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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平”了、变“小”了,在经济、社会和技术层面,这个全球整合的世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当前的金融海啸、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危机或者安全问题,迫使我们审视过去。也正是各种各样的危机,使人类能够站在一个面向未来、全新发展的门槛上―我们希望整个世界也变得更有“智慧”。我们有机会,同时也有能力建设更有智慧的系统,更有智慧的企业,更有智慧的国家,甚至更有智慧的地球。
三个智慧推动力
谈到智慧之道,我想首先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趋势,那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几乎任何系统都可以实现数字量化和互联的事实,并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做出更加智慧的判断和处理。
更透彻的感应和度量
例如,到2010年,全球每人将平均占有10亿个晶体管,每个成本约耗资十万分之一美分,而各种各样的感应科技也开始被嵌入在汽车、家电等设备,以及公路、水利、电力等设施当中。这些晶体管和感应器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的运转,让我们能真切地看到究竟发生了什么,并能够准确量化所产生的变化。
更全面的互联互通
到2011年,互联网用户将达到20亿人,并且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与各种设备物件连接起来。未来互联网将会变成物联网,国际贸易壁垒逐渐消除,企业内外的整合日趋紧密,跨行业的联系和合作也不断加强。虚拟技术的大行其道,又加速了互联互通的趋势。这些都大力推进了协作和创新的广度和深度。
更深入的智能洞察
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信息技术的成熟和不断发展,人们可以负担得起使用大规模计算机集群及云计算去加工、建模、预测和分析海量的数据。人类将最大化地利用信息资源,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洞察力,并因此更快、更好地作出决策。
这一切都意味着,经济可行的智能技术能够被应用到几乎所有的行业,用于各种产品,催生过去无法实现的服务。在此基础上,无论自然体系,还是行业系统,或者企业,甚至人类本身,都将更紧密地相互关联整合,形成个各种各样的智慧系统。
从四个关键挑战入手
我们驾驭并把握这些趋势,就能开创出通往“智慧的地球”这一美好愿景的通途。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解答四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面对无数个信息孤岛式的爆炸性数据增长,我们需要获得崭新的智能和洞察,利用众多来源提供的丰富实时信息,以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第二,我们需要开发和设计新的业务和流程需求,实现灵活和动态流程支持下的灵活的运营和运作,达到全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第三,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可以降低成本、具有智能化和安全特性、并能够与当前的业务环境同样灵活、动态的基础设施;第四,我们需要采取行动解决能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高效率、提升竞争力。
建设“智慧的地球”是当务之急
我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建设“智慧的地球”是当务之急。
我们先看资源问题,在美国洛杉矶一个小社区,每年为寻找空车位所浪费的燃油高达4万多加仑;而现有的油井中只能提取20%-30%的石油;在中国,约有1/3以上的工业废水和90%以上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河流,加剧可利用水资源不足。再看供应链,由于供应链低下,消费品和零售行业每年损失约为400亿美元;中国每年物流所占GDP比重达20%,这个数字比美国高一倍。还有食品安全和医疗卫生方面,最近三聚氰胺度奶粉致使29.4万人患病,84%的中国消费者声称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提高;美国一个国家,每年就出现220万起由于手写处方导致的配药错误;这些问题触目惊心,丞待解决。
对于这些问题,IBM也在进行认真思考,并且已经在努力进行探索和实践,比如:
更加智慧的追踪系统:IBM与挪威的Matiq公司正在开发一套更先进的食物追踪解决方案。它采用RFID(射频识别)技术,从农场、供应环节到超市上架,全程追踪肉类和禽类食物,以确保食品保持最佳状态。
更加智慧的交通系统:IBM正在与布里斯班、伦敦、新加坡及斯德哥尔摩合作建设更为智能化的交通系统。通过一系列措施,斯德哥尔摩交通流量已减少20%,污染物排放降低12%,每天新增4万人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更加智慧的能源系统:IBM与全球11家领先的智能计费器企业中的7家共同携手,通过实现设备智能化,为消费者降低费用。在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通过将恒温器转换为可调控,帮助普通家庭降低10%的能源开支。
更加智慧的医疗保健系统:IBM正在帮助主动医疗网(ActiveCare Network)监控美国38个州的1.2万多家诊所,为超过 200万病人提供注射液、疫苗及其他药品的适当运输网络。主动医疗网采用IBM软件降低治疗费用高达90%,降低病人、诊所应用费用达60%。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迄今为止,我们眼里的IT是数据中心、软件、个人电脑、路由器和宽带的世界;我们眼里的基础设施是大楼、工厂、医院、公路和管道的世界。现在,只有把实体世界和数据世界融合在一起,才能把世界变得更加智慧。
智慧地球的潜能不会自动释放出来。需要来自各界的倡导和领导力,在商业、政府、学界、社区方面引领这些重大变化,当务之急是加快“智慧”的脚步,对每个行业、机构乃至个人而言都是如此。
改变自己的行为,使每个员工都有责任感,使每个步骤都有责任感,不能把责任感当作一种空洞的口号,而应该变成客户能够直接享受到的服务。
把自己看成国家大系统的一部分,做国家想要做的事,做老百姓期望的事,我认为这就是社会责任感。
刘总,很高兴在电话里与您交流关于社会责任方面的话题。这两年社会上对社会责任的关注比较多,您怎么样看待这个现象?您自己是怎么理解社会责任的呢?
刘积仁: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热烈讨论,跟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关,也跟部分企业在财富创造过程中没有承担法律和道德的责任有关,社会希望企业能够更多地承担这些责任,将社会对企业发展支持所获得的收获来回馈于社会。比如说,某些企业为了企业本身的利益而忽略了投资人的利益,某些食品企业为了高额利润而置产品质量于不顾,某些医药企业为了自己的生产而破坏环境,当然还有商业贿赂等问题。
如果谈企业社会责任的话,我觉得这些就是底线了,一个企业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对法律地依从,也就是说要用法律来约束企业的行为。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遵守法律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
由于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处于国家经济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人们对于企业在发展初期某些违背社会责任的行为比较谅解,但是走到今天就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也就导致了我们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不强。所以我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跟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地不断进步,企业的责任感会越来越强,越来越有一种历史感,也就是说我们要对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负责任。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除了创造效益之外,它还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企业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能够让社会的其他部分得到和谐发展。
我刚才讲的法律责任是一个底线。在法律这个底线之上,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为它的素质、道德以及它对社会的一种关爱。这些方面并不是由法律和制度所约束的,而是企业自身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社会,让社会的各个部分都能够共同发展而自觉地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企业的社会责任就像人一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心有法律,一方面是心有道德。
您刚才谈到社会责任重的这个法律底线问题非常重要,在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最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问卷调查结果中,企业家们对法律责任的认同度排在第一。
刘积仁:今天中午我看到电视上在讨论所谓的“原罪”。“原罪”是经济大发展初期必然会出现的,全世界都一样。美国和日本在创业初期的时候,也都走过这个阶段。道德水准是人类不断追求的,比较抽象,是不能通过制度来约束的。这个社会走到今天,我想法律和道德是每个企业都应该重视的,而且应该越来越重视,要与企业发展同步的。
一些企业界朋友告诉我,现在不太愿意谈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因为来自社会各方面对企业家的压力和期望都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您觉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与企业家本人的认识水平关系密切吗?
刘积仁: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或者说企业家,应该知道,社会的尊重是企业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品牌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能把社会责任看成一种压力,我认为它是一种投资,有投入就会获得回报。如果能够主动地像看待投资一样去建立社会责任感,就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赖。
关于目前企业界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您刚才提到几个行业的情况令人担忧,那么从IT行业来看,高科技、知识型企业这方面的压力是不是小一些呢?
刘积仁:知识型企业与那些行业相比要好得多,因为它是一个新型的产业,也是高科技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依赖知识的创新,对社会一些创造财富的物质资源依赖不大,在产品方面,它是纯技术的,比较容易度量和检测,所以在产品质量对客户利益的伤害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说知识产权的问题。事实上,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也是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尊重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通过剽窃,通过使用别人投资取得的成果来建立你自己的事业,这是一项最基本的责任。相对于食品等制造行业,在技术领域,知识产权的问题是企业社会责任面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您怎么看那些让家长们十分头疼的、让孩子们特别痴迷的电脑游戏,这有没有涉及到商业伦理方面的问题?
刘积仁:在网络不断走入每个人的生活中,数字内容更容易获得的今天,网络信息内容对社会的影响,对年青人的影响已经是一个与社会责任相关的问题,还有个人隐私的保护、网络社会对法律的尊重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在信息时代遇到的新问题。比如说,现在网上的很多不良内容对社会是有危害的,但是仍然有许多人通过它来赚钱。还有我们现在经常收到没有经过使用者同意的广告短信,个人银行,手机信息的泄露,为了获得利益而表现的对法律的不尊重,对社会的不尊重,对其他人的不尊重,使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产生了更复杂的社会责任感问题。
您是怎么理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
刘积仁:遵纪守法、为国家纳税、解决了更多人的就业问题,我觉得就尽到了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是基础。如果说还能在企业本身发展的同时做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就更好了,这里面有一个程度的问题。
很多人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解为捐赠、建希望小学,或者是解决某个地方的贫困问题等等,我觉得这种看法是相对狭隘的。举一个例子,有的国有企业有几十万职工,企业能够妥善地安置他们,同时为国家纳税,它就已经很好地尽到了一个企业的责任。这个时候再强调它还要做多少事就有点形式化了。在美国,如果你在当地建立了一个企业能够为当地解决500人的就业问题,你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如果你还能够雇佣一些伤残的员工,你就是相当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了。如果你还能为地方的财政做出贡献,政府就会得到更多的经费来支持公共事业和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一个企业如果从不给政府交税,而仅仅是对社会的有限的捐赠,则是没有做到一个企业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有很多种,企业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方式,而谁都不能推卸的社会责任是企业最最基本的责任:为社会创造财富。
您刚才提到社会上有不少人更强调企业应多关注企业之外的弱
势群体和更多地参与捐赠,您觉得这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心态?
刘积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公众认为企业比政府更有能力做这件事。事实上大家看到的企业,只是企业里面比较优秀的那一部分,这部分能占到10%就不错了,剩下的企业大都是正在艰难奋斗之中的。这些企业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优秀的企业有着更好的盈利能力和社会影响力,所以大家认为企业应该帮忙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种想法不能说过分,但是不能说企业依赖国家的环境和政策赚了钱就必须捐出来一些,不捐就没有责任感了,这并不是社会责任感的基本衡量方法。因为你没法知道这个企业承担了多少社会责任,它是无法衡量的。同时,一个企业拿出钱捐给社会了,就一定有社会责任感吗?
您刚才的看法和认识可以说代表了部分企业家的意见,不能把企业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当作一个交换关系,企业的存在就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在法律责任之外的捐赠等公益事业更多地应该出于自觉自愿。
刘积仁:也可能有的企业在以履行社会责任的名义来炒作、来推销自己,但这些企业的产品质量却未必可靠,而它却被包装宣传成了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所以,我们不能拿捐钱来衡量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这种拜金的思维方式就有可能给邪恶者以可乘之机。大家都觉得钱就是一种象征的符号,拿这种表面的东西来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很肤浅的。
您觉得政府在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刘积仁: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策要更科学化、透明化,更有利于企业的规范操作和执行。这样才能让企业经营者创造一个健康的经营历史和社会责任感的纪录。在历史上,他们曾经做过的某些与社会发展不和谐的事情也往往与当时的政策、法规及社会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过去批地、批药的政策程序实际上有很多问题,与政府部门本身的建设与治理有很大关系。有些问题是企业与政府互动产生的,政府的治理水平也会使企业家的职业道德发生偏离。所以,我认为政府的决策水平和治理水平要提高,要更科学地制定整个治理的体系,更系统地设计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可能这个体系需要不断的改进,但是要更长远地考虑这个体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政府部门之间分工的不同会导致企业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行为上的一些差异,这些可能会导致一些负面的、破坏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
其次,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这种行为也是需要激励的,比如说对捐赠的企业实行免税等。先不说企业是否应自觉地奉献社会,单从可行性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公司,如果是正常的话,它不是哪个人能控制的,很多决定权在董事会。像我们公司董事长捐赠的额度是要经过董事会批准的,因为你用的是投资者的钱。如果我拿公司的钱去捐了,大家都说刘积仁是个有责任的企业家,但是股东们会说,这不是拿他的钱,而是拿我们所有股东的钱。
另外,政府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比如捐赠过程怎么控制,捐赠的资金怎么管理。事实上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难,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早就有这些制度,我们只需要把它拿到我们国家来,和现存的制度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政府应从系统的角度出台一个解决方案,为企业搭建一个平台。企业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这个平台上如果有很好的章法,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做事就会顺利多了。
“东软”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有些什么样的体会和经验?
刘积仁:首先我们要从本职工作来看待我们的社会责任。拿医药行业的话来说就是你卖的药要能治病。比如说现在“东软”是软件信息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或者说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像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都是我们的客户,客户用我们的软件,我就要保证它用着没有问题,比如打电话不能掉线,记录的话费单不能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在服务上不断与客户沟通,来保证我们提供的整个系统的安全有效。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也在用东软提供的软件,在全国有50%以上的份额。大家到医院看病的时候要拿医保卡,这个卡上的信息就要通过我们这个系统来处理。如果我们这个系统不可靠的话,人家可能正好在医院做手术却交不上钱,这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我们还有一些销往全世界的产品,具体销往哪里我都不知道,但我同样要对产品负责。
我们要做一个可信赖的而且让客户尊重的服务提供者,我们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使我们的每个员工都有这样的责任感,使我们的每个步骤都有责任感,不能把责任感当作一种空洞的口号,而应该变成客户能够直接享受到的服务。这是我从本职工作这个角度对社会责任的理解。
第二,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东软”还力图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过去中国的大型医疗设备都是进口的,比如CT设备,中国人自己不能造。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东软感觉到,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有这么多的医院,如果买不起这些昂贵的国外设备,那些偏远乡村的病人就得不到很好的医疗服务,所以“东软”应该用它的科技力量来研制这些产品。为了让企业在这方面获得业务的发展,同时也能够服务社会,我们从96年开始就不断投入来做这方面的产品,现在国内有5000多家医院在使用“东软”的CT、磁共振、X线机等医疗设备。
有一次内蒙的一个县医院装了我们的CT设备,我亲自去参加了剪彩活动。那个县第一次装这样的设备,我看到整个街道都插着红旗,看到老百姓欢欣鼓舞的场面,说真的,当时我特别感动,同时也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
有家医院买不起这个设备,我们公司就捐给它一台;不少医生不愿意去偏远地区的医院,病人看病容易误诊,所以我们用自己的通信技术建立了一个远程医疗网络,使得小医院的CT和X光的片子可以传到北京,由北京的专家帮他们诊断,再给他们传过去。
我们把自己看成国家大系统的一部分,做国家想要做的事,做老百姓期望的事,我认为这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成为了全世界少数几个可以做CT设备的国家之一,为中国众多的医院提供了这种服务,“东软”也就因此变成了一个创新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所以,做好的产品,做社会真正需要的产品,也是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是对社会的贡献。让别人能够从中受益,从而使这个社会更美好也更和谐。
“东软”入围了2007年的CCTV年度最佳雇主,主要理由是公司内部的员工关系、员工的教育和职业规划方面做得比较好,这方面您有什么特别的体会?
刘积仁:现在“东软”有10000多名员工,我们不仅把他们看成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动力,也要关注员工自身的发展,关注他们未
来的生活。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发展员工,一直不断推进培训计划,让我们的员工有不断学习的机会。同时企业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投入,为每个员工都做了职业规划。我们有一个知识系统,让员工根据工作的需要来学习相应的、更多的知识,这样到了下一阶段就可以做另外一个工作。让员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这是我们企业发展的整体规划。
另外我们为员工创造了一流的工作环境,把大家的单调的办公室变成花园,变成运动场,我们的院子里有足球场,有小的高尔夫练习场,也有健身房,还有很多培训教室等等。让员工觉得工作在一个被关爱的企业里面。
同时“东软”有一个爱心基金,这是一个互助基金。如果某个员工的生活出现了重大困难,这个基金就会开始运作,集合大家的力量来帮助他。比如说有一个员工的爱人得了白血病,只剩下6个月的时间。为了治疗他妻子的病,我们工会就开始募捐,总共为他捐了26万元,让她在天津做了一个骨髓移植手术。我们救了一条生命,也维护了一个家庭。很多员工都曾接受过爱心基金的帮助,这也使得我们的员工更有爱心。许多员工和公司一道积极投身到社会公益行动中去,为偏远山区的学校修缮房舍,解决电力问题,和困难的学生家庭结成帮扶对子;为来自贫困地区和家庭的大学生捐款,让他们完成学业;资助防治艾滋病,治疗唇腭裂的团体和个人;为受到大的自然灾害的地区捐款等。这些行动都来自于员工和公司自觉地投入和行动,并成为公司倡导的文化的一部分。
在经营企业的过程当中,您感觉到最快乐的是些什么时刻?
刘积仁:创业15年来,让我感到最快乐的时刻就是每年年终的总结大会。
每一年的总结大会都在告诉我,公司业务在成长,我们的员工在成长,特别是很多年轻的管理者不断地在成长,而且大会的规模一年比一年大。看到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我就感觉到一种满足。
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来介绍“东软”,您觉得应该怎样描述?
刘积仁:“东软”是一个通过智慧、团队和创新来创造价值的企业。
我感觉与同龄的企业家相比,您的心态特别平和,您过去的经历比较顺利吗?您现在所形成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价值观主要是来自哪些方面?
刘积仁:我今天的人生态度是在不顺利的经历中形成的。
我认为一个人在同形形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会越来越变得平和,因为当你看到形形的人、形形的事,特别是当你了解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时候,你就不会抱怨你所在的处境不好了,你就会越来越乐观,越来越愿意面对困难。因为你知道,所有的辉煌都来自于对这些困难的克服。回顾一下美国内战结束后的那一段历史,尤其是那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我们对中国今天形形的情况大概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因为我们正在重走他们走过的路。
平常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对我来讲就像是一种修炼。修炼就是让你受一些折磨,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经历过以后你就会变得更沉稳,看问题就不会太极端,原来的困难也许就不成为困难了。所以我认为困难一定是可以改变的,如果有一件事情永远不能改变,或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改变,我就把它看作客观而不是困难,上天就是这么安排的,就不用琢磨它了,反而会放心一点。所以我想一种复杂的环境对企业来讲也不一定是坏事。
我是1955年出生的,经历过政治动荡的时代,见识过人们的思考和行为,高中毕业之后在钢铁厂里当过煤气工人、电影放映员、电工,后来到大学读书、到国外学习,在50年间经历过国家的巨变、生活与工作环境的巨变、人的巨变,社会给了我一个修炼的过程,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环境的适应成为了我的财富。
您认为在中国,什么样的企业家才称之为优秀的企业家?
刘积仁:可能中国的企业家还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那样显赫,但如果你了解了他们的成长过程,他们所拥有的创业条件和他们所成长的社会环境,你一定会对他们刮目相看,他们是很了不起的,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为中国做出了世人瞩目的成绩。
我们有海尔、华为这样的在世界拥有影响力的企业,使中国人制造的家电、通信设备走向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市场。比如说中国的移动通信企业用最短的时间创造了一个有相当覆盖面的网络,基本上服务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移动通信大国。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都是奇迹,足以表明他们在管理、技术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中国有几家非常不错的汽车制造厂家,他们敢于挑战国外汽车巨头,创新求异,不仅抢占了相当的市场份额,而且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我认为他们是非常优秀的企业。
中国有几百种产品占世界份额第一,但是这些企业家们并没有名字,或者根本没用品牌。过去我们觉得有品牌就是优秀的,没有品牌就不是优秀的,但是我认为,拿数据标准或者市场份额来衡量一个企业家的话,结果会更客观一点。
您刚刚谈到的都是优秀企业的特征,如果具体到这些企业的领导者,您觉得他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有没有一些共同特征?
刘积仁:我觉得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有理想,并且可以不断超越自己。他们的追求通常是完全超越了他所拥有的资源的,今天还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他要在明天或者后天做到。我想这就是中国优秀企业家所走过的路线。如果你问他们过去是怎样设计今天的,大部分人会说过去根本没有想到能有今天。正是一次次打破不可能的经历使得他们的能力不断提升,不断超越自己,最后把企业做大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刘积仁:首先是坚忍不拔、不怕困难,并且把克服困难当作一种乐趣,把能在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当作一种追求。他在工作中是积极而主动的,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能快乐而有追求地往前走,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他们从来不沿着别人的成功之路走,他们都是在参考别人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走自己的路,都是用自己的战术取得战略的成功。比如说他可能制定了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一样的战略目标,但是他使用了最适合自己发展的战术。这是中国的革命历史对他们的启发,所以他们爱看、爱谈革命历史,尤其是的思想。
这两个特点是有联系的。正如农民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侵略者的飞机大炮,民营企业家打败了受过很好的西方教育的企业家。异曲同工之处就在于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企业家的精神就是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创造性地找到一条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使得他能够用比较短的时间走完别人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走完的道路。
比较来看,那些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或者说对中国的艰难困苦的历史没有亲身感受的年轻一代企业家,他们的特征有什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