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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罪犯谈话的技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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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罪犯谈话的技巧

第1篇:与罪犯谈话的技巧范文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外肢解食人魔的新闻频频出现,甚至引发了恐慌。从概率上讲,你很可能遇见过类似的“冷血型精神病患者”,因为这样的人占总人口的0.5%~1%。至今难以解释的是,很少有女性患有这种精神疾病,因此排除妇女和儿童后,男性中这类人的比例还要更高。就拿美国来说,不算被关在精神病院和监狱里的人,还有25万冷血残酷的精神疾病患者自由地生活着,中国的数量要更多。

如何鉴定一个冷血精神病患者呢?警方一般通过一些典型犯罪模式来鉴定:1,把人囚禁在地下室?2,使用邮政系统邮寄过尸体残肢?3,获得过“杀手”、“开膛手”之类的绰号。但实际上,这类精神病患者不是这么容易就能辨认出来的。

正因为这样,关于精神病测试的写作才让英国人乔恩?龙森成为广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龙森的主要作品有《他们:与极端主义者的冒险》,《瞪死一只羊》(本书有中译版,讲述美国军方网罗了一群拥有特殊能力的特工,他们会隐身术、穿墙术、飘浮术、千里眼……)。这些书的特点就是关注各种奇闻异事和对细节的描述独具匠心。他的新著《心理变态测试——疯狂工业之旅(THE PSYCHOPATH TESTA Journey Through the Madness Industry)》也是如此。在书中,龙森不但质疑了对精神病的定义,对现存的测试方法也持保留态度。

这本书的开头像小说一样迷人:一家学术机构邀请龙森帮忙找出是谁送来了一张满是隐秘线索的匿名信,这张字条上写着:祝你好运!龙森想搞清楚什么样的人会做这样的恶作剧,就此踏上了寻找精神病的旅程。在探寻的过程中,龙森遇到了一个精神病院里的病人,这人声称自己为了不进监狱故意在精神病测试中得了高分,所以他坚持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只是装出了种种疯狂的举动。此人到底是精神病标准化测试系统的受益人,还是一个编织故事的精神病患者?

为了了解这两者间的区别,龙森转而向最有影响的精神病学专家请教,让他们传授诊断和辨别精神病患者的技巧。这一领域的顶级专家无疑是罗伯特?黑尔,他是黑尔精神病态症状清单的创立者。这份测试包括了包含了诸如病理性谎言、易于厌烦的倾向性和性滥交的行为和特征等20种标准,每种都以0、1或2计分。最高分是40分,如果被测试者得分超过30分,就会被诊断患有“人格障碍”中危害最严重的一种,俗称“精神变态”,可能从此就会被关进特殊机构,与世隔绝。

龙森在跟黑尔学习了一个周末后,把这套测试用于企业的高管、政治家、战争罪犯,甚至他自己身上。在纽约,龙森与杀人如麻的海地战争罪犯见面,和酷爱解雇手下的美国商界大佬谈话,龙森给这两个人打的分都很高。测试结果并没有让精神病认定变得一清二楚,龙森发现黑尔精神病态症状清单是一套很模棱两可的工具。而且他钻得越深发现水越浑,龙森开始怀疑,精神病学已经脱离了正常的轨道。黑尔精神病态症状清单和美国精神病协会最新第四版的《精神障碍诊断手册》,都是很危险的工具。

第2篇:与罪犯谈话的技巧范文

一、联系生活实际进行教学,让学生感受到数学就在身边

数学课堂教学可以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和感兴趣的事物出发,为他们提供观察和操作的机会,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从周围熟悉的事物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体会到数学就在我们身边,感受到数学的趣味和作用,体验到数学的魅力。一方面,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教学要求,从学生自己已经有的知识出发对教材进行适当地调整,将教材的知识生活化、情境化。另一方面,要让学生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现实社会,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例如,在教学“数的认识”时,可让学生数一数全班有几个组,每组有几个人,男女生各有多少人,再算算学校里有几个年级,每个年级有几个班级。再如,学习了长方体的表面积后,可让学生亲自动手测量教室的长、宽、高,并让学生计算出粉刷教室墙壁的面积和所需涂料的数量;学习了“元、角、分”的知识后,可让学生模拟生活买物品的情境,让学生经历买东西、给钱、找钱的过程。随着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解决,会使学生感到数学很有趣,生活中时时处处有数学,从而热爱数学。

二、让学生学会欣赏数学之美,感受到数学之美

有位作家这样赞美数学:“数学是空谷中的幽兰,高寒中的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可见数学的壮丽优美与博大精深。因此在数学教学中要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的美。

例如在《轴对称图形》的教学中,可让学生自由发言,讲讲“在美丽的校园里,哪些叶子是轴对称图形;在生活中,哪些物体是轴对称图形;教室里哪些也是轴对称的图形?”学生从中领略了对称美,从而产生学好数学知识的信心 。

例如在“比例的意义和基本性质”的教学中,可以告诉学生人体上许多有趣的比例:“将拳头翻滚一周,它的长度与脚底长度的比大约是1∶1,脚底长与身高长的比大约是1∶7。”并让学生知道这些有趣的比有很多用处:到商店买袜子,只要将袜子在你的拳头上绕一周,就会知道这双袜子是否适合你穿;如果你是一个侦探,只要发现罪犯的脚印,就可以估计出罪犯的身高……这就是数学教学的“和谐美”。

数学之美无处不在,只要教师能用生动的语言、美妙的方法、精心设计的板书,向学生展示数学美,让学生感受数学美,欣赏数学美,理解数学美,学生就会去追求美、创造美,把数学教学过程变成数学审美过程。

三、动手实践,体验做数学的乐趣

数学知识不能单纯依赖教师的讲解分析获得,应由学生在动手实践的活动中理解、感悟、探索、交流中形成。新课程要求教学活动基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强调让学生亲身经历,使学生在各种活动中获得真实的感受,这种内心感受是学生形成认知、转化行为能力的原动力,是学生对数学发生兴趣的基础。

如在教学“圆锥的认识”时,课一开始,教师先出示一个圆柱,问学生:“做一个圆柱需要哪些材料?”通过与学生谈话的形式,唤起学生以前的知识体验。接着,教师再出示一个圆锥,问学生:“你见过这种物体吗?在哪些地方见到过?”唤起学生的生活经验。学生列举了生活中的很多圆锥体。这时,教师再激发学生动手探究的欲望:“你们能动手做一个圆锥吗?先猜一猜做一个圆锥需要哪些材料?”有的说要用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圆;有的说要用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有的说要用一个长方形或一个正方形和一个圆也行;还有的说要用一个扇形和一个圆……学生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这时,教师发给每组学生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平面图形),要求学生根据刚才的讨论和猜测,在信封里面拿材料动手做一个圆锥,比一比哪一组做得又快又好。最后让各小组派出代表上台来展示作品,并讲解制作方法,并互相评价实践成果。学生有了做圆锥的体验,接下来认识圆锥的特征已经是水到渠成了。如此让学生在“做数学”中认识圆锥,体验探究的乐趣,自然能激发学生爱学数学的情感。

第3篇:与罪犯谈话的技巧范文

遇事“请”家长,是班主任常用的解决学生问题的一个“法宝”。但笔者私下经常听到不少班主任感慨和抱怨:如今不仅学生难管,家长更是难“请”。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家长难“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一些班主任“请”的时候过于“任性”。

一、不论大错小错,“请”家长如家常便饭

中小学生属未成年人,自我约束力、控制力较差,偶尔违纪犯错是正常的事。而当学生每次违纪犯错后,一些班主任往往不论错误的大小、轻重,就一味大动干戈,兴师动众,视“请”家长为灵丹妙药,即学生一犯错就以“请”家长相要挟。

其实,学生最反感的就是班主任“请”家长的做法。不管多么顽劣的学生,也不管上进心多么不强的学生,他们的内心底线都是不希望父母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受“株连”。动辄请家长的做法只会激化师生间的矛盾,让学生长时间地耿耿于怀;即便暂时起到震慑学生的作用,他们对班主任也不会心悦诚服,与班主任的关系也只是貌合神离。

那么,正确的态度与做法是怎样的?

在教育学生时,班主任一定要秉承少一些功利和短视、多一点爱心和宽容的原则,宁愿教育效果来得慢一点,也应尽最大可能用慎重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来处理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要不是紧急情况或是学生犯了重大错误,最好不要请家长。犯错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正常表现,班主任一定要学会包容,学会及时引导;如果学生一时不能认识到自身的错误,班主任完全可以采取冷处理的方式,暂时搁置,之后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平心静气地与学生谈心,相信不用老师批评,学生就会在温情的感化中认识错误并逐步改正错误。

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学生成长中必不可少的。当学生屡屡违纪犯错,学校教育对其不起作用时,请家长配合、家校共同进行教育也是应该的。但班主任必须三思而后行:要仔细分析学生所犯错误的原因和类型,分析是否有家长责任的缺失,是否确实需要家长的配合,然后再决定是否请家长。尤其对一些自尊心极强、处于叛逆期的学生,“请”家长前最好通知他们,假如其强烈反对,绝不可“强请”,否则很容易使他们对班主任产生怨恨情绪或者对自身产生破罐子破摔的想法。

二、不分时间场合,如揭发罪犯般地“告状”

少数班主任一见家长面,常常不顾及时间场合,甚至在教室、办公室等公共场合,就急不可耐地向家长“告状”,数落孩子的过错,专揭孩子的短处。尤其对个别一贯被老师们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后进生,在家长面前更是大加指责、大力批评,似乎这些学生好事没一份,坏事样样有。

面对家长,班主任如揭发罪犯般地当众数落其孩子的做法,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由于评价学生的标准和角度的不同,即便在老师眼里再顽劣的学生,在家长看来还是有很多优点的,而班主任一味地指责只会引起家长的反感;任何人都很爱面子,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能有一个引以为荣的子女,而当众公开揭短常会让一些家长颜面尽失而激起对孩子的愤怒情绪,继而迁怒于孩子,脾气暴躁的家长甚至会当场暴打孩子;当众公开揭学生的短处,作为一种不尊重学生、不尊重家长的行为,不仅会严重挫伤家长的感情和自尊,还容易造成他们因为感觉非常难堪而怕见老师的状况,从而影响家校交流的效果;有的班主任过激的“告状”之举甚至会引发部分家长的抵触情绪,家长往往会反过来质问和追究学校、老师有没有尽到教育责任,从而激化了家校矛盾,家校的沟通与合作根本无从谈起。

正确的态度与做法如下:

在与家长沟通交流时,班主任要学会先扬后抑,即使是后进生也要尽量发掘其身上的闪光点,见面后,先从表扬学生的优点入手。班主任对孩子的表扬与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家长的紧张心理,营造轻松、和谐的面谈氛围。在谈学生的缺点时,班主任应主动、坦诚地检视自身在工作中的失误,与家长商讨改进的措施。只有让家长听到班主任的肺腑之言,才会让他们觉得你是在真心实意地关爱他们的孩子,从而接受你的意见并产生积极合作、共同教育学生的愿望。

除了将学生的问题告知家长外,学生在校的点滴进步更要让家长知道。俗话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哪个家长不喜欢听到孩子进步的消息呢!如果班主任把喜讯带给家长,家长就会希望你多跟他联系,也会主动跟你联系。在家长面前表扬学生,会让家长觉得班主任教育有方,从而愿意配合班主任开展班级管理工作。

三、不能平等待人,一味埋怨迁怒于家长

有的班主任在家长面前完全以“教育权威者”自居,常常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势,随意否定家长的看法与意见,动辄板起面孔“教训”他们;尤其是学生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时,班主任就像训斥学生一样批评他们的家长。造成现在许多家长都怕见老师,一见到班主任就畏首畏脚的,有的家长说:“不挨老师训就烧高香了!”

班主任高高在上,毫不留情面地埋怨甚至“训斥”家长,很容易导致两种结果:

一是挨训的家长虽然有抵触情绪,但因为怕得罪老师使孩子遭殃而不敢在老师面前流露和发泄。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就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从而导致家长、学生和教师三方关系的全面恶化。

二是致使家长产生对立情绪,当面与班主任发生争执,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反目成仇,教育合作也就无从谈起了。

正确的态度与做法如下:

在教师与家长的关系中,尽管教师起主导作用,但彼此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而从教育的角度讲,尊重家长是班主任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的必要前提和首要条件。因为只有尊重家长,才能让家长在心理上取得与教师地位的平等,从而为下一步的沟通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尊重家长,也是班主任获得家长尊重的必要前提。而只有获得家长的尊重,才能为家校沟通奠定良好的心理基础。

尊重家长,首先要求班主任要理智地思考问题,在与家长沟通时不能先入为主地带入自己的坏情绪。尤其是对于犯了较为严重的错误的学生,要求家长到校时更应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出现“祸及池鱼”的晕轮效应,避免不经意间就把不满发泄了到家长的身上。

尊重家长,要求班主任能够礼貌待人,营造宽松、和谐的交流气氛。教师在与家长沟通时,不应采用命令、警告、责备和教训人的语气,而应以热情、关心、委婉、含蓄的语气与他们谈话;不论学生有多么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家长来访时,班主任都应主动起身欢迎,端椅递茶,家长走时要起身相送,而且要尽量使用文明用语,如“请坐”“请喝茶”“您慢走”等。在提出共同促进孩子发展的措施时,要采用商量的口吻,如“您看这一行不行”“您觉得这样好不好”等,礼貌地征求家长的意见。这样既会让家长感受到老师的尊重,拉近彼此的情感距离,激起他们主动与教师联系和沟通的愿望,同时也会让家长感受到对方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班主任,从而为彼此间的进一步交流奠定良好的基础。

尊重家长,还要求班主任善于倾听家长的心声。成功的教师通常是最佳的倾听者。任何教师,无论他具有多么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么深厚的理论修养,都不可能把复杂的教育工作做得十全十美、不出差错。而随着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他们的许多见解值得教师学习和借鉴。加之“旁观者清”,有时家长比教师更容易发现学校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因此,班主任要经常向家求意见,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并能进行“角色换位”思考,以改进自己的工作。

当然,尊重家长,并不是说不能直言事实和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当一些家长教育孩子不力或确有不当的行为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时,班主任不妨直言不讳,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只要这个“直言”是建立在坦诚和尊重的基础上,家长迟早会诚心接受。

四、不讲方式后果,强迫家长领学生回家反省

对屡屡犯错的学生,有的班主任常使用一个自诩为“杀手锏”的方式――让家长领其回家反省!此种做法迫使一些家长不得不连续几天不上班、不出工,和孩子一起“面壁思过”――原因很简单,若把孩子一人扔在家里,面对网络和电视等的诱惑,他(她)怎可能独自一人静下心来好好反省呢?

从学生的角度分析,此种教育方法正中那些平日厌学、懒散学生的下怀。停学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不用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如果家长不在身边,他们就有了更自由的空间,有了更多接触不良诱惑的机会;而对于那些自尊心强的学生来说,被赶回家极易让他们心生失败感,进而孳生逆反心理。由此不仅达不到应有的教育效果,还可能引发其他一些问题。

从家长的角度分析,孩子被逼无奈领回家,一会让他们觉得很没面子,二会影响他们的工作。如此一来,家长就会对老师和学校心生抱怨与不信任,从而影响他们配合学校开展教育的积极性。

从班主任的角度分析,动辄让家长领学生回家反省,会让学生认为班主任没有能力、拿他没办法,班主任在学生心里的威信会大打折扣。

让家长领犯错学生回家反省,不仅是班主任推脱教育责任的表现,更是一种不可取的教育之举:假如家长的家教方式本来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旦学生回家,只会让班主任和学校以前的教育努力付之东流。

正确的态度与做法如下:

学生犯错,理应受到处罚,但对不同的个体,班主任应该弄清学生的具体情况,再对症下药,从而达到真正的“治病救人”的目的。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本职,教师应该对学生的不当行为进行矫正。学生违纪犯错时,作为教师,有责任、有义务运用专业知识,寻求最适合的教育方法,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第4篇:与罪犯谈话的技巧范文

暑假,经过朋友介绍,我来到本地中国邮政局进行实践学习。以下是我的实践心得体会。

在邮局实践的半个多月期间,我学到了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拓宽了知识面,也学到了很多的社会实践经验,受益匪浅。同时也对中国邮政这个百年国企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原本以为邮政局是一个很简单的单位,只是在前台办理一些储蓄业务,但真正融入到这个单位当中,你会发现它是很复杂的。主要包括一下几个部门:营业前台、邮政通信营业厅、储蓄前台、计划财务科、函件局、报刊局、集邮公司和速递物流公司。

在这二十多天中,我主要实践部门是在营业前台、函件、报刊局这三个部门。

函件是中国邮政的基础也是核心业务,直接关系到整个邮政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的工作就是把送来的信件,报刊,快递按地区分配好并加以记录,再把信息输入到计算机中。这些工作是枯燥无味的,但必须得细心,如果记错了地址那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在发信件之前,我们都会核对很多遍。

在营业前台的实践工作中,我认为还是蛮有趣的。在此,我学会了什么叫做服务,比如在语言表达上和肢体表达上。当有用户走进营业厅离柜台一米时,要立刻起立并面带微笑说:“您好!请问您办什么业务?”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一些语言是不能说的,像“为什么”、“什么事”、“快点,后面还有好多人等着呢”,也不可以态度冷谈,对用户不理不睬。如果用户要办理非本台业务时,要说“对不起,请您到号柜台办理。”而不能说“这不能办”或“该找谁找谁去”等等一系列的话。

我们当地支局虽然不能像市区一些大邮局那样投入大量资金改善环境,但我们可以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使自身更加完善。没有专用的提示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没有专门得保洁人员,我们可以早到十分钟来打扫,顾客搬动费力的邮件我们可以提供帮助。点点滴滴,其实都是为了能让顾客在一个干净整洁舒适的环境下办理业务,更好的为顾客服务,“用户是亲人”不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而是放在心里的一份真情。我想这些服务之道,对我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会带来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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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学期暑假中,我们进行了一次以"北京市卫生和环境状况"为主题的社会实践。通过这次的社会实践活动,我们走访了相关的单位和部门,搜集到了我们自己认为较为真实的资料。这不仅仅对于社会实践活动有一定的帮助,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是收益非浅。这次活动之中,虽然我们竭尽全力的搜集我们所能找的的资料,但是对于这次的活动也仅仅是让我们基本满意。这次社会实践活动的小组成员是由我和留宇慧同学组成,当然人员是很有限的,也就对我们的社会实践调查有一定的限制,我们所调查的一些资料基本上仅限于我们的居住地,延庆县和海淀区和丰台区,自然就缺乏了一定的代表性,但是我们的数据和资料是亲力亲为的相信可以弥补这些缺陷的。本次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内容主要有三项内容:

一北京市卫生建设调查

二公民综合卫生素质调查

三北京市防疫工作在这三大项的调查工作中,我们竭尽全力,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当然也就克服了不少的困难,让我们收益非浅。

一在北京市卫生建设调查中,为了了解北京市近五年来的卫生发展状况,我和刘宇慧同学相继走访了北京市延庆县石合营社区居委会,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卢沟桥街道办事处,及一些餐厅,如新城服务楼。天外天烤鸭店等一些相关的单位和社区。通过这些单位和社区的走访,我们已经调查了居民健康教育状况,城区除四害,及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状况,餐饮业的卫生状况。在这一项调查工作中还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我和刘宇慧同学都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大多说情况都能顺利的了解我们所需要的情况,我想也是因为我们选择的单位大多数均为我们所熟悉的吧。在《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实施具体实施情况的调查中,我走访了海淀区卫生局了解情况,但在调查初步就被相关人员以"这一情况归环卫局管"的理由拒绝了我的调查,因为只有一份介绍信,当我再去环卫局时又被以证件不符合标准的理由没能进行调查,而且态度很不好,让我十分反感。我只得回到所在地区的居委会搜集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汇总了一份调查报告。除此之外,这一项工作的调查都是我们这几年的所见所闻所感,如此而已。

二公民综合卫生素质调查中,主要是以问卷调查方式,向城市居民发放《综合卫生素质调查表》,发放调查表对象主要是以我们熟悉的地区为主,比如说我的调查表主要发放在所居住的青塔小区及附近的研究所单位里的人员所填写的,而刘宇慧同学的调查表主要是以她高中的同学及父母的单位的人为主,这样做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所发放的调查表都可以收来,但是这样做也有一定的弊端,就是人员集中,不能有很好的代表性,因此我和刘宇慧同学也在不熟悉的人群中间发放调查表,以求我们的数据更准确,更具有代表性。但是所能收回来的调查表是有限的,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并不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所调查的难度,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的收回了我们所能收回的调查表,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更好的完成这一项工作。

三在北京市防疫工作的调查中,主要包括非典时期城市防疫工作,及其他疾病的防疫工作。在非点时期城市防疫工作的调查中,我们走访了相关的社区,了解了社区居委会在非点时期的为防疫工作所做的努力,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社区防疫工作人员是相当辛苦的,他们所做的工作为抗击非点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社区工作人员,才减少了非点在社区的传播。另外我们还走访了总参第六十一研究所,了解基层单位在抗击非点所起的重要作用,关于学校我们调查的是北京市育英中学,我们看到了老师不仅仅是传道,受业,解惑,他们在抗击非点的过程中,尽力保护学生不受非点病毒的侵袭所做的努力是让人感动的。我想这次实践调查活动中最为困难的可能就是海淀区防疫站和海淀区环保局的走访了,因为这一环节我们碰了不少的钉子,对于我的走访他们表示了不十分的欢迎,于是加大了我们工作的难度,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仍然尽力搜索所需要的资料,真是十分的不易。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次实践过程中的经历,虽然很是普通,寻常和一般,但是我们却是在认真的去做,竭尽全力的去调查去走访,也许结果会不那么让我们自己满意,但是我们相信这一调查的经历却让我们难忘,让我们收益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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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来到广州中院了,但感觉跟以前的很不同。

首先,可能是刚刚学完刑事诉讼法的缘故吧,接触到刑庭的卷宗文件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不如上年在执行庭面对文件的一脸茫然。因为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很多诉讼的程序也都比较熟悉,到哪一步应该做什么也算是心里有数。这样的感觉特别好,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有用武之地了。另一方面也在检测我这个学期的刑诉法和以前的刑法学的效果如何。不过说来真有点惭愧。那一次把中级法院的受案范围和指定辩护人的情况混淆了就暴露出我对刑诉法法条的熟悉程度还不够。中院的受案范围其中一点是“可能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而指定辩护的情况只是“可能判处死刑的”的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利,并不包括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由于我的误解,差一点将一件案子中那可能判无期的犯罪嫌疑人的指定辩护函发到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去,幸亏发现得早,并得到书记员的提醒。

第二,今年接触司法文书的机会明显比去年要多,而且由于不再是表面的感性认识,我逐渐了解到各种文书的用途性质和填写步骤。法院工作的最大特点是按部就班,每一项操作都需要依据并留底归档。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司法文书,稍有差漏就必须重做或艰难地复查改正。要知道,文件是清一色的白纸黑字,大小质量也都完全相同,除了逐份查看,并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尽快找出想要的资料。一件稍复杂的案件就有堆得像小山似的卷宗,案件的原始材料还比较好办,因为可以对着正卷和副卷的目录表分拣整理。整理好两大沓就可以装订成册了。最麻烦的是后续的执行过程的变化,例如罪犯接受教育后悔改表现好,就可能得到减刑或假释。本着改造为目的,惩罚为手段的宗旨,公安局每次都有大批的减刑假释申请书提请中院批准。大批的这类情况关乎到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这个基本的人权,中院在审批时候当然不能有一点的松懈。由一次减刑产生的文书就多达四五份,申请书、裁定书或决定书、宣判笔录等,在看守所要经过看守人员、驻所检察员的签字,然后送报公安局有局长决定是否批准,送上法院后要请经办人和审判长签名,经过重重审核才可以得到最后结论。结论有了就必须尽快到看守所在服刑人员前宣判。该放人的要求看守所办好相应的出监程序至完成,才算是完成了这一项工作。程序的严谨和细致化体现了保障罪犯人身权利的重要性,但也同时考验着每一位司法工作者要有紧迫的时间观念,特别是刑事案件的经办人员,要把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羁押时间列明并记下,因为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仅次于剥夺他们的生命权利,在牢房的一天也不远不能用在监外的一天来衡量。尽管在整理和书写同一样的大量减刑假释文件的时候显得很枯燥乏味,在计算他们的已服刑期和剩余刑期的时候头脑会很机械并容易出错,但是可知道他们的希望就紧紧地被经办人员手中快速的敲打键盘中捏着,就如生命垂于一线的感觉。当我的工作有所松懈的时候,我就会这样提醒自己,计算刑期一定要多留点心眼,否则,正义和公平就会在这不经意的一刹那间被抹煞。这只是一个例子用以说明法院程序的严谨和细致。为了提高办案结案的效率,往往是批量处理。即同类型的司法文书在同类案件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起出具,流水作业。这种定势思维的工作方式确实可以快速不少,且差错率也会适当降低。但这也并不是万能的。根据我的经验,这考验着我的耐性和条理性。面对一大叠类似的文书需要填写打印,一是要“冷静沉着”有积极的工作态度,热情能使促使事半功倍,收效较佳。二是就是细心,不放过任何要填写的地方,因为模板中的字眼有时候会因为具体案件的变化而变得不适用的,这就要修改。以为模板万能的心态不要得。万一写错了虽然可作后期的改写和补救,但若该文书是送达给当事人,改写就未免有损法院的权威和尊严,严重的可能惹来笑话。法律在每个人心目中应该是至高无上的,法院出具的文书又岂能马马虎虎呢?司法机关这个社会的安全阀、权利救济的最后防线的作用又怎么最好地发挥呢?对法律文书的斟酌对较就是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负责、更是对全社会的安定和繁荣打下一支强心针。三是就是要有条理,思路清晰。因为每个人同时处理的不可能只是一两单案件,往往达数十数二十件。每一件案子去到哪一个阶段,哪些文件未处理好,哪些即将到审理期限,哪些需要延长审期……都需要十分清楚,不能有混淆或模糊。再者刑事案件的审结期限只有一个月,开庭、宣判的时间都十分紧迫,这就要求刑事案件的法官们具有更大的魄力并能果断,还双方当事人一个公道,而不能久拖不决。

第三,去年在执行庭的时候到外面跟法官们出差的机会比较多,令我感受到法院执行工作的艰难以及对法官们处理当事人纠纷矛盾的实际能力要求之高。面对有能力支付却无赖的被执行人应如何采取强硬的措施执行,面对狡猾转移财产的当事人怎样查出他们财产的真正去向并与他们在语言的交谈中斗智斗勇等等,都需要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处事技巧。因为从“达官贵人”到“三教九流”各种类型的人都具有不同的特点,抓住他们的特点并加以利用,因地因时制宜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今年在刑一庭可大不一样。刑一庭处理的主要是暴力案件,其中以故意伤害、杀人,以及抢劫和贩毒的居多。可谓是人们心目中最“十恶不赦”的“罪人”。他们的人身危险性确实是比较高的。这几个星期里我跟着法官跑过广州的很多间看守所。深入牢房区,面对面地接触过一些犯罪嫌疑人和短期刑的罪犯。看守所环境依地点的不同也大有差异,其中可能跟该区政府的财政和监所建成的时间有关系,但我窃认为这样是对在押人员的不公平对待。(涉嫌)犯了同样的罪行,就因为“选择”犯案的地点不同,就会被关押在卫生和劳动环境相差十分之大的看仓。就那全广州市牢房环境几乎最差的白云区看守所为例,据我了解那里在整个走廊上也充满了刺鼻的臭气,仓内的空气更是溷浊不堪。但这里却是困有最多在押人员的地方。而番禺区看守所的卫生和伙食情况就明显改善,且每个仓内还有独立的阳台。这样空气的流通和在仓内人员的精神面貌会提高很多。致力于改善监所的环境,有利于保障在押人员的基本生存权利,对于提高改造的效果会有积极的影响。当然由于时间先后等的原因,不可能要求所有看守所在他同一时间内都改善得一样地好,但统一的设施和卫生标准的落实确是刻不容缓的,在押人员也是社会中的人,不能因为身份的差异而置这种差别的对待于不顾,剥夺他们的正当权利,违背法律公正平等的精神。在看守所的日子实际上也是对他们的考验,对于那些因“疑罪”被暂时关押的人来说更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无可否认,现在的公安机关还存在着重口供,轻实物证据的情况。对犯罪嫌疑人也是多采取“关了再说”的措施,防止他们潜逃。也许这是打击罪恶的需要,但由此也产生许多运用严刑逼供,“轰炸式”盘问等强迫手段获取被告人供述的情形。在实物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如凶器上并没有被告人的指纹,被害者的伤痕并不必然是该凶器造成的等,公安人员可能会在向检察院提交证人证言时候避重就轻,“想法设法”连成“证据链”去支持对被告人的控诉。与家人和朋友的隔离,孤独和绝望的心情满溢,这种状态下的人最为脆弱,他们在看仓内正焦急地等待着法院公正的判决——有罪服刑,无罪释放,了结心头的大事。在法院未作出判决之前,每个人都是无罪的,他们为什么又不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呢?

法院的每一项工作都牵动着双方当事人及其利害关系人的心,他们每一双注视焦急的眼睛都注视着事态的进展。作为一名法院的工作人员,包括我这样的实习生,都深深地感到身上肩负起的责任。面对一件案情简单的案件要作出一个判决或者裁定也许并不难,在电脑上修改的时间可能只消十来分钟,但我们保证的是判断的正确,符合“内心的确信”、法律的规定。法院的责任在于重新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它的角色是中立的,一方当事人不管是被害者还是加害人,应该承担的需要承担,不需要的不能强加。主观臆断或者有感情倾向都不是一位裁判者应该具有的。还记得看守所一位在押的妇女向我们下跪的那一幕:她等待多时的判决终于宣判了,她觉得多时的压抑得到释放,尽管她因故意杀人被判了死缓,但她仍然感谢我们,还说早离开不用再连累家人,对得起死者。一见到法院的人来了她就仿佛看到了救星,滔滔不绝地向我们哀求起来。每件案子的情况有不同,但当事人祈求这个社会纷争的最终解决途径——司法能给予他们一个合理的答案。人民群众倾注的希望和信任都使法院的工作更神圣和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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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我没有回家,而是留在了沈阳。作为一个大学生,可我已成年,希望自己能独立,希望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来检验并证明自己的能力。出身农村的我体力活没问题,可是面对着纷繁复杂的沈阳我能否自立?我用事实证明了我自己。同时通过社会实践我也更加了解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为了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更深刻的认识,我找到了沈阳德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希望能在他们的汽修车间当一个月的学徒。但是被拒绝了。而正好他们保安部缺人,于是我便成为了一个兼职保安。

作为一个兼职保安我总是以队长的要求和指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每天坚持在岗位上。沈阳的夏天不亚于福建,每天都是煎熬。没当保安之前,队长说在他们那当保安很简单,工作也很少,挺轻松的。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在我看来当保安就是站岗巡岗保证公司财产不受损失,人员安全,工作环境稳定罢了。其实个中滋味且让人无奈。我只能说社会生活就是这样,就像世上没有不起波浪的海。

上岗的第一天我就以一个全职保安的身份要求自己,同时,我也队长也是这样要求我的。在门前岗站岗时,我就像起当年军训站军姿时的点点滴滴,想起了那留着汗的脸颊,想起了烈日那一个个疲惫的身影。似乎感觉自己又回到了从前,每当这是我就会挺直腰杆,像一个真正的军人一样。此时我的耳旁还不时的回荡着当时教官教我们站军姿的要领,还有那些铿锵有力的斥责声。烈日下,我感觉自己好似一个军人,有种莫名的自豪感。每当到正门岗时我希望来的车多些,一是因为其他岗位太无聊了,队长说不能玩手机不能聊天(其实基本没人跟我聊天,面生),二是因为我觉得想交警似的指挥车辆,也能多了解一些车。在自由岗,我们的任务还是指挥车辆的停放。不同的是会更自在些。不需定点站着或坐着轮到汽车修理车间时我经常进车间转悠,看他们修车,观察各种品牌的车的构造,保养。以此增长自己的专业知识,提高个人的专业素养,同时让自己有更多的实战经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其他保安的关系相互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闲暇时我也能和他们聊一些家长里短。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后他们很是惊讶,于是公司里的一些机修工人有时还主动跟我们搭讪。不过保安的生活还是很单调,有时闲得都有些空虚。

无论怎样,我还是受益匪浅。在公司上班的这段时间我对快速理赔,划痕定损,划痕保险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一些程序,事后处理方案也算略知一二。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一些待人处事的道理。

这次特殊的经历让我了解了一个企业的如何运作,运作过程中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烦恼;让我了解了形形的人;让我更能体会“忍”字的价值。也为我将来如何去管理人员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我觉得这次经历让我的人生增加了一段很有滋味,又有价值的回忆。很可能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再当保安了,但当我老去的时候我会很开心,很有自豪的跟后人说我曾经也当过保安等各种角色。我的人生如此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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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这是古人得之于实践的名句,千百年来一直回荡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耳际。如今,即将离开象牙塔的我,也应在一番寒彻骨之后寻得人生的梅花香。

年1月15号,我正式进入了重庆的一家广告公司——派信(重庆)品牌策略机构。

中国的广告业虽然已有数十年历史,重庆的广告业也是如火如荼,广告公司不胜枚举。然而,比较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等有着上百年广告历史的国家,中国广告业还只是刚刚起步,需要完善的方方面面还有待提高。于是,造成广告人才供不应求,与广告公司对新人培养的青睐,这也是我选择广告公司进行实践的一个理由。

一、公司介绍及实践工作内容

重庆派信广告公司秉承“立足本土企业,创建一流品牌”的经营宗旨,以中国化的思维方式借鉴国外经验,培养和发展中国的民族品牌,志在成为中国品牌的成长摇篮。重庆派信广告公司分有客户部、策划部、创意部、行政部等部门。

我十分幸运的应聘进入广告公司的生产部门——创意部,做了一名美术助理。作为一名实习的美术助理所进行的实践工作其时也是十分有挑战性的。因为就一个广告公司而言创意是相当重要的,而广告创意就象是脑海中莫名物质摸不到,看不到,甚至感觉不到,只有当无数次的突破大脑的禁锢才有可能让广告创意顺产,很遗憾的是我在广告公司工作的日子里,所想的创意几乎都胎死脑中。

我更重要的工作是配合资深美术与美术指导将符合策略的创意构想用画面表现出来。通过工作使我获益良多,从而把课堂上的美术理论联系到社会需要的平面或cf表现于实践,领悟美学的真正含义。

二、社会第一步是我的面试

第一次上公司进行面试,对于经验尚浅的我少不了紧张,焦急的情绪。我知道,要给主管留下好的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因为这关乎到我的面试合格与否。面试那一天我并没有很刻意为自己“涂脂抹粉”或“狠下重心”为自己买名牌衣服,而是打扮的朴素大方,洁净整齐。因为我知道:一个人脸上的表情,要比她身上的衣装重要多了。除了衣着方面,我更注重时间。我一向是一个守时的人。守时是我个人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次我也不例外,因为我知道,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珍贵的,应该是公平的。拖延时间即偷窃时间。任何的早到或者迟到都会扰乱别人的正常工作。因此我把时间控制得很好,既不早到也不迟到。这样就为我们的谈话奠定了基础。

见到主管,我始终脸带微笑,说话的声音恰到好处。我为自己能在短时间内舒缓紧张的心情而感到高兴。这是与我平时在学院里参加各类比赛,大胆表现自己所取得的经验有关的。我首先介绍了自己,整个谈话过程都比较畅顺,气氛也比较轻松,由于我只是实习生,而且操作比较简单,主管并没有刻意刁难。终于我被录用了

三、不断超越自我的工作过程

初次接触工作我非常紧张,也都给了自己很大压力。我在做每一件事之前总要对自己说:“这是你的工作,千万别出差错!别出洋相!”可是,常常事与愿违,因为经验不足导致稿子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回。每到这时,我都不自觉打起退堂鼓,开始想象着也许是我不太适合这个工作,而后,又一次又一次的否定这个想法,我让自己知道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不适合我的工作,只要我努力就一定能完成。

我本来就是学美学的,对美术绝对是专业的,于是,我开始不断的加强广告其他方面的知识,例如:跟策划师了解项目的推广策略,与广告撰文探讨受众心理需求,向美术指导学习广告平面的构思与表现……。终于,我可以慢慢的独立完成一些美术稿并让客户满意,更让我感到兴奋是我也能为公司创造了一定的经济价值。

广告美术是一项博大精深的艺术,是我在学校从未了解的学问,虽然做广告平面不能同油画、国画大师那样受万人所仰。但是,广告的美术是给所有人看的,而且是是一种他们能看懂的艺术!与大众为伍,与天下同行,这才是真正的艺术。

四、同事相处让我学会如何做人

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就要靠这种或那种的关系联系着的,曾经有项调查,其结果显

示,健康是成年人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如何了解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使人喜欢你,如何使别人想法同你一样。以前我会很幼稚地问;“人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起工作效率和能力,与别人有何干呢?”现在我体会到,如果和办公室的同事不能好好相处,就等于把自己排斥到这个公司之外,无法投入工作,没有一个轻松友好愉快的心情,就会严重降低办事效率。

想要搞好人际关系,首先就是懂得合作和分享,即多跟别人分享看法,多听取和接受别人的意见。这一点做到了,无疑推动了我的工作顺利进行,而且还能获得同事的接纳和支持。其次就是微笑,我认为微笑可以使同事间由陌生而熟识,这样工作也不再那么枯燥。再者,我喜欢聆听,空闲的时候我很喜欢聆听,听办公室里同事们谈谈生活的趣事,办公室的趣闻,偶尔还略谈公事,由于我只是个练习者,我没有资格给她们更多的意见,于是我就选择聆听,她们都是专业人士,经验比我丰富,从中我可以学到一些技巧,听听她们处事的方法和对待事物的态度,有时我会恰当地加点个人意见,使得我和她们的距离拉近了。

第5篇:与罪犯谈话的技巧范文

心理辅导与治疗,乃现代行为科学中较强的一门学科,在中国人聚居的几个主要地方.也的确是一新兴的事业。在中国内地,真正的发展只有约15年的历史。在香港约为25年。至于在率先引进这项事业的台湾,亦只不过是40余年。各地发展的情况与步伐有所不同。但发展到今天,可喜的是无论是参与工作的人员,还是政府当局与社会群体,都越来越重视这专业,因而亦对此专业产生更大的期望.故此.我们很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努力.朝着专业化方向作出改善、发展与开拓,以期有效并及时地回应时代带给我们的任务与挑战。

二、心理辅导的概念与功能

什么是心理辅导?在心理健康的范围中.我们该如何给它定位?在香港,心理辅导的地位逐渐清晰。在台湾情况亦颇乐观。惟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内地,情况则较为复杂和混乱.除了偏重医疗与病态取向之外,还夹杂着与思政教育和德育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搞清楚心理辅导是什么之前,首先要明确.心理辅导不是什么?聚焦于内地热门的争辩,我要首先说明,心理辅导不是思政教育.心理辅导亦不等同于德育。心理辅导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教导,但倘若只有教导或只是在说教,却又不是心理辅导了.心理辅导也不是仅仅进行逻辑分析,给与忠告与建议.更不是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在心理辅导过程中,虽然往往会包括资料的提供,但单单提供资评,开不是心理辅导。心理辅导也不是普通的会见,不是社交式的谈话,更不是指责、批评、游说、嘲讽或恐吓;至于用同情的态度、行为去安慰与开解等,也都不是心理辅导。

多年来,学者专家纷纷为心理辅导作出定义.从狭义看,心理辅导最简单的定义是“帮助一个人自助”。若从广义看,心理辅导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多年的工作中,我也曾尝试为心理辅导下一个定义:“心理辅导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致力与当事人建立一个具治疗功能的关系.来协助对方认识自己、接纳自己,进而欣赏自己.拥有自尊自信,以克服成长的障碍,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使人生有统合并丰富的发展,迈向自我实现。”(林孟平,1998)

当我们将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心理辅导所作的定义作出整理时,会发现其中无例外地都包括有改变、发展和成长的含意.个人身心发展,传统上是心理辅导的核心(Mytick,1987).Remley(1991)曾指出.心理辅导专业已否定了在服务工作中的医疗和疾病取向的模式.论到心理辅导在心理健康领域的独特性,他认为诊断并不是人们接受心及辅导的必经步骤,并强调人人都可以透过心理辅导而得助益。他深信一个建基于发展取向、聚焦于预防和身心健康的信念.会让当事人达至明天会更好的人生。Ivey(1991)等的看法与Remley相同,他相信心理辅导的核心是发展取向的(VanHes1eren&Ivey,1990),不过,不同于Remley的是,他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去促进人的发展。人生中免不了有问题发生,故此,我们应该珍惜问题的出现,因为它也是一个发展与成长的机会。

论到心理辅导在中国的定位,我很认同以上的信念。医疗模式的心理健康服务.其功能往往只是将人的病医治好。不像发展与成长取向的心理辅导,其功能是促进人整体上积极的改变与成长。我乐意委身心理辅导工作.是因为我个人深信,它是一项优化国民素质的重要而庄严的专业。

三、研究与本土化

心理辅导的本土化,自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课题.杨国枢(1993)强调,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是一种学术运动。在此运动中,所有有志于此的心理学者应当同心协力地促进中国人本上心理学的发展.他建议内地、台湾及香港的心理学者,应各自在当地努力。同时也要不断分析与比较三地民众在各种心理与行为上的异同.然后加以组织与统合。不过,在1994年,他又补充指出,过去40多年来,内地、台湾和香港的变化和发展很不同。结果是使三地的中国人在心理、行为及生活等方面各有特点。故此在心理学的探究上,他提醒大家,除了要留意三地中国人的共通性外,一定不能忽略其独特性(杨国枢等,1994)。

杨中芳(1992)多年来对本土心理学努力不懈。她指出本土心理学致力于把历史、文化和社会体系放人我们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研究架构中.至于如何将这个体系放入研究架构中,则是目前许多研究者在探索的问题。令人遗憾与担忧的是,对于以上的问题,当大家仍然未有把握的时候,已有不少人在本土化的心理辅导有关课题上,作出了结论,其中包括“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心理辅导理论和实践方法,不适用于中国人”这样的结论。

近年来随着心理健康受到重视,公众亦纷纷要求此专业提出研究的实证.为了能给当事人提供有信誉保证的优质服务,也为了发展高学术和专业水平的培训课程,使新的心理辅导人员有能力在事业发展上与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士竞争,我们除了要将研究成果整合于心理辅导的培训课程外,还要将它整合于我们为人们提供的服务中,来保证工作的质量(Sexton等,1997)。

心理辅导的从业人员不重视研究成果带来的知识,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许多人声称心理辅导既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而实际上,心理辅导的科学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表现之一是心理辅导从业人员很少做研究,同时也不会研读有关研究报告(Morrow-Bradley&Elliot.1986;Nor-cross,Plochaska&Gallagher,1989)。如果我们不努力改善工作,将研究成果带来的知识整合于临床的工作与培训中,则心理辅导专业的信誉将会出现危机(Kanfer.1990)。

前述西方学者指出,不少心理辅导从业人员忽视研究工作.往往过分依靠个人的直觉与经验。与此同时,江光荣也指出,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出现的文化讨论热潮中,有相当多是谈论中国人的心理与性格的。但在这些讨论中,却有几个值得引为鉴戒的消极特点:1.研究死人多,研究活人少。2思辨研究多.实证研究少.3.宏观研究多.微观研究少。4.文史哲学者参与研究的多.心理学工作者参与研究的少。我个人很认同江氏的观察,而且发觉近年参与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研究人员,良莠不齐。不少人既缺乏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理论基础,又缺乏临床经验。在根本来弄清楚什么是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情况下,就草率作出种种素质有问题的研究。亦有些号称专家的研究者,自己对某些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理论并未有所认识和尝试,更未具体验证,就草率地作出否定。

就本土化的重点来所,情况亦不乐观。有些人强调文化的差异,在未经实证检验的情况下,就言之凿凿地作出了结论.只凭直觉与个人臆测.就肯定地宣告:西方建立的心理辅导理论,绝对不适用于中国人!与此同时,一些欠缺实证支持的、新颖的、甚至流于哗众取宠的新模式亦应运而生。在眼花缭乱之余,想到我们这专业必须承担的专业职责和服务质量的保证,难免感到担忧、不安与焦虑。

在个人的观察中,多年来,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重点问题是:不同民族、国籍、地域的人,在心理、认知与行为上,到底是相同的多,抑或是相异的多?不过,在这问题未经实证检验之前,一些学者专家们就纷纷在认定差异较大、较多的前提下立论和操作.

可以肯定的是,不同民族的人,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体系的不同,其心理与行为自有一些差别,我们的心理辅导与治疗总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对于由文化、社会环境造成的群体或个人的差异需要心理辅导从业人员敏锐地观察、知觉和关注,如此才可为当事人提供最高效能的服务。但过分注重差异,而忽视相同相似之点的时候,许多流弊也就随之出现;而且许多基本的课题,看来亦难以解决。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在心理辅导研究和服务上,通常将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印尼人、印度入等都归入亚裔美国人。这一个人口类别(Paniagua,1994Corev,1996;Ivey,1997)内的不同民族,是在历史、文化、社会上差异极其巨大的群体,却就被视为一个定型,实在很有问题。心理辅导的一个很基本的信念,是接纳与尊重个别的差异;而上述的文化定型所引发出的理念和操作上的矛盾与问题,就变得十分严峻。

事实上,对于偏重差异的取向,90年代初权威学者已作出了总结性的说明。在1991年,Pedersen与Ibraham不约而同界定心理辅导是共性的。在此之前,Pedersen(1990)已提到,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心理健康辅导都是多元文化的心理辅导。同时他亦曾针对问题的症结指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理与行为,其差异被过分重视;而相同之处,则过分被忽略。至于Sue&Sue(1990)亦清楚地对多元文化心理辅导作出结论。他们认为心理辅导重在治疗过程中所提供的接纳、尊重、同感、信任和关爱,这些令心理辅导产生成效的基本条件,是超越了文化的限制的。

早在1978年,Patterson就已经指出心理辅导与治疗过程中的辅导人员必备的一些基要的本质。他强调具有尊重、真诚和同感等条件的人际关系,是一般心理辅导的核心。它也适用于多元文化的心理辅导和治疗。

总的来说,约20年有关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辅导的争议中,主流的声音是:面对来自不同种族、宗教、文化、社经阶层、年龄和性别组合的人.学者专家曾主张依个人之不同.选用特别的理论、方法和技巧来处理和治疗。然而.到了90年代初.这信念开始动摇。转变的结果是:视所有的心理辅导治疗都是多文化的。而成功有效的治疗,其关键乃在于心理辅导员本人的素质与修养.

在个人的临床经验中,无论在美国面对美国人、美籍华人,还是面对现代化社会居于香港的中国人(杨国枢,1994),或者是面对内地出生与成长的中国人时,我当然会发现各人之间有所不同.但更多的是,我发现各人有更多相同相似之处。Vontress。(1988)就提醒大家: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人。在人性与感情需要上有众多的共通点。同时,他亦曾指出.文化可分为五个层次.最基本的是普遍性的文化.在其中,人类乃具有相类似的需要和权利(Vontress.1986)。

随着科技与现代化生活的过程,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人跨地域的互动和沟通.令人类的同质性不断增强;而地球村的概念.亦日益显著.在今天,心理辅导与治疗在中国要向本主化发展.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前述西方学者所走过的路,可以做我们的参考和借鉴。的确,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人。在我的工作中,我重视与专注的是来谈的这个人。而这个人最基本的特性和需要,乃来自他身为一个人的本质。其次,才是文化、历史、社会与他所处的现实环境。固然,我对后者保持敏锐的知觉,但却不会与前者先后倒置。

面对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本土化,我们要对西方的理论存有一种开明的态度,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如何以实证方式如结果研究,来检验有关理论在中国人中之有效性,然后去芜存箐。同时,通过吸收、借鉴外来的理论和方法,在个人与集体的努力下,发展或创造出适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特点的心理辅导和治疗体系。

四、政府的认同、支持并专业的制度化

基于1966至1967年香港出现的动荡不安,在香港政府回应市民的需要与问题的过程中,心理辅导的概念第一次正式出现。1970年香港大学聘用了香港历史上第一位心理辅导员,第二年还增聘了两人(EdUCatots’SOCislACtionlCOUnCil,1980)。随着香港大学的倡导,香港浸会大学(当时为浸会学院)亦于1971年第一次聘用了两位部分时间工作的心理辅导员。至于在中学.虽然完全欠缺专业的心理辅导员.却早在1965年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者曾提出应该聘请心理辅导员来协助学生的成长。可借,直到12年后,政府才回应此需要。当时,社会工作者被安排在中学工作。至于小学,则由学生辅导主任来负责(林孟平,1997)。

香港的心理辅导,已有将近3O年的历史,可是发展很不理想。虽然从服务的层面与多元化上,应该是所有华人社区中情况最好的一个地区;但在质与量方面.较诸其他先进国家,则仍需要大力改善。在研究与培训上,政府认可的学位课程,时至今天,仍还只有一个。虽然中文大学的课程,除了提供硕士学位的研读外,还有哲学博士与教育学博士的研读,但为硕士与博士学位提供的名额,每年不多于10人,无法回应需求。持有高等学位的心理辅导与治疗学者,屈指可数。香港的心理辅导专业协会(前为亚洲教育与心理人员协会·香港分会)虽然已有超过20年的历史,但由于政府的支持很不足,人力并其他资源的限制太大,往往是举步维艰,但却仍然在学术与专业上为专业人员提供支援。其中包括开设培训课程、从事研究与出版学术期刊“亚洲辅导学报”。此外,亦于年前完成了香港心理辅导专业人员的道德守则。

总的来说,香港的心理辅导仍在始创阶段.未能做到专业上的制度化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是政府虽然认可,亦一再强调心理辅导在学校教育、家庭、社区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但却欠缺具体计划与实质上的支援.反观台湾,它除了是所有华人社区最早(1960)开展心理辅导的地区外(Hwang,1972;Kuo,1977),也是本专业领域人才最多,发展亦较佳的一个地方.探索其原因,关键是从6O年代开始,直到今天,政府一直重视,并且实际上提供了相当有力的支持.早在60年代末期,台湾心理辅导的服务已经有了高速的发展。到1983年,台湾所有学校,包括小学至高校,都已开展了心理辅导与心理治疗的服务(Barclay&Wu,1986)。此外,政府亦强调心理辅导与治疗在社会发展方面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Min-istryofEducationDepartment,Taiwan.1991)。

一门新的科学与专业.其发展往往与学术机构的支援、经济条件都有关.台湾由于省政府认可与推动,高校中的心理辅导培训课程专业点有好几个.质量亦不错.持有高等学位的学者专家,数目相当可观.至于资源方面,除了长久以来的支援外,在1991年至1997年实施的“教育部辅导工作六年计划”中,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支援,数额高达约24亿元人民币。虽然此计划的开始,是针对台湾近年青少年罪犯人数急剧上升的现实,惟计划的总目标是“结合家庭、学校、社会及国内外资源,建立全面辅导计划,统整规划辅导工作发展,亦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培养正确人生观,促进身心健康,增益社会祥和.”从总目标中,喜见计划的目标没有局限于解决问题的层面,而且确实是反映了心理辅导的哲学与精神。例如前述的“发展”与“成长”这两项特质,就具体整合于总目标之中。

香港的心理辅导专业人员,曾经透过专业协会,尝试在专业化的重要课题上跨步前进。香港迫切需要建立专业人员的证照制度。很可借,多次的努力,因为种种因素,包括缺乏官方的支援,至今毫无进展。再看台湾的情况,由于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教育部辅导工作六年计划”中,在第二阶段就包括了这一项重要的项目。事实上,证照制度的建立,是将专业上监管工作制度化,的确是心理辅导专业服务质量保证的重要关卡。在人员的编制上,由于资源充足,台湾今年在此一方面的发展,亦不断完善,吸引和培育了不少优秀的人才。

在日本,教育界人士对辅导的诠释纵有不同,但未闻有否定辅导功能者.而早在1956年文部省已经对学校辅导作出肯定和支持。从所出版的《辅导手册》亦可窥见,文部省对辅导的定义已经有正确的掌握。手册中说明了辅导的意义并非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对策而己,应该在积极方面促进各个学生的性格发展。同时,文部省强调“辅导是达到学校教育目标的重要功能之一.”(文部省.1956)

日本70年代教育核心问题“学校人性化”,亦直接间接催化了学校辅导的良好发展。“学校人性化”是回应日本社会之非人住环境.面对这挑战,教育工作者所厘定的学校辅导目标为:根据人性尊严的观念,重视每一个学生。辅导是帮助具有内在价值之个人迈向自我实现的过程,以发展人性为目的。因为政府之认同与肯定,心理辅导的正确概念,很快落实于教育界,更得到校领导与决策者的认同。例如在全国中学校长中,有94%相信心理辅导是教师培训中最重要的一环(仙崎武,吉田辰雄,198o)。

让我们再看辅导与治疗发展得最好的美国。虽还早在1932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就已经设立了具有辅导功能的机构(Williams.1939).但这一专业发展的转机,却要等待四分之一个世纪.1957年俄罗斯(当时的苏联)在太空科学上的一次超前,给美国政府带来极大的震撼。在检讨该次竞争的失败过程中,教育的检讨是其重点。结果是第二年,美国政府推出了一项“国防教育计划”(NationalDefenseEducationAct)。此计划为当时学者专家正努力推展的辅导专业,带来了一次,且成为美国教育史,并学校辅导的界石.此计划不但有效地回应国民之个人需要,同时,还确认了心理辅导乃国家富强并教育生命力所在(Gibson&Mitchell,1995)。

“国防教育计划”使美国教育从根本上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意义是深远的。它令美国教育从传统的大量生产形式转变为重视每一个个体,在尊重个别差异的教育原则下,为每一位学生提供个人化的关注与教育。在辅导这一领域,其支持力度大而且是多方面的。例如:自计划开始推展的1958年至1964年的六年内,在人员编制上,高中的心理辅导员由12,0O0增加到30,000,增幅达150%。在实质工作上,亦由1:96O的心理辅导员与学生的比例,改善到l:510。而在培训方面,在1964至1965年,此计划支持了480所高校改进了他们的培训质量与数量,共有15,700位中学辅导员接受了培训。

在中国内地,心理辅导真正萌芽始自80年代中期。1985年3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再次正式成立。协会的成立,为内地心理卫生展开了新的一页。在协会的组织推动下,相继成立了协会居下的专业委员会、分会与地方协会。与此同时,心理卫生工作人员亦在各地不同人群中积极开展了宣传教育和学术研究(马建青,1995)。

近十几年来,内地的心理辅导和治疗发展相当快,除了精神疾病防治机构以外,各类医院、许多大中小学校、群众团体,纷纷设立了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服务单位。目前,卫生系统的心理辅导与治疗是内地的一个主要方面。而心理辅导的另一个主要领域是学校,尤其是高校。不过从整体来说,多数学校尚处于自发阶段,缺乏制度上的保证,因而工作开展出现重重困难,包括人材不足、流失与设施上的匾乏。至于在理念上·人们对心理辅导与治疗仍然模糊不清。例如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价值观的急速改变,人们的心理矛盾与冲突以新的内容和形式表现出来。一些关心政治思想教育的人感到传统的“思想工作”模式似难以收效,寄望于心理辅导。甚至有人视心理辅导为“思想工作的现代化”(钟友彬.1995)、至于心理辅导与治疗的另一重要范畴——评鉴与测量,虽然已有专业协会,但由于未能制度化规范化,故心理测验与评鉴工具随意售卖和被滥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学者们对种种问题作出分析,指出主要原因为:政府有夫部门认识不足,行动迟缓.除卫生部门外,教育、民政等有关行政机构未采取得力举措来推动这项专业的发展;专业人员奇缺;教育和培训工作.尤其是正规的心理辅导人员的培养跟不上;治疗和咨询效果参差不齐等(江光荣,1995).不过,近两年来,喜见教育部已确认心理健康的重要,主张思政工作人员采用不同的策略,包括了心理性的干预方法.来协助学生(中国卫生协会.1995。国家教育部,1997).基于官方的认同,时至今天.有越来越多省市的学校开始将心理辅导与治疗纳入课程,或者设立服务单位.

五、专业系统培训课程

香港心理辅导专业的发展.相当差强人意。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专业的系统培训课程,远远未能回应专业和社会的需求。即使是全港唯一开设心理辅导学位课程的中文大学.多年来挣扎求存至今,无论在开设的科目,还是在教导人员的编制上,都有待进一步改善。由于该课程的名额有限.培训的人员亦不能满足社会急剧转变所带来日益增多的心理辅导需要。幸而多年来有不少人在外地获得适当培训后,回港参与此项重要的专业.不过,由于心理辅导和治疗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密切,长远来说,我们仍需要在香港本土上开创更多的培训机会。

至于台湾,前文曾说明了,由于四十年来省政府对此专业的认同与大力支持,各方面的发展相当可观。在内地,随着社会的转变,心理辅导与治疗的需求日益增大和迫切。最急切和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开展专业的系统培训。钟友彬(1995)对这个问题有相当透彻的分析,他说: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合格从业人员太少了。尽管全国各地办了许多讲习班、培训班、派人出国或请外国的专家来讲学,并于1990年成立了全国性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专业委员会,出版了一些书刊,培养了不少从业人员,但水平参差不齐,至今还没有培养心理咨询人才的专业机构和系统的培训课程,也还没有正规的资格考试制度。”(江光荣,P4)

据过去几年个人在内地的访学中所见,具有心理辅导与治疗系统本科培训资历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不少已担任培训的人员,通过自学,理论上的知识往往很充实,令人钦佩与尊敬。但问题是,心理辅导与治疗是心理学中一门实用科学。上述的学者专家因着他们缺乏了临床实践经验,实在带给他们很巨大的限制.甚至是流弊。另一批负责培训的主力,来源是心理学本科毕业生.

遗憾的是,在心理学这庞大的领域中.各个专门领域的主导哲学与理念并不一定协调.其中部分的信念.与强调入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潜能、主导性和创造性的心理辅导与治疗,正恰恰背道而驰。故此,个人要强调;一个人若已具有心理学本科基础,再研读心理辅导,往往事半功倍;但并不是每一位心理学本科的学者都适合从事心理辅导与治疗。一个人是否适合作心理辅导工作,是因专业而异,更是因人而异。后者正是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上学者专家公认的信念:在辅导与治疗过程中,产生成效的关键是从业者本人的素质与修养。换言之,心理学其他专业方向人员的培训,往往不像心理辅导与治疗的培训那样重视学员个人的素质与修养。中国心理辅导与治疗的发展,若要迈向专业化,专业系统培训的设施.乃燃眉之急。一个专业系统性的培训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Carkhuff,1987;walkins,1997:):首先是理论学习。心理辅导与治疗既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科学。既是科学,自然少不了理论基础。一个专业工作者,不能只懂操作。他必须清楚,并且能解释他操作行为背后的理念。其次是从业员本身的素质与修养.故要为学员提供自我探讨的机会。在深层次的自我反思中增强自我认识和自我觉察.第三是心理辅导的方法和技巧的训练。第四就是实习.学员要有机会实际为人们提供心理辅导与治疗.同时,他会接受导师严谨的督导。在专业的评核上,通常对实习的时间和接受督导的时间,都有相当严格的要求。而负责督导的人员,在学术、临床经验与督导的资历上都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与水平。

香港心理辅导与治疗,迈向专业道路漫长而工作艰难。我们一方面继续致力于专业化工作的改善和发展。另一方面,自垦荒工作之始,就同时尝试脚踏实地地开展半专业和非专业的心理辅导与治疗的培训。这一层面的培训,由于需时较短,各方面的资源要求亦较易解决.故此在量的供应方面.确实是舒缓了香港社会多年来工作人手的短缺问题,不过.无论是高校和社会团体所主办的半专业和非专业培训课程,都相当严谨认真。各有关方面对他们服务还质的评估,相当不错。

举例来说,在香港中文大学为香港教育署所主办的中学心理辅导教师证书课程,为期一年。上课的时间约相当于研究院三学科的要求。在课程的中段,学员要实习.并且以六人一小组的方式,接受督导,进行学习。此外,课程还设计了三次工作坊与个入成长的小组活动,整合于一年的学习中.学员获得的证书与资历,有助于他们职称的提升。

中文大学所提供的心理辅导课程,虽然有一定的限制,但由于求过于供,往往可以甄选出一些优秀的人才,纳入课程。在多年的培训经验中,前述的半专业和非专业培训,实在是为我们的研究部课程作了不少准备工作。凡有此类背景的学员,学业上表现往往相对地良好。故此类课程,在心理辅导与治疗迈向专业化的道路上,事实上扮演若重要的角色。在内地辽阔的国土上,在可见的将来,心理辅导与治疗的需求会日益增加.面对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化的挑战,香港的经验,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六、总结与建议

前文初步讨论了心理辅导和治疗的概念与功能,研究与本土化,政府的认同、支持和专业的制度化;专业系统的培训等四个课题。当中固然有值得雀跃与欣慰之处,但同时亦有不少令人沮丧与担忧的事实。不过,透过反思与自省,肯定会帮助我们对现实有较清晰的洞悉和觉察。个人深信,这会引发和促进我们更有决心、更有力地向着专业化的目标努力。面对这艰巨的任务.个人有以下九点建议:

(一)透过学术与专业的研讨,澄清心理辅导与治疗的概念,并且界定心理辅导与治疗在心理健康领域中的位置与功能.我们的专业,在本质上是对人类个体的重视与尊重.是发展与成长取向的,而自我实现则是不同学派最能协调与认同的终极目标。

(二)心理辅导与治疗(COunselingandPsy-chotherapy).在中国不同的地域地注.名称各有不同。多年来,无论在学术交流与沟通,甚至在日常的运作上,已导致了不少的混乱与问题,实在是我们迈向专业化的障碍。故此,有必要尽快汇聚才智精英,以彼此尊重、欣赏的态度,超越各人的习惯与传统的限制,从学理上为这专业找出最正确的名称。

(三)为了专业的信誉和对社群的负责,我们必须留意监察培训质量与从业人员的工作水平。不同地区的人员.应加速专业制度化与规范化。工作要项包括设立专业道德守则.建立专业人员的证照制度,并对培训课程订出审核的标准等.同时亦配合实务,发展心理辅导法规。

(四)组织各地人才,有计划地整理现有测验与评鉴的工具,尤其是常用的、重要的测验等。务必要建立中国人的常模。同时,将工作人员的资历规范化.并严格禁止测评工具随便售卖与滥用。

(五)探讨不同层面的心理辅导课程设计,规划各级学校心理辅导课程.亦配合实务与实况,编制与修订各级学核心理辅导工作纲要.

(六)在学术与专业上,我们应面向国际,努力发展国际网络。同时摈弃不必要的民族偏见,在尊重学术无分国界的前提下,以开放的心灵与开明的态度,透过个人并集体的努力,进行跨文化与多文化的研究。认真探索与发展本土化的心理辅导与治疗。

(七)吁请政府当局,肯定心理辅导与治疗的理念,并且在编制与经费上,对我们有实际的支持。在培训工作方面,鼓励与支持已有一定基础的高校,开设硕士课程,进一步发展博士课程。为有志投身本专业的人,提供足够的研习机会。此外,设法培育高素质的培训人员,以期保证培训课程的水平。至于在研究上,人力的配置与经费的支持,亦有待政府的鼓励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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