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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龄化的看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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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全球人口发展的趋势,这种人口年龄的结构变迁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新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老龄战略早已被纳入到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之中,摆到了各国政府工作的主要议程之上。我国在世纪之交也进入了老年型国家行列。人口老龄化也成了人口学、社会学、法学等很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文章在大量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进行了文献资料梳理。

一、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在人口学界,人口老龄化( Population of Ageing)的概念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提高过程,是指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联合国,1982)这是西方学术界认同的定义。

1986年我国出版的《人口学辞典》将人口老龄化定义为:“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提高的现象,尤指已达年老状态的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继续提高的过程。”

但是应该看到,这个定义中的两句话还是有一定差别的。第一句话说的是老年人比重提高的现象,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定义,而后一句话说的是继续老龄化的事情,并且使老龄化的概念衍生出两层含义:一个是指任何一个人口中只要老年人比重提高就是人口老龄化,另一个是指老年型人口中老年人比重的继续提高。但是我国学术界在使用人口老龄化概念时,采用的是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即老年人口比重的提高。对于人口老龄化概念的理解问题,近来我国学术界也有研究,对这一概念的由来及现今的发展作了有意的探讨。(罗淳,2001)

学者姜向群,丁志宏认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政府文件中出现了一定程度老龄化概念泛化、概念模糊化的情况,即把人口老龄化理解成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增长,或者将比重结构性的问题与规模数量性的问题混在一起来讲,导致了人口老龄化概念的不清楚和不规范。认为老年人口的比重问题是人口学的基本问题,或总体性的问题,而老年人口的人口规模扩大增长则是一个亚人口问题,是老年学的问题,两者绝对是两个意思,不应该混淆的。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概念有三层含义: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人口老龄化是指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动态变化,而不是个体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

二、测量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7%就称其为老龄化国家。我国一般以60岁作为老年人口的起点年龄,但近年有向65岁靠近的趋势。通常来说,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

谢静的研究认为测度人口老龄化的指标:

1.程度指标:(1)老年人口比重(又称“老年系数”):60岁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人口年龄中位数(又称“中位年龄”):是指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顺序排列后,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年龄;(3)老少比(又称“老龄化系数”):60岁或65岁以上人口同0-14岁少年儿童人口比,反映人口年龄结构上下两端相对变化的趋势。

2.速度指标:老年人口比例的年平均增长率、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某一水平所需要的年数。

3.社会经济影响指标:(1)少儿人口抚养比,(2)老年人口抚养比,(3)总人口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杜鹏.1994.)

三、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问题

曲海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做出了比较科学的概括,其中指出:第一,5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年轻化和老龄化的起伏变化;第二,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速度快,人口老龄化速度超过欧洲各国而仅次于日本;第三,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是快的,其程度可能超过世界发达地区的平均水平,但不一定成为世界最高水平;第四,在今后百余年的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始终占据世界首位;第五,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的。

谢静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1.速度快,规模大;2.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呈不规则性和累进性全;3.经济发展水平低“未富先老”;4.由于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较大,受经济条件和计划生育的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地区间不平衡,地区差异较大,城乡倒置的特征。

四、关于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认识,有两种倾向。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持悲观的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挑战也有机遇,挑战大于机遇(邬萍,1999),即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经济方面说,将对劳动生产率、分配、储蓄和投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一定的不利的影响(田雪原,2000)。

较积极的看法,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人口老龄化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促使老年市场的形成和老龄产业的发展。发展老龄产业有助于扩大就业领域,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但不构成这一领域的主导观点。

参考文献:

[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刘铮.人口学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罗淳.对人口老龄化之说的几点质疑[J].人口研究,2001(6).

[4]联合国人口委员会人口学辞典编写委员会.多种文字人口学辞典[J].人口译丛,1982(3).

[5]曲海波.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6]田雪原.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A].21世纪上半叶中国老龄问题与对策研究[C].华龄出版社,2000.

[7]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9]姜向群,丁志宏.人口学刊[J].2004(5).

第2篇: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你需要知道这些情况:

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亚洲结构性投资主题》中,UBS专门选取了一个主题,叫“老龄化的亚洲”,指出亚洲的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老龄化”。在未来25年内,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将进入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之列,老龄化的速度料将快于法国、西班牙、美国、英国和俄罗斯,而中国老龄化的速度,仅次于这个前者。

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各国及地区的劳动人口所占比例均上升,我们并没有真正遇到“老龄化”带来的种种困难,因此关于老龄化的研究及应对,从未真正受到过检验。但2008 年起,发达国家婴儿潮中出生的第一批人到了退休的年龄,开始享受退休金和医保。从现在起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在这之前一直停留在理论上的老龄化问题将不再只困扰日本,而成为各国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2008年之后的10~20 年,发达经济体人口迅速老龄化将产生深远的经济、社会、家庭及政治影响,或许会令我们措手不及 。瑞银的报告指出,严格从经济角度来说,主要问题包括:总抚养率大幅上升,将给持稳或不断减少劳动人口带来越来越重的经济和扶养负担;老龄相关支出激增将给个人储蓄和财政赤字带来较大压力;老龄化相关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可能会引起劳动力和熟练工紧缺,进而导致收入分配从利润流向薪资,恐将带来通胀压力。

亚洲在老去,在21世纪腾飞的中国也不得不直面人口老龄化问题。

在养老制度、寿险结构仍不完善,青年劳动力日益减少的大背景下,UBS的研究报告《亚洲结构性投资主题》似乎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方向”――面对走向老龄化的国家,你可以是走向老去的一员也可以是一个主题投资者。

George Magnus,此份报告的作者之一,UBS的高级经济学家,他将与《钱经》(MT)的读者分享他对“中年人如何应对20~25年后的养老压力” 和我国老龄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

MT: 在报告中提到,“在大约25年后,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程度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程度,并‘即将’面对老龄化社会更为严峻的挑战”,能否更详细的指出,“老龄化”的现象及其影响?

劳动人口下降和老龄人口大幅度增加的两个现象的出现,表明老龄人口依赖劳动人口的程度出现了很明显的上升,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下降。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必要来担心这种趋势,但投资者最终面临股市长期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风险。面对抚养压力加剧的状况,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体,都更加担忧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从长期来看,这种趋势将会引发利率增长,从而增加更多的必要存款。

即使这些情况不会很快在中国出现,人口结构的改变已经开始影响到与中国制造业相关的廉价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供给。这种劳动力供应紧张的状态有助于提高中国工资水平,但也会加剧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自然会妨碍经济发展,在中期,很可能引发信贷政策紧缩。所以即使在短期内,从利率和证券的变化中也能看到人口结构变动的影响。

MT: 在就业率达到84%的情况下,已经开始放缓的人口出生率使中国不得不直面国内廉价劳动力紧缺的问题。现有劳动力增长的快速放缓必将导致从2015年起,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的情况出现。现在中国的消费者日趋接近中年(中值约为34)。在劳动力不足情况下,现在的中年人群如何应对20、25年后的养老压力?

总的来说,中国的银行存款与总收入的比例一定会有所下降。现阶段,银行存款占总收入的47%-50%。由于全球经济秩序的问题,中国的银行存款比率比国际正常水平高出约6%。但是,在未来的10年内,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影响中国的银行储蓄,并造成7-10%左右的下降。预计几年后,银行存款将下降到仅占GDP的30%-35%。这种比例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公民变穷,恰恰相反,这种下降趋势将随着国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共同发生。

但是,除非政府把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推广并在全国普及,否则就预示着公民将会把更多的收入结余投资于储蓄产品,这些储蓄产品正是他们退休之后的养老依托。因此,从现在开始,中年公民应该逐渐地把退休金,养老金,保健和人身保险作为投资的重点。当然,个人投资养老投资的数额应当与国家投资数额成反比。但是,国家将会投入用于发展公共养老和卫生保健的数额,由于过大债务量,而显得非常不确定。

MT: 报告中指出,亚洲(除日本)的寿险和企业年金渗透率均处于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中年人群在制定养老计划时应该秉承那些原则?养老投资主题对中国的中年投资者有何指导意义?

中国的中年人群需要知晓的一点就是在公共福利和国家保险不健全的国家,他们面临着潜在的严重供养不足问题。像许多人口总数下降或者人口增长率低的国家一样,中国丁克和独生子女家庭中,来自于子女的养老支持是有限的。这一点在占中国人口比重很大的农村人口家庭中尤其明显。如同家庭收入一样,中国的城乡年轻人口总数差距已经形成并在逐渐扩大。也就是说,农村人口要比城市人口面临更为严重的养老保障问题。尽管如此,城市人口也要注意采取措施以确保自己在五六十岁的时候能够拥有足够的养老保障。

UBS 亚洲研究中心提出的九大投资主题在中国都是奏效的。中国已经超过韩国和日本,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对健康的需求,其他储蓄类产品和人寿保险的需求一定会不断增加。反映人口年龄构成变化的消费倾向变化是必然会发生的,随着社会主体人口年龄进入中老年,旅游业将会迎来快速增长阶段。最重要的是,长期的能源和资源的基础设施对投资者来说都是不可忽略的投资方向,这里面既有人口因素,也有气候变化的原因。这两种现象当然不是没有关联的。

MT: 您所指的“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基于什么样的数据?它将在何时出现?

第3篇: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做了调整和规划,我作为一介草民大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略有不妥之处,大家不要笑我啊!

首先最吸引我的就是放宽了计划生育政策,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就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以前是必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我自己就是独生子女,所以……以后……啊哈哈哈哈!偷笑ing。对于这个问题,我其实很矛盾,一方面,在这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从人权的角度来说,是不应该限制生育的;另外一方面,从我国国情来说,人口总量长期占据世界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社会公共服务压力巨大,应该减少人口;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社会老龄化逐步到来,给未来的年轻人(也就是我们)和政府带来的压力无法想象。日本近几年经济发展减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老龄化社会。而我们这一代,我们是独生子女,父辈有很多兄弟姐妹,这种严重的不平衡,导致我们未来的责任无比严峻,当个人无法分担时,政府不得不出面,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压力。所以这一次放宽生育政策,确实不得已之举,但是我也有担心,这样会不会导致中国人口下一个巅峰的到来加速?其实我对中国人口过多的问题,我认为是弊大于利的,下面我结合我的专业将进一步讲述。

改革,必会涉及到资源配置的重新配置,所以会导致一部分旧贵族的陨落,也会导致一部分新贵族的兴起。这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步入社会,参与利益分享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我们就应该看到利益的重新分配之处,投机取巧,占取我们的一片天空!比如说,我国已经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剧增,是压力也是市场,我们可以发展一些老龄用品。举个简单的例子,婴儿有婴儿纸尿裤 ,老龄人也会用到老龄纸尿裤,那些生产纸尿裤的厂家可以开辟一条生产线,做这一部分生意(日本去年老龄纸尿裤的产量已经超过婴幼儿纸尿裤的产量,老龄化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显然,纸尿裤和我的专业联系不是很紧密,我来谈谈我的未来的职业设想。我说过,我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弊大于利(我的个人看法)。利的一面是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但是问题却是大大的严重!比如说,我未来想去做的一件事——智慧城市的建设。智慧城市是IBM公司08年提出一个概念,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移动终端和强大的网络支持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智能化。我可以随时查看公交车的班次,以及停靠站情况(宁波已经实现了),我想知道楼下餐馆今天有哪些美食,我想知道附近哪里的停车场还有车位,等等。这绝对是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大都属于社会公共服务,不是一家公司,某个单位可以解决的,必须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当政府面临环境问题(这次的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提的不错!给个赞!),老龄化的问题,还会有多少资源流向未来的城市建设呢?

而且,中国的人口也要求城市建设的投入力度之大,是外国的数倍之多。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A城市开通全市免费wifi,美国可能同时只有30万人使用,而中国可能同时有100万。问题显而易见。所以说,中国的城市建设面临的问题是无法想象的,韩国和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等小国家的智慧城市必将大大快于中国。哎!……对此,我很是无奈啊!

这次还有一个重大的改革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前是基础),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产能过剩。新闻中拿电气行业和钢铁行业作对比,电气行业市场化较高 ,产能均衡,而钢铁等行业,各地政府盲目立项,导致产能过剩!哎!只能说,各级政府目光短浅……钢铁行业接一份订单,确实可以捞好多钱,电气行业那点微薄收入简直不能比!但是,电气行业的低成本,低污染和长久效益,却往往被忽视。我们这种高新产业,赚的是技术钱,钢铁那是拼产量,高下立判。吾等不屑为之,嗤之以鼻!

第4篇: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龄化率;抚养比;预测

对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进行研究分析,探索发现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规律及其特征,预测研究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提出可以应对湖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政策建议。这项研究不仅可以为制定湖南省人口政策与规划、发展湖南省老年保健提供科学的依据,而且也可以为发展老年人市场提供理论依据,对湖南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的标准及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一)人口老龄化的标准

人口学通常将人口总体分为少年儿童人口(0岁-14岁),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但到目前为止,关于人口老龄化的定义,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追究其原因,是因为人口的平均寿命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断提高;其次是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劳动就业制度、风俗习惯、地理位置和气候等差异,国家之间人口的平均寿命差别很大,就业者的退休年龄也相差很大。

尽管如此,世界上还是产生了对于一个国家人口类型划分的标准(具体指标见表1),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率,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5岁以上老龄化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如果大于7%,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另外一个判断国家人口类型的标准和界限就是老化系数,即若一个国家或地区中60岁及以上人口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过10%,则该国家或地区就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二)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从人口老龄化率来看,我省1995年的人口老龄化率为7.1%。也就是说湖南省自1995年开始进入老年型社会。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湖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47%,即人口老龄化率为7.47%。而到了2006年,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率则上升到8.89%,比2000年提高了1.42个百分点。

从老年人抚养比来看,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我省的老年人抚养比是10.33%,2006年的老年人抚养比却高达12.00%,比2000年高出1.67个百分点。

从老年人人口总数来看,根据2006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湖南省的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601.68万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老年人总数(453.29万人)增加了148.39万人,增长了32.74%。

由以上的数据分析可见,湖南省已进入老龄社会,且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迅速。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年龄构成的某种变化而产生的一种必然现象,但是随着我省经济、文化的发展,人口平均期望年龄的延长,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湖南省的老龄化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且会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倘若处理不好人口老龄化问题,必然会影响湖南省整体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影响政府和企业的资金积累规模和投资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阻碍湖南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加重社会经济负担,影响我省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1、湖南省老年人口规模越来越大,老龄化速度增长迅速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湖南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总数是453.29万人,2006年则增至601.68万人,仅6年时间就增加了148.39万人,增长了32.74%,平均每年增加24.73万人,递增率接近4.9%。由此可见湖南省老年人口的基数变大,规模扩大速度很大。

自1995年开始进入老龄社会,当时的人口老龄化率为7.1%(按65岁及以上的老人计算),到2006年则达到了8.89%。11年间提高了1.79个百分点,老龄化率的增长速度很快。

这种现象反映了湖南省人口寿命的延长,也从侧面说明了湖南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但是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现象,湖南省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和社会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从容应对。

2、湖南省各市州人口老龄化率的程度不一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老化系数超过10%,也认为该地区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湖南省14个市州都已经进入老龄化,但区域程度不一,湘潭市的老化系数最高,达12.62%,而岳阳的仅有10.22%。2000年湖南省的平均老化系数是11.2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有:湘潭、益阳、张家界、常德、长沙、株洲、怀化7个市。

3、湖南各市州的老年人口数都有较大增长

图1表示的是1990年“四普”时湖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的地区分布,图2表示的是2000年“五普”时湖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地区分布。可明显看出,老年人口数在30万人以下的城市有原来的4个减少为2个,即湘潭和株洲的老年人口数突破了30万。老年人口数在50万人以上的增至8个城市,新增加的城市为岳阳、益阳、怀化、永州。

1990年和2000年湖南省老年人口数都在30万人以下的城市只有张家界、湘西自治州两个,尽管都没有超过30万人,但两个地区的老年人口数也都有所增长,张家界由13.93万人变为17.95万人,湘西自治州则由18.99万人增至26.5万人。早在1990年老年人口数就突破50万人的常德、长沙、邵阳、衡阳,老年人口也有很大增长,其中长沙、邵阳、衡阳三个地区超过了70万人,仅这三个地区的老年人口就占湖南省老年人口总数的31.14%。可见,湖南各市州的老年人口数都有较大增长。

4、湖南省的老龄化存在“未富先老”的状况

1995年湖南省迈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为3336元,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即使到了2006年,湖南省的老龄化率达到了8.89%,人均GDP为却只上升到了11830元,折合成美元也仅为1480元。世界上一些国家在19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就已经超过2500美元(1990年的美元)。例如,法国、德国、瑞士和美国在1900年时的人均GDP分别为2849美元、3134美元、2516美元和4096美元。湖南省与这些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时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低,差距非常大。可以说是“未富先老”,必然造成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高。

5、湖南省的高龄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快,所占比重上升

一般来讲,将60―69岁的老人称为低龄老人,70―79的老人作为中龄老人,80岁以上的看作高龄老人。反映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就是用低龄、中龄、高龄来测算的。由表2可知,高龄老人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低龄老人。60―69岁的老龄老人在1990至2000年的10年间,仅增长了30.1%;而80岁及以上的低龄老人却增长了62.15%,比低龄老人的增长速度高出了32.05个百分点。

再有,低龄老人在老年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减少,高龄老人所占的比重却上升了。1990年,低龄老人有326.88万人,到2000年达到425.28万人,在老年人口中的比重由62.56%下降至59.99%,减少了2.57个百分点;相应地,高龄老人却由37.54万人增为60.87万人,所占比重由7.18%上升为8.59%,增长了1.41个百分点,其中,百岁以上的老人有186人上升为521人,增加了335人,增长了180.11%。还可以看出中、高龄老人所占的比重都有所上升。可见,湖南省的老年人年龄结构有高龄化的趋势。在未来几年,高龄老人的比重和绝对数量都会增大。

6、湖南省高龄老年人对医疗状况满意度不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低龄老人、中龄老人一般身体状况稍好,因此,我们在这采用了高龄老人对医疗状况的满意度。

医疗收费是高龄老人最不满意的地方(从表3可以看出),有49.5%的人非常不满意,31.5%的不满意,也就是说81%对医疗收费不满意,表示满意的仅有6.6%。我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有一下原因:第一,高龄老人一般退休在家,没有了工作收入,仅靠微薄的退休金(甚至有的高龄老人没有退休金)支撑他们的生活和医疗支出。其次,高龄老人处于身体日渐衰弱,疾病频发的阶段,这导致他们的医疗费用支出较常人多许多。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1再次,目前的医药费、手术费等都很昂贵,较过去有数倍增长,患者经济负担沉重。

表3高龄老人对湖南长沙市医疗支持的满意度单位:%

项目 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医疗设施情况 18.7 20.3 31.7 23.4 5.9

医疗服务质量 18.3 19.4 37.9 23.3 1.1

就医便利程度 3.5 7.3 43.5 36.6 9.1

收费合理程度 49.5 31.5 12.4 6.1 0.5

数据来源:易想和,王翠绒.城市高龄老年人的医疗问题调查――以湖南省长沙市310位高龄老年人为例[J].人口学刊,2006,(2):46-50

由表3可知,高龄老人对医疗设施也不满意。有31.7%的高龄老人觉得医院的医疗设施一般,39%的调查对象感到不满意,仅有29.3%的老人认为医疗设施满意或非常满意。许多城市高龄老年人反映,由于行动不便、经济拮据,他们在生病后,往往优先选择社区医院或小型医院,而这些医院的设施很难满足高龄老年人这一群体的特殊要求。因此,很多病检查不了,要么换医院,要么只好拖着,严重影响了他们对医院的看法和评价2。

另外,现在医院的服务质量也存在很多问题。有37.7%的高龄老人对医疗服务质量表示非常不满意或不满意,37.9%的老人觉得医疗服务质量一般,仅有1.1%的老人对医疗服务质量感到非常满意。

三、湖南省人口老龄化趋势预测

本文选择湖南省1990―2006年的历年人口数据,以此数据作为建立模型和计算的依据。

对于湖南省总人口的增长,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来预测。其人口学意义:p为人口数,a是人口数量的极限值,b是人口增长率,c是达到极大值数量之半的年份。根据1990―2006年湖南省人口统计数据,得出湖南省总人口的计算公式。其中a=7199.476756,b=0.06275516773,c=26.38891225(以1990年为第一年)。

再次就是对老龄化率的预测。为使测算结果增加可参考性,本文设定未来湖南省老龄人口增长速度的低、中、高三个方案进行相关模拟测试。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把握未来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率的变动走势。

(1)低方案:假定未来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率平均增长率为2.612%,这是1992年―2006年间老龄化率的最低增长率。

(2)中方案:假定未来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率平均增长率为3.388%,这是1990年―2006年间老龄化率的平均增长率。

(3)高方案:假定未来湖南省人口老龄化率平均增长率为5.763%,这是1992年―2006年间老龄化率的最高增长率。

预测公式为A=A(-1)*(1+N),其中,A是所要求的老龄化率,A(-1)是上一年份的老龄化率,N为老龄化率的增长率。取定初始年份为1992年,此时的A=6.03%。表4中的老龄化率就是按上述公式计算出来的结果。老年人数则是老龄化率乘以总人口数得出。

表4湖南省人口预测数据表

年份 总人口数

(万人) 低方案 中方案 高方案

老龄化率(%) 老年人数(万人) 老龄化率(%) 老年人数(万人) 老龄化率(%) 老年人数(万人)

2006 6768.10 8.89 601.68 8.89 601.68 8.89 601.68

2007 6781.15 8.88 605.16 9.94 677.56 13.97 952.59

2008 6805.20 9.11 623.12 10.28 702.94 14.78 1010.97

2009 6827.95 9.35 641.48 10.63 729.13 15.63 1072.73

2010 6849.45 9.59 660.27 10.98 756.16 16.53 1138.05

2015 6940.32 10.91 760.94 12.98 904.91 21.88 1525.70

2020 7008.26 12.41 874.11 15.33 1079.39 29.00 2038.74

2025 7058.75 14.12 1001.66 18.11 1248.38 38.31 2717.65

未来的几十年,湖南省的总人口将持续增长,将在2020年左右突破7000万人。

从老龄化率看湖南省老年人口的发展趋势。中方案的结果比较适中,而高、低方案的结果则提供了上、下界的判断。利用上表的老龄化率数据绘制曲线图(见下页图4),可以看出湖南省的老龄化率呈现递增的趋势,并且速度会越来越快。在2010年,老龄化率将达到10.98%左右,上下界在[9.59,16.53];到2015年,湖南省老龄化率将达到12.98%左右,上下界在[10.91,21.88];到2020年,湖南省的老龄化率将达到15.33%左右,上下界在[12.41,29.00];到2025年,湖南省的老龄化率将达到18.11%左右,上下界在[14.12,38.31]。

从老年人口数量看湖南省人口发展趋势,湖南省的老年人不仅在相对数量上有所增加,绝对数量也增长较快。测算结果表明,湖南省的老年人口数在2020年左右将突破1000万人,由此可见,老年人口的相对数量也增长很快。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预测结果表明,湖南省老龄化率在未来的二十年里将有很大的提高,老年人口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湖南省的老龄化程度有所加重。

老龄化程度的加重,这一社会现象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要求政府从多方面做准备,迎接人口发展过程中这一必经的历史时期。我们认为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与引导,从而从容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

图3未来二十年湖南省老龄化率的发展趋势

1、完善老年医疗体系,提高老年人对医疗状况的满意程度

针对上述提到的大多数老年人不满意医疗设施的状况,有必要加大对医疗、保健设施的投入,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设施。

另外,继续完善卫生服务网络,方便老年人就医,消除他们对就医便利程度的不满。一方面在城市里,建立更多的社区医疗服务机构,要提高城市社区的老年卫生保健服务水平。社区医疗服务机构最适合老年人,因为他们一般采取上门服务这一方式,这可消除老年人行动不便引起的就医障碍,方便老年人就医。尤其是对于那些处在慢性疾病的康复期的老人。同时可以通过社区医疗机构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教育、咨询等。从这一点上看,应该增加社区医疗服务机构,培养社区医务人员的技能,加强城市老年人的医疗预防与保健意识。对于农村,政府应该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实施农村地区老年医疗卫生服务计划,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应完善贫困老年人医疗救助制度,保证人人平等地享有卫生健康服务。

再次,针对湖南省的医疗收费是高龄老人最不满意的地方,政府应责令缩减医药的销售环节,降低药品的价格;规范医院的收费标准,降低就医的门槛,让老年人有病时可以看得起病。

2、鼓励老年人再就业,尽量减轻社会负担和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

在未来几十年里,湖南省的老龄化率提高,意味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提高,不仅如此,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在增加,这必然导致社会负担加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加重。为此,应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一来可以减轻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二来还可以保障低龄老年人养老时有更多的经济收入。这项措施有可行之处: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比较低(男60岁,女55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处于低龄老人阶段,大多身体还能适应工作。一般来说,退休下来的低龄老年人的工作经验很丰富。

3、继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险体系

“未富先老”,城乡发展不均衡,这要求在养老保障体系方面,应该因地制宜,采取适合我省现状的措施来应对湖南省的人口老龄化。

对于养老保障体系,应该建立城乡二元养老保障体制:一方面完善城市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确保老年人的最低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努力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继续提倡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家庭和个人相辅助,即个人储蓄养老资金和子女供给相结合。针对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采取家庭养老的老人进行适当的补助;也要鼓励农村的老年人养老社会化,“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家庭养老为主,社会供养为辅”。

4、重点开发老龄市场,发展老龄产业

随着湖南省老龄化率的提高,老年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老年人的数量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老年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开拓老年人市场,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重视老年人需求就要促进老龄市场开发,其中老龄市场包括老年医疗保健市场、老龄服务市场、老年用品市场。事实上,老年医疗保健市场属于老龄服务市场的范畴。

在老年医疗保健市场里,应该大力发展护理行业,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应该将老年人的护理与预防、诊治、保健、康复有机的结合。对护理人员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护理水平。另外,在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中,增设与老年人医疗保健相关的专业和课程,加快老年医学、管理学、护理学、营养学和心理学等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以适应未来老年人的巨大需求。

对于老龄服务市场,一方面应加强老年人公寓、老年活动场所等福利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休闲娱乐、健身场所;开发老年人旅游专线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另一方面,就是发展老年人家务管理行业,因为老年人,尤其是中、高龄老年人行动不便,子女忙于工作,日常生活、家务需要有人照料和管理。

引导和鼓励老年用品市场的发展是开发老龄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鼓励和引导企业开发、生产适应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要的产品,走产业化道路。以需求为导向,激活老年人消费商品市场,不仅可以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可以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5、创建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

要创建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营造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道德环境,维护老年人权益,首先要培养公众的“爱老意识”。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宣传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树立老年人正面形象。倡导青年人与老年人进行交流、交心,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建立和谐的家庭环境。其次是健全和保障老年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保障老年人权益落到实处。严厉打击虐待、遗弃老年人的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

面对新一轮“老龄潮”的到来,湖南省老年人口的数量会越来越多,老年人所占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要应对这样的老龄化社会,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壮大湖南经济实力,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正所谓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也利于形成一个爱老敬老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石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与对策[R].湖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课题成果汇编,2002:27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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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丽霞,杨桂山,苑韶峰.数学模型在人口预测中的应用――以江苏省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6(5):287-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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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谢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变化趋势及特点[J].统计研究,2004(8):50-53.

[7]姜向群,丁志宏.对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的概念和理论探析[J].人口学刊,2004(5):10-13.

第5篇: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摘 要 现今中国进入未富先老时期,面临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挑战,老年人医疗成本攀升。群众自发性组织的广场舞运动具有健身健脑等功能,不仅能够减少老年参与者的医疗成本,还能够较大程度地减轻社区的养老负担。社会及政府能够充分理解广场舞的各项积极功能,并给出精神上及政策上的支持。面对广场舞这样时代造就的健身形式,社会应多一份理解与支持,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管理,全民团结一致应对史无前例的“中国式养老”。

关键词 未富先老 老龄化 广场舞

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的各大城市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日益浮出水面。老年人的医疗保健费用成为大额的国家财政及家庭支出大项,老年人日常的生活起居以及情感照顾也对人力资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整体上未富先老的前提下,老龄化的应对需要社会各方的努力配合,当然也包括老人自己。老人们老当自强,通过自发性的群体锻炼赢得身心健康,为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区养老模式带来了新的思路。

一、中国养老面临巨大医疗保健负担

关于人口老龄化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根据这一标准,中国从2000年就已经步入老龄社会,近些年老龄人口增幅显著。根据我国2010年的普查结果,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北京上海两大城市65岁以上人口比率分别为8.7%、10.1%,远超7%的标准。预计2020年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的社会。

二、跳广场舞有益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

根据中国群众体育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居民的收入显著提高,但大多数人更愿意参加不花钱或少花钱的低支出体育项目。广场舞就属于典型的低消费或无消费的体育项目。这一特点正好适合大众体育消费的特点和口味。那么广场舞究竟是如何促进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呢?

首先,广场舞与所有的体育运动一样,有显著的健身减肥效果。经常练习广场舞可以有效改善人体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机能;时而缓和时而轻快的音乐节奏有利于人们放松心情,消除大脑疲劳,缓解神经紧张。通常情况下,广场舞参与者在持续锻炼一周以后,身体多项技能就会出现明显的改善,从头到脚的酸疼减少了,睡眠变好了,甚至皮肤也会有所改善。

第二,广场舞有健脑功能。相比于动作单一的健步走、慢跑等,广场舞的动作要求锻炼者在学习锻炼过程中不仅要运用形象记忆、概念记忆,而且还要运用情感记忆和行为记忆,通过对复杂动作的反复记忆,不断强化练习,从而刺激大脑神经,减缓了人体记忆的生理性减退。

第三,广场舞能够满足老年群体的社交需求。人的老化由身体功能衰退和社会关系萎缩两个方面构成。因为进入老年期,人们的社会网络将收缩。有的是出于与子女同住的需要而搬迁进入新的环境,有的是因为退休后与先前的同事、朋友淡了往来。而补偿社会网络萎缩的办法就是参加活动,通过参加共同的规律性活动,老年人能够认识更多的人并最容易发展成友谊。

三、广场舞有益于减轻社区的养老负担

一项对天津市区内20个小区中1368位老人的调查研究的多源回归分析得出了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结论。在控制了性别、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和自我效能、朋友支持、自尊等心理变量的情况下,老年人是否有规律地进行体育锻炼,与其生活满意度水平无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但是参加集体锻炼的老年人却能有效的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和朋友支持感,而自我效能和朋友支持感与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

四、小结

广场舞的主要参与群体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女性群体。她们大多来自中低收入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大多在为房子奔波,并没有能力供父母参加高档的健身会所,而我国尚未发达的医疗保障体系也没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广场舞爱好者来说,经济实惠又参与度广的广场舞成了他们最好也可能唯一的选择。她们通过广场舞锻炼锻炼身体、结交朋友、释放压力、缓解消极情绪,也在无形之中为国家社会减轻了养老负担。

社会需要对广场舞群体再多一份理解,以社会主人翁的意识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广场舞锻炼引发的参与者与居民之间的矛盾。政府一方面要积极支持广场舞,以社区街道为单位,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为锻炼者提供相应的物质支持,如音响、室内练习场地等;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针对城镇化和老龄化的进程及时高效地制定修该管理规范,引导居民文明健身。只有社会政府的共同支持,广场舞运动才能更好地助力解决中国老龄化问题。

参考文献:

[1] 郭文婧.“广场舞公约”与一代人的“社会乡愁”[Z].2014.01.26.

[2] 杨奕.浅析广场舞在全民健身中的作用与价值[J].科技视界.2014.01:255,305.

[3] 王保真.人口老龄化呼唤老年医疗保障[J].医学与哲学.2001.07:10-12.

第6篇: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 养老保险基金 监管

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老年型过渡,全球性的老龄化已以发生着。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 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监督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所有人利益。(2)增设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则对于限制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够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养老基金,以此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的机会。(3)加强外部审计。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下,外部审计提供一个精确的、独立的评估,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而且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欧国家基金管理监督制度中广泛使用,费用水平通过一般的谨慎要求和法律进行监管,可以控制将成本转移到未被监管的项目上。减少由于涉及到众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风险。

第7篇: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第8篇: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中国目前实行的男60岁、女55岁的退休年龄――实际退休年龄还早――已经延续了几十年,按理,在人口寿命提高且存在老龄化压力的背景下,将退休年龄适当押后,应该不会遇到这么大阻力。现在之所以如此,既在于很多人对延迟退休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是很清,以为退休年龄延后,会增加就业压力,特别是一部分年轻人存在这种担忧:更在于人社部延迟退休的初衷涉及到养老金的支付问题――尽管一些专家用数据证明,中国近年不会发生养老金的支付危机,因而人们不必忧虑自己的养老金届时领不到,但是,养老金存在缺口,是不必讳言的,问题只在于缺口的多少,能否及时补上。而事情一旦涉及养老金,现实中的城镇养老模式“双轨”制就摆在人们面前。

与国家财力保障的机关公员和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相比,占人口绝大部分人员的养老保险采取的“缴费”模式,他们在就业时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本就与前者相差很大,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又少了许多,因此,不解决养老的权利平等,将“双轨”制的养老保障并轨,延迟退休年龄对大部分人而言就是一种双重伤害,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虽然延迟退休会引发一些问题,但如果我们从公众长远的、整体的、后代的利益考虑,恐怕对事情就有另一看法。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行进、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以及少子化、高龄化,如果还维持现在的退休年龄,届时工作的一代人需负担退休的一代人时限更长,养老金的缺口规模会更大,结果必定是代际之间的负担越来越不公,现行的养老模式根本不可持续。所以,若不想我们退休以后的生活水平有大幅下降,或者我们的子孙负担沉重,就必须未雨绸缪,及早谋划退休制度的改革问题。

换言之,在人口老龄化的历史大势面前,延迟退休年龄终究是要实行的。这是不可更改的必然,因此,应该拿出气魄和决断,推进退休制度和养老制度的改革,而不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摇。

当然,拿出气魄和决断不是鼓励蛮干,不听从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像退休和养老这样的改革,涉及数亿人的利益,又存在着制度不公,需要我们既明确改革的方向;同时立足现实,以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并与劳动力的供求变化、社会保险制度的完善以及相关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协同推进。这样制定出台的改革措施,才具有前瞻性,并最大程度地统合、均衡各方利益。

第9篇:对老龄化的看法范文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2009年年度人物,中国工人作为一个人物群体与世界其他著名人物同时上榜。《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8”,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进度,并带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这些功劳首先归功于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这是一个中肯的评价。

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预计,未来中国的老龄化将使中国劳动力短缺,劳动红利丧失,经济“撞墙”。

许多中国学者也频频对此表示担扰,呼吁尽快调整退休年龄、人口政策等。2月2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在以“‘十二五’规划:改革与发展新阶段”为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0年年会上说:“在‘十一五’规划的讨论里,第一年当时就提出,我国人口结构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出现。但对这个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今年春节刚过,‘招工难’来了,好像措手不及,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怎么对待。”一直由于过度充足而被忽视的劳动力问题被迫摆上了案头。

“民工荒”到底预示着什么?

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短缺的理论和认识,是西方学者对西方社会老龄化的预计和分析。西方学者的分析从逻辑上看严密且很系统,已成体系且在很大范围内具有影响。但这种预计至今尚未得到西方经济发展的证明。比如,1970年以来是日本老龄化发展最快时期,1995年日本劳动人口就已经开始负增长,但同期日本国内失业人数由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70万左右,到2000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50万,金融危机前仍有270万。即使是高度老龄化的西欧,就业也一直是社会最难的问题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失业率长期达8%以上,经常在10%左右,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日益不依赖乃至排斥劳动力增长的趋势非常明显。目前日本老龄化水平已达23%,德、意等国达到20%,但并未看到日本、德国等国经济“撞墙”。就西方整体而言,相对其它因素,老龄化问题迄今并未对各国经济产生明显影响。日本、西欧的老龄化水平基本相当于2050年中国将达到的水平,而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初期的情况还有非常大的差异。西方的老龄化是城市化完成后的老龄化,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中国今天算上流动中的农民工,城市化水平也只有45%,农村5亿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国总劳动力的1/3。根据刘易斯拐点理论,无论处于刘易斯拐点之前的何种位置,农业部门劳动力一直是剩余的,吸纳殆尽后才能出现劳动力短缺,也就是说非农化完成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非农化完成的重要标志要看农业现代化是否基本完成。中国人均耕地远小于美欧,而美、欧、日的农业人口比重都已在5%以下。很显然,中国城市从农村吸纳人口与劳动力的过程,比目前一般预计的时间会更长。中国与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初期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就在于中国至今及以后较长时间仍面对着棘手的城乡剩余劳动力问题。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总和的1/6,而劳动力则相当于以上3国总和的3倍,并且未来10年内中国劳动力将呈继续增长态势。如此之多的劳动力,无论是相对现在的中国经济规模,还是中国未来可能达到的经济规模来讲,都是富裕而不是短缺。所以“民工荒”并不预示着中国老龄化发展致使劳动力短缺,已导致刘易斯拐点出现。

那么,2010年春节后的“民工荒”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一直从事人口与发展研究的侯东民教授研究认为:“其最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城市企业的用工方式,即企业只利用劳动力之劳动生命中最年轻时段,而大量弃用城乡‘40、50’劳动力年龄阶段(弃用农民工劳动力的年龄更低)的用工倾向,这就使得在目前城乡剩余劳动大量存在的同时,出现企业无工可用”。在中国“40-60”岁的人口约有4亿,40岁后每增加一岁,约增加劳动力2000万,弃用这个年龄段的劳动力是产生“民工荒”的根本原因。这种倾向不仅违背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等有关规定,而且对公民劳动权形成严重侵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状态会逐步得到改善。一方面市场本身会教会企业逐步校正这种用工行为,中国企业要想得到稳定发展,仅用年轻劳动力是不可能的,企业必须维系基本稳定的员工队伍,包括“40、50”人员;另一方面,政府已经注意到这种劳动者劳动基本权利缺乏保障的状况,大力加强调控应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改变这种用工方式,不是轻而易举的,涉及太多的问题。要加快户籍改革,给已经稳定融入城市生产生活的农民工以城市户籍,以改变城市中企业对他们的歧视态度及待遇;要研究政策,切实保护城市“40、50”劳动力的权利不被随意剥夺,才是解决“民工荒”的根本出路。所以,“民工荒”告诫人们,中国的户籍制度、用工制度及法治建设必须深入改革。

客观地说,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普通劳动者,包括中国工人,也分享了发展的成果,这也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但同时应该看到,在现实中,尤其是更好的分享发展成果这方面,中国工人(包含农民工)的待遇和遭遇,还不能说已经很公平公正。其中一个突出的矛盾,在于目前的财富分配不尽合理。中国工人应有的保障还不完备,包括劳动安全、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预计,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对过低工资、过长工作时间、不健康的工作环境等,与上一代人有着越来越不同的态度。目前,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仅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微薄利润的情况,也必然会受到更多“招不到工”的冲击。承受不住的企业会被淘汰,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民工荒”可以倒逼一些企业转型,转向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资本含量,提高附加值,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在目前不时出现的劳资纠纷中,资方具有明显优势的现象没有根本改变,劳资利益博弈的天平机制还不健全。就拿新《劳动合同法》来说,围绕着这部着力改善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曾有过不少争议。如果说这部法律的出台时机、个别内容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适应性是可以探讨的话,其总体方向应是母庸置疑的。中国普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理当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对这样一部法律,来自资方和某些精英的看法却是如此抗拒,不正说明现实中劳动者声音的微弱吗?“民工荒”宣示着中国普通劳动者与资方过度倾斜的天平开始要趋向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