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迁移的原因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劳动力迁移的原因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回流；迁移法则

一、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二元结构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形成了二元结构理论。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同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

劳动力流动理论最早源自统计学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Thomas提出了关于迁移的推—拉理论，把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动因是城乡之间实际的经济收入差距。该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Fei和Ranis对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强调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必须保证农业能不断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才能实现劳动力的转移。Jorgenson的“农业剩余”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扩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的权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兴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对贫困解释迁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

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蔡昉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辜胜阻和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赵耀辉以四川省为例，研究了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着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实建立了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与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而造成的劳动力迁移动机。朱镜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模型。杨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迁移过程中的混沌现象，揭示了劳动力在迁移中不可能达到均衡，即振荡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对托达罗模型和杨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综合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朱农利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流动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特征对流动的影响。刘精明研究发现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化是在城乡比较利益差异、制度条件和农民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三种主要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实现的。庞丽华认为家庭层次变量、村级层次变量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显著影响。蔡昉和都阳认为相对贫困对农民的迁移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越强，其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姚先国和刘湘敏认为工资差距、就业机会以及已有的迁移网络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三个基本因素。李强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侯红娅、杨晶和李子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何军和洪秋妹以江苏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模型对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指出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过对长春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卷调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20世纪80年代，“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开始兴起。Stark和Taylor（1991）应用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为降低风险和减轻“相对贫困”而进行迁移决策。Dustmann等（1996）依据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迁出地与目的地之间价格水平差异、劳动力在城市中积累的只能在迁出地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个人的主观偏好。Tunali（1996）通过对土耳其男性劳动力回流的调查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倾向会导致劳动力回流，迁出地资本的积累和就业环境的改善也将会吸引劳动力回流。Hare（1999）通过利用中国农村的农户数据，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和回流问题。Lucas（2003）认为导致回流的主要原因为城市就业机会突然急剧的减少，劳动力返乡进行投资。现存已有文献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国（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农民的身份对劳动力迁移的产生强烈的制约，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崔传义、潘耀国（1999）通过对山东省桓台县2镇10村的调查数据，分析外出与回流、回流与创业的关系。赵耀辉（2002）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回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和迁出地非农就业机会均会对农民工回流产生正向影响。李强（2003）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Wang（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将回流分为基于城市就业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资性回流三类。周霞（2005）指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后做出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的行为选择是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有农民工对自身具有的资本、对城市和对乡村的认知。张宗益等（2007）根据重庆市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应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农政策对回流的影响，并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对策与建议。罗静和李伯华（2008）依据武汉市新洲区农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指出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评价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葛晓巍和林坚（2009）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对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在从事非农事业过程中资金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外出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均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产生影响。

三、农民工收入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也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身份的劳动者，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高文书（2006）在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到进城农民工的特征、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及收入的影响因素。卢志刚、宋顺锋（2006）利用天津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曾旭晖（2004）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人力资本的收回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很低。严于龙（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了条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栾敬东（2003）通过对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苏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状况、打工时间、性别及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高嵩、焦宝松和王建（2006）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魏众（2004）根据1993年的中国营养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工资决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张车伟（2003）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了加快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新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时也逐渐使自己的身份出现变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会、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生存、生活问题对于建设城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农村，同时也取决于农村劳动来的转移，这是决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研究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农民市民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 （4）： 56～62.

[3] 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4]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125～136.

[5]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 23～30.

[6] 罗静，李伯华.外出务工农户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新洲区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6）： 29-43.

第2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论文摘要】文章利用764份问卷调查袁的数据，具体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需求。结果显示，他们的最大期望，一方面是在城市中得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希望农村土地的承包权得到保障。因此，进一步规划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战略思路：其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其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限制劳动力迁移的许多旧的体制已经基本消失，其中包括居住限制、食品供给限制以及大部分就业限制，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降低了人们的迁移心理成本，增加了就业成功机会，也大大提高了人口的流动性。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迁移的增加，移民网络已经起到提供就业信息、降低心理成本的作用，还有交通和通讯费用的降低以及高校扩招和收费的增加，‘都是中国国内迁移规模有可能增长的理由。剩余的限制劳动力迁移的因素，更多可能体现在一些较难改变的体制上，如城市就业体制和农村土地制度等。

为更好的了解农村劳动力对政策的需求，以便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②2007年春节期间笔者在广东省韶关市乐昌县廊田镇11个村，共发放问卷调查表6o4份，其中a卷(迁移者)194份，b卷(未迁移者)410份，回收有效问卷552份，其中a卷181份，b卷371份。另外，2007年上半年在城市中进行了调查，所有调查对象均为广东省城市中外来务工人员，共发放问卷调查表(全部是a卷)263份，回收有效问卷212份。两次调查共获取764份有效样本，调查目的主要是了解迁移者的个人特征和迁移动机，以及未迁移的可能原因，其中对政策的需求是调查的重点内容之一。

一、迁移者对政府政策的期望

农村劳动力迁移绝大多数人是依靠自身努力所实现的，但并不表明这种纯市场经济行为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因为迁移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毕竟是有风险的行为选择，他们需要政府的帮助，尤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在现阶段，他们对于政府政策的期望有哪些，哪些对于他们目前最迫切，作者利用a卷(迁移者)调查数据做了一个统计(见表一1o

在调查中发现，在选择政策期望时，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存在明显的地区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教育程度)偏好。例如，乐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迁移者更注重社会保障，男性相对于女性来说，对农地承包权更为留恋，年轻者考虑计划生育问题更多，而对各项社会保障并不太感兴趣。但统计分析时，看到他们对政策期望的核心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只是选择的先后顺序不同而已。

在城市生活中，他们担心更多的是失业和居住问题。前者，迁移的根本目的是挣取更高的收入，只要有份工作(或有份不拖欠工资的工作)，就会有一定的收入。出乎意料的是，迁移者对住房的要求比较迫切，迁移者向定居者过渡时强烈要求的具体诉求。另外，迁移者对于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太高，表面上看，由于他们从未得到过社会保障，所以觉得那只不过是城里人“天生”的待遇，甚至有不少人还不知道有社会保障这一说。况且进入社保还要求他交纳一笔费用，这将减少其现期收入，所以他们对纳入社会保障的要求并不迫切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农民的保障只是原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所以，迁移者无一例外的希望享有原有在农村的一些政策，固他们特别希望保留自己的宅基地。如果一下子剥夺了他们的土地承包、使用权，他们将很难适应，结果可能是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局面。

二、未迁移者原因

为了更好的了解迁移者的个体特征，调查b卷专门针对在家务农的农村劳动力，希望能做比较分析。未迁移者的原因，作为一个多选问题，在回收的373份有效问卷中，其选择未迁移的原因统计结果(见表一2)。

同样在选择不迁移的原因上，也存在着区域偏好、性别偏好、年龄偏好和文化偏好等因素。其中，年龄大的和文化程度低的主要是缺乏相应技能，而女性未迁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家人拖累，那些回迁者则比较满足于农村的生活状况。问卷调查中，绝大多数人并未选择“在打工地受到一些政策限制或歧视待遇”这一项，由于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和长期二元结构的政策影响，农民已经养成了逆来顺受的“品德”。

根据上述对迁移者和未迁移者分别对政策期望的系列分析，政策改革思路已经比较清晰，在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约束的前提下，在城市中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是改革必须先行的一步。关于农地制度改革，其基本思路，通过土地的合理集中实现家庭规模经营扩大，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通过制度的变革能够给迁移者提供一笔较大的到城市谋职和生活的原始资金。@

三、整体性政策框架建议

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涉及到上亿农村人口转入非农产业和城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同时还涉及到几亿未迁移农村人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所以，必须站在全局和战略性的高度，进一步规划解决农村劳动力迁移问题的战略。

(一)统筹城乡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统筹城乡就业，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之一。统筹城乡就业要求把解决好农村的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改变和摈弃重城市、轻农村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必须把城乡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统筹安排。尽快打破城乡就业壁垒，实行城乡劳动者公平的就业制度是统筹城乡改革的切入点。各级政府应把促进农民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要目标，把增加农民就业纳入国家和各地区的就业规划。在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把扩大城镇就业、降低城镇失业率作为重要任务，而且要把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农民充分就业作为重要目标。

1．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建立保护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劳动力迁移者是一个容易遭受贫困与社会排斥的群体。近年来，虽然国家出台了不少保护其权益的政策，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的现象仍继续存在。如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率很低，工资边清欠、边拖欠，农民工超时间劳动，休息、休假权利受侵犯比较普遍，一些企业任意加班加点的行为没有得到遏制。距离公平就业，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不可否认，农民工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与劳动力供过于求有关，⑥但作者认为，其深层原因仍是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健全所导致，因制度原因使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遭受资方侵害。保障农民工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更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短期内的劳动用工整治行动只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举措，最终需要建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包括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和集体谈判制度，工会作用发挥方式和程度以及保护劳动者的政府劳动立法等方面。

 　2．公平对待农村劳动力迁移者，逐步形成惠及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当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实行的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排斥”的做法。主要表现在：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济上进入)，但不承认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成员资格，进城农民工不能平等地享受公共服务(社会排斥)；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妇幼保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遭受歧视等。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不可避免地会给城市管理带来新的问题，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应有新的理念和措施。首先，应当转变观念，对农民工要由排斥到容纳，由管制为主转向服务为主，改变农民工“边缘化”的社会地位。要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把进城农民工作为城市居民的一部分，统一管理，逐步做到权利平等。其次，在住房、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的需要，使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逐步覆盖到农民工。统筹考虑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涉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重新分配的问题，城市政府财政支出结构需要作相应的调整。进行这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对促进城市社会的安定和谐、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引导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理、有序流动，努力开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渠道。我国城乡将长时期面临沉重的就业压力，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必须广开门路，多渠道并举，多形式并存，多层次展开，努力实现合理、有序流动。(1)在地域流向上，引导农民异地转移与就地、就近转移相结合。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是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根本出路。

同时，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仍是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可忽视的一条重要途径。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近年来，随着土地供求矛盾趋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沿海发达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要因势利导，在继续鼓励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的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沿海发达地区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创造条件。(2)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正确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生产环节的竞争优势。在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空间的同时，要重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4．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技能和就业培训是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就业，新的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有新的要求。如果劳动力的知识技能不能满足岗位要求，劳动者就容易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且，劳动力的整体技能较低，也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构成了制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就业培训体系，大力提倡订单培养模式。走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输出和定向培训、定向输出的路子。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在农村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区鼓励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长期以来，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学内容与农村发展需求严重脱节。由于经费短缺，农村职业教育机构萎缩，人员大量流失。要有效整合教育资源，把发展中等职业学校的重点放到农村。这对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意义重大，是农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减少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风险

进城务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只要还没有稳定职业并且在外定居，土地仍然是农民最终的退路和保障。土地对广大农民来说，既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即使不从事农业生产，土地不再具有生产资料功能，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不会消失。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情况看，大量的农民将会长期亦工亦农，相当部分的农民工将是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时返乡务农。在农民到城镇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障他们的土地承包权，使他们进退有路，不失去土地这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农民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流民大量集中于城市，对保持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稳定关系重大。

因此，在没有别的手段可以替代土地作为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之前，必须依法保障流动就业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将所有农村劳动力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留在农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的老年劳动力来说，土地难以起到生存保障的作用，他们往往成为农村贫困人口。在他们不能也不愿从事农业生产时，如果愿意退出农村集体的土地承包，可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劳动力，赋予他们对农地承包具有选择性的退出权，根据自身条件在保持农村的承包地和获得不同的社会保障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他们有稳定的非农收入也愿意放弃土地，可以以农地换取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障基金，将他们纳入城镇社会保障系统；而那些不愿放弃农地的转移劳动力，则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对那些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如果他们愿意承包上述两部分劳动力退出的承包地，那么根据其意愿承包的土地面积和承包年限支付一定的土地承包费，而这部分承包费则纳入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等到他们到了退出农业生产的年龄时将他们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参保单位，以社区或渔业公司作为社保的工作点。其次，为鼓励渔民参保，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在缴费比例上以“低门槛进入，低标准享受”政策执行。同时，从渔民转产转业资金中划出一部分，给予每个参保渔民一定数额的补助。

第3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回流;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9-0074-04

劳动力流动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无论是斯密、配第、克拉克等古典经济学家以及李斯特为首的历史学派,还是马、恩、列、斯等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托达罗、乔根森、舒尔茨等发展经济学家,又或是巴格内、迈德尔、索凡尼、贝斯、李(Lee)以及斯塔克等劳动力转移经济学家无不涉猎这一研究领域并取得了较为突出成就。近年来,劳动力回流现象作为一种特殊的流动现象引起了学术界众多的关注。本文主要从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有关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等相关方面来进一步进行阐述。

一、劳动力回流国内外相关模型及理论

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文献很多,但是具体到劳动力回流问题,相对来说就寥寥无几。之所以在这里把劳动力流动的相关理论文献基础作为理论基础,是因为无论是劳动力的正向流动还是反向流动,其在本质上都是有很多相通性的。根据劳动力流动相关理论产生的时间以及选择回流的原因,我们可以把其大致分为以下五种。

1. 人口转移理论。20世纪50年,唐纳德・博格提出了人口转移理论。他认为,在人口流出地既存在着“推力”因素又存在着“拉力”因素,但是起主导作用的还是“推力”因素。“推力”因素包括自然资源的枯竭、农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农业劳动力过剩导致的失业和就业不足、较低的经济收入水平,等等。而“拉力”因素包括家人团聚的快乐,自己成长的环境所建立起来的人脉网络等。而在流入地“拉力”因素则起着主要作用,其中包括较高的收入水平,较多的工作机会,较好的交通和教育条件,较好的受教育机会,较好的气候环境,等等。而对于流入地同样存在着“推力”因素,例如陌生的生产生活环境,当地人对外来者的排斥,等等。而人口是否会进行迁移则取决于这种推力与拉力的较量。以此类推,当大批的劳动力回流产生的时候,这时当初流出地的拉力已经大大超过流入地,所以产生了回流现象。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理论”,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分为两个部门,即欠发达地区以传统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和以现代化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工资远比传统部门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并假定在农村存在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0甚至小于0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只要用比传统部门稍稍高的工资便可以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他强调了现代部门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对农业生产在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

1961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美籍华人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发表了《发展经济论》一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劳动力转移模型,被称为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在该模型中,他们把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清晰地表示出来。在该模型中,他们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或者接近0,因此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弹性为无穷大。该模型发展了刘易斯模型,指出农业不仅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劳动力,而且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农业剩余。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工业扩张所必须的粮食就没有来源,农业劳动的流出要受到阻碍。因此强调了农业和工业的协调发展。

20世纪60年代诞生了著名的乔根森模型。乔根森与刘易斯不赞成边际生产率等于0和低于实际工资劳动的存在。乔根森认为,劳动力转移是以农业剩余为前提,而不是剩余劳动。劳动力转移的意义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结构的必然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是无限的,当人均粮食产出超出人口增长所需的临界水平,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限制,于是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生产工业品,以满足人们对工业品需求的扩大。

之所以把上述相关理论模型归于一类,是因为之前所有相关理论都没有把心理预期因素加入到劳动力流动的考虑范畴之中,而把发展中国家分为两部门:即代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和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之所以能够使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流动是由于两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其中包括劳动生产率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等。

2. 托达罗模型。托达罗认为,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主要原因是“预期收入”的最大化,他是第一位把心理因素加入人口流动模型的经济学家。托达罗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1),人口迁移主要是由相对收益和成本的综合衡量来决定的,他在提出经济因素的同时也提到了心理因素。(2)促进人口城乡之间的转移是预期的而不是现实的城乡收入差距。这种预期的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差距,二是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3)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与在城市的失业率呈反向关系。也就是说,城市的失业率越低,他们觉得在城市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4)在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很大的情况下人口迁移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托达罗在他的论文中是这样阐述的:进城决策取决于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在城市中找到工作的概率。也就是说,如果农村劳动力预期城市的收入是在农村收入的2倍,且在城市中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是1/2,那么他们就会作出迁移的决策。按照托达罗模型的理解,在城乡收入差距很大的情况下劳动力会流出,当这种差距逆转加上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这种现象就会逆转。所以,回流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托达罗模型进行解释。

3. 新迁移经济理论。20世纪80年代,斯达克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该理论与之前各种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把研究对象由迁移者个人转化为家庭,进而分析家庭福利最大化的决策。该理论强调风险的扩散,转移者与转移者家庭共同承担转移的成本以及共同享受的收益等。

新迁移经济理论主要包括契约安排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契约安排理论是指转移者和其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的合约关系:家庭成员对转移者首先提供物质上的资助,比如教育上的投资,培训上的投资,资助其购买生产工具以及提供外出的交通费用,等等。通过这些投资为转移者增加相应的人力资本,转移者通过在城市里的工作向家里汇钱则成了其履行契约的重要手段,从而实现家庭效益的最大化。当然在这过程中家庭成员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一旦投资者没有收入或者收入太少,必须要追加投资或重新投资。

而另一种则是投资组合理论。其主要是指家庭成员对内部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整体统筹规划和配置的能力。由于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所以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不稳定因素很大。通过派遣劳动力外出打工可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增加家庭的收入。退一步讲,即便是没有较高的收入,这种外出打工也可以降低整个家庭的风险,减少长期收入的波动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析方法相比较而言对中国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的家庭观念更强一些,所以这种投资组合理论就有存在的意义。

4. 近期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关于劳动力回流的理论又被重新提出。他们大多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并且有所创新。Christian Dustmann通过对瑞士、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劳动力回流现象的分析,构建了一个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的长期模型。他认为劳动力之所以回流是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家乡和城市的相对价格之比,二是基于迁移者本人的主观偏好,三是在城市积累的能在农村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力资本。斯塔克和泰勒通过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移民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产生回流的重要原因在于降低相对的贫困感。他把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城市期间积累的同样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流入地的收益要比流出地高,二是在城市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三是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要比流出地低。

5. 中国学者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国情、制度等各个方面与国外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中国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来进行研究。张维迎认为,一种要素的流动程度由以下两种因素来衡量:一是现有职业与新职业之间的收入差异;二是变换职业间的净交易费用。当农业经营的比较收益高于外出务工收益时,很多仅能提供简单劳动的低素质劳动力就会选择回乡务农。萧洪恩从农民工的观念取向上作出阐释。他认为,农民工回流的原因还包括照顾父母、结婚生育、抚育小孩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结果,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决策单元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中科院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从迁入率和各省人均GDP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人口主要是向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流动。对于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中国学者作了细致研究,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多个方面来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一个地区的农村人口比例与全国农村人口比例之比、人均土地与全国人均土地之比、农民被乡镇企业雇佣的比例与全国之比,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因素以及非正式制度,如关系,等等。

二、对国内外理论的相关评述

1. 在最终得到的结果方面。各种理论和模型一致认为不论是劳动力的正向流动还是反向流动都有其必然性,但是在这种客观性上的认识阐述不同。一些理论和模型例如唐纳德・博格的推拉理论、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都是从宏观方面阐述劳动力流动的必然性,通过这种必然性来说明工业化、农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而之后的新迁移经济等一些理论则是从微观上来分析个体或家庭是怎样作出迁移决策的。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效用、心理满足感等微观方面的主题感受。这些理论将农村劳动力流动解释为个人或家庭为了分散风险使其收入最大化而作出的决策。事实上,任何一个明智决策的作出都不是单纯从微观或者宏观上来分析的,而是综合加以微观和宏观方面的考虑。所以这些理论和模型虽然阐述的侧重点不同,但实质上都是相同的。

2. 在转移主题决策的假设方面。在以上所说到的理论中,除了新迁移经济学中把迁移的主体假设为家庭外,其他无一例外主体都是个人。具体到中国国情,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历来都具有很强的家庭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后经济个体地位逐渐加强,所以新迁移经济学在假设主体上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

3. 在转移动机的说明方面。在转移动机的解释上,所有的理论和模型无一例外地都归因于经济因素。但是这种经济因素在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被解释为现实的实际收入的差距。而在托达罗模型中这个表述有了重大的改变,他把这种经济因素表述为“预期的收入差距”,只要有这种预期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且城市的失业率能维持在一定的幅度内,那么农民工就会作出迁移的决策。

4. 对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没有展开。在以上的理论与模型中,对制度因素都很少提到。尽管斯塔克则指出,如果市场和金融制度是完善的,那么大量的转移现象是不会发生的。托达罗在分析和评论刘易斯等有关模型中也提到,这些模型和理论的一些假设放到第三世界国家中可能是不适合的。但这些都是从表面上简单地进行了分析,没有对其进行更深一层的讨论,也没有突出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大的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影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三、国外主流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纵观国内外关于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模型和理论,无一例外地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为研究对象,并且几乎没有一个是以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因此以上模型在中国能否使用,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

诚然,对于不同的国家在劳动力流动上能够总结出一些共同的规律,但是,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就决定了不可能用一种理论或者模型去解释所有国家劳动力流动的现象,目前学术界对于劳动力流动的主流观点还是托达罗模型,即以迁移者个人作为迁移主体,以城市预期收益为迁移动力,以通过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来作为政策导向。这虽然是主流理论,但不一定是正确的理论。首先,对于迁移主体来说,在这个重视家庭观念的中国,迁移主体究竟是迁移者个人还是迁移者家庭。第二,就迁移动机来说,究竟是单纯的经济因素还是收入、地位、风险、社会保障因素等综合的考虑。第三,中国大部分人还在农村,城市的容纳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象是鼓励、阻止,还是放任。以上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三个问题。

四、对中国劳动力回流的评述

1. 研究对象明确,但是称谓有待于规范。在参阅的所有文献中,有劳动力流动、劳动力转移、劳动力回流、剩余劳动力转移、剩余劳动力回流、剩余劳动力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等称谓,他们有的概念之间是有区别的。例如“流动”与“转移”就是完全不同的。流动一般是指劳动力根据劳动力市场条件变化,在职业间、产业间和地区间的运动,它是一个动态过程;而转移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变农业劳动力为非农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概念的界定。

2. 政策宽泛,有针对性的少。由于中国东中西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要想得出有指导性的对策和建议,必须从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实地调查选择适合该区域适合的政策和建议,这样才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在已有文献的文章结尾提出的对策和建议基本上如出一辙,都是从宏观方面泛泛而谈,可操作性差。

3. 学科之间的渗透不够,系统深入研究较少。由于劳动力回流现象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口学等众多学科,所以在研究时如果能够把这些学科中相关的知识交叉起来研究可能会创新现有的成果。2010年来有学者把经济学和地理学结合起来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在分析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时候得出了新的成果。而目前整体文章还仅限于各个学科内的研究,所以应该尽快打破这种局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李莹,张小林.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J].安徽农业与科学,2005,(9).

[2]李晓云.农民工流动动因及特点研究综述[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7,(8).

[3]蔡,王美艳民工荒现象的经济分析――珠江三角州调查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5,(2).

[4]王萍.国外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理论研究综述[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07,(12).

[5]李仙娥,王春艳.国内外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纵横,2004,(4).

[6]吴惠芳,陈俊峰,许昀,等.2000年农村社会问题研究综述(二)[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8.

[7]谭崇台.发展经济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8]蔡,都阳,王美艳.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9]刘铮.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悖论――“农民工回流”的成因及效应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3).

[10]王翌,刘维佳.西部农民工回流与回归现象浅析[J].技术与市场,2007,(4).

[11]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2]张术环,张文萃.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综述[J].经济纵横,2009,(2).

[13]张辉金,萧洪恩.农民工回流现象的深层思考[J].农村经济,2006,(8).

[14]张家祥.进城农民逆向回流及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兼与拉美城市化相比较[J].“三农”问题研究, 2007,(1).

[15]赵菲菲,王永发.农民工双向流动对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影响[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6,(3).

[16]王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问题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17]范巧.透析“民工回流”现象产生原因的新视角[EB/OL].web.省略.cn/web/fanyq.

[18]Christian Dustmann and Yoram Weiss,Return Migration: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K [J].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007.

[19]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 139-191.

[20]STARK O,TAYLOR J E.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1(101):1163-1178.

[21]FEI C H, RAINS G.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9).

[22]TODARO M 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59):138-148.

[23]TODARO M P.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59):105-133.

Research Summary on the China's Labor Force Return Flow

Ding Yuelan1, Wang Ninglian1, Huang Jing2

(1.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710062, China;

2. Zhongwei Electric Power Bureau, Ningxia Electric Company, Zhongwei 755000, China)

第4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三道箐，人口流动，动机，效应

 

1.引言

该村共有48户人家，总人口只有185人。其中男性人口数为104人，女性人口数为81人，性别比高达128.4，性别比偏高。大于65岁为10人，0—14岁49人，老少比为20%。2010年迁移人口数达到72人，其中男性为47人，女性人数为25人。如表1--1

表1--1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年龄结构 （2010年3月）

年龄段（岁）人口数 （人）占总人口的比例（%）

0-144926.48

15-6412668.10

65及以上1015.42

2. 农村人口流动的动机分析

2.1自身的原因

该村劳动力输出的原因大致分为两大类：经济性、家庭性原因（其中1、2、3属于经济性原因，4属于家庭性原因）。表2--1

表2--1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迁移的原因结构（2010.2.20来自村长）

原因分类迁移人口数（单位：人） 占总迁移人口的百分比（%）

1、工作原因34.17

2、务工经商 1723.61

3、学习培训 5170.83

4、婚姻迁入11.38

2．2社会环境的影响

2.2.1 土地制度的改革

自实施后农村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了剩余劳动力，为迁移提供了“人才”。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人们可以自由劳动，受到很少的限制,为迁移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农民对土地的支配权得到改善，农民可以转让和出租。

2.1.2 户籍管理因素

旧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决定了国家财政在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化服务与制度化保障等方面划定的范围。但最近十几年户籍制度有了改善实行统一城乡户口登记管理制度，就是在制度上消除种种先赋性的差别，在具体制度上落实宪法赋予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城乡统一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会进一步扩展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空间，从制度上肯定和保障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2.1.3教育的发展与改善

2010年该村人口迁移类型多样，具体如表2—2所示：

表2--2 2010年三道箐村人口迁移类型调查（2010.4）

迁移类型 迁移人数 （单位：人） 迁移目的

1村外乡内46就读小学、初中

2乡外县内7就读高中、工作

3县外省内4读大学本专科、打工

4省外迁移15务工经商

从上表可以清楚可以看到教育因素导致的迁移占了总迁移人口的79.1%，而务工经商只占20.9%。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教育的发展大大的促进了三道箐村的人口的迁移流动。

3.三道箐村人口转移导致的效应分析

3.1 对迁出地的影响

3.1.1 积极影响

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会降低人口密度、缓解人地矛盾、提高城市化水平、对人口性别比例的调节均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可以相对地降低输出地人口性别比。

人口的流动可以促进文化的传播与扩散，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文化。同样，本村劳动力外出后回乡往往带回异地的文化与思想。吸收先进的思想和观念，起到了融合文化的作用。

劳动力人口（15-64岁）的迁移主要是为了经济目的。，三道箐。据调查本村在外打工1个人的年收入是在家乡2-3人的年收入，外出最高家庭收入可达4--6万元，与发达地区相比虽然不算什么，但是和自己在家乡的微薄收入相比确实是一个可观的收入。

农民工回流推动了小城镇的发展。，三道箐。从我国实际来看，当前我国小城镇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显得相对滞后。如果将一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到附近的小城镇，扩大小城镇规模，发展小城镇经济，这样便为农民转化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3.1.2 消极影响

劳动力的外出迁移虽然促进了就业及城市化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除了对流动人口自身的不利影响还会对家人的影响。 首先对父母的影响，留在家里的老人往往没有人照顾，导致了农村近几年出现的“空巢”现象严重，生病没有人送医院。其次是对子女的不利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孩子个性（人格）的影响。据调查有些夫妇往往把生下的孩子交给父母抚养，就出去打工一年甚至几年才回来，这种“断代教育”对孩子的身心发展都是不利的。第二，对孩子教育的影响，父母是孩子的最早的也是自始至终的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学校，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作用非常大。

3．2 对迁入地的影响

3.2.1 对迁入地的积极影响

第一、劳动力的供给。由于外出劳动力的年龄段和性别偏好很明显，多以年轻的男性为主。城市里的累、险、累的活转给农村劳动者来干。农村女性人口的迁入多从事服务行的行业，如现在新兴的家政行业、餐饮行业等等。

第二、人口迁移改变了区域人口分布和人口构成。，三道箐。人口迁移对区域人口总数、人口性别、年龄构成和人口再生产三个方面。人口迁移影响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年龄和性别构成，特别是那些人口总数不多的地区，易造成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的不平衡。因移民以男性青壮年为多，他们的移入则使迁入区的平均年龄下降，人口趋于年轻化，性别比升高。，三道箐。相反，迁出区的老弱病残人数所占比重升高，平均年龄升高，人口趋向老化。人口迁移不仅会影响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人口现状，而且还会对未来人口再生产产生影响。

第三、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移民对于迁入地的经济发展有利的一面在于：移民既弥补了迁入区劳动力的不足，同时，还带来了外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能力。，三道箐。

第四、促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二者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例如，城中村的建设就可以说明城市与农村逐渐融合为一个聚落体系。加强城乡联系、优劣互补，资源在体系内流畅自如，不受任何障碍的限制。三道箐村自2001年以来在水电路气房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产就，缩小了同城镇的差距。

3.2.2 对迁入地的消极影响

第一，人口迁移对迁入地的人口的影响，但大量的人口迁入会导致迁入地的人口数量增加，改变了当地的各种人口构成，人口构成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地域范围而且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口数占该地人口总数的比例，人口迁移则导致了人口构成的发生变化。

第二，对迁入地的环境的破环。发展当然需要劳动力，没有人要发展是万万不能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劳动当然是人的劳动。但环境对人口的容纳能力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吸纳人口，某个地区所能容纳的最多人口数有限。当实际人口大大超过环境的容量时候，环境就会遭到破环，随着超过饱和人口的程度的不同，环境的破环程度也会不同。当然环境也有一定的恢复能力，在破环程度不大的时候可以慢慢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第三、加大了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人口迁移会涉及一系列交通、治安、社会保障、移民的就业指导等问题都需要政府的支持，市场经济必须与政府的宏观调控相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市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必须坚持两手抓。

第四、对迁入地的文化冲击，长期的二元结构导致了城市与农村各自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二者环境的差异必然导致文化的差异，乡村的传统文化会对城市的现代文化产生冲突与矛盾。，三道箐。比如乡村的封建迷信思想对城市文化的腐蚀。

4 .建议性的治理对策

我认为三道箐村的人口迁移对策主要针对出现的问题来考虑：

第一，进一步加强农村与县乡市区的网络、交通、信息技术的联系。应该在农村地区加大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提高农村信息的通达度，以使农村迁移人口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

第二，到人口登记中心进行详细的流动人口信息登记，以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和帮助。如对流动人口的客居地、年龄、求职意向等减少外出障碍。

第三，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土地的流转、管理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应旨在消除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分割和不平等，其核心是要剔除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福利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适当发展第三产业,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与其基础设施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大规模的城镇基础建设和交通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间。

5．结论

分析可得，该村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或稳定型，所以该村人口总量将趋于稳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不会有很大的波动，但是迁移人口规模有所扩大；该村人口在省内的迁移主要以学习培训为主，而省外迁移主要以务工经商为主；人口的迁移流动文化结构层次不一有高有低，低到文盲高到硕士；治理对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问题，需要移动人口本身、县乡政府、社会群体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发展(PRED)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农村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6.

参考文献

【1】张善余.人口地理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姚裕群.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彭华民、杨心恒.社会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王恩涌、张小林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吴忠观.人口学修订本.重庆大学出版社.2005

【6】邬沧萍.人口学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7】赵荣等.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5

【8】zgjtjj.com/list.asp?ID=1806

第5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一、托达罗模型的剖析与反思

按照托达罗的模型，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尽管城市中失业现象已十分严重，准备流向城市的人们还是可以做出合理的决策。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

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为：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由于拓展城市少量的就业机会，可能引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导致更多的人失业，因此开创城市就业机会无助于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农村居民的受教育学历越高，其向城市转移的预期收入就越高，因而不加区别地发展教育事业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的迁移和失业；政府干预城市工资水平的确定，特别是制定最低工资线，并且对城市失业人口给予最低生活补贴，会导致要素供给的价格扭曲，引致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使城市的失业率更高；应当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增加农村的就业机会，提供教育和卫生设施，发展电力、供水和交通，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等等，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我们认为，托达罗迁移模型正确地反映了人口和劳动力在比较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较高收入的地区或部门流动的理性经济行为；只要存在相对来说收入高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就会对收入较低、就业不足的劳动力产生持续的引力（拉力）效应；对迁移成本的计算与预期是影响劳动力作出迁移与否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也要看到，托达罗也有不少缺陷：第一，迁移数量或迁移率直接随就业概率的变化而变化，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是根据对城市就业概率的了解而作出迁移与否的决策的，那么迁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盲目的”，因而得出“就业机会越多，失业率越高”，这显然不符合经验事实。第二，托达罗只考虑迁移者的迁移成本，而忽略了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成本。迁移者作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的同时，会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如果认为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得不偿失，他就会重新返回农村。这就解释了现实中为什么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在城市找不着工作，一般都会返回农村，而不像托达罗说的那样继续在城市里等待就业机会。第三，托达罗假定发展中国家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力，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始终是正数。而在我国，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是接近于零的，减少一部分劳动力不仅不会减少产出，而且会使农业边际生产率提高而农业产值保持不变。另外，托达罗仅考虑了城市的实际工资率，我们认为，作为理性人的我国农民在向城市迁移时主要考虑货币性收益，此外技能性收益、文化性收益也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因而，本文取消托达罗模型中对我国来说不现实的假定，而认为，农村的迁移者为获取净收入相对较高的就业机会的迁移决策与行为，虽然是趋利性的但绝非是投机性的，是一种理性经济行为，而非“盲目的”非理性的行为。他们在迁移中不仅要考虑迁移成本，还要考虑生活费用；农村低的边际生产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之一。

二、托达罗模型的拓展

（一）基本概念与理论假定

本文采用何景熙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的一种状态。。同时假定：（1）本文分析农民个体决策问题，因此以农民个体为研究单位，而不以家庭作为分析的单位。且仅限于农民进城务工而发生的劳动力转移，农民在务农和务工之间选择。（2）农民是经济理性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3）农民的行动主要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其行动决策的依据是行动的成本和收益。

（二）农民理性人假设的论证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农民应当符合理性人的假设，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在作出选择之前，都要对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式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比较、预测，从中选择出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行为而为之。对于中国的农民，秦晖教授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理性将会摆脱集体表象的压抑而健全起来。近年来，关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众多调查也显示，外出打工农民在作出迁移决策之前，一般会向在外地打工的亲友了解迁入地的就业信息和生活费用等，对自己能否获得就业岗位的预期是理性的，面对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也是理性的。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基本上是一种有目的、有准备的流动。

（三）农民进城务工和务农的两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1.务农的成本收益

（1）务农成本。对于我国农民来说，务农的成本有：第一，物质资本。包括用于购买种子、化肥等的流动资本和用于拖拉机、收割机等劳动工具的固定资本。第二，劳动力。用劳动时间加以计量，所以也可以认为是劳动时间的投入。包括种植、收割、采摘、作物生长期的看管及农产品销售；第三，采用新技术所花的成本。包括劳动工具的改进与更新，新品种的引进、新的种植方法的采用等所消耗的直接成本，和一些引致的技术成本，主要是产生于新技术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从而进行的技术、农业知识的培训。

（2）务农的收益，即务工的机会成本，等于农民一年总收入扣除各项税费R －F.农村中的收入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变量，它可以从农民年实际工作时间比率与农业劳动力年满负荷（比如除去正常假日的年工作天数）工作时间的收入水平关系考虑，也可从农民家庭年农村范围经营收入（除去从城市中获得的收入）与农民家庭劳动力成员数量的关系考虑。本文采用他的第一种定义。

2.务工的成本收益

（1）务工成本。包括可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成本和不能用货币计量的非经济成本。经济成本主要是农民进入城市后“获取就业机会”、“提高生活质量”、“把握投资机遇”等城市化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而付出的成本，包括：用于进城的路费和路途其他开支的旅途成本，为获取在城市的暂住证和就业证及其他相关证件而形成的证卡成本，由寻找工作过程中的开支而形成的求职成本，参加务工培训支付费用的培训成本，房租、饮食、日用品、医疗等生活成本。非经济成本包括：离开家人、家乡产生的思乡情绪的心理成本，受到当地居民不良看法与对待，社会歧视等，各种务农时所享有的权利的丧失，如选举权，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等。

（2）务工的收益。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就业收益，这种收益可分化为：①货币性收益，即农民在城市就业所获得工资和其他货币收入。由于，一般情况下，城市的工资水平比农村要高，因而对农村劳动力有强大的进城拉动力；②技能性收益，即在城市务工的各项劳动中所获得的工作技能以及有关的各种知识，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他们进城后所获得不用自己投资的无形的人力资本。③文化性收益，指在城市中所分享到的城市文化环境及其他方面的收益。

三、拓展后的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型的政策含义

根据拓展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型，为了大规模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我们推理出了如下的政策含义：

1.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化转移的目的在于增加经济收益，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是决定他们进城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现实可行的战略选择是要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实现我国制造业大国的目标，扩大吸纳农村劳动力的容量；同时，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都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将农村大量剩余的劳动力变成人力资源的优势。另外，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将进城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加强失业保险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建立包括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在内的就业困难群体扶助体系和制度。

农村劳动力在做出是否向城市迁移时，不仅考虑城市务工的预期收益，还将对进城务工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迁移成本和生活费用越低，他们进城的动力越大，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大。因此，要进一步整合城乡劳动力市场，政府和社会要多方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建立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培育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乡就业协调的机制和环境。从根本上避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支出，节约成本。

第6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一、我国跨地区人口迁移的规模与流向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人口迁移实行严格控制。只存在极少政策性人口迁移。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凸显；同时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开始出现农村劳动力自发向城市转移。同时，国家开始放松对人口迁移的严格控制，我国人口迁移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

(一)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总体上呈快速上升态势，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急剧扩大。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82-1987年，全国人口迁移总量是3053万人，其中跨省迁移人口632万人；1985-1990年，总迁移人口3413万人，跨省迁移人日1183万人，1995-2000年，总迁移人口1，44亿人，跨省迁移人口4242万人：2000―2005，年，总迁移人口1，47亿人，跨省迁移人口4779万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在1，5亿左右，其中约有1／3是跨省流动，2／3是省内流动。根据第4次、第5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跨省迁移劳动年龄人口数据，大致推算得到1990年劳动力跨省流动的规模是1047万人，2000年是3972万人，2005年是4270万人。可见，我国跨省迁移人口绝大多数是在省际间流动的劳动力。

(二)人口迁移的区域流向

我国区际人口迁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的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地区内部流动性不强，跨地区人口迁移是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这种迁移模式可以通过计算跨地区迁移人口在省际迁移人口的比重来佐证。1985―1990年，我国的跨省迁移人口中跨越三大地区的迁移人口占省际迁移人口的63.36％：1995―2000年为76.47％，2000―2005年达到79.62％。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跨省流动人口迁入的首选之地。1982―1987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2％。并且一直呈快速上升态势，1995―2000年这一比重达到75％。而2000―2005年达到84.6％。流入东部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三角洲，即包含广东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包含江、浙两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利用2000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显示，这两个三角洲吸纳的跨地区流动人口占整个东部地区跨地区迁入人口的78.1％。而中西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日渐减弱，1982―1987年年中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为24.6％，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95―2000年跌破10％，2000―2005年更是仅占5.5％：西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也很低，1982―1987年为23.3％，1995―2000年降到15.3％，2000―2005年也跌破10％。

从流出地构成来看，中西部地区是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1985―1990年东、中、西三地区流出省外的人口规模差不多。分别占33.7％、31.7％、34.6％。1995年以后，人口流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改变，东部比重大大减少；中部比重急剧上升，几近一半；西部比重保持稳定。中西部地区的跨省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流向了东部地区，从1987―2005年，中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中流人东部地区的比重由61.7％上升到近90％，而西部地区也由44.2％上升到80％。具体来看，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的广西、重庆和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这8个省流出的跨省就业人口占全国的65％。

二、我国跨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

(一)跨地区人口迁移与劳动力乡城迁移、产业转移的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流向突出表现为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这一跨地区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中，农村迁出人口一般都，占迁出总人口的60％及以上，显示了农村迁出人口是我国迁移人口的主体：而绝大部分迁出人口是迁入城镇的，并且呈现加强趋势，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迁入城镇的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80％以上，甚至接近90％，从农村流出的人口大部分流向了城镇。

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就业。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1995―2000年间，全国跨地区流动的就业人口中有69.6％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比重高达60.3％，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服务业。但三大地区之间流动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迁入人口产业构成是第二产业为主(74.9％)、第三产业为辅(19.5％)，而中、西部迁入人口的产业构成比较均衡，虽然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也较高。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没有迁移人口在业情况的调查，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有关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调查来分析迁移人口的在业状况。农业部刘维佳2005年的调查表明，在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正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我国人口迁移与刘易斯模型所揭示的劳动力转移规律相一致，这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也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二)以农村人口的非户籍迁移为主，“候鸟式”劳动力迁移模式

由于户籍约束造成的城乡分割状况还没有完全打破，农村劳动力虽然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来看具有稳固性，但仍具有很强的兼业性、身份的二重性以及长久居住地与就业地分离的“两栖性”。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多数还保留家乡的承包土地，有的是常年在外务工。有的是季节性外出就业：他们外出在非农部门就业，在职业上改变了农民身份，但还保留着农业户口和农民的社会身份：外出农村劳动力长期生活工作在外地，但一般没能在外定居，家乡仍有亲人，收入多数带回老家。这导致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呈现出“候鸟式”的流动模式，

我国农村劳动力要真正转移出来成为城市居民，需要经

历两个阶段：先是从农村转移出来，并在城市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然后是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的成功者在“乐业”之后寻求“安居”，在城市居住下来。在中国目前独特的制度安排下，农村劳动力一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转移的第一步；但是转移的第二步，对于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来说，却不是依靠自己具有的平均水平以上的人力资本就可以实现的，而是要受一系列制度约束。因此，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可能常年在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但难于在城市入户定居，导致东部很多发达城市常住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二等市民”(非户籍人口)。对于大部分流出的农村劳动力来讲，尽管他们的技能、观念、职业已不再是农民，但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他们只能是“城市就业、农村安家”。

(三)东部发达地区总体上尚未形成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发达地区的选择性移民使落后地区人才流失，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极化效应”的重要原因。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跨地区迁移是否存在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选择性移民呢?通过对第5次人口普查关于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分析，发现东部发达地区总体上尚未形成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我国三大地区之间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来看，总体表现为年轻型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1995―2000年三地区迁入和迁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都具有年轻型人口的特征。区域差异小。从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平均年龄分别是24.88岁、24.56岁和25.34岁，多数年龄均在20－24岁。三大地区迁出人口年龄结构与迁入人口相似，峰值年龄均在20―24岁，平均年龄均在25岁左右，地区间差异小。从三地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来看，中部迁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三地区迁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9.88、9.32、8.91年，都是以初中受教育程度为主：东部迁出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三地区迁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是10.02、9.01、8.82年。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流入中部地区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达到了高中。

第7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村人力资源；迁移；长江三角洲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0－0090－03

1 迁移性开发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影响

1.1对专业技能的影响

据江苏省农村经济调查局统计，2003年转移劳动力中按照小学毕业6年、初中毕业9年、高中毕业12年、中专毕业15年、大专及以上毕业16年计算，全省转移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年，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文化程度，比全省农村劳动力高0.9年。在转移劳动力中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25.4%，比全部农村劳动力受培训的比重高10.2个百分点。这些素质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通过迁移流动，对各地不同的行业工作，通过岗位培训和自己在工作中的学习，可以学到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接受并掌握先进的管理方式，通过这个过程可以为今后的创业和发展积累相应的知识。这些都有利于劳动力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为以后回来创业、发展二三产业提供良好的人才资源。

1.2对思想观念的影响

农村人力资源的迁移性开发，是城乡之间劳动要素的相互吸引和互动过程，表现为追求在城市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掌握技术等人力资本积累。当广大农民从封闭性及自我循环和自我发展状态中走出来之后，面对现代城镇的文明，伴随发达的科技、便捷的交通、丰富多彩的文化，促使广大农民生成全新的生存观念、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生价值观。同时，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经商的农民，带回了城市现代文明，通过自己行为方式和生活观念的转变给家乡带来了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意识观念开始转变，对于社会变革、法制观念、新技术采用、接受教育以及计划生育等思想观念比较容易接受。

1.3对健康素质的影响

农村人力资源的迁移，使得农民收入明显增加，用于家庭医药及卫生保健等健康投资的支付能力不断增强。在1980―2004年的25年间，不论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是全国范围，农民每年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费用占当年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都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并且长三角地区的医疗保健费用的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1980年上海市农民用于医疗保健的生活消费支出人均8.1元，占当年人均总生活消费支出321.8元的2.52%，1990年，2000年和2004年这个数字分别上升为2.67%，5.05%和6.7%。同属长三角地区的江苏省，2004年农民的医疗保健支出比1980年增加158.9元，在总生活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是1980年的2.47倍。浙江省的同一统计数据在25年间增长了4.97%。另外，由于农民在外出求业、就业的过程中文化素质提高了，他们的吃、穿、住、行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更加合理和科学，充分认识到吃好和吃的有营养的重要性。而且，长期在城市生活，也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些都有利于劳动者健康素质的改善，进而推动农村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

2长三角地区农村人力资源迁移性开发的演

2.1总量和就业结构的趋势变化：迁移数量增加，就业结构不断优化

大量的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发展速度更快的二三产业，促进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源结合，提高了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近年来，上海市政府把促进就业的责任列入政府考核体系，以“三个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带动农村居民非农就业。2004年上海市以73.7%的非农业就业人员占农村就业人员的比重排全国第一位，浙江省和江苏省分排在第三，第四位。就整个长江三角洲而言，1998―2004年平均每年新增的非农就业人口为52.4万人，而同期增加的农村就业人口只有年均18.27万人；非农业就业人员占农村就业人员的比重由1998年的46.39%上升到2004年的60.76%，年均增长2.05个百分点（见表1）。劳动力在产业间和地区间地自由流动和组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迁移，促进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在更大的区域内自由组合，也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不断优化。以浙江省为例，1985年的就业结构为第一产业69.7%，第二产业21.6%，第三产业8.7%；到2004年已经调整为36.7%，37.2%和26.1%。按照江苏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富民强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及到2020年全省城市化水平达到50%的要求，今后几年，江苏每年新转移农村劳动力要达到50万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有序地对农村人力资源进行迁移性的开发，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镇，大量减少农民，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才更具有规模效益，农业才能实现现代化。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长三角地区农村人力资源迁移性开发的数量还将不断增加。

2.2收入趋势变化：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

农村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迁移从事务工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Hicks，J.R.）在1932年就指出：“区域间的经济利益差异，其中主要是工资差异，是劳动力迁移的首要动因”。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是由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种种落差造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收入落差。2001年江苏省实现1 241万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务工总收入高达750亿元，相当于该省财政收入的71%。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包括其在非企业组织中得到的收入，在本地企业中得到的收入，外出（本乡以外）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和其他收入四个部分。2001―2004年4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持续增长，由2001年的人均1 206.63元提高到2004年的2 177.6元，平均每年增加242.74元。2002年外出务工收入占长三角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为17.12%，比上年提高2.99个百分点，对农民总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47.23%（见表2）。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来自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农民由工资性收入所获得的收入增加值高于务农收入，原因在于进行迁移性开发后的农民具有比其在原行业或地区更高的人力资本存量。以江苏省为例，2002―2004年3年中，外出务工收入平均每人增加了108.69元，对工资性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平均为53.12%，而工资性收入的增加额平均占全年农民收入增加额的64.43%。可见，农民外出打工或从业得到的收入增长支撑了工资性收入增长，而工资性收入增长又支撑了总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的资本形态。我国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人力资本的内涵(文化程度、技能水平) 与人的收入水平成正比例关系。根据社会学原理，农村家庭的收入与农村人力资本内涵的高低之间将产生“马太效应”，家庭收入越高的家庭，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会越大，并且形成良性循环，具有加速效应。农民由于迁移而促进总收入的增加，不仅使得其有能力加大本身在健康医疗、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投入，也激励其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投资，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刺激着周围人群着手提高自身素质，从而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充分、持久的开发。

2.3迁移区域的趋势变化：总体以向本地城镇企业的迁移为主

“九五”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一系列城乡开通政策的实施，农民迁移和进城的门槛低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步伐加快，农村人口在减少，江苏省农村劳动力也在大量的流进城市和闯入全国各地打工创业。抽样调查显示，2004年江苏省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在本省迁移的占67.5%，转向省外和国外的占22.5%。江苏省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存在鲜明的地区特色，苏南农村劳动力迁移以本地就业为主，苏中本地和异地并重，苏北以外出为主。根据抽样调查资料，在从事非农业的农村劳动力中，苏南有78.16%的劳动力在本乡就业，苏中只有51.41%，苏北是48.68%。

浙江省的县域经济是大量吸纳农村迁移劳动力的重要主体。工业园区，个体私营经济，专业市场等乡镇企业发展形式使得浙江省的农村人力资源迁移性开发取得巨大成功。具体而言，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杭州嘉兴湖宁绍地区由于乡镇企业发达，就业机会较多，农村劳动力远距离外出就业相对比较少。温州地区最早打破行政区域划分的块块限制，形成了大批离土离乡但不背井的劳动力队伍，遍布全国各地，温州成为外出就业比重最高的地区。

2004年住户调查资料显示，沪郊农业劳动力迁移多在本市范围内，其非农就业在本乡镇的占82.1%，镇外区内的占10.7%，区外市内的占6.8%，本市以外的仅占0.3%。沪郊的乡镇工业企业对上海市农村人力资源迁移性开发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沪郊乡镇工业吸纳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比重一直在70%以上。2002年，上海市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机制，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可以预测未来上海市农民迁移的地域将主要转向城镇或郊区。

3趋势与对策建议

3.1建设工业型新农村，拓宽和稳定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主渠道

长三角农村劳动力以本地乡镇企业的迁移为主，而长三角地区本身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发展又促使其走向工业型新农村的发展道路。工业型新农村的迅速发展，将吸纳和引导农村劳动力加快流动，这是农村人力资源迁移性开发的主要趋势。因此，我们应当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以工业反哺、城市支持为条件，以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各类工程为主线展开工业型的新农村建设，有效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并且以工业经济实力为基础，整合农村的土地、人力等资源，实现共同发展。

3.2教育和培训是农村人力资源迁移性开发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现代的工业企业和其他非农企业都需要更高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这也对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他们加快人力资本存量的储备，具体而言便是加强自身的教育培训。首先，必须切实转变教育观念，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健全农村教育保障机制，广泛挖掘可供使用的教育资源，建立起更加公平公正的教育投资体系和回报机制。其次，增加对农民职业教育业余教育、短期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投资，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

3.3户籍制度的改革将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迁移性开发

2007年3月，公安部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会议议题之一是讨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口制度问题有望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农民可以得到更大的迁移自由，从而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需要指出的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中，如果马上取消全部的户籍制度，可能在管理上会造成一定的难度，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经济调研报告――2003[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1―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2006.

[4]国家统计局，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0―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6.

[5]刘福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效应[J].经济问题，2005，（1）.

[6]张呈琼.人口迁移流动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J].人口研究，2005，（1）.

第8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一、引 言

中国目前仍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2016年，城市人口从1.7亿增加到7.93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7.35%。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成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转换成城市居民，不仅关系到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也关系到城镇化、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农业转移人口流入城市将会带来诸如失业、住房、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等社会问题。其中，住房问题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遇到的最基本、最严峻的问题之一[1]。

城市住房商品化只为农民提供了有限的选择，低廉的工资收入，使得租房成为农民工的唯一住房选择[2]；“城中村”因其较低的房租，成为农民工重要的聚集和居住之地，也是他们学习城市生活方式、行为和价值关键的主要场所[3]。通常，住房支付能力用房价收入比、租金收入比进行衡量，这意味着城市房价或租金上涨会使农业转移人口生活成本增加，在城市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会下降。我国不同地区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存在差异，在东部地区较差，中西部地区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能力较好[4]。以租金收入比衡量的住房支付能力与农业转移人口的持久性转移意愿呈现倒U型关系，当前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选择到房价较高的大城市就业，主要是住房租赁价格尚在可承受范围内，住房支付能力对迁移意愿不会产生负向影响[5]。魏玮考察了上海农民的住房支付能力状况，发现农民工的住房支付较为困难，租金收入比为22%，月供收入比高达34%[6]。

在已有研究中，我们发现人口流动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其中，住房问题是农业人口流动过程中遇到最严重问题之一，城市房价或租金上涨会降低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这会对他们的迁移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关系在不同劳动力个体及家庭负担情况下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详尽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住房引入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考察劳动者住房支付能力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同时，还采用CHNS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二、理论模型

借鉴Todar（1969）[7]、Harris和Todaro（1970）[8]建立的城乡人口流动的基本分析框架，引入住房市场，将住房支付能力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主要分为三个部门：农业部门、城市工业部门和住房部门，且城市工业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参照Brueckner和Zenou（1999）[9]的假设，将城市设为单中心结构，所有的工业部门均位于城市的中心商务区（CBD）。城市居民均已拥有住房，并且城市内劳动者（包括城市居民与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居住地与CBD之间的距离为x，且单位距离的通勤成本是t，x>0，t>0。城市边缘之外是农村地区，农业部门主要集中于此，农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包括不变的土地（L）、资金（KA）投入和可变的劳动力（NA）投入，并且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城市工业部门生产要素包括可变的劳动力投入（NM）和不变的资金（KM）投入，技术水平也是外生的。

根据式（14），仍然考虑在同一个同心圆上，通勤成本固定，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NR增加，已知NR的增加对工业部门产量没有影响，但会降低城市部门就业率θ，增加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提高了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提高了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因此，随着住房支付能力1η提升，使得NR增加的同时，导致农业部门实际工资水平WA增加，这又减少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NR。因此，得到如下命题：

住房支付能力提升，促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但是，过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提升了农业部门实际工资，会对农村劳动者产生逆向激励，降低他们迁移到城市就业的概率。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项目。本文将使用1989年、1991年、1994年、1997年、2000年、2004年、2006年和2009年8个年度9个省份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所涉及的变量包括住房支付能力、就业、家庭类型、家庭人口统计特征，经过筛选，共得到1122份有效数据。另外，以1989年为基年，将各省市CPI将模型中所有价值变量转化为实际值，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受访者是否流动或迁移，即受访者在调查时点是否外出打工，用migration表示，若是外出打工migration，取值为1，否则取0。根据Harris-Todaro（1970）人口迁移模型，应充分考虑在城市部门失业的可能性，为此，将就业概率纳入模型。由于在CHNS数据库中未涉及被调查者所受就业冲击及市场就业情况的具体变量，因此，以被调查者所在省份的上一年度城镇登记失业率（unemployment）作为就业情况的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住房支付能力，Jensen（1998）指出，有许多种（住房支付能力）指标，包括住房收入比、不变质量比较和市场篮方法等[12]。由于本文主要分析流动人口的住房支付能力，考虑到流动人口大多数是租住公有或私有住房，因此，用房屋租金（rent）与工资收入（wage）之比测度住房支付能力（h_ability）：

控制变量主要是家庭人口统计特征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人口学统计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总数（population）、受访者年?g（age）、年龄的平方（age2）、性别（gender）、婚姻状况（marriage）、受教育年限（education）、是否有医疗保险（insurence）、家庭净财富（asset）、工资收入（wage）、每周工作小时数（work_h）、以及调查地点是否位于东部省份（east）。

另外，为研究工资差异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借鉴周京奎（2011）的研究[13]，将职业类型划分为：单位负责人（occup1）、专业技术人员（occup2）、职员（occup3）及其他职业类型（occup4）。健康状况分为：健康（health1，包括健康状况非常好和好）、一般（health2，包括健康状况一般）、其他（health3）。考虑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增加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14]，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劳动的外出就业决策，还将家庭少年人口数（young）和老年人口数（old）纳入模型。

（二）计量模型

首先，利用住房支付能力、就业状况等变量，估计住房支付能力及各变量对流动意愿的影响效应；其次，讨论受访者职业类型、健康状况，及其与住房支付能力交叉项的情况下，受访者流动决策受住房支付能力影响的变化；最后，按受访者在不同调查年份家庭少年人口数和老年人口数，探讨住房支付能力对家庭负担不同的劳动力流动决策作用的差异。

其中，h_abilityit表示第i个受访者在调查年度t的住房支付能力，unemploymentjt-1表示j省份在调查年度前一年t-1期的城镇登记失业率。zit代表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总数、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医疗保险、家庭净财富、每周工作小时数以及调查地点是否位于东部省份。

2.扩展模型――基于职业类型及健康状况。进一步考察职业类型和健康状况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在模型（17）的基础上分别引入h_occupit和h_healthit，它们分别表示第i个受访者家庭在调查年度t的职业类型和健康状况。在扩展模型的分析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劳动力职业类型及身体状况差异是否会影响住房支付能力对受访者流动或迁移的决策，也即交叉项h_abilityit×h_occupit和h_abilityit×h_healthit对migrationit的影响。

3.扩展模型――基于家庭负担的分析。为了考量家庭负担对外出打工选择的影响，把流动人口按家庭负担分为少年人口（youngit）和老年人口（oldit）两种类型，分别引入模型（17），此外，还将这两个变量同时引入模型（17），考察家庭总负担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①

（一）基本模型估计

运用CHNS数据估计Prob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2。序列（1）（2）是以公式（16）（17）为基础的人口迁移模型的回归结果。首先讨论序列（1），不考虑住房支付能力的人口流动模型。其回归结果显示，unemployment的系数为-0.367，且具有显著性，表明对未来预期失业概率越大，会降低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能性。正如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所阐述的那样，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间收入差距，同样要考虑在城镇失业的可能性。事实上，随着我国人口红利式微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15]，沿海城市曾一度出现“用工荒”，所以，城镇其失业可能性较小，从而使得上一年度城镇登记失业率对农村劳动力是否流动的影响较小。

在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其他因素中，asset的系数具有负显著性。家庭财富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重要因素，富裕的家庭其劳动力不必外出就业，在农村就能负担得起各种花费，因而他们也没有强烈的外出意愿。eas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东部省份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外出流动倾向。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更加开放，农村劳动力具有地理位置优势容易接近开放的劳动力市场，而中西部地区由于信息不畅通、交通成本高以及流入城市后的社会心理成本等原因，降低了其外出就业的意愿。education、insurance的系数具有负显著性，说明高受教育程度、拥有医疗保险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能性较低。值得关注的是，受教育程度越低外出就业的意愿越强，这与中国目前现状相符，大部分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国家统计局的《2015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74.8%，高中文化程度占16.9%，大专及以上仅占8.3%。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凭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农村自主创业或者获得政府及事业单位等较为稳定体面的工作，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村劳动力除了务农之外，更好的选择可能就是去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或者服务行业劳动以获取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population、gender和work_h的系数为正，marriage的系数为负，但均不具有显著性，家庭人口越多、男性、工作时间越长、未婚等因素增加外出就业的可能性，但这种影响不太明显。此外，age、age2的系数分别为负、正，说明年轻农村劳动力拥有较高的外出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外出就业的概率呈下降趋势。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结构及身体状况等原因，使得其在城市能获得的收入降低，大多劳动力不会选择外出就业。

序列（2）是考虑住房支付能力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回归结果。h_ability的系数具有负的显著性，由于h_ability数值越大表示住房支付能力越低，因此，结果表明住房支付能力强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外出就业倾向，这也验证里理论模型部分关于住房支付能力与劳动力流动决策正相关的结论。此外，我们注意到序列（1）（2）的拟合优度分别为0.2023、0.2183，加入住房支付能力的模型能更好地解释人口流动。

（二）扩展模型――基于健康状况及职业类型差异的分析

为讨论劳动力个人因素对流动决策的影响，引入健康状况及职业类型与住房支付能力的交叉项，具体回归结果见表3。

表3中的序列（3）以其他健康状况以及住房支付能力与其他健康状况的交叉项为参照组，回归结果显示：hab_health1、hab_health2的系数均为负，表明身体状况较好和一般的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受住房支付能力影响不太明显。此外，health1 、health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身体状况好的劳动力反而拥有较低的外出就业倾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身体素质较好的劳动力能承受农村较粗重的生产活动，通过辛勤劳作得以维持生计；而身体素质较差的劳动力会选择去城市从事服务业等相对较轻松的工作，从而更愿意迁移到城市。

序列（4）以其他职业类型以及住房支付能力与其他职业类型的交叉项为参照组，回归结果显示：住房支付能力与职业类型的交叉项hab_title1、hab_title2、hab_title3的系数分别为-0.652、-0.135和-0.182，且三者均不具有显著性。这一方面说明职业地位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其流动决策受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的决策受职业类型的影响较小。由于农村经济整体上较落后，因此，从事各职业类型的农村劳动力收入水平均不会太高，各职业的收入差异较小。

（三）扩展模型――基于家庭负担的分析

为分析家庭负担对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影响，将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纳入模型。通常将0～14周岁的小孩少年人口，64周岁以上老年人定义为老年人口。回归结果见表4。

序列（5）（6）（7）中h_ability的系数分别为-0.336、-0.308、-0.309，且均具有显著性。说明无论家庭负担如何，住房支付能力高的劳动力的流动倾向明显更高。序列（5）中young的系数为0.052，且不具有显著性，序列（6）中old的系数为-0.962，序列（7）的结果与序列（5）（6）具有一致性，表明家庭少年人口越多，在同样的住房支付能力下，选择外出就业的意愿更强，而家庭老年人口越多反而降低了劳动力外出倾向。家庭的少年人口多意味着生活、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大，在这期间家庭负担较重，需要外出就业来维持生计；而老年人口增加，由于其身体等原因，可能需要子女的照顾。

五、结 论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决策的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如家庭人口、受教育年限、年龄、民族等后，住房支付能力仍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变量，从而验证了本文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还发现：职业地位相对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其流动决策受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相对较高，但总体上职业地位高低并未明显影响其流动决策；身体状况较好、家庭少年人口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选择受住房支付能力的影?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农村劳动力。因此，提高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住房支付能力，解决其住房问题，有利于促进城乡人口流动，进而推进城镇化的进程。

第9篇：劳动力迁移的原因范文

 

关键词：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

Abstract：According to human capital theory and the reality of Xinjiang Farming Corps，human capital of Xinjiang Farming Corp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such as general type，technological type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type.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general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model in the aspects of regular education，health and health-care，farming technique cultivation，labor transfer and so on. Present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method and model are still worth discussing and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s higher but the return is lower in the corps. The combination investment model which chooses favorable investment model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the corps according to human resources value and specialty of different human capitals can solve the present problem in higher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but lower return.

Key words：farm；human capital；investment model 

 

经济学家们纷纷揭示和论证了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联系，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领悟。现在，人们的目光已经集中到如何形成和提升人力资本这一问题上，因此，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实际，对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作深入的分析，对促进兵团农场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兵团农场人力资本的类型划分 

 

兵团农场人力资本，从受教育程度和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特点等角度分类，可划分为普通型、技术专长型、经营管理型三类。这三类具有由低到高的层次性，便于我们对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进行分析和设计，有利于提升农场人力资本。 

1.普通型 

普通型农场人力资本是目前兵团农场人力资本中等级最低，最一般的类型，主要是指身体健康，智力健全，具有小学或初中文化水平，能从事一般性农场作业的劳动力。这类人力资本的形成一方面是完全或部分接受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具备了基本的知识文化素质，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式的传、帮、带，从父辈那里获取一定的农场知识和作业技能，并且在自身实践中形成自己的农场技术。这类农场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体素质，对体力的要求较高，所以，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相同的前提下，男性的人力资本存量比女性高得多。在兵团总人口中仅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口为81.84万，占总人口的33.36%。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口为76.02万，占30.98%，尚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基本具备农场生产技能的人口38.09万人，约占16%，三者共同构成兵团普通型人力资本的主体，占兵团总人口的8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普通型人力资本应该力争向下面两种类型转化，否则，此类人力资本有可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被淘汰。 

2.技术专长型 

技术专长型农场人力资本是农场人力资本的“中间型”，是今后大多数农场人力资本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类型。它主要是指身体素质好，智力较高，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一般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从事技能性农场操作的劳动力。这类农场人力资本经过了较高文化层次的培养，具有扎实的知识文化基础，较强的学习能力，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技能型农场人力资本比一般型农场人力资本具备更大优势。在团场具备上述条件的人口约34.83万人，占14.20%。 

3.经营管理型 

经营管理型农场人力资本是农场人力资本的最高层次，在农场人力资本中不占多数，但他们所起的作用却不可小视，并且他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也很高。经营管理型农场人力资本是指身体素质好，思维敏捷，逻辑性强，洞察能力强，具有大专以上(少部分人学历较低) 文化程度，熟悉农技知识及农村人文知识，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具备管理能力，能在农场中从事管理性工作的劳动力。这类农场人力资本具有很高的知识文化水平，善于抓住机遇，能够把握农产品市场的脉搏，能够管理农场企业。兵团农场的各级管理人员基本可以归为此类。 

 

二、农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般模式 

 

在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归结起来有正规教育、卫生保健、培训、迁移等，对这些模式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既可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也可以辅助农场劳动力作出理性的人力资本决策。 

1.正规教育的投资和收益分析 

秦伟平，汪全勇，石冠锋，刘文霞：新疆建设兵团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探讨正规教育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农村家庭对家庭成员(一般为子女) 个体的投入，一种是政府或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前者暂且称为“个人投资”，后者暂且称为“社会投资”。正规教育的收益也分为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个人收益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精神收益包括教育可以使人的文明程度大大提高，人对职业的选择能力和满足程度大大提高，人对工作、生活、艺术的鉴赏能力大大提高，人更具有责任使命感，人更具有组织性与社会适应性，甚至更深刻地认识人生的意义。经济收益主要是指个人未来较高的经济回报，这种回报不仅是较高的经济收益，而且受教育的人会合理的安排经济支出，会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从而减少医疗费用。另外，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会有更多的机会更换职业，以取得更多的收入。社会收益主要是指服务于社会的收益和个人不能独自享有的收益部分，如教育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风气好转等。 

从社会投资角度来看，兵团在切实贯彻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调整中等教育结构，重点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结构，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中等成人教育。农牧团场的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特别是职工子女素质，他们知识水平普遍较高，整体素质较好。但是这些子女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愿意上岗，造成农场人力资本的现实投入很低，严重影响了农场经济的发展。 

从个人投资角度来看，农场人力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自身的身体素质，对体力的要求较高，青年男子因进行正规教育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较女子大，农村男子的增量投资收益率会低于女子的增量投资收益率，由此推出的结论是对男子进行正规教育投资的可能性比对女子进行正规教育投资的可能性要小，但是现实生活中，因种种因素，如重男轻女思想、男女的生理差异对学习的影响等，结果往往是对男子进行正规教育的投资比对女子进行正规教育的投资多。从而表现出个人投资的非理性。 

2.健康投资和收益分析 

健康投资也可叫做卫生、保健投资，是指一定时期用于预防和治疗人体病变、维护和保持人们身心健康所花费的所有支出。从内容上看，健康投资包括花费在医药、医疗器械、设备及设施、医务人员服务报酬支付，医疗科学技术研究和情报调查等方面的直接费用；也包括用于公共卫生(包括环境、食品、劳动等卫生工作)，地方病、寄生虫病、急慢性传染病的大规模防治，以及卫生检疫和卫生宣传方面的间接性费用。健康投资是一种可以为投资带来预期经济收益的生产性投资。 

“十五”时期，兵团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对兵团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和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居民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到2004年，兵团居民人均期望寿命为75.61岁，婴儿死亡率为12.69‰，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15.4‰，孕产妇死亡率0.72‰，各项综合反映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均超过了“十五”计划。“十五”时期兵团卫生公共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初步搭建起兵团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救治体系、卫生监督体系和疫情网络体系构建，完成了兵团、师、团三级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职能作用明显发挥。 

3.农场技能培训的投资效果分析 

如果说教育投资、卫生、保健投资对农场人力资本生产主要是一种间接影响，在于形成知识存量和体能存量，那么，农场技能培训的投资往往直接形成能力，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鲜明的层次性、显著的实践性和明显的经济性。 

在职培训是克服目前农场职工，尤其是外来劳务工素质下降的一个最快捷、最有效的措施。冬季培训是农场长期以来狠抓的一项大规模的在职培训活动，包括劳动局实施的“职业资格”培训、科委开展的“科技之冬”活动以及教委进行的“扫盲”工作。这些活动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对提高了农场人力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矛盾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技能培训的整体性。最好是三家联合，统一指挥，以“技术等级”培训为主要形式，以实用生产技能培训为主要内容，开展培训。让职工在学技术、用技术中提高，在学技术、用技术中脱盲，整体上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4.“迁移”的投资和收益分析 

现有研究表明，迁移新地后的净现值(即新地区期望获得的收益现值减去迁移耗费的成本现值) 超过现在地区的收入现值是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条件之一。获得预期较大的收益是劳动力迁移的决定性原因。 

兵团劳动力的迁移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两类。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主要表现为农场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1980年到2004年，从事农场的职工从占职工总数的65.7%下降到2001年的47.0%，到2004年刚刚恢复到50.5%；而从事工业、建筑业的劳动力比重由22.6%下降到18.7%；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由11.7%上升到30.8%。从事种植业的职工下降速度最快，由从业人员总数的64%下降为43.5%。　农场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主要表现为农场高素质职工的流失和内地农村地区富余闲散劳动力的涌入。农牧农场35岁以下的青年职工不安心在农场，通过各种途径向内地、城市、沿海地区流动。出现了大量的外出“打工仔”，使农场、连队失去了“顶梁柱”。为了尽快补充农场一线劳动力的严重不足，各师、团、连三级领导也在有计划地从河南、四川、青海等省引进移民和大量的民工补充职工队伍。有的连队60%是新职工，主要由他们来支撑连队地农场生产。 

 

就劳动力个人而言，劳动力迁移是劳动者在预期迁移收入与成本之间作出权衡选择的结果(图1)，是一项理性的投资。图1 中的E?0 表示如果劳动力在原居住地继续劳作以后收入趋势；E?1 则是劳动力作出迁移决策后预期将来收入，劳动力迁移决策以及迁移的欲望的强烈程度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 在C 点以后E?1 曲线的高度表示变换地区后获得的收入量。如果迁移后的收入较大地增加，并随着工龄的延长而提高，必然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引力；反之，迁移后的收入较少会减弱劳动力的迁移欲望。 

(2) 迁移后的工作年限长短直接关系到个人总收益量。劳动力个人在较低的工作年龄段就应该寻找最能发挥自身人力资本作用的地区和职业。 

(3) 图中的ABC 点构成的经济损失计入迁移成本。这一成本将对农民的迁移决策造成负面影响，如果这一成本过大，农民将取消迁移决策。因此，为降低成本，一般应在迁移之前作好工作安排，以避免损失。 

就农场而言，劳动力引进则属于一种迫不得已的非理性行为。据90年代中期的一次调查显示，在短短几年中，自治区流向内地的科技人员达6000多人，其中兵团占到4000余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农牧农场走出去的。近些年来，这种情况越演越烈，“老年职工盼退休，中年职工跳龙门，青年职工不上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相当数量的职工离开农场而去时，大批内地劳动力涌入，这些人大多来自贫困山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场生产上劳动力的不足，然而，有技术、懂经营的人走了，没有技术、不懂经营的人来了，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者走了，较低文化素质的劳动者来了，这不同质的一来一去，使兵团农场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下降。 

 

三、几点启示 

 

1.高投资低投入 

对兵团这样一个农场人口众多、农场人口总体素质偏低的经济体而言，提升农场人力资本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关键在于如何提升农场人力资本，探讨农场人力资本投资模式的目的也在于此。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忽略一个问题，投资的对象是谁?相对于地方农村，目前农场人力资本的投资范围不可谓不广、投资力度不可谓深，但与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层次越来越高的人力资本流失。导致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低投入的恶性循环。所以，在进一步探讨农场人力资本的有效投资模式之前，必须认真分析对不同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后的现实投入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继续导致农场人力资本高投资低投入情况发生。 

2.投资模式的选择 

农场人力资本的投资途径存在多样性，投资模式存在差异性，这就决定了投资者在作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应考虑“两性”，即投资的理性和多元性。所谓理性，就是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前要进行理性分析，不可盲目地跟随他人，要根据农场实际情况进行可行性分析。既然是“投资”，就应该考虑到投资的风险性，要大致计算投资成本和回报利润，其中投资成本应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回报利润也并不仅是货币收入，还应包括生活环境改善、个人家庭的心理收益等等，所谓多元性就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渠道很多，要考虑到投资的多元化。正规教育、专业技能培训、卫生保健、迁移等都是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一些人的学历层次不高却能获得较多的收益，正是因为他们通过非正规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较多。因此，笔者建议要根据兵团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价值和独特性以及团场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进行投资模式的组合(如图2所示)。 

 

 

参考文献： 

[1] 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7. 

[2] 梅广明. 人力资本增值八法[J] .人力开发，2002(11 ). 

[3] 安应民.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与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李玮，杜健梅.企业培训效果不佳的原因[J].企业管理，2002(7). 

[5] 杨宣志.培训效果反馈[J].人力资源开发，2002. 

[6] 陈丽君，沈剑平.人力资本混合雇佣模型理论评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