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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的基本材料是纸箱。我需要100多个。在美国,买这么一个纸箱大概2美元左右,100多个就是200多美元,所费不薄。但是,现在算算,我总共买了35个纸箱,剩下的全是白捡的旧箱子。
省钱谁都会。但是,本来该在你身上赚钱的公司要处心积虑地帮你省钱,这就有些稀罕了。我买纸箱的地方是美国最大的搬家服务公司之一U-Haul。我到了柜台说要买箱子,店员首先用手往营业厅的一角一指,告诉我那些都是免费的旧箱子。我过去一看,果然是些只用过一次的箱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地摆在一起,数量还不少。我喜出望外,一股脑儿把它们全装在自己的运货车上,屈指一算,本来计划买50个箱子,现在只买25个就够了。再过几天,发现箱子还不够,就又去店里买了10个,又顺手捡了一堆旧的。又不够,我又跑到店里,索性什么也不买,把质量好的旧箱子清点一下,如数装载回家。第一次只捡不买还有些不好意思,以后就大大方方了。这样前前后后,我大概省了几十个箱子。
这些经历让我心里颇有些惊奇。我们小时候都接受过关于资本主义的教育,至今还记得列宁的话:资本家在老百姓还吃不饱时,宁愿把大量的牛奶倒到海里。用经济学分析,这就是要抑制供给、刺激需求、以达到抬高价格的目的。可是U-Haul呢?明明是靠卖箱子吃饭,但它卖出的箱子上就写着这样的广告词:为了保护环境,请重新使用免费的旧箱子,我们还会把你用不了的箱子原价买回。为此,该公司的每个分售点都要腾出一块空间,专门放置这些旧箱子。其结果竟是让顾客不买自己的货!
花儿朵朵：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南京“彭宇案”： 2006年11月20日，彭宇在公共汽车站好心将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扶起来，并送其去医院检查，不想受伤的老太太及家人竟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其承担数万元医疗费。被拒绝后，老人向鼓楼区法院，要求彭宇赔偿各项损失13万多元。法院一审以“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为由，判决彭宇赔偿原告45876元；最终该案和解，彭宇付出的代价是承担10%的责任，赔偿1万余元，“教训”可谓十分惨痛。而自“彭宇案”后，类似的救人反被咬一口的事件还发生了好几起，现在许多人都不敢出手救人了。在这种背景之下，两位少年毫不迟疑地站出来，将老人送到医院看病，实属难得。
青山：是啊，就在这件事之前，在深圳，同样是78岁的老人跌倒20分钟却无人搀扶，最终不治身亡。相比之下，这两名救人的中学生很了不起。
小灰兔：我觉得，这重奖，不仅是对两位中学生行为本身的褒扬，也是对此前众多“不扶”现象以及“彭宇案”判决背后失落的社会良知的一种矫正和救赎。
春天里：近年来，媒体先后多次报道老人摔倒在地，路人担心被牵连无人出手相助的消息，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做好事反被当事人认定是肇事者，并吃了官司。这些事件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阴影。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没有形成崇尚见义勇为的良好风气，在弘扬这种精神方面做得不够。假如我们的社会“一边倒”地支持这种见义勇为、扶危济困行为，还会出现老人倒地之后，无人救助的事情吗？
因此，我要说，深圳此次重奖两位勇敢扶起跌倒老人并将其送往医院的少年，具有积极的榜样意义。一方面，这是在旗帜鲜明地鼓励这种见义勇为行为，弘扬正气；另一方面，越是社会上出现一些消极、负面的现象，我们的政府、见义勇为基金会以及媒体，就越要大力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否则我们社会的正义、正气不走在前头，就会让歪风邪气抢占“上风”，造成冷漠情绪、消极情绪的扩大和蔓延。
开心果：我的想法与楼上各位不一样，两位学生勇于救人，值得嘉奖。不过，给予每人1万元的奖励慰问金，我看未必可取。重奖见义勇为，不等于重发奖金。授予见义勇为者荣誉称号，召开大会公开表彰奖励，号召民众向其学习，甚至还可以提高表彰奖励的档次，这些也是重奖。如果只把重发奖金视为重奖，奖金发得越多奖励就越大，会使见义勇为走上物质轨道，这样的重奖没有止境，其负面影响也会伴随而来。
远方的雁：我觉得，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回顾这起中学生“扶老”事件，不难发现，其“扶老”过程本身，与当年的“彭宇案”其实是一样的――都是救人者好心扶起不慎跌倒的老人并主动送医院救治。而区别在于，被救老人及其家属对救人者行为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彭宇案中，被救的徐老太及家人一口咬定是救人者彭宇撞了人，该案法官事后也认为，彭宇主动救人并送老人去医院，不合常理；而在深圳扶老事件中，被救的黄奶奶及其家人对两位同学非常感激。
这实际上是说，两位中学生“扶老”救人行为的最终被认定，是具有某种偶然性的――首先是建立在被救者及其家人认同的基础上。试想，如果黄奶奶和家人也和彭宇案中的徐老太及家人一样反咬一口，该事件最终会是什么结局？当地有关部门还能迅速认定其为“见义勇为”并给予重奖吗？
流云：问得好！要唤醒人们的道德良知，单靠个别人的努力以及物质重奖，其实是不够的――我们既需要救人者的道德之善，也需要被救者的道德之善，我们更需要坚实可靠的制度之善。比如，便捷、保障充分的医疗保险制度、真正能够“救死扶伤”的医院管理制度、完备的养老制度等等。如果不是因为医保制度还不够完善，并且人们忌惮高收费乱收费，何至于那么多老人会选择反诬救人者？
水晶心：道德虽然崇高可敬，但它是建立在社会现实基础上的――除了每一个人的道德实践之外，更有赖大量具体而微的制度来支撑、滋养、引导――以制度的力量降低行善做好人的风险，抬高为恶做坏人的成本，唯其如此，包括“扶老”在内的美德，才真正可能蔚然成风。
小眼睛：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为深圳的这种做法叫好！匡扶社会风气，当先救赎社会道德；救赎社会道德，需要教育强力催化和舆论强力倡导，更亟待社会各方面强力激励。
中国龙：是的，深圳的这次重奖，显然是在弘扬一种正气，树立一个风标，宣扬一种精神，营造一个氛围，唤起一种情怀。我认为，既然有了万元奖励扶救老人少年这样匡扶道德的魄力勇气，道德生态的春天还会远吗？
从4月10日起，我家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亲友、朋友纷纷来电询问逸飞的情况。直到现在，我还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
我和逸飞的友谊将近40年。1965年，我大学毕业，到上海市位于四川路桥北的市第一人民医院内科工作。当时，逸飞一家住在四川路桥南。逸飞的父亲患有老慢支、肺气肿，常来医院看病，病重时就住在内科病房。逸飞是孝子，经常陪伴在父亲左右，于是与我相识并交上朋友。后来，他们一家有什么病都愿意找我看，或让我帮忙。久而久之，我成了他们家的医学顾问和保健医生。1997年，一批美术家在上海西郊青浦区徐泾镇筹建画家村，逸飞提议聘请一位医生入住画家村，并力荐我加入，我因此成为画家村的一员。现在，我每周都到画家村住上两三天，为一些画家做保健工作。
关于逸飞的病情和死因，各家媒体众说纷纭，也引起了诸多猜测。作为逸飞的保健医生，我觉得有必要把他的真实情况告诉大家。
慢性乙型肝炎使他外强中干
20世纪80年代，医学上对病毒性肝炎的研究已日趋明朗，乙型肝炎的抗原抗体检查进入了健康体检的范畴。逸飞的血液化验结果证实，他带有乙肝表面抗原。后经进一步检查，我发现他患的是比较严重的“大三阳”(表面抗原、e抗原和核心抗体阳性，属慢性乙型肝炎中比较严重的一种)。当时他还做了B超检查，但肝组织的损伤尚不严重，仅为慢性肝损。尽管这样，我已为他暗暗担心，因为当时对慢性乙型肝炎尚无好的治疗方法，特别是“大三阳”患者，肝炎病毒不断被复制，病情会逐渐发展。
肝脏是人体的“化学工厂”，重要的新陈代谢和消化、解毒等功能都与它密切相关。肝脏的代偿功能很强，慢性乙肝患者，虽然病期已经很长，但肝细胞会边被破坏边修复，不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并无明显临床症状，表面上看不出是病人，自我感觉仍然会很好。特别像逸飞这样专注于艺术、一切以事业为重的人，根本不会理会这些轻微的不适，但实际上他已经外强中干，祸根不浅了。
太忙太累使他治不达标
随着医学发展，对“大三阳”的患者有了一些好的治疗方法。逸飞是我的好朋友，经济上又没问题，我当然会为他寻找最新最好的治疗方案，例如，拉米夫定、干扰素、日达仙、冬虫夏草以及其他中草药，都给他用过。问题是，他太忙太累了，而且对许多治疗他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他对艺术的执著和工作的狂热，使他频繁出差和出国，我根本就抓不住他的人。因此，他用药断断续续，一点儿也不正规，根本完不成疗程，当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一时的无效又使他信心下降，导致他没有坚持治疗。所以，许多疗效不错的方案，在他身上都不起作用。
肝硬化是致死原因
由于慢性活动性乙型肝炎得不到有效控制，再加上逸飞艺术上的成就越来越高，名声也越来越大，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他整天忙忙碌碌的，得不到应有的休息和补养，使得他的肝细胞处于反复坏死、反复修复的恶性循环之中。由于肝脏内的纤维组织不断增多，质地逐渐由软变硬，最后不可避免地进入肝硬化阶段。此时屋漏偏遭连日雨，逸飞原有的慢性胆囊炎、胆结石经常发作，最后一直发展到整个胆囊充满结石、胆囊萎缩。这种没有功能的胆囊对他已是有害无益。为了避免出现肝炎病毒和胆囊炎内毒素的两面夹攻局面，我曾多次建议他把胆囊切除。他也曾多次表示同意，但都因“工作太忙，无暇住院手术”而作罢。直至后来，电影《理发师》的拍摄，他的精神和体力都处在支出大增的状态，肝硬化发展加速，最终因门脉高压、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大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而英年早逝。
肝移植或许能救他一命
今年重拍《理发师》，进程到了一半，逸飞因过度劳累出现少量便血，住进了医院。上海华山医院为他做了胃镜检查，发现食道胃底静脉明显曲张，随时有大出血的可能。医生告诉他，情况很严重，不能再去拍电影。但以艺术至上、好胜心极强的逸飞，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抱着非要把《理发师》拍完拍好、拍成上乘之作不可的决心，自己签字不要医院负责，然后从华山医院直奔宁波拍摄基地，再次投入紧张、劳累的拍摄工作，直至再次出血，再次住人华山医院。这次住院，除了发现肝硬化所致的严重门脉高压、重度食道胃底静脉曲张外，还发现已有轻度腹水和黄疸，并有凝血功能障碍。也就是说，他的肝脏生理功能已趋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肝病发展到如此程度，以往就只有等死的份儿了，可现在是21，世纪，肝移植能使这类患者重获新生。因为肝移植目前的成功率很高，就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移植中心来看，至今已做肝移植350多例，包括肝癌在内的一年存活率已达9％以上。像逸飞这样的危重肝硬化病人，肝移植确是转危为安且走向光明的好选择。我们本来已经决定4月11日转中山医院，4月12日进行肝移植手术。可惜仅差两天，曲张的血管再次爆裂，夺去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命。
教训值得世人借鉴
逸飞并非是医盲，他对自己疾病的来龙去脉是了解的；也并非讳疾忌医，他是很想把自己肝病治好的。4月8日上午，我坐在华山医院他的病床边，他握着我的手，含泪问了一些有关肝移植的问题；表示要尽快接受这一手术。他说：“换一个肝也好，我可早日回去拍电影。”
关键词：原道文化;德育;实践探索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5）06A-0027-03
有着八十多年发展历史的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秉承以“原道”为核心的文化精神，德育工作坚持以人为本、以德树人，突出“弘道养正，育德守礼”的养成教育。“弘道养正”即探究市北高中学生身心发展之道，培养“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的公民情怀，涵养为人正气;“育德守礼”即教育学生“讲文明、懂礼貌、爱卫生”，“做文明市民”，“做有品位、有风度的人”，突出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教育。
一、 分层管理――构建德育管理新体系
学校构建了党总支、校长室―德育处、年级领导小组―班主任的有效管理体系。我们认为，学校德育管理应该扁平化，充分发挥年级组的作用，这样可以增强管理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学校成立了年级领导小组，由校长室牵头，成员为各职能部门领导和年级组长，全面负责年级的教育教学管理，制定了以年级为层次的德育目标体系。
我们认为，学校的每个岗位都是德育岗，每个教师都应该参与德育管理。因此学校每年动员部分中层干部担任班主任，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学校德育中层以上干部牢固树立为学生、教师和学校发展服务的思想，带头创新思路、勤奋工作、做出成绩。他们淡泊名利，真心帮助他人，善于换位思考，赢得了教职工的信任和支持。他们的表率作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雅斯贝尔斯认为，所谓教育，特别是老一代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的灵肉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的功能，将文化教给年轻一代，让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的天性。因此，德育的过程，是在年级组领导和教师身先士卒的垂范过程中，让学生在德育实践中自我学习、自我修正和自我成长。
学校德育部门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学校、年级、班级、宿舍的层级管理机制，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意识，理顺关系，明确职责，提高教师主动参与德育的积极性。
二、 循导有序――设计系列德育活动
学校以德育总目标一以贯之，根据各年级学生特点，进一步完善年级德育目标。横向：德育目标涵盖全面，包括政治思想素质目标、心理素质目标、法纪素质目标、行为规范目标;纵向：不同年级各有侧重，按年级分层递进，相互衔接。尊重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成长的需要和品行形成发展规律，高一至高三循导有序，要求由低到高，循序渐进，适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以高一年级为例，第一学年以“规范养成”为核心，分阶段设置了不同的德育活动。开学至期中阶段，主要为建立学生成长档案，通过查阅学生的资料，与学生接触，获得感性印象，重点了解学生干部和特殊学生。要求班主任精心设计第一次集体见面活动，精心布置班级环境，制定学习、值日、出勤、奖惩等常规制度，和学生一起学习市北高中一日常规、住宿生管理条例、市北高中“校园之星”评比条例，在此基础上建立“班级日志”和班级“光荣榜”，让学生对规范要求和追求卓越形成共识。这一阶段还举办系列专题讲座，有计划地进行学习指导，开展最佳学法评比，使学生尽快适应高中学习要求。第二阶段为期中至期末，主要为建立学生学习档案，对不良学习心理进行矫治。这一阶段开设了系列讲座，进行了问卷调查，组织学生进行“我拥有金钥匙”学习方法交流，针对少数学生的自卑、担忧、失望心理，从心理学角度进行指导，激励信心，探索适合他们的科学的学习方法，对个别在心理上有偏差的学生进行适度矫治。第三阶段为寒假至期中，开展“人生与理想”主题系列教育活动，如“人才成长百例”思考笔谈会，“拼搏――人生的劲歌”漫谈会，“我与榜样面对面”“走好人生第一步”师生、家长恳谈会，并举办有关中学生人际交往的专题讲座。第四阶段为期中至期末，举行以“人生路标”为主题的读书、用书、评书教育活动。我们与图书馆联系，为每个学生借阅一本好书，要求做好读书笔记或资料卡片，并开展读后感演讲比赛以及人生意义讨论。开展“团徽在闪光――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等活动，开设专题讲座“奔涌的世界科技潮”。
三、 谨严有格――提高住宿生管理效能
基于有序、高效的管理理念，学校在班级管理模式上进行了探索。从2010年起，在高一、高二年级设置了全寄宿班，并积极探索全寄宿班的管理模式，力图在新形势下通过改革寄宿生管理模式提高办学水平。我们在全寄宿班中实行晚自修有一位任课老师到班值勤的制度，有效地改善了学生个别辅导时间不足的现象;我们在全寄宿班中提倡当天作业当天交，有效地预防了学生不良学习习惯的产生;我们在全寄宿班中开展周末返校后自主学习、自主活动制度，教室内的学生安静地自主学习，运动场上的学生自主活动，甚至由年级组织相关文体活动，让学生感受到寄宿生活有活力，有吸引力。通过这些探索，把住宿生的优势条件充分利用起来，转化为学校进一步提高办学水平的有利条件。现在学校每天有三位中层以上干部带班，近二十位教师在校参与住宿生晚间管理，在全寄宿班更是做到每天晚自修都有教师在班管理辅导，而这又带动了其他教师自愿留校辅导，进一步加强了晚自修管理和辅导力量。通过这样的方式，住宿生晚间管理的“有序化”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管理教师的职能明确化、精细化是提高管理效能、促进学生“高效”学习的有效手段。学校制定了《市北高中住宿生管理值班教师工作要求》，对每一个时段、每一个环节值班教师应该在什么位置、做什么工作，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强化对值班工作的监督反馈，除值班领导检查外，每位值班教师需填写当日值班记录，报告学生的请假、违纪和突况，值班领导一般在第二天早上即向各班进行反馈，突况则由当日值班领导及时处理。通过这样的方式，整个住宿生管理做到了有序、高效，极大地提升了管理效能，促进了住宿生学业的进步。
2012年以来，德育处积极推进学生会自主管理，在住宿生管理上分三个层次进行，充分地调动了学生的管理积极性，提高了管理效能。第一层次：由校学生会宿管部宏观负责学生自主管理的有关事务;第二层次：各年级学生分会在校学生会安排下，交叉检查晚自修情况，监督值勤班级的检查情况;第三层次：值勤班级的同学全程检查晚自修违纪情况，宿舍楼层长检查晚上就寝和早上出操情况，并及时向学生会宿管部反馈。学生会自主管理一方面锻炼了学生干部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提升了住宿生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各班班干部充分发挥管理功能和示范作用，寄宿学生通过自主实践，不断提高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学生获得了思想道德上的成熟，人格上的独立。
如今，严格精细的住宿生管理模式正在市北高中形成，住宿学生晚自修井然有序，高效紧张;夜自习课间文明守礼，就寝纪律良好。康德曾言，没有受过约束的人是不守法的，失去管束比失去教化还要厉害些。住宿生管理的“精、细、实”，目的是促使学生学会与众相处、选择向善，做到生活有规律、做事有条理、善恶有辨别。这，也是市北高中德育工作的亮点。
四、以德树人――增强班主任责任意识
德育工作的开展离不开班主任，班主任是班集体的组织者和教育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指导者，是沟通学校与家庭、社会的桥梁，更是德育工作的得力助手和骨干力量。班主任对良好班风的形成和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起着主导作用，是德育队伍的排头兵。在新形势下，班主任需要将责任意识融入班主任工作，以德育人，与学生交流沟通，达成共识，建立班级核心价值观。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师是和生活中最复杂、最珍贵的无价之宝，也就是人在打交道。他的生活、健康、智慧、性格、意志、公民表现和精神面貌，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的幸福都决定于我们，决定于我们的能力、水平、工作艺术和智慧。因此，班主任群体的智慧直接影响着学校德育的效果。我们十分重视班主任队伍建设，树立了以德树人、执守有责的理念，提高班主任的岗位责任意识。不仅组织班主任开展校本培训研讨活动，提高班主任德育工作的理论水平，而且通过努力完善班主任培养机制、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促进班主任管理艺术、班级管理能力的提升。班主任队伍总体敬业、勤业、精业，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发展意识。一批先进班主任以他们管理经验的丰富独到，发挥着骨干教师在德育中的主力军作用，推动着班主任队伍的整体发展。学校加大对德育带头人、骨干班主任的培养力度，有计划地开展对年级组长、班主任和心理教师的培训，推进校优秀班主任的评选，更好地发挥优秀班主任的引领作用，加强德育骨干教师队伍建设。
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注重个人心性的内省和自得，主张“知行合一”，认为“知为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学校青年班主任的培养过程中，知行有节得到充分的体现。学校推行班主任“青蓝工程”，让青年班主任与名师结对，倡导名师班主任德行兼备，既自己亲身实践，又对徒弟传帮带，加强对青年班主任的个别指导和即时性指导。同时德育处和教科室积极为青年教师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开展班级管理艺术、班主任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系列校本培训，举办班主任工作沙龙、班主任主题班会评比、班会赛课等活动，促进青年班主任成长。青年班主任则通过不断学习、反思，悟道践行，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让班级管理更加民主化、人性化，努力成为适应新时期学生特点的学习型、爱心型、创新型和智慧型班主任。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大德无痕，至爱无言。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轻松愉快地成为有道德的人，才是真的德育。
至圣孔子认为，教育之道为“志于道，据于德”。市北高中德育始终围绕“原道”核心，不断挖掘原道文化的当代教育意义，在帮助学生“原道”的同时，探寻适合学生幸福成长的教育生活方式。其实，“原道”是植根于市北人内心深处的一种普遍的精神追求，是挥之不去、伴随终生的生命情结，是市北人生命成长的原动力！
“Yuando” Culture and Moral Education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Wuxi Shibei Senior Middle School
ZHOU Xing & XIE Ming-zhu
（Wuxi Shibei Senior Middle School， Wuxi 214045， China）
双方一度在利润率和账期上僵持不下。顺电想要20%以上的利润率，但这样就会影响到这款自行车在其他市场的定价。关于账期也意见不一，顺电想要两个月左右，时间越长，对它的货物周转越有利。秦杰则希望回款期更短一点―公司刚刚进入市场不久，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每个实体渠道都需要一笔启动费用，一万到几万元不等，一般称为“入场费”，秦杰只能有选择地铺货。
这类高附加值的新商品按说是顺电董事长费国强的目标猎物。1999年，他在深圳创立这家零售公司，跟后来交战的国美苏宁差不多时间起步。2006年起，他就定下“新奇特”战略，开发和销售那些新奇的、有特点的高端品―这一年，国美电器与永乐电器宣布启动合并，国美创立了以规模和低价为特点的中国家电大卖场模式；百思买也找到了五星电器作为本土渠道。
顺电目前在内地只有45家门店，即便是遭遇动荡的国美电器，门店数量也有1700家。规模上，顺电始终不具备优势，但它想做点不一样的生意。比如让你一眼就能认出顺电，它门店最显眼的中心展台摆放着无人机、机器人这类新潮的技术产品。这个位置每周竞拍，只给当下热门领域的商品。一个月前，这里摆放的是随手冲印照片的LG相纸打印机。
顺电的不同还体现在陈列设计上，它没有按照品牌陈列这个行规，而是按品牌来布置货架，你想购买电脑，在一列柜台上能看到所有在售品牌的产品，不必辗转于不同专柜。更关键，店员不会轮番轰炸你。秦杰看重这种消费体验。顺电门店基本都在一二线城市的高端购物中心里，例如北京三里屯Village，他的目标消费者就在这种地方。
为了在顺电拿到展示位，秦杰以准供应商身份参加了顺电在上海办的供应商年会，之后又专程跑一趟深圳总部谈判。但费国强没有妥协，他知道自己在零售市场中扮演什么角色。
“卖1万块的电视，在顺电觉得很容易，但是同样的产品去国美、苏宁卖，压力就会很大。”创维深圳区域销售经理尹刚告诉《第一财经周刊》，创维80%的高端家电是在顺电卖出的。根据市场研究公司GFK的数据，2015年，深圳50%以上的高端家电销售来自顺电。
同为实体零售商的苏宁、国美的同店销售持续下滑并陷入亏损，顺电却在2015年扭亏，并成为不少像秦杰这样带着新品进入家庭生活消费市场的厂商主动选择的渠道―美国零售品牌百思买本想在中国这么做，但努力了8年之后，百思买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做了百思买没做成的生意，现年57岁的费国强花了17年时间。
“任何时候，市场上都有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之分。”费国强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在1999年创业时卖进口电视，并不是出于对未来市场消费升级的预见，纯粹是看中了这类商品的高毛利。
2003年，国美南下进入深圳市场之前，顺电门店里其实什么档位的家电都有，是个包罗万象的卖场。深圳是顺电大本营，国美进驻后直接把门店开在距离顺电
华强北旗舰店只有100米的地方，苏宁也很快跟进。500米一条街，聚集了4家苏宁、4家国美，还有3家顺电。
每到五一、国庆节，国美、苏宁就开展大促销。这两个分别来自北京和南京的零售公司为拿下深圳市场，都以倒贴形式低价销售，价格比顺电便宜几百到1000元钱，促销广告就贴在顺电门口。
“当时顺电只有20家左右，国美将近五六百家。同一个型号的电视，顺电可能只采购100台，国美能要1万台。采购价格完全不一样。”尹刚说。未能及时扩张让顺电在早期竞争中毫无优势。
那时正值家电渠道规模为王的时代。国美苏宁忙于扩张门店规模，它们为此采用了最省成本的方法，即把租来的几万平方米的门店分割成一个个专柜，分别租给不同的家电厂商，并由这些厂商自己派导购员进驻销售自家商品。
顺电一开始也这么经营。但与两个对手不同的是，费国强开出第一家店后就聚焦于门店消费体验。每次到欧美和日本的零售店考察，他都带回新灵感。
费国强发现，在中国的家电卖场，来自厂商的导购常常为了卖自家品牌相互诋毁，而国外零售店就没有这种现象。这是因为店员都是零售商的员工。1999年国庆节时，费国强尝试撤掉所有来自厂商的导购，换成自己新招的员工。他认为这种没有利益冲突的身份，能让员工们单纯地根据顾客需求和商品特性做推荐。
“国产品牌当时有很多型号，比如电视机每年还会更新换代。销售人员要掌握所有品牌的功能并不容易。”尹刚说。
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3年后，国美进入深圳市场的前一个月，费国强又试了一次。这回他还把门店陈列逻辑全改了，从按品牌划分经营改为按品类陈列，电视机摆在一起、手机摆在一起。这也是费国强从国外看到的经验，方便顾客选购。货架间距和陈列柜台的高度也都经过计算和测试，以不给顾客压迫感为标准。
国美苏宁的到来再次扰乱了这些尝试。费国强自雇店员的做法，也受到公司多数高管的反对，他们认为这么做拉升了运营成本，更不利于跟对手做价格竞争。他们主张公司应当学习对手，低成本快速扩大规模。迫于生存压力，费国强又一次用回了厂家的导购。
转折点在2006年出现了。
“本身内心不认同，就学不会别人的做法，反而越学越差。”费国强说。顺电的销售并没有因为学习对手的做法好转。他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只做中高端市场，回避与国美苏宁的同质化竞争。
包括创维在内的国产电视品牌因此被下架，所有的顺电卖场只销售LG、索尼、松下、东芝等合资品牌。这些合资品牌比国产电视价格高，不是国美苏宁的客群喜欢的产品类型。同时，顺电开始不再独立开店，而是到购物中心里找铺位。百思买在这一年找到自己的中国模式，经历了和国美电器的门店资源之争，这家美国家电零售商决定以1.8亿美元控股五星电器，在中国内地采取五星/百思双品牌策略。
门店的选址和风格也预示着目标客群的变化，2006年的这个选择多少决定了顺电和百思买的未来。费国强没有去思考原来的“所有人”客群是否接受商品结构的变化。“零售本质就是流水生意。卖得多就继续进货，卖不掉就调整。”他说。
等到2007年合资品牌市场份额下降，国产品牌份额恢复时，费国强迅速做出调整。创维就是在这时接到了重新进入顺电销售的消息，但要提供大尺寸、技术感强、目标顾客属于高端人群的产品。
总共10款1万元以上的创维电视进入了顺电。尹刚每个星期都接到顺电商品部的邮件，告诉他创维的电视机在顺电销售如何，所有在售电视机中，创维每款产品对顺电的整体毛利贡献、销售贡献分别排在第几位。一个月结束时，如果排名属于后5%，他还会被顺电约谈，要求调整产品型号，或干脆清掉。
“除了顺电，其他没有一家零售商这么做。”尹刚说，他由此知道为何顺电对市场变化反应快。
“我不是要管供应商，而是要管商品。”费国强说。清楚地知道店铺内每一件在售商品的销售情况，这种单品管理策略决定了零售店能不能赚钱。
每周二，都是顺电店长盘点店内商品时间，哪些品类要上新品，哪些商品要停止销售马上撤出，都由店长决定―补上这些销售位的，是每个月5日来自公司采购部的新品清单。
店长根据经验挑选新品。他们不能让商品进来后任其自然销售。公司花钱买断了这些商品，销售不好就会造成门店亏损。成绩不好的店长很难获得晋升。
为把这些高价商品卖掉，店长都会使尽浑身解数。如果卖单反相机，有的店长就会想到在对面摆上电视机，把拍得不错的照片放在上面展示，以让顾客更真切地体验到商品的性能和价值。从产品身上找到两三个最大的特点做展示，是他们从公司的培训里学到的通用促销术。由于涉及IT业知识，顺电店员只招收大专及以上学历者，没有高中或初中毕业的销售员。
电商进入家电、数码产品市场后，引发的价格竞争比国美苏宁有过之无不及。另一个市场变化是，创业潮涌入了小家电和数码产品领域，手环、运动相机、无人机等，都是近年出现的产品类别。
这些刚刚上市的、还未被市场证明的产品，被顺电选做理想猎物。“成熟期的商品是销售机会，而不是利润机会。”费国强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在2010年之后就更清楚顺电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了，就是要“做前不做后、做新不做旧”，不再像之前那样迷茫和摇摆。
一般而言，商品在刚上市、还是小众市场时有较高利润率，越成熟，代表商品越大众化，售价和利润都越低。以在顺电首发的锤子手机为例，2014年上市时售价3000元，现在已降至2000元左右。
但实际上没有多少零售商喜欢这种商品，尤其没什么前期营销的品牌。苏宁、天猫等更大型零售商都不热衷，它们常跟随京东，看哪类商品出货量大，就快速进货。不然，过早进这种货通常意味着冒险―连品牌商自己都没把握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为之埋单。
费国强把这种风险当成新的赚钱机会。他在2015年成立了进口商品部，把搜罗新、奇、特商品的范围扩大到全球。
如何能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品选择中引进那些真正的明星，是个挑战。费国强因此把工作焦点从店长转移到了采购。
据顺电员工说，每个SKU对销售毛利的贡献都会统计和排名，这些数据除了用来管理供应商，在顺电内部也用来管采购。后者被要求对自己开发的商品负责。每周，新商品的市场表现都会被讨论。商品市场表现好的采购，需要跟大家分享他是怎么开发出这个商品的，他对“消费者到底更关心什么东西”的见解如何。
年初，采购部已经就新一年每个品类的采购战略讨论过一轮了，这些品类包括大家电、小家电、手机数码等。细化到产品上，“你希望在电视机的屏幕大小上拓展，还是内容上拓展？”“单反的话你希望采购创作类单反，还是运动类单反？”通过问这些问题推动采购学会分析市场和消费者洞察。
同样定位于中高端市场的百思买，曾是顺电的学习对象。不过仅限于卖场设计和门店服务，费国强绝不允许采购像百思买在内地的员工那样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他的目标是“所有开发的商品都要是采购自己找来的，不是供应商给的”。相比之下，百思买中国高层多由美国总部派驻，商品更新率很低，也不会观察对手跟调价格。在顺电展开全球采购之前的2014年，百思买已关闭在华所有门店。
那些经过了两三周还没有产生任何销量的商品，就会被数据筛选出来。费国强认为采购不该惧怕开发奇特的新商品，只要是带着“想法”去开发的，卖不掉大不了退掉或亏损。
这些处于产品生命周期前期的商品和供应商，其实比成熟期的更便于管理。“早期都是厂商求着经销商渠道去卖东西。零售商在商品市场早期更像是甲方。”Foream运动相机销售总监周璐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他们通常都会谈下更有利于退货的合作方案。这是曾试图进入顺电的另一家厂商，其产品类似GoPro。
采购开发的新商品越多，门店可选择销售的范围就越大。以每周开发100个新品为基础，顺电店长至少可从其中选中1/5的商品上架。持续对毛利贡献多的商品当然会被一直保留，但理论上，顺电门店的商品可以做到大概一年就全部替换一次。
独家销售意味着自主定价。不过，这种可以独家销售的时间越来越短，电商步伐更快了，“现在差不多只有一周的时间差。”顺电上海浦东嘉里店的店长齐金凤说。
这1周时间通常产生不了什么销量。但齐金凤不会把这些商品很快撤下，她等待那些建立了“这个新商品我在顺电体验过”“总是新产品一出来顺电就有售”印象的顾客，有需求后再到顺电买走。在此之前，她要做好展示和服务工作。
等到电商也上了同款产品，如果价格更低，顺电并不会马上降价，而是在京东、天猫、苏宁易购、易迅四家大型电商中采取中间价策略。费国强认为凡是早期尝鲜的人都不会对价格过于计较，价格之外的因素例如可以马上拿到货、与店员交流友好、售后服务更到位等，这些软性条件会推动消费者做出在线下消费的选择。
以售后为例，顺电自建了家电医院，所有在顺电购买的商品都可以直接在这里维修，而不是送去厂家鉴定，厂家修好后返回零售店，再通知顾客去拿―流程和周期更短了。过了保质期的、进口商品的零配件，也都可以在顺电的家电医院找到。
所有在顺电购买了产品的用户都会接到电话回访，他们对商品和服务的评价会被录音，并在每周六的店员会上放给员工听。
这些都意味着成本，也意味着对品牌商和不想麻烦的高端客户的进一步争夺。销量不够理想时，包括创维在内的品牌商选择以补贴差价的形式在顺电门店促销自己的产品，顺电既没有损失销量，也没有损失利润率。2015年，它的高端商品销售额比2014年增加了60%。
可是，获利仍不够高，费国强认为自己应该在这个时候多开些店。现有的45家门店，一半位于深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分别有一两家―但这些城市的市场需求并不比深圳小。
在零售商的食物链面前，秦杰想要把他的轻便自行车平行地推向市场的愿望落空了。天猫要看到京东大量销售后才愿意合作；而京东上的销售需要线下零售店的展示才能发生；苏宁又离自己的品牌定位太远。
秦杰明显还是个新手。
“前期应该更侧重线下市场。”周璐说，了解市场生态的厂商都会在这个电商和实体渠道并行的时代实行一套O2O战略，未被体验过的商品需要展示，前期哪怕在线下不产生销量，也要进入这些渠道，并给线下零售商更低的订货价。
厂商和渠道永远在博弈。一旦周璐觉得消费者对商品完全不用再评估试验、只需拥有它就行了，他就会开始改变渠道策略―前期如果给线下的订货价是600元，线上是700元，到后期就反过来了。
我从事HR有8年，也发现确实有相当多的HR从业者并不具备从事HR工作的基本素质，但这是人的问题，和那些面试问题无关。诸如有些HR喜欢问“我们为什么要录用你”或者“如果我们录用你，你将如何展开工作？你会给我们公司带来什么”这种问题的确不妥，但关于HR常问的其他3个“傻”问题，还是很有必要性的。问题1：进门先做题
此类问题没有讨论的必要。理由很简单，这是考核应聘者的基本功。技术类岗位不在此讨论范围之内。就我的经验，对文职类岗位，比如HR、财务、法务等岗位，公司会根据招聘职位的级别不同，给出不同的试卷。基础类岗位，我们要考核应聘者的基本功，考核应聘者对所从事工作的基础操作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掌握程度，这个时候答案很重要。但如果是管理类岗位，那我们会减少基础题的数量，提高综合题的比重。我们要考察的是应聘者在解决问题时的思路和方式，并从中间接判断应聘者的性格和逻辑思维能力，这时答案就不是非常重要。试想一下，一个应聘财务的求职者，连基本的财务报表制作都做不好，怎么让公司放心录用？问题2：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自我介绍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让应聘者做自我介绍，并不是对应聘者的不尊重，而是有这样几个目的：
1、缓解面试的紧张气氛，让应聘者有一个理顺自己思路，稳定情绪，尽快进入角色的时间和过程。
2、从自我介绍中对应聘者的表达能力、基础性格做一个初步了解。简历写得好，并不表示表达能力同样出众。同时，有经验的HR能从应聘者的自我介绍中，通过应聘者的眼神、表情、肢体语言等来判断自我介绍与简历中有多少水分。同时，从自我介绍中，也能看出应聘者对本次面试的重视程度。举例来说，应聘销售，如果连自我介绍都做不好，连自己都不能推销出去，让HR怎么相信你能胜任销售这个岗位？问题3：请谈谈你的缺点（包括请你谈一谈失败的经历等等）
这个问题的提法不太好。但括号里“请你谈一谈失败的经历”能让人接受。这个问题，是在判断应聘者是否具备自我批评，自我总结的良好工作习惯。我曾经面试时提过类似的问题，但对方把失败的经验全部推在别人头上，而没有从自身寻找原因。直接导致他被淘汰。
在跟贴中，我也看到有不少HR会问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比如工作地点的远近等等。在有经验的HR眼里，问这些问题同样是有目的性的。即为了评估应聘者的录用人事风险。我想，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录用那些进公司时间不长就要跳槽（无论是否有理由）的，没有一家公司希望录用一个才进公司没多久或工作刚上手就要请假结婚、生产、休假的应聘者。举这些例子并不是有歧视，而是想让大家换位思考一下，同时真正了解那些看上去简单甚至有些傻的问题，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
1、美东时间周三，市场对贸易战的忧虑加剧，欧股创3月7日以来收盘新低，美股三大股指收跌，道指跌逾200点。特斯拉被曝生产了比例惊人的缺陷零部件和汽车，股价大跌逾4%。
2、14日，证监会组织召开稽查执法专场新闻会，对近期查处的三宗案件进行介绍。三宗案件中，有两宗是正在处罚程序当中的市场操纵案件。其中，“北八道集团涉嫌操纵市场案”因性质恶劣、涉案金额巨大，拟被开出合计约56.7亿元的史上最大罚单；“高某涉嫌操纵精华制药案”获利近9亿元，创出了操纵单只股票获利的历史之最。
3、14日，国家统计局1月至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情况显示，2018年1月至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83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9.9%，增速比去年全年提高2.9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7379亿元，增长12.3%，增速提高2.9个百分点。
上－上涨概率
轨道线来看，目前中轨为3295.01，指数收盘仍卡在中轨线处，结论：中轨为近期波动中轴，上下轨反倒有收窄迹象，并未选择方向。
量能上来看，成交量随指数下挫而继续下降，为一千八百亿水平。结论：下跌过程中成交下降，仍然为良好状态，重新走强需重新放量。
一、爱岗敬业，热爱体育教学
爱岗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热爱本职工作。敬业则是要用一种恭敬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勤奋努力，精益求精，尽职尽责。体育教师只有爱岗敬业，热爱体育教师工作，才能树立从事体育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心和荣誉感，无私的为体育教育事业做贡献，做好体育教育工作。
体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民族精神和素质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昌盛，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体育教师作为培养优秀竞技后备人才、社会体育活动指导员，体育教育后备人才等工作的重点责任承担人，只有爱岗敬业，热爱体育教育工作，才能担负起这光荣的历史使命，为实现奥运战略目标和全民健身战略目标作出贡献。
二、爱护学生，诲人不倦
1、爱护学生是体育教师的美德
由于学生是体育活动中各种思想最容易表现，情感的流露也最真实最充分，所以体育教师在教书育人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体育教师只有在体育教育工作中充分关心爱护学生才能真正做到诲人不倦。也只有以真挚的感情对待学生，才能触动开发学生的心扉，以达到育人的目的。
2、爱护学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在体育教育工作中，体育教师只有爱护学生，用真挚的感情和爱去感化学生，才能跨越时代的鸿沟，年龄的差异，把师生关系和情意推向更加完美的境地，才能深入了解学生，才能有机地提高教学效果。
3、爱护学生，尊重学生人格
要想得到学生的爱，首先要献出自己的爱，要想得到学生尊重，首先要尊重学生。当然尊重学生决不是无原则的迁就学生，姑息错误，而是坚持正面教育，循循善诱。对于“身体素质较差，接受领悟能力不强”的学生更应注意，不要伤害其自尊心。体育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相信他们，及时肯定他们和鼓励他们，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挖掘他们的潜力，以促进他们成绩的提高。
4、爱护学生，严格要求学生
严格要求学生是尊重学生的表现，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一个特殊的符合社会需要的规范。严格要求学生，就是教师要善于从最高社会标准出发来评价学生个人的品质和行为。但严格要求决不等于训斥、惩罚和打骂。严格要求应该是善意的，真诚的从关心学生出发而提出的要求。要做到严中有爱、严中有情、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只有这样，才易被学生接受，才能使体育课生动、活泼而又有条不紊的进行。
三、勤奋学习，精通业务
掌握科学知识，精通专业是体育教育和时代的需要，一个教师没有学而不厌的精神，就不会获得渊博的知识，因而也教不好学生。教师要教人，就必须及时充实和掌握丰富知识。只有及时掌握体育竞技的新技术和体育教育的新发展动态和本学科最前沿的动向，才能帮助学生发展创造性的思维，培养出好的学生。
四、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是中国历代传统师德之一。俗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强令不从。这是讲的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体育教育的对象是学生集体，但要通过个体接触来完成体育教学任务。他在完成这一任务时，不仅要动口讲，而且要作各种示范动作。因此，体育教师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势都会对学生产生重大影响。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要做到仪表端庄、语言文雅、衣着整洁、作风正派、教态亲切、动作准确、讲解通俗。只有这样，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在学生中树立起体育教师的高大形象，才能帮助学生培养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五、团结协作，互相学习
体育教师在工作中要正确对待自己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要尊重集体的智慧和经验，善于用集体和他人的经验来不断丰富个人的经验，博采众长，补己之短，虚心向同志们学习。此外，在工作中体育教师要互相尊重，对业务好有经验的教师要关心，支持他们在教学育人上的探索，对年轻和经验缺乏的教师要无私地帮助他们提高教学水平和改进教学手段。
一、 破坏了税收的财政职能
税收是什么？《税收大辞典》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对一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进行强制、无偿分配，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很明显，税收的首要职能，也是最主要的职能，就是为政府获取财政收入。虽然，税收也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但是其调节功能的发挥基本上是以确保其财政职能为基础的。经过事实检验的“拉弗曲线”理论告诉我们，税收的设计和确定必须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为原则；以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为依据；以确保必要的财政收入为目的，否则，偏高的税率会带来大于额外收益的额外负担，致使税收收入与高税率产生背离，出现逆向调节。如果我们强迫税收去遵循道德的标准，那么税收的财政职能无疑就会受到破坏。以个人所得税为例，我们可以通过对近两次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研究,来分析费用扣除额变化对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税负的影响。
从表一可以分析出，当费用扣除额从800元提升至1600元时，对于收入少于1600元的纳税人，其应纳税额为0；而对于收入高于2800元的纳税人，从纳税绝对额来分析，分别减少80元至360元，收入越高的纳税人减少的纳税绝对额越大。所以，从纳税额的减少量来分析，对高收入的纳税人有利。同样，当费用扣除额从1600元提高到2000元时，对于收入低于2000元的纳税人，其应纳税额为0，对于收入为2800元的纳税人，少纳税25元，而对于收入高于5800元的纳税人，从纳税绝对额来分析，分别减少60元至180元，收入越高的纳税人减少的纳税绝对额还是越大。这样，从纳税额的减少量来分析，仍然是对高收入的纳税人有利。因此，一味地提高起征点,单纯地减税“济贫”，困难群体和低收入者不仅获益有限,甚至会成为利益受到侵蚀的人群,其结果实际上是更加有利于高收入阶层而非中低收入阶层。由于个人所得税主要是用于补助、救济弱势群体，如果起征点过高或扣除额过多，高收入者的缴税会大量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会随之下降，政府对于弱势群体的补贴和救助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削弱，从而进一步加剧收入失衡的状况。同样，片面地提高税率“劫富”，极有可能会刺激高收入纳税人改变其经济选择，弱化其工作动力，降低其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进而减少投入；减少产出；减少税收。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吉姆•赫克曼(Jim Heckman)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当以个人收入为计税依据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达到36%时，其预算约束线就会出现拐点，收入效应会减小，而替代效应则会增大。换句话说，就是当一个纳税人收入的36%以上被政府征税时，这个纳税人就会减少工作时间而增加休闲时间。究其原因，是因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休闲和工作一样，是一项日益重要的能给人带来福利的活动,所以休闲和工作就存在着选择和替代的问题。由于政府对休闲不存在征税问题，而对纳税人的工作收入和投资所得通常会征税，因此税收会改变纳税人对休闲和工作两种行为组合的选择。而较高的税率无疑会迫使纳税人用增加休闲来替代工作，进而导致经济效率的净损失。如果税收的财政职能一旦收到破坏，一方面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的能力就会降低；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改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增强发展后劲的动力也会削弱，最终，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极有可能加大。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财政。财政是政府维持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用道德的标准去限制税收；去破坏税收的财政职能无异于“自毁长城”。
二、 扭曲了税收的中性原则
税收就其本质而言，体现了以国家为主体的特定分配关系。但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是通过其独特的“看不见的手”来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进而维持市场的和谐运行，而政府应当也只有在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能干预经济，以解决纯粹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都无法解决的外部性问题。因此，政府的税收应尽可能地保持中性，减少对市场运行的干扰和对经济发展的干涉，以避免使资源配置遭到扭曲。一旦税收被赋予了维护道德的“使命”，税收活动就必然会背离市场运行轨道和经济发展规律，进而冲击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和活动。我们以呼声日渐高涨的物业税为例。物业税的开征，能否有效地遏制“高高在上”的房价，尚且是个问号，但其对众多企业的经营方式、税收负担、债务比例以及房价制定等等方面产生的冲击，却将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物业税是按照“居者有其屋”的道德标准制定、开征，则物业税会毫无疑问地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终极杀手”。因为这种物业税所遵循的道德标准违背了市场价格的运行机制，所以这种物业税也就无可避免地要破坏房地产市场的资源配置，最终摧毁房地产市场。我们再以呼声日益高涨的环境税为例。环境税是通过提供刺激改变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鼓励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行为的税种。按照20世纪上半叶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A.C.庇古（A.C.Pigou）的研究结论：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资源的特定行为和产品征税，其税基应该主要以污染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标准，税率至少应等于甚至高于边际损害值或边际污染成本，该税才能动态地刺激污染物生产者改进生产工艺，购置治污设备，减少污染排放，以规避税收。很显然，环境税对于促进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有着重要的道德意义。但如果环境税的设计和制定一味地考虑道德因素，片面地提高征收标准，一方面，过高的环境税会由于改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和消费者支付的价格，而改变业已存在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较高的调整成本，进而对产业结构不合理、污染型企业较多的中西部地区产生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环境税通过改变价格而改变企业生产的长期成本，进而使得企业选择低污染甚至无污染的方式进行生产。但较高的环境税所产生的相对较高的生产成本无疑就会导致原有的污染密集型企业失去市场竞争力，甚至导致企业倒闭和行业衰退，与此同时，消费较低价格污染密集产品的低收入群体也会受到环境税征收的冲击，进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税收的中性原则要求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应当反映出经济行为主体的偏好；体现出市场行为主体的意愿，使税收机制能够在政府税收变化、纳税人物质利益及经济行为变化和社会经济活动变化等方面相对统一的基础上发挥有效的分配功能，以弥补市场失灵，提高全社会的效率。很显然，税收的相对中性决定了税收在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时，需要遵循的是效率原则，而不可能是社会道德标准。
三、 干扰了税收的法治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