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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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 委托工资法 投入产出率 工资

一、随着2001年加入WTO，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了级数增长的态势，并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贸易在商品交换的同时带动要素跨部门、国界流动，改变贸易格局和比较优势，作为一个典型劳动力资源丰富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在我国的进出口中占极大份额，贸易对我国劳动力要素收入的影响尤其是对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影响，成为关系经济增长、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国家社会稳定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委托工资回归法建模，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对贸易影响本国工业部门劳动力工资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建模

1.本文采用委托工资回归法的思路来分析贸易和工资收入的关系，并测度中国的贸易对不同教育水平工人工资的影响。首先，建立产品价格和要素收入之间的回归方程。在Leamer(1998)方程基础上，为了突出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之间的联系同时消除价格和资本之间的随机效应，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加入回归方程中，得到本文方程如下：

(1)

其中，表示每单位J产品资本的使用量，表示资本回报率的变化比例，为常数项，表示产品价格的变化率，表示要素回报率的变化率，表示在产品j中要素i的贡献率()通常用要素i在收入中的份额表示，是误差项。需要注意的是要素价格在式子中是参数，而要素价格的变动才是被估计量。方程右边的变量表示行业要素收入份额，给定最初的要素价格它就决定于该产业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可见产业产品价格变动的技术原因是外生决定的。比例变化的测量由基期的产品价格和产出以及基期的要素价格和要素供给量决定，而这些数据相对于现期价格都是外生变量。本文的实证检验中包含了三种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这样本文就可以依据方程将产品的价格变动对要素的收入份额进行回归，并用回归系数表示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致的要素价格变动的比例，从而测量特定时期的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变化。考虑到资本项专业化（specification of capital）变化、方程右边变量的误差导致价格变化的趋势以及在本文的方程中疏忽的变量例如：通货膨胀、利润以及生产技术变化等本文保留了常数项。

其次，贸易对工资收入影响模型。本文用贸易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其它变量不变进行回归，得到相应的参数来表示贸易对于要素价格的影响，文中用（出口额－进口额）/国内消费额来表示贸易因素。

2.数据选取和说明

(1)数据的分类。本文依据国际工业分类标准（ISIC，第3版）、OECD（1986）按照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产业分组和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将工业划分为高技术产业（HT）、中高技术产业（MHT）、中低技术产业（MLT）和低技术产业（LT）四大类。同时按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将劳动力根据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划分为：大学及其以上水平，中学水平（包括高中和初中以及职业技术学校），小学水平，以体现劳动力技术水平状况。

（2）数据来源和说明。产品价格、工人工资和消费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贸易数据来自《海关统计年鉴》；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本文根据统计年鉴的投入产出表（1987，1992，1997，2002年），结合部门产值计算得到。产业产出、产品价格指数、分产业的工资收入样本数据和劳动力供给的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经济信息网数据库（cei.gov.cn/default.aspx?tab=157）。相关说明：第一，本文模型中的工资水平采用的是职工平均工资，且从1998年开始为在岗平均工资数据。第二，在计算要素收入份额时，按照投入产出表并采用索洛残差法（具体估算方法参见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计算。第三，在计算价格的变动率时，本文以1987年的价格作为基期，工资变动率和资本价格变动同样以1987年作为基期。文中的产业产品价格我们根据产业划分取其平均值并经过了价格指数的平减。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1.行业劳动力工资变动与产品价格变动关系回归结果。在回归结果中，用capital表示资本，LX表示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LZ表示具有中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LD表示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结果如表1：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5％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10％的统计检验

由表1的结果可知，LX、LZ、LD在四个产业中业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资本和常数项也通过了统计检验。(1)在四个产业中，只有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工资变动与价格变化呈反方向变化，其他两类劳动力工资均与价格变化同方向。(2)小学水平劳动力工资对于MLT产业的价格变动反映最为明显，中学水平劳动力工资收入变动在MLT产业变化最灵敏，大学及其以上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变动对LT产业的价格反映最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在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劳动力创造的附加值相对比重较大导致。(3)在高技术产业，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产业价格变动最为明显，这也表明在高科技产业中更多的集中了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力，且该类产业的价格变动对于技术水平高的劳动力工资有更为显著的影响，这也符合斯图尔帕－萨缪尔森理论中关于一个行业中价格上升，那么该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价格就上升的描述。(4)在HTH产业中，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回归系数最大，说明在该产业中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扩大了与低教育与中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此外，本文还发现对于中低技术产业中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价格的变动反应尤其突出，明显大于其他三个产业，这可能是由于在依据技术水平进行的产业划分中，中低技术产业中聚集了大量的采掘类行业，而我国现阶段采掘类行业的从业人员大都为教育水平较低的劳动力。

2.行业贸易因素变动对不同劳动力工资变动影响的回归结果。这里本文用（出口额－进口额）/国内消费额表示贸易因素然后利用方程对贸易影响劳动力工资变化进行研究，结果如表2：

注：***表示通过1％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5％水平的统计检验，*表示10％的统计检验

由表2的结果可知，参数都通过了统计检验。

(1)在四个产业中，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工资变动均与贸易变化呈反方向变化；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与产业贸易变化在高技术和中高技术产业呈同方向变化，在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中呈反方向变化;小学水平的劳动力工资变化均与产业贸易变化呈同方向变化。

(2)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动反应最为明显，中学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于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化反应最为灵敏，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中高技术产业的贸易变动反应最为明显。出现在低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中高技术水平劳动力工资与贸易变动呈反方向可能是由于在我国的贸易结构中我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品，进口的是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符合国际贸易理论中出口增加将增加该行业密集使用要素的价格而降低进口行业密集使用的要素的价格的描述。

(3)低技术产业中，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变动对贸易变动反应系数与中低技术产业的系数符号相同，但数值明显小于后者，且在低技术行业三类劳动力的回归系数都明显小于其它三类产业。这说明我国低技术产业的贸易对于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不大，也可以说明我国的贸易品不主要集中于文中划分的低技术产业。

(4)小学水平劳动力在高技术水平产业中的工资增长最快，说明在高技术产业中具有小学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其他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缩小的最快。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收入在中高技术产业中的回归系数最大，也即在中高技术产业中的高技术水平劳动力更快的扩大了他与其它两类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本文利用委托工资法对中国1987年～2006年鉴对外贸易与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贸易的变化不仅影响不同产业之间的劳动力工资收入，而且也影响了不同技术水平劳动力在同一产业中的工资收入。在四个产业中，贸易因素对具有小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对具有中学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始终是反方向的；对于具有大学及其以上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收入的影响在高技术水平和中高技术水平产业中是正向的，在中低技术水平和低技术水平产业中是反方向的。此外，在高技术产业和中高技术产业中，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在中低技术产业中，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后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对于低技术水平产业，具有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与具有高教育水平和中高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同时高教育水平和中等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但是缩小幅度要比中低技术水平产业要低。

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来源于我国自身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资源禀赋。我国属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也大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且我国的贸易大都集中于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东盟国家，自身的产业结构决定了贸易结构，所以现阶段我国的贸易仍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此外，由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国际贸易可以通过提高一国的专业化水平，促进劳动生产率和收入的提高。

2.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贸易的发展对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变化有重要影响，且对于不同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之间影响效果有不平衡性。现在正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时刻，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大幅下滑外需严重不足，这对于多年依靠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贸易的我国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而外贸企业又是保证国内劳动力收入和就业的关键领域。为此，政府应一方面应该继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实行贸易格局的多元化，以便得到更加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为克服贸易对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也应当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树立品牌意识，加大科技研发和相关成果转化，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此外，还应继续建立和完善劳动和社会保障体系，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效果，还富于民这样才有可能扩大居民购买了进一步拉动国内需求。同时，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加强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职能，趋利避害在推动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的同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配套措施，劳动者也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总之，在注重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的同时平衡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繁荣。

参考文献

[1]Baldwin.R， Cain.G. Shifts in relative U.S.A wages: the role of trade， techology and factor endowment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0

[2]Jones. R.W.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第2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收入差距；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2-0004-05　收稿日期：2008-09-22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的交织过程中，既实现了改革开放政策推行下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但也引致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逐渐变化。从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来看，我国基尼系数已从1981年0.29升至2007年0.48，基尼系数逐步扩大所代表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城乡和地区差异之间，不同行业、学历、性别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日益扩大。目前，关于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着眼于经济转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市场竞争、政策体制、劳动力结构、扭曲因素等方面，对开放政策与收入变化关系的研究关注较少。而开放既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同时也会通过国际贸易、吸引外资以及劳动力的流动等渠道影响收入差距。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评价，同时还影响到中国社会政治稳定、改革深化进程以及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从理论角度来看，对外开放与一国劳动力收入决定的研究由来已久，古典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会因为贸易开放而导致异质性劳动收入差距的缩小，发达国家的对外开放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但随后实证研究却大多得到相反结论，这推动着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不断创新。之后的研究一方面从不同角度重新解释贸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譬如需求偏好、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弹性；另一方面则对实证模型进行更严格的假定，提供实证检验的稳健性。理论研究方面则主要基于经典ss定理并根据现实作相应的调整和改进。本文主要是从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方面对现有理论进行回顾和评析，为探讨中国开放政策和收入关系提供有关理论依据和有益借鉴。可以说，对于开放与居民收入的关系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定论。

二、经典理论回顾―SS定理

SS定理在HO框架下提供了国际贸易和工资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理论支柱。它是在假设完全竞争行业的零利润情形(zero-Profit Conditions)下讨论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之间的关系。在开放经济下，如果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于非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增加，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工资差距就会扩大。这种商品价格超比例转换为要素价格比例的关系被称为扩大效应(更为详尽的说，如果产品价格增长，那么要素价格至少会超比例的增长)。在近几十年，SS定理被集中使用在工资不平等的讨论中，现有几种研究试图按照SS模型的预测去分析北方国家工资不平等的增长。一种类型的研究关注发达国家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和要素收入的关系，对美国的实证并不很支持SS理论，20世纪80年代非技术劳动产品的价格相对于技术劳动密集的产品并没有明显下跌，而该国不平等却在增长。另一类研究试图分析一国进出口中要素含量的变化从而讨论技术劳动和非技术劳动供给和需求的相对变化(Wood，1994、Krugman，1995、Borjas，Freeman andKatz，1997)。这些研究引起一系列方法上的争论，比如贸易量是否能够正确体现贸易对相对要素价格的影响以及是否要素含量法的研究有较多的实证价值等。尽管各类研究方法有所不同，目前，大多结论仍然表明国际贸易因素确实能够部分解释工资不平等和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失业率上升情形(Slaughter，1998)。

从对传统模型的分析及结论可以看出，首先，它是通过分析贸易对商品价格的影响，讨论要素价格的变化；但如同Samuelson认识到的那样，ss定理和FPE定理的许多假设并不符合现实情况，尤其是假设经济体之间产品、要素和生产功能的同质性等方面，贸易引起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代表一种趋势而不是现象，这需要后续理论对其进行更符合事实的修正。其次，开放的诸多模式中，贸易是最初形式，更深层次的开放，比如劳动力与资本的流动，技术的传播和延展等均有可能对要素价格产生影响，这些也可以沿着传统模型的思路进行拓展。再次，理论需要实证的检验，从现实的角度对传统理论进行修正和补充。最后，各个国家的情形千变万化，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制度安排更是迥异，在开放的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忽略。

三、基于传导机制角度的理论拓展

(一)要素价格机制

如上所述，经典理论FPE定理和SS模型均把要素价格作为研究贸易影响收入差距的渠道。后续很多研究，比如Hanso and Harrison(1995)，Davis(1996)，Wood(1999)，等都借鉴了这两个模型的核心思想，即生产要素的回报率取决于要素的供需，贸易会通过影响要素需求的变化影响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Jones(1999)构造了一个两国、两要素和三产品的HO模型。在此框架下，中等技术密集产品关税水平的降低，会导致工资在两国不平等变化的方向相同。如果关税减让发生在北方国家，那么在两国的工资不平等都会增加；如果南方国家进口中等技术水平产品并削减进口关税水平，那么两国工资不平等的程度都会降低。究其原因，其认为关税的减让会导致中等技术水平产品生成从北方转移至南方。Bin Xu(2003)将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边界作为分析贸易对要素价格影响的渠道，得出不同结论：关税的降低会引起进出口增加，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的增加更为明显，尤其是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由此，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的日益增长。Nahuis(2004)的模型对SS理论的扩大效应有所发展，SS理论认为商品价格比例的变化会引起要素价格同方向变动，而Nahuis认为内生性技术变化会使得要素价格更大幅度的变化，这种扩张效应超过了SS理论给出的变化比例。

按照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一国内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该国开放之前会较小(Fujita，Krugman andVenables,1999)。国内公司为降低运输成本，会选择将中间产品投入和最终需求中心定位在一国中心地区，这会导致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这一地区，从而增加地区间固定要素实际收益的差距(如土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行，公司可以使用国外资源和中间投入品，减少中心地区经济活动的集中性，地区间

固定因素实际收入的差距会减少。这一理论为解释部分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理论途径。

(二)需求偏好机制

传统国贸理论认为国家间偏好一致，这种假设认为各国及个人对产品的需求同它们在全球收入中的份额相对应，一国消费模式取决于它们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以及世界总产出，上文提及的要素含量法正是基于此。尽管它成功解释了基于要素供给差异方面的问题，却没有从需求上考虑国际贸易，因此后续的很多研究将需求偏好作为贸易影响收入差距渠道，放松了传统贸易中各国偏好相同的假设，认为总需求不仅仅依赖于总收入，而且依赖于人均收入。对于开放经济中的个体偏好的考虑，Krugman(1980)就已经将一个经济体分为两个偏好截然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都对某一特定集合的物品具有不同的需求曲线，其分析的结论认为每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会选择专业化生产那些在国内具有更大市场的某些产品。Feenstra and Hanson(1996)分析了生产从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转移的过程，生产转移可能是由于南方资本市场的相对增长，或许是因为南方相对于北方的中性技术进步。这种生产的转移都会导致南方国家产品的技术要素含量的增加，导致在两个国家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将会导致技术劳动力相对报酬在南、北两个地区都会有所增加。Glazerand Ranjan(2002)的研究恰从偏好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出发，得出贸易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结论，但他们认为异质性和偏好的变化(Variety)缺一不可。一国的技术劳动或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口喜欢消费技术密集型产品(Skill Intensive Product)。当这类人口数量增加时，会有以下三个效应：①直接效应是其工资下跌；②市场产品多样性增加；③对技术密集产品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提高工资需求的增加。这三个效应的综合结果是技术劳动工资的上升，加大收入不平等性。Dalgin，Mitra and Trindade(2004)拓展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认为偏好的不一致性是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他们根据美国家庭的预算，将产品分为奢侈品和必需品两种，并认为奢侈品的进口增加了进口国的不平等，而必需品的进口则正好相反。进口国不平等的增加则会导致扩大他们同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减少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这更加剧了国家间的收入差距。

(三)技术进步机制

HO模型的另一假设是技术相对于国际贸易而言为外生变量，但很多研究发现技术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的驱动因素之一。近年来，对发达国家工资不平等增长最有影响力的解释是“贸易导向型技术进步”，这是对传统模型在技术动态方面的拓展。根据Bound and Johnson(1992)，Katz and Murphy(1992)，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Autor，Katz andKrueger(1998)，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等的观点，发达国家的技术变化偏向技术劳动增加了技术劳动相对非技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增加了他们的相对工资。Robbins(1995)，Wood(1994，1995，1997)以及Panagariya(2000a)的研究也认为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贸易可以引起进口竞争部门的技术进步，从而寻求生产中的新方法节约低技术劳动。这种防卫型技术进步(Defensive Innovation)使得公司更好地同进口产品竞争，但也会减少对非技术劳动的需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国际贸易会促使企业提高现有技术，从而更好进入外国市场。因此，无论哪种国家，贸易导向型技术变化都会引起工资不平等的增加。

SS定理认为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要素价格更大比例的变化。可是现实的实证分析发现[Sachs and Shatz(1994)]，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化只能解释可观测到工资不平等的很小一部分。Berman，Bound and Griliches(1994)分析decompose了美国制造业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发现70％的变化可以由产业内的变化来解释，只有30％归因于产业间的变化。这个结论可以被解释为，劳动力需求结构向技术劳动力的变化大部分归因于技术革新，并不同国际竞争的变化相关。Machin(1996)使用同样的方法调查英国的情况发现劳动力需求83％的变化能够由产业内改变(variations)来解释，重要的是。计算机的使用是技术劳动力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Desjonqueres，

Machin and Van Reenen

(1999)and Berman，Bound and Machin(1998)显示在一些发达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被限制在一些特定行业，与是否这个部门是可贸易的还是非贸易的无关。

Acemoglu(1998)开始了从内生性技术的角度考察。他认为技能偏态型的技术进步是内生的，是人力资本投资增加造成的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增加的结果，当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时。技术进步就被导入了技能偏态的轨道。他认为，劳动力中技能供给的增加在短期内降低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但是长期看来，这个技能供给的增加导致了技术进步的技能偏态性，使得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扩大，并最终超过了最初的降低效应。并且他用这个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生的大幅度增加降低了技能升水(skill-Premium)，并在80年代大大增加了技能升水。这就是直接技术效应(direct technology effect)：当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越来越高时，他们的生产率相对与低技能劳动力也会提高，那么当高技能劳动力越来越多时，将会导致技术进步的方向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高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互补，即表现出明显的技能偏态性。

潘士远(2007)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工资差异的影响，解释发展中国家工资差异之谜。在贸易自由化之后，发展中国家接触和学习到相对多的与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因此，和生产与非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相比。生产与技术劳动力匹配的技术知识的生产力水平上升相对较多。也就是说，学习效应是有偏的。因为技术知识的生产是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所以学习效应会导致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工资差异。同时，有偏的学习效应会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技能密集型，从而进一步导致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扩大工资差异。

(四)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

SS理论在谈到收入差距问题时的出发点基于要素的需求和价格，没有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而实际上国际贸易可能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价格弹性，对发展中国家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带来

不利结果。Rodrik(1997)很清楚地论述了国际贸易可能会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的自身价格弹性对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就业有不利的结果。如果国际贸易会增加产品市场的竞争性，产品的需求将会变得更加有弹性，“既然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会随着对产品的需求变化而成比例的变化，产品市场的一体化会使得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富有弹性”。Levinsohn(1993)、Harrisonl994)、Kafics andPetersonl994)、Sen and Chandl999)、Yabuuchi andChaudhuri(2007)的理论和经验分析都支持这一观点。从国际贸易会增加对劳动力需求的自身价格弹性的论点中，Rodrik(1997)得到三个含义。首先，日益递增的贸易和投资机会使得工人想要取得更高水平的生活标准和福利代价更昂贵；其次，较高的弹性将会使得工资和就业面临劳动力需求的外部冲击时更加不稳定；最后，较高的弹性会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转向资本，这样会导致“公司剩余中工人所占份额更少”。国际贸易会增加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导致对产品的需求弹性的增加，由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是衍生需求，会随着对产品的需求变化而成比例变化，劳动力市场弹性必然增加。弹性增加将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转向资本。工资和就业面临劳动力需求的外部冲击时更不稳定。但是该结论遭致Panagariya(2000b)的质疑，运用HO理论和特定要素模型，他的结论显示开放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没有明显的联系，如前文所述，他认为是贸易导向型技术进步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其实，Rodrik和Panagariya的分歧源于不同的分析角度：Panagariya对劳动力的需求指国家层面对劳动力的需求(National Demand for Labor)，而Rodrik则指对公司的劳动力需求。在非技术劳动相对价格改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是否会引起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增加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四、小结

第3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要素报酬；劳动力结构；劳动力要素价格；专用要素模型；产业升级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FPE）定理，从长期看各种要素价格在国际间将会出现趋同趋势，并且若假定一国在保持产品价格不变，那么要素价格与供给之间将表现出非敏感性的特点（Leamer，1994）。因此，在新古典分析框架下，如果只有两种商品和两种生产要素，并且两国都生产这两种产品，那么最终产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之间将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即如果两种要素报酬（最终产品价格）已知，就能推导出相应的最终产品价格（要素报酬）（Samoulson，1948，1949）。肇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根据有关数据表明，国民收入从1979年的36452亿元上升为2009年的3434647亿元，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9%；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速度稳中有升，其中1991～2009年与2001～2009年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5%和107% 数据搜集整理于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的差异逐步显现：从经济增长角度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从收入分配角度看，北京、上海及其他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城市存在显著的居民收入差距 以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为例，北京和上海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56328元和56525元，远高于西部地区如四川、贵州和云南省的25038元、24602元和24030元。；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看，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较为明显的发散趋势。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不均衡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及对应的要素价格决定机制具有重要关系，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与价格对于收入和产业发展与升级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基于Samoulson（1948，1949）年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应用2004和2008年中国第一和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对中国区域和行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动及对应的劳动力要素是否存在价格均等化进行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结合地区和行业劳动力要素结构和价格的变化，对要素价格均等化和专用要素模型进行拓展，进而分析中国劳动力要素价格是否收敛，同时对劳动力结构演化与产业的均衡发展与升级机制进行探索。

本文研究框架如下：第二部分，对要素价格均等化以及劳动力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第三部分，在对已有模型进行分析拓展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对研究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基于地区要素价格均等化视角，对地区劳动力结构和价格的变动进行分析；第五部分，从行业劳动力结构和价格变动角度，对劳动力要素均等化问题和行业劳动力要素供给和结构变动问题进行探索；第六部分，总结结论，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Samoulson（1948，1949）最早提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指明了最终产品与要素价格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伴随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劳动力供给的变动，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及相应价格经过调整后是否能收敛的问题受到广泛关注（Johnson，1997）。不同劳动力结构的就业人员区域和行业间的转移，也可能带来转入区域及行业劳动力要素价格的变化，例如可能对流入区域和行业劳动力就业带来“挤出效应”，从而使相应工资报酬下降或者使流入区域和行业劳动力出现外流（Outmigration）现象（Borjas， Freeman et al.，1997），也有可能提高当地或本行业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从而带来区域或行业劳动力要素报酬及人力资本利用率的整体上升（Card，1997；严善平，2006等）。Hanson和Slaughter（2002）从四个角度对区域和行业吸收劳动力供给差异化变动进行研究，即区域相对要素供给变动、区域间劳动力和资本的转移、区域产出组合的变动及潜在的生产技术改变层面，并得到支持生产率调整后（Productivityadjusted）FPE定理的证据。但是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Developing Economy）来看，劳动力具有典型的产业间分布特征，因此城乡、区域及行业间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差异可由劳动力不完全流动所解释（蒲艳平、吴永球，2005）。区域和行业劳动力要素价格由于行业和区域的特质性（Idiosyncratic），必然存在绝对量上的差异，但去除区域及行业间生产率、劳动者的培训的机会成本之后，劳动力要素的报酬会趋向于收敛。

劳动力要素供给变动的冲击，可能并不会带来相应要素供给价格的改变，这种冲击可能会被区域或行业转向于使用这种冲击所涉及的相对扩张的密集要素方式所吸收（Rybczynski，1955）。由此，国际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生产技术的变动，特别是偏向于技术性变动可能会带来技术性劳动力（Skilled Labor）相对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相应的劳动力价格（Autor， Katz et al.，1998），打破区域或行业间绝对量视角上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化。技术偏向性科技变动（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SBTC）对区域和行业劳动力市场具有显著性影响，可能会打破市场原有的劳动力要素价格均等化条件（Hanson和Slaughter，2002）。劳动力结构本身的升级是SBTC的首要前提，在Hanson和Slaughter（1999，2002）的研究中对劳动力所接受教育层次的变动进行了测算和考察，并据此作为对影响劳动力要素价格的主要因素进行分解研究。劳动力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不同学历层次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对产业变迁和调整会产生不同影响（徐桂民、綦建红等，2007），各个行业劳动力学历层次的变化，可为SBTC提供潜在的动力，并带动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但是，由于历史及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等原因，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非均衡性问题较为严重，例如存在低端劳动力存量较大但需求不足，而高端劳动力供给明显不足但需求巨大的两对矛盾（魏浩、程b，2010）。同时，由于国内户籍为代表的制度歧视因素等限制了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严善平，2006），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升级。但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及所有制结构的独特性，因此有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主要还是来自于行业的内部增长效应，而劳动力跨部门流动影响不显著（李小平、陈勇，2007）。

[20]Samuelson， P，1949，“International FactorPrice Equalization Once Again”，Economic Journal，59，pp. 181197.

[21]Samuelson， P，1948，“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Economic Journal，58，pp. 163184.

[22]Wood， A，1997，“Openness and Wag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Latin American Challenge to East Asian Conventional Wisdom”，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1，pp. 3357.

Factor Return Differentials， Structure Evolution of

Labor Force and Industry Transi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First and Second Economy Survey

Chen Fuzh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第4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东部重现“民工荒”

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22978万人，同比增长1.9%，其中外出农民工14533万人，同比增长3.5%，而本地农民工同比下降了0.7%。从总体上看，由于2009年经济处于逐步恢复的过程，因此，全年农民工数量在2008年的基础上略有上升，随着中西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紧张程度明显升级，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农民工选择省内务工，跨省外出比重下降。农民工收入增幅低于全社会平均水平。

“民工荒”推升

低端劳动力价格

我们认为，我国的低端劳动力供求格局使“民工荒”将成为长期趋势，未来劳动力价格尤其是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将成为必然。

中西部城镇化加速农业劳动力省内转移。我们认为，未来劳动力仍将继续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但主要以当地转移为主，很难大规模跨省向东部转移。首先，农业从业人员中，40岁以上人口占到全部人数的近一半，这部分大龄劳动力由于年龄较大，跨省转移非常困难，未来的农业劳动力将主要随当地城镇化进程逐步转向非农产业。其次，从政策面上看，国家正在推行的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和城镇化进程，将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中西部农民当地就业，因此可转移人口也将大大减少。

特定年龄段农民工的相对短缺。“民工荒”中最短缺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农民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使得这一时期的出生率明显下降，造成这一年龄段农民工的相对短缺。这一年龄段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与老一代有较大差别：一方面，家庭生存压力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减轻，这使得他们要求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较高的工资待遇；另一方面，农民工学历相对较高，懂得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都将提高企业的用工成本。

我国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价格明显偏低。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价格国际同比显著偏低，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但工资仅为其4%（2006年）；劳动生产率为韩国的10%，但工资为其7%（2007年）。从最低工资反映的低端劳动力价格看，我国最低工资仅相当于人均GDP的25%，相比其他国家明显偏低。

未来劳动力价格特别是低端劳动力价格将不断提高。我们预期，除了中西部城镇化进程和人口结构所引发的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其他因素也将推动农民工的用工成本的提高。一方面，农业收入增加使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增加。农业收入增加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农业收入增加；其二，国家反哺农业政策实施，从2004年国家开始逐步实行对于农村的“三减免、三补贴”政策。此外，国家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建设投入，大量农民工可以实现当地就业。另一方面，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更加重视。

用工成本上升带动产业升级

未来整体劳动力的供应将逐步偏紧。首先，从劳动力资源的绝对人数上看，未来我国20-40岁的中青年人口数将逐步降低。其次，从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看，我国的抚养比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未来将步入逐步上升的阶段。因此，虽然未来劳动力供应逐步偏紧，但国际比较上看，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依然相对充裕。

“民工荒”不会对整体企业造成很大压力。相对于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的充裕，我们认为当前“民工荒”所影响的仅为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并且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这种影响相对有限。短期内，企业可以通过适当提高待遇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转。而中长期内，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整体转型，企业将提升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摆脱对低成本人力资源的依赖。

第5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资金融通的链条发生断裂，引发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进而使经济总需求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并进一步演变为国际经济危机。伴随着金融危机从国际向国内、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外向型产业向其他产业的传导，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农业农村经济受到的冲击也不断加深。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非常困难，进而影响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最终影响我国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影响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要看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在一个全新背景下发生的，即我国与世界、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背景，农业与国民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市场化背景，农村与城市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统筹城乡背景，以及区域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分工协作背景。这要求我们在全新的大背景下审视和思考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以稳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那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近年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而我国粮价对国际市场跟跌不跟涨，导致农民种粮收益持续下降。近期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更是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新的不利影响。尽管如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农业重中之重的任务。要充分注意到农业与现代金融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反映。一方面，农业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另一方面，金融动荡又会造成农业波动。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在金融动荡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越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奠定应对金融危机的物质基础。因此，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远未见底的情况下，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掌握主动权、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工程。

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国际农产品需求减少将继续抑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和外向型农业发展，国际能源价格剧跌导致农产品转化能源需求的减少也将加大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大量农民工回流可能减少农产品需求数量或降低需求层次，也会影响农产品价格走势。其次，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也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2008年我国粮食生产总产、单产双双连续五年增加，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油料生产实现较大恢复，扭转了食用植物油自给率连续八年下滑的局面；生猪生产快速恢复，畜牧水产业稳定发展，“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预测，2008／09年度世界谷物产量将达到22.4亿吨，增长5.3%。第三，能源价格暴跌加重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金融危机使得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国际石油价格从2008年年中最高时的174美元／桶下降到年底最低时的35美元／桶，扩展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跌的空间，强化了人们对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预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由大涨到大跌的剧烈震荡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2008年上半年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下半年全面大幅下降，比如大豆国际市场价格高点曾经达近1万元／吨，近期已经跌落到3000元／吨左右，大大增加了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

2009年我国农业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既要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更要保持价格稳定。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产量增长很重要，但在我国农业生产形势已经好转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农产品有效供给在目前形势下是可以确保的，而近期农民增收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2009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对农业生产的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确保粮食安全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刺激生产、增加产量，而是要根据需求变化合理确定农业生产目标，把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增加农民收入有机结合。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上，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二是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在粮食连续五年增产、国际农产品供求发生了新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农产品全面短缺的可能性势弱，但近年来生猪、棉花等产品的产量波动充分表明个别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威胁始终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农产品的消费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应未雨绸缪，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重点防止个别产品的异常变动影响人们对农产品供求形势和宏观经济的预期。三是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应在坚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确保农业发展可持续的基本方向下，重点发挥临时干预政策的作用，尤其要重点运用临时储和进出口调控政策作为短期调节的政策工具。

二、以统筹发展为长期战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2008年下半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受严重冲击，部分企业因出口订单大量下降而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农民工失业滞留城市或返乡回流的现象日益突出。2009年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数量很可能继多年快速增加之后转呈下降趋势。农民就业机会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收入增长，而农民增收乏力又必将影响扩大内需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农民转移就业的严峻形势如果不能扭转，必将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甚至可能加剧我国经济的衰退。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战略的取向矛盾，其间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首先，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就业的直接原因。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长期战略始终将有限的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投向相对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了区域间经济成长的差异。东部地区工业化份额高、中西部农业比重大的格局既已形成，构成了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初始条件。近些年，我国虽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但从创造就业机会角度看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虽然提出了区域间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设想，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仍然滞后，这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其次，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使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缺失。为促进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在对外开放政策上没有实施同时开放、同等开放的均等战略，而是采取“东部优先”的发展战略，从政策、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东部发展的先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一方面使东中西部地区间差距逐步扩大，大量中西部劳动力加速向东部流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结构失衡、稳定性下降，一旦遇到外部宏观经济不景气

国际市场收缩，外向型经济首先受到冲击，在沿海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失业现象就会凸显。第三，偏向政府和大企业的投资取向使得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变动不一致。我国的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企业投资，大企业、重化工业投资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对劳动力有排斥效应。本应成为主要就业载体的广大中小企业却由于诸多政策限制而发展缓慢。第四，城镇化发展滞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也至为关键。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使农村劳动力始终处于钟摆式循环流动状态，按照季节、经济周期甚至政策周期在城乡之间流动，而不是定居下来，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桎梏。户籍制度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以及这些制度改革的滞后是造成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失业的数量可能继续增长，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可能有三大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而且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外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简化分析而设计了一个封闭经济的两部门模型，讨论了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及工资决定问题。在当今时代，封闭经济已极为罕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迁移，而只是临时性的转移，因此不宜简单地用短期内局部地区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工资升降情况来判断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其二，为有效地兑现“人口红利”，需要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有研究指出，我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大约在2015年，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长期以来，我国以低素质、低成本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这只是短期优势，而高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才是长期优势。在“人口红利”转折点到来之前，应该抓紧时机更快地提升劳动力素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更好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其三，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推进统筹发展，逐步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二是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三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制约城乡融合的二元体制机制矛盾。

三、以政府行为调整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第6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兵役制度;供求均衡;成本-收益分析

一、军事人力供给分析

假设将一国所有使用劳动力的部门划分为民事部门和军队,那么劳动力资源的去向也就有两个:一是在民事部门工作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二是在军队工作最终提供国防这一公共产品。所以军事人力供给方为由众多具有一定质量的劳动力组成的劳动力市场,其符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假设,他们通过比较在民事部门和军队工作能获得的预期收益,在两种部门之间进行选择,以决定是否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为了在军队工作而放弃的民事部门可能的收益就是该劳动力为军队提供劳动力供给所付出的机会成本。

军事人力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横轴表示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数量,其中OQ表示一国劳动力市场上符合军队要求的劳动力总量,纵轴表示劳动力供给者所接受的保留工资水平(也即军事人力供给价格),即能够使劳动力供给者恰好愿意加入军队服役的工资水平,在数量上等于该劳动力供给者在民事部门的潜在货币收入与其在军队工作的非货币收益之和。如果劳动力供给者的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水平比较高,则他的军队保留工资也会比较高,即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是正相关的。但是由于每个人的偏好不一样,有些人认为保卫国家的荣誉感能给他带来正的非货币收益,所以保留工资与民事部门潜在货币收入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保留工资较高意味着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民事部门工作,而为军队工作会产生负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较低则意味着可以劳动力供给者更偏好于在军队工作,从而可以获得正的非货币收益。保留工资是在市场机制下配置劳动力时军事人力的供给价格,代表军队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成本。

二、军事人力需求分析

军事人力需求曲线所表示的是军事人力需求量与军事人力成本之间关系的长期趋势。军事人力需求方为军队组织,在劳动力市场上作为唯一的军事人力需求方,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在与劳动力供给方的价格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在确定军事人力需求时不能单纯考虑军事人力成本因素的影响,多种非经济因素(如国家安全形势、军事战略目标)往往起主导作用。为了进行经济学分析的方便,先假设其他条件给定,则军事人力需求与军事人力价格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如图2所示。之所以是负相关,是因为存在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在保持军队战斗力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高于其他投入的成本时,军队会用其他要素替代人力投入,从减少军事人力需求。收入效应是指,在外部条件一定前提下,当人力成本提高时,要保持不变的国防产品供给水平所耗费的总成本更大了,如果超出国防预算约束,此时就要考虑降低国防产品的供给水平,缩减军队规模。综合这两种效应的影响可知,从长期来看,当军事人力成本提高时,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下降,反之军事人力需求量会上升。

三、两种兵役制度下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实现机制

首先,分析短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3所示。

OQ为劳动力市场上符合服役条件的劳动力总量。假设短期内军事人力需求流量一定,数量为OB(

在募兵制下,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为招募到足够数量的兵员OB,军队必须提供相应的工资W*,此时满足军事人力短期需求的兵员全部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组成,军事人力供求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短期均衡。因此,在募兵制下供给价格完全反映人力成本,军队所承担的总人力成本体现在供给曲线sb段以下四边形OBbs的面积。在征兵制下,军队提供的工资水平低于市场价格,如图W0。在征兵制下,虽然兵员需求最终能够得到满足,但其中只有数量为OA的兵员是按照市场机制由“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所构成,数量为AB的兵员需求则是通过征召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来满足。虽然两种兵役制度都能实现军事人力供求数量上的平衡,但军队通过募兵制获得的兵员全部为“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而征兵制获得的兵员中有数量为AB的非“自愿”的劳动力供给者。在两种兵役制度下,军队对于数量为AB的军事人力所付出的成本也有所不同,征兵制下实际支付的人力成本为AB×W0,小于募兵制下军队所支付的成本AB×W*。如果单纯考虑国防预算约束,那么征兵制似乎更节约国防预算费用。

总之,募兵制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因此总是能够实现军事人力供求均衡;征兵制则需要法律确保公民履行服兵役义务,虽然军事人力供给与需求能够在数量上实现平衡,但军事人力供求却无法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并非全部是“自愿”的,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具有强制劳役的性质。

其次,分析在长期内两种兵役制度下的军事人力供求状况,如图4所示。

图4中W*与OA分别是凭借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时军事人力供求均衡价格与军事人力数量。在募兵制下,当军队提供了低于均衡价格的工资时,是难以招募到足够兵员的,所以军队只能不断提高工资,直至吸引到足够数量的“自愿”劳动力供给者。军队所付出的军事人力成本完全体现在市场均衡价格上,军事人力个人无需承担额外的机会成本。而且由于均衡价格和数量代表社会最优配置结果,因此在募兵制下不存在社会净福利损失。

在征兵制条件下,军队对服役者一般只提供低于均衡价格的津贴(如W0)作为补偿,因此军队的军事人力需求量往往超出社会均衡点,如OB。由图4可知,这时的供求差距为DB。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这一部分劳动力的供给价格都分布在供给曲线的W0以上,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保留工资水平高于军队实际支付工资的人,他们是不会“自愿”为军队提供劳动力的。相比于社会均衡数量OA,军队超额利用的社会劳动力资源数量为AB,这部分劳动力资源给军队带来的价值为AB对应的需求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ca的面积,而因为军队过度使用社会劳动力使社会承担的负担为AB对应的供给曲线以下部分,其大小为四边形ABba的面积,三角形abc的面积表示的就是由于军队超额利用了社会劳动力资源所造成的社会福利净损失。

综上所述,在长期的军事人力供求关系中,募兵制仍然能够实现市场均衡状态,但募兵制的军事人力成本往往比较高,而且容易受到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在募兵制下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之间的矛盾在某些条件下会非常棘手,军队容易陷入两难境地。在征兵制下,军事人力供求总是处于工资水平较低的状态,一方面军队因承担的人力成本较低使得人力需求高于社会最优数量,另一方面因工资不高无法吸引足够的劳动力供给者,所以军事人力供求总是无法实现均衡。虽然军队能够获得所需兵员,军队建设似乎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但由于军队忽视了征兵制对服役个人和社会的外部影响,对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过度使用会造成社会福利净损失。

四、结论

第7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高职教育；劳动力市场；适切性；路径选择；预测模型

【作者简介】王全旺，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博士；赵兵川，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硕士。山西大同037009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7-0223-04

就业导向的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做到与劳动力市场对其培养的人才的需求数量、结构和质量的适度匹配是高职教育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必然要求。但要做到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适度匹配与协调发展，并非易事。根据麦可思的调查，2008-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半年后的专业对口就业率分别是61%、57%、59%。且2010届高职高专毕业生有63%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有研究显示。职业教育毕业生从事与他们所受到的培训越是接近，他们的生产率与工作满意感越高。如何才能使高职教育的各种课程与工作相匹配？如何保证毕业生从事的工作与专业对口？必须在考虑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个社会需求的运作过程中才能找到答案。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原因探析

高职教育毕业生非对口就业以及职业期待不高的现实状况。反映出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匹配。导致不匹配的因素可能很多，本文将借鉴经济学理论中的蛛网理论进行分析。

蛛网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特定类型的市场价格会受周期性波动的支配。该理论描述了在价格未知以前，必须确定生产总量的市场中。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互动过程。此时。生产者对价格的预期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观察。蛛网模型中供给决策与需求间存在“时滞”。以蛛网理论应用于农产品市场来说明农产品价格随供给和需求循环波动的关系。假定，由于不可预料的恶劣天气原因，农民玉米作物的产量超乎寻常的低，农产品市场上玉米供给短缺。导致玉米价格升高。如果农民预计玉米高价的状况将持续。来年他们将增加玉米作物的种植量。因此，农产品市场玉米的供给量增加，导致价格降低。如果农民因此又认为玉米价格将持续走低。他们将减少玉米的种植量，最终导致玉米价格再一次升高。

在一定程度上。高职教育的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与上述描述有相似之处。由于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具有周期性，教育对象人力资本投资决策行为的确定与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刻也存在“时滞”。此外，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不完全透明性以及远期变化非预期性特征，导致学生及家长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往往可能是“短视”的。他们在高职教育入学专业选择过程中。往往主要根据以往此类专业毕业生就业机会的大小和工资收入的高低而确定。以往工资高、劳动力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即所谓的“热门”专业，往往是学生和家长选定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预计此类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工资都比较理想。而正是由于该种预期。导致出现以往求人倍率高、收入可观的高职教育专业毕业生在毕业进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出现过剩的现象，其投资的收益下降（假定工资即其收益）。反之，一些近年来较“冷”的专业。由于大多数学生及家长都不愿意投资，使得此类人才的劳动力市场供给短缺，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以便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一种理想的、难以企及的状态是经过几个周期的波动后，劳动力市场上某种类型专业人才供给与需求正好匹配。即我们所期望的均衡状态。

二、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的路径选择

（一）人力资本高职教育投资的特殊性

理论上，随着产品价格及供需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参与者的行为趋于理性。蛛网模型的均衡状态，远期内是可以实现的。但就短期而言。产品的生产者往往会出现决策失误。

高职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人力”生产过程。学生既是投资者，也是“产品”。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与私营企业等一些商业投资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教育决策的直接面对者是学生及家长。他们通常并没有该方面的丰富实践经验，且决策一旦形成后基本不能再改变；而商业投资者往往是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不断获取市场的反馈信息，当有新的商机出现时，他们可以重新修订和评价自身的决策。

此外，人力资本的高职教育投资不仅需要物质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学习者本身时间、精力和青春的投资，而后者对于人的生命来讲是不可逆的。商业资本投资在损失出现后有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补救，即使不能弥补，所受损失最多是财务资本。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具有投资回收期长、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特点。因此，如果决策失误，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要大于商业资本投资。教育上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学生及家长。教育部门、国家和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预测的重要性

作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当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但美国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并非始终存在。早期美国的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逐步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二者之间才逐步建立起一种保持适度张力的紧密联系。

在我国，劳动力市场真正形成的时间还很短，仍有诸多不完善、不健全的地方。加之，我国高职教育的急速发展并非完全源于劳动力市场的客观现实需求。国家政策行政命令的推动起到极大的主导作用。更何况，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高职教育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协调、配合且保持适度张力的机制远未形成。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国家，如美国的劳动力统计署（BLS）与爱尔兰的经济与社会研究院（ESRI），为了促进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相互匹配，均开展了有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的研究工作，并定期出版各类教育与职业的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信息。

通过劳动力市场预测，一方面可以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者、公共就业服务和机构、用人单位以及教育部门提供某些专业和职业的未来供需状况等信息。依据这些信息，政府决策者可以制定高职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而其它相关部门也可结合自身的实际，制定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从而在系统内部作出一些适度的调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预测涉及宏观层面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业结构等信息，可以作为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参考；还可为用人单位和就业服务机构制定人力资源规划、设计就业培训项目提供重要的前瞻性信息。而这与蛛网理论中蛛网摆动的基本形成原因是由于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决定是基于对先前价格的未来预期，从而造成市场上产品供需不合理的基本假设是不同的。

蛛网理论假设学生形成他们的决策完全是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状况而不是未来状况。换句话说，学生把当前某一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地位等同于（或大致等同于）未来实际状况。由于信息不对称，学生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总体把握。他们几乎不可能预估到某一专业未来真实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他们唯一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指标是其直接表现形式，如现行工资或获得工作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重要因素。蛛网行为导致的不协调是开展专业的公共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期望所在。通过专业预测可以辅助学生及家长、就业机构、政府决策部门、高职高专教育部门决策的制定与选择，进而使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进。

考虑到高职教育的区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也即高职教育的毕业生一般是在本区域范围内就业（本文不探讨毕业生的区际流动）。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协调问题本质上也是区域性的，即通常我们是以某区域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人才的供给与需求作为衡量招聘人才问题的难易程度指标的。所以有关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应以特定区域为对象。此外，长期而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太多，因此，中短期区域劳动力市场预测是比较合适的（假定短期内社会经济不会发生大的波动和急剧变化）。

市场的绝对完善只能存在于理论分析中，所以供需间的绝对匹配与均衡也是不可能的。开展劳动力市场预测的意义在于可以提供不同类型职业以及高职教育专业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短蛛网模型中的“蛛网”摆动过程。不仅如此，由于影响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学生必须做教育选择时经验匮乏，而这样少有的几次决策对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通过开展预测，为学生家长及教育部门等机构提供不同专业、职业劳动力市场地位的中短期预测，对于促进高职教育的科学发展，推进高职教育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尽可能匹配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工业化中后期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紧密联系的建立意义深远。

三、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预测模型的理论探讨

（一）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按照蛛网理论，价格随着市场供给与需求发生波动的同时也对供需双方起着调节作用。就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状况而言，“买方”占主导优势，即对高职教育的发展而言是需求导向的。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或者说是寻求未来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中间态时，应遵循：未来劳动力市场对高职教育毕业生需求态势的分析高职教育供给现状的分析未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规划的确定（或者说是学生及家长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确定）的基本分析框架。

预测期，劳动力市场需求可以划分为由于未来就业水平的变化而引起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和由于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可把这二者称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新增就业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供给可划分为由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形成的供给和由于同类型人才的短期失业而形成的供给。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劳动力市场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额可用未来劳动力市场状况指标来衡量。

按照上面的分析框架。预测模型可采用层级分解法。首先确定由于就业水平的变化。每一国民经济部门（可采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法）对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然后根据产业与职业类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到劳动力市场每一职业大类的需求，最后再分解到每一职业小类（职业小类与高职教育专业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的需求：职业小类对高职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与由退休及职业流动而形成的对高职教育类人才的需求共同构成每一职业小类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统计处于短期待业状态且有就业意愿的高职教育类专业人才。以及劳动力市场应届高职教育毕业生二者共同确定。按职业小类统计得到的高职教育专业人才需求与劳动力市场高职教育专业人才供给之间的比值就是高职教育专业人才未来劳动力市场就业前景指数。该指数越大，此类高职教育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就较好，相反则就业较差。根据就业前景指数的取值范围，可以采取定性描述的方法，如，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这种定性描述比采用确切的数值更容易让人接受。政府的决策者、就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部门以及学生家长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这些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应用。

（二）劳动力市场前景衡量指标

B0rghans认为个体可以根据各类不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前景调整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Heijke，H等认为，通过预测的方法，提供充分可靠的有关各职业和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增加其透明性，不仅便于学习者选择相关专业和进行教育投资。更能进一步实现在无需直接的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使教育系统与劳动力市场相互适应。

在我国。学生选择何种专业是在其进入高职院校之前就确定的，入学后一般更换专业的可能性很小。在实用主义和工具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学生选择何种专业一般首先考虑的是工资和该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前景。当然，学生自身的喜好也是专业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喜好、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状况是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学生个体的喜好和能力对某一学生个体而言是特定的，对学生个体决策选择的影响是相对恒定的。因此，劳动力市场状况就成为影响个体决策的重要变量。但正如Havek所言：“决策者决策的作出会受到许多信息的影响，我们必须将价格体系看成信息交流机制。”市场经济环境中，几乎所有相关的信息，除个人喜好外，都将反映在价格中。也即，除个人喜好外，专业的选择将由价格决定，例如工资（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反映）。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指标很多，但考虑到数据等相关信息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对高职教育专业选择起重要决定作用的劳动力市场预测指标信息可以简化为工资和就业机会。

工资是由与某一特定专业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工资总和测量的，由该产业部门总从业人员分配。就业机会可看作是由相关职业从业人员与失业人员分享的某产业部门的岗位份额。根据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当某类职业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地位时，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规范、升迁机会多，相应的渴望进入该劳动力市场从事该职业的人员就会增加。反之。则减少。

第8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20世纪90年代，劳工标准问题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问题。作为描述一国关于劳工状况的劳工标准一般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经济福利、生产环境和劳工权利。劳工标准问题从一开始就和国际贸易联系在一起。本文就劳工标准的性质和特点展开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揭开劳工标准的神秘面纱。

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标准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加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提高了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将各国经济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有效合理的配置，加速了技术转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选择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服务的好机会。但是，经济全球化也被批评为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拉大了贫富差距，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并使全球生态环境加速恶化。

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和特征。早在十八、九世纪，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提出：贸易使各国在具有相对较高生产力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将有助于提高各国的福利。这为自由贸易的持续与深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如今，大大丰富了的贸易实践使贸易理论得到丰富与发展。国际贸易理论一般坚持贸易的利大于弊，认为自由贸易能形成双赢或多赢的局面。然而，在贸易谈判桌上，各国代表并不是那么积极地签订贸易协定。在国际贸易政策上，非关税壁垒取代关税壁垒成为最流行的贸易限制手段。

20世纪90年代，劳工标准（labor standards）问题——一个曾经在国际会议上提出但并未带来强烈反应的话题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点话题。其实，早在1984年生效的美国《加勒比海经济振兴方案》中就包含了一些有关劳工的条款。1993年，在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第8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马拉喀什会议上，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在国际贸易规则中设立“社会条款”。1994年实施的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辅助协议之一的《北美劳工合作协议》包含了明确劳工权益方面的条款。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wto）首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新加坡部长会议宣言中，“核心劳工标准”作为新议题被明确列入宣言内容之中。此外，在发达国家在给予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关税优惠（普惠制）中和若干双边贸易协定中都有劳工条款。虽然在后来的世贸会议上，由于南北力量达到暂时的平衡，劳工问题一度沉寂，但贸易与劳工问题不仅不会销声匿迹，而且会继续存在下去。劳工标准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涌出水面并非偶然。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的经济、社会摩擦，南北劳工差距在贸易自由化中被凸显出来。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各国的劳工标准是不同的。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不同的劳工标准的碰撞愈加剧烈。

关于劳工标准的一系列问题，学术界仍存在争议，本文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劳工标准的性质、特点和影响因素。

二、劳工标准的性质

一般认为，劳工标准包含政治性和经济性双重内容。比如，劳工权利就涉及非经济问题，而劳工的经济福利和工作环境就属于经济问题。

劳工标准，是与劳工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劳工，就是生产过程中付出劳动并以此为标准获得收入的人。与劳工相对的，是企业（firm）或雇主（employer）。国内外文献对劳工（labor）和工人（worker）不加以区别，这里的工人并不是只是工业工人，只要是在企业中按劳付酬的劳动者就是劳工。劳动力要素跟资本等其它要素不同，后者并不与其所有者一同参与生产，但劳动力的所有者就是劳工本人。

劳工的社会权利主要由一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决定，受到劳工经济福利变化的影响，也受到劳工力量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影响。故影响劳工社会权利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并且，各国的情况都不一样。

劳工的经济福利其实就是劳动力的全部回报，在劳动力市场上，由劳动力的价格决定，而劳动力的价格又主要由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因素共同决定。劳工的经济福利可以区分为工资福利和非工资经济福利，也可以将其收入划分为货币福利和非货币福利。如果按后一种方法划分，那么一般来说，劳工倾向于取得货币形式的福利，因为它更易于支配。但是，货币福利和部分非货币福利是可以转化的，因为它们都能带给劳工以满足感。如果两者能完全替代，那么可以从效用论的角度得到两者之间的均衡。如图1，直线ab表示劳工经济福利的预算线，由于工资和非工资福利的边际替代率递减，代表劳工效用水平的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其中有一条与ab相切于e点，可以证明e点是均衡点。

工资和非工资福利之间的均衡图

对企业而言，劳工标准意味着劳动力的全部成本，包括工资和非工资成本。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条件下，劳工标准的成本由劳动力回报完全弥补。假设每个劳动力无差别，劳动者的数量无限，且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的边际收益就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劳动的边际收益由边际产品价值（vmp）来衡量，它等于边际产品乘以产品价格。这时，劳动的边际成本——工资和非工资成本可以衡量单个劳工的劳工标准。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如果不考虑生产环境和劳工权利，那么劳动力的价格就等于劳工标准。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工标准是由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劳动的需求受到劳动的收益和成本的共同影响，劳动的供给受到劳动所得和劳动的机会成本（闲暇的收益）的共同影响。在劳动的供求图中，我们常将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但是，国际劳工标准问题往往还涉及着劳工权利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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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工标准的特点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劳工标准将逐步趋于一致。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下面，我们可以归纳劳工标准的一些特点。

1.外来性

劳工标准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制度含义，但是全球性的劳工标准制度尚未建立；另一种是状态含义，即劳工在生产活动中的状况。对我国而言，劳工标准一词是外来的。

2.外部性

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劳工状况的改善不仅仅给企业带来更多效用，还会超出劳动力市场给社会带来更多效用。这类外部效用表现为：劳工的素质提高使社会更加文明，人文气象更加改善；劳工子女从劳工状况的改善中收益；在劳工收入与其他职业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最低）标准的提高将虽缩小工资差距，从而减少了社会犯罪的可能性，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3.最低性和弹性

在讨论劳工标准时，我们一方面要观察一般情况，另一方面也应该注重较低下的劳工状况。这是研究劳工标准与研究劳工收入最根本的区别。此外，无论是最低情况还是一般情况，劳工标准都是可以变化的，且其变化情况应该也是可以衡量的。

4.与国际贸易相关性

劳工标准的现实背景是，各国尤其是南北的劳工状况差距较大。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所持的理由之一，就是劳工标准的差距引起贸易的不公平。关于劳工标准的种种讨论或方案，无不与国际贸易有着深刻的联系。

5.理论上的趋于一致性

从理论上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该有趋同性。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在没有规模效应，没有运输成本、贸易壁垒的条件下，贸易最终将使各国产品的价格完全相等，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完全相等。因此，不同国家相同生产率的劳工的收入最终将达到一致。如果不考虑生产率的差别，各国劳工标准的差距最终将缩小为零。当然，现实中的许多情况都不满足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的假设前提。

四、影响劳工标准的因素

虽然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紧密联系，但是劳工标准的变化可能不全是贸易因素直接造成的。除了贸易因素外，许多因素都可能改变一国的劳工标准，下面简要分析影响劳工标准的若干因素。在分析单个因素的时候，均假设其它条件不变。

1.投资

投资又分为国内投资与外商投资，无论哪一种投资的增加，都将使更多的资本与劳动相结合，企业的生产能力因此而提高。由于劳工将生产更多的产品，劳工回报当然提高，于是收入增加，劳工标准提高。相反，净投资的负增长将导致劳工标准的下降。因此，资金短缺将不利于劳工标准的提高。

2.技术

技术进步主要是指生产工艺、中间投入品以及制造技能等方而的革新和改进。技术的进步可以缩短生产过程、节约生产成本、生产新的产品，直接导致劳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短期内，技术可能由于知识产权等原因出现倒退，而导致劳工标准的下降。但长期来说，技术一般不会流失，技术的改变对劳工标准的影响是非负的。

3.人力资本

除了技术的创新外，通过其它方式，也能提高单位劳工劳动生产率。比如，劳动者受到教育（再教育）、培训、实践经验（干中学）、人才引进（移民）、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这种方式可以看作是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一般称之为人力资本的提高。这种方式具有一般投资所不具备的优点，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重视。它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劳工标准。

4.生产环境的改善

生产环境的改善指与生产有关的卫生、健康、安全设施等生产环境建设和维护。按照原始的分类，它应该属于一般投资，而且由于其占总投资额的比例较小而往往被忽略。它的两个特点使我们不得不单独分析：第一，生产环境的建设与维护与劳工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能够非劳动要素代替劳动进行生产，或者将一部分生产包给其它企业，这方面的投资也不需要。从该意义上看，生产环境方面的投资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并且，企业投资人力资本越多，也越愿意改善生产环境。因为后者的投入—产出效应比前者更快、更明显。第二，它本身就是劳工标准第三个层面的内容。它产生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劳工标准现状对未来产生的影响。生产环境的改善能够提高劳工的生产积极性，减小工作危险度和疾病的可能行，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总之，生产环境的改善将直接提高劳工标准，而且还有利于将来劳工标准的提高。

5.劳资双方力量对比

对于典型的劳动力市场，不得不承认劳工标准是由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劳工的团结程度固然能够影响劳工标准，比如集体谈判虽然以增加失业人数为代价，但有利于提高谈判者的福利。但是，劳动的供求还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一个劳动力稀缺和一个劳动力丰裕的经济体中，前者的劳动标准往往高于后者。其原因可能并不是前者的劳动力多么集中、工会组织多么紧密、工会谈判代表多么有口才，而可能仅仅是由于合适的劳工数量较少，企业没有太多的选择。而在如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许多行业的劳动力供给是过剩的，个别劳动者的为了工作而接受较低薪酬的行为将很快打破劳动者集体谈判的筹码。

6.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能提高一国的劳工标准水平。从stolper-samuelson（s-s）定理（1941）和jones（1965）关于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放大效应”理论可以推论出，国际贸易通过改变产品价格和行业规模而直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许尧明（2004）、徐天云（2005）的研究表明，随着本国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的增长，货币工资也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王铂（2010、2012）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不仅直接对中国劳工标准有正的影响，而且还通过促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来间接提高中国劳工标准。

以上分析表明，一国的劳工标准可能受到许多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其变动可能是一个或者若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9篇：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关键词：江苏省；非农产业；就业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124-02

一、江苏省非农产业的就业效应特征

威廉・配第（1690）、克拉克（1940）、西蒙・库兹涅茨（1966，

1971）的研究发现：在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中，劳动力先会不断的向第二产业进行转移，然后会逐渐的向第三产业进行转移，其理论对江苏省的实证数据是同样成立的（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第一次产业的就业比重逐渐的下降，而对于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是逐渐上升的，在图中的前一段时间第二次产业的就业比重要大于第三次产业，而第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的比第二次产业要快，大概在2006年第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超过了第二次产业，而且从图中还可以发现非农产业已逐渐成为劳动力就业的主体产业。

以上的理论总结出了在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转移的规律，但是却没有研究不同产业对劳动力就业的吸纳能力的变动情况，以下将用就业增长弹性这一指标对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进行度量。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是指产业就业的增长对产业产值增长的反应程度，等于产业劳动力的就业增长率初一产业产值的增长率，对弹性的计算这里采用对数形式，模型的设定形式为：lnLi=α+βlnGDPi+μi，其中Li表示i产业或行业的就业人数，而GDPi表示i产业或行业的产值，这里所计算的时间区间是1990―2009年，为了是对得到的就业增长弹性曲线更加的平滑，所以数据进行分组，而且前后两组数据有一定的重叠，对每组数据进行逐一的回归得到各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变化曲线（如下页图2所示）：其中E指江苏省总体的就业增长弹性，E1、E2和E3分别是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要大于第一产业，而第三产业要大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小于零，而且波动较大，而且从图中还可以发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呈一定的下降趋势，而从图1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吸收了江苏省大多数的劳动力，而且由于产业将收入差距比较明显，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进行转移的趋势还将持续下去，所以一方面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产业转移，另一方面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出现下降，可见江苏省的就业压力可能增大，在下文中将会对江苏省非农产业的就业效应变动的原因进行分析，然后在实证结论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非农产业就业效应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当消费需求的不足和投资需求的不足时会引起社会总需求的不足，而社会总需求的不足会引起劳动力市场是的需求不足，从而引起就业的不足，从凯恩斯的消费需求函数和投资需求函数可以看出，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而影响投资需求的因素是利率，所以收入水平和利率可能是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因素；另外，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就业存在双重影响，从微观角度看，若厂商在保持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若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技术水平，则技术进步会对劳动力产业挤出作用，同时技术进步可能产生新的行业或是领域，而新行业或领域的发展会推动劳动力的就业，从而创造就业，这是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效应；除此之外，根据生产要素组合理论，因此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影响。

以下将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建立计量模型，对相应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由于以上的三个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将针对以上三个因素分别建立计量模型，三个模型分别是：（1）lnL=α+β1lnY+β2lnI+μ，（2）lnL=α+β1lngdp+

β2lnprice+μ，（3）lnL=α+β1lnK+β2lnTFP+μ，三个模型的运行结果如下：

由于模型3中TFP是根据江苏省整体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所以模型3不分产业，而是以江苏省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所得到的参数结果是β1=0.039，β2=0.040，R2=0.965，D-W=1.145，Prob（F）=0.00，模型通过相关检验。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同一因素度对不同产业的就业效应的影响既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是不同的，如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的就业都是具有促进作用的，而资本价格则不同，其上升时，对第二产业的就业是起促进作用的，而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则存在负的影响；除此之外，要素禀赋结构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也不同，劳动对资本的相对价格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当相对价格上升时，劳动力就业数量会减少，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是同向变动的，当相对价格上升时，第三产业的就业是增加的，可见要素相对价格变动对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影响不是太显著；从第三个模型的运行结果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对全社会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挤出效应，从而使得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总体效应是其促进作用的。

三、相关的对策建议

首先，前文的分析显示，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要大于其他产业，所以为促进就业，应重点发展就业效应较大的产业；另外，由于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是逐渐上升的，而且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弹性要大于第一产业，所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将会促进劳动力的就业，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要注重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充分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组织生产活动才能体现出自身的竞争优势，从而推动产业或是企业的发展以带动劳动力的就业增长。其次，发挥技术进步的就业创造效应。在前文的分析中发现技术进步对就业具有挤出效应和创造效应，在生产活动中因为采用新技术而替代劳动力的情况是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采取的，这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不应该对此进行干预，因此为了促进就业，应该将技术进步向就业创造效应的方向引导，通过技术进步开创出新的行业或是领域，而新行业的发展，不会对原有的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而是增加了新的劳动力的就业，为了使技术进步向这一方向发展，具体的措施包括如对新行业或领域的开创者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增加对其的资金投入，减免税收等等。最后，要注重缩小居民收入，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若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将会增加非农产业的就业压力，所以推进城乡统筹的实现既能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又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非农产业的就业压力，而推进城乡的统筹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如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以加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联系，充分发挥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这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是有帮助的；另外缩小收入差距需要完善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实行多种多样的收入分配制度，兼顾公平和效率，同时政府可调整税率，降低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以此达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