕见的文化现象。女书具有妇用男不用、传女不传男、字形奇特、土语唱读、人死书焚五大独特之处，在人类文化宝库中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人文性、惟一性、可持续件和濒危性，对文字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妇女学、民族文化史、民间文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都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已正式向国家文化部推荐申报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湘西土家族毛古斯舞是最古老的舞蹈。中外专家称“是中国民族舞蹈的最远源头”。纵观毛古斯舞的表演，对研究土家族最初的生活形态、原始生活方式，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3　丰富性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湖南省的民间音乐多姿多彩，以嘉禾民歌、土家族打溜子最为著名，湖南省的传统戏剧特别是湘剧很有代表性，外来的戏曲在长期的演出活动中，与本地区民间艺术、地方语言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这一包括“高”(高腔)、“低”(低牌子)、“昆”(昆曲)、“乱”(乱弹)四大声腔，唱白用中州韵、富有本地特色的剧利。湖南省的传统手工艺非常丰富。主要表现在土家族织锦技艺，苗族银饰锻制技艺，浏阳花炮制作技艺、蓝印花布等方面。其中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历史悠久，自成形以来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织锦技艺体系的基本特征。土家锦的四百多利，传统图案花纹是其民族文化心理和不同时代文化积淀的独特表现方式，充分展示了土家人的创造力，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积极的见证意义。湘西酉水流域土家族地区是土家锦手工技艺的原生地和最后一块热土。也是全国土家族中至今仍保留民间织造风尚的惟一区域。

二、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和基本经验

回顾这几年来的实践。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开展的有声有色。并取得了实效，关键是做到了以下几点：

1　立法保护。依法保护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的重要措施。只有加快立法，才能从根本上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湖南省政府积极制订保护法规和政策，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范围，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属，明确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责，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将立法保护和制度保护结合起来。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湖南省颁布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方针、原则、工作机制、保障措施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2006年6月1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白治州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个地级州市实施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

2　项目保护。在项目保护上，湖南省全面开展普查工作，积极推进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建立工作。2005年6月，文化部部署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在此形势下湖南省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将普查摸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统一部署。有序进行。在充分利用十部湖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等工作成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地区、分类别制订普查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对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调查，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并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利，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目前湖南省的江永女书已正式向国家文化部推荐中报世界“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3　担承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为加强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湖南省注意搞好普及教育工作，尊重民间自发性传承方式，全力挖掘尚存的传承地和传承人，加强对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能的艺人的调查登记，明确需要保护的对象，出台优惠政策和措施，提供一个长期的传承平台鼓励他们传承，将传人保护和传承保护结合起来。在文化部公布的两批共777名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湖南省共有33人。日前湖南省文化厅正积极开展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人的推荐和任命工作。

4　博物馆、展示馆保护。建造展示馆是希望将中国神秘的文化遗产集中展示，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让民族文化找寻到适合自己传统和发展的道路。近年湖南省各地积极组织非物质文化的展览活动，举办具有独特魅力的民间传统节目节会，表演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传统歌舞，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活动中得以传承和展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展览和民族传统节会中复“活”。

2007年7月1日，中国第一个多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在张家界大庸府城揭幕，听着土家山歌，喝着苗家拦门酒，感受白族特有的宗教文化……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和白族独特而灿烂的少数民族文化与传统在此集中、生动展示。与此同时，长沙市建立了花炮博物馆、湘绣博物馆、华夏剪纸博物馆：还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湘绣、浏阳石、剪纸、浏阳花炮、湘剧脸谱、服饰、长沙县双江锣鼓亭子、滚灯车、“长沙窑”铜官陶瓷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市博物馆展出，用丰富的实物展示各项目的制作加工技艺、工序，通过丰富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向观众展示他们的价值和影响。为配合展览，还组织湘绣绣工、剪纸艺人、古琴艺人、棕编艺人和“长沙窑”铜官陶瓷艺人等进行现场表演。

第4篇：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范文

【关键词】陕北方言；民俗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2-132-02

陕北方言与民俗，首先想到的是语言与民俗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关于这点，民俗学家马学良先生认为虽然语言学是一门后起的学科，但由于它利用比较方法研究语言，因而它走到其他社会学科前面，成为当代领先的社会科学，而在其他社会学科中比较先进、比较有成绩的几乎都是应用语言比较法来研究的，因此，他强调语言研究与民俗学的密切联系及其用的价值。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谈及民俗文化学与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时举例说明二者的亲缘关系：“《说文解字》之中，记述了大量有关我国古代动、植物字源以及民俗信仰的资料，它们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当时对动、植物形态、性质的认识和‘万物有灵’等的崇拜心理。许慎收录并解释了这些文字就为后人留下了解读古人思维的钥匙，一位语言学者如果运用民俗文化等的知识来研究《说文解字》，就会对许慎的工作成绩有新的认识。从另一方面讲，民俗文化学也需要借助上述相关学科的知识。”另一位民族学者陶立瑶提出各民族的民俗事像都是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所以它始终离不开语言。即民俗传承靠语言，民俗调查整理也靠语言。在民俗调查中得到的语言现象对民俗学和语言学是同等重要的。另外，语言现象本身也是民俗现象，某一地区、某一民族操某种方言和民族语言，它本身就体现了这一地区和民族的民俗特点，民俗和语言的关系如此紧密，在研究民俗学时，不能抛开语言学的帮助。此外，著名历史一比较语言学者L.R.帕默尔在其论著《语言学概论》中提出“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种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点现在是十分清楚的了。”以文化视野研究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代表人物申小龙在其论著《文化语言学》一书中专用一个章节，从1.语言是民俗的基本视野；2.语言是民俗的灵魂；3.语言是民俗历史的索引；4.语言是民俗心理的镜像；5.口承语言民俗对社会事象的广泛参与；6.语言与民间文学；7.文化样式的民族性与人类普同性。七个方面阐述了语言与民俗的密切关系。

可见，语言学与民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方言与民俗之间也必定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方言”，简单来讲就是“地方语言”，或“一方之言”，是一区域存在的一种语言形态。在所有的符号工具中，最重要的是语言，民俗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符号性，但是没有语言，民俗将无法运用。语言和民俗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活动、知识的积累，最重要的特征是习得性，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可以学习的。语言是习得的，是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形成和完善的，是必须经过学习才能掌握的，所以它具有文化的基本特征。民俗也是习得的，通过学习模仿的，一切文化活动、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并且所有民俗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中。因此，民俗的研究离不开语言的研究。语言是一个民族存在的DNA，而语言是民俗的一面镜子，所以语言是民俗存在的前提。即语言是民俗的依附。在我国，存在不同的民族，而各个民族又有着自己的方言，方言是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如今许多人感慨，现在的年味儿越来越淡，民俗文化正在备受消失的威胁。地方方言节目可以将这些鲜明的文化遗产进行了继承，更助推了民俗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各种民俗事项造成了丰富多彩的民俗称谓，如婚礼、丧葬、时令等各种风俗称谓；还有各种行业用语。虽然说各种行话都是一种约定俗成，但是都是以语言作为最基本的媒介。从各民族的民俗信仰角度看，语言直接折射着民俗心理，比如各种禁忌语、吉利语等语言的民俗表现反应了历代传承的原始的信仰。无论是天象信仰还是大地信仰、山石信仰、动植物信仰、图腾信仰等最终都会通过语言的信仰来实现。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从所展示的民俗学范围来看，民俗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谚语、谜语、赞美、符咒、祝词、诅咒语、誓言、辱骂、反驳顶嘴、嬉笑漫骂、祝酒、绕口令、问候与送别的惯用语，还有其他的一些包罗万象的民俗事项中，语言显然起着核心的作用。所以，语言作为各民族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语言现象即是文化现象，又是民俗事项。语言作为民俗的传承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就拿民俗来说，民俗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相沿成习、积淀为俗的生活规范。而一个民族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有其独特的社会生活方式，有着不同的习俗风尚和。而民俗的几点和传承又得依靠语言，所以语言在这里称谓了民俗与心理之间的中介，即心理信仰、心理定向都必须称谓一种民俗事像，而任何一种民俗事项的形成、发展和传承都是在语言的帮助下进行的，拿方言和民俗的关系来举例：用小麦磨成的粉，陕北方言叫“面”，广西柳州方言叫“面粉”或“灰面”；用麦面粉制成的条状食品，陕北方言叫“面条”，柳州方言只叫“面”。稻米和栗在陕北方言中分别叫“大米”、“米”，柳州方言则分别叫“米”、“小米”；用稻米煮成的干饭，陕北方言叫“米饭”，柳州方言只叫“饭”。这些名称的不同反映了陕北人以麦面为主食，柳州人以稻米为主食的不同饮食习惯。如果不了解方言之间的差异，那么很可能在他乡就会造成笑话。陕北人日常吃饭主要是吃以麦面制成的食物，所以吃用稻米煮成的饭时要说“米饭”，以示与日常的“饭”区别开来；而柳州人吃饭向来就是吃米饭，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必用其他词，只有偶尔吃面当饭时，才说“面”以示与日常的“饭”相区别。柳州地处华南——珠江流域，素来以产稻米为主，所以说“米”即指大米不会产生误会，但指称粟米时要冠以“小”，以示区别；而陕北是出产粟米的地方，说“米”即指粟米，但指称稻米时则冠“大”。这是由于不同饮食民俗文化结构造成的差异，从这种各地方言中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现象，我们已经体会到方言上的不同所反映出来的各地民俗文化风貌的差异。

第5篇：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范文

关键词：杭州；地域文化；竹文化；旅游纪念品

近十几年来，杭州旅游产业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作为消费者旅游体验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开发却一直停滞不前。目前，杭州旅游纪念品主要集中在杭州土特产，如龙井茶、西湖藕粉等饮食产品以及杭州丝绸、绸伞等传统工艺品等方面，而创新型、物美价廉、承载杭州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的种类较少，且大多数缺乏杭州本地特色，质次价高，影响了杭州文化旅游品牌的发展。

1 杭州旅游纪念品现状

1.1 目前以土特产、传统工艺品居多，缺乏创新型特色产品

杭州本土特产分为主要分为饮食类和工艺品类，著名饮食类有龙井茶、小核桃、笋干、天目山香榧、西湖藕粉等，著名工艺品有杭州丝绸、王星记扇子、西湖绸伞、都锦生织锦等。这些土特产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知名度高，但纵观近几十年，特别是杭州传统工艺品长期以来，样式老套，缺乏新意，鲜有创新型的特色旅游文化产品出现。

1.2 传统工艺品以手工制作居多，价格与价值长时间背离

杭州传统工艺品闻名遐迩，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手工艺人的流失，致使人工成本高昂，如王星记扇子，从毛竹到成扇需要经过88道工序纯手工制作，其人力成本相当高。长期以来由于较高的价格，致使大部分游客观而不买，从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市场。

1.3 缺乏杭州地方特色，款式与国内其他产品雷同

目前景区销售的大部分旅游产品如手串、饰品等工艺品以及相当数量的儿童玩具大多通过国内市场大量批发而来，除了本身就缺乏杭州本地特色之外，还会给游客带来审美疲劳和厌烦感，拉低了游客在杭州旅游体验的期望值。

1.4 仿制的工艺品产品质量不高，工艺粗糙

一些仿制的手工艺产品在市场上的泛滥，价格较低，但做工粗糙，大大降低了游客对杭州文化旅游品牌的认同感，游客购买这种产品回去后无论自己使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显得尴尬。

2 杭州地域文化特色与竹材的特点

2.1 杭州地域文化特色

美丽的自然风光并不是杭州独有的特点，杭州独特的气质在于各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融合，它兼有自然景观、古都文化、宗教文化、建筑艺术和民俗文化等多元文化要素。[1] 从古至今诸多文人墨客、诗词歌赋、民间传说、历史遗迹为杭州带来深厚的文化底蕴，涌现出大量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与民间传说，如以西湖山水为背景的故事《西湖女神》《白蛇传》等故事，与钱江潮相关的《钱王射潮》等神话，以及凤凰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龙井的“乌龙传说”，虎跑的“两虎跑泉故事”等等。还有见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良渚文化，可追溯到宋代的杭州茶文化，距今四千七百年的杭州丝绸文化，起源东晋年间的佛教文化，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的运河文化等。这些文化瑰宝充实了杭州的历史文化内涵，留下了独特的丰富多彩的艺术情趣。

2.2 竹材与竹文化

竹是一种禾本科常绿植物，资源丰富，生长周期短，具有力学物理性能优良、易加工利用、环境友好、节约资源，美观等优良特性。[2] 竹材利用程度高，竹笋可食，竹叶可入药，竹根、竹杆可通过竹编、竹雕等工艺制作工艺品。竹子还可以通过现代化工艺被加工成各种类型的竹集成材、竹胶合板、重组竹以及通过刨切工艺制作的刨切薄竹的竹材人造板，被广泛地应用在家具、地板、建筑、装饰等十多个领域。[2]

竹子不仅具有丰富的物用价值，更富有深广的人文价值。竹因其自然特征与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伦理道德意识发生契合，人们往往把其人格化，[3] 许多文人以竹做题、作喻，以咏竹、画竹和种竹来表现自己的志向、人品，借其比托自己坚忍不拔的人格品性。我们把竹子给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带来的作用和影响，称为竹文化。

3 基于杭州地域文化的竹制旅游纪念品开发设计

浙江的竹文化十分悠久，唐宋以来历代文人墨客对浙江竹子的描绘也很多，竹子也是浙江省最具特色的生态经济树种之一，竹林面积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竹林、竹文化隐藏着巨大的旅游资源，正所谓“世界竹子看中国，中国竹子看浙江”。[3]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城市，也是著名旅游城市，将杭州地域文化与竹文化相结合开发具有杭州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3.1 竹制旅游纪念品设计的手工艺与工业化“双轨制”

在设计前就从生产工艺出发进行开发，生产工艺主要分为手工艺和工业化生产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并存，互相补充，互相汲取营养。一方面，工业化生产的产品产量高、价格较低，可以满足绝大多数游客的购买需求，同时可从传统工艺品中提取设计元素；另一方面，传统手工艺生产的产品制作精美、价格较高，特色化明显，可以满足部分游客的高层次的消费需求，同时可逐步研究优化工艺，将纯手工产品的部分构件实现工业化，以降低成本。

3.2 竹文化与其他特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开发创新性的旅游纪念品

竹文化的应用还可以与杭州著名的丝绸、织锦、茶叶、食品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全新的特色旅游纪念品。例如，将竹子与丝绸、织锦相结合，可以开发出特色服装、饰品、箱包等产品，像茶叶、食品等饮食类的产品可以开发出相关的竹制的包装、器皿等。这些方式使竹材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创新性地开发出相关的产品，丰富杭州特色旅游纪念品的产品线。

3.3 围绕具体景区的文化背景，开发主题性竹制旅游纪念品

杭州的旅游景点都有自身的历史文化背景，如西湖的白蛇传说、钱塘江的钱王射潮等。这些文化背景是旅游景点赖以生存的土壤，从中提取创意元素用来开发竹制旅游纪念品，不仅能够强化产品文化特色、纪念特色，而且还能起到知识传播的作用。

4 总结

旅游纪念品不仅影响着游客的旅游体验，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承载着一个城市的文明、文化、特色和品质。将杭州地域文化与竹文化相结合，开发具有杭州地域文化特色的竹制旅游纪念品，不但能有效填补旅游产业的空缺，提升消费者的感受，还能起到文化宣传的作用，吸引更多的旅客前来杭州旅游，从而拉动地方相关产业和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 刘晓伟.试论提高杭州旅游的国际化程度[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01）：56-59.

[2] 武新艳，郭明，张金凤.竹产品的非物质生产研究[J] .浙江农林大学学报，2013（02）：280-285.

第6篇：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范文

关键词:文化新闻;文化产业;文化品位

文化新闻，与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一样，是新闻报道的主要类别之一。新世纪以来，国家对文化建设空前重视，兴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在新形势下，文化新闻紧抓机遇，迅速成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本文以综合性报纸的文化新闻为例，从新闻地位、题材范围、文化品位、报道形式等多个方面，探讨当前文化新闻的发展态势，为文化新闻的发展创新提供理论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文化新闻仅指动态性的新闻报道，不包括静态性的副刊和读书周刊等文化气息浓郁的特刊专刊。

综观当前报纸文化新闻的现状，主要呈现出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新闻地位显著提升

文化新闻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品种之一，国内综合性新闻，传媒机构里大都设有“文化部”、“文艺部”、“文娱部”或者类似名称、职能的新闻采编部门，但是长期以来，文化新闻的地位相比政治新闻、经济新闻而言显得不很重要。新闻学教科书中很少见到关于文化新闻的专题论述，通常见到的是“文艺新闻”。《专业采访报道学》中称：“文艺报道是对文艺领域里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所谓文艺是指“文学与艺术的合称。有时也泛指文化与艺术。”事实上，文艺新闻只是文化新闻的一部分。此外，文艺新闻有时还会与其他相关题材合并共存，有的报纸将文艺与科学、教育集中在一个版面，合称“文教新闻”，有的将文艺新闻与体育新闻合称为“文体新闻”。进入90年代，为了满足大众的消遣娱乐需求，都市类报纸文化新闻的报道重点转向影视演艺圈题材，通俗有趣的娱乐新闻由此兴起并占据了文艺版面的主要地位，有的报纸将文艺新闻改称“文娱新闻”，有的完全改为“娱乐新闻”，严肃高雅的文化新闻则被边缘化，成为娱乐新闻版面“补白”、“插空”的豆腐块，导致报道结构严重失衡，形成了文化新闻娱乐化潮流。有学者指出：“在娱乐新闻大行其道的今天，文化新闻处于尴尬地位。其一就是对文化新闻重视不够。”揭示了娱乐新闻喧宾夺主的现象。进入21世纪，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人类的灵魂”，做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重大部署。新形势下，新闻媒体对文化新闻空前重视，加大报道力度，综合性报纸纷纷开设文化新闻专版固定刊出。以《人民日报》为例，2002年前，该报的文化新闻与教育、科技新闻集中在同一版面。经过调整，至2003年初推出文化新闻专版，通常固定在第11版刊出，与经济、政治等版面相并列。2009年6月就有5篇关于数省文化建设的工作综述刊登在该报头版头条位置。地方党报如《湖北日报》在2006年改版时首次开设文化专版。即使是以娱乐为主打的都市类报纸也开始注重文化新闻。如《华商报》从2007年7月起在娱乐新闻版外开设“文化新闻”版，经常性刊出。该报先后策划了“评选陕西文化十大符号”、“陕西文化强”等大型系列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些现象说明，文化新闻告别了一度冷落的弱势境遇，成为当前新闻报道的热点之一，标志着它由相对边缘状态晋升至举足轻重的主流阵地，与其应有的重要地位相符合。

二、报道题材走向“大文化”

从理论上说，文化新闻的报道范围非常广泛，原因在于文化是个涵盖广、内涵深的大概念。文化的定义很多，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涵盖了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如《辞海》对文化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通常狭义上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科学、语言等。从新闻实践来看，不同阶段文化新闻报道范围在不断变化。传统文化新闻以文艺题材为主，包括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等领域的新闻。娱乐新闻兴起后。影视演艺圈信息成为文化热点。近年来，随着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文化新闻的报道范围较之以往有了显著拓展，既有宏大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建设、国家重大文化活动，也涵盖了高雅的文物考古、文化艺术、图书出版，同时囊括百姓喜闻乐见的影视动态、文艺演出、名人明星、动漫游戏等等娱乐新闻，广泛涉及现代文化、历史文化、网络文化、旅游文化、民俗文化、科学教育等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现象，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体现出涵盖一切精神文化的大文化格局。其中，影响力较强的新题材有：

1文化产业。与以往历次“文化热”不同的是。新一轮的文化建设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视为必由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就是大力繁荣文化产业。经过数年发展。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2009年l至5月份，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之中逆势上扬，平均增幅达17％，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缘此，文化产业成为当前文化新闻的重点报道对象。支庭荣曾将文化产业报道大体概括为6种模式：会议模式、取经模式、名片模式、作坊模式、考古模式、圈地模式等，主要内容是宣传文化产业政策、介绍文化建设举措，展示文化建设成就。以《人民日报》为例，2009年6月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江苏：文化滋养万户千家》(6月9日)等4篇分别报道各省文化产业发展成就的工作通讯，此外还策划了系列深度报道“我国文化产业逆势上扬观察与思考综述”，分别刊登在头版和文化专版上，彰显出文化产业报道的重要性。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也是继钢铁、汽车等十大产业规划之后国家新一轮产业规划中的第一个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真正作为一种产业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就意味着文化产业报道必将持续升温。

2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新世纪以来，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成为民族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标志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达到新的高度。基于上述时代背景，新闻媒体加强了传统文化宣传报道力度，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学”报道。“国学”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之魂。新世纪以来，学者们积极倡导国学，高校设立国学院、办国学班，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支持，国学热蔚然成风。新闻媒体及时报道国学发展动态，发挥着推波助澜、营造舆论氛围的重要作用。夙以文化内涵深厚而著称的《光明日报》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堪称样板。早在2006年1月10日。该报创办了国内媒体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国学版”，加上原有的“史学”版和“文学遗产”版，一共拥有三块版面直接宣传传统文化。其中“国学”版每月两期，开设了“国学动态”、“国学演讲厅”、“国学访谈”等专栏，多层次多角度报道国学发展信息、传播国学知识，赢得了海内外文化界的一致好评。

二是传统节日报道。中国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2005年6月，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要求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宣传民族传统节日的导向作用，切实加强对民族传统节日的舆论宣传，积极营造尊重民族传统节日、热爱民族传统节日、参与民族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受此政策引导，每逢春节、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大量节庆报道就会浓墨重彩地出现在报纸版面上，报道内容包括节日风俗源流、群众庆祝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旅游商业活动等，俨然一席节日文化盛宴。例如，2008年8月7日是传统七夕节，又被视作“中国情人节”，《大河报》紧紧围绕爱情主题推出了新闻套餐，主要包括A33《往事国粹》整版综合报道《七夕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浪漫——奥运会使七夕节备受瞩目》、C06版专题报道《甜蜜蜜》以及C18《鲜闻》，这些内容反映了七夕节带给人民群众的浪漫享受，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活跃民众文化生活起到了切实有效的重要作用。

三是文化遗产报道。文化遗产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无形文化遗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所说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民间美术、传统医药等传统民间文化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将“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显示出国家对文化遗产工作的高度重视。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就显著，已经确立了数量可观的国家级、省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昆曲、五台山等项目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6月10日定为“文化遗产日”。从新闻实践来看，报道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以及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包括常见的文物考古报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报道为例，迄今为止已有多家省级党报推出过大型系列报道，如2006年3月至lO月，《郑州日报》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原行”系列报道十五篇，《四川日报》2006年12月25日起至2007年初推出“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南方日报》2009年2月18日起推出《岭南记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这些报道着重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现状、文化意义、未来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许多生存濒危的民间文化，对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化品位由泛娱乐化走向雅俗交融

文化新闻担负着传承文化的社会责任，具有文化内涵丰富的基本特征。文化品位则是判断一则文化报道文化内涵高低的重要依据。所谓文化品位，是指新闻报道所蕴含的文化份量、文化的价值取向，通常有雅俗之分。具有文化品位的文化新闻不仅能让读者和观众从中获得新鲜丰富的文化娱乐信息，而且获得思想、知识以及审美享受。但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从文化新闻衍生出来的娱乐新闻为迎合市场需求，不惜降低格调，以炒作明星隐私、绯闻为卖点，导致一度低俗之风泛滥，严重影响了文化新闻的整体形象。学者们纷纷撰文予以批评，张帆等人提出要“为文化新闻正名”，将它与文化品味低级的娱乐新闻区别开来。事实上，娱乐新闻一般出现在都市类报纸上。即便是在泛娱乐化浪潮中，仍有些报纸一直坚守着文化责任，对肤浅庸俗的娱乐保持着一定距离。如《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等品牌大报的文化新闻以思想性、知识性、学术性见长，是精英文化的传播主渠道，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品位高雅，即使涉及娱乐题材。也是以文化视角去深刻解读。各级党报肩负着宣传先进文化的政治使命，对娱乐新闻往往敬而远之。如今，随着地位的提升、题材的拓展，报纸文化新闻的文化内涵日趋丰富，由此推动了文化品位的升级。形成了文化娱乐各执一端雅俗交融的格局。例如，过去党报的文化新闻多以相对枯燥的政策、会议消息为主，现在逐渐增加了文化产业、文化作品、文化人物、学术活动等报道的比重，专业性、知识性、艺术性均有不同程度地增强，在“三贴近”报道方针的指引下，报道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文化品位趋向雅俗共赏。都市报的文化新闻继续发挥其轻松活泼的特色展开报道，以此适应大众文化口味，故而文化内涵相对稀薄，文化品位趋向通俗。娱乐新闻经过近几年新闻主管部门的治理整顿，低俗之风有所遏制，有些报道开始跳出隐私、绯闻的小圈。尝试从文化的高度去解读娱乐新闻，实现娱乐新闻的升级转型。例如，2009年初。小沈阳成为娱乐新闻的追逐热点，《重庆商报》连续5天推出以“重庆咋出不了小沈阳”为题的系列报道，对沈阳和重庆的演艺市场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如何催生“小重庆”。这组报道触及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等深层次问题，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展示了娱乐新闻亦可深刻严肃的另一面。

四、报道形式时尚多变

地位的提升、内容的拓展带动了报道形式的创新。就报道体裁而言，消息、通讯、专访、特写、述评仍是文化报道的基本体裁，但是表现形式已然有所不同，体现出与时俱进、时尚多变的特征。

首先，文化新闻版面丰富，分类有序。随着文化新闻报道资源日趋丰富，文化新闻版面有所增加，往往以一叠多版的体量出现，各版类别各有不同，文化新闻由此进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加工发展阶段。比如《东方早报》把文化新闻与娱乐新闻相分离，又将文化版面细分为“作家”、“视界”、“舞台”、“人文”、“焦点”，随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增减。《京华时报》将文娱一体，各个版面分别为“综艺”、“影视”、“乐谈”、“胡同”、“资讯”等。

其次，注重策划，营造强效影响。过去的文化报道多为一事一报，单薄零碎。现在，每逢重大文化新闻，报纸就会精心策划推出专题报道，务求做大做强，做细做足。有时则会主动出击，自拟选题，推出系列报道。例如，2009年5、6月。华商报精心筹划了“陕西文化强”系列专题报道，连续刊发了《陕西文学家底大揭秘》、《红色撑起延安文化产业一片天》、《陕西民俗文化需要有心人》、《曲江“模式”+高新“创意”=现代风尚》等重点稿件7篇，报道均设计栏头突出处理，整版推出。对陕西文化建设进行全方位深度报道，引起广泛关注。除此之外，还有报纸开始参与策划、协办一些文化论坛、商业文化活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互动联系。例如，2007年，《华商报》曾经与西北大学共同主办“首届陕西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与会的官员、专家、学者和文化产业界代表近40人就陕西省如何将文化资源优势变为文化产业优势进行探讨，引起社会好评。

第7篇：民俗文化与民间文学范文

1.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需要。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很多少数民族开始汉化，许多珍贵的民族文化濒临失传。学校教育是文化保存、传递的主要渠，而幼儿园是基础教育的启蒙阶段，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幼儿园课程内容大部分以汉文化为中心，少数民族文化极少得到体现，对于幼儿，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幼儿来说，会渐渐丧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以及对其他民族文化的接纳与认同感。幼儿园要探索利用本土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幼儿园课程内容，使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这是幼儿园发展教育的责任，也是幼儿园应尽的义务。

2.增强幼儿民族认同感的需要。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指出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引导幼儿实际感受祖国文化的丰富与优秀，感受家乡的变化和发展，激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2012年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也在社会领域方面的发展目标提出，让幼儿“能感受到家乡的发展变化并为此感到高兴”；“知道自己的民族，知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之间要互相尊重，团结友爱。”这些文件体现了本土民族文化和幼儿园课程结合的重要性，也提供了政策保障。幼儿园课程内容应当同时体现主流文化和民族文化，不仅让幼儿增强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让他们在了解其他民族文化的同时学会去尊重、包容其他民族。

3.园本课程开发和幼儿园发展的需要。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城乡各类幼儿园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素质教育”，为园本课程的开发建设指明了方向。园本课程，是立足于本园实际，体现本园特色，符合本园社会文化背景的，以促进幼儿各方面和谐发展为目标的课程。幼儿园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其办园特色，包括在办园质量和效益两方面。而幼儿园的课程和教学工作是创建幼儿园特色的关键。因此充分利用本土民族文化资源，形成园本课程特色，是促进幼儿园发展的重要途径。

4.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

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一方面丰富了幼儿园课程内容，使其更多样化，另一方面能够更新教师的课程观念，提高开发课程资源的意识和能力，而不是一味依赖于教材来组织教育活动。对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包括了搜集素材、筛选材料、合理组织材料将其融入幼儿园课程中并实施评价等一系列活动。这不仅改变了教师教材至上的观念，拓宽了教师教学工作的操作空间，也是对教师的专业能力的锻炼和提高。

二、幼儿园课程中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从广西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来看，有丰富的民间文学，比如神话传说、富有哲理的寓言和歌谣等，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情、节日习俗，形式多样的音乐舞蹈、民间工艺等。如何筛选出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课程资源呢？我国学者吴刚平从课程理论的角度提出了三点原则：一是教育哲学，即课程资源要有利于实现教育的理想和办学的宗旨，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进步方向；二是学习理论，即课程资源要与儿童学习的内部条件相一致，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满足儿童的兴趣爱好和发展需求；三是教学理论,即课程资源要与教师教育教学修养的现实水平相适应。开发本土民族文化课程资源需要遵循上述原则，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幼儿园教育的现实需要。以下从民族性、兴趣性和教学价值三个方面谈谈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1.能让幼儿获得民族文化知识和增强民族认同感的资源。

什么是具有教育价值的民族文化资源？应该是能增加幼儿对自己生活的地区和社会文化认同感，获得与生活经验相关的民族文化知识的资源。广西是壮族自治区，除了山歌，还有铜鼓、壮锦、民族服饰等都是壮族特色民俗文化。南宁市作为广西的首府，社会文化中蕴含着浓郁的壮族文化特色，在建筑和城市建设方面也突出了这一点。比如广西民族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外形便取材于富有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铜鼓，在城市内也随处可见铜鼓造型的装饰。南宁市的幼儿园在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融入课程的过程中，便可以选取以上与幼儿生活经验贴近的内容。比如组织户外活动带领幼儿参观民族博物馆，参观完之后可以就“铜鼓”这一壮族特色开展一次教学活动。这样可以让幼儿进一步获取生活中有关本土民族文化的知识经验，在感受民族文化的优秀的同时体验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2.让幼儿感兴趣，调动幼儿学习积极性的资源。

幼儿园教育要以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为切入点，才能激发他们主动探索学习的内在动机。兴趣来源于生活，因此幼儿园课程内容需要从孩子的生活经验出发，回归孩子的生活世界，教师对活动的设计也需要向真实的生活情境转化。幼儿生活中耳闻目睹的本地民族风俗、饮食、歌舞和传统节日等都是幼儿园课程中可利用的重要教育资源。比如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不仅是广西壮族的传统节日，也是当地汉、瑶、苗等民族的共同节日，除了赶歌圩、搭歌棚、举办歌会外，还举行祭祀宴饮等活动。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个节日里家家户户都要做呈黑红黄白紫五种颜色的糯米饭，寓意农家当年五谷丰登。即便是在南宁百色等现代化的城市里，大街小巷也会卖这个节日所特有的五色糯米饭。教师可以从幼儿生活中出现的五色糯米饭入手，开展活动引导幼儿认识和了解广西“三月三”节日的风俗。

3.与主题活动相关的资源。

主题活动是指幼儿园围绕某个中心内容，引导幼儿主动、积极参与的具有一定时间跨度的系列学习活动。从幼儿的学习特点来看，主题活动打破学科、领域之间的界限，更符合幼儿的经验和身心发展规律。幼儿园可以根据幼儿的实际情况和本土民族文化选择主题活动资源。比如每年的三月三从2013年起已经成为广西的法定节假日，幼儿园可以在节日前以“三月三”为切入点，设计一个民族特色主题活动。这个节日里壮族男女有赶歌圩的传统，除了对唱山歌，还有抛绣球、打铜鼓和抢花炮等民族特色活动。从幼儿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可以设计以下几个二级主题活动：“对歌乐”、“赶歌圩”和“铜鼓舞”。这样的主题活动在引导幼儿了解民俗风情的同时，让幼儿感受广西山歌的魅力，激发爱家乡的美好情感。与民族传统节日相关主题活动的开展，给幼儿提供了一个认识了解本土民族文化的契机。

三、幼儿园课程中本土民族文化资源的应用

1.融入幼儿园教育的五大领域。

幼儿园课程的实质就在于提供适宜幼儿的又能促进幼儿发展的知识、经验和活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首先必须以幼儿的兴趣和需要为依据，符合幼儿的知识经验和原有水平，还要着眼于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促进其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广西幼儿园课程可以适当融入一定的本土民族文化内容，反映一些贴近幼儿生活、符合幼儿知识经验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节日习俗等。在语言领域，可以包含民间神话传说、儿歌、寓言、谚语等内容；在社会领域方面，可包含节日、民族风俗、礼节等内容；在艺术领域，可包含音乐、舞蹈、服饰、工艺等内容；在健康领域，可包含饮食、民间游戏等内容；在科学领域，可包含建筑、民间工艺、历史人物等内容。在幼儿园教育的五大领域体现本土民族文化资源，使教育内容和幼儿生活得以接轨。

2.用于主题教学活动中。

主题活动选择主题的依据是符合幼儿的年龄特点和知识经验，能引发幼儿自主探究学习的积极性。本土民族文化与幼儿，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幼儿的生活紧密相关，可以为幼儿园主题活动提供生活化的素材。幼儿理解和接纳文化不能简单地通过老师的“说教”而达成，而是要在教育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渗透。广西的幼儿从小或多或少都会从生活中见闻、从成人口中或电视上了解到壮族人节日对唱山歌的传统，自然对广西的山歌喜闻乐见，想听想唱想表演。基于幼儿的兴趣和生活经验，幼儿园可以以“歌圩乐”为主题开展一系列活动，包括观看经典电影《刘三姐》对歌片段、让幼儿了解山歌对唱的民族风俗以及表演对歌的场景、改编歌谣等。主题活动实施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幼儿实际情况调整课程内容，把幼儿不感兴趣的、脱离其生活经验的内容加以修改或删除。

3.用于幼儿园环境创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