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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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内容提要: “思想/表达二分法”是著作权法中一项极富特色的裁判规则，它关乎的是成本收益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而不关乎思想与表达在事实层面是否可分，学界对此的解读往往混淆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没能揭示其扮演的真正角色及所发挥的修辞功能。作为一项价值法则，“思想/表达二分法”无法向我们提供统一普适的裁判标准，它依赖法官在个案中基于具体情势自由裁量，正是法官的创造性努力，定纷止争的目标才得以实现。

永远不要讲理由，因为它们通常都将是错误的。

——杜威[1]

作为一个极富特色的裁判规则，“思想/表达二分法”（idea-expression dichotomy）的形成与发展源于国外判例，并最先成文化于美国1976年的著作权法，其102条（b）规定：“对独创性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无论如何并不及于思想、程序、步骤、系统、使用方法、概念、原则和发现，不论其以何种形式在作品中描述、说明、展示或体现。”[2]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立法示范及学说继受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著作权立法（包括一些国际条约）均吸纳了这一规则。[3]中国现行《著作权法》虽未作与之相应的明确规定，[4]但不少法院却直接依此来断案。如在张铁军诉王晓京、世纪星公司案中，二审法院认为：“作品包括思想与表达，由于人的思维和创造力是无法限定的，因此著作权不延及思想，只延及思想的表达。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中，不包括思想、方法、步骤、概念、原则或发现，无论上述内容以何种形式被描述、展示或体现。由此可见，著作权法不保护创意或构思，著作权人不能阻止他人使用其作品中所反映出的思想或信息”。[5]

法律为何只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学界给出了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是抽象的，只存于作者心中，因此不予保护。这一解释难以经得起逻辑推敲。试想，假定思想真的只存于作者心中，他人便无从知晓，更谈不上使用，既然使用不可能，又何需讨论应不应保护？一种观点恰如上述张铁军案的法院判词：人的思想是无法限定的，所以不给予保护。但实际上，不仅思想难以限定其范围，表达同样如此。在著作权法中，不仅逐字抄袭构成侵权，“实质相似”也构成侵权，而所谓“实质相似”却是个极其模糊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思想受保护，就会造成思想的垄断，阻碍社会的进步。这一理由同样不成立。试想，如果思想受保护便产生垄断，那表达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但为何法律要保护表达，且主张保护表达不但不会阻碍反而会促进社会进步？如果说保护思想会导致垄断而保护表达不会，只有一种可能，即思想是有限的，但至少到今天为止，没有哪一科学结论说人类的思想只有寥寥几种，相反，人们总是说人类的精神财富永不枯竭。一种观点认为，允许同一思想有不同表达，是为了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这种说法更是不着边际。著作权法从来都是鼓励而非禁止不同的表达，如果创造“思想”概念只是为了说明法律允许有不同的表达，那这就是一个多余的概念。由于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有的学者便愤然指出，“思想/表达二分法”是一个“语义的和历史的谬误。轻则它会导致司法专横，重则会导致实质不正义。”[6]无疑，这同样是不得要领的武断之见。一言以蔽之，这些误读与曲解导致了南辕北辙，让我们看不清“思想/表达二分法”的真面目。

一、“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历史回溯

若要把握其真意，就应当回溯其起源及演变历程，这恰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历史研究之一页当抵逻辑分析之一卷”。[7]在著作权审判实践早期，法官不但没有把思想与表达对立起来，反而认为思想是作品的精髓，理应受保护。如英国著名法官布莱克斯通在Tonson v. Collins一案[8]中指出，文学作品的本质在于其风格（style）和观点（sentiment），纸墨只是传递风格和观点的工具，因此不论某一作品的复本数量多少，只要是传递同一风格与观点，即是基于特定作者创造的同一作品，任何人未经作者同意便不得使用此风格和观点。[9]而在1769年的Millar v. Taylor案[10]中，主审法官Mansfield将著作权界定为“印刷一些思想或思维方式的无体权利，这些思想或思维方式以语词、句子和各种表达方式来传达。”[11]在1822年的West v. Fracis案中，法官Bayley更是把“模仿”（copy）明确界定为后一作品“与原作是如此接近以至于任何人都能看出它是原作者的思想。”[12]可见，表达表达，除了表达“思想”，表达又“表达”了什么呢？作品就是思想之表达，著作权的对象既然是作品，那它当然既保护表达，也保护思想，这在逻辑上不存在任何问题。

被公认为首次确立“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判例乃美国1879年的Baker v. Selden案。[13]在该案中，原告对一本介绍特定记账方法的书享有著作权，书中包含了一些演示此记账方法的空白表格。被告采纳了原告书中所介绍的记账方法，且使用了与其几乎相同的表格。联邦最高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胜诉，并指出，一本书和它介绍的技术明显有别，前者是对技术的描述和解释，可受著作权保护；而后者（如记账方法）的目的在于使用，乃专利权的对象。[14]这一判词的正确性很值得怀疑，因为专利权的对象不是技术而是技术方案，即对技术的描述和解释，故同样是思想之表达。[15]结合本案来说，被告虽不是以文字形式复制、传播原书，而是将其中所描述的技术（记账方法）付诸实施（类似于按菜谱炒菜、依图纸盖房），但这无疑也是一种利用，只是这种利用不会对原告书籍的发行市场造成破坏性影响。被告虽复制了其中一些表格，但这些表格并不构成原书的实质部分。基于成本考量，一位读者若要了解书中所描述的记账方法，依然会选择买书而不是去找被告咨询。因此，本案的关键是一个有关成本收益的价值问题，而不是一个有关权利对象的事实问题。法官之所以要把这一价值问题“说成”是事实问题，是为了免去上述说理的麻烦。但不幸的是，这一判词却被后人奉为经典，认为著作权与专利权之不同就在于：前者保护表达，而后者保护思想。另一个被认为提出了“思想/表达二分法”概念的判例是美国1899年的Holmes v. Hurst案。[16]审判法官认为：“著作权是对词汇组织安排的权利，借此作者表达了他的思想。……这种财产权的对象是作者著述中词汇的顺序（order），而不是词汇本身。这些词汇是文章的元素，在它们被结合起来以前不能被专有。这种财产权的对象也不是词汇所表达的思想，它们只存在于心中，不能被专有。”[17]但仔细推敲会发现，法官肯定了由词汇所组成的结构顺序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受保护，而否定了词汇本身及所表达的思想受保护。也就是说，法官只是解释了什么是著作权所要保护的作品，而并没有主张只有作品中的表达受保护，思想不受保护。当然，判词的逻辑混乱也是显见的。法官一方面指出思想是可以经由词汇的组织安排加以表达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思想只存在于作者心中，他人无从知晓。这便说明，至少就此案而言，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思想到底是什么，思想与表达到底可不可分，法官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真正将“思想”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的是美国1853年的Stowe v. Thomas案。[18]该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未经许可将《汤姆大叔的小屋》一书译成德文，侵犯了其英文原版的著作权。但法官却认为，作者虽是其书籍所含思想及语言的“缔造者”，但书籍一旦出版，其中所体现的思想、观念便无法为作者所独占而成为读者共有的财富。此时作者唯一保有的权利仅是对“特定文字组合”构成的图书版本的复制权，而依1790年著作权法，唯有“印刷、重印、进口”行为才构成对复本权利的侵犯。[19]法官接着解释道，复本是体现作者思想的特定语言表述的抄本，蕴含在另一语言中的同一思想并不构成同一创作，也不能称其为同一书籍的复本。侵权判定之关键，不在于被告是否使用了原作的思想、观念，而在于被告之作是否为体现其创意、学识和判断力的新作抑或是以些许改动为幌子而对原作整体或部分的抄录。法官进而区分了译作与复本：得当的翻译需要相当的学识、才能和判断力，因此译作是对原作思想的转录，但非原作的复本，故不构成侵权。[20]且不论现代的著作权法早已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演绎和利用，从而必须征得权利人的许可并付费，即使从本案发生时的社会情境来看，这段判词本身也存在不少逻辑上的缺漏：其一，作品发表出版仅意味着其思想、观点被读者知晓，但并不意味着其已然成为读者共有的财富，可自由无偿加以利用。其二，虽译作与原作所使用的文字符号不同，但其结构顺序肯定是相同或近似的，这正是判词中“特定文字组合”之应有内涵，法官在这一关键事实上显然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其三，如果此处的复制仅指狭义上的文字抄录，那翻译显然不是抄录（文字发生了变化），故可直接认定不侵权，没有必要强调所谓“思想”不受保护。客观地说，这些先例虽有时牵强附会，但无疑为后人提供了智识上的启迪。[21]而之后一个经典判例当属美国1929年的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案。[22]在该案中，著名法官汉德指出:“当越来越多的枝节被剔除出去以后，留下的是大量适合于任何作品，尤其是戏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最后剩下的可能只是有关作品内容的最一般讲述，有时，甚至唯有作品的标题。这一系列的抽象在某一点上不再受到保护，否则作者将会阻止对其‘思想’的利用。”[23]和前述判例不同的是，汉德法官并没有将“思想”界定为只存在于作者心中的抽象之物，而是可以感知并可加以区分的，即作品中最普遍意义的模式和最一般的讲述。法律不保护思想，仅仅是因为由私人控制这种“通用模式”有碍公益而已。

正是经过这样无数次引证、变造和改良，现代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思想/表达二分法”之内涵才逐渐清晰起来，以至于后来又出现了所谓“唯一性表达”概念。在美国1971年的Herbert Rosenthal Jewelry Corp. v. Kalpakian案中，法官指出：“当思想与表达不可分离时，就不能阻碍对该表达的复制。”[24]有学者解释道：“在这种情况下，他人为了表述同样的思想观念，只能使用第一个人使用过的表述，或者只能使用与第一个人使用过的表述基本相似的表述。这样，保护该思想观念的唯一的或者有限的表达，等于事实上保护了该思想，这叫做思想观念与表述的合并。”[25]但这一解释同样存在逻辑上的疑问：其一，思想被表达出来不就是为了让他人知晓并加以利用吗？而这不正是著作权法所积极提倡之目的吗？如果作品不被他人使用，创作者又如何获取报酬？其二，当思想与表达发生合并、不可分离时，为何将其解释为不受保护的思想而非受保护的表达？其三，如果说某个作者真地找到了某一思想的唯一表达，就意味着他具备“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之伟大智慧，而对于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非凡创造，著作权法又凭什么不加以保护和激励呢？

纵观“思想/表达二分法”的演变历程，会发现在很多所谓的经典判例中，法官的说理并不总是那么无懈可击，而学者又基于自己的理解，重新加以阐释。例如，Cohen教授认为，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宗旨是为了划定著作权保护的对象与公有领域之间，以及著作权保护的对象与专利权保护的对象之间的界限。[26]郑成思先生也认为，创造“思想与表达”这对概念是为了回答著作权领域受保护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27]这种解读将“思想/表达二分法”这个本属价值范畴的命题（作品中哪些部分应受保护，哪些部分不应受保护）视为是区分不同知识产权对象的客观标准，混淆了事实与价值，本文接下来将从法理上加以论述。

二、事实问题还是价值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将事实与价值明确加以区分的首推英国十八世纪哲学家休谟(Hume)。[28]休谟年仅二十六岁就完成了让其名垂青史的鸿篇巨制——《人性论》。在其中，他谈到：

……我们可以断言，道德并不是理性的一个对象。但是要想证明恶与德不是我们凭理性所能发现其存在的一些事实，那有什么困难呢？就以公认为罪恶的故意杀人为例。你可以在一切观点下考虑它，看看你能否发现出你所谓恶的任何事实或实际存在来。不论你在哪个观点下观察它，你只发现一些情感、动机、意志和思想。这里再没有其他事实。你如果只是继续考究对象，你就完全看不到恶。除非等到你反省自己的内心，感到自己心中对那种行为发生一种谴责的情绪，你永远也不能发现恶。这是一个事实，不过这个事实是感情的对象，不是理性的对象。它就在你心中，而不在对象之内。因此，当你断言任何行为或品格是恶的时候，你的意思只是说，由于你的天性的结构，你在思维那种行为或品格的时候就发生一种责备的感觉或情绪。[29]

在休谟看来，善恶（价值）“只在于内心的活动和外在的对象之间”，[30]它不是事物固有的属性，而是人内心因其天性结构而生的“直觉”，即人在观察与思考特定对象时，心中所激发的情感。由此，休谟便把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事实问题是就自然“是否如此”的认识与描述，而价值问题则是就人类“应否如此”的判断与取舍。当然，休谟也仅仅是在其煌煌两卷的《人性论》中对此作了只言片语的表述，甚至可能未意识到此“微言”中的“大义”。但后来者却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行，并将此发展为不容质疑的“休谟定律”：价值是人对客观事物美丑或善恶的主观评价，而每个人又都是思想、情感有别的独立个体，故同一事实不可能推导出唯一价值，价值问题（应否如此）并不取决于事实问题（是否如此）。[31]西方法理学家很早就继受了此定律，并将其运用在法律推理与规范分析之中。如美国法学家拉宾指出：“法律学者们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描述性的（descriptive）方法和规范性的（prescriptive）方法，这种区分便来自于休谟那十分著名的“实然”（is)与“应然”（ought)之分。”[32]而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堪称将事实与规范（价值）之分贯彻得最为坚决的人。在他看来，事实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成为规范效力之理由：“规范效力的理由，不同于对‘是’的陈述的真实性测验，不是规范符合于现实。正如我们已讲过的，规范并非因为它是有实效所以才有效力。”[33]但就部门法，特别是知识产权法这一新兴学科而言，一些学者在进行相关概念分析与规范研究时，往往忽视了事实与价值相区分这一基本法理。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界对这一问题展开反思的首推刘春田教授，他明确提出了“权利对象”概念，并指出：“民事权利对象的自然属性的差别决定了各自发生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物权的对象是能为人类控制、利用和支配的物，……知识产权的对象，顾名思义，应当就是‘知识’。”[34]不同的权利对象均有其特定的自然属性，而这恰恰是区分不同财产权类型的事实基础。但依照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分”定律，既然权利对象属于事实问题（即发现并确认某一对象具有何种自然属性），便无法同时承担起划定私权与公益之边界的价值使命，这即是说：“思想/表达二分法”不可能兼属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但一些学者正是在此关键问题上产生了混淆，既主张思想乃无形的抽象，而表达乃有形的具象，两者在事实层面界限分明，又强调“思想/表达二分法”乃利益平衡之工具。如李雨峰教授认为：“显然，就同一思想允许不同的表达，它反映的是私法上的机会平等要求，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从形式到实体的可能性。”[35]实际上，即使思想与表达在事实上可分，也不能得出将“思想”而非“表达”置于公有领域，就必然有利于平衡不同利益诉求的价值命题。申言之，无论是“思想”还是“表达”，无论是将哪一部分置于公有或私有领域，都是一个关涉道德伦理和成本考量的价值取舍命题，其理由并不在于事实如此或不如此。

当然，即使在事实层面，思想与表达也是不可分的。在语言学上，“思想”(idea)一词源自希腊语idaea，其本意乃看见（seen）。这就是说，至少在古希腊人看来，“思想”并不是不可感知的抽象。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思想”（idea）只是“形式”(form)的一种，其目的在于简化外在物的实现过程。[36]因此，思想只是符号形式的一个面向。有学者认为，任何知识都是表达，知识即描述，创造的价值恰恰体现于表达中，所谓“人人胸中有，个个笔下无”，“胸中有”是思想与情感，“笔下无”是表达，后者才是人们的需求所在。[37]这种将知识与表达直接划等号的见解也不足取。中国人讲“直以骨法抒胸臆”或“以形写神，重在传神”，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即表达为思想而存在，知识是蕴含了思想的表达而非单纯的表达本身。“语言和我们的思想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二者是同一的。”[38]语言学家索绪尔指明，“从心理方面看，思想离开了词的表达，只是一团没有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常一致承认：没有符号的帮助，我们就没法清楚地、坚实地区分两个概念。思想本身好像一团星云，其中没有必然划定的界限。预先确定的观念是没有的。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39]同时他强调，“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40]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后续创作者而言，不复制原作之“表达”光抽取其“思想”是做不到的。[41]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是一种诗性说辞，而非逻辑表述。因为凡是可意会的都是已经表达出来的，只是有时表达不是通过直白的声像语言，而是通过微妙的肢体语言，如眉目传情、笑里藏刀，甚至沉默也是特定情境下以“什么都不表达”作为表达而已。

思想观念与表现形式只是作品的正反两面。法国符号学家皮埃尔·吉罗认为符号的功能是靠讯息（message）来传播观念(idée)。[42]而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于1914年在其《艺术》一书中指出，“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43]这里的“形式”就是表达，对应符号的能指，而“有意味”则是思想与情感，对应符号的所指。当然，符号的能指（表达）与所指（思想）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同一所指（思想）可能存在不同能指（表达）。例如，同样是表现爱情悲剧的作品，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东方有梁山伯与祝英台，但两者的故事情节与人物构造完全不同。那么，这种“非一一对应性”是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思想与表达二分”的事实基础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既然已经察知并确认表达是不同的，便可直接得出不侵权的结论，再创造一个“思想”概念，实乃画蛇添足。

有意思的是，部分学者发现了语言学上的思想与表达不可分与法律上的思想与表达可分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便又生硬地创造了“形式/内容”这对概念，认为作品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其表达出来的东西（包括形式与内容）与未表达出的思想，是可以分得清的。[44]也有学者将内容加插于思想与表达之间，认为思想属抽象层次，形式属具体范畴，而内容则介于思想与形式之间。[45]这种解释不符合逻辑定律。因为，所谓二分法就是指“依据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属性作为划分标准(根据)的划分”。[46]二分法所获得的子项只有两个，即一个正项与一个负项，二者是矛盾关系。也就是说，内容不可能介于矛盾对立的思想与表达之间。还有学者认为，对于美术作品和文字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对象是不同的。前者的审美意义在于线条、构图、色彩等外部表现形态，故著作权保护的是其形式，而后者的价值在于作者所要表达的寓意、观点而非表现形态，故著作权保护的是其内容。[47]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作品表现形式，著作权法有时保护表达，而有时又保护思想。这一见解的问题在于：概念是对生活千姿百态的一般抽象，无论是绘画、电影还是计算机软件，在著作权法上都是“作品”，不同表现形式的作品在现实层面上的差异在规范层面没有意义。奥地利哲学家恩斯特马赫曾强调过概念与事实的区分：“虽然概念不是纯粹的词，而是根植于事实，但是人们必须谨防把概念和事实看作是等价的，把一个与另一个混淆起来。”因为如果如此，“那么我们就把比较贫乏的、对特殊意图有帮助的东西与比较丰富的、实际上不可穷尽的东西等同了。”[48]实际上，内容就等于思想，如《辞海》对作品内容的定义是“通过塑造形象能动地再现在作品中的现实生活，以及这一现实生活所体现的思想情感。”[49]而美国传播学家约翰费斯克也提到：

理查德（I.A.Richards）用“传播的粗鄙包装理论（vulgar packaging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这个鲜明的措辞表达对（传统）传播理论的不屑。在他看来，香农-韦弗模式意味着一个核心讯息的独立存在。讯息被编码，就是用语言包裹起来以便于传运。接收者解码，或者说打开包装，揭示出其中的核心讯息。他认为荒谬的是，讯息如何能在被表达或者说“编码”之前就存在。表达是一个创意的过程：表达之前只存在表达的冲动和需要，而不是需要编码的既定思想或内容。换句话说，形式之前无内容，企图寻找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差异本身就很有问题。[50]

综上而言，作品就是思想之表达，思想若无表达则无法感知和传播，而表达也必然承载着思想，二者对立统一、相辅相成，乃“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正反两面。但法官为何要违背基本的常识，蓄意“捏造”思想与表达可分？美国法经济学家考默萨提示说：“如果一个原理中的术语看起来有些模棱两可，有经验的法学家就应该知道从制度选择和制度比较的角度去寻找问题的解。”[51]至此我们幡然醒悟，著作权法只对利用作品之行为进行调整，而不可能重构作品的自然属性。解开思想与表达二分之“谜”的钥匙只能在关乎成本收益的价值取舍中找寻。

三、“通用表达”不受保护的经济理性

恰如前文所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并不都是一一对应的，根据不同的对应程度，可以将符号分为任意代码（或逻辑代码）与惯例代码（或美学代码）。任意代码就是使用者之间有明确约定的代码，其能指与所指一一对应，关系明确。数学往往使用完全任意的或逻辑的传播代码。任何学习过数学的人对“3+9=12”之含义都没有异议，不可能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自然科学，即对客观现象非情感化、普适性的研究，都尽量用任意代码来传播它的发现。交通信号灯、军队制服、化学符号都是典型的例子。可见，任意代码的词汇域包含了明确有限的能指和精确相关的所指。它们最强调明示的、稳定的含义。而惯例代码却正好反过来，它有一个开放的词汇域，可以增加新的单元，或对某些单元弃而不用，因此更加生动和富于变化。费斯克指出：

任意代码是封闭的，它们试图将意义包含在文本中，而不邀请读者在解读中加入自己的观点。对读者全部的要求就是他们能了解代码。相反，惯例代码却是开放的，力邀读者积极参与协商。惯例代码的极端类型可以被称为“美学代码”，而且有时候只能通过文本中的线索进行解码。……美学代码是表达性的，它们善于表达内在的主观世界，它们本身就可能是愉悦和意义的源泉：“风格”是一个相关概念。……一件先锋艺术作品会频繁使用它独特的美学代码：受众必须从作品本身去寻求解码线索：艺术家和受众所共享的全部就是作品本身。……艺术作品因为不能为大众拥有或者消费，因此独具彰显个人差异和精英价值的能力，所以才有特别的价值。这种特别价值能够换成很高的金钱价值。[52]

由此可见，之所以数学公式、通用表格等被视为“思想/表达二分法”中的“思想”，是因为这些符号代码的意义是给定的、不容改变的，这就使得它们成为唯一的、绕不开的表达。也正因为技术方案中存在着大量的任意代码而非惯例代码，能指与所指往往一一对应（等同原则例外），意义与内涵明确，所以“思想”与“表达”之区分在专利法中表现得并不突出，以至于被误以为专利权保护的是思想而非表达。[53]而文艺作品中的许多表达元素之意义却不是给定的，相反，它们允许、力邀对意义展开各种解读，甚至是“误读”。但文艺作品也不可能全都是惯例代码或美学代码，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作者就无法与读者进行思想与情感上的沟通，就会达到“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之地步。因此，作者会使用一些任意代码以求明确表达其意图，这些任意代码是在创作中被经常使用、难以回避的表达方式，一旦被个人控制，必然提高整个创作循环之成本，减少作品的创作数量，法官也就巧妙地将其冠以“思想”之名，从而排除在私权保护之外。

应当强调的是，具有唯一含义的任意代码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任何符号最开始被创造出来都是为了表达特定的含义（否则便会与既有符号重合而变得毫无必要），但经过人们不断的重复使用，一些个性化符号逐渐成为表达某一思想观念的惯例而被固定下来。如最初由印度人发明的“0、1、2、……8、9”十个符号分别指代某一数量，经长期使用和广泛传播而成为世界通用语言。这一情形与商标法领域中某些驰名商标“淡化”为该类商品的通用标志非常类似。习惯是世代流传、累积下来的经验，是一套有助于人们生活得更便利的方式方法，人类有遵循而不破坏习惯的天性。正是有了这些约定俗成的符号代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才变得更加便利。如果将这些通用表达交由私人控制，每一次使用都要事先征得权利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的话，无疑会徒增沟通的成本，而权利人所获收益与之相比却微不足道。依照科斯定理，当交易费用为零时，无论法律如何界定，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都会自动将权利配给资源利用最佳的一方，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54]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模型，交易费用（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契约维护和执行成本等）普遍存在，而信息的外部效应则会产生“搭便车”问题，导致市场失灵，这就需要第三者（往往是政府）对权利进行明确界定，并对机会主义者施以惩罚。著作权的正当性恰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情境之上：作品的复制成本很低，如果允许他人自由无偿使用，创作者的收益就不足以补偿创作的投入，必须以产权的方式给予创作以补偿和激励。[55]但是，当一件作品流传得很广时，权利人便无法通过谈判与每一位使用者达成许可协议，交易成本过高又一次导致了市场失灵。可见，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在产权不清时，市场会发生失灵（即所谓“公地悲剧”[56]）；而当产权过多时，市场也会失灵（即所谓“反公地悲剧”[57]）。故此，有学者总结出这样的规律：一种表达越是为社会所需要，对社会越重要，它就越难成为财产权的对象。例如，“在18世纪，一个航海图的著作权并不能阻止人们复制它的航行细节。因为，在那时，这些航行图是提出给航行人的唯一安全方法。”[58]也有学者提出以“流行度”指标来判断某一作品（或作品中的特定表达）是否应受保护，即越流行的表达受保护的范围应越小，[59]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

四、修辞：法官的说服技巧

既然“思想/表达二分法”中的“思想”就是指不应受保护的“通用表达”，那为何法官不直接言明，却要偷换概念，将“通用表达”替换为“思想”？美国知识产权法教授Goldstein一语中的：“很多创造性劳动的产品介于作品的思想活动和最终的文字表达之间，而法院经常把其中的一些产品作为不受保护的idea，而把另一些作为受保护的expression。因此，idea和expression不应用作语义学上的解释，而应当把它们各自作为一部作品中不受保护部分和受保护部分的隐喻。”[60]隐喻就是用在比较两个好像无关事物，制造的一个修辞的转义。[61]以这种手法，本来难以理解的一个事物便很容易从另一个事物得到描述和阐释。不同于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下的“修辞”概念，西方的“修辞”（rhetoric）概念多用于政治学领域，即指说服听众认可和接受的言说技巧。[62]而专门研究法律推理与论证中的修辞问题，并由此创立所谓“新修辞学”或法律修辞学（Rechtsretorik）的比利时学者佩雷尔曼则通过研究表明，价值判断不可能得到证成，从逻辑上看，一切价值都是武断的。在他看来，主导非形式论证的理性来自于修辞力量的原则，特别是听众的价值与考虑。[63]也就是说，在理性分析力有不逮的地方，诉诸人之情感的修辞可以大大发挥其价值。事实上，修辞的这一功能早就被古希腊先哲们揭示过。亚里士多德曾言：“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使他的演说能证明论点，使人信服，还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64]而修辞便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65]这里的说服意味着“既不收买，也不强迫，要让某人在某一问题上接受你的看法”。[66]

在很大程度上，修辞的策略就是将其背后潜藏的价值取舍“伪装”成不容置疑的逻辑论断。正可谓“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美国Weisberg教授认为，判决意见所使用的语言和修辞比判决结论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决定着所要得出的结论的对错，为了理解法律正义，我们必须考察隐藏在语言和修辞之中的法律主观领域的“内部世界”。[67]而德国法学家拉伦茨也指明：“法学要认识隐含在立即可解的字义背后的意涵，并将之表达出来。”[68] “休谟定律”提醒我们：价值判断不是逻辑推理的产物，而是经验直觉的产物。《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直觉的解释是：“未经充分逻辑推理的直观。”波斯纳则把直觉称为“无言之识”，其根植于法官个人的经验土壤。但为了获得价值判断的正当性，或者说为了隐藏价值判断的主观色彩，这种无言之识几乎总是要披上客观与逻辑的外衣，转化为一种近乎“真理”的说教才可能被公众接受，从而使个人话语公共化，避免公众对于法官个人直觉的怀疑，无疑，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修辞手法。[69]

应当指出的是，修辞不等于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先，而修辞只是使得该价值判断正当化的一种说理技巧，苏力教授曾言：“论证和理由并不是一回事，论证仅仅是对判断的正当化，是一个话语和修辞层面的过程，而不能保证判断的正当，这涉及社会共识的认可。”[70]由此可见，修辞是为了让人“信以为真”这一功利目的而生的。尼采曾言，“所有诱发信仰的努力都是修辞。”[71]它虽然“伪装”成真理，却与真理无关。波斯纳更是强调，判决的艺术必然是修辞，不能认识到这一点是法律形式主义学派的一个缺点。[72]他言明：

修辞可以降低说服成本的第一个层面：受众接受信息的成本。听众吸收信息的成本越高，言者就越依赖那些对听众吸收能力要求不很高的说服形式，因此使成本最小化。在某些听众面前，哪怕是拥有最精确的知识也不容易让他们因我们的言辞而产生确信，因为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被以知识为基础的论证说服，因此，修辞必须用每一个人都有的概念，用非正式逻辑，再借助共同的知识把一些证据同听众的先前信念结构联系起来，以此来推进他们的论证，达到他们的说服目的。[73]

可见，修辞是法律人的一门高超技艺，在判决理由并不显见的情况下，它可以使判决的正当性得到最小成本的灌输。在司法审判中，法官面对的是普通民众，而不是哲学家，这决定了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以通俗直白的语言而非艰涩但严谨的逻辑将道理讲清楚。波斯纳指出，在某些听众面前，哪怕是拥有最精确的知识也不容易让他们因我们的言辞而产生确信，因为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可能被以知识为基础的论证说服，因此修辞必须用每一个人都有的概念，用非正式逻辑，再借助共同的知识把一些证据同听众的先前信念结构联系起来，以此来推进他们的论证，达到他们的说服目的。[74]作为修辞术的“思想/表达二分法”，显然免去了法官就自由无偿利用某一“通用表达”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是高于还是低于权利人所收取的报酬进行说理和阐释的繁琐。至于说为何“思想”一词比“通用表达”更容易被公众接受，这与人类的思维天性有关。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一书中以大量事实揭示了早期人类普遍的思维方式并非逻辑推理，而是想象和联想，即更多采用可见的、可感觉的形象或意象而非抽象性的概念来表示他们对事物的认识。[75]而正如前文所言，作为符号的作品是能指（具体形式）与所指（抽象观念）相结合的两面体，但由于人类习惯于具象而非抽象思维，在语言学家索绪尔找到能指和所指这两个词之前，符号这一概念一直意义含混，因为它总是趋于与单一的能指（具体形式）相混淆，而这正是索绪尔所极力避免的。索绪尔的学生、法国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罗兰巴特也强调，这一主张至关重要，应时刻不忘，因为人们总易于把符号当成能指，而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一种双面的现实。[76]这也即是说，虽然思想与表达在语言学原理和逻辑上不可分，但普通民众却往往认为作品仅仅是具象之表达而非抽象之思想，法官正是利用了这种思维贯式，巧妙地将“通用表达”替换为“思想”，从而降低了说理之难度，提高了说服之效果。这恰如学者所言，“修辞产生效力的心理机制是心志的内在缺陷造成对意见的依赖。这种依赖给言说以可乘之机，可以通过向心志提供‘细微精致’却谈不上可靠的意见，对受众施加影响。”[77]

可见，与其说法官是一个科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修辞高手。[78]他们所说的话不一定符合逻辑或真理，但只要判词符合当下的价值共识并能有效说服当事人及公众，就已经取得了成功。司法关涉智力，但更关涉权力，一位杰出的法官便是通过微妙的修辞技巧来引导人们接受他在司法判决中所选取和追求的政治效果。Ginsburg教授正确地指出，思想/表达二分法“更多的被认为是一个法官形成判决之后论证判决合理性的一个理由，一个立基于怎么最好地促进科学发展的政策问题。”[79]

结 语

法律经济分析虽然能够揭示“思想/表达二分法”背后的成本考量，但却无法提供一个公式化的判断标准来区分一个作品中哪些属于个性表达（惯例代码），哪些属于通用表达（任意代码）。[80]事实上也没有任何方法或路径能够使得这种区分更加标准化。例如，美国法院在1986年的一则案件中将计算机程序的结构、组织及顺序确定为表达，[81]而在六年后的另一则案件中，却又将它们视为不受保护的思想。[82]这种翻云覆雨的不确定性让一些学者对“思想/表达二分法”能否担当划定权利边界之重任提出了质疑。如有人认为：“法官没有哲学上或客观上的事实基础来区分思想与表达。由此，作为一种反映个人价值与背景的主观判断，法官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评价就应该取代‘思想/表达二分法’，以填充侵权判定的空间。”[83]但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思想/表达二分法”仅仅是价值判断之后的修辞技巧，而不是关涉事实认定的科学标准。而就价值判断而言，它源自人的经验直觉，故是假设性的，盖然性的，这一点在英国伦理学家摩尔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中早已指明：

伦理法则却不仅仅是假设性的。如果我们要知道，在一定条件下，以某种方式行动总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不仅必须知道，倘若不受其他条件的干扰，这样的行为就会产生什么效果，而且必须知道，这样的行为将不受其他条件的干扰。因此，关于这一点，显然不可能知道超过盖然性的东西。伦理法则并不具有科学法则的性质，而具有科学预言的性质；而后者始终仅仅是或然的，尽管这种盖然性可能非常之大。[84]

可见，价值命题没有客观统一的标准化答案，也就自然无法也无需经由公式推导解决，但修辞却可以通过诉诸听众的情感与想象而让某一价值取舍得以正当化并被普遍接受。因此，“思想/表达二分法”与著作权法中的“独创性”、“实质相似”等所有涉及价值取舍的概念术语一样，都是不确定的，汉德法官在适用“思想/表达二分法”时坦承：“从来也没有人确立过，而且也永远没人能够确立那个分界线”。[85]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强调，“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86]用一种所谓客观的、科学的、明确的、标准化的方法去试图解决一个本来就属于主观的、经验的、模糊的、不具操作性的命题，这种想法本身就不科学。藉此，我们有必要反思，作为人文学科的法学，是否或多大程度上需要依照自然科学的那套逻辑和方法？美国法理学家比克斯强调，法律理论的建构不同于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理论的建构。法律是人类创造的，它服务于人类的目标，并要求人的参与。因此，理解社会过程（包括法律）将不同于理解纯粹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过程。[87]

因此，“思想/表达二分法”无法向我们提供一套价值判断的客观标准，因为这本不是它的任务。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能保证法官在划定著作权边界这个关键问题上做到公正可信？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已有了答案：既然价值取舍无法通过公式推算出来，发生纠纷的两造也不是想求得一个经科学验证的结果，判决如果是依照公平、透明及可商议之程序得出，自然会被接受。司法独立原则、抗辩制原则、公开审理原则、遵循先例原则、多数决原则、判决公开原则、上诉审原则以及来自法律共同体及社会公众的外部评价，这些程序性机制有效保证了法官自身的价值判断并不是纯粹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他所理解的社会一般通行的良知及常识。

在法官最终作出了价值判断之后，他的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他还要运用各种修辞技艺让他人信服自己的价值判断。舒国滢教授指明，法官如果不想让自己的判断和想象完全流于无效，就必须用所谓理性、冷静、刚性的“法言法语”包裹起这种判断和想象，按照“法律共同体”之专业技术的要求，来逻辑地表达为法律共同体甚或整个社会均予认可的意见和问题解决的办法。[88]换言之，价值判断在逻辑之外，但又必须包裹在逻辑之内，司法审判恰如戴着镣铐的舞蹈。它迫使法官既要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又要注重说理的效果。从现实角度观之，法官常常直面利益的冲突与对抗，也正是法官的努力，著作权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才得以让公众理解与接受，进而深入人心。

注释:

[1]John Dewey， Logic Method and Law， Anlis Aarnio and Neil MacCormick ed.， Legal Reasoning II ，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92， p.42.

[2]17 U.S.C.§102(b).

[3]参见TRIPS第9条（2），WCT第2条。

[4]2001年颁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6条规定：“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2012年3月公布的著作权法第四次修改草案第7条则明文规定：“著作权保护及于表达，不延及思想、过程、原理、数学概念、操作方法等”。

[5]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5)二中民终字第00047号。

[6] Libott， Round the Prickly Pear: “The Idea-Expression Fallacy in a Mass Communications World”， 14 UCLA L. Rev. 735(1967).

[7]New York Trust Co. v. Eisner， 256 U.S. 345， 349 (1921).

[8]96 English Reports 189.

[9]布莱克斯通后来在其权威著作《普通法评论》中重申了这一观点，且被广为沿用，参见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2: 401.

[10]98 Eng. Rep. 242 (K. B. 1769).

[11]Id. at 251.

[12]5B. & Ald. 737， 106 Eng. Rep. 1361， 1363.

[13]101 U. S. 99 (1879).

[14]参见李雨峰：《思想/表达二分法的检讨》，载《北大法律评论》（2007）第8卷第2辑。

[15]参见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16]U. S. 82 (1899).

[17]。

[18]. Cas. 201; 1853 U.S. App. LEXIS 751; 2 Am. Law Reg. 210; 2 Wall. Jr. 547.

[19]. Cas. 201， 206-207;1853 U.S. App. LEXIS 751， 1-3.

[20]. Cas. 201， 207-208;1853 U.S. App. LEXIS 751， 3-5.

[21]判例可参阅：3 Ch. 420 (1894)；222 U. S. 55(1911).

[22]. 2d 145， 150 (S. D. N. Y. 1929).

[23]春燕：《作品中的表达与作品之间的实质相似》，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

[24]F. 2d 738 (1971).

[25]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26]Julie E. Cohen etc， Copyright in a Global Information Economy， Citic Publishing House， 2003， p. 90.

[27]郑成思：《“形式”、“内容”与版权保护范围》，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

[28]学界公认，人类思想曾发生过三次革命：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转向以及语言学转向。在这三次伟大转向中，分别涌现出三位善于发问的思想巨匠，即柏拉图、休谟与维特根斯坦。而其他哲人之毕生冥思苦想，也无非是对前者提出之问题做力所能及之注释而已。

[29][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08-509页。

[30]引文同上，第505页。

[31]参见孙伟平：《事实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以下。

[32]Edward L. Rubin， Legal Scholarship， in Dennis Patterson ed.， 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roy ，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1996， p. 562.

[33][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页。

[34]刘春田：《知识财产权辨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35]李雨峰：《思想/表达二分法的检讨》，载《北大法律评论》（2007）第8卷第2辑，第440页。

[36]See Amaury Cruz， What’s the Big Idea Behinds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18 Fla， St. U. L. Rev. 226 (1990-1991).

[37]李琛：《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07年第12期。

[38]爱德华萨皮尔：《语言》，纽约，1939年版，第232页。转引自[美]霍贝尔：《原始人的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39][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7页。

[40]引文同上，第158页。

[41]Amy B. Cohen， Copyright Law and the Myth of Objective: the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Artistic Value Judgments， 66 Ind. L. J.175 (1990)， p. 231.

[42][法]皮埃尔吉罗：《符号学概论》，怀宇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43]参见王南溟：《为罗杰-弗莱辩护》，critical.99ys.com/20100817/article--100817--46353_1.shtml， 2012年8月20日最后访问。

[44]参见郑成思：《“形式”、“内容”与版权保护范围》，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寿步：《论idea/expression dichotomy》，载《电子知识产权》2008年第2期。

[45]学者韦之的观点，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46]彭漪涟：《逻辑学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

[47]杨明：《文字作品 v. 美术作品 对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2期。

[48][奥]恩斯特马赫：《认识与谬误——探究心理学论纲》，李醒民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5页。

[49]《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0页。

[50][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51][美]考默萨：《法律的限度》，申卫星、王琦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91页。

[52][美]约翰费斯克：《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许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69页。

[53]参见应振芳：《思想、表达与知识产权》，载《电子知识产权》2006年第3期。

[54]参见[美]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苏力译，载[美]威特曼编：《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苏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7页。

[55]参见[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版权法的经济分析》，苏力译，载[美]唐纳德A.威特曼编：《法律经济学文献精选》，苏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

[56]Hardin 提出的“公地悲剧”理论解释了公共资源由于缺乏必要的产权界定而可能导致被过度使用而衰竭的现象，参见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 l 162 (Dec. 1968)， pp. 1243-1248.

[57]Heller提出的反公地悲剧则认为如果产权分割过细可能导致交易成本过高，资源不被充分利用，参见Heller Michael，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111 Harv. L. Rev 621.(1998).

[58]Justin Hughes， The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Georgetown Law Jounal， Vol 77， 1988. p. 89.

[59]Michal Shur-Ofry， Popularity as a Factor in Copyright Law， 59 U. Toronto L.J. 525， Fall， 2009.

[60]Paul Goldstein， Copyright: Principles， Law and Practic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9， p. 78.

[61]参见维基百科对“隐喻“的解释，zh.wikipedia.org/zh/%E9%9A%90%E5%96%BB， 2012年8月20日最后访问。

[62]如柏拉图认为修辞学是冒充的政治学（[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卷1，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342页）；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作为伦理学的分支，修辞学属于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5页）。但苏力教授基于知识谱系学的视角和方法得出：早期中国的修辞实践与古希腊类似，也适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修辞学的分类，属于或附着于政治学。参见苏力：《修辞学的政法家门》，载北大法律信息网：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_Detail.asp?ArticleID=60356&Type=mod， 2012年8月19日最后访问。

[63][比利时]佩雷尔曼：《旧修辞学与新修辞学》，杨贝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6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9页。

[65]引文同上，第24页。

[66][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1页。

[67]转引自胡水君、南溪：《法律与文学：文本、权力与语言》，载朱景文主编：《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87页。

[68][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4页。

[69]参见[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以下。

[70]苏力：《判决书的背后》，载信春鹰主编：《公法》（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71]转引自[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4页。

[72][美]波斯纳：《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2002年版，第365页。

[73][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4页。

[74]引文同上，第584页。

[75]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5-41页。

[76]参见[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8-29页。

[77]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78]波斯纳指出：“修辞看重的是普通人的看法，更极端一点，可以说修辞是把舆论视为真理决断者，而科学则把权威授予了专家。”见[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9页。

[79]Jane C. Ginsburg， No “Sweat”? Copyright and Other Protection of Works of Information after Feist. v. Rural Telephone， 92 Colum. L. Rev. 338， p. 342.

[80]实际上，一些经济学家早就言明，经济分析对如何划定知识产权的确切边界无能为力。参见汪丁丁：《知识表达、知识互补性、知识产权均衡》，载《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81]Whelan Associates v. Jaslow Dental Laboratory Inc. ， 797 F. 2d 1222 ( 3d Cir. 1986).

[82]Computer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Inc. v. Altai， Inc. ， 982 F 2d 693 ( 2d Cir. 1992).

[83]Amy B. Cohen， Copyright Law and The Myth of Objectivity: The Idea-Expression Dichotomy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Artistic Value Judgments， 66 Ind. L. J. 175，1990， pp. 231-232.

[84][英]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85]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 ， 45 F. 2d 119（2d Cir. 1930）.

[86][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5页。

第2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中职学生 法律意识 必要性

新形势下，中等职业学校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特别注重中职生的德育教育，因为大多中职学生都存在一些不良行为和消极思想。通过社会调查可以发现，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在中职法律教学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促使学生成为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

一、培养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一）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必须要注重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现行法律的理解和诠释，包括对法律内容和制度的了解，也包括对法律内容和制度的掌握和运用程度以及对自己行为从法律意义上的评价和理解。中职生法律意识就是中职生在法律这一领域的思想和思维的总和。法律意识是建构法治国家的灵魂，是培养人们守法自律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来源，它是人们综合素养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对中职生而言，法律意识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养。

（二）中职生法律意识培养是贯彻教育方针、实现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目标是“知识―技能―做人”的教育。我们只有把教学和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相辅相成，才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此外，培育中职生的法律意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法制为基础构造的市场经济。职校生思想需要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提高其法律素质促进其全面成才。

（三）在面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像教育中学生那样选择很古板的教育方式，这样既浪费时间，又达不到效果

每个法学教师都应有一套特别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在课下带动学生对法律专业的兴趣，双向教育，才能达到好的法律教育，提高学生法律思维。

二、培养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策略

（一）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教师的辅助作用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只是单纯地将法律知识讲解给学生，学生只能够被动地接受，对于学生的日常行为起不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因为中职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行为习惯和思维模式，单独依靠教师的言传，根本不能够理解法律知识的本质，更不可能将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中去，同时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因此，在日常的法律教学中，教师要认真研读教材，明确教学目标，不断创新完善教学方式，时刻以学生为中心，同时发挥自身的辅助作用，引导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掌握法律知识，且能够运用到实际生活中，逐 步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二）创设情境模式，加强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了解

学习法律知识并不是让学生单纯了解，而是要让学生能够合理地运用法律知识，约束自身的行为，使自己成为社会发展的人才。然而，法律知识比较抽象乏味，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导致部分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学习提不起兴趣，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严重影响了课堂教学的质量。作为当代中职法律教师，我们要认识到学生的实际状况和认知规律，灵活运用各种教学工具，创设恰当的情景模式，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掌握运用知识的技巧，逐步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三）组织活动，潜移默化地加深学生的法律意识

要想培养中职学生的法律意识，教师可以运用一些课余时间组织相关活动，且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参与到活动中，使学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亲身体会到违法犯罪的可怕后果，以及对受害人、自身以及双方家人造成的伤害，最终使学生意识到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少管所、劳教所等场所，同时组织学生参加犯罪人员的报告会。学生通过亲身的观察、聆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违法犯罪行为对自身、家人造成的伤害。同时，学生能够自觉的认识到自身法律意识存在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培养自身的法律意识，能够缺德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结束语

为了培养中职学生的法律意识，教师不仅要从教学的方面进行创新和完善，还要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平常给每个人灌输一定的法律知识，让学生在生活中体会到了解法律知识的必要性，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法律课堂的教学活动中。因此，中职法律教师要尽可能为学生提供接触法律知识的机会，不断提高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认识，促使学生的法律意识得到培养。

参考文献：

[1]孙晶华.浅谈中等职业学校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14）：153.

[2]胡凤莲.浅析中职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技术与市场，2010（6）：87-88.

[3]张荣伟.中职法律课程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J].教师，2013（5）：88.

第3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中学生;法律意识;提高策略

法律意识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法律意识是表现在公民对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也是对法律的了解掌握，从本质的角度出发，法律意识是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举止，这种法律意识是作为行为模式的观念性要素。在当代的法律法规中，法律的可行性和使用程度都有着严峻的考验，公民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是否符合当代法治建设国家，对法律法规是否有着系统的认识都十分重要。在生活中我们要具备一定的基本法律知识的，要将法律知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将法律意识从最外在的条件逐渐转化成规范模式，正确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可成为指导人们我们行为的支配要素。

一、中学生提高法律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每一位公民都需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高中生处于青春期，思想行为上表现得更加自我，法律问题逐渐显露，高中生违法犯罪的行为也比较突出，我国刑事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达到70%，处于高中年龄段的占到其中的70%以上。由此可见，高中生法律意识的提升势在必行。中学阶段是处于人生阶段与教育阶段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引导阶段，决定了中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趋向问题，中学生法律意识程度的好坏是可以直接影响国家和整个法治国家的法律水平的，也会直接到影响国家法律体系，而且也关系着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否能够顺利完成。在中学阶段，中学生能认识到自身法律意识存在的问题是对价值观的有力塑造，这对提升法律意识水平也是有利的。在事物发生变化时，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最为重要的，也是中学生发自内心深处对法律意识的认识，所以中学生有必要重视法律意识带来的重要性。

二、提高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具体途径

结合现代中学生的法律意识来看，要强调对法律的深入和学习，将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适当的运用法律意识来引导自己，法律知识的普及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从情感上建起对法律意识的认同，构建起理性的法律意识。

(一)提高善良意识

在现代的中学生中，很多都视“与人为善”为儿戏的大有人在，在他们眼中“言而无信”只是个人承诺兑现问题，是一种不讲诚信的行为，跟法律知识毫无关系，这一点是与我国弘扬的善良意识是相违背背离的，对于这种认识，大有人在，说明了这种法律意识上的盲点，这也会导致学生的行为失去规范，从而引起事端。在我国民法中，善良意识是体现人性的前提条件，在法律条文规定中“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是两个不可分离的内容，简单来说，作为一名中学生要学会诚实守信，不要肆意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这也是基本遵守了法律法规理念的。当然，这种人性法则的理念根植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不属于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需要良知，良知中蕴含着善良意识，这也是一种基本的法律常识。

(二)提高程序意识

有相关研究专家学者指出，法治的主要核心就是程序，程序一旦不能规范化，就会导致程序崩溃，当然，法治水平的高低是在于程序化的规范程度，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首要步骤就是规范程序化，提升程序意识，然而这种程序意识也是要从青少年抓起，我们不能将思维控制在政治课堂上，在学习的同时，还要时刻引导自己做事都需要按照过程行事。例如，在进办公室之前应先喊报告，在学校有情况有事先请假，不能先斩后奏，往往是这种不规范的程序意识会导致法律意识的下降，同时这种程序意识还关系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问题，作为中学生要更深刻的了解和理解程序意识的重要性，这是关乎到法律意识的提升问题，结合以上所述，还需要根据我们的实际生活情况来抓住意识重点。

三、结语

目前，我国全面构建法治社会，青少年是构建法治社会的新生力量，中学阶段是关系到整个国民教育的一大重点基地，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法治国家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中学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生活情况，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并将其融入生活中时刻规范自己的行为，也为构建我国法治国家事业贡献一份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瀚樱．浅论中学生法律权利意识的培养［J］．法制与社会，2016(36):189－190．

［2］张计彪．论思想政治课教学对中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J］．品牌，2015(2):252．

第4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法律意识；辅导员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现况

1.对法治精神理解不够准确

随着我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大部分大学生都具备了一定的法律意识。但是仅凭这些感性的法律意识并不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不能从整体上提高其法律知识水平。大学生普遍对法治精神的理解不够准确，没有意识到法律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价值。

2.对法律法规有偏见和抵触情绪

大学生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快速发育的阶段，有着极强的被认可和需求的心理冲动，同时会用批判和怀疑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由于其法律意识尚未成熟，只接受过以灌输为主的法律教育，许多大学生对法律法规有一定的偏见和抵触情绪。

3.辅导员过分强调义务本位

大学生的思想教育主要是辅导员进行日常组织和实施的。但是教育内容过分集中在了集体意识、感恩意识、安全意识、爱国意识及中华民族传统传承和各类礼仪礼节等方面。这些教育大部分属于义务本位的教育，强调了学生对集体、社会的服从意识和应尽的义务。但是忽略了大学生合法权益保护的教育，更遑论法治的真正含义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的教育。

二、大学生应该具备的法律素质

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力军和接班人，他们的法律意识的高低决定着我国法制建设的速度和深度。首先，大学生要掌握基础的法律知识，了解国家宪法、民法和诉讼法。尤其是与自身权益相关的劳动法。其次，还要具备法律人意识，要懂得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不去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例如，有关知识产权的内容，是大学生日常接触最多的。培养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意识， 对保护智力创造成果、推动科技进步、繁荣科技文化市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进国际技术文化交流等都有着积极作用。最后，还要具备公平正义的理念。公平正义是我国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大学生要具备公平正义的理念，渴求、参与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三、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1.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辅导员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辅导员是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辅导员工作的重点。辅导员应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养他们形成完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方面，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加强对大学生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要在日常管理和处理大学生事务时，按照国家法律和学校规章制度开展工作，给大学生树立公平正义的榜样。同时保障学生的合法请求权、正当选择权、合理知情权和事后救济权等，通过这些权益保障，增强他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意识。

2.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民主与法制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法治社会的标志不是具备完整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体系，而是在于社会成员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维护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行使法律规定的义务。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坚定的法律信仰，将法律意识内化到大学生的日常行为中来。

3.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维持市场经济的秩序的根本在于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大学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骨干，如果他们缺乏法律意识，在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能用法律法规约束和规范自身的行为，阻碍社会发展。他们只有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思维来思考和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总之，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已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主要途径。辅导员要借助自身工作的便利条件，不断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

参考文献：

第5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医学生 法律意识 建议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9-0011-01

医学是一门集科学性、服务性、实践性于一身的学科。在我国，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进步，医疗事故纠纷、侵权案件也时有发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患关系的紧张状况。因此，应当加强医学院校相关专业学生的法律素质的培养，使之成为不但具有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而且还拥有全面法律知识的优秀医护工作者，构建和谐健康的医患关系。

一、提升医学院学生法律意识的必要性

1.有利于法治社会发展。自党的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以来，国家大力开展普法工作，成效显著，法治思想、法律意识深入民心。加强医学院学生法制教育，提升他们的法律意识，关系到医疗卫生队伍的建设和卫生事业的依法管理，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卫生事业领域的落实的关键。因此，医学生必须学习卫生法律知识， 树立正确的法制观念和较强的法律意识，明确自己在医药卫生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坚持依法行医。

2.有利于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部分医药卫生关系需要法律来调整，如商业贿赂、医疗事故、乱收费等。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也向卫生立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如：安乐死、人工授精、克隆技术、艾滋病等病种的诊断治疗准则等问题都需要法律做出明文规定。为了卫生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必须健全医疗卫生法律法规，不仅卫生机构的设置、各类医务人员的执业要进行法制管理，医务人员的行医行为、病人的求医行为和遵医行为也要进行法制化管理[1]。

3.有利于医学生的自身发展。医学专业技术性强，并且直接涉及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知情权等人身权和财产权。国家在卫生事业方面制定了《药品管理法》、《执业医师法》、《执业药师法》、《护士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执业医师、执业药师、执业护士进入医疗机构工作必须首先通过相关卫生法律方面考试。

二、提升医学生法律意识的途径探析

1.国家层面

一是不断提高立法水平，完善医疗卫生法律体系，提高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使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二是组织力量编写医学院校通用的医疗卫生法律教材，改变目前医疗卫生法教材种类多、质量内容参差不齐的现状。三是有关部门应将卫生法学列入规划教材，组织编写适应不同专业的教学大纲，并与国家执业医师考试、执业药师、护士资格考试等资格考试相衔接[2]，为学生学法指引方向。

2.学校方面

一是在课程设置上，要完善法律基础课程和扩大教育渠道。要重视基础法律知识的学习，更要重视专业卫生法律知识的学习，以适应就业实践需求。除此之外，高校可以增开法学相关第二学位课程，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课堂上应当大胆引进医学领域的新问题、热点问题，如安乐死、克隆人、堕胎等，正确引导，让同学们加深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二是教学方法上，要改变“重法律知识传授，轻法律意识培养”的教学思维与模式，要将教学重点转移到对医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上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围绕社会上发生的最新热点事件，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充分发挥学生学习法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掌握与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三是师资力量上，要组建一支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在课堂上，要将法的价值和精神传播给学生，要通过授课，通过教师的一言一行 ，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意识；在生活中，可以利用他们专业的法律知识，帮助和解决学生遇到的任何法律问题，用身边的事去影响学生树立法律思维方式，重视法律知识的学习。

3.实习单位方面

实习单位是医学生学习的另一重要基地，在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使实习生明确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增强学生卫生意识的根本[3]。医护人员有相当强的侵权责任意识以及一定的民事法律知识，在日常的工作中，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和正规医疗步骤、操作流程进行，做到每一步都有据可依，切实减少法律纠纷发生的几率。

4.医学生自身方面

要树立“宪法至上”的法律思想，明白自己肩负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和形象。这不仅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更是法律要求的义务。要从内心深处真正的信仰法律，主动、自觉地学好法律知识，并将法律思想融入职业道德，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中。

总之，医学院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提高，对其个人成长、社会价值的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法制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也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教育工程，需要医学生、学校、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参考文献：

[1] 吴崇其，达庆东. 卫生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14.

第6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在现行的初中政治课本中，仅有一些法律条款，孩子维权途径不够有实效，作为一名政治课教师，如何真正把法律意识教育的任务落实到课堂中去？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一，创设开放式的学习情境

在教学中运用案例分析法，将有助于达到创设开放式的学习情境的目的。这些来自现实生活的具体、典型的案例在教学中非常实用。通过案例的分析引出浅显的法学道理，正符合中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水平，也非常有利于“案例教学法”的实施。比如，在讲《继承法》之前，教师可引入一个案例：某位老人退休多年，身体每况愈下，她有两个孩子，都在老人的照顾下，上学、工作、成家。关于如何赡养老人的家庭会议上。二儿子提出“不要遗产，不尽赡养义务”的观点。针对这一观点，老师设置问题“不要遗产，可不可以不尽赡养义务？”同学根据学过的法律内容，如新《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父母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负赡养费的权利。”此时，老师要进行点拨：我国刑法还规定，针对拒不承担赡养义务情节严重恶劣的，应当予以法律制裁。学生经讨论一致认定：成年子女必须尽赡养义务。接着可以质疑：是不是不要遗产就可以不尽赡养义务呢？激发同学进一步研究新问题的兴趣，需要了解什么是遗产，遗产继承的原则、方式等相关问题。明确继承遗产是我国公民的权利，有的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义务必须履行。针对本课内容，教师要注意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能解答的要尽量予以解答，本次课不能解答的问题，也一定要在下节课上给予解答。同时，要鼓励学生自己来解答，要鼓励学生充分发表不同意见，进而培养学生敢于怀疑和求知的精神，达到增长学生知识，发展学生能力的目的。

二，问题教学法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如何落实新课改理念，进而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我酝酿、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指导方法，即“三问教学法”。所谓“三问教学法”主要是指我们在认识社会现象、分析法律问题时，指导学生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一基本思路来展开。说到它的由来其实是很简单，一方面是受研究社会科学一般方法启发，另一方面也是在教学实践中结合学生实际总结摸索出来的。社会学科的研究中最一般的办法就是围绕“提出问题”（是什么？）、“分析问题”（为什么？）、“解决问题”（怎么办？）的思路来进行的。运用“三问教学法”，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确立学生“主体意识”，着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学生学会运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社会实际问题。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要对大量的社会现象、社会热点问题，如人口、资源、环境、和平与发展及粮食问题等世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还有我国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民工欠薪问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问题、诚信缺失问题和和谐社会建设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包含各种法律关系，都需要运用法律知识来去伪存真、抽丝拨茧。我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如何学习和把握这些问题？我们同样可以引导学生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一认识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一般思路来进行。如果指导得当，分析到位，思考得法，就能取得事倍功半的实效。

在教学中我曾选取了保护智力成果权的案件。案情：2006年7月21日，一度备受关注的“刀郎”与“西域刀郎”侵犯著作权及姓名权纠纷案有了结果。北京市一中院终审判定，“西域刀郎”侵权成立，飞乐影视、潘晓峰立即停止制作、发行、包装装潢与刀郎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相似的潘晓峰专辑《2004年寻找玛依拉》，另公开道歉并赔偿损失74万元。我引导学生围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来分析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同学们热烈发言。得出结论：“是什么”是智力成果权被侵犯，“为什么”是我国法律对保护公民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智力成果权积极明确的态度。“怎么办”是依法维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活动讨论法

第7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高职院校；法制教育；教学研究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我国现阶段大力提倡的一个发展方向，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体现，对社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同社会、国家有密切的联系，所以针对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是增强毕业生社会竞争力的基础，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模式以普及为主，学校对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较低，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普及法律知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要去，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培养法制观念和素养，不断提升人才素质。

1 现阶段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现状

法制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知法懂法用法的社会主义人才，提升学生法律素养，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大学生的犯罪率，目前的法制教育主要针对学生进行思想方面的教育，过于注重思想教育忽视了习惯和实践教育，我们应该明确，法制教育的最终目的，而过于注重思想教育无法实现知识到能力以及思维的转变，无法满足新时期的社会要求。

1.1 缺乏对法制教育的准确认识

法制教育作为高职院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教育目标，而大部分的高职院校仅仅是将法制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一部分，这是缺乏对法制教育的正确认识的体现，要明确思想素质是重要的，这仅仅只是学习法律的基础，德育教育不能涵盖法制教育，这样起不到法制教育应有的目的。目前的高职院校中，对学生的就业过于关注，忽视德育教育，更加忽视了法制教育的开展，弱化甚至是完全略去法制教育的存在。这种片面单一的法制教育的理解很难保证高职院校法制教育水平的提升，同时在师资力量上很匮乏，导致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开展状况堪忧。

1.2 法制教育重心偏移

现阶段的法制教育将重心放在法律的普及上，而不是法律意识的培养上，这种落后的法制教育重心是目前法制教育水平得不到提升的根本所在。随着国家和社会对人才要求的不断提升，对学生的法律素养有了很高的要求，而法律意识又是法律素养的基础，只有培养足够的法律意识才能使法律素养得到提升。这是法制教育的终极目标，同样也是我国法制教育努力的方向。大部分高职院校法制教育以课堂为学生灌输法律知识为主，缺乏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这很难将知识转变成能力，从而提升法律素养。繁重的课程内容让学生对法律知识失去了兴趣，同时课程设置的针对性较差，教学内容缺乏重点，缺乏实际的教学意义。

1.3 缺乏完善的法制教育体系

完善的法制教育体系是法制教育的基础，现阶段的法制教育体系还有待完善，尤其是针对法制教育的教学方式、教学目的等方面，虽然说学生就业对法律知识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要明确法制社会中法律意识的重要性，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应该从基础的教育中心到教学方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课程内容丰富，教学方式方法完善，学生应用实践能力强，有一定的法律思维。

2 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改进方向

2.1 明确法制教育重要性，认识和了解法制教育

高职院校是重要的社会人才培养基地，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综合人才，法律素养是法制社会的基础，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是学生今后适应社会、不断提升个人素质的基础，学生的法律意识对学生今后的发展有着深渊的影响，高职院校一定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升高职院校对法制教育的重视程度，将法制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任务，从而提升高职院校的法制教学水平。同时要结合当代社会需求和国家政策的改变，转变传统的法制教育观念，深入分析法制教育的深刻含义，围绕培养学生法制意识为核心进行法制教育研究，让学生在学校培养出一定的法律思维和法律素养，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2.2 将培养法律意识作为法制教育的根本

要明确法律素养是法制社会的有力保障，只有知法懂法用法的人，才能促进法制社会的不断发展，大学生是一个特使群体，他们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同时也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就很容易走向犯罪，这也是大学生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所以高职院校的法制教育要摆脱知识灌输，而是法律意识的培养，让学生有一定能力和意识进行犯罪行为的判定，降低学生不如犯罪道路的同时为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发展做贡献。

2.3 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要不断完善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摒弃传统的教学理念。在实际中要增强法律知识的针对性和专业性，结合学生所学专业在法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进行专业法律知识教育，提升法律的实用性以及学生的主动性。其次，在课程设置上要突出课程的重点和创新，教学内容新颖有趣，同时要符合实际，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参与到课堂中去，提升课堂效率。改变教学方式方法，注重案例分析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例如，进行犯罪现场模拟、犯罪心理分析等，通过学生参与其中，更好帮助学生培养法律意识。

3 总结

法制教育在高职院校的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要明确现阶段法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将学生培养同社会、国家联系到一起，培养具有法律素养的全能型人才，培养知法懂法用法的优秀毕业生。

参考文献

第8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健康评估；法律意识

我国社会体制正在不断完善，我国的其他体系也随之在发展完善过程中，当然法律体系也不例外。患者有了一定的法律意识之后，越来越注重自我保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而护生的法律意识却显得十分的薄弱，这使得医疗护理工作有了更大的责任，医疗事故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因此加强护生的法律意识也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每个护生只有在熟悉国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更加明白今后工作中将会遇到的实际潜在性问题，才能更好的自觉遵法守法，维护患者和自身的合法利益，严格遵守国家和医院的规章制度，把医疗纠纷的发生频率降到最低。在进行的《健康评估》教学中，就着重对法律意识进行了深刻的讲解，希望能以此来增强护生的护理意识和法律意识，更好的保护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减少法律纠纷的困扰。

1《健康评估》实训课教学中树立护生的法律意识

1.1激发护生的学习积极性，加强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健康评估》实训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学习的理论十分抽象，护生学习起来觉得难以理解，由于患者的病情变化范围大，实际操作的难度也较大，使得教学理论和实际的差距也比较明显，从而难以真正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1]。对于这些问题，教育者必须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来激发护生学习的热情，从分析、判断、思维、推理等各个方面锻炼护生，并且通过实际教学中对法律知识的讲解，提高护生的法律意识，自觉的加强护生职业道德。

1.2使用正确的语言，采用正确的教学方法引导作为医院的工作人员，对于患者的病情，对于需要保密的内容绝不向患者及其家属透露，以免引起患者及其家属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加重心理负担。而在与家属沟通的时候，护生应该使用简易通俗的语言，注意说话的艺术，只将病情的客观结果告知患者及家属，不能加上没经过诊断而得出的自身主观判断[2]。在《健康评估》教学中，也要采用正确的教学方法，可以通过实际案例进行护理教学，采用"护理与法"的教学方法，比如邀请资深的法律顾问、指定护生的带教老师，鼓励护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等。只有在教学中加入实际例子和法律知识的参和，护生学习的理论知识才更深刻，对护理实际工作中潜在的法律问题才能有更为正确的认识。

2《健康评估》实训课教学中深化护生的法律意识

2.1贯彻法律知识，以强化法律意识为指导思想我国的《宪法》、《民法》中规定，公民享有知情权，对于自己的病情也不例外，患者有权知道自己的病情，比如，护生在对患者进行检查前，要先向患者说明检查的目的、可能出现的不适反应，检查后，应将结果客观的告知患者，这样才能有效的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维护患者和护生双方的法律利益[3]。因此贯彻护生的法律意识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教学环节。为了避免出现医疗事故，减少法律纠纷，充分尊重患者的生命权、知情权、隐私权等，就必须对护生进行法律知识的培养，有了法律意识，才能让护生真正的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应该怎么做等，利用法律知识来约束自己的护理行为。

2.2将法律意识贯穿到护生的实际操作之中最新出台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病历属于法律性文件，护理文件是病历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要求对一切医疗护理行为都要作好记录，如果发生了医疗纠纷，那么护理记录就可以作为医院的重要资料之一。护生在进行记录的时候，要用准确精炼的医学术语，客观、完整、准确、真实的记录。因此，在实训课程教学中，要强调做好护理记录的必要性，避免在医疗纠纷中承担不该承担的法律责任[4]。除此之外，护生的法律身份是护理实习生，既然是在实习期间，护生不能因为自己的操作水平有了提高就擅自做主，在进行操作前应该征得带教老师的同意，并指出操作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重点和难点，这样才能更好的避免护生出现差错。

3结语

从护生在医院实习期间的普遍情况来看，护生对护理技术和规范有了很高的认知，但是法律意识还不够强，还不懂得如何维护自身以及患者的合法权利，也不能有效的避免因医疗事故引起的法律纠纷。笔者针对出现的问题，加入自身一些主观看法，最终得出结论：《健康评估》这样的实训课尤为的重要，其中对护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可以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有利于保证护理质量，降低护患纠纷的发生频率，减少医院的法律纠纷困扰。而《健康评估》教学过程中，还要采用正确的语言和方法来激发护生的学习热情，以法律知识为指导，加强护生的职业道德，最大限度的减少因缺乏法律知识而引起的额外纠纷，减轻医院管理者的困扰。

参考文献：

[1]吴雷.浅谈护理教学中护生法律意识的强化[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3，11(01)：123-125.

[2]谭玲玲,邓爱辉,邓宏军.加强护生法律教育，减少护理纠纷[J].中国医药导报，2012,07(03)：34-36.

第9篇：法律意识与法律思维范文

【关键词】中职生 法律意识 培养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3－0192－02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知识、心理的总称。它既包括人们的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感情、法律意志、法律态度、法律信仰，也包括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和内容。中等职业学校肩负着中职学生思想品德教育、职业技能培养、提升其综合素质的重要任务。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是其综合素质提升的重要环节，加强其法律意识的培养，不仅可造就一代守法公民，而且还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1．法律信仰缺乏

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因素。可以说，国家法治化的过程就是逐步建立法律权威和法律信仰的过程。由于教育、法治现状、社会转型期信仰的缺失等原因，再加上自身年龄偏小，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和稳定，中职生虽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但大多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形成对法律的信仰，部分学生崇尚权力，迷恋金钱和财富，对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准确地把握，对法治缺乏信心，甚至认为法律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为权力和金钱所支配。

2．法律知识不足，整体法律知识水平低

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形成的重要内容，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的重要依据。由于中职学生是中考失利者，文化素质明显不高，他们很少会积极主动地学习法律法规，仅有的部分法律知识，多是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和道听途说所得，整体法律知识水平存在明显欠缺，其在校期间所表现出诸多的不良行为，往往只有纪律上的处理，并没有在法律上对其警示，导致中职学生对自己不良行为的社会危害缺乏明确认识。比如有的学生对于盗窃概念十分模糊，偷多少，能构成什么罪，几乎一无所知，相当多的学生不知道违法与犯罪的区别，误认为违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违法。

3．法制观念淡薄

法制观念是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的依据，与法律知识水平存在着密切联系。虽然我们一直提倡“素质教育”，但实际仍是“应试教育”，中小学的课程中，很少有关于普法教育的内容。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导致中职生法律知识水平低下，法制观念淡薄。遇到矛盾时或不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处理，对自己行为的后果缺乏清醒认识，更有甚者，对法律缺乏畏惧，严重危害社会而触犯法律，比如，校园暴力中的伤害。这些问题无不反映了其法制观念的淡薄。

4．法律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

在我国，中职学校都开设职业道德与法律基础课。通过老师的讲授能够学到一定的法律知识，老师会告诉学生，遇到问题、纠纷应该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当实际冲突发生时，有的学生就头脑发热，采取一些过激的方法处理矛盾；有的学生则不懂得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如，在日常购物时不知道索要购物凭证；毕业时不知道怎么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打工过程中拿不到劳动报酬如何维权等。这些问题课堂上老师都讲过，可面对实际问题时，学生往往不知所措。由此可见，学生运用法律知识的实践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能力依旧缺乏。

二 影响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原因

1．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

中职学生的年龄大多在16～18岁之间，其身心发育尚不成熟，各种心理活动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和盲目性，渴望独立却经验不足，情感强烈却不稳定，好奇心强、模仿性强，自控力差，冲动易怒。面对社会上各种诱惑、压力，他们感到无所适从。部分学生的功利心、自我意识过强，加之其薄弱的意志、消极的态度等心理症状混合交织，客观上会对法律、制度产生心理抵触。

2．外界价值观念及社会负面的影响

中职生离开家庭在外学习，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社会，这有利于他们学习知识、开阔视野。但中职生大部分都是没有考上高中，迫不得已才进入中职学校的，不仅在文化知识上，而且在人生理想、意志品格方面都有一定的缺陷，易受外界环境和不良信息的诱惑和影响，各种负面信息也通过各种途径，对他们本不成熟的价值观造成冲击，金钱至上、崇尚享乐、自我中心等严重阻碍了中职生的健康成长，一旦受外界不良因素诱导，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3．学习法律内容少，法制教育观念错位

一是中职生教学计划中，道德与法律课程，学时少，内容少，教材内容滞后，法条多，案例少，学生不喜欢；二是法制教育定位不准确，重义务轻权利，使学生觉得“法律就是义务”，不利于学生健康法律心理的形成；三是重条文轻理念，忽视现代法律观点、法律理念、法律精神的培育；四是灌输式的教育方式使学生厌倦和反感，失去了学习兴趣。

三 培养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途径

中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总书记曾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的和谐。”法律意识不能自发形成。如何培养中职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培养法律价值的认同感和法律信仰

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是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认同和依归。对法律的信仰归根结底是法律体现着当代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想。当对法律认同并建立了法律信仰之后，人们才能形成良好的法律意识，遵守法律就会形成自觉。因此，对中职生进行法治教育时，应用现念来评判与思考法律所体现的价值观是否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要求，是否充分体现、实现并保障了公平和正义，法律的内容是否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对法律的情感和其内心对正义的信仰达到一种心灵的契合，学生才会发自内心地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完成法律意识的升华。

2．创造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及校园法治氛围

环境对于人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为此，从社会大环境看，要培养中职生的现代法律意识，就必须健全法律运行机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在司法领域，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其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教育示范作用，大众传播媒体在学生法律意识的塑造方面，应利用典型案例，进行生动的法治宣传，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舆论，营造出良好的法治环境。另一方面，在学校小环境上，学校管理要做到依法治校、依法育人，对学生违规违纪的行为，照章处理，不姑息、不迁就、不因人而异，树立规章制度的权威，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和提高；丰富校园文化，开展多种多样的法制教育活动，如法律板报、知识竞赛、法制讲座、旁听庭审等，营造浓厚的校园法治氛围，以利于促进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