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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当电影告别了自己技术杂耍的丑小鸭阶段而成为艺术的白天鹅时候,还处在电影艺术的默片时代,然而就在这默片时代,格里菲斯、卓别林、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天才的电影艺术大师们就创作出了永载史册的电影艺术精品。后来形成的电影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蒙太奇理论,可以说主要就是这种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美学表达和理论自认。那么,这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本性或本体是什么呢?如果参照后来巴赞的纪实主义电影美学关于电影艺术本体的表达方法(巴赞把电影艺术的本体概括为“摄影影像”,亦即著名的“摄影影像本体论”)[1],则可将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本体概括为“蒙太奇”。也正因为这样,“蒙太奇”一词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艺术方法和技巧存在,而甚至成为电影艺术的同义语。然而电影的这样一种本质或本性存在了多久呢?最多不过20年。然而当声音技术的进步冲破包括几乎所有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的习惯与成见的阻碍而终于挺进到电影艺术中来的时候,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无疑发生了质的变化。电影“蒙太奇本体论”把电影的全部艺术可能性都归结为电影画面(影像)之间的自由组接,即蒙太奇上,甚至对用来进行这种自由组接的画面本身都认为是次要的,无关宏旨的。至于声音因素则根本未予考虑。即使在声音因素已经进入到电影艺术中来之后,在这种蒙太奇本体论的理论视野之内,也一直被作为一种次要的因素而附带涉及的(直到艾柯、麦茨等人的符号学电影理论阶段,也仍有这种情况。麦茨的组合理论就基本上没有考虑电影的声音因素)[2]。而事实上如果说运动的电影较之静止的绘画和摄影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运动的维度的话,那么拥有了声音的电影较之默片也是实实在在地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声音的维度。电影艺术在本体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其意义究竟有多大,其实直到现在也难以概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电影由单纯的视觉艺术变成了视听结合的艺术[3]。无论如何,仅就这一点来讲,虽同样被称为电影艺术,而此电影已决非彼电影。在人类的五种感官当中,最重要的是视听,而且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艺术也无一例外都是诉诸这两种感官的(李泽厚称之为充分“人化”的感官),非此即彼。而至此为止,电影艺术独自以便捷的方式占据了人类接收外部信息的这两大频道。
此后的色彩技术以及光学镜头和感光胶片等方面的技术革新和进步虽都程度不同地给电影艺术的发展带来一些影响,但基本上都没有触及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也就是说在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艺术的发展进步是处于一种量变的积累过程中,真正给电影带来一次新的本体性变革的是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二
电视技术的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媒体存在的。而一旦当电视作为艺术形式出现时,正像声音因素被电影艺术习惯力量视为异己一样,电影艺术也把电视艺术看成是自己的敌对势力,在美国就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电影电视大战。而事实上在各国都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类似的影视大战。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家当时没有意识到声音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它必定要进入电影并使电影艺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前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家们也同样没能及时地意识到电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强势媒体对于电影艺术的深刻意味。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电视技术给电影艺术带来的深刻影响的话,也许有一个说法是便捷的,那就是使电影艺术进入了电视时代。在探讨并努力准确表述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的本体存在或者说本性的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异同的探讨和争论。直至目前仍有人致力于电视艺术特殊性阐释和论证,即将电视艺术视为电影艺术之后的人类的又一种新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努力收集归纳其有别于电影艺术的特异之处。然而笔者始终认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差异,充其量只是同一类艺术形式内部不同种属之间的差异,而非人类基本艺术形式间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的是一些量的、暂时性的、技术性或经济性的差异,而非艺术本体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是一致的,相同的。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进步,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之间的差异和分野正在和已经消失和弥合。“电视电影”这个影视艺术的新品类的出现与存在,清楚不过地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4]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宣布,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主要的和根本的意义,并不是在电影艺术之后、之外,使人类拥有了一个新的基本的艺术形式,而是使电影艺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视时代。其间变化之大,以致于事实上使我们已不便再用电影艺术这样的词语来意指人类的这一迟来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应选择并习惯于影视艺术或影像艺术之类的新词汇、新概念。不仅电视时代的整个影像艺术之内涵已非电影艺术一词所能涵盖,即使单就电影艺术本身来讲,在电视时代的一系列新生与扩展,如在制作与播放以及观赏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进步,都已使电影艺术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像电影了。大约是由于原有思维习惯的作用吧,人们只注意到了电视技术生长出了电视艺术这一重要事实,而且也许是吸取了历史上曾长期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的教训吧,人们不仅一下子便认同了电视的艺术性质,而且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用来发现和发掘电视作为艺术的区别于电影的特殊性,并急不可待地宣布电视是继电影之后的人类“第八艺术”。结果却忽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美学本体上的一致性,更忽视了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进步所给予电影艺术的深刻影响。如果把这种深刻影响所包含的发展趋势也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下面的结论:进入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即使还可以称之为电影艺术的话,也已基本上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以光学成像为基本技术与手段的电影艺术了。
三
人类社会确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向更高的文明发展进化的。就在电视技术的发展进步正在深刻而有力地刺激并推动电影艺术向新的深度与高度发展迈进,其势方兴未艾的时候,又一种新的电子技术——电子数码信息技术又勃然兴起于世,并给予电影艺术以及整个影像艺术以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场变革的来势之迅猛与内力之深厚,使人们真真正正地感到了绝对的应接不暇与别无选择。它既不像声音技术那样允许人们有一个怀疑、反对、认同的过程,也不像电视技术那样给你一个进行十年抵制大战的时间,而是在电视技术已经与电影技术趋于融合的基础上,一下子便出现在电影艺术的内部构成因素之中,它可以在你对其所知甚少或根本处于无知的状态,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出现与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一下子从里到外全方位地包围并渗透于你了。
电子计算机成像(CGI)技术的发明是在60年代,进入70年代即开始应用到电影制作领域。1975年乔治·卢卡斯创建了专门为拍摄电影提供电脑技术服务的特技王国“魔光实业”(IndustrialLightandMagic,简称ILM),这已清楚地意味着又一个电影艺术的新时代即将来临。1991年,柯达公司“数字化视觉效果处理系统”简称(INEON)的诞生,宣告了数字技术支配电影技术的时代的到来。而2000年,美国最大的电脑网络公司——全美在线(AOLI-S)与美国第二大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的结盟,则最终标志着最新的电影艺术新时代——后电影时代(Post-cinemaEra)的来临。[5]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从技术层面讲,这一次的电影新技术革命,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变革,而是以电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包括电影、电视、电脑硬件与软件、电话、自动化工程、机器人等等新技术长期发展融合的集中体现。从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已没有什么影像是不可制作的),到电影制作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电影已可以不是拍摄的,而是“合成”的),再到各类新兴娱乐产品、产业的产生(如电脑游戏,实真经历,互动娱乐等),再到全新的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如只读记忆光盘、数字光盘、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等),这一切不仅无一不直接引发着电影艺术的本性变革,更以集体的合力最终将电影艺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后电影时代”。
从艺术层面上讲,在后电影时代,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使电影艺术的奇观本性得到突现,超越了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而明显处于前景位置,直到产生所谓的“效果美学”[6]
纪实性与奇观性是电影本性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在巴赞时代,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高扬,“纪实美学”也因之而成为电影艺术美学原则的主旋律。而当电子计算机成像技术、特别是电脑数字技术一经应用到电影特技制作领域,就使电影特技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而具有了美学内涵。从《星球大战》(1976年制作完成,电影史将这一年称为“特技效果的新生”)到《谁陷害了兔子罗杰》(1988年),从《终结者》(1991年)到《侏罗纪公园》(1993年),从《阿甘正传》(1994年)到《勇敢者的游戏》(1995年),从《玩具总动员》(1995年)到《泰坦尼克号》(1997年)……电脑特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正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7]在20世纪最后10个年头里,电影也正是凭借这种对于传统电影技术来说几乎永远无法实现的银幕奇观的表现而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大众文化坐标,并再一次战胜了画面小、影像差和音响弱的电视的。而当这种“追求技术魔力”、“致力奇观呈现”的“效果美学”成为时尚、甚至主流时,就不仅悄悄地改变了观众的观影经验和观影期待(从对电影叙事真实性的认同转移到对电影奇观和技术的欣赏),而且也悄悄地解构着电影艺术本身,将其融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传媒体系之中去了。
(二)电影制作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使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电影理论趋于解体,并将最终改变电影本身的本体存在
虽然就全行业来讲,电影业仍然是一个“胶片”行业,但以卢卡斯“魔光实业”(ILM)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正在排除电影拍摄放映的老式机械装置,电脑合成的数据人物和影像处理的仿真场景已经预示着电影工业成为“无胶片”行业的可能。就是说,电影已可以不是排演拍摄成的,而完全是电脑合成的。如果说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每一个艺术想象的实现都受到制作技术与条件的限制的话,而随着电脑数字技术支配电影制作,则最终完全超越了人类有限的想象力。它可以合成任何现实的、非现实的视听影像,只有你想象不出的,没有它制作不了的。这样一来,影像与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就变得非常脆弱了,影像本身不再保障视觉的真实性。再简单地讲就是,电影已不再是“记录”(Record),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语),而是“合成”(Graph),是“实在的非真实”(Virtualirreality)。显然,当观众已清楚地知道任何影像都可以是数字化地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对电影真实性的确信也必将终结。
(三)新兴媒体新兴娱乐产品的建立和新的传媒体系及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已经形成人类全新的“视听文化”,亦使电影艺术发生根本性变革,直至消失在新的系统之中
随着电视的出现,以及其后电脑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新兴媒体及新兴娱乐产业层出不穷,并逐渐形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电影不仅丧失了“大众艺术之王”的地位,更重要的电影与电视、电脑、多媒体和网络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电影正在汇入更大的视听媒体洪流之中,这一媒体洪流从摄影化走到电子化,现在又到了网络化新阶段。
在这些新兴的娱乐产品或方式中,有两种产品或方式对电影的影响或者说改造最为深刻。其中一个是“互动娱乐”(InteractiveEntertainments),及由之而生发出的互动电影。这种互动电影为观众(用户)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从一个音像数据库选取素材,建立多种不同的电影叙事走向,事实上就是构造观众(用户)自己的故事。另一个是“实真经历”(Vivtual-RealityExperienes,简称VR)。“实真经历”是对真实的全方位(视、听、嗅、味、触多种感官的信息来源及其综合)人为仿造,并企图最终达成与真实的完全一致。“实真经历”的用户或者说参与者,或游戏者,可以进入一个电脑合成的人为环境,在那里自如地活动,与物体、人物和事件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结构和发展过程。传统的“视窗展示”方式和静坐式观影方式,让位于“活动中心”(activitycenter)式的“入门探寻”;被动的观看者,让位于能动的参与者。当电影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水平或阶段时,即便我们仍然将其称为电影、看成电影,也不难理解和想象它同此前的、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已相去甚远,太远了。从内在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及结构到外在的展示方式、场所及观众的“观看”方式直到“观众”——用户由之而获得的艺术体验及审美感受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正如有些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互动电影”与“实真经历”与传统电影的最重要的区别之点,在于其对于经验的强化和对用户控制力的赋予。而一旦用户拥有了这种控制力,则无疑意味着对叙事可能性悬念的摒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观众的观影欲望的摒弃,因此,单从这一点来讲,已决定此类新电影要保持或形成观众——用户的新的引力或欲望,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新的电影语法。
虽上述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电影艺术本体性变革尚处在开始阶段,许多新的设计和创造还处在初期和试验的水平上,还存在许多有待定型、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其发展趋势已是如日东升。1997年第一部互动电影《黯淡》已制作并发行;“实真经历”也已进入实验试制阶段;网络电影更是早已出现,网民完全可以像电台点歌一样,上网“点看电影”。不仅如此,世界的高科技巨人们正在联手研制被称作“蓝牙计划”(blue-teeth)的可以将所有装置(电脑、电话、电视、音响、家用电器和各种数据库等等)共享的联动终端。其目的是只要动一动手指头(甚至动一动意念),你就能得到、看到和听到你想要的一切。届时,不仅人类的视听文化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是人类文明也无疑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四
这是一场正在悄然行进中的电影技术与电影美学革命。经历这场革命之后的电影,即使不是烟消云散,也已是面目全非。而且确已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使电影走向终结的新事物、新力量。
安德列·巴赞认为,人的潜意识中有一种所谓的“木乃伊情结”。其含义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经历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仿佛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之免于腐朽,如木乃伊一般。[1]电影诞生之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对于视听信息的方便而直观的呈现能力,便成了这种情结最理想的承载方式。于是巴赞在1946年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完整电影神话”的概念,认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全景。”[1]进入后电影时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完整电影神话”即将和正在成为现实。电影的完整再现与电子游戏的人机互动作为两个向度的理想追求,即将和正在最后阶段实现融合。代表这种融合的就是“实真经历”技术的出现和走向完善。“实真经历”既代表人类真实完整地记录自己生活这一探索轴线的运动极限,也代表了人机互动的仿真追求的运动终点。在“实真经历”的时代,我们将会和正在看到,我们不仅可以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而且我们将无法区别这再现的现实(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现实的不同(进入“实真经历”过程的“用户”由于不仅接受了“实真经历”技术所提供的从视听到嗅味直到触觉的全面的虚拟的仿真信息而且被隔绝了全部的现实真实信息,因此直到“实真经历”结束,将根本无法分辨这种虚拟真实与真实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发现,我们不仅生活在实有的现实中间,我们也同时甚至更多地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中间(比如我们不仅为现实生活中亲人的健康而欢乐,也为艺术虚构中的古人的痛苦而流泪)。其实很久以来或者从来就是如此的,只是今天恍然大悟罢了。更有甚者,我们还将看到,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的现实不仅越来越难以区别,而且处在一种密切的相互渗透与影响的互动状态之中。总之,对于现在特别是未来的人们,虚拟的现实将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将构成他们的人生。
于是在事情的最后阶段,我们终将发现,人类从完整再现现实的艺术追求出发,最后又走回到了创造现实的生活本身。正如作为心理学家的电影美学家爱因汉姆所预言的那样,与现实不同的才是可以审视的艺术。如果与现实完全相同了,则是现实本身,而不再是艺术。因此,“实真经历”的出现,正预示着电影艺术的终结。[8]
引力与加速度的等价使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那么,虚拟现实与实有现实的等价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到那时,也许终结的不只是电影艺术,整个人类思维与哲学都将发生目前还无法预想的深刻变化。
短短一百年,电影却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以至即将走向终结。回想它曾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长达百年的欢乐,一时确实很难接受,而理智应当告诉我们,如果放在足够长的历史长河中考查,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所以,天才的巴赞才只用一个问句——“电影是什么?”来命名自己的文集。
收稿日期:2002-05-15
【参考文献】
[1]安德列·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周传基.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4]王佳泉.电视不是第八艺术——再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异同[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
[5]游飞,蔡卫.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J].当代电影,2000,(4).
[6]虞吉.电影的奇观本性[J].当代电影,1998,(5).
两者的结合是真和美的融合,是理智的逻辑思维与情感的、形象的审美思维的沟通。它们交相扶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达到理智和情感的美妙结合和升华。
关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之间关系的讨论从未间断过,笔者在本文中试图把二者的关系放在影视语言、历史和技术的维度之中,考察技术和媒介演进,并在媒介形式基础上的内同进行了考察,剖析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之间的关系。最后证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是同一艺术形式在技术和媒介的作用下的不同发展阶段。
一、 将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关系放在影视语言的维度考虑
对语言的理解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语言指的是人类自然语言,它是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广义语言则指所有具备某种信递功能的符号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讲,动物语言、身势语言、形式语言、逻辑语言、计算机语言、影视语言等等,均可视为语言,其种类可谓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本文的重要概念——影视语言,既不是广义语言,也不属于狭义语言。影视语言是广义语言与狭义语言合二为一的产物,因此兼备两者的特点。由此可见,影视语言是一种综合语言。具体讲,影视语言由画面语言与人物语言(人物对白,独白,旁白)两部分组成。画面语言是影视作品受众通过视觉解读的部分,而人物语言则是通过听觉理解的部分。因此,影视语言也可以称为视听语言。如果将一部影视作品看作一个文本,那么,影视语言是由画面文本与言语文本构成的有机整体。画面文本与言语文本又分别由大量子文本组成。画面子文本包括镜头、场景、段落等。而这些画面子文本又由利用各种角度拍摄的景别,即全景、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等构成。言语子文本则包括与上述画面子文本紧密相连的人物言语。这些子文本中的最小表意单位属于影视语言的“词汇”部分。
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共同载体视听语言是没有本质的分别的。电影与电视剧,无论是画面语言还是人物语言,他们都是通过记录与表现人物特征或者通过记录故事情节的方式向人们传播一些思想与情感,通过视听语言达到和受众产生共鸣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关键词] 艺术门类 相互促进 发展
艺术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它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在发展过程中,有些消失了,有些保存并不断发展,还产生了新的艺术种类。各种艺术的发生发展,同一定的社会需求相适应。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上,需求不断增加,促使艺术日益向多样化发展。目前,艺术种类大体上有音乐、舞蹈、美术、戏剧、电影、文学、曲艺、摄影、杂技等。每一种又有很多样式。
首先,我们来看看美术,它是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通过塑造静态的视觉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含很多,比如绘画、雕塑、设计等;美术是一种视觉艺术,通过视觉刺激产生的一种美感,他是静态的。不同于音乐,舞蹈等艺术。在绘画中我们知道有油画、国画、版画等。这些种类是由于所运用的材料不同而不同,在视觉上的感受不同。绘画同雕塑、设计这些二三维美术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它们构图上都要符合美的造型规律,精神上都要积极向上。彼此互相学习,互相促进,这种学习是小范围的,它们是近亲,相互促进和发展是显而易见的。音乐不像绘画那么直接的描绘生活现象,它主要通过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生活。通过表达感情来引起人们对生活情景的联想,音乐是动态的,是流动的艺术。各种音乐门类很多,但它们都要通过那有限的音符,用不同的节奏、节拍进行组合,来产生美的旋律。但是,同一支曲子用不同的乐器演奏,出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不管怎么区别,音乐就是音乐,它主要靠旋律来打动人,靠耳朵来欣赏。同美术相比音乐能很快进入意境,能更快的打动人。如果把音乐同美术结合,也就是给音乐配上画面效果会更好,比如现在的电视音乐就是一个例子,画面很美,在音乐的烘托下,彼此呼应相得益彰。
想每一门艺术都有各自的特点,它们由于差异而相互区别。同时各种艺术又都有共同点,彼此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在相互联系中发展。我们要研究各种艺术的联系,了解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以便掌握它们的规律。更好地发展艺术。
各种艺术之间的联系,和艺术特点一样,在它产生的时候就有,而且在发展中不断加强。比如,音乐和舞蹈,在一开始就是相伴而生,直到现在。音乐可以编成舞蹈,舞蹈可以促进音乐,俗话说“载歌载舞”就说明了舞蹈和音乐的紧密关系。音乐和舞蹈都有节奏,都表达情感,这使得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彼此促进了它们的发展。
大家知道,我国的传统绘画讲究“诗”与“画”的结合,诗画相结合,既可以使绘画富有诗意,更好的抒感,给人以丰富的联想;也可以使诗意与画境相结合,丰富诗的意境。两者形式各不相同,但又融洽地结合在一起。这主要是因为它们都要创造意境。
还有,美术与其他艺术存在联系,比如,美术与舞蹈有联系。因为,舞蹈虽动,但在动态中有静态的造型美,人物的造型,服装道具的设计,整体构图,都与造型艺术相联系。美术还与音乐有着联系,它们的感官虽然不同,一个是视觉艺术,另一个是听觉艺术,表面看没有联系,但是这两种艺术家都知道,美术与音乐在节奏、韵律、意境等方面都有想通之处,所以画家在绘画时常要配点音乐,以激发灵感;音乐家有时以绘画作品为题材进行创作。
戏剧、电影作为综合艺术,包括了很多的艺术门类在里面,它与其他艺术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不同的艺术之间是通过什么相互联系的呢?最普遍的方法就是吸取,这就是以吸取其他艺术的长处,丰富和发展自己。比如有些动画片,就是吸取绘画的某些表现技法。再比如,中国画很多技法来源于中国书法。各艺术门类彼此吸取对方的长处,使自己不断的丰富发展。再有就是结合,两种艺术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比如,音乐和艺术相结合产生歌剧,舞蹈和戏剧结合产生舞剧。电影、电视、戏剧作为综合艺术,它们更广泛地与各种艺术发生密切的联系,并在其相互联系作用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电影、电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取了戏剧、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各种艺术特长,把它们综合起来,形成了一门新的艺术,电影电视不仅综合了各种艺术成份,同时也综合了摄影等许多科技手段,是艺术和科技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综合艺术,但不是戏剧的分支,也不是文学的从属,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的一门新艺术。电影电视用自己特有的艺术手段来刻画人物,叙述故事和揭示主题,把各种艺术手段和科学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表现手法上具有异常的灵活性。
电影电视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空间的限制,自由迅速地变换各种画面(镜头),使银幕上时而大雪纷飞,时而烈日炎炎,时而海浪滔滔,时而戈壁绿洲和沙漠。电影电视可以自由的回忆、想象、倒叙,可以细致入微地表现大自然和人物的各种感情,其特写镜头具有独特的表现力,使形象更突出,造成强烈的对比效果。此外,还可以通过快速摄影或延时摄影,造成一种特殊效果,还可以忠实记录历史事件等,这都是其他艺术无法达到和比拟的。
我们研究艺术的区别和联系是为了熟悉和掌握各种艺术的特点,以便互相促进取长补短,促进艺术的发展。在吸取过程中要注意保持自身的特点,不能为了吸取别人的长处,丢掉自己,那样是很危险的,没有自己特点的艺术是不会长久的。吸取那些可以促进自己发展的;与自身特点相近的东西,而不是盲目的吸收。不管是探讨各种艺术之间的区别,还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目的都是为了熟悉和掌握各种艺术的特点,以便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和扬长避短,促进各种艺术的发展。但是必须清楚,各种艺术之间的“取长补短”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的、任意的。这是因为艺术种类的所长和所短实际上就是这个艺术种类的特点表现,如音乐长于抒发感情而短于叙事状物。绘画长于象形赋彩,短于叙述故事、表现声音;文学长于叙事、抒情、议论和想象,但在呈现画面方面不如绘画,在表现声音方面不如音乐。这些都是由它们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如果去掉它们的所长所短,它们本身就不存在了。在创作中,如果不按照自己艺术种类的特点盲目去吸取别种艺术之所长,来弥补自己之所短,就必然招致失败。
各种艺术都有各自的特点和规律,因而各有各的特长和局限。同时,各种艺术又有相通之处,彼此又有种种联系,可以相互吸收。所以,既要扬长避短,又要取长补短。关键是艺术家要掌握艺术的特点和规律。把多种艺术综合为一体。这是一种有机的联系和吸取,而要发展成为一门新的艺术,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并不是机械的相加。如戏剧和电影都综合了多种艺术成分,所以称为综合艺术。年轻的电影艺术在发展的最初曾和戏剧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初的电影主要是从戏剧中借用的艺术手法,后来又借用文学方面的表现手法。因此,至今电影仍然和戏剧、文学、美术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又具有自己的特点。吸收的关键是艺术家要掌握本艺术的特点和规律。
[关键词]电影 综合性 特性 艺术媒介
媒介(intermediary),字典上解释是:“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物”。而在电影这个艺术形式中的“双方”是人与艺术。
众所周知,人类到目前为止大致共有连电影在内的七个艺术门类,即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和电影。而从媒介界定的意义上,电影可以表述为:以具有画面性质的连续影像为依托的影像和声音的综合媒体。这种表述也可以理解为对于电影本性的表述。所以由此可以看出:电影媒介的特性就是由电影本体的特性所决定的。
我们首先应对“电影电视根本不是‘综合’艺术”进行辨析。
意大利的电影先锋派人物卡努杜于1911年提出:电影是三种时间艺术和三种空间艺术的综合,这三种时间艺术是:诗歌、音乐、舞蹈,三种空间艺术是建筑、绘画、雕刻。从此起,电影便被认为是一种综合艺术。
然而这一理论却遭到了质疑,在《电影理论:新的诠释与话语》_一书当中,周传基先生就十分坚决与明确地提出:“电影电视根本不是‘综合’艺术”的观点。要想说明电影艺术具有怎样的综合性,当然要先证明它是具有综合性的,所以针对周先生的观点做以下的论证。
正如周传基先生所说的:“每件事物都是和其它任何事物存在于某种关系之中,”但这种联系有很多种,比如:对比、相似、相异、同一等等,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存在于联系之中的,这个是首先都承认的。同时周先生又说“事物又总是存在于某个系统中的,一旦事物与事物之间确立了某种关系就形成了新事物,比如H2O,”诚然氢气和氧气在这个新的系统中所具有的作用自然是它们在孤立存在时所没有的,“氢的特性是自燃,氧的特性是助燃,它们和火分别是这样一种关系,然而二氢一氧却可以用来灭火。”周传基先生认为应该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新的事物,而不应该再在最初物质的生成基础物质的特点上大作文章,这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他却忘记了新的发展是建立在旧的条件基础之上的,是需要基础和条件两重作用的,例如还看H2O的生成,首先需要足够多的氢气和氧气,并且,需要一个燃烧的条件,否则只是单纯的叠加、相加自然不具有新事物的任何属性。周先生还说:“新观念还会发展为更新的观念,”这也是肯定的,也许就在不远的未来就会有新的第八种、第九种……艺术的诞生,但是难道所有的艺术的诞生都是空中楼阁吗?都是无本之木吗?肯定是更深层次的综合,就象在一个空间内画圆(如下图)
最初的圆或者线的产生时期,空间很大,它们彼此之间可能没有丝毫的联系,或者联系很少,但当出现的圆或线越来越多的时候,方框内的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小。于是新的圆或者线就当然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对旧有圆或者旧有线的重叠,也就是说会有交叉的产生,但是能说它不是综合的吗?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综合是并集的结构,而不是交集的结构。
周先生又说:“在对系统的研究中,必须分出客观系统和主观系统。客观系统的客观性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比如二氢一氧的系统就是客观系统,”按这种分析方法,笔者也尝试着找电影中的客观系统,那么即使在元素最少的电影当中,比如无声电影,即使没有重叠音乐的圈,但按“一格静态画面的二十四分之一秒的间歇运动”这一理论,那么无声电影至少是有绘画的特性的;如果电影是以人作为反映的对象的话,那么它与舞蹈便也有了可重合的地方;如果这还不足以是最极端的例子,不具有代表性的话,那我们举抽象电影的例子,再假设抽象电影并没有配乐,那么它至少有一些线条(如果有,就具有了绘画的客观系统);一些物体造型(如果有,就具有了雕塑的客观系统),难道有其它六种艺术中任何一种客观系统都丝毫不搀杂的电影吗?笔者才疏学浅尚未找到。
但是笔者赞同周传基先生的观点,不一定“电影电视就不能没有‘文学性’”,也不是“反对电影中的文学性就是反对电影自身”。然而周先生举了美国电影导演马摩里安的例子,说这个导演初次拍电影,“虽然他不懂电影,可是他懂戏剧,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戏剧也是一门独立的艺术,他只要把电影拍的不像戏剧,那就是电影”。请注意“不像”这个词,之所以有“不像”的说法,首先两个事物是有联系的,这样才有可比性,如果是这样的句子“xxx导演虽然他不懂电影,可是他懂种庄稼,他只要把电影拍的不像种庄稼,那就是电影”可以吗?比如:如果发现了外星人,人们会说:外星人长的不像人类或者像某种生物,而不会说“外星人长的不像火车”这样的句子。
周先生反对的观点是:“人们所认为的电影是综合艺术,说的是电影是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线性+平面+静态+线性的综合。”综合不是简单的相加,就象H2和O2没有燃烧的条件仅仅是叠加在一起是不能生成新物质――水的。同时,电影也不一定就一定是四门艺术的相加,有的可能是六门艺术中的两种,有的是六门艺术中的三种、四种等等这都有可能,行成的是一种C66-6(6种艺术本身)排列组合,但是,无论怎样,即使仅仅是两门艺术的综合,也是一种综合的形式,(因为如果只有一门艺术,那就是那门艺术本身),然而这种综合是要发生微妙的变化的,形成一种新的既不同于原始元素的,但又有相同之处的新的“元素”,就如同苹果和梨的嫁接,在有合适的温度、水分等等的条件下成活了,形成了新的“苹果梨”这种具有梨和苹果双重特点的同时也有很多苹果和梨所没有的特点的新的物质。当然,也有嫁接不成功的可能,同理,艺术也是这样。
同样笔者也认为周先生的观点:他所认为不能用“艺术局限论”来研究艺术,就像我们不能说水果和蔬菜孰优孰劣一样,任何事物都是存在的个体,任何事物都有其局限性,同样也都有其优点。但是周先生一项一项地排除了电影电视中的各种别的属性,先是文学性。在排除电影中的文学性的时候,周先生举了“花”的例子。说“花这个概念,文学无论费多少笔墨也不可能把一朵花描绘得准确无误,也就是说文学家只能通过文字的描写引起读者的通感,使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一次再创造。”当然,文字是抽象的,这是公认的事实。周传基先生用文学的这个特点来比较电影的逼真性的特点就如同田忌赛马,用自己最优秀的马去和人家最弱的马去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方式合适吗?那如果用电影的这个特点跟绘画艺术的特点来比较呢?那不是恰巧就说明了电影具有绘画性吗?
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自然跟别的 艺术有本质的不同,否则电影就会被认为是从属于其它艺术之中的了。周传基先生也认同:“文学的时空结构似乎和电影电视的时空十分相像,确实,对于叙事性的电影电视来说,文学的叙事结构有可资借鉴之处,”正是因为这个“可资借鉴”的说法,不正是体现了电影电视的“文学性”吗?如果本质相同,那又怎么能把电影单独分离出来?
同样,周先生也承认电影电视与戏剧有相同的地方,他说“故事电影电视与戏剧相同的地方在于,观众都在观看一场演出,它们的‘流程’都不是我们所能左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摄像机的“一只眼睛”帮我们有选择地选择景别,同时传达给我们,这使得电影电视面前的观众的主动性较戏剧的观众更小。
周传基先生讲绘画与电影电视的区别:“不同的民族风格的绘画各有一套独特的编码和语言成规,这些语言是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这无可厚非,但是笔者认为这更多是针对创作者来说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无论哪个民族的儿童最初看图画的时候一定都能看懂无论中国画的花朵还是西洋画的花朵。周先生又说:“电影电视的语言是根植于生活的。是不需要学习就能看懂。”那么难道绘画的语言就是不是根植与生活的喽?同时他的“不需要学习就能看懂”的说法,笔者认为跟上面的角度似乎有所不同,上面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的,而这句话却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的,角度不同能相提并论吗?无论哪个种类的画的接受者要先学习才会欣赏画吗?如果是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的,“不同民族风格的绘画当然各有一套独特的编码和语言成规,这些语言是要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的”,那么是不是说电影电视的创作难道就没有一套独特的编码和语言成规了吗?难道是可以不学就会的吗?另外,周先生说“电影电视不存在‘画面构图’”,这样的话就令人有些迷惑了,既然不存在,那么摄影专业这么多年都在研究什么,难道仅仅只是纯粹的器械的知识吗?只是物理知识的学习吗?另外,周先生也承认电影一格格静态画面的二十四分之一秒的间歇运动,难道每幅画面有画面构图的,连起来就消失了?就不用了?还是每个单幅的画面上就根本没有呢?
周传基先生也赞同:“电影电视的灵活而自由的连续的时空关系是电影电视所特有的。它既不同于现实也不同于其它任何艺术形式的规律。”看来,这个观点是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电影电视艺术综合论”的学者都认同的观点,自然,一事物之所以是此事物是要有它独特的个性,否则就直接被归入别的类就可以了。比如人们都认为鬼神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并且鬼神与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我们说古希腊的神就更多的具有人性,但是并不能因为这样就说鬼神是人或者人是鬼神,这是一样的道理。
[关键词]电影;计算机应用;数字化
著名电影理论家马丹尔在《电影语言》中说过:“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可见,画面是电影艺术的第一个美学特征,这是由电影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无论电影的“活动性”和“有声性”多么重要,都代替不了其“画面艺术”这一本质属性。
一、电影:现代动态视觉艺术,梦幻的物质现实电影诞生于公元1895年12月28日。此前,席卷全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人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电学和热学理论化,发电机、电动机、电灯、电报、无线电通讯相继问世。1888年,美国人爱迪生制作了可拍摄持续一分钟的活动影像摄影机。1895年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他们制作的人类第一部影片《工厂大门》。可见,电影是人类工业化、现代化的结果。
电影诞生于音乐、舞蹈、戏剧、文学、建筑、美术等艺术形式之后,兼有这六大古典艺术的种种优势,也必然具有区别于它们的、独有的思维与语言体系,亦即:电影是现代动态视觉化的“第七艺术”。这种独有的属性决定了电影艺术的根本特性,即“梦幻的物质现实”。简单说,电影艺术之所以能够应运而生,是因为人类意识到:这种以不间断运动的影像记录人类活动的语言载体,可以逼真地模拟、还原人类的梦境、潜意识。这恰恰是此前的所有人类艺术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自电影诞生那一天起,人类就可以通过逼真的活动影像使自己的梦境或者潜意识物质化、直观化、可观、可感了。
二、电影的三次革命
百余年间电影艺术经历了三次革命性的发展,即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制作到数字化制作。
(一)电影的声音革命
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尽管全球电影的年产量已经数以千计,却仍然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技术而没有声音,人物对话、甚至叙事与主题都只能通过插入字幕来标示。显然,由于科技水平所限,这门新兴艺术还无法尽显本体特性,还必须借助于其他古典艺术的语言。因而,电影被称为“伟大的哑巴”,尴尬而又无奈。
直到1928年,由于录音技术的划时代突破,以美国影片《爵士歌王》为标志,人类从此可以通过声光的奇妙结合模拟、表现现实、梦境和潜意识了——是为人类电影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二)电影的色彩革命
受限于科学技术,人类的早期电影都是“黑白电影”。然而,人类对色彩超越现实,揭示心理的发现与实验却几乎与电影的诞生同步。法国人乔治·梅里爱在1902年拍摄的《月球旅行记》就运用了手工染色。其后,直到彩摄制系统由美国人研制成功。1935年才有了人类第一部彩——《名利场》。随之,色彩——影调成为现代电影导演艺术的重要元素之一,为揭示人的梦境、潜意识创造了更大的可能。因之,色彩进入电影成为电影艺术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三)电影的数字化革命
与此前的所有“革命”相比,电影从模拟到数字化的制作——计算机技术全面引入影片制作,应该是电影诞生以来,真正接近电影本体,真正实现人类以连续运动的影像逼真地模拟、还原人类的梦境、潜意识,彻底超越其他所有人类艺术的根本性革命。而第三次革命的标志,就是计算机技术的全面应用。
三、电影数字化的价值
计算机技术在电影上的广泛应用,实质上就是针对影片的总体美学风格进行设计制作,并为影片的叙事主题服务的。如今,数字技术已可以合成出非常逼真的效果,而所有这些模仿自然现象的目的都是针对着影片中的人。对于观众来说,他不关心这个电影是记录在胶片上的,还是记录在计算机硬盘上的,也不关心导演是利用了常规的特技还是采用了数字技术,他关心的是它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那种影像效果是否能够打动他、感染他。从心理学意义上讲,观众的观影经验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虐性”的情结,他们喜欢用虚构的故事来满足自己,喜欢被制造得尽善尽美的影像所欺骗,喜欢被看不出来的特技所蒙蔽。观众已经被现代电影的技术和节奏所迷惑,他们越来越喜欢这些东西。数字化技术的产生正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满足了观众这种心理欲望。一部没有数字技术所制造的电影,将来也许就像一部没有色彩的电影那样,尽管有意义,但却令人不悦。
数字化技术为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就整个电影的制作过程而言,它并没有使其更便捷、更简单。为了增加影片的观赏性,现代电影的制作越来越复杂,耗资也越来越巨大。电影这架吞进金钱吐出胶片的巨大机器,正变换着浑身解数来吸引观众。
数字电影技术所制造的影像世界有时比真实世界给人的真实感更为强烈。比如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使用数字化技术,仅用两百人演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数万人参加的诺曼底登陆,几乎没有人会感到是科学的巨手在推动着这场银幕上的战争。数字技术正全面地改变着传统电影的制作方式,为了与一个虚拟的世界相衔接,电影的特技制景工艺甚至要制造出与真实物体一模一样的道具。过去,我们相信电影是在现实中拍下来的,而现在的电影可能是数字工程师在电脑机房里合成出来的,而且它可能比拍的更好看,甚至比拍的更显得真实。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巨大灾难也罢,人类永恒的爱情故事也罢,没有什么是数字技术不能制造的。作为电影艺术的最新款式——数码电影实际上并不仅仅在改变电影的画面,它还在改变着电影的全部制作方式、传输方式、发行放映方式。总而言之,由于数字化技术的引进,整个电影领域产生了革命性的历史变化。
四、超级计算机的电影应用与电影的梦幻本性体验
仅就表现层面而言,电影人的百年努力都为使人的梦境、潜意识达到最大限度的逼真——物质化,从而使观赏者无阻碍地进入“幻境”。人类为此努力了73年,直到1968年的《2001:太空漫游》,是为人类最早的计算机介入电影制作。
数字技术——电影的计算机制作,给电影带来的最早的革命性改变,是后期数字非线性剪辑技术应用。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在速度和容量方面飞速提高,数字码率压缩技术的使用,使数据量极大的活动影象信息可以变为计算机文件,存在计算机硬盘中。数字非线性编辑系统以计算机为平台,直接处理这些图像、声音数据。因此摆脱了由硬件功能来确定人们工作方式和能力的工作模式。电影的后期剪辑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科技真的转化为生产力了。
然而,计算机带来的最具革命性意义的变化还是电影制作的整体数字化。这同样经历了一个渐进与突变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计算机动画为代表的电脑成像技术日益成熟,计算机生成影像的能力已经无与伦比,但在电影制作上总体还处于利用软件对图像进行加工处理的阶段。例如《辛德勒的名单》中少女的衣服由黑白变红;《阿甘正传》中男主角与总统握手画面的胶片颗粒度处理;《天使爱美丽》中的夸张变形镜头,等等。在消除“穿帮镜头”时,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有时会无能为力,而这一阶段的计算机却几乎“随心所欲”了。
迄今为止,运用“计算机图形学”(Computer Graphics,简称CG)进行电影制作的极致,是2009年的科幻大片《阿凡达》。这是有史以来,计算机电影应用最具颠覆性的革命,是电影最接近梦幻本体的完美创造,从而成为人类电影制作的丰碑。所有观罢美国好莱坞科幻大片《阿凡达》的观众,都享受到了一次视觉的盛宴和艺术的饕餮大餐。《阿凡达》无疑是一部典型的浪漫主义宏篇巨制,展现的是人类科技发展到可以征服宇宙、开发外星球的特定阶段,人在这一阶段的表现。那大胆恢弘的创作想象,无与伦比,它把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巩固、延续、强化到了今天,其中的计算机技术手段的高度运用,是空前的。
计算机图形学是一种使用数学算法将二维或三维图形转化为计算机显示器的栅格形式的科学。总而言之,就是把画板上的图案转化为计算机可以编辑的模型,最终通过着色等过程表现出来,使之可以构成精美的图案或者动画。
目前全球整个计算机绘图行业最为消耗计算机资源的不是建模,不是栅格化,而是需要计算颜色、计算光源的渲染过程。
《阿凡达》的后期制作由新西兰的Weta数码工作室(也是《指环王》的制作团队)完成。通过超级计算机完成全部渲染过程,需要使用拥有6 000多个处理核心和104TB内存,带宽达到10G的网络连接数据中心渲染一年多时间。如果使用一台个人电脑,则需连续工作约10 000年。
Weta Digital公司采用超级计算机集群平台,操作系统是Linux。这套超级计算机渲染环境在2008年拥有4 096个CPU内核,2009年增加到5 936个。庞大的超级计算机集群成为导演和演员之外的影片最大贡献者。计算机根据动画师划定的标准,渲染《阿凡达》每一帧静态图片,最终拼接成全片。完成片一帧的数据是12MB,一秒钟24帧,每分钟的数据就有1728GB,整部《阿凡达》的数据据说在3PB左右,需要3 000块个人电脑的1TB容量硬盘才能完成数据存储!
由于大规模的超级计算机进入电影制作,全面的虚拟拍摄和超级计算机的渲染模式扩展了制作的自由度和真实性,最终使《阿凡达》实现了区别于传统艺术的梦幻本性,使人类的梦幻、潜意识从来没有如此逼真地呈现在眼前。那些前计算机时代无法制作的影像,例如潘多拉星夜空中的许多“月亮”;悬浮在空中的巨石、瀑布;运输机飞行在浮空的巨石之间;活灵活现的六腿马;状似飞龙的猛兽;飞行与行走轨迹的反物理力学……这些只在梦境中才可能出现的幻像高度逼真地呈现在眼前,使得影片的观赏过程自然化为一次穿越的心灵体验。118年之后,超级计算机终于使我们看到了电影表现幻境的可能,使我们真正体验了电影的梦幻本性。我们也在118年之后惊觉:梦幻的物质现实的确是电影的本性,其它都是人们的误读、误解,电影的确可以最逼真地描绘人类的潜意识。
现代电影制作中计算机的应用,使21世纪的观众见识了什么才是电影的本体意义。以《阿凡达》为标志的超级计算机应用,向人类的创造力发出空前的挑战,中国电影家是时候该全面反思我们的电影观,学会说“世界语”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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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文的时候,李安导演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下简称《少年派》)已经热映近一个月了,从各路影评人、媒体记者、网络手直到普通观众都在各种不同的平台上表达了自己的观影感受,更有不少人试图从人性、宗教、普世价值、社会意义、电影艺术等各个角度对影片进行深度的分析,关于派叙述的两个故事孰真孰假、关于老虎是不是派的化身、关于三教合一之于人生的意义等等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解读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有意思的是,导演李安尽管接受过各种媒体的采访,但从未对这些解读进行过正面的回应和解释,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正解”。
一位大导演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说的都在我的电影里了,不需要其他的解释。相比《少年派》,国内一些导演的电影,要不看完电影还非得把小说找来看看才明白,要不导演还在各种场合拼命地解释自己的电影观念和剧情,要不看完之后什么都懒得说了,因为导演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部说尽了,弄得电影像白开水一样,毫无回味。
电影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导演把他该说的说了,其他都让观众去说。一部好的电影,就是一把开启观众“心理完形”之旅的大门钥匙,在这里,导演给观众创造了参与创作的机会,而银幕上出现的一切成为观众创作的素材,观众利用自己的修养、想象和知识的积累去补充、发展、完善影片,在自己的心中“制造出”一部属于自己的新电影,银幕上那部电影是属于导演的,而观众心中的电影则是属于自己的,这就是电影的妙趣所在,而产生这种妙趣的源泉就是上帝给了人类一颗具有“心理完形”能力的心。
早就有西方的电影理论家发现,出自于格式塔心理学说的“心理完形”理论,和“视觉暂留”现象,是构成电影艺术最为本质的两个重要因素,简单的说,如果将两个毫不相干的画面剪辑在一起,观众会在心理上将它们进行联想,从而产生一个完整的意义,比如说将一个女人朝外张望的镜头,和一个大海的空镜头剪辑在一起,观众会得出“这个女人在看大海”的结论,当然,这是“心理完形”在电影艺术发展初级阶段的应用。
电影艺术已经走过了100年,人类在电影艺术的熏陶和训练下,“心理完形”能力已经大大的提高,现在较为高级的形式就是,观众对电影进行全方位的心理介入,和导演共同完成更具有个人化的电影作品,就是达到所谓的“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审美效果,为观众提供介入创作的机会,已经成为西方电影的一个主流,我们看到的众多优秀电影《盗梦空间》,《低俗小说》,《禁闭岛》等等莫不如此,同样,李安的《少年派》也加入了这个潮流。
看上去,《少年派》讲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一个遇到海难的印度少年和一只鬣狗、一匹斑马、一个猩猩加上一只老虎登上“诺亚方舟”,开展一段奇幻的漂流之旅。如果,李安就这么简单的来讲述这个故事,我们可能除了看到壮阔的自然景观和残酷的生存游戏,享受到3D带来的视听觉的冲击之外,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审美愉悦,因为李安把“该说的都说完了”。但是,李安没有这么做。首先,他让成年派来叙述这个故事,这就使故事本身带有成年派的主观视点,并将观众带入成年派的角色世界之中,在这里观众成为成年派家中那个采访的作家。
在将观众带入角色这一点上,李安导演是高手,在《色戒》中,他开场用一台麻将让观众迅速找到了自己“移情”的对象,就是汤唯饰演的王佳芝这个“观局者”,而在《饮食男女》中,则用郎雄饰演的父亲在展示厨艺来让观众接近父亲这个角色,这一次,李安在利用成年派家里的客厅这一普通生活场景,让观众迅速的向作家靠拢,成为成年派的倾听者。
成年派娓娓道来,先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奇幻漂流之旅,在任何人看来,这个故事都非常刺激、传奇和美妙,问题是,人生真的是如此吗?在奇幻故事结束之后,成年派又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而这时,就像成年派问作家“你更愿意相信哪一个故事?”这是成年派也是李安在向观众的发问,是啊,我们该相信哪一个故事呢?本来,老虎归山,故事的结尾已经闭合了,但是,李安却在这里又开了个口子,让本来是封闭性结局的故成了开放式的结尾,给商业性的电影增加了一种艺术电影的气质,也让观众一下子陷入了回味和思索之中,让观众的“心理完形”之门洞开。
迈克尔·杰克逊的“history”世界巡演于1996年9月7日开始,巡演横跨全球五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82场,共吸引450万歌迷到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达到54878,可谓史上最大规模的主题巡演之一。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之所以有如此的号召力,首先得益于迈克尔·杰克逊在流行音乐界的超级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杰克逊的制作团队将每次演唱会装扮成为炫美的视听盛宴。
现代演唱会,将音乐、舞蹈、舞台美术、文学、设计、影视等艺术因素综合在内,不断冲击着观众的视听;同时,作为独立的艺术行为,在操作过程中,为了营造强烈的视听效果,现场的场景制作、灯光效果、道具、荧幕变换,到最后的烟花燃放等,制作者都试图通过对先进技术、设备的运用,带给观者以不同凡响的审美享受。透过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可以发现当代艺术发展的某些共通趋向。
一、艺术发展的时代趋向
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作为独立的艺术创作,通过团队的集体智慧,将杰克逊对艺术(主要是音乐、舞蹈)的理解以及他的艺术观念,以演唱会这一形式表现出来。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会所透露出的现当代艺术发展的共同趋向,具体表现为:
(一)艺术发展的综合趋向走向深入
此处的“综合”是指,始自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一方面,门类艺术吸收其它门类艺术的形式元素来补充发展自己,形成新的风格,如文人画,以绘画为主体融合诗歌、书法、篆刻艺术元素,形成特色鲜明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在综合吸收各种门类艺术形式基础之上,又有新的门类艺术形成,是综合诸多门类艺术元素而形成的新的艺术门类,如戏曲艺术,综合了舞蹈、音乐、文学、美术、设计等门类艺术元素而形成的表演艺术;电影艺术,更是综合了文学、舞蹈、音乐、美术、戏剧、设计、摄影等在内。随着艺术史的演进发展,艺术门类越来越丰富,越到后来出现的门类艺术也就更多包含了其它门类艺术元素,艺术的综合趋向发展越来越明显。
相比古典艺术时期,当艺术史推进到现代阶段,这种综合趋向明显走向了深入。综合趋向的深入化发展具体表现为:(1)艺术表现中形式因素的突出。20世纪初克莱夫·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作品的本质属性。”[1]之后,苏珊·朗格开始提倡“艺术品本质上就是一种表现情感的形式。”[2]艺术即形式理论的提出,是两位艺术理论家对当时艺术发展走向的合理解读。二者的理论加深了形式主义美学对艺术发展的影响,使艺术形式成为现当代艺术表现中尤为注重的部分。艺术形式具有了独立的审美趣味,并且成为艺术表现的重点,门类艺术之间出现的形式上的相互借鉴也就更为频繁了。(2)居于主流地位的门类艺术所显现出的综合性特征。20世纪以来,电影电视艺术与设计艺术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艺术史的主流形态,这两种艺术是诸多门类艺术形式综合建构的。电影艺术是“音乐、画面、色彩、动作等综合建构的艺术,源远流长的多种艺术类型共同支撑着电影独特的镜像美感。”[4]设计艺术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门类艺术,设计艺术就是将艺术的形式、美感结合社会、文化、经济、市场、科技等诸多方面因素,再现于我们生活的设计之中,使之不但具有审美功能,还具有实用功能。以这两种门类艺术为引领,现当代艺术的综合性趋向发展越来越明显。
(二)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日趋紧密
由古典步入到现代,艺术史的发展虽然仍遵循着自身的模式向前推进,但是随着科学与技术社会化的深入,经济基础经过三次科学与技术革命的洗礼,已经与古典时期的状况产生了巨大差异。经济基础的剧变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转换,这种剧变对上层建筑的影响日益突显出来。艺术与影响自身发展的外部因素产生了相比古典时期更为紧密的联系,具体表现为艺术与技术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技术对艺术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有时技术甚至会侵占艺术表现的空间,成为艺术表现的主题之一。
迈克尔·杰克逊德国汉堡演唱会,无疑就是技术与艺术紧密结合的范例。开始时,舞台大屏幕运用动画技术展示迈克尔·杰克逊的巡演历程,紧接着燃放礼花唤起观众的激情;视角转至舞台,主角华丽出场,配合以极佳的声光电效果,加之舞台干冰的运用,塑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境界。从舞美设计,演员服装、舞台动作,到现场摄影镜头的转换,捕捉最佳视觉效果;再到迈克尔·杰克逊的表演,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献给观众一场视听盛宴。再如安东尼·卡梅隆的3d电影巨制《阿凡达》,电影艺术的本质特征“电影性”是“电影的叙事因素与影像因素的完美结合”[4],而此部电影最大的成就不是叙事因素与影像因素的完美结合,而是影像因素超越叙事因素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剧中大量运用的3d技术,带给观者以前所未有的视听效果,获得观众的热烈欢迎。技术因素融入电影艺术,为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新的思维方式与发展方向。
二、艺术的通俗化与城市生活
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深刻体现了当代艺术发展的趋向。虽然当代艺术缺少了古典艺术时期的厚重感,但当代艺术的活力与激越却是前所未有的。艺术发展综合趋向的深入意味着艺术通俗化的发展,通过综合各种形式元素,艺术试图与社会文化相结合,吸引更广范围的人群。艺术的通俗化扩大了艺术的受众范围,为艺术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接受群体的扩大使得受众以不可忽视的力量介入到艺术创作过程,成为艺术创作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艺术与技术的紧密结合,更使得艺术创新与技术革新紧密联系起来,技术先进的区域总是引领艺术的时代走向,这就使得前卫艺术总是与现代城市生活不可分离。艺术的创新不再只依靠艺术本体内部发掘的可能因素,同时开始关注技术革新为艺术表现带来的广阔空间。
艺术的通俗化与通俗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类型中,通俗文化表现为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它以现代都市为中心,通过文化工业的产生、现代传媒的散播而成为城市居民消费的文化产品。”[5]艺术是深受文化影响的,通俗文化影响下的艺术发展必然出现通俗化的艺术形态,“现代文化中的高与低、艺术与通俗文化的对立则表现为现代主义精英艺术、先锋艺术与流行文化、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5],也就是说,艺术通俗化的具体表现为受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影响艺术形态的盛行。这类艺术形态以现代都市为中心,靠近居民的消费生活,最佳代表莫过于好莱坞的电影和无所不在的广告,它们集现代社会的技术、文化、艺术、商业、传媒、产品制造为一体,通过机械复制和文化工业批量生产转化而成为流行的、大众的通俗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重建艺术与生活的联系的艺术方向中,现代文化中的流行文化,或大众文化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各种艺术流派和许多艺术家的作品之中,从而使西方的现代艺术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重新建构了艺术与通俗文化的关系,或者说通俗文化又在艺术中得到了新的阐释。这种新的关系、新的阐释表现为波普艺术”[5],波普艺术通过对当下流行文化中的文本、图像、物品和艺术符号的挪用,不改动原有对象的主要特征,然后通过拼贴、复制、并置、放大等手法,使日常生活中的流行文化在向艺术的转换中发生语义的畸变。由此我们可以认定,以电影艺术和设计艺术为主要艺术门类,波普艺术等大众型艺术为代表,成为艺术通俗化的主要表现形态。
转贴于
阿瑟·c丹托在《普通物品的转化》一书中提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的前卫艺术家所努力克服的两个界限:一是高级艺术与低俗艺术图像之间的界线,一是作为艺术品的物品与作为日常文化一部分的普通物品(但是后者在那时为止还没有被认为是艺术)之间的界线。[6]对这两个界线的克服,深刻体现了艺术发展的通俗化倾向,一方面艺术将流行文化引入自己的视域,另方面艺术努力拉近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同时,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把流行文化引入艺术,无疑是新一代艺术家们企图填平由现代主义艺术构建的日常生活与艺术的鸿沟”[5];欲填平日常生活与艺术的鸿沟,就必须以流行文化为中介,对艺术进行改造,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拉近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这里的“日常生活”特指现代城市生活。因为从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城市化进程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城市生活也就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趋向。另外,由于艺术发展与技术的紧密结合,只有在现代化的城市,艺术与技术的结合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技术对艺术发展的影响才能更为明显的凸现出来。艺术发展的时代趋向演化为艺术的通俗化与城市生活的互动关系,艺术的通俗化为现代城市带来了一个艺术化的世界。
三、城市生活的艺术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化工业大生产使得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生活日渐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主流形态。艺术发展综合趋向的深入以及艺术与技术的紧密结合,使得艺术社会化(即通俗化)的程度逐步深入,艺术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精神愉悦与审美享受。现代的城市生活充溢着诸多的艺术行为,演唱会、艺术展、广告、工业设计等等,艺术以多维的形式进入到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城市生活逐渐成为一个艺术化的生活。城市生活的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的品质”所充满。[7]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另一方面是深入人类内心生活世界的美化。但在艺术通俗化的发展趋向之下,日常生活审美化更主要的表现为第一个方面。
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主要是一种“物质的审美化”,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物品,几乎都经过了审美的改造,成为人们艺术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过审美创造的时装、首饰对人类身体的包装,到工业设计、工艺品和装饰品的“外在成品”存在,从室内装璜、城市建筑、都市规划的“空间结构”,再到包装、陈列和编辑图像的“视觉表象”,都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怀。同时,不仅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极其周遭环境都得到了根本的审美改观,而且,就连人自身,只能属于每个自己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并且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日程生活审美化加快了进程,大众可以将审美的态度直接引进现实生活,这也就意味着审美的泛化。审美的泛化同样影响到艺术创作,阿瑟·c丹托这样形容说:“艺术品不再需要多少技能来制作。它们不再需要艺术家——任何人都可以‘做’艺术品。绘画和雕塑按照传统所理解的,越来越不处于中心地位。在这种时代里任何事都是可以的。”[6]
(二)艺术创作由自我娱乐转向大众娱乐
王林提出:“(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出现)首先是艺术资源的扩大,技艺性、形态化的现代艺术从精英状态中出走,艺术不再和生活对抗和公众对抗,而是立足于迅速变化的生活和公众之中,去反省生活并影响公众。”[5]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通俗化艺术与古典艺术时期的精英艺术有着本质的区别。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艺术发展,其主流形态表现为通俗化的大众艺术,而此类艺术所面向的对象主体是人民大众,不再是古典艺术时期艺术所面对的精英阶层,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开始消融,艺术由精英阶层的自我娱乐转向大众娱乐。
古典艺术时期,艺术的主流形态一般由宫廷和文人主导。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利用艺术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艺术风格往往表现为威严、宏伟、严谨和理性。文人则自视清高,艺术创作多是抒发自己情感,只在文人阶层这一小圈子里流行,这种艺术的风格形态多优美、纤秀、高雅。宫廷艺术与精英艺术多是统治阶级的自我娱乐,在民间流行的通俗艺术,虽然一直存在,但在现代艺术阶段之前,尚未占据到艺术史的主流形态。进入到现代艺术阶段后,“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开始崩塌了”[7],由此,艺术也开始转向了大众娱乐。
由于大众对艺术行为的不断介入,“大众趣味(taste)将适于日常生活环境的各种精神气质图示用于正统艺术作品,因而进行了对艺术事物向生活事物的系统化约”[8],大众的审美对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德国接受美学家伊瑟尔提出“隐含的读者”概念,其实就是为说明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家有意无意都会考虑到自己的艺术作品将会被哪种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所接受,在后现代语境下,大众审美成为艺术创作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皆是因为现代艺术以娱乐大众为旨归。
(三)艺术发展的产业化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即收音机、留音机、电影的问世,这一现象的出现带来艺术形态的变化,歌唱艺术、表演艺术、文学艺术等艺术品不再是一次性存在,而是可以批量生产和储存的,使得这些艺术品共享化、大众化,提高艺术形态的社会知名度和地位,这些表明了西方艺术产业初现雏形。由此可见,艺术产业的出现促进了艺术品共享化、大众化,也就是艺术社会化的实现过程。“艺术产业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从事物质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以文化为内涵的各种服务活动或部门的结合。”[8]艺术产业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业,是现代科技、工业、商业、艺术、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唱会从前期的制作、宣传到最终舞台表演结束再到后期的艺术与商业运营,就是一个典型的艺术产业化过程。
一次成功的演唱会不仅仅取决于演唱会主角的出色演出,到场观众的数量、演唱会运营的收益、电视转播的数量等等都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为了成为最为成功的演唱会,制作团队在演唱会开始之前,要进行大量的广告宣传,利用媒体造势以吸引众人眼球,以获得最佳的上座率;还有现场演出的电视直播,电视观众的收视率;现场演出要极尽华丽,每个细节都要经过精心的设计,舞台美术、动作、音响、配乐、道具等等对众多元素进行借用;演唱会结束之后的碟片发型、纪念物品拍卖等,完全是一个产业化的经营过程。
在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不仅仅是演唱会,艺术展览、电影首映、话剧音乐会策划宣传以及当下流行的选秀活动、明星制造、综艺节目等等都是艺术产业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城市生活艺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与城市生活、经济环境、文化传媒、技术发展建立了密切联系,艺术产业化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既引导了艺术的时代走向,又建立了一个充溢艺术的生活世界。
一
人们谈戏曲,多侧重于“本体”,如剧本内容、演员表演、美学价值等,不大注意它的“载体”。常言道:“皮这二百微存,毛将焉附”,艺术所附着的载体一旦发生变化,其本体势必有所变异。载体又联系着“媒体”,若无媒体的传播,艺术也难以普及。
80年代后期有过一项问卷调查,主旨是:“你通过何种渠道了解子区”?统计的结果是,“进剧场看戏”的不过百分之六七,绝大部分人是通过听唱片、广播、录音带,看电影、电视、录象带来观赏和了解戏曲的。确实,近半个世纪以来,都是里的茶园、戏院和专业性戏曲剧场大为减少,人们观赏戏曲不再拘泥于“进剧场”一条途径了。
20世纪文化艺术的繁盛,得益于新的载体与媒体,如印刷发行的报纸、杂志、图书;机械化生产的唱片、电影拷贝;电波传送的广播、电视等。如今又有音像制品和电脑网络。本世纪号称“工业时代”、“科技时代”,一方面,大量以“复制”方式出现的艺术品流播社会;另一方面,与科技相联系的艺术风貌。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并存,营造了本世纪特有的文艺景观。
从载体与媒体的角度看,戏曲经历了剧场时代、唱片时代、胶片时代、广播电视时代,进入了包括音像制品再内的“多媒体”电子时代。
二
载体与媒体的作用本来就存在于戏曲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
通常说,戏剧有四个要素:演员、观众、剧场、剧本。如果说“演员”的表演艺术是戏剧的本体的话,那么这个本体必须通过“观众”的参与方能实现,没有观众的自说自话是无所谓“表演”的。正如物品,只有进入市场,面对顾客的购买,才能称之为商品。在戏剧范畴内,演员与观众谁也离不开谁,两者对立统一,共同构成为“戏剧”。
除了演员与观众以外,剧场和剧本是戏剧的空间载体和文字载体。
剧场——广义上应该称作“演剧场所”。其特定的观演环境和观演氛围将演员与观众联系在一起,同时为演员的戏剧性表演提供了表演区(舞台)。
剧本——非直观的、抽象的文字符号。它负载着戏剧的人文内涵,即清洁、语言、思想、观念,可以说是戏剧的文学载体。
这两个载体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是有目共睹的。
戏剧的初级阶段无所谓剧场、剧本。以中国戏曲为例,早期的戏曲演员是“路歧人”,即流浪艺人。他们游走四方,撂地为场,以各种娱乐性的杂耍、魔术、角抵、马戏、歌唱、曲艺谋生,也包括情节简单的戏剧性表演。这些杂七杂八的表演技艺统称“散乐”、“百戏”、“杂戏”,自周秦至汉唐,千余年间始终如此。戏曲的胚胎即萌生于其中。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剧场与剧本才渐渐受到重视,上升为戏剧的要素。
在西方戏剧史上,专业化剧场的出现被认为是戏剧发展的里程碑。这种在市井间诞生的固定的剧场,既为表演艺术提供了竞争的阵地,也为剧作家提供了驰骋才华的机会。在专业化的剧场里,观众相对稳定,口味相对较高。以往“路歧人”那种“一着鲜,吃遍天”的杂耍般的技艺不可能在固定的剧场内永远重复,因为他们难以满足层次愈来愈高的观众的精神需求和美感享受,于是,具有人文内涵的“剧本”成为戏剧创作的必要环节,甚至受到文人们的青睐——因为它为戏剧注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文化营养,能让观众不断领略人生的喜怒哀乐和是非善恶的道德情操。
与此同时,包括道具布景、服饰造型、灯光渲染在内的整个演剧氛围也愈来愈讲究,形成戏剧特有的专业化的“剧场艺术”。
有了专业化的剧场和剧本,戏剧才得到升华。
三
在中国,固定的、专业化的剧场以北宋的“勾栏”为标志。与此同时,活字印刷术问世,作为语言文字载体的书籍渐渐普及。于是,通俗文艺领域的“院本”、“曲本”、“话本”开始通行,它们是戏曲、曲艺的底本。剧场、剧本的出现,意味着戏曲渐渐告别“撂地为场”的演出状态,游离出“散乐”、“百戏”,成为独立的艺术品种。
宋代有“路歧不入勾栏”之说,认为他们属于“艺之次者”。的确,这些流浪艺人目不识丁,表演技艺简单粗糙,满足不了较高层次观众的需要。直到解放前,北京前门外依然以珠市口为界,将口南口北的艺人视为两种档次,口南“杂耍馆子”的艺人往往被口北的“戏园子”拒之门外。
然而,中国戏曲没有完全走西方那种“剧场艺术”的道路。即使在可称之为专业化剧场的勾栏、茶楼、会馆、戏园纷纷建立的情况下,在戏曲完全成熟之后,它依然保持着流动演出的传统。特别是民间戏班,常常以小分队演出的方式送戏上门。除了市井勾栏的商业性演出“日日如是”以外,大量戏曲艺人以个体或家庭挑班的方式,或“赶会”于乡村集市庙会,在广场高台上唱大戏;或出入于贵族和大户人家的宅院,在厅堂院落里唱堂会。每逢民俗节令庆典、红白喜事和冬春农闲时节,便是民间戏班活跃之时。
“剧场”载体的不定位,以及流动演出的传统,使中国戏曲能够适应各种层次和各种场地的需要,或文或武、或雅或俗,异彩纷呈。其总体特征表现为:
1.一方空场,左上右下——或一方空台,上下场门,因地制宜。
2.时空灵活,表演虚拟——没有幕景变化和由此形成的情节跳跃。剧情连续,一贯到底,节奏灵活多变。剧情所要求的时空在演员的嘴上、手上、身上,也就是以唱词和虚拟的表演来寓示戏剧的“规定情境”。
3.道具简单,装饰精美——道具少而精,随身上下。舞台空间倾向于装饰、写意,有浓郁的唯美意蕴。
4.表演为主,技艺性强——以演员表演为中心,强调技艺。诗、歌、舞、乐、唱、念、做、打充分展开。
换句话说,剧场载体的不定位和流动演出的传统,造就了中国戏曲“写意”、“虚拟”、“形式美”、“程式化”的艺术语言和美学特征。在长期的实践中,这样的舞台语言已经为中国观众所认同、所熟悉,约定俗成,妇孺能解,而且与生活本身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艺术的距离、美学的距离。
固定的剧场和流动的戏班是一个问题两个方面。勾栏剧场是千方百计引观众来;流动戏班是游村走乡找观众去。勾栏剧场是相对稳定的观众在选择戏曲;流动戏班是带着有限的剧目寻找观众。其中,专业化的剧场处于核心地位,对戏曲起到了导向作用。如果说勾栏剧场中的艺术竞争促进了戏曲艺术的提高,那么流动戏班送戏上门意味着戏曲的普及。这两个方面是互补的。惟其如此,中国戏曲才上达宫廷,下及黎民,遍及城乡的各个角落,而且渗透各个阶层,成为全民族的“戏曲文化”。
四
尽管总体形态趋同,但是由于地域性的差异、演出场所的差异、观众层次的差异,中国戏曲不像西方戏剧那样品种单一,而是“异”彩纷呈,如:因地域性方言带来的声腔剧种的差异;因演出氛围和观众层次带来的民间戏曲、文人戏曲、剧场戏曲的差异;因观赏趣味不同而带来的文戏与武戏的差异等等。我把它称作是中国戏曲的“同宗异流”现象。
最明显的是广场演出与厅堂演出的差别。这一点在戏曲走向成熟的宋代已经显露。宋《青箱杂记》卷五称:“今世乐艺亦有两般格调:若朝庙供应,则忌粗野嘲哳;至于村歌社舞,则又喜焉。”——“朝庙”是庄重严肃的厅堂,乐舞趋于优雅;“村社”属于野外广场,乐舞趋于热烈、欢腾。
传统戏曲的演出场所可以分为三类:“野台子”、“宴乐堂”、“戏园子”。
“野台子”——广场高台,多出现于乡镇的庙会、集市,高逾人头。中国的“民间戏曲”基本上生成于野台子,乡民们熙熙攘攘,自由观赏,因此带有浓重的广场艺术特征:
1.强烈的锣鼓节奏,高亢的声腔——如此方能压倒嘈杂的自然声和人声。
2.明丽的色彩,装饰化的舞台空间——如此方能醒目、诱人。
3.夸张的化妆造型——如此方能远距离区分角色和人物造型。
4.大幅度的动作,独特的表演技艺——武戏偏多,如此方能引人入胜。
“宴乐堂”——贵族和大户人家的厅堂。厅堂中央为表演区,有时铺上一方地毯。观众即宾客,多为文人雅士,静坐于周围品赏戏曲表演。宴乐和堂会上的戏曲被称作“红氍毹”(即红地毯)上的雅音,具有明显的“文人戏曲”倾向和室内艺术特征:
1.文学性加强——吟诗弄赋,多属文戏。
2.唱腔委婉动听。
3.表演细腻抒情。
4.道具制作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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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园子”——专业性剧场。亦为室内厅堂,大小不等,建有“勾栏”式的舞台。观众基本上是市民阶层,观赏层次介于农民和文人贵族之间。专业化的剧场可以兼容民间戏曲和文人戏曲,但势必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加以改造,如:消减广场戏曲喧闹嘈杂的因素,增强文人戏曲的戏剧性和表演艺术成分。通过戏班的选择、剧目的调节,这里的演出可以做到文武兼备、雅俗共赏。因此,“剧场戏曲”更能代表中国戏曲的艺术精髓。
民间戏曲、文人戏曲、剧场戏曲的交叉融合以及剧场载体的作用,可以在戏曲发展史上找到依据。
宋元杂剧,原本是锣、鼓、板、笛随处作场,待到进入厅堂和勾栏,渐渐配以丝、竹、管、弦,称作“弦索官腔”。同时,形成宫调格律的规范,走向雅化。
昆曲,原本是江苏昆山地区的村坊野曲,明初曲师魏良辅等改革后,吸收北曲“弦索官腔”的特点“度为新声”,成为以“管、笛、笙、琵”伴奏的室内清唱,“清柔而婉折”。后来走上戏曲舞台,称作“雅音”。
京剧,前身是高台广场上的徽调、汉调、梆子、乱弹,清代中叶进入京都。经过一定时期的磨合,当它在晚清的京都戏园子里成熟时,吸收了“雅部”昆曲的艺术成分,可谓集花、雅之大成。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戏园子市民杂处,吃喝谈笑的“宴乐”之风颇盛,嘈杂无序,不像王府宅第那样清静。所以,它始终保持着压倒杂声的强烈的锣鼓、高亢的声腔、浓郁的技艺因素,而且具有相当的力度。同时,又不乏适宜于堂会清唱的高雅细腻的琴弦、唱腔和相应的剧目。
千百年来,中国戏曲的剧场载体和剧本载体变化不大。它长期在广场和厅堂间出没,在乡镇与都市间徘徊,既具备广场艺术特征,又具备室内艺术特征。剧本则穿插诗词歌赋,大抵采用与古典小说相对应的文体,有文有白,或雅或俗。在同宗异流的发展历程中,它呈现出多品种、多样化的风貌。
五
本世纪初,话剧兴起,走的是西方“剧院制”的路。一方面,它渐渐摆脱小戏班流动演出的状态,倾向于剧场艺术的探索;另一方面,抛却半文不白的四六文体,走向大众通行的、散文化的“国语”。话剧艺术与戏曲艺术的分道扬镳,不能说与剧场和剧本这两个载体无关。
除了话剧在剧坛上崛起以外,与戏剧相关的传媒在本世纪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报刊、书籍的通行,使戏曲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照相机的普及,使戏曲得以留影;唱片、录音磁带、激光唱盘(CD)的相继出现,使戏曲得以留声;电影、录像机、VCD光盘的渐次流行,使戏曲得到全面、完整、动态的记录。特别是广播、电视以“大众传播媒介”的面目横空出世,使戏曲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
其中与戏曲关联最大的,是视听综合的电影和电视。
戏曲走上银幕以1905年北京国泰照相馆拍摄的无声片《定军山》(京剧,谭鑫培主演)为标志。此后,1928年,有声戏曲片《四郎探母》(京剧,谭富英、雪艳琴主演)问世;1953年,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袁雪芬、范瑞娟主演)问世,电影艺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呈现新的面貌。1958年9月,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电视台),意味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起步。戏曲随即进入家庭荧屏,成为电视文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电影银幕和电视荧屏尽管有大小之别,有胶片技术与电子技术之别,有专业影院氛围与厅室氛围之别,但是“屏幕”载体毕竟大同小异。在戏曲走向屏幕这一点上,电影要早半个世纪,其经验和探索值得电视借鉴。
早期电影所显示的主要是胶片载体本身的记录功能,没有被认定为“艺术”。即便如电影故事片,也不过是舞台戏剧的实录和翻版。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它形成自身的艺术语言而为其他艺术品种所不可替代时,才获得“第八艺术女神”的美称。
电影的艺术语言既包括银幕载体带来的特定的视听节奏和时空跳跃——即所谓“蒙太奇”的表述方式;又包括景别的组合、镜头的运动、声画剪辑、色彩光效、气氛烘托、构图设计、特技运用等一系列艺术技巧和技术手段;还包括客观纪实与主观表现兼而有之的形形的风格追求。于是,电影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再现”,业已成为一种新的创作方式,一种包含电影艺术家人生态度、美学观念、风格技巧在内的艺术的“表现”。就电影故事片而言,它脱胎于戏剧,却并不等同于舞台上的戏剧。两者艺术特征的区别,在相当程度上是因载体的不同而造成的。
那么,电影的银幕载体至少具备三种功能:记录功能、艺术再创造功能、复制功能。这三种功能是并列的,并无高下之分。
1.记录功能——客观地记录和再现事物的声像。这一功能使电影在“纪实”方面独擅其长。
2.艺术再创造功能——表现为独特的电影艺术手段,包括客观的纪实、浪漫的想象、冷峻的思考、唯美的追求以及艺术个性的发挥。
3.复制功能——主要是媒体的传播功能,即电影拷贝的复制发行。
这三个功能的充分发挥,集中体现于电影故事片。首先是记录功能。其纪实的真切、场景的自然、视野的开阔,甚至令贴近生活的话剧为之逊色。其次是艺术的再创造。由此带来的蒙太奇叙事方式和屏幕艺术语言,能产生独到的美学效果。第三是机械复制。由此可以反复观常,不见走样。于是,电影院蜂拥而起,放映队游走四方,以至于往日通过写实的布景和贴近生活的表演取胜的话剧不得不冷静地思考,探索“直面观众”和“剧场艺术”的新路。
电影的记录功能和纪实风格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一谈电影,便认为它是“写实”的、“再现”的、“生活美”的。其实,电影不是不能“写意”。第一,它可以记录舞台表演的写意;第二,屏幕画面语言本身就具备虚实相间的写意美和形式美;第三,蒙太奇的动态叙事带来了抒情、描写、铺张、渲染、夸张、强调等修辞色彩,亦具有写意特征——当然,它是“屏幕的”而非“舞台的”写意特征。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写意,而是如何运用屏幕艺术语言,恰当地表现戏曲艺术的神韵。
要做到舞台表演与生活化表演的“化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戏曲舞台上本来就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从一方空台的假定性出发,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四功五法在内的和谐的表演技巧和美学特征。简单地将舞台表演纳入生活场景的框框,弄不好不仅不能两全其美,反而会两败俱伤。这方面不是没有教训;第一部有声戏曲片《四郎探母》,导演想尽量追求电影的逼真,不仅宫殿、花园采用五彩布景,连铁镜公主怀里抱着的娃娃也用满月的婴儿。杨四郎出关,用的是真马和替身。结果,舞台的假定性被破坏了,铁镜公主怀抱真娃娃,身段动作被改变;杨四郎骑真马,虚拟的“趟马”舞蹈被放弃。虽然尽量仿真,但四郎的身上仍然不是北宋的服饰,而是杂有清代马蹄袖的“箭衣”。非真非假,半真半假,反而吃力不讨好。类似的教训值得引为借鉴。
六
近些年来,在电视剧与戏曲“联姻”的问题上,业内人士颇有些讨论和争论。
焦点多半集中在“写实”和“写意”问题上,如:电视剧强调“真实”,戏曲离不开“虚拟”;电视剧是现实的“再现”,戏曲是艺术的“表现”;电视剧强调“生活美”,戏曲强调“形式美”,等等。因此,所谓“以电视剧为本体,穿插戏曲唱腔,生活化拍摄”的戏曲电视剧往往有“话剧加唱”之嫌,因为它丢弃了戏曲表演中写意、虚拟、形式美的艺术神韵。
其实,根本问题还在于载体的不同。戏曲的写意、虚拟、形式美特征与舞台载体有关;电视剧(以及电影故事片)的生活化表演、生活化场景与屏幕载体有关。
如上所述,电影与电视在“屏幕载体”这一点上大同小异,蒙太奇等艺术语言也基本一致,所以电视被人们称作“小电影”。它与电影的最大不同,在于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作为日常为伴的“空中视听杂志”。大众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观赏戏曲也可以在家里坐享其成。
关于电视戏曲,与其局限于“电视剧”和戏曲联姻的讨论,不如拓宽眼界,从电视功能的角度思考一下与戏曲的“联姻”——或者说,比较一下电视作为载体与舞台载体的异同,研究一下戏曲走上电视荧屏后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化。
以电视为参照,加上媒体功能,电视戏曲大体上可以分
为四种类型:
1.戏曲纪录片(相当于剧场录像)——主要运用影视的记录功能,将舞台戏曲原汁原味地搬上屏幕。如:《梅兰芳的舞台艺术》;京剧影片《群英会》;京剧影片《雁荡山》(武打戏);豫剧影片《七品芝麻官》(名丑牛得草主演)等。此类作品因舞台表演艺术本身炉火纯青,所以不需过多的影视加工。它同时具有戏曲史料价值。
2.戏曲艺术片——充分发挥影视艺术的再创造功能,使戏曲艺术在影视屏幕上焕发新的光彩。由于不同剧种、不同剧目“唱念做打”的艺术表现形式和“程式化”程度不尽相同,所以此类作品应该因“戏”而异,在尊重戏曲艺术神韵的前提下,以影视手段“锦上添花”。如:越剧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一场,配以诗情画意的荷塘、并蒂莲、鸳鸯;黄梅戏影片《天仙配》,七仙女在云雾中下凡,俯瞰人间美好的自然景色;京剧影片《野猪林》,以影视语言配合国画大写意的意境;京剧影片《杨门女将》,强调影视画面的形式感、装饰美;京剧影片《李慧娘》,神鬼世界运用大量的电影特技。
3.戏曲故事片(相当于“戏曲电视剧”)——影视剧的叙述方式,生活化的拍摄,适当穿插戏曲手段。此类作品(特别是“戏曲电视剧”)颇多争议,成败得失均皆有之。是否叫“戏曲故事片”或“戏曲电视剧”尽管可以讨论,但是将戏曲艺术手段运用于电影故事片的例子并不乏见。例如:香港影片《三笑》大量使用锡剧、沪剧、淮剧的江南小调,是上海“滑稽戏”的路子:“武打片”则大量吸收戏曲武打技巧,加以生活化、影视化的改造。它们之所以未称“戏曲故事片”,是因为不使用舞台时空,抹掉了虚拟化、程式化的舞台表演痕迹。类似的情况无独有偶:美国好莱坞影片往往借鉴“百老汇戏剧”模式,将歌曲、舞蹈、打斗、滑稽等表演技巧融入故事片,但不称“百老汇戏剧片”而称“歌舞片”、“打斗片”、“滑稽片”。在我国,某些生活化较浓、程式化较淡的剧种或剧目往往采取保留戏曲唱腔,实景拍摄的方法,如越剧影片《红楼梦》、豫剧影片《朝阳沟》。以这种方式摄制的电视片,目前称之为“戏曲电视剧”,如黄梅戏电视片《家》、《春》、《秋》和越剧电视片《秋瑾》等。
4.戏曲文化片(即“戏曲专题片”)——发挥影视作为媒体的传播功能,重在记录舞台内外的戏曲文化事相。此类片种大量运用于电视戏曲栏目,如报道性专题(人物、事件)、知识性专题(剧种、剧目、戏曲常识)、鉴赏性专题(艺术欣赏),服务性专题(听戏学戏)等。
显然,戏曲进入电影、电视载体后,业已改变单一的舞台表演形态,呈现出多元的趋势。又由于媒体的传播,戏曲文化得到了全方位的普及和弘扬。电视戏曲的创作余地大得很,不拘于戏曲电视剧一途。多种形态的探索,多种风格的追求,恰恰可以适应多层次、多口味观众的需求。可以预见,音像出版物、电子出版物的盛行,甚至将改变单一的剧团组织机构和演员中心制,出现“制片人制”和“导演中心制”。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又将缩短生活中的时空距离,改变你演我看、你放我听的单向传播模式,给演员以灵活的表演空间,给观众以更大的选择余地,给批评家和学者以更多的研究领域,从而为戏曲艺术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注释:
喉舌与媒体
“喉舌”与“媒体”,涉及到广播文艺功能的变化。
建国以来,广播文艺经历过一个由被动制作到主动创作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从为人作嫁到自己走路的过程。
50年代初,广播队伍初建,归属于新闻宣传口(),而不是文化艺术口(文化部)。电台强调要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成为人民的喉舌。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广播是媒介和工具。当时新闻类、文艺类节目被称作“新闻广播”、“文艺广播”,还没有“广播新闻”、“广播文艺”的提法。如果说新闻节目是报纸的“有声版”的话,那么文艺节目便是社会文艺的“录放版”。文艺编辑有两大任务:一,政策把关;二,编、播、录、放。换句话说,就是对社会主义文艺作品加以筛选,进行广播化处理。因此,他们尽管是决定节目优劣的关键角色,却属于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既不自我标榜,也不标新立异,只是当好配角。就“广播文艺”而言,这种为人作嫁的节目制作方式多少有一点被动。
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步加大。1980年10月,全国第十次广播工作会议提出了这样的工作方针:广播电视要“自己走路”。
这个方针50年代初胡乔木曾经提出过,含义不同。当时主要指广播事业要建立自己的记者、编辑和节目制作队伍,免得只是报纸的传声筒。80年代重提,队伍已经壮大,设备不断完善,除了广播以外,还出现了电视,影响越来越大。“自己走路”不仅意味着摆脱报纸、杂志那种文字印刷,人工传递的信息传播方式,而且要充分显示音像俱备、电波传送、迅速及时、传播广泛、感染力强等优势,开创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
1982年5月,广播电视部正式成立。第二年3月,在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上,部长吴冷西强调: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这个观点可以说是“自己走路”方针的补充和发展。
“自己走路”有这样一些迹象:
——80年代,“广播新闻”自成体系,不限于报纸有声版的“新闻广播”。
——80年代,“广播文艺”开始探索,区别于录放版的“文艺广播”。
——80年代,“电视文艺”大行其道,电视散文、电视音乐(MTV)、电视戏曲、电视综艺、电视文化专题、电视艺术片等多种样式纷纷呈现。
——80年代前期,广播剧形成创作高峰,90年代被纳入“五个一工程”奖项。
——80年代,电视剧异军突起,蔚为大观,以极其普及的方式与电影争夺观众。
——80年代中叶,电影也划归广播电视系统。1986年1月,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
——90年代,国家教委正式确认并新增“广播电视艺术学”学科,设学士、硕士、博士生专业。
同样在80—90年代,正当广播电视系统提出“自己走路”和“扬独家之优势”的时候,理论界、学术界开始通行一个与“新闻”、“宣传”不完全相同的概念——“传播”。
在传播学领域里,广播、电视与报纸、杂志、图书同样被视为面向大众的传播媒介和工具,简称“大众传媒”。它们是“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
从媒体的角度看,广播电视实际上存在着双重品格:既是新闻信息的传输工具,又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作为文艺的视听载体,广播电视不是惟一的,除此之外还有电影、录音带、录像带、CD、VCD等等——或许将它们统称为“音像文化”、“音像艺术”更为准确。80年代以来,除了政府主办的广播电视节目以外,商业化操作的音像制品已经进入市场,具有同样的视听效果。
音像文艺的社会化,给广播电视文艺带来了竞争和压力。就“传者”而言,你播我听、你播我看的单一的传播途径改变了。专业化的音像技术不再是广播电视系统的专利。独家经营变成了多家经营,文艺领域的行家里手大量涉足音像创作。中外音像制品正在成为广播电视文艺的强大对手。就“受众”而言,文化消费观念增强了,拓宽了。他们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再限定于收听、收视电台电视台的节目,视听口味也越来越高。于是,在音像文化领域里,不再是电台电视台的编辑为观众筛选、择定节目,相反地,广播电视文艺节目与其他音像制品一样,要接受受众的选择与检验了。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电台文艺编辑向来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喉舌”意识,对政策把握和舆论导向十分敏感(因为长期归属于新闻宣传部门);二是具有无可比拟的广播电视专业化技能、技术、技巧(因为是政府独家经营)。这两个特点曾经是两大优势。如今,这两大优势显然要重新认真地思考了。
喉舌意识主要是就新闻宣传而言的,电台文艺编辑们常说:社会文艺所允许的,我们不一定允许——因为电台是政府的机构,重在表达政府的意志,传播政府的声音,必须强调政策性、权威性。这一点毫无疑义。然而,文艺和新闻虽然一样姓“文”,却分属两个范畴:新闻强调客观、真实;文艺强调主观情绪。新闻言简意赅;文艺情趣盎然。新闻迅速及时、“喜新厌旧”,重在追逐时代和生活的浪潮;文艺“喜新恋旧”,耐人寻味,重在探索人生价值和艺术魅力。如果说新闻不乏冷面孔,那么文艺永远有一副热心肠。我国的新闻宣传政策与文艺政策在侧重点上也略有不同:前者重在统一的舆论导向和优秀的作品示范;后者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为人民大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喉舌意识和百花齐放意识其实并不矛盾,但也不可相互取代。如上所说,广播电视有双重功能,倘若说“喉舌”强调的是媒介和工具功能,那么“百花齐放”强调的是艺术形态功能。广播电视文艺编导运用音像技术与艺术进行了创作,实际上已经不限于社会文艺的选择、加工、传播,它们自己也已经成为社会上音像文艺大舞台的作品。作为社会文艺的一部分,它们不再具有往日的权威性,同样要经受受众的选择、专家的审视乃至市场的检验。
面对媒体的竞争,仅有喉舌意识是远远不够的,泛泛地应付日常播出也难以满足受众的需求。广播人、电视人应当转变创作观念,变被动为主动,树立“广播电视艺术家”的意识。目前,文学艺术领域的行家里手既已涉足音像创作,并且有所作为,那么,广播电视文艺编导除了准确把握政策和舆论导向以外,增强文艺修养和艺术功力是当务之急。
载体与本体
顾名思义,广播文艺是广播所负载的文艺。广播是载体,文艺是本体。电视文艺类似。
载体的作用不可忽视。在文艺领域里,它们与本体相辅相成,其材质与性能直接影响到艺术本体的形态特征。比如:
文字——语言的符号,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有了语言文字才有文学,才有美文巧思和艺术化的文学。于是,文学成为文学的载体。
宣纸——国画的载体。生宣、熟宣的不同性能使泼墨写意与工笔重彩各呈异趣。
板材——版画的载体。于是有木刻的刀味、铜版画的金属味、腐蚀版的艺术肌理。
胶片——摄影的载体。胶片、暗房技术造就了摄影艺术。
广场、厅堂、剧场——表演艺术的空间载体。音乐、舞蹈、戏剧形成了广场艺术、室内艺术、剧场艺术的不同效果。
艺术有个传播问题,也有个记录问题。记录是为了传播。过去的艺术难以记录和复制,只能口传心授、手工制作、巡回展示,或借助于文字间接记录。这使文化艺术的普及与发展相对缓慢。20世纪摄影、唱片、广播、电视、电视的相继流行,意味着找到了新的声像媒体,也是载体。
声像媒体(载体)有什么功能呢?
首先,它们可以记录——客观地记录,不失原样地记录。记录声音、记录形象、记录色彩。既可以记录生活,也可以记录艺术。既可以静态地记录,也可以动态地记录。既可以生活化地记录。也可以艺术化地记录。胶片、电子的记录功能的发挥(电影、电视),其真实性甚至令舞台上三面墙式的“模拟现实主义”为之逊色,进而去探索“剧场艺术”的新路。
其次,它们可以表现——主观地表现。声音或形象不只是客观的,它们也能表现主观情绪、个性色彩、审美倾向,甚至可以表现臆造的、非现实的观念——音乐、音响尤其具有这种魅力,由此带来独特的审美感受。
第三,它们可以复制——大批量的、机械化的、不走样的复制。
第四,它们可以传播——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可以借助于电子手段实现即时传播、同步传播。
前两个功能——对生活的客观记录,对情感的主观表现,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艺术讲究情、趣、艺。后两个功能——大量复制,迅速传播,属于传播的范畴。
依托20世纪的现代科技,新一代的声像载体赋予文化艺术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包装,大潮般地涌向社会。它们加快了文明的步伐,也改变了传统艺坛的风貌。于是,融汇着机械技术、复制技术(印刷、摄影、拷贝)、电子技术的艺术形态被视为20世纪出现的、与现代科技相交汇的新艺术。特别是电影、电视、广播,有人称之为区别于诗歌、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舞蹈、戏剧七项艺术的第八艺术,第九艺术、第十艺术。
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其实在视听领域,广播电视没有创造什么新的艺术语汇和新的艺术手法。一切都是固有的艺术形态(包括电影艺术)业已创造过的,而且已经相当成熟。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塑、舞蹈、杂技;听觉艺术如音乐、歌曲、曲艺说唱;视听综合艺术如戏剧、电影。即使如广播剧、电视剧,大抵也不过是听觉化的戏剧和电影式的声像蒙太奇叙事。所不同的,只是将胶片载体转化为电子载体、将观赏环境由专业化的剧院转化为日常的任意性环境而已(当然这也很重要)。从音像载体的角度讲,电视更需要从电影那里学习音像蒙太奇语汇、以及画面运动、节奏,影调、色彩以及音乐、音响等表现技巧。
正因为广播电视没有创造什么新的艺术语汇和艺术手法,因此把握固有的艺术形态十分重要。
艺术形态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手段、方法、风格、格调、韵味之别。它们之间从来不是相互排斥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契合、借鉴、交融关系。艺术的哲理触类旁通,人们称之为“通感”。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绘画的线条色彩、雕塑的块面结构渗透着音乐般的节奏韵律;音乐的音色、音响、柔度、力度可以带来空灵(空间感)、柔滑(视觉、触觉感)、冲击力。综合性的视听艺术如戏剧、电影、电视等,更是随处可见文学、绘画、音乐、舞蹈的影子,甚至还包括语言文字所负载的有关人生与艺术的哲理思考。
于是,广播电视面对文艺,势必形成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应该说,艺术的高下不在于形式的新旧;作品品位的高低,不在于琢磨什么新样式或开发什么新品种。关键在于两点:
(1)艺术本体的把握——如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
(2)载体功能的发挥——即广播电视自身的艺术表现功能的发挥,如客观再现,主观表现,以及包括纪实美、形式美在内的情、趣、艺。
把握好这两点,手段的运用和样式的变化自在其中。
数千年人类文明所积累、所创造的艺术手段和艺术方法极为丰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可以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多形态地表现。没有什么事物广播电视不可表现,也没有什么题材只可用一种方式一次性地表现。具体到每个作品,表现手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最理想的境界只是两个字:得体——得生活的本体、得艺术的本体、得情感的本体。
原创·继创·再创
任何文艺作品都有原创、继创和再创。作品的原创很重要,或可称之为“原生态”的作品。它是继创和再创的根基。然而,衡量作品优劣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是原创或原生态。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原创的、原生态的作品比较粗糙,杂质多,通过继创和再创,才成为精品。随着艺术载体的多样化,继创和再创现象愈来愈普遍。
即使在出现精品之后,继创和再创依然存在——文艺界称作改编、移植、二度创作。继创和再创可以不断出现精品,或者各呈异趣。当然,其中也不乏庸品,甚至膺品。
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
例如,流传千年以上的《西厢记》故事,题材及原创是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又名《莺莺传》)。南宋赵令畴将其改编为说唱形式的《蝶恋花鼓子词》,同时又有歌舞说唱并举的官本杂剧《莺莺六幺》。金代董解元另作改编,重新创作为长篇说唱《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王实甫则又以“董西厢”为蓝本,再创杂剧《西厢记》,成为中国古典戏曲舞台上的不朽之作。
杂剧精品《西厢记》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这一题材的杀青、锁定。“王西厢”是用北曲演唱的,称“北西厢”。明代又有以南曲演唱的同名传奇剧本出现,情节人物有所拓展,带有江南风情特征,称“南西”。至于清代以来各种地方戏曲和曲艺里的“西厢”、“红娘”,乃至不同演员的不同表演艺术流派,如京韵大鼓《大西厢》,昆曲折子戏《传柬》、《闹柬》,荀派京剧《红娘》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难以互相替代。时至今日,新编越剧、蒲州梆子、歌剧、电影、电视连续剧的《西厢记》仍在继创或再创。
又如,400多年前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问世以来,各种艺术形态的继创和再创始终没有停止。英国重视原创和原作,不作过多的改动。美国则在原著基本情节和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为我所用,大幅度改编,加以再创。例如百老汇歌舞剧《西区的故事》采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物和情节架构,把中世纪意大利两大家族的世仇变成了纽约贫民区两大青年团伙的争斗;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又设置为当代意大利后裔的族仇和枪战。然而,原著中“以爱情化解仇恨”的中心主题没有变,震撼人心的悲性结局没有变。同样的情况,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的《乱》,将莎士比亚《李尔王》的人物和情节架构放置在古代日本部族,加以电影化的表现。这,也是一种再创。
诗,谱曲为歌。乐舞,可以引发诗情画意。口述的故事,文学化加工而为小说。小说搬上舞台成为戏剧。经过屏幕化处理,成为电影、电视。短篇的可以生发为中篇、长篇;长篇的可以浓缩为单本、连续、系列、片断;古典的、章回的可以改写成现代的;外国的可以转化为中国特色的。
广播电视既然是音像载体,既然被视为艺术形态,那么它可以充分利用声音元素和音像元素观照整个世界,观照自然、社会、人,观照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它可以原创,也可以继创、再创,大有用武之地。
以广播文艺(有声文艺)为例:
原创——包括两种:一种是记录社会文艺的原创,即尊重原作,如实地记录和播出文学作品、音乐作品、话剧作品、戏曲作品、曲艺作品、电影作品。另一种是广播文艺的原创,即利用广播特点、发挥广播特长的广播新歌、广播评书、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戏曲故事、广播剧等。
继创——在原作基础上进行程度不同的编辑处理和广播化加工。如录音剪辑、作品赏析、文艺专题、综艺晚会等。艺术史、艺术理论及艺术知识的概括与介绍也可以说是一种继创,如“阅读与欣赏”、“广播戏话”等。
再创——广播文艺作品(如广播新歌、广播评书、广播曲艺、广播小说、广播戏曲故事、广播剧等)既有原创,也有再创。再创体现为对其他文艺题材及作品的移植、改编和二度创作。
这里所说的原创、继创和再创,主要是就广播电视作为“音像载体”的艺术表现功能而言的。实际上,广播电视毕竟与其他音像载体(如唱片、录音带、录像带)不同。作为“传媒”,它以信息传播为主要职责,其记录功能和传播功能常常比艺术表现功能更为突出。当信息传播与艺术化的加工制作有所冲突的时候,常常宁快勿精,要把“迅速、及时、真实”放在首位。这是新闻与艺术在广播电视中孰重孰轻的问题,可以理解。
迄今为止,广播电视文艺节目更多的是记录社会文艺,或者在此基础上进行广播化、电视化的处理(继创)。至于充分运用音像语汇的创作(如广播剧、电视剧、MTV等),则相对有限,因为它需要专门组织力量,有比较充分的创作时间和相应经费保证。这对一般电台电视台来说有一定的困难。50年代以来,专门性的广播文艺和电视文艺创作队伍不是没有,如:1953年建立的中央广播文工团,1980年改为中国广播艺术团,任务主要是为广播及电视系统创作、排练、录制文艺节目。1983年又有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建立。此外又有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等。这几家单位实行文艺体制,确实创作了不少好作品。但是仅仅靠这几支队伍显然不敷数以千计的电台电视台的播出需要,大量广播电视文艺节目的制作仍然由电台和电视台自家承担,日常节目靠互相交换的办法加以充实,近年来则往往择用市场上业已通行的音像制品。就广播电视文艺而言,市场化操作和制播分离将是一条新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广播电视作为媒体的记录功能和传播功能同样可以用于文艺节目,甚至形成广播电视文艺的特色。例如:
传播功能——表现为文艺节目中新闻因素的介入,以及新闻节目中文艺手段的运用。最典型的是所谓“专题”类型的节目。前者称“文艺专题”,如穿插有新闻式采访的综艺专题、综艺晚会、文学专题、戏曲专题、曲艺专题、音乐专题等。后者称“新闻专题”,如运用文艺手段加以渲染的新闻特写、新闻故事等。在这类节目里,既有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又有文艺的情、趣、艺。据说,国外影视界并没有“专题片”的提法,要么是“纪录片”,绝对真实;要么是“故事片”或“艺术片”,基本虚构。其实,两者不必那么泾渭分明,其间不同程度的交叉与融合应该是客观存在。正如报告文学、散文特写,以及国外的所谓“新新闻主义”。此类作品的新闻题材令人关注,文艺手法引人入胜,近年来颇受欢迎。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文艺形式和新闻表现形式是伴随着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的盛行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