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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一
公元前2世纪后，中国史籍对西域的记载越来越多，也较为翔实。公元前139年和公元前118年，西汉武帝为了抗击北边的强敌匈奴，两次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乌孙，共抗匈奴。张骞出使结果之一，是正式开辟了与西域的交通，即后世所称的“丝绸之路”。同时，汉武帝还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从匈奴手中夺取了河西走廊，设置河西四郡。公元前104年，武帝又遣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今中亚费尔干纳）。此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注：《汉书》卷96《西域传》。）但是，当时西域诸国仍在匈奴的统治之下。在漠北草原建国的匈奴，自公元前207年冒顿单于即位后，日益强盛，不断攻掠汉朝北边。公元前177年左右，匈奴击走了在敦煌、祁连间的大月氏，西域的“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注：《汉书》卷94《匈奴传》。）以后，“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注：《汉书》卷96《西域传》。）因此，当汉朝开通西域交通、据河西走廊后，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更为激烈。双方经过60多年的反复较量，终于在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罢僮仆都尉；汉以郑吉为都护，设立都护治下一整套管理机构，诸国“自译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几三百七十六人”。（注：《汉书》卷96《西域传》。）在西汉的有效管理下，西域的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下面我们先从中国史籍《汉书》、《后汉书》的《西域传》所记西域诸国情况，看两汉时期新疆开发总的概况。
班固撰《汉书·西域传》大致所记是在“自宣、平”（公元前73年—前33年）后，西域“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远近翔实”的情况。
下面就《汉书·西域传》的记载顺序将西域诸国人口、城镇、经济等方面情况，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凡46国，内大月氏、乌孙为天山以北“行国”，而大月氏后为匈奴、乌孙所逼，迁至今中亚阿姆河北一带，征服大夏而居之。其余均为天山南城郭国，内也有所谓的“氐羌行国”，如若羌、西夜、休循、捐毒等。以上46国皆为当时汉西域都护管辖，或在今新疆境内者（大月氏曾在今新疆境内），其余所记在今中亚诸国，未列入表内。
从上表中可看出，《汉书》撰者所记西域诸城郭国的顺序基本上是以汉内地通西域的道路而排列，而通西域的道路又是与各城郭国的地理位置基本一致，且均与今新疆的地理环境，即沿沙漠边缘绿洲密切相关。也即是说，从公元前2世纪后，特别是在西汉经营西域60余年后，在今天新疆沙漠绿洲及山谷间，出现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郭国。这些城郭国的人口差别较大，有如鄯善、扜弥、于阗、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那样人口上万的大国，也有许多仅有数百人的小国。其中以“田畜”（即农牧相兼）为主的城郭国有：鄯善（包括古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莎车、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等25国；其余多为以游牧为主的“行国”。这一情况与公元前2世纪前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反映的畜牧兼农业的主要经济特征，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将上述城郭国的经济类型与人口数联系起来，则可发现，以“田畜”为主的城郭国人口，比以畜牧为主的行国要多，说明在西域面积不大的绿洲上经营农牧业，要养活上万的人口，其经济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平。特别是且末以西诸国，“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即是说，其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已相差无几。又《汉书·西域传》中记：若羌、鄯善，“山有铁，自作兵”；莎车、龟兹、山国、姑墨等国，有铁山或山出铁、铜。说明当时有的城郭国采矿（铁或铜）、冶炼手工业也较为发达。
此外，上述46国中，共记有24座城镇，占诸国总数的52%左右；有城镇说明其国居民主要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交通、商业较为发达。而这些城镇大多为其国都城，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有的国家的国都称为之“谷”，应主要是以游牧为主的诸国。在人类文明史上，城镇的出现与发展是文明发展的标志之一，它集中体现了当地居民的经济发展已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也即是说标志着当地的开发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
西汉末年，由于王莽施行错误的民族政策，西域诸国怨叛，复属于匈奴。东汉建立后，西域诸国不堪匈奴的压榨，纷纷遣使要求内属。范晔撰《后汉书·西域传》对之记载颇详。后东汉经营西域，重新设置都护、戊己校尉等，“自建武（25-56年——引者，下同）至于延光（122-125年），西域三绝三通”。按《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情况，“皆安帝（107-113年在位）末，班勇所记云”。（注：《后汉书》卷88《西域传》。）因此，笔者将《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诸国情况与大约60余年前《汉书·西域传》所记情况对比如下。
《后汉书·西域传》仅记载了西域一些国家的人口数，且自西汉末年以来，西域各国相互兼并，因此对各国人口的比较有些困难，但对其中一些城郭国的人口变化，还是可以有大致的了解。比如于阗，西汉时人口有3300户，19300人；《后汉书》记于阗人口猛增至户32000，口83000，人数增长3.3倍，其中应包括于阗兼并邻近皮山、渠勒及部分抒弥的人口。既便如此，于阗这60余年中人口的增长也是可观的。又如疏勒国，西汉时有户1510，口18647，《后汉书》仅记其户有21000，仅户数增长约12.9倍；焉耆国西汉有户4000，口32100，《后汉书》记其有户15000，口52000，人口增长62%，其中可能包括焉耆兼并邻近尉犁、危须、山国的部分人口。无论怎样，东汉城郭国人口比西汉时有较大的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标志着在这60多年内，西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
在城镇建设方面，《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了一些新的城镇名，如疏勒的桢中城，焉耆的南河城，车师后国的候城、金满城、且屯城，伊吾（今哈密）的屯城等。《后汉书·班超传》还记有疏勒的槃橐城、乌即城，姑墨的石城，龟兹的它乾城等。城镇的增加，也是西域进一步开发的标志之一。
《后汉书·西域传》于诸国经济状况记载不多，可能是因为撰者范晔因“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指《汉书·西域传》）”的原故。但是，《后汉书》也有一些新的内容，如记伊吾卢（即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又记蒲类国、东且弥国“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即是说此两国在东汉时已开始有了农业。又上引《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攻焉耆国，“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内记“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可能有些夸大，但也反映出焉耆牲畜数量之多，畜牧业之发达。
从上述两汉时期文献所记西域城郭国的人口、城镇、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可以大致了解两汉时西域开发的概貌。而开发西域的主要应是原居于该地的各族，包括塞人、吐火罗人等欧洲人种；也有从今天内蒙古、甘青一带迁入的以游牧为主的匈奴、羌人等蒙古人种。羌人的居地从东边的若羌，沿昆仑山直到帕米尔高原皆有。在今新疆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发现一枚东汉时的“汉归义羌长”铜印，说明羌人对新疆南部的开发有一定的贡献。此外，还有曾统治过西域的匈奴人，天山以北的乌孙、月氏、塞人，东汉末以来由中亚阿姆河一带迁入的贵霜人等，均对西域的开发起过重大的作用。
三
两汉时期西域的开发是直接与两汉中央政府管理和实施的边疆民族政策相关的。两汉中央政府在西域设官置守，采取一系列稳定西域局势、保持各城郭国原有制度等羁縻、怀柔政策，有利于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两汉中央政府还采取了一些开发西域的直接措施，主要是屯田和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
两汉于西域的屯田，始于公元前104年李广利伐大宛之后。据《汉书·西域传》记，汉武帝时（约在公元前101年），汉朝“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注：同书还记：“自武帝初通西域，屯田渠犁……征和中，武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此亦可证武帝时曾屯田渠犁。武帝时在轮台屯田，又见于《史记》卷123《大宛列传》。）此后两处屯田废止。到昭帝时（公元前86—前74年在位），汉廷依从前桑弘羊提出扩大轮台屯田的建议，于公元前78年遣扦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复屯田轮台、渠犁。到汉地节二年（前68），渠犁一带屯田士卒达1500人。（注：参见《汉书》卷96《西域传》。）此外，汉朝还在元凤四年（前77）更楼兰国名鄯善后，“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今且末东米兰）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注：参见《汉书》卷96《西域传》。）公元前60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后，屯田的重点转至车师前部。车师屯田大约始于宣帝地节中，时郑吉曾使“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公元前60年，又徙车师屯田于北（应为“比”）胥鞬（在今吉木萨尔一带）等地。到汉初元元年（前48），汉廷置戊己校尉主管西域屯田事务，初治交河城，后移置高昌壁。（注：参见《汉书》卷96《西域传》。）车师屯田一直继续到西汉末年。
东汉明帝开始经营西域时就十分重视屯田。永平十五年(72)，汉朝取匈奴伊吾卢地，于此置宜禾都尉以屯田。（注：参见《后汉书》卷88《西域传》。）过了两年，汉击车师，始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以耿恭为戊己校尉，屯田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另一戊己校尉关宠则屯田柳中城（今鄯善鲁克沁），“屯各置数百人”。（注：《后汉书》卷19《耿恭列传》。）明帝时，汉还于楼兰屯田，田卒达千人。（注：参见《后汉书》卷48《杨终列传》；《水经注》卷2。）此后，西域三绝三通，在“三通”时，汉皆于上述地区屯田。此外，在民丰北尼雅遗址（汉精绝国）曾发现一枚东汉时炭精制的“司禾府印”印范，证明汉在精绝也曾设置屯田机构，实行屯田。
可见两汉在西域屯田之地有轮台（仓头）、渠犁、楼兰、车师前部、伊吾、交河、高昌壁、金满城、柳中、精绝等，有的地区屯田士卒达千人以上。两汉在西域的屯田是一种军事建设和生产建设相结合的措施，目的是供给戍守西域将士军需。但是，其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原来屯田的目的。
汉在西域的屯田首先是直接促进了西域边疆的经济开发，因为士卒屯田就要建筑房舍，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等。农田的开发，逐渐改变了西域一些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使传统农业的比重上升。而兴修沟渠在干旱的西域是不可或缺的，屯卒引进了内地先进的水利设施，扩大了屯田的范围。上世纪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多次到新疆考察，在沙雅南、轮台南、罗布泊北和吐鲁番等地均发现了汉代水渠遗址，当地有的人称之为“汉人渠”。（注：参见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5、10-12页；《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1948年，第111-112页。）屯田的士卒还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铁制农具传入了西域。西域铁器的使用虽然早于内地，但作为农业工具的铁器几乎没有，说明西域诸国铁器制造、冶炼手工业已落后于内地。《汉书·陈汤传》曾记：西域胡人“兵刃朴纯，弓弩不利。今闻颇汉巧……”由于汉朝屯田而传入西域的铁制农具及冶炼技术，促进了当地冶铁手工业的发展。在近代新疆考古调查和发掘中，曾在民丰尼雅遗址、洛浦南的阿其克山等地发现汉代冶铁遗址，在库车北阿艾山发现汉代冶炼钳锅、矿石和废渣等。（注：参见史树青：《新疆文物调查随笔》，《文物》1960年第6期。）
两汉开通和维护丝绸之路，对西域开发的意义也十分巨大。自西汉开通至西域的交通之后，汉朝即从京师长安起，沿途设置亭、障、烽燧、驿置等，以维护交通的畅通，甚至西域的屯田，也有维护和供给往来使臣、商人的意义在内。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加强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往，而且促进了西域地区经济的发展。上述西域诸国人口的增加、城镇的兴起，与丝绸之路就有着密切关系。关于此，前人论述颇多，不赘。下面仅就丝绸之路的畅通对西域商业发展所起的作用，略加叙述。
关键词： 全都 同义复词 《汉语大词典》 瑕疵
《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大词典》）是迄今为止收词最多、质量最高的一部大型中文词典。该书收释了不少表“全都”义的同义复词，如“悉皆”、“皆悉”、“咸皆”等，值得肯定。但是，该书还是忽略了大量的“全都”义同义复词;即便那些收释了的，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下面拟从词目失收、书证偏晚、释义不确等方面对此展开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词目失收
1.咸尽。《汉书・楚元王传》：“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汉书・严助传》：“今王深惟重虑，明太平以弼朕失，称三代至盛，际天接地，人迹所及，咸尽宾服，藐然甚惭。”《晋书・王F传》：“岂惟老臣独怀战灼，三军上下咸尽丧气。”《旧五代史・梁书・王师范传》：“先掘坑于第侧，乃告之，其弟师诲、兄师悦及儿侄二百口，咸尽戮焉。”
2.咸共。《后汉书・梁统传》：“初以位次，咸共推统，统固辞曰……”《三国志・魏书・董卓传》：“公卿惜邕才，咸共谏允。”《晋书・贾重传》：“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谢灵运《会吟行》：“列筵皆静寂，咸共聆会吟。”元好问《拙轩铭引》：“至于汲黯之戆，绛侯之讷，石建之醇谨，卓茂之迂缓，班超平平之策，阳城下下之考，咸共嗤点，以为不智。”
案：“共”有“全都”义，如《礼记・内则》：“少事长，贱事贵，共帅时。”郑玄注：“共，犹皆也。”鲍照《代白头吟》：“古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
3.咸悉。《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晔抚慰安怀，咸悉悦服，推晔为主。”《三国志・魏书・牵招传》：“招通河西鲜卑附头等十余万家，缮治陉北故上馆城，置屯戍以镇内外，夷虏大小，莫不归心，诸叛亡虽亲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祖堂集》卷一：“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之岁，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涨，井水并皆溢出，宫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动。”《太平广记・神仙四十六》：“（刘商）少好学强记，精思攻文，有《胡笳十八拍》，盛行于世，儿童妇女，咸悉诵之。”《太平广记・酷暴一》：“被告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
4.尽悉。《太平经・丙部之七》：“是也明其俱不能尽悉知究洞极之意，故使天地之间，常有余灾，前后讫不绝，但有剧与不耳。”《太平经・庚部十三至十四》：“故但为子举其端首，不复尽悉言之也。”《聊斋志异》卷二：“乃以齿序：别驾四十有一，为长;诚十六，最少;讷二十二，则伯而仲矣，别驾得两弟，甚欢，与同卧处，尽悉离散端由，将作归计。”
5.都皆。《汉书・韦贤传》：“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金史・循吏传・武都传》：“县素多盗，凡奸民尝纵火行劫、椎埋发冢者，都皆廉得姓名，榜之通衢，约毋再犯，悉奔他境。”《新元史・志第四十九》：“奉礼赞曰‘再拜’，赞者承传‘在位都皆再拜’。”《西游记》第八十八回：“那王父子都皆悚惧，众官员个个心惊。”
6.都尽。柳永《郭郎儿近拍》：“砚席尘生，新诗小阕，等闲都尽废。”王仲甫《蓦山溪》：“挂冠神武，来作烟花主。千里好江山，都尽是，君恩赐与。”沈端节《江城子》：“览镜沈吟，膏沐为谁容。多少相思多少事，都尽在，不言中。”
7.悉共。《太平经・丙部之十三》：“是故天下无大无小，轻易冤人者也，悉共见治也，而怜助服者也。”《无量寿经》卷上：“设我得佛，国中声闻有能计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觉，于百千劫悉共计校，知其数者，不取正觉。”《三国志・魏书・仓慈传》：“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明血诚，又为立祠，遥共祠之。”《宋书・何尚之传》：“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亦宜宥。”《梁书・陈伯之传》：“及伯之乡人朱龙符为长流参军，并乘伯之愚暗，恣行奸险，刑政通塞，悉共专之。”
8.悉同。《宋书・礼志二》：“于是诏书下其奏，所适无贵贱，悉同依古典。”《宋书・乐志二》：“杂歌悉同用太庙词，唯三后别撰。”《南齐书・郁林王》：“凡逋三调及众责，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
案：“同”有“一起”义，与“全都”义极近。《易・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韩非子・扬权》：“亏靡有量，毋使民比周，同欺其上。”
9.皆共。《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又季氏之族有为谗，使季平子与族人相恶，皆共谮平子。”《汉书・刘辅传》：“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祸而无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窃伤心。”《后汉书・张衡传》：“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三国志・魏书・郭嘉传》：“郭奉孝年不满四十，相与周旋十一年，阻险艰难，皆共罹之。”《三国志・魏书・杜恕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康独缘妃嫱杂在其间，故于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
10.皆略。《后汉书・郎传》：“明年，西羌寇陇右。皆略如言。”《三国志・魏书・杨阜传》裴松之注引皇甫k《列女传》：“故为康从事，同等十余人，皆略属超，阴相结为康报仇，未有间。”《新唐书・礼乐志二》：“至于坛伞⑸裎弧⒆鹁簟⒂癖摇Ⅲ侄埂Ⅲ、牲牢、册祝之数皆略依古。”《宋史・宋敏求传》：“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议，必就正焉。”
案：“略”有“全都”义，杜甫《戏题寄汉中王》诗之三：“鲁卫弥尊重，徐陈略丧亡。”浦起龙《读杜心解》引曹丕《与吴质书》：“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王安石《贵州虞部使君访及道旧窃有感恻因成小诗》：“握手更谁知往事，同时诸彦略成尘。”
11.皆俱。汉桓谭《新论・祛蔽第八》：“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坚强老寿，咸百年左右乃死，死时忽如卧出者，犹果物谷实久老则自堕落矣，后世遭衰薄恶气，娶嫁又不时，勤苦过度，是以身生子皆俱伤，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初学记・武部》：“郑记王赞问曰：‘举于旌首，当皆以皮邪，尽之也？’郑答曰：‘皆俱举皮置于首，不尽。’”《通典・刑法六》：“即罪重害，及疑似处少，不必皆须满三者，囚因讯致死者，皆俱申牒当处长官，与纠弹官对验。”
12.略皆。《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诸雩旱不雨，略皆同说。”《汉书・孙宝传》：“时，帝舅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颇有民所假少府陂泽，略皆开发，上书愿以入县官。”《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江表传》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三国志・蜀书・S正传》：“性澹於荣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马、王、扬、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三国志・吴书・胡综传》：“凡自权统事，诸文诰策命，邻国书符，略皆综之所造也。”
案：周掌胜先生已经指出该词《大词典》失收，但他提供的最早例证为《全晋文》卷一百三十四习凿齿《又与谢安书称释道安》，偏晚。
13.全都。《西游记》第三十七回：“明日拿妖，全都在老孙身上，只是要你三桩儿造化低哩。”《红楼梦》第六十二回：“黛玉道：‘依我说，拿了笔砚将各色全都写了，拈成阄儿，咱们抓出那个来，就是那个。’”《镜花缘》第九回：“小弟起初吃了朱草，细想幼年所作诗文，明明全都记得。”案：该词习见于明清小说，且《现代汉语词典》已收，《大词典》亦当收。
14.总皆。伯3270《儿郎伟》：“四方总皆跪伏，只是不绝汉仪。”伯2133号《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讲经文》：“佛有他心尽见伊，若干心数总皆知。”顾况《闲居怀旧》：“今日思来总皆罔，汗青功业又何如。”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又有‘紧急鼓’者，讹为‘锦鸡鼓’，总皆虏乐也。”《警世通言》第八卷：“邻舍都来看时，只见：两部脉尽总皆沉，一命已归黄壤下。”
案：“总”有“全都”义，如杜牧《赠别》诗之一：“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王安石《除日》诗：“千门万户尤眨总把新桃换旧符。”
以上十四例，例证较多，限于篇幅，没能一一列举，当为同义复词。
二、例证偏晚
1.咸皆。见《大词典》第2826页，最早例证为《百喻经・婆罗门杀子喻》。
案：例证可提前。《汉书・陈万年传附子咸传》：“少府多宝物、属官，咸皆钩校，发其奸臧，没入辜榷财物。”《后汉书・儒林传下・包咸传》：“显宗以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赏赐珍玩束帛，奉禄增于诸卿，咸皆散与诸生之贫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太祖至，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晋书・刘传》：“在朝之士相让于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贤让能之风从此生矣。”《宋书・武帝纪上》：“吾徒咸皆富贵，则檀不应独殊。”
2.尽都。见《大词典》第4683页，最早例证为《水浒传》。
案：例证可提前。《元朝秘史》卷七：“乞百姓掳了，头口、家业尽都与了你。后又同追不亦鲁（舌）。”《琵琶记》第十七出：“田园尽都典卖，并无些子余剩。”
3.尽皆。见《大词典》第4683页，最早例证为《三国演义》。
案：例证可提前。《魏书・南安王桢传附子中山王英传》：“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尽皆擒获。”《北齐书・孝昭帝纪》：“因取所御杯尽皆坏弃。”《隋书・礼仪志五》：“若用此辂，给于太子，革木尽皆不可，何况金象者乎？”《洛阳伽蓝记》卷四：“晋朝四十二寺尽皆湮灭，唯此寺独存。”
4.悉皆。见《大词典》第4293―4294页，最早例证为《百喻经・三梨打破头喻》。
案：例证可提前。《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后汉书・班超传》：“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三国志・吴书・蒋钦传》：“权叹其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晋书・高祖宣帝纪》：“帝于是勤于吏职，夜以忘寝，至于刍牧之间，悉皆临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5.皆悉。见《大词典》第4838页，最早例证为《后汉书・应奉传》。
案：例证可提前。《太平经・丙部之二》：“夫治不调，非独天地人君之过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过，更相承负，相益为多，皆悉坐不守实所致也，以离去其实，远本反就伪行，而不自知。”《太平经・丁部之十六》：“是故古者圣贤上士皆悉学，昼夜力学而不止者，亦睹见天地教令明也，故不敢自易为非也，不敢自轻易而不力学也，故得长吉而无害。”《太平经・己部之一》：“皆悉在方，其禁畏人者，以其所上罪变怪轻重罪之，复加故罪一等。”
6.一总。见《大词典》第46页，最早例证为《水浒传》。
案：例证可提前。赵长卿《好事近》：“不羡八千椿，不羡三偷桃客。也不羡他龟鹤，一总为凡物。”
另“一皆”一词，《大词典》例证偏晚，周掌胜先生已经指出并提供了新的最早例证，这里不再多言。
三、释义不确
都总。见《大词典》第6188页，义项一释为“总是”，仍未达一间。“都”、“总”义同连用，为“全都”义，释义中的“是”字多余。正因如此，才有“都总”、“是”连用之例，如张榘《满江红》：“经济妙，谁知得。都总是，诗书力。”且最早例证只为宋毛滂《蝶恋花・听周生鼓琵琶》，可提前。如俄藏符R格编96号《双恩记》：“仪貌顿蒙抛瘦悴，衣装都总换尘埃。”伯2193号《目连缘起》：“慈母告目连：‘我为前生造业，广杀猪羊，善事都总不修，终日咨情为恶。今来此处，受罪难言。’”伯2193号《目连缘起》：“目连见其慈母，饭食都总不餐。”
参考文献：
[1]郭在贻.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出处：
"不人虎穴焉得虎子”，不进老虎洞，怎能捉到小老虎。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不人虎穴焉得虎子”，不进老虎洞，怎能捉到小老虎。比喻不历艰险，就不能获得成功。这个成语见于《后汉书·班超传》。
汉明帝时，班超奉命出使西域各国。他到达鄯善的时候，鄯善王起初对他很恭敬，作为上国的贵宾招待，彼此十分友好。过了几天，匈奴也派使者和鄯善国联络，由于匈奴使者从中挑拨，鄯善王对班超的态度渐渐冷淡起来，并且产生了敌意。班超发觉以后，立刻召集同行人员，说明情况，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先下手为强，杀死匈奴使者，降服鄯善王。当时，虽然面临险境，而且没有大队人马，同行人员只有三十六人，但是班超勇敢果断，毫不畏俱，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眼前，我们只有迅速地主动去找敌人拼命，才能获得胜利。”到了夜里，班超就率领三十六人，奔向匈奴使者的营地，进行袭击。班超先派十人，拿着鼓藏在匈奴营后，其余的人，各执弓箭刀枪，埋伏在营前两侧，然后乘风放一把大火，击鼓呐喊，一同杀出。匈奴没有防备，从睡梦中惊醒，不知道汉军有多少人马，吓得没命乱逃。包括匈奴使者在内当场被杀了三十多人，还有大约一百来人，全数烧死。第二天，班超把鄯善王请来，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并且好言相劝，安慰了他一番。部善王这才心悦诚服，愿意同汉朝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
【关键词】抄书人 洛阳纸贵 抄书现象 抄书精神
成语“洛阳纸贵”是说东晋左思做《三都赋》，由于文章记载全面，文笔优美，人们争相抄写，致使京城洛阳纸价上涨，供不应求。史载左思为写三都赋，“十年磨一剑”，这十年中他在家里的各处放上纸笔、书本，每读到好的地方，就提笔抄写。这些典故反映了在中国古代，抄写是一种主要的文化传播方式。抄书主体无论是学者还是平民，抄书活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引发了社会的连锁反应；而在抄写的过程中，学者也受益匪浅。抄书人的活动与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分析古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试图剖析中国古代的抄书现象，揭示其在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抄书现象十分普遍。与“洛阳纸贵”相似的情况很多，如南朝学者谢灵运（385―433年）是我国山水诗派的创始人，史载“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抄书现象的繁荣由前展而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抄书人伴随着文字的出现产生，战国晚期，有了明确的记录：“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或佣力写书”①。张、苏二人曾受佣于人抄书。像他们这些产生之初的抄书人，从奴隶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有着一些鲜明的特点。
抄书人大多是经济贫困的读书人，依靠抄书维持生计。而雇主是一些经济独立的官僚、学者或其他人，为了读书、藏书，及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氛围中宣传言论，脱颖而出，雇人抄书。这种雇佣关系的产生是新的生产关系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抄书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方可充当这种既需要体力、更需要智力的“佣工”。张仪、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代表人物，他们志趣相投，早年曾从师鬼谷子，过着虽然清贫但是志向远大、刻苦学习的生活。抄写不仅为抄书人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也为其入仕准备了条件。抄写绝不是简单的重复。相对于一般的浏览，持续不断接触典籍的抄写活动在加强记忆的基础上，会给人以新的启发。张、苏二人由地位低下的抄写员而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一家学说的代表人物，与抄书的经历不无关系。那时，抄写内容多是记载“圣人之言”的“天下良书”。抄书以儒家经典为主，以宣传孔子学说为主要目的，打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基石。
抄书行为贯穿于书籍复制活动的始终，抄书人进行了一些编辑活动。在木简时代，抄书人除了抄写图书，还要编辑、校对、制作、装帧等，直至一本书完成。他们先把抄好的书“编”连成册，或先编连再抄写；一边抄写一边校对，发现有错误，立即用刀削掉改正；接着制作封面，据记载张、苏二人“剥树皮编以为书帙”；随后在书的背面题写书名和制作目录。如今一本书的完成需要多部门紧密配合，虽然那个时代书写材料或笨重或脆弱，书写工具也并不完备，抄书量不大，但是，身兼数职地抄书人能够有条不紊地完成如此复杂的工作，也十分难能可贵。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纸张从开始使用至广泛应用，经历了一个过程。东汉时期，纸张开始作为书写、抄写材料，但仍然主要应用于王公贵族。他们持“缣贵纸贱”的看法，常常是在纸上写或抄一份，在缣帛上再复制一份。从考古出土实物来看，纸张与帛书的形制基本一致，可见那时纸张主要是作为缣帛的替代品。三国时期书写、抄写材料是纸张、简牍和缣帛并用。
在抄书尚未大规模出现的西汉及东汉前期，古籍中零星记录了一些抄书人和抄书现象。 “（桓荣）少学长安，习欧阳尚书……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窥家园”。②桓荣（约公元前24―17年），抄书时是太学生，后来成为有名的经学大师。 “（李合）常以佣书自给”。③西汉李合（生卒年不详），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官至太常、司徒。“（卫飒）家贫好学问，随师无粮，常佣以自给”。④卫飒（约公元前10―60年），抄书时也是太学生，后任桂阳郡太守。东汉高君孟（生卒年不详）“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⑤
与产生之初相比，这个时期的抄书人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人员构成上，太学生充当了抄书人的“主力军”。西汉时设置太学，一些家境贫寒的求学者通过抄书，一方面“勤工俭学”，另一方面也积累了知识。他们在抄书中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加上强烈的求知欲、恒心和毅力，后来成了功成名就的人。
到了晋代，纸替代了简牍、缣帛，开始普遍使用。史载，东晋崇德太后令曰：“临纸悲塞，如何可言。”西晋名将刘锟（271―318年）面对圣旨，“伏纸饮泪”。可见当时纸张成为王公贵族生活中书写的必需品，就连圣旨也写在纸张上。鉴于纸作为书写材料的诸多优点，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权臣桓玄代晋自立，并下令：“古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皆用黄纸代之。”另外，书写工具在这一阶段也进行了创新。晋代，一种优良的毛笔产生，它的笔头由紫毫兔毛制成，笔锋较短，坚挺耐用，十分便于抄写。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采自天然的墨先比质量更好的人工墨的生产制作技术已经成熟，《齐民要术》中记录了我国最早的制墨配方，即三国魏时书法家韦诞发明的“一点如漆”的优质人工墨。书写材料和工具的改进，使抄书人队伍迅速扩大，抄书现象也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随着纸的日益广泛应用，史籍中关于抄书人的记载越来越多了。“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⑥。班超（32―102年）曾在政府机构中担任校书郎，从事抄书，后来官至将军长史，曾出使西域。王溥（107―125年）“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筒插笔于洛阳市肆佣书……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于廪，洛阳称为善笔而得富。”⑦他后来官至中垒校尉。刘梁（147―167年）“梁宗室子弟，而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⑧，他通过抄书、卖书，后来官至尚书郎。公孙瓒（？―199年），初入太学，“授尚书，写书自给”⑨，后来官至奋武将军。王僧孺（465―522年）“家贫，常佣书以养母，所写既毕，讽诵亦通”⑩，他起初只是一介书生，后来入仕担任尚书左丞等要职。《晋书・葛洪传》和《抱朴子・内篇・杂应》都说：葛洪（284―364年）“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常乏纸，每所写，反复有字”，后来成为东汉时期有名的方术学家，官至关内侯。崔亮(生卒年不详) “居贫，佣书自业”⑾，他后来官至中书博士。阚泽（170―243年）：“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⑿。后来官至尚书。陶弘景（452―539年）“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⒀。后来官至孝昌相。刘芳（北魏）“昼则备书，以自资己，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芳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⒁，后来官职是中书令。释僧肇（384―414年）“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及历观经史，备尽文籍”⒂，后来成为著名的佛教学者。
这个时期，虽然国家政局动荡不安，频繁易主，抄书业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抄书人数量还是自发的行业分工，达到了顶峰。抄书现象所影响的社会领域非常广泛，抄书业内部分工也更加细致。一些生活窘迫的读书人通过抄书解决了生计问题，而且除前代一些读书人借此途径入仕途，成功名外，它开始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有一些人如前例王溥、陶弘景、刘芳等人通过替人抄书致富。像刘芳那样在抄书中长期临写汉字，练就一手好字，推动书法艺术的发展，成为书法家的抄书人也不少。随着佛教传入我国，为了对外传播宗教，对内保存佛典，抄写佛经的抄书人越来越多，人称“经生”，如前所述释僧肇。
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人类由抄写时代渐渐步入印刷时代。抄书现象虽然还存在着，但仅仅为了特殊用途，不再是社会普遍现象。抄书人已经不是时代的主角。
在抄书业发展的各个时期，学者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抄书人产生的根本原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影响下，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抄书人的性质有所不同。“佣力写书”时期和此后的抄书人初步摆脱了奴隶制社会人身的不自由，在封建制社会中服务于封建主。而在抄书业的鼎盛期，记载了出售自己雇人所抄之书的抄书人，如上述刘梁等人；又如《北齐书・列传第三十一》记载不远千里到东魏推销、“发行”《华林遍略》一书的南朝梁祖。这应是我国关于图书发行的最早记录，也是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
抄书现象与我国文明史相伴相随，抄书人充当了传播文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链条。通过抄书，一些珍贵的、稀缺的文献得以保存、流传；通过抄书，中国古代的文学、书法、宗教等领域发展、繁荣；通过抄书，生产工具得到改良、创新；通过抄书，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分工开始萌芽、出现。蕴含在“抄书现象”背后最重要的是，经过历代抄书人不断地积累、磨砺，在这一行业形成了独特的“抄书精神”。在这个抄书人群体里，有载入史册的“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画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⒃的张仪、苏秦，有“一字当十读”的高君孟，有为抄书“终夕不寝”的刘芳和“十五年不窥家园”的桓荣……以及不见经传的抄书人，他们折射出这个人群所特有的对追求知识的谨慎、执著与不倦的精神。“抄书精神”也正是中国古代学者的精神精髓所在。
参考文献
①⒃（晋）王嘉：《拾遗记・卷四》，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②（南朝）范晔：《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③（北宋）李 等，《太平御览・李合别传》，钦定四库全书・子部・类书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④（南朝）范晔：《后汉书・列传六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⑤（东汉）桓谭：《桓子新论》，中华书局，1925
⑥（南朝）范晔：《后汉书・班超列传》，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⑦（晋）王嘉：《拾遗记・卷六》，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异闻之属，鹭江出版社，2004
⑧（南朝）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第七十下》，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⑨（南朝）范晔：《后汉书・列传六十六》，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⑩（唐）姚思廉：《梁书・列传第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⑾（唐）李延寿 等：《北史・列传第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⑿（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阚泽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⒀（唐）李延寿 等：《南史・陶弘景传》，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⒁（北魏）魏收：《魏书・列传第四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鹭江出版社，2004
⒂（南朝）释慧皎，《高僧传・释僧肇传》，中华书局，2006
关键词：康居；历史
中图分类号：K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3(C)-0248-01
康居（K'ang－chü）人属印欧种马萨革特人，属白色人种。《汉书•西域传》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人皆深目，多须髯。”《世说新语•排调篇》也描述康居僧侣“目深而鼻高”，可知康居人属印欧种人。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两汉期间，他们大致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北部的锡尔河中下游一带放牧。康居国极盛时疆域还包括东边楚河流域、东南索格底亚那地区、西边里海及黑海以北广大地区。
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康居，中外史籍都无记载，所知甚少。《史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8―126年）到过康居，都城卑阗城①。据此可知，康居人建国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康居国中央政权实行双王制，最高统治者分“康居王”、“康居副王”，如《汉书•陈汤传》载“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此外，康居统治阶层中还有康居太子、康居贵人、王子、翕侯等。翕侯可能是部落贵族，拥有实权，地位尊贵，国家有大事时，国王就与其商议。《汉书•匈奴传》载“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翕侯计”。可见，康居国是一成熟国家，有一定行政分工。其王位实行父子相传的世袭制。
《史记•大宛列传》记，公元前2世纪后期，康居人口不多，军队只有八九万人。与当时东边匈奴国相比，康居地小兵弱，只能算小国；也不如南边曾被匈奴打败的有较强实力的月氏人政权。当时康居既向月氏称臣，也向匈奴纳贡，以谋生存。即史书载“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公元前后，康居国强盛起来，有军队12万。《汉书•西域传》载“康居国，…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此时南边大月氏政权处于分裂时期，丘就却尚未统一月氏建立贵霜政权，康居得以摆脱臣服地位，不再向月氏纳贡。但东面匈奴仍然强大，康居无力对抗，只得继续称臣。故《史记》之后的《汉书•西域传》只提康居“东羁事匈奴”，而不再说“南羁事月氏”了。除东边匈奴外，此时康居周边再无强邻，康居得以向其它方向扩张版图。强大后，康居不仅摆脱了对月氏的臣服，并臣属了周边一些原来大月氏属地及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还使西北面的奄蔡国和严国成为其属国。《后汉书•西域传》载“栗戈国，属康居……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栗戈即索格底亚那。此外，康居还有五个附属小国。《汉书•西域传》载，它们是：苏薤，治苏薤城（今撒马尔罕，Samarkand）；附墨，治附墨城（今布哈拉，Bukhara）；窳匿，治窳匿城（今塔什干，Tashkend）；，治城（今柯提，Kath）；奥，治奥城（今乌尔根奇）②。
康居人还积极参与塔里木盆地政治事务。公元78年康居出兵协助班超平定姑墨石城。公元84年疏勒王忠反汉，康居派兵援助。在大宛国王被掳沦为莎车附庸时，康居多次出兵攻打大宛傀儡国王，迫使莎车放回被掳国王。公元前1世纪后期，康居接纳了向西迁徙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利用北匈奴力量积极扩张，使康居东部领土到达了塔拉斯河与楚河之间，并谋求向富庶的城郭之国发展。此时的康居统治着从天山西部直到黑海东岸之间的广大草原，及河中地区和花剌子模绿洲。康居达至鼎盛。
古代历史成语故事大全·利令智昏
战国时期，秦国派大将白起带领人马攻伐韩国。不几天，秦国便攻占了韩国的野王(今河南泌阳县)，断绝了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北)的交通。这样一来，上党城孤立无援，眼看就要失守。上党守将冯亭看到野王已经失守，认为上党也会保不住的，与其让秦国占了上党，还不如亲手把它转交给赵国，韩国就可以和赵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的侵略。
当冯亭派人把上党的地图带给赵孝成王时，赵王左右为难，他不知该怎么办，于是召集大臣们商议，其中有一个叫赵豹的大臣劝赵王不要接受，因为无端地接受别人送来的东西，就会引起祸患，韩国之所以把上党献给赵国，目的是想让秦国把矛头指向赵国。可是赵王并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又和平原君赵胜商议，平原君认为即使发兵百万，一年半载也不一定能攻下一座城池，现在却不费一兵一卒，就可得到上党的土地，决不能坐失良机。
赵王听了平原君的话，非常高兴，于是派平原君到上党去接受土地，并封冯亭为华阳君。
然而，没过多久，赵国就大祸降临了。这是因为秦国看到即将到手的土地却被赵国占领了，便又派白起去攻打赵国，赵国派出了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详见“纸上谈兵”小节)去应战，结果吃了败仗，秦国在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国士卒40多万。后来，差一点儿还打进赵国的都城邯郸呢。
——《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求解驿站】形容因贪图私利，使人头脑发昏，甚至失去理智，不辨是非。利，利益、私利;令，使;智，理智;昏，昏乱，神志不清楚。
【活学活用】他见钱眼开，～，如今被绳之于法，实在是大快人心。
【妙语点拨】司马迁在评价这件事时，认为平原君是一个行为高出一般世俗弟子的公子，但却不明白“利令智昏”的道理，利这个东西，能够使聪明人冲昏头脑，丧失理智。平原君贪图冯亭的利诱，以致赵国在长平损失了40多万人，几乎连赵国的都城邯郸也快失去了。后来，人们用“利令智昏”来形容因贪利而失去了理智。
【近义】见利忘义、利欲熏心
古代历史成语故事大全·投笔从戎
东汉初年，有一位非常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此人名叫班超。年轻的时候，班超家里很穷，靠帮官府抄写公文勉强过日子。
抄写工作十分辛苦，而且抄写的东西还非常多，经常要工作到半夜才能睡觉。官府对于抄写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抄错一个字，就要责骂，还要扣工钱，甚至开除。因此，班超工作时特别小心翼翼，每天都累得腰酸背痛，眼睛直冒金星。除了累以外，抄写工作还特别枯燥。一份同样的公文常常要抄好几遍，有时甚至多达几十遍，这使得班超非常烦躁。
有一天，他正在抄写公文的时候，写着写着，突然间站起来，狠狠地将笔扔到地上，非常愤怒地说：“大丈夫应该像傅介子、张骞那样，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怎么可以在这种抄抄写写的小事中白白地消耗一生呢!”傅介子和张骞两个人，生在西汉，曾经出使西域，替西汉立下无数功劳。因此，班超决定学习傅介子、张骞，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
从那以后，班超就扔掉了手中的笔参了军。
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奉车都尉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随从北征，在军中任假司马(司马)之职。假司马官很小，但它是班超文墨生涯转向军旅生活的第一步。班超一到军旅之中，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才能。他率兵进击伊吾(今新疆哈密西四堡)，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昆湖)，小试牛刀，斩俘很多敌人。窦固很赏识他的军事才干。
由于他作战非常勇敢，立下许多战功，很快就被封了官。
后来，他建议和西域各国来往，以便共同对付匈奴。朝廷采取他的建议，就派他带着数十人出使西域。在西域的三十多年中，他靠着智慧和胆量，度过各式各样的危机。
班超一生总共到过五十多个国家，和这些国家保持和平，也同时宣扬了汉朝的国威，后被封为定远侯。后来，人们把班超投笔于地、参军作战的故事叫做“投笔从戎”，用来比喻弃文从武，有志报国。
——《后汉书·班超传》
【求解驿站】扔掉笔去参军。指读书人放弃文化工作参军入伍。投，扔掉;戎，军队。
【活学活用】爆发后，革命青年纷纷～，奔赴抗日的前方。
【妙语点拨】班超四十岁投笔从戎，弃文就武，体现了他的雄心壮志。我们应像班超学习，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成为一个栋梁之材，报效祖国。我们要意识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尚不能国，何及家与个人?武能定国，文能安邦，不管投笔从戎也好，弃武从文也罢，都只有一个目的，为国雄于地球而贡献出自己所有的力量。
【近义】弃文就武
古代历史成语故事大全·改过自新
汉朝初年，有个名医叫淳于意，作过齐国都城管理粮仓的长官，又称太仓公，从小就喜欢钻研医术。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向同郡元里的公乘阳庆拜师学习医术。这时阳庆已七十多岁，就把自己掌握的秘方全给了他，并传授给他黄帝、扁鹊的脉书，和观察面部不同颜色来诊病的方法，使他预先知道病人的生死，决断疑难病症。学了三年之后，为人治病，预断死生，多能应验。他诊治疾病和决断生死的能力深受患者好评。
有一次，一个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病人吃了药，病没见好转，过几天死了。大商人仗势向官府状告淳于意医错了病。当地的官吏判他“肉刑”(汉文帝初期的刑罚，刺面削鼻，剜膝砍脚)。
根据刑律罪状，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她们都跟在后面哭泣。淳于意又急又恼，大声骂道：“生孩子不生男孩，到紧要关头就没有可用的人!”最小的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很感伤。她提出要陪父亲一起去长安，家里人再三劝阻也没有用。
缇萦到了长安，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人。当朝皇帝是开创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刘恒。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倒很重视。那奏章上写着：
“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会儿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奏章，十分同情这个小姑娘，又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就召集大臣们，对大臣说：“犯了罪该受罚，这是没有话说的。可是受了罚，也该让他重新做人才是。现在惩办一个犯人，在他脸上刺字或者毁坏他的肢体，这样的刑罚怎么能劝人为善呢。你们商量一个代替肉刑的办法吧!”
大臣们一商议，拟定一个办法，把肉刑改用打板子。原来判砍去脚的，改为打五百板子;原来判割鼻子的改为打三百板子。汉文帝就正式下令废除肉刑。这样，缇萦救了她父亲。
——《史记·吴王濞列传》
【求解驿站】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或者错误，重新做人。
【活学活用】原本以为他从监狱出来后，能够～，没想到又犯事了，真是不可救药。
【妙语点拨】缇萦舍身救父的事迹令人钦佩，后被编入中国古代着名的“二十四孝”的故事里，万代流传。汉文帝废除肉刑，看起来是件好事。但是实际执行起来，却是弊病不少。有些犯人被打上五百或三百板，就给打死了，这样一来，反而加重了刑罚。后来到了他的儿子汉景帝手里，才又把打板子的刑罚减轻。
中国的丝绸、茶叶走过这里，给予它绚丽和香浓，印度的佛经经过这里，赐予它虔诚和高贵，天竺的音乐舞蹈走过这里，赐予它浪漫和妖娆，这是一个能唤起人们美丽想象的道路。
张骞
千古一人 凿空绝域
两千多年前，满载着瓷器与丝织品的驼队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关，一路行至安息（伊朗）。无论任何人书写历史，关于丝绸之路的开拓，张骞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张骞，陕西汉中成固人，汉武帝初年在朝廷担任一名郎中。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此时，匈奴早已兴起，严重威胁汉朝统治。汉武帝也正准备进行一场抗击匈奴的战争。一个偶然的机会，朝廷从一个匈奴俘虏口中了解到，西域有个大月氏国家，其王被匈奴单于杀死，还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月氏王想报杀父之仇，但苦于无人相助。汉武帝想联合大月氏，以“断匈右臂”。于是，他决定派使者出使大月氏。张骞毛遂自荐，肩负起出使月氏任务。
前138年，张骞率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在穿过河西走廊时，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遭软禁。匈奴单于为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女子为妻。但张骞“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在匈奴居住了十年。前129年，匈奴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张骞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王庭。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这一情况后，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路上经过了数十日的跋涉，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或葬身黄沙、冰窟。
到大宛后，张骞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富庶，苦于无法建立联系。汉使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热情款待后，派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康居王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不料，这时大月氏人，由于新的国土十分肥沃，并且距匈奴和乌孙很远，被敌寇骚扰的危险剧减，已无意向匈奴复仇。
前128年，张骞动身返国，经过羌人地区时，再次被匈奴骑兵所俘，又扣留了一年多。前126年初，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子和最初的那名向导，逃回长安。这是他第一次出使西域，前后共历十三年。出发时是一百多人，回来时仅剩两人，这是何等九死一生。
前119年，汉武帝再任张骞为中郎将，率300多名随员，携带金币丝帛等财物，牛羊万头，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时，恰逢乌孙内乱，没有达到劝说乌孙东归的目的。不过，张骞的副使则访问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影响。前115年，张骞一行偕乌孙使者数十人返抵长安。
张骞通使西域，使中国的影响直达葱岭东西。后人正是沿着张骞的足迹，走出了誉满全球的“丝绸之路”。
班超
深入虎穴 万里封侯
张骞通西域后，为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朝招募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多成为富商巨贾，也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匈奴和强盗不断骚扰丝路，为加强对西域控制，前60年，汉宣帝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这也标志着丝绸之路开始进入繁荣时代。
公元16年，即王莽在位时的天凤三年，国力衰微。随着西域都护李崇败退龟兹，西域诸国也断绝了与大新帝国的联系，丝绸之路中断。下一次开通，在等待另一位英雄。
东汉明帝年间，扶风郡平陵县的一位书生不再甘心为官府抄写文书。他找人看相，相面的人说：“你额头如燕，颈脖如虎，飞翔食肉，这是万里封侯的相貌啊！”一语动人心。此人就是班超，他毅然投笔从戎，跟随大将窦固出击北匈奴。班超所立战功甚多，窦固很赏识他的才干，于是派他和从事郭恂一起出使西域。
班超和郭恂率部下向西域进发，先到达了鄯善国。鄯善王对班超等人先是礼敬备致，后来突然改变态度。班超招来侍者打听，原来是北匈奴使者到了。接着，他立即召集部下三十六人，饮酒高会，酒醉之时，班超说：“诸位与我身处异域，无非想求荣华富贵。但现在北匈奴的使者才来几天，鄯善王对我们就不以礼相待，一旦把我们绑送北匈奴，我们不都成了豺狼口中之食吗？你们看该怎么办？”大家都齐声说：“是生是死，司马你说吧。”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连夜杀了匈奴使者，鄯善王就会吓破肝胆，大功可成了。”这天夜里，班超率领将士直奔北匈奴使者驻地，顺风纵火，三十六人前后鼓噪，声势喧天。匈奴人乱作一团，逃遁无门，或命丧刀下，或葬身火海。
第二天，班超将此事报知郭恂，郭恂先是吃惊，继而嫉妒。班超便说：“你尽管没跟我们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又怎能忍心独占这份功劳呢？”郭恂脸露喜色。班超于是请来了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首级给他看，鄯善王大惊失色，举国震恐。班超好言抚慰，鄯善王表示愿意归附朝廷，并把自己的王子送到朝廷作为人质。
班超率众回师，窦固非常高兴，上表奏明班超出使经过和所立之功，并请明帝再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明帝很欣赏班超，便下诏对给窦固，让他提拔班超为军司马，继续派他出使，班超到了于阗国。
公元91年，朝廷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他采用“以夷制夷”的方略，三年后，西域五十多个国家全部归附汉王朝。95年，汉明帝下诏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千户，后人称之为“班定远”。97年，班超又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甘英至西海（波斯湾）而还。
玄奘
舍生忘死 矢志求法
甘英到达地中海，进入了欧洲腹地，使丝绸之路到达欧洲，这是中国使臣第一次到达西方，之后中西方官方相交开始。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66年，罗马使节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东汉京师洛阳觐见了皇帝，并在中国建立了大使馆。
在罗马人征服埃及后，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思想源源不断地在欧亚非的各个国家交流。大陆之间的贸易沟通变得规则、有序。罗马人很快加入到这条商道中，从1世纪起，罗马人开始狂热地迷恋着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取得的中国丝绸。
自107年，东汉撤掉西域都护府。123年，以班超的小儿子班勇为西域长史。西域长史的建制一直延至魏、晋时期，时间长达五六个世纪。到十六国时期，中原分崩离析，统治力量衰落，于是废止。
公元7世纪，随着历史进入唐代，政治与经济复兴让统治者再次重视丝绸之路。为重新打通这条商路，唐朝廷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朝廷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唐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将西线打通至中亚。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的东段再度开放，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这条商路再度迎来繁荣时期。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大大激发了唐人的消费欲望，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源源不断地流入长安。
丝绸之路上也有众多弘教求法的大德高僧。见于史传的就有东汉的摄摩腾、筑法兰；魏晋的佛图澄、昙柯迦罗；北魏的宋云、惠生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唐代的玄奘。
627年，玄奘已成一位高僧。他察觉到有不少佛经译得不准确，决心亲赴西域佛国，拜取佛经原本。于是，他想上表唐太宗请求西行，但未获朝廷的批准。当时还是唐朝立国初期，局势并不稳定，西北地区的突厥屡犯边界。唐王朝“禁边令”，禁止国民出境。
但玄奘决心已定，629年，他开始西行求法的万里征程。离开长安后，玄奘经秦州、兰州，到达唐朝西陲边防重镇凉州。在凉州遭官府通缉，幸亏办案的捕快信奉佛教，才躲过一劫。尔后，他绕过玉门关，避开烽火台，穿过大沙漠，到达了伊吾国。高昌王鞠文泰笃信佛教，用最热情的方式款待玄奘，并与之结为异姓兄弟。玄奘在碎叶城还遇见了正在围猎的西突厥王叶护可汗。在他的帮助下，玄奘顺利地通过中亚各国，于公元629年夏末进入北印度境内。
645年正月，玄奘回到长安，历时达十七年之久，行程十万余里。其间，他游走在“丝绸之路”北、中、南三道之间，游历了“丝路”上的一百一十个国家和地区，他撰述的《大唐西域记》一书，详细记载了这一百一十个国家，以及他所耳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理、城邑、名胜古迹，传说故事等相关内容。
可以说，玄奘取经的传奇也是丝绸之路的传奇，他以自己的矢志不移，舍生忘死，让丝绸之路闪耀宁静的佛光。
张义潮
英雄绝响 不老传说
安史之乱打碎了大唐的盛世繁华梦，也让丝绸之路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战火纷飞，为丝路直接服务的中国北方地区经济大受打击，史料称黄河流域的丝绸生产几乎陷于停顿。而在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林立，国力大打折扣，也已无力控制西域。而此后吐蕃的崛起，更是直接隔断丝路。
传统的看法认为晚唐、五代与宋朝，丝绸之路几乎中断。事实上，在晚唐丝路也曾一度恢复，这要归功于另一个英雄张义潮。张义潮是沙州敦煌人，祖籍南阳，其父曾为唐朝工部尚书。张家世居河西，在沙州乃是冠盖望族。在吐蕃势力隔断河西与唐朝主要疆土的联系之后，张义潮在沙州高举义帜。850年沙州信使到达长安，当时有“小太宗”之称的唐宣宗简直不能相信，当地汉人竟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就能驱逐吐蕃。唐宣宗万分感慨，“关西出将，岂虚也哉”。此后，张义潮以沙州为根据地率军苦战，东征凉州，以七千名归义军，与吐蕃大军浴血奋战，866年，北庭、轮台等地相继被归义军攻克，断绝多时的丝绸之路再度畅通无阻。这堪称晚唐之后的整个古代史中，丝绸之路上绝少的英雄之光。
关键词：狮文化 佛教东传 关系
狮子是外来之物，分类学上属于哺乳纲食肉目猫科的大型猛兽。历史上主要生活在非洲，在亚洲则主要分布在印度、伊朗等地，中原地区是没有的。此物在先秦文献中日“狻猊”，最早出现于《穆天子传》卷一“狻猊口野马走五百里。”郭璞注：“狻猊，师子，亦食虎豹。”以及《尔雅・释兽》：“狻猊如虢猫，食虎豹。”(郭璞注：“即师子也，出西域。”)两书成书时间孰早孰晚说法不一，但都没有对“狻猊”形象详细描状，也许是因为这在东汉前只是“口传名词”，人们未曾见过实物。自东汉时西域进贡狮子后，名“师子”，今所知早期的见于《汉书・西域传上》：“乌戈地暑热莽平，……而又桃拔、师子、犀牛。”(颜师古注：“师子，即《尔雅》所谓狻猊也。”)其他官方记录还见于《后汉书》的《章帝纪》《和帝纪》《顺帝纪》和《班超传》等处，共计四次。自隋唐及后世又写成“狮子”。
一、狞猛无畏的佛家狮子
真正的狮子传人中国。基本上和佛教传人中国同时同步。佛经中多有讲到狮子。东汉所译佛经中几乎皆使用“师子”表示狮子。西域贡狮的影响和佛教的流传相辅相成，狮子的名声旋即传遍全国。佛教中，“师子”一词或指兽中之王，或喻勇猛佛陀。由此，又衍生出“师子吼”、“师子乳”、“师子王”、“师子座”等术语。
始祖释迦牟尼佛有多种称号。其中有“人中师子”“人中人师子”“人雄师子”“大师子王”等。“师子吼”见于释迦牟尼佛初诞生时：“太子(指佛出家前为悉达多太子)生时，一手指天，一手之地，作师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大智度论》：“佛在大众中为决定之说而无所畏，谓为师子吼。”《维摩经》：“说法无畏，犹如师子吼。”《楞严经》也有“助佛转轮，作师子吼。”关于“师子吼”的寓意，可见《普曜经-论降神品》：“譬如师子吼，诸小虫怖惧，畅佛师子吼，降伏外异学。”意指佛菩萨出世，用狮子威勐的吼声，演说决定之理，振聋启聩，能降伏一切烦恼魔障，外道异说，唤醒众生，故称“师子吼”。此后，世间高僧说法，有时也被誉为“师子吼”。如唐人刘禹锡的《送鸿举游江南》：“与师相见便谈空，想得高斋师子吼。”又如《五灯会元》卷九谓：“寂子说禅如师子吼，惊散狐狼野干之属。”
佛经中谓佛、菩萨所坐之处为“师子座”，又译作“师子床”、“猊座”(亦作“猊坐”)等。据《大智度论》：“佛为人中师子，佛所坐处，或床或地，皆名师子座。”后来在中国寺院中发展到泛指高僧说法的坐席，就连给僧人写信，也尊称“猊座”了。
狮子还慢慢地演变成佛菩萨的坐骑和护法兽，自北魏至隋唐的出土例证颇多。1971年洛阳市孟津县翟泉村(汉魏故城旧址)出土的北魏石龛造像，龛内刻一佛二菩萨，其下为台基，正中刻宝珠香炉，两侧浮雕护法狮子各一尊，扬足翘尾，张目对坐，貌甚威武。1987年陕西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内出土了阿育王塔两侧的“彩绘金毛双狮”；另有两件“琥珀狻猊”。“镏金如来说法银函”的函体左右两面分别为普贤和文殊菩萨坐狮像。
今天的文殊菩萨仍以勇勐狮子为座骑。文殊是中国佛教四大菩萨之一，常侍释迦牟尼佛左侧，是智慧的化身，为七佛之师。东晋佛陀跋陀罗翻译的六十四卷《华严经》卷四中第一次有了文殊狮子座的记述。虽然由于历史和派别的不同，文殊菩萨出现在殿宇中的塑像细节不尽相同，更有智能文殊、无垢文殊、狮子吼文殊等不同形象，但其常见形象都是：顶结五髻，表示无上五智；左手持青莲，表示专司一切如来之智慧，不染着法的无相之智慧；右手执金刚宝剑，表智慧锋利，能斩群魔能断烦恼；或乘狮子或驾孔雀表示狞猛无畏，或坐莲花台表示清净无相。正如李长者《华严经》论四日：“文殊乘狮子者，为明创证法身佛性根本智断惑之骏故。”
狮子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大抵相当于中国皇室的龙，作为佛教的一种代表性象征物来到中国后，它也成为带有普遍性质的吉祥物。于是，在明代当人们需要给龙“安排”一个繁盛的家庭时，“狮子”便以其高贵的血统走入其中，以其最古老的名字“狻猊”顺理成章地成为“龙九子”之一。
二、兴隆祥瑞的世间狮子
佛家赋予狮子驱邪攘灾的护法作用大概就是中国古代无论官方抑或民间对狮子认识之源头。狮子虽有“百兽之王”的称号，但它实是一种性情较为温和的兽类，于是人们开始将镇守陵墓、宫殿府邸、古桥崇殿、园林庙宇乃至官宦人家等建筑物的使命交给它，后来甚至小及陶瓷、织绣、金属等生活用品上，都不乏见其身影。现试从四个方面具体论述狮子在世间的功用。
1、墓石狮
印度现存阿育王在鹿野苑所建的的面向四方的四狮子头石柱(按：今据为印度国徽样式)表明印度(和西域)一直有石狮把守门阙或墓圹的习俗，此习俗可能也在随着佛教东传进人中国。至今出土的最早的石狮为四川芦山县的东汉“墓石狮”。这种风气一直延续至明清时代，在此过程中，“狮子”作为显赫威严而又兴隆祥瑞的灵物形象在人们的感情中潜移默化地丰满起来。
2、香炉狮
民间还传说狮子喜静、好烟火，于是人们把它雕刻在香炉上。宋代香文化盛行时，狮形香熏炉流行起来。仁宗元年(公元1123年)出访高丽的北宋徽宗年间使臣随员徐兢在其着《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绘其形象曰：“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可作佐证的诗词不胜枚举：“凤阙开彤旭，猊炉散紫烟。”(明，倪元璐《皇极门颁历作》)“夜色楼台月数层，金猊烟穗绕觚棱。”(后蜀・花蕊夫人《宫词》)“厅上置金猊，燕异香，地平如镜。”(清・和邦额《夜谭随录・韩樾子》)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宋・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绮罗人散金猊冷，醉魂到，华胥深处。”(宋-张元千《花心动・七夕》)可见当时的“猊炉”是指雕成狮形的香炉，而“金猊”则指铜制的狮形熏炉。
3、铜镜狮
除了香炉，另外一件物品就是铜镜了。“海兽葡萄纹铜镜”则是古代铜镜制造的鼎盛时期――唐朝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铜镜背后则是雕凿精美的葡萄和海兽的图文。为何唐朝大兴铜镜呢?这恐怕与“千秋节”(也称“千秋金鉴节”>分不开。《旧唐书》载：“(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燕百僚于花萼楼下，百僚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及其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燕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从之。”(《玄宗上》卷八)这一天，宫廷里君臣互赠铜镜。从至今大量的出土铜镜可以看出，海兽葡萄纹的铜镜最为流行。葡萄纹铜配列西域传来的兽，统称“海兽”。这些海兽多为头部大而圆的动物形象，即狮子。徐佩芬先生主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图册中便选有唐代精美的“狻猊镜”和“狻猊葡萄镜”。狮子来 自海外，又走向海外，一直扮演着中国与其它文化交流的媒介，明代中前期后更是频繁地充当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东非交流的桥梁。
4、狮子舞
狮文化能够在中国文化传承具有不息的生命力，更源于拙朴纯真的民间百姓们趋吉避凶的愿望。中国一般不受狮患所害，因此民间对狮子有了亲切感，人们让狮子的形象出现在门墩旁、屋檐上、石栏纹和印章、年画上甚至小说中(《水浒传》中，地阖星邓飞因为双眼通红获绰号“火眼狻猊”)。
到明清之前，狮子都主要是通过“进贡”的方式来到中国，又多是禁养在皇宫，民间并不易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情况：百姓们根据书籍记载和传说、自己所熟悉的其它兽类形象，在头脑中塑造了狮子的形象，甚至不惜“赐予”它翅膀或头角以表现其雄健威猛的气质。但仍然不满足的人们想要让静止的狮子活起来，同时民间的尚武精神更使得贯穿着武术来模拟狮子行为的舞蹈应运而生，并发展成为如今世界闻名的“狮子舞”。
有关“狮子舞”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礼乐志》，其中提到“常从倡三千人常从象人四人(注：孟康日象人若今戏虾鱼师子则也)”，由此可见，至少在东汉时就已经有狮子舞了。到了唐朝，狮子舞已发展为上百人集体表演的大型歌舞，还作为燕乐舞蹈在宫廷表演，称为“太平乐”――“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旧唐书》卷二十九)。当时的狮子舞，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的一幅“信西古乐图”中，就画有类似唐朝的古代的日本奏乐舞的场面。唐代以后。狮子舞开始广为流传，无论在皇宫还是民间，舞狮均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活动。在当时有许多的诗词歌赋都曾描述过，如唐人自居易在《西凉伎》中所描绘：“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从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舞狮的盛况和狮子制作的精细。
可以说，发展至今，舞狮已成为全世界华人生活中的传统习俗，每逢春节或其它一些喜庆日，许多只大狮子都会在锣鼓鞭炮声中，跳跃着人们吉祥如意的心愿。
细说起来，中国舞狮分为“南狮”和“北狮”，关于它们的起源、区别等等在此恕不赘述。但无论是南、北舞狮的器材制作、表现形式，还是运作编排、表演手法都无不带有中国的传统文化气息；舞狮的背后是浓浓的本土情结与人们共同纳福祈祥之心声。
以上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狮文化是建立在狮子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又历经千百年风雨，在长期的文化撞击与融合过程中最终成熟的。狮的形象也凝聚了历代集体意识，体现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思想观念和宗教崇拜。毋庸置疑，狮子是随着佛教的传播而普遍获得中国人民信仰的，无论是其地位还是外在形象，都随着社会政治、宗教、价值观念的发展而演变，其精神内涵和文化层面不断被中国传统文化所美化和神化，最终坚定地成为祥瑞的表征。它象征着人们风调雨顺、政通人和、五谷丰登、吉祥如意之愿望，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财富中重要组成的一笔。
参考文献：
关键词：莫高窟第321窟；白狼塑像；祥瑞；家族史
中图分类号：K879.21；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5-0031-09
A Study on the Auspicious White Wolf Statues
at the Mogao Grottoes
ZHANG Jingfeng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detailed study on the arrangement of two animal statues in Mogao cave 321， now kept in Russia， and the extant statues in Mogao Cave 321， and posits that the two original animal statues are auspicious white wolves. Their appearance in the caves was related to Yin Shouzhong， one member of the Yin Family at Dunhuang. The statues in other Mogao cav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e two in cave 321 were their imitations， functioning as the guardians of the Dharma.
Keywords： Mogao Cave 321； White wolf statues； Auspicious images； Family history
收稿日期：2012-09-16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敦煌大族与莫高窟的营建研究——以阴家窟为中心”（10XKG004）
作者简介：张景峰（1977- ），男，陕西省周至县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生，敦煌研究院馆员，主要从事石窟考古与石窟艺术研究。
敦煌莫高窟第321窟位于洞窟崖面南区北段第一层，与第323、332、335等窟均在一个层面上。此窟是一个中型殿堂窟，前室残毁，西壁门南、北两侧残存初唐壁画，主室顶部为覆斗形，西壁开一龛，南、北两壁绘通壁壁画。
关于第321窟，《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将其定为初唐窟[1]；樊锦诗、刘玉权二位先生在对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时，将其确定在高宗至武则天时期[2]；马德先生认为第321窟为初唐时期的阴家窟[3]；张清涛先生对武周时期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进行了简要论述，认为第321窟为阴家窟，并推测此窟为阴守忠升迁后所建[4]。而对第321窟内容研究较为详细者为李玉珉先生，2002年发表《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一窟壁画初探》一文，主要从壁画题材和信仰内容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对该窟南、北两壁的通壁壁画和东壁的密教壁画进行了研究，此文正式发表于2004年[5]。目前，学界对第321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南壁内容的考证。1983年，史苇湘先生发表《敦煌莫高窟的〈宝雨经变〉》一文，将此窟南壁的经变画考定为宝雨经变，并确定该窟的营建年代在武周证圣（695）到圣历（699）之间[6]。此后学界多沿用此说。2004年，王惠民先生对该窟南壁经变画进行重新考释，确定为十轮经变，认为此经变的绘制与三阶教有关，并将该窟的营建年代推定在705-720年之间[7]；该文经肥田路美教授翻译成日文于2008年发表[8]。2010年，王惠民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若干经变画辨识》一文中，对第321窟南壁东下角的一方尚存文字的榜题进行了释读，确认其为《十轮经》第四轮的内容，为确认该铺经变画是十轮经变提供了确切的文字依据[9]。2011年，施萍婷先生的《敦煌经变画》一文，在分析西方净土变中的无量寿经变时，指出了第321窟北壁的这铺无量寿经变画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10]。以上研究成果有利于对第321窟的研究走向深入。
第321窟主室西壁开一大型敞口龛，龛内现存塑像一铺9身，其中唐塑一佛二力士像，经清代重修较多，另二弟子、二菩萨为清代塑像，龛外两侧台上存清塑天兽各一身（图1）[1]132。笔者在翻检外国探险队对敦煌莫高窟所拍摄的照片与文字资料时，在俄国人奥登堡拍摄莫高窟的照片中发现了此窟西壁龛内、外原塑的照片，并于2008年对该窟塑像的相关问题作过简单的分析，但是没有深入[11]。本文将对第321窟的塑像及其所隐含的历史信息再作深入的探讨。
奥登堡拍摄莫高窟洞窟的照片中保存的第321窟照片共15张。分别是：窟顶藻井、西壁、西壁龛、西壁龛顶、西壁龛南侧、西壁龛北侧、南壁经变局部、南壁经变主尊佛、南壁经变局部、南壁经变局部下方左侧、南壁经变、北壁经变局部中央说法图及下方、北壁经变局部右侧、东壁门北十一面观音、北壁经变[12]。其中有关西壁龛内和塑像的照片共4张：第1张是洞窟西壁，从画面来看，除了龛内主尊佛和南侧的一身力士塑像外，龛外左、右两侧的台上还各塑一身蹲伏着的动物塑像；第2张是西壁龛内的主尊佛塑像和西壁龛顶的壁画；第3张是西壁龛内南壁的力士像和龛外蹲伏的动物塑像；第4张是西壁龛外北侧动物塑像的特写。这4张照片中，洞窟西壁的这张照片真实记录了第321窟塑像的原貌，龛内中央存一佛，左侧存一力士像，右侧仅存力士像的双脚，龛外两侧的台上各塑一身蹲伏的动物塑像（图2）。
在西壁龛的照片中，龛内中央佛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与愿印，塑像体形稍微丰满圆润，身体轮廓清晰，双脚隐于袈裟内，通过袈裟可以看出脚与腿的大体轮廓，衣褶真实细腻，成功地刻画出了衣服的质感（图3）。我们将此照片中的佛像与第321窟现存佛像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现存塑像除了主要胎体没有变化之外，其他方面被后代重修较多。首先，佛像头部的螺髻形状被重修变样，且经过重妆；其次，佛像面部也被重修与重妆，五官与原塑变化较大；再次，佛衣经过重修后，不仅样式发生变化，而且袈裟衣褶也有较大的不同，可以确定现存袈裟的颜色也是后代重妆的结果；最后，佛座虽然保存着原塑的基本特征，但是经过了后代重妆。可见，第321窟西壁龛内的现存佛像，经过后代重修之后与原塑差别很大，已经达到了失真的地步（图4）。
从奥登堡所拍摄的照片中，我们看到第321窟的这尊原塑佛像与第322、68、71窟的佛像在造像方式上完全相同，是莫高窟典型的初唐佛像造像。第322窟位于第321窟北侧并与之相邻，西壁龛内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一铺七身。此身佛像结跏趺坐于佛座上，右手施无畏印，左手置膝上，穿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祇支（图5），不仅在坐姿、佛座的样式等方面与第321窟相同，而且在造型风格上二者具有许多相同之处。樊锦诗、刘玉权二位先生将第322窟划为第一期（即唐高祖、太宗、高宗前期），第321窟划为第二期（即高宗、武则天时期）[2]143-159。从形体来看，第321窟的佛塑像比第322窟的佛像表现更圆润，体态更为匀称，两窟又相邻，因此，两窟的佛像在塑造上有前后的继承关系。
奥氏照片中，西壁龛内不仅存有主尊佛像，还存有力士塑像一身。此像双眼圆睁，眉头皱成“川”字，嘴巴大张，面目狰狞，上身，臂部及胸部肌肉发达，腰系战裙，脚踏山峰，左手持金刚杵举过头顶，做向下砸之势，右臂下垂，右手握拳，给人以孔武有力之感（图6）。而西壁龛内南侧现存的力士像，通身经过后代重妆，颜色严重变色，不能体现出原塑的时代风貌；塑像面部经过重修之后，已经面目全非，根本无法表现原塑像那种眼睛圆睁，眉头紧锁、凶神恶煞、威风凛凛的特征；重修的塑像上身，失去了原塑像那种因为用力而使胸前及两肩肌有强大爆发力的质感（图7）。第321窟原塑的力士像，既继承隋代第206、427等窟力士像的形体，又不似盛唐第194窟的力士像造型那么夸张。第194窟龛外南侧的这身力士像，上身，腰系短裙，人物造型刻意强调了胸部隆起的肌肉，比第321窟的原塑力士像更为夸张，但是更符合人体的造型特征，重点突出了浑身肌肉的立体感（图8）。
西壁龛南侧的这张照片不仅保存了龛内南侧的原塑力士像，而且龛外台上的这身动物塑像更引人注目，而另一张照片还保存了西壁龛外北侧台上动物塑像的特写（图9）。可见，第321窟龛外南、北两侧原来各存一身动物塑像。
第321窟的这两身动物塑像，只见于奥登堡拍摄的照片中。说明在俄国人奥登堡考察团对莫高窟进行调查之前，这两身塑像还完好地保存于窟内。在奥氏之后，张大千先生等也对莫高窟进行过系统的调查，但这两身原塑均不见记载，所载与《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相同，都是现存塑像。可见，第321窟的这两身动物塑像在奥登堡调查之后就消失了。我们在《俄藏敦煌艺术品》中找到了这两尊动物塑像的彩版照片[13]。从图版来看，动物塑像四肢蹲伏于地，抬头，双眼圆睁、俯视下方，双耳似狼似犬，耳呈三角形支起，鼻大似狼似狮，嘴巴宽大且张开，有獠牙，似狼或狗，背部毛发成波浪漩涡状，身体无毛或少毛处，露出红色体色（今已变色），表层涂有一层白色，整体造型特征狼或狗的成分多一些（图版19）。另一尊塑像除了嘴巴张开，一只眼睛有人为的损毁之外，其余特征与上面塑像相同（图版20）。从以上来看，可以断定，这两身蹲伏的动物塑像原来存于第321窟西壁龛外两侧的台上，是洞窟的原塑。奥登堡考察队在莫高窟拍摄记录之后，随即将其盗走，现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4]。
这两身塑像与第321窟现存塑像完全不同，现存的两只动物塑像，头部微微抬起，面部整体像狮，鼻子、嘴巴似虎，露出两颗獠牙，腹部有红白相间的花纹，皮毛松弛贴身，尾巴紧贴西壁墙面，一左一右趴伏在台上，前爪搭扶在台沿上（图版21）。张大千将此塑像记录为：“塑像：七区，狮子两头。新塑，极劣。”[15]张大千在调查此窟时，原塑已经不存了，西壁龛外两侧台上的塑像是新塑的，他将这两尊塑像定名为狮子。《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对这两身塑像没有记录[16]。《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则称为天兽[1]132。《敦煌石窟艺术·第三二一窟》沿袭《敦煌石窟内容总录》也称天兽[17]。这些都是对第321窟现存塑像的称呼。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西壁龛外这两身原塑像的来龙去脉，那么这两身原塑像如何定名，而《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定名“天兽”的依据又是什么，这种塑像题材是如何进入莫高窟洞窟之中的，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敦煌石窟将动物以雕塑的形式塑入洞窟之中，早在北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第275窟西壁主尊塑像的狮子座两旁分别塑一头狮子，是为了表现主尊而专门塑造，与菩萨座同属一个整体。另外，莫高窟北朝至隋代还出现了龙首雕塑，这类塑像，采用浮塑的形式，是作为窟龛龛梁尾部的装饰而出现的。因此，我们认为莫高窟北凉、北朝至隋代出现的这些动物类型的雕塑是作为佛座或龛梁的补充与装饰而出现的，与第321窟中出现的“天兽”塑像性质不同，因此不作过多讨论。
第321窟动物塑像入塑莫高窟的洞窟之中属于首次出现，具有原创性图像的特征，除此之外，其他洞窟也有此类型的塑像出现，但以此窟的这两尊原塑最具特点。由于初盛唐时期莫高窟出现的这一类动物塑像体态与狮子、麒麟接近，于是就有了早先狮子、麒麟等的定名。《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将这类塑像统称为天兽，施萍婷先生将第334、384等窟的这类塑像称之为扶拔[18]，之后多有沿用。
据《汉书·西域传》载：
乌弋……皆与罽宾同，而有桃拔、师子、犀牛……（颜师古注引）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19]
《后汉书·班超传》载：
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李贤注引）《续汉书》曰：“符拔，形似麟而无角。”[20]
第321窟的原塑动物塑像的形象与上面符拔的记载比较接近，这也是前辈们将其定名为扶拔的主要依据。由于此类塑像作为一类单独的雕塑题材进入莫高窟的洞窟是在初唐时期，确切地说是在武周或之后。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与辟邪等同类性质的扶拔，是西域地区的一种瑞兽，在汉代就已经出现并传入中原，敦煌作为连接西域与中原的咽喉之地，知道其名也应该较早。莫高窟虽是主要表现佛教题材，但是一直受到西域和中原文化与艺术的影响，早在北朝时期，道教或中原传统神话题材的内容就已经进入到敦煌石窟之中，而作为与辟邪同类的扶拔却在初唐时期出现于莫高窟之中，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第321窟的这两身原塑动物塑像形象更像狼或犬，我们首先应该从敦煌地区寻找其来源，况且此窟在武则天时期或之后开凿，应该与武则天称帝前后敦煌出现的祥瑞有关。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录了从十六国到武周时期敦煌地区出现的20祥瑞。在这20祥瑞中，有一半是武则天掌握政权时出现的，而最后4件则都是出现在武周天授二年（690）。
据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20祥瑞记载：
白狼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状称：“白狼频到守忠庄边，见小儿及畜生不伤，其色如雪者。”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云：‘王者，仁智明悊心即至，动准法度，则见。’又云：‘周宣王时白狼见，犬戎服者。’天显陛下仁智明悊，动准法度，四夷宾服之征也。又见于阴守忠之庄边者，阴者，臣道，天告臣子并守忠 也。”[21]
另据敦煌文书P.269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
白狼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状称：“白狼频到守忠庄边，见小儿及畜生不伤，其色如雪者。”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云：‘王者，仁智明悊，即至；动准法度，则见。’又云：‘周宣王时白狼见，天 （犬戎）服者。’天显陛下仁智明悊，动[准]法度，四[夷]宾服之征也。又见于阴守忠之庄边者，阴者，臣道，天告臣子并守忠于陛下也。[21]36
这两段文字记载基本相同，只有“并守忠 也”与“并守忠于陛下也”的细微区别。天授二年，时任沙州刺史的李无亏献祥瑞四种，均是为了体现武周政权稳固、四夷臣服的吉兆。而白狼出现于阴守忠的庄园边，预示着“阴者，臣道，天告臣子并守忠 也”或“守忠于陛下也”的吉兆。可见，祥瑞白狼的出现，不仅是阴守忠发现了白狼，更是“祥瑞”白狼有选择地让阴守忠发现。
唐高宗后期，特别是武则天控制政权之后，各地多处出现祥瑞：
冯元常……及（武则天）临朝，四方承旨，多献符瑞，嵩阳令樊文进瑞石，则天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言：“状涉谄伪，不可诬罔士庶。”则天不悦，出为陇州刺史。[22]
而且，同处甘肃的秦州在调露年间就已经出现过白鹿和白狼的祥瑞：
调露元年（679）十一月壬午，秦州神亭冶北雾开如日初耀，有白鹿、白狼见。近白祥也。[23]
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则天改唐为周，正式建立武周政权。武则天称帝之后，各地献祥瑞者更是层出不穷，从《沙州都督府图经》可知，武周时期出现的五色鸟、日扬光·庆云、蒲昌海五色、白狼等祥瑞均喻示君主圣明、政权永固。白狼在西凉李暠时期于庚子五年七月在敦煌已经出现过，那么在武周时期的天授年间再次在此地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321窟中的原塑动物塑像，抬头，四肢蹲伏于地，鼻子、嘴巴与狼或狗接近，且有獠牙，双耳似狼似犬，耳呈三角形支起，头部与颈部为白色，局部有脱落痕迹，身部表面涂一层白色颜料，身部与腿部之间的连接处为红色，局部因为褪色而露出塑像胎体本色。从整体造型特征来看，狼或狗的成分多一些。其塑成之时，通体应该为白色，与《沙州都督府图经》中阴守忠所言白狼一致。我们认为这两尊天兽像应该是白狼。
除了第321窟西壁龛外的塑像外，莫高窟第203、334、458、384、46等窟均有此类塑像，而且形态与第321窟的白狼相似。
第203窟为初唐洞窟，塑像位于西壁龛下左、右两侧，两本《总录》均将其定名为“狮子”[1]81，[16]71。龛外南侧塑像，头部作摇摆姿势，鬃毛呈波浪状贴于头后，尾巴竖起，眉肌紧蹙，怒目横视，鼻子宽大，嘴巴大张，张牙舞爪，面露凶相，一足抬起，其余三足蹲伏于地，通体涂有一层白色，造型犹似一条恶狗的变形，凶猛之中掩饰不住狗的胆怯（图版22），右侧塑像，姿态与左侧塑像基本相同。
第334窟为初唐洞窟，塑像位于其西壁龛外南、北两侧台上。《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为：
西壁平顶敞口龛内初唐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清修）。龛外南、北侧台上各塑一天兽。[16]123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则对该窟塑像及这两尊塑像有如下记载：
西壁平顶敞口龛内初唐塑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清修）。龛外南、北侧台上清各塑一天兽。[1]137
两本《总录》对第334窟西壁塑像的记录除了这一对天兽之外，其他记录完全相同。《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为唐塑天兽的塑像直接记为“清塑”。我们对该窟的这一对塑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发现这两身塑像是清代重新塑造的。
第458窟为盛唐洞窟，塑像被置于此窟龛外北侧台上，抬头，头部鼻子至上唇处残，嘴巴张开，四肢蹲伏于地，双耳较小，呈三角形支起，背部毛发成波浪状（图版23）。这尊塑像与第321窟白狼造型相同，也应该是仿照第321窟白狼塑造的。
第384窟为盛唐洞窟。塑像位于该洞窟前室西壁左、右两侧的台上，据《总录》记载：前室西壁门南、北两侧的台上五代各塑天兽一身[1]155，[16]140。左侧塑像为雄性，头部残，无鼻无嘴，头后颈部卷鬃如狮，皮似梅花；右侧雌性，头无角，鼻大而宽，嘴短，长尾（图版24）。这两身天兽像均蹲伏在台上，除了身部的姿态以及四肢的造型样式与第321窟白狼像相同之外，其他尤其是头部的塑造与白狼塑像有很大的不同。
第46窟为盛唐洞窟。此窟西壁龛外南、北两侧现存力士台各一座，但塑像已不存，《总录》也无记载[1]22，[16]16-17。而《伯希和图录》中保存第46窟西壁龛外台上塑像的照片各一张[24]245，247。其中，西壁南侧的照片细部表现明显，此身塑像四肢蹲伏在地，嘴巴宽大，头后有波浪形鬃毛，双眼圆睁，嘴巴张开，像狮子的成分多一些（图10）；北侧的塑像姿态与南侧略有不同，四肢蹲伏在地，嘴巴紧闭，扭头与对面相对而望（图11）。
莫高窟第321窟白狼塑像的出现，不仅体现出了该窟窟主开窟造像的意图，而且为敦煌石窟造像增添了新的题材内容。之后其他洞窟的此类塑像均是以瑞兽的形式仿照白狼而塑造，应该说是白狼的变种。当然，其他洞窟所塑的此类塑像虽然形态、颜色等均是仿制白狼像，但是以塑像的形式进入洞窟之中，更多的是起着护法神兽的作用与功能。由此可见，《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将这一类塑像定名为“天兽”是有一定道理的。
敦煌石窟西壁开一大龛，龛外左、右两侧与南、北两壁的相连处砌成一座方形的土台，台上有塑像的这种窟型最早应该出现在初唐第220窟，之后多有出现，一般均将这两座方台称为力士台，因其上一般置有力士像而得名。第220窟台上的塑像已经毁失，我们无法判断其所塑内容。武周之后，这类方形台上所塑塑像均是白狼或白狼的变种天兽，而到了盛唐或中晚唐之后，台上塑天兽的这种作法已经不再流行，出现了许多台上塑天王或力士的。可见，将这种方形台统称为力士台，并不规范与标准，而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罢了。
既然，第321窟西壁龛外的两尊动物塑像是白狼，那么，白狼像进入莫高窟的洞窟之中与阴守忠有关，也可以说明第321窟的开凿与阴守忠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可以推测，阴守忠有可能是该窟的窟主。白狼塑像入塑第321窟的时间在阴守忠发现祥瑞白狼并献给沙州刺史李无亏的天授二年（691）之后。
祥瑞白狼塑像的出现，向我们展示了敦煌阴氏，特别是阴祖、阴守忠家族在唐代崛起的发家史。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可知，天授二年，阴守忠是敦煌百姓，而据P.2625《敦煌名族志》载，阴守忠已经升任为“唐任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又改授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凉州丽水府折冲都尉摄本卫郎将、借鱼袋，仍充墨离军副使、上柱国”。献祥瑞是唐代敦煌阴氏家族从当地一般百姓向敦煌大族转变的一种特殊途径。因此，献祥瑞白狼是阴祖、守忠家族崛起于敦煌的有效手段，从这一点来说，第321窟的开凿起着政治与社会风向标的作用。阴守忠将其所献祥瑞白狼入塑表现佛教主题的洞窟中，也表明敦煌阴氏家族是尝试佛教新信仰、新思想、新图像的代表，体现出了其善于引进新造像、新图像的个性。
另外，白狼之所以能够作为佛教造像题材进入洞窟中，这本身已经摆脱了其当初出现时的政治作用，而是以神兽的身份进入洞窟之中，具有护法护教的功能。而此后一些洞窟依然塑有类似白狼的天兽像，就是借用了第321窟的白狼像具有护法作用的这一特点，将其引入洞窟之中的。这也是这些洞窟继续出现类似天兽像的主要原因。
除了龛外的两尊白狼像外，第321窟西壁龛顶的图像也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讨论。该窟西壁龛内顶部画三铺赴会佛乘云而下，在中间赴会佛所乘云朵的下方画一只飞鸟，口衔一花枝，乘云向下飞来。这只飞鸟伏于云上，展翅凌空而下，嘴巴、眼睛为红色，今已变色为黑色，身部为翠绿色，背部有少许黑色（图版25）。因其周身翠绿，张大千称之为“翠禽”[15]267。《总录》将其定名为“鹦鹉”[1]131，[16]118。这只飞鸟，浮云凌空而下，在其他洞窟之中均未见，在此时进入阴守忠等开凿的第321窟之中应该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联想到与阴守忠同一年献祥瑞的阴嗣鉴也献祥瑞“五色鸟”。据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
五色鸟
右大周天授二年一月，百姓阴嗣鉴于平康乡武孝通园内见五色鸟，头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合州官人百姓并往看，见群鸟随之，青、黄、赤、白、黑五白色具备，头上有冠，性甚驯善。刺史李无亏表奏称：“谨检《瑞应图》曰：‘代乐鸟者，天下有则见也。’止于武孝通园内，又阴嗣鉴得之。臣以为，阴者，母道；鉴者，明也，天显。”[21]18
另据敦煌文书P.269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
五色鸟
右大周天授二年一月百姓阴嗣鉴于平康乡界武孝通园内见五色鸟，头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合州官人百姓并往看，见群鸟随之，青、黄、赤、白、黑五白色具备，头上有冠，性甚驯善。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曰：‘代乐鸟者，天下有则见也。’正（止）于武孝通园内，又阴嗣鉴得之。臣以为：阴者，母道；鉴者，明也，天显。”[21]35
第321窟现存的这只飞鸟，口中所衔的花枝有红、白、黑、绿四色，鸟的嘴巴、眼睛为红色，背部中央为黑色，其余以绿色为主，与《沙州都督府图经》中记载的“五色鸟”差别较大，但是我们认为其有可能是阴嗣鉴所献“五色鸟”的原型。
唐代敦煌阴氏家族是靠天授二年向武则天献祥瑞而崛起的，第321窟的开凿首先就是对其发迹史的纪念，而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成分可能很少。因此，在洞窟之中所表现的只是一只口衔花枝翠鸟，而不是文献中记载的“五色鸟”。另外，第321窟可能开凿于武周政权之后，阴嗣鉴所献的祥瑞又是一只比较特殊的鸟，壁画之中没有原型，要表现其形象较为困难，况且此鸟只是作为阴氏家族特别是阴嗣鉴家族的纪念，没有必要绘制形象逼真的“五色鸟”。
因此，我们认为第321窟西壁龛顶的这只飞鸟是阴嗣鉴所献的“五色鸟”。如果这种推测成立的话，那么，此窟也应该与敦煌阴氏家族的另一个成员阴嗣鉴有关，飞鸟的作用也应该与白狼的作用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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