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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作为一门新兴的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本文从旅游文化学的角度,论述了旅游和文化的关系,以及旅游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并指出由旅游引起的文化交流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态势——旅游文化,剖析了湖北省旅游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提出了湖北省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对策。
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兴起和迅猛发展,文化在旅游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正在成为整个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旅游文化具有继承性、创造性、服务性和时空差异性;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和支柱,在旅游经济、旅游管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有巨大作用。
1.文化和旅游的概念
文化是什么?由于其语意的丰富性,多年来一直是文化学者、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就西方而言,基本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引自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顾建光、高云霞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6页)它将文化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学习而得的行为方式,并非源于生物学,而且为社会成员所共有。文化作为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它是社会生活环境的映照。文化作为制序(institution)、器物与精神产品,它给予我们以历史感、自豪感,据此我们理解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文化作为人类认知世界和认知自身的符号系统,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切成果。
“旅游”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的《悲哉行》一诗:“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从沈诗中看,旅游在当时已含有外出旅行游览的意思了。从字面上理解,旅游是指人在空间中有目的的活动,到异地他乡去旅行游览。远古时代,人们为了争取最佳生存空间,采取了种种方式,其中就包括旅游。人们在崇拜远方的心理的驱使下,怀着对异地的憧憬,不知不觉迈出了旅游的第一步,从此一发不可收。近现代意义的旅游,始于十九世纪中叶。从此,人类的旅游活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旅游业逐渐成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蓬勃发展。旅游,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旅游和文化的关系
2.1民族文化关系着旅游产品的竞争力。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竞争。业内人士都清楚,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对文化的应用、旅游产品的品位,反映了策划、规划、开发者对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旅游产品才更具有生命力。这个基本规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和典型,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运用的典型。
2.2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作为旅游的灵魂,始终蕴含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极大的魅力。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发展性,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们的地域性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性。但是,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旅游的主旨和内涵,主要是文化。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3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并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地学、旅游教育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和专业,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如主要体现在行、吃、住、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中的特色文化。对旅游者来说,旅行游览、食宿、服务、旅游环境的文化氛围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旅游活动。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因此,旅游与文化是分不开的,旅游要发展就必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
3.湖北省旅游业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旅游业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旅游文化性竞争日益激烈,利用文化来发展旅游,繁荣经济,已成为世界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和主潮流。有“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在人文资源的开发上面明显不足。
3.1旅游资源的赋存状况与开发错位。
湖北省自然风景资源丰富,人文景观博大精深。但是,从资源开发的现状来看,全省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赋存状况存在着错位现象,一是在资源开发种类方面,各地更注重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对人文资源的开发明显不足;二是在资源及其开发的匹配方面,全省旅游行业与资源开发的匹配现状不理想。湖北省目前的旅游行业开发层次主要是基本层次,提高层次的开发薄弱,专业层次的旅游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低。
3.2旅游产品同质化、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严重。
从总体上看,全省旅游产品的开发还主要停留在传统旅游产品的设计与组合上,旅游新产品的开发明显不足,特别是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少高品位、大规模、有鲜明特色的综合性旅游产品。由于对资源特色与开发方向把握不够,出现了较严重的旅游产品同质化和区域旅游产业同构化现象,突出地表现为各地的旅游产品多以观光型为主。
4.发展旅游文化的主要对策
4.1充分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
湖北省旅游资源的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开发利用潜力巨大。全省各地要深入调查研究,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楚文化内涵;要特别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切实解决存在的整体旅游形象不够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2加强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
作为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4.3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
当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在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等方面转化。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从今年起全力打造宜昌、恩施、神农架等8个城市组成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壮大湖北旅游产业。武汉城市圈,三峡与神农架、武当山,武当山与三国、钟祥明显陵,以及鄂东地区,或以都市度假旅游为概念,或以一江两山(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为标榜,或以世界遗产、红色旅游为主题,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全省要下功夫打造一批旅游精品,重点开发有关生态文化、健康娱乐、度假休闲、会务和商务型旅游产品,以及独具楚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
4.4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
旅游业是一项涉及“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的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船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建筑文化、装潢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楼同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加大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著.顾建光,高云霞译.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以发展绿茶和旅游业闻名省内外的XX村在“文化乡村”方面做得怎么样呢?眼前的一幕幕让人惊喜:“农家乐”前,一群着民族服装的村民正在为客人们表演莲湘、划旱船,一名 70 多岁的退休教师正在激情指挥,一群妇女正投入地歌舞,用歌舞描绘着乡村的生活与劳动,唱自己,唱孩子,唱家人,唱政策,唱腔、走步、动作、表情,一招一式都散发出淳厚的气息,洋溢着农民特有的热情与直率;而另一侧,一群村民正和游客们体验农事,磨豆浆、打糍粑、杀年猪、做农家饭、祭祖,最后,村民与游客对歌敬酒,亲如一家人,一支支极具辨识度和传唱度的恩施民歌在主客之间传唱。面对此情此景,我忍不住率先为之鼓掌,理由如下:
一、将“旅游”与“文化”结合是“五位一体”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党的十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五位一体”怎么才能同步发展? 其中,“旅游”与“文化”结合涉及生态、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对于充分利用乡村的生态资源,提升乡村的文化水平,推进乡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实现“五位一体”目标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将“旅游”与“文化”结合让乡村更有魅力。“旅游”是一些乡村经济发展的翅膀,而“文化”是众多乡村的灵魂,有灵魂的乡村才能真正打动人心,才能让游客从心底被打动,才能弥久愈香。一方面,在旅游发展业中,挖掘传承传统文化,能让这些文化滋养当地人,起到自娱自乐、自然教化、陶冶品性之作用,另一方面,又让当地人的才智与真挚在“文化节目”中得以传递给游客们,从而引起游客的心灵共呜,让游客在传统文化中产生愉悦的感受。
三、将“旅游”与“文化”结合是打造农村文化阵地的重要方式。农村的经济在发展,道路修好了,新房增多了,天更蓝了,水更清了,村民在劳作之余也有了较多的休闲时间,如何引导、鼓励村民开展健康积极的文化活动是乡村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农村文化阵地如果没有正面引导与扶持,就有被人利用的可能。在目前的形势下,各地需要考虑健立健全扶持乡村文化发展的具体措施,要把乡村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相提并论,设置专项资金鼓励村民以村、组、屋场为单位开展文艺表演活动,选派专业人士或民间艺人予以辅导,并适时开展表演比赛,打造各地的农民“艺术明星”,促进村民崇尚科学、科技、艺术,崇尚自强自立,崇尚和睦相处。
四、培植“文化元素”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途径。十指出,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发展乡村的文化事业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今天,在广大城镇,一些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各类广场歌舞犹为吸引人,为什么呢?广场歌舞将娱乐与健身完美地结合起来了,有场地,有音响,有教练,人人可参与,人人是主角,人人可受益,心情得到陶冶,身体得到锻炼。广大农村也应该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用传统文化节目将娱乐与健身结合在一起,必能受到农民的喜爱,必能使广大农民从中获得快乐与健康。
[论文摘要]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必然会对目的地的各方面产生影响,旅游地文化变迁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它的发展方向关系到旅游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本文探讨了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原因、表现形式,并提出了使旅游地文化能够良性变迁的方法,以期对我国的旅游接待地尤其是民族旅游地区提供一定的指导。
文化变迁,是西方人类学理论学派提出的理论,起源于人类学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外界文化接触的研究,是人类学家研究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于文化变迁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并应用到了旅游业上。随着旅游的发展,大量的游客涌入一些交通闭塞的旅游地,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在旅游者所带来的异文化冲击下,旅游地文化变迁从物质层面开始,逐渐渗透到精神和制度文化层面,最后促使整个旅游地民族文化趋同于现代化城市文化,导致许多传统文化遗失。而真正吸引游客眼球的往往就是这些即将消逝的民族文化,一旦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同化,可能导致当地旅游业的萧条甚至停滞。因此,从文化变迁理论出发,研究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动因和策略选择,不仅是出于民族文化保护的需要,也是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一、文化变迁与旅游地文化变迁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变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文化内部的整合而出现的有别于过去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技术、工艺、食物、服装等方面,包括价值观、习惯和社会关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常用“社会变迁”来指代非物质文化的变化,其中包括价值观、习俗、制度和社会行为。本文所指的文化变迁侧重于指较为明显的变迁——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化变迁。
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旅游地文化变迁是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旅游者涌入一个文化背景不同的旅游地,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在多种文化相遇、碰撞、交融和整合的过程中,由于文化势差的客观存在,使得客源地文化较多地“流向”目的地,长此以往潜移默化地影响旅游地文化,使得旅游地发展成为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文化变迁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变迁,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不随人的意志而改变。文化变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于暂时的文化变化,当暂时的文化变化逐步改变原有的文化形态,就产生了变迁。
二、旅游地文化变迁动因分析
在现代社会,旅游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导致旅游地文化变迁的最主要动因:
1.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接触的不对等性
一般情况下,旅游者与接待地居民的接触是短暂且有限的。旅游者在一个接待地的逗留时间是短暂的,与当地居民实际接触的时间有可能更少。而且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里,他们所接触到的多为旅游接待人员,双方分别扮演的是服务与被服务的角色,旅游者难以通过旅游企业工作人员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但是对于旅游地居民来说,他们接触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游客而是旅游者群体,是长年累月地同文化反差很大的旅游者群体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所以说,尽管旅游文化传播和交流是双向的,但却是不平等的。旅游者给接待地带来的影响远比他们接受接待地的影响大的多。
2.文化传播、交流中主客双方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性
客观地说,区域间的文化传播无沦采取哪种传播形式,都是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向较后进的地区传播为主导的。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或地区游客所携带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在文化交流融汇中更多地居于一种被动性的地位。比如,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一个在休闲,另一个则为这个有钱的休闲人忙碌;一个在台上表演,另一个则在台下欣赏、拍照、录像,双方形成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关系。由于经济上的不对称,使旅游活动变得不单单是旅游经历的买卖,还会给当地人带来金钱等观念的改变,从而使当地人改变自己去迎合游客,沦为“被旅游者”,影响到当地人的文化表述及文化认同,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发生文化变迁。
3.文化传播、交流中旅游地文化相融区间的扩展
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范围会较一般情况有很大的扩展。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必须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于是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相悖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接受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但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就会有意识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接待地的“虚意接受”,最初往往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意接受”的东西便会逐渐扩散,潜移默化地使本土文化发生变迁。
三、旅游地文化变迁的具体表现
文化的变迁是永恒的现象,有些在表面上,直接看得见,摸得着,而有些文化现象,是在深层发生变化的。一般说来,物质文化的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而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看,一般说来总是制度首先变迁,其次是风俗、民德,最后才是价值观。
1.物质文化变迁。指那些外在化、具有明显的数量结构或物质形态的变化。直接由于旅游业发展而引起的生计方式、居住习俗、生活方式等的改变,都属于这一类变迁。例如,九寨沟以“翠海、叠瀑、彩林、雪峰、藏情”五绝闻名于世,其内原有居民以前主要以耕作、畜牧和传统的手工艺为生;1984年九寨沟对外开放,部分居民开始经营旅游业。至2002年,景区内居民都彻底停止了耕作和畜牧,基本都从事旅游经营或与旅游相关的工作。
2.非物质文化变迁。指因旅游活动产生但无法观察到其直观的物质形态的变化。由于旅游的发展而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旅游地居民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都属于非物质文化变迁的表现。例如,四川与云南交界的沪沽湖地区是摩梭人聚居地之一,其文化是植根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母系文化。改革开放后,摩梭人积极采取措施吸引游客,沪沽湖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外来不同文化形态人群与当地人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摩梭母系文化产生了冲击,使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母系家庭小型化,妇女在家庭中的传统地位开始下降,出现固定专偶走婚,家庭管理实权开始由男性掌握等。
四、旅游地文化良性变迁的策略选择
众所周知,旅游业发展对旅游地文化变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使文化良性变迁,从而在保持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不变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外在表现形式,扩充文化传承媒介的种类和数量,使传统文化得以永久延续。也可能使文化负态变迁,使其严重商品化、扭曲化,民族个性、民族精神被淡化,直到消失。但不管旅游地文化是向积极方向还是向消极方向变迁,文化变迁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唯有文化的合理变迁才能持续吸引旅游者的到访。综上分析,为了实现旅游地文化的合理变迁,促进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加强旅游业的宏观管理。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在旅游业发展初期的规划、引导以及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监管工作,规范文化旅游产品市场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针对目前旅游市场上少数为谋求短期利益的生产者生产劣质文化产品、破坏传统文化、损害旅游者利益的行为,要积极进行监管查处工作,在旅游文化社区内部建立起传统文化自我建设长效机制,增强旅游地合理开发、生产及创新的自觉性。只有强化政府的宏观引导和管理职能,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规,加大对发生消极文化变迁现象的旅游社区的引导监管力度,才能保证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强化本土文化,提高文化自觉性。一个民族没有“自我”的概念,就会在失去“自我”中被他文化同化,文化自觉缺失的民族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本民族的文化,这样,本民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就无从谈起。当然,强化文化自觉,并不是主张文化中心主义,而排斥其他文化,关键在于与它文化接触、交流的时候,本民族成员如何实现文化自觉,取其精华,排其糟粕,真正做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因此,要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防止出现“客尊主卑”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要鼓励接待地居民加强自身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高文化鉴别能力,以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先进的东西,抵制腐朽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
再次,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文化补偿。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区域性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人类历史的前进,离不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对于任何一种传统文化而言,拥有文化输出和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历史上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如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交融,中原农耕文化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交融。中国各民族文化内部交流、互动的同时,还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如印度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外域文化。正是由于中华内部各族文化和域外文化相互借取,不同文化相互激荡,实现文化整合和创新,才缔造了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拓宽范围,疏通渠道,提高交流水平。加强民族文化发展的宣传工作,利用各种条件和机会来扩大民族文化精品的展现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促进民族文化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伟:《民族旅游地文化变迁与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一、宗教文化对旅游业的影响
宗教文化不仅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有特色的、有吸引力的人文旅游资源,极具旅游价值,宗教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有利于形成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开拓新的旅游市场,吸引游客,对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各种宗教信徒总数约占世界人口的60%以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以朝圣、做弥撤和烧香拜佛、考察研究为主要内容,因为虔诚的和强烈的求知欲望都会转化为旅游动机,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宗教圣地如沙特阿拉伯的麦加(伊斯兰教克尔白圣殿)、耶路撒冷(基督教耶稣圣墓教堂、伊斯兰教阿克萨清真寺、犹太教所罗门圣殴)、伯利恒(犹太教古以色列大卫王的故乡、传说中耶稣降生之所)、意大利罗马、梵蒂冈(世界天主教的中心)都成了国际旅游业发达的地方。
中国宗教种类齐全,既有土生土长的宗教如道教;也有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更有受外来宗教影响而产生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宗教如明教、白莲教等。仅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各种宗教名胜古迹就有150多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与宗教有关的名胜古迹共有3000多处。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吸引了海内外信徒、专家学者和一般游客。佛教文化对中国有着深刻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佛教教规、礼仪和宗派,留下了许多著名的寺院、石窟和佛塔,其数量之多、艺术之精、历史之久是中外驰名的。1987年国务院公布的汉族地区全国重点佛教寺院就有142座。丰富的佛教文化具有同一性中的差异性、特殊性:如同是佛寺,五台山的宏伟建筑与九华山的民舍构造就各具一格;同为雕塑,山西云冈的石雕和天水麦积山的泥雕、泥塑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艺术技巧。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则会发现佛教的三大建筑都会因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宗派和不同的地区而显示出不同的风采。
再以被奉为道教崇拜的神--妈祖为例,每逢妈祖诞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湄洲祖庙内外人山人海,香火鼎盛,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以台湾最为突出,总要抬着妈祖像回来探亲、进香还愿。
当然,由于的不同,宗教派别的差异,全世界的宗教信徒都有自己向往的圣地,在宣传招徕过程中,应当有针对性,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根据宗教文化的特点,丰富旅游商品,增收创汇是我们应当重视的。如出售各种宗教纪念品,佛教的木鱼、进香袋、数珠、雕像,提供斋饭;道教的“八仙过海”、“福禄寿三星”画幅、介绍宗教名胜古迹的书籍。以佛教胜地普陀山为例,其针对游客的类型、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出售各种各样反映普陀山风貌的图像和以观音菩萨为主的佛像,发挥了独特的优势,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利用宗教节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随着宗教文化的传播一些宗教节日,由于符合人们心理要求,不仅是信徒的节日,也成了民间流行的节日。基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等流行全球,傣族的浴佛节(泼水节)、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其新奇感和神秘感颇具魅力。
宗教音乐艺术以其深邃淡泊的旋律、独特的风格吸引了人们,特别是佛教音乐、基督教的圣歌圣乐都深受信徒的欣赏,成为举行宗教仪式和欢庆宗教节日必不可少的内容。
宗教文化也可以通过间接的形式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宗教文化中的许多人物、故事和传说非常生动,被搬上了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并广为传播。如《西游记》中的观音菩萨,唐僧取经的故事和一些风景名胜如火焰山等,《八仙过海》中的道教名山、故事都随着电视、小说的传播而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并激起一些潜在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电影《少林寺》的上映,使其成为广大武术爱好者和旅游者必到的地方。
宗教文化对旅游饭店也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旅游市场的需求显示出准备投资的饭店以某一国家或某一者占到相当大的比重时,那么投资的饭店必须有相适应的设施及膳食供应,绝对不能对客人的和风俗匀惯有所违反和触犯。所以,在一些有宗教名胜古迹的地区应投资建造符合宗教规定的饭店或房间。如果在清真寺附近投资建饭店接待伊斯兰教信徒,而饭店没有专门供应牛羊肉的膳食设施,也会引起客人的不满。总之,针对不同的游客,应提供相应的接待服务。如对穆斯林来说就不能提供由猪肉制作的菜肴;对佛教信徒就应设斋饭;逢“佛成道节”应提供腊人粥;基督教圣诞节时应制作圣诞树,举办圣诞晚会,分送圣诞贸卡等小礼物等等。
宗教文化不仅对硬件--饭店设施有影响,而且对软件--管理与服务也有要求。在承担接待宗教信徒任务的饭店中,员工应具备丰富的宗教文化知识,这样管理者才能针对不同的客人采取、制定正确的接待方案;服务员才能对客人提供满意的服务;导游也才能为客人作更好的导游讲解。
二、旅游业对宗教文化的影响
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旅游是一种大规模的各种文化的交流。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新的旅游市场的开拓,吸引了更多的客人前来游览、朝圣和学术考察交流,这些都有利于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和发展,对宗教文物古迹也起着保护、修缮的作用。
发展旅游业,就要大力开发旅游资源,其中对宗教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是过去和今后的重要任务。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及有关文物保护法规的颁布执行,许多宗教文物古迹都得到了恢复和维修。如承德避暑山庄、敦煌莫高窟等都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云南的筇竹寺、承德的外八庙、北京的潭柘寺等也修缮一新;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的泉州也被列为中国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许多宗教组织恢复了活动,宗教文化遗产得以整理、传播,文物古迹也得到保护和修缮,重现昔日的风采。由于党和人民政府有关政策的贯彻落实,许多濒临消失或年久失修的宗教文物古迹得以保护和修复,重新发挥了作用,而旅游业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对宗教文物古迹进行保护和开发,经过恢复和修缮的宗教。文化遗产如寺庙宫观,使游客可以身临其境,欣赏各种宗教的文化艺术,增长各种宗教知识,使宗教这一人类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而随着海外各种宗教旅游团的到来,为中外宗教界人士提供了许多加强联系互相交流的机会,对宗教文化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外,随着信徒和游客的不断增多,许多人捐赠钱款,为宗教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维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当然,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不只是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由于旅游人数的增多,带来了一些人为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如游客在宗教旅游区内乱涂乱刻乱扔东西,大声喧哗,破坏了宗教名胜古迹独有的宁静和超凡的气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会给宗教文物古迹造成一定的损害。如峨嵋山金顶,198l年旺季时游客蜂涌而上,一些年轻人竞劈床板,扯草垫来烤火;食堂的饭碗也被搞得一个不剩,三天之内,仅金顶一处就造成直接损失一万元。游客造成的火灾使峨嵋金顶被焚于一炬。再如驰名中外的佛教石窟敦煌壁画也由于人数的大量增多,游客的呼吸和汗水所起的化学作用而引起大量剥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由此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遗产不只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何防止和消除这些不利的东西,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有的宗教名胜古迹已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条例,如在宗教旅游区范围内禁止乱扔乱涂乱刻行为;禁止游客烧烤、野炊、砍伐树木;禁止燃放爆竹、烟花;禁止对各种宗教雕塑、壁画摄影;限制游客人数等等都起到了较好的效果。总之,不能“保”了旅游,而“丢”了宗教文化遗产。
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宗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都起到促进的作用。旅游活动是人们需求层次提高的一种表现,能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通过旅游可以增长人们的宗教文化知识,陶冶性情、修心养性。到宗教名胜古迹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不仅有一般游客,更有朝圣者、宗教信徒和专家学者。因此旅游活动的发展也是人们传播了解、探讨和研究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古代的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明代外国传教土利玛窦来华传播基督教。现代旅游更是一座沟通各种宗教文化交流、研究的桥梁。如来华的游客中,就有大量的宗教信徒、朝圣者和专家学者;有的更组成了宗教文化考察团,而国际上还有专事宗教旅游的旅行社。1991年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他们所到之处,就提出对宗教名胜考察和学术交流的要求;同时也带来了国际上最新的宗教文化信息。通过游览、考察和研讨等活动,促进了各国各地宗教文化的交流和研究。
再者,旅游活动的发展也使得一些宗教节日、仪式、用品、教规、音乐和饮食逐渐地传播开来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当然,旅游活动的发展对宗教文化也有一些冲击,如一些宗教独有的教规、仪式等慢馒地失去了神秘感和特性,有的甚至变成一种纯商业性的娱乐活动。
三、旅游业与宗教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我们知道,宗教名胜古迹的开发具有保护传插宗教文化和发展旅游业双重意义,对此应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认真执行,严格区分正当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非法宗教活动的性质,不能让非法宗教活动在宗教名胜古迹区内得以进行。
再者,宗教文物古迹的修复与重建,应尽量保持其历史原貌,坚持“修旧如新”,切忌“整旧如新”。人工建造的风景,也应与周围的宗教文物古迹相协调。如杭州韬光寺一带的茂林修竹,构成了一种幽雅超然的意境;西湖的保铛塔姿态秀美,钱塘江边的六和塔风格雄伟,两者分别与湖、江两种不同的自然景观相辉映。如果当初建造时地点互换,就难以形成今日两地的美景。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在开发宗教文物古迹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宗教名山胜地随意架设缆车,匆匆上下,既无法领略攀登的特有感受,削弱了旅游的吸引力,又破坏了山岳的“神气”。总之,一是要注意保护宗教文物古迹原有的价值、意境和特点;二是要有利于旅游活动的开展,两者不可偏废。
关键词:访学旅游; 文化体验; 境外消费
收稿日期: 2013-05-07; 修订日期: 2013-12-04
旅游活动的开展促进地方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进而推动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Robertson(1992)提出,世界被压缩的全球化现象成为全球文化与地方文化结合的表现。全球化使文化不再受限于具体的地点,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被生产或复制(Tomlinson,1999)。全球化现象反映的不仅是人的跨国移动,同时还伴随着知识、习俗与生活方式的传播,文化的流动和接触更趋于频繁。从“移动”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差异是引起文化流动的根源;旅游活动作为重要的推力之一,增加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与分享的机会。然而,不论异域文化间的沟通和交流的程度多强烈,各地区的文化仍明显具有当地的特殊性,因此,借由旅游活动体验目的地文化与游客主体文化间的差异以及通过体验文化的多样性来丰富视野,成为当今跨国旅游产品的主要卖点。访学旅游通过主体“移动”到目的地国家开展语言学习,通过自我文化和异文化间的互动,从而实现旅游与研修的双重效果。旅游活动的特征之一,即暂时离开日常生活环境,透过文化氛围与空间环境的转换,满足旅游者体验不同生活情境的需要,其中也包含了文化的接触。Richards(1996a)指出,文化旅游即“呈现作为旅游消费的文化产品以及产生参与文化旅游动机的文化过程”,强调文化旅游不仅是一项旅游产品,其参与动机与决策过程也是重要因素。近代文化旅游的定义更为多元,已不仅仅局限于高级艺术的生产与消费(Robinson,Smith,2006),本研究进一步认为,游客应是在旅游过程得到文化理解和自我反思,即具有跨文化的意义。访学旅游者对目的地文化的体验与认知不尽相同。访学旅游者将体验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冲击作为学习资源,这在教育与旅游活动的联系上至关重要(Yeh,2003;2009;2010)。访学旅游过程涵盖了旅游、学习和跨国移动等多种要素,因此,除了是一项旅游产品外,同时它也是非正式教育体制下的一种学习方式。1文献综述
1.1访学旅游现况目前的教育方式有别于传统教育方式,已不再受场所和空间的限制,并增加了多重的学习管道。从语言学校逐年增长的态势上亦可发现,语言学校除了提供语言学习的机会外,同时还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际交流体验(Richards,1996b)的需求。参与访学旅游是一种文化消费形式。除了语言课程学习外,课余游览活动与置身异地的生活也都是一种异域文化体验。相关研究表明,语言学习者通常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在景点上,但却能在充斥着当地语言与文化的寄宿家庭长时间逗留(Kennett,2002)。调查表明,78%的人是因为向往异国生活而访学旅游(杨伊琳,等,2008),异国文化是决定访学旅游选择的关键因素。访学旅游者通过语言学习深刻感受目的地文化,透过游学过程所接触到的人和事体验异质文化,这成为访学旅游者参与文化旅游的主要动机。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
跨国访学旅游中的异文化体验与旅游经济
1.2访学旅游相关定义海外学习教育可大致分为访学旅游和境外留学两种方式。访学旅游与留学的最主要差别在于,前者的求学时间较短,且不以取得学历文凭或资格为目的。台湾2006年制定的“海外访学旅游契约书”将海外访学旅游定义为:“系指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之正式、非正式教育机构或其附属机构、非以取得正式学制之学历文凭或资格为目的、于一定期间内所为之课程研修及旅游行程。”跨越国界的教育方式,不论是留学或访学旅游,除了学习特定的知识外,借以学习不同的地域特质与文化以及参与课余的旅游活动同样成为不可或缺的体验。教育与旅游结合的旅游产品,也包含了教育的跨国流动特质。教育旅游指“假期中参与过夜的旅游活动、并从事以教育或学习为旅游活动的首要或次要目的的游览活动,包含一般教育旅游和成人访学旅游、国际学生和国内大学生的旅游活动,也包含语言学校、学校游览以及交换生计划(Ritchie,et al.,2003)”。因此,教育旅游可以独立进行,亦可参与在由专业机构组织的活动中进行,教育旅游也常常安排参观或浏览自然或人文景点。
1.3访学旅游地访学旅游的异地性可以从Harvey(1990)提出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来理解。访学旅游,将一段长时间的教学课程挤压在短短数周内完成,并将教室移到国外,这是时空的压缩,也是课堂学习的扩展与延伸。访学旅游将教育与旅游相结合,实现了跨界域的融合。台湾2012年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台湾出境留学与访学旅游把美国作为首选目的地,超过了对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印度等其他英语系国家的选择。从历史演进的视角审视,早期殖民扩张的影响扩展了英语在世界各地的使用率;进入20世纪以后,促进英语快速成长的力量源自于美国(Crystal,2003),美国在科技、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支配地位加快了美式英语在世界各地的普及进程,使之成为被广泛使用的重要语言(Oakes,2001)。这无疑也推动了美国文化在全球的扩张,并对于美国成为全球访学旅游目的地具有决定性作用。
1.4访学旅游相关研究访学旅游产品生产过程以语言的选择为首要条件,其次是凭借大众媒体传递各国文化特征以塑造访学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吴宗琼和郑秀怡(1997)认为,行程安排、安全性及课程内容为游学生出国访学旅游3个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陈劲甫、陈威亚(2005)指出,影响游学生选择访学旅游产品的主要因素为访学旅游活动内容、当地实际环境和访学旅游风险。作为一项旅游产品,特定的语言研习与文化观光行程为访学旅游团的主要特质,参与者可以通过旅游活动感受异国氛围并积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学习经验。由此可见,访学旅游组织与运营机构对于访学目的地的选择和营销,将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
1.5访学旅游产品访学旅游产品在形式上可分为自助访学旅游和访学旅游团两种,访学旅游机构根据参与者的特点提供不同年龄层的访学旅游产品,包括将单一城市(单目的地)作为访学旅游目的地,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辗转2至3个城市或国家(多目的地)完成访学旅游的活动。访学旅游团的行程,呈现了跨国网络的相互联结,从客源地代办机构到目的地国家语言课程及旅游活动的组织和实现,包含了食、购、住、行、游、娱等诸多行业,因此需要以紧密合作的国际业务网络和多样化的产品组合作为依托。独特的行程安排、不同的文化吸引力、多样化的旅游形式,使访学旅游成为一种文化商品;同时,在潜在消费者心目中构筑访学旅游目的地所特有的文化象征意义,激发消费者为满足自身探求异质文化的需要形成出游动机。因此,访学旅游可被看作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产品策划还是旅游过程都呈现出文化差异的表现与体验,具备跨文化的流动特性。
1.6访学旅游的生产与消费访学旅游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过程的首要条件就是语言的选择;此外,媒体所传播的目的地文化特征,也影响游学生对目的地国家形象的感知。例如好莱坞电影的场景营造、美式快餐与咖啡的引进、迪士尼卡通形象的流行等,促使“美国”形象在经济、自然、文化、社会等层面对其他国家和人群产生强烈的吸引力,进而使之产生对美国文化的向往。从访学旅游地点选择的角度看,“地方”所映射出的旅行动机与价值观念表明,人们的观念、移动性与主体性亦是影响旅游形象的重要因素(Cartier,2005)。旅游活动是一连串被魅惑的过程(Crouch,2005),在旅游空间被吸引物吸引的过程中引发旅游者欲望、符号与消费的体验;通过与地方形象的联结,空间被游客赋予了特殊的符号或代表着特殊的地方意义。这样的空间,也可指为商品化的空间,成为迎合游客而存在的空间(Crang,1998),旅游的文化体验因此成为影响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从经济的角度审视,访学旅游者在异国须承担可观的生活费、学习费以及旅游费,这说明了访学旅游是一宗具备较大经济实力才能购买的商品。游学生在异国对文化符号的体验和购买,构成文化消费的方式之一;通过购物、摄影等方式保留当下的经历留作回忆,又是一种对当下文化体验的捕捉与保存。目前以访学旅游参与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中,研究领域主要包括:访学旅游参与者的特征和旅游体验(吴宗琼,郑秀怡,1997)、访学旅游地偏好(王馨雯,2000);经济影响因素(陈劲甫,陈威亚,2005)等,仅叶秀燕(2008)具体论述了访学旅游者在英国的消费文化与社会学意义,较少有针对异国文化消费行为的深入研究。2研究设计:深度访谈法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之深度访谈法,对15位曾在中学或大学期间参与美国访学旅游团的参与者进行调查,目的是了解游学生对美国的跨文化体验及其在跨国旅游消费行为。目前访学旅游组织机构所策划的访学旅游活动均在2周以上。基于此,本研究将受访者在美国的游学时间设定为至少3周,以确保其在美课程学习和生活体验足以在有所熟悉基础上产生一定的认识。15位受访者中男性5位,女性10位,其中仅有1位男性和1位女性为单独出游,其余受访者皆为参团赴美。本研究受访者之称谓,在征求受访者同意后,皆使用其自选的英文名或昵称。基本背景如下(见表1):
本研究以目前访学旅游机构的产品设计为基础,通过访谈了解参与者对美国文化形象的感知,并探讨旅行经验如何影响游学生对美国文化与访学旅游的体验,以及参与者在美国的文化消费过程。访谈内容包括参加访学旅游之前、参加访学旅游期间、参加访学旅游之后3个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受访者参与访学旅游前、中、后的描述和评价来了解游学生对美国文化形象的感知,此外,他们参与的活动、在当地的旅游经验以及购买的物品也作为要采访的重要信息。访谈时间段为2010年2月至2011年4月。正式访谈的时间为40分钟至90分钟,非正式访谈则在正式访谈过后以电子邮件或通过社交网络进行。其中有5位受访者因无法配合面对面访谈,最终以在线形式受访。公共场合的音量干扰较为严重,因此有些不确定的访谈内容会在事后以非正式访谈形式进行确认。深度访谈部分,首先采用成员检核法(Member Checking),请每位受访者各自检核本研究的访谈稿,以提高并确保访谈数据的信度(trustworthiness)和效度(accuracy)(Decrop,1999);经受访者修正后,通过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并使用质性研究分析软件Atlas.ti 5.0辅助进行内容分析与数据编码。3分析
3.1我“似”美国人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异质性,使得不同文化经历能够给文化主体带来不同的文化体验。从在美国的经历可发现,游学是体验异域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形成感知和认知的过程。通过跨国的生活经历,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也包含着对异文化的感知与自我展现。
我觉得,我在台湾的生活方式就像在那边的生活方式了,而且我穿着也比较美式,本身也有在看棒球,感觉就是我的国家的。(阿模03/19/2010)吃东西……超适合,我根本就美国人。(Bing04/04/2010)有很多美国人在草地上野餐,感觉很好,所以隔周的星期三,我们也去买了pizza什么的,假装自己是美国人。(Demi04/21/2010)
从认可、喜欢进而“假装”为美国人,在差异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之间,可以看出游学生对于美式文化的感知中夹杂着的崇拜。西方文化带给亚洲人的印象已经不只是开放与多元,身临其境(being there)也是实践跨文化想象的一个过程。事实上,东方对西方的凝视建立在固有文化与异域文化的差异之上,通过“当下”的体验,游学生经历了外国文化异质性,文化体验与文化想象两者相辅相成。
思想上很开放……就是文化上的不同,也觉得人跟人之间比较亲近,就觉得美国是一个开心的地方。(阿模03/19/2010)我觉得美国人很热情,很自由,他们在路上穿得很轻松,不必特别打扮就很好看,即使是牛仔裤配Tshirt。(John02/19/2010)美国文化就是很自由……而且文化比较多元,因为他们人种比较多,可以看到不同种族的文化。(Chi03/02/2010)
上述受访者使用“开心”“热情”“自由”“多元”来形容美国,语意中蕴涵了对美式文化的憧憬。游学生对美国文化的印象,大多受到媒体的报道与社会普遍的价值取向的引导,文化差异会使个体在不同社会文化体制下产生不同的凝视。这一点可从Urry(2002)提出的“游客凝视”(tourist gaze)理论的角度加以理解。凝视经由社会建构,透过游客视角,寻找与自身不同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是感觉或景观,也可以是生活方式。从访谈结果可知,美国有着能够对其进行象征的符号。多种族与开放性,让参与美国访学旅游团的半数以上学生认为美国是“自由”“多元”“开放”的,且他们不排斥在当地生活,甚至认为能自在地假装成美国人。除了访学旅游者对美式文化的体验和想象之外,美国的象征符号也与消费活动密切相关。
3.2异国经济与消费体验消费行为实际上是镶嵌在社会与历史脉络之中,而消费文化的意义展现在符号概念与社会互动之上(林立树,2007)。社会环境中的符号通常与媒体有关,旅游的符号通常展示于旅游宣传册、电视电影、广告之中,从而传递出旅游景观的意象(Cartier,2005)。文化商品化所建构出的旅游景观,是指空间被旅游活动所赋予的特殊意义。文化消费行为在当代社会的转变不再以使用价值为主导,价值主要来自于商品的文化内涵而非商品本身(王俐容,2005)。从经济的层面考虑,消费行为主要是由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观的需求所构建,为市场规律所主宰。商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换价值,在社会化作用下被赋予具有象征性的符号意义,而商品交换价格的高低,也是大众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的界定。(1) 消费能力购物是旅游活动中的重要消费方式之一,在目的地进行的购物消费是游客旅程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Schouten(2006)提出,当纪念品和地方体验都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价值时,这两者均被游客视为具有原真性的表现。Jack和Phipps(2005)认为,纪念品的收集是一种将当下的旅游体验转化为永久记忆的方式。全球化让消费者沉浸在跨文化的历史与符号之中,并不断寻求不同文化的真实体验,纪念品的商品化运作,即塑造了游客所预见的文化原真性。通过包装与再制,将流传许久的历史转化为具有现代价值的商品,异文化在不受空间限制的情况下被商品化,创造了想象的空间,并且增强了旅游者对地方文化体验的欲望。跨国的购物消费,保存起了旅游后的记忆。旅游购物具有哪些特殊价值与表征?购买的产品如何展现自我的体验和特征?下文将从游学生的消费能力与支付意愿角度加以分析。台湾经济的崛起,使旅游成为现代社会的休闲活动表现(Yeh,2003;2009;2010;叶秀燕,2008);借助外语能力的提高以加强与世界对话的能力,也是促进访学旅游活动繁荣发展的契机。在无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游学生的家长是决定是否参与访学旅游活动的关键决策人。在国外的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游学生在父母的支持下,可以自由支配国外开销所需的现金,此外旅行支票与信用卡等多元的消费方式也可弥补现金的不足。
她有给我一定的额度,好像给我6万台币,现金加旅行支票。我还把我姑姑给我的钱跟我自己存的钱通通换成美金,所以,加一加花了十一、二万。但我妈不知道我花这么多,她只知道我花6万。(阿模03/19/2010)
受访者将自己的“私房钱”贡献在访学旅游活动上。虽然父母对消费金额有所限制,但是难得一趟出国旅行,游学生还是非常乐意倾尽自己的积蓄来购买其所偏爱的美国品牌的产品。经济因素往往是制约学生群体消费的首要因素,因此,从访学旅游费用上看,游学生的家庭经济背景是影响访学旅游活动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2) 购物消费:美国符号表现境外购物通常是为了留下能够证明自己“去过”那儿的印记,因此美国本土品牌的商品自然成为游学团购物的首选。为了能够满载而归,游学生多半在出国之前已制定好了包括购买品牌产品的境外购物计划。
我就买衣服(AF、AE、Polo by Ralph Lauren、Tommy)……我妈本来要我帮她买Coach,但没有她要的款式。我也有去Coach买隐形眼镜盒回来送人。有很多女生一进Coach就不出来了,在那边买了好多个。(John02/19/2010)主要是买纪念品。其实买的东西很无聊,就是宾州大学自己穿的TShirt。我们还有去航天博物馆,我就买太空食物回去给我妹看。……就买一些我觉得没有看过的东西,买回去给她们见识一下。(Demi04/21/2010)
从上述受访者购物经验中可以发现,前往美国的游学生大多表示,一定要购买美国品牌或是美国名校的商品,他们非常看重这些台湾“买不到”的东西,并且要不远万里将购买的品牌“符号”带回台湾。受访者用“见识一下”来表达将纪念品带回台湾的意义,一方面反映出与家人分享美国之旅所见所闻所感的诉求,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宣示自身游学经历的要求。这种表面看来并无特殊意义的消费行为,实质上满足了消费者追求新奇与新鲜的需要;而“战利品”能够充当他们分享游学经历的工具,实际上是一种有意识购买的可展示并分享文化体验的必需品。即使是在现代休闲社会,旅游仍需要以闲暇时间和金钱为基础才能得以实现,亲自到美国购买名牌商品本身就具有炫耀消费的特征,而帮他人代购奢侈品也同时实现了他人的炫耀消费需求。Dant(1999)提出,商品的交换是经济活动的核心,他认为,个人对商品的欲望与社会价值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导致具象征意义的符号性产品(symbolic goods)逐渐成为生产的核心。消费者所消费的往往不仅是物品本身,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所带来的感受(王俐容,2005)。这种感受表现了对于异文化的消费象征与展示,展现出对异文化的渴望与凝视,并通过消费行为建构对异文化的想象与体验。
相较于同团的其他人,我带2000美金算是少的,我们参加的团,可能有的身上已经带了2000美金旅行支票,但妈妈还是给他们信用卡。回去的时候,大家几乎都又多了1个皮箱。男生买很多Timberland,至少都有两双;女生就买包包、精品。真的很夸张。(Demi04/21/2010)
购物不仅是为了留下自身对地方的记忆,也是为了满足亲友的需求,同时展现自己身临其境购买的纪念意义。此外,访学旅游活动的参与有消费能力的考量,会随着访学旅游的国家与地点的不同而有差异。经济能力水平的差异,使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被视为是否具备文化资本的衡量标准(Kim,et al.,2007)。差异化消费的商品、经验和形式,形成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符号,旅游消费与文化消费也因此具有使社会分异合理化的作用。4结论与讨论休闲社会的发展促使跨国教育流动成为教育与旅游结合的契机。本文从异国游学需求出发,探究旅游在当代社会网络下所形成的社会意义及其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跨文化产品从媒体、网络、政策、科技的创新与扩散中传递,跨国的短期教育活动能够实地体验不同的文化与生活,同时也是有利于参与者文化资本的累积以及对风格品味、生活方式和现代观念的塑造(Catons,Santos,2009;Yeh,2003;2009;2010;叶秀燕,2008)。访学旅游不仅保留了“异地教学”的课堂学习,文化参与也成为重要经验来源。本研究中,台湾游学生凝视美国文化,有别于西方凝视第三世界的特征(Catons,Santos,2009)。透过游学生活与产品消费,不论是参与文化消费范畴的活动还是购物,商品与经验构造的符号凸显了旅游与文化在跨国流动时的重要性。符号使文化传递成为可能,因此我们能将事物赋予特殊意义(成令方,等,2003)。文化经济的概念,传达了文化的使用价值与象征价值;美国作为访学旅游目的地的选择,除了对美式英语的学习之外,更加深了对文化与自我认同的象征符号。作为访学旅游目的地,“美国文化”成为一个可以被带走的体验,也是一种对身份与自我认同的表现。此外,台湾游学生通过参与访学旅游展现自我、体验异文化并进行消费,经由对美国的凝视,展现对美国的文化想象。访学旅游团的参与、美国符号的消费以及纪念品的购买,其中的社会意义包含了文化资本的累积与商品的象征符号。除此之外,求学时期参与海外短期教育,没有家人的陪伴,这也能够展现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访学旅游作为台湾学生接受异国教育与参与旅游活动的渠道,丰富了文化体验,累积了旅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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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Qi, WU Bihu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闽西具有独特而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世界级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游;“访古旅游”当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汀州古城游为代表,“公祭客家母亲河”活动使长汀的旅游获得了更为旺盛的人气;宁化石壁成为“客家文化寻根旅游”的热点;“宗教文化游”则以武平县的定光佛文化节“香火最旺”,由定光佛信仰而衍生出来的如“抢佛子”、抬“南安菩萨巡游”等民俗活动集聚着旺盛的人气。此外,上杭客家族谱寻根游、连城客家文化风情游等等也发展良好。总之,闽西客家游内容丰富,吃、住、行、游、购、娱,一应俱全,无所不包。当然,闽西客家文化旅游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一己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同质宣传,缺乏整合
提起客家,人们言必称闽粤赣三省交界地之“客家大本营”。然而,仅就闽西客家而言,闽西、汀州、龙岩、宁化之间,还有龙岩县、龙岩州、新罗区与汀州以及漳州等地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对于普通旅游者而言,显得纷繁复杂,一头雾水。尤其是随着代际更替,加之历史原因,很多台湾客家人和海外客家人寻根问祖的情结虽然仍根深蒂固,但对原乡的记忆已经开始发生“断层”或“失忆”,他们更加迫切地想了解此“客家”与彼“客家”的关系。而对于非客家的游客来说,这些错综复杂的“客家”无疑更是一道难以快速定位的难题。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客家也正在走向世界,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客家文化高峰论坛以及各地客家文化民间交流活动,先后在龙岩、三明、长汀及赣南、粤东北、广西、四川等地举办,这些活动对闽西客家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客家热”使客家文化旅游更加风生水起,真可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当地客家人当然可以如数家珍。对于投资兴业者来说,这也不是大问题,他们往往会经过多番考察与权衡比较,有能力进行考察甄别。然而,作为文化旅游产业来讲,在全球化的大时代背景下,客家旅游面对的是全球市场和世界各地的游客,要实现从文化—文化资源—文化资本的转化与发展,在对外宣传方面就需要适度“统一口径”了。对于普通游客来说,在“客家首府”、“客家母亲河”、“客家祖地宁化”或“客家祖地龙岩”、“客家大本营”等雪花般的名片面前已经感到几分困惑了,更遑论还有临近的“世界客都”、“客家摇篮”、“客家古邑”、“海峡客家旅游欢乐节”等形象宣传等,不免让游客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二)产品缺乏创意
各客家地区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文化旅游发展态势良好,前文已有提及,此处不再罗列赘述。综观闽西客家旅游产品,多为静态的参观展示,缺乏互动、游玩、动感等参与性项目。祭祖旅游与宗教旅游虽然需要庄严肃穆,但活动仪式前后同样也需要其他产品或项目。客家旅游对旅游产品的研发明显不足,多为“大路货”,缺乏创意;当地土特产附加值较低,让游客无法作为礼品买回去。即使有一些研发创意,如客家米酒与红色文化整合而成的“可乐”,也因包装缺乏创意而失去吸引力。据学者研究,国际市场对客家旅游产品的包装总体要求是,一是名称要易记,产品名称要易懂、易念、易记;二是外型醒目,使消费者从包装外观就能直观了解产品特征;三是包装印刷要力求简明,描述要言简意赅;四是要体现信誉,不能华而不实,过度包装;五是易于识别地区标志;六、环保意识,等等。[1]74而闽西客家旅游产品在文化创意等研发及包装创意等方面,显然还需要大力提升。
(三)社区参与,缺乏联动
“社区参与”是指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尤其是社区居民对本地旅游产业的全面综合参与。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决策、规划、服务、分配、旅游知识教育和培训、文化维护等过程。如今,让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当地发展旅游业的社会行动中,已成为旅游开发中极受关注的发展方式。而闽西客家文化旅游中越来越感觉少了当地的人气,即缺乏文化主体———当地客家人的参与。例如,土楼越来越出现“空心化”现象,居民早已不以住土楼引以为荣,而是认为“没本事的、挣不到钱的才会继续住土楼”。①“发展旅游跟我们普通农民也没有带来多大好处,倒是土地征用了,交通是大大改善了。”“有钱投资旅游的人当然是赚了”。②石壁祭祖大典时,本地客家人却进不了客家公祠。他们往往反倒成了围墙外看热闹的“他者”。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到闽西旅游的人数暴增,但因为接待能力有限,不能有效解决倍增的游客需求,尤其是饮食、住宿等方面接待能力有限。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相关配套设施还未及扩容完善,而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居民的参与度不高。而对于游客来说,能积极与当地居民“打成一片”,必能更好地体验客家风情,而不是“参观”与“体验”两张皮,影响对客家文化的深度体验或交流互动,同时也更加影响旅游业对当地居民的收入提高以及对外交流。
二、对闽西客家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突出特色,错位发展
自2004年首次提出打造“千里客家文化旅游长廊”区域旅游合作品牌构想以来,三省客家主要聚居地通力合作,“客家文化旅游”的品牌效应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尽管客家是一个整体的客家,区域文化的发展变迁也相对稳定,但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走一乡要问一俗”,闽西各地客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更遑论闽粤赣或其它地区的客家。因此需要在“客家”语境下,深入挖掘闽西客家的独特文化内涵,尤其是研发与土楼客家、石壁祭祖、定光佛以及闽西特色的各种民俗活动、节事活动,总之,在客家文化的框架下突出闽西特色,避免与各地客家的同质宣传,最大限度地实现与各地客家的错位发展。另一方面,又需要避免各自为政的状态,如土楼除了永定土楼,还有很多如南靖土楼、华安土楼等,因相对分散,不同县市在宣传或旅游活动上还未能有效整合,甚至相互拆台。[2]41这些现象需要避免,而应对各县、乡、镇客家旅游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开发各自的“蓝海”,谋求错位发展,特色发展。
(二)研发产品,大胆创意
台湾非常重视客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认为客家文化必须发挥一些创意,让客家文化本身经过创意的设计与包装,融入于视觉艺术、数字网络与精致生活的创意内涵。因此,台湾积极鼓励创新,更鼓励多元包容、吸收其他族群文化精华;注重产学研联动配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历史文化和旅游产业、内容与科技有机融合,他们总会反复筛选,反复论证,务求定位准确,新颖独特,竞相追求个性文化的内涵发掘、创意、设计与塑造,从而形成了各自鲜明个性,有效避开了同质化竞争的现象。台湾的相关经验无疑对闽西客家旅游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旅游商品素有“旅游名片”之称,但在当前的客家旅游产业链中却黯然失色。因此旅游商品主要集中在山区土特产,如香菇、茶树菇、茶叶、闽西干、香菜干等等,建议这些原生态的商品也可以进行适度的创意包装。大型民族交响乐曲《土楼回响》、《土楼神韵》无疑更是闽西客家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已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受到广泛好评,极大推介了闽西客家文化。但笔者个人认为,《土楼回响》更多的价值似乎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为何不可以进一步借力《土楼回响》、《土楼神韵》,可否如《映像?刘三姐》、《道解都江堰》、《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天骄?成吉思汗》、《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等诸如此类的节目那样,在土楼景区做成大型实景山水节目?而不仅仅是“走出去”?这样对闽西客家文化的推介与市场吸引力或许更加直接,也更能有效吸纳当地客家人的相关就业与培训和可持续发展。闽西客家地区难道不可以打造一台“中国式的山水狂想”?将诸如此类的优秀节目置身于青山绿水间,置身于闽西这块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田园阡陌间,让游客白天看山水,晚上看演出,有此山,此景,此地人,共同构成一个浑然天成的“天人合一”的胜景。同理,姑田游大龙、罗坊走古事、犁春牛、游大粽、祭公太、武平的打醮、抢佛子等民俗活动也可以进一步创造,做成白天演出的“山水狂想”,而不仅仅局限于元宵节演出,各“黄金周”时段都可以做出相关产品,从而保证“细水长流”。
(三)社区营造,与客互动
台湾客家文化内涵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台湾将“客家桐花祭”与“社区营造”等活动进行有机结合,“客家桐花祭”成为了“台湾客家”鲜明的名片符号,通过这个符号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显而易见。这其中与其有力的“社区营造”有着莫大的关系。闽西地区也可以大力推进本土旅游经营管理人才、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和服务人员队伍建设,组织旅行社、农家乐、客家饭店、旅游饭店、旅游景点的管理人员、市场促销、导游的培训与引导等工作,最大限度地吸纳本地客家人从事客家文化旅游产业,于游客,于本地客家都将是“双赢”局面。与此同时,适当发展客家村落民俗旅游,让游客深入到真实的客家村落生活中去,体验原汁原味的农家生活。如前文提到各具特色的客家民俗活动,利用这些本地居民参与度高的活动吸引人气,与游客有机互动,趁势大力发展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鼓励当地土特产的产销活动,并研发各种消费档次的旅游产品及衍生产品。适当加入一些客语元素及针对各国游客的外语说明,吸引更多的境外及外省游客消费,而非将产品仅仅定位于周边市场。客家社区本身也是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客家人这个特色族群的存在,才使景区的开发具有旅游价值。因此,对于开发者而言,需要处理好与社区居民的利益关系,探索社区居民全方位深度参与的路径,大力培养旅游社区意识,激发社区居民的自我价值的认知与主人翁意识,培养起较为成熟的景区社区意识。与此同时,社区居民的参与活动也需要规范,加强自我管理,与景区管理部门、开发主体、游客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长久保持景区的竞争力和社区发展的持久动力。
三、余论
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是互相依托,互相促进的关系,缺少了民族文化,旅游文化便显得有些枯燥,无从体现内容上的丰富性;缺少了旅游文化的大前提,民族文化也没有加以广泛宣传的平台。因此,将民族文化有机融入旅游文化,才能推动武陵山区旅游业的持续发展。
二、影响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结合的消极因素
武陵山区的旅游业是推动其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重视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的有效结合必然会促进经济的深层发展。然而,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的有效结合仍然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难易实现预期目标。
(一)政府宣传力度有限,无法突出民族文化的地位
武陵山区的旅游业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在强调旅游文化的今天,当地政府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宣传职能,致使宣传力度有限。一旦宣传上呈现弱势,民族文化的地位便无从体现,民族文化的信息便会被搁浅,影响了文化旅游的推进。
(二)景区领导思想意识狭隘,未能重视民族文化的作用
目前,武陵山区景区的领导未能真正意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地位。他们普遍认为,景区只要做到景色优美就完全可以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殊不知,很多旅游者更喜欢通过旅游来增长阅历,开拓视野,以此来提升自身的品位。最终,民族文化因素过少,单纯的自然景观无法赢得旅游者的认同。
(三)民族文化载体过于雷同,不能凸显宣传特色
目前,武陵山区的很多文化宣传载体都较为雷同,比如纪念品,非常大众化,并且形式非常统一,没有新意。这样,过于雷同的文化载体无法吸引旅游者的眼球,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宣传。过于雷同意味着武陵山区的当地民族特色为得到彰显,明显不利于景区旅游业的发展。
(四)导游素质有待提升,民族文化得不到深入讲解
在旅游过程中,导游的有效讲解,对旅游者及时的了解民族文化有着非常现实的作用。否则,对于初来者的游客们而言,不可能较为全面的了解当地的民族文化。然而,很多导游只是发挥着跟随导向的作用,对于民族文化的讲解不够深入;另外;民族文化的宣传内容也较为有限,不能有效填充内容。
三、推进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结合的途径
武陵山区需要以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的有效融合来实现旅游业的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立足现实,分析问题,并采取有效的途径,来提升武陵山区的民族文化氛围,并实现其与旅游文化的互相促进,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一)加大政府宣传力度,突出民族文化的地位
首先,武陵山区政府的领导要及时厘清民族文化与旅游文化及旅游业发展的内在关系。这样,民族文化才能真正走进旅游文化,使旅游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领导可以通过学习来提升管理意识和发展能力,也可以利用便捷的网络平台增强自身的领导才能,以便深刻认识民族文化的重要地位,并以此来与旅游文化实现友好然后,促进旅游业经济的不断进步。其次,当地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将武陵山区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良好的宣传手段来加以宣传。这样,政府的宣传影响力必然会得以凸显,从而使武陵山区的民族文化得到更加切实的推广。宣传立地上去,宣传效果自然会好。
(二)景区领导要转变思想意识,重视民族文化的作用
首先,武陵山区旅游景区的领导要转变思想意识,不能单纯思考通过旅游业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还要考虑经济发展的长远途径。这样,民族文化才能具备被挖掘的可能性。景区的景色优美是景区必须具备的经济发展条件,而除景色外,还要依靠有效的民族文化来积极参与,否则,旅游业的发展目标过于狭窄,不利于旅游业的全面前行。其次,景区领导要细心琢磨民族文化的形成基础,民族文化的宣传价值,民族文化的潜在力量等问题。如此,民族文化才能被公众所深刻认知和认同。最终,民族文化才能与旅游文化实现有效衔接,从而使民族文化大放异彩,实现游客对武陵山区景区的深层认知。
(三)创新民族文化载体,凸显景区宣传特色
首先,景区要及时创新经营理念,从细微之处入手,做好民族文化的宣传,使民族文化的踪迹被时时刻刻感觉。比如,针对景区的纪念品,可以拓宽强化各种形式,强化视频光盘、书籍等形式,开展当场问卷调查等形式,让民族文化从细微之处走入游客视野。其次,民族文化之间也有大量重合的现象。因此,景区要格外注重对地域内特色民族文化的有效宣传。这样,武陵山区景区的不同之处才能被公众所格外关注。最终,他们就有可能以此作为亮点向更多的人进行宣传介绍,来带动更多的游客来欣赏旅游。再次,武陵山区的景区建设离不开优良设备设施的投入。旅游设备设施往往渗透着许多民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讲,旅游设备设施是旅游文化的一种有形载体。因此,要格外重视设备设施的更新维护和运用。最终,景区要与政府进行有效协商,加大资金投放力度,确保景区内设备设施的完善。如此,民族文化才能得到更好的彰显,才能有效从事旅游文化,才能及时依托旅游文化推动经济的发展。
(四)着力提升导游综合素质,深入讲解民族文化
首先,武陵山区的当地导游是引导游客全面了解武陵山区的一个重要元素。因此,导游的综合素质对于游客来说非常重要,对于景区的发展更是至关重要。景区领导要格外重视导游综合素质的提升,为他们积极争取更多的培训学习机会,使他们的交际能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都实现显著提升,使他们的个人魅力更加明显强大,以此来增强游客对武陵山区景区的好感。其次,导游在进行讲解时,要适当强调民族文化的地位,将民族文化带给更多的游客,让更多的游客在民族文化之间寻找到认同感。如此,他们的增长阅历的愿望被满足,他们开拓视野的需求被满足,他们的旅游才能体现出出行的目标。最终,他们才能从整体层面认同武陵山区。
四、结语
关键词:文化资本; 文化旅游; 旅游目的地
收稿日期: 2011-05-04; 修订日期: 2011-08-10
作者简介:
宋振春(1963-),男,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旅游与旅游企业管理。李秋(1987-),女,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
城市文化旅游的开展离不开其固有文化土壤的繁荣。近年来许多中外学者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文化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些研究通常是把城市文化作为一种静态的文化资源来看待,在旅游发展中是开发的客观对象,是被利用的因素。但从城市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社会文化是不断积累形成的,并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社会文化不仅是发展的资源,而且因为自身的变化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来看,城市文化不断经历“堆叠-选择-整合”(朱炳祥,2009)的传承创新过程,并形成具有文化和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能够以资本的形式,促进城市内包括旅游、文化产业在内的众多产业开发,为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城市旅游等产业活动的开展也为城市文化的发展提供创新因素。从“文化资本”的研究视角出发,分析城市文化资本的形成机制及其与文化旅游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将有利于认识和把握旅游发展模式和路径的基础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旅游发展与目的地建设的整体思路和相关对策。
1 城市文化资本理论研究综述
资本最初是经济学领域的术语,后来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文化学等一些其他学科。文化资本的概念最初被布尔迪厄(Bourdieu,1997)以社会学的视角阐释个体与家庭在文化方面投入及获得利益的能力差异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文化资本的应用主体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从主体意义上说,文化资本的行动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共同体”(任勇,2010)。更有研究者明确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张鸿雁,2002)。
在布尔迪厄观点的基础上,索罗斯比(Throsby,2006)认为,文化资本是以有形或无形的财富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是可能会引起物品和服务不断流动的文化价值的积累。他认为,文化资本以有形和无形两种形式存在;有形的文化资本是指建筑、绘画、手工艺品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艺术品,无形的文化资本是指思想、信仰以及音乐、文学等无形的人类文明创造。这些有形或无形的文化资本会以私人物品或公共物品的形式引起服务流通,它们既可以以最终消费品的形式带来直接经济收益,又可以引发或辅助新一轮的包括文化资本在内的文化生产活动,从而带来更多的经济和文化增值。
从现有的认识看,文化资源是指人类所创造的具有文化性质的要素总和,是生产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源泉和成果之一,是一种相对原生态的文化事物的存在状态。文化资本则是一种经过人为进一步改造的动态价值,侧重其生产和增值作用,这种增值不仅是指能够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同时也可能带来社会及文化价值的增长。文化资源可以被资本化利用从而转化成为文化资本,同时文化资本也可以创造出区别以往的新型文化资源。比如《功夫熊猫》、《花木兰》等美国动画电影借助早已存在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塑造出了具有美国英雄主义特征的卡通形象,传播着美国化的核心文化价值,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赚得盆满钵满,这种整合了的文化资源就变成了能带来可观经济收益的文化资本;而像麦当劳、迪斯尼这样承载了大量经济价值的文化事物也会成为人类所创造出的一种独特文化资源而载入史册。有国外学者指出,“文化是制造过程(知识)和产品(设计和款式)的一种横向表征成分,它为地方和集体身份的概念赋予了内涵;因此文化从经济、情感和物质上被转化为一种促进资本流向城市的催化剂”(Jansen-Verbeke,Russo,2010)。文化能够带来经济资本流动并不意味着文化就等同于文化资本,“只有其中经过社会的交易、流通、服务等领域,以转化的形式即文化产品来满足和引导人们的需求,从而产生价值增量效应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才可称为文化资本”(施炎平,2007)。 “当我们把一种东西作为生产要素来考虑时,就应当说是资本;而当我们把一种东西作为生产的结果、消费的对象以及产生拥有的东西来考虑时,我们就应当说是财富。也就是说,文化财富只有进入产业价值链的价值运动,才能成为文化资本,资本的运动性是区分文化资本与文化财富的分水岭”(王云,龙志和,2009)。实际上,从更广泛的领域来看,文化资本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是综合性的,它能够从整体上促进社会发展。因此,文化资本的构成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系统,涵盖城市社会文化资源的各个方面。
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总体上对于文化资本的概念及文化资本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对于文化资本形成机制的分析不够深入和具体(牛宏宝,2010),从文化资本角度分析文化与旅游发展关系的研究则更为薄弱。因此,本文的重点是分析文化资本的形成机制,研究城市文化资本及文化旅游之间的构架关系,并以此为基础从宏观层面上思考城市旅游目的地建设方面的问题。
2 城市文化资本的形成机制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衡量文化资本的精确方法莫过于计算耗费在获得该收益上所花费的时间长短(Bourdieu,2005),这一方法对于从个人到社会的各层次文化资本的计算都适用,只不过具体(个体)文化资本的传承和获取是靠习得的(如教育、学习等),会随着个体的衰落或消亡而失掉资本;而社会化了的文化资本(包括客观文化资本和制度文化资本)则可以以物质传递和社会公认的共同作用方式打破个体传承的生物局限。这种方式具体到城市文化资本传承和累积的差异上来讲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文化资本基础的差异,或者也可以将其理解成资本积累起步时间的差异。一个城市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资本的丰度取决于该城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量的多少。也就是说,那些历史上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城市占据了先天优势:如果一个城市的历史悠久、文化积累丰富多样,那么它所拥有和展示出来的文化表现形式就会相对多样;在同一个时代横截面上,其文化资本积累所花费的时间和气力就相对要少。
其次,获得文化资本能力的差异。布尔迪厄指出,获取资本是一个延长的时间过程,这里的能力是指在这一延时过程中“所需的特别文化上的要求”(Bourdieu,2005)。而具体到城市来讲也就是城市在地缘、交通、资源以及经济、政治方面的比较优势会使其获取文化资本积累的机会较一般城市增加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上海:对外窗口城市的有利地理位置、广阔的内陆腹地、近代开埠以来对于西洋文化的率先接触以及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的经济水平都为上海形成中西合璧式的海派文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并且使之有机会超越一些历史底蕴悠长的历史古都(如开封、杭州、洛阳、南京等),成为今天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第三,文化资本的保障差异。文化资本的比较优势除了原始积累和获取能力的差异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保障这种比较优势的能力差异。只有持续、不间断的累积才能保障文化资本的稳定增值和持续鲜活,反之则可能使其所具有的文化资本逐渐消耗殆尽。在这一点上无形文化资本表现得更加突出,比如玛雅、古埃及等已经“死去”的古代文明,或是已经失传的艺术技能等。造成保障条件中断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自然灾害、战争动乱、历史变迁等外部大环境的条件改变,也可能来源于城市内部的政策导向、城市拆迁改造等有意识的人为因素。在这一点上中国同国外特别是欧洲那些历史久远的国家相比,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城市发展态度,国外对于历史建筑的保护要较国内严格得多,老城区就像一座开放的露天博物馆,建筑上所体现出的不同文化风格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与所经历的世事沧桑;而在国内高低错落的各式“火柴盒”模样的建筑,则使人单从建筑式样上分不清香港、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的差别何在。
结合布尔迪厄对于造成文化资本差异原因的论述以及周云波等人(2009)对于文化资本的评估方法,可将影响城市文化资本差异程度三要素的具体指标概括如下(表1):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般而言,文化资本的历史累积是构成文化资本差异的基础性因素,而文化资本的获得能力和保障能力作则构成文化资本差异的后天因素和中坚力量。文化资本基础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文化资本累积与传承的起步基点,而获取能力和保障能力则是实现文化资本累积的持续、加速甚至赶超的决定力量。因此,如果一个城市同时具备了原始积累、获取能力和保障三方面的比较优势,那它一定具有强大的文化资本;而虽然基础欠佳,但两种后天优势同时齐备,同样也可以获得文化资本潜力的最大发挥。但如果原始条件较好,而获取能力或保障能力存在欠缺,则资本的开发程度就会大打折扣;最糟糕的状况是三种能力同时欠缺或只具备一种能力,那么文化资本的持续累积过程就会大受影响,甚至出现倒退的不利情况(见图1)。
对于不同城市而言,影响城市文化资本差异三要素的重要性排序是不尽相同的。在罗马、开罗、西安等典型的历史累积型城市中,先天的文化基础优势是构成城市文化资本的最主要因素;而在纽约、洛杉矶、香港等典型的当代都市中,能在时代浪潮中适时地把握住发展机遇,不断以各种形式获取文化资本的能力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决胜关键;与此同时,巴黎、伦敦、北京等历史悠久又保持现代活力的城市则是以保障力的关键作用赢得了城市的不断繁荣。不管哪种力量在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们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三种力量间不能彼此孤立和割裂的相互关系,否则即便城市文化发展取得了一时的繁荣,最终也将难逃衰败的噩运。
在三者关系中,往往文化资本的获取能力和保障能力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二者之间既有差别又有联系。一方面,能力和保障的差异源于城市所处环境的内外部差异,即主观能动性和客观条件的差异问题;而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时空角度这样理解,获取能力是指在同一时间截面,不同城市获得文化资本的力量差距,而保障差异则是指从时空纵深方向上的资本连贯性的差异问题。当然对于许多城市而言,有时这两种差异的界限是模糊的,保障环节的缺失会影响到城市对于文化资本的获取能力,而能力的短板又会造成保障力度难以达到预期要求,继而造成了文化资本收支不平衡甚至消耗过度出现倒退的危险局面。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继续维护,(文化资本)就会毁坏甚至消亡;反过来,如果通过新的投资,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增加”(牛宏宝,2009)。当然,这里的投资不应仅局限于物质资金方面,而且还应该包括为延续和发展文化资本所投入的人力、技术、政策、公众关注力等一切有形或无形的投入总和。
3 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旅游的互动关系
3.1 城市文化资本的价值实现
城市文化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样具有资本的性质,即能够增值。Greffe(2010)认为,文化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对当地发展产生影响:传播有利于各利益相关方协作的信息,促使项目得以实施,创造具有吸引力的环境,为兼具美学与实用价值的创新型产品提供支撑;继而文化就成为了一种社会资本的投资、媒介和最终的消费品,可以促进当地社会资本的增加,扩大产品、服务乃至文化的出口量。如果说索罗斯比将文化资本划分为有形与无形的分类方法是从物质形态上对文化资本加以区别的话,那么文化资本的利用和价值实现过程同样可以基于不同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一方面通过具有符号意义的物化文化产品消费使文化资本直接进入最终消费流通环节,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和文化效益;另一方面非物化的文化资本会以增加环境文化价值含量的方式为社会及文化环境提供附加值,进而为未来城市的文化及其他产业开发提供潜在的文化价值以及直接或间接的经济价值。前者多表现为以文化资本为加工原料或价值核心的产业部门,主要是以文化产业以及旅游业为典型代表;后者主要是指由文化资本所在场域所形成的文化环境,这种环境一方面可以作为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存在或培育的外界条件基础,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城市氛围的营造者,吸引众多旅游者以及投资者的到来。
正是因为文化是一种附着在物质符号上的抽象内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它不能完全撇开其生存所依赖的、地域性相对固定的物质载体和时空环境而嫁接在全新且毫无瓜葛的母体之上。因此才会有学者指出旅游发展可能是文化区域在短期内利用遗产获益的最佳战略(JansenVerbeke,Russo,2010),旅游业是将文化注入主流商业的最直接方式(Russo,Borg,2010),而事实证明旅游也的确是实现文化向文化资本转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一般而言,文化资源越丰富、市场容量越大的地区,其文化旅游开展情况就越好。当然文化旅游的开展情况并不绝对依赖于已有的文化存量。文化资本是可以创造的,由布尔迪厄、索罗斯比等人的观点可知,不同的资本形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财力雄厚的城市可以通过消耗大量的经济资本来转化、创造和提升文化资本。例如美国,虽然相比欧洲、亚洲等一些国家其建国历史要短得多,而且还是典型的移民国家,历史文化底蕴并不丰厚,但是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及科技实力在文化建设方面一样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且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各地输出他们的文化产品。一提到美国,人们立刻可以联想到好莱坞、奥斯卡、迪斯尼、格莱美等一系列世界知名的文化事物。
3.2 文化旅游与城市文化资本的互动关系
文化旅游与城市文化资本的互动关系,其实反映出了在某一时空截面,城市文化资本其累积与传承的具体方式方法与路径问题。文化旅游同城市文化资本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关系(见图2):一方面,城市文化资本的传递与累积为文化旅游的展开提供凭借物和吸引物,促使文化旅游活动的形成;另一方面,文化旅游活动也为城市文化的传承、保护、活跃以及创新等资本累积与增值过程提供有效的外部刺激。在此过程中,城市文化资本的有形与无形形式共同作用于文化旅游的需求与供给环节,同时文化资本的经济和文化价值分别刺激着旅游者和旅游供应商参与文化旅游活动的动机和热情。
在高度发达的商业化社会中,城市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样会受到市场规律的筛选:一方面,文化资本的累积及文化创新可以转化为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一种关系到城市乃至国家竞争力水平的软实力;而另一方面,商业化的开发模式也为城市文化的传承带来严峻挑战,原因就在于文化的商业化所带来的文化虚假与曲解,而在此过程中那些具有重要社会价值但不具备商业开发条件的文化事物则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遭到无情的抛弃。
在市场作用机制下,这一循环作用过程会根据系统自身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做出选择,因而会产生一对离心作用力:城市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开发将会把不能进行商业化开发的文化吸引物逐渐甩离该循环系统,而城市文化对于城市文化旅游的吸引力正是源于城市文化特色的存在,一旦城市特色消失,其吸引力也将不复存在,因而城市文化旅游会将没有城市特色的吸引物排除在该循环系统之外。该作用机制可能会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由于当代大众文化的世界性趋同,这一双向选择过程的理论极化结果会加剧不同城市之间的文化趋同速度,比如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迪斯尼乐园;另一种结果恰与第一种情况相反,这种增强循环会使城市的优势资源越来越突出,形成城市的文化象征,但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由此带来“遮蔽效应”使城市形象及职能单一化(如威尼斯),从而为城市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鉴于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公共属性以及上述市场选择的消极作用,文化在实现资本化的过程中就更需要包括政府和社会公众力量等在内的公共调节机制的介入,以此来保障城市文化资本的多样性和永续性动力。
4 基于文化资本视野的旅游目的地建设
对于城市来说,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影响着文化旅游甚至是城市旅游总体发展的特点和水平。基于文化资本的角度,城市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措施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应注重提升城市文化资本的获取和保障能力。从文化资本的视域来看,每个城市都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资本基础,但文化资本并不能自动或独立地转化为文化旅游的竞争优势。根据文化资本形成机制的相关分析,应当加大对于文化资本开发运营以及维护方面的投入,这种投入不光是经济上的、更应该是科技、创新、政策等方面上的,以此来提高文化资本的转化和获取能力,并保持这种文化资本积累的连续性。
其次,处理好文化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从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出发可知,任何文化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长河中都是变化着的,因此城市的文化发展不应固步自封,对于已有文化资本不应局限和满足于现有水平,要不断创新、从形式和内容上提高文化资本的展示种类和参与形式。从文化资本化的路径上看,我们不仅要关注物化的文化产品的开发,更要注重无形的文化环境的创新和培养,因为文化环境虽然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却可以以社会制度和符号化的形式对城市整体产生增值作用。
第三,从城市文化资本的系统性出发建立旅游发展的完整体系。考虑到文化资本的系统性,城市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从产品、产业以及政府产业政策和辅助支持三方面建立完整的体系。在产品方面,无论是有形的商品还是无形的服务和体验,在广义的产品框架概念下,产品依然是对直接面向消费终端的供给方式的高度概括。因此,创造顾客价值并使顾客满意,使产品效能等于甚至大于顾客期望一直是全面质量管理中的不懈追求。从文化旅游的行业供给者来讲,城市的公共文化机构是除文化企业外的另一类主要的文化产品供给者,以历史博物馆、科技博物馆、美术馆、艺术中心等为首的公共文化机构直接为旅游者提供终端文化旅游消费产品;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机构也是城市文化环境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场馆的多寡及其利用程度是城市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衡量指标之一。文化旅游的发展不仅要关注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性旅游企业的发展能力,更要关注公共文化机构与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配合度。最后在城市管理者的层面上,政府部门要做好各相关方的利益协调工作,要从城市文化资本积累的长远发展角度制定适应的发展政策。
第四,建立与文化资本特性相符合的旅游目的地形象。文化资本的累积状况反映了城市的整体特性。因此,城市旅游形象的整体定位必须要考虑文化资本的基础条件、相对优势以及发展变化等。由于文化资本积累是不断变化的过程,面临旅游竞争与发展的新形势,城市旅游形象定位就不断要有新的发展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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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Urban Cultural Capital and
Cult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SONG Zhenchun, LI Qiu
(Management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urban cultur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should be observed from cultural capital angle,and that is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factors and value-adding of the culture.There are thre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ransmission and accumulation of urban cultural capital: the differences in primitive accumulation,the ability to obtain and the ability to protect the continuance.These cultural capital factors mixed together decide the quality of urban cultural capital.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will be much better if a city’s cultural capital is strong.Cultural tourism is a specific form to achieve the value of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re is an interactive two-way choi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a good use of this will be significant both in accumulating cultural capital and developing cultural tourism.From overall cultural capital perspective,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t destinations can be done in these aspects: accumulating cultural capital in a city,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the overall positioning of tourism image.
“旅游文化”一词,在今天曝光度不低。就其内涵,一般来说,旅游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与旅游有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外延很广,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民俗、建筑、生态、园艺、公共关系等学科。一般采用“总和说”来定义“旅游文化”,但特点并不鲜明。也有“旅游民族”说的观点,即认为旅游文化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在世世代代的旅游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本民族或本国家的文化”。这是从旅游文化的民族特殊性来定义的。旅游文化归根结底是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形态,是旅游主体文化。旅游文化以旅游客体(以自然景观、地质地貌、山川等组成的旅游资源)为基础,旅游主体(旅游者)是旅游文化的创造者和感受者。
笔者更赞同“碰撞说”,即在旅游主体和客体之间有不可缺少的桥梁,就是旅游媒体,连接旅游主体与客体,是旅游文化的发现和传播者。再好的旅游景观,没有人去发现、宣传、保护,不能真正成为旅游资源(旅游客体)。因此,媒体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在此,媒体不仅指报纸、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更包括从事旅游宣传、歌赞旅游的人,如诗人、作家、记者、歌者、民俗学者等。如此,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媒体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旅游文化系统。从基本组成来看,旅游作为一门产业,还涉及旅游管理部门、服务团体和从业人员(旅游局、旅行社、导游等)。
二、贵州旅游文化的传承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气候宜人,风景秀美,从雄奇、神秘到绮丽,不同特点的景致星罗棋布,有“公园省”的美称。贵州全境生活着苗、彝、侗、水布依等多个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的37.9%,蕴含多彩多姿的山地村落民族民间文化和人类遗产。其中世代口口相传的侗族大歌为世界非物质遗产,水族的水书遐迩闻名。更有大哲学家王阳明、一代经营之神沈万三等非黔籍名人留下的精神财富,以及安顺地戏、屯堡文化的大明遗风与江南遗韵等,还有宝贵的红色旅游资源。这些,都是贵州旅游文化的根基。发展贵州旅游文化,要抢救和保护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一是保护好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二是有组织发掘、整理贵州民族民间文化如名胜古迹的修缮、民间传说的梳理和编撰;三是民间技艺、节庆、历法、医药、传统体育、原生歌舞等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并有传承人;四是积极推动贵州非物质遗产世界“申遗”;五是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注意环境保护。
加大非物质遗产保护并向世界“申遗”,是发展贵州旅游文化的重要基础。因为非物质遗产具有独特性、活态性、综合性、民族性,从民族文化的视角看,具有不可复制的垄断性。“汉人有字传书本,侗家无字传歌声”,这样的话只来自侗族世居的民间。发展贵州旅游文化,要克服存在的“短板”问题,如旅游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的提高、与此配套的交通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如省内国际航班,只有贵阳到曼谷)。旅游业要做大做强,必然要与文化结缘。少林寺如果离开了少林文化,不过是普通的寺庙。唐朝诗人张继一首《枫桥夜泊》的诗歌,让寒山寺名扬天下;郑绪岚亮开嗓子,一曲《太阳岛上》让哈尔滨松花江北岸不起眼“太阳岛”几乎家喻户晓;一部电影《庐山恋》,胜过给庐山打专门广告上万次。由此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必以文化内蕴为灵魂。因此旅游文化,除了民俗学家、园艺学家、博物学家等参与,还应有媒体人和诗人、作家、艺术家的参与。
三、贵州旅游文化的创新
第一,观念的创新。发展旅游文化不只是旅游服务行业的事情,如前所述,它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三位一体”的体系。因此,就需要政府和服务行业、文化新闻界和民间多方努力。
第二,战略思维的创新。旅游文化要与文学艺术结缘,借文学艺术之光照亮旅游客体。借开展活动的行为文化和影视文化宣传旅游,已成为宣传战略的重要一环。就本省人才资源来说,是做得到的。这类影视剧本身,也是旅游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三,与文化创意产业结缘,把创意理念融入旅游文化中,如旅游商品的创意设计与市场运作、特色旅游文化活动的策划等。
第四,通过精心策划和包装,把贵州旅游文化做成品牌,并加大对外推介力度,建立、完善常态化、动态化的“网上贵州旅游”数字化平台,实现宣传域面的全覆盖。
第五,借鉴外省乃至国外好的做法和运作模式,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第六,通过旅游学校、旅游培训,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四、以旅游文化推动贵州跨越发展的思路
发展贵州旅游文化,不只是打造一张贵州名片,而是通向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事业(产业)的贵州特色的跨越发展之路,是落实国发〔2012〕2号文件和黔中经济区规划,是提升贵州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