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理论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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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管理学理论概念范文
下面我以“按三维特征摆放图形”的教学活动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首先，根据“按三维特征摆放图形”（如图一）内容本身的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和幼儿的个体差异，我有意识地提供了同类型经验、不同层次的相关结构的活动，如看标记画图形、图形身份证、填图形片、按二维特征摆放图形等。
（附图{图}）
图一
“按三维特征摆放图形”是指要求幼儿按照图形的颜色、形状、大小这三个方面的特征，在表格上找出符合三个特征的位置，并正确摆放图形。表格的上下两横排和竖排第一行的特征标记使表格具有坐标的性质。表格中的每一个空位都表示着一个图形的颜色、形状及大小三者的统一。它要求幼儿不仅能准确地分别感知图形的三维特征，而且能理解表格空位表达的是某一图形的三个方面的综合特征。而“按二维特征摆放图形”（如图二）要求幼儿按图形的颜色、形状这两个特征在表格上正确地选放图形。这比按三维特征摆放图形少了一个维度的综合，在操作要求上显然低了一个层次。“填图形”活动是根据图形和差异线（注），找出某差异线与某图形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它只是对两个图形片进行直观的比较和分析，没有前两个活动所具有的空间感知上的难度。“看标记画图形”和“图形身份证”这两个活动要求幼儿根据标记画出相应的图形，或根据图形画出相应的标记，它与前几个活动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以准确地感知图形特征为目的的，但它没有比较、分析、概括图形特征的要求，只是巩固对一个图形特征的感知，显然它在这几个相关活动中难度是最低的。
（附图{图}）
图二
上述几个活动都是关于分析、综合图形特征的同类活动，却有着不同的层次。选择和提供这些活动的目的是让幼儿通过操作活动，主动地储存、建构有关图形特征的知识经验，理解表格（即坐标）所表示的数学意义，获得多维度地分析、综合图形特征的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
其次，在小组活动时，我注意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发展水平选择适合自身学习的活动，并针对幼儿的活动情况，及时调节活动内容与要求，做好个别辅导工作，尽可能让每个幼儿都能积极地参与活动。
例如，对个别必须通过反复操作才能理解图形、表格的综合意义的幼儿，我鼓励他们先操作难度层次低的活动，再操作属于同类经验但较为复杂的活动，促使他们通过感知多种材料来逐步积累同类型的经验。对于能正确地按三维特征摆放图形的幼儿，我要求他们讲述摆放的理由，提高其对几何图形特征的综合、概括能力，使外部的动作逐步内化为相应的认知图式，进而理解并抽象概括出相应的概念。
经过几次操作活动之后，大多数幼儿能正确地在三维排列板上摆放图形，不少幼儿能运用语言表述操作的结果。为什么幼儿能较快地掌握按三维特征摆放图形的操作规则呢？我认为这是幼儿在感知图形特征的活动中积累了有关经验，并在同类操作实践中得以迁移和运用的结果。
第2篇：管理学理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学校体育；理念；观念；概念
自上世纪末的后五年起，我国的相关文章中出现了“理念”一词。时至21世纪初的今日，各行各业均在使用“理念”一词。我们学校体育界也同样在频繁运用这个词。“理念”一词，含义是什么、为何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在人们还没有采用“理念”一词之前，类似的用词是什么?查阅学校体育的相关文章，可以发现是“观念”，再向前一段时间，就要算“概念”。那么这三个词语又有何种联系及区别?
本文试图就这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作者力图从理性上把其作为一种学校体育的文化视点，结合当前学校体育改革实践及理论来论述。更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同行关注。
1 对三个语词的考察
1．1 词意考查 理念1983年1月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还未收录“理念”词条。1992年版的《新现代汉语词典》将“理念”注释为观念，如民主理念、人道理念、经营理念。《辞海》指出，“理念”为旧哲学之名词，柏拉图哲学中的“观念”通常译为“理念”。而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的“观念”指理性领域的概念，亦称理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大师们并没有对“理念”有一个统一的概说，而却与“观念”、“概念”有着相似的用法；当代中国人仅在十多年前才开始使用“理念”的。
人们现在对“理念”的认识，剔除了古代哲人过分强调的哲学思辨及复杂多义的成分，把它相对简化为“人们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及实践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哲学信仰的抽象概括。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理念”：是诸理性认识及其成果的集大成。它既包含了认识、思想、价值观、信念、意识、理论、理性、理智，又涵盖了上述思维产品的表现物，如目的、目标、宗旨、原则、规范、追求等，而后者使“理念”这一抽象的概念具有了直观的形象，能更真实地反映和表现“理念”的内涵。这样一种界定也较好地解释了当今社会人们何以如此广泛地运用“理念”的词意原因。
观念《辞海》将其注释为看法、思想。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
概念《辞海》将其解释为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
1．2 学校体育界对三个词语的实际使用 20世纪80年代初，林笑峰先生率先提出了体育的概念问题，把体育定义为身体教育或体质教育。这对于后恢复学校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随之，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体育概念大讨论。“概念”一词，是这一年代的热点词汇。
90年代初，随着学校体育改革的深人，许多专家学者从新的视野来认识学校体育，提倡从单一的生物体育观念向生物、心理、社会三维体育观念转变。紧接着的又有终身体育观念、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探讨。“改革首先需要转变观念”成了人们的共同认识。
新世纪初，“理念”这个词被学校体育界内普遍使用。如现代体育教育理念的思考、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等。考察那些使用理念的文章，我们有这样的发现：多数作者在体育理念使用中，回避了对这个词语本身作必要的说明和界定。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相当多的作者视体育理念如同体育观念、体育思想一样使用，自然不必解释。二是体育理念”一词的偏爱。念确实是个与体育观念等词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有着难以言传的新意。不管哪个原因，这种现象都显示了人们对“理当我们的视角锁定在“概念―观念―理念”的链上，我们可以捕捉到我国20多年来的学校体育改革的走向轮廓，而学校体育改革的实践又引领着人们使用热点词语的变化。这真是一个有趣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
2 三个热点语词使用变化现象的探讨
2．1 社会大背景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视线上移到我国的社会大背景上，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整个社会的热点语词使用的变化。学校体育与全社会两者之间使用的热点词汇及其变化的同步化，显示了两者之间关系的紧密，也体现了学校体育工作者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
2．2 学校体育改革实践智慧的展现 近二十多年是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开放、观念更新带来了对诸如“体育”、“学校体育”的不同理解；处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们对“体育”、“学校体育”又有不同的追求。然而，人们还是偏爱按传统的习惯――用下定义的方式来阐述“体育”、“学校体育”。这样就形成了相关的“概念”泛化，也造成了体育工作者的困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概念”的泛化，其实是各种人们观念的不同、追求的相异。于是人们开始相应地用“概念”、“观念”、“理念”这三个含义相近的语词分别来表示、称呼各自的见解及追求。
2．3 科学术语单义化的趋势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学术典籍和现代科学技术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填补汉语文言词汇中巨大的术语空缺，学术界就创造出大量的新式词汇，从而形成了现代汉语。正如王力先生所总结的那样：“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尽量利用意译；第二个特点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本文中频繁出现的“概念”、“体育”，也都是直接从日本译名借用过来的。但这个造词的过程也是充满了用词的矛盾、混乱：往往同一语词，几乎用之者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令人迷离恍惚。不过，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科学学术术语在译成现代汉语过程当中已出现少义化及单义化趋势。正如刘立群博士说的：英语“1aw”词分别被译为现代汉语的“法律”、“规律”、“定律”等词，就是这种单义化的突出表现之一。“概念”、“观念”、“理念”这三个语词的同时存在并且为人们热用，也正符合目前科学术语单义化的趋势，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进一步对这三个语词做出单义化假定的课题。
3 对三个语词的剖析
3．1 三个语词的单义化假定及其关联 从哲学的角度看，语词主要有三大类：专名、类名、理论术语。古代《墨经・经说上》称：“名：达、类、私。”专名(私名)仅指一个特定的对象。类名则指一类事物、一类性质、一类动作等。理论术语即指人们在进行各种理论探讨中所发明、使用的语词，亦称达名、哲学术语。同样从哲学研究层面上看，语词主要存在三类词义：字面义、内涵义、外涵义。专名有两层词义：外涵义和字面义。类名有三层词义：外涵义、内涵义和字面义。大多数理论术语只有两层词义：内涵义和字面义。对于类名及理论术语中的合成词来说，其内涵义与字面义往往会不一致。“概念”、“观念”、“理念”这三个语词属于理论术语。现对这三个语词作如下单义化的假定。
概念一词中的“概”为要略、概括；“念”为考虑、念头。“概念”一词的字面义是头脑中所概括出来的一类东西。其内涵
义是反映、概括一类实际存在事物的特有属性。观念一词中的“观”为观察。“观念”的字面义是观察事物的总看法。其内涵义是人从某一视角观察事物的总认识。理念一词中的“理”为理想、理应。“理念”的字面义是理应的看法；其内涵义是对事物理性的思考及其向往、追求。
上述三个语词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又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可简约示意为：
概念(事物的实然状态之抽象)一一观念(视角转换下的界定)一理念(事物的应然状态判断)
某一概念，是在原有观念视野下对事物的实际状况的抽象表达，也隐含着相应的某种理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视点会变化，视角会转换，继而产生新的观念，也会相应提出新的理念。虽然，只有当某一概念所指称对象的实然状态普遍地发生变化之后，概念的内涵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若非有识者不断向原有的观念提出挑战，不断地提出新的理念，原有的观念就难以改变，更难指望新的概念的出现。进一步也可以这样说，对诸如“什么是体育”问题(即概念内涵义问题)的追问，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模式”中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暂时的回答，在不同的“社会模式”中则会有不同的回答。
3．2 三个语词的分说
3．2．1 反思“概念” 正确认识、运用体育概念，有利于体育学科建设及体育学术交流。改革开放之初的体育概念的讨论所引发的学校体育改革即显示了这方面的作用。但体育概念讨论至今，尚无一个定论、体育这一概念有多重含义、常易发生歧义等又昭示了概念的复杂性。依照本文以上论述的思路，与其说概念的复杂性，毋宁说以往在使用“概念”、“观念”、“理念”这三个语词上的混淆。
体育这一语词，是一个类名词。其字面义是身体的教育。体育发端于工业革命时期，原先称呼为体操。当工业文明跃过其早期的偏颇(即指人类智力在文明发展中地位急增，而人类肢体、体力功能被机器工具等取代，导致“体育”在社会中地位的衰落)，日益走向完善之时，以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目标的现代教育体系应运而生，并从中产生出作为教育范畴的现代体育概念(P．E)及其实践形态――学校体育。这时的体育概念的内涵义就相当于其字面义。但是，20世纪初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开始使体育溢出了教育的范畴。特别是近30多年来，国际上不仅体育教育面目一新，大众体育异军突起，竞技运动更是突飞猛进。整个世界的体育面貌已是今非昔比，“体育”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已起了变化。周西宽先生认为，原有的“体育”(P．E)成了狭义的体育概念，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总概念的体育，并把其简述为：“体育是人类以自身运动为主要手段改造自我身心的行为。”此时的体育的内涵义就与其字面义不一致了。
从哲学、逻辑学方面来说，概念作为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其内涵只能根据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实然状态”规定，即对既成事实的概括，然后按照逻辑学下定义的规则，提示它与同一属概念下的其它种概念之间的差别。这就是科学理论中的概念，或者说是概念的一般定义。但是，在实践理论中另有定义性的陈述。而这种定义性的陈述与概念的一般定义是有差别的。著名分析教育哲学家谢弗勒在他的《教育语言》一书中认为有三种定义性陈述。1)规定性定义：指创制的定义，也就是所下的定义，在同一著作中要求被界说的术语始终表示这种规定的含义。2)描述性定义：指适当描述被界说的对象或使用该术语的方法。3)纲领性定义：它或明或暗地说明“事物应当是什么”。据此，教育家陈桂生论述，许多不同的教育著作对同一教育概念(如课程、教学)所下的成打的定义，其实未必都是真正的定义，而是关于某种教育问题的新价值观念。它们实际上是不同学者倡导的“好课程”、“好教学”观念，是关于它们的“应然状态”的判断，属纲领性定义，也属于对课程和教学的理念的表述。陈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在教育学陈述中出现的教育诸概念“泛化”现象，主要原因是教育“理念”与教育“概念”的混淆，尤其是以教育“理念”代替了教育“概念”。
我们学校体育界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体育是身体教育或体质教育”，这不能算是对体育下的一般性定义，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定义，是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校体育的“应然状态”的一种体育理念。这种理念，在实践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也必然要被另外的理念所取代。又如，“竞技运动”的概念，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界把其定义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身体能力、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比赛。”实际上，这是一个规定性的定义，有其使用的限定范围。科学的定义应是对历史的现实的竞技运动全部事实的概括。正如周爱光先生所指出的，竞技运动的(科学)定义，应把“大众竞技运动”和“学校竞技运动”包括进去，解释为：“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及挑战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再如，有这么两条有关篮球的定义。我国教科书上是这样陈述的：“篮球是用手投篮，以得分多少决定胜负的集体运动项目。”而美国NBA教练员托尼来华讲学时说：“美国NBA认为篮球的本质是通过篮球运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实际上，前一条定义是属于描述性定义；后一条定义应属于纲领性定义，表述的是一种篮球运动的理念。
概念的一般定义就是概括实际存在着的一类事物所具有的共同本质属性(即其内涵义)。那么，总概念的体育能否成立，关键就要看其包括的各对象(即其外延)有否共同的本质属性。对此，有不少的研究者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也尝试做出了基本一致的一般定义。如张洪谭教授定义：“体育是旨在强化体质的一切非生产性的人体活动。”又如博士生唐炎近期做出的概括：“体育是以发展人的自然属性为目的的身体活动。”在总概念的体育确立的条件下，学校体育的描述性定义是整个大体育在学校中的反映、缩影；一般定义是通过身体活动进行的教育。
3．2．2 重视“观念” 小概念的体育(P．E)发展成为总概念的体育，这是基于事物发展、变化后对其共同本质属性的概括抽象之结果。同时也可以说，这是人们从过去主要从生物学、教育学层面去认识和界定体育(P．E)，转移到从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视角来综合观察和界定体育总概念。正如刘吉同志所说：跳出体育看体育，这是对体育加深认识的重要方法。所谓跳出体育，主要是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对体育这个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全息”透视。
3．2．3 善用“理念” 人们广泛使用“理念”一词，除了上文提到的词意方面的原因外，还跟当今社会的转型、知识观的转变及改革实践的深入相关。以前，我们常被提问或自问：“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知识”、“什么是体育”。结果是非但回答不准，而且还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定义，并由此发生了无结果的争论。久而之，谁听到这样的问题，内心都不免心烦、困惑、胆怯。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了其根源在于我们一时说不中那个惟一的本质，而人们却偏爱于用下定义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某某”，这种问法本身省略了任何的语境，不是期望一个具体的人带着个人的成见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期望一个具体的个人一下子能够超越任何语言、文化背景的限止直接切中“某某”的惟一本质。于是，人们聪明地转变了提问方式。上述的问题被转换为：“你对某某是怎样理解的”。这样一来，谁都乐意或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了。“理念”一词，正好承担起这样的回答，人们纷纷使用“理念”，来展示他们的思想观念、理想追求。
人们在使用理念一词时，也要注意：一是与概念一词相区分，二是要善用理念。2004年第6期的《中国学校体育》发表了卷首文章：试论学校体育新理念中的“度”。此文针对当前实践中一些同志在更新和落实理念时产生的种种不当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要正确把握理念的“度”，也就是要善用理念。
第3篇：管理学理论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人物徐复观在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品评中，曾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自然”的美学概念。本文试图对“第二自然”的提出作概要的理论溯源，并进一步探讨这一概念的确立对实现中国传统美学现代转换的当代学术意义。
徐复观(1903-1982)作为以治思想史见长的现代新儒家，其美学思想以中国思想史为主线，取精用宏，颇具创见。“第二自然”是徐复观在品评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时所提出的一个原创概念，它突破了王国维在传统诗学中确立的以“境界说”为核心的才子气审美标准，秉承传统美学注重人伦教化的衣钵，用“境界”所标志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到达点丰富和深化了“境界说”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自然”的美学概念，为传统美学的现代性转换敞开了一道门径。要充分理解徐复观提升“境界说”(简称“复观之学”)的当代学术意义，必须结合“境界说”的学术发展理路去分析，沿着徐复观探求传统的现代转换之路去理解，按照“复观之学”的整体思想逻辑去把握。本文意旨就是在充分吸收“复观之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为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寻找一条可能的路径。
一、境界、意象、意境:“第二自然”概念的源流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开宗明义地说:“词以境界为最上。wWw.133229.coM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徐复观看来，王国维虽然“以他所提出的境界说，把文学批评的效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自始至终也没有把“境界”概念理清楚。徐复观依照《人间词话》文本，对“境界说”作了考据与概念上的廓清。徐复观认为，“王氏的所谓‘境界’，是与‘境’不分，而‘境’又是与‘景’通用的。因为从辞源学上讲，“惟自唐代起，多数用法，境可以同于景，但境界并不同于景。在道德、文学、艺术中用‘境界’一词时，首先指的是由人格修养而来的精神所达到的层次。所以文学艺术中的境界，乃主客合一的产物。“境界”是物与我的统一，要通过人格修养达到高层次的境界，艺术家对自然与人生须人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当然，王国维在部分篇章中也触及到了境界的本意。譬如，他讲:“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里，王国维虽然讲了三种境界，却都已突破了诗论的范畴，已经是关照人生的美学话语了。因此，徐复观体会到:“王氏此处所用的‘三种之境界’，与唐以来的传统用法相合，指的是精神境界，但这既不可谓之‘景物’，也不可谓之‘喜怒哀乐’。王国维己经把“境界”提升到审美人生态度的层次。王国维“境界说”的这一概念的歧出才是他提炼传统美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继王国维之后，朱光潜把超利害的审美人生态度与传统美学中的“意象”概念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境界说”。首先，他认为美感世界纯粹是超越现实利害而独立的意象世界。“一个境界如果不能在直觉中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那就还没有完整的形象，就还不成为诗的境界。一首诗如果不能令人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看，那还有芜杂凑塞或空虚的毛病，不能算是好诗。可见，境界的形成有赖于意象的创造。其次，他认为艺术活动都是心灵自由的创造活动，而创造的本质是超越现实而进人人生理想的境界，这是对王国维“三种境界说”的再阐释。再次，境界是情景相生，是情感与意象的统一，是有情有性的生命主体进行意象创造的结果。
朱光潜援引传统诗学中的“意象”概念，沿着中西融通的理路丰富和发展了王国维的“境界说”，但并没有跳出“境界说”。从本质上看，“境界说”仍然是传统诗学的“意象”层次，只是在王国维、朱光潜那里找到了现代美学学术的表述方式，但尚未达到传统诗学中的“意境”层次。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指出:“意境说”并非由王国维首先提出，而且王氏之说，实际上相当于“意象”这个范畴;“意境说”早在唐朝就已提出，并且刘禹锡对“意境”这个范畴已经作了最明确最基本的规定，即“境生于象外”。叶朗认为，“意境说”的美学本质就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和气。但是，王国维、朱光潜都将“境界说”提升到审美人生态度的层次，为由重审美经验的“境界说”向重审美本体的“意境说”推进开辟了新的学思路向。
与朱光潜合称为“美学双峰”的宗白华把“意境”确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本体。有学者认为，宗白华的美学贡献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艺术精神的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和“初发芙蓉”的美，而后者正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境之美;二是沿着中西贯通的理路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湛绝伦的阐发。通过上述两大发现，宗白华为把握中国艺术精神提供了直达本体的直观路径—审美意境。正如宗白华所言:“我们的诗和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不是像那代表希腊空间感觉的有轮廓的立体雕像，不是像那表现埃及空间感的墓中的直线雨道，也不是那代表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渺茫无际追寻无着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宗白华所发现的中国艺术精神中的时空意识正是区分意象与意境概念的关键，意象是对象性的，意境则是本体性的，是中国人对宇宙的形而上的本质直观。意境概念的清晰确立，扩大了美学包容传统文化的能力，剩下的问题就成为在意象本体中的审美主体是如何可能的了。
二、“第二自然”: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间性结构
在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把握上，徐复观与宗白华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从道家思想出发，直达中国艺术精神的本体形态。但两人学思背景的差异也决定了其学术成果各有侧重。徐复观是在“心的文化”的语境下研究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人，在中国百年美学史上第一部以中国艺术精神为主题的专著《中国艺术精神》中，他认为孔子的礼乐之心和庄子的虚静之心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这一“心”的主体是中国一切道德和艺术价值的真正源泉。“心”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决定了它在审美关照和审美创造时的本体形态—即建立在“意象”基础上的“意境”，或建立在“境界”基础上的“第二自然”。
“第二自然”的形成是主客合一、心物合一、心物往来相照的过程，如徐复观所说:“心先人于境，境亦同时人于心，因而得心境合一(‘神会与物’)，此时所写者乃心中的境，亦如画家所画者乃胸中的丘壑。“诗人在上述历程中所把握到的景(境)，是何状态呢?我以为唐司空图《与极浦书》中下面的话，是形容此一状态的。
“戴容州(叔伦)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按照徐复观的学思逻辑，“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所呈现的审美主体(心)融人审美对象(意象)的审美本体(意境)形态，是心、意象、意境三者共同参与创造的主体间性结构—“第二自然”。徐复观没有直接谈“意象”和“意境”，他在批判吸收王国维“境界说”的基础上直达“第二自然”的概念。从本体角度讲，“意境”等同于“第二自然”;但从主体间性角度讲，“第二自然”比“意境”涵盖传统思想资源的面更宽更广，更有利于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中，并无明确的主体性思想。主体性是随着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而引入思想界的。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性美学，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思想启蒙的作用，但由于长期跳不出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范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审美的基本问题，也造成了美学与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的严重脱节。实际上，中国艺术精神中包含着主体间性特征十分鲜明的审美思想，大量有现代价值的审美范畴都是与五千年中国人的审美实践紧密相联的，包含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追求、人生态度、社会理想和终极关怀。徐复观从其颇具主体间性特征的“形而中学”的文化哲思出发，以其独具慧眼的中国人性论为基准，将“心”、“境界”(“意象”和“意境”)范畴融贯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主客圆融合一的“第二自然”的美学概念，是从中国艺术精神中挖掘主体间性思想资源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
实际上，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徐复观和宗白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探索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间性结构。只是他们的哲思出发点不同，宗白华沿着西方形而上的理路阐释中国艺术精神，从《易经》“阴阳相荡”的宇宙观出发阐释中国艺术意境有的时空结构，认为音乐化、节奏化的时空观是形成中国艺术意境的最深的根源。因此，中国艺术意境
是“物我交融”的主体间性结构。徐复观更重视从艺术和审美活动背后的人性层面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秉承宋明心性理学的学统，认为孔子和庄子确立了人性“离形去知”和“祛蔽澄明”后“道德和艺术高度统一”的万古标程，道德价值源自孔子的“礼乐之心”，纯艺术价值源自庄子的“虚静之心”，这一实现了现象学“悬隔”和“还原”后的“心”是一切传统价值的本源。因此，“心”即创造“意境”、创生“第二自然”的主体，它不以艺术为最终目的，它以实现物我交融、主客浑然的身心安顿，以实现人真正的审美自由为目的。因此，“第二自然”的提出并不是“复观之学”的悬拟虚设，而是以一种涵容力很强的主体间性结构，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普世资源一并统一到“美学的旗帜”之下，为传统的灵根再植确立“栖身之所”，为五千年的民族灵魂再造“立命之源”。
三、“第二自然”为传统美学实现现代转换敞开了一道门径
中国艺术精神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现代美学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发展的重要创新资源。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18世纪中期由鲍姆伽通草创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始终保持着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的理论品格。尽管近代美学分化成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派别，但在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上则是一致的。康德试图在美学领域调和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但启蒙主义的理性优先思想使他把美学作为沟通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桥梁，使美学始终甸旬在哲学的脚下。直到19世纪后期，随着里普斯移情论美学的出现，到叔本华和尼采唯意志论美学的形成，使美学的理性主义品格开始发生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自启蒙运动高扬人的主体性到进人20世纪以来，主体性的内涵也逐渐由理性让位给了非理性，但主体性哲学所反映的西方对象性思维方式却始终制约着对美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因此，自康德以来，近现代美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怎样在美学领域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二是怎样通过审美活动解决人与世界的统一问题?为摆脱主体性美学的困境，当代西方美学对主客关系采取搁置的态度，而将兴趣转移到审美活动中主体与主体间关系上来。然而，西方美学的基本问题依然从属于哲学，在主体间性思维框架下美学的独立问题是什么?这影响着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第4篇：管理学理论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人物徐复观在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品评中，曾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自然”的美学概念。本文试图对“第二自然”的提出作概要的理论溯源，并进一步探讨这一概念的确立对实现中国传统美学现代转换的当代学术意义。
徐复观(1903-1982)作为以治思想史见长的现代新儒家，其美学思想以中国思想史为主线，取精用宏，颇具创见。“第二自然”是徐复观在品评王国维《人间词话》“境界说”时所提出的一个原创概念，它突破了王国维在传统诗学中确立的以“境界说”为核心的才子气审美标准，秉承传统美学注重人伦教化的衣钵，用“境界”所标志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到达点丰富和深化了“境界说”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自然”的美学概念，为传统美学的现代性转换敞开了一道门径。要充分理解徐复观提升“境界说”(简称“复观之学”)的当代学术意义，必须结合“境界说”的学术发展理路去分析，沿着徐复观探求传统的现代转换之路去理解，按照“复观之学”的整体思想逻辑去把握。本文意旨就是在充分吸收“复观之学”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为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寻找一条可能的路径。
一、境界、意象、意境:“第二自然”概念的源流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开宗明义地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徐复观看来，王国维虽然“以他所提出的境界说，把文学批评的效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自始至终也没有把“境界”概念理清楚。徐复观依照《人间词话》文本，对“境界说”作了考据与概念上的廓清。徐复观认为，“王氏的所谓‘境界’，是与‘境’不分，而‘境’又是与‘景’通用的。因为从辞源学上讲，“惟自唐代起，多数用法，境可以同于景，但境界并不同于景。在道德、文学、艺术中用‘境界’一词时，首先指的是由人格修养而来的精神所达到的层次。所以文学艺术中的境界，乃主客合一的产物。 “境界”是物与我的统一，要通过人格修养达到高层次的境界，艺术家对自然与人生须人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当然，王国维在部分篇章中也触及到了境界的本意。譬如，他讲:“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这里，王国维虽然讲了三种境界，却都已突破了诗论的范畴，已经是关照人生的美学话语了。因此，徐复观体会到:“王氏此处所用的‘三种之境界’，与唐以来的传统用法相合，指的是精神境界，但这既不可谓之‘景物’，也不可谓之‘喜怒哀乐’。王国维己经把“境界”提升到审美人生态度的层次。王国维“境界说”的这一概念的歧出才是他提炼传统美学思想的精华所在。
继王国维之后，朱光潜把超利害的审美人生态度与传统美学中的“意象”概念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境界说”。首先，他认为美感世界纯粹是超越现实利害而独立的意象世界。“一个境界如果不能在直觉中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那就还没有完整的形象，就还不成为诗的境界。一首诗如果不能令人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看，那还有芜杂凑塞或空虚的毛病，不能算是好诗。可见，境界的形成有赖于意象的创造。其次，他认为艺术活动都是心灵自由的创造活动，而创造的本质是超越现实而进人人生理想的境界，这是对王国维“三种境界说”的再阐释。再次，境界是情景相生，是情感与意象的统一，是有情有性的生命主体进行意象创造的结果。
朱光潜援引传统诗学中的“意象”概念，沿着中西融通的理路丰富和发展了王国维的“境界说”，但并没有跳出“境界说”。从本质上看，“境界说”仍然是传统诗学的“意象”层次，只是在王国维、朱光潜那里找到了现代美学学术的表述方式，但尚未达到传统诗学中的“意境”层次。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指出:“意境说”并非由王国维首先提出，而且王氏之说，实际上相当于“意象”这个范畴;“意境说”早在唐朝就已提出，并且刘禹锡对“意境”这个范畴已经作了最明确最基本的规定，即“境生于象外”。叶朗认为，“意境说”的美学本质就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和气。但是，王国维、朱光潜都将“境界说”提升到审美人生态度的层次，为由重审美经验的“境界说”向重审美本体的“意境说”推进开辟了新的学思路向。
与朱光潜合称为“美学双峰”的宗白华把“意境”确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本体。有学者认为，宗白华的美学贡献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艺术精神的两大发现:一是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美的两大类型，即“错彩镂金”的美和“初发芙蓉”的美，而后者正是中国古典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意境之美;二是沿着中西贯通的理路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时空意识，由此对中国艺术意境作了精湛绝伦的阐发。通过上述两大发现，宗白华为把握中国艺术精神提供了直达本体的直观路径—审美意境。正如宗白华所言:“我们的诗和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不是像那代表希腊空间感觉的有轮廓的立体雕像，不是像那表现埃及空间感的墓中的直线雨道，也不是那代表近代欧洲精神的伦勃朗的油画中渺茫无际追寻无着的深空，而是‘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中国人的宇宙感。宗白华所发现的中国艺术精神中的时空意识正是区分意象与意境概念的关键，意象是对象性的，意境则是本体性的，是中国人对宇宙的形而上的本质直观。意境概念的清晰确立，扩大了美学包容传统文化的能力，剩下的问题就成为在意象本体中的审美主体是如何可能的了。
二、“第二自然”: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间性结构
在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把握上，徐复观与宗白华几乎如出一辙，他们都从道家思想出发，直达中国艺术精神的本体形态。但两人学思背景的差异也决定了其学术成果各有侧重。徐复观是在“心的文化”的语境下研究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人，在中国百年美学史上第一部以中国艺术精神为主题的专著《中国艺术精神》中，他认为孔子的礼乐之心和庄子的虚静之心是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这一“心”的主体是中国一切道德和艺术价值的真正源泉。“心”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决定了它在审美关照和审美创造时的本体形态—即建立在“意象”基础上的“意境”，或建立在“境界”基础上的“第二自然”。
“第二自然”的形成是主客合一、心物合一、心物往来相照的过程，如徐复观所说:“心先人于境，境亦同时人于心，因而得心境合一(‘神会与物’)，此时所写者乃心中的境，亦如画家所画者乃胸中的丘壑。“诗人在上述历程中所把握到的景(境)，是何状态呢?我以为唐司空图《与极浦书》中下面的话，是形容此一状态的。 “戴容州(叔伦)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目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按照徐复观的学思逻辑，“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所呈现的审美主体(心)融人审美对象(意象)的审美本体(意境)形态，是心、意象、意境三者共同参与创造的主体间性结构—“第二自然”。徐复观没有直接谈“意象”和“意境”，他在批判吸收王国维“境界说”的基础上直达“第二自然”的概念。从本体角度讲，“意境”等同于“第二自然”;但从主体间性角度讲，“第二自然”比“意境”涵盖传统思想资源的面更宽更广，更有利于传统美学的现代转换。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中，并无明确的主体性思想。主体性是随着中国现代美学的诞生而引入思想界的。可以说，中国现代美学基本上是一种主体性美学，虽然在历史上发挥过思想启蒙的作用，但由于长期跳不出主客对立的对象性思维范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审美的基本问题，也造成了美学与艺术实践和审美实践的严重脱节。实际上，中国艺术精神中包含着主体间性特征十分鲜明的审美思想，大量有现代价值的审美范畴都是与五千年中国人的审美实践紧密相联的，包含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追求、人生态度、社会理想和终极关怀。徐复观从其颇具主体间性特征的“形而中学”的文化哲思出发，以其独具慧眼的中国人性论为基准，将“心”、“境界”(“意象”和“意境”)范畴融贯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主客圆融合一的“第二自然”的美学概念，是从中国艺术精神中挖掘主体间性思想资源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
实际上，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徐复观和宗白华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探索到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间性结构。只是他们的哲思出发点不同，宗白华沿着西方形而上的理路阐释中国艺术精神，从《易经》“阴阳相荡”的宇宙观出发阐释中国艺术意境有的时空结构，认为音乐化、节奏化的时空观是形成中国艺术意境的最深的根源。因此，中国艺术意境
是“物我交融”的主体间性结构。徐复观更重视从艺术和审美活动背后的人性层面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秉承宋明心性理学的学统，认为孔子和庄子确立了人性“离形去知”和“祛蔽澄明”后“道德和艺术高度统一”的万古标程，道德价值源自孔子的“礼乐之心”，纯艺术价值源自庄子的“虚静之心”，这一实现了现象学“悬隔”和“还原”后的“心”是一切传统价值的本源。因此，“心”即创造“意境”、创生“第二自然”的主体，它不以艺术为最终目的，它以实现物我交融、主客浑然的身心安顿，以实现人真正的审美自由为目的。因此，“第二自然”的提出并不是“复观之学”的悬拟虚设，而是以一种涵容力很强的主体间性结构，将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普世资源一并统一到“美学的旗帜”之下，为传统的灵根再植确立“栖身之所”，为五千年的民族灵魂再造“立命之源”。
三、“第二自然”为传统美学实现现代转换敞开了一道门径
中国艺术精神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现代美学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发展的重要创新资源。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18世纪中期由鲍姆伽通草创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始终保持着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的理论品格。尽管近代美学分化成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派别，但在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上则是一致的。康德试图在美学领域调和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的分裂，但启蒙主义的理性优先思想使他把美学作为沟通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桥梁，使美学始终甸旬在哲学的脚下。直到19世纪后期，随着里普斯移情论美学的出现，到叔本华和尼采唯意志论美学的形成，使美学的理性主义品格开始发生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自启蒙运动高扬人的主体性到进人20世纪以来，主体性的内涵也逐渐由理性让位给了非理性，但主体性哲学所反映的西方对象性思维方式却始终制约着对美学基本问题的解决。因此，自康德以来，近现代美学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两个难题:一是怎样在美学领域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二是怎样通过审美活动解决人与世界的统一问题?为摆脱主体性美学的困境，当代西方美学对主客关系采取搁置的态度，而将兴趣转移到审美活动中主体与主体间关系上来。然而，西方美学的基本问题依然从属于哲学，在主体间性思维框架下美学的独立问题是什么?这影响着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第5篇：管理学理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方向管理论 目标管理 管理系统 组织理念
中图分类号：G 304 文献标识码：A
方向管理理论于1986年6月首次提出的，在管理新思想不断涌现的今天，也应该算是一个具有较高学术及应用价值的创新的管理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很多结论因背离常识而显得太离经叛道，与传统企业战略管理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体系有极大的差异，接受该理论必须有一个过程。方向管理理论遇“冷”是其科学发展、不断完备的必然历程。方向管理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将会伴随着理论的研究及应用，不断地延展。
一、方向管理理论概述
方向管理理论就理论分类而言，应归于战略管理领域，是研究未来的理论。但与国内外理论界认同的战略管理理论相比，它又显得很另类。譬如，当几乎所有的战略管理理论都将战略方向与战略目标混为一谈时，这一理论却着力研究了二者的非同步性和非一致性，研究对于一个特定的战略规划，其战略方向的不变性与战略目标的可变性之间的关系；再譬如，当几乎所有的战略管理理论都在为设定战略目标、实现战略目标而努力的时候，这一理论却提出“战略目标的达到与否并不是战略管理成败的最基本判据”“ 对系统运动方向正确与否的把握，较之如何趋近目标的控制手段以及对目标实现程度的追求更为重要”；再譬如，当很多管理学家都认为规范化是管理“有序”的基本体现时，这一理论却提出“变化万端”才是“有序”的本质特征，强调创新与战略变革才是企业生命之源；再譬如，当如今管理学界很多人都在追求管理的模型化，热衷于运用数学方法提出具有一般解释力的命题时，这一理论却认为战略管理最核心的内容，主要应该体现在愿景层面甚至理想层面，而具象的愿景与抽象的理想的规划，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做模型化处理。 战略管理首先是一门艺术，其次才是方法。在笔者看来，不仅战略管理，甚至包括一般管理行为的模型化研究，绝大部分是数学之花铺就的美丽歧途，大部分是一些管理学家在书斋里的投机取巧、自娱自乐、中看不中用甚至不中用也不中看。这些几近沦为杂志管理学、课堂管理学的“公理化”“精细化”管理理论，只能证明一些似是而非的逻辑推理，毫无思想性可言，对实际的管理几乎没有什么启发性，更谈不上应用性，成为管理理论中最典型的鸡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方向管理理论的研究现状
如果说，现有研究对方向管理理论的创立确有些许贡献的话，大概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提出了方向管理的概念。众所周知，目标管理的想法自古就有，在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可用性”思潮影响下，目标管理的方法更是得到了极大推崇。但总体看，目标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还不够系统，不够严谨。自从被世人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完成目标管理理论的构思以来，管理学界普遍认为，作为“目标管理”概念的科学界定及管理方法的完整设计已经基本完成。但非常遗憾，德鲁克终究还是在研究“各个层次的管理者”如何“坚持不懈地将共同的目标作为他们努力的方向”时，把目标与方向混为一谈了，没有提出方向管理的问题。
以德鲁克的能力与智慧，判断有目标管理就应该有方向管理其实是不困难的，发现二者在联系的基础上有区别也是很容易的。应该说，当德鲁克发现工作目标与愿景目标的区别时，他已经非常接近方向管理的核心内容了，当德鲁克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提出企业应该培养“有管理能力”的、有“责任感”的工人和建立一个“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时，他已经非常接近“自组织管理”的设想了。而对操作层面的“工作目标”与愿景层面的“战略规划目标”区别的认识，以及ψ宰橹管理思想精髓的理解，正是方向管理理论的两大基础。
我们冒昧揣测，德鲁克作为研究态度严谨的大家，之所以没有在目标管理研究的基础上对方向管理做进一步的研究，不是因为不存在方向管理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方向管理的研究不重要，更不是因为方向管理的研究太浅薄、太容易以至于不屑于研究，恰恰相反，是因为方向管理的研究太困难。待到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方向管理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工具理论时，德鲁克的精力和知识结构，已经决定了他不可能再进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之中了。
从拟管理系统控制方式的视角看，战略管理之外的当下所有管理理论及管理实践，从严格意义上均可归类于目标管理。目标管理方法应用之广泛，可囊括至小到一个家庭的收支、一个企业的生产、销售、产值、利润等的目标控制，大到一个国家GDP、CPI、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等的目标控制。
正如《战略层面不确定性管理的思考》一文中所讲到的：在操作层面的具体工作中，“以不变工作目标为追求，以实现式管理为手段的管理模式，不管以何种形式在何时出现，都无法改变其作为一种技巧管理模式的特质。在管理过程中，一旦工作计划目标确定之后，管理者更偏重的是如何提升、完善有助于拟管理系统趋近目标的控制手段”。相对于工作计划目标实现的确定性，战略规划系统的非线性变化乃至长期行为的不可预测，决定了系统战略目标实现的概率特征，决定了所有战略目标管理其实都是一种“近似管理”，确定性战略目标的预设是相当困难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建立在确定性基础之上的传统的管理理论，根本无法适用这种不确定性的系统演化过程的管理。
而方向管理理论，是一种对系统长期运行过程中从无序向有序的演化进行方向控制的理论，是一种基于目标变动而方向确定基础上的管理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不拘泥于战略目标的确定性实现，甚至容许战略目标在不确定状态下的颠覆及重设。这种建立在全新管理理念之上的管理理论，对于不确定性的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二，找到了适用于方向管理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理论。在现研究之中，所找到的研究方向管理的方法，一言以蔽之，自组织管理的方法；所找到的工具理论，一言以蔽之，是包括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理论、托姆的突变理论和洛伦兹的混沌理论等在内的一组自组织理论。
就学科分类而言，耗散结构理论属非平衡热力学理论，协同学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综合性理论，突变论、混沌理论属数学理论，但它们都具有横断学科的性质。在这四个理论中，耗散结构理论侧重研究系统能否演化以及系统演化的方向，协同学侧重研究系统演化的内在机制，突变论侧重研究系统演化的方式，混沌理论侧重研究系统演化的存在状态。这四个理论构成了研究系统演化的一组完整理论。
三、方向管理理论的创新
方向管理理论说到底，恰恰就是一个以方向控制为目的、以自组织管理为手段的演化控制理论，是一个系统在预设方向的演化过程中如何把控才能不偏离方向的自组织管理理论，这四个理论自然就成为方向管理的工具理论的必然选择。
倘若真能因仅仅提出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找到一个研究相关理论的工具，就算是创立了一个理论，对梦想成为理论创新者而言，那当然很好，难度也不算太大。但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远远不够的，建立一个包含一组概念、逻辑自洽的理论的框架体系，才应该是衡量一个创新理论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理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
黑格尔当年在为其庞大的哲学演绎系统设计逻辑起点时，曾对“起点”做出了三条主要规定：第一，它必须是最简单的、没有任何规定性和内容的最抽象的概念。第二，它又是最丰富的。正因为它毫无规定性，才内涵了以后发展的全部可能性。第三，该起点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部分，它能把自身包含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和丰富的内容不断展开和外化，同时通过外化不断地认识自己，回复到自身。
黑格尔关于构建哲学理论体系及设计研究起点的思考固然很深刻，但毕竟管理科学作为应用科学，与哲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理论体系构建的原则不同，简单套用显然是不合适的。战略管理理论中不确定性管理的理念，相比较于经典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等，是一种更接近于“道”而非“器”的管理理念，换言之，战略管理的思考方式，是一种更“哲学”的思考方式。
第6篇：管理学理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管理思想演变 真理性探讨 理论创新 价值观
管理实践古已有之，但系统理论的形成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却不长。一般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出现的古典管理理论标志着管理学的诞生。此后，管理学经过百年发展，已成为学派纷呈、主张林立的学科了。从其发展的历史及内容来看，本人认为，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管理思想、科学管理时代、社会人时代和现代管理时代。管理学科的发展，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是在科学理性、制度理性和道德理性三者之间寻求一种“最优解”。
一、西方管理理论百年发展轨迹
西方管理思想萌芽于文艺复兴时期，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
（一）早期管理思想的形成
在早期管理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反商业、反成就和很大程度上反人性的文化价值观。管理思想大多散落在古代的史籍和各种著作中，没有相应的专著或出版物。如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在其著作《政治学》中提供了关于管理和组织的远见卓识：劳动力的专门化，部门职能，集权、分权和授权，配合与领导力等；我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关于战争原则的论述至今仍吸引着大量的读者，其中关于战争中的节制和谨慎、速度、灵活性和适应性、战略的运用等思想是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的。然而，文艺复兴为工业化革命以及后来对于理性的、正式的、系统的管理知识体系的需要创造了前提条件。亚当·斯密（Adan Smith，1727—1790）在他的《国富论》中创立了古典学派，并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他提出：只有市场和竞争，才是经济行为的调节因素。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将确保资源获得最好的配置和得到最有效率的回报，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将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繁荣。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第一个明确将管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同土地、劳动、资本相并列。由此，人们开始考虑个人得失，但它必须适应某种理性的管理框架。在这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随着文化的改变人们的管理思想也随之改变而逐渐演变。
（二）科学管理时代
经过英国工业革命的洗礼，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产生了以美国的弗雷德里克·W·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51）、法国的朱尔斯·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1841—1925）、德国的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1864—1920）等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古典管理理论较系统地探讨了经济管理问题。泰勒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主要探讨了在工程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力是很大的。于是他们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所谓标准的操作方法。用这种标准的操作方法对全体工人进行训练，并据以制定较高的定额。这就是所谓工作定额原理。为了使工人完成较高的工作定额，除了使工人掌握标准操作方法以外，还必须把工人使用的工具、机器、材料以及作业环境加以标准化。这就是所谓标准化原理。为了鼓励工人完成工作定额，他们提倡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刺激性的计件工资制度。泰勒等人认为，通过科学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两者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并提出了“一等工人”的说法和“人岗匹配”的管理术语。泰勒对设置合理的绩效标准和计件工资率激励机制以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的评论是：产量提高的真正潜力并不是“更辛苦地工作”，而是“更聪明地工作”，“科学管理的本质就是伟大的心理革命”，体现了他主张劳资双方互利关系的哲学思想。此外，泰勒等人还对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的划分、职能管理制的采用和组织结构上的管理控制原理等进行了探讨。泰勒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1912年泰勒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对泰勒制和其他工场管理制听证会上的证词，也是研究科学管理的重要文献。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是以大企业的整体为研究对象的，而且他认为他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他的管理理论主要包含在1916年发表的《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一书中。他认为，管理不同于经营，只是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之一。经营的六种职能活动是：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这六种职能活动，是企业组织中成员分担，只不过由于职务高低和企业大小的不同而各有侧重。至于管理活动，则又包含五种因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法约尔对管理的五种因素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十四条管理原则，即：分工、权限与责任、纪律、命令的统一性、指挥的统一性、个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系列、秩序、公平、保持人员稳定、首创精神、集体精神。法约尔还特别强调管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可以通过教育使人们学会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韦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方面，他的贡献是提出了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这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代表作《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韦伯主张，为了实现一个组织的目标，要建立计划、分工、职权等级、权利、义务、指挥管理体系或阶层体系。组织中，任务分配、教育训练、薪金、升迁制度等要通过明文规定形成一种“职业的”管理，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规定的规则和纪律。这些规则和纪律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而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组织成员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的关系。韦伯认为财富是评分机制，而非目标；他认为有钱的个人、国家是新教特点的代表，懒惰是坏的；勤奋工作才是要旨；专业化劳动分工是神圣的；过度消费是一种罪；应重视储蓄。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能提高工作效率，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和可靠性方面优于其他组织体系。
（三）社会人时代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发现单纯地强调管理的科学性、理性化不能保证管理的持续成功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20世纪30年代，霍桑试验证明生产率不仅仅是取决于管理的科学化，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积极性和态度，而员工的积极性和态度又取决于员工家庭和社会生活以及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霍桑研究将人际关系运动推向前台，并提出了社会人的主题。这也是泰勒和科学管理的后继者们在组织中，以及管理者在如何应对新时代精神的工作中，发现了新的维度，由此也有了管理理论的一次重要转变：一是对人而不是对生产的更多关注；二是告诫人们降低组织结构的僵化程度，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三是只是将经济激励视为动机结构的一部分；四是更多地关注情感的非逻辑性，而不是效率的逻辑性。揭示了人际关系运动以及作为文化环境产物的几个基本观点：提倡社会的、人文的技能，而不是技术方面的技能；强调通过集体和社会团结来重建人们的归属感，以便克服精神的混乱；注重通过工会、参与式领导，将工厂中的正式组织和社会系统结合起来，使权力均等化；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管理思想为社会、组织、企业和全体社会人应对经济萧条（1929年经济大萧条）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理念支撑。从此，人际关系学派提出了“社会人”的概念。与此相适应，产生了“以人为导向”的管理思想，这是管理史上第一次明确了人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在以后形成的行为科学中，则始终把人放在管理工作的重要乃至中心位置上，管理也因注入了人的感情而充满了感性。
（四）现代管理时代
二战后，随着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对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也随之提高，这时行为科学理论对此已力不从心。于是“理性主义”从沉睡中醒来，迎来了综合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的现代管理科学，强调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的有效结合、组织结构的创新与发展、管理问题解决范式；积极寻求对管理及其目的、职能和范围的更好理解，改善组织绩效和增强对人的理解，平衡个体和组织在寻求各自目标时的需要，把组合与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管理学理论研究更具专业化：一是源于教学、研究和实践所需对管理理论进行了综合探索；二是对组织中的正式要求与组织人的非正式维度之间的和谐展开了探索；三是管理科学与信息系统研究、管理决策量变分析；四是跨文化与全球化管理问题探索；五是商业伦理、公司社会责任感和管理思想发展新思路研究；六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在生产中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更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更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实现了知识经济时代以能力特别是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人本资本的价值，“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贯穿于理论创新和实践过程之中。纵观管理学的演变，现代管理思想的脉络可简单概括为：系统管理—科学管理—生产管理—运筹学研究—生产与运筹管理—计算机系统理论和管理信息系统；早期“人文主义”—社会福音派和工业心理学及社会学—人际关系和“社会人”—对霍桑试验的再考察—自我实践双循环学习—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及组织理论；对法约尔的重新发现—戈登和豪厄尔报告、皮尔森报告—管理者的角色及对管理者工作的研究—商业政策—公司理论、战略管理—一般管理理论；韦伯和正式组织理论—作为社会及技术系统的组织—企业的行为理论—组织理论的大量出现—组织与环境及跨文化管理。
二、管理学理论的真理性问题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社会科学家大量涌入商学院，这对管理思想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工具以及研究理念，由此也引发了关于组织和管理理论的激烈争议和评判。“已有的管理学理论并不是绝对的真理”的争论成为新的理论研究热点。本人认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涉及到管理学的科学性，也关系到管理学的真理性或真理标准，对管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有关管理学理论研究忽略了管理学范式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是认为“弱科学性”是由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由此回避了管理学真理性的本质讨论，回答管理学的科学性问题，就应当承认管理学理论是客观的相对真理。
首先，应当承认管理学真理性问题的提出，是与托马斯·S.·库恩的范式学说中的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概念直接相关的。所谓“范式”库恩（1974年）作出的明确描述是：指特定的学科共同从事科学研究必须要遵循的公认的“模型”，研究者应遵从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标准等科学研究相关的所有东西。“不可通约性”是库恩考察科学史后得出的想法：即使在最严格、客观的物理学中仍然有相互冲突的物理世界。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概念，对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表示两个范式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作出评判。不可通约性在管理学研究中可以包含三重意思：一是有关组织及其管理的科学标准不同，如什么是组织及其管理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管理学真理性问题；二是组织及其管理概念的变迁问题，也就是具有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问题；三是管理学研究者的世界观的差异问题。这里，我将重点讨论管理学真理性的本质问题，而这一问题涉及到管理学家们对组织及其管理中的多元化范式能否通约的看法。
第二，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其实意是“不可共量性”的意思，并不是说范式不可比较。因为过分地强调不同范式的不可通约，可能导致人们在认识管理理论的思想方法上走极端的情况。范式的不可通约，可能导致范式的绝对不同，可能导致一种范式把另一种范式视为假想之敌的情况。这就可能否认不同的范式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特性，导致主观臆断和相对联想。应当承认不同的管理学范式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是因为管理学发展是常规性与革命性、连续性和间断性、继承性和批判性的统一；管理学发展过程中各种范式虽有质的差别，但绝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替代，也绝不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简单否定，而是辩证的扬弃，既新范式是对旧范式的批判和继承，新范式中包含着旧范式的客观的、合理的、正确的内容。本人认为，在不同的范式之间存在着合理发展的链条，它既可以对前后发展的不同的管理学范式进行比较，也可以对同一时期在同一领域内对立的管理学范式进行比较，从而揭示出管理科学不断演化的事实。
第三，应当从新视角认识管理学的真理性。作为历史科学的管理学范式中没有“不可违背的”东西，也没有“不可通约的”东西，一切都是可变的、可修正的、可抛弃的。鉴于管理学发展存在一时期同一领域内对立的管理学范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合理演化的客观事实，本人认为，不能用“弱科学性”来说明管理学真理的性质，而是应当承认管理学理论是客观的相对真理。而不能用一套超历史的理性标准来规定管理学，用简单的理性图式和理性标准来描述管理学发展史，这就是的社会历史观。
第四，在科学理论不断出现的过程中，同一个事物会同时出现不止一个的学说，这些学说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事物进程，都是由多种因素所控制和制约的，而因素是在不停的变化和转移当中。我们找到了事物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经常起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规律。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它，利用它。至于得到的规律是不是真理，就要看这个规律对事物整个过程的分析是否全面，是否完整，在自然界中同类事务中是否有普遍的适用性。真理揭示的是对事物全面完整的、系统的、抽象的、符合事物发展过程的逻辑关系。理论系统都像一座金字塔，真理就是金字塔的顶点。形成这座金字塔所有的基石都是真理的各种观点和看法。所以真理本身对人们的重要性，比不上人们追求真理过程的重要。管理学理论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的促进和发展，已诠释和验证了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而探求真理的过程，使人类的历史放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
三、管理学理论的贡献与创新
管理思想史就是一部人类如何提高效率的历史。从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的系统研究开始，泰勒、卡尔·巴斯、甘特、哈林顿·埃莫森、亨利·法约尔、马克斯·韦伯以及后来的行为科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管理效率进行了研究，但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数量”中心，即如何增加产品的产量。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顾客的需求特征从量化、规模化转变为质化和个性化，他们对产品的质量、样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使得过去卖方市场的那种“以量取胜”的企业战略失去了实际意义，从而转向寻求“以质取胜”的道路，“质优者胜”成为了市场经济竞争中一条铁律。各个企业开始实行全面质量管理，质量管理的思想和方法也往更高层次发展，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企业界，许多知名学者都提出了有关质量管理的观念和理论，如戴明的“领导职责14条”和“PDCA循环”、朱兰的“重要的少数”与“有用的多数”及“三步曲”（质量策划、质量控制、质量改进）、费根鲍姆的“9M因素理论”、石川馨的“全公司性质量管理”、克劳斯比的《质量不花钱》和《完美无缺—不流泪的质量管理》等等。“质量管理是企业经营的生命线”的观点逐渐成为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核心理念。
从回顾中不难看出，虽然每种理论都有所不同，但所有的理论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环境，都是围绕提高效率这一管理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提高效率经历了从以“量”为中心到以“质”为中心的转变这是一种新的哲学思想的转变。但无论是“量”还是“质”最终归宿都是管理效率的提高，使企业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效率是管理永恒的研究中心。正如雷恩所说：“人们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因而通过理解这些本性，就可以揭开迄今未探索过的心灵的秘密。”人性观是管理理论的依据，也是构建管理理论的逻辑起点，西方近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清晰地展示了人性假设与管理模式之间的必然联系。没有“经济人”假设，泰勒就不会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是管理学与经济学的人性假设趋于一致；之后，梅奥从“霍桑实验”中认识到除了对经济利益的需求外，人们对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求也很重要，因而否定了经济人假设，提出了社会人假设。没有“社会人”假设，梅奥就不会提出人际关系理论；当代管理学派中对人性的假设纷繁复杂，马斯洛基于社会中人的自尊与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要，提出了“自我实现人”，他认为人都是需要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有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接着，麦格雷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Y理论；在当今社会，人们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陶冶和洗礼，人性变得非常复杂，沙因在综合“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复杂人”，强调了社会中人的需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必须因时、因地、因人、因各种情况采取适当的多样性模式管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人们除了利己等特征外，在做出经济行为时，会有道德的自我约束，越来越考虑到或顾及到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他人利益，即“道德人”。通过对上述西方管理思想中人性设定的演变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由“经济人”、“社会人”到“自我实现人”、“复杂人”再到“道德人”，这条主线也反映了中国的古代哲理：以人为本，本理则固，本乱则国危。它将沿着人性假设的深入思考而不断深化和完善。然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管理学发展的趋势也向着新方向快速迈进。一是研究对象不断外延，不只是组织内部的事务，更加关注组织与全球的关系；二是使命不断提升，不再是提高效率，首要任务将是精心培植核心竞争力；三是研究重点不断聚焦，直接对准组织间的竞合关系、文化融合、竞合双赢；四是管理内容不断深化，由对人、事、物的管理转变为对知识的管理；五是研究方法更加科学，突破定性分析，注重数学模型、经济学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应用。
四、管理思想的演变与文化价值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之中国从官督商办到全民下海，从国家垄断到自由竞争，从中央计划到市场主导，中国成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跑者，使得人们的眼光重新从西方转向东方，开始研究中国管理模式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许多学者研究后发现中国管理模式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长处往往是西方管理中所欠缺的地方。管理科学与文化的融合带来了管理学革命性的变化。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威廉·大卫认为，对于这种源于中国式的管理，“我们一旦理解了它就能够将它与我们自己的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并了解我们的环境内还缺什么东西”。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管理等方面。洽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点主要是：重视发挥人在管理中的能动作用，注意各种管理因素的协调平衡，善于从整体的、长远的管理目标出发来决定各种管理措施，努力在管理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群体凝聚的精神，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产生了诸如系统工程思想、运筹学思想、信息思想、综合管理思想等实际应用的光辉范例。管理学理论植根于行为科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最早探索东方管理思想的学者复旦大学水教授认为，管理思想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从中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中方的回归：其一是大家所公认的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其二是文化对管理发展的作用，其三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他认为，其具体表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 权益制衡的“三为”管理思想的回归。
然而，当代西方管理兴起的“人本主义”思潮、现代管理思想中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出现路线分歧以及中国及东亚国家新经济所引起的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讨论都不意味着传统式的人文管理已可取代西方科学的管理，科学管理理论与新的时展现实相结合赋予了新的生命力，科学管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会变得更合理。事实上，正是由于管理的成功，管理正迅速地成为发达国家的主要资源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要。正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言：“从作为人们的专门的研究对象，社会的经济机构，管理与管理者正成为发达社会中普遍的、独特的、本质的器官”。科学与人文的界限并非绝对的，人类的进程与一切事物的进程一样，合乎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合理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从外部看，管理思想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以及环境挑战和国际挑战影响下，不断实践和发展。同时，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汇合和互补，也将会形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并成为当今管理科学发展中的一个“热点”，为管理学的不断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A·雷恩、阿瑟·G·贝德安著，孙健敏、黄小勇、李原译.《管理思想史》（第6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
[2]罗珉.《论管理学的真理性》[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8（4）
[3]韩学亮，初冰，王宵.《基于观念范式的管理学与经济学同源性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1）
第7篇：管理学理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物流学学科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流经济
1引言
物流学是一门综合学科，物流产业是一个新兴聚合型产业，它的理论与实践必然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被称为"第三利润源"的现代物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正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竞争的国际化、需求的多样化、市场的一体化使现代物流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高级阶段。许多专家指出，现代经济的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流的水平。物流实践的发展，需要对物流学理论更深入、更规范的研究，需要更多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物流人才，这就迫切需要建立和不断完善物流学学科体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我国物流发展的要求、适应物流学理论研究和物流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提出关于对物流学学科体系构建的两种设计方法，望引起各界同仁们的争鸣和共同探讨。
2.构建物流学学科体系的必要性
从二十世纪初，美国人提出物流这一概念开始，就有许多争论，并逐步深化与发展，到目前为止，各国对物流的定义也不完全一致，但大同小异。物流业已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重要产业，已是既成的事实，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无可质疑。物流作为一门科学，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各国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但是，物流尚未作为一个学科屹立于众多成熟的学科之林，这个学科就是“物流学”。直至目前，物流学还是一个没有进行充分研究的新学科，建立和不断完善这样一个学科是否有必要？是否可能？这个学科下面又应该包含哪些子学科、其学科体系究竟如何？这是长期致力于物流实践、物流理论研究、物流教育和培训的专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2.1物流实践的发展急需明确物流学学科体系
目前，物流学学科体系的不明确和物流学理论研究上的滞后已严重影响了中国物流实践的发展。物流实践活动对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日益明显，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广泛关注。然而，指导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物流学学科体系至今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致使物流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真正研究清楚，物流学学科的本质还没有被全面揭示出来，进而直接导致了人们对物流认识的偏差。
2.2新兴的物流学呼唤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
物流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物流概念、物流技术和物流模式，产生了许多传统学科无法解释的问题，带来了传统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这就必然要求建立起物流学学科。通过理论研究，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物流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由管理学、经济学、工学和理学等相互交叉形成的新兴学科；物流学学科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内容；作为一个学科，物流学有着自己的学科体系。从物流学理论研究出发产生的建立物流学学科体系的需求，是学科发展的必然。
2.3物流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学科体系的支撑
为适应物流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深入，社会和经济发展各对层次物流人才需求的急速增长，目前我国物流教育正在快速发展（见下表），从2001年仅有一所高校招收物流专业，到2003年9月已有47所高校在办物流专业。但是，我们的同仁中仍在对有关物流的学科专业的内涵进行着讨论。例如，对物流工程，有的定义为“从系统工程角度研究物流，称为物流系统工程，简称为物流工程”，有的定义为“物流工程是从工程角度研究物流系统的设计与实现”，有的定义为“物流工程是指在物流管理中，从物流系统整体出发，把物流和信息融为一体看作一个系统，把生产、流通和消费全过程看作是一个整体，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物流系统规划、管理和控制，选择最低的物流费用、高的物流效率、好的顾客服务，达到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和企业经济效益的综合组织管理活动过程。”这样，就从方法论、工学、管理学三个角度对同一概念产生了三种定义。物流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学科体系的支撑，试想，在这种内涵混乱的情况下，必然产生专业培养目标不明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由于物流学学科体系的不明确产生的。
2.4物流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对今后学科的调整和完善会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前我国的物流学学科体系正在建立过程中。由于受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分业管理等问题的影响，我国物流业呈现一个分散的状况，再加上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物流教育条块分割的状况也未得到彻底的改变。因此，各学科专业的研究领域、研究目标、研究的重点不明确。新设的物流工程和物流管理等专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来某一物流相关学科的转型，使物流学学科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对物流学学科体系进行构建，以期对今后物流学学科体系的调整和不断完善起到指导作用。
3.物流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设计方法
学科是指学术的分类，是指一定的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学科发展历史表明，一个学科的成熟将要引发这个学科与相关学科的集成。对于在一定层次和高度已经认识清楚的事物，人们将会在更高的层次上来认识。物流学学科的发展也是这样的。以前人们所认识的重点是物流各要素所组成的这些学科。目前我们认识到，这些学科必需进行集成才能达到更大规模的优化，而这个更大规模的范围就是物流学学科的研究范围。
研究物流的目的是要有效地管理控制物流的全过程，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使其消耗的总费用最小，因此，经济指标是衡量物流系统的基本尺度。研究物流学必然涉及经济学的有关内容，特别是近代兴起的技术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都和物流研究有密切关系。在对作为物流要素的对象物的研究中，以及对对象物产生时间维和空间维物理性变化的方法、手段的研究中，又涉及到工程技术科学的许多领域。在运输技术、仓储技术、搬运和包装技术中融合了机械、电器自动化等学科的成果。对物流系统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必须以数学特别是应用数学、运筹学等为基础，也要以电子计算机作为手段来实现分析和控制的目的，这些都是物流学的研究范畴。综上所述，物流学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或是管理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鉴于此，我们对物流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出以下两种设计方法，供大家讨论和完善。
物流学学科体系构建的第二种设计方法：
在管理学学科门类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中设立一个二级学科——物流管理工程，该二级学科下可设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等多个研究方向。将物流经济作为经济学学科门类中应用经济学下产业经济学二级学科的一个研究方向。这种设计方法可鼓励多学科共同研究物流问题。物流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这种意见见表2。
在上面两种设计方法中，物流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成都是物流管理、物流工程、物流经济三个子学科，有必要对这三个子学科作一分析。
3.1物流管理
美国物流管理协会对物流的定义为：“高效、低成本地将原材料、在制品、产成品等由始发地向消费地进行储存和流动，并对与之相关的信息流进行规划、实施和控制，以满足用户需求的过程。”西方物流（logistics）理论强调物流学科研究的重点就是对物流系统的管理。在我国，物流管理学科应该作为国内物流学的重点子学科进行研究。
物流活动是由物流组织来完成的，而“管理是一切组织的根本”。企业的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物流业务的具体运作、物流过程的控制、物流效益的考核与评估等都是管理，需要管理理论的指导。物流与许多的管理学专业有关，如工程管理、工商管理、信息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但物流管理学科有着自己的研究范围。
(1)物流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
物流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可以概括为：同现代生产经营、科技、经济、社会等发展相适应的物流管理理论、管理方法和工具。
(2)物流管理学科的内涵
物流管理研究的对象是物流系统,它是由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物质资料(物品)的运动构成。物流管理研究的核心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物品实体运动的客观规律,它包括物品运动的时间及时性、路径合理性、速度的经济性以及物品运动过程中的停滞和相关形质变化的必要性等。物流管理学科是研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运用现代管理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来分析处理物流活动,设计建立物流系统,以及对物流问题进行决策的科学。因此,物流管理学科必须以经济学、管理学、运筹学为基础，以网络化的电子信息技术为支撑。
第8篇：管理学理论概念范文
关键词：管理学 中国管理学 西方管理学 方法论
1.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趋向
当前中国管理研究的趋向，是以中国管理思想为核心，探求其现代价值。大量的工作在厘清古代管理的思想、原则、宗旨以及对这些素材做出当下的解读，并比照西方管理思想，探讨其异同或优劣。其着力点在挖掘思想、解释思想，其最高成就在成就一个兼容并包的管理思想体系。
东方管理学创始人水构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大理念，并把它作为东方管理学的理论精髓，形成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体系和包括人道、人性、人缘、人谋和人才的“五行”管理理论，其终极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贵”、“中和”与“和合”。
胡祖光采用文献梳理的人文研究方法，在《东方管理学及其在管理理论连续谱中的地位》中，将管理世界的对象分为人、物、组织三个元素，将管理理论分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和以组织为中心的管理；并以此为依据对孔茨的“管理理论丛林”进行了新的解读；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理论、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等一一与之对应。按照人文研究的思路，胡祖光分析了中国管理学的思想，将中国管理学分为“纳言”、“用人”、“治法”、“处事”、“教化”五个部分。
2.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2.1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评析
基于管理学的社会人文性质，西方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不可回避。而迄今现有的管理学理论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以西方社会和西方企业市场为对象的产物。这些全盘西化的管理学研究最大问题是，缺乏对中国本土化管理的研究和解读，甚至完全以西方管理代替中国本土化管理。并且，在管理实战中隐藏着经济人、机械人的简单假设，即依赖收入决定行为、刺激输入决定绩效输出的单一因果关系，管理学是理性的实证科学，其实际应用与文化背景完全无关，西方理论和工具可以完全照搬运用。
2.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学理论方法的现代结合研究评析
为数不多的中国式管理学派学者，在没有搞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源流以及体用关系之前，就盲目地把西方系统科学的数理方法和管理概念与中国古代的系统哲学作机械性粘贴。因此，目前国内大多数中西结合式创新管理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学问的粗浅，它既不能如实再现中国古代圣贤的管理智慧，也无法与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系统科学和管理理论相接驳， 因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3.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在管理学方法论上历来存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野。科学主义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完全可以采用自然科学的一套方法，将管理现实类比于客观自然的因果定律；人文主义则主张对管理对象进行深入理解，不轻易做出超出情景的定律。孔茨所谓“管理理论的丛林”正反映了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别。
中国管理学与西方管理学的差异性和着重点在管理活动中的社会属性，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了二者在社会属性方面的差异。对社会属性进行研究，不必一定采用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的思想一直在社会科学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实证主义认为现实世界是客观的，由于客观规律和事实的存在，使我们对研究对象可以进行科学的测量，以此来解释、预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近代社会科学正是在实证方法论的指引下，才脱离了哲学和人文科学的限制，开拓了一片全新的土壤。
对于管理现象而言，管理思想和文化并不只存在于书本之上、典籍之中，这种思想和文化已经深深渗透进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实践中。人不再生活在物质宇宙中，人生活在一个符号的宇宙之内。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部分。它们是不同的丝线，编制了一幅符号之网，人类经验纠结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方面的一切进步，改良和加强了这个网。而管理思想和文化作为“客观之网”是可以用实证主义方法加以研究的，离开当代丰富的管理实践和成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4.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全球意义
到目前为止，中国管理学仍然处于不稳定、不成熟的提出阶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与管理科学不相容。大树比喻所提供的框架，可使二者在认识上从不相容走向互相促进。人本主义研究范式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整合中国管理学的认识框架，从而为中国管理学的构建提供启发；而且有利于在更加全面和更为深远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中， 重新审视中国管理学的全球意义。
在泰罗发起科学管理运动之前的漫长时期，西方世界中的管理学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管理实践中的艺术和哲学元素，主要采用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与准哲学研究方法。泰罗的科学管理的意义在于使管理学研究开始将研究对象集中于管理实践中的科学元素，并开创性地引入了理性主义加实证科学的研究规范，逐渐形成了科学主义范式。接下来100 多年的西方管理学主流研究，在遵循和完善这一范式的同时也彻底放弃了哲学研究方法。虽然管理实践呼唤管理学界对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展开研究，并期望将其与对科学元素的研究合为一体，但是科学主义范式所固有的内在局限，使得哲学元素被长期排斥在管理学研究的认识视域之外，艺术元素也只是作为科学元素的附属品而零散地出现在管理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中，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也吸引了一些西方管理学者，如德鲁克和圣吉从人本主义的视角出发，用管理活动中的社会、文化内涵，揭示管理实践中的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然而，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学主义范式的认识局限，甚至有所突破，但是却并没有达成科学研究方法与哲学研究方法的综合，没有实现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实证科学的结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学者没有建立包含科学、艺术和哲学这3种元素在内的统一的管理学认识框架，也就没有在此基础上提出管理学研究的人本主义范式。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其中都包含独特的传统管理文化。管理科学与各国传统管理文化的接触，似乎也可以产生诸如“印度管理学”、“日本管理学”和“韩国管理学”等不同的管理学体系。对一种传统管理文化及其当代管理实践进行的研究，如果限定在科学主义范式中，只能产生出国别或地域意义上的管理科学的不同分支或学派，必然同样地回避人的主体性和完整性，摒弃管理实践中的哲学元素和艺术元素，不能达成其传统管理文化与管理科学的内在整合。中国管理学之所以有可能突破科学主义范式，避免成为一种仅仅是国别或地域意义上的“某国管理学”，是因为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具有独特的管理内涵――中国传统管理文化在哲学的层面上把握住了战略这个管理的核心内涵。
参考文献：
[1]罗纪宁.创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基本问题之管见[ J].管理学报， 2005， 2（ 1）.
第9篇：管理学理论概念范文
1.1学生临床经验缺乏本专科护生经历高考的锻炼，理论水平相对中专生较高，接受能力强，对于管理学理论学习在理解方面具有优势，但是现阶段源于我国的实际国情，还有很多学校的护理管理课程的开设只限于课堂理论教学，没有到临床中开展实习教学，因此要求学生准确地把握《护理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学以致用或者解决医院护理管理中的一个个现实问题，对于没有护理管理实践经验的学生来讲的确有些困难，也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兴趣大为降低。
1.2教学方法单一《护理管理学》中包括丰富的管理理论及原理，相对于有限的学时而言信息量非常大，因此教师教学的主要采用讲授法，才能以较高的效率介绍更多的知识，但是这种以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法”，令本来就比较枯燥的理论更加乏味，尤其是长期单调的教学方法也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临床护理工作的特点要求护理管理者必须具备多种能力，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学生在这种被动的学习中，语言表达能力欠缺，懒于思考，学习主动性较差，对于课堂的参与性低，当面对一些案例讨论，需要同学们发表自己的观点时，很多同学采取回避的态度，即使发言时也表现得很不自信。
1.3教师授课师资不足《护理管理学》作为护理学和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对授课教师的要求较高，教师不但需要精通护理学基本理论和知识，还要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在此基础上通过管理学的培训和进修，才能胜任部分章节的授课。加上课程本身理论性强，学生的兴趣难以激发，因此对授课教师的要求更高。但是目前部分院校该课程的授课教师整体师资还不足，有些院校还存在一门课程都由一位教师负责讲完的现象，这些与课程本身的特点和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不仅如此，师资单一导致教学风格单一，管理学是一门不精确的学科，它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对学生而言，教师多样性就是一种教学模式的改革。
1.4实验教学资源匮乏学习《护理管理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分析和解决临床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但是目前部分院校教学完成全部停留在教室，缺乏临床医院环境支持，导致教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
2改进措施
2.1教育思想和理念的转变《护理管理学》课程价值在于将管理的方法用于护理实践工作中，因此作为护理专业领域的从业者，上至教学领导，下至专业教师，首先应该转换教育思想，按照交叉学科课程的教学规律去设计课程，应该将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于学生研究、分析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培养，而不仅仅是大量知识的传授。
2.2注重师资培养该课程属于交叉学科，这就要求授课教师既懂得管理学，又熟知护理学，还要具备驾驭教学的能力，而客观现实中这三者者兼具的人才往往也是护理专业教学中最缺乏的师资。我们可以从中青年教师中挑选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良好的临床综合能力与教学能力的教师来担任主讲教师，同时广泛吸取不同背景的教师充实到教学队伍中。过去很多院校主要由基础护理教研室的教师承担《护理管理学》教学，现在可以安排有一定临床管理经验的教师，长期从事医院护理管理实践的护理部主任、护士长参与教学，把工作中碰到的实际问题与理论相结合，生动形象地传授给学生。特别是一些综合性大学中人文资源可以得到很好地利用，例如聘请管理学院的教师负责该课程概论部分的讲授，不仅对学生是一种优势资源的应用，对护理专业教师也是一种良好的学习机会。
2.3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在《护理管理学》的教学设计中遵循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教师注重由“教”向“导”的转变，积极发挥学生的“主角”作用，改进教学方法。例如在《护理管理学》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教师首先需要精心选择案例并布置给学生，这样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当开展课堂讨论时教师必须从一个讲演者、解惑者和裁判者的角色转换为一个参与者、组织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学生则由一个被动的接受者的角色转换为一个主动学习者的角色，这样一来，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被调动起来，主动参与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