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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象诗;生命意识;本真呈现
一、意象派与象征主义的生命意识
20世纪出现的欧美意象派诗歌,是对欧洲包括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及新浪漫主义的诗坛的一个反拨。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容质疑的,那就是两个流派都在寻求从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的思考中突围出来,在一种新的生命观中重新思考宇宙和人生。
18世纪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的“感应论”,强调自然世界与人的内心世界可以相互感应,相互契合,物我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生命联系,这种联系就是一种象征关系。斯威登堡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思想,是西方思想从理性主义二元对立思想寻找突围的重要依据,对西方文学有着无可估量的启示。叔本华的生命意识,在忽略了理性的人的主体地位的同时,指出生命意识的绝对意义。在理性主义那里只是作为被审视的客体世界不再是无生命的对象,而是同人一样具有内在的生命,于是非理性文学开始寻求人与自然万物的对话,寻找生命间隐秘的关系。
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著名的诗作《感应》,受斯威登堡“感应论”的影响,认为自然界与人的隐秘关系,是一种“象征的森林”,人与自然,人的各种感觉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隐秘的、互为感应的关系。波德莱尔感受到了在大自然这座神殿中,世界不再是主客体分离的世界,而是万物复合的整体,生命之间只存在着一种对话方式,而且这种生命间的对话是一种神秘性的,也是“含糊不清”的,象征主义诗人就是要从中捕捉到这种对话可能,带有神秘色彩的“感应”就是象征主义同自然万物的交流方式。
到20世纪,艾略特在他的诗论中提出了“客观对应物”的观点。“客观对应物”是指“用艺术形式来表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寻找一系列客体,一个情景,一连串事件,这些会成为那种特定情感的表示式”。
艾略特在其诗作《荒原》中,采用了一连串的零乱、晦涩的意象,就是要用一种“客观对应物”,把事物的本来面目,以一种非理性化的不规则的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我们看到的是一组组互不相干的意象,它们组合起来完全难以形成理性的整体观。但是,这也许就是事物的本真。而诗人又使用原始生殖崇拜作为象征框架,充满着原始的生命力量,更激发了读者在原始冲动中对生命本真的感悟。再加上诗人贯彻一种“非个人化”的原则,诗人最大限度地从西方理性认识论中的“自我”中退出,使生命的对话和本真的呈现成为一种可能。
起源于20世纪初期的意象派诗歌运动,最初的发起者是英国人休姆,他在1908年创办的“诗人俱乐部”,可以说是意象派的雏形,1910年在伦敦成立的“意象派主义者团体”,一般被认为是意象派的真正开端。而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是意象派最具意义的代表。
庞德认为,意象诗歌有三项原则:1.对于所写之“物”,不论是主观的或是客观的,要用直接处理的方法。2.决不使用任何对表达没有作用的字。3.关于韵律,按照富有音乐性的词句的先后关联,而不是按照一架节拍器的节拍来写诗。说是三项原则,其实庞德诗论的核心范畴就是“意象”,这是了解庞德的起始点。庞德说:“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 “复合体”,实际上包含了内外两个层面,内层是“意”,包括诗人的主体理性与感情,外层则是“象”,是事物的瞬间呈现。只有两者的巧妙结合,才可能出现所谓的意象。庞德认为一个意象的呈现,会给人以突然解放的感觉,有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感觉,甚至“一生中能描述一个意象,要比写出长篇累牍的作品好”。
庞德的意象,不是一种主体意识,而是“意”和“象”的巧妙结合,不是西方二元对立式的主体对客体的审视,而是相融的复合体。这其中既有波德莱尔的“感应论”的生命对话的思想基础,也有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对生命的本真的一种客观的呈现。
二、万物融合的东方生命意识
艾略特式的生命本真的呈现,是一种西方式的呈现、尽管他采用的是零乱、断片式的呈现方式,努力打破西方理性思想中的逻辑排序,但是在他利用了一系列西方典故,《圣经》的荒原说,《金枝》的繁殖神传说,《从祭仪到神话》的腓尼基人的海上活动和寻找圣杯的故事,年老的渔王,年轻的骑士,风信子,占卜女相士,这些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的典故,最终还要回到西方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上。
西方的危机用西方人的解读方式,不免还要陷入到一种西方理性的残余之中。以同时代的美国诗人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用一种东方式的意象,力图使事物的本真得以显现,是西方文学对理性主义突围的进一步尝试。
庞德如此推崇的“意象”是和他的东方情结有着密切的关系。庞德研究东方诗歌有一个机缘。美国学者费诺罗萨长期以来一直在东京大学任哲学教授,对东亚艺术有浓厚的兴趣,曾经出版两卷本的著作《中日艺术时代》,对中日艺术精神非常推崇。费诺罗萨1908年去世之后,其遗孀希望有人能够把丈夫收集的中国诗歌遗稿译成英文。庞德接手后开始潜心研究中日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5年,庞德出版了根据中国古典诗歌译成了诗集《华夏集》,并于同年开始进行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巨著《诗章》的创作。前者包括《诗经》、汉乐府及陶渊明、李白、王维的诗歌,共19首;后者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历时近60年完成,对中国孔子、孟子等思想家大加赞美,甚至在书中还使用了汉字。庞德的意象,就是在深入领悟了中日诗歌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他还告诉人们,读他译的汉诗,就可以理解什么是意象。
讨论庞德的意象,恐怕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他只有两行的短诗《在一个地铁车站》: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Petals on a wet,black bough
大意:人群中若隐若现一张张面孔;湿漉漉的黑枝条上一片片花瓣。
这首诗是诗人于1913年春,在巴黎乘坐地铁时,在拥挤嘈杂的人流中,看到了一些姣好的面孔和儿童的脸庞,这一瞬间给诗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之后创作了一首30行的诗歌,几经修改,一年后创作了只有两行的诗歌。这一时期,庞德潜心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和日本俳句。也正是这些东方诗歌,给了诗人以灵感。从诗歌风格上来看,显然同西方人的言必尽、意必明的思维方式相去甚远。这种东方式的意境,用西方的理论是难以诠释的,只有在充分研究东方诗歌基础上或可以领悟。
中国诗歌带有画面的意境,是诗人灵感的重要来源。庞德认识到中国诗歌是组合的图画,甚至中国的象形文字,也是图画,充满着神秘的暗示。像中国诗歌中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柳宗元《江雪》),“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这样的诗歌寓意深远,强烈的画面感创造了优美的意境。在庞德根据费诺罗萨收集的150首中国诗歌中所选取的19首诗歌中,就有像“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帏翠被郁金香”(卢照邻《长安古意》)、“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渭城朝雨徘岢荆客舍青青柳色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国诗的画面,具有强烈的生命冲击力,是人融入大自然之中的快意,同西方式的欣赏大自然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大自然不是主体的欣赏对象,而是生命的呈现,这给庞德很大的启示。
庞德曾创作过一首小诗《树》:“我是丛林中的一棵树,静静地挺立着,/知道前所未有的事物的真谛;/知道月桂女神和桂花环/还知道那时宴请诸神的老夫妇/他们在高原上种植松树和橡树。/直到众神被真诚的恳求/并被迎进他们心灵的深处/他们才显示这番奇迹;/尽管我是丛林中的一棵树/却懂得许多新鲜事物/以前我心目中一直认为是荒诞的。”诗中“我”化为一棵树,一棵有生命的树,它知道“月桂女神”、“桂花环”、“诸神”,还懂得“许多新鲜事物”,因为我是树,我是有生命的树,我才不至于像人一样,陷入到理性的逻辑之中,所以这许多新鲜事物不是荒诞的。庞德懂了西方思维(理性思维)永远也搞不懂的东西。由于强烈的理性认识论观念,西方人的逻辑化心理,不同于东方人的直觉式心理。西方人对生命的认识是主体客体的分离,尽管客体的生命意义也可能在一定程度被认可,但是那只是作为主体审视的对象而已。所以,西方人的思维观念中,客体的生命不是一种独立存在,是可以用理性的刀子任意支解的。而东方人对生命的感受是圆融的,万物生命是平等的,生命充满着神秘,生命的呈现不是理性的排序,其中没有逻辑的规律可循,生命的每一次偶然的显现,都可能带领我们领悟生命的本真。像前文提到的王维的诗句:“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的“人”、“花”、“山”、“鸟”,用西方焦点式的画面思维,一定分主次逻辑排序的。但是在王维的诗中,却是平等的,是不同生命的不同形态,融为一体,就是生命的整体呈现。
从表面上看,《在一个地铁车站》确实没有说明什么生活真理,只是表现在一个地铁车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突然显现了几张靓丽的面孔,诗人没有用西方式的描述,来表现这几张映入眼帘的面孔,多么美丽,多么令人心旷神怡,脑海中闪现的却是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只是一种形容和对比?显然不是!我们明显感受到,诗人打通了本来隔绝在西方理性思想中两个世界的生命。不能以为黑枝条上的花瓣是来形容或衬托人群中的面孔的,黑色枝条和人群,面孔和花瓣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生命,都用不同的方式绽放自己。
三、生命的瞬间呈现
从《在一个地铁车站》这首短诗的形式上看,明显具有日本俳句的特点。全诗只有两句,14个单词,有4个关键性的名词,面孔(faces)、人群(crowd)、花瓣(petals)、树枝(bough),这些若隐若现的画面,独立存在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组合起来却为我们构成了一幅动态意象图画。庞德非常崇拜日本俳句,尤其是著名的俳句诗人松尾芭蕉,这个时期他经常模仿芭蕉的俳句进行创作,我们也有必要看看日本俳句到底给了庞德什么。
松尾芭蕉的俳句之一:
古池や蛙とびこむ水の音
大意:古老池塘,青蛙跃入激起水声响。
甚至不懂日语的中国读者,也可以看出几个关键名词,古池、蛙、水声,也是若隐若现的画面,古老的池塘,空寂而幽静,一只青蛙跃起,跳入水中,激起涟漪,扑通一声响,令人回味无穷。
松尾芭蕉俳句之二:
枯枝に酩趣蓼辘堡昵铯文
大意:乌栖枯枝,深秋向暮色。
枯枝、乌、秋、暮,不用任何解释,一眼望去,深秋暮色之中,乌鸦栖居在枯枝之上,读者油然而生悲凉之气。
日本俳句被认为是全世界最短的诗歌,在一首只有17个音阶的诗歌中,既要有四季变化,又要创造出瞬间的意境,是世界诗歌史上凝练的典范。这瞬间的意境,就是生命瞬间的绽放,日本俳句就以捕捉这一瞬间绽放的生命为最高境界。日本俳句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生命平等的思想,再同日本人的“闲寂”(さび)的美学观相融合,多在幽闲、恬静中感悟生命的活力。以松尾芭蕉的“古池”为例,古老的池塘,万籁俱寂,池塘水面也一片平和。这时一只小小的青蛙,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激起一片涟漪。声音微弱,水纹细小,这是典型日本式的“闲寂”,它不是“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的意境,而是在幽静之中,以一种恬淡的心境,细细地去体悟。这是一种只有融入其中才可以感受到的大自然的生命律动和无限奥秘。
庞德在日本俳句之中,尤其是对日本俳句瞬间的美感中,对东方的审美方式有了一定的领悟。诗歌的灵魂不在于说明了什么,甚至不在于象征主义暗示了什么,而在于瞬间的意象,这个瞬间是无法用理性去把握的,只能凭借心去感悟。所以,庞德才有“一生中能描述一个意象,要比写出成篇累牍的作品好”的感叹。《在一个地铁车站》中,我们说过,黑枝条对人群,花瓣对面孔不是衬托作用;同样,熙攘的人群对姣好的面孔,湿漉漉的黑枝条对盛开的花瓣也不是衬托作用,就像古池对蛙入水不是衬托一样。这只是生命的一个瞬间,我们融入其中,就会体悟到生命本真的呈现。难怪庞德时代西方评论界常常批评诗人,说他“对自己诗中描写的题材不甚了了”。看来,西方式的思维确实不易弄清生命瞬间绽放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艾略特.哈姆莱特[A].象征主义・意象派[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 庞德.回顾[A].象征主义・意象派[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一、《小人国》的拍摄背景
《小人国》拍摄的是李跃儿开办的“巴学园”。张同道导演之所以选择此园作为记录对象,主要源于巴学园独特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巴学园”给孩子很大限度的自由,孩子想在屋里就在屋里,想去外面就去外面。甚至连吃饭,都不是规定哪个点必须吃,孩子完全生活于一种比较自然的状态。“巴学园”的名字来源于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中的“巴学园”。创始人李跃儿原本只是一位有点小名气的画家,她像中国所有热爱孩子的父母一样,“用严厉的爱”把自己孩子教得厌学。当她看到《窗边的小豆豆》里面的“巴学园”,让她反省,也让她向往,她于2004年在北京的郊区创建了自己的“巴学园”。
二、《小人国》内容简介
《小人国》主要纪录了三个性格迥异的孩子:为友情四季等候的四岁女孩辰辰,五岁的孩子王池亦洋,两岁的探索者锡坤,讲述了一个儿童世界关于权利、情感和探索的故事。
辰辰,每天早上都在幼儿园门口执着地等待着那个不是因为堵车就是因为起床晚而迟到的南德。辰辰总是先来,通常要等半个钟头,有时甚至超过一个小时。等南德到了,幼儿园准备的早饭早已凉透,老师把饭热了,让他们俩单独吃。南德和辰辰总是一起午餐、一起午睡、一起游戏,基本不参与别人的活动。
池亦洋是幼儿园的孩子王,个头最大、力气也最大,孩子们都不敢惹他。他也仗此任意欺负其他的小朋友,老师对他无可奈何,直到家长来到幼儿园要求大李开除池亦洋,以避免自己的孩子再受欺负。大李告诉家长,池亦洋身上有闪光的地方,他给男孩子树立了男性的榜样。大李答应家长改造池亦洋。大李从不放过任何改变池亦洋的机会,为了切断不良行为,只要池亦洋违反了原则,大李都会让他呆在反思角,告诉他做事的方式。慢慢地池亦洋成为了孩子们真正的头领,他主持正义,解决纠纷,带领男孩子们训练,还举行升国旗的仪式。
有一阵“巴学园”老是丢鞋,后来才发现,为了研究垃圾桶的肚子究竟有多大,刚过完2岁生日的锡坤每天把鞋子都放到比他还高的垃圾桶里,可是垃圾桶总也放不满。于是老师们每天又多了一项任务——在环卫工人来之前,把鞋子“抢救”出来。一个月后,锡坤的兴趣转到幼儿园门口摆着的大鞋子上,后来又转而对架子产生好奇,把上面摆放的物品一件件扯到地上。在大李眼里,锡坤的“破坏性”行为是“对空间关系的一种很可贵的探索”。她从未加以指责,还任由锡坤把游戏用的小珠子倒得满屋都是,再和他一起收拾。
三、《小人国》人物塑造的典型性
辰辰是一个性格安静、内向的四岁小女孩。她有着一般孩子所没有的细腻情感,她对友情的执着和专一远远不是同龄孩子所能比拟的。孩子的情感世界最真、最纯,容不得成人半点的世俗去玷污。通过辰辰的形象让成人了解儿童的情感发展,学会尊重和保护儿童的情感世界。
池亦洋是一个长得彪悍、帅气的小男孩,他一出场就让人充分感受到他的跋扈、霸道、蛮横和软硬不吃。池亦洋的角色正是生活中让老师头疼的典型班级小霸王的代表。他拿了陈炳栋的棍子不但不还,还要把老师和小伙伴打成肉泥。但他统领一切的霸气、正义感、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又为身边的男孩子树立了一个男性的榜样。
锡坤是一个刚满2周岁的可爱小不点,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充满对世界的无限好奇。他的好动、好奇、好探索和兴趣的好转移正是这个年龄阶段孩子典型特征。锡坤把门吸从墙上拔下来,打开看个究竟,又把它完整的安装好,可见,他的动手能力要明显超过同龄的孩子,锡坤的探索欲在“巴学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大李老师是现实中为改变幼教现状而努力和尝试的典型代表。大李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教育人士,但是她对教育的大胆尝试和创新,敢于付诸实践,对教育的不懈努力和追求的精神,对于很多专业的教育人士而言,都只能望其项背,自叹弗如。
大李对孩子的爱心和耐心也非常让观众感动。对辰辰等待的尊重,对池亦洋不厌其烦的讲道理,甚至池亦洋骂她,她都不发火,坚持以理服人,对锡坤探索世界好奇心的满足和配合,都可见一斑。
四、《小人国》的教育价值
张同道教授认为:这么多年中国教育,没有出现十分出类拔萃的人,尤其是没有出现创造性的人物,这说明教育的体制、教育的方法出了问题。哪儿出了问题,光从空洞的理念研究是不够的,更需要积累很多案例来研究。而《小人国》就是一个难得的教学片,一个很好的案例,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成人所不了解的真实的儿童世界,儿童的很多行为需要从成人的目光之外观察,认识到孩子的特性、隐秘的情感世界。
(一)解放孩子天性,回归生命本真
人之初,性本善。儿童的心灵是人生中至真、至纯的净土,它没有伪善,没有尔虞我诈,它是童年生活最真实的镜子,天真无邪、纯洁无暇。只有童心,才能敞开胸怀去接受,满怀兴趣地探索;只有童心,才能毫无掩饰地袒露内心世界。成人不要过早地将世俗的、庸俗的东西教给孩子,否则就是在扼杀和禁锢孩子纯洁的天性。《小人国》让人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感受生命的质朴和纯真。
《小人国》中的“巴学园”为孩子创造了一片自由的乐土,孩子是幼儿园的主人,他们完全的处于一种放松和自然的状态,可以随心的安排自己的活动,可以称呼园长“大李”,可以和老师平等对话。而一般的幼儿园,什么时候做什么,玩什么,谁来玩,都是老师安排好,孩子们没有选择的权力。正如张同道教授所言: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没有选择的权力,他可能会慢慢忘记他可以选择,从而导致很多人都过着一种被动的生活,这就源于我们接受的是一种被动的教育。“巴学园”却让孩子学会了选择,学会了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充分地满足了孩子自由探索的欲望和了解世界的好奇心。“巴学园”就是孩子们自己的“国”,在这个“国”里,孩子们拥有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孩子的天性得到释放,这是一个属于孩子自己的世界。
(二)尊重儿童,创造儿童自己的世界
卢梭认为儿童是真正意义的人,儿童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卢梭还认为儿童具有不同于成人的精神生活:“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用成人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因此,不管是父母还是教师都应该把孩子看作独立的个体,要学会尊重和理解。儿童是不同于成人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世界。家长和老师要学会用孩子的眼光看孩子的世界,才能真正地理解孩子,才能真正地为孩子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尊重孩子,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孩子,让孩子自己去尝试、去碰壁、去探索、去进步。家长和老师要以平等的身份和儿童对话,学会站在孩子的角度,看他所看,想他所想,用心感受孩子的内心世界,不要用成人的思维,将主观的想法强加给孩子。
关键词:生命问题;理性;绵延;此在;在世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08-0000-00
对于人的生命形式,生物学可以给出一个令多数人信服的答案,首先人作为科学定义上的生物,与其他生物有着共同活动历程,从生长繁殖、新陈代谢,到遗传、进化,但作为对于生命现象的客观描述,显然不能穷尽生命本身。人作为有智慧的生物,能够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并且能够将其自身拥有自在的生命上升为自觉生命的能力。那么这种智慧到底为何?这种能力又为何?
一、理性认识对于生命的局限
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将人定义为“有理性的动物”,近代形而上学通过强调人的主体性来确立生命的价值,从笛卡尔开始,“我思故我在”,人的主体性确立,个人的理性成为通往一切的核心。康德将人的理性发挥到最大,康德认为“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人的规定性就在于理性,通过理性去建立关系,从而得到有规律的关于世界的体系,“人为自然立法”。而在康德眼中的理性并不是个人的智慧,它更像是一种集体性的共同性,它源于个人又超越个人。从认识论上,康德看到了理性的问题,他认为理性作为认识的形式而无法作为形式去被认识。理性在对外的认识活动中可以发挥作用,认识活动必须在对象中进行,即产生主客体之间的分离,作为纯粹的形式的理性即先验的逻辑无法被认识,于是康德将物自体设立为其依据。那么,在对于生命问题的理性认识活动当中,“我”作为主体对于“我”的把握只能处于对象化的认识当中,“我”对“我”产生了一种空间性的分割,而生命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连接,是一体的不可割裂的,对于生命问题的追问不可能脱离“我”而存在,所以由理性认识活动出发得到的始终是关于生命的“假象”,是褫夺式的变式。由此得到的认识是我们离生命越来越远,却将这种认识无限扩大化,从而忽略了最为本质的关乎自身的生命问题。
二、生命问题的重拾与修正
亨利・柏格森为生命问题打开了一个视角,首先他指出:“我们的思维,就其纯粹的逻辑形式而言,并不能阐释生命的真正本质,不能阐明进化运动的深刻意义”, 而就生命问题而言,“我们思维的范畴,如统一性,多样性,机械的因果性,智慧的目的性等等,都不能准确地符合有生命的东西。”他否定了理性的万能,而并不是否定理性的全部意义,“认识理论和生命理论在我们看来是不可分割的”。生命作为不间断的流动状态,柏格森将这种状态定义为“绵延”,“绵延是入侵将来和在前进中扩展的过去的持续推进”。柏格森提出了真正的时间与科学的时间的区别,真正的时间即为绵延,它是不间断的,科学的时间之所以会被分解是因为将时间空间化了,并不是流动状态而是出于静止状态。柏格森认为对真正时间即绵延的体验式把握是生命的独有形式,从中能够把握到生命的整体性。对于把握的方式,柏格森强调直觉,他认为直觉与绵延是不可分的,只有直觉才能体验到绵延的连续性,而运用理性得到的只能是分割的空间化的生命,无法把握生命的整体。柏格森无疑破除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生命的单一化解释,他将生命问题重新拉回生命本身,强调作为有意识的生命对自身的创造,强调对自身生命的完整式体验而不是节点上的把握。海德格尔对生命哲学提出批判,他指出生命哲学的倾向领会得正确,“但生命本身却没有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在存在论上成为问题”。海德格尔在谈论此在的问题的时候显然受到了柏格森的影响,首先海德格尔对于存在问题上认为“存在之为存在”即“去存在”,强调存在者在其存在的过程中获得其存在论上的价值和意义。在对于此在的分析中,“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此在总是从它所是的一种可能性、从它在其存在中这样那样领会到的一种可能性来规定自身为存在者”。海德格尔将“人”定义为存在,一方面避免了“人是理性动物”的成见即“其意义等于其他受造物的现成存在”,另一方面也将高高在上的人拉回了原地,我与世界没有二分,只有此在“在世”的状态。海德格尔以“在世”作为此在的基本建构,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平均日常状态为操劳,海德格尔陈述了与世内存在者打交道的方式,从寻视,到触目,到指引,最后通过因缘来揭示此在与世界的“关系”。海德格尔并没有建立抽象的生命观念,而是试图透过复杂的的生命活动现象寻求生命的意义,他认为“存在有着本真状态和非本真状态之分”,虽然非本真状态的沉沦占据了生命的大多部分,但是正因如此本真状态才具有了价值和意义。
三、生命问题的缺失
当今社会的信息化程度愈发地高,外界信息涵盖了个人对世界的全部认识,并且在不断地侵蚀着人对于自身生命价值的把握。众所周知,如今电子产品的功能愈发全面与方便,也催生出快餐文化与众多所谓的“智者”,人们试图通过这种便捷而又易懂的方式去理解生命的全貌,并试图从中为自己得到拯救寻求途径。然而,由于过分膨胀的理性培育出了残破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无限扩大化,而对于超越性的追求则满足于外界给予的答案,并不去探寻自身是否真正需要。这种始于答案又止于答案的行为只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惊叹,并不会产生对于生命本身的深思,更很难对自身产生预期的功效。忽视对自身生命的整体把握,即从时间上去体验生命,将生命作为内在的,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去把握,在毫无精神约束的中国,其后果是可怕的。一方面会造成自我缺失带来的颓废感,缺乏对自身的支撑以及对“安身立命之本”求之不得的苦痛,人找寻不到自己的本真状态与面貌。另一方面,将生命的节点绝对化,刻意强调一方面的绝对性,而将生命无限化,幻象化,生命不再具有实存性而变成空泛的概念,没有具体体验意义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因此,对生命问题的重提显得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 唐桂丽. “此在”海德格尔生存与思想的合一[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2).
[2] 刘敬鲁.论海德格尔对现代早期人学的扬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4).
[3] 谭裘麒.唯有时间(绵延) 真实――柏格森自我意识本体论初探[J].哲学研究,1998(5).
[4] 牟方磊.情本体与此在存在――论《历史本体论》对海德格尔生存思想的认同与改造[J].中国文学研究,2013(1).
关键词:美学;空灵;生命;宗白华
“无中生有”――美蕴于“空”
在“空灵之韵”之中的“空”,可以有两层的理解。
第一层,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有“空”则有间,有间则有隔。空间上的间隔,会使人产生美感。例如,南方园林中的山水,走廊,墙上的小窗等等都是间隔的具体体现,园林里漫步,假山怪石,楼台水榭,蜿蜒的小径,使人更易陶醉于这幽远的意境之中。美感就是在这蜿蜒与阻隔之中悄然而生。再比如,诗词中常常会出现许多标志性的带有间隔意味的景物的词:“窗”“走廊”“帘”“纱”等等。这只是近景的“隔”,还有远景的“隔”,诗词中还常常会出现“山”“水”“江”“河”的描写,这都是诗人通过对景物的描写,借此在人们的内心中刻画出一幅隔断、朦胧与模糊的画面,从而唤起人们心中的美感。例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大诗人王维的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道孤袅的细烟将黄天大漠从中分开,涛涛不息的河水的远方,一轮红日渐坠。诗中的“孤烟”、“长河”、“落日”把大漠与黄天分割开来,一种豪放壮观的气势扑面而来,而美感也就在这时产生了。以上仅是以诗词来举例,其他艺术形式,也蕴含着以间隔来唤起美感的。中国的山水画就是最好的例子。若是再延伸的话,西方的哥特式建筑也能证明这一点。
第二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往事成空,这是一种时间上的隔断,每每人们回忆大学高中生活时,都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这也是一种美感,这是一种“空”。是时间上的隔断,诗句中也有更为具体的例子,比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诗中作者描写的就是一种时间上的孤独与隔断,临古地感慨丛生,这种对时间慨叹,感人至深,从诗中有那么一种微妙的美感。
综上所述,“空”具有隔断的属性,通过或空间或时间的隔断,使心灵真正的空虚宁静,隔离烦扰,以旁观者的心态观照世界万物,万物的本真之美,也就能够显露无疑。
“空穴来风”――“空”则灵气往来。
前文主要论述了“空”,其实只有心灵的“空”才能有心底的灵气往来。《老子》第四十八章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主张虚静和坐忘,追求心灵的虚静,也就是说追求知识是要每日增加,追求真理则是要减少心中的欲望。所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要内心观照到生命的本真之美,就要日损其欲,达到心灵的虚静。那么心灵的“空虚”是什么都没有么?不,当然不是。孟子谈到美,说过,“充实之谓美”。乍一看,老子和孟子的观点是不是很矛盾呢,其实不然,两者确实恰恰又相通之处。心灵的“空虚”是为了观照万物的本真生命,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也就是说,心灵的“空虚”是为了装载宇宙万象,即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心灵的“空虚”就会有灵气的往来,灵气的往来就产生了生气,就使内心观照的万物活了,也就混同于心中的万物,不分你我,或为蝴蝶,或为一朵小花,或为一个庄周。
所以把心灵修炼成“空穴”就会引来灵气之“风”。心有灵,则万物生,“万物与我为一”。
生命的律动――“空灵之韵”
在宗白华的生命美学中,可以把“空”比作追求生命本真之美的途径,那么“灵”就是滋润生命之水。它赋予生命活力与生气。然而,生命本真之美确实“空”与“灵”的结合――“空灵之韵”。
“空灵之韵”之美,妙不可言。它不仅承载着生命的本真,更是强调着一种生命的律动。
在《中国美学十五讲》中,朱良志教授曾说过,宇宙是永不停息,育化万物的根本原因,生生不息是其精神,而流动是生命之间前后相连、无稍停息的展开过程,是生命的绵延。①
在宗白华生命美学本体论中认为,“宇宙就是无尽的生命、丰富的动力。但它同时也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②天地是平静与优雅的,可是生活在这片天地的人们的内心世界却满是“意欲的波涛与情感的风浪在汹涌”。所以,人的自我圆满和人格的实现,需要以宇宙为模板来学习,从而达到实现生活的秩序与和谐。“和谐与秩序是宇宙的美,也是人生美的基础”。③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空灵之韵”,“韵”是一种节奏和律动,“空灵之韵”则是内心观照出万物真实之美的显化,更是浑然宇宙脉搏的真实。
可是在人生真实和谐与宇宙真实和谐之间还有一道桥梁,那就是艺术。艺术领域连接着二者,人生同宇宙本是一体,但由于人的“意欲和情感”是人们开始有了分别和隔膜。
这就像庄子里面混沌之死的寓言。倏与忽好心为混沌开凿七窍,想让它体验感官的认识世界的面貌,不成想,在七窍开通之时,混沌就死了。混沌之所以是混沌,就是因为它不会区分与辨别,它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也是完整的自己,七窍的凿通,恰恰改变了混沌,那么混沌就不是混沌了,也就必死无疑了。
所以,成就完整的自己,追求“万物与我为一”,借助艺术是最好的途径。例如,中国画的留白,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音乐),使草书大家张旭悟道的公孙大娘的舞蹈,“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陶渊明的诗,吴道子的细腻工笔等等。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空灵之韵”的境界就藏在这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之中,推开任意一扇门,门后都是一种终极的人生体验。
“空灵之韵”在宇宙间,在内心中,是生命的绵延,是美的宇宙,是美的人生,是和谐与秩序,是活力与真实,是一首诗,是一幅画,是一粒细沙,是一朵小花,是一处佛国……”“空灵之韵”是一种状态和境界,或是超越的,或是体验的,它或是不可言说。它也许是道家的“水”,善柔处下;它也许是儒家的“易”生生不已;它也许是佛家的“般若”超脱“俗谛”。
至此,可以理出一条宗白华研究生命美学的线索:以“空”的隔断性、间隔性、虚无性、来解释美感,以“空灵”来承载生命真实的美感体验,之后再以“空灵之韵”来概括美的体验的境界。从而大致把美感、审美和审美体验几颗珍珠穿成一串项链。
同时,这里也把“空”理解为空间的距离、时间的间隔、心灵的体验,而“空灵之韵”的内涵也就更丰富了,它可以说是揉和了空间、时间、心灵体验、秩序与和谐、创造与不息。这也是对宗白华先生生命美学思想的理解。④(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注解:
①朱良志著:《中国美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70页。
②宗白华著:《美学散步》,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235页。
③同上。
④本文仅是对宗先生美学思想的粗浅理解,若有谬误,尚祈读者指正。
参考文献:
[1]宗白华著:《宗白华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5月第2版
[关键词] 阿喀里斯;本真;《特洛伊》;人性回归;沉沦
电影《特洛伊》改编自古希腊诗人荷马的经典之作,塑造了赫克托、阿喀里斯等一批英雄人物。其中对阿喀里斯的描绘更是散发出恒久的艺术魅力。阿喀里斯的一生,经历了荣誉的巅峰,也跌落到了迷失的深渊,而爱情的力量、心灵的呼唤,最后使之回归到人性的本真诉求。
一、荣誉的巅峰,伶仃的孤独
荣誉在古希腊人们心中至关重要,是人们竞相追逐的自我价值体现。在荷马时代,英雄主义盛行,开疆拓土、美女如云、扬名千古是英雄的追求目标,“在他们看来,与其默默无闻而长存,不如在光荣的冒险中获得巨大而短促的欢乐”。(张燕等,111)阿喀里斯在英雄的竞逐中脱颖而出,而在荣誉的巅峰,他却尝到了伶仃的孤独。
(一)荣誉的巅峰
古希腊的文化图景通过诗人荷马的作品展现在当代人的眼前,而这幅史诗般的作品中,灵动而活跃的就是像阿喀里斯一样的英雄人物。他们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私人财产、用生命捍卫荣誉。《荷马史诗》的鸿篇巨制正是他生活时代的艺术折射。在当时,追求的是“光荣名声会传扬遐迩如黎明远照”。阿喀里斯具有英雄的特质,充满力量、动作敏捷、性格果敢。古希腊英雄主义价值观浸润下阿喀里斯豪气干云,在战争中一往无前,不断创造了自己人生新的巅峰。
(二) 负重的尊严
阿喀里斯在历史的锤炼中成为一位战神,而在古希腊的文化中,战神是不能在战争中失败的,而胜利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在英雄辈出的时代,要保持这种荣誉,是何等的艰辛和不易。杀戮成了生命的常态和人生的使命,既渴望成为人民的英雄,而又必须是生命的刽子手,矛盾而艰辛,负重的尊严,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三) 伶仃的孤独
“纪功柱”是雅典荣誉的象征物,(丁继顺,11)记载了英雄的宏伟事迹,代代相传。人的生命何其短暂,而历史的传承永无止歇,古希腊英雄选择在“纪功柱”上留名,是一种荣光而又悲壮的选择。流星已经逝去,但却希望光亮永存人间。阿喀里斯就是这样一颗流星,荣光中透出孤独,喧嚣中写满伶仃。阿伽门农并不是他的伯乐,只是将他推向战争榨取其价值的幕后推手。阿伽门农利用了阿喀里斯的英雄情结,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这种英雄情结,在希腊联军抢滩成功后,他告诉阿喀里斯作为将领他自己将以英雄纪念碑的形式流传千古,而阿喀里斯只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是战争中的匆匆过客。阿喀里斯方从英雄梦中苏醒,流星闪耀,而终将陨灭,这彻骨的孤独和伶仃将一位英雄推到了迷失的深渊。
二、 迷失的深渊,沉沦的痛苦
海德格尔认为,人生在世无外乎两种态度:“葆真”和“丧己”。(海德格尔,68)前者取决于自身,是个体性的,后者取决于社会,或者“他人”,是社会性的。社会性受制于社会价值观的压力,而个性化则遵从个人良心的呼唤。阿喀里斯在英雄主义的社会价值观的驱使之下,举起了所谓“英雄”的屠刀;而良心的回归让他意识到一份恒久的亲情和一份温馨的爱情的重要性。这种二元分立的矛盾抉择中,阿喀里斯陷入了迷失的深渊,品尝了沉沦的痛苦。个体性的良心复归是一种“本真”状态,而社会性的价值屈从是一种“非本真”的存在。
(一) 迷失的深渊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阿喀里斯选择了参与充满杀戮和血腥的战斗,希望以英雄的形象来获得他人的尊崇。这与阿喀里斯的本真是违背的,是“丧己”,是一种沉沦。
阿喀里斯对自己的理解是:为战争而生,为荣誉而战。阿喀里斯以身体优势,通过征战获得他人的认同。个体性的价值观让步于社会性崇尚英雄的价值观。阿喀里斯从战争中获得满足,这种满足感模糊了他对自己的认识,让人的“本真”逐渐迷失。
阿喀里斯拥有了崇高的荣誉,他深知荣誉后面所需的社会价值的需求,要配得上这无上的荣誉,只有在战斗中通过杀戮来证明,这是一场没有终结的个人荣誉之战,也是一场没有终结的社会杀戮之战。
在大战的前夕,阿喀里斯的好友成了说客,告诉他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将是所有战士永垂青史、光宗耀祖的最好契机。对于渴望扬名千古的“英雄”们,这是何等激动人心的号召。
古希腊时代,个人的荣誉往往和家族的荣誉密切相连。历史学家将个人的荣誉和家族世系联系起来,并以此来追溯家族的荣誉。(丁继顺,11)在这种环境下,个人荣誉关系到家族利益,阿喀里斯的母亲因此不断鼓励儿子追求作为“英雄”的荣誉,对这种荣誉背后承载的情感缺失和道德迷茫没有察觉,也没有提醒。阿喀里斯不但承载了社会对于“英雄”的沉重期待,也不断受到来自光宗耀祖使命感的内在驱动。阿喀里斯在社会价值观和家族荣誉感的双重驱动下已经没有太多的选择空间。这两股强大动力的合流不断地冲刷了阿喀里斯的道德高地,让这片高地逐渐荒芜,逐渐沉降。他也于此中而逐渐迷失。
(二) 沉沦的痛苦
人性的沉沦,是一种脱离自我的非本真存在,是以个人的身份而不是内心的真正法则来筹划自己的生活。阿喀里斯作为荣誉诱惑的附庸,通过残酷杀戮来追求荣誉,这不是他内心真正所需的,他因此而沉沦,在沉沦中滑向迷失的,在杀戮中承受着良心的受审和灵魂的拷问,并进一步接连失去了亲情、自由和爱情,一步一步走向了孤独。
亲情是心灵的能量之源。阿喀里斯有一位孤零零的母亲。阿喀里斯虽然勇猛无敌,但母亲又为前方征战的儿子付出了多少担忧。特洛伊大战在即,阿喀里斯拜别母亲,看着风中瑟瑟的老母亲,阿喀里斯痛苦不已。这次世纪之战中会有多少战士长眠战场,又有多少英雄难以还乡。儿子对社会来说,是一位英雄;但对于母亲而言,则是整个世界。如果阿喀里斯不再回来,母亲则失去了整个世界,等待她的只是孤独的余生,这是何等的残忍,而这种残忍又是何等的现实。
爱情是心灵的宁静港湾。布里塞伊斯,一位绰约美丽的女子,恋上了孤独的阿喀里斯。阿喀里斯在爱情中获得了新生。他和布里塞伊斯相约:退出战斗,回希腊相伴一生。但“英雄”的荣誉绑架了阿喀里斯,他拿起了武器挑战赫克托。布里塞伊斯和阿喀里斯的爱情约定被打破了。阿喀里斯如何继续他们的爱情,而布里塞伊斯又如何重拾对阿喀里斯的信任。美丽的爱情在“英雄”光环的侵占下愈行愈远。
自由是心灵的飞翔之旅。阿喀里斯站在社会价值观的高地,以为那里可以俯瞰芸芸众生,那里可以自由飞翔。而阿伽门农告诉大家,都要听从他的指挥。阿喀里斯必须要得到阿伽门农的支持才能得到战争的机会。阿喀里斯和阿伽门农的矛盾在电影中时隐时现,这种矛盾像玻璃天花板一样,束缚住了飞向蓝天的翅膀。阿喀里斯的英雄光环套上了世俗权力的桎梏,失去了自由飞翔的空间。
三、本真觉醒,人性回归
(一) 本真觉醒
本真是个体性的彰显,是社会束缚的超越。卢梭对自由和束缚有深刻的洞见,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要摆脱这些枷锁才能达到物我两忘的澄明之境,才能烛照内心,使本真觉醒。能够打破外物束缚的最重要力量就是内心的呼唤。经历了长期征战洗礼的阿喀里斯,在亲情、爱情、自由方面的缺失,内心被尘封于世俗的规则之中。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外在的荣誉,当“英雄”的光环逐渐退却的时候,诸如人存在的根本意义,人的身心自由、人的亲情纽带和人的爱情追求都凸显出来。这和战争的残酷杀戮和生死角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阿喀里斯每每夜晚回想他曾手刃的每一个敌人,不禁能感受他们在冥界“兄弟般”的召唤, 开始体味人的可怜和悲凉。 阿喀里斯开始觉醒,对于自己在战争中的角色进行定位。对于人类的脆弱性进行了思索。人的可贵在于人是有自我反思能力的动物,“他能反省自身的过去、未来、生和死……”(弗洛姆,271)
阿喀里斯的觉醒并不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和人类脆弱性的一面,他也认识到生存的价值和美好。他对其心上人分享了“神仙们羡慕我们”的秘密。从人的有限性和神的无限性的对比中,道出了人之为人的深刻价值。生命的有限正好彰显了它的美好,相比缥缈而一成不变的神性,人性在此时变得丰富多彩,“现在”才是最美好的、最大的留恋。此时在阿喀里斯心里, 人的幸福得到了最大的肯定,珍惜生命,珍惜所爱所有才是最好的选择。
(二) 人性回归
“人性回归主要指人性回到正常的感情和理性状态下,由恶向善”。(苏畅 2)本真能涤除人被抛入世的杂念,回归赤诚,回归善良。阿喀里斯对着赫克托的遗体痛哭, 给了一个“兄弟”见面的允诺。 并且,以12天的休战表达了自己对于英雄敌手的敬意与尊重。 特洛伊城中,阿喀里斯一改挥刀就戮的习性,放过了家有妻儿而告饶的敌人,阿喀里斯逐渐找回那颗赤子之心,踏上人性回归之路。
爱情和尊严是古希腊英雄不可剥夺的权利。阿喀里斯开始只为荣誉而战,然而当爱情悄悄降临,他变得无法阻挡,甚至准备放弃荣誉;在阿喀里斯完成战斗使命,杀死赫克托之后,为了爱情,毅然进城;而此时战斗与荣誉都如浮云远去,爱情成了他心中惟一的惦念,只有爱情才是他戎马一生之后心灵的港湾,躺在爱人怀里,阿喀里斯说:“只有你给了我安宁……” 安然而逝。
“只有面临死神,人才能领悟‘本真’。” (张世英,394)生命的有限性使得生命更是弥足珍贵。阿喀里斯的一生,历经巅峰与深渊,大起大落,最终遵从内心,回归本真,这对于当下沉迷在世俗追逐中的人们无疑是一种启示。
[参考文献]
[1] 丁继顺.战争视域下雅典公民的荣誉观探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10).
[2] 埃里希・弗洛姆.人类的破坏性剖析[M].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 三联书店,1987.
[4] 李桂梅.中西家庭伦理比较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119.
[5] 苏畅.中西文学中人性回归主题比较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1.
[6] 张世英.天人之际[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关键词]本真 道德 以人为本 心灵 使命 生命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36-085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不只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教育。现在的学生,最缺的不是物质的生活,而是精神的生活;现在的教师,效果最不能让人满意的,不是对教材内容的教育,而是对精神境界的教育。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让每个学生都拥有充实而强大的心灵和美丽而纯洁的快乐。
快乐的教育是什么?应当是具有正确的价值追求的教育,让每一个学生拥有幸福的人生,是“使儿童带着整个身体和心智来到学校,又带着更健康的身心和更圆满发展的心智离开学校”。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今天的学习,更要关注学生未来的发展。童年的生活不可重复,尤其儿童期是身心成长的重要时期,也应该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学校教育不仅要为升学作准备,更要给学生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为学生的一生快乐奠基。办有快乐的教育,育有底气的新人,是我们教育的追求和梦想。用最简单的词语概括就是“回归”,回归人的自身发展,回归生活,回归学生。
一、办快乐的教育,就要办本真的教育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推崇天人合一,来自自然,回归自然。当今社会,办教育依然需要追求教育的本真。本真就是教育规律,本真的教育是教人求真、求善、求美,回归自然,快乐成长。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责任,它需要漫长的时间来沉淀。顾明远先生认为:“现在的教育,忘记了培养健全人格这个最根本的目的,教育应该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而现在大家都是只顾着眼前的利益,不考虑孩子将来的幸福。”现在社会上存在的急功近利,形式主义等问题,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思想出现在教育上时,“超常规、跨越式发展”成为今天最时髦的教育名词。许多人忘记了教育是慢的艺术,忘记了教育的初衷,忘记了教育自身的规律,想当然地进行教育。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度教育的恶果。教育,不是“短平快”的事业;教育,最终所要回归的是人的本性,所要发掘的是人的天然属性和内在潜力。世上有很多事都是无法提前汲取的,这是大自然亘古不变的法则。孩子就像一块原本美丽富饶的土地,本该遵循自然规律与常识,小心翼翼地种上一颗种子,然后等待种子慢慢发芽、长大,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孩子的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育不能“赶牛上树”,只能“趋牛向草”,违反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的客观规律的教育必然失败。人的成长固然要靠教育,但主要是靠他的潜能,教育只是一种外力,因此,教育要遵循人的内在发展规律。要让教育回归本真,就必须尊重教育的规律,就必须按教育的规律办教育。花开花落都是自然现象,都是自然规律,都是我们必须敬畏和尊重的。教育和农业是一样的,春天播种,然后经历风雨,以及夏的酷热和干旱,才能有秋的收获。孩子的生长有其自然的节律,从学校到教师,不妨心平气和一点,为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合其成长的机会和可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这才是我们教育的本真状态。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把着眼点和着力点牢牢地放在以德为先,教书育人这个根本点上,着眼于孩子的成长,教给孩子终生受益的东西,让孩子因教育而走得更远。
二、办快乐的教育,就要办有道德的教育
教育应该是快乐的,教育的快乐在于使人有灵魂,如果教育不能够助魂,不能够使人的灵魂提升,那这样的教育还有什么意义。教育本身就是大善大美的事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并以立德树人来评价教学和教学改革。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纷繁芜杂的时代,教书和育人的职责咬合得如此紧密,立德树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分量。我们要教育学生,就要树立他自己的德,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使他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现在的在校学生多为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道德教育的缺失导致他们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只考虑自己不管他人,只接受来自家长、老师、社会的关心,而对他人的事不闻不问。道德教育的缺失将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埋下巨大隐患,导致他们吃不了苦,经受不住挫折和磨难,体会不到生活的快乐。其实,一个讲道德的人,人们愿意与他交往,意味着他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更容易成功。一个有高尚人格、美丽心灵的人,其表现出来的外在行为一定是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可以说,有美德的人更快乐。应试教育虽然可以快速提高升学率,培养出技术人才,却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创新精神,无法造就创造未来的杰出人才。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当代青少年身上,国家需要有知识的可造之才,更需要有道德、有良心的可造之才。教育必须为每一个行动寻找到道德上正当的理由。立德树人,既要树立自己,又要树立自己的学生。学校道德教育要回归生活,必然要关注时代的要求,回应时代的挑战。我们应该做的是构建有道德的校园,让高尚的道德引领学生的生活;构建有道德的课堂,让课堂成为学生知识增长和人格健全的场所;构建有道德的活动,让各项活动成为学生拥有高尚道德生活和丰富的人生体验的契机。当道德之光照亮学生的发展旅途时,学生就会收获快乐和永不衰竭的发展动力。
三、办快乐的教育,就要办以人为本的教育
人生是为了追求快乐的,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教育是一项“人”的事业,“人”永远是教育的核心要素。教育以人为本,意味着今天的教育必须告别工业流水线、机械化、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要越来越像传统农业或手工业,讲究精耕细作,慢工出细活。可以这么说,教育的起点是人,终点是人的快乐,而过程则应该是人的快乐成长。一个有思想、有创新、实干的校长,一定会以人为本经营学校。以人为本的教育需要放手,让有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校长在他的试验田里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以人为本的校长需要放手,让有教育思想的教师在他的班级里培养出他想培养的学生;以人为本的教师需要放手,让思维活跃、好奇心强的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开发。我们不仅要关注学生在校期间的“成功”,更要关注他们走上社会后的发展;不仅要关注学生知识和技能的提高,更要关注他们潜藏于灵魂深处的情感态度、意志品德涵养的高度。
四、办快乐的教育,就要办回归心灵的教育
教育应是使人快乐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的首要目标是促进人的精神成长,教育是潜能的唤醒、心灵的培养、灵魂的塑造,而不仅仅是教给学生谋生的某些路径或技能。过去推崇的只关注知识,而忽视心灵的教育迟早会自食其果。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扭转过度智育,过度强调竞争的应试倾向,过度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让教育回归到浸润心灵、快乐成长的轨道。如果学生的心灵没有被教师感染,一切的教育都是没有用的,教育的快乐将离我们越来越远。心灵就像田地一样,你播种什么它就生长什么,你播种“真善美”才能生长“真善美”,你打造美丽环境才能浸润美丽心灵。心灵干净,环境才能干净。因此,快乐的教育应该回归心灵深处。真正好的教育应该是潜移默化的,是日积月累的,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形、无味、无痕,时时刻刻在滋养着每一个生命。每个人都有一个澄澈、清净的心境,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大环境。
五、办快乐的教育,就要办回归使命的教育
教师的快乐来自使命。社会各界对下一代要接受良好教育的殷切期望,使我们深感使命的重量。教师教学水平不高可能会误人子弟,在不经意间向学生传达的错误价值观、思维习惯和不良行为则危害更大。教育的理想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我们不懈努力,躬身实践,潜心学习,静心育人。没有理想光彩的课堂,是没有活力的课堂。课堂上教师需要放手,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允许差异的存在,让每一个学生自由发展,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如今可喜的是教师那种对愉悦课堂的追求,逐步衍生出自然课堂、返璞归真课堂、有滋有味的课堂、天人合一的课堂。教师不再以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而是以自己的灵魂撞击另一个灵魂。
六、办快乐的教育,就要办回归生命的教育
教育是滋润生命、服务生命、支撑生命的过程。生命是教育的起点,因为生命使教育成为可能,变得丰富。每一个生命又都是唯一的、美丽的,都值得珍惜。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是生命与生命的邂逅,都是生命与生命的缘分。生命教育的缺乏,是我们教育的重大缺失。生存教育的缺失,同样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只有快乐的教育是尊重生命、学会生存的教育,是将不完美的生命实现完美,将不辉煌的生命铸造得更加辉煌的教育。按生命教育规律办事,最重要的是按学生生理、心理的成长规律办事。社会、教师、家长都要为学生服务而不是为学生做主,都要把学生看做一个个独立、鲜活的生命。在日常教育教学的细节里,我们要尊重生命的个性差异,欣赏生命的多姿多彩,成全生命的独特个性。在教育教学中,把学生看做一个个成长中的生命,你的所有行动便有了不一般的意义。
关 键 词:体育哲学;体育平庸;生命;生活世界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6)05-0021-04
Abstract: Sport is a plain way of existence and expression of life, overly emphasizing the non-life extrinsic form of sport, 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falling too deep into debates about conceptions, forms and it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e, has rendered that life C the intrinsic operating subject of sport is squeezed in various inevitable rules C the coverage of life inside sport, which hence leads to the mediocre even dissimilar development of sport. Resisting the mediocrity of sport, saving the destination of life mediocrity, needs to surpass the inevitable world where people are in, to return to life itself, to return to the living world where the truth of life is in, and to release the original life vitality of sport,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find a real and correct path for spor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sports philosophy;mediocrity of sport;life;living world
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概念[1]。阿伦特的“平庸”观念所强调的人在体制化、技术化环境下所表现出的非常态行为,对于我们思考体育的发展很有启发性。当代体育,正处于一个高度体制化、技术化的环境之中,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平庸化”特征,诸如体育过度的经济化、政治化,使得本原的体育意义受到遮蔽,体育以及体育中的人都有沦为现代市场工具而迷失自我的危险;原本为体育发展提供确定性依据的文化形式,亦有可能由于过度的彰显外在形式,而遮蔽体育中的生命价值;还有现代科学技术对于体育的介入,虽一定程度促进了体育的发展,但某些过度科学化、技术化的介入,使得体育的生命创造价值受到压迫。凡此种种引发我们探讨体育发展的平庸化危机,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
1 体育平庸及其致因
论及体育,总是能给以动感与激情,人们也习惯在汗水、激奋中感悟体育,领略体育给予人的那份独特质感。体育,自诞生起,就与生命紧密关联。在体育中,似乎也只有在体育中,人才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原始生命的那份活力和释放,这份感受如此之原始、如此之质朴、如此之强烈,完全超出理智之表象与算计的范围。在体育中,人们只需顺着生命自我指引的方向随其自然流淌,而无需经由任何的反思就能准确而又清晰地抵达生命本身,随着生命流淌,体育把人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除了生命本身,并无他物。在由体育达成的生命的自我世界中,任何限定与约束生命自然表达的东西统统失去了效力,连语言都成为了多余之物。
如此纯净之体育着实让人心神向往。但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所见之体育似乎根本无法呈现得如此透彻,现实中的体育,要么夹杂着某些无法过滤的观念“杂物”,要么由于过度的社会化而深陷于外在科学、技术的强迫中不能自拔,使得体育原本应具有的生命活力受到人为的挤压与遮蔽,使得体育的发展背离本真的生命道路。
所谓“内在观念杂物”是指意识范畴预设之体育观念,也就是将体育从原来所身处的身体世界剥离,单纯将其放在观念本体的范畴中,依靠过度的观念化而对其本质进行推演。诸如当下学界所论争不休的体育本质教育说、文化说、肢体活动说等。当下的诸多体育理论建构一度脱离了体育本身所处的身体实践场域,而将体育置于虚幻的语言、逻辑言谈之中,体育的理论脱离身体实践本身,由此使得理论阐释贫乏、无力。
从外在看,现代体育发展亦遭受到过度社会化发展的危机。对理性、科学、技术的无限迷恋与迷信以及外在政治、经济、环境对于体育的种种逼迫,使体育越来越远离生命展现的原始道路。
在理性的王国中,凡事都有自己确定性的位置、确定性的未来依据理性,人无需再做更多反思,即能获取肯定性的生活与生活意义[2]。理性原本就是体育发展的内在驱动要素,体育的种种展现无不在理性的价值引导下完成。依据理性,体育建立起支撑自身存在的发展规律、规则、制度。但对于规律、规则、制度等理性形式的过度迷恋,可能使得体育的发展受限于外在的理性,而抑制本原的生命创造价值。
技术,原本就是体育存在与表达的重要方式,依靠独特的身体技术,体育的价值得到彰显。然而,技术亦是利弊共存的。从负面来看,技术可能形成一种促逼的座架(Ge-stell,Enframing)形式[3],在技术座架中,包括人在内的一切都可能展现为持存物。如海德格尔所说,但当天命将人送入一种技术展现之中时,这种展现就注定要遮盖和阻隔人与展现之源的关系,每一种展现都是对展现之源的遮盖[3],其中就包括了对人自身的遮盖。在技术座架面前,人可能存在丧失自我,失去自主性,不断受到技术座架的促逼,最终陷入危险的命运中[4]。体育原本就是以身体技术的形式展现自身,但现代种种技术手段对于体育的介入,使得身体越来越失去自我控制的能力,而受到技术的摆布与逼迫,使得身体的自主性不断弱化。
在科学的世界中,一切都可以客观化、空间化,依托数学,通过简单的还原原则,万事均可转化为万物,甚至包括人自身。现代体育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科学的进步所带来的种种观念、技术、手段的更新与进步。然而,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无所不能的魔力,对于身体所展现出的体育既具有促进作用,存在的潜在危险表现为原本无法完全定格的身体,又受到科学的逼迫,被不断在时间、空间范畴内僵化、定格。
事实上,如果时光倒流,回到体育诞生的古希腊,其情境并非如现代体育所展现的一致。在古希腊,体育中的人是来自于自然的人,自然的人拥有大自然同等的奥秘,这些奥秘并非能够完全被人看透。因而古希腊的体育,保有了生命本身的那种神秘感与创造力。
到了近现代,随着主体的觉醒,主体期待自身那高昂抬起的认识与改造能力,将包括身体在内的所有自然之物一览无遗地透现出来,体育亦不例外。因而,近现代以来的体育,在科学、理性等的助推下,逐渐被定格在一个规整的可计算体系之中,技术手段将身体的潜能榨取到极致。按照现代科学技术的既定规则,体育得到了极致的展现,但亦为体育的发展造就了危险。科学计算之下,生命自身的抉择能力越来越弱,导致体育的发展越来越局限于科学的必然道路,其生命本源的创造能力愈来愈弱化。并且,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利益在赛场的不断整合与滋生,以往纯粹的为了荣誉而战的奥运会逐渐演变成为了利益而战的现代商业博览会。越来越奢华的开幕式、越来越昂贵的运动员、越来越裸的利益争夺使得奥运赛场往昔的精神价值逐渐为利益所淹没与遮蔽。可见,“杂物”之存在往往使人看体育的眼睛遭受蒙蔽,让人全然无法直视与把握到体育中内在生命的跳跃。过度的社会化,使体育陷入外在事物之中,体育之生命自性遭到严重的掩盖与遮蔽,体育丧失了生命自性,也就失去了自我的辨识度;失去了自我追求、自我表达的能力,也就只能在沉沦中追随事物而动[5]。虽然,与生命相连的体育其本身是高尚的,但现实中的体育――过度政治化、经济化、形式化、市场化的体育往往给人以平庸的印象。平庸指向的是无差别的平均,也即体育在种种逼迫因素的限制下,成为一个体制化、技术化的摆设,体育原本应该具有的生活活力越来越平板化、庸常化。当体育沉沦于内在观念、外在事物之中,也即喻示体育陷于一个由必然性打造的外在世界之中。在必然性的外在王国中,体育的命运是既定的――由外在于体育的观念、事物所决定。被决定意味着命运的被动接受,命运的被动接受意味着自我选择命运可能被剥夺。原本体育是具有生命活力的,体育是充满创造的,但当体育失去自我选择命运的可能,也就意味体育所能展现的只可能是无差异的体育了,无差异的体育即是平庸的体育。
2 体育平庸所隐含人之平庸的事实
从表面看,体育的平庸是由于体育外在化所导致的体育对必然性命运的接受。事实上,体育命运内在隐藏的是体育之中人的命运,体育之平庸与体育之中人之生命状态具有重要关联。既可以说,体育之平庸造成了人之平庸;也可以说,人与体育的共在关系造就了体育与人平庸之事实。
依据前者,体育乃为一种外在化的存在形式,人与体育的关系是外在与进入的关系,由此,人并非造成体育平庸的原因,反倒是体育之平庸造成了人的平庸。体育自身平庸化原因,可能根植于深层的历史、文化、社会或者权力结构之中,原本与人无关。但当体育不以人为目的而是外在的寻求极致的科层化发展、功利化使命,必然将体育扭曲成为现代工业格局中的一个寻常的大机器。在这个体育大机器里,原本依靠人性的追求与创设获取体育的辉煌,体育大机器自身的运作力量竟然一度架空了人的主体性力量,犹如海德格尔笔下的技术座架一般,被商业、政治所扭曲的现代体育偏离了原本的道路,人的主体性力量、人的价值光辉被座架遮蔽。但凡人类社会的文化创设偏离了人性的道路,被非人的功利目标所绑架后,体育所呈现的便是单向度的,失去人性光辉的平庸体育了,在平庸的体育座架里,人的价值受到遮蔽,由此,平庸的体育造就平庸的人。诸如当前的诸多竞技体育的运动员,他们从小便被输送到竞技体育这一金牌加工体系之中,在围绕金牌而设计的训练、竞赛体制中,运动员的任何个人意志均被平板化了,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上,一切以获取金牌为终极目的,常年累月地建构。最终,人在以夺取金牌的竞技体育大机器中逐渐丧失了主体意志,丧失任何可能性的生活追求,平庸的夺金机器造就平庸的金牌运动员。由此我们看到了许多丧失生活能力而胸前挂满金牌的竞技者。
对于后者,人与体育是共在的关系,人在体育之中,体育亦在人之中,体育与人互为存在论前提。一方面,体育构成了人本真的生存背景、生活底色,人被抛在世的同时就不可自决地被寄予了体育这一人之存在背景,体育是人不可选择的命运。另一方面,人亦是体育的存在背景,是人赋予了体育生命气息与气质,体育表达事实上是通过人而表达,体育创造则是通过人而创造,完全依靠人对体育的介入,赋予体育的意义、给予体育以价值,体育才能因此获得存在的理由,由此,人亦是体育不可选择之命运。基于体育与人共在的命运事实。
虽然人与体育之共在与交织作用导致体育以及人平庸之事实,但在体育与人的交互关系中,是人而非体育具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说虽然人被抛在世的体育背景是平庸的,但人具有自由意志,具有改变与体育之关系最终改变体育及自身平庸命运的可能――纵使体育座架一度可能架空人性,使得圈入体育大机器中任何个人自由、任何个人选择能力受限,但人是具有选择能力的,人的价值完全可能对抗体育座架,人在非人的摆设与逼迫中应当勇敢地举起人性的武器、恢复自我的选择能力,以人性的“yes”而对单向度的体育座架说“no”。
因而,在人与体育共在的命运表达中,是否最终走向平庸,人是具有选择能力的,是人而非体育对是否陷入平庸负有终极责任。可见,体育的平庸最终反映与表达的并不是体育自身的平庸,而是人的平庸。
3 回归生命所在的生活世界:体育平庸的救赎之道
从体育之平庸到人之平庸,将体育之平庸问题深入转化为人之平庸问题。问题转变不仅仅只是将讨论进一步的深化,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转化后所开启的意义空间,经由体育平庸之问题而引发人平庸之问题,由此将体育的价值、意义问题回到了人这一源泉之上。指向与关涉到人才是体育平庸这一问题提出的根本意义所在。
体育之平庸表达了人之平庸这一事实。但平庸并非是人不可抗拒的命运。人作为同时蕴含本能与智能的生命存在,其生命本真地表达了生命之无限创造之可能。创造使新元素的不断“涌现”,它是“不可分割”的。生命的演化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在其中“偶然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偶然性采取的形态是一种发明的形态”。偶然性决定生命进化本身所采取的形式是不可预见的形式。生命创造的意义在于它摆脱必然性的可预测性以及目的论的主观“预成性”,表现为决定新元素的涌现[6]。生命在创造中表达生命,在创造中实现生命。生命创造的“非必然性”、“非预成性”表达创造是无重复、非同一的过程,创造的过程本真地蕴含差异的特质,创造通过差异而展开。因此,生命本身的创造也是差异性的创造,它的结果就是“创造出完全无法预测的全新的东西来”[6]。生命通过差异的创造而表达生命的不可替代性,生命之不可替代又进一步表达了每一个生命所独有的生命尊严,每个生命独具尊严喻示生命本身是非平庸的。因而,平庸并非是人不可抗拒之命运。
尽管人之生命本色表明人之血液与生俱来携带了反对必然性的抗体,但这并不意味人具有对抗必然性的完全免疫能力。现实中的人,自身携带的必然性抗体往往不够强大,难以阻挡必然性病菌的入侵,人尽管携带必然性抗体,却总是为必然性所感染。因而,现实中的人,体育中的人常常因为必然性的卷入而沦为平庸之命运。体育之平庸可能造就平庸之生命,平庸之生命是受到必然性诅咒而失去创造力的生命。失去创造力的生命意味着生命之单向度表达。马尔库萨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表达了必然性约束下单向度的人的命运:在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为背景的相对富裕的消费世界中,技术理性形成了一种新的统治体制,人们陷入一种新的异化和物化的生存方式之中。这种新的异化不是马克思当年所描述的工人自我折磨、自我牺牲的异化劳动,而是人的自愿、带有享乐性质的物化活动。人被整合或一体化到现存的社会体制中,不再作为社会的反抗力量;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应具有的否定性、超越性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所消解,人成为失去超越维度和批判维度的“单向度的人”。体育之平庸,使体育沦为生产平庸的巨型体制,人被卷入其中,为必然性所环绕。在必然性面前,体制的喧嚣掩盖了生命微弱的呐喊,人放弃了任何抵抗,任由体制吞噬本真自我,本真生命由此被遮蔽,人最终失去自我生命的可能向度,沦为单向度的人。
生命本身是开放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虽然人常常由于自身对抗必然性之能力不够,而沉沦于必然性的运作逻辑之中,但平庸并非人不可抗拒之命运。生命充满可能性意味着生命仍具有自由介入必然性并将必然性转化为有利于生命展开的可能性之能力。因而,面对平庸之体育,人生命之本性表明生命既可沉沦于中,与其共平庸;亦可超越之上,以挽救与改变人沉沦平庸之命运。
由于沦于必然性的逻辑之中,才使人失去了生命的可能向度[7]。因而,挽救与改变体育之中人的沉沦平庸之命运其根本在于砸碎必然性链条对于人之生命可能性之束缚。只有摆脱必然性对生命的束缚,才可能恢复生命本真的活力;只有恢复生命本真的活力,才可能开启生命之开放空间;只有开启生命之开放空间,才可能使生命最终朝向自身而打开自身。因而,从必然性到可能性,生命走上的实际是摆脱外在,复归自我的返乡之路。当然,砸碎必然性链条对于人之生命可能性之束缚,使生命摆脱外在复归自我,这并非意指生命纯粹地脱离既有的人化世界回归到人化之前的自然世界。人被抛在世,就先在的决定了人不可选择地选择了人在世的存在条件[8]――文化,因而,文化世界是人不可自决的存在论条件,是人之为人不可摆脱的命运。正如荷尔德林所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既然文化世界是人不可摆脱的命运,那么,人所能做的就不是去摆脱文化世界,而应是“在其中而超越”这个我们身处的文化世界。“在其中而超越”最终所要朝向的是为文化世界奠基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前课题、前意识的世界[9],是生命自在、自为、自觉高度合一的世界。生活世界之中,生命自然流淌,生命依据自身的可能向度展开生命自身并由此呈现为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生命自我创造的世界,亦是生命本真所在的世界。因此,对抗体育之平庸、挽救生命平庸之命运亦需要超越人既在的必然世界,回归到生命本真的生活世界,这才是体育视域内生命返乡的可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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