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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社会经济环境,通常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物价变动水平以及法律法规体系等在内的各类具体因素。会计作为一种社会文明的产物,其发展也离不开外界环境,当这会经济环境中的各要素发生变化时,首先企业中的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会发生变化,而会计作为计量、记录和报告企业会计信息的一种主要手段,其职能、目标、计量方法等必然会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可以说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环境,正所谓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变化就是为了不断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调整。虽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会计会产生重要影响,会计受制于经济环境,然而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变化又能够服务于社会经济环境,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进而不断完善会计理论和方法,使其能够与一定时期的经济环境相适应,促进会计理论和方法更好的发展,以使我国建立一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用的会计体系,保障会计理论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协调。
二、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1、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计量属性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会计中的主要计量属性有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公允价值以及现值等。从我国的会计实践中来看,最初的会计计量属性是历史成本。其主要反映的是会计要素的过去价值,主要特点是数据容易取得并具有真实性,早在1992年,我国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该准则中指出,企业应该采用历史成本作为会计要素的主要计量属性,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会计目标所决定。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现阶段我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企业的融资手段也越来越多元化,企业的融资手段不再局限在借款,而扩展到了股票、债券以及基金等各种金融产品领域。对于这些金融产品来说,其交易市场已经形成,但是由于影响其价格的因素很多,所以价格波动较大。同时,由于企业的投资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信息使用者也不断复杂化,他们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也在逐渐提高。如何选择会计计量数量,准备真实的反应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在2006年我国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引入了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将非历史成本引入计量属性的范畴,主要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有些经济业务在采用非历史成本计量的情况下能够比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提供更准确和相关的信息,以便决策使用者进行有效决策。尤其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逐渐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方法,这也代表着我国会计准则逐渐的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趋同。但是,相比国外,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立足与我国现实的经济环境,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在进行会计要素计量时,主要应该采用历史成本,只有在保证其他计量方法的适用条件成熟的提前下,才可采用其他计量方法。
2、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程序和方法的影响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不仅影响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而且会影响会计提供信息的能力,即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以及国家相应政策的调整,对会计信息进行加工的程序和方法也会随之做出相应的改变。在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以及相应的管理水平不高的时期,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比较简单,相应涉及到的业务也就比较简单,这个时期采用简单的会计处理方法就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要。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机器设备逐渐开始代替了手工业,企业也逐渐开始进行大规模生产,尤其是企业固定资产,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那么为了能够正确计算企业经营状况,企业就需要采取方法合理分摊固定资产的成本,因此,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方法便应运而生。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就以固定资产为例,其折旧方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起初,社会经济不发达,固定资产的折旧主要采用直线法,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水平以及科技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那些受科技技术水平影响较大的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其价值贬值速度也随着科技技术的进步不断在加大,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固定资产的价值,企业的折旧方法发生了改变,引入了诸如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的方法。我们发现,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给会计方法带了重大影响。电子会计数据处理代替了传统的手工记账,这一方面使得企业财务数据更容易被更改,另一方面先进的计算机软件能够有效保护财务数据,提高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充分发挥电算化技术的职能作用。这也是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给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带来的重大变化。
3、社会经济环境对会计对象的影响
所谓会计对象,主要指的是会计所要反应和监督的内容。社会经济的变化使企业的会计核算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之间的经济活动特别简单,企业涉及到的业务主要是上级下达命令给下属部门,下属部门按照高管决策开展企业购销活动,并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价格进行记账,因此,在这个阶段会计的主要特点是程序化和简单化。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企业间的经济业务逐渐呈现多元化,比如:从企业投资主体角度来看,投资主体不断丰富,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企业的经营结构来看,企业参股联营现象开始普遍起来,同时,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交易也开始盛行,诸如融资租赁等新型交易也开始产生,企业的结算方式也不再是简单的现金交易,票据、信用证交易等交易手段迅速发展起来,这些新的经济业务的出现必然会使扩展企业会计信息的需求,增加会计核算的广度和深度,使会计核算内容发生较大变化。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带来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现象,而面临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人们就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发生变化,比如近几年来,公司税务、企业破产、物价变动等收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就要求会计必须把与之相关的内容纳入核算范围内,并需要对其计量方法、处理程序等作出相应的规定。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会计准则中的核算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如:2006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都是为了使用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做出的调整。
三、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企业应该作出的调整
1、加强会计理论和方法研究
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会对会计理论和方法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就应该加强对会计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不断突破现有的会计理论,转变现有会计理论的研究定位。可以不断将管理学、行为学等相关学科中的理论引入会计理论的研究中,因为现代经济社会中,很多研究开始从心理学以及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如果将其引入会计学研究中,不仅能够丰富会计的内涵,而且还能够更好地解释一些会计实务。同时,在现阶段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的条件下,如果将实证研究方法很好的引入会计中,比如采用案例研究或者现场研究,都能很好地弥补现有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不足。从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经济发展中,智力资本显得尤为重要,而企业如果仅按照实际成本来核算人力资源会计,就不能准确的反映智力资本的实际价值,基于此,应该加强对环境会计以及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不断完善我国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使其跟上时代步伐。跟上国际会计变化的发展,认真研读国际会计准则,用国际化标准来规定我国的会计行为,减少我国会计准则中的多元化处理方法,以避免主观原因造成的信息不准确。
2、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素质和道德素质
会计人员是执行和运用会计理论和方法的主体,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现有的很多会计人员已不再能适应经济环境变化的需求。因此,这就需要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道德素质。以前,经济环境比较简单,对会计人员评价的词语有老实、听话等,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词语已不再适合评价现有会计人员,取而代之的是创新,主要是因为现阶段会计的主要职能不再是记账,而是管理和监督,因此,为了提高企业经营决策的有效性,就必须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养,提升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降低其出错的可能性,提高企业工作的稳定性。
3、改变会计计算的计量模式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中的无形资产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无形资产不断增加,这就说明企业传统的会计计量模式已经不再适用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企业有必要研究新的会计计量模式,增加非货币形式计量模式在企业中的应用。这样才能保证为利益相关者提高更全面的会计信息,以便其作出更准确的决策判断。
关键词低碳经济环境保护财政税收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是指社会经济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能够实现低碳排放。低碳排放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一种观点认为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景,即全球实现低升温目标下的排放水平。目前较多讨论的是450ppm、550ppm浓度目标下的排放水平。在这种全球排放水平下本国或本区域的低碳排放。另一种则认为在本国或者本区域在本身自然资源条件下,采取尽可能大的努力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实现较低温室气体排放途径。目前我们更多的采用第一种方式来进行判别,但各个地区根据具体情况实现低碳排放的时间区间可以不同。
二、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与意义
1.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峰会最近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目光。不仅是因为一部好莱坞大片《2012》,也不是因为奥巴马访华时随身带着能源部长。只是因为,撇开政治因素,面对《京都协议书》在经过12年的考验后依然令人失望后,如果我们再不进行变革,或许《2012》真的不是危言耸听,于是乎减排、低碳成了此次会议的重头戏。
2.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意义
发展低碳经济更多的是转变发展方式,减轻单位GDP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资源存量,运用生态学原理设计工艺与产业流程来提高资源效率,使发展的成果更好地为人民所共享。低碳经济并非一个新的、额外的努力,而是要对现在的国家能源、环境对策进行扩展。低碳经济未来是可能实现多种社会发展目标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国家经济发展三步走总体目标、中国构建科技创新强国目标都有一致性。
三、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税收政策建议
1.政策扶持让政府为环保买单
政府应该推行相应的财政政策,对普通消费者购买新能源产品给予财政补贴以及为制定新能源产品基础设施规划提供相应的财政政策,这些是新能源产品大规模放量的先决条件。例如,汽车专家表示,对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现在很多地方还是停留在形象工程上,离市场实际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从目前状况来看,消费者使用新能源车型,购车费用不低;企业为了研发新能源轿车,生产成本不低。新能源市场期待“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能够尽快出台。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推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配套措施。
2.政府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
首先,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形成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走低碳发展之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关键。因此,我国政府当局应逐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法规体系,加强管理能力建设,提高各级政府、企业及公众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能力;
其次,建设低碳城市和基础设施,为我国未来的低碳发展创造条件。将低碳理念引入设计规范,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区布局。在建筑物的建设中,推广利用太阳能,尽可能利用自然通风采光,选用节能型取暖和制冷系统;选用保温材料,倡导适宜装饰,杜绝毛坯房;在家庭推广使用节能灯和节能电器,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日常生活中的碳排放量。我国一些地方特别是有些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热情很高,应该出台相关的指导意见,规范低碳经济的内涵、模式、发展方向和评价体系等;
再次,加强国际合作,形成低碳研发技术体系。走低碳发展道路,技术创新是核心。应采取综合措施,为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创造政策和市场环境。应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通过气候变化的新国际合作机制,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使我国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低碳技术、设备和产品达到国际先进乃至领先水平;
第四,提高认识,鼓励利益相关方参与。低碳发展不但是政府主管部门或企业关注的事情,还需要各利益相关方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由于气候变化涉及面广、影响大,因此,应对气候变化首先需要各政府部门的参与,同时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专家共同参与,加强研究、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同时,应加强相关的舆论宣传;
最后,借鉴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发展低碳经济。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及其成熟的理念,制定气候变化国家规划,在条件相对成熟时创建碳市场,研究制定价格形成机制;制定财税激励政策,综合考虑能源、环境和碳排放的税种和税率,引导企业和社会行为,形成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
总之,发展低碳经济,是我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应通过产业结构以及能源结构的调整、科学技术的创新、消费方式的改变和优化、政策法规的完善等措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导向型社会,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韬.中国低碳经济未来.低碳经济论.2008:140.
[2]崔大鹏.中国梦低碳经济与国际合作.低碳经济论.2008:213.
[3]王韬.中国低碳经济未来.低碳经济论.中国环境出版社.2008:139.
作者简介:孙睿(1974-),男,山东济宁人,博士,重庆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能源经济及管理、电力信息化研究;况丹(1989-),女,重庆江津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能源经济研究;常冬勤(1989-),女,四川宜宾人,重庆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能源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2;F0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3-0001-06收稿日期:2013-09-18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在能源约束和环境容量约束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程度,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各国,不论发展阶段和贫富,都正在面对和思考的紧要问题,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和紧迫。
现代社会中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Grossman 等(1995)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研究了收入水平与环境质量关系。发现因人们对环境质量偏好的改变,环境污染水平由前期粗放发展时期的递增趋势转为递减。对应的年人均收入水平拐点为4900美元。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U型”相关变化规律,环境质量最终会随着产业结构与社会环境治理能力改善而提高。国内学者研究证明,EKC理论对刻画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包括碳排放)变化间的关系也是适用的(黄颖 等,2009;陈德湖 等,2012;黄勤 等,2012)。2012年我国人均GDP水平达到6091美元,已经步入应重视环境质量改善的生态文明建设阶段,亟待转型。
面向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应考虑环境作为社会福利要素和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现有对经济与环境产出相互影响机理的理解,大多认为将经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分解为负向经济规模效应、与收入水平相关的正向削减效应,以及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倒U型”结构效应的解释框架(Panayotou,1997)具有较强说服力。其他还有环境技术决定说、包括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等在内的制度效应论(李国柱,2007)和社会资本影响说(赵雪雁,2010)等。也就是说,环境的改善程度实际上一定程度反映着社会经济、制度等转型的程度。
除单纯技术手段以外,社会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解决思路主要是实行环境税费政策,或者环境产权化及市场交易政策。1990年代美国SO2排放权交易制度和2003年欧洲针对温室气体的ETS体系的成功运行,证明了环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行和有效的。环境市场化的理论以Coarse、Croker和Montgomery等为代表,其思想是基于有限环境容量界定环境资源产权,通过排污权市场交易实现污染的有效治理,且成本配置效率明显优于环境税费政策手段。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将环境产出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附属产品――负的非期望产出,然后将其社会负收益或正成本通过内部要素化而纳入经济分析框架。
但是,环境从传统作为纯公共品到成为商品的前提,是基于对环境资源稀缺性认知,而由人们约定的可使用有限环境容量,并将其生态价值经济化。但负期望产出的现有理论假设,隐含意味着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环境污染负产出。以促进环境商品化和全社会环境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优化的环境改善程度与适度的经济增长组合,最终服务于可持续发展。
二、现有环境商品理论及其不足
作为分析前提,首先应明确环境资源保护的基本社会责任和环境商品的差别。作为社会责任的环境保护,要求保证社会生产生活所要求的基本环境资源容量,不能商品化,主要通过相对刚性的环境保护政策实现。而环境商品化和环境市场的目的是降低、优化社会环境保护成本和提高配置效率,也就是说环境商品化是针对处于基本环境保护要求之外的环境容量部分,即剔除最低环境容量后,将其余环境容量纳入环境市场,形成环境商品,并依靠市场定价和调节供需关系。
作为自然资源的一部分,环境商品当然可视为某种生产要素,并且,具有可交易的财产性质,主要确认方式有环境使用权、环境产权、准物权,或特定形式金融衍生品等。同时,由于环境改善能够给人们直接带来正效用,环境商品又具有产品市场一般商品的特性。但是,环境商品具有高度同质性,即客观上任何人所感受到环境变化效果和机会都是相同的,具有典型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也就是说,环境商品兼具一定的公共品属性,社会中所有人都会因环境改善而获得主观效用的增加,无论是否为环境改善付出了必要的直接成本,“搭便车”将是环境最终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所以,从社会生产而不是消费角度入手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更为可行。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环境污染作为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且边际产出为正。或者,作为具有负价值或负效用的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通过边际负效用化纳入社会效用函数。环境价值主要通过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损害价或基于厂商的减排成本进行估算(魏楚 等,2011)。但是,环境污染的正边际产出观点隐含着经济增长必然以环境损失为代价,而环境消费的边际负效用或产出的负价值论也与效用非负的基本经济学假设相悖。吴琦等(2009)的实证研究持类似的理论观点。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环境产出不仅指降低非期望产出的“主动”环境生产,还应包括不破坏或不过度开发现有环境资源的“消极”环境生产。现有理论对此并未给予充分解释。
环境要素论(李利军 等,2013)反映了将生产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基本思路。但是,采用要素市场理论分析负效用环境商品的供需,增加了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从环境核算实现角度来看,环境并非社会生产微观主体――企业生产过程的直接必需,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并没有将其要素化的内在激励。环境要素化要求对环境资源进行事前价值评价,而环境资源的多样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有效核算的难度和成本都很高。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归根结底,环境破坏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后果而不是前提。通过环境治理而改善环境,以及重视现有环境资源存量的保护,本质上都是环境生产,其成果为社会全体成员消费且表现为整体效用的提高。将环境资源作为投入要素,难以反映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环境资源相对更为稀缺的情况,以及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环境资源存量的差异。因此,在环境经济分析中,主张环境的产出论观点更符合实际和便于更统一规范的理论解释。
三、环境友好型社会生产的均衡分析(一)环境商品概念及其特性
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要求纳入环境产出因素,建立社会“环境-经济”复合产出目标。假设社会总产出由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构成,社会总效用由经济收入和环境容量决定。经济产出是指除环境以外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以货币化价值表示;环境产出是指现有环境容量的保持和提高,或环境损失情况的好转,如污染物的减排,并且,环境生产具有资本密集性、技术密集性和弱处置性。在此基础上,对环境商品和环境市场相关概念、特性及其内涵作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首先,对环境商品及其内涵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外生社会最低环境容量为QL(如图1),由环境监管机构设定、依法监管和强制执行。在QL左边,环境容量的价格不由环境市场形成,意味着,如果企业超出该限制排放,将根据环境管制要求采取收取惩罚性排污费或法律赔偿弥补其造成的环境损失,或者,企业须为满足环境管制要求自觉进行最低限度的环境治理投资(如QLB)。
根据定义,环境商品的基本特性表现为:环境商品的需求曲线D向右下倾斜,当环境容量无约束或趋近于无穷大时,环境需求价格J趋近于零;当接近Q=QL时,环境需求价格J趋于无穷大。因此,环境商品需求曲线可采用渐进于最低环境容量线和环境容量轴的拟双曲线形式描述。环境商品的供给曲线S是位于QL右边的部分。供求实现的市场均衡为(J*,Q*),环境交易收益由环境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分享。
(二)面向产出的林达尔均衡分析
根据环境经济学分析,在技术水平和要素投入水平一定条件下,通过市场定价和交换可实现全社会“经济-环境”生产的林达尔均衡配置E(Q*,P*)(如图2),并对应存在唯一的最优价格体系。该均衡配置就是给定技术水平上环境友好性最优的生产配置。根据此原则,社会生产目标是追求相对社会“环境-经济”资源最优配置的“合意”目标,即寻求逼近林达尔均衡的路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单纯在径向距离上逼近经济生产前沿面(即ACB)。
社会生产可能性曲线ACB仍呈凹性,经济产出P和环境产出Q的边际转换率递减,意味着在“经济-环境”产出决策中经济产出最大化与环境产出最大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需对两者及其相应要素投入方向和数量进行权衡。
出于分析简便的目的,定义经济产出表示为货币价值的非环境产出;与传统经济-环境分析中将环境产出表示为取值为负的社会非期望产出不同,本文从环境商品化角度,将环境产出定义为:根据基期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物排放量(即排放强度)和当期实际经济产出得到的减排量,与当期实际减排量之差。不失一般性,假定社会持续进行环境努力,则一旦基期及相关参量确定,后续各期的环境产出非负且递增。反之,则意味着社会环境产出低于最低减排要求,不能再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改善。
在此意义上,QL≥0,就是根据由环境管制机构设定的当期最低减排量或最低环境产出水平。根据社会发展要求,环境基本标准会逐步提高,表现为QL的右移,实际生产可能性空间缩小为QLBC区域。
显然,在同一生产可能性边界内,林达尔均衡配置E*具有性质:ρh=ρe=ρ=1。射线OE*上DE*区段内(D为OE*上环境产出为QL的配置)所有生产配置都满足ρb=ρh/ρe=1,是环境友好性最优的社会生产扩张路径。
为便于QLBC对区域内各DMU(决策单元)生产调整策略进行分析,根据其“环境-经济”产出特性,可将实际生产可能性空间分为I区(即区域E*FC)、II区(即区域E*Q*QLF)和III区(即区域E*BQ*)(如图2)。由前述分析,易得各区域DMU产出配置特性及相应调整优化策略。其原则是:在提高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的同时,保持两者生产的均衡性,使得社会生产尽量趋向“环境-经济”生产扩张线进行。
基于环境方向产出距离函数的DEA生产效率测度理论,以及前述理论分析,从水平、结构和动态效率三个维度,出于指标设计的完整性考虑,在结构维度纳入污染物排放强度,提出评价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指标集(如表1):表1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及其效率评价指标
指标1计算公式1含义
水平指标1经济产出水平指数1ρe=P1P*,ρh∈(0,1]1用以评价当前经济生产相对最大经济产出的水平1环境产出水平指数1ρh=Q-QL1Q*-QL,ρe≥01用以评价当前环境生产相对最大环境产出的水平1社会生产综合水平指数1ρ=ρhρe,ρ∈(0,1]1采用Fisher指数方法构造,描述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协调程度,用以综合生产和环境两个方面评价社会生产水平结构指标1环境友好性程度指数1ρb=ρh1ρe,ρb≥0 1用以评价环境友好性的程度1环境产出强度1ρEI=Q1P1用以描述与单位经济产出相对应的环境产出水平,环境产出强度越高,说明社会经济产出对环境的影响越小,环境质量水平越高1污染物排放强度1ρCI=C1P,C为污染排放总量1单位经济产出的碳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程度直接评价指标,有必要给出动态效率
指标1环境技术效率变化率1TEpen(t,t+1)=Qt+11Qt1用以评价不同期间之间环境产出的变化情况1环境技术进步率1TEtp(t,t+1)=Ptρt+11Qt?Qt+!1Pt+1ρt1/21用以评价剔除经济投入因素影响后,技术进步因素对环境产出贡献的变化率1环境绩效变化率1TEen(t,t+1)=Qt1Pt+1ρten?Ptρt+1en1Qt+11/21用以评价技术不变条件下,不同期间经济产出规模变动对环境产出影响的程度,受投入规模、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四、我国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评价――以“碳减排”为环境产出这里,以基期碳减排强度和当期GDP计算的碳减排实物量作为社会环境产出,以GDP价值量作为经济产出。按照我国碳减排承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基准,2015年碳排放强度将削减17%,2020年将削减40%~45%,利用以上产出/投入指标体系对我国2020年前的“环境-经济”生产配置进行分析,评价其环境友好性程度。
(一)数据准备
本研究采用各国碳排放量数据是基于参考方法(reference approach)测算的数据(IEA,2012)。按照前述定义,将第t年环境产出定义为:Qt=ρ2005c?GDPt-Ct,其中,ρ2005c是2005年基期碳排放强度,GDPt是第t年国内生产总值(经济产出),Ct是当年实际碳排放量(其中,包括居民终端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首先,按2005年不变价对2005年~2012年国内GDP历史数据(国家统计局,2013)进行换算,然后参考采用2013年~2018年的GDP及增长率预测数据(IMF WEO,2013),利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得到2019年和2020年预测增长率及GDP总量。2020年我国GDP总值将约达719647.75亿元人民币,实现相对2010年GDP总量“翻一番”的战略目标。2012年后增长率趋于平稳,符合我国现阶段“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相应,按照2015年和2020年目标碳排放强度,以及2015年、2020年GDP预测数据,可得2013年~2020年各年环境产出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以基于2020年碳强度减排45%承诺目标测算的环境产出和前述GDP预测值为我国2020年目标 “环境-经济”均衡产出,满足ρEI=1。
(二)我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评价
在此基础上,基于2005年~2010年碳排放量、GDP、环境产出数据,以及2015年和2020年经济环境产出预测值,按前述指标体系测算得到社会产出环境友好性评价结果。可知,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乃至2020年,相对经济产出水平,我国环境产出水平仍较低,环境改善速度缓慢。总体上,2015年及以前我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缓步提高,2015年后碳减排或环境产出任务压力将很大。
由各环境技术效率指标分析进一步可知,2007年~2010年我国总体环境技术效率逐步平稳提高,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2020年前,我国正处于全面迈向小康社会和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时期,同时也将面临调整经济结构和实施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任务。结合前述规范和实证研究结论,以碳减排为例,对今后阶段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当前我国环境质量和环境生产水平差距较大,要继续保持经济产出和环境产出双增长,但应更加重视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提高社会环境产出,加大碳减排力度。由于国际碳减排谈判仍在进行当中,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碳排放国将受到更大的减排压力,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高乃至强制性减排义务。为了更好甚至超额实现碳减排任务,应合理安排和调整现有碳减排计划,即使保持当前环境技术效率和环境技术进步相关政策措施及力度,提高2015年前的碳减排量也是完全可行的。这可以为后期实施更高减排留有余地、缓解后期减排压力和应对可能的更大减排压力。
2.将环境因素纳入主要社会发展目标,建立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建立针对地方、产业和企业等的多层次环境考核机制;重视促进碳减排的制度体系建设,包括将碳强度减排承诺转化为绝对碳减排量或正环境产出指标,细化分解到地方和重点排放企业,纳入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绩效考核。其中,为方便分析评价,本文所提出的“正”环境产出指标可以2005年为参照且标准化,得到2005年前历史年度的相应环境产出指标;以典型社会生产(产品)过程为重点,逐步试点和推广基于生命周期和产业链的环境排放评价及管理制度,将环境产出目标和碳减排任务落到实处;对高碳排放地方和企业重点监控;实施碳排放“可计量、可监测、可追溯”制度、严格环境考核等。
3.完善环境法律法规,实施促进碳减排的环境政策。包括适时开征碳税;积极促进和保障国内碳配额出口,建立企业间碳配额出口协调机制,保护我国碳出口收益;建立包括国内自愿碳交易、总量限额交易等形式多元化的环境市场体系及相应法律法规,逐步建立自主明确的国内碳价格市场形成机制;依法明确最低碳减排标准,对超标排放企业采取行政乃至法律强制手段,加大超排处罚力度等措施;建立针对各主要产业部门生产过程及终端品的环境标准和能效标准。
4.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生产调整路径,加大环境治理和碳减排投入,大力促进能源节约。按照低碳要求改善能源结构,降低高碳能源(主要是煤炭)比例和提高低碳能源(如天然气、风能、太阳能等)比例;调整经济结构,降低高排放高耗能产业比重,提高低环境排放和高经济产出的产业比重,特别是第三产业比重;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制度,提高低碳能源利用率,优化社会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环节的能源利用及其碳排放;改善环境管理,提高碳减排设施利用率,提高各种终端产品的环境技术标准,提高用户能效水平;提高环境机构管理效率和技术水平。
5.重视碳减排技术研发、利用和扩散,鼓励环境管理制度创新。采取措施加大碳减排技术研发投入,以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环境友好型技术及产品创新;加大力度学习及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重视环境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在国际碳减排谈判中,呼吁和促进发达国家加大先进环境技术及碳减排技术的转移力度,降低国际间环境技术价格和转移成本;建立与发达国家关于环境技术及碳减排技术的有效合作和转移机制,有针对性根据我国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特点进行技术创新和推广。
手绘即设计者以手工绘图的方式绘制环境艺术设计效果图。手绘表现在中外建筑史上地位显著,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后期,在环境艺术工程项目设计、施工过程中,手绘效果图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和决定作用。同时,经常动手绘制效果图可以帮助设计人员积累创作素材、分析完善方案,可以激发设计人员的创作思维,捕捉设计灵感,提高其自身的设计能力和艺术修养。手绘效果图表现技法是当时环境艺术设计行业从业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项重要专业技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从二十一世纪初期开始,电脑在设计领域内迅速普及并广泛应用。电脑表现技术以其自身的优势剧烈的冲击着传统手绘表现方式。用电脑技术绘制效果图画面精确、细腻、逼真,可以多角度动态的观察设计效果且易于反复修改。电脑强大的优越性将设计者从繁重的手绘工作中解脱出来,电脑绘图技术在设计行业内一经运用便很快推广开来,设计者无不感叹电脑的方便与快捷并玩味于其中,尤其是对于在校学生和年轻的设计人员来说,因为时代的原因他们对传统手绘表现不十分了解,加之电脑绘图的独有优势的吸引,相当一部分设计人员几乎完全放弃了在以往设计中具有重要意义手绘效果图。
二、重新审视手绘表现
经历了最初的对电脑表现技术的沉浸与狂热,一些设计者过分依赖电脑技术的弊端逐渐显现:长期流连于电脑及其图库使得设计过程变成了机械拼图,设计作品缺乏新意,效果图画面呆板生硬,千图一面,缺乏手绘表现充满人情味的艺术感染力。长此以往,设计思维拘谨僵化,设计创作能力衰退等不良影响越来越困扰着众多设计者。用电脑表现还是手绘表现,许多环境艺术设计行业从业者开始重新审视和思索,相比较之下,手绘表现的优势开始显现。手绘表现能使设计师和他人更加方便的进行快速交流,能促进设计师的自我交流与完善提高。手绘表现尤其是快速表现技法绘制的效果图简捷、明快,具有电脑效果图所没有的灵气,更富有活力和艺术表现力。任何先进的电脑技术都难以替代设计师灵动的感性和充满生机创造。更为重要的是,手绘效果图的绘制过程是脑、眼、心、手并用,多种感觉相结合的艺术实践活动,设计者手绘表现能力的高低能为其电脑绘图打下重要基础。手绘是通过对形态、色彩的感受并重新塑造形象的过程,能够全方位地提高设计者的观察、感受能力和造型、审美能力以及创造性思维能力,以此为基础再进行电脑表现创作,可产生艺术与技术的和谐之美。
三、手绘表现在环境艺术设计行业内的回归
手绘对于设计创作的促进、对于设计者综合素质的培养作用被重新认可和重视起来。近几年,呼唤手绘回归的声音在环境艺术设计行业内此起彼伏,一些设计者开始反思并着手进行手绘实践。与此同时,我国与国际间的设计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一些知名的外国设计师带来了他们的设计经验———设计理念、设计方法和设计习惯,这其中为重要的就是以手绘的方式进行创作和交流。受此影响,近几年来手绘表现在环境艺术设计行业许多领域内逐渐回归。
1、手绘表现成为了设计人员竞聘、就业时的技能优势在企业招聘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招聘方把手绘能力列为考察人才时的一项重要指标,从而快速充分的了解应聘人员的设计能力和艺术修养。招聘单位通常会对相关人员进行手绘表达测试,只有具备扎实手绘表现能力的应聘人员,才能在极短的测试时间内快速的展现自己,吸引用人单位,增加自身应聘成功的机会。手绘表现成为了应聘人员在就业竞聘时的技能优势。
2、手绘能力成为了设计人员的岗位优势环境艺术工程的特殊性决定了设计人员在设计的同时还必须肩负起接待客户、与之协商沟通、参与施工管理等与设计息息相关的其它工作。在完成这一系列工作的过程中,设计者高超的现场手绘能力能够使设计表达更为准确,设计过程更加流畅,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尤其是在与设计委托方接触的初期,设计者与对方边交流边进行草图创作,其设计能力和艺术素养能够充分地展示出来,增加对方的信任感,很大程度上会提高设计业务洽谈的成功率。
3、手绘表现成为了设计人员深造考试、考证的必考科目近年来在环境艺术设计行业内的各类深造考试、考证中,对命题进行设计创作和手绘效果表达被列为了必须考察的一门科目。这一科目是对参考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艺术修养提出的新要求。
四、电脑时代手绘表现的价值体现
关键词:循环经济 税收制度 经济核算制度
我国正处于传统产业经济向新型循环经济转变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只有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同进化,才能推进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尽管我国已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为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是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还存在诸多与循环经济理念不相适应的制度规定,对循环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设置了障碍。
一、体制障碍
1.税收制度上存在的障碍
(1)增值税。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增值税的计税依据是增值的比例。虽然现行增值税法规定,对利用三废产品生产的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也实行其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我国涉及环境保护的增值税税种过少,征收范围也过小,很多企业均享受不到国家的这些优惠政策。
(2)资源税。现行资源税是针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而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我国资源税规定对开采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生产盐的7种矿藏品征税,并按资源自身条件和开采条件的差异设置了不同的税率。
(3) 消费税。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征收的流转税。目前,我国消费税包括的11个税目所涉产品的消费大多直接影响环境状况,消费税的征收起到了限制污染的作用。其中,对汽油、柴油和小汽车、摩托车征收的消费税对环境污染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总的来说,消费税对环境保护的程度非常有限,许多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尚未被列入征税范围。
(4)排污费。排污收费制度建立十多年来,为污染控制筹集了大量资金,对污染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该制度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一是收费标准偏低,使得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积极治理污染;二是收费方法不合理,总体上实行的是单项超标排污收费制度,即只对超过浓度标准的排污者征收,且当排放的污染物在同一排污口含有两种以上有害物质时按最高一种计算排污费,导致排污者仅注重被收费的污染物的治理;三是排污费的使用不合理。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建立的初衷是用排污费补偿治污资金的不足,因此排污费的80%要返还排污者治理污染,但由于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返还的资金只有少数被用于污染治理。可见,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不利于企业自觉采纳循环生产模式,不利于循环经济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
2.经济核算制度上存在的障碍
(1)会计制度。我国传统会计只反映了企业主体与企业主体内部的经济关系,只承认那些能以货币计量的并且能用价格确认和交换的东西,未将资源和环境的消耗计入成本,仅计算了微观的经济成本,而没有计算宏观的社会成本,变相鼓励了以牺牲环境、透支未来而取得短期利益的做法。
(2)审计制度。①评价环境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法规政策制定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法规、政策与制度;②评价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和工作效率,揭示影响其工作效率的消极因素,提出改进建议;③评价环境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环境规划;④评价环境投资项目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为改善环境投资提出建设性意见。而当前我国的审计制度设计上,无论是国家审计还是独立审计或者内部审计,这一方面都很欠缺。
(3)GDP核算。传统GDP核算没有扣除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因而社会成本和效益并不清晰,既不能准确反映一个国家财富的变化,也不能反映某些重要的非市场经济活动及社会公众的福利状况,特别是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完善循环经济的对策
1.小循环―企业层面。选择典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建立以清洁生产为核心的物质小循环,根据生态效率理念,通过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措施进行单个企业的生态工业试点,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2003年我国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标志着我国依法推进和实施清洁生产新阶段的开始。目前,陕西、辽宁、江苏等省以及太原、沈阳等城市均制定了地方清洁生产工艺政策和法规。
2.中循环――区域层面。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在企业间形成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在区域层面,国家环保总局于1999年开始,在山东鲁北(化工)、内蒙古包头(铝业)、广西贵港(糖业)、新疆石河子(造纸)等地进行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试点。目前,通过国家环保总局批准建立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已发展到l7个。其中行业类园区8个,占总数的47.1%.综合类园区9个,占总数的52.9%;西部地区(内蒙古、新疆、陕两、贵州和广西)6个,东部和中部地区l1个,另外还有十几家生态工业园Ⅸ正在规划中。
3.大循环――社会层面。重点进行循环型城市和省区的建立,最终建成循环经济型社会。在社会层面,从2002年开始,国家环保总局率先在辽宁省、贵阳市进行了循环经济省市的试点工作,2002年5月贵阳市被国家环保总局确定为全国循环经济生态城市首家试点单位,同时也成为联合国环境规戈Ⅱ署全球唯一循环经济试点城市。目前已在东、中、西部地区开展了建设循环经济省市试点,由国家环保总局主持论证的循环经济试点省市达到8个,其中包括2个循环经济试点省和6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分别为辽宁省、江苏省、辽宁盘锦市、山东目照市、河南义马市、河南鹤壁市、甘肃武威市和贵州贵阳市,其中东部省市4个,中部2个,西部2个。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机制分析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关联关系。我们把林业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定义为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
在整个林业资源型城市系统中,森林资源是其社会存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也就意味着森林资源总量及质量支撑或者限制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提升会对森林资源及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反过来,森林资源总量减少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反作用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分别表现为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要求和对森林资源恢复的要求,其最终结果是促进森林资源再生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这样一来,通过压力———承载———反馈之间的互动就形成了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目标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的总体目标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区域内构建产业结构合理、生态功能高效、林业资源良性循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耦合关系为标志;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体,实现森林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在森林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生态效益的同时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和民生质量的全面提高,最终实现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尤其是系统科学的发展为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近年来许多学者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灰度关联分析法、协调发展模型等方法对存在互动关系的系统进行耦合测度的研究结果都表明耦合度结果不仅可以阐明系统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描述系统的演进态势或趋向,对于调控系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 社会环境
湖北省是农业大省、水利大省、教育强省,资源丰富,有“九省通衢”的地理区位优势,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具有承东启西、接南转北的战略大支点作用和较强的节点传导效应。湖北经济连续15年保持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在全国各省排名中均呈下滑趋势。受经济发展因素的影响,湖北居民收入在全国排名中一直徘徊不前, 2008年湖北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153元,在各省人均收入排名中列第17位,低于全国人均收入水平,湖北落后成为不争的事实。近期武汉被定位为中部中心城市,在新形势下,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湖北省要摆脱落后局面、加快经济发展、促进湖北和谐社会建设,就要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主要可以从法制环境、人文环境、物质环境、行政服务环境等方面加以改进。
一、法制环境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是建立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的主要力量。要吸引外部资金发展本省经济并维护省内正常经济秩序,应从以下方面改善法制环境。
1、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经营者的安全。目前,阻碍新企业正常营业、索要保护费等违法乱纪现象的存在,是一些大企业感到不安全、不敢来湖北投资的主要原因。例如某经济型连锁酒店,在江浙、四川等地都有很多直营店、加盟店,但在汉口开了四家分店后,店里时有人滋扰,甚至出现违法分子追杀入店致客死亡事件,虽然该酒店CEO认为经济型酒店在湖北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但因考虑安全稳定保障问题,迟迟不敢开辟武汉市场。武汉现有开发区多在远城区,周边环境复杂,新企业入驻进行建设,有的会碰到抢要建筑权、沙霸等现象,社会治安问题阻碍了地方招商引资的进程。如江夏区2009年共发生命案7起,重大险情1000多起,日均2.7起,这样的统计数据让投资商望而却步。整顿社会秩序,创造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2、创造公平竞争、开放有序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而假冒伪劣、欺行霸市、偷税诈骗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公平竞争。武汉有名的汉正街,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其中;科技一条街,险成盗版碟、山寨机的天下。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压抑了投资和创业的冲动。满街的神龙汽车让我们看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地方保护主义虽然暂时看来有利于湖北的税收,但从长远看不利于本地企业品牌的国际化,不利于统一、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地方保护主义下的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应严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经营活动,保证公平竞争,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建立安全公平规范有序的经济秩序,努力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3、制定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法规和政策。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在经济发展中起引领作用,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一是应根据湖北实际确定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工作路径,以使全省上下思想统一,指向明确。二是围绕工作重点,出台配套相关政策。湖北是农业大省,应围绕十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出台湖北新农村建设、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农民工培训就业等具体操作方法,为湖北第一产业发展搭建政策框架。三是抓好政策文件的规范清理工作。结合我省实际,修改、补充、完善法律法规和各项经济政策,既要招商引资,又要防治污染,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人文环境
经济是人的基本活动,人的价值观念、道德素养、科技文化水平对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湖北科教实力雄厚,但人文气息不浓,公众的伦理道德教育、文明规范教育和文化素养教育不够。
1、加强素质教育,强化文明规范教育。湖北高校多,教育事业发展快,中小学素质教育近几年也有飞跃发展,但还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如在很多中小学,还存在教师歧视成绩差学生的现象,以人为本观念缺乏;有的农村小学只上语数外,体育、美术等素质课一概不开设,部分儿童学习好但身体协调能力差,连踢键子、跳绳等传统项目都不会,加上父母外出务工、祖父母溺爱,性格发展也不健全,农村儿童教育问题多。武汉市为加强文明规范教育,自1988年起,出台了《市民文明公约》,进行了市民“十不”行为规范教育,推行市民学校学习市民礼仪,铺开“告别不文明行为,塑造武汉人新形象”活动,开展了用先进文化提高市民素质的“四个百万”活动,即百万市民进课堂、百万市民参与道德实践、百万市民学科学、百万市民看武汉。经过二十年的实践,武汉人文明规范有所增强,但市民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2、转变观念,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在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一般在70%左右,而湖北2008年三次产业的比重为16∶43∶41,湖北历来重制造业重学技术的传统观念使高校学生选择专业是重理轻文,导致第三产业人才匮乏,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观沿海及江浙经济发达地区,学生愿学管理胜过技术,毕业后直接创业者多。专业人才培养机制重升学率轻创造力培养,部分中小学教师还是一味要求学生听话,作业都按统一模式做,不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较缺乏,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3、文化熏陶,陶冶情操。文化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化氛围、文化活动也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文化是一种无形但有效的力量,经过长期的渗透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接受文化熏陶对于愉悦精神、陶冶情操、提升审美水平和道德素养有重要意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是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对人的综合素质和终身发展具有持久影响。文化可以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要发展,要着力挖掘湖北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用传统的优势文化提升湖北城市品位和经济品牌,同时努力开创全新的现代文化,用好的文化氛围陶冶情操,为经济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讲文明、有文化、守法制、开放进取的高素质公民。
三、物质环境
物质环境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市容市貌、生态环境等,湖北省经济发展的物质环境在不断改善,但与发达地区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武汉本为“九省通衢”,铁路和航空发展起来后,交通优势地位受到了削弱。要想富,先修路,除对外联系的交通要道外,省内道路情况也较差,急需改造,武汉市内交通问题位列市民2010年期望政府有所改观的事情之首。
1、市容市貌直接关系到地方形象。良好的地方形象往往成为一种重要的投资环境。武汉曾一度成脏、乱、差城市代名词,市容市貌不是仅靠修些高层建筑、做些“亮起来工程”就能改善的,更多的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处环境,如道路的修整、绿化、临街房屋店铺的整洁、不出店经营等。如果市容市貌杂乱无张,本地公众出门会生烦躁之感,不利于文明规范的实施和素养的提高,也难使人们产生地域自豪感,并有损湖北形象,难以吸引外来资金和人才。
2、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必要条件。要想富,先修路,发展经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适度超前。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也是我国当前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举措,政府要努力组织好交通、通信、能源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硬环境,同时要优化结构,把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3、良好生态环境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湖北是“千湖之省”,自然环境优美。“东湖更比西湖美,长江更比钱塘长”。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实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客观要求。目前,湖北人口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加剧了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面积的扩大,破坏了生态环境,制约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需统筹规划,把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突出重点,着力改善重点流域、区域、城镇的环境质量;标本兼治,加快生态环境建设步伐。既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发展,也是塑造湖北形象、提高区域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人才和资金的流入、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市场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四、行政服务环境
党政部门的行为和形象对经济发展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力,党务工作者和政府公务员的行为本身就构成经济发展环境,因此,治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要从党政部门抓起。只有这样,才能为全面治理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目前,在经济发展环境中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乱集资”问题、“索、拿、卡、要”问题、审批手续复杂与办事难的问题,其症结归根到底都在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身上。通过各种措施,尽快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政服务环境。
1、理顺服务职能。各级政府部门要与生产经营活动和中介机构脱钩,把工作转向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进一步梳理、削减行政审批事项, 对于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的行政审批,必须坚决予以废止。积极推行政务公开,简化办事程序,加强行政办事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从而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2、树立良好服务形象。例如武昌火车站一些服务窗口上午九点开门、十一点停止放号,下午三点才开始营业,笔者亲眼看到两个外国留学生在前面无等候者的情况下一上午都没办好港澳通行证。服务窗口也是城市的名片,须端正服务态度,提高办事效率,加强对党员和公职人员的教育,强化广大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切实提高道德素养,真正做到廉洁奉公、勤政为民、服务意识深入人心。
3、提高服务能力。在公民中营造学习气氛,鼓励广大公务人员提高业务素质,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公共管理及现代科技知识,努力提高业务工作能力,提高窗口服务单位和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准。
从当前形势看,湖北经济发展已进入“起飞”阶段: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湖北将成为重要战略支点;武汉城市圈成为全国“两型社会”试验区,把湖北推向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最前沿;境外和沿海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湖北将成为重要的资本及产业承接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只要我们紧紧抓住并充分运用难得的机遇,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湖北就一定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振兴崛起的美好明天。
【参考文献】
[1] 罗清泉:优化结构 保护环境 努力实现湖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EB/OL].中国网,2007-09-08.
[2] 周长城:谈谈湖北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J].环境科学与技术,1994(2).
文化环境内涵或是单指精神文化环境、物质文化环境、制度文化环境的一种,或是其中的两种加以组合。比较全面揭示文化环境内涵的观点应该是文化哲学学派,该学派认为文化环境是指人类活动得以展开的具体现实的社会文化,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当下处境。这样看来,与人相关的物质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都从属于文化环境。这种全面揭示文化及文化环境要素的观点,其优越性在于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梳理出两者的相互关系,建构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环境。表面上看,单纯地从文化与文化环境的构成要件分析,文化与文化环境确实有其交融点,物质内容、精神内容既构成文化,也是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就连构成文化的制度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这两个概念容易混淆,甚至多数情况下会变成一个概念。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与文化环境定义的抽象化和表面化,造成两者区分困难甚至混淆。如果将文化具体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
文化本身是文化的内部构成部分,文化环境则成为文化的外在环境。这种文化“内”与“外”之分的着力点在于“人”,内涵于人的就是文化,外在于人但仍然与人发生紧密联系,构成文化成长、变革条件的就是文化环境。此外,两者的特性更能够将二者加以区分,有学者这样分析道:“文化环境是具体的、当下的,是现实性概念;而文化是具体与抽象、历时和共时、结果和过程的统一。”这样看来,文化环境必定是某一阶段的文化环境,它一旦与历史时期相联系,就会呈现出固定性、常态性。文化则不同,它时刻处于变动过程中,其变动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文化。文化和文化环境的相互结合也体现在对于文化和文化环境特性的理解中。就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言,文化环境的当下性包含具体的文化环境,如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文化机制、文化体制、文化方式,这些文化环境因素通过“人”这个发力点,作用于其内部观念、认识等意识形态,从而构成文化产生、发展和完善的客观条件,最终培育出特定文化环境下的文化内容。
文化环境的作用力并不能影响文化影响力的发挥。文化环境是历史和现实文化交互作用的产物。文化的历史支撑和岁月积淀是文化环境产生、发展和求变的首要前提条件,现阶段文化环境的特质是历史文化因素累积的结果,文化的内需力支撑文化环境的作用力。“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与自然以及个人之间相处的关系,都会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反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4〕。文化环境的每一阶段都汲取、扬弃历史赋予的条件,历史的文化有可能在改变后成为现实的直接文化环境,也有可能为时代抛弃,为人们所遗忘。传统民间习俗、精神内涵、民艺民粹,在与现代化的对抗中,直接被重建到历史的长河中。文化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人类实践活动中必须重视的重要关系,在现实文化体系的建构中,认真研究文化发展的现状,深刻理解现实文化的逻辑内涵,建构与文化良性互动的文化环境体系,是现阶段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内涵
第一,从经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倡导“义利共生”。在中国传统封建小农经济文化中“义”是内涵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文讨论的“义”是作为传统社会中评价社会成员的道德准则,是中国仁人志士共同的价值取向,“义不容辞”、“见义勇为”、“舍身取义”反映了人们追求义的不同层次实践活动,他们为了取义,用行动代替言语,甚至以不惜放弃自我生命为代价,提倡对义的绝对追求。对于“利”的价值取向,人们普遍表示否定。对于“义”的无底线价值追求和对于“利”的全面否定的现状,在社会道德的弘扬过程中,虽然倡导了道德的纯粹性,无疑也忽视了人的合理性需求,遮蔽了人的现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倡导“义利共生”,对利和义作出了层次性划分,使之成为层次分明的极具现实基础的概念。学者光将道德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单纯的为己利己的自利行为,既不损人也不利人,是不妨碍他人的自私自利,这是最低和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即‘伦理底线’;第二层次是为己利人或利己利人的互利行为,这是最普遍的道德要求;第三层次是为人利人、无私奉献的最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要求。”〔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倡导社会道德风尚相结合的方式,取代了绝对化的取“义”和舍“利”的行为,等级化的取“利”原则在守住道德底线、弘扬社会风尚的同时,也保证现实社会中个人的合法权益和利益诉求,是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倡导的经济价值取向。
第二,就伦理价值取向的立场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谋求“文理并存”。所谓“文理并存”,就是指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适度权衡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赋予科学理性以人文精神,形精神和理性精神紧密结合的局面。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科学与技术结合使人类社会推动经济生产发展、社会生活充实、人类素质提高。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科学技术的过度迷信和绝对推崇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统一,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社会问题,产生了“异化”问题。人类被自己所生产出的成果所控制,逐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丧失自我意识,成为科技的衍生物,对自然的绝对破坏危及到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所倡导的伦理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统一,出路就在于“科学建制”和“科学气质”,“科学建制”既是推动和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也是发现和消除谬误的严格程序。“科学气质”,按默顿的说法包括“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以及“有组织的怀疑”四方面要素,这是创新精神与求实精神、理性精神的具体体现”〔6〕。因此,应通过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宣传科学气质和精神,系统建立科学机制和组织,预设性防止人类异化,避免科学技术凌驾于人之上产生的恶果,保证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
第三,从作用机制建构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崇“法德并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德治经济,倡导法律规范力和契约的执行力,也注重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法律规范,用自身的道德力量和外在法律规范并驱的方式在经济活动中倡导公平竞争、合法经营、诚实守信,化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作用机制是法律和道德并驱的机制建构。道德和法律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两者对于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效应,也存在自身的缺陷。法律制定和运行主体的人为性,并不能保证法律本身的纯粹理性化,人类的非理性总会作用于法律,影响法律的公平性;就法律的效力而言,针对某个领域发挥作用的法律手段,着力的范围具有局限性,单纯依靠法制建设也会加重整个社会运行的成本。德治的非强制性特点会减弱自身的效力,无法实现道德的作用,其本身的多元化也会混淆视听,加大执行难度,单纯依赖道德力量也不是社会发展的明智之举。同志指出,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内涵起源于“义利共生”的经济价值追求,它合理地提出了解决道德和利益关系的措施,成为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逻辑起点。“文理并存”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转的理念保证,不断调解异化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是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着力点。“法德并驱”的制度建构,在人与物之间建构起合理的桥梁,合理作用方式保障了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是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必备条件。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环境的建构
良性运转的文化环境是保证文化健康发展的外在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新自觉要求准确定位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的合理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环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主要从文化理想、文化制度、文化方式方面出发,全面地建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内涵的文化环境。
(一)文化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灵魂和目标。
文化理想孕育着文化最深层的底蕴,是建筑文化长城的基石,是体现文化灵魂的关键。“一种文化的独特魅力,首先表现在其特有的文化理想之中”〔7〕。文化理想的建构也不是脱离社会实践基础和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空洞的文化发展目标。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封建社会,儒家学说提出“天下大同”社会理想基础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理想;在革命年代“翻身求解放”社会理想下,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的文化理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传统观念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遭遇西方文明的冲击,道德和文化面临重塑的境遇,社会的紊乱连带促动个体道德的倒塌、文化的徘徊及心理的迷惑。参透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文化深层的意蕴,必须首先领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理想的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理想应该是“共同富裕”社会理想下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和终极目标,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性文化理想,脱离共同富裕基础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缺乏凝聚力的空洞口号。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应该处理好多元文化的关系,用文化引领众多社会思潮,引领社会主义文化新风尚;平衡文化公益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用文化产业带动文化公益事业的发展,实现文化共享的新局面。
(二)文化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和保障。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文化制度的引导,逻辑顺畅、组织紧凑的文化体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文化环境,文化体制是建立在文化制度方向性把控基础上的体制机理:“一般说来,制度比较原则,是一种抽象的存在,体制比较具体,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体制是制度的具体的和现实的存在形式,制度是体制的原则的或本质的规定。”〔8〕保障市场经济正确运行应该从文化制度入手。文化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必须反映出社会制度的特色,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文化制度的首要原则就是保障文化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形成脱离社会制度的文化制度。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文化制度理应保障人民群众公平、自由进出市场经济,维护其合法权益,避免不合法权益对其的侵害。建设先进文化的社会呼吁,暗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赋予文化制度的先进性特质。文化制度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其努力保障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更注重经济建设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文化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和动力。
文化方式也就是文化的模式问题,是社会成员行为选择遵从的最高价值标准,它构成社会全部价值观的基础。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过的文化模式主要包括个人本位、群体本位和伦理本位。个人本位是西方社会文化模式,倡导个体价值的最高追求,意味着社会运行中对于个人利益的合法保护,产生了契约文化以及对个人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在东方文化熏陶下的文化模式是群体本位,中国将这种群体与血缘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政权和经济紧密勾结的关系本位社会“,官官相护”“、”、“商商互结”的局面就是传统文化推崇伦理本位与“关系本位”相结合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在小农经济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市场经济却是格格不入的。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倾向扰乱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市场主体自由出入的秩序,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生长于中国文化中,必然附加着伦理价值倾向,这种倾向是与契约制度和信用体系紧密结合、信奉个人能力至上的文化模式,以个人综合素质作为价值的最高标准,通过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员流动,突破传统的关系模式,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本位的伦理文化模式。
关键词: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经验;中国
Abstract:Theenvironmentand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ftherelationshipbetweenveryclose.Ontheonehand,economicandsocialenvironmentisanimportantconstraintontheotherhand,thesocio-economicdevelopmentontheenvironmentandimprovethedemandisalsoofgreatsignificance.Alongwiththeprocessofhumandevelopment,environmentaldegradationissuesarereceivingincreasingattention.Forboththecurrent,suchastheUnitedStatesandotherdevelopedcountries,stillarisingstarsuchasJapan,SouthKorea,ChinaTaiwan,aswellassomedevelopingcountries,intheprocessofdevelopmentwillhaveexperiencedtheenvironmentalproblems.Havehadtheexperienceandlessons.ThisisChina''''smodernizationprocessisaveryimportantreferencevalue.
Keywords:environment;socio-economic;developmentexperience;China
引言
环境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作用于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过程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创造了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了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特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
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逐步被认识的。环境问题也是逐步被认识、重视和解决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人们开始辩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转向对于环境的关注。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提出了“生态发展”的概念;1980年UNEP召开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会,指出这四者之间是紧密联系、互相制和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战略就要处理好这四者之间的关系。1982年2月,《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的概念以及实现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1982年5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特别会议提出了新“环境”概念。1992年6月《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发表。到目前环境问题仍然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关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幸福和未来。
1、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
1.1.环境问题
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复杂的对立统一整体。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环境发展史。自然环境创造了人,人又改变自然环境。人以其社会活动影响和改造自然环境。人类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在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社会活动是一个引起生态系统变化强有力的因素。当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相协调时,人类的活动就可以促进人类和环境的共同优化,反之,人类的活动与外界环境不能协调时,将导致外界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在近代大工业建立之前,环境对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界无偿提供的公共产品存在着,环境问题只是在大工业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才为人们认识。
1.2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
从大多数国家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环境问题。
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次意识到自然界赋予的公共环境产品已相对稀缺。在城市中,饮用水也不能免费任意使用。1895年左右,工业废物的排放问题被提到了议会。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开始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
日本、韩国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开发的十年”的60年代,韩国的经济出现了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但同时,以“汉江污染”为代表,韩国的环境、生态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于战后50年代中期,经过经济恢复之后,进入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3年平均增长9.8%。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偏重重化工业,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整体上具有“重、厚、长、大”和高资源能源投入的特征。巨大规模经济加上巨大的能源资源消耗,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60年代后半期,日本已成为世界公认的公害大国。
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在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后,被称为“富裕中的贫困地区”。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近年经济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同样出现了环境恶化等问题。
从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都出现了环境问题。无论是美国这样的先发展的国家,还是日本、韩国这样的后起之秀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在目前的初步发展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不能不令我们警醒。
1.3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
1.3.1.由于认识不足。
由于人类缺乏对环境、资源、经济发展等之间的关系的正确把握,认为资源环境的无限供给性,所以往往单纯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安排活动,这样不可避免会打破人与外界环境的均衡,导致环境问题。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当然后起的工业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环境问题。
1.3.2.从人类的效用偏好分析
我们可以把一切可以给人们带来效用的物品分为环境和非环境两类。由于人类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所以当环境物品非常丰富时,人们对其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而对其它非环境物品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人们往往选择牺牲环境来生产其它的物品,直到两者相等。而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牺牲环境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起环境问题。这在所有的国家都得到了体现。
1.3.3发展过程中一些客观限制
在发展初期,由于技术等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另外,由于人口等一些原因也会造成对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环境问题,如印度等国家。
1.3.4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国际分工问题,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只能利用环境资源的比较优势,出口初级产品,并接受一些有污染的国外企业。以获得发展。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可以将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企业搬到发展中国家,这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破坏。
1.3.5制度失灵
包括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机制可以被理解为配置资源的制度。由于现实的市场中存在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完备等问题,市场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政府由于不恰当的行动或缺乏行动,也会导致一系列的环境生态问题。
2、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治理过程
2.1.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过程和治理过程
在当时的开发年代,包括发达国家都未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问题为世人所关心,主要在1972年如开联合国环境大会之后。
美国1899~1948年期间,环境污染在美国尚未成为全局性问题,加上联邦政府的经济实力有限,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力。管制职能主要靠地方政府行使,且侧重于水资源的保护。从整体来说,各个地方的政策成效很不平衡。1948~1970年时期,1948年颁布水源污染控制法,联邦政府开始真正介入环境保护。1970~1980年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开始取得成效。1972年颁布了净水法。由于财政经费充足,加上美国各界对污染问题高度重视,环保手段大大强化,进一不提高了环保系统各层次措施的协调配套能力。但是,巨额环保开支成为美国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严厉的管制措施对整个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副作用,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关注。
韩国60年代开始“汉江奇迹”,那时,工厂的烟尘被称为“繁荣的烟尘”。人们陶醉于经济的发展之中。在经济增长至上主义的时代,虽然也有一部分舆论强调环境意识的重要性,但占压倒多数的立场反倒人为经济增长才是维护环境的先决条件。只有经济增长国家和个人才能富裕起来,只有富裕了,才能维护环境。进入70年代,由于经济增长一边倒政策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日益暴露,国民也开始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环境,大体上处于“相抵消”(trade-off)的关系,这时环境问题得到重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行动起来,但力度还不是很大。环境保护的社会意识到了80年代末,才开始初见成果。到了90年代,环境意识在国民之中极大高涨起来。但韩国的环境保护,总的来说仍只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上。
日本和台湾也大致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所以我们分析,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是一个“试验和失误”(trialanderror)。从环境无知的阶段,到环境认识的模糊阶段。然后是知到行的过渡阶段。最后达到环境保护的官民共同行动阶段。
2.2.治理和管理手段、方式
美国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措施是多层次的。就整体而言,其特点是以立法为基础,以行政措施为主,辅之以一定的经济手段。主要有:1、直接的行政管制2、自愿管制3、责任赔偿制4、污染税制5、津贴制等。
日本现在强调的是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首先在法律和有关政策、计划中明确社会各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第二,把环境考虑纳入政府的政策、计划和重在公共项目。第三,把环境保护纳入企业的综合决策。第四,日本民众和NGO的参与及其综合决策活动。
台湾的对策有:1、建立自然资源保护区,保护自然环境。2、对城市与重点经济区、工业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3、推行“清洁生产”。主要措施:1、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正常机制。2、较大幅度地增加环保投入,积极治理污染,加快环境保护建设。3、加强以立法为中心的环境保护法制建设,完善法规,强化法治。4、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环保产业,促进污染处理。
从这些国家治理和管理环境的手段、方式来看,都强调了政府的干预。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且,各个国家由于国情的不同,在具体的行动中不尽相同,有各个国家的特色。
3、对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参考意义
3.1.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
从上面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3.2.采取适合于我国国情和地位的政策
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大问题。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和发展阶段,将环境问题放在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解决。综合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
3.3.注意制度设计
制度设计即包括有效的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利用市场机制方面可以参考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管理方式。在目前应注意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用行政管制手段,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执行,以禁止、限制或要求经济主体的特定行为。如最低技术标准、排污限额或指标。另一方面,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手段,主要通过创造一定的刺激方式,将资源环境的成本纳入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从而间接地改变经济主体的行为。如排污收费、污染税、生态环境补偿税、财政补贴、排污权交易等等。
3.4.建立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机制
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也即在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科学决策。从决策开始就要在环境、经济、社会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使三者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
3.5.政府和民众一起行动。根本在于人们的效用偏好,人们真正认识和感受到环境对自己的效用的影响。
3.6.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问题中,我们应该吸取经验教训。那就是正确认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关系。树立大系统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发展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经济近期高速增长逐渐转换成追求近期与长远相统一、经济与资源、环境、人口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主要依靠拼资源、上规模扩大生产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成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发展内容上,应该注意节约能源、保护环境、提高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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