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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困难
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主张的提出已经有十几个年头,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股份制改制、上市也已相继完成,而农业银行的改革方案却仍然在激烈争论和深入探讨之中,原因是农业银行比其他三家国有银行改革面临着更多困难,主要包括:
巨额不良资产的处理。按说中国政府已经是世界上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行家里手,拥有处理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形成的数万亿不良资产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要处理农业银行7356亿元的坏账在技术上无难度可言。但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坏账处理能力受到财政资金的约束,它们注册资本总和仅400亿元,在处理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的约1.5万亿不良贷款中已经力不从心,因为按面值剥离的坏账现金回收率仅22%,其余78%的损失超过1万亿元主要由中央财政和中央银行再贷款(5700亿元)来补贴,如此巨大的支出给中央财政和人民银行带来的压力是可以想象的。因此,对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遗留的巨额不良资产尚未处理完毕之前,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再接手近8000亿元的农业银行不良资产在财务上有一定困难。但是,由汇金公司给三大上市国有股份制银行注入的6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按2007年10月26日的市值计算已超过3万亿元,投资增值部分(超过2.5万亿元)足以补偿剥离、处理银行坏账的财务成本。因此,如何使处理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成本和分享上市银行投资收益匹配是保持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持续性的关键。
目前的格局是,汇金公司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大股东,持有这些上市银行股份比例分别为35.33%、59%和67.4%,可以获得上市银行的分红和参与管理的权利,财政部也持有工商银行35.33%的股权,这些股权如果按市值减持投资收益率将超过了500%,而负责处置上万亿不良资产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却没有持有任何股权,也就是说,它们以面值购买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只有亏损无法盈利,这对于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持续性形成了挑战,同时对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提出了要求。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能启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良资产处理成本、注入资本与农业银行上市后股权持有比例在不同部门的分配未能达成一致。
庞大的冗员安置。从理论上讲,我们应根据工作量来确定职工总量N,即:N=Q/q,其中Q表示工作量,包括工作数量和技术含量;q为每个职工平均满负荷工作量,它受用工技术等级或劳动熟练程度影响。从上式中看出,职工数量N受工作总量和人均满负荷工作量的影响。为方便起见,我们用“业务量”取代“工作量”,再用“人均资产”作为指标来确定业务量。我们将“人均资产”作为一个硬生产力指标,它受外部市场资源、竞争程度和银行管理效率等因素影响,在相同的市场业务和竞争环境下,银行的人均资产应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取值范围。据统计农业银行现有45万名职员,总资产为5.344万亿元,人均资产为1188万元,而国际活跃银行和国内股份制银行人均资产都远高于此数。
据报道,美国花旗银行人均资产超过3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2500万元),是农业银行的18.9倍。2006年末民生银行人均资产超过4000万元,是农业银行的3.36倍。要使农业银行人均资产达到民生银行一半水平,就需要裁减近40%,即18万员工。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今天,要裁减如此众多的员工极可能引发社会问题,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政治上面临的阻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但如果不精简人员,农业银行要想实行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是不可能的,这样将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经营效率就难以提高,在国内、国际提升竞争力将成为空话。
经营中商业化与政策性难以兼容。历史上农业银行主要服务于“三农”等弱势产业、区域和群体,为实施政策性业务和服务“三农”,农业银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在每个县都保留了支行建制,因而机构人员规模难以下降,经营效率大大低于同业水平。无论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采取何种模式――分拆或整体上市,都无法回避政策性业务亏损如何辨识和划断问题。只有对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作为相对科学、严格的区分,才能实现改革后的农业银行既面向“三农”又遵照商业化原则运作。
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扶贫专项贷款和小额农户贷款;二是农村基本建设贷款,如小水电建设等;三是乡镇企业贷款、供销社贷款等农村工商业贷款。据统计,农业银行对农村小水电的专项贷款不良率高达60%~70%,而对供销社贷款几乎全部沦为不良资产。政策性贷款不良率居高不下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对于借款人来说,在申请政策性贷款时偿还意愿就很低,把这些贷款视为财政补贴,而对于银行,会认为发放政策性贷款是在执行国家宏观政策,而不是根据商业原则进行,所形成的不良贷款自然由国家承担,因而没有积极性来控制信用风险。因此,在政策性贷款的发放中存在着巨大的道德风险,最终出现高不良率是可以理解的。
根据中央政府既定的农行改革十六字方针――“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要面向“三农”,就意味着农业银行必须承担一定的政策性支农业务,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金融服务。但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纷纷上收经营网点,可见以现有的经营模式,国有股份制银行在县域经济提供金融服务收不抵支,而商业化运作目标是盈利,如何使农业银行既服务于“三农”又能获取商业利益是改革的难点之一。
模式选择
关于农业银行改革模式一直存在争论,主要有两种模式:分拆上市和整体上市,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整体上市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改革的成功先例,轻车熟路,便于操作;分拆上市可以实现商业化经营和服务“三农”的更好结合,但操作复杂,缺乏经验。
整体上市。根据国务院金融会议精神,农业银行整体上市将成为最终改革模式。农业银行改革从实质上讲,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的改革基本上一致,即实现国有银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和经营方式的商业化,因此农业银行改革极可能遵循与其他已上市的三家国有股份制银行同样的改革路径。
农业银行的整体改革将沿着“财务重组-注资-整体上市”的路径推进,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改革经验看,财务重组是关键,是股份制改造的前提。农业银行的财务重组的核心是不良资产的处置和资本金的注入,我估计,农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方式将更接近于工商银行,而不是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因为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与工商银行接近,假如不良资产回收率为30%,以面值收购7356亿元的不良资产处置成本将高达5149亿元,如此巨额不良资产剥离成本将由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分担,具体分担比例将由双方协调确定。据报道,汇金公司将向农业银行注入400亿美元,这将创下政府向国有银行注资的新纪录。根据工商银行改革的经验,股份制改革后的农业银行大股东将由汇金公司与财政部出任。至于引进战略投资者,由于投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国际投资者获得了丰厚回报,在操作上将更加容易。
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完成之后将会选择A+H的上市模式,具体时间则取决于改革进展和市场状况。
分拆上市。关于农业银行改革,在业界很重要的一种意见就是分拆,具体的分拆方式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其一,是按区域将农业银行分拆成若干个中小银行。这种建议遭到了来自农业银行管理层的反对,他们认为把农业银行拆分成几个小银行不符合农业银行本身的利益,不利于发挥其网点和规模优势,也违背农业银行一级法人多级管理的历史传统。
其二,是按政策性业务和非政策性业务拆分农业银行,可以考虑把农村的政策性业务剥离出与农业发展银行合并。但有反对意见认为由于农发行现在规模很小,局限于粮食收购环节,目前经营上也并不成功,本身可进可退,所以农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部分并无迫切需要和农业发展银行合并,可以单独成立农村政策性银行。
其三,按照业务拆分的原则,把涉农业务和非农业务分离,组建农业信贷银行和农行股份公司,后者是纯粹的商业银行。此方案考虑了农业银行面向“三农”、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金融服务的任务,但银行分拆涉及新银行的设立,程序复杂,可行性不大。
总体来说,农业银行分拆上市方案并不为中央政府和农业银行管理层所认可,因为它缺乏先例,操作程序繁杂,分拆活动会破坏农业银行原有的经营体系和业务网络,也不利于在金融全球化时代参与国际竞争。
前景瞻望
中国的外汇储备数量全球第一,高达1.4万亿美元;中国也是世界罕见的用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的国家,作为在中国注册的商业银行,以美元作为注册资本是一种创举。如果不出意外,农业银行仍将接受汇金公司的外汇注资,由于中国外汇储备过剩,农业银行获得注资已无悬念。也就是说,地球上没有人对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成功表示怀疑。2007年10月26日中石油A股申购,这家亚洲最赚钱的公司果然有“王者归来”之风范,冻结资金高达3.3万亿元,刷新了前不久由中国神华创下的申购冻结2.65万亿元的纪录。申购新股资金量屡创新高,反映了中国流动性过剩之严重,在此情形之下,农业银行的整体上市在A股必获成功。至于在香港上市,在大陆资金不断涌入,香港股市不论是升幅还是交易均已创下历史纪录,在如此火爆的市场中农业银行IPO将非常顺利。
中国政府对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从易到难的步骤无疑是科学的,先对不良资产较少的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进行改革,然后再对不良资产较多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进行改革,从而提高国有银行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
2、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对应接收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部分。
3、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对应接收中国工商银行部分。
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对应接收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资产。
资产管理,是指委托人将自己的资产交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为委托人提供理财服务的行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财富与资产管理市场的发展空间巨大,如何有效把握财富与资产管理的机会,提高财富与资产管理的效率,挖掘财富与资产管理的市场潜力,已成为业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而由北京国家会计学院主办的“企业资产管理论坛”,就为企业界、财富与资产管理机构,监管层、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前沿、高端、务实的探讨与对话平台。
认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资金部副总经理张耿力,就是在这个论坛上。
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率先将资产管理部作为一级部门设立,从事资产管理业务,致力于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此后,其他银行相继成立资产管理部或法人理财部等,将资产管理作为“其他资产投资”领域一个主流品种,大力推广。
张耿力所在的资金部,对口的就是总行的资产管理部。
他结合自己在工作中的切身体会表示,在实现保值增值的基础上,资产管理,最重要的就是风险管理。“在银企合作方面,企业首先需要的就是结算及融资服务,但在基础要求得到满足后,必然需要考虑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以及两者更高的匹配和更高效的运作。如何通过专业平台保值增值、如何管理和分散风险,与企业经营密切结合。”
张耿力对于“资产管理”有着自己的理解:“对于企业客户来讲,就是满足特定利益需求的投资管理行为,或者是对某项资产的专业投资活动。在企业需求下'银行资产管理是利用银行自身资源,按客户委托,进行特定领域的资金投资,实现资金的安全性和高收益的运作,满足企业需求。”
企业资产管理有投资和融资两方面。
投资方式
就国内市场而言,企业投资方式不外乎五种:一是在看好的领域做实业投资;二是股权投资;三是有价证券投资;四是银行存款;五是其他资产投资,其中就包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在资产管理领域,企业通常要通过独立决策,对了解的相关领域进行投资,或者向专业机构咨询后进行投资。
张耿力表示,随着利率市场化深入,企业要实现更高收益,在主营业务之外,一定要对投资市场有所认识,对投资渠道、方向、品种有所了解,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投资方向。
银行的相关理财产品是企业其他资产投资的重要内容。2004年开始,我国商业银行开始陆续推出人民币理财产品。
首先是债券型理财产品。即通过专业平台投资银行间市场的国债、央票、企业债、政策性金融债、信用债等。通过投资方向的明确,企业可以明白理财产品的信用溢价,投资管理的成果直观回报。
其次是信托型理财产品。一些银行通过信托平台,将企业资产打包,对应发行理财产品。以前通常是城市改造、环境美化、环境保护等公益项目,随着市场的发展,涉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对应企业需求没有差别,大家同样是投资什么资产,可以获得什么溢价收益。
后来,中国工商银行率先把这种模式糅合形成现在市场上比较独特的“资产池”模式,不对债券、信托等大的资产进行区分,而是运用自己的专业经验配置资产。比如全部投资于评级为AA以上的资产的这类产品定性为稳健性产品,投资者可对资产包的整体信用风险程度有所认知,以匹配风险回报要求,并提出了活期理财与定期理财两大类概念,便于投资者理解产品流动性风险。此外还有浮动收益型产品,可能获取更高收益的同时需要承担更大风险,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给客户承诺回报,风险与收益结合更紧密。
此外还有一大类是结构性存款,在境外,比如香港市场,属于主流的理财产品。他们可以附加衍生工具,设计出很多复杂的结构,并且能与当下经济形势紧密结合。比如大家关注加息,银行就会设计与加息相关的产品;如果关注汇率变动,就设计成与相关汇率挂钩的产品;或者大家关心CPI,银行可以设计该产品与CPI挂钩,以自己的方式实现在市场上对冲。投资者在做结构性存款过程中,加入了自己对未来利率走势、通胀指数等的主观判断。判断准确,可以得到比普通产品更高的回报;判断不准,就要承担损失。
融资方式
就企业融资而言,传统融资模式是贷款,后来银行贷款品种进行了扩充和细分,比如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等,但终究是间接融资的范畴。现在,直接融资比重不断提高,通过前几年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加快,先是从优质大型企业开始,继而慢慢渗透。2008年,中债信用增级公司成立,对中小企业发行的信用债券进行增级。直接融资在成本上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对企业市场形象地位有促进作用,因此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乐用。尽管目前直接融资的门槛还比较高,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推进,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加入采用这种融资方式。
还有一些资产管理平台,定位介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比直接融资门槛低,但成本没那么低;比间接融资有成本优势,比贷款有灵活性。
2011年,我国将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综合运用价格和数量工具,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为了更好地控制信贷规模,传统的理财融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了,但银行现在仍可以通过资产管理平台进行一些创新型的融资,如财产收益权融资等。
风险管理
广义的资产管理风险可能来自政策、法律、经营等各个方面。就市场风险而言,主要有两个方向:汇率和利率。
以前很少有企业把汇率当回事,但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很多外贸企业的利润因汇率变动而受到影响,汇率风险成为很现实的风险。
张耿力表示,风险管理,就是“把风险锁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他认为,理论上最好的风险管理模式就是对冲。在合同拟定之前先询价,基于这个价格谈汇率价格,在合同签订后马上做价格锁定,然后到期交割,这样可以很大程度地规避汇率风险。
国外商业银行个人信贷业务开办较早,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相对比较完善。美国和英国的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具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性。1.美国商业银行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情况。美国商业银行在银行内部设置催收部门,对短时间逾期个人贷款进行催收。内部催收失效,未能直接收回债务,将账户转至第三方催收机构,以部分份额作为委托费用。第三方催收机构配备更为先进的设备、更为专业的人才,比银行更擅长此项业务,用专业化带来更多经济效益,银行也可以避免侵略性的催收策略带来的声誉风险。2.英国商业银行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情况。英国商业银行一般将个人逾期贷款集中到银行催收中心处理,根据具体情况,也有部分银行由分支行进行催收。英国个人债务催收行业竞争激烈,若银行不及时与客户联系,债务重组公司就会抢先为客户债务重组,与银行谈判。银行在第一时间接触客户,了解其现状和产生支付困难的原因,找出帮助客户解决问题的方法,同时可以防止债务重组公司抢占先机,在客户并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牺牲客户的信用记录换取债务减免,加大银行损失。国外商业银行已形成了一系列科学、规范的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体制,对催收政策、催收程序、风险控制、不良贷款处置等环节均有规范要求,形成了一系列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对我国商业银行的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信贷资产质量状况和逾期贷款催收模式
(一)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信贷资产质量截至2013年12月末,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贷款余额达到859.22亿元;从2005年以来,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不良贷款连续九年保持“双降”,资产质量持续向好,个贷管理总体步入了质量效益良性循环。
(二)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情况2008年,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成立个人逾期贷款催收中心,创新实施集中催收管理模式。采用标准化工作流程,实行弹性工作、周例会业绩排行榜、周监测月统计、定期换手管理、信息录入、绩效考核等基本制度。实施集中催收以来,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逾期贷款减少14370笔,余额下降10.68亿元,笔数及余额下降幅度分别为77.19%和39.79%。个人逾期贷款余额占比为1.96%,较集中催收开展之初下降4.28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为68.59%。有效遏制了贷款劣变,基本消灭不良贷款的大起大落、前清后溢,在提高个人逾期贷款催收效率、节约人力成本的同时,有效降低个贷风险,个贷资产质量大幅度提升。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的个人逾期贷款全流程集中管理模式,短信、电话、邮寄信函、上门催收、委托中介、法律诉讼、贷款重组等各个环节全部由分行统一集中管理。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模式如下:目前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已经将零售内部评级法计量结果应用在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中,根据不同评分结果采取不同的催收策略和方式。笔者认为,要切实提高个贷资产质量,发挥个人逾期贷款催收效能,还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根据风险管理需要,还可进一步挖掘内部评分结果应用的广度和深度;研究分析历年来发生较多的个人逾期贷款风险案例,利用信息挖掘分析来检验和发现风险;充分利用高科技方式,系统化管理,发挥电子化催收的作用。
三、各种催收管理模式优劣比较及适用性
随着个贷业务量的不断增长、个人客户的不断增加,个贷逾期客户数量也会有所增加,通过对各类商业银行逾期贷款催收管理模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各种催收管理模式各有特点。总体来说,分行集中催收管理模式适用于经营规模较大、管理相对集中的大中城市银行;对于管理半径相对较大、催收人员较少的省分行管理模式银行,可以采用集中管理与分支行管理并用互补的管理模式。随着系统管理功能的不断完善、提升,信息化管理的触角延伸到每个岗位、覆盖业务全流程,最终全面集中的管理模式是银行个人逾期贷款管理的必然趋势。
四、进一步加强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的思考建议
近年,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更加复杂的经营环境,银行资产质量劣变压力增大,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可能有所上升。在对各类商业银行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优劣情况调研比较和适用性研究基础上,笔者认为商业银行既要发挥现行分行集中催收为主、多种催收方式结合并用的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方式,还要适应市场形势变化,运用改革创新的思路、探索更为适合自身管理和业务发展需要的催收管理方式,才能进一步深化风险管理,提高资产质量,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一)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创新观念是根本观念是行动的先导。面对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风云的急剧变幻,金融监管和利率市场改革的加快推进,以及银行业差异化发展时代的到来,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寻找新方法、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努力以新的理念、机制和技术提升风险防范和化解能力,切实提高资产质量。
(二)进一步健全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综合考虑个贷业务发展和资产质量需要,制定科学的客户经理、集中催收人员考核评价机制,实行定期通报最低催收工作量、末位淘汰等考核措施,发挥考核的引导作用,切实提高资产质量。
(三)推进大数据时代的改革,强化个人逾期贷款管理依托商业银行强大科技优势和海量客户数据支持,加强对个人贷款资金流向、借款人及其配偶金融资产大额变动、个人经营贷款商户上下游及关联方交易的风险监测,提早发现贷款资金挪用、借款人家庭及其经营实体盈利能力下降的风险,精准定位目标,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研究历年来发生较多的个人逾期贷款风险案例。归纳分析客户违约习惯、规律等历史信息和关联信息,识别异常情况,进行风险揭示和预警,减少贷款风险。
(四)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加大客户信息维护力度在贷款信息录入时,保证信息尽可能准确、详细、完整;充分利用高科技方式,推行手机短信批量催收,减轻人工催收工作量。加强个人客户信息综合治理,建立信息收集、核实、更新、维护分支行联动机制,明确工作流程、职责,定期开展新增、存量客户电话回访、贷后检查,根据客户信息变动情况及时更新。
(五)创新催收管理工具,进一步提高个贷资产质量不断推陈出新,采用资产转让、还本免息等新的催收管理工具,提高贷款现金回收率,进一步提高个贷资产质量。2012年财政部批准商业银行批量转让法人客户不良贷款。个人贷款中的经营性贷款主要用于小企业、商户的日常经营,具备法人贷款属性,对连续逾期六期以上的个人经营贷款,在综合评估债务人偿债意愿能力、抵质押物价值等情况后,可尝试采用资产转让方式处理,按照预计回收情况组成资产包,通过招标拍卖方式,出售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节省催收资源。对于确因收入下降、家庭困难导致的个人逾期贷款借款人,探索采取还本免息方式进行处理,在借款人全额偿还所欠贷款本金的前提下,给予其一定幅度的免息,提高借款人还款意愿,提高贷款本金回收率。
(六)深度运用零售内部评级计量结果提高催收效率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管理需要,挖掘零售内部评级法计量结果在个人逾期贷款催收管理中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依据催收行为评分结果、违约概率(PD)和违约损失率(LGD),对不同风险状况的客户采取不同催收方式、催收策略、催收力度、催收频率,使催收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层次性,避免单纯依靠催收人员经验判断而可能产生的工作失误。
(七)尝试利用资产证券化方式处置个人逾期贷款银行资产证券化有降低融资成本、优化资产负债管理、增加银行流动性的优点,同时满足市场旺盛的投资需求。在个人贷款中房屋抵押担保类贷款符合证券化资产要求。可以尝试利用资产证券化方式处置,将表内模式和表外模式相结合,对个人逾期贷款进行分类,对预计回收率较高的贷款通过表内模式进行证券化,对预计回收情况不确定的贷款可以通过表外模式进行证券化。
关键词:不良资产 资产证券化 金融市场
不良资产证券化在各国的发展历史及特点
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已有20多年的历史,实践表明资产证券化对于解决一些国家银行系统积累的不良资产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不良资产证券化在各国的发展差异很大,主要产生在出现过金融或银行业危机的国家或地区,但并非这些国家都有不良资产证券化,解决银行系统风险的迫切程度和政府支持力度是不良资产证券化能否在一国获得发展的决定因素。
最初源于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危机处理机构――重组信托公司(RTC)推出“N”系列计划来处置其与房地产有关的不良贷款和准不良贷款(包括单家庭按揭、多家庭贷款和商业房地产贷款)、房地产,“N”系列发行了140亿美元证券,并首次引入浮动利率债券、专业抵押品管理机构、现金储备等形式。RTC的实践推动了美国商用房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发展,促进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规范化。美国是不良资产支持证券的最大发行国,发行额占全球的一半以上。
意大利虽然作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国,但受9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和监管不严的影响,银行系统不良资产比例在1996年累积高达贷款总额的11.2%,总量达169万亿里拉。为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意大利于1999年4月通过证券法,并特别允许对不良资产证券化产生的折扣损失分五年内进行摊销,有力地刺激了该国的贷款证券化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自1997年8月第一笔不良资产证券化以来,意大利已发行了32笔不良资产支持证券,总发行金额达98.4亿欧元,是全球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第二大市场。
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达2万亿美元,其中日本占60%,日本开始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寻求不良资产的解决手段,并为此专门制定了SPC法、修改证券法和投资信托法、调整会计和税收制度。韩国于1998年7月通过了《资产证券化法案》,其不良资产证券化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为代表。截止到2001年底,KAMCO共处置58.5万亿韩元的不良资产,平均回收率为45.98%。其中通过发行ABS方式处置的不良资产为8万亿,收回现金4.14万亿,回收率为51.75%。近两年来,印度、台湾和马来西亚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发展较快。印度于2002年制定《金融资产证券化与重组法案》,台湾则是在2002年7月24日了《金融资产证券化法》后,才促进了当地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和规范。
从各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历程看,不良资产证券的发起人先后有两类:政府支持的银行业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商业银行和专业投资银行等商业性主体。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初期主要由前者推动,随着各国资产证券化立法和市场环境的改善,随着银行体系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外部监管压力的加强,商业性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活动成为市场主体。由于各发起主体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动机不一致,导致证券化类型发生变化。政府支持机构自身并没有满足资本充足率的压力和转移风险的要求,只需尽快回收资金,因此多为融资证券化。商业银行为降低不良资产比例,对“真实出售”的要求更为迫切,因此商业性不良资产证券化以表外证券化为主。
随着欧美不良资产市场的不断成熟,逐渐形成了一批专门从事不良资产投资的机构投资者。90年代中期后,这些投资者纷纷进入亚洲市场成为亚洲不良资产及其支持证券的主要购买力。据统计,从1991年起各类投资基金已将9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亚洲不良资产市场。相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内的机构投资者缺乏足够的资金与技术实力,国内零售市场的发展尚处于空白。外资的参与促使这些地区的不良资产证券化运作走向国际化。如日本和韩国的大部分不良资产证券化都是采取离岸方式,针对欧美机构投资者发行。此外,外资机构凭借着专有技术以各种中介机构的身份几乎垄断性地介入到证券化过程。外资的参与使亚洲不良资产市场不断深化,市场环境不断改善。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我国已有珠海高速公路、广深高速公路以及中远集团应收帐款离岸证券化的成功案例。如中远集团为改善已发行证券的条件,于2002年通过由中国工商银行融资对其1997年发行的7年期证券进行了置换并续发和增发了资产支持证券。从2000年起,以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国有银行开始陆续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目前,已有多家专业中介机构与国内银行合作为按揭贷款资产证券化进行前期包装、准备的工作。其中建行于2002年专门设立了住房贷款证券化处,但由于现有政策及法律环境的限制,建行方案在几易其稿后转而谋求表内融资方式,却因资产未能实现破产隔离和表外剥离未能如期得到批准。
由于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的限制,至2004年我国已有的不良资产证券化只有三例。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于2003年与德意志银行合作推出的离岸信托模式的不良债权证券化,涉及项目20个,债权余额25.52亿(本金15.88亿,应收利息3.47亿,催收利息6.17亿),面向境外投资者发行总额近16亿美元。
2003年初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32.5亿不良债权资产的信托收益分层方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委托中信信托投资公司,设立财产信托,于2003年6月发行期限3年、价值10亿的优先级受益权4.17%,并委托大公和信资产评估公司、中诚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对该受益权进行评级。在华融的方案中,还设计了提前赎回和受益人大会机制,以保护受益权投资者的利益。华融方案被称为国内第一个准资产证券化方案,但华融方案是否构成符合国际惯例的真实出售则是颇有争议的话题。
中国工商银行正在以试点形式积极探索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2004年4月,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分行聘请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作为财务顾问,将其面值26.19亿、预计回收值8.2亿的不良债权委托给中诚信托投资公司,设立自益性财产信托,并委托中信证券作为包销商将其A、B级受益权转让给外部投资者。其具体交易结构如下:A级受益权――2亿、利率为5.01%、期限一年;B级受益权――4.2亿、利率5.10%、期限为三年。由工商银行提供回购承诺;C级受益权――2亿,由工商银行保留。
经大公和中诚信评级公司对该不良资产池的现金流进行分析,确认其A级受益权的违约概率为0.25%,达到AAA评级,其B级受益权的违约概率为20%,经回购承诺后其评级也可达到AAA。评级公司客观、独立的分析,增强了投资者对不良资产支持证券的信心。
近年来,监管部门一直在关注并积极探讨资产证券化的法律与制度建设问题。尽管目前还存在法规制度等方面的障碍,但市场普遍预期有关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将很快会有突破,中国不良贷款证券化市场将蕴藏着巨大的空间与生机。
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实践证明,资产证券化对于批量处置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具有积极作用。我国商业银行改革为不良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强烈的供给动力,我国金融市场逐渐深化、国内机构投资者逐渐成熟,为不良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潜在的需求和市场环境,一系列经济与金融立法的实施,为开展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初步的制度框架。但资产证券化对一国的法律、会计和税收制度有特别要求,需要政府部门特别是经济管理部门作出积极相应、大力推动。目前,我国还缺乏资产证券化所需的法律政策环境和制度安排,在很多方面还存在操作。为促进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改善银行体系的资产质量,建议根据市场的发展情况,分阶段、逐步地改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制度环境,提高政策明朗度,降低资产证券化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参考资料:
作为“全世界最具有盈利能力、最优秀、最受尊敬的国际一流商业银行”却选择了他。
按照工行内部副行长的排名,他仅仅位列第五,这个排名,只比火线加盟工行的“外来户”张红力领先。
按照工行越来越国际化、专业化的要求,初始学历仅仅为中专的他却在众多“海归”、“博士”、“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中脱颖而出。
按照工行的选拔程序和相关部门就大型金融机构高管任职的“严苛”考察,职业生涯完全投在工行身上的他获得了董事长和老行长的双重保荐。
草根行长——没有耀眼的学历、花哨的工作经历和振聋发聩的豪言壮语,他却成为了工行的掌门人。别说什么草根“逆袭”,也遑论“中专生领导世界第一大银行”,更别提金融圈的互相利用。
他做到了,他叫易会满,他是中国工商银行的新行长。
怎么是他?
7月9日,易会满正式拿到了“通行证”。当日,银监会公告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于近日收到《中国银监会关于工商银行易会满任职资格的批复》。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监会已核准易会满先生担任本行副董事长、执行董事的任职资格。
此前,6月22日晚间,中国工商银行正式发出公告称,因年龄原因,杨凯生即日起不再担任行长一职,由现任副行长易会满接任。
易会满30年的工行生涯走到了巅峰,然而毁谤之声和质疑之声也随之四起。在“姜杨组合”时代,工行的行长配置是一正六副,一正自然是指杨凯生,六个副行长是:牛锡明、王丽丽、李晓鹏、罗熹、王希全、易会满和张红力。(牛锡明在2009年离开,张红力在2010年加入)
在这个排名中,易会满仅仅位列第五,却意外胜出,担任行长。其他五位副行长中,牛锡明离开的较早。
细查牛的简历不难发现,在当时的人事对比中,牛锡明是最有可能替代杨凯生担任行长的。工行最后选择了让杨凯生“超期服役”,随后牛的离去也为金融圈徒增了许多幻想的空间。2009年12月29日,牛锡明正式调任交通银行行长;2013年5月20日交行董事会选举牛锡明为董事长。
另一位一直被看作工行行长有力竞争对手的李晓鹏则“闪电”调任了中投。今年5月27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消息,李晓鹏任中司监事长,免去金立群中司监事长的职务。而对于因为年龄原因已经退休的,也是唯一女副行长王丽丽而言,易会满的专业优势几乎无法和其相比。
王丽丽是我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国际融资专业人员之一,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并在英国伯明翰大学获国际金融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她主管工行的公司及机构客户业务、国际业务、海外业务、人民币及外币资金融通、交易、债券投融资和资产负债管理等业务,还负责管理工行的法律事务。
同时,她还任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中国代表,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ICC China)董事、国际商会执行局委员、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伦敦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反观易会满的履历似乎和上述几位相距甚远。1984年,易会满从国家级重点中专浙江银行学校(现已升格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城市金融专业毕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市分行,担任计划处计划员。易会满加入工行时,正是工行独立,成为国家专业银行的年份,也就是说,易会满的成长,也是工行成长的一个缩影。
现在工行的领导架构中,姜建清、易会满、李晓鹏都是在1984年加入工行的,是工行的“创业元老”,按照工行的资历,易会满的资历比老行长杨凯生还要早上一年,杨凯生是在1985年加入工行的,牛锡明则是1986年,几个副行长中唯有王丽丽作为“技术官僚”在2000年后加盟工行以充实实力的。
论资排辈或是“比武摆擂”,无论哪一种方法,易会满的胜出让人意外,但很多银行业内人士也都表示对于易的当选还是有一定预期的。显然,市场对于易会满的任职充满怀疑的味道。那么,易会满凭什么胜出的呢?
他能干嘛?
对于易会满来说,当务之急是获得市场的信任和重新组建工行的领导班子。
“对于易会满来说,复制姜建清的路径是最有可能的路线。”知情人士说。30年工作经历,易会满几乎经历了每一层级。与姜建清相似,提拔时,是排名第五的副行长,职位上有些跳跃,但因自身实力及对银行业务的了解,易获得了现任董事长和行长双重“保荐”。
易会满的业务能力还是得到了工行内部和金融圈人士的认可,业务能力强,从基层做起,多年在经济繁华、金融市场活跃的江浙地区主持工作,随后又主管竞争最激烈的前台营销部门,尤其主管电子银行、运营管理等部门。在工行的改革过程中,易一直倡导信息化银行,信息整合、开放、共享、联动,并倡导中国银行业应早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转型之路。他多次强调,“只有持续的转型,才有商业银行持续的竞争力。”
易会满曾多次表示,要将大数据体系和信息化银行建设作为全行未来创新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下一步工行将重点关注在大数据背景下如何建设信息化银行,利用海量的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通过集中、整合、挖掘、共享,来进一步发挥好信息的价值和创造力。
很显然,易会满也意识到了质疑的存在,上任伊始,他就表示:“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根据董事会制定的既定战略方针和任务,传承好工行特有的文化,传承好工行特有的思想和理念,传承好工行特有的经营财富,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根据对于未来的工作设想,易会满表示,随着金融监管环境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趋势的进一步加快,工行要实现内涵式的发展,通过从资产持有大行到资产管理大行的转变来打破资本的约束,通过客户结构、渠道结构、业务结构的持续优化来进一步提升工商银行的经营效率,通过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来增强每一个经营细胞、每一个员工的经营活力和持续的竞争力。
在其他获奖机构中,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首次参加预测,即获得全球市场预测的第二名。安信证券、中信建投、中银国际控股、银河证券延续了以往的稳定表现,中金公司、中信证券、申万宏源等老牌券商的研究团队也有所斩获。
预测群雄巡礼
本次“远见杯”中国经济预测中,高盛高华在每个奖项中的优势都很明显,没有预测偏离度很高的单项指标。在季度预测当中,高盛高华有六个单项指标的预测都进入了前三名,年度预测则有五个单项指标进入了前三名。
高盛高华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对外贸情况一直有着十分独到的研究方法,并且能够根据多方面因素进行准确的调整。对数据波动较大且受到汇率影响明显的外贸数据能做到持续的精准处理,足以反映出预测者的深厚功力。
宋宇除了对外贸预测擅长之外,对投资和消费增速的结构性判断也很到位。这保证了他在一季度有所高估经济增长之后,迅速调整了分析情景,对二至四季度的GDP全部预测正确。特别是对四季度经济增长没有像往年一样出现企稳反弹,而是继续小幅下滑至6.8%,宋宇做到了准确预测。
安信证券分析师姚学康和主持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光教授也都对2015年的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做到了前瞻性预测。几乎每年都能获奖的安信证券也延续着宏观研究的底蕴。
此外,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野村证券、新工场等机构或整体成绩排名居前,或在某些领域的预测中表现突出。国家信息中心在季度预测和年度预测两项评选中,总分都位列第四,离获奖仅一步之遥,长期稳定的预测能力值得尊重。
在货币政策工具频繁使用的2015年,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的刘东亮在每个季度都完全精准预测到了当季降息的幅度,是做到这点的唯一一位分析师。
“8.11”汇改、外汇市场博弈加剧以及美联储加息使得对全年人民币汇率的判断难度很大。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4月就坚定给出了全年人民币会适度贬值的预测,这在当时属于“少数派”声音,但最终获得了年度汇率预测第一名。农业银行和中金公司作为市场机构,则在逐季汇率节奏把握上更胜一筹。
经济变得更难预测
获奖机构的分析师们不约而同地表示,现在经济变得更难预测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又进一步加剧了预测金融市场的难度。工商银行投资银行部参与预测的首席国际经济分析师李嘉称,以往的宏观经济预测经验正在变得越来越不靠谱,经济预测不能依赖过去的路径,需要不断突破旧框架。
他进一步解释说,这是由国内外的宏观背景决定的。当前中国经济同时面临着稳增长和调结构两大任务并且难以依靠企业部门的债务扩张驱动增长,美国则在多年的量化宽松之后启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全球两大经济体都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政策探索,“黑天鹅”难免频出。
“在这样的环境中,尾部风险的发生概率在增加。例如2015年一季度油价下跌并在2016年继续创新低,美国在2015年一季度的寒潮天气对经济复苏和通胀水平的负面冲击。某种程度上,不能用正态分布的尾部来衡量一些看似小概率的事件。”李嘉说。
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研究发展处负责人方雅茜表示,大宗商品价格意外下跌,反映出不能用静态均衡的眼光来看经济。此外,“8.11”汇改后中国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的波动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效应,值得全球经济研究者们深思。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十年,重工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很高,重工业的波动主导了经济的波动。而重工业活动比较容易监测,有高频的产量和价格指标,并且高度依赖间接融资,跟踪了这些指标,就能够很容易地提高经济预测的准确性。这也是过去十年用电量、铁路货运路、贷款规模等指标很管用的关键原因。
随着重工业持续走弱、在经济中的占比快速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快速上升,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以往的高频指标对于预测经济波动的有效性正在减弱,而在第三产业领域,经济活动的监测更加困难。已有的就业、工资等数据质量不高,频率也有限,所以,从数据可得性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把握经济的波动,也比过去十年要更加困难。高盛高华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也称,当前预测经验之一是不去试图寻找经济领先指标。
预测宏观经济,难点还在于拐点的把握。当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同时存在,孰轻孰重会给预测者带来极大的困扰。那么能否通过研究市场来预测经济呢?宋宇表示不认可。“金融数据对实体经济的领先是不可靠的。”他说,“分析师对此应谨慎使用。”
方雅茜打了一个比喻:“金融市场和经济的关系就如同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一样,投资者的情绪、预期、风险偏好乃至交易工具都会加剧波动,超调到一定程度才会向经济基本面回归,但随后又可能重新偏离。”
她亦指出,预测经济需要考虑惯性,因而要去回溯过去一两年的数据;但金融市场的逻辑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在2015年,离岸人民币市场对在岸的影响显著上升,以前要几天才会传导,现在只要几分钟。”
宏观中观互相印证
分析师为了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宏观形势,除了预测主要经济指标之外,还需要观察许多其他的经济金融统计指标,并且结合调研。如果是身在非金融企业的人,通过中观现象判断经济的情况则要更加直接。比如说,关心宏观经济的人可以根据土地市场判断投资和房地产链条,制造业企业根据应收款判断经济冷暖,票据从业人员根据贴现利率判断流动性松紧。
但其中也有一些预测经验会失灵。在2015年二季度末,房地产市场销售回暖,并没有带动土地市场的成交回升,意味着当时的去库存力度还不足以刺激全行业的上游投资,因此二三季度经济并未随之回暖。
对于观察中国经济的各项传统指标体系,宋宇认为目前也在经历着一些调整。“比如从行业层面来看,汽车产销量反映宏观经济的力度就不如从前了;另外,随着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化,社会融资规模比以前的贷款指标更具解释力,但一些金融工具的存在,导致使用社会融资规模监测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也需要进行一些细微调整。”
那么当前下行的经济增速什么时候才能见底呢?有分析师认为,此轮经济见底的必要条件是传统重工业活动的下行过程基本接近尾声,这需要紧密追踪PPI和企业盈利。
宋宇指出,在没有外界刺激的情况下,经济会顺着潜在增长趋势下滑,而不会有趋势性的增长反弹。“经济短期对货币刺激仍有依赖,长期只能靠改革,并且要加快推进。”他说。
李嘉则建议,在中美共同主导的全球经济实验中,宏观调控需要高度重视预期的一致性管理,减少矛盾信号,让微观主体能理解宏观政策趋势,避免微观不确定性汇聚成宏观不确定性。
宏观预测创造价值
宏观预测,尤其是量化预测对投资的价值在哪里体现呢?
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刘东亮认为,预测宏观经济的目的是要发现投资机会和风险,重点是解决大类资产配置,即买什么的问题。预测金融市场则是要解决怎么买、用什么价格买、什么价格退出的问题。
“如果单纯预测宏观会变成纸上谈兵,无的放矢,单纯预测金融市场则无异于盲人摸象,会犯方向性的错误,两者有机结合才是交易、投资与配置之道。”刘东亮总结称。
券商的宏观研究更主要是要服务于股票二级市场交易。但是受制于国内股票市场的有效性不够高,资产多元化手段不够丰富,因此宏观分析师们有时候会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在一个更健全的金融市场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经济数据本身对投资决策的影响度要高得多,特别是未来几个月及以后的数据预测会显得特别重要。”宋宇说。
由于所在机构服务对象和监管要求不同,银行的宏观研究团队较少为外界关注。他们更侧重于服务大中型机构客户,尤其在涉及到多元化资产组合,大型并购和投融资项目,资金、债券、外汇及相关衍生品交易等领域,银行往往更具优势。尤其是在金融市场和资产管理业务中,银行要依托研究结果进行自营和代客交易。
银行系投行这几年发展迅速,客户对他们研究业务的需求也与券商有别。例如,企业,产业资本或地方政府的需求更注重自上而下的可操作性,因此研究团队据此定位于宏观和微观的连接者。
相比于股市,债券市场几乎都是机构投资者,更注重宏观研究和数据预测。2015年债券收益率持续下行,宏观研究是取得收益的前提。
“结合市场的节奏看,在5月初看降息,在二季度末三季度初坚持猪肉价格暴涨不会成为通胀的导火索,从总需求看通胀,以及在下半年对双降持乐观预期,对双降稳增长的效果持谨慎预期,有助于抓住债市行情的。”中信建投分析师胡艳妮总结称。“另外,在经济下行信用收缩时,城投债的金边价值就会体现出来。”
但是年底债券收益率继续下行,十年国债甚至最低跌破2.8%,还是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降准降息推动衰退式宽松,银行的委外投资和到期的信托与保险资金,在实体经济缺乏投资标的时涌向了债券市场。“如果说还有一点遗憾,那就是做预测时对下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和海外需求还是估计不足,对政策的效果还是偏乐观了。”胡艳妮说。
分析师对2016年的金融风险有何预测呢?刘东亮最关注的是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经济下行周期,信用风险高发的挑战不言而喻,银行尚可以依托庞大的表内数据库,对相关项目进行投前审核和投后监控。但资管产品的特点决定了其一定会出现期限错配,表现为流动性风险。“这就要求银行加强对期限错配的管理和限制,同时提高自身的融资能力,避免流动性风险对产品的冲击。”刘东亮说。
中资机构全球化进行时
以开放促改革包括了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中资金融机构身处业务一线。
从事全球经济和市场预测对于中资机构来说,不仅是其建立全球化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开展全球业务提供支持。“远见杯”获奖榜单见证了中资金融机构不断提高的国际化程度,而且其中银行系预测团队均来自投资银行部、金融市场部、资产管理部等直接和环球市场打交道的前台部门。
全球并购规模在2015年创出新高。根据汤森路透的数据,亚太地区完成了1.14万亿美元共12753笔交易。在中国参与的交易中,中金公司、中信证券这两大中资券商分别以10.9%和7.9%的份额占据二三名,工商银行则是份额最大的商业银行。此外,工商银行在2015年牵头组织完成了25个跨境并购项目并担任融资顾问,累计交易金额超过218亿美元。工商银行牵头的跨境并购交易数量和交易金额位列中资机构第一。
应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落实减排承诺,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行动之一。农业银行于2015年10月在伦敦发行美元/人民币双币种绿色债券,集资额接近10亿美元。这是中资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的有益尝试。
银行另类理财产品投资标的从最初以名画为主的艺术品,到红酒、白酒,再到普洱茶、手表、钻石、二氧化碳排放权等,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如今,又新出了火腿、门票、瓷器等另类理财品标的,似乎要来个雷人大比拼,比比谁更怪!
火腿理财产品
去年11月底,工商银行推出首只投资发酵火腿的银行理财产品“巴玛典藏发酵火腿理财产品”,更显得“另类”。
该计划发行总规模为2亿元,期限18个月。工行给客户两种选择权:可提实物,也可获取最高6%的年预期收益加本金。不过,工行不承诺保本保收益。
手表理财产品
2011年11月11日,农行推出的第一期“天工”系列海鸥陀飞轮手表理财产品开始发售,分A、B、C、D四款,预期收益率在5.5%至5.8%间,期限为1年。
2 012年4月底,农行联合天津海鸥表业集团在上海宣布,在全国14个省市限量发售农行第二期“天工”系列海鸥陀飞轮手表理财产品。据悉,该产品10 0%保本,挂钩的陀飞轮手表分为7款,认购起点从6万元到25万元不等,预期年化收益率均在5.1%以上,预期收益率最高的一款达5.8%。
据农业银行的相关负责人称,“这些产品无一例外都能实现最高收益。”
红酒理财产品
2 0 0 8年7月,工商银行联手中海信托、中粮集团,首推“君顶酒庄”红酒收益权信托理财产品,揭开了银行发行红酒类理财产品的篇章。该产品18个月的投资期限,到期时获得了8.00%的预期年化收益。
2 0 0 9 年8月,招商银行发行了“ 杭州分行私人银行葡萄酒期酒投资理财产品”,投资起点30万元,18个月的投资期限,预期年化收益率7. 50%。投资者若选择现金方式,中粮集团负责对葡萄酒以7. 5%的预期收益率回购;若选择实物方式,则投资者可选择拿酒;还可以选择实物与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门票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的投资标的不断突破投资者的想象,在工行推出挂钩火腿的理财产品后不久,挂钩“中国好声音”和欢乐谷门票的产品也出现了。
去年 12月4日,华侨城A推出了“欢乐谷主体公园入园凭证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计募集资金18. 5亿元,期限为1至5年。而名为“中国好声音佛山演唱会”的产品,收益来源为演出收益,期限为半年,预期收益率为10%。
普洱茶理财产品
前段时间,普洱茶的投资热潮催生了普洱茶理财产品的诞生。
2 011年9月19日,某茶业集团与工商银行携手,推出了普洱茶投资理财产品工银大益“黄金组合”,在北京、上海、昆明3地进行路演。这套“黄金组合”的价格是10万元,只有个人存款在800万元以上的客户才能购买。
该产品在去年9月2 8日到期后,投资者获得7%的最高预期收益率。但相比同期大部分普洱茶价格上涨15%以上,该款理财产品的收益还是稍显逊色。
白酒理财产品
近年来我国白酒价格年年看涨,一些高端白酒成为投资客的收藏品,银行也瞄准这一领域,推出了白酒理财产品。2009年9月,民生银行与泸州老窖推出“国窖1573高端定制白酒收益投资计划”,1年的投资期限,到期获得4 . 2%的年收益率,远高于当时1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2.25%。
2 0 11年4月,工商银行发行了“高净值客户专属—期酒收益权信托理财产品”,挂钩标的是四川沱牌曲酒股份有限公司的2万坛舍得30年年份酒(天工绝版酒),每坛6斤,认购价为1万元。若投资者花10万元购买此产品,到期时,除可得到10坛白酒外,还可获得6.7%的年收益,即6700元;若投资者不提酒,则可取回10万元本金及4.7%的年收益,即4700元。
艺术品理财产品
最初的另类理财产品,是从艺术品投资开始的。早在2 0 0 7年,民生银行就将不同时期的中国书画作品作为挂钩标的,推出“非凡资产管理艺术品投资计划1号”。在2009年到期时,获得的收益高达12.75%。
瓷器理财产品
农行继推出两期挂钩海鸥陀飞轮表的理财产品后,近日又推出了一款与瓷器挂钩的银行理财产品,名为“金钥匙·天工”第三期国瓷理财产品。相比于其他银行发行的另类理财产品,这款产品显得“更加另类”。
该款国瓷理财产品分A、B、C三款,分别为盛放牡丹瓷瓶、仿清雍正粉彩桃蝠纹橄榄瓶、仿清康熙青花指日高升图鱼尾瓶,价格分别为3800元、4000元、4 8 0 0元,对应认购金额分别为10 . 3 8万元、10.4万元、10.48万元。
钻石理财产品
钻石,女人的最爱,消费市场庞大,但真正去投资实物钻石的却很少。即便这样,银行还是看到了商机,专门设计出跟钻石相关的银行理财产品。
去年11月19日,招商银行发行了钻石财富系列之润金3号单元1 2优先理财计划,预期收益率为5. 3%,委托管理期为6个月。去年10月,广东华兴银行推出“华兴|超越理财”钻石3号人民币理财产品,期限189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35%。
CO2排放期权理财产品
千奇百怪的理财产品中,还有深圳发展银行于2007年8月推出的国内首款与二氧化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聚财宝”飞越计划20 07年6号人民币理财产品与“聚汇宝”超越计划2007年6元理财产品。两款产品的期限均在1年左右。到期时,人民币理财产品实现了预期最高年收益率7.8%,美元理财产品实现了预期最高年收益率14.125%。
影视理财产品
去年4月份,山东青岛一家银行在五一期间,向他们的私人银行客户推出了一款专属理财产品,用于影视投资,这在国内尚属首款。该产品最低投入20万元,就可以成为像《阿凡达2》这样大片的股东,与其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当年无限风光的银行业,将涉足金融领域的互联网企业称为“站在金融业门口的野蛮人、搅局者”的言论,让人记忆犹新。而马云的那句“银行不改变,那么我们就来改变银行”的豪言壮语,也言犹在耳。过去的多年中,支付宝、余额宝与银行机构的支付战争、理财战争硝烟弥漫,颠覆者与被颠覆者的关系一度剑拔弩张。
然而,近来画风突变,双方的关系从警惕、互怼转变为牵手、拥抱。银行机构与互联网巨头纷纷达成战略合作,互相结成同盟,吹响了中国传统金融转型的号角。而“金融科技”新型场域的构建,也为金融服务变革注入了新的想象力。
扎堆牵手
银行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最早始于2004年,当时工商银行和腾讯在虚拟联名卡、电子银行、网上安全、风险监控、认证等方面达成合作。2005年,招商银行和阿里巴巴签署银企战略合作协议,主要聚焦于支付结算。
银行与互联网巨头初期合作主要限于网上银行、电子支付、联名卡、营销等领域。2010年后,双方合作范围扩大,从传统的资金结算逐渐向网络授信融资、理财业务、直销银行、互联网金融、扫码支付、信用体系等方面延伸。
到了2017年,银行与互联网巨头的关系发生了巨变,挥手告别此前层次较浅、业务有限、相对分散的小范围合作模式,迎来了全方位战略合作的“爆发”。
3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与阿里巴巴、蚂蚁金服宣布战略合作。按照协议和业务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同推进建行信用卡线上开卡业务,以及线下线上渠道业务合作、电子支付业务合作、打通信用体系。
6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与京东集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金融科技、零售银行、消费金融、企业信贷、校园生态、资产管理、个人联名账户、电商物流等方面展开全面业务合作。
6月20日,中国农业银行与百度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在金融科技、金融产品和渠道用户等领域深入合作,并组建“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推出农行金融大脑,在智能获客、大数据风控、生物特征识别、智能服务、区块链等方面进行探索。
6月22日,中国银行与腾讯宣布成立金融科技联合实验室,双方将重点基于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共建普惠金融、云上金融、智能金融和科技金融。
7月5日,民生银行与小米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金融、电商、生态链等各个业务板块展开深入合作。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6月,仅互联网巨头“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的简称)就已先后与多达15家银行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国有四大行“工农中建”均参与其中,合作内容也各有侧重。
其中,与阿里巴巴合作的银行机构最多,达到11家,腾讯和百度各7家。京东则在2017年动作频繁,在1月份牵手银联之后,又在6月与工商银行达成合作。工商银行则是四大行中唯一一家与“BATJ”均有合作的银行机构。
相较以往,此轮合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合作规格更高,双方主要高层均参加签约仪式,对合作更加重视;合作层次更深、范围更广,双方将精力聚焦于金融科技、消费金融等领域,在金融科技创新、云计算、大数据应用和资产管理风险监控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重塑格局
从互联网颠覆银行的雄心壮志,到银行加速互联网化做出反击,这本是一场充满看点的互联网金融大战,如今却为何在短时间内反转为携手共赢?
回顾双方十几年的合作探索,不难发现,银行和互联网企业均对自身优劣有了清醒认知,对彼此的关系也有了明确把握,合作成为双方的共识。这是科技在金融领域深化的必然选择,也是金融发展的迫切需要。
从银行角度看,其资金实力雄厚,业务模式齐全,但阵地以线下为主,客户基本都在物理性网点上。而全球经济、科技等多数行业都开始往互联网转移的大环境,决定了传统银行的地盘将越来越小。尤其是在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用户体验革命下,银行面临获客与活客双重压力,即便坐拥大量客户,但受限于割裂的数据、单一的业务、传统的营销手段等因素,客户基础整体还是大而不强。
而互联网巨头拥有强大的流量和数据,能够向银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使后者得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应用场景和渠道,精算用户需求,实现精准营销,拓展获客资源,升级消费金融、账户管理、风险控制、智能投资顾问等服务。
因此,对于在数据积累、场景、营销及新模式探索等方面处于下风的银行来说,借助金融科技转变用户运维理念或许是新的突破口。
从互联网企业角度看,金融产品的提供和销售以及资金支持是其短板。长期以来,互联网企业既缺少金融牌照,也缺乏金融行业文化的积淀和从业积累。而通过与银行合作,则能扩大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应用场景,积极推进“互联网+”服务。另外,互联网企业的最新产品技术发展也需要一线的业务数据支持,与银行相关业务融合落地,可使产品技术得到精化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