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研究范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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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第2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文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碳交易；自主体

在2015年的中美两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到2017年将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碳交易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系统的角度来看，碳交易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两个显著特性。(1)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企业经济行为的内生不确定性、企业对政策响应的不确定性以及多种不确定的交叉组合。(2)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结构间的协同演化关系，即宏观产业结构在影响微观企业的同时也会因企业经济行为反馈而进行相应调整。能否有效刻画这两个特性，是开展碳交易相关研究的前提。从理论的角度来看，碳交易过程所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已突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而演化经济学正契合了这种需求。所谓演化经济学是以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为基本假设，以动态的、发展的、非均衡的视角看待经济系统[1]。为此，将碳交易问题置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相耦合的动态演化模型来分析相关的交易机制及其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和实际应用价值。

1碳交易及其演化经济学基础

根据碳交易定义，合同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而购得碳减排额度，所购得额度可用于履行事先给定的碳配额限制，而当合同买方不能履行其配额限制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2]。在碳交易过程中，企业是微观层面的合同交易主体，也是碳交易政策的承受者；而政府是宏观层面的碳交易机制设计者和管理者，主要负责碳配额配给和过程监管。目前在我国试点的多个省市自治区碳市场中，具有较高排放水平的电力、热力、化工、石化、纺织、造纸、钢铁、水泥等多个行业都已被纳入到碳交易范畴。就现有试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要想将其推广至全国范围，仍需系统地考虑一系列问题。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市场是一个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CAS）。复杂适应系统是由美国SantaFe研究所的JohnHolland教授于1944年首次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复杂性起源于其中个体的适应性。所谓适应性是指自主体（agent）能够与其所处环境以及其他自主体进行交互，并通过交互来“学习”和“积累经验”，从而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这里的自主体是指处于一定的环境中并能与其他自主体进行交互的主体，自主体具有目标导向性，并能通过记忆和学习来改变自身的行为规则。在复杂适应系统中，微观层面的自主体是系统演化的核心。这些自主体能自主决策，通过改变自生的行为来适应系统的状态变化。随着微观自主体的行为变化，系统的状态也将发生改变，而最终体现为微观自主体行为的涌现。显然，在碳交易市场，微观企业自主体是系统核心，当外部碳市场发生变化时，包括交易价格、交易条件等，企业主体将通过改变自生技术(如创新)、交易行为等方式来适应新的环境；而企业行为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碳市场的运行，结果表现为宏观产业结构的演化，即微观企业行为在宏观层面的涌现。除了企业自主体之外，政府作为配额分配和交易机制的设计者和管理者，其行为也会影响微观企业和市场的运行，也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2碳交易的自主体行为分析

对于复杂适应系统的剖析，可以从该系统的核心自主体开始。一般而言，这些自主体具备如表1所示的4个属性[3]。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现有区域碳市场试点还是未来全国统一碳市场都受制于既定的宏观调控政策。如果将政府自主体的行为设定为外生给定，那么企业自主体的行为特征及其与产业部门间的动态演化关系将成为关键。结合表1的自主体属性，为适应市场运行的状态变化，碳市场中的微观企业自主体往往表现出三个显著特性。第一，自主性。在碳市场中，企业对于是否交易、交易数量等交易行为具有决定权。为此，它们需要做出一系列的生产和交易决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1)调整生产规模。在碳市场下，碳排放权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获取这一权利必将会增加企业产品的平均成本。为避免亏损，企业将所增加的成本转嫁至销售产品的价格当中。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市场份额也将发生变化。可见，在碳市场下，企业需要合理调整其生产规模以平衡因成本增加导致的产品价格上升与市场份额的下降。(2)确定交易数量。当企业所分配份额与其实际排放不相等时，企业可以决定自行减排还是配额交易以使其收益最大化。这主要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减排能力。通常的决策是，当企业自行减排成本高于市场交易价格，企业倾于向市场购买碳排放权；反之，则倾向于自行减排。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减排成本可能会随着减排量的增加而呈现出非线性上升，这就要求企业对自身的减排能力进行正确评估。第二，异质性，即碳市场中的不同企业在生产和交易决策方面具所表现出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是因为不同企业所被赋予的劳动力、物质资本和技术水平的初始水平及后续演化的不一致性。资源禀赋的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路径差异。其中，反映技术进步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企业知识资本投资和积累是研究异质性企业主体演化过程中最难、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见微观企业子主题体的第三个显著特性）。一般的结论是，对于那些具有大量知识资本投资和累积的企业往往更偏好于通过发展先进技术来缓解减排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企业规模的大小也会影响企业间的异质性格局。在竞争性的碳交易市场环境下，规模较大的企业往往容易躲避非系统性风险所带来的影响，其结果是这些企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较好的竞争优势地位，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易于被市场淘汰。第三，创新性。为了在竞争市场上获得比较优势，异质性企业往往会在碳减排的研发创新领域进行研发投资，即创新。然而，创新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创新能否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减排；创新减排的成本效益如何等。就创新过程而言，异质性企业具有不同的关注点。例如，是选择产品创新还是过程创新，是选择渐进创新、激进创新还是完全关注模仿等。在此基础上，大量异质性企业的微观创新结果可能最终在宏观层面表现出特定的涌现现象。对于这种涌现的分析是碳交易的自主体建模一个难点。

3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经济政策融合的碳交易建模

目前关于碳交易建模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自顶向下和自底向上。所谓自顶向下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从宏观的高层出发，通过构建宏观经济部门间的关系，分析宏观政策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的影响。这种分析方法多见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如郑玉歆，樊明太（1999）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合作构建的PRCGEM模型[4]。与自顶向下相反，自底向上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通过描述参与交易企业的主体特征及其间的交互，分析企业的经济和减排行为.这种分析方法多见于基于自主体模型（AgentBasedModeling，ABM），如朱潜挺（2012）等构建的基于自主体的全球碳交易模型[5]。可以看出，碳市场中的企业具有微观主体特征，它能根据经济环境和自身减排能力做出自主决策，适用于ABM建模方法。遗憾的是，虽然该方法在描述微观企业主体的自主决策和交互行为方面具有极大优势，但其在刻画宏观经济各部门间关系及产业结构演变等宏观问题上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完成碳交易建模，一个解决办法是将微观企业行为模型与宏观经济政策模型相融合。这里引入了投入产出模型（Input-OutputModeling，IOM）。作为分析宏观经济各部门及产业结构内在联系的重要工具，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定量分析这些部门及产业间相关指标的相互依赖关系。与其他传统额宏观经济分析工具一样，IOM只能反映宏观产业或部门间的联系，而无法刻画微观主体在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下的自主决策和交互行为。将ABM与IOM相结合，既可以弥补两种方法各自缺陷，又能最大程度发挥两者优势。图1是ABM与IOM相结合的融合微观企业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模型。模型以微观企业技术进步（创新）为核心，一方面大量微观企业创新在总体上改变了宏观IO结构；另一方面，IO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反作用到所有微观企业行为。具体来讲，对于一个宏观经济系统，所有产业部门均有大量微观企业构成。将每个微观企业的投入产出结构汇总到一起就形成了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表。由于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不同企业在其投入产出方面的变化不一，尤其是在各自不同创新能力下做出的调整。这种调整后的微观投入产出结构必反馈回宏观层面的投入产出结构，从而形成一个微观与宏观交互的闭合经济回路，并充分展现了其演化经济特性。就碳交易过程而言，图2是多主体交易的碳市场定价流程。模型以初始化碳价格零为出发点，开始计算当前市场价格下的企业碳排放量，通过比较当前碳排放与碳配额的大小来调整碳交易价格，如果当前碳排放大于其配额，则表示碳价格过低，需要增加调整（增加）初始碳价格，直至当前碳排放等于碳配额，此时，达到均衡碳交易价格。

4结语

基于演化经济学框架，研究通过分析碳交易的演化经济学基础及，从微观的主体行为的自主性、异质性和创新型为出发点，以企业自主体的技术进步为驱动力，采用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产业部门联动的动态演化机制，最终构建了一个含碳定价机制的微观企业与宏观经济相耦合的碳交易模型，为进一步开展碳交易模拟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SafarzynskaK.Thecoevolutionofcultureandenvironment[J].JournalofTheoreticalBiology,2013,322(8).

[2]韩昭庆.《京都议定书》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分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3]吴静.人地关系分析的自主体模拟理论框架及其平台开发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8.

[4]樊明太,郑玉歆,马纲.中国CGE模型:基本结构及有关应用问题(上)[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12).

第3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文

【关键词】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比较分析

一、财政学的发展历史

（一）古典学派与财政学

古典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了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章专门论述了财政收支、税收、公债等，他把财政学融于政治经济学之中，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从现象到本质，揭示了财政与经济的内在联系，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财政理论体系，是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的里程碑式标志。

（二）德国社会学派与财政学

1872年，瓦格纳出版了财政学，建立了独立的财政学体系，核心内容：财政是以国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共同经济。国家财政分配也应该随着国家职能范围的扩大而增加，通过对许多欧洲国家和日本、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1882年，他提出著名的瓦格纳法则：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的政治压力增大以及在工业经营方面因社会考虑而要求增加政府支出。

（三）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财政学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它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陷阱引起的，凯恩斯主义对财政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体现在：1.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2.批判古典学派看不见的手原理，提出看得见的手原理。3.倡导逆经济风向调节的财政政策。

二、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59年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出版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标志着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这部经典著作中，第一次使用了“公共经济学”这一词语。随后，在1964年和1965年，他又以法文和英文分别出版了《公共经济学基础：国家经济理论概述》和《公共经济学》，直接把“公共经济学”用作书名，他也因此被称为“公共经济学之父”。1966年开始，又有了在公共经济学名义下召开的定期会议和阿特金森主持的公共经济学会及会刊，1972年，美国《公共经济学杂志》出刊。在此之后，公共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公共经济学著作也不断涌现出来。

三、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联系

公共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一脉相承的。首先，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已经大致趋同。其次，不论是章节的安排还是对问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对“国家（或政府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研究”，尽管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侧重，但是，相比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财政学”仅仅研究“国家和君主的收入”来说，“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政府（公共部门）收入、政府（公共部门）支出、政府（公共部门）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公共部门）收支和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上来”。当代“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都是兼容并蓄的，融合了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

此外，在宏观经济学中所涉及的有关政府融资问题的讨论也逐渐从“公共经济学”中脱离出去，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就此否认“公共经济学”和当代“财政学”的一致性结论，可能有失偏H，毕竟这只是学科发展的演变过程，而没有涉及到理论上质的区别。

四、财政学与公共经济学的差异分析

（一）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财政学所处的几百年里，经济发展还不够完善、成熟，只需要研究有关财政收支问题就足以应付时代的要求：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发展越来越复杂，有关对市场经济研究的各学派也是层出不穷，当代市场经济更多的是体现了以市场为主导的混合经济特征，这就要求财政学研究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政府经济活动，很显然，传统的财政学对此已显得力不从心，公共经济学则是应运新时代、新环境而生。

（二）公共经济学与财政学研究的范围大不相同

传统的财政学主要研究财政收支问题，特别是财政收入问题，而公共经济学不仅研究财政收支问题，更重要的是研究财政收支活动对经济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主要分析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曾经指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评价各种政策。此外，财政学的研究只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个学科有所交叉，但是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仅与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关，而且还广泛吸收了公共选择理论、宪法理论、官僚政治理论等等，公共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学，它研究了许多财政学所不能包含的内容，例如：公共品的最优提供、外部性矫正、公共定价、宏观经济稳定等等。

第4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 公司资本结构 房地产公司

一、引言

公司资本结构指的是公司各种资本，包括长期债务、普通股、优先股及留存收益的价值构成及其比例。狭义的资本结构即长期的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合理的资本结构对于降低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提高公司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1952 年，美国财务学家 David Durand 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召开的“公司理财研究学术会议”上发表名为《企业债务和股东权益成本：趋势和计量问题》的论文，拉开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序幕。在随后的 50 多年中，以著名的 MM理论为代表，有关资本结构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章层出不穷，资本结构的研究成为了公司理财的焦点问题之一。国外对于资本结构的实证研究十分活跃，但是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探索较为局限。国内对于中国的资本结构研究也不甚完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发展，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逐步发展壮大，我国的企业在资金来源的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余地。我国的公司也不仅仅可以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获取资金，还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进行直接融资。新的形势使我国的公司面临着资本结构选择和优化的新问题，也使得当前对资本结构进行新的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成为一种必要。研究对于了解我国公司当前资本结构选择状况以及改善不合理资本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Marsh（1982）以 1959 到 1974 年间发行股票和债券的英国企业为样本，采用 Logit 和 Probit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受到市场状况和历史股价的严重影响，看起来公司在做财务决策时脑海里有目标的债务比率，且企业的目标债务比率与公司规模、破产风险和资产构成具有函数关系。Bradley等（1984）建立了一个综合现代权衡理论的最优资本结构模型，并通过对 25 个行业 821 家企业和 21 个行业 655 家非管制企业进行回归分析，考虑了使用行业虚拟变量和不使用行业虚拟变量两种情况，证明行业因素对公司杠杆具有显著影响，公司盈利的变化性、广告研究开发费用与企业 杠杆显著负相关，而非债务税盾与企业杠杆显著正相关。 Titman &Wessels（1988）采用因子分析模型，使用 1974 到 1982 年间 469 家公司的数据检验了 8 个属性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发现公司独特性、公司规模、盈利性与杠杆负相关，强调了交易成本对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没有提供非债务税盾、收入变异性、资产担保价值或成长性对于负债比率影响的实践支持。Harris &Raviv（1991） 通过总结相关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后得出固定资产、非债务税盾、投资机会、公司规模与负债比率正相关，公司变异性、广告费用、破产可能性、产品特殊性与负债比率负相关。Rajan & Zingales（1995）采用 1987 到 1991年间 G7 国家的数据做出对资本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 G7 国家公司杠杆率比之前设想的更为相似；同时他们通过四个解释变量分析 G7 国家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得到结论：有形资产比率与杠杆比率正相关，投资机会与杠杆比率负相关，除少数国家外，公司规模与杠杆比率正相关，盈利能力与杠杆比率负相关。Booth 等（2001）对 10 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用静态权衡理论、融资顺序理论和理论框架解释资本结构差异，发现国家因素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与平均税率、商业风险、资产有形性、公司规模等财务变量一样重要。

（二）国内文献 陆正飞和辛宇（1998）选取了机械及运输设备业 35 家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企业获利能力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但企业规模、资产担保价值、成长性对资本结构影响并不显著。陈维云和张宗益（2002）发现，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规模、成长能力正相关，与盈利能力、资产流动性、资产运营能力负相关。肖作平（2004）采用 1995 到 2001 年间 239 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计量方法，得出有形资产比率、企业规模、产品独特性与杠杆正相关，成长性、资产流动性、现金流量与杠杆负相关。

通过回顾公司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外主流文献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考虑公司特征、行业等因素，对于宏观经济因素的专门探讨，尤其是对中国公司的实证研究比较罕见。尤其是以我国的公司为对象的研究，在宏观经济因素方面存在缺失，而一些学者又曾经在其文献中证实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性。促使笔者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为了排除行业因素的影响，研究只从房地产公司获得了相关数据；选取房地产公司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房地产行业为资金密集型，资本结构的选择对于该行业的公司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对房地产公司在变化的宏观经济状况下选择优化资本结构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分析 （1）传统资本结构理论。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由 David Durand（1952）总结提出，主要包括：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益理论和传统理论。净收益理论认为，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保持不变且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小于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公司可以通过使用债务融资降低平均资本成本，因此最优的资本结构为 100%的负债。净营业收入理论认为，虽然债务融资的资本成本小于权益融资的资本成本，但当债务融资的比例上升时，权益成本会随之上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将维持不变，而不会因为负债率提高而降低；因此公司不存在最优的资本结构。而传统理论采取了折中的观点，认为尽管权益成本随着财务杠杆的增加而增加，然而这在一定的程度内不会抵消债务融资带来的好处。随着债务融资的增加，公司的加权资本成本是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因此公司的价值先增加后减少。在一定的债务融资水平上公司达到最优的资本结构，实现价值最大化。（2）现代资本结构理论。MM 理论，Modigliani 和 Miller 1958 年出版的杰出文献标志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开端（Harris & Raviv， 1991）。最初的 MM 理论由 Modigliani 和 Miller 于 1958 年 6 月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资本结构、公司财务与资本”一文中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构成。该理论认为，在不考虑公司和个人所得税，没有破产风险，资本市场有效等理想条件下，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无关。即杠杆公司的价值与无杠杆公司的价值相等，公司价值为未来期望收益按一个合适资本化比率的贴现，与财务杠杆无关。该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EBIT/K=EBIT/Ku （VL 为有杠杆公司的价值，Vu 为无杠杆公司的价值；K=Ku 为合适的资本化比率，即贴现率；EBIT 为息税前净利）。修正的 MM 理论由两位教授于 1963 年提出，该理论放宽了初始模型的假设条件，将公司所得税纳入考虑范围。他们发现，考虑公司所得税之后，由于负债利息可以抵税而产生税收利益，公司价值会随着债务融资的增加而增加。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的债务融资越多，税盾越大，公司价值越大。因此公司在 100%负债的情况下价值最大。该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 + DT（D 为债务总额，T 为公司所得税率）。MM 理论进一步发展于 1977 年，Miller 进一步将个人所得税引入模型，说明由于债券持有者需要支付个人所得税，这将提高其所要求的利息率，在一定程度上会抵减债务的抵税作用。Miller 模型的表达式为：VL=Vu + [1-（1-Tc）（1-Ts）/（1-Td）]D（Tc 为公司所得税率，Ts 为股票所得税率，Td 为债券所得税率）。权衡理论，MM 理论对于债务融资只考虑到负债的税收利益。而权衡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考虑到了负债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额外费用，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看成是负债的税收利益和负债的相关成本之间的权衡。公司的债务融资主要会带来两大类的成本，一是亏空破产所带来的成本，二是破产风险的增加所导致的成本等。早期的权衡理论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看成是负债的税收利益和破产成本之间的权衡；而后期的权衡理论则扩大了税收利益和成本的范畴，认为税收利益除负债税收利益之外还有非负债税收利益，同时认为成本不但包括破产成本，还包括成本、非负债利益损失、财务困境成本等。后期的权衡理论把公司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建立在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权衡的基础之上。（3）新资本结构理论。除经典的 MM 理论以及权衡理论之外，新的资本结构理论不断涌现。Jensen & Meckling（1986）提出了基于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在该理论中，Jensen 和 Meckling 定义了两类冲突，即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冲突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冲突。随着负债率的增加，股权成本减小而债权成本增加，因此使得总成本最小的负债水平即最优负债水平。Ross（1977）提出了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的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将内部信号传递给了外部投资者。Myers & Majuf（1984）进一步考察了不对称信息对于公司融资方式的影响，认为负债率上升表明公司对未来境况的预期较高，公司市场价值也会随之增加。Myers 据此提出了著名的优序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在融资时一般遵循先进行内部股权融资，然后进行债务融资，最后进行外部股权融资的顺序。近年来研究公司资本结构的理论不断出现，包括控制权理论、产品/要素市场理论以及市场相机抉择理论等。

（二）研究假设 随着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地产作为强周期行业，同时也是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本结构的调整必须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在地产公司的资本结构决定中，具有显著影响。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通货膨胀率及实际贷款利率与公司杠杆率显著负相关

假设2：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显著正相关

假设3：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司杠杆率正相关

（三）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第一，被解释变量。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于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应当反映公司资本结构状况。根据通行的研究方法，本文用负债-权益比来代表公司资本结构。第二，解释变量。宏观经济因素所包含的范围十分广泛。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通货膨胀率、实际贷款利率、实际经济增长率、股票市场价值与 GDP 之比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观察其对公司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由于本文研究对象为房地产行业的所有上市公司，仅根据数据情况作出筛选而非随机抽样，因此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建立模型如下：

B/Sit = α + u（i） + β1Pt-1 + β2R t-1 + β3GDP t-1 + β4K t-1 + εit

其中，i = 1， 2， 3，……37， t = 1994， 1995，1996，……2007。B/Sit 表示第 i 个公司在第 t 年的负债-权益比，α 为截距项，Pt-1 为第 t-1 年的通货膨胀率，Rt-1 为第 t-1年的实际贷款利率，GDP t-1 为第 t-1 年的经济实际增长率，K t-1 为第 t-1 年的股票市场价值与 GDP 之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四）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的房地产业上市公司，查阅沪深交易所发现目前正常上市的房地产公司共有 68 家。由于各公司的上市时间不同，所能获得的公司相关情况的年限也不同。经过筛选，去除上市时间较短以及年报中包含不正常极端值的样本，最终选择了 34 家公司从 1999 到 2012 年 14 年的年报数据作为实证分析所用数据。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 RESSET 金融研究数据库。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二）回归分析 采用 Eviews3.1 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为减少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在估计时采用了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具体估计结果如表（2）。从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到，模型的 P 值为 0.000000，在整体上显著性良好。虽然模型的 R2 值仅为 0.567908，但由于该模型的截面数据量大于时间序列的数据量，对于这种情况的模型来说，大于 0.5 的 R2 值已经说明模型的拟合度很高。同时除变量 K 以外，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符合经济理论的预期。但是，解释变量 GDP 的系数未能通过检验。将 GDP 从模型中删除，得到修正的模型：

B/Sit = α + u（i） + β1Pt-1 + β2R t-1 + β4K t-1 + εit

重新进行回归，得到结果如表（3）。改进后模型的估计结果 R2 值增加，拟合度更佳；且各个变量的系数都在显著性 0.01 的水平上显著。两次回归表明，通货膨胀率及实际贷款利率与公司杠杆率显著负相关，股票市场价值/GDP 与公司杠杆率显著正相关，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公司杠杆率正相关但不具有显著性。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的正相关与前人的实践检验结果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在股票市场的公开上市提高了公司的透明度，因而反而为公司的债务融资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五、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已经基本能够依据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企业的资本结构。但是，模型中 GDP变量的不显著性，以及股票市场规模与公司杠杆率反常的呈现正相关，也说明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不仅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更受到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我国的宏观经济制度及条件距离完善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在资本结构决策中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因素十分必要。然而在根据市场变化而调整负债比率时，也应当把握好度，注意资本结构的平衡性，以免跟随有利的经济环境一味增加负债率导致破产风险增加，或者一味减少负债率导致税收利益的流失。本文达到了预想的研究目的，但是由于不可避免的因素，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数据的局限，模型所考虑的宏观经济变量较少，因此对于宏观经济环境的考察不够全面；同时鉴于知识水平所限，构建的模型较为简单，没有控制公司自身因素，对于宏观因素的估计也较为粗略。若条件允许，笔者将通过进一步的学习来完善相关模型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蔡男：《宏观经济因素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选择》，《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陈维：《对资本结构财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1期。

[3]李中海：《中国企业资本结构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4]冯根福：《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学家》2009年第5期。

[5]陆飞：《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主要影响因素之实证研究》，《会计研究》2008年第8期。

第5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文

关键词：分享经济；发展；启示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形成以1984年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马丁•威茨曼的《分享经济》一书的出版为标志。该理论的产生主要是为消除西方国家“停滞膨胀”现象提供一种理论的方法。认为产生“滞胀”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现存工资结构的不合理，提出了采用分享制度代替工资制度的主张。如果说如何分享企业利润是分享经济研究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应该是研究分享经济的鼻祖。因为马克思毕其一生所研究的《资本论》，就是在探索一种没有剥削的，更加公正、公平的经济形态。那么在指导下，所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种典型的分享经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1981年由中国学者李炳炎提出的。他提出的“净收入分成制”就是将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个经济主体之间按一定的比例分享发展成果。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及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领域的应用，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从传统企业内部利润分享的模式发展到现在“使用而不占有”的模式。

一、威茨曼分享经济理论

马丁•L•威茨曼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麻绳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分享经济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先是针对失业间题发表了《报酬递增和失业理论基础》(1982)一文，对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失业的观点进行了总结，认为经济系统自我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工资豁性)是非自愿失业存在的重要原因。次年，他又发表了《选择性薪酬制的宏观经济意义》(1983)，对传统工资制和分享制进行比较，并提出了分享经济的几个主要观点。当哈佛大学1984年出版了他的标志性成果《分享经济》著作后，作者又补充发表了《利润分享的朴素宏观经济学性质》(1985)等文。由此，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正式形成。马丁•L•威茨曼教授的分享经济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现“滞胀”是因为现存工资制度的不合理。传统工资制度下，工人工资与企业经营好坏无关，只与外部经济环境有关。如果遇到经济萧条，总需求减少，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只能通过裁员的方式来节省成本，工人的大批失业势必加深需求不足，使经济进一步恶化。那么如何改变现存工资制度呢，威茨曼认为“我们要选择一种具有自动抵制失业和通货膨胀功能的报酬机制，即工人的工资与某种能够恰当反映厂商经营的指数相联系。”

二、传统分享经济理论对现代分享经济的启示

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并未触及西方经济学原有的经济范畴，只是为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改良，通过分享制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挽救资本主义私有制服务。所以难以克服资本主义“滞胀”危机。而李炳炎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分享经济理论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商品特殊的价值构成出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上的新设想。可以通过改革分配制度,实现按劳分配，以巩固壮大公有制，使劳动者致富，为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所以，传统分享经济理论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必须适应我国国情；二是必须具有中国特色。

三、分享经济理论必须契合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

传统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通过企业内部利润分成来改善现有工资制度，从而提高工人的抗风险能力与积极性，进一步促进公平。传统的分享经济理论仅仅停留于企业的微观层面，现有的分享经济理论无论在广度、深度还是影响力上都远远超过以前，是传统理论的深化发展。现代分享经济理论更多聚焦于整个社会层面，是通过全社会层面的闲置资源使用权分享，通过化解产能过剩、提高资源使用率以及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进一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真正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背景，从而避免中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分享经济理论体系的形成，必须充分适应我国国情，必须充分契合经济新常态的背景。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对分享经济的发展进行谋篇布局，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四、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分享经济理论体系

我国分享经济的发展，在立足于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必须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这就启示我们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背景，根植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土壤，必须加强理论的指导，努力培塑具有中国特色话语权的理论体系。一方面是加强“理论自信”的使然。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必须通过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来实现。如何促进我国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样必须增强中国特色分享经济的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就根植于理论的指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撑。另一方面是增强我国分享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必然。从数量与体量上看，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名列前茅。从参与人数和参与广度与深度上，我国分享经济在全球也是名列榜首。可谓正在领跑全球经济。如果我国分享经济的理论基础只是建构在西方理论体系之上，如何能保持我国的核心竞争力？理论体系就是话语权，就是核心竞争力。要想真正领跑全球经济，抢占分享经济的跑道，就必须抓住分享经济的话语权，用理论说话。

参考文献：

[1]李炳炎.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文科版),1981(4).

[2]李炳炎.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J].经济研究,1982(2).

[3]李炳炎.关于建立以净产值为中心的企业核算新体系的设想[J].财政与会计,1983(6).

[4]李炳炎.新成本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4.

[5]代明,姜寒,程磊.分享经济理论发展动态纪念威茨曼(分享经济)出版30周年[J].经济学动态,2014(7):106-14.

第6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文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基于带通胀惯性的LRE模型的分析与检验”（09YJC790028）；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问题研究――花旗经验模式演进案例的反思”（2007T028）

作者简介：范立夫（1972-），男，山东汶上人，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货币政策与货币理论等方面的研究。E-mail：fanlifu@dufe.省略

摘要：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存在很多争议，但是现阶段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重视货币总量的同时，应分析货币结构的变化，实现对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改良是一个现实选择。本文通过对2001年1月―2010年12月的宏观月度数据的研究，发现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样本期内，货币增速剪刀差与通货膨胀之间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货币增速剪刀差的变化体现为4期之后的CPI变化，当期货币增速剪刀差每增加一个单位则4个月之后的CPI上升0.049个单位。央行应将货币结构尤其是货币增速剪刀差作为货币供应量数量指标的补充，同时考虑对货币结构进行调控，以增强货币政策效用。

关键词：货币结构；货币增速剪刀差；CPI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057-06

一、引 言

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按选择的中介目标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数量模式和价格模式，前者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后者以利率作为中介目标。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数据，货币供应量自1996年开始正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目前，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存在极大的争议。但在当前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利率还无法成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在我国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我国关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改良或转轨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中介目标的无法替代性和货币本身的重要性意味着我国在一定期限内还不得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正如黑格尔所言：“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质和量是对立的统一”。在我们重视货币数量的同时，如果能通过对货币结构的研究，分析货币结构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并选择一定的货币结构指标作为货币数量指标的补充，以增强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用，这无疑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选择。

1.范畴界定

货币不同层次的划分源于货币的不同职能，货币结构主要反映了货币总量中执行不同职能的货币的比例。对于货币职能的划分历史上有过很多讨论，但已基本达成一致，基于目前中国人民银行采用的货币统计口径，M1为狭义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企业活期存款两部分，具有较强的购买能力，突出体现了交易媒介的职能，M2为广义货币，M2-M1是准货币，用QM表示，作为财富的持有方式，体现的是货币的价值储存功能。货币结构的变化可以看作是不同职能货币之间相对比例的变化。

货币结构的变化存在长期变化和短期变化：货币结构的长期变化体现出的是经济的长期发展和体制的变化，反映的是一种长期趋势，常用指标是通常意义上的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货币结构的短期变化是经济波动的一种前期警示，不仅剥离了货币流动性的长期因素，而且是测度流动性拐点是否出现的重要标准，常用指标包括增量的货币流动性比率（M1/M2）和M1增长率与M2增长率之差（M1/M1t-1-M2/M2t-1即货币增速剪刀差）［1］。

2.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对货币结构变化与宏观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过研究。对于货币结构的长期变化，很多学者分析了货币结构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效应的变化。王兆星指出，不考虑结构变化的货币政策理论是有缺陷的，货币结构受到货币政策和微观主体需求的影响，同时货币结构的变化也能反作用于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量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2］。李健提出我国货币结构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X”型曲线，执行媒介职能与资产职能的货币比重从分成倒置为四六分成，货币总量对物价的影响力减弱，货币均衡的表现由物价转为包含资产价格和金融指标在内的综合价格［3］。

对于货币结构的短期变化，虽然有学者提出货币结构短期变化指标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是对于变量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不够充分。王大用发现经济活动周期性的涨落伴随着M1和M2增长的不协调现象［4］。王振营认为，不同流动性的货币形态的不断转换，形成了货币内部的流量交换，这决定了货币结构，如果要正确把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运行效果，必须对货币间的内部动态联系和货币间流量变动的原因进行考察［5］。卜永祥考察了货币流动性的周期变动，指出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之间的增速差距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1］。潘永东阐述了货币结构的相关问题，认为我国货币流动性的显著变化与流动性过剩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6］。任碧云研究了改革开放后四次M1和M2增速剪刀差的逆向扩大问题，认为大量增发货币是剪刀差逆向扩大的直接原因，而内需不足和企业投资下降则是剪刀差逆向扩大的主要原因，剪刀差的逆向扩大导致了通货膨胀和企业效益下降［7］。

综上所述，部分研究货币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货币结构的长期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对货币结构短期变化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分析其变动的原因，而关于货币结构短期变化对宏观经济变量影响的理论分析以及变量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却并不充分。

3.问题的提出

2009年10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要把正确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保增长、调结构”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但此次“管理好通胀预期”也被确定为今后几个月宏观调控重点，是一个重大的变化。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的2009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三季度CPI同比下降1.1%，其中，9月份CPI同比下降 0.8%。从CPI看，我国物价水平一直在持续负增长，此时通货膨胀不仅还未显现，甚至我国宏观经济还处于通缩之中。观察同期的我国金融数据，我们发现，同年9月，我国M1同比增长29.51%，M2同比增长29.31%，M1增速刚刚向上超过M2增速，二者增速之差由负转正，即增速剪刀差由逆向转为正向，达到0.20%。二者之间纯属巧合，还是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M1与M2增速剪刀差和CPI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是一种巧合还是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是本文的研究初衷。因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而采取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践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乃至流动性的大幅度增加，无疑是当前我国物价水平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回收流动性，消除推动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也是当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着力点。但本文仅从货币增速剪刀差的角度来分析其与CPI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暂不考虑货币总量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二、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关系的基本描述

本文使用M1增速和M2增速的差，即货币增速剪刀差，作为货币结构短期变化的替代指标，用MC表示；使用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增速作为通货膨胀的替代指标，用CPI表示，其中M1和M2是已经通过季度调整后的数据。样本区间选择2001年1月―2010年12月的月度数据，数据全部来源于中经数据库。图1是CPI和MC的关系示意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样本区间内，CPI和MC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并且具有相似的波动周期特征，保持同升同降。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特征：

第一，CPI在样本期内三次上升三次下降与MC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且MC的波动幅度大于CPI的波动幅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MC除2002年7月―2003年6月这段时间外，总是能够先于CPI做出反应变动且与CPI走势基本相同。CPI的波动范围在8.5%―-1.8%之间，波动幅度达到10.3%，样本期内CPI的最大值出现在2008年2月，最小值出现在2009年7月；MC的波动范围在12.87%―-12.06%之间，最大值出现在2010年1月，最小值出现在2009年1月。在2007年之前，MC的变化幅度保持在±7%之内，而2007年之后货币结构变化剧烈，从2007年至今，MC的变化幅度达到了±12%，这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我国宏观经济形势骤变，我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应对，可见宏观经济变化造成的货币结构变化和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结构变化对M1增速的影响大于对M2增速影响。

第二，样本期内CPI有两段小于零，对应的MC也降低至零以下。第一次CPI小于零是从2001年9月―2002年12月，CPI最小达到-1.3%，MC的数值比CPI提前3个月达到负值，并提前6个月转正，这段时间正值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至2000年底纳斯达克指数比最高点位下降了60%，同一时间我国的出口受到严重影响，经济运转下降。第二次CPI小于零是从2009年2月―2009年10月，MC提前CPI 9个月变为负值，并提前CPI两个月转正，此阶段可以解释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造成我国出口严重受阻，进而由国外经济不景气引起了国内经济萎缩。MC在样本期内一共有5次小于零的变动，其余的3次变动可以归结于紧缩性货币政策造成的M1增速锐减。

三、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1.MC与CPI的相关性分析

图2是MC与CPI的相关性分析，其中X轴表示的是CPI滞后于MC的期数，从图2中可以看出，样本期内第T期MC和CPI的相关系数较小，为0.3171，而随着滞后期的不断增加，在0―4期内MC和CPI之间的相关性不断的上升，第T+4期的CPI与第T期MC的相关系数达到最大，为0.5405，从T+5期之后CPI和MC的相关性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通常意义上，当相关系数大于或等于0.5时，我们认为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图2中显示T+2期至T+6期的CPI与第T期的MC相关系数都大于或等于0.5，可以认为T+2期至T+6期的CPI与第T期的MC之间的相关性较大。MC先行于CPI，而第T期的MC与第T+4期的CPI交叉相关系数达到最大，第T期的MC的变化直接体现为第T+4期的CPI的变化，即MC相对于CPI的先行期为4期。

2.MC和CPI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首先，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条件是进行检验的两个时间序列变量都是平稳的，对CPI和MC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检验形式（C，T，K）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N指不包括C或者T，使用AIC准则使滞后阶数达到最小。

从表1中我们可以得到结果：样本期内，在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MC和CPI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认为MC和CPI是平稳时间序列。

现对MC和CPI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

我们将临界值设为10%，即当F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F值在10%的临界值之内不拒绝。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1―6期时CPI和MC互为格兰杰原因。

3.回归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货币结构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CPI的变化，现对MC和CPI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深入的分析，利用回归分析研究CPI和MC之间的具体关系。由于存在MC的滞后项对CPI当期值的影响，所以采取逐渐引入MC的高阶滞后变量的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根据之前分析，T到T-6期的MC对第T期的CPI具有较大影响，故首先估计出包含MC滞后1―6阶的模型，模型结果为：

此模型除MCt-6的系数和常数项显著外，其余变量均未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但F值显然大于临界值，故拒绝系数全部为零的原假设，认为模型中存在MC及其滞后变量对当期CPI的影响。现改善模型的估计，同时考虑预期通胀会对当期CPI产生影响，引入CPI滞后变量，得到最优模型结果：

首先可以看出各系数符合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之前的分析，经过调整得到的模型的调整后R2显著地上升，AIC数值小于原模型数值，在显著性为5%水平上，所有的系数都通过了t检验，拒绝为零的原假设，在对残差进行检验时发现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性，MC的T-4期与CPI的T-1期变量共同对当期CPI做出解释。

从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到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期的MC每变化一个单位会导致4期后CPI上升0.049个单位，当期的通胀预期每增加一个单位会造成下期的通胀上升0.9175个单位。即当期通胀对下一期的影响体现在社会大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当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时，人们会预期宏观经济下一时期的通货膨胀会加剧，倾向于在当期更多的消费，同时企业预期实际利率会在未来下降，而增加下期的投入。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货币流动性的相对变化会先于通货膨胀的变化，货币增速剪刀差与通货膨胀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货币增速剪刀差的当期变化体现为4个月后的CPI的变化，即当期的货币增速剪刀差每增加一个单位，则4个月后的CPI变动正的0.049个单位。我们认为，沿用关于货币层次划分的基本理论，上述内在关系的存在主要是基于以下逻辑：一般认为M1的增长一部分是新发货币的增加，另一部分是由M2中的QM转化过来的，货币结构的短期变化可以反映在M1增速和M2增速之间的相对差异上。当M1增速大于M2增速时，意味着微观经济主体货币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倾向于持有更多的流动性更高的货币，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增长速度快于充当资产储存的货币的增长速度，以流动性更强的货币为支撑的即期有效需求增加，宏观经济走势趋好，经济增长趋快，现实通货膨胀压力趋于加大；当M1增速小于M2增速时，同样意味着微观经济主体货币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倾向于持有更少的流动性更高的货币，充当交易媒介的货币增长速度慢于充当资产储存的货币的增长速度，即期有效需求相对下降，潜在有效需求增加，宏观经济走势趋于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现实通胀压力趋于减小。

另一方面，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变化之间之所以存在滞后现象，则是基于货币政策时滞的存在。货币政策时滞包括内部时滞、中期时滞和外部时滞，其中内部时滞是指自经济现象发生变化直至中央银行采取措施的时间，中期时滞是指自央行采取行动直至对金融机构产生影响的时间，而外部时滞是自金融机构改变利率和信用供给量开始，对实质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过程。由于中期时滞的存在，央行实行货币政策至货币增速剪刀差发生改变存在着时间差，而外部时滞的存在直接导致货币增速剪刀差的变化先于CPI的变化，所以央行的货币政策通过改变货币结构进而在一定时间之后才会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2.政策建议

（1）将货币结构尤其是货币增速剪刀差作为货币供应量的补充

考虑到货币政策时滞的存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更侧重于考察与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稳定提前关系的金融变量，这样货币政策的实行才能保证与经济的运行是逆周期关系，从而熨平经济波动，而不是加剧经济的动荡。由于货币增速剪刀差与CPI之间存在稳定关系，央行可以把货币增速剪刀差作为货币供应量的补充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增强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同时，微观经济主体也可以将货币增速剪刀差作为预测或判断货币政策变动拐点的参考指标，指导其消费和投资决策。

（2）货币政策在考虑调控货币数量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对货币结构的调控

货币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意味着简单的货币总量调节效用相对下降，结构调整的重要性逐渐上升，中央银行需要加强对货币结构的调控以增强对CPI等经济变量的调控作用。例如，在使用三大法宝的同时，应更多地配合选择性工具，通过调整消费信用、房地产信用、证券信用比率等工具，实现总量和结构兼顾、优化货币结构的目的。同时考虑到利率在结构调整上的优越性，我国还应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以增强对货币的结构性调整。

参考文献：

［1］ 卜永祥.我国货币流动性的周期变动及其成因［J］.金融研究，1999，（8）.

［2］ 王兆星.货币政策与货币结构的互动效应 ［J］.中国金融，2002，（3）.

［3］ 李建.中国货币运行的变化及其影响分析 ［J］.财贸经济，2007，（1）.

［4］ 王大用.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问题 ［J］.经济研究，1996，（3）.

［5］ 王振营.货币结构的动态研究 ［J］.金融研究，1997，（9）.

［6］ 潘永东.中国货币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D］.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7.

［7］ 任碧云.改革开放后中国历次M2和M1增速剪刀差逆向扩大现象分析 ［J］.财贸经济，2010，（1）.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of Scissors

Gap of Money Supply Growth and CPI

FAN Li-fu1,ZHANG Jie2

（1.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Research Center of Applied Finance/School of

Finance，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2.Graduate School,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Dalian Liaoning 116025,China）

第7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第8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文

关键词：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价格型与数量型手段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1-0026-08

一、引言

国际经验表明，正常的跨境资金流动是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跨境资金的大进大出可能对一国经济产生较大冲击，一定条件下还会触发货币、银行、债务等危机。20世纪70―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和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无不与跨境资金短期集中大规模流动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跨境资金流动规模迅速扩张，尤其是在加入WTO后，我国跨境收支长期表现出净流入特征。跨境资金年净流入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但跨境资金长期保持净流入导致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央行被动投放流动性，进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同时，货币错配风险、短期套利资金流入等给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埋下隐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金融改革进程。跨境资金流动管理是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均衡管理，促进和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是保证货币政策自主、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宏观审慎监管理念的深化，原有货币内外供求隔离的现状已开始向内外供求趋同发展，传统数量型调控工具正逐步被价格型工具替代。如何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跨境资金流动控制框架，并根据这一框架，基于外汇管理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工具，探索设计前瞻性的宏观审慎调控工具成为研究的重点。

国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的研究较早，主要围绕跨境资金流动的利弊、管理、宏观调控等几方面展开。米德（Meade，1957）就短期跨境资金大幅波动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操作方案：第一，为防止资金外流采取外汇管制措施；第二，释放国家外汇储备，抑制短期资金投机；第三，发挥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允许汇率下降。托宾（Tobin，1972）首次提出了托宾税的构想，即应通过对国内证券和外汇即期交易进行统一的国际税收，提高短期投机资金跨境流入、流出的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金的流动性及其导致的汇率波动性。当托宾税推广到全球范围时，就成为监管全球跨境资金流动的政策之一。萨潘（Sphan，1996）认识到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对金融稳定的危害，对托宾税进行了重新设计，提出在对金融交易征收较低税率税收的基础上，对异常跨境资金流动征收临时性、惩罚性的高税率。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2007）分析了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下宏观经济稳定性所表现出的差异，发现数量型政策存在单一均衡，而选择价格型的利率政策则可能使经济步入多选择的非均衡，因此在宏观调控上数量型工具更有优势。

国内研究普遍认为，在跨境资金流动管理和调控中，应构建市场化的制度基础，充分发挥市场化手段的作用，并针对宏观审慎的时间和横截面维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工具。巩志强（2012）指出，近几年来在市场化制度的基础上，在应对国际资本冲击时，新兴经济体主要运用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审慎管理的综合平衡手段。郑杨（2010）认为应通过运用市场化手段来规范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作用，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在制度设计上，一些学者提出应借鉴国际经验，应通过金融交易税或存款准备金等手段，建立制度防火墙，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陈西果（2011）认为应建立流动性冲击的预防和控制机制，建立国际“热钱”防火墙，借鉴新兴经济体中已实践成功的巴西等国家针对从国外获取的短期贷款和国际债券征收交易税的经验，控制国际“热钱”流入。基于银行在跨境资金流动中的关键地位，一些学者认为应通过加强银行业务管理来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晏丘（2012）、巩志强（2012）指出通过提高银行的短期外债管理和银行外汇头寸管理两个外汇调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短期资本的流入，减少银行业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的风险。综上可以看到，关于数量型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国内学者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商业银行授信仍是货币政策作用于经济运行的主要传导途径，因此数量型工具仍然是最有效的（盛松成和吴培新，2008；黄宪等，2012；盛天翔和范从来，2012）。第二种观点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价格型工具作为货币价格信号功能日益突出，金融宏观调控正从偏重数量型工具运用向价格型工具变化（周小川，2013）。第三种观点认为，数量型与价格型的货币政策对于不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以及同一目标不同成因的作用优势不同（卞志村和胡恒强，2015）。

从文献中可以看出，当发生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时，国外学者倾向于采取汇率机制、控制交易成本、征收税费等宏观调节政策来降低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国内学者更倾向于从加强金融系统业务管理、征收金融交易税、管理外汇等方面对跨境资金进行管制。从以上管理方式的特征来看，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数量型调控手段，包括准备金、总量限制、头寸限制、比例限制等；另一种是价格型调控手段，包括特别费、交易税等。本文立足于资本流动全过程及分析框架，尝试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过程和动态机制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更加强调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各经济主体行为角度判断是否发生跨境资金失衡的情况，并根据现有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理论，建立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模型，重点探索不同宏观调控手段的效果，从而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的系统性风险评估

（一）风险点识别

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系统性风险监测框架，需要有效评估和识别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点。

一是境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压力差风险。境内外资本压力差是资本流动风险的宏观驱动力，不同于商品、服务贸易项下跨境资金流动特点，跨境资本流动并非由国际贸易中的对价交换所引发，而是由资本的逐利特性或是避险需求所致。即由境内外宏观政策、制度、市场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包括境内外利差、本币的汇价差、投资收益差、投资环境的风险差异、税负轻重等所驱动。

二是总量不平衡风险。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由于资本大规模流入加剧了总量顺差式不平衡，进而可能引发汇率升值，加大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在国际收支表现为逆差的形势下，资金大量流出将会进一步增大逆差规模，进而大概率引发汇率贬值或货币危机。

三是银行债务期限和比重错配风险。例如过于依赖短期融资进行长期贷款而产生期限错配，作为风险应对，可以采用资本管制如外部借款限额、储备金要求等。

四是汇率风险。汇率波动过大对进出口、金融市场价格造成冲击，同时，汇率波动过大会形成汇率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的自我强化，进而对跨境资金波动形成顺周期的扩大作用。

五是银行体系风险，资本流动对银行信贷和货币供给造成冲击，进而对利率、经济增长、资产价格产生影响。

六是人民币资产池风险，人民币资产池是资本流入的终点和资本流出的起源，可以看作“人民币卖出头寸”的积累，在境内资产配置和抛售行为中跨境资本将对境内金融市场价格、实体经济投资造成冲击。

（二）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

基于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点的识别，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旨在刻画跨境流动异常现象。考虑到价格型与数量型跨境资金流动协调监管模式和本外币一体化监管两个方面，综合理论基础和经济资本市场运行的典型事实，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包括：外汇储备、实际有效汇率、利差、通货膨胀率。

由于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需具备实时有效性，上述指标均采用2010―2015年的季度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OECD和万得数据库等。基于各项指标缺口值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参考大多数文献的做法，采取H-P滤波法（lambda=1600）求取各指标趋势值，并以各指标对趋势值的偏离（缺口值）来表示正向或负向失衡程度。由于各指标之间存在不可公度性，需对各指标缺口值进行标准化。根据指标的安全阈值，设置相应的风险阈值，并按映射函数公式（1）转换。

其中，[b1、b2]分别为各指标警戒状态下限及对应风险状态下限，[a1、a2]分别为各指标警戒状态上下限差值及对应的风险状态差值，[x]为各风险指标值，[y]为映射后的分数值。风险阈值区间按照偏离程度分别分为正常、轻度偏离、中度偏离、重度偏离四个区间，每个区间又可分为正向偏离和负向偏离（见表1）。

基于CRITIC法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考虑到各风险指标的对比强度和冲突性，对于能够提供较大信息量和存在较小冲突性的指标赋予较高权重。采用CRITIC客观赋权方法构建综合指数既可以充分利用有效信息，又可以避免各指标重复提供信息（见表2）。

（三）“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评估

构建“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旨在寻求反映资本市场跨境资金流动失衡程度的指标，将其作为识别跨境资金流动异常、检测系统性风险的参考变量。“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作为一种风险提示指标是否具有先行性，是否为后续研究提供可靠信息有待进行评估。基于这一研究设计，通过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与反映国际资金波动的主要经济事件进行对比分析，检验该指数作为变量的有效性。

结合实际资本市场运行状况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评估。从时间视角来看，跨境资金流动呈轻微波动变化态势，领先于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且相对波动幅度较大（见图1）。轻度偏离状态主要集中在三个阶段：一是2011年第四季度和2012年第一季度，这一阶段“跨境资金流动指数”呈正向偏离状态，国际游资流入态势明显。具体分资金项目来看，2011年第四季度，直接投资项下的净流入491亿美元，资本流入比前三季度同比增长30%。二是2012年第四季度左右， 2012年跨境资金流动呈双向变化形势，第四季度资金明显外流。三是2015年第四季度，从2015年后半年开始国际资金呈外流形势。从银行结售汇数据的时间变化来判断，2015年第一季度发生逆差914亿美元，第二季度逆差收窄至139亿美元，第三季度逆差扩大至1961亿美元，第四季度逆差下降至1644亿美元，2015年全年跨境资金总体表现出逆差波动扩大的态势。综上所述，“跨境资金流动失衡指数”的变化形势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吻合。

三、中国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指标选择

1. 研究方法。考虑到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在外汇市场实行官方管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汇率制度下，相应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等传导机制会产生资金波动；跨境资金流动又可以通过汇率、利率、价格等渠道影响国内资本流动，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市场出现失衡现象；波动下的国际游资又将对资金结构产生影响。基于以上考虑，各变量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系统性经济联系，本文运用VAR模型构建跨境资金流动风险生成机制，进一步研究跨境资金流动失衡的影响机制。

2. 指标的选择。从实证角度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的经济内涵和性质进行系统性评估。测度“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 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系统性关联、相互影响和作用方式，在此基础上研究数量型和价格型的宏观审慎操作作用机制。

（1）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EMP）。对跨境资金进行宏观审慎调控的政策目标就是熨平跨境资金大幅波动，维护跨境资金基本平衡，故此对前期定义的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标准化，用其量化跨境资金监管有效性的政策目标。

（2）国际市场需求（W）。国外需求的变化会带动出口增加，使得交易性跨境资金收入增长，进而影响跨境资金流动，同时也可反映国际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本研究用G20国的GDP同比增长率来代表国外需求水平。

（3）国内通货膨胀率（p）。通货膨胀率是衡量物价水平变动的指标，选择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以此反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程度。

（4）境内外利率差（LL）。梳理和总结对国内外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有效性评估的实证检验方法，借鉴利率平价法对跨境资金监管有效性进行评价。引入三个月Libor-Shibor利差作为评估监管有效性的指标。

（5）价格型手段（JG）。在对现有宏观调控手段进行梳理后，以客观性、代表性、可公度性为原则，选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中间价（HL）作为价格型管理手段的代表。

（6）数量型手段（SL）。2013年5月起，货币当局发文将外汇贷存比与银行结售汇头寸下限挂钩，对当时防范热钱流入短期内起到了良好的抑制效应，故选取外汇存贷比作为比例数量型调控手段的代表。

（二）两类调控手段协调配合模型的情景分析及效果评估

1. 跨境资金流动协调监管模型。构建VAR模型分别在数量型手段、价格型手段、数量型和价格型手段共同作用三种情景下对“跨境资金波动压力指数”进行系统性评估。按照标准理论，在构建VAR模型前需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对六组数据进行ADF平稳性检验并得出结论，各序列均在一阶差分后达到平稳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如果各项指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见表3），则可说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关系。

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意味着某一变量的变化可以通过若干经济变量影响另一变量的变化，可以建立VAR模型进行分析。

2. VAR模型和情景分析。在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通过LR（似然比）、AIC（赤池信息准则）、SC（施瓦茨准则）等统计量检验，确定滞后二阶的VAR（2）模型。回归模型所估计的系数大多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且经单位根检验后，所有特征值均落在单位圆内，表明VAR模型是稳定的。由于VAR模型的系数通常难以解释，因此建立脉冲响应函数，继续探讨各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通过未来10期的脉冲响应，重点考察JG、SL手段分别作用以及共同作用时对LL、EMP的动态响应路径。

情景模拟一：将代表数量型调控手段的SL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数量型调控为主）。

（1）EMP受到SL冲击的响应（见图2）。EMP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在第一期产生最大的负向影响，然后开始逐渐衰弱，在第三期逐渐趋于零。这表明跨境资金有较大幅度波动现象时，实施数量型的调控手段有助于短期内起到较好的效果，可以有效缓解资金的波动，但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逐渐衰减，在第四期趋向于零。

（2）LL受到SL冲击的响应（见图2）。LL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当期及随着时间的变化，数量型调控手段对境内外利差起作用的效果均没有对EMP的作用大，相比较而言，数量型调控手段对平衡跨境资金流动的作用短期内较为显著。

情景模拟二：将代表价格型调控手段的JG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价格型调控手段为主）。

（1）EMP受到价格型调控手段冲击的响应（见图3）。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值在当期产生负向影响，第三期开始呈现正向波动，随后出现反向变化。这一特征表明跨境资金流动对结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较容易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2）LL受到价格调控手段冲击的响应。LL受到价格型手段的单位正向冲击后，当期的作用较小，后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开始逐渐增强。

情景模拟三：将代表价格型调控手段的JG和数量型调控手段的SL共同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以价格型调控手段和数量型调控手段共同作用为主）。

（1）EMP受到JG和SL冲击的响应。当受到JG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值在当期达到负向最大值，随后开始出现正负波动；当受到SL单位正向冲击后，EMP脉冲响应当期值负向最大，随着时间的变化，影响作用在第三期达到正向最大，随后交替波动变化。

（2）LL受到JG和SL冲击的响应。当受到JG的单位正向冲击后，LL第一期产生最小的正向影响，然后开始负向递增，在第五期达到最大，随后逐渐收窄；当受到SL的单位正向冲击后，LL出现负向波动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逐渐衰减，在第五期转正，随后有正向增大趋势。

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在以数量型调控手段为主的情景模拟中，数量型调控手段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短期效应较为显著，但对境内外利差收窄效应较弱；在价格型和数量型调控手段并存的情景模拟中，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和境内外利差的作用均有所放大，效应期有所延长；在以价格型调控手段为主的情景模拟中，价格型调控手段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作用要弱于数量型调控手段的作用，但其对境内外利差收窄效应更加明显，说明价格型调控手段更遵循市场规律，对资金跨区域的充分流动具有较好的引导作用，但由于国内市场制度建设不完善、价格型调控手段尚不健全，其对跨境资金压力指数的影响作用相对有限，数量型调控手段效果更加突出，当前仍应以数量型和价格型调控手段并存为主，并逐渐向价格型调控手段过渡。

四、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调控手段的协调配合使用

（一）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探索

1.日常管理中，应加强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的多层面监管。宏观层面，聚焦资本流动的驱动力视角，全面评估系统性风险，防范大量信贷资金跨境、跨币种投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观层面，着重监测非居民以及居民所持有的“卖出头寸”资金存量、资金盘的变化和在境内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实时评估资本流动对金融系统可能造成的潜在冲击性；微观层面，监测市场中资金流动的微观主体是否发生大范围单边预期或非理性情绪的群体传染，谨防引发集体性趋同行为，也就是所谓的“羊群效应”。

2. 危机应对中，应根据资本流动的反馈类型采取不同措施。应防范由顺周期性出售资产和货币进而导致资本流动出现非理性失控，尤其要警惕“资本大幅流动―本币汇率大幅波动―外债风险敞口大幅增长―国内信用等级下降―货币供应量增长―国内资产价格下跌”这一循环所造成的连锁式正反馈效应。当预评估可能会形成这种正反馈效应时，应提前实施逆向审慎措施来增加资本流出入环节的阻力作用，使系统性风险头寸积累有所缓解。

3. 从长效机制来看，对资本流动所造成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的根本保障是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健全的市场环境，具体体现在健康运行的境内经济金融体系以及具有系统监测和良好监管能力的货币当局。当前应逐步扩大境内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和衍生性发展，提高金融市场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承压能力，提高金融市场的理能力，进而使货币价格不易对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发生过激反应；应提高市场的层次结构，推进市场主体多元化，完善市场风险对冲工具。

（二）跨境资金调控手段的选择与协调使用

合理应用宏观审慎工具能有效缓解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体的负面冲击（见图5）。

1. 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作用）：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按风险加权计算可借款余额，风险加权余额不得高于一定比例的资本或净资产，目前净资产的估值当中充分体现出了逆周期监管的思路，在其中纳入了跨境融资杠杆率和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参数的设定与跨境资金宏观形势密切相关。在我国面临跨境资金流出压力较大的阶段，宏观审慎监管参数和跨境融资杠杆率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容忍度，充分体现了逆周期管理的基本思路。

2. 存款准备金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入更有效）：为有效抑制境外资金对人民币投机行为、营造境内外金融机构相对公平的市场环境，应对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同业存放执行正常的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投机者在离岸市场进行短期、大额人民币融资的成本。

3. 外汇售汇风险保证金管理（对跨境资金的流出更有效）：金融机构需根据远期售汇的签约额一定比例缴存准备金，银行为适应政策要求需对其资产负债结构进行调整，通过价格传导来抑制非实需的远期售汇顺周期集聚发生，该政策的实施能够补充和完善跨境资金宏观审慎管理的框架。

4. 银行结售汇头寸与银行结售汇顺差挂钩（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双向作用）。设定年度银行结售汇顺差调控基点数，与银行结售汇综合头寸挂钩，按季度调整。超过基点数额则要求银行增持相等数额的外汇头寸，不超过的不做调整，如果超过季度目标值，则将超过额度按各家银行对结售汇顺差的贡献度来增持相应头寸。

5. 外汇兑换交易税（对跨境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均有双向作用）：外汇兑换交易税隶属价格型调控手段的范畴内，通过市场化价格的传导，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防范，最终起到逆周期调控目标，来补充微观审慎监管层面和当前一些传统的资金流动管理措施在预防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不足。在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初始阶段，需综合权衡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资金流动的风险，在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容忍度范围内，可将外汇兑换交易税的初始税率设为零，通过设立该交易项目，起到震慑和警示资金投机者的作用。外汇兑换交易税项目的设立，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增加短期投机资本大规模异常流动的成本、影响短期投资者的投机预期，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1]Meade J.E. 1957. The Balance-of-payment of A European Free-trade Area[J].The Economic Journal，（267）.

[2]Tobin J.1978.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M].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3]Sphan P.B.1996. The Tobin Tax and Exchange Rate Stability[J].Finance and Development，（2）.

[4]Sargent，Thomas J. and Neil Wallance. 1975. Rational Expectations，the Optimal Monetary Instrument and the Optimal Money Supply Rule[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83.

[5]巩志强.构建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管理体系的思考[D].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3.

[6]赵文兴，孙蕾. 宏观审慎理念下的跨境资金流动调控：框架设计与工具选择[J].南方金融，2015，（8）.

[7]巴曙松，王Z怡，杜婧.从微观审慎到宏观审慎：危机下的银行监管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0，（5）.

[8]郑杨，刘明志，毛志豪，陈小五，白当伟，吴鸣，黄燕卿，何念如，廖一榕，张睿锋，朱磊.推进外汇管理体制简约化市场化改革研究[J].上海金融，2010，（5）.

[9]陈西果，陈建宇.当前国际政府债务问题的特征、影响及警示[J].当代经济管理，2011，（6）.

[10]晏丘.外汇管理中的中国均衡[J].中国金融，2012，（1）.

[11]盛松成，吴培新.中国货币政策的二元传导机制――“两中介目标，两调控对象”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8，（10）.

[12]黄宪，王露璐，马理，代军勋.货币政策操作需要考虑银行资本监管吗[J].金融研究，2012，（4）.

[13]盛天翔，范从来.信贷调控：数量型工具还是价格型工具[J].国际金融研究，2012，（5）.

[14]周小川.宏观调控的经济描述与工程描述――在首届“金融街论坛”上的讲话[J].金融研究，2013，（1）.

[15]卞志村，胡恒强.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数量型还是价格型？――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5，（6）.

[16]洪昊.我国“热钱”跨境流动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论文，2010.

第9篇：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范文

关键词：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问题；策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为了尽快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潮，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企业集团逐渐壮大发展起来，并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经济组织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企业集团的生存与发展一方面对自身的经济利益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产生着直接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还会对本国的经济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带来巨大影响。自古以来，交通行业就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产业，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交通企业集团的生存与发展不仅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会对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产生影响。一直以来，我国崇尚的是构建绿色交通体系、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全面推行交通行业的信息化建设等软实力的建设，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环境和交通企业集团内部的微观环境变化，再加之交通企业集团内部经营管理水平的有限性，导致企业集团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面临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因此，必须对交通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诊断与剖析，最终得出完善我国交通行业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的有效建议和措施。

一、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诊断与分析

虽然在财务管理体制的构建方面交通企业集团已经比较成熟，如：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控制制度，在防范和控制财务风险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是随着交通企业集团经营环境的变化，再加上企业集团自身经营状况各种不确定性的发生，在交通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财务控制活动无法尽快适应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于交通企业集团而言其外部环境主要是身处宏观环境的复杂多变性造成的。如：经济环境、市场环境、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环境等，这些都属于财务管理所面临的宏观环境范畴。正是由于这些宏观环境的变化对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活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企业集团很难对宏观环境变化后产生的影响范围进行准确预测。例如：全球由于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机动车成品油的价格不断飙升，从而导致交通运输企业集团中的运营成本大幅增加，利润相应减少，企业集团的预期财务收益根本无法实现。再如：2011年全球钢材和水泥的价格不断上升，导致交通企业集团中的高速公路建设成本增加。纵观目前我国交通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体制现状来看，由于存在机构设置不完善、财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母公司缺乏对子公司的内控力度、财务管理监控制度缺乏健全性与完善性等问题而导致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在面对外部宏观环境变化时适应能力差、应变能力不足，无法实现对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进行科学的预见。(二)企业集团领导及财务人员缺乏风险意识在财务管理中树立必要的财务风险意识是每一个企业领导者和财务人员必须具备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国很多交通企业集团的财务人员、集团的高层领导者严重缺乏财务风险防范意识。在他们的主观上总是认为：只要每个人认真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做好自己的工作、使用好资金就不会发生财务风险。与其他企业相比，企业集团的经营范围较为广泛，集团内部的管理更加困难，再加之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对企业集团的领导者和财务人员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特别是作为企业集团内部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必须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对于企业集团的财务人员而言，由于他们的自身综合素质较低，导致在财务风险的控制与防范中落实不到位，无法保证企业集团的资产使用效率、无法保证资产的安全性。另外，长期以来我国交通企业集团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尚未对财务风险的发生和存在的客观性形成一个清晰的、明确的认识，削弱了财务工作的竞争性，诱发了交通企业集团财务风险的发生。(三)母公司缺乏对子公司的强有力的内部控制在交通企业集团内部，子公司进行筹资可以通过外部筹资、内部筹资两种方式来完成。但是在资金的筹集过程中，不论采用哪种方式进行资金的筹集，由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财务控制力度严重不足，筹资方式的选择缺乏合理性等问题的存在导致交通企业集团内部的利益冲突经常发生，同时还导致筹资过程的操作缺乏规范性，最终使得整个企业集团的利益受损。关于流动资金的决策方面，由于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差异，如果企业集团不能从整体的经营风险上进行把控，那么必然导致整个企业集团利益的受损。

二、完善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的有效建议

(一)关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及时弥补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中的不足随着市场竞争状况的日趋激烈，在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下更加剧了市场的竞争程度。目前我国大部分交通企业集团采取的是多元化经营的发展战略，这就使得交通企业集团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多变化。这就要求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者必须认识到财务管理中稳健性原则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作用。因此，作为交通企业集团的领导者必须站在战略发展的高度加强对宏观经济环境的高度关注与认真分析。对企业集团的财务管理活动中潜在的风险进行事前的预见与分析，在阻止财务风险发生概率的同时将风险带来的损失降低到可控范围内。(二)尽快提升企业集体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综合素质对于交通企业集团而言，在财务管理体系的构建中必须尽快提升财务管理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由于目前在交通企业集团中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的问题，年龄偏大的问题、知识层次不高的问题，必须尽快提升财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例如：企业集团应尽快加强对财务人员专业技能的培训力度、增加后续教育的培训；再如：提高财务人员的敬业精神与法律意识。要求财务人员不仅要自觉抵制各种金钱的诱惑，还应该教育财务人员避免各种违纪行为的发生。(三)加强并逐步完善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内部控制力度这就要求交通企业集团必须站在长远发展的角度进行总体规划，对子公司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总体把控。例如：在资本结构方面，交通企业集团必须从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对各种方案背后隐含的财务风险进行识别与评估后，借助企业集团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财务决策控制权，对子公司的各项决策进行正确引导。综上所述，交通企业集团的生存与发展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交通企业集团在其经营发展中更容易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也就会比其他企业集团承受的财务风险更多。因此，企业集团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对财务管理体制的完善，为促进交通企业集团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宣泽阳.集团企业财务管理模式构建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7(01).

[2]黄科严.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