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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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范文

作者简介：康尔（1957－ ），男，汉，江苏盐城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戏曲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化艺术教育中心主任，南京大学艺术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戏剧、影视、广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艺术教育专家讲学团成员。研究方向：艺术学，影视学，艺术文化学。

摘 要：把美酒酿成毒药的是王彩玲；把追求变为成悲剧的是王彩玲；把落日认作朝阳的还是王彩玲。电影《立春》将一个烈女追日的故事演绎成了飞蛾扑火的悲剧，显现出该片是一部典型的“他”叙事的作品。主创在向观众呈现那个年代的小城市的男权社会的特性的同时，也将主创内心的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主义的深层积淀，一不留神作了展陈。

关键词:电影；《立春》；艺术特点；王彩玲；男性中心主义；父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Pursuing the Sun or Plunging the Fire?

-Also on the Figure of WANG Cai-ling in And the Spring Also Comes

KANG Er

按说，最有资格谈论王彩玲的，应该是顾长卫和蒋雯丽。因为前者是《立春》的导演，后者是王彩铃的扮演者；因为对于王彩铃，他们俩接触得最早，揣摩的时间也最长。可是，看了《电影艺术》对他俩的访谈录陆绍阳《梦犹在，理想不灭――顾长卫访谈》，林洪桐《应知秋实总有根――蒋雯丽访谈》，《电影艺术》，2008年第2期，第65-75页。，笔者以为，无论是顾长卫还是蒋雯丽，都还没有将王彩铃这个人物形象的深层蕴意说到位，甚至令人产生了南辕北辙的感觉。

显然，人物已经背叛了主创，结果也已背离了初衷。观众看到的王彩铃，根本就不是顾长卫和蒋雯丽想象中的、言说中的王彩铃。笔者不揣浅陋，也来谈一谈电影《立春》中的人物形象王彩玲。

一、把美酒酿成毒药的，为什么是王彩玲?

电影《立春》是顾长卫执导的第二部故事片。在第一部影片《孔雀》的结尾处，主创为影片中不太争气的“弟弟”设计了这样一段旁白：“那一年冬天，爸爸突然去世了，妈妈变老了，我们还好。我恍惚记得，爸爸走的那天，很快就是农历立春了。”这段结束语，给人留下了期盼，留下了对于春天的遐想。《立春》问世之后，观众们惊讶地发现，顾长卫这一回向世人呈现的，仍然是在命运的隆冬里无奈挣扎的女人，其惨烈的程度较之于《孔雀》有过之而无不及。

《立春》所的表述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鹤阳”的偏远小城里。其时间跨度，依照顾长卫自己的说法，启始于1986年，结束于1992年。陆绍阳《梦犹在，理想不灭――顾长卫访谈》，《电影艺术》，2008年第2期，第65页。那段时期，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开始，空洞的理想、僵化的信念、传统的价值观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每个人都想干点什么，但多数人并不知道应该干什么、究竟怎么干。在困惑、彷徨滋生蔓延、挥之不去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准确地说是小城居民对于西方文化的自主想象，突然间成了年轻人追逐的对象。

影片《立春》，准确地展呈了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对于想象中的西方文化的追捧。音乐教师王彩铃，特别痴迷西洋歌剧。唱进巴黎歌剧院，是她的追求与梦想。无业青年黄四宝，特别迷恋西洋绘画。成为当代中国的凡高，是他的人生目标。群艺馆的胡金泉，特别钟情西洋芭蕾。能够用脚尖跳舞，是他活着的价值与理由。就连五大三粗的工人周瑜，也特别崇拜西洋文学。对于普希金的诗作《纪念碑》，他居然能够倒背如流。在这拨年轻人的心目中，西方文化是一坛美酒，令他们陶醉，令他们亢奋，令他们忘却了小城生活的平庸与琐碎。浸泡于其中的他们，鄙视庸俗，推崇高雅，以艺会友，时分时合地抵御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非议，享受着幻想的。应该说，用天马行空式的想入非非去慰藉青春的烦恼，并不是一个特别糟糕的生活策略，尤其是在影片所规定的那样的时空中。

然而生活的法则是：现实必然驱散幻想，成熟必然取代幼稚。认清并无奈地接受这样一条法则，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可能遭遇的经历。影片中的那帮年轻人，同样也不能例外。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一个个都从陶醉中醒来了。黄四宝丢弃了画笔，下海经商，开了间婚姻介绍所，日子过得似乎不赖。周瑜抛开幻想，找了个本分姑娘，结了婚也生了孩子。胡金泉的心理上虽然有些毛病，但他也在醒悟。当王彩铃提出“等我有了娃就跟你学跳舞”时，胡金泉平静地答曰：“你就别害他（她）吧”。貌似随意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大彻大悟。惟有王彩铃，过了青春期之后依旧执迷不悟。纵然碰得鼻青脸肿，仍然痴心不改。她整日沉浸在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所营造的艺术幻境中。由于她认定她就是“为了艺术、为了爱情”来到这个世上的；由于她坚持“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李一筐”的择友、处世原则，结果，耽误了恋爱结婚、生儿育女等许多人生大事，落得个等人来送女性棒的下场。由于王彩铃在幻想中沉溺太久、陷得太深，她硬是把一坛美酒酿成了攻心的毒药。而正是这味美酒酿成的毒药，彻底地毁了王彩铃的前半生。

看完了电影《立春》，笔者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把美酒酿成毒药的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不是曾经是同道者的那帮男性青年？为什么偏偏是王彩玲？从电影《立春》中，我们能够解读到的答案只能是：沉溺于幻想、坠落于虚荣而久久不能自拔，是女性，尤其是崇拜西方艺术的女性，天生的毛病。否则，确实无法解释。

二、把追求变为成悲剧的，为什么是王彩玲？

在电影《立春》中，王彩铃、黄四宝、胡金泉和周瑜等男女青年拥有相似的爱好，怀揣同样的追求。依据评论界的主流观点，他们都是“被所谓的艺术和所谓的爱情扭曲了的、怀抱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形象”。张民《立春：理想主义的墓志铭》，《电影艺术》，2008年第2期，第25页。然而有所不同的是，黄四宝等三位男青年的追求，更多的具有喜剧色彩。换言之，他们都把对想象中的西方文化的追随演绎成了一幕幕喜剧。例如，黄四宝在小城里找不到模特，只能画的自己。知道母亲不可能理解他的“下流”行为，在母亲突然闯入时，赤身的他只能在床下躲藏。胡金泉的最爱，就是穿着一双芭蕾女鞋翩翩起舞。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岸，他将一个女学生拖进了男厕所实施了“假”，“拔掉了卡在全市人民喉咙里的那根刺”。周瑜在背诵普希金的《纪念碑》时，激情澎湃、才情飞扬。但因为用的是方言，其效果显得非常滑稽，令人看后忍俊不禁。笔者注意到，在电影《立春》光碟的封面上，有“顾式幽默”四个字，估计是商家所为。我想，在电影《立春》中能够体现“顾式幽默”的情节与细节，都与那几个男青年有关，展现的也都是那几个男青年的闹腾。而作为女性的王彩铃，她的追求、她的闹腾，最终则演变成了一场典型的悲剧。

在师范学校的院子里，黄四宝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殴打、羞辱了前一天夜里与他同床的王彩铃。这样令人难堪、令人蒙羞的举动，使得王彩铃万念俱灰。于是她选择了自杀，从一座佛塔上跳了下去。从表面上看，是初恋的失败，是黄四宝的绝情，导致了王彩铃的自杀。其实，这些都是外部原因，都是引发悲剧的导火线。悲剧产生的内在原因，还是王彩铃拟“洋”不化、一意孤行的所谓追求。

要想真正读懂王彩铃，还得从她钟情的三幕歌剧《托斯卡》说起。歌剧《托斯卡》，讲述了这样一个浪漫的悲剧故事：1800年，罗马画家马里奥・卡伐拉多西被当局逮捕了，其原因是他帮助政治犯安格洛蒂潜逃。歌剧女演员托斯卡，是画家马里奥的恋人。得知马里奥正在狱中受刑，托斯卡心急如焚。心怀鬼胎的警察总监斯卡皮亚，以处死马里奥来威逼利诱托斯卡，胁迫她就范。托斯卡将计就计谋，假称愿意委身于斯卡皮亚。于是警察总监答应，搞一次假处决，让马里奥获得自由。托斯卡在拿到了警察总监签发的离境通行证之后，趁其不备杀死了他。黎明时分，马里奥被押往刑场。托斯卡悄悄告诉她的恋人，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这只是一次假处决。不料，这是警察总监玩弄的计谋，画家马里奥被刽子手真的处决了。托斯卡悲愤欲绝，唱了一首肝肠寸断的咏叹调之后，从古堡上飞身而下，徇情自杀了。

在王彩铃的白日梦中，落魄青年黄四宝就是罗马画家马里奥・卡伐拉多西，而她自己则是美丽的歌剧演员托斯卡。王彩铃曾经宽衣解带为黄四宝当模特。这样突兀的行为，在王彩铃的想象中，是托斯卡为她的画家恋人卡伐拉多西献身。中国没有古堡，于是，她选中了高高的佛塔。她纵身从塔上跳下，与其说是自杀，还不如说是在悲情演绎经典歌剧《托斯卡》。在人生的大舞台上，王彩铃一直在追随、模仿着歌剧中的主人公托斯卡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生活模仿艺术，特别容易出现悲剧。更不用说被模仿的作品本来就是一出悲剧。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人模仿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改革家乔厂长，有人模仿电视剧《新星》中的县委书记李向南，结果都遭遇了失败，甚至酿成了悲剧。有人曾经追问《乔厂长上任记》的作者蒋子龙：乔厂长的改革是成功的。我学他的样子做了，为什么我没有成功？蒋子龙的回答大意是：谁让你学乔厂长了？谁让模仿小说中的人物了？正因为有许多理想、许多美好的愿望在生活中不可能实现或很难实现，它们才会出现在文艺作品中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由于生活模仿艺术而导致的悲剧中最惨烈的当数了。唱完大戏就造反，穿着戏服举义旗。一帮北方农民把自己都想象成了刀枪不入、所向披靡的剧中好汉。在焚烧了教堂、打劫了官府之后，被清军剿杀得一败涂地、血流成河，留下千古奇冤。

说王彩铃把追求变成了悲剧，还不仅依据她曾经自杀过并摔坏了腿和脚。王彩铃的悲剧还在于，在她自杀获救之后，不再年轻的她容貌变得更加丑陋了。对于一个想当演员的女人来说，这可真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笔者特别想知道的是，把追求变成悲剧的，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不是黄四宝、胡金泉、周瑜他们，而偏偏又是王彩玲？从电影《立春》中，我们发现，在主创的叙事中，暗含着一个预设：美丽的容貌是女性梦想成真的先决条件。女性永远摆脱不了“被看”的地位，想当演员的女性更是如此。女性永远是男性观看、、发泄性想象的对象。因此，即便王彩铃的追求不是当歌剧演员，她那臃肿、肥胖的身材和长有龅牙、痘疤的相貌，也决定了她的一生必将充满悲剧性。

三、把落日认作朝阳的，为什么是王彩玲？

虽说，王彩铃的终极梦想是唱进巴黎歌剧院。但是她也知道，从“鹤阳”去巴黎的路途非常遥远，还得分几步走。首先得有北京户口，其次得跻身于中央歌剧院。为此，她不惜重金托人购买北京户口。面对手段并不高明的骗局，她宁可相信机会还是存在的，也不愿意承认自己遇到了京城的混混。她死皮赖脸地去纠缠中央歌剧院的院长，并声称，即便是勤杂工，她也愿意干。王彩铃年复一年地奔走、哀求与付出，换来的全是无效劳动。究其原委，除了自身的条件与歌剧演员的差距较大之外，还因为她所迷恋的西洋歌剧，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早就不再是朝阳艺术了。

西洋歌剧（opera in musica）诞生于16、17世纪之交，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加入音乐伴奏的悲剧。学术界通常把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而不是法国的巴黎）认定为歌剧的诞生地，将佩里担任作曲的《达芙妮》（而不是普契尼的《托斯卡》）认定为有史以来第一部也是最经典的西洋歌剧。这种融音乐、戏剧、诗歌、舞蹈、舞美、杂耍为一体的豪华的、浪漫的艺术样式，经过300年左右的发展，在20世纪初期已经显现出衰落的迹象。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驱散了世人延续了几百年的浪漫情怀。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派思潮，彻底取代了文艺界的浪漫主义，使得以浪漫为特性的西洋歌剧，变成了一门即便在西方也不可能发生逆转的夕阳艺术了。

在远离意大利的中国，歌剧的命运同样走过了由兴盛到衰败、从大红大紫到无人问津的不可逆转的历程。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的催生下，在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的烘托下，中国的歌剧（主要是民族化的歌剧）经历过一个短暂的辉煌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洪湖赤卫队》、《江姐》、《刘三姐》等一批具有中国气派的歌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滚滚而来的商品大潮，将中国的歌剧艺术冲上了危崖险滩。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没人再愿意为特别烧钱的歌剧买单了。歌剧院的院长们，每天在思考的不是怎样发展而是如何生存。正如片中的那位歌剧院的院长所言，“我们这里的演员，几年也轮不上一个角色。怎么可能进人呢？”

可以对于这一切，王彩铃却浑然不知。固执地把落日认作朝阳，把困难重重、行将倒闭的歌剧院看作辉煌的、美妙的艺术殿堂。这个错觉，决定了王彩铃的命运必然具有悲剧性。生活的常识告诉我们，追求本身需要时间，需要经历许多过程，而在这段时间和过程中，被追求的对象的性质与价值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追求者一意孤行，不能及时调整追求目标，等待着追求者的必然是悲剧。这样的道理应该谁都懂得，只有王彩铃不知道。许多评论家，包括《立春》的主创，将这种无视现实、刻舟求剑式的追求视之为王彩铃有理想、有抱负的依据，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对于在追求的名义下实施的愚蠢的行为，笔者想要追问的是，把落日认作朝阳的，为什么不是别人，不是迷恋过西洋艺术的黄四宝他们，而偏偏还是王彩玲？主创没在影片正面回答。但是，从《立春》的叙事逻辑中，我们能够解读到的逻辑起点是：爱虚荣、见识短，无视现实、刻舟求剑，是小地方的女人与生俱来的弱点。

四、结语

依据上述三点追问与思考，我们发现，对于王彩玲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主创在叙事中遵循着这样一个潜在的逻辑：由于沉溺于幻想是女性天生的毛病；由于美丽的容貌是女性梦想成真的条件；由于爱虚荣、见识短是女性固有的弱点；所以，只有王彩玲一个人，把美酒酿成了毒药，把追求变为了悲剧，把落日认作了朝阳。结果，把一场貌似烈女追日的艰辛的马拉松，演绎、表述成了注定要失败的飞蛾扑火。

对于笔者的这番推导，顾长卫可能不愿意接受。因为他曾反复宣称，他是在为“理想不灭”唱赞歌，他是在讴歌“理想主义者”。论及电影《立春》及主人公王彩铃时，顾长卫曾经说道：“我想这个人如果能够活下去，能够一直与理想为伍，她的生命就是精彩的。”陆绍阳《梦犹在，理想不灭――顾长卫访谈》，《电影艺术》2008年第2期，第69页。“我觉得这种理想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这样的精神都会像接力赛式的传递下去。”同上，第66页。蒋雯丽的观点与夫君的几乎一样。但是，无论主创在影片之外如何表白，对于王彩铃这样的人物，是讴歌还是嘲讽，观众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