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多样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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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力多样性范文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影响着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政策制定，但既往研究对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没有形成共识。本文基于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分析了专业化、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确认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始和发展阶段趋于增强，并且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果更显著；多样化的减贫绩效低于专业化，且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高于不相关多样化。细分产业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比其他多样化结构更具减贫效果。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是在多样化的既定前提下，谋求相关多样化，尤其是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关键词专业化；相关多样化；贫困减缓；门限回归；动态异质表现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7-0157-12DOI： 10.12062/cpre.20170432

全面扶贫攻坚阶段，剩余贫困地区和贫困主体的贫困特征与既往大规模减贫阶段体现出较大差异，突出表现为致贫原因和行为方程的差异。既往致贫原因主要是工业化初期整体经济机会不足引致的整体贫困，减贫的主要思路是盯住经济增长，体现“水涨船高”的减贫策略。随着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和劳动力流动壁垒的消解，贫困主体无法充分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在于外部经济机会不足，而在于面临风险冲击时的主动不参与问题。由于贫困主体的信息缺乏和认知不足，在经济周期中跟随经济机会导致行为失败的概率显著高于非贫困主体，从而使得贫困主体面临经济机会时，选择不改变当前的生产方式，从而形成“稳妥的贫困”[1]。因此，当前实现可持续减贫的关键不在于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下如何提高转移支付的精度和效率，而在于真正改变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理念，从盯住经济总量增长转向用减贫目标统领经济发展。当前减贫阶段无法用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的既往经验，实现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线性关联。何种产业发展策略更有助于减贫，也成为了政府层面制定减贫策略时争论的焦点所在。但现有研究结论表明：a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因研究区域和研究时间段的不同而体现出显著差异[2]。这使得在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上，现有理论研究尚未给出具有共识且具操作性的思路。因此，从理论层面研究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理论综述

针对产业结构与减贫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从三次产业的角度识别了贫困增长弹性在农业和非农部门的区别，此类研究通常认为农业部门比非农部门具有更强的减贫绩效，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有助于贫困减缓[3]。然而，最近的研究中，章元和许庆[4]， Collier和Dercon[5]等对农业部门的减贫效应进行了质疑，他们指出农业部门的发展依赖于经济体中其它部门的需求增长，农业部门发展与贫困减缓更多的体现为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联。为此，在减贫政策的产业导向上，他们鼓励增强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关联，而非强调农户农业发展的减贫效应。具体而言，从三次产业角度展开的研究至少存在三点不足：①从三次产业视角展开的研究忽略了行业部门间的产业关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都与第二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6]，因此非农部门减贫弹性更低的现有结论低估了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减贫绩效[7]。②从三次产业角度展开的研究不能解释产业结构与减贫的关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差异问题，非农产业内部增长是不平衡的，某些行业部门占经济增长的份额更大，三次产业结构掩盖了细分行业部门的结构差异。③三次产业与减贫的关系对减贫政策制定的操作性建议不足，即便知道何种产业更有助于减贫，也无法知道该发展何种行业部门，更无法解析行业部门间的产业关联。

为了解释各行业部门减贫弹性的差异，相关研究的一个趋势是从产业结构影响贫困的机理出发，更细致考察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和内部的减贫弹性差异[8]。主流观点认为劳动密集度更高的行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减贫绩效[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减贫弹性更大的行业部门通常是那些使用大规模低技能劳动力的部门（如旅游业、建筑业、物流业等），但这些行业部门无法孤岛式存在，而是因相关行业部门的发展而生，或者依赖关联行业部门的发展而扩张。因此，能够引致低技能劳动力需求部门发展的行业部门（如房地产行业），或者能够改善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行业部门（如教育、健康等行业）也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以互联网产业为例，互联网产业本身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吸纳能力较弱，但“互联网+”背景有效促进了物流行业等劳动力密集度较大的行业部门，从而产生了行业部门间的减贫溢出效应。但与此同时，某些新行业部门的产生也可能会导致原有行业的创造性毁灭，从而产生减贫挤出效应。因此，劳动密集度并不能作为不同行业部门减贫弹性不同的解释，需要进一步对产业结构影响减贫的理论机制进行研判。

本文对现有研究中的上述不足进行了进一步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①本文引入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多样化视角来研究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这是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所在，该视角更贴近产业结构影响贫困减缓的微观机制，并能够为既往差异化的实证结论提供逻辑一致的理论解释。专业化引致的马歇尔外部性能够获得专业化要素集聚优势，而多样化引致的雅各布斯外部性能够导致多样化部门间的知识溢出，从而影响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和贫困减缓。但专业化和多样化的上述减贫效应受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的影响，并且多样化和专业化对同一地区减贫的影响也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另外，专业化以及细分三次产业的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的产业结构细分，也给贫困地区“怎么做”的问题提供了思路。②本文使用多门限回归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动态异质表现进行了检验和识别，从而对既往研究中差异化的实证结论进行了实证框架统一，并且能够对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减贫产业发展策略提供更为精准的政策指向。不同地区可以根据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结合发展现状切实体现产业发展的“因地施策”和“因时施策”，解决“做什么”的问题，这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所在。③为了识别产业结构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异质影响，本文使用FGT贫困指数测度了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使用FGT贫困指数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以分析产业结构与贫困发生率的关系，而且可以有效分析产业结构对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影响，实证结果的可解释性更强，政策内涵也更为丰富。本文的研究确实也表明，相同产业结构对贫困线附近贫困群体的影响显著更大，因此，适宜的产业结构辅以经济机会和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的政策更有助于深度贫困群体的贫困减缓。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1专业化、多样化减贫效应的理论机制

（1）贫困主体收入提升的微观机制。普通家庭收入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资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但基于贫困主体的禀赋特征，贫困人口收入可持续提升主要依赖低技能劳动供给形成的工资性收入增加。根据新古典分配理论，工资报酬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工资和企业利润最大化决策下的劳动力需求。因此，在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竞争性决定的背景下，贫困人口收入提升和贫困减缓取决于企业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要素投入的角度来看，企业根据边际产品收益等于边际要素支出做出利润最大化选择，具体存在如下三种情形。①如果边际收益不变或者增加，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使得企业会在工资黏性的情况下，扩大劳动力要素投入，体现为显著的减贫效应。因此，产业结构影响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关键在于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变动，即产业结构的减贫弹性依赖于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生产效率改进，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产业结构是否改善了低技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构成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动态异质表现的第一个来源。②如果边际收益递减，且边际收益递减幅度大于生产效率改进带来的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则企业将会通过降低劳动力的需求使得边际产品收益等于边际支出。因此，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受到边际收益变动的扰动。并且，产品市场结构的垄断势力或者竞争激烈程度将通过改变产品边际收益，影响产业结构的减效应，这也是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异质表现的第二个来源。③在经济下行波动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系统性下降，导致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的下降，从而不利于贫困人口收入提升。不同产业结构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同，这形成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动态异质表现的第三个来源。

（2）专业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与动态异质表现。Glaeser等[10]认为专业化鼓励知识、信息、创意以及产品和生产流程通过模仿、商业往来、技术人员交流等非货币沟通形式进行交换。区域产业结构的专业化集聚能够推动区内相同产业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和创新活动。因此，行业部门的专业化有助于部门内的知识溢出，从而导致对现有产品和生产流程进行改进的补充性创新出现，提升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真实劳动回报，但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和组间异质性。①专业化减贫效应的时间不一致性。在初始阶段，边际收益不变，专业化引致的生产效率提升带来低技能劳动力边际产出增加，使得专业化行业部门在扩张阶段实现劳动力边际产出递增。企业会因为低技能劳动力生产效率的改进而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吸纳能力，从而有助于就业改善和劳动报酬总量增加。但同时，产业结构的专业化也会在长期导致产业锁定效应，从而在需求下行波动时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就业下行波动对于贫困人口的负面影响更大。②专业化减贫效应的组间异质性。在边际产出增加的同时，边际收益因产品供给竞争的加剧而下降，专业化生产率的改进也会体现为就业节约和不利于减贫的可能。产品供给竞争程度受区域市场规模的影响，专业化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引致的竞争程度更强，企业边际收益更低，若专业化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无法抵消产品边际收益的递减，则表现为就业吸纳力的下降，从而降低减贫绩效。但与此同时，经济规模较小的区域，专业化引致的产业结构锁定在外部需求波动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因此，行业部门专业化在短期和中期同时存在就业吸纳减贫效应和就业节约的负向减贫效应，专业化的综合减贫效应有待于实证，而长期则主要体现为就业波动的负向减贫效应。

（3）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与动态异质表现。马歇尔外部性强调了要素专业化集聚的经济影响，然而Jacobs[11]则认为知识溢出的最大来源并非发生于同类企业的集聚，而是来源于不同行业间企业的交互。Jacobs强调了多样化行业部门的地理集聚能够推动知识溢出，从而促进创新和就业改善。一个更为多样化行业网络的地理接近能够推动不同行业进行相互模仿，共享和重构互补的知识和创意，这构成了创造新行业和新产品的必要条件。Frenken[12]在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基础上，将产业结构的多样化进行了解构，相关多样化有利于知识在不同但是相互补充的部门分支之间的溢出，不相关多样化对于增长的可能优势在于该种产业结构下，经济增长将体现更低的波动性，从而缓解经济波动对增长和就业的负面影响（portfolio effect，组合效应）。①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和异质表现。相关多样化的行业部门之间认知距离较短，存在相容的知识基础，相关多样化能够通过知识溢出的正外部性，在相关的行业部门间共享和重构互补知识与创意，从而有助于新产品和新生产部门的出现。如果新出现的生产部门具有较强的低技能劳动力吸纳能力，或者扩大了既有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则相关多样化有助于贫困减缓，体现出减贫溢出效应。但新产品和新生产部门的出现也可能通过创造性毁灭，使得既往低技能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部门就业规模缩小，从而体现为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挤出效应。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还与样本区域与技术前沿的距离有关，对于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区域而言，其生产效率改进主要来源于生产过程的投入产出效率改进，而非新产品和新部门的创造。对于技术更高的区域而言，多样化尤其是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通过相关部门的知识溢出体现新行业部门的创造。因此，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地区，生产效率的改进主要由专业化引致，而非相关多样化。从而导致在低技术区域，专业化比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而在高技术区域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的减贫绩效取决于减贫溢出效应和减贫挤出效应的比较。②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和动态异质表现。不相关多样化能够在经济下行波动时降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敏感性，从而有助于就业稳定和贫困减缓，使得不相关多样化体现为贫困减缓的缓冲器效应。但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缓冲器作用受区域市场规模的影响，经济规模较小的区域，专业化引致的产业结构锁定在外部需求波动时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不相关多样化带来的减贫缓冲器效应对市场规模较小的区域更为重要。而市场规模较大地区的贫困减缓则主要受益于相关多样化带来的减贫溢出效应，而非相关多样化的减贫缓冲器效应。同时，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也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在经济上行波动阶段，不相关多样化程度的提升，反映了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程度的不足，从而削弱了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通过生产率改进和就业吸纳产生的减贫效果。而在经济下行阶段，不相关多样化将更多体现为缓冲器作用，从而有助于贫困减缓。

演化经济学中对于专业化、多样化与就业关系的研究与该本文的理论机制类似，Bishop[13]，Van Oort等[14]和Cortinovis等[15]的研究均对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虽然借鉴了演化经济学中对于专业化、多样化与就业的研究视角，但研究贫困减缓和就业问题有两点核心区别：一方面，鉴于贫困人口的禀赋特征，贫困减缓更为关注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以及自我雇佣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基于新古典分配理论，贫困问题结合了就业和劳动力要素回报，既考虑了产业结构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又综合体现了生产效率改进和劳动力边际产出变动对劳动报酬的影响。

与本文相近的是丁建军等[16]的研究，他们研究了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经济多样性的减贫效应，并认为多样化的生计方式有助于就业创造和经济稳定，从而有助于贫困减缓。他们对多样化与减贫的关系从产业多样性、功能多样性、职业多样性和知识多样性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研究。他们的研究忽略了对专业化的分析，而多样化与贫困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即便明确了知识多样化的减贫效应，贫困地区也能因为贫困本身而无法形成该种多样化的生计。另外，他们也没有考虑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他们的研究对于同质样本而言是合宜的，但却很难应对中国贫困地区差异化的贫困事实和“精准滴灌”、“因地施策”的政策需要。

2.2研究假说

综上对于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理论分析，可以形成本文在研究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动态异质表现时的几个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1：专业化在短期和中期的减贫绩效大于长期，专业化在长期因产业锁定效应的存在表现为负向减贫效应。

研究假说2：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递减。

研究假说3：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不同，对于经济密度较小的地区，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低于专业化。

研究假说4：对于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比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低于专业化。

研究假说5：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不同，不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取决于市场规模和经济波动，经济上行波动的地区或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不相关多样化不利于贫困减缓。

3计量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3.1计量模型设定

由于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与不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在短期和中长期有所不同，并且不同产业结构的减贫弹性受市场规模和技术前沿距离的影响，为此，本文使用多门限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识别产业结构减贫弹性的动态异质表现。既往研究之所以较少关注该非线性特征，其原因在于既往研究方法在应对非线性时的假设过强，从而失却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在没有明确理论支撑的情况下使用明确的线性设定来识别非线性问题，无法捕捉模型设定之外的非线性效应。通过设定不同的门限变量，能够识别产业结构减贫弹性的地区特性和动态变迁。计量模型设定为：

其中，下标i和t分别研究区域和时间点，povit表示被解释变量，在本文中为区域i在t时期的贫困状况。Industryit表示区域i在t时期的产业结构，也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xkit为由控制变量构成的K维向量，包括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等影响贫困的其他因素。qit表示门限变量，γ为门限值，α0为常数项，αi为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3.2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FGT贫困指数[17]测度了各省区历年的农村贫困状况，本文分别将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作为被解释变量，不仅能够识别产业结构与贫困人口比重的关系，而且有助于分析a业结构对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影响，从而使得政策启示更为丰富。如果产业结构体现了对贫困发生率指标的积极改善，而未能体现对平方贫困距的改善，则可以认为产业结构主要对贫困线附近的贫困人口具有显著减贫作用，而无法体现对深度贫困群体的益贫性。为了对产业结构影响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情况进行细分研究，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使用了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FGT贫困指数和基尼系数测度时使用了世界银行的POVCAL计算平台，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区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收入五等份数据。

（2）主要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的专业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我们借鉴了专业化基尼系数方法来测度专业化，其测度表达式为：

Specialization=12∑|spg-sg|，其中，spg表示p地区g行业就业比重，sg表示全国该行业就业比重[18]。本文使用熵指数来表示产业的多样化特征，并将研究中的所有行业小类的熵表示总体多样化（Total Variety），用TV表示；研究中所有行业大类的熵表示不相关多样性（Unrelated Variety），用UV表示；每个行业大类中的小类行业的熵的加权和来表示相关多样性（Related Variety），用RV表示。具体表达式为：

RV=TV-UV。其中，G表示大类行业数，g表示小类行业数。pi和pg表示某小类行业和大类行业的就业在研究区域内占所有行业就业的比重。大类和小类行业就业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历年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3）门限变量和控制变量。为了体现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演化，本文设定时间作为门限变量，同时为了反映产业结构减贫弹性与经济规模和前沿技术距离的关系，还分别使用经济规模和技术前沿距离作为门限变量，对样本类型进行区分。

本文使用经济密度来反映经济规模，经济密度的计算方法为各省区地区生产总值除以行政面积，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选取研究与发展内部经费支出作为技术前沿距离的变量，根据科研套利方程，技术产出与研发投入的资本总量有关，为此我们选择了R&D支出总量，而非R&D支出占GDP比重指标。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包括了所有单位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上的内部经费支出。同时，模型还包括了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等控制变量，贸易总额利用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人民币，所有货币计价指标均以2003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平减。

4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4.1实证检验思路与过程

（1）确立门限回归参照结果。我们在不引入门限效应的情况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表1模型1至模型4分别展示了专业化、总体多样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并将该结果作为后续门限回归结果的参照。

（2）以时间作为门限变量，对专业化、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识别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在门限回归之前需要进行门限效应检验，对门限是否存在以及存在几个门限进行判定[19]。本文分别针对无门限、单门限和双门限设定进行了门限效应检验，因篇幅所限检验结果未列出。根据门限效应检验结果，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门限回归，结果见表1模型5至模型8所示。

（3）为了识别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本文基于经济规模和前沿技术距离对样本进行了区分。区分思路为：①将经济规模作为门限变量，分析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门限值（见表2模型9至模型12），并根据门限值对31个省区进行分类；②以前沿技术距离为门限变量，识别门限效应和门限值（表2模型13至模型16），根据门限值对31个省区进行分类；③针对经济规模和前沿技术距离的分类结果进行样本细分，结果见表3所示；④由于分类后的样本已经控制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和门限效应，故针对表3中的每一类细分样本，使用固定效应对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进行检验，形成与表1结果的分类比照，并识别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相关结果见表4所示。

4.2实证结果分析

（1）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模型五至模型八将时间作为门限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进行了门限回归。专业化的减贫效应体现出显著的单门限特征和动态性（模型5），门限值为2010年。在2010年之前，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275，2010年之后为-0.370，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专业化减贫效应体现出随着时间而增强的特征。该结论与理论机制部分相符，也与Loayza等[20]对于产业结构、劳动密集度和贫困减缓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但未能对专业化减贫效应在长期递减的研究假说1提供实证佐证。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专业化减贫效应在产品生命周期末端，并面临需求波动时才会出现产业结构的锁定效应和负向减贫作用。而中国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对应于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因此，专业化的负向减贫效应在本文研究时间段内并没有体现，但随着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需求结构的变化，专业化因产业锁定而导致减贫效应趋减或者负向减贫效应都可能出现。为了识别该种潜在影响，本文从经济演化的视角来模拟时间刻度，在经济密度较大的第一和第二类样本中，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079和0.075（见表4），而总体样本中的参数估计值为-0.261（模型1）。这表明未来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化，R祷的减贫效应确实存在动态表现，从而与研究假说1形成了统一。

根据理论分析，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会因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不同体现出组间异质性和时间不一致性。为了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对总体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进行了检验，结果分别见模型6、模型7和模型8所示。所有多样化指标的减贫效应均未显示出统计显著的动态表现，即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表现主要源于专业化减贫效应的差异。该结论对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多样化关联的实证证据寻找到了新的解释，既往研究在解释经济增长弹性的区际差异和跨期变迁时，倾向于认为是由制度、自然资源等背景因素，以及相同产业结构下的不同劳动密集度所导致（Berardi和Marzo，2017[21]）。但本文研究却表明，同等专业化程度的减贫效应本来就会随着行业部门生命周期的演化而不同，在生命周期的初期和中期，专业化的产业结构更有助于贫困减缓，其减贫效应也会在后期趋减，并在行业部门面临重大需求转折时体现出不利于减贫的锁定效应。

（2）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因经济密度不同的异质表现。从专业减贫效应的门限特征来看（模型9），专业化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经济密度的双门限特征。门限值分别为171和2 730亿元/万km2。经济密度小于171亿元/万km2时，专业化体现为显著的贫困减缓效应，其参数估计值为-0.325，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经济密度介于171和2 730亿元/万km2之间时，专业化参数估计值降为-0.111，且统计不显著。当经济密度越过第二个门限值时，专业化参数估计值为0.166，体现出不利于减贫的特征，且统计显著。该结论表明，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着经济密度的提升而趋于减弱，甚至体现为负向效果，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说2。其原因在于，经济密度较大的地区，同质化专业化行业部门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导致边际收益下降，使得高经济密度地区通过效率改进，产生低技能劳动力的节约，从而体现为负向减贫作用。

从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来看（模型10至模型12），多样化的减贫效应存在双门限效应，但只有相关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统计显著。从专业化和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差异来看，比较模型11和模型9中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中低经济密度地区专业化的减贫效应大于相关多样化，从而验证了研究假说3，这意味着对于宁夏、云南、贵州、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等低经济密度地区而言，专业化导向的产业调整政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而对于高经济密度地区而言，相关多样化导向的产业结构比专业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专业化体现为更显著的负向减贫效应。进一步讲，即便中低经济密度地区需要利用多样化在知识交互上的优势，也应该将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区别对待，从模型11和模型12实证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不相关多样化并没有体现出贫困减缓的稳定器效应，产业结构多样化的发展策略应盯住相关多样化水平的提升。此外，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还体现为随经济密度增加递减的情况，对于经济密度较小的样本，相关多样化三阶段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22、-0.091和0.039，且第三阶段参数估计值统计不显著。相关多样化实现贫困减缓需要有两个先决条件：①相关多样化带来的知识交互，能够创造新产品和新行业部门；②新行业部门的出现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吸纳能力的提升，大于“创造性毁灭”导致的就业吸纳能力下降。在产品创新固定成本相同的情况下，经济密度更大地区的企业基于相关多样化的共同知识基础主动寻求知识交互的动机更强。因此，同等的相关多样化程度在经济密度更大地区引致生产效率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但其减贫效应随经济规模递减的结果表明，相关多样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对贫困人口就业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这意味着新行业部门的创造并不能自动引致更有效的减贫进程，改善贫困人口的就业技能和经济机会是借“互联网+”背景改善减贫绩效的关键。

（3）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因技术前沿距离不同的异质表现。基于研发支出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见模型13至模型16所示。从专业化影响贫困发生率的门限表现来看，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技术前沿距离缩短而降低，技术水平较低的地区专业化是更显著的减贫动力来源，而对于距离技术前沿较近的地区，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从而对研究假说4进行了验证。技术前沿距离较远的地区，专业化参数估计值为-0.32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且专业化的减贫绩效大于相关多样化；在第二阶段参数估计值变为-0.148，当越过第二个门限后，专业化体现为负向减贫效应，参数估计值为0.032。该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主要通过过程创新体现效率改进，而非新产品和新行业部门的创造，因此专业化更能够匹配此类地区的技术禀赋，从而体现为更显著的减贫效应。且技术水平更高的地区，专业化虽然也能够带来过程创新和效率改进，但此类效率改进更倾向于表现为劳动力节约和负向的减贫效应，此时相关多样化比专业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从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减贫效应的横向比较来看，在第二个门限值之前，专业化的减贫效应显著高于相关多样化，这意味着对于距离技术前沿相对较远的地区而言，专业化具有更强的益贫性。

从多样化影响贫困发生率的门限表现来看，相关多样化同样表现出比不相关多样化更显著的减贫效果，对于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地区，相关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096，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而不相关多样化参数估计值为正值，且统计不显著，对研究假说5进行了验证，并再次确认了将总体多样化细分为相关多样性和不相关多样性的必要，以及基于三次产业角度研究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不尽恰当之处。

（4）控制变量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模型1至模型16均显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额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具有显著减贫效应，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更强的减贫效果。本文对于投资、贸易和教育减贫效应的实证结果均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但本文却并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显著减贫效应，该结论与罗楚亮[22]等的研究不一致，他们的研究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减贫效应。出现该种背离的可能原因为：本文的研究时间段为2004―2014年，研究时间段进行了大幅更新，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会因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就业吸纳能力等发生变化，既往研究也发现经济增长的减贫弹性趋于递减。更重要的是，本文认为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化，经济增长的低技能劳动力吸纳能力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收入分配结构和减贫效应的不同。为了验证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本文在表5中也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与基尼系数的关系，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1.79，相关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12，这表明既往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并非“水涨船高”的线性关系，存在减贫效应递减，甚至体现为负向减贫效应的可能。这也给政府通过产业发展政策的介入，以减贫统领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修正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带来了理论依据。

5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稳健性检验

5.1基于样本细分的稳健性检验

上文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性从经济密度和技术前沿距离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析，限于门限回归方法的局限性，本文无法在同一实证模型中同时引入两个门限变量，但忽略任何一个门限变量都会导致模型设定的偏误。为了规避该问题，本文根据经济密度和技术前沿距离的门限值对所有地区细分为四类，确保细分后的地区在经济密度和技术前沿距离上同质，从而限制因背景不同而导致的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分类结果见表3所示。

由于细分后的地区不再适用门限回归，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各类地区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其目的是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4所示。由于第一类地区只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苏，且这些地区的农村贫困已经基本消除，故后续稳健性检验主要以后三类样本作为盯住对象。

从专业化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来看，样本细分之后，专业化的减贫效应依然体现为随着经济密度增大和技术改善而递减的特征。第四类样本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284，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而第三类和第二类样本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68和0.075，且统计不显著。

从多样化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来看，相关多样化在经济密度更小和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也表现出了更显著的减贫效果。第四类样本相关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为-0.225，而第三类和第二类样本相关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23和0.014。从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减贫效应的比较来看，专业化在第四类和第三类样本中均体现出了更为显著的减贫效果。

由于后两类地区在“十三五”期间面临着更重的脱贫任务，因此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意味着后两类地区，尤其宁夏、云南、贵州、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八个省区，面临着通过产业结构修正经济增长益贫性的迫切压力。这些地区在产业政策选择上应以专业化作为主要导向，并通过构建行业关联，改善相关多样化水平。

5.2基于产业分解的稳健性检验

门限回归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虽然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异质表现进行了确认，也给出了不同地区更具减贫绩效的产业结构选择，但依然面临如何做的问题。虽然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可以根据本地比较优势以及凭借承接产业转移来实现，但如何在多样化之下塑造相关多样化是政策层面面临的难点，也是上述实证结论在指导实践时的缺憾之处。为此，本文细分三次产业分析了不同产业相P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尝试回答何种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减贫的问题，从而为产业发展政策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建议。本文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对第四类样本三次产业的相关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见表5所示。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的减贫效应更大，其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144和-0.337，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而第二产业相关多样化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减贫效果。这与既往研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减贫弹性更大的结论相类似，但本文的结论并不支持只要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就能引致减贫的结论，对于经济密度小且距离技术前沿较远的地区而言，首要目标是追求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其次在总是存在多样化的情况下，谋求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锦上添花”的减贫政策选择。即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改善专业化程度，次要矛盾是如何塑造更合宜的多样化产业结构问题。前文已经分析了专业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导向，表5的结论则对何种多样化更合宜给出了启示，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更具减贫绩效的多样化产业结构选择，在操作上可以基于各地区行业部门的投入产出，针对性设定打造对应多样化的产业政策策略。由此，本文的结论对既往认为应该偏重发展农业或服务业等某一种产业的结论进行了完善，三次产业的发展可以在减贫框架下发挥协同作用，而非割裂开来形成权衡替代，第二产业完全可以通过专业化程度改善发挥减贫绩效，而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则在相关多样性上体现贫困减缓。

5.3基于FGT困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上述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实证检验主要以贫困发生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但是由于贫困群体的禀赋、能力和机会也存在显著的内部差异，所以产业结构对于贫困人口内部不同群体的减贫影响也可能存在异质表现。现有研究也表明减贫政策有盯住贫困线附近贫困人口的偏好。为了识别产业结构在不同贫困深度层面的异质减贫效应，本文进一步以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作为贫困的变量，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产业结构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并且为了检验产业结构对非贫困人口和贫困人口收入提升的异质性，还在检验中使用了基尼系数作为了被解释变量，结合前述分析结论，本文重点对第四类样本专业化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这两个最重要产业结构变量的减贫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见表5模型36至41所示。

通过比较表4模型25与表5模型36、37的实证结果，分别将第四类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专业化的参数估计值分别为-0.284、-0.093和-0.027，专业化虽然有效降低了第四类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但对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缓解作用较小，且统计不显著。比较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与FGT贫困指数的关系来看，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影响贫困距和平方贫困距的参数估计值为正值。这意味着专业化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对贫困人口内部不同群体的减贫影响也是异质的，使用基尼系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专业化和第三产业多样化的参数估计值也为正值，这进一步表明专业化和第三产业相关多样化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影响存在差异，没有体现出对深度贫困人口的益贫性。其原因在于深度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显著更低，参与专业化经济活动并获取回报的能力较差。该结论意味着盯住贫困减缓的产业发展政策，需要以深度贫困人口的经济机会和自我发展能力提升为前提。

6结语与政策启示

新一轮扶贫攻坚阶段，理解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有助于贫困地区选择合宜的产业发展策略，但是现有文献往往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更有助有减贫，但该结论割裂了三次产业的发展关联，现实中任何一个产业都无法“孤岛式”存在。同时，现有研究也未能就产业结构减贫效应异质表现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而是归咎于收入分配结构和劳动密集度，但这两者都是产业结构引致的结果，而非独立于产业结构的外生变量。本文从专业化、多样化的视角出发，首先讨论了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影响贫困减缓的内在机制，然后基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门限回归方法，识别了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并从细分样本、细分产业和细分贫困群体三个维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为：

（1）专业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具有为显著的动态异质表现，在研究时间段内，专业化的减贫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并且专业化对于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体现出更为显著的减贫效应。这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减贫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应基于本地比较优势和产业转移的契机，着力提升本地产业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同时，本文的研究也证实，专业化的减贫效应会受市场对同质化产品的需求波动和产业锁定的负面影响。

（2）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减贫效果不同，并且多样化与贫困减缓的关系也应因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而异。对经济密度更小、距离技术前沿更远的地区，专业化比多样化的减贫表现更好，且相关多样化比不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细分产业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更益贫的多样化产业结构。该结论意味着贫困地区在减贫的产业结构选择上，首要目标是改善专业化程度，其次在总是存在多样化的情况下，谋求第三产业的相关多样化是更为合宜的产业选择。本文的证据对既往认为应该偏重发展农业或服务业等某一种产业的结论进行了完善，三次产业的发展可以在减贫框架下发挥协同作用，而非割裂开来形成权衡替代，第二产业完全可以通过专业化程度改善发挥减贫绩效，而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则在相关多样性上体现贫困减缓。

（3）专业化和相关多样化对不同贫困群体的影响也存在差别，既往产业结构更有利于贫困线附近群体的贫困减缓，而对深度贫困群体的溢出不足。因此，在塑造合宜减贫产业结构，改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还应辅以改善深度贫困人口劳动力供给的政策，改善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经济机会，从而增强从益贫产业结构中获益的能力。

本文虽然对产业结构减贫效应的动态异质表现进行了相对全面的分析，但无可回避的问题是，无论是贫困还是产业结构都是复杂均衡的结果，从这一点上来说，本文在有限的研究范围内无法穷尽两者关联的所有可能和影响因素。为此，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可以从更为微观的角度来刻画产业结构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如针对某一特定地点，细分农产品的专业化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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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劳动力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施工；工效；因素；措施

在建筑施工生产中，要提高工效须以科学组织管理为基础。建筑施工工效的目标是使管理或工作系统实现高效、优质，最终达到投人少，效益高和效果好。

一?影响建筑施工的工效因素

（1）人员因素

施工项目是一个大的人一机一环境系统．这个系统的主体是人，有管理者和实施操作的工人．上述两类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项目施工的工效。

（2）组织、管理因素

项目施工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精细地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使项目施工高效进行。

（3）材料和构配件的影响

原材料的质量、构配件的质量，也是影响建筑施工工效的重要因素，质次的材料、构件不仅影响施工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影响建筑产品的质量。

（4）施工机械设备因素

建筑施工机械化是提高施工工效的重要途径。选用与项目施工要求相适应的机械设备，对提高建筑施工工效起重要作用。

（5）技术与方法因素

施工技术与方法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投人高技术、选用与项目相适应的施工方法是提高工效的重要途径。

（6）安全因素

施工安全因素严重影响项目施工的工效，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就会大大影响施工项目的工期、质量和项目效益。

（7）监督和管理标准因素

采取有效的监督机制，制定科学的管理制度、管理标准，是提高工效的重要因素。

（8）现场条件

由于建筑产品的固定性、多样性，施工期长，体积庞大，决定施工现场多样性、动态性，露天作业，施工现场条件影响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工作、生活、生产。现场条件是影响工效的重要因素。

（9）市场因素

目前我国建筑市场配套的生产要素生产和咨询服务等中介组织、社会保障机制的发展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影响施工项目的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项目施工需要劳务市场、材料市场、机械设备租赁市场、资金市场、后勤服务等保证。

二?提高建筑施工工效的措施

（1）提高施工人员素质

1）提高施工项目管理人员的素质：提高施工管理人员政治思想素质，当前特别是提高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管理人员的领导素质；提高管理人员的知识素质；提高管理人员的身体素质。2）提高劳务工人的素质：提高工人的政治思想素质，树立主人翁的责任感；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提高工人的操作工艺水平；建立完备的技术培训、技术考评、持证上岗制度。3）建立合理的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比例。做到工种齐全，比例合适。

（2）科学的现场组织、管理系统

1）按照项目的特点，建立现场项目施工组织机构。2）建立相应的责任制度。3）建立科学的奖罚制度。4）建立劳务班组。5）建立完善的劳务考评制度。

（3）保证原材料、构配件、设备的质量

1）建立原材料、构配件、设备出厂合格证检验制度。2）建立原材料复验制度。3）建立材料、设备使用抽检制度。

（4）选择合适的施工机械设备

1）按项目的条件和市场条件优选施工机械的类型、型号和数量。2）建立完善的施工机械设备的使用和保修制度。3）做好项目施工机械设备的配套工作。4）做好施工机械的使用和调度工作，使施工机械设备按需进退现场。

（5）提高施工技术水平

1）强化管理者和工人对提高技术重要意义的认识。2）开展群众性革新、创新、合理化建议活动。3）在培训和提高技术素质上下功夫，提高职工的技术水平，重视“工法"的应用。4）提倡科技创新。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应周密考虑施工的各个环节，积极尝试采用新技术，增加技术含量。

（6）加强施工安全有效管理

1）建立健全施工项目的安全监督机构。2）要使施工安全检查规范化和制度化。3）开展行之有效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安全生产活动。4）加强施工安全员的素质提高。5）注意开展安全培训教育。

（7）建立科学的监督、管理体制及标准

1）施工项目管理人员和工人充分认识建设监理制的意义，在现场正确对待监理工程师的监理活动。2）严格按施工验收规范的要求进行施工。3）严格按建筑工程质量评定标准进行评定和验收。4）要求工人严格按操作规程和安全施工施工规程施工。5）进行工序控制和施工全过程的质量动态控制。

（8）努力改善施工现场条件

1）努力改善建筑工人的现场生活条件。要有一个正常的住宿条件、洗漱条件、就餐条件，以及娱乐条件。2）要有一个充分发挥效率的工作条件。施工照明充足、工作面足够、脚手设施满足，水、电、气供应充足。

（9）完善市场机制，加快发育建筑业劳动力市场

第3篇：劳动力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转移；收益差异；制度因素；中心-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从一般的经济学角度上来看是劳动力资源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劳动力的无阻碍流动有效地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在中国的现有条件的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一、引言

长期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区域经济格局都出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其他部门转移的现象。中国自然也不是也不是例外。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展，向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自由流动。这就导致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长期滞留在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不但造成严重的农村就业不足，而且阻碍农业生产率的有效提高。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80年代中期的城市经济改革和城市较快发展，城市的用工制度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渐松动，城市劳动需求大幅增长。在一系列的经济内生需求因素和诱致性迁移的制度因素的作用下，90年代初开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迁移进入了常态化阶段。

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与迁移的经济现象，中外诸多经济学界的学者对此都有自己的着重点、研究方法和结论，但基本上主要是从经济收益差异与制度限制两个角度来进行论述。

二、模型框架与理论分析

无论是城乡经济收益差异还是劳动力迁移的制度限制，都是解释当下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理论前提。

但在知识经济日益重要背景下的现实是企业要求劳动力知识水平相对较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知识水平又相对较低，这与企业的要求不相符。前面的基本理论前提虽有一定解释力，却缺乏相应的针对性。因此，需要有相对来说更有解释力的理论经济模型来解释当前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状况。

现有条件下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是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的企业向内陆地区扩展，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的企业在沿海地区壮大和发展。而农村劳动力的特征较为符合低端企业的要求，与低端企业的相关性较高，因而出现了原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内陆的情况。为解释这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现象，可利用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关于中心-模型的结论和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的基本框架进行分析。

1.模型的理论前提

（1）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该模型回避了报酬递增时的企业定价行为，忽略了企业之间动态博弈的可能，巧妙地解决了市场结构与规模报酬递增相一致的问题。该模型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产品xi的不变替代弹性函数形式（CES），即

Uxi…xn=∑ni=1xθi1θ，其中，0

则该效用函数可保证消费者偏好是对产品多样性的偏好，使得各厂商可以独立生产，无法相互排斥。

（2）克鲁格曼中心-模型的框架与结论。该模型解释了区域形成制造业中心和农业的原因。在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可将该结论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现状相结合，形成解释高端产业区域和低端产业区域的原因的新结论。即当运输成本较低、规模经济较大以及高端产业在支出份额中较大时，循环积累因果将起作用，高端产业将向那些具有初始优势的区域集中，形成高端产业和低端产业在不同的区域内集中的形势，而与各自产业相关联的劳动力也各自集聚。

2.模型的基本假定

假设模型中的每个人的偏好相同，且每个消费者有两层效用函数。第一层是消费者对高技术含量产品和低技术含量产品的偏好，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形式，效用函数为

U=Uπ1U1-π2

其中π为支出中用于高技术含量产品的份额，而U1和U2分别表示消费者对高技术含量产品和低技术含量产品的效用。

第二层是消费者对不同的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偏好，用不变替代弹性效用函数（CES）表示，代表了消费者对产品多样性的偏好，且保证了消费者对任何高端产品的需求弹性都为σ，则效用函数为

U1=∑ni=1uσ-1σiσ1-σ，其中，σ>1

同时，假定模型中有两种劳动生产要素，各种生产要素都只用于特定的产业，低水平劳动力（假定全部为农村迁移劳动力）生产低技术含量产品，高水平劳动力生产高技术含量产品，两种劳动力生产各自的产品，且高技术水平的门槛很高，低技术水平劳动力不可能成为高技术水平劳动力。同时，有两个技术水平禀赋不同的区域为内陆区域和沿海区域。为简化问题，我们假定模型中总共有1-π个低水平劳动力，π个高水平劳动力，且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

低端产品的规模报酬不变，高端产品的规模报酬递增且其固定成本为线性函数，即L1=α+βx1i，其中L1为生产第i种产品的工人数量，而x1i为第i种产品的数量。

3.模型推导与结论

高端产品企业面临的需求弹性为σ，ω为高端企业工人单位工资，则其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加成为pi=βω・σ（1-σ）。由于市场可自由进入，则利润减为零，则（pi-βω）x=αω，而当利润为零时的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则企业的ACMC=σ（1-σ）。

而由以上可得一个代表性的高端企业的产出为

xi=α（σ-1）β

而一个区域的产品生产数量为

n=L1α+βxi=L1ασ

这时，我们可以引入沿海与内陆两个区域的情况了。假定两区域的人数是分别是沿海区域有低水平劳动力人数的一半和高水平劳动力的全部，而内陆区域有低水平劳动人数的一半。这样，内陆的收入为（1-π）2，沿海的收入为（1+π）2。

这样，高端企业是否有向内陆区域转移的可能性取决于搬迁是否有利可图。这样的话，可令n为高端企业的数量，则其各自销量为S=πn。而考虑存在运输成本的前提下内陆高端产品价格为沿海高端产品价格的1τ，总价格指数为沿海的τ-π倍，则内迁高端企业支付的名义工资为沿海的τ-π倍。沿海消费者面对的相对价格为τ-π-1，内陆消费者面对的相对价格为τ1-π。

这样，一个内迁高端企业的销售产品价值为

S′=πn1+π2τ-π-11-σ+1-π2τ1-π1-σ

而若S′S，则可得

S′S=1+π2τ（1+π）（σ-1）+1-π2τ（1-π）（1-σ）

由上式可知，若一个高端企业会逐利地向内陆迁移，则取决于

S′S>τ-π

而这样的迁移是否会发生又取决于三个参数运输成本1τ、规模经济（需求弹性）σ以及高端产业在支出中的份额π。而这样的结论又和原克鲁格曼中心-模型结论的新解释相吻合。不仅如此，这也是符合了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中关于“区域要素密度差异可能导致产业在空间的集中”的结论。这就说明在一般条件下，高端企业只存在向技术水平禀赋较高的沿海地区集聚的动力，而低端企业却有相反的动力。这样就形成了高端产业与低端产业的区域性分离，与低端产业相联系的农村劳动力就降低了向沿海城市转移的可能性，而转为向内陆城市转移，以适应高低端产业区域性分离的形势。

三、分析结论

本文在以经济收益差异因素和制度性因素为基本理论背景的前提下，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中出现的低端产业区域转移的新形势，假定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低端产业相关联，利用克鲁格曼的中心-模型的框架，得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从沿海区域向内陆区域的结论。在这个框架下，不仅假定是符合现实的，而且结论也是既符合比较优势的基本原理，又与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中关于“区域要素密度差异可能导致产业在空间的集中”的结论相一致。所以这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模型框架分析是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综上所述，在区域经济收益差异因素和制度性限制因素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因产业区域转移导致的从沿海区域向内陆区域的转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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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劳动力多样性范文

通俗来讲，劳动关系就是与各类企业、个体商户以及事业单位等用人单位所建立的一种社会经济关系。受经济、政治、文化、、人文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用学者对劳动关系概念的界定会出现差异。但归根结底，其概念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在不同层面上是相互借鉴和补充的。劳动关系的主体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劳动力的使用者，也就是所谓的雇主和雇主组织，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主要指个人或代表劳动者的联合组织。劳动关系是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它还涉及了劳动时间，劳动安全、企业的规章制度、劳动规章的处理以及劳动就业规则和员工的关系管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二、劳动关系的特征

(一)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占主导地位

劳动关系市场化的主导地位是受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而影响的，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关系基本上回复到市场经济状况下劳动关系的基本形态，即其以雇用为基本形态的经济社会关系的基础是劳动关系双方利益;二是劳动关系的归属逐渐企业化;三是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四是劳动关系逐步规范，实现法制化和契约化叨[1]。

(二)劳动关系多元化，并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我国现阶段主要的经济体制决定了劳动关系的多元化。随着市场化体制的不断变革，也使得劳动关系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受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劳动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主要体现在就业形式上，而劳动关系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有制性质和组织形式上，那么在规范化程度上劳动关系则主要表现为多层次。

三、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结合有关资料以及相关的数据调查，我们不难发现在劳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平合理化问题

公平是衡量和推动事物发展的标准，企业招贤纳士就要公平、公正，让求职者以及在职者心服口服，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在人力资源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了公平的合理性问题。公平的对待公司里的每一位员工可以催促其不断的奋发上进，公司决策的公平性会直接影响员工的内在情绪以及企业内部的环境。所以说，在劳动关系中，公平合理性是尤为重要的，它关系到企业运行的方方面面。所以，在人员的晋升问题上要做到公平性，不应出现走后门、以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目的的行为。在招聘人员方面，要确保面试过程和最终确定人员名单的公平、公正性。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奖惩制度并且规范人员调动制度，依据员工的个人表现能力以及工作绩效，给予合理的薪酬、奖励以及职位升迁，这样才能提高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效率性。

(二)企业制度的完善化问题

企业制度是否完善是至关重要的，规范、合理、完善的公司制度可以让一个企业的理念和品牌文化深入人心。良好的企业制度可以让员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去，而不至于是员工懒散、不规范。这样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企业制度的完善化，不仅可以宣传企业形象，还能规范企业管理。

(三)企业员工隐私的保护性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隐私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企业管理中，侵犯员工隐私是及其不道德的行为，更会对企业的劳动关系造成消极的影响。员工的隐私是不容侵犯的，然而有些企业还是会以工作为理由对员工的隐私进行侵犯，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行为。另外，我国法律也明确指出了侵犯员工隐私的四种行为。所以，保护员工的隐私是企业人文主义素养的直接体现，管理者应该重视员工内在的价值追求。不要在公众场合公开谈论员工的隐私，也不要以员工的隐私作为要挟的手段而迫使其做出做公司有益的事情。

(四)企业员工健康的关注问题

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拥有了良好的身体状态才能更好的工作。那么，健康问题是与员工的切身利益有关的，并且会对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产生影响。一直以来，因工作环境和工作场所而导致员工健康和安全的问题不断增加，所以，员工的健康问题值得企业高度关注。首先，针对员工的安全、健康问题，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经营的特点，制定合理的安全和预防政策；其次应该不定期的带领员工体检，这是对员工身体健康的一种负责任的体现。另外，应该完善相关的健康安全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相关的安全健康培训，对已发生的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寻找原因并积极解决。

四、结语

第5篇：劳动力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小学；语文；命题艺术

[中图分类号]G6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18-0025-02[ZW（N]

[作者简介]王秋月（1968―），女，福建晋江人，大专，福建省晋江市梅岭街道希信中心小学教师，小学高级。

语文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文的这一课程性质要求语文教学的特点必须体现实践性、自主性、探究性、开放性，同时也决定了语文教学评价的基本原则必须突出整体性和综合性。这是《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小学语文命题工作的新要求，这些评价改革的新理念要逐步贯穿和落实到语文教育教学改革的过程中。

一、命题形式的多样性

（一）命题材料形式的多样性

传统的语文试题材料习惯提供一段文本让学生阅读，这是语文命题材料最主要的形式，但语文命题不应局限于此，命题人应当做生活的有心人，从丰富的社会生活资源中提取自己所需的资源。例如湖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订的PISA阅读测试样题就有好几道题目运用了树状图、表格、说明书、单据等形式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进行考查。如以下试题：

某国工作年龄人口为265.65万人，其中劳动力人口为170.65万人（64.2%），非劳动力人口为94.99万人（35.8%）；在劳动力人口中被雇佣者为157.84万人（92.5%），未被雇佣者为12.81万人（7.5%）；在被雇佣人中全职者为123.71万人（78.4%），半职者为34.13万人（21.6%），半职者中希望找全职工作者为2.32万人（6.8%），希望找半职工作者为31.81万人（93.2%）；未被雇佣对象中希望找全职工作者为10.16万人（79.3%），希望找半职工作者为2.65万人（20.7%）。上述数据表示该国的劳动力或工作年龄人口的结构（1995年全部的人口是340万），请认真阅读上述数据资料并回答有多少工作年龄人口不属于劳动力。

题目要求学生根据题意在树状图中提取正确的数字信息，并通过阅读图中所给的文字提示，对信息进行重新组合，这种命题材料的形式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和独特性，打破了语文考试只考查短文阅读的局限性。

（二）题型的创新性

传统的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论述题等题型，已经不能满足语文学科发展的需求，命题必须与时俱进，与社会、时代同步。例如，第一届福建省语文学会读写能力测评阅读测试卷中的这道题目：

网络也是学习的一种重要手段和资源，打开百度网页，输入你读了本文后最想了解的一个问题。

这道题不是简单的填空题，在语文命题中渗透着现代信息技术，很好地提现了语文学科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

二、命题材料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命题人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一优势，通过命题向学生传播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让他们在阅读中逐渐加深对世界的了解，不断激发他们的求知欲，也不断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从而培养起他们广泛的阅读兴趣，为

（五）关心和理解教师工作

曾几何时，人们对教师这个职业十分敬慕，这源于社会对教师的尊重，教师也是知识文明的使者，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但近年来，由于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同时又由于家长对教师、学校期望过高，当出现问题时便指责学校、教师。特别是当学生在校违反纪律或出现意外安全事故时，一些家长不是从客观的立场考虑问题，而是认为管不好学生全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纠缠学校、伤害教师的行为时有发生，学校和教师变成了弱势群体。因此，校长要关心和理解教师，和他们一起克服困难，使教师安心工作。只有这样，教师才肯干，干得乐意。

（六）实行校务、财务公开

在学校项目建设上，坚决走集体预算决策、公开招标、专人负责、集体结算、项目实施经费公开的原则，在采购上先进行会议讨论再提出申请，小数额的采购由财务室共同采购，大数额的采购走政府采购程序。每学期均进行校务公开，将本学期各种项目开支情况予以公示，接受教职工监督。

（七）把握教学管理的指挥权，以提高教育教学的成效

在教学中，校长应经常走进课堂，进行听课、评课，提出一些建议和方法。在教育教学中要发现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并和他们一起分析原因、解决问题。在评价教师的教育教学中，校长要积极参与进去，只有这样校长才能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及好的经验，才有可能帮助教师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

总之，改善偏远农村学校的工作、生活环境，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保障偏远农村学校发展的基本条件。校长要努力改善偏远农村学校师生的学习、生活、工作条件，让全社会都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发展，积极为学校办好事、办实事，解决学校和教师的实际困难，维护学校和教师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第6篇：劳动力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民工荒；就业难；职业教育结构

一、刘易斯模型简介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理论，因而“刘易斯拐点”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很多研究学者用它来判断劳动力无限供给现象是否结束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将经济分为两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传统部门）和工业部门（现代部门）。两个部门的主要区别是：农业部门使用土地和劳动进行生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由传统习惯的维持生存的固定报酬决定，并且高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工业部门使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实际报酬由要素的边际产出决定。另外划分两个阶段：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和劳动力短缺阶段。在第一阶段劳动力过剩，维持生活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决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在第二阶段，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部门吸收完毕，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工资水平。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且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至此二元经济完全消除，劳动力市场从此进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阶段，此转折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虽然刘易斯模式成功地解释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生产在二元结构下的发展过程，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接受，同时也很好地阐释了前几年中国的“民工潮”现象，但却不能对近几年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民工荒”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根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经过30年的大发展转移出了2.5亿-3亿的农民，现在仍然还有2.5亿-3亿的农民，因此中国仍将长期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从绝对总量上看，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大学生就业难，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不能满足当前的经济增长需求，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技能人员。

二、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的职业素质要求和“民工荒”原因分析

1.生产力发展导致产业结构变革。经过了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产业结构改革，以IT产业为代表的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逐渐取代了需求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技术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对劳动力需求量越少，对劳动力水平的要求越高，其工人待遇也优厚；相反，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采用的技术较为落后，需要大量低素质劳动力参与其中，且产品竞争力差，企业效益不好，因而员工的待遇也十分低下，从而迫使大量民工流出，形成了“民工荒”。

2.民工素质提升致使“民工岗位”引力下降。农民工进城工作之后，通过工作过程中的学习以及其他职业技能培训，已经逐渐成为一支较具竞争实力的群体，他们不再把目光仅仅放在一些有“民工专属岗位”之称的低素质低收入岗位，而转向追求更高素质要求和更高工资待遇的岗位。“民工岗位”的吸引力不断下降，直接造成了许多需求大量农民工从事低素质要求工作的企业失去了劳动力来源。

3.企业的用工观念及技术进步原因。东南沿海地区多为农民工的聚集地，且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加工贸易产业所占比重非常大。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贸易企业和工厂在优胜劣汰中倒闭或开工不足。依靠昔日粗放的生产方式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展企业的老路行不通了。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企业必须尽快进行产业升级，而在这方面又遇到瓶颈，市场所能提供的只是农村的普通劳动力。由于缺乏必要的教育和培训，农民工只能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无法满足企业对有经验、懂技术、会操作的新型工人的需求。在劳动力市场上，有一定技能的技工供不应求，从而造成了“民工荒”中的“技工荒”这一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4.高等教育扩招，过多的本科教育与技能性人才需求之间的不对称。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生人数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从1999年至2009年，普通高校招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14.7%；中等职业学校已经发展到14427所，年招生规模873.6万人，在校生2178.7万人，毕业生619.2万人，实现了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规划目标；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到1215所，年招生规模313.4万人，在校生964.8万人，毕业生近285.6万人，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规模占了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一半，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

我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结构确实正面临着一个拐点，尤其是随着前几年高等教育的扩招，使我国提早进人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当前“二本”线以下的高校毕业生，在扩招以前都是以高中生身份就业，成为技术产业工人的；但是在高校扩招之后，他们的就业诉求发生了变化，技术工人不会成为这些高校毕业生的选择。由于就业观念没有改变，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出现了结构性变化，一方面是大学生工作难找，另一方面却出现产业技术工人招工难的问题，而这必将导致工人工资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我国劳动力短缺还是一个地域性、部门性和技能性短缺的问题，是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变化。按照经济学理论，这恰恰是“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前兆。

5.“专科”教育落后。受我国传统观念以及民办“专科”和公办“本科”体制的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学生自身，都对“专科生”存在一定的偏见。其结果是，“专科”学校不教专业技能而成为“专升本”的跳板。于是，企业更不愿意招聘专科生，从而造成恶性循环，最终使整个社会“专科生”数量偏少而“本科生”数量偏多。而从劳动力需求来看，当前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除了对农民工有需求以外，还对拥有熟练技术的专科生有较大需求。如果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有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专科生，那么民工短缺可以由专科生来填补，而大学生过剩可以由专科生来分流。也就是说，在体力劳动者农民工和纯知识型大学生之间，需要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一定知识的专科生，这种多元化的人力资本结构，有利于解决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三、“民工荒”问题对职业教育的启示

由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民工荒”及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就其本质而言是由就业岗位与就业人员的结构性失衡引起的，下面围绕结构性调整提出相应的措施。

1.职业教育结构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教育改革跟上市场化就业需求，是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纵观我国近年来的就业形势，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开始短缺，而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中端劳动力却出现过剩。一方面，自2003年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开始发生根本转变，被认为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其就业形势变得日趋严峻。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532万，当年大学生平均就业率为70%；2009年毕业生人数达到610万，加上还有100多万历届没有就业的大学生，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应届大学生就业面临最为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从2004年末以来，“民工荒”现象陆续出现在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工荒”现象有扩大到全国其他地区和其他行业的迹象，我国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农民工日渐短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应该与产业结构的变化相适应。

2.从知识技能入手，优化师资队伍结构，立足培养双师型师资。有资料表明，职业院校66.6%的教师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走上讲台，这一比例在部分职业院校甚至高达96%。因此，教师队伍结构的合理性，职业能力的高低是高职院校学生毕业后的专业对口是否，能力体现如何的关键。对“双师型”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应尽可能在实际工作情境中进行，而不能仅仅依靠在校内实习实训场所进行培养。专职教师的培养应重深造，提升能力关，鼓励教师深入行业企业，通过考察、培训、挂职顶岗、带队实习、跟班研讨，了解企业行业相关岗位的能力要求；熟悉新装备、新技术、新方法、新规章，提高教师以工作任务引领、实施工学交替、以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进行新的教学模式改革的能力。

3.就业要作为教育结构调整的第一目标，再考虑能力提升。受我国培养精英人才传统的影响，职业教育中也存在侧重理论知识学习、轻视实践的弊端。尽管很多时候职业教育同样担负着培养学生社会认同感、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责任，但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特点决定了职业教育的核心是就业。从有关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职业教育的就业率比其他类型教育低，失业率高意味着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曾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所以职业教育改革目标中首先要考虑的并不是明天的后劲和能力提升，而是今天的就业。

4.开放教育改革与学历教育相结合。现代职业教育的开放性是由人们需求的多样性特征决定的。职业教育的最终产品是合格人才，而人的教育需求具有多样性，职业教育不仅要满足就业培训要求，还要满足继续教育的需要。一是一般劳动者的职业教育，需要解决的主要是就业问题，包括初、高中毕业后未能升学的后备劳动力，以及下岗后需要再就业的劳动者。为他们服务的职业教育要直接结合劳动力市场的需要，结合就业的需要。二是高技能人才的职业培养，需要解决的继续教育及未来发展问题。这一层次的人才是把企业的各种科技、知识、质量因素转化到产品或成果中的关键，职业院校学生的地位和培养质量，决定了技能性人才群体的发展出路和方向。

总之，虽然“民工慌”和大学生就业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职业院校培养的“复合型”人才与当代企业劳动力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可以指向改革目标和方向，即学校对要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有着更本能的敏感，提高对劳动力市场信息主动、灵活、及时的反应能力，从而促进技能性人才的培养和学生的就业。

参考文献：

[1] 肖称萍.高职院校师资队伍专业化发展的思考[J].职业技术教育，2010，（34）.

[2] 邓志革.现代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刍议[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5）.

[3] 陈希涌.从刘易斯模式引出的我国“民工荒”问题研究[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6）.

[4] 李秋萍，王珍.对“民工荒”现象的理性思考[J].时代金融，2010，（4）.

[5] 苏剑，盛磊.刘易斯拐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研究[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25（3）.

第7篇：劳动力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进入模式；东道国；投资国，行业；风险；REU2模型

引言

随着国外投资者在华投资的不断推进，选择正确的进入模式易于帮助企业在后续的发展中进一步采取策略，利于整合管理。然而，影响跨国公司选择进入模式的原因很多，东道国层面、公司层面、战略层面的原因等。而选择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从其母国文化、公司管理制度、产品特色等原因与我国的低廉劳动力市场优势结合起来，结合我国特色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贸易环境等来选择投资进入的模式。

一、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分类

1、绿地建设。绿地建设即为新建投资，指的是在东道国市场通过直接投资建立新的生产单位或经营单位，如贸易公司或制造中心，从而形成新的生能力。例如GE、IBM、杜邦等都已在中国设立分公司，从研发中心到终端销售，并且存有其完整的管理系统，各自利用我国的低廉的劳动力以及丰富的进行研发生产与销售，完成一个系统运转流程。

2、跨国并购。即跨国公司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取得东道国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资产（或股份），从而对东道国企业的经营管理实施一定的或完全控制的行为。比较典型的里例子有德国大众在中国成立了上海大众和一汽大众两家公司；法国苏伊士集团与中国合作伙伴共同建立了中法税务合资公司。

3、合资。合资企业一般指中外合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由中国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企业。外国合营者可以是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中国合营者目前只限于企业、其他经济组织。因此，外商选择在华投资时，当其对目标国市场不甚了解并且意图获得一些信息时，合资企业是降低风险的较好选择。到目前为止，在华选择以合资形式进行的企业已不甚枚举。

Anderson 和Gatignon（1986）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按照控制程度大致可分为低、中、高三种控制程度。其中高控制程度的进入模式可包括了全面收购和新建的独资模式；高控制模式指独资、控股企业，中等控制模式涵盖均等股权、合作经营企业、特许等模式，而少数股合资等模式属于低控制模式。

由于中国市场条件的特殊性，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庞大的消费者群体，及较为有实力的大中小型企业的市场支撑，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从曾经易于控制掌握的绿地投资慢慢转化为更能应对市场变化的合资型进入模式。这是由于中国市场的优化与市场环境的多样性所造成的。

二、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因素

1、东道国层面

首先，Franko（1989）的描述性统计表明，较之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比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采取50%或少数股合资的模式有增加的趋势。而在80年代后，Padmarobhan与Cho（1996）发现50%或少数股合资模式呈明显下降的趋势。Luo，Y和Neale，OC.（1998）认为在中国市场上，80年代的跨国公司进入时“机会初探者”，90年代是“战略投资者”，而21世纪则是“当地市场的主导者”，这一系列的变更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对东道国进入模式的选择，当然也与中国市场环境的变化的是密不可分的。在“初探者”阶段，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去了解东道国市场的特征，如消费者偏好，劳动力成本，资源条件等，而东道国的市场特征往往可以归类为区位因素。

其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也是影响跨国公司选择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市场规模越大，公司更可能以合资甚至均股或者少数股合资进入。

再者，目标市场所在国的文化与母国公司文化方的差异性对模式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两国的文化距离越大，差异性越大，则母国进入东道国市场所需要的成本也就越高，进入后产生的不确定性也就越大，因此，为了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跨国公司更有可能选择合资与合作。

最后，东道国的政治环境、法律条件、贸易政策也会对跨国公司选择进入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东道国的关税较高时，跨国公司可能倾向于直接投资而不是出口。若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收购国内企业的条件较高或者法律较为严苛时，跨国公司在其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

Svejnar和Smith（1984）指出东道国政策风险低，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高，对直接投资的限制条件少等条件下，高控制程度的跨国进入模式成为跨国公司的首选。

Delios和Beamish（1999）及Brouther（2002）以“交易成本扩张模型”证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越大，投资国获取信息越难，因此会倾向于合资合营的模式进入。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与丰富的市场资源不断吸引着跨国公司的进入，而由于其地域广阔性特征，每个目标市场的特性都会有所不同，消费者、劳动力成本具体分层也不同，因此在选择在华投资时还是要依据不同区位选择来决定。

2、行业层面

跨国公司在选择在华投资时，公司所在行业的特性也会影响其选择进入模式的选择。投资国进入东道国后实质上是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适应程度。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资源要素水平不断提高，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着重分析东道国市场因素的同时也不可忽略行业与产品本身的特性。

行业的市场集中度高，高控制的公司倾向于独资模式，包括绿地建设与收购更易创造利润，而以合资的形式进入则容易引起价格战。而在市场集中度很低时，行业的较易控制，因此跨国公司在选择进入模式时，市场集中度与进入模式选择的控制程度呈U型曲线。

Anderson和Gatiguon（1986）以“控制程度”决定进入模式的唯一重要因素，将之分成“高控制”“中控制”及“低控制”。在试探性及战略性投资阶段，跨国公司倾向于合资进入模式，而在进入市场扩张阶段以后，跨国公司更愿意采用控制权更高、收益更大的独资模式。而某些行业的市场规模决定了跨国公司对其控制的程度，其市场集中度也与跨国公司能够对其的控制程度有一定的关联。

3、母国公司层面

不同国家在选择对华投资的过程中他们选择模式也是不同的。这不仅仅与公司有关，并且与投资国的文化、资产专用性等各个因素相关。

比如，同样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最近几年来在选择对华投资时从合资模式转向以独资模式为主；而法、德两国则仍然以合资模式为主。这与投资国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公司倾向于高控制权的投资方式，而法律更倾向与保守的，低风险性并且控制权较低的进入模式，法国和德国的文化较为保守，属于风险规避型的投资国，而且其深知对于投资的环境需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因此不敢轻易采用“冲锋陷阵”式的独资形式，而是采用了合资形式。同坐合作、合资建立分支机构，将高新产业的技术与低廉的劳动力结合起来，达到其开发与拓展中国市场的目标。

而完全从投资国的公司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可以从公司规模、公司技术及其经验及其资本资产情况出发。就公司规模而言，公司规模较小时，跨国公司倾向于采用合资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公司规模较大时，偏向于采用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当公司在跨国投资中具有一定跨国投资经验时，倾向于高控制的投资方式，如绿地建设或者直接收购；当东道国对于跨国投资有一定的经验并且具备了一定的吸收能力时，高控股的投资模式是会成为大多数投资国公司的选择。而就资本基金方面而言，投资国的资本越充裕，选择高控制进入模式的可能性则越大，反之则越小。关于这个内容，Shan（1991）以及Makino和Neupert（2000）、Eric，W，K，T（2005）通过设立模型已经验证了投资国资本密集度与投资过进入模式控制程度之间的相关性。

4、风险相关性层面

Beamish和Makino（1991）通过建立风险相关调整模型测试跨国投资后满意度，结果表明，绿地投资的满意度远远高于合资带来的满意度。风险偏好型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高控股的绿地投资方式，而风险规避的投资方往往会选择合资的方式。

四、总结

由于中国投资市场的特殊性，跨国公司在选择在华投资进入模式时不仅需要考虑行业特征、产品情况以及其投资国本身的物力财力，并且需要拟定一份契合中国低廉劳动力市场、多样性消费者市场、地区差异性大等特点的进入战略。这就涉及到对中国文化、政策、法律环境、消费者心理的多重考量。从投资国层面考虑，投资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的差异性、产品在行业内的渗透力、资产专用性等都为考虑因素。从行业层面来分析，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影响非常重要。从东道国层面来分析，文化契合度、政策条件、法律环境、对投资国产品的吸收程度都影响着跨国公司对于投资模式的选择。

选择一个正确的进入模式对于跨国公司后期制定战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跨国公司的分析者不仅可以从收益（绩效满意度）来考虑，还可以从宏观的发展角度来拟定蓝图。

参考文献

[1] Lance Eliot Brouthers， Keith D. Brouthers.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Entry Mode Choi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EC-MNC Performance [J] .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0（11）：183-195

[2] Sumon Kumar Bhaumik， Stephen Gelb. Determinants of Entry Mode Choice of MNCs in Emerging Markets [J] .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 2005（4）：5-24

[3] 孔晨；李元旭. 在华跨国公司投资模式的演变——基于PEST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2008.3.

[4] 皮建才. 市场制度环境、地方政府行为与外资进入模式 [J].经济学家，2009.10

[5邹晓辉；陈亚珊. 跨国公司在华进入模式的国别差异与变迁 [J].商业时代，2010.27

[6周德群；张慧明. 跨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J].中南大学学报，2008.4.

第8篇：劳动力多样性范文

（一）农村人力资源素质低下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以中小学文化层次为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仅占总劳动力的13%，而文盲半文盲则占总劳动力的8%。在偏远山区，还依然存在饮水困难、住房条件紧张、卫生医疗设备缺乏的情况，这一切严重影响农民身体素质的提高，进而影响农村发展。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民思想落后、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创新精神和适应能力。随着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和社会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农村人力资源问题日益凸显，严重阻碍农村经济与时俱进，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农村各类技术人才仅占农村劳动力的0.9%。

（二）农村人力资源结构配置不合理

当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产业结构分布不均衡，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过剩，第二三产业劳动力占有比例偏低；第二是劳动力地区分布结构不合理，经济发达地区与西部边远地区优秀人才分布比例严重失衡；第三是行业分布失衡严重，由于受历史因素影响，从事农业的技术人员远远少于从事其他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

（三）农村人力资源投资较少

人力资源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劳动力迁移支出等费用，其中教育投资占有的比例最多。近年来，我国加大对教育领域的投资，但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村教育经费投资低于城市，农村教师素质、教学设备、教学环境、教学条件不如城市，农村升学率低于城市入学率，因此导致很多农民产生“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形成恶性循环，不愿在教育领域投资来提高自己，最后导致农村陷入“保守现状、安于现状”的僵局，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四）农村成人教育及培训比较薄弱

我国农村的成人教育及培训严重不足，本来就已经很落后的农民仅仅靠经验从事农业生产，没有动力没有机会接受实践性实效性较强的培训，与发达国家的成人教育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当前随着科技的普遍推广，经济结构不断调整，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农业对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仅仅依靠经验的传授和积累是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需要的，也无法与其他行业和地区竞争。

二、开放大学建设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互动关系

（一）开放大学的建设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平台

1.开放大学的建设适应了农村教育发展现状

开放大学是利用网络、多媒体技术实行远程教育。农村多数交通不便，从事农业生产时间非常紧张，很难抽出时间到专业学校进行完整的学习。开放大学的灵活授课，灵活听课的教育形式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农民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等了解农业科学技术、农业政策法规、管理技能、市场信息、接受专家学者的培训，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技能。

2.开放大学建设为农村劳动力

向智能型转变提供可能开放大学教育本身具有开放性、多样性、灵活性等特征，基于网络开展教学，集录音、视频资料、广播、电视、课件、光盘等多媒体资料与一体，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使农民随时随处都可以学习。开放大学教育正迎合了农民的需求，深受农民的欢迎，有利于推动农民整体向智能型的转变。

（二）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

为开放大学建设指明了方向开放大学是适应社会新形势而实施的教育战略调整。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训是开放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农村人力资源具有无限的潜力，为开放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生机和活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成果将进一步推动开放大学向前深入持续发展。农村人力资源的需求就是开放大学建设的方向，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正是开放大学规划建设的依据之一。

三、以开放大学建设为契机

推动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开放大学应该瞄准农村人力资源的市场，而农村应该以开放大学的建设为契机，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不断提升农民的文化素质，强化农村人力资源的基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奠定人才基础和智力保障。基于此，开放大学教育要发挥其自身的优势，为农村人力资源提升贡献价值。

（一）设置丰富多彩的办学形式

开放大学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它的办学形式非常灵活，在为城市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的基础上，更应该将目标对准农村市场。农村可开发的人力资源有务农的初中生、高中生、农村技术员、农业管理员等，他们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但是他们所需要的培训内容、专业特长及发展方向是有区别的，这就要求开放大学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适合农民需要的、形式多样、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的培训。首先可以采用订单式培训并不断扩大规模，这种培训要以知名的有生机的企业为依托，按照企业需求的技术人员为标准，深入开展实用型培训，最后进行回收，解决农民的培训后的就业问题。其次，可以与农村的农业培训机构合作办学，为其提供师资、教学资源、管理资源等，利用农民的农闲时节联合开展短期培训。

（二）开设与市场紧密衔接的专业开放大学教育的目的

就是为社会培养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其专业设置要突破传统教育模式，要挖掘市场、研究市场，将市场的发展前景与农民的需求与专业设置紧密衔接，专业设置要具有市场性、前瞻性、地域特色性。教学内容要贴近市场、贴近农民、贴近社会，要把教学内容与农业实践、农村服务、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结合起来，重视农业实践和技术能力的培养，把课堂搬到田间，把讲台移到农村。此外，要开设一些符合地方实际的特色培训项目，让农民在短期内学到真本领，真能带来经济收益。

（三）积极构建适宜农村的教学

第9篇：劳动力多样性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161-02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乃至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随着国际市场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的巨大冲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式更加严峻。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辨析

在此之前,我们要先确定一下“剩余劳动力的概念”。中国迄今的失业统计是不包括农民的,因此,农民的就业问题处于模糊状态,往往称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什么人算剩余劳动力呢?一般认为,就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就是那些无田可种、外出打工的人。不过,据发改委有关研究机构的实地调查,现在专心田间务农的劳动力极少,基本上是农村老弱劳动力的兼农行为。实际上,除掉外出打工者之外,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才是真正的“剩余”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末长期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指标以及估算方式,以后的意义和用处可能显示都不大。

二、和谐社会视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功能

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际上包含着许多极其重要的政策、法律信息,只有通过解析转移过程中这些信息的内涵,我们才能够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特点,并从中发现矛盾和问题,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提供依据。毫无疑问,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改变了全社会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黑龙江省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但是,农业人口比重较大,按照合理的人均耕地面积计算,存在着相对剩余(季节性剩余)和绝对剩余农业劳动力。从理论与经验上来说,不论存在哪一种剩余劳动力,都会阻碍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对于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推进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般来说,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方向基本是一致的。但是,黑龙江省三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以2004 年为例,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为11.1%,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为48.3%,两者相差37%。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9.5%,劳动力比重为21.2%,二者相差38%。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9.4%,劳动力比重 30.5%,两者相差 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偏差,不仅说明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时,也表明农业劳动力在各个产业之间的自由转移还存在障碍,尤其第一产业向其他产业转变更为严重。因此,设计合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有助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农民非农业化收入,实现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的最优化。

2.有利于城市化的推进

新农村建设的物质载体,直接体现着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状况、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标准,转移劳动力的大背景下城市化是一个很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目前,黑龙江省大概有 1 611.46 万乡村人口(占黑龙江总人口的 41%)需要转移到城镇中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达到发达工业化国家5%的水平,转移模式对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能够顺利安置显得尤为重要。

3.加快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的完善

在立法上完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在其维权问题上的复杂性,应尽快制定、出台相应法律予以保护。规范劳动关系,加强用工手续。同时,进一步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使其能够完全享受城市职工子女相同的教育资源,是农民工解除后顾之忧,全心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虽带有普遍性,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在各地区的数量分布不均衡,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率较高,有些地区高达40%以上;而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发展比较迅速,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较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中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近3 700万人,超出东部2 000万人,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5 400万人,几乎占了全国农村剩余劳动总量的2/3。

我国是“二元经济”特征显著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国际化进一步深化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农业出现了富余劳动力。全省有农业劳动力943.3万人,其中,剩余劳动力446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8%。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份额从1952年的45.77%下降到2004年的11.1%,下降了近34.7%,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同时期仅下降26%。从数字中可以看出,劳动力就业转换滞后于产业转换,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积聚,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进从而影响农业发展。

四、黑龙江省劳动力转移的创新发展之处

首部东北蓝皮书《2006年: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报告指出:黑龙江省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大省,同时,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农副业产品的生产基地。为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三年来,黑龙江省在积极落实中央各项农村政策的同时,不断帮助农村、农民加大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和步伐;积极倡导、鼓励、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断拓宽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增长点,使黑龙江省农村居民生活条件逐年稳步提高。

黑龙江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在某种程度不同于其他省份,主要表现为: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等转移方式。根据《2005 年黑龙江省农村住户调查年报》显示,在 4 200 户被调查农村住户中,有691 户为农业兼业户,有 1 195 户为非农业兼业户,二者占所调查的农村住户的 45%。由此可见,黑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具有明显的流动性特征,稳定性较差。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择业的盲目性较大,随意性较强。第二,城市中对农村劳动力提供的主要多集中在临时性、季节性较强的工作。因此,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普遍采取阶段性就业、兼业等形式,农忙务农,农闲务工。而这种转移模式大大降低了农村劳动力非农业就业的稳定性。另外,由于农村劳动力非农产业就业服务管理不到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城市生活成本较高,都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针对目前这种情况,黑龙江省政府于2008年正式颁布了《黑龙江省劳动力转移办法》,其目的在于:促进和保障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

1.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传统的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我国的户籍制度一直偏重于控制功能,而忽略了其服务功能,造成了我国广大农村劳动人民迁徙权的丧失。近几年,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改善农民工户籍管理规定。暂住证、临时身份证以及农民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完善也标志着城市对于农民工的认可。

2.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使劳动力摆脱土地的束缚

土地流转的目的,也就是追求土地规模经营,即通过土地流转形成土地集中,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能力,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我国南方的一些省市目前开展的较为成熟。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或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参股,组建相应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参与经营。

3.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拓展农民自主创业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