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现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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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从近十年来看，随着社会对实际工作技能要求的不断增强，以“向社会输送应用型人才”的高职院校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青睐，从2003年至2013年，高职院校招生规模正以平均每年27.3%的速率稳步增长。但是，由于高校的不断扩招使得每年便有数百万毕业生涌入社会，过剩的人才供给与有限的就业机会使得目前劳动市场的上岗竞争日益激烈。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也不甚乐观。为此，我国各地区高职院校为了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纷纷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做出了新的思考与尝试，以此来应对多变的市场人才需求变化，在成功与市场对接的基础上寻求就业率的提升。
二、劳动市场人才需求倾向的变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人才的评判标准以及需求重点都在发生着变化。从目前形势来看，专业和学历已经不再是用人单位招聘员工时的考虑重点，相反，实际的技术操作能力以及人员素质越来越受到了企业的重视。因此，高职院校为了提高其毕业生就业率，就必须紧扣市场，不断调整人才培养工作的重点和方法。
（一）专业要求逐步减弱。在我国计划经济阶段，社会在人才选择方面往往遵循“专业对口”这一原则，因此毕业生专业所对口径的人才需求量直接决定了毕业生的就业难易程度。然而，随着教育体制的不断变革，我国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在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不断的调整，使其专业内容的基础性和可迁移性不断增强，不同专业之间的融通性越来越大，因而学生在进行工作定位时的可选性也就随之增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就扩展了毕业生的就业面。也正是在这种教育体制的影响下，社会用人单位在人员招聘时对专业的要求也越来越弱，往往只要具备相应的上岗技能以及较强的综合素质就会被用人单位纳入考虑范围之内，“专业对口”这一用人原则正在逐渐减弱。
（二）企业招聘重点转移。如上所述，目前用人单位对专业是否对口的要求已经越来越弱，但随之曾倩改的则是对招聘人员综合素质以及创新能力的高要求。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团队实践的过程，因此现代企业在进行人员招聘时往往要求员工具较高的社会实践经验、擅长人际沟通以及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等等，这些内在的各种品质与能力的达标是员工能够快速适应工作环境并为企业发展提供帮助的前提。而员工合理有效的工作创新能够帮助企业在内部建立起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工作环境，这是企业紧跟时代步伐、完成自我提高的重要保证。
（三）外语能力的普遍需求。随着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稳固，我国企业也越来越多的将发展目标投向了国外市场，来华投资的国外企业数量也正在逐年增加。开放的市场环境不但为我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增进了技术交流，促进了我国国内生产管理技术的更新换代。因此，为了适应市场发展的大环境，良好的外语基础几乎已经成为了如今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所提出的最基本要求。这不仅是企业对外交流的需求，更是是企业引入先进外来技术的必要人员准备。
三、加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对接的建议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与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对接是提高其毕业生就业率的最直接手段。笔者针对上述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改革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一）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及发展战略。建立明确的目标与战略是高职院校能够保持正确路线快速发展的前提，虽然院校教育与市场发展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必然的，但是高职院校完全可以利用如校友会、校内招聘活动等对市场的走向进行把握，在充分了解市场走向的前提下透彻的对市场今后的走向和需求进行分析，继而以市场需求为准则调整校内各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规模、结构，推出合理的、与当下企业生产管理相挂钩的校内实训课程等。只有始终与市场的发展保持一致，才能确保高职院校制定出符合市场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发展战略，实现学校与市场的对接。
（二）注重人才综合素质培养。如上所述，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已经成为企业在人员招聘时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高职院校为顺应市场需求必须在确保学生掌握良好的专业技能同时加强其素质教育，并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具体而言，学校应适当增加学生的实践课程，以市场真是企业的生产管理案例为参考组织学生进行沙盘对抗，继而在体验实际工作环境的同时增强自身综合素质，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增强沟通能力等，使学生成长为被市场所认可的同时兼具专业素质与综合素质的全面性应用人才。
（三）根据市场需要在全专业中增加必修课。各行各业在进行人才选择时会提出各自不同的要求，但其中的一些对相关知识的硬性要求却是统一的，也是学生在进行择业时所必须具备。随着我国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增强，大多数企业会对招收人员的外语掌握水平提出一定的要求。高职院校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应不断加强校内学生的英语教学力度，通过引进多媒体教学和提高教师素质等多种手法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英语学习环境，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同时，根据高职院校的特性，学校还应根据学生专业的不同在英语教学中适当加入其本专业的知识，以提高其英语应用能力和针对性，做到与市场需求的完美对接。
第2篇：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就业概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供给曲线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6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138-02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一些令人困惑“异象”无法在现有的劳动力供给理论中得到说明：一方面，束缚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因素逐渐消除，国民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良好轨道，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需求的绝对数量稳步上升；另一方面，根据统计资料和许多学者的研究，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是传统的就业理论“遗漏”了对价格不确定条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着重从劳动力供给曲线出发，对劳动力市场做一个全面的探讨。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我国劳动力市场有发展至今，有其自身的特点：
1.市场工资具有粘性特征，且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快速增长到40230元，年均增长约8%。伴随着经济增长，人民的劳动收入也相对提高，人均工资水平相应的由过去的651元提高到49716元，实际年工资增长率约为6.74%，且在经济繁荣时期，工资水平上升容易下降难。
2.城镇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但劳动供给绝对数量依然过剩。劳动参与率是用来衡量社会劳动力供给的状况的重要指标。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在劳动参与率方面，蔡、王美艳（2004）认为1995-2000年期间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了2%，而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了9%-10%。
由此可见，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工资增长条件下劳动参与率降低的现状，这一现象在传统的供给模型中难以得到解释。
二、对新古典劳动力供给曲线的修正
新古典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对于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缺乏解释能力的主要原因是：模型没有考虑市场实际就业概率对于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影响，一条固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不能很好的拟合现实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为此，必须对已有的失业模型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进行修正。在考虑就业概率P≠1时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将消费理论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偏好的概念引入劳动力市场，用理性预期理论来分析劳动者的供给行为，在价格实现不确定条件下建立劳动力市场模型。
此时，劳动者的就业决策模型变为：
当0
其中，Y表示预期收益，W为市场工资水平，P表示就业概率，Y*为失业时，劳动者能够获得的补偿性收入，如失业救济金等，C是劳动者获得工作之前所必须承担的各种成本，等式右边，W*P表示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且获得工作时的收益，（1-P）Y*表示成为失业者时，国家对于失业者进行补贴，此时劳动者能获得的暂时性的收入。那么，等式左边的Y表示只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活动时，劳动者的预期收益水平。而此时，当且仅当Y≥0时，理性的劳动者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当Y
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受到的工资水平W和就业概率P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工资水平的变动使得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动：
设劳动力市场初期t0的工资水平为W0，劳动力需求曲线为LD0，劳动力供给曲线为LS0，此时，企业提供的空缺岗位数量为N0，而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的提供劳动力的供给数量N1，由此可知，市场的劳动参与率E0=0N1/0N*，就业概率P0=0N0/0N1，（就业概率定义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工作岗位的可能性，其计算公式是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占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数量的比例，劳动适龄人口中非经济参与人群不在计算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率U0=1-P0。初期，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水平：
Y0=[P0×W0+（1-P0）Y*]-C0①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在t1时期，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W0提高到W1，伴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供给者（包括潜在的劳动力供给）预期劳动力参与人数将由N1增加至N*，企业对于劳动力需求量短期内相对不变，社会上存在的空余岗位数量为N0。由于供给人数的增加，劳动者预期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概率下降为P1=ON0/0N*，而失业率，相应的上升为U1=1-P1，与此同时，劳动者的预期收益变为：
Y1=[P1×W1+（1-P1）Y*]-C1②
那么，作为理性的劳动力供给者（包括潜在的），此时面临着是否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决策：（1）当Y1-Y0>0时，意味着尽管劳动力供给者意识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但是由于其他因素，如工资上涨的幅度更大，使得劳动者对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入反而增加了，此时，会使得市场劳动参与率上升，劳动力供给人数持续增加，直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概率和工资变化使得两时期的劳动者预期收益不变为止；（2）当Y1-Y0=0时，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会维持现状，劳动力供给曲线不会变动；（3）当 Y1-Y0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数量在考虑了就业概率之后，会由于预期收益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三、结论
第一，劳动力供给者的就业决策受到预期收入水平的影响，而预期收入不仅仅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同时，劳动者还会考虑就业概率的高低、就业之前付出的成本以及失业时能获得的保障水平的高低，因此，影响劳动者进行就业决策的因素是复杂、相互交织的。
第二，就业概率对于劳动参与呈正相关关系。但其作用并不是同期的，而是会产生滞后效应。就业概率降低，使得劳动者对于劳动力市场产生悲观情绪，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
总之，在引入了就业概率和预期收益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增强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在修正后的模型中，原有的工资与劳动力供给关系――劳动力供给数量随着工资的上升而上升――当且仅当劳动者的预期收益逐渐增加时，才会产生。同时，也包含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原因的解释，扩展了模型的解释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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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参与率；分配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B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状况。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经验，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潜在劳动者个人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的选择偏好，它一方面受到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以及性别、年龄等个人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人的劳动力供给选择，并最终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率。
一、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
1. 年龄、性别因素
从性别上看，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远低于男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在社会分工中更多地承担了家庭中子女的抚育责任和更多的家务劳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上劳动力雇佣方对女性劳动力的歧视普遍大于男性。随着六七十年代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许多适合由女性从事的职业逐步出现，才使得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偏低的局面有所改善。
在劳动力参与率的性别差异中，两者之间相差的程度还呈现出随着年龄的不同而不同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不同年龄的人群往往有着不同的劳动偏好和不同的社会责任，从而使不同年龄段的劳动力参与率各不相同。
2. 教育发展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化竞争的加剧，使得知识和技能在企业发展和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场竞争的激励，企业对人才所具备的能力要求的提升，使得当今社会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竞争的激烈使得更多的劳动者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含量，这就推迟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降低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者的比例有所升高，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增大，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也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3. 收入增长因素
收入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劳动者单位就业收入的增加会加大闲暇的机会成本，从而诱使一些原来没有加入就业队伍的人开始选择工作，促使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的人来说，收入因素将会是决定增加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这种影响就是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收入效应。另一方面，收入的增加又可能会使得一些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劳动者退出劳动力队伍，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体现出收入增长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收入的增加对个人劳动力参与抉择的影响是相反的，这两种效应对个人影响的强弱将最终影响个人参与劳动的决策，从而影响总体的劳动力参与率。
4. 产业结构因素
在宏观经济中，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劳动力参与率的因素之一。由于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最大，因此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也决定了劳动力参与率的大小。在60-70年代西方各国的高速增长时期，各国第三产业增长较快，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带动了这些发达国家总体劳动力参与率的上升。
劳动力参与率这个衡量指标，体现出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反映出人们参与劳动的状况。它受到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因此折射出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可以说，劳动力参与率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指示器。偏高或偏低的劳动力参与率，都表明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相应的问题。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男性人口还是女性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均高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女性人口劳动力参与率水平不仅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甚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近些年来，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降低劳动力参与率，也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劳动力参与率逐年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第四次人口普查到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城市劳动参与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不仅如此，由于教育机制的不合理，应试教育体制的实行使得许多劳动者的知识和能力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总体素质相对较低，劳动力素质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了失业率偏高与劳动力参与率偏高并存的局面，加重了社会的就业压力，形成了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二、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成因
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的现状，是由我国的工资和福利政策、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原因共同决定的。
1. 工资收入偏低，扩大了家庭对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起飞和快速增长，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点较低，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工资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这就使得家庭中需要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参与社会劳动来维持家庭生计，从而扩大了家庭向社会的劳动力输出。
2. 投资市场不完善，劳动收入仍是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时间较短，目前投资市场尚不成熟。中国股市弱有效性，使得居民在进行个人投资理财时仍然较为保守谨慎。在这样的投资环境和背景下，我国居民的收入仍然以工资为主，劳动收入仍然是人们谋生的重要手段。这就加大了人们对劳动市场的依赖性，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
3. 就业关联型社会福利政策增加劳动者就业意愿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就业、工资、福利三位一体的政策，劳动者只有就业，才能享受公费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福利措施。在农村，虽然实行大病医疗保险项目，但是农民自己分担的份额仍然较大，并且小额医疗费用无法报销。这种福利措施与就业状况相关联的制度，无疑加大了劳动者参加工作的意愿，促进了劳动参与率的提高。
4. 教育观念较为落后，教育普及程度还较低
我国虽然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青少年的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在农村，失学问题更为严重，且女生的失学率高于男生。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受教育水平偏低的现状，不仅如此，在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前，大多没有接受必要的职业培训，这就使得参与劳动的劳动者素质仍有待加强和提高。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许多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5. 工资与工龄挂钩，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目前我国在计算工资水平时，由于普遍与工龄挂钩，因而人们往往选择提早就业以增加工龄，提高个人工资水平。在这样的工资政策中，许多劳动者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加大了就业压力。更为严重的是，许多未成年人也加入到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之中，使得就业情况更为严峻。虽然我国《劳动法》规定，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但实际上，仍然有许多企业不顾规定擅自雇用未成年人。这不仅造成劳动力素质低下，而且侵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
6. 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逐渐显现，我国已经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部分老年人需要靠超龄参加劳动来维持生活。这就使得许多老人不得不走出家门，二次就业。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虽然可以为家庭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却挤占了成年人的就业岗位，使得就业形势更为严峻。
三、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的措施
通过对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社会各方面制度的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导致我国劳动力参与率仍然总体偏高。适度降低劳动力参与率，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对于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改善目前我国失业率高的现状，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采取相应措施来适当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1. 完善投资市场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劳动者合法非劳动收入
目前，我国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投资收入尚不能成为居民的主要收入。通过完善投资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治理投资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从而增强居民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减少对劳动收入的依赖，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
2. 调整工资政策，工资与绩效、能力挂钩
与工龄挂钩的工资政策使得劳动者往往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通过对工资政策实行调整，将劳动者薪酬与劳动者业绩、能力相挂钩，鼓励劳动者提高绩效，并自觉提高受教育水平，提高自身技能。这种与业绩、能力相挂钩的新的工资体制，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并且，对劳动者能力的肯定和鼓励也能延长劳动者受教育的时间，从而推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缓解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
3.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
有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50%的初中毕业生无法升学，就直接进入了劳动力市场，长此以往，将积聚大量初中以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低素质劳动力，对我国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的提升产生不良影响。目前，我国劳动力参与率偏高，而劳动者素质偏低，劳动者素质不能达到岗位的要求。这就造成了一方面，一部分对劳动者技能要求不高的岗位的劳动力供给过剩，而另一方面，一些岗位却空缺，招不到合适的人才。通过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普及程度，改善农村青少年失学的状况，并且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进行必要的上岗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总体素质。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推迟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据测算，如果延长教育年限，使劳动者的就业年龄由16周岁推迟到18周岁。今后几年我国每年就可以少安排上百万新增劳动力就业。不仅如此，这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使他们做出更为理性的劳动力参与决策，通过劳动者自身进行理性选择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盈缺情况。
4. 完善劳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限制
青少年提早进入劳动力市场或是退休人员的二次就业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参与者人数较多，加大就业压力。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年龄为16～60岁。如果我们延迟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同时提早老年人的退休年龄，那么就能大大降低劳动力参与率。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对就业年龄实行严格的控制，并通过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法律的严格执行，严格控制劳动力的就业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适龄就业人群的合法利益就能有力保障。
5. 调整完善福利政策，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福利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弱福利制度与就业状况的关联性，从而使得福利政策对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吸引力减小。同时，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是退休人员再次走出家门，二次就业的原因之一。因此，完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使得退休人员“老有所养”，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环。
四、结语
第4篇：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就业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8－0087-04
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要素买卖双方从事交易活动的场所和空间，其具有通过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来实现劳动力在各种社会用途之间的分配并且协调就业政策的基本功能。中国劳动力市场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力的流动而逐步建立和发育起来的。
在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劳动力市场交易双方的特殊性，雇佣者和求职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发生，并导致资源错误配置（郑伦卫，2003）；（2）存在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影响着实际就业水平，在消除信息不对称方面，信誉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郭艳茹，徐钧，2004）；（3）信息障碍是影响中国劳动力匹配供需能力的主要因素，信息不充分不仅会导致失业时间延长，而且会增加劳动力供需双方的风险，对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使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无法实现（高谋洲，2003）；此外，近几年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较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是当前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所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加大交易成本，降低市场效率，制约就业市场的发展，从而对毕业生的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一、中国劳动市场的现状
劳动力市场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但是，在全部生产要素市场中，中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不完善和不健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阻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增加
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①总量不断增加，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因素:
1. 人口增长高峰惯性的作用。1996-2006年间，中国人口数由1996年的122 389万人上升到2006年的131 448万人，增加了9 059万人，年均增加人数约823.55万人。经济活动人口②也由1996年的69 765万人增加到2006年的78 244万人（见表1）。如此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供给，给中国就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2. 劳动力参与率较高。劳动力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反映劳动力供给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力参与水平的提高，加剧了中国劳动力供需矛盾。1996年末，中国劳动力参与率为57％，之后逐步上升到2006年末的59.52％（见表1）。
（二）劳动力需求量增加，但增加幅度逐渐下降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能力有所减弱，就业弹性在降低。所谓就业弹性，就是经济增长每变化1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数。在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下，就业弹性越大，所能够带来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少、越弱。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GDP就业弹性系数为0.303，90年代为0.104，21世纪前5年就业弹性系数为0.105，显然，中国就业弹性在逐步下降③。1996-2006年，中国的就业弹性由1996年的0.14下降到2006年的0.07，每年净增加的就业机会由885万个减少到575万个（见表2）。可见，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增长的能力在减弱。
目前中国劳动力供求缺口拉大，总量供大于求，而且许多专家的研究表明，在未来数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持续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这使得中国的就业压力更加严峻。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Asymmetry）是由英国詹姆斯・莫里斯（James・A・Mirrlees）和美国威廉・维克瑞（William・Vickrey）在信息经济学中所提出的重要理论，用以说明相关信息在交易双方的不对称分布对于市场交易行为和市场运行效率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如斯彭斯（Spence）等就把这一理论引入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领域。由于信息在双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严重阻碍了劳动力就业市场基本经济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
（一）信息不对称造成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低下
信息不对称具体表现为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1． 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雇主和雇员是一组最基本的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表现为：（1）雇员和雇主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例如有些雇员为了更好地包装自己，制作了精美的推荐材料，将个人优秀的一面凸现出来，而将薄弱或不足的方面进行“包装”；而某些雇主，为吸引优秀雇员，也将单位的情况进行“包装”，制作了漂亮的宣传海报，许以丰厚的待遇，很多雇员难以掌握其完整的信息，签约后才发现上当受骗。（2）雇员和雇主之间信息不畅通。一些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如岗位、人数等，由于公布渠道问题，使得很多雇员不能及时了解。
2． 雇主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雇主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体现在用人单位的发展状况、对人才需求的量、质的情况，政府未能充分掌握；政府依据规划制定的当地经济发展的计划、作出的相关策略，用人单位也是不能充分了解，彼此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
（二）信息不对称使社会运行成本加大
1． 劳动力市场上的人才高消费现象。人才高消费是指由于用人单位在人才招聘和使用上，不切实际地盲目招揽和囤积高层次人才，从而造成人才闲置和浪费的不良现象。产生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雇主与应聘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人才高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就业市场中，雇主对应聘者的真实信息掌握的不多，和应聘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在大多数就业市场中，当雇主要招聘一名雇员时，他并不了解这个人的生产能力，即使在雇用后也不能立即了解他的能力，雇主对求职者缺乏了解，缺乏完全的信息，为了使雇员能快速胜任工作，就要对其进行专业培训，这就意味着，雇用一个人是一项投资决定，又由于雇主并不能完全了解求职者的生产能力，因而雇主的决定就成了一种风险投资。为减少风险，同时又能简捷、经济，雇主对应聘者学历的要求就提高了，于是也就出现了需要中专生做的事就要求大专生来做，大专生能做的事就要本科生甚至研究生来做，从而导致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发生。再加上当前人才市场供求失衡，雇主掌握着较大的选择自，致使这一现象愈演愈烈。
2． 劳动力为获得有利信号，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膨胀。信号传递理论把教育作为一种显示个人能力的信号，能为雇主发挥判断雇员能力的信号作用，从而使得雇员的资源得到合理、优化的配置。于是越来越多的雇主把受教育程度当作录取员工的先决条件。一般情况下，雇主根据雇员的教育程度支付工资，这应该是一种均衡，也没有效率的损失。但问题是，毕业文凭基本上只能作为一种有“缺陷”的衡量工作能力的尺度和信号，与其他所有市场信号一样，以文凭作为衡量尺度也会带来“统计歧视”的负作用，实际上，“重文凭”是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雇主所作的一种不得已的次佳选择。
由于高等教育文凭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作用，个人为获取将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有利信号，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逐渐膨胀。同时，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无限需求也使得职业技术教育出现门可罗雀的现象。这种高等教育结构的失衡，不但使得稀缺的高等教育资源严重浪费，而且造成教育系统资源配置失衡，使得整个教育系统效率低下。
三、优化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传播机制的具体措施
（一）政府方面
在不对称的劳动力信息市场，由于其自身的不完善和盲目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失灵――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因此，政府应发挥自身的优势，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各方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和指导，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增加信息的透明度，从而保证信息能被如实、充分的传递。具体包括以下3个方面。
1. 政府要建立一整套制度以鉴别和评估各种资质认证，如劳动力需求方的身份认证、信用水平认证，劳动者的健康状况认证、从业资格和水平认证等。权威的评估和鉴定是政府传递教育信息的重要方式，可以解决劳动力市场中许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2. 政府应成立一个专门的信息部门，由其负责把包括各个学校、各个企业、各种劳动力市场的准确信息建成数据库，并随时更新，做到准确、快速地为劳动力市场中信息需求者传递所需信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减少信息误导的情况。
3. 破除劳动力市场人为分割的制度壁垒，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当前劳动力市场是一种体制性人为分割的市场，因户籍、人事、档案、住房、保障等制度的不合理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这也使得大量的人才囤积于大、中型发达城市而不愿到一些落后的城市或县镇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发达地区人才高消费、欠发达地区人才短缺的现象。所以，应改革传统的人事制度，使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成为劳动力市场主体，并加快户籍、档案、住房、保障制度改革，建立一体化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体系。
（二）劳动力市场方面
为了更好地为企业和求职者服务，保证信息传递的顺畅、准确和真实，劳动力市场要充分发挥其中介、协调管理及信息沟通的职能。
1. 劳动力市场必须具有对各类文凭、证书评估鉴定的机构。这种方便企业鉴定的做法大大降低了企业的鉴定成本，并对造假、伪造者起到震慑作用，为信息的准确传递创造了条件。
2. 做好协调和管理职能。劳动力市场作为中介机构，掌握的信息相对较为充分，在充分考虑双方要求和现实条件的情况下，它可以作为双方利益的代言人，一方面向应聘者介绍用人单位的情况，另一方面向企业推荐应聘者，让用人单位和应聘者双方的相关信息能得以充分的沟通，促成双方的合作，达到“双赢”。
3. 改善劳动力市场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首先，要求就业市场参与主体充分公开自己的相关信息，提供真实的市场信号，减少私人信息或隐蔽信息，并对提供误导信息的行为进行处罚。其次，改善信息传递机制，提供真实的市场信号。如利用媒体面向社会公布毕业生及用人单位供求的详细情况。
（三）企业方面
企业要有适合本企业的信息识别方法。很多企业仅通过阅览毕业生简历的简单方法来判断其能力的高低，或一味追求高学历，这样会助长虚假信息的泛滥。企业可以根据本企业的现实情况，采用看简历、面试、笔试、试用等一系列识别劳动力信息的方法，与应聘者进行更多的了解与沟通。例如现在大多数企业都采取了实习或是试用的方法，先给雇员3~6个月的试用期，在这段时间里，通过观察、试用来测试其能力，最后才决定是否雇用。
（四）求职者方面
求职者一是应该摆正心态，认清形势，根据现实调整自己的就业期望值，确立适当目标；二是要尽量充分收集就业信息，掌握求职技巧；三是应充分公开自己的相关信息，以减少私人信息或隐藏信息，向雇主传递有效的信号。此外，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快立法步伐，建立一套使提供真实信息者受益、武虚作假者付出代价的制约机制；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企业及求职者的违约成本，使中国的就业体系及其发展真正建立在法制化的轨道上。
注释：
①劳动力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劳动能力人口的总称，是反映劳动力供给状况的重要指标，其是指16岁及以上的全部劳动人口。
②经济活动人口指在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
③数据来源：cyx.smehen.省略/ArtPaper/Show.aspx?Id=9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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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孙丽文，孟海涛，孙玉梅，李娜.从劳动力市场的特征看中国就业［J］.工业技术经济，2006，（4）.
The Perfection of Employment In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Labor Market
Li Xia1, Li Ji2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41, China;
2. Bengbu Institute, Bengbu 233041, China）
第5篇：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教育投资；技能培养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5-0155-03
【作者简介】成必成，乐山师范学院学生处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四川乐山614000）
近年来，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的同时，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我国失业问题日趋严峻。与此同时，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甚至是一些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都或重或轻地出现了“民工荒”、“技工荒”问题，企业招工难，尤其是中高级技术型人才、有经验的管理型人才奇缺。劳动力市场这种日趋严峻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有效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现状及其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现状
从总体上来讲，我国失业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国有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与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急速淘汰的技术人员叠加，使我国的失业突出表现为结构性失业。近年来，在劳动力市场上，在一些人艰辛地寻找工作的同时，我国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一些内陆省份，都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这种“就业难”与“人才荒”并存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大学生就业难，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在需求方面，尽管农村和中小城市有较大需求，但因就业条件艰苦而得不到大学生的青睐，而新增的、适合大学生的城市就业岗位又相对有限，致使大学生失业问题日趋严峻，薪酬水平也逐年下降。（2）经济发达地区的“民工荒”问题表现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及沿海城市，为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推动了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但近年来，随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结构性“招工难”的问题逐渐凸显：在许多没有技术特长的农民工四处奔波寻找就业机会的同时，“技术型”农民工成为用人企业争夺的“抢手货”。（3）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困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制，尽管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但改制过程中所产生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对求职者的知识、技能、创新思维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下岗职工的保守思想、年龄结构、家庭因素等各个方面，限制了其再就业。
（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首先，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大学生失业现象为例，大学生作为高素质群体，在其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形成过程中，政府、社会、家庭都投入了大量资本，学生个人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按照“投入一产出”理论，这种高投入应该换来高产出，如果这一优秀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无法在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或者虽然能实现就业但“产出”价值过低，其实质就是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也是教育资本的极大浪费。其次，结构性失业对企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结构性失业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大量劳动力无法找到就业岗位的同时，“民工荒”问题却日趋严峻。“技能型”人才的紧缺，造成企业开工不足，被迫减产或延缓工期，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再次，结构性失业也会加剧贫富差距，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结构性失业的结果，必然是一部分劳动力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工资和收入水平持续上涨，而另一部分劳动力在市场上供过于求，工资和收入水平持续低迷，结果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各种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传统行业不断被淘汰，新兴行业不断涌现，此消彼长的产业发展态势，要求不断调整劳动力资源配置。但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也要求劳动力知识结构、技能素质不断更新，如果劳动力知识结构、技能素质不能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就在所难免。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这种调整步伐也不断加快。但是，从劳动者角度来看，受知识、年龄、地域、信息、技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加上失业者无力支付昂贵的技能培训费用、寻找新岗位费用，他们既难以获得劳动力市场的职位空缺信息，也难以满足空缺职位对求职者的劳动技能和素质要求，结构性失业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二）行业结构非平衡发展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日新月异，我国行业结构呈现出非均衡发展态势，并体现在工资水平的相对变化上：劳动力价格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影响，而工资水平则是对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最直接的反映。因此，不同行业工资增长速度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相对变化趋势，也彰显了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发展状况。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相关数据，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差别不大，工资增长幅度有限。但随后，各行业工资水平差距迅速拉大，尤其是21世纪以来，金融保险业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紧随其后的是电力、煤气、自来水、房地产等行业，增长最为缓慢的是餐饮业、服务业，以及农、林、牧、渔等传统行业。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别，主要是传统产业只需要简单的劳动就可以了，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要求不高，大量失业人口竞争这些有限的岗位，致使这些行业的工资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
（三）所有制改革的影响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大量的“隐性失业者”隐藏在国有企业之中，由政府统一“供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不得不将长期隐藏在企业的“隐性失业者”剥离出来，成为“显性失业者”，由此形成大量下岗失业群体。尽管我国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崛起，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由于经营机制灵活、覆盖面广，成为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重要力量，但由于起步较晚，加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这些非公有制企业谋职的劳动者，难以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一些习惯于在公有制单位享受完善社会保障的劳动者，即使不幸成为下岗者，也不愿意进入这些非公有制企业。而非公有制企业也因融资难、税负高、用工难等诸多约束因素而得不到快速发展，使结构性失业问题也越演越烈。
（四）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影响
劳动者素质是由劳动者本身的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工作经验、职业素质等多方面共同决定的。我国企业招工难、技工荒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所致，主要是劳动力供给质量与企业的用工需求不匹配所致。首先，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劳动者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较弱，这是产生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问题的首要原因；其次，劳动力素质结构不合理，是结构性失业加剧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高学历失业”现象，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完全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所致，相当一部分是实践技能培养不足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长期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不合理的具体表现。
三、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对策
（一）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产业布局
实践证明，第三产业是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场所，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第三产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越高，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也越高。我国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例还很低，明显滞后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占比。这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就业构成问题。产业构成不合理，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也是我国结构性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考虑到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要求我们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投入力度，主要是在加大对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现代服务业，并在财政、税收方面强化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支持。二是提升现代服务业科技含量，加强与制造业的互动。用现代信息技术“武装”现代服务业，使其充分发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粘合剂”作用。三是积极培育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加快现代服务业的人才培养，促进第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发展中小企业，提升就业吸纳能力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小企业是经济体中最活跃的因素，它们规模虽小，但数量众多，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鼓励、引导中小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求我们转变政府观念，重视中小企业；其次要积极建立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全面系统地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再次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最后要建立严格、规范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健全法制环境。
（三）加大教育投资、优化教育结构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说到底，就是失业者的素质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呈现出“有知识的没技能”、“有技能的没知识”的状况。近年来，“民工荒”和“知识失业”并存，就充分反映了这个问题：前者根源于教育的缺失，后者则根源于教育结构不合理。解决教育缺失问题和教育结构不合理问题，也就成为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内在要求。首先，要在加大公共教育投资的同时，突破教育投资主体单一的瓶颈，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构建多元化的办学主体结构。其次，要在落实义务教育的同时，扩张中等教育，减轻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财政负担。再次，要优化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在职培训，强化高级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最后，要加大高校改革力度，强化“订单式”人才培养，使其在招生、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等各个方面，实现市场化的发展。
第6篇：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述评启示
国外文献综述与启示
（一）刘易斯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模型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们为我们理性思考当前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提供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对作者的启发甚大。国内学者的研究恰好弥补了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经典理论对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现实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那么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解决推到了最优求解的极端，但这种结果仍然不能使我们满意，虽然将农地私有化的农地产权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实现，但是将农地承包权赋予“继承性”是可以尝试的。这些思路将会为我们在“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的领域做出贡献性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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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昉等.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第7篇：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农民;农民工
中图分类号:F241.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043-02
党的十七大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目前,在国家的政策方针引导下,我国农业稳步发展,新农村建设积极进行,农民问题的解决就显得尤其重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因此,农民有序进城就业,是推进城乡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但从我国目前劳动力市场的现状看,还存在着很多制约、阻碍农民进城的因素。为此,我们需要厘清状况,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劳动力市场运作日益成熟,对资源的调配能力不断提高。但是,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在劳动力市场中城乡分割和两级分割同时并存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分割和两级分割,这种分割是根深蒂固的。分割的市场现状使市场对劳动力供求的调节功能失灵,劳动力短缺和失业并存,劳动力市场得不到平衡发展。在分割的市场体制下,进城务工的农民所面对的压力与困境也随之加大。国家虽然在政策上已经全部取消了对进城务工农民工的限制性和歧视性规定,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二元分割和传统的户籍制度在事实上仍然导致实际就业中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大批进城农民不仅被排挤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工作环境差、工资低,并且在支出较高的城市就业和生活成本的同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乏,在劳动力市场中更易处于弱势地位。
2.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整体素质仍然偏差
据2009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监测中心数据显示,目前,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3%,其中,54.7%的求职者是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8.6%;大专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19.3%;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9.1%。从中我们可看出,经近几年的发展,我国就业人员受教育情况已经大大改善,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在劳动力大军中,农民工文化水平不高、整体素质低的情况改变不大。近90%的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仅占20%左右,技能型人才总量严重不足,技师、高级技师和高级工程师的岗位空缺与求职者比例较大,分别为1.76、1.6、1.61。这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将严重影响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
3.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失衡
城乡分割体制下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的不利影响日益凸显。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基本没有社会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严重滞后,农民缺医少药的状况还很突出,因此只能停留在家庭保障、养儿防老的层面上。目前,我国在扩大城乡基本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基本社会保障水平方面都有一定的进展,但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心仍在城镇,城乡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以 2006年养老保险为例,城镇养老保险每人每年平均支付额为10 325元,而农村养老保险每人每年平均支付额仅为695元,城镇是农村的14.9倍。加之受各种原因的影响,收入分配制度向农民的调节功能倾斜不大,进而加剧了城乡居民的严重差距。近几年,我国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的确在逐年增长,但相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子女上学、医疗工伤以及赡养父母等支出而言,就显得捉襟见肘。同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缺少保障之际,权益维护也随之变得困难重重。
4.劳动力市场缺乏相应的应急机制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非正规化的趋势。从美国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我国冲击最大的就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正规就业群体。面对突发的危机,劳动力市场由于缺乏相应的应急机制和保护政策,使本就缺少保障的农民工只能离开城市。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截止2009年春节,我国返乡农民工为7 000万人左右,约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0%。大批的农民工返乡不仅加剧城乡和农村内部的矛盾,使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同时也为新农村建设带来更大的难度,统筹城乡发展进程缓慢。
二、对农民进城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弊端,对于处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第一,劳动条件恶劣,用工管理不规范。相当多的企业不按《劳动法》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在用工管理上严重违反《劳动法》的规定。进城农民由于文化素质低等原因,大多在制造、建筑、纺织、井下开采等行业从事体力劳动,超长的劳动时间、恶劣的工作环境、缺乏安全保护措施等情况严重损害了农民工的健康。
第二,工资歧视仍然存在。为增加农民工收入,国家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致力于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收入也在逐年增加。但是,相对于具有同等生产能力的城市职工相比,同工不同酬、工资待遇明显偏低的现象屡有出现,特别严重的是农民工还经常被用人单位克扣、拖欠工资。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显示,2009年因金融危机返乡的农民工中5.8%被拖欠工资。工资上的歧视,直接损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剧了社会差距。
第三,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为此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但是,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农民工的流动性大等原因,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现象越发突出。具体表现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覆盖面小、参保率低、退保率高、衔接难;失业保险形同虚设,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失业保障,社会风险难以回避。
第四,农民工基本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大多地区把农民工划在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外,使其在子女义务教育、居住条件改善、疾病预防和控制、城市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等方面不能和城市人享受平等待遇,公共卫生服务不到位。
第五,农民工维权工作困难重重。农民工的权益保障虽然在近几年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国家现行维权法制不健全,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淡薄,用人单位有意回避法律责任不和农民工签订用工合同等因素,农民工在现实中难以利用法律武器维护其权益,维权保障仍十分严峻。
三、对策和建议
1.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由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是以城乡分割为特征,应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积极探索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途径和渠道,在就业准入、就业合同、劳动报酬和就业培训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使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和城镇居民公平竞争,为最终统一全国劳动力市场创造条件。
2.逐步统一城乡九年义务教育,提高教育水平。国家高度重视外出就业农民的子女教育问题,颁发了相应的政策法规,要求各地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城市管理,逐步统一城乡九年义务教育。农民工子女就学接受义务教育,应以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负担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与当地学生要一视同仁,不再以借读费、择校费等名目向农民工收取捐资助学费用及摊派其他费用。对于留守在输出地,不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农民工子女,输出地政府和农村组织也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其上学,完成九年教育。在统一城乡教育的过程中,国家和各地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子女的受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选派优秀教师到农村执教,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真正做到城乡均衡发展。
3.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抑制了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成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一大障碍。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剥离附加在现行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社会管理政策,使人口能根据需要自由的迁移,实现城乡在权益方面的真正平等。值得注意的是,户籍改革的过程必须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阶段、分步骤的稳步推进,避免出现大的社会动荡。
4.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据统计,我国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其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20%。农村劳动力的低素质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也限制了农民的转移就业和在城市中的竞争力。因而,提高农民素质,让农民工成为有技术的现代工人成为当前解决问题的重要方面。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有计划地开设初级、高级文化补习班,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提高其教育水平。二是普及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等方面知识的培训,提高进城务工农民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三是职业技能培训。要加大财政投入和培训信息宣传,对农民工提供在岗、转岗、技能就业和创业等多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促进就业。
第8篇：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供需不匹配；在职培训；高等教育
[DOI]10.13939/ki.zgsc.2016.42.040
1 劳动力市场现状
人社部根据11个省市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的数据分析得出，今年4月份，市场求人倍率（岗位空缺数量与求职人数之比）是1.12，而且在2001年第一季度，求人倍率仅为0.65，21世纪以来，求人倍率是逐步提高的。为此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是有一个结构性的不匹配，这就是所谓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成为常态，阻碍着过剩产能和污染产业的退出，更抑制了劳动力市场搜寻――匹配机制的良性运转，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1.1 劳动力市场供求分析：供求缺口依然存在
现阶段，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端情形来看：新成长劳动力供给仍处于高峰期，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还将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而从现阶段劳动力市场需求端情形来看，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企稳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稳定现有岗位和进一步扩大就业面临较大压力。因此，供求缺口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1.2 从高端劳动力市场来看，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任务更加艰巨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始终保持较快增长，今年高校毕业生达到756万人，创历史新高，再加上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但男枨罂矗目前转型升级创造高端岗位的速度还难以跟上毕业生数量的增加，适合毕业生的有效岗位相对不足，毕业生专业结构、就业观念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一些影响毕业生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另外，在转型升级中，产业和岗位需求加速调整，也将对教育适应市场需求的改革提出挑战。
1.3 从中低端劳动力市场来看，就业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当前劳动力市场既面临招一线普通工人难和技术工人的严重短缺，也面临高校毕业生和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的就业难。特别是随着转型升级的加快，受产业需求变化和劳动力供给变化的共同作用，这一矛盾将更加突出。
2 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匹配的成因
2.1 劳动力供给方面
2.1.1 高等教育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迈进
从1978年以来，中国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了质的扩张。1999年扩招比例高达47%，其后三年分别以25%、17%、10%的速度增长。到了2005年，高校招生人数已达到530万人。2006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达到540万人。同时，高校扩招给了农村孩子、特别是困难群体子女更多上学机会，使知识改变他们命运的愿望得以实现。大学扩招从5%的毛入学率，一下超过了15%，后来又超过了20%，现在是23%。我们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才用了五六年时间，西方国家一般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此，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有增无减，就业工作任务仍相当繁重。
2.1.2 教育体制问题：强调传统教育，忽略在职教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历经了30年的高速发展，我们知道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最初因为没有意识到教育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一度强调传统教育，而忽略了在职培训对提升人力资本这一快捷有效的方法，导致了如今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结构的不匹配。
2.1.3 高等教育无法准确预测，匹配市场需求
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和教育质量等教育产出与社会需求不一致。高等教育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能够准确预测、灵敏适应，使受过高等教育者完成学业后都能够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这是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想状态。然而，现实中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关系和这种理想状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2.1.4 高等教育自身的特点：教育培训年限长
我国高等学校的结构调整往往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由于教育培训年限的存在，教育系统对信号做出的反应总滞后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与此相应，2000―2011年，我国6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7.62年延长至8.85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更为明显。因此，单靠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节所产生的高等教育被动性调整，不足以解决当前教育系统和劳动力市场的矛盾问题，所以，高等教育的主动性适应调整必须首先研究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机制。
2.2 劳动力市场需求方面
第一，从需求角度考虑，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取决于经济发展规模、速度、产业结构状况，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岳昌君和丁小浩（2003，2004）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增长的一般就业弹性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弹性，发现经济增长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能力并不大，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校毕业生的吸纳作用相对而言更明显。如果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不大，按目前8%左右的经济发展速度计算，难以吸纳日益增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随着高校的扩招，高等教育从“精英式”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迈进；但同时，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接纳能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这其中既有总量矛盾，也有结构矛盾。
第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转型升级中，产业和岗位需求加速调整，也将对教育适应市场需求的改革提出挑战。
3 在职培训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不均衡，空岗与失业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尤为突出，化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性失业矛盾是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稳定的重要途径。从人力资本的供给侧出发，提出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有效途径是在职培训。
3.1 职业培训写进“十三五”规划
“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战略目标。但要有效化解这一矛盾，单纯靠岗位创造和自主创业远远不够，还必须着眼长远，从根源入手，使现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与需求形成动态适配机制。国家就业规划提出的终身就业技能培训制度，强调了职业培训在化解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通过分析在职培训不足的原因从而更加有效地提出在职培训常态化的建议。
3.2 世界发达的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地位重要
欧洲大陆的职业培训起步最早，发育也最成熟。工业化革命却摧毁了长期存在的具有深刻影响和广泛一致性的以传统手工业为基础的传统学徒制，代之以各具特色的职业培训新模式，其中以英、法、德三国最具代表性。英国的自由市场模式、法国的政府主导模式和德国的双元合作模式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所折射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各具特色。如在德国双元模式中，市场导向（在继续职业培训领域）和学术导向原则（在职业学校）与职业导向原则结合，法国的培训模式把职业和市场导向与学术导向合并于一体，即使是市场主导的英国培训模式，国家继续教育机构也在根据职业类型和专门的职业学科进行重构。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反复证明：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在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任何轻视、逃脱职业教育的高等教育都注定是跛足的、残缺不全的。相反，包括美、德在内的高等教育强国，无一不是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齐头并进、彼此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既顺应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也完全符合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3.3 在职培训的优点
因为在职培训具有时间灵活、针对性强、周期短、见效快、可持续、有利于终身学习等优点，是抵消人力资本快速折旧、形成和积累新技能的重要方式，尤其对于专业技能性人力资本而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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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姚先国.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市场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3]赖德胜.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4]李锋亮.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J].复旦教育论坛，2005（4）.
第9篇：劳动力市场现状范文
关键词：城市化；社会保障；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一)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再讨论
自林毅夫等1994年提出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以来，较长时间对如下观点取得了共识：目前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适宜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又热烈起来，有战略理论层面的争论，有产业结构角度的探讨，有从人口学视野的分析(左学金，2000)，有国际贸易利益-方面的阐述。大多认为，中国到2015年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将逐渐消失；实施统一的社会保障将削弱我国国际竞争力。实际上，这些讨论较多的是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的绝对比较优势，没有深入分析和重视合理社会保障基础上的基于劳动力就业状况及其质量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林毅夫、孙希芳(2003)对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与发展，并特别突出地强调：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有利于要素禀赋结构的较快提升，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相对丰裕度提高，也将促进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比较优势的发挥需要内生于发展战略的制度结构相支撑，特别是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经济发展中政府要维护市场的竞争性、规则性(林毅夫、孙希芳，2003)。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在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中自然而然逐步形成的，与物质资本相辅相成，对于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作为涉及不多，基本主张政府实施适应性的比较优势战略。在实践中，政府在落实比较优势战略中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尤其体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上，很多形式的社会保障本身即具有人力资本投资性质。
以杨小凯(2001)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贸易理论，对政府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也有深入的论述，向国成、韩绍凤(2005)将此理论总结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受技术效率、资源禀赋和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向国成，韩绍风，2005)。比较而言，综合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主张是创造性比较优势战略，依据理论可知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内生出技术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以此强化并与外生禀赋比较优势结合，形成有竞争力生命力的综合比较优势。经济主体的市场竞争力取决于察赋比较优势、技术比较优势、交易比较优势等多个因素的综合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上，不仅只“听天命”(即利用外生比较优势)，更要“尽人事”(即致力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是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真谛(杨小凯、张永生，2001)。一个国家虽然具有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禀赋优势，但当劳动的技术比较劣势和交易效率比较劣势足以抵消其禀赋优势时，该国家就不一定生产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就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被排斥在国际或地区分工之外。就我国而言，劳动力比较优势不仅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数量比较优势，更要取决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工业化就业性转移(即市场交易效率比较优势)，和劳动力的质量提升，或者说就是劳动就业中相对于工资成本的劳动效率提高(即劳动的技术比较优势)，后二者直接与社会保障等市场制度密切相关。而我国的社会保障没有充分考虑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潜在优势的发展变化，正可能面临着上述窘境，因此可以说，当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挖掘与升华的关键所在。
(二)我们追求的是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吗?
企业对社会保障负有一定的责任，弱化社会保障的确对企业而言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可以节约劳动力成本，但劳动的生产技术性效率受到制约，劳动力市场交易效率也会下降；而健全的社会保障将给劳动力提供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保证劳动的高效率和技术创新，并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我们是追求单纯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还是高素质劳动力的综合比较优势呢?我们先来认真分析缺失社会保障的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实际效果，再看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发展的效应。
目前，中国劳动力每小时工资约是0.5美元，而在美国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表面上看，劳动力“价廉”对吸引外国投资者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质优”没有持续性制度保障，实际上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生活保障低，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衰弱。劳动力的低价格最终会与技术等级的低层次接近，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我国的低价格策略只能不断把淘汰工厂吸引进来。如果“垃圾产业”在中国越来越多，形成规模性集中，导致产业工人生活的长期贫困化。应该说，这是落后的劳动力绝对比较优势，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理想的相对劳动力比较优势。
如果仅把劳动力看作商品，仅从供求关系上讲，中国的劳动力必然价格较低。但是我们知道，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它既包括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需要，也包括劳动力自身发展的需要；既取决于经济因素、市场供求，也取决于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力需求必然也要求增加。我们发展要求以人为本，社会责任标准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较高并非完全是其劳动生产率高和再生产成本的表现，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水平的表现。正是社会的发展要求给予劳动者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多的闲暇时间等，而不仅仅限于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张劲文，2005)。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飞速，而一些外资企业中相当部分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提高，其发展、工作和生存条件也没有随着社会责任标准的强化而提高，受教育的机会、发展的潜力在许多条件下也被无形中剥夺。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贸易受到的负面影响也非常突出。根据公开的统计资料，2004年1月～10月，中国进出口加工贸易累积4371.5亿美元，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47％，这意味着中国处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加工贸易有零关税的优势，但由于缺乏品牌价值和基于高素质劳动力的创新内涵，加工贸易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很低，加工贸易占据中国贸易半壁江山的境况影响了整体的收益水平，降低了中国贸易的竞争力。在国际贸易分工中，长期依靠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依旧能获得部分利益，但是在长时期将会面临贸易结构的不稳定以及贸易条件的恶化，出现总是落后于人
的绝对“比较优势”陷阱。一些单纯依靠低劳动力工资成本的地区产业层次相对较低，产业升级也很不理想。
2004年开始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工荒”，也为中国仰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的增长道路敲响警钟。“民工荒”是农民工对没有社会保障的低于市场工资水平企业的一种抛弃或反抗的现象，反映出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强烈追求。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重要问题在于劳动力廉价中的社会责任缺失，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升华。
二、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发展及我国存在的问题
社会保障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升华要通过对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实现。对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最早隐含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理论。庇古福利经济学为社会保障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在其中有间接论述。他认为最佳效率的生产要素(含劳动要素)配置，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同时，他主张以社会保障等均等化政策来增加社会公平，效率与公平的有机协调可以达到社会福利最优状态。凯恩斯主张采取转移支付形式，实行社会保障，增加社会福利设施，刺激有效需求，带动劳动力市场发展，实现充分就业，其理论为制定经济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直接理论依据。新经济增长理论(舒尔茨、卢卡斯等人)也特别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一些人力资本投资项目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阿马蒂亚・森(A・Sen 1992)主张“能力”中心观，他认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在设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不仅要解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更重要的是“赋能”，即以教育、培训等形式赋予他们发展的机会。联合国也倡导“发展型社会福利”的新理念。由此我们可以判断，“赋能”政策的实施将改进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与质量，实现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层面来看，现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度过了为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期劳动力市场服务，即发挥扶助贫弱、互济难关、培养人力资本等功能的阶段(王诚，2004)，纷纷开始市场化或强调效率的改革，提倡“第三条道路”，主张“社会投资”型福利政策。我们必须注意到，社会保障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一定的社会公平，而“一定的社会公平”正是20世纪40～60年代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奠定了的，改革只是对政府失灵或者政府过度干预的一种纠正，“帕累托改进”也是建立在以一定的社会公平为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由政府福利性干预与支持，国家不仅可以保证社会公平，更有利于效率的发挥与社会经济发展，还可以逐步促进市场机制的发育与成熟。二战后各国社会保障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与繁荣发展，也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特别是日本，它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转移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947年日本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4.2％，是典型的传统产业型国家。此时，日本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农村劳动力“跳跃式”非农化转移政策，1950年社会保障水平就达到欧美国家平均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7.3％，日本国民的人均GDP仅有905美元，与欧美国家差距悬殊；1975年，日本社会保障水平缓缓上升到17.7％，农村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迅速下降为13.9％，国民人均GDP更是快速上升到7385美元(国家之间比较，如表1所示)。日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持续了70多年，应该说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方面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国在转型改革与进一步的开放中，要坚持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潜力挖掘与升华，这是由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所决定的。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实现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挖掘与升华，但是当前二者关系割裂，没有很好地实现互动，更远未达到良性的程度。
问题一方面直接取决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长期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流动性差；同时社会保障改革严重滞后，城镇基本保障还没有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更是困难重重。不合理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加剧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落后又进一步影响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我国改革后较长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中心任务是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重视城市主要劳动力市场建设，而忽视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致使城乡劳动力市场严重分割。进城农民工与在乡农民的社会保障丧失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大障碍。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流动性受到阻碍，造成劳动力资源严重的非优化不合理配置，市场交易效率低下，影响到国民产值的创造与经济增长的质量，进而也限制了经济福利的增进与社会保障的完善。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富余劳动力总量达到1.8亿人以上，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压力很大，即使从事非农生产的1.7亿农民工因为大多没有社会保障，就业也极不稳定。可见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任务仍然非常艰巨。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二者之间的传导中介固化、互动机制失灵。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等传导中介没有能够有效结合中国比较优势，进而充分发挥应有的双向传导推动功能。比如，城镇化不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手段，它是城乡劳动力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的重要传导中介。但许多地方政府在城镇化问题上出现了误区，没有充分发挥城镇化作为传导中介的功能，致使互动机制无法有效形成。农村工业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补充，也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和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合理适用的社会保障将有利于鼓励和保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逐步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而我国农村工业化还处于起步阶段，激励与补贴政策缺乏力度、缺乏针对性。对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这一传导中介更是长期忽视，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导致城乡市场分割、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村青壮年或通过特定的社会流动渠道定居城市，或进城打工，大大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为其城市化的青壮年提供了抚养、教育等相关人力资本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农村资源凝结成人力资本的形式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而这些人城市化以后实际上给农村带来的是极不对称的回报，农村收益远远低于城市，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基本全部留于城市。因此，城市政府应该以各种方式大力补偿农村、支持农村发展。
如果对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继续忽视传导中介与城乡
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互动机制的建设，长此以往可能制约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发挥，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为国有企业改革保驾护航的任务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全面为城乡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时候了。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或激活传导中介双向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三、社会保障与城乡劳动力市场互动机制及提升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
发达国家经验告诉我们，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的教育、培训与卫生医疗等保障，一方面加速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弥补劳动力市场失灵，提高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同时，成熟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服务，也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有利于城乡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也有利于激励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积极性。由此可见，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将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技术创新，推动城乡劳动力合理流动，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与市场交易效率。这样，劳动力资源禀赋的外生比较优势，结合内生的人力资本与技术优势和市场交易效率优势，形成厚实强劲的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与升华，进而持续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需要强化社会保障的供给，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内生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这样，在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我国就可以更好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强化综合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力丰富，劳动力素质结构也是多层次的，政府应当高度重视教育、培训、卫生医疗等社会保障的投入。这一方面有利于持续高质高效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输送健康的一般劳动力；另一方面更有利于加速一般劳动力资源优势转化成为适合现代知识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较高知识与技能的知识型劳动力，以为经济结构的提升创造充分的人力资源优势。
中国比较优势的根本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这不仅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上，同时可以体现在劳动力质量上，二者相对应的产业层次不一样，前者主要是简单粗加工型的劳动密集产业，后者主要是强调一定技术、质量型的劳动密集产业。由此可以发现提升人力资本的水平，有利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进一步挖掘与升华，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可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增长，是我国日后长远发展的前途所在。从这个视角可以理解通过社会保障“赋能”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不会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与国家竞争力，相反可以产生“质优”性正相关效应。以完善社会保障挖掘与升华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路径实现的优越性，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供给，挖掘劳动力比较优势。社会保障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等传导中介，有利于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稳定高质高效的非农化转移，抑制城市初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成本的上升，保持中国工业制造品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保证消费总量的稳定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持续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2)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促进劳动力比较优势升华。加强与完善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尤其是教育培训与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提高劳动力文化、技术等综合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只要效率的提高快于成本上升，劳动力比较优势就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性质的社会保障的积极效应远大于成本方面的负面影响。这样，不仅在简单加工型的传统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进一步体现，而且在新型的强调技术与创新的产业上劳动力比较优势得到深化与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