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电影艺术的认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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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商道　娱道 理道

电影艺术自产生伊始，关于电影“商业”与“艺术”之争就不曾休止。既然承认了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客观存在，那就没有必要定义什么“商业电影”、“艺术电影”。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不能离开“商业”和“艺术”中的任何一方面。由此看来，如此分类尚需商榷。这就要求对电影艺术的本体从全新的角度进行再认识。与传统的艺术形式不同的是电影艺术从产生之初就有着自觉的“商意识”和“娱乐性”。电影艺术的商业性和娱乐性是成就电影艺术在美学和商业上成功的基础。电影能进入艺术的大门不仅由于它的商业性和娱乐性，还由于它具有“自然理性”，称其为“自然理性”就意味着它非人为地强加于艺术之上的，而是作为艺术的一种自然本真属性，即“艺本无道，实法天成”。电影艺术的此三点自然本性即为本文所论汲之电影艺术的商业性、娱乐性、自然理性，即电影艺术之商、娱、理三德。

一、本位商意识内在驱动：电影艺术之商道

传统的艺术事实上也是为了谋利，但是大凡标榜正统艺术的人都耻于言利，这就造成一种误导舆论的假象――艺术讳言利。艺术不仅谋利而且谋大利，但是包括艺术家和理论家在内的精英们却不怎么承认这一事实，而是将这种自然的内在意识粉饰成艺术的附产品，谓其“爱屋及乌”。这种“行其事而不名其实”的伪装掩饰了艺术的本来面貌。正是这种伪饰误导了人们对于艺术的本真的认知。事实上商意识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内在驱动作用不容忽视。对于艺术的商业性如此讳莫如深，不仅妨碍了人们对艺术本真认知，而且严重地束缚艺术的发展的进度，而当下关于电影艺术的“商业”与“艺术”之争就是明证。这种理论的滞后带来的不良影响在电影产业化过程中显现得尤其突出。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过程会自发或自觉地去考虑利的实现问题并且将这种潜在的商意识融于艺术的创作的美学层面。正是这种内在的商意识的驱动会使电影创作去考量受众的接受心理、认知习惯并将这种商意识潜形于艺术本体之内。只有承认并能正视这种本位的“商意识”的内在驱动作用才能创作出为受众广为接受的好电影。这样实现电影艺术在美学上和商业上的全面成功才不致于成为空话。

贾克・瓦伦堤曾经这样描述电影艺术与商业的关系：电影制作是艺术和商业的联姻。实则不然，电影的制作过程已经有了自觉的商意识参于到艺术创造过程之中。也就是说，已经不能再把艺术和商意识对立起来看问题了，尤其不能够行其事而不名其实，这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既然如此那就必须把商意识纳入艺术本体论来进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更客观地认识电影艺术的内在本性，才能更好地进行艺术创作，也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事实上，如果总是把艺术与商业对立起来分析问题，那就势必会造成正如波德尔马克尔所言的由于商业和美学的勉强结合产生的混乱、浪费和缺乏计划的矛盾。

商人不一定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其必须要精通一定的商道，只有具有“商意识”的艺术家才能真正获得艺术创造的美学上和商业上的成功，否则可能连成功的机会都不会有。可见商道之于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是相当重要的，若称之为艺术家安身立命之本也不为过。电影艺术自其产生之初便有着自觉的商意识那就是电影艺术之商道。艺术的成功就是其在美学和商业上的综合成功，如果没商意识的作用谈美学上的成功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艺术美学代表不了艺术全部本体，而艺术的本体是商业和美学的浑然天成。所以说商意识是艺术本体的必然要求并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无稽之谈。

二、因受众共喜忧：电影艺术之娱道

众所周知，娱乐性对于电影艺术十分重要。大家不会否认电影娱乐性经营商业利益的目的性。电影艺术的娱乐性并不仅是游离于艺术本体之外只注意艺术商业价值。电影艺术的娱乐性通过对美学层面的深潜作用来实现其艺术价值。如果能称得上是电影艺术那就意味着，娱乐性是极自然地融入了艺术的每个环节之中或者说艺术的每个环节都彰显着娱乐的特质。而且不会有任何人为加工的痕迹，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的这种娱乐性是一种自然天成的本性而不是一种人为附加属性。电影艺术的这种娱道所强调的是“艺术因受众而动”，而非主张“寓教于乐”者所强调的“受众因艺术而动”。电影艺术的这种娱道承认了受众在艺术接受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正是这种电影因受众共喜忧的娱道成就了艺术成功。

每每谈及艺术的娱乐性就会有力倡“寓教于乐”的批评之声。这种批评乍听起来好像是无可挑剔，但是仔细品味就会发现其违反艺术本性之缺陷。艺术的成功在美学上是讲求自然天成。如果有了太多的人为加工因素于其中就会使艺术在美学上的成功失色不小。有些时候这些人为的加工因素会毁掉整个艺术创作，导致艺术失败。这一点在电影艺术上的表现极为明显。而且在电影艺术的创作过程中这样的失败多是惨重的。而某些批评者所倡的“寓教于乐”的人为加工特质十分明显。就是这种强行介入使得电影艺术的自然本性上多了更多不自然的因素，这就为电影的艺术失败埋下了隐患。当进入受众的接受视野时间题就会爆发，而结果就是受众不予认同，进而导致整个的艺术失败。

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就必须要清楚电影艺术的受众的接受心理。持有上述“寓教于乐”观点的批评家坚持认为受众是可以为艺术作品的思想所把握的，所以他们主张赋予艺术更多说理和教化性的内容进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实质上，包括电影艺术在内所有艺术形式都无法达到其所谓的通过艺术作品的思想去把握受众的目的。因为每个受众都有着不同的先在经验和期待视野。先在经验和期待视野的不同就导致了受众对艺术的接受的不同。与此同时，受众的接受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结构，而是富于机动变化的动态结构。这就加剧了受众在接受选择过程中的主动性和不确定性。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的主动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艺术应该随受众而动”而非“受众随艺术而动”。这就是电影艺术为什么会失败于“寓教于乐”根源所在。

先在经验可以通过自主学习获得或是通过被动教育而获得。然而通过被动教育所被动获得的先在经验却又有太多人为强制因素，因此这种通过被动教育所获得先在经验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任何一个受众都不会喜欢个人自主意识被的感觉。此决非艺术本真所欲。故艺术不应强调太多的教育的功能，也不要谈什么“寓教于乐”。既然艺术可以“与人乐”为什么不去使乐尽可能 最大化呢，而要在受众心灵休息过程之中附加太多的强行教育呢?其实，给人以更自由的娱乐空间可以更好地愉悦受众的心理，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受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巴赫在其《最终剪辑》中描述影片《天国之门》的制作过程时所提到，这是米切尔，西米诺导演的一部大幅超支的西部片。本来是想“以丰盈的艺术性一鸣惊人”，结果是由于人物和故事服务于导演所痴迷的“辉煌电影效果的狂欢”，因其在娱乐性上的失败而导致该影片“史诗性的失败”：它没有“调动观众在最基本的、自然人性层次上的同情和怜悯”。巴赫认为观众所希望的就是他们的情绪能够被唤起：

观众所希望有趣的事情让他们兴奋，让他们消遣，让他们充满悬念，让他们能自我认同，哪怕激发他们的愤慨；他们哭着……“给我安慰，给我快乐，给我悲伤，给我感动，给我梦想、欢笑、颤栗和哭泣!”而最重要的事情是，观众希望电影“让他们愉快回家”。观众期待电影能为他们提供真实生活经验的替代品，而且电影故事要能包含让他们获得情感满足的元素。观众愿意看到影片对接近理想生活的展示，而不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实际生活。观众希望看到在可能的限度内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他们更喜欢在银幕上展示他们自己的白日梦。

与《天国之门》的“史诗性的失败”成鲜明对比的同是好莱坞制造的《泰坦尼克号》却在商业和美学上取得了典范式的有规模的成功。它的成功正是依赖于其在广大受众群体中激发众多情感的能力。这部电影拥有“不同的感动、不同的心情、不同的看法去让每个观众起码在其中一段时间中感到快乐”。这正是其在娱乐性上的成功而成就了它在商业上和美学上的成功，即其在娱乐性上的成功成就了它在艺术上的成功。上面的一反一正两个实证很好地说明了电影艺术的“娱道”就是“艺术随受众而动”而非“受众随艺术而动”这一深刻道理。

三、理性自然去雕饰：电影艺术之理道

自然理性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的艺术形式天然具有的本性。这种本性不是人为赋予的而是自然天成的。理性是客观的，而且也是自然的，是自然万物所固有的，而非人为的，这是自然理性区别于人的主观感性之处。也就是说艺术之“理道”讲究的是“道法天成”。

长期以来，由于受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文化深刻影响，受“文以载道”的文化批评观的无形制约，电影理论界一直就存在着一种伦理批评模式。这种批评在本质上是具有政治性的社会学的批评。因此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只有具有“挽救劣风败俗”、“警惕人伦”、“改造人性自然”和“彰显社会正义”的动机，才能够成其为“陈其道义”、“风格高尚”的作品。反之，则为不良风格的影片就会肇致“世风浇薄”、“道德日非”。毋庸置疑，这种观点是比较狭隘和机械的，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势必会为电影艺术实践证伪。电影受众接受过程不是带着严肃的心情，也不想面对严肃。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拥有足够的严肃，因此他们所要求的基调有所变化。任何事情都要和日常体验不一样――展现给他们的东西必须包含生命、动作、情感、轰动、惊讶、冲突、迅速或者喜剧。而这些正是电影艺术的自然理性能给予的而非人的主观强制感性所能给予的。

第2篇：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一、 刺激电影创作者的想象力

电影艺术的出现，使人类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发挥，也正是由于电影创作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才能够呈现给观众美轮美奂的视听盛宴。[2]数字艺术为电影创作者想象力充分发挥提供了技术支撑，反过来，以数字艺术为技术基础的虚拟现实主义电影也对电影艺术家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技术与艺术的相互作用，不仅体现了电影艺术的本质特征，同时也成为电影艺术发展的新动力。

爱因斯坦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在艺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认为，想象力对于人类来说甚至比知识更为重要，正是人类无限的想象力才能够对世间的一切进行概括，并成为人类社会进化的重要原动力。这一论断显然也适用于电影创作领域，由于数字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电影本身在经历虚拟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也不断刺激和丰富着电影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促使他们不断挖掘想象力的潜能，从而进一步丰富着电影题材与内容，并改变电影的表现样式。虚拟现实主义电影就是在数字艺术的推动下，电影艺术家思维日渐活跃、想象力日趋丰富的背景下产生的电影艺术形式。特别是虚拟现实主义电影中展示的往往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物质空间，创作者对其中的景象几乎没有任何现实经验可供借鉴，因此，要将此类景象具象化为具有视觉真实特征的影像，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显然是不可能的。

传统电影艺术由于受技术的限制，创作者脑海里未知的事物的想象，并不都能“成像”为现实的电影画面，这也成为制约虚拟现实主义电影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计算机虚拟图像生成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上述想象力的具象化成为现实，并给虚拟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工具，进一步丰富了电影的视觉语言形式。在虚拟现实主义电影中，基于数字艺术，人类的想象力得到了极大延伸。[3]数字技术不仅可以修改摄制过程中不尽如意的图像，还通过对艺术家的非凡创意的实现，向观众展现前所未有的奇妙艺术世界。从《侏罗纪公园》到《阿凡达》，从《星球大战》到《指环王》，这些虚拟现实主义影片中奇妙的人物形象和宏大的场面无不得益于创作者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依靠数字艺术将想象视听空间与其他艺术元素相融合，充分实现了影片在视觉上的美学价值。

二、 导演表现空间的拓展

导演无疑是电影创作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思维的活跃度和创造性对电影创作的成败至关重要。数字艺术的出现，对导演创造性思维空间的形成和拓展极为有利，特别是许多在传统方式下难以实现的创意和想象，在数字艺术的支撑下都可能迎刃而解，这给导演执导过程中电影艺术的再现和表现功能的强化创造了可能。一方面，数字艺术的充分介入，导演的表现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可以创造出美轮美奂的视听奇观和虚拟现实，给观众以前所未有的视觉享受;另一方面，观众在观影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导演的思想和观念，特别是利用数字艺术所创造的的数字思想。以影片《骇客帝国2》中追车的场景为例，由于虚拟现实技术与电影艺术化特征的结合，将真实的边界作了更深的推进，假如不是导演刻意运用慢动作以及实景拍摄中难以做到的摄影角度，几乎就和现实场景别无二致。这种技术与影像之间的相互关系恰好展示出了人的创造性和机器之间的悖论，并从形式上与电影叙述主题遥相呼应，这就是导演通过影片传达的数字思想。

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是电影的基本特征，因此，数字艺术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技术手段层面，因此，导演不能仅将数字技术视为一种技术手段，而需要在全新的技术上附着全新的艺术思维。所以说，数字艺术介入电影创作，不仅给导演的执导带来了便捷，也对导演自身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数字艺术只能创造奇幻的视觉效果这一认识偏见被超越之后，数字艺术才能真正融入导演的创作艺术，为将来的电影发展展示更加广阔的前景。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电影形态的多样化，色彩纷呈的电影画面使观众目不暇接。技术的支持使当代电影的概念不断丰富，但是这种丰富更多的表现在电影形式和内容的拓展上，也就是电影艺术语言的丰富。虽然在后现代语境下，受众对于电影视觉冲击力需求呈现出不断增强的趋势，并逐步消弱人文思想内涵在影片中的地位，但无论怎样，观众并不会在意导演利用的是不是数字艺术，而是主要关注影像本身的效果能否打动人和感染人。因此，面对数字艺术的迅速发展，导演需要摆正数字艺术作为创作手段与影片效果这一根本目的之间的关系，才能善于利用数字艺术手段进一步突显当代电影的艺术性。

三、 叙事结构的拓展

在传统电影领域，由于技术限制了创作者想象力的充分发挥，传统电影的时间叙事较为简单，体现出单一线性变化特征。[4]数字艺术的介入彻底颠覆了叙事时间结构上的这种线性变化思维，为当前的虚拟现实主义影片在叙事结构上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发挥空间，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电影语言特征。总体来说，数字艺术对虚拟现实主义电影叙事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发展的多向性、叙事视角的多样化、影片结局的不确定性等三个维度。

在数字艺术的作用下，虚拟现实主义电影的整体叙事由单一时空序逐步向多元化叙事转化，一部电影对一个事件的不同结果可能会做出多种不同的叙述，影片《罗拉快跑》中关于拯救男朋友这一事件产生了三个不同的叙事维度，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无论是数字艺术催生的网状叙事还是分叉叙事，都体现出影片叙事发展的多向性和多维度。虽然多种结局设计下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有一千个标准，但是从深层上看，电影创作者更需要进行事前的预判，根据观众认可和喜爱的剧情来进行叙事选择。

数字艺术的超前性发展导致了叙事视角的迅速演化，当前优秀的影片已经突破了传统电影的固定化视角，并体现出以下两方面的特征。首先，叙事视角进一步发散，体现出多维度叙事空间。特别是3D技术的广泛采用，可以实现宽银幕以上的旋转视角，这种发散视野中的人物不仅极具立体感，同时也便于观众多角度观察。其次，叙事视角更具现场感。由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全面应用，可以使虚拟影像具有更多的逼真性，从而极大提升观众对角色叙事的参与，并随着电影人物命运的变化进行选择，从而完成故事。

数字艺术对虚拟现实主义电影叙事的影响，还体现在结局的游离性与不确定性。在数字艺术的参与和影响下，虚拟现实主义电影的叙事重点并不在于带给观众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引导观众去探寻“答案”，这里观众的主动性获得了发挥空间，而不是传统观影过程中对电影结局的被定性接受。既然有“答案”，那么“反答案”也就有了存在的必要和现实需求，这也是当前虚拟现实主义电影叙事的重要特征，也就是当观众都认为故事已经结束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段延续，这种结局前的叙事使整部影片的结局更具有不确定性。

四、 对传统电影理论的消解与影响

当观众惊叹、欣赏并陶醉于数字艺术造就的电影景象奇观时，传统电影经验和创作理念也在不断遭受着质疑。很显然，依靠数字艺术特别是虚拟现实技术创设的虚拟影像，虽然具有十分真实的视觉观瞻，但是这种计算机无限处理的影像却并非出自真实拍摄的影像。这种虚拟化的真实，不再是传统电影那种对现实的影像记录，所以自数字艺术被应用于电影艺术的那一刻起，电影的记录本性就不断受到挑战。在数字艺术的支持下，当代电影的影像创作已经不再需要镜头前的客观实体，甚至摄影机也不再是必须的。现代的电影正在向一种复杂的计算程序演化，将来只需要精准的数据以及创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就可以得到一切想要的影像。或许在数字艺术的视角下，影像的概念需要些许修正：影像只是客观实际的一个版本，但并不是其本身，其本质是通向真实世界的一扇窗户。

演员是传统电影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一切成功的电影和影像塑造都离不开人的表演活动。[5]数字艺术的不断发展，也使这一基本的电影观念受到了“侵犯”。抛开近几年的高技术虚拟现实主义电影暂且不论，就是传统形式上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也可以随处找到漫步的乘客、高处坠落的人群等虚拟数字人的身影。虽然人类最熟悉的影像莫过于自身，但对这些庞大数量的数字人，仍然是真假难辨。无论是真人的仿真模拟还是虚拟数字人，其不仅代表着电影创作领域的技术突破，从人与技术的关系来看，也使演员的地位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人的表演与数字艺术的不断交汇，使人的表演变得愈加支离破碎，并使数字明星对演员的主体性产生了现实的威胁性。另一方面，数字艺术的广泛使用也对传统的表演艺术提出了挑战。由于诸多场景是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虚景与实景的融合，因此在拍摄中，演员必须克服不真实感带来的表演心理障碍，与眼前不存在的电脑演员“共同”完成一系列的动作。例如影片《精灵鼠小弟》的拍摄过程中，利用一个小球来代替老鼠的位置，这对演员的想象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总之，数字艺术为电影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些新手段在不断激发创作者艺术潜力的同时，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而贯穿其中的是对传统电影理论的消解与影响，从而在理论创新中接连不断创造出新的影像奇迹。

结语

数字艺术的出现和在电影领域的广泛应用，促成了虚拟现实主义电影的迅速发展，并对此类电影的创作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数字艺术依靠其独特的“虚拟”与“真实”兼而有之、相互融合的技术特征，极大地刺激了电影创作者的想象力，进一步拓展了电影的叙事空间和导演的表现力度，同时也深刻诠释了艺术与技术这两个电影的基本构成要素通过相互作用、螺旋上升的发展模式，促使电影艺术在进步中不断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1]陈犀禾.虚拟现实主义和后电影理论――数字时代的电影制作和电影观念[J].当代电影，2001（2）：84-88.

[2]陈旭光，刘志.论数字技术的发展对电影理论的挑战――兼及艺术与科技关系的美学思考[J].当代电影，2012（1）：67-71.

[3]纪丽君.论数字技术对电影假定性美学的开拓[J].电影评介，2013（9）：55-57.

第3篇：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本体论 体用观 影像 叙事 本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像艺术本体论、电影本体论这样的论题很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但是，使用一个概念之前对其进行适当的分析和澄清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很可能出现望文生义或将错就错之类的问题。如果哲学意义的本体论并不适用于电影艺术的理论建构，那么就应该将其摒弃，并代之以更有包容性的理论视角。

一、本体与本体论

作为形而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体论是探讨存在本原、世界实质的学说。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本体问题就已经和“神”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在整个中世纪，这种联系更加密切。正因如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反对把本体论看作是一种追寻本原的演绎方法，因为本体论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可能经验的一切范围之外”。在康德看来，本体论问题就像“用我们所具有的不知其来自何处的知识、基于对不知其起源的原理的信任而马上去建立一座大厦，而不对其基础预先通过仔细的调查来加以保证”。①从18世纪末开始，作为过去哲学根基的“本体论”已经日暮途穷。

当代中国学者从语源学的角度对“本体论”的译名提出了质疑。“经过哲学家的改造制作，‘是’本身就成了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逻辑规定性的范畴。”②因此，本体论实际上不是关于“本体”的学问，而是关于“是”的学问。把Ontology译为“本体论”是一个影响很大的误读。“它是一门关于‘是’的学问，其较适当的译名应为‘是论’。”③

可见，本体论所讨论的问题与我们对其字面含义的理解大相径庭。实际上，当我们探讨电影本体论问题时，更倾向于对这门艺术本质的探求，也就是把一个艺术学、美学问题披上一件绚丽的思辨外衣。退一步说，我们承认“电影本体论”这一提法的合法地位，也只能理解为关于电影的“本体”的学说或理论。这里“本体”一词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指称世界本原或存在根据的那个本体，而是使事物成为其自身的那些部分。与“本体”相对应的是“用”，即功能和作用。

二、影像――电影艺术之“体”

通过考察电影文化中的各种要素，诸如编剧、导演、摄像、声音、舞美、灯光、技术、发行、运营等方面，我们会发现从电影诞生到当今电影制作进入数字化时代，所有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那就是制作或者说创造影像。法国印象派、先锋派电影导演，同时也是哲学家、作家、演员的阿倍尔・冈斯曾经充满激情地宣称：“画面的时代来到了。”并且，他还为这个宣言加上了诗意的注脚：“一切传说，一切神话，一切不平常的事件，所有宗教的创立人和宗教本身，所有历史上的大人物，几千年以来人民想象中一切客观事物的反映，都在等待着光来使他们复活。”④对此法国电影史学家马塞尔・马尔丹做了更为理性和凝练的概括：“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因素。它是电影的原料，但也已经是一种特别复杂的现实。它的产生实际上是以深刻的双重性为标志的：它是一种技术装置――能准确地、客观地再现所面向的现实的装置――的自动运转的产物，而这种运转同时被引向导演确定的方向。”⑤也许人类的天性中有懒惰的一面，通过影像直观认识世界、分辨事物的便捷性轻而易举地战胜了通过文字符号了解世界、获得快乐的传统方式。

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电影不但是各门艺术的综合，还是现代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综合。但电影艺术首先是一门依靠影像而存在的艺术形式，它和其他视觉艺术一样，最终的作品或成果是建立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独立空间，它的优势就在于把时间这一要素完美地包含于空间之中，形成一个统一的时空结合体。而不像绘画和雕塑那样，时间只是对作品起到保存、消褪或分解的作用。因此，影像或动态的影像就是电影艺术的本体。

三、体用观与本质观的比较

我们探索艺术的本体和功用是了解其内在特性和发展规律，用传统哲学的观点看，这是一个探索艺术本质的过程。但我们在这里强调：尽管我们在研究和批评电影作品时难免会涉及艺术本质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但基于主客对立的本质主义的下定义方式有着太多独断之处，从总体上妨碍认识的全面性和多元性。本体不是本质，功用不是现象。电影艺术以影像为“体”，并不意味着把影像当作电影的本质。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格尔对本质的界定：“本质是扬弃了的有。”“要认识这一事物的本质就要离开其自身，到它的背后去寻找。”这种思路与柏拉图的分离理论、中世纪神学的实在论如出一辙。当然黑格尔的本质论又是辩证的，这是其超越前代本体论的关键所在，他认为：“本质之所以是本质，如它在这里所成为的那样，不是由于对它来说是外来陌生的否定性，而是由于它自己的运动，即有之无限运动。”⑥

正如过去有人曾把蒙太奇看作电影的本性，“但是无论蒙太奇多么重要，并不能概括电影的全部可能性。”“电影像其他艺术一样，它的‘本性’的概念也是发展的，因此过早地概括出它的‘本性’，或认为它有一种持久不变的本性，并不符合它的发展历史。……和‘艺术是什么’并没有得出结论一样，‘电影是什么’也是争论不休而无结果的。”⑦与其从本体论的视角去探索超越于电影艺术之上的本质，不如通过区分“体”与“用”的方式把握电影的形式与意义。

注释：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7.

②③俞宣孟.本体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6，27.

④阿倍尔・冈斯.画面的时代来到了[C].柯立森，译//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1995：69.

⑤马塞尔・马尔丹.电影作为语言[M].吴岳添，赵家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0.

⑥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3，4，8.

第4篇：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电影概论是一门讲授电影入门知识的基础课程，讲授范围涉及电影制作、电影产业、电影理论与电影发展史等多个层面，授课对象主要针对各高校本科一年级电影专业的新生。诸如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芝加哥大学电影系等世界知名电影专业院校通常都会开设电影概论课程，旨在为电影专业后续的或方向细分、或深度延展的课程教学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包括电影艺术特性与相关理论美学等核心内容，以及佳作视听赏析、浅层次文化读解等重要内容。然而，从众多高校影视专业课程体系的实际调研情况来看，由于不同学校的学科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师资状况构成等不可抗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影视相关专业的艺术院校中，电影概论的教学授课情况千差万别，在教学方向、课程编排、学时规划、教材使用等方面也特点迥异。

一、现状调研

2013年上半年，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电影概论》：学科基础课程教学与改革”课题组围绕电影概论类课程的授课情况，对全国部分开设影视相关专业的重点院校进行了调研和考察。本次调研对象选取了全国7所影视学科建设较好、较能体现电影概论类课程教学发展主流的院校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选取这些调研对象的基本原则在于，这些院校或下属院系都设立了“戏剧与影视学类”相关专业，并且开设有电影概论类课程（课程名称有所不同），同时还兼顾了全国不同地区的院校分布以及各类院校的发展规模等因素。

本次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全国调研，主要是依靠教学大纲对比、授课教师访谈、学生问卷调查等方式完成，通过以上不同信息渠道的资料搜集、比照与整合，课题组对电影概论课程的教学目标、课程性质、授课内容、考核方式、教材运用等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归纳，从而能够比较全面地揭示电影概论类课程在全国电影教学领域的授课现状。课题组的调研成果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课程名称

首先，不同院校之间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命名方式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都将此类电影学入门课命名为“电影概论”，而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则命名为“影视艺术概论”、上海交通大学命名为“影视艺术导论”。出现命名差异化的原因主要在于，由于不同院校在学科背景与人才培养方向上有所侧重，因此包括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在内的一些院校，在课程设计上将电影学与电视学的知识体系相融合，于是，也就在概论通识课程的安排上形成了“影视合流”的定位。然而，从实际授课内容和课时安排等方面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些涵盖“电视研究”的“影视艺术概论类”课程仍旧是以“电影概论”相关的知识点为核心，因此也属于本次调研范畴，统归电影概论类课程。

（二）课程性质

不同高校电影概论类课程的授课情况比较多元，其课程性质的认定也存在两种方向，一般可以分为院系层面“专业必修课”与学校层面的“公共选修课”两类。例如，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相关影视专业的课程体系中，电影概论类课程被设定为专业必修课或学科基础课，而在西北大学等高校中电影概论类课程则被设定为“全校通识课”（即公共选修课）。事实上，在全国高等教育不断强化艺术类通识教育的政策下，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都开始设置艺术类通识课程，因此，以讲授电影基础知识、普及电影文化为宗旨的电影概论类课程也开始不断推广，成为通识艺术教育的重要构成。

（三）教学目标

在电影概论类课程宏观教学目标的设定上，不同院校的定位基本一致，即讲解电影的基础知识点，包括影视语言、文化特性、简要历史等，为电影专业的深入学习打下基础。例如，北京大学影视专业电影概论课的教学目标为：“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力图使学生掌握电影艺术与电影文化的基本原理，培养学生开阔的学术视野、多元的电影观照角度，以及对电影的艺术感受能力和理论分析水平”；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电影概论课程的授课目标为：“旨在让学生对电影艺术有整体认识和了解，并且能够系统地掌握电影艺术的基本特性、基本规律和基础理论，为深入专业学习打好扎实的基础”；浙江师范大学的电影概论课程目标强调“本门课最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学会分解电影的语言系统，对它们进行逐一分析，最后再将它们分析的成果整合为对一部电影整体性的读解，这种读解不是简单的文学性、叙事性读解，而是依托于对电影的整体理解而进行的影像化读解。这种从电影专业的角度读解影片的方法，对学生学习和掌握电影话语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课程要求学生“应把握影视艺术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律，加深对影视艺术的科学认识，以期达到理性思考与感性认知的结合，进而实现理论学习的深化和升华，为以后的影视专业课程学习打下基础”。

作为校级“公共选修课”的电影概论课程，则要求比较浅显，主要立足于电影艺术的基础性审美训练以及培养大学生观众普泛性的电影赏析能力。例如西北大学的电影概论通识课的教学目标为：“1.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较系统地掌握电影艺术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并能较熟练地完成电影评论写作；2.引导学生学习文艺理论和党的电影方针、政策，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之精髓，认真鉴别西方电影理论、思潮，取其精华，弃其糟粕；3.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电影艺术的基本原理、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掌握镜头运动和场面调度的基本规律，提高艺术鉴赏能力。”

（四）教学内容

尽管各所学校在电影概论类课程的教学目标设定上比较一致，都是以“为专业学习打下基础”为主要导向，但在实际教学内容编排上却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呈现为两大主要教学方向：

1.以电影的视听语言训练为教学重点

将电影概论类课程的教学重点立足于详细讲解电影的视听语言特性，强化教学中的视听语言分析，对电影理论、电影史论、电影产业等做少量介绍。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概论授课中，用将近四分之三的课程容量来介绍“电影艺术的系统专业知识，包括基本属性、视听特性、声画关系、蒙太奇和长镜头等主要内容”；南京师范大学在授课体系上也强调对电影视听语言的训练，课程安排上重点突出，用将近一半的课程容量讲述视听语言主体内容，包括： （1）影视镜头语言，内容包括：镜头与画面的含义、运动镜头、景别、镜头剪辑；（2）声音和听觉美感，内容包括：声音的出现、声音的种类、声音的表现功能、声音合成；（3）蒙太奇，内容包括：蒙太奇的含义、蒙太奇的理论基础、蒙太奇理论的发展、蒙太奇的分类、蒙太奇的作用；（4）长镜头，内容包括：长镜头的含义、长镜头的美学特征、长镜头与蒙太奇。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课程也将授课重点聚焦在视听语言的深化上，以接近三分之一的课程容量从“画面、声音、蒙太奇”三个角度进行了教学安排。

2.以电影各领域的综合性介绍为教学重点

大多数电影概论类课程的讲授还是更偏重于对电影各领域的综合性介绍，在课程的规划安排上也比较均匀分布，将电影理论、电影批评、电影史论各个层面都一一覆盖。实际上，由于各高校在教学特色、教材运用、教师研究方向上不尽相同，因此尽管所开设的电影概论课程都属综合性的电影知识介绍，但课程编排却各有侧重。例如，北京大学的电影概论课程内容就比较强调电影的文化艺术特性，课程编排分为十一部分：导论——电影艺术学的学科定位与体系构架；第一章——电影的艺术维度；第二章 ——电影的文化维度；第三章——电影艺术的影像本体；第四章——电影艺术的创造或生产；第五章——电影艺术的形式构成和语言本体；第六章——电影艺术的风格形态、类型及分类；第七章—— 电影艺术的接受主体；第八章——中外电影艺术简史；第九章——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第十章——走向明天的电影艺术；结语——影视艺术的理论挑战。上海交通大学的影视艺术导论课程设计比较偏重对电影艺术各种元素的综合性介绍，课程编排分为七部分：第一讲：影视的画面语言；第二讲：蒙太奇；第三讲：电影流派；第四讲：电影类型；第五讲：认识纪录片；第六讲：认识动画片；第七讲：电影表演、演员与明星。浙江师范大学电影概论课程的内容则更强化对电影制作流程和电影理论的入门介绍，课程编排分为十二部分：第一章：摄影；第二章：场面调度；第三章：运动；第四章：剪辑；第五章：声音；第六章：表演；第七章：戏剧；第八章：故事；第九章：编剧；第十章：意识形态；第十一章：理论；第十二章：实例分析。

（五）教学方式

就教学方式而言，本次调研的院校基本都遵循了“教师理论讲授+重点影片（片段）观摩+学生课堂讨论”的模式，一方面在授课过程中结合经典影片或片段进行系统视听语言分析或美学鉴赏；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学生对授课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深化课程学习。

（六）考核方式

调研各院校的考核方式基本一致，大多采取“平时作业+期末闭卷考试”的模式，同时上课出勤和课堂讨论也是作为衡量成绩的重要指标。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的考核方法为“期末闭卷考试占60%，学生课堂发言讨论、期中书面作业和日常表现占40%”，浙江师范大学的要求为“形成性考核与考试相结合，形成性考核，即在学习期间老师要求学生独立完成1次作业针对特定内容的分析作业。成绩百分计算：形成性考核（40%）与考试（60%）”。其中，北京大学的期中、期末成绩比例有所不同，“平时期中成绩30分，期末考试70分”。

（七）学分学时分配

在各调研院校中，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学分基本都被设定为2—3个学分，课时也为一周2—3课时。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电影概论课程2学分共36课时，浙江师范大学2学分30课时，北京大学2学分30课时。另外，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课程3学分32课时。以上学校开设的电影概论类课程都集中在一学期内完成授课，而南京师范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课程则覆盖上下两个学期，共6个学分108课时。

（八）教材运用

一般而言，电影概论类课程的教材运用，都是根据各院校的学科特色与授课教师的专业倾向来选择。通过调研发现，经典的电影概论类著作都会被列为重要的参考教材，如路易斯·贾内梯的《认识电影》就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共同指定的参考书目。除此之外，由专业授课教师参与编写或由所在院校编著的教材也一般会成为课程参考书目的重要构成，例如北京大学电影概论课程的指定教材是陈旭光的《影视艺术概论》和《影视鉴赏》，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参考书目为张燕、编著的《影视概论教程》以及周星主编的《电影概论》，浙江传媒大学的参考书目为王光祖等主编的《影视艺术教程》、陈晓云《电影学导论》、刘宏球《电影学》。其中，由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课程涵盖部分电视学内容，因此其参考教材的运用也包括电影、电视两部分，包括倪祥保的《影视艺术概论》，高鑫的《电视艺术学》，游飞、蔡卫的《世界电影理论思潮》，韩伟岳的《影视学基础》，刘晔原的《戏剧影视文艺学》，钟艺兵和黄望南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此外，电影理论期刊也是电影概论类课程学习的参考资料，包括《电影艺术》《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人大复印资料影视卷》等。

二、教改建议

通过深入调研与分析，课题组发现当前电影概论类课程在各高校教学中存在许多现实问题，亟待探讨和反思，并应该在新一轮教改实践中不断完善。

1.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常规化设置

电影概论类课程作为一门讲授电影入门知识的基础课程，对影视专业的学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知识起点。其实这门课程的开设非常必要，也是世界知名电影专业院校课程体系的重要构成。然而课题组调研发现，全国很多设有“戏剧与影视学类”相关专业的院校并未开设此门课程，例如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长安大学、武汉大学、浙江传媒学院等。其实，没有经过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学习过渡，而直接进入专业领域学习，对大多数学生来讲（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影视专业）可能会造成学习门槛过高等问题，在未来无论是影视创作实践还是影视理论学习都会感觉比较突兀。

因此，建议开设有“戏剧与影视学类”相关专业的院校，尤其是综合性大学的影视学科都应该常规化设置电影概论类课程。其中，当授课对象主要为“广播电视编导”和“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学生时，课程安排可以涵盖电视学相关知识，开设类似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影视艺术概论类课程。

2.提升电影概论类课程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建设

如文章开篇所述，目前全国开设“戏剧与影视学类”相关专业的院校众多，人才培养数量庞大，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戏剧与影视学类”下辖的11个专业在知识体系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课程设计上必须兼顾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学习能力与知识差异。

然而，实际调研发现，各高校的电影概论类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差别很大，课程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亟待完善。鉴于电影概论课是一门引导入门学习的专业基础课，授课对象普遍是针对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因此，电影概论的课程设计可以更为简要单纯，适当减少电影理论、电影史论、电影产业等艰涩内容的讲授，而更多结合电影解读、电影片段赏析等，以便使学生能够更透彻掌握电影视听语言等基础性元素，同时，也更好地为之后的电影学习打下基础。

3.丰富电影概论课程的创新性环节与国际化标准

目前而言，大多数院校的电影概论类课程的讲授方法还主要集中在“理论讲授、课堂讨论、观摩影片”等基本模式，而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一些院校已经开始尝试在课程的创新性环节设计上有所突破，如在课程期间邀请业界专业人士或专家学者讲授电影技术发展前沿、市场营销前沿等讲座，结合每年多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华语新片与经典佳作展映，通过组织学生参观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电影资料馆等实地考察活动，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关注视野。通过这些教学环节的有机融汇和合理安排，使电影概论课程的讲授更加丰富多样，也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与此同时，还可以参考海外高校相似课程的教学体系，提升电影概论类课程的国际化标准。例如，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芝加哥大学电影系的电影概论（INTRODUCTION TO FILM）课程根据课时安排，设计了严谨的教学计划（Course Plan），并规定了在每一个教学单元里必须完成的影片观摩要求（Screening）以及文献阅读数量（Required Reading），这样的学习计划既能充分挖掘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也能培养其良好的学习习惯，真正体现教学的创新性与国际化。

电影概论类课程是影视专业新生接触专业的“第一桶金”，是其重要的知识来源与储备，因此，希望通过本次课题调研，使更多的影视专业院校意识到电影概论类课程的重要性，进一步促进和提升这门课的规范化、标准化、前沿化和国际化。

（注：本文为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度校级教改项目《电影概论》[12-02-05]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任晟姝.集思广益 ——教育部高等学校戏剧与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仪式暨首次会议综述[J].艺术教育，2013（9）.

第5篇：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钟老生前最后几年，当代中国影坛上出现了探索片新潮，钟老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从我们手头的一些资料表明：钟老对探索片新潮既陷入了理性上的困惑，又保持了态度上的宽容。由于钟老的困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美学内涵，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和审视。

为什么说钟老对探索片陷入理性上的困惑呢?

让我们先来看贯穿钟老影评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早在1965年，钟老在《电影的锣鼓》中就指出：在有关电影艺术还存在的问题中，“最主要的是电影与观众的联系，丢掉这个，便丢掉了一切!”“绝不可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钟老在此强调了票房价值的问题，之后，他一直以此为影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如1979年，钟老撰文《电影文学断想》又提出：“人民不爱看、不爱读的东西，创作过程即便是享有无边无际的民主，也是没有意义的。”还说：“至于观众，同样是个很值得研究的美学课题，他是付出一定代价坐在银幕前的，决心来受你的影响，而你始终影响不了他。他以不能受你的影响而感到很失望，并且一再失望，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总是给他喝‘政治稀饭’，从来不讲真话吧?或者你确实讲了真话，而经过筛选，已经所余无几了吧?或者你讲的全是真话，但讲的十分平淡，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吧。”

探索片新潮掀起后，出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探索片不卖座失去了大部分观众。照理，按照钟老的一贯美学思想，他会把分析、批评的天平倾向于电影本身，以及寻找导致电影不足的社会原因。然而，钟老却在这一场“电影观念的变革中”表现出明显的困惑，具体反映为：

一、先是在观众与电影的关系上摇摆不定。

1981年，钟老在《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与庸人习气》一文中把追求“票房价值”作为庸人习气来批评。但在1983年，钟老在《在把握自身中把握群众》一文中则表示“还有少量的影片搞得模模糊糊，叫人看不明白，不知道它到底要说什么?这种现象，观众有反映，我们也认为不好，……我们的方针是要群众‘喜闻乐见’”。

1984年，钟老在《论社会观念与电影观念的更新》一文中，虽肯定了“票房价值高，……一般是好影片”，但又接着说“也不全是”。

1985年，钟老看了《黄土地》，在《电影策·序》中谈到：“至少在我看过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电影在形式上的一次蜕变，而是电影与观众。即电影是千百万人的艺术和反映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电影与观众的问题，对于我这样一个由宣传员出身的人来说，无疑是第一性的问题，不仅和思维，甚至和血肉联系在一起的。”但仅隔一年，钟老在《探索电影集.序一》中则认为，探索片的被人不理解，“很可表明当今中国还没有准备好这样的观众层一一他们还更多留心‘故事片’的故事。”

以上表明了钟老已开始对观众的欣赏水平表示了怀疑。难怪在1983年，钟老在全国电影宣传工作座谈会上发言时，有人递条子请他就“叫好不叫座”问题谈谈看法，钟老坦率地承认“这个正是我在近年想得最多的问题”。

二、后来在自身与电影的关系上犹豫不决。

如果说钟老对探索片的萧条一开始还在观众与电影关系上找原因的话，那么后来，钟老则把寻找的视角盯在自身主体上，怀疑是自己“先验性的审美观”导致了对探索片这一客体的认识不清。如他在《探索电影集.序一》中谈到看《黄土地》、《青春祭》二片后的感想：“在我初读时，都没有读懂。是它们教育了我，读不懂影片可能咎在影片，亦有可能咎在自身。”承认“尽管我的一些审美积习在我和新一代人的交往中有所变化，也往往发现自己的尾巴并不比别人短。”

正因为怀疑了自身，钟老承认在这场“电影观念的变革中，我也有沉默的时候，沉默就表明我还拿不定是我对还是别人对。”与钟老理性上的困惑密切相关的是钟老态度上的宽容。作为当代中国一位颇有成就、颇有影响、颇有权威的电影评论家，钟老的学术思想遵循着二条原则：一是讲科学，一是讲民主。对待探索片，钟老正是这样，他的坦率的困惑，便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另外，钟老又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民主风气一一即宽容的态度，如他表示：“即使不对的是别人，作为探索，也是个必要的过程。只允许对，不允许不对，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极易堵塞通幽之门。”(引自《探索电影集·序一》)

对钟老的宽容，我们认为，当理性的探讨还没有达到真理的时候钟老的宽容度是完全必要的，并为进一步走向真理开放了道路，然而也要看到，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一步。因为电影创作的行为无法宽容，他们的行为在实施中只能选择一种方案，而电影效果的好坏也由此产生，无法回避，无法模糊。探索电影近年来的煞车就说明了这一点。长影厂导演周予谈到：“对电影理论的混乱，电影创作人员的感受是尤为深切的。理论上的前后矛盾、不贯通，使得实践者没有办法去遵从这些理论家的意旨。”(《电影艺术》1987年第10期)可见，解决电影的创作问题，不是靠宽容，而是靠科学的电影美学理论的建立和指导。

钟老在他的晚年，鉴于对探索片的理性上的困惑，已愈来愈深刻地感受到研究电影美学理论的重要性，深感“其中缺乏关于电影美学的研究，是使我们往往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见《电影集·‘离婚’后话》)我们认为，钟老想借助于电影美学理论去解决探索片的困惑，方向找对了。但是，就传统的电影美学理论，是无力解决这一困惑的。还必须靠在更深刻细致和更高瞻远瞩的基础上重建的全新的电影美学原则。

当然，新的电影美学原则，不仅在中国电影界尚待建构，即使在世界电影界，也是尚待探索的。然而，它又决不是不可能的。这既是严峻的课题，又是巨大的机会。本文即尝’试着运用一些新的电影美学原则，具体分析钟老在理性困惑上的几个难点，为使电影能在清醒的理性指导下更加健康地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

(二)

综观钟老理性上困惑的过程，我们发现这么一个特点，即选择上的困惑和根本点上的不困惑。钟老强调从社会生活评电影，强调电影的社会功能是推动社会前进，而观众是社会生活的实践者，所以，如果电影真实、艺术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便不可能不从观众处得到热烈回响。如果电影要推动社会，也不能不凭作用于观众去实现。这正是钟老一直很重视观众对电影反应的原因，也是顺理成章的结论，是钟老始终不动摇、不困惑的基点和初衷。然而，探索电影声称自己是力图、而且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在这一点上，与钟老的初衷是一致的。不过他们的片子却不受“生活实践者”的欣赏和回报，毛病出在何处呢?钟老出现了选择上的困惑：应纠正谁?应选择谁?

我们认为，毛病出在探索片上。探索片试图以意念化的哲理去求真，结果违反了电影创作的一般美学原则，违背了观众审美心理规律以致失去了大部分观众。可以这么说，探索片目的虽可佳，途径却不对，造成“有心栽花花不开”的悲剧。而传统影片，虽然不一定从理性上认清电影的艺术功能，却遵循着“为观众而作”的规律。实践着这种功能，反而常常能形成“无意插柳柳成荫”的喜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吸取探索片的合理因素，剔除失误之处，同时，挖掘传统片本身固有的规律性，在新的基点上，恢复钟老始终力图坚持的观众(及其审美效应的主要指数——票房价值)在电影中的权威地位，解决钟老理性上的困惑。

那么，钟老在对待探索片上发生的理性困惑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又应该如何去解决呢?

第一，是对电影作为艺术部类之一的这个总归属把握的模糊，而导致的对电影艺术宗旨认识的失度。探索片的失误之一正在于此，他们往往把电影当作社会科学、哲学论文来创作，过分强调“文以载道”的哲理功能，而忽视，以至抹杀了电影之所以为电影的根本功能，即艺术功能。如陈凯歌就认为：“电影的功能不仅仅是娱乐，人们到影院，不全都是为了轻松和娱乐。追求哲理启迪和进行理论探索的人也是有的。”但他却忘了，在电影艺术中追求哲理启迪须在艺术的审美过程中才得以完成。钟老虽然早就注意到电影作为艺术的特点，并敏感到“电影宣称自己为艺术，实际上这并不是大家的共同认识。”因而，他提醒道“无论是电影文学家和导演，都要对此心中有数”，然而，如何“有数”，钟老并未具体指出，困惑也就发生在这里。综观西方电影史，这一把握的失误是由来已久的。如巴赞和克拉考尔就因为电影反映生活的逼真性，怀疑、否定电影作为艺术部类之一的艺术美的根本特点。这是一种宏观把握上的失误，导致电影艺术创作中的相当深刻的偏失。探索片的失误，一个深刻根源即在于此。真理跨出一步即为谬误。电影确有反映生活真实的优越性，但一旦跨出艺术的大门，即失去了电影的本性。

我们认为：对于电影，艺术(审美)功能决定其本体的存在，而哲理(理性内涵)功能则决定其质量的高低。艺术的根本宗旨是求美，科学的根本宗旨是求真。这是判然分明的。电影艺术作为艺术部类之一，当然根本宗旨也是求美。这个美当然是有多种层次，从生理的，到心理的愉悦、激动、陶醉、共鸣。而且，这个求美，可以并不排斥求真，甚至在最高层次上，恰恰必定包含求真，只是必须以符合审美规律的方式求真。而电影艺术，也恰恰属于这最高层次的部类之一。陈凯歌的《孩子王》不受欢迎，是由于把求真强调到不适当的地步，但他仍坚持他拍的三部片子中最喜欢《孩子王》，可见，不是艺术抛弃了思想，而是思想抛弃了艺术，同时也就抛弃了观众。

这就是为什么在电影发展史上，以技术主义为代表的倾向，总是以压倒优势君临写实主义及其现代形态现代主义的根本原因。

第二，是对电影艺术的内在审美结构把握的朦胧，而导致对于电影艺术各组成元素把握的失误。

钟老对探索片的探索精神是赞成的，并赞成“对电影自身的认识必须发展，必须深入”，同时明确表示“不赞成的是电影这门极富群众性的艺术日趋沙龙化，成为‘沙龙电影’，或者成为意念的七巧板”。在这里，钟老又出现二难心理，既希望电影艺术表现手段的发展，但又怕“成为意念的七巧板”，失去大部份观众(以上引自《电影策》282页)。然而，又如何去适度而不是过度地把握电影艺术的内在审美结构呢?答案没有。

我们认为，探索片在这方面的失误主要表现为二个方面：一是过分追求电影的表现手段。致使手段和目的错位。如画面造型、视听效果，虽然是电影的主要特性，但只有它们充分地去表达了影片的思想内涵，才能体现出其作为电影元素的存在价值。一旦脱离了影片的思想内涵，便游离了电影，最终被绘画和音乐所取代。电影《一个和八个》由于过分强调了画面造型上的“雕塑效果”，使观众的注意力过分转移到反面人物形象的丑陋、卑微、粗野、原始上，给人一种沉闷压抑感，而忽视了整部影片的立意。另外，还把电影中的象征、类比隐喻等修辞功能当作思维主体，大加渲染，精心设计，喧宾夺主。二是一反传统电影的叙事结构，偏移了电影的本性。电影本性的最根本的一点，是思维的审美活动。这一审美活动必须通过叙事结构才能完成。传统电影正是在首先完成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去调动视听、造型手段的，所以他们才具有相当的活力。而探索片迷恋于造型力量，竟把叙事结构给淡化了。其结果便是无“事”生“非”，观众对无叙事的画面莫名其妙，发生种种非议。如《黄土地》反复“特写”一只水桶，强迫观众接受编导的“造型”意念，电影变成了猜谜。北影探索片青年导演田壮壮曾在1988年5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反思道：当初稿探索片的目的就是“以追求电影的形式美为目的!”“由于过分追求形式的精美，使‘探索片’出现了唯美主义倾向，相对忽略、排斥了创作内涵，有的影片在阐述的意念上自相矛盾，反映出导演自身思想上的矛盾和认识的肤浅。”

我们认为，对电影艺术内在审美结构的正确把握应是：造型视听艺术是服务于、服从于叙事结构的，并且，是在叙事结构的运动中才能显示出造型、视听艺术的真正力量。象征、类比、隐喻、暗示等修辞功能确是大有潜能可开掘，但它们毕竟是表达思维主体时的修辞作用，不能舍本逐末。

第三，是对人的思维运动过程的认识模糊，而导致以为能够不分好、坏一概谈化，甚至排斥情节。

1985年，钟老在《“离婚”后话》一文中，就电影中情节的重要性作了如下精彩的概括：“电影家的本事就是要在一百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把观众的注意力紧紧地吸引在银幕上。……真正的艺术家是‘残酷’的，他要控制你的脉搏和呼吸。这种经验，我们都是有过的。《红楼梦》写的林黛玉之死，《复活》写玛丝洛娃终于选择和西蒙松一起去西伯利亚服苦役，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写罗密欧服下真正的毒药而朱丽叶从麻醉中醒来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这种折磨人的效果，往往来自戏剧的，而在此之前，即引向的故事情节同样是重要的，如果只有，前面松散拖沓，也决不能收到的效果。”但是，钟老接着又谈到“作为电影，尤其在强调‘非戏剧化’、‘非情节化’的今天，如何收到这种效果，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里，钟老虽然没有肯定探索片的“非情节化”的倾向，但也并没有从理论上批评这种倾向。在电影是否要有情节的问题上，钟老再度出现了困惑。

我们明确地认为，电影作为思维的视听艺术，其思维的主体部分应是以情节发展为中心的思维过程，为什么要把情节提到电影思维的主体部份那么重要的地位呢?这是与人的思维运动过程有关的。

人的思维运动是由悬念、问题启动的。在对悬念、问题进行探索过程中，科学家和电影创作家的思维结构都是一致的，即都要从现象出发，进行择选和比较，然后寻找因果联系。二者的区别是：当他们大致走完了自己具体的认识进程，达到了对认识对象的逻辑关系的一定把握之后，科学家是站在终点用逻辑来表述；电影创作家是回到起点用形象来再现。而情节正是(电影创作家)在思维寻找有因果联系的现象片断中逐步推动，伴随着时空的推进，伴随着正确与错误，伴随着喜怒哀乐构成的。整部电影的剧情或思维过程在情节中才可实现。思维和情节的关系，是情节头尾呼应的统一性，为思维的专题性所规定；情节因果逻辑关系的不可颠倒性，为思维的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不可逆性所规定(时空关系可逆，也可颠倒)；情节的阶段性，为思维的层次性所规定。

可以这么说，没有了情节性，也就没有了电影的故事性。而故事性一旦消失，导向观众层层思维的“驱动力”就失灵。探索片从严格意义上讲，还没有达到“无情节”地步，只不过是“淡化情节”追求散文风格而已，便遭到了观众的冷漠。假如真的“无情节”了，电影也就“无观众”了，而一旦“无观众”，电影就最终失去自身。

观众对情节的兴趣，正是对于思维的兴趣，一旦入了情节，观众的思维自然会活动起来，表现为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当情节出乎意外时，观众思维会兴奋，而情节又合乎情理时，观众思维又会认同。探索片被观众抛弃，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强调所谓的“电影意识”中将电影结构中的极为重要的情节性给扔掉了，如《猎场扎撤》就因为情节淡化，造成交代过分简约，令观众费解；再如《海滩》，银幕上的三位老渔夫与痴呆儿木根，竟九次穿越海滩画面横向来去，其中一两镜头对准落日(或旭日)静止长达一分多钟，令观众生厌。

一般性工作思维是为间接兴趣所推动的。如工程师设计产品，是为产品所带来的好处所推动；而娱乐性思维只指向更有直接兴趣的事物，如消费品，如爱情、娱乐、成就感等。

人所最感兴趣的其实主要是人本身，是人的各种既特殊又共同的属性(包括人的各种需要及满足)，所以，电影艺术的反映对象主要是人（象《狐狸的故事》、《鸭子的故事》、《米老鼠与唐老鸭》等也着眼于它们和人性沟通处来描述的）。

而人的各种既特殊又共同的属性，只有在不同环境中，不断行动中才会迅速发展和明显表现出来，所以电影情节所表现的人往往在不断地活动（心理与行为的过程）中。

由于人的活动往往在人与人的相互作用、冲突中最为迅速、变幻剧烈，所以，电影艺术往往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过程，作用过程，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了。有中枢本身娱乐性的思维运动，则按由最佳生理强度与节奏布列起来的情节发展运动促成；深刻、丰富、发现性的思维，则由来自于厚实、多姿、活生生的生活的典型情节促成。

我们的结论是，电影创作中，我们应反对的只是某些悬念，某些情节，某些思维结论，某些病态情感，而不是一切悬念、情节、思维结论、情感。我们不能把“脏水和孩子”一起给倒了。

第四，对艺术推动人类，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功能、特殊方式认识的模糊，而导致对艺术娱乐群众作用评价的轻视。

1979年，钟老在《电影文学断想》一文中，不仅认为“电影之为电影，……是要寓教育于娱乐之中”，而且还认为：“甚至连教育也没有，就是娱乐，不也是为各式各样的劳动者而娱乐?劳动之余娱乐岂不也是极为正当的权利？”钟老的这一宽容度由于未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作一种美学上的洞察，常常会游移不定，特别是当钟老认为娱乐与社会功能发生冲突时，便会表现出一种困惑。

我们认为，电影的娱乐功能是多层次的，但并不只是为娱乐而娱乐。大自然对自己的精心杰作——人类的关心，远胜过人类自身，它慷慨地赋予人类享受娱乐、的构造，其实是出于一种深谋远虑的设计：以娱乐、、美感作钓饵和奖赏，诱导和驱使人类去完成种种健全完善自身的活动。电影美学凭借着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进化论等的帮助，使我们得以窥视这一微妙的有机联系，并得到如下初步看法：

首先，应为艺术，尤其是强烈直观的电影艺术刺激、激活观众生理功能的娱乐作用正名，从人类学、生命活力的意义上予以确认。我们认为，目前的武功片、动作片、悬念片、惊险片、恐怖片、闹剧片、歌舞片甚至包括含有描写成分较多的影片等等，对于克服人类日常生活中的生理、心理运动的平淡性、单调性、片面性，具有宣泄、补偿、丰富的功能，今天的娱乐大潮正包含着这一巨大功能，这就我们的传统理论没有认识到的，如钟老批评《神秘的大佛》多次出现这种惟恐埋没功夫的场面“不能不算是一失”。至于今天电影中愈来愈盛的所谓“脱风”、“裸风”，怕是也很难逃脱钟老的批评的，而其实，是不必过于紧张的。何况，那也大抵不过是今天已风行于世的“静态”人体艺术的“动态化”罢了。

其次，观众也喜欢看超越常规的爱情片，这也不能视为完全消极意义的。

历史证明，人类总是在不断争取，也确实在不断实现着更高程度的幸福、自由、美满。吃、穿、住、行方面如此，爱情方面也如此。所以，非常规与常规，只不过是一个时间流程中的相对概念，它们是会转化的。社会历史中任何一种爱情关系的模式，都只有相对的常规意义。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都出现那种超常规的爱情向往时，一种新的常规模式便会被创造出来。这本是一个必然的合乎人性的历史过程。电影的表现，只不过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过程。因此，从主流、从深刻的历史观、从社会进步看，人们的这种爱不仅不消极，而且十分积极。没有《西厢记》里张生“犯规”爬了一爬墙，恐怕今天的许多“张生”还不能从正门进去会有情人哩！

再次，观众不愿在影片中看平时看惯了的平凡生活场景，希望看到一些灯红酒绿、舞榭歌台、宾馆大厦、锦衣华服、俊男美女……，感受悦目赏心之快，这不能简单地视为消极庸俗之趣味。因为在某种因果意义上，更高消费欲望的激发和强化，正是加速社会生产摆脱现状，向更高层次、阶段发展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从历史的发展速度说，人欲高涨并不错，比安贫乐道心如枯井好。下一步的关键，是要将天生的人欲导入有奔头的创造、生产性轨道上去。引导无方，造成“人欲横流”，自然难免多出些乱子。但这总的说来，并不是电影艺术家的“失职”，相反，艺术家激活了人性，为历史的进步，强化了“内驱力”，这已很不错。

上述这几点是目前尤其有争议的艺术功能，有必要予以正名。实际上，它包括的项目远不止这些。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从最根本最长远的意义上来说，无疑具有对人类进化、社会进步的强大而全面的推动力。只是这种推动力未必就能被人类目前所具有的有限的甚至可怜的知识和智慧所充分理解，它带着大自然为抗拒环境对人的异化而安排在人的深层的本性中的全部强大张力；它带着人类为发展和实现自己的生命属性而对已有社会结构、行为规范体系的变革、进步所必须的内在撼动、冲击、甚至颠覆力（如果一定要搞到只有颠覆才能实现进步的话）。

综上所述，为了历史，更为了将来，从电影美学的高度，对当代中国电影作一番正本清源的审视是极为重要的。当前探索片浪潮已基本过去了，但这种过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过去。实质上，理论上的症结并没有彻底解决，我们看到，取而代之的娱乐片大潮正向娱乐功能转化，方向是对的，从多层意义看（不但经济上，而且也包括社会进步效益）都如此，但是这种转化如果缺乏正确的理性指导便势必会为电影艺术的提高造成隐患、埋下水雷。如探索片《青春祭》导演张暖忻就认为，中国观众水平低下，只能欣赏娱乐片；《猎场扎撒》导演田壮壮索性改换门庭，也搞起娱乐片，结果他认识到，“娱乐片也不好搞”。如娱乐片目前出现的停滞难以提高，片种单一，审美内涵或单薄、或浅表、或纤弱、或缺乏回味和思想力度等等就是其表症。还对追求理性审美效应的片种犹豫不决，缩手缩脚。如改革片、社会片、以及高层次的喜剧片甚至高质量的推理片等至今无所作为，留下电影创作上的一大空白。最近，以在我国首先提出“观众是上帝”而引人注目的北京电影厂厂长宋崇，又在感叹“观众也是魔鬼”了。这是典型的“钟惦??式的困惑”。证明了我们这一研究课题的当代性实际性迫切性。

（三）

分析出钟老理性上的困惑和探索片失误的原因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从理论上理直气壮地响亮地宣布：电影观众学中的审美效应指数——票房价值，应有它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地位，我们应该坚持钟老的初衷。钟老在其晚年，以赤诚之心表述过他的复杂的矛盾心理：“57年我以提出电影的‘票房价值’遭谴，如今又以探索片的没有‘票房价值’得罪。同样一个脑壳，却悬在一条绳子的两端!”（引自1986年撰写的《探索电影集·序一》）。从他的肺腑之言，可以看出，一位在电影评论事业上极有建树的老人，由于陷入理性上的困惑而差点动摇其最有成就的基点。足见建立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在这里。我们可以告慰钟老的是，他57年坚持的“票房价值”论是正确的。我们认为，“票房价值”是观众与电影之间沟通程度的检测器，电影艺术的生存、发展和繁荣，必须要：通过“票房”去满足观众，通过“票房”来滋养自身；通过“票房”去普及观众，通过“票房”去提高艺术；通过“票房”去精选好片，通过“票房”去淘汰劣片。为什么要如此坚定的坚持“票房价值”论呢?

一、这是由电影的基本属性之一大众性决定的。电影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明显地区别于小说、诗歌、绘画等艺术样式：小说、诗歌、绘画等创作出来之后，可以不给他人看，或“孤芳自赏”或“束之高阁”或“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总之，一般是个人的脑力劳动完全可视作者本人意愿处理，不发表或人家不愿看，无关大局，然而拍电影不行，它一开拍便带有很强的社会性、综合性、客观性，不给观众看是不现实的。因此，这就首先要考虑观众是否愿意看。如果观众不愿看，意味着他们不肯自掏腰包，“票房价值”就实现不了。如果观众花钱蜂拥而至。就可以从中摸索出他们的审美情趣来，逐步总结出电影艺术的一般规律来。电影的大众性正体现在此。

二、是由电影的另一个基本属性——商业性决定的。现代社会不讲经济效益，那只能坐以待毙。特别是电影生产一开拍投资便以数十万元计，如果不计成本，一相情愿，电影靠谁去养活?!电影的商业属性决定它只能在平等的自由的竞争中才能发展，这就必须靠“票房价值”。钟老在1979年写的《电影进入八十年代》一文中对此作了极为精彩的表述：“如果说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最终产品论’了二十多年来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全部理论，那么‘票房价值论’也就不必再是羞羞答答的了，羞羞答答盖源于知识分子的清高。‘革命家’、‘艺术家’的桂冠和供给制，使我们羞言电影在经过制作过程之后，是通过卖票和观众见面的；另就是作为指导思想的纨绔习气，其中又以的‘我给你们交学费’最为典型。既以人民的血汗化而为‘我’，又以动辄数十万计的电影生产成本化为‘学费’，经济收益无所计矣。我们在使用‘票房价值’这个词义的时候，总是把它和人民的爱好，即影片受欢迎的程度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的电影自然要以人民的好恶为准绳，‘票房价值’只不过是探知其究竟的一种测度计。”

三、是由评价电影质量的严肃性决定的。每一位电影导演总是在其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开拍电影的。从主观意图来看，大家都想争取更多观众的接受、理解、同化。然而客观效果并不一定如此。这就带来一个如何公允地评价电影质量问题。按导演自我评价，恐怕会出现不少“癞痢头儿子自己好”的滑稽剧。这能有利于电影事业的发展吗？！按少数评论家的不正常的捧场，电影界大概是会一直“阳光明媚”下去的，靠谁?那就是靠全体观众，只有观众是否肯慷慨解囊，才能真正严肃地、公正地评价这部电影的质量高低。一定量的观众必定能反映出一定质的影片。这就是“票房价值论”的严肃性。倘若说探索片一定是有积极功能的话，那这积极功能也只有当它转化为观众所欢迎的形态时，方能证明。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传统片”也是一视同仁的。

让“无意插柳柳成荫”者知其所以然而益增其荫，让“有心栽花花不发”者知其所以“不发”而求其发，让观众审美要求及票房价值的权威地位无可非议、日趋稳固，让电影艺术从更深刻更全面的意义上实现自己对于现实、社会与人所应具有的，有自身独特个性的巨大作用，这就是我们今天再来认真面对钟老的困惑而殷切地期望于电影美学的。

说明：

第6篇：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电影艺术;影视技术;科技

一电影技术革命的发展分析

历史早已证明，电影的技术革命，势必会引起电影的观念革命和影像革命。目前被大众所认可的，世界电影史上总共有三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分别是：第一次变革——活动影像。此次变革主要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画面由静止到动态的跨越。第二次变革——有声电影。1927年10月，华纳兄弟公司影视公司出品的《爵士歌王》是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经历了十余年的无声时代，电影终于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声音的加入，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表现力，使得电影可以更好地传达信息，让观众受到更多的感染。声音可以用来渲染紧张激烈的气氛，营造特定的氛围。当代电影的配音形式分为现场收音、后期配音，这两种方式可以同时应用。随着录音技术的进步，音效师可以根据电影情节的需要，创造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声音以烘托气氛。第三次变革——彩技术的出现。彩色改变了人们对影视的传统认知。1935年，美国拍摄了世界上第一部彩色影片《浮华世界》，使电影进入了全新的彩色时代，极大增强了电影的观赏性与真实性，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形式。只有熟练地运用色彩，才能使电影有更强的表现力。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是电影大师中色彩运用的佼佼者，黑泽明导演画家出身，使得他对色彩的运用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色彩在电影中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视觉效果，还是一种特殊的语言。

二对电影的影响分析

美国作为引领世界科技的大国，在电影艺术领域也有着其领先的发展。《星球大战》的上映，开启了电影的数字时代。数字电影是通过技术使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影像可以出现在荧幕当中。数字技术的出现与壮大是计算机科技发展壮大所带来的必然趋势。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变得更加广阔，丰富了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段、视觉效果以及创作理念，将艺术家无垠的想象，变得可以在电影中实现。如卡梅隆导演的《阿凡达》，利用数字技术，为观众构建了一个瑰丽的想象世界，其一经上映就连续打破了电影历史的最高票房，使人们第一次领略到数字电影的魅力。在此之后，3D电影的浪潮席卷全球，使得科技的魅力在电影市场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市场中不断涌现着以3D制作背景的电影。数字科学作为一个新兴技术，推动了电影事业的发展，拓宽了电影题材的范围，同时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手法。

三对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

一直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都是紧跟欧美电影。国际大片中的3D技术，暴露出国产电影与国际电影在技术上的差距。以对数字技术最为依赖的动画电影举例，由于动画电影对画面技术的要求较高，在数字化时代，低劣的画面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视觉需求。我国观众经过迪士尼动画精美画面的洗礼，品位已经被提高，传统国产动画的粗略镜头已经变得让人难以接受。当今市场，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残酷市场，粗制滥造的作品最终将被市场淘汰，我国要想在动画电影市场站稳脚跟，必须要提高我国电影制作的技术水平，积极吸取外国的先进技术，通过不断的学习，再结合我国传统历史文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动画，才是可以让观众回归的方法。及时认识到与国际电影数字技术的差距，并努力迎头赶上，是我国电影市场的当务之急。只有不断学习，加快产业升级转型，大力发展数字电影，才能在日后的电影市场为自己留有一席之地。

目前，我国数字动画的建设已初见成效，出现了大批优秀的作品，如《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等，这些作品运用中国传统历史故事以及先进的数字技术，是古典与现代艺术的完美结合，是我国数字电影发展的优秀范例。

参考文献

［1］朱梁．数字技术对好莱坞电影视觉效果的影响［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5（5）

第7篇：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色彩美学；影视；服饰色彩；美学价值

电影是视觉艺术的代表，通过光与影的艺术手段来向观众传递丰富的信息。电影艺术的魅力在于通过有限的画面激发人无限的想象。在电影艺术的各项要素中，色彩无疑是革命性的，他突破了黑白片对人们思维的限制，成为电影语言当中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创作手段。色彩美学赋予电影艺术以更大的舞台和更持久的生命力，让电影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所拍摄的内容，并通过色彩美学来表达电影画面和对白之外的内涵。

一、色彩美学在电影艺术表现中的作用

（一）对气氛和意境的营造

在当前的电影艺术创作中，色彩美学业已成为导演个人风格化的创作手段之一，其以符号性的意境与气氛的营造，使得电影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个性。例如在黄军的《童年在瑞金》一片中，导演使用了两种风格迥异的色彩来表现出一种氛围上的强烈反差：在对影片中植被的表现上使用了青翠的绿色来体现影片中孩子童年的一种天真、烂漫和无邪；而在对建筑的表现上则是用了大量的灰暗的色调来展示在孩子的世界之外的现实的无情和冷酷，影片最后一片迷蒙的大雨逐渐掩盖了上述两种颜色，表达了理想的童年世界与残酷的成人世界的融合。类似的对色彩美学的运用还体现在霍建起的《那山 那人 那狗》一片中。同样使用了大量的绿色，却意在表达整部影片中的自然气息，也揭示了作为男主角的父子为何会甘心在茫茫大山中做邮差的原因――自然相对于人类永远是神秘而富有魅力的。对建筑物使用大量的青灰色进行渲染，不但点明了影片的时代背景和人文气息，更营造了一种朴实而又久远的历史印记。在影片《天生杀人狂》中，大量的黑白与彩色镜头的混接，明显的塑造了一种错乱的气氛――不只是精神的，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在用黑白镜头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同时，通过与彩色镜头的拼接，导演实现了对一种错乱的时空概念的表达；影片中有很多表达暴力的镜头，导演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弱化，反而营造出了一种在暴力的空间中一片平和的气息，通过色彩的强烈变幻和各种光影效果的运用，对暴力气氛的描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对情感和心理的表达

色彩美学除了营造环境和氛围之外还能表达导演和角色的情感与内心世界。在经典影片《战舰波将金号》中，导演爱森斯坦别出心裁地将红旗一帧一帧地染成红色，这不仅表达出了片中所渲染的革命大众的共同心声，还起到了激发广大观众使其热血澎湃的作用。而在安东尼奥尼的《红色沙漠》一片中色彩更是把对主角内心世界的表达发挥到了极致：导演创造性地将现实用超现实的手法来表达：天空被涂成紫色，道路成了蓝色的，烟雾是黄色的，而海洋则是黑色的。通过这样一种将现实扭曲的做法，导演成功地表达了女主角内心中对于现实的感受。在《杀死比尔》一片中，昆汀让女主角穿上具有标志性的黄色运动衫，不仅表达出对李小龙的无上敬意，更是使得片中从始至终贯穿着对复仇的执著。

（三）表现思想与主题

在对电影主题思想的表达中，色彩美学更是一项基调性的手段。可以说对于一部优秀电影的主题，我们从它整部片子所采用的一个基调性色彩上就能直观地感受出来。在姜文的《鬼子来了》一片中，绝大部分的画面使用黑白色调，其所表达的主题是一段让人不忍回忆的痛苦历史，而片尾当男主角的头被砍下之后，他眼中的画面截然相反的采用了浓烈的红色基调――这已经不仅仅是导演在控诉，而是将本片中的民族仇恨和国家荣辱张扬到了极点。而该片模仿的对象《辛德勒的名单》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表达了整部片子中那段犹太人所不愿回忆却又不能不回忆的过去。《蓝风筝》的导演田壮壮则是将蓝色定为该片的基调色彩，导演采用蓝色滤镜来拍摄大量的镜头，无论天空还是白雪都渗透出一种冷冷的蓝色，这与该片冷静的叙述方式以及主题所表达的特定年代中的人性与社会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从而为该片定下了压抑和悲愤的基调。

（四）产生象征与暗示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色彩的表达也有多种多样的解读，这也使得色彩美学在电影创作过程当中可以展现出不同的象征意义和暗示。例如在中国，红色意味着喜庆，白色则总是让人联想到死亡，而在西方国家白色更多地意味着纯洁，而红色总是令人想到鲜血和杀戮。著名导演张艺谋的诸多影片中就鲜明地展现了他对红色的偏好，《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乃至《英雄》都有大量使用红色的场景。当然只会是用红色的张艺谋并不能成就今天的地位，他在《英雄》一片中对其他颜色的使用也说明了这位大师对于色彩中象征意义的精确掌握：秦王、秦军和秦宫使用了大量的黑色，不仅符合了秦国属水德尚黑的史实，更是展现了一种冷酷而肃杀的味道，而在对外场景中大量使用黄色――黄沙、黄土，都充分地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底蕴，也就是黄色文明，从而进一步引发了观众对于本片中这段杀戮战争历史的无限遐想和反思。而在《谁说我不在乎》一片中，红色被大量的使用。无论是来往的车辆还是情人出现的场景中的红色墙壁，实际上都是一种暗喻。我们通常把夫妻之间出现感情危机的情形称为“亮红灯”，而本片正式采用了这样一种通俗的隐喻说法，以大量的红色景物来暗示主角夫妻之间出现的感情裂痕，从而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中国家庭里传统的夫妻责任与新时代的婚姻观念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表现手法突破了色彩仅仅用来表达电影主题和塑造氛围的作用，上升到了一种意义的层面。

二、电影中的色彩美学设计分析

（一）服饰色彩美学

在电影艺术的色彩美学中，服饰色彩的地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表达色彩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是由于电影中人的大量存在，使得服饰的作用如同电影的灵魂一般不可或缺――尽管有些电影并不以人为主角，比如《帝企鹅日记》和《熊的故事》，但是在大量出现人物的影片中，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对于服饰色彩的运用。这种手段使得电影的语言更加丰富，同时能向观众传达出更多的语言之外的信息。服饰色彩对人的第一影响首先就是在表达人物的身份和地位上，其次服饰色彩还能充分表现人物的个性和内心世界，通过更换不同的服饰可以及时地反映出人物内心的变化，有时候甚至只是一个符号性的配置就能制造出一个强烈的符号来震撼观众，这一点从《远山的呼唤》中那挂满黄手帕的树上就能明显地看出。

（二）以英雄为例探讨色彩美学设计

张艺谋的《英雄》对于服饰色彩的把握可以说典范性的。在最初的长空与无名的对决中，二人身着深浅不同的服饰，就体现出了两人背后不同的政治势力和国家归属；在秦国整齐划一的黑色服饰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一个冷酷的国家机器以及其背后强大的种群意志；残剑、飞雪二人以红色服饰出场则是体现了两位绝世高手张扬的个性和背负的家仇国恨。当然在影片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出，时代的浪潮毕竟冲刷掉了个性的存在，留下的只是无情的黑色，各种鲜明色彩的服饰最终被威严的黑色所吞噬，留下的只是静静诉说的历史。总而言之，在英雄一片中，多种色彩的服饰体现了多种人物的心情，其情节也随着服饰色彩的更迭而不断地转折，通过变幻的色彩将各种细节凝聚成一个整体的故事展现给观众，这必然会成为一部经典的作品。

三、色彩美学对人内心的感知

（一）心理和色彩美学感知之间的联系

色彩对于人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失去了色彩的视觉无疑是不完美的，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都需要色彩来点缀和表达。色彩不仅仅是各种波长在人的视网膜锥状细胞上的刺激，更是通过不同色彩的融合来不断加深人们对于美的认知，色彩的美学价值至今仍在不断地被发掘出来，而不受到色彩种类的限制。对色彩的认知的一个重要提升就是感情到理性的升华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色彩是人们判断的依据，经由人眼进入到大脑，结合人类所独有的思想和意识，通过逻辑和分析的方法进行处理，从而使人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找到美的规律和真谛，这就是色彩美学的理论和法则，色彩美学就是通过色彩来表达出事物身上美的属性。

色彩美学是电影艺术中重要的表达手段，它能引发人心中潜藏的欲望，也能揭示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各种细腻的情感，无论是喜悦、冷静还是绝望，色彩对人的心理总是能够一览无余，因此各种对于色彩的运用也是电影大师们乐此不疲地使用的方法，比较典型的就是红、蓝、白三部曲，导演借由法国国旗上的三种颜色来表达人物的感情，并将其作为电影的名称，这不能不说色彩美学完美地体现了电影艺术对美的认知。

（二）《变形金刚》在使用颜色的时候暗合了人物的心理

在汽车人和霸天虎的标志设计中就体现了明确的反差。汽车人是代表正义的一方，因此多采用亮色作为主调，而霸天虎是邪恶的，因此往往采用暗色作为主调。据统计在汽车人中采用红色的角色就占到了三分之一。红色代表着勇气和热情，因而采用红色的角色往往就是异常英勇的形象――例如擎天柱、铁皮、变速箱等。变形金刚之所以备受关注，其生动的画面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对两派斗争的场景上，通过各种火焰以及金属的撞击来强烈地刺激着观众的视觉，其特效场景中对于颜色的把握也是非常认真的，与刚出场时一身明亮的金属色相比，在进行完一番激烈的格斗之后主角擎天柱身上的破损和铁锈色将影片的特效与主题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真正做到以画面感人。

四、结语

色彩美学是电影的核心创作手段之一，不同色彩的运用能够渲染出不同的氛围和意境，刻画出纷繁多变的人物心理，并且在某些色彩的反复运用和不同色彩的快速切换中能够体现出人物思想的变化和一定的象征意义。色彩不仅增加了画面的美感，而且推动了电影情节的发展，并且赋予电影超越色彩的精神内涵。电影从黑白片向彩色片的过度无疑是个明显的，因为电影在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发掘出了更多的美学价值，也提高了观众对于美的认知。无论是在表现人类社会还是在反应自然界，色彩都能展现出语言所不能及的作用，因而也成为电影艺术创作中导演个性风格体现的最显著手段。

[参考文献]

[1] 宫林，周登富.电影色彩美学的意义[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02）.

[2] 陆永祥.论影视作品中的色彩美学表达[J].电影文学， 2012（05）.

第8篇：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本雅明；复制；视觉无意识；艺术触觉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1-0089-04

消费文化是以影像为主导的文化景观，电影、电视和广告中虚拟超现实影像符号的复制、生产和传播使人自身的欲望、感官获得解放，理性得以消解，人们在影像的世界进行着惊颤的体验，同时这些符号又成为引领人们消费的时尚符号。

一、机械复制的影像符号生产与“超现实”的影像符号世界

随着复制技术的不断进步，产生了新的艺术形式―电影艺术。这种复制技术一方面能够更加逼真地再现或者创造出具有惊颤审美效果的“超现实”的影像世界；另一方面由于符号的无穷复制使艺术失去了原有本真意义和历史深度，只剩下物质的外壳，成为能指的符号。因此机械复制的消解意义，使我们面对一个空虚的符号世界。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回顾了复制技术的发展历程，论述了复制技术在艺术的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的每一次飞跃都改变了艺术的内在结构，产生新的艺术形式。诸如木刻、石印术之于版画，印刷术之于小说，机械复制之于摄影和电影，艺术观念不断地更迭，逐渐从传统艺术向现代艺术再向后现代艺术变更。“对于艺术品的技术复制，古希腊人只掌握两种工艺，即浇铸与制模。他们能大量制作的艺术品只有青铜器、陶器与硬币。所有其他艺术品都是独一无二并无法进行技术复制的。随着木刻的发展，版画的技术复制成为可能，时间上它要远远早于文字―通过印刷术―技术复制的发明。印刷术，即文字的技术复制，在文学中引起的巨大变革是众所周知的。这一现象，从世界史的视角而言，也只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例外。除了木刻，在中世纪的进程中还出现了铜版与蚀刻，19世纪初期又出现了石版术。”［1］252本雅明论述到石版术在艺术复制技术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石板术第一次使艺术能够大批量生产和销售，但这种技术在二三十年以后就被摄影术超过了。“石版术标志着复制技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种简单得多的复制方法不同于在一块木板上镌刻或在一块铜片之上蚀刻，它是按设计稿在一块石板上描样。石版术第一次不仅使版画得以（像以前那样）大量生产，而且还能以日新月异的造型将产品推向市场。石版术使版画形象与日常生活相伴，并开始与印刷术并驾齐驱。但石印术发明二三十年以后便被摄影术超过。”［1］252-253到了机械复制技术时代，摄影、电影的出现改变了艺术整体的存在状态。摄影技术的发明是人对世界认识的一种延伸，能够超越人的生理极限，扩大人的认知视野和范围，突破肉眼对世界的愚钝观察，能够通过细致入微的细节看到形象更加内在的东西，从而使得通过形象的细节观察到心理的细节。复制技术消解了原作的独一无二性和权威性，复制品不依赖原作而存在。技术复制对于图像的捕捉复制技术还能够超越时空限制，被广泛地接受和欣赏。“原作的此地此刻性亦即其‘原真性’（Eehtheit）。……当原作碰到通常被称为赝品的手工复制品，原真性还能保持所有权威；而当它面对技术复制品时，情况就两样了。原因有二：首先，较之手工复制品，技术复制品更不依赖原作。例如摄影术中，技术复制可以突出原型的不同侧面；而这一点只有可调节的变焦镜头方可做到，肉眼则否。再者，技术复制可借助一定技巧，如放大或快拍，来捕捉肉眼根本无法获取的图像。此其一。第二，技术复制还可以将原型的摹本置入原型本身无法达到的境地，尤其是它为原型创造出―无论是以照片还是唱片的形式―便于大家欣赏的可能性。”［1］253-254复制技术借助于联想使人的意识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和束缚，任意延伸。当今时代的复制技术已经进入了数码技术时代，这既使人惊颤于复制技术的飞速发展，又使人沉浸在复制技术所创造的“超现实”拟象的惊颤艺术世界中。

“超现实”（hyperreality）、“拟象”（simulation）是法国著名思想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使用的文化批判的核心概念。后现代消费社会是在机械复制技术基础上所创造的超现实社会，现实崩溃，真实挥发，人们不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而是生活在超现实的拟像社会中。拟像的时尚符号按照“地图在先，地域在后”的规则，掌控着大众日常社会生活，规范着大众的日常生活行为，影响着大众的思维和认知模式。大量的商品广告、大众媒体创造出的文体娱乐偶像明星及其炒作出的新闻事件等等，并非都是真实的现实存在，但在大众接受者心里却具有“超现实”的仿真性，即比现实还具有真实性。消费文化所塑造的符号世界是超越现实存在、超越理性经验、超越时空逻辑的异在的怪诞世界。鲍德里亚阐释了迪斯尼乐园的拟象效应，它是美国社会的缩影，是美国文化的表征，它甚至比美国社会还具有真实性。这种超现实拟象的塑造割断了人与现实的联系，冲破了人的认识界限，给人以惊颤的审美感受。本雅明称“电影的真正可能性存在于它的这种独一无二的能耐中，即用逼真的手段以无与伦比的可信性去表现迷人的东西、使人惊讶的东西，即超自然的东西。”［1］259有虚幻工厂之称的好莱坞创造出一个个怪诞的艺术世界：侏罗纪公园、星球大战、 魔幻世界……这些都会造成人心理暂时的断裂，形成惊颤的审美感受。这些虚拟的符号所给予人们的这种惊颤审美感受不同于传统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所引起的心灵震撼，前者只是以平面式即暂时的、偶然的、虚构的形象让人产生瞬间的惊颤感受，而后两者则是以深度模式即对世界或自我本质的深刻认识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虚拟符号依靠异在性创造出的能指符号是“缺席”的能指符号，具有个别性、偶然性、多元性，而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依靠同一性创造出的能指符号是“在场”的能指，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19世纪巴黎社会的真实写照，梵高的《向日葵》是人生命本能的普遍表现。这也是传统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具有永恒魅力，虚拟符号只是昙花一现的原因所在。

二、视觉无意识的影像空间与精神分裂式的心理体验

摄影技术发现了人视觉无意识功能，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创作空间，即视觉形象的无意识创作空间。本雅明认为它的发现就如心理无意识的发现一样，“摄影却可以利用慢速度、放大等技术使上述认知成为可能。通过这些方法，我们认识到视觉无意识，正如人们可以通过心理分析认识到无意识冲动一样。”［2］510-511摄影凭借其独有的技术使视觉无意识进入到人的无意识领域当中，使视觉无意识与心理无意识、感性直观与心理直观相统一，形成人类的统觉，加深人类的认识。约翰・多克提出：“本杰明认为流行的大众电影使电影观众普遍‘加深了认识’，在电影、观众反应与精神分析之间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关系，即电影能让人更深刻地认识无意识的作用、恐惧与欲望。”［3］109由于视觉无意识的存在，使电影技术按照看的方式和看的对复制的影像进行随意的组合，通过电影技术对人细节的加工、再现和重组，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出人的无意识的精神状态。这对于观看者来说能够满足他们的观看癖、偷窥欲、窥视欲、镜像认同和恋物癖等本能欲望。本雅明认为影像梦幻世界一方面是自我陶醉和自我异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更是资本主义生产制造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是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再现形式，迈克・费瑟斯通解释：“影像通过偶像化来固定地指代某些意义。视觉性意指体系如电影、电视及广告中的影像，可以说是消费文化的一般特征。这里，我们指的是本雅明所强调过的，在大众消费的梦幻世界中，人们对平凡事物的自我陶醉和异化的感觉，这是在他《单向街》（《Passagen-Werk》）中关于19世纪中期的巴黎连拱廊商业街的讨论核心。”［3］101

电影艺术借助于视觉无意识的影像技术，采用一种非线性的“蒙太奇”的时空结构，拼贴组合成一个新的影像整体。它通过对现存中心、秩序、话语的解构、颠覆，形成超现实的仿象，给人以惊颤的审美感受，所以电影艺术就特别钟情于运用嘲弄、荒诞、拼贴等创作手法。如果说传统艺术和现代主义艺术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社会感形成了具有丰富“在场”的所指符号，电影艺术则是以游戏的态度，形成了一些断裂式的能指符号，电影艺术失去了前两者象征、隐喻的功能，成为自身的指涉。王岳川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以消解认识论和本体论，即消解认识的明晰性、意义的清晰性、价值本体的终极性、真理的永恒性，这一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游戏’态度为其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它终止了一切诗意唤神的本性，放逐了一切具有深度的确定性，走向了精神的荒谬和不确定性的平面。”［4］电影艺术借助于视觉无意识影像技术取消了以往艺术创作的严肃性和深度的确定性，以游戏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能指符号，给人以暂时的、断裂的惊颤心理体验。 这种心理体验是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心理体验。精神分裂式的心理体验是建立在能指关系的断裂，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回忆与记忆之间断裂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强烈紧张而又充满激情的生动体验。迈克・费瑟斯通指出：“精神分裂式的紧张是后现代文化的一个关键特征，它指的是充满激情而又生机盎然的体验。这导致了能指符号之间联系的断裂，时间碎化成了在精神分裂或病态知觉中的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5］108这与在游乐场中的心理体验相似，这种心理空间充斥着激情、危险和惊颤，它是梦境与幻想结合的产物。观众在看电影时所产生的震惊的心理体验如同都市人过马路时或是交通繁忙时司机的心理感受。观众们面对着如此变换迅速的影视图像，陶醉于那些有众多画面迭连闪现的屏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和感官刺激。他们长时间地凝视它，看到的却是一个“模拟”组合的世界，一个“复制”的充满影像的世界。这使当代人处于新一轮的精神裂变和欲望的失控状态之中。“一系列精神分裂式的令人眩晕的符号，它们没有仿制品，不可能升华，内在地自我重复―谁能说清它们模仿的现实现在何处呢？”［6］精神分裂式的心理体验源于文化的多样和异质、虚构和仿真、碎片与不断变化对于接受主体的强烈冲击，以至无法将其吸收、整合和接纳，只能形成片断的、当下的充满激情的即时的体验。这种体验具有非连续性、开放性、任意性、反讽、反身性、非一致性和文本精神分裂特质，所有的时间、历史都凝结或终结在此刻。所以电影艺术是借助于人的视觉无意识从而使人产生精神分裂式的心理体验。

三、达达主义的艺术触觉与电影的感官愉悦

古希腊智者苏格拉底称“美就是由视觉和听觉产生的”［7］，1895年12月8日，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到站》开启了视觉与听觉享受的新篇章。从电影史的发展来看，电影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形成时期 （1895―1927年）、成熟时期 （1927―1945年）、变革时期 （1945―1967年）和振兴时期（1967年以来）。不同的艺术主张和手法先后在电影艺术中得到了发展，比如印象主义、立体主义、抽象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等等，形成了异彩分层的电影流派：早期卢米埃尔兄弟的自然主义，从1917―1928年贯穿于整个先锋派电影运动始终的法国印象主义学派，1918―1930年的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1930年之后主宰法国电影的诗意现实主义，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以及后来在世界范围影响巨大的法国新浪潮电影，60年代中期出现的左岸电影流派，8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电影流派等等。本雅明处于电影发展的成熟期，在诸多电影流派中，对本雅明艺术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是达达主义电影流派和苏联电影流派。前者突现电影的视觉冲击力和对人心理所产生的震撼，后者则对本雅明艺术政治化理论产生积极影响。

达达主义是20世纪初的运动，被看做是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以强烈的反叛精神，对传统凝神观照的艺术提出了反对，在艺术上崇尚虚无、直觉与非理性，具有荒诞性与游戏性特征。达达主义的艺术家们以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破坏就是创造”的政治口号作为自己的美学信条，以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杰作作为讽刺的对象，向传统艺术观进行挑战，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杜桑的《带胡须的蒙娜丽莎》。达达主义的美学信条与本雅明的拯救与救赎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即都是将破坏和创造结合起来。这一反艺术的艺术流派与20世纪20年代超现实倾向的电影美学相吻合，并在实验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达达主义在某些方面可以看做是电影的先锋官，在摒弃传统艺术的同时，开创了新的艺术形式。达达主义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变化，为观众在电影中所追求的视觉效果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它以游戏的方式，创造出骇人听闻的事件，分散欣赏者的注意力。达达主义者的目的就是创造出具有强烈视觉震撼力的艺术品，使其具有触觉特质。这促进了电影对触觉特质的需求，“艺术品由一个迷人的视觉成分或震慑力的音乐作品变成了一枚射出的子弹。它击中了观赏者，获得了一种触觉特质。因此，它就推进了对电影的需求，因为电影中分散注意力的要素首先是一种触觉要素，这是以不断变化的图景和对观众产生震惊效果为中心的基础上产生的。”［1］267电影的触觉特质和惊颤效果改变了大众的统觉机制，大众在欣赏时无需思考、无需联想、无需凝视，只需要在感官中体验生命的风险。电影在达达主义的推动下，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造出具有强烈震慑力的惊颤视觉形象。然而阿多诺认为视觉冲击过于强大，会压倒思考、理性。他的这种担心与本雅明的恰恰相反，本雅明认为两者是可以共存的。本雅明对电影这种视觉艺术的认识使电影深化了统觉，加深了人的认识，“电影在视觉感知世界的整个领域―后来还包括听觉感知世界―深化了统觉”［1］265。事实上，电影发展到今天并没有完成这种思想和感官的统一，而是把感官发挥到了极至，所以感官与思考在当今电影中越来越走向分裂。因为面对着迅速变换的逼真画面，观众们无法思考，只是沉醉于感官刺激当中，迈克・费瑟斯通同样指出：“观众们如此紧紧地跟踪着变换迅速的电视图像，以至于难以把那些想象的所指，连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他（或她）仅仅陶醉于那些有众多画面跌连闪现的屏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感官刺激。”［5］8

第9篇：对电影艺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 戏剧 影视 传播时代

中图分类号：J80 文献标识码：A

Theatre Art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Times

WEI Meng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With the visual arts and performing arts theater arts exist today, have a different orientation and meaning than in the past. This paper will spread the era of television drama exi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of the art to make an analysis and share.

Key wordstheatre; film and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times

伴随文学创作不断的大众与通俗化，影视艺术在文学戏剧艺术的基调之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影视艺术的发展并不只专注于文学效果，还添加了很多新的成分在表演中。如音响效果、舞台效果等美术形式与手段，其发展的理念之一就是再现生活轨迹于屏幕之上。并且通过这样的手段引发了大众的支持和喜爱。电影艺术源自戏剧艺术的创作，有人说电影艺术就是戏剧艺术的创新也是不无道理的，其中大量借鉴文学叙事的手法，并结合了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一些手段来融入创作中，也是把戏剧艺术真正的银幕化。戏剧艺术与电影影视艺术实际是相通的，在情境设置中，在演员的表情情感展示、在演员的动作展示，电影作品展现的时空感等各个方面都能说明戏剧与影视二种艺术之间是互为作用的。20世纪的20年代，人们开始把电影的艺术自戏剧艺术之中剥离出来，开始研究电影的叙事语言以及蒙太奇的理论研究，但在电影和戏剧双方在艺术媒介的形态以及创作的构思上都回出现相同点，他们都旨在展现生活的内容以及表现社会的百态，他们有着相同的目的，在人生的感悟和情感的交流之上，变现都是一致的。当然在电视艺术中，其理论和实践之中又融进了对戏剧蕴含的特质分析，它进一步实现了人类对于视觉感受的延伸。世界的角度来看，电视艺术的发展，新型传播技术的应用基本达到人们在家看戏不需要出门的愿望。因而，在很多方面，又可以说是对电影艺术的一种超越。不过我们应该始终相信，观众在欣赏戏剧和观看电影的同时首要是为娱乐，其次才是为了教育。

1 戏剧艺术的表象与实质

戏剧艺术、影视艺术虽然都是表演艺术，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的。戏剧艺术的魅力存在于舞台之上，是演员和观众之间的读懂关系所营造的。在戏剧舞台上与戏剧舞台下，能够与观众达到你中有我，而我中有你的剧场感触。观众坐在剧场中观赏戏剧，座位是固定的，距离是固定的，针对每个观众所不同的固定距离感会造成不同的视角来欣赏戏剧舞台的表演，演员和观众之间的关系与交流则是直接的并且生动的，是面对面的沟通，这点显然也是其他的艺术形式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因而戏剧表演在相对的稳定时空中,可以通过演员对于剧本的理解，将观众带到一个具有想象的兼具审美的艺术天地之中去。观众则会把因戏剧表演艺术而诱发的感性以及理性的认识，包括情感的体验作为介质，反馈给演员同时感染演员，达到一种共创艺术的目的。 戏剧艺术的创造效果与感受能够达到每一次的剧场演出都有不同的变化，是不重复的。影视艺术中发生的的种种表演变化实际上比较机械的，观、演者双方是不能直面交流的。表演者（导演和演员）利用影视技术手段不断的重复至满意的效果,比起戏剧艺术，表演因过于完美而降低了真实感受，人和人之间所存在的无形的交流则因科技变的无形。

很多人认为戏剧有形比起影视无形是对立的态度，但正是这样的和谐与对立的状态造成了迥异不同的观和演，演和观的关系，同时也决定了影视艺术与戏剧艺术这二者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历史必然性。戏剧和观众的紧密关系，是其他艺术不能媲美的。影视艺术演出的手段与途径而言，跟戏剧的方式很接近，甚至在表演上更逼真，但是却难以做到与观众的精神和灵魂进行直接的碰撞与交流。 而戏剧艺术却因为是现场的表演形式，能够达到现场，当场就能够抓住观众的灵魂视线，它将感情表演直接的呈现在舞台，完美也罢，不完美也罢都显露出来，将社会的生活和人生百态呈现在舞台上，让民众对生活有个认识、能思考生活如何继续、思考人生意义。在社会信息量巨大，传播迅速的今天，它有一项辅助功能，开启人观察日常的生活状态、了解人生活特点的窗户，通过对信息的理解，窥视社会生活，同时思考人生新态度，反馈社会，折射人间百态，人们从戏剧之中来感受现实生活，感受对生活的揭示。

2 影视艺术的表现态势研究

对于影视艺术来说，声、画和耳、目四者能并用，用视听获得感知，在时间里获得延伸感与空间感。影视综合作为艺术形态是畅行无阻的，也是这种艺术让戏剧逐渐为人们所淡忘。影视艺术已经突破了人为戏剧的舞台模式，突破了舞台的、空间的限制，突破了戏剧艺术中对于摹仿虚构故事以及反映事物的假设创作的规范，并且突破了戏剧艺术一直以来的欣赏习惯以及对于戏剧艺术的接受习惯。我们所知，戏剧艺术与影视艺术在娱乐、思想、艺术、教育等方面会有高度一致性。是价值的外化，这个外化若要达到认可则需要观看的人对戏剧作品有理解、并且能够认知。影视在发展中比起其他艺术而言，是略胜一筹的，它利用了高科技效果，融合时间、空间元素，把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做出了调整。呈现出大千世界里的人生百态给观众，艺术家全面的反映社会生活成为现实，表演艺术自身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不再局限于舞台条件，能最后把情绪释放在普通市民面前。戏剧到影视，剧场转化至屏幕，所有的变化都突破了戏剧舞台效果限制,使得时空转化为自由时空，把狭窄的舞台布景转化为开阔的影视实地，夸张的程式化的表演瞬间转变成含蓄逼真的表演，戏剧时空感顿时停顿，平面感达到纵深的效果。影视能够利用时空的转换去思考。能达到自由转变的蒙太奇效果去拼接，这是一种超越了舞台效果的认为的有效的方式拍摄，通过对生活的理解，对于剧情的视点，充分地释放时空感，获得充分的自由。也正是由于这种种的变化，我们发现影视艺术在对于戏剧艺术的承载中赢得市民的喜爱。虽然现在的影视艺术因为依赖了科技的优越性同时也拥有了更多观众，影视艺术是普及性的艺术，戏剧艺术的受众有较高的素质观众，对于大众来说，属于小众艺术，他们的审美情趣较高，戏剧语言相对应的是高端观众。我们还需要看到，大众艺术普及的今天，戏剧艺术的发展必须走出低谷的现实，要直面真实社会，反映现实情境，发散自身艺术的魅力。更需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还需要了解并且认识一点，戏剧艺术服务面不该只是一个点，而要转变为一个面。 要“粉丝”化，要戏剧艺术融入尽可能的融入现代大众的生活情境中，让戏剧进入普通民众生活之中，走入大众艺术的队列里，改变戏剧艺术“曲高和寡”的现存现象。戏剧艺术能够让人感触，能够启发生活，这点是观众们永远不会拒绝的。

3 结论

信息传播多媒体的时代的来临，为影视的艺术发展创造了更为优异的平带，带来很多的优势，对于戏剧艺术形成一定的时代冲击，可是这并不说明戏剧的艺术自身会因人们的喜新厌旧而消失，却正好构建了多种艺术和平共处的艺术生态环境。戏剧艺术与影视艺术，这样的两种艺术形式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他们有自身的“脾性”，能互为表里。戏剧艺术作为影视本原或者可以被看做是影视艺术的基础形态。影视艺术则可以被看作是戏剧艺术延伸和升华，戏剧艺术在一定的程度上推动影视艺术的的发展，影视艺术则带动戏剧艺术的改革和创新。

参考文献

[1]龚莉雅.论当今戏剧艺术之兴衰[J].戏剧文学,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