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的好处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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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乡一体化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意义；措施

加快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是破解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难题的根本出路，是推动城乡生产要素优化组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举措，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途径。

一、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第一，推进城乡一体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任务。学习科学发展观有五个统筹，首先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所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首先要统筹好城乡发展问题，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工农业协调发展。

第二，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决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来的。和谐社会对农村来讲，就是使农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农村安定有序、充满活力。我国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人在农村，如果农村很乱，那怎么能和谐？所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城乡差距扩大问题，解决农村矛盾问题，实际上是整个和谐社会非常重要的基础。现在，中央把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重点放在农村，同时还要保障农民的权益，改善农村民生、维护社会公平，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自然农村就稳定和谐了。

第三，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完善经济体制的要求。现在国家被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差别比较大的区域，实际上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市场，主要问题就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土地流转、资本流动、就业转移、人才交流、技术转让等方面的交流还不是很充分。所有的农村资源都是单一向城市流动，形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这对农村发展非常不利。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破除城乡分割体制，加快形成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机制，才能完善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第四，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所谓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要使全中国13亿人口都能够享受到好处。现在，城市里的小康已经实现了，而农村没有完全实现，因此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最困难的或者是最重点的地方都在农村，农村是经济发展最有潜力的地方。

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措施

第一，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关系着广大农民的幸福安康。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到2009年底，全国已经有了9238个县级医疗机构，全国大约有2400多个县市级单位（不包括城区），每一个县级单位有近4个医疗机构。还有3.8万家乡镇卫生医院，63.3万个村的卫生室。而且，还要建立完善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现在，全国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是8.33亿人，94%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下一步还应继续巩固和完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高报销标准。另外，要尽快全面完成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规划，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体系，扩大农村免费公共卫生服务范围。

第二，加大文化设施投入力度，尽快形成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政府主导建好三级设施。县（市）区要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功能互补、联建共享”的原则，完善重大文体设施体系，建设好图书馆、文化馆、影剧院、体育馆、青少年宫、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乡、镇要把建好乡镇文化站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积极组建集图书阅览、广播影视、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技推广、科普培训、体育健身、青少年校外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站，大力推进县镇两级图书馆图书流通互动、通借通还，实现资源共享。在村一级，根据行政村规模日益扩大的实际，因村制宜建设一批方便群众就近参与活动的分散的文化设施，如“三点一室”、全民健身路径等，努力构筑15分钟文体活动圈。

第三，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按照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要求筹资，年满60周岁、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农民可领取基本养老金。虽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在部分地区试点，但由于覆盖面太窄，难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因此扩大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次要完善农村救助制度。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强化地方政府职责，足额落实资金，合理掌握标准，切实做到应保尽保。解决好农村居民最低保障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在乡重点优抚对象困难问题，提高他们的补助标准。全面落实农村五保供养政策，确保供养水平达到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完善农村受灾群众救助制度。落实好军烈属和伤残病退伍军人等优抚政策。同时要大力发展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为重点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加大农村社会福利设施建设。

第四，统筹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管理，加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到城里打工是全世界的规律，英国在100年之前，美国在100年之前，还有其他各国都有这样的过程。只有把农民转移出来，城镇化才能加快实现，工业化也能加快完成。可问题是，来城里打工的这些人怎么办？如果他们的待遇跟城里人是两张皮的话，那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中央提出要善待农民工，要求农民工在进城以后，在子女上学、保险、保障方面跟城里人享受同样的待遇。

总之，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谋划、统筹安排，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消除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使农村与城市共享现代文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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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永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层次及思路［J］.商业研究，2008，（4）.

［3］ 任保平，梁炜.西部地区统筹城乡发展：态势、模式和路径选择［J］.财经科学， 2008，（10）.

［4］ 柳思维，晏国祥，唐红涛.国外统筹城乡发展理论研究述评［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6）.

［5］ 王慧娟.试析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背景和实现途径［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3）.

［6］ 黄阳平，詹志华.城乡一体化：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J］.改革与战略，2008，（1）.

第2篇：城乡一体化的好处范文

10年后,“农转非”户口遭冷落。

曾经,在传统“二元”户籍分割之下,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为了寻求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许许多多的农民千方百计离开土地,希望转变身份,成为城里人,吃上“商品粮”。 当然,在那个年代,比登天还要难。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事情好像“正在起变化”:一边是在中央和省里不断力促城镇化推进的背景下,城市的前景变得很诱人;一边是在土地不断升值的现实与憧憬之下,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光辉又增加了乡村生活的亮度。

有媒体报道,作为实施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战略重要指标的“农转非”正遭受冷落,甚至一些曾转为市民的农户开始念叨农业户口的好处,要求“非转农”。这正应了那句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农民办理“农转非”积极性为何不高?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难题?如何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

为此,本刊记者先后在贵阳市宝山南路、东山、三桥农民工集中地段,金阳新区野鸭乡茶园村、大关村,以及兴黔农民工子弟学校等地发放问卷并进行采访。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份。调查中,分别对“城中村”农民、郊区农民、外地农民工等类型的农民进行抽样调查,并对我省其它地区的农民进行了抽样访问和电话采访。同时,对省委政策研究室、贵州省社科院、贵阳市公安局、贵阳市劳动保障局、金阳新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进行了采访。

现象:“农转非”受冷落

调查显示,在“您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户口?”一问中,39%的人选择“不愿意”,32%的人选择“无所谓”,仅29%的人选择“愿意”。

在贵阳市东山路上,记者街头随机采访 ,“挣不到钱,城市户口有什么用?又不顶吃又不顶喝。”今年30岁,来自大方县已在贵阳打工3年的李书平对记者说。“垫房子、水费、生活,在这里什么都是钱。我在老家房子宽敞,做一年可吃三年。”他的老乡则在一旁添着说道。

老家在遵义仁怀市茅坝镇的刘宇在贵阳开了一个副食品小卖部,家也搬到了贵阳。记者提及为什么不将户口改成贵阳市户口时,他的回答是:“我家里的田随便弄一弄,每年也有差不多一万块钱的农业收入,还有不少补贴。改成城市户口能有什么好处?”

调查显示,在“您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户口?”一问中,39%的人选择“不愿意”,32%的人选择“无所谓”,仅29%的人选择“愿意”。其中可看出,大部分的态度在不愿意与无所谓之间。来自铜仁在宝山南路推车销售水果的陈女士则说:“城市户口有什么稀奇?现在农村人到城里落户很容易,但城市人户口想往农村办,难了。”

记者日前从贵阳市公安局户政科了解到,2009年9月,贵州市公安局推行了经省政府批准的省公安厅《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大力鼓励本省籍农民工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然而推行3个月来,前来办理农转非的仅为293人。此前,贵阳市公安局于2008年初就启动了服务城乡一体化户口审批绿色通道,然而,一年来,全市仅办理农转非10020人,不足贵阳市常住农业人口的0.006%。

按此速度,这离贵阳市公安局局长邹碧声在启动贵阳市城乡一体化户口审批绿色通道新闻会上所说“到2010年,贵阳市城镇化率将达到100%,贵阳市农村居民将全部转为‘城市居民’,生活在城市中心区人口达到280万人”的目标差距甚远。

为此,贵阳市公安局于2008年底曾对2961名农村人口进行了调查和询问,其中不愿意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有2922人,愿意转为非农业人口的仅为29人,不确定的10人。

“尽管各级各地方政府都在放宽城镇户籍制度准入条件,积极引导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合理转移,促进城镇化建设。作为城镇化的重要指标,‘农转非’人口数量,却没有达到想象中的欢迎程度。群众一直对‘农转非’的热情度不高。”贵阳市公安局户政科曲科长向记者解释道。

分析:“农转非”背后隐藏的制度难题

调查显示,在“您不愿迁入城市户口的原因”一项中,40%的人选择“不想失去农村的土地”,32%的人选择“农村居住条件好”,16%的人选择“怕迁移户口后不能平等享受市民待遇”。

“传统的户籍制度因其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标志性‘城墙’作用,已经被普遍视作落实‘农转非’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如果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真是一视同仁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了。”曲科长认为,由于户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各职能部门的一些政策都是寄生在户口上的。如不把这些利益与户口剥离开来,新型户籍政策就难以推进。

“农民心目中始终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农民对‘农转非’热情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户籍的利益问题。”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昌锋分析认为,在就业领域而言,目前就业已经市场化,从公共服务上讲贵阳市城郊的农村人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之后其上学地点也不变,因而城镇居民户口对贵阳市农村居民的吸引力不大。

相反,农业户口有着如下利益:第一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农业户口第一胎是女孩的符合条件可再生第二胎,而城市非农业户口不能;第二是在房屋资产上,农业人口符合条件的可在集体土地上申请宅基地,拥有宅基地可以较低的成本建房后出租获取较大收益,这是城镇居民户口所没有的。

而据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张再杰介绍和分析,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强农、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落实,农民户口能享受很多政策实惠。在他们对瓮安县的“三农”问题调查中,发现在税费改革前,在农业税、“三提五统”等方面农民人均要负担28元;而税改后,国家实行农业税减免、退耕还林、种粮直补、良种补贴、油菜籽补贴、烤烟煤炭补贴、能繁母猪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免一补”和农村低保等。人均每年直接得到各种补贴150元左右。一减一增,每个农民实际得到的实惠是178元。

这种优越的农村政策和保障体系,与每月一百多块钱的城市低保相比,显然优势明显。张再杰认为,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城市居民身份在劳动力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及养老等方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优势,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就不能享受这些政策,因此“农转非”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界限正在模糊,以户口为标志的中国城乡居民身份问题已不再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问题。

对策:如何真正让农民与市民同台共舞?

调查显示:在“您是怎么看待农民工大量转为城市户口的?”一问中,45%的人选择“好,打破了城乡间壁垒”;35%的人选择“稳步转变,不能操之过急”;20%的人选择“不好说,看以后具体情况”。

“就大趋势而言,城镇化浪潮势不可挡,农民身份转变是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城乡差距不解决,‘三农’问题就无法破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只能是一张画饼。”张再杰认为。

怎样让农民自主进城而不是被动进城,让农民与市民一起享受城市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城乡共赢,专家人士纷纷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王昌锋认为,农民市民化是农民生活形态和职业形态的巨大转变,是一个综合性过程,不仅仅是户籍转变就完成的。完成农民市民化需要对应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农民在城镇的资产建设和能力建设。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系统改革工程,相关部门必须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尽快明确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后的利益问题,由政府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进行试点工作,以便于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第3篇：城乡一体化的好处范文

按照国际惯例和加入WTO国际规则要求.以及“大交通’‘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城乡客运实行一体化管理是大势所趋。乌海市在过去城乡客运管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教训.使我们对城乡客运一体化管理的需求更加迫切。

一、乌海市城乡客运市场存在的问题

狭长的地域环境(南北运距最长107km东西最长约40km ).造成城乡客运市场发展空间小。三区间距较近，由国道连接形成城乡班车线路、长途线路市内段、公交线路重合的局面即‘’长途也是公交，公交也是长途”。由此客运班车抢线路、抢客源无序竞争激烈。

城乡客运市场行政管理部门分为城建、交通两家。管理上各自为政，职责不清管理职能的多元和分散导致政出多门和交又管理从而使客运线路上管理与被管理的矛盾突出。这集中反映在市内区间城乡客运线路经营者无序竞争。因竞争激烈，争抢客源经常发生纠纷，甚至出现打人、砸车事件经营者上访告状不断。但是主要经营者分别隶属于城建、文通部门.因企业利益驱使.矛盾一直难以调和化解。

运力在三区间分布上严重失衡。出租汽车主要集中在海勃湾区占总数的80%以上而海南、乌达区出租汽车数量较少环城公交在海勃湾地区有了较充分的发展而海南、乌达地区毫无起色。这两种主要的城市客运方式得不到充分建设利用使得安全性能较差的机动三轮车得以大量存在。

长途客运班车近年来车辆的更新和车型的优化使得其与周边地区运输企业在长途客运市场的竞争中得到不少好处。但市内区间班车、环城公交车部分线路车况车貌却不尽人意。车龄老化车况差，旧车比例高的问题比较严重。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出租汽车中也存在着老旧车辆多、车况差的问题。车辆结构的优化调整亚待进行。

城乡客运管理的非一体化使乌海市的城乡客运市场缺乏统一发展规划影响了城乡客运市场结构的优化调整。主要表现在市内班车站点规划不合理、各类运输方式中运力投放分布不合理、部分运力市场中过剩、市内环城客运“公交优先“原则得不到充分体现等。随着经济发展、城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如何合理布局、统一规划、良性发展城乡客运为城市经济建设服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城乡客运一体化管理的主要模式和内容

总的思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畅通政令.加强宏观调控，整体研究.科学制订城乡客运发展规划使城乡运力与运量达到动态平衡实现城乡客运组织运行的秩序化、科学化、效益化由市交通局在“统一规划、分类管理重点整合、协调发展“的指导原则下，对全市城乡客运实施一体化管理

具体措施:

整合城乡班车客运线路打破原来“长途也是公交公交也是长途“的格局，规划海勃湾、乌达、海南三区通联班车线路实现市内公交“大环城“;精化区内公交，增加区内环城线路，实现区内公交“小环城“。造就全市大循环三个区内小循环的城乡客运网络。合理调整运力运量配比，合并重合线路最大限度减少运力资源的浪费以科学的运力与运量配比确保全市客运行业效益。

经市场调查和运力运量对比全市城乡客运一体化管理后需市内客运车159辆座位5 040个比一体化管理前市内客车减少157辆;开行市内客运线路18条比一体化管理前减少12条。

统一市内客运路线编号，合并区间客运线路增加途中公用候车停靠点.树立标志牌长途及市区“大环城“班车统一按序停靠。按不同线路方向在海勃湾区规划前往乌达、海南、千钢方向的三个始发站点统一排班发车

认真规划建设各线路起讫站点，按不同的发车方向营造舒适、方便的乘车区位环境，安排站务人员编排班次组织各经营单位车辆按序发车维持客运秩序同时以统一的服务规范不断要求在整体上提高区间班车的服务质量。

精化公交主体增加和延伸区内环城客运线路，提高车型档次大力发展区内小循环公交。使城镇、乡村班车通达，实现乡乡通路村村通车。

客运线路合并后，区内环城公交全部由市公交公司运营区间客运线路由原不同单位的经营者混合编排班次.按序发车。

强制更新报废客车，提倡引导优化车型保持合理的客车拥有量。

所有新增班车、出租汽车、环城公交车要实行“先审批后购置‘’制度避免车辆过剩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目前已有线路及出租市场客车饱和的情况下，暂停审批增加新的营运车辆

新增车辆要坚持环保性和车型高中级合理搭配。限制面包型小客车进入出租客运市场。

合理规划客运科学配置运力。要通过各类客车投放的行政审批.结合各区客运场市场实际情况对环城公交、出租、区间班车、人力车等客运方式要统筹规划合理搭配。

在海勃湾区要限制出租汽车数量，优化先行公交减少人力车乌达区要整顿出租汽车市场，发展公交客运线路海南区各镇相距较远要增开环城客运线路，适当增加出租汽车数量。

适当提高市内班车运价.将运价调整与动力配置结合起来，保证客运企业在班车客运上收入增加这也是城乡客运一体化管理的目标之一。

努力做到以各种运输方式中客车数量的多少及运价的差异来调整客运行业总收入在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合理分配，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

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快职能转变在摸清底数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分别制定出各类运输的管理目标、车辆结构调整方案、经营者资质条件、站点规划等分别实施。要加强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明确岗位职责文明执法侧重于服务。建立起一支严格执法，文明服务的城市客运管理队伍。

三、城乡客运管理一体化实施效果分析

2002年5月经市政府批准乌海市运输管理局根据市交通局《城乡客运管理一体化实施方案》对全市城乡客运市场进行了整顿。整顿后全市各类客运班车全部实现了“三定四统一’‘即定车、定线、定时统一站点、统一排班、统一票价、统一管理。调整了客车198台、457个班次分别占全市营运客车和班次总数的40%和65%在全市客运市场中心海勃湾区按不同发车方向形成东站、南站、北站三个客运班车枢纽。将市内12条客运线路合并为3条后，在3个不同的汽车站混合排班、滚动发车。取消市区内站点9个设置固定停靠站点11个。

2002年9月11日市政府主持移交仪式，正式将市公交汽车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划归市交通局管理。市城建委不再负有城市公共客运管理职能。乌海市城乡客运管理一体化格局正式形成。

乌海市城乡客运管理一体化实施以来客运市场秩序井然，遏制了无序竞争消除了不安全隐患深受多方客运经营者欢迎。改变了乌海市客运市场局面为推动城乡客运市场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主要表现在:

彻底消除了因管理体制造成公交、长途争抢客源压价恶性竞争带来的种种恶果而无解决良方的局面。

城乡客运市场得以统一规划。已在海勃湾区合理布局规划了汽车站、停靠候车点分散了客流、车流既方便群众又缓解了市区中心交通紧张状况更主要的是为城市客运进一步发展预留了空间。

”三定四统一“措施使客运经营者自觉开展公平竞争客运服务规范化进一步贯彻客运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车主自发更新客车20余台占总数的30%左右。城乡客运市场焕然一新。

第4篇：城乡一体化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失地农民；权益保障

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农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因征地而产生的各种矛盾，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对郭巷街道失地农民调查的基本情况

郭巷街道地处苏州城东南城乡结合部，过去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水陆交通发达，被称为苏州东南的“黄金节点”。辖区内知名企业众多，辐射长三角的批发市场林立，城市的繁荣已打破水乡的宁静，郭巷街道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城乡一体化的浪潮。2010年5月，原郭巷乡镇全部土地均被征用，所有农民均成为失地农民。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30份，调查对象为21岁以上的问卷共122份。样本选择较好，基本能够反映郭巷街道失地农民基本权益保障的现状和做法。调查对象有如下特点：失地农民总体年龄偏大，年龄在40岁-50岁居多，平均年龄为41.7岁；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0%，初中文化程度者占35%。文化程度在当今已成为就业的首要门槛，这将对失地农民再就业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

二、失地农民基本权益保障现状分析

（一）土地征用与补偿情况分析

原郭巷乡镇土地被征后，工商业、房地产业等城市经营性用地占75%，公益事业用地和经济适用房用地各占10%，农业综合开发用地（高效农业、设施农业）占5%。农业用地向商业用地的转型，进一步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关于征地补偿郭巷按以下标准执行（见表1）。

对于失地农民安置补助费，郭巷从2010年1月1日起按每人3万元执行。从目前了解情况看，征地补偿与安置补助费明显高于全国水平。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郭巷街道征地补偿程序健全，失地人员一旦确定后，就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公示。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自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全额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足额到位后，区国土资源局应及时在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公告。不难发现，公示在这一环节出现的频率很高，批阅范围上升到区级机关。这种公开透明化的补偿程序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诚信指数。

然而，调查也会发现这一环节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一是为了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各社区普遍采用“筑巢引凤”措施，大批商业预留地增加，预留地长期闲置，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二是补偿方式以单一的货币安置为主，一次性补偿费终究有限，难以解决失地农民长久生存的问题。

（二）拆迁与安置情况分析

由于城市化改造需要，失地农民还面临着拆迁的问题。在拆迁与安置方面，吴中区普遍采用“广泛动员、民主协商、充分沟通、公开公正”的方式，妥善处理拆迁与安置中遇到的问题。对置换农户的安置补偿灵活采用现房安置、货币补偿、全部或部分到工业集中区置换标准厂房三种方式，转换过程通过公证处公证员现场公证的方式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这种方式我们称之为“吴中模式”。

调查显示，2010年1月初至4月底，郭巷街道共拆迁农户1595户，得到妥善安置的拆迁农户1289户，占80.8％。在搜集的122份有效问卷中，72位失地农民入住安置房屋，我们以72位失地农民为样本，进一步对安置房满意度进行了调查。选择对安置房“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的占四分之一，表示“满意”、“非常满意”的占四分之三。

（三）基本生活和医疗保障分析

郭巷街道对失地农民的基本保障主要采用区分对象分类保障的方法。具体地说，将失地农民按年龄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对象是女性55周岁以上，男性60周岁以上人员；第二阶段对象是女性35周岁以上至55周岁，男性45周岁以上至60周岁人员；第三阶段：女性16周岁以上至35周岁，男性l6周岁以上至45周岁人员；第四阶段：16周岁以下。不同阶段给予保养金或生活补助费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第二、三年龄段人员可以选择缴费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即“并轨”，也可以选择不参加。按城保政策，在职职工的缴费比例为月工资（吴中区2010年最低缴费基数为960元）的28%。郭巷街道对第一、二、三年龄阶段的失地农民均做出了高于区标准20元的补贴，第四年龄阶段人员的征地保养金，按不低于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确定。调查反映出，鉴于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在农保置城保的缴费比例方面，个人承担的比例较大，给失地农民带来一定负担。

对于医疗保险，郭巷街道分类区别对待。针对纳入城保并取得就业的农民来说，应按规定参加城镇企业医疗保险，享受城镇医疗保险待遇。未纳入城保未取得就业的失地农民有两种选择：一是可按城镇自谋职业人员继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待遇；二是可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享受农村合作医疗待遇。但只能二选一，不得重复参保，重复享受。这一政策的出台对自谋职业的失地农民来说，给予了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

（四）失地农民就业情况分析

调查显示，在失地农民中，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技能缺乏的农民，基本都选择就近在本社区工作。年富力强，有一技之长的失地农民会依据市场需求做出多种选择。部分村民流动到其他地方租地从事种植或养殖工作。大约89%的农民希望在失地后得到政府提供就业岗位的帮助，81.3%有农民希望政府组织就业技能培训，77.5%的农民希望得到具体的就业指导，70.2%的失地农民希望得到及时准确的用工信息，另有16.3%的人没有对政府提供就业帮助提出要求，希望自己自主解决就业或创业问题。郭巷街道在帮助失地农民实现就业的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例如，广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普及市民生活常识教育，组织大型驻地企业现场招聘会，加强劳务输出。

三、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对策建议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在郭巷街道的实践总体来说是成功的，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我们提出以下妥善解决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一）壮大集体经济，通过增加资产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改革开放之后，有些地区弱化了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影响，一味地强调农民的个人自主，忽视了规模经济的好处。从苏南农村发展实际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也比较健全，二者相辅相成。从郭巷的实际情况来看，郭巷街道利用其地理区位优势，建立了苏州最大的南环桥蔬菜批发市场，东环汽车城；开发了最具发展潜力的尹山湖商圈；组织社区股份合作社，开发物业经济和特色旅游等，集体经济强劲成为一大特色，这是维护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基础。同时，由于资产量化到每个失地农民的头上，每个失地农民都是社区股份合作社的股东，分红收入成为失地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失地农民有了多重生活保障。

（二）做好就业安置，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土地实际上一直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马上面临失业，因此就业安置成为重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各级政府要充分利用各级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加大投入，认真开展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增加失地农民实现再就业的能力，提高他们适应市民生活的基本技能和信心。尤其要加强对40岁-50岁的失地农民的教育和培训，因为这个年龄群体的失地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缺乏适应现代社会的新技能，而这个群体本身是农村社会的中坚，是稳定的源泉，所以对他们的就业安置就显得格外重要。各级政府要主动牵线搭桥，为失地农民与企业用工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降低角色转换的时间成本，尽快实现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通过增加失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三）妥善拆迁安置，通过增加补偿性收入提高失地农民的保障水平

拆迁安置是一项极易发生冲突的环节，补偿安置过程中，要按照“规划先行，总量平衡；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农民自愿，鼓励创新；先建后拆，先拆后得”的原则。借鉴“吴中模式”，在失地农民的资格确定方面增加公示环节，严格按照区、街道、社区三个步骤进行，最后进行拆迁现场公示。拆迁前期，政策法规须宣传到位，条件允许下可由政府组织座谈会，由拆迁办负责人为其细述拆迁安置过程，召开失地农民咨询会，成立咨询小组，建立咨询热线，开通咨询网站，让失地农民获取更多的信息，减少由于不明或曲解政策而引发的上访事件。

（四）积极探索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融合方式

要按照失地农民市民化这一目标导向，从实际出发，设计一个便于今后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相衔接的，能按社会保障制度基本运行规律运作的方案，因地制宜、分层次、分步骤、循环渐进地推动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工作。为此，建议政府在充分考虑当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需求、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以及失地农民的数量和范围的前提下，按照不同年龄阶段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逐步将失地农民纳入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在农村已经参加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失地农民，应考虑在社会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中的大病统筹部分设计为城乡统一的运行机制，先实行“有差别的统一”，最终过渡到完全统一，彻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过渡时期，对于失地农民应根据年龄不同可采取不同的养老形式。55岁以下实行养老保险模式，采用个人账户式的完全积累制，采取分级承担形式。根据保养人员、剩余劳动力一次性参加城保的缴费基数和比例，采用区、镇、个人共同承担的办法实施，具体比例按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定。

参考文献：

1、沈证研.苏州城乡一体化的做法值得借鉴[j].政策瞭望,2010(5).

第5篇：城乡一体化的好处范文

户籍改革双轨制

《新理财》：目前从全国范围看，户籍改革一直难以推进，您怎么看？

党国英：目前户口制度存在两大局限，一是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形成了二元化，在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上出现两套体系；二是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流动壁垒，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不仅是本市外农村户口进不来，别的城市户口的居民也进不来。所以户籍制度改革要先从这两方面着手。现在要实现城乡一体化，打破城市间的壁垒是一件很困难的事，阻力也很大，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改革也要循序渐进。

《新理财》：那么下一步的改革应考虑从哪方面着手？

党国英：我认为首先要形成基础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全覆盖，形成统一的机制，农村的标准应与城市最低标准衔接，这样能够先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

其次再解决进“任何城”的问题。以北京为例，现在很多外地城市户口的人，在北京买了房，工作、纳税、社保等等都在北京，但始终拿不到北京户口。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应该“以房控人”，一个城市从建房的源头就要有规模的把控，建2000万套住房就应该允许至少2000万的人口规模，凡是合法购房、纳税、缴纳社保的人，都应该允许落户。

给“一体化”算笔账

《新理财》：实现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是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将涉及到更大的财政资金投入，这是否会加大财政支出压力？

党国英：现在户籍制度改革最根本的问题是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做到一体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现在不去提“均等化”，因为公共服务中一部分内容是可以均等的，例如基础养老。但基础设施、文化事业服务等是没有必要实现均等的。

我国目前近60万个行政村，2亿多“农户”，究竟有多少真正的以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的农户？这笔账目前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地说，名不副实。大量的村庄已经无多少农事存在，更多的村庄没有几户专业农民，但财政却要把它们当农村事务来处理。

如果把无农事或农事少的村庄当城市来建设，逻辑上是对的。但是，平均不到2000人的60万个行政村怎么按城市标准建设？如果按自然村说，一个居民点平均人口400人左右，又怎么给它们提供现代基础设施？若真要按现代城市的标准去建设，那是瞎糟蹋财力，我们发现很多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了以后使用效果欠佳，后期维护费用高，最后多半荒废了。但如果将就地建设，就会有一大批没有吸引力的假“城市”，最终会被遗弃。

所以我们现在倡导“一体化”而非“均等化”，指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一体化，形成统一的“公民”的概念，在一套机制体系下，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而现有的村民对于公共服务的诉求，无论是医疗、文化还是金融服务，都可以就进到附近的城市中得到满足。

这样还可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一方面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也不至于造成浪费，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财力。同时每个公民都可以享受到比原先更高水准的公共服务。

《新理财》：您提到现在很多农户实际上并没有从事与农业相关的劳动，那么国家的一些惠农政策和资金补贴投入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党国英：是的。必须把真正的农民与脱离农业的其他农村人口区别开来，国家支农政策要瞄准那些真正的农民，并创造条件，使他们成长为现代专业农户，农民的收入自然能够提高。国家支农资金再不可继续按撒胡椒面的方式平均发给所有户籍农民。现在我们给一部分人打上了“标签”，尽管他们不再是农民，他们的家乡不再是农业区，但我们非要把他们看做农民，把他们的家乡看做农村，还要帮他们建设“新农村”，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新理财》：如果形成城乡一体化，在社保上形成统一的机制，财政需要拿出多少资金？这笔账您算过吗？是否具备可行性？

党国英：尽管具体这笔资金需要多少我没有算过，但据我估计不会很多，根据目前的财政收入情况，完全有能力承担。因为首先我们没有要求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些基本保障也是主张农村与城市最低标准接轨，并不会造成财政负担。况且集中财力在城市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使周边农村农民都能受益，支农资金更有针对性地投向真正的农户，这些都是可以节约财政资金的。实行公共服务一体化是改变中国二元社会的重要一步，是非常可行的。按照现在的趋势，我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相关的政策出台。

“以房控人”的代价

《新理财》：您刚才也提到“以房控人”，这样是否会助推了城市房价？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

党国英：这个问题我们要肯定它的合理性。一线城市，特别是国际性都市，将承担高房价，但同时确立了一线城市发展高端产业的定位。这样对全局经济是有好处的，控制的低端劳动力的大量涌入，没有了廉价劳动力，低端产业投资者也会减少，最后转移到二三线城市，而这些投资者的到来又会带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能够解决中小城市产业空心化的问题。

《新理财》：目前中央几次打压政策后，房价依然居高不下，如果实现市场化的“以房控人”是否会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

党国英：总体来讲，我是支持调控房价的，但关键是调控的手段，如果仅仅是限制外地人贷款购房恐怕很难将他们“挡在门外”，首都的城市规模依然会膨胀，户籍制度改革也更难推进，而目前“紧箍咒”一样的户籍政策，限制了人员的流动，部分地区出现就业不充分的现象。现在关键是要尽快推进房产税、物业税、遗产税等相关税收政策，通过征税减少炒房、囤房等投机行为。我认为目前在重庆和上海试点的房产税征收力度还不够，还无法从根本上杜绝房地产投机。

《新理财》：户籍改革下一步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您有何建议？

党国英：改革的基本思路应是实现城乡一体，允许农民进城，并且通过住房建设来实现人口控制规划。至于什么样的住房，拥有或租用的期限多长，新居民的福利待遇和老居民如何衔接等技术性问题，完全可以由当地政府来决定。可以先由几个城市进行试点，再全面推开，如果某些城市的政策存在缺陷，也会在城市竞争中得到修正。

第6篇：城乡一体化的好处范文

城乡统筹的实质是农村怎样融入城市化进程的道路选择问题。正确的选择是，让现在板块很大、尚处于较落后状态的农村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中去。城乡统筹的根本途径是工业化、城市化，但其前提是让农民参与进来，并分享这一进程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获得非农就业机会，也不是在失去土地后从政府那里领取一个城市低保，而是要让农民集体的土地有分享土地级差收益的机会。各地在这方面已创造了大量经验，如有的地方探索了集体存量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办法；有的地方通过土地入股的办法让农民分享土地分红，等等，广东省还形成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出租、转让、抵押的地方规章。应当在总结地方创新的基础上，将其上升到中央政策，使城乡统筹政策具体化。

城乡统筹必须认真对待农村财产关系。目前，在一些地方的城乡统筹中，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如，以“城乡统筹”名义强行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县改区、村改居，甚至随意处置农村集体几十年形成的财产关系；还有就是嫌农户自发的流转慢，出现代替承包农户流转，甚至动摇农户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必须充分认识到，土地是农民的财产，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是农村稳定的基石。同时，也必须正视，农村现存的集体财产关系，是经历了初级社―高级社―到，逐步形成的，它是一种以土地为纽带、以成员权为基础的复杂财产关系，在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切不可无视历史，更不能简单化对待，应当对几十年集体化形成的集体资产及其归属来一次彻底清产核资，其中包括对集体成员权资格进行公平合理的界定，这是实行城乡统筹的前提。

城乡统筹的目的是实现农村繁荣。在相当长时期内，农村还将是农民的主要生产和生活之所。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投资比例，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城乡统筹的应有之意。更不能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一味进行旧村改造和农民上楼，打农民的主意，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

第7篇：城乡一体化的好处范文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城乡统筹、资源整合、动态管理”为原则，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体要求和市委、市政府整体工作部署，坚持以人为本，以提高农民环境卫生意识，提升农村文明程度为目标，逐步建立完善的农村垃圾收集运输处理长效机制，加强对农村的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改造，着重解决影响全市农村环境卫生整体水平的村内“三大堆”无序堆放及“三边、两线、一头”沉积垃圾污染环境问题，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爱护生产生活环境意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面貌，引导农民养成良好的生产、生活卫生习惯，创造整洁、优美、舒心、和谐的人居环境。二、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1、总体目标：全局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各环卫所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加大投入，继续深化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加快清理农村“三大堆”及“三边两线一头”沉积垃圾，进一步改变农村“脏乱差”面貌，逐步达到卫生状况明显改观、村容形象明显提升、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众满意度明显提高的目标。

2、主要任务：

(1)继续扩大托管范围，保持全市行政村托管率100%，托管资金收缴率达到100%。镇社区驻地、公路沿线、村庄周边的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业户垃圾有偿代运处理率达到100%，农村保洁区域逐步扩展，从道路保洁，逐步延伸到排水沟清理，路边清草、小广告治理、墙面保洁、村头垃圾治理等。

(2)进一步完善镇、村环卫设施配套。加快各镇街区垃圾中转站建设进程：正在建设的，要与镇街区做好沟通，集中力量，加快推进，尽快建成运营;还没有建设的，要抓紧规划设计、抓紧开工建设;水电路未配套齐全的要配套完善，正常运行;加大大型垃圾收集转运车辆、设备设施的投入，提高中转运输效率;在镇区、村庄合理配置垃圾桶、果皮箱，方便村民投放。

(3)在全市范围内深入沉积垃圾清理活动。计划用3个月的时间，全面清除农村主要道路的“三大堆”，清除占压农村主要道路的砖瓦、沙石等建筑材料，清除主要道路两侧排水沟及房前屋后“三大堆”及其他杂物，清除或规范主要道路两侧的菜地及杂草树木等，清除或处置“三边、两线、一头”沉积垃圾。将镇村周边及沿路单位、企业、门店等的生活垃圾处置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实现“统一收集、统一清运、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

(4)通过电视、报纸、农村广播等手段在广大农村进行爱护环境卫生的宣传。从村容村貌整治着手，培养农村居民良好的道德规范和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对孩子感动教育做起，建立良好的乡风民俗，营造爱护环境光荣，污染破坏环境可耻的氛围。从村庄的环境卫生规范管理，扩展到家家户户的庭院卫生提升，再进一步扩展到个人讲究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促进身心健康。

(5)加强监督检查，建立完善的农村环境卫生监督考核机制，加强对环卫所及管理、保洁人员的服务意识教育，大力实施精细化作业和立体化保洁，制定严格的作业质量标准、考核标准，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手段，加强监督管理，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让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切身体会到城乡环卫一体化实施带来的清洁与舒适。

三、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月1日-2月29日)

通过召开会议、信息报道及公开栏等方式，大力宣传本年度开展“乡村文明行动”的任务目标和方法步骤，确保把活动精神传达到全体干部职工，充分调动起全体干部职工参与行动的积极性。

(二)工作落实阶段：(3月1日—11月30日)

根据市里工作安排，对照我局工作目标及工作任务，积极开展工作，对重点工作内容分阶段、有重点的逐步推进：

1、农村沉积垃圾清理

(1)村内“三大堆”清理：主要清除农村主要道路“三大堆”;清除占压农村主要道路的砖瓦、沙石等建筑材料;清除主要道路两侧排水沟内及房前屋后“三大堆”及其他杂物。村内要因地制宜修建沙石路或硬化村内道路，配套排水设施，铺装或绿化人行道;清除或规范主要道路两侧的菜地及杂草树木等。

(2)“三边、两线、一头”沉积垃圾清理：清除或处置“三边、两线、一头”沉积垃圾;对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垃圾、建筑垃圾、杂草杂土等实行分类管理，生活垃圾投放入桶，其他垃圾投放到村设置的指定场所，彻底解决垃圾围村问题。

(3)镇村容貌规范管理：将镇村周边及沿路单位、企业、门店等产生的生活垃圾，纳入城乡环卫一体化管理。单位自行配置垃圾桶，由环卫部门实行有偿服务，实现“统一收集、统一清运、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

2、开展农村改厕试点工程。

为进一步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减少污染，增强群众的卫生意识，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计划选择一个镇街区进行农村改厕试点工程，改厕工程本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在全市先试点后推开，争取在近几年时间内在全市所有镇街区全面推开。

3、加快中转站建设速度。全面完成在每个镇街区建设一处垃圾中转站的任务目标。并在每个中转站配备一个滚筒筛，配齐车辆设备，将所有垃圾中转站全部投入运营。

4、完善、规范环卫数字化管理平台。

(1)继续完善督查调度机制，规范环卫数字化管理平台，加大投入，拓展监控范围，充分发挥各重要路口监控设备的作用，对全市建筑垃圾运输进行监管，以充分利用环卫数字化管理平台在作业管理检查考核上的优势，实现环卫管理由动态向静态转变。

(2)将物联网技术全面应用到垃圾清运管理，将全市所有镇街区、村庄垃圾桶全部贴上电子标签，纳入调度指挥中心统一管理，加强对垃圾清运的管理。

(三)查找问题、制定方案阶段(6月1日—6月20日)#p#分页标题#e#

结合工作责任分工及我局工作实际，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等形式，广发征求我局开展“乡村文明行动”的意见，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创新，对农村环境卫生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查找整治，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具体分工落实，找好贯彻。

四、工作要求

开展“乡村文明行动”是我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改变农村环境卫生面貌作为“乡村文明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局干部职工都要引起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狠抓落实，确保农村环境卫生面貌得到进一步改善，为全市“乡村文明行动”工作开展做出积极贡献。

1、加强领导，落实分工。成立市环卫局“乡村文明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局长范满国同志任组长，对整个活动进行总体部署安排，负总责。副局长赵常胜同志任常务组长，具体抓好此项活动的落实，确保“乡村文明行动”扎实推进、取得实效。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杨明广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乡村文明行动”的指导协调和推动落实工作，真正形成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积极参与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

2、加强宣传，营造氛围。要不断创新活动内容，加大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宣传科宣传阵地的作用，宣传此次活动的意义和目标任务，并不断发掘活动过程中的先进典型及重要事件，通过环卫信息报、环卫网站及其他媒体进行广泛宣传，调动起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活动的热情与积极性。

第8篇：城乡一体化的好处范文

2012，是长冶“两年冲刺进百强，打造山西第一县”的决胜之年，也是长治经济从煤炭主业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转型攻坚之时。本刊记者走访了长治县的一些转型企业，并就全县的发展思路等话题，访问了县委书记裴少飞。 以下为裴少飞谈话的纪要。

确定转型思路

山西省委、长治市委转型发展的宏伟蓝图已经确定，转型跨越成为各县市面临的共同课题。长治县在这个继往开来的历史节点上，确定了“率先发展、转型发展、同城发展、文明发展”的战略思路，将今后的发展划为规划期、起步期、起飞期、腾飞期，争做山西转型跨越第一县。

在这四个“发展”中，“率先”是时机，“转型”是行动，不“转”谈不到“先”，不“先”也很难“转”。应当说，在山西，长治县是较早认识到煤炭业是“今天离不了，明天靠不住”的。并且决意先行先试，在转型跨越中勇敢担当。在向机械制造、高效农业、旅游及高新技术等方面转型发展时，注重了“同城化”，既向山西省、长治市的精神、物质文明靠拢，也同时提升乡村的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只要抓好了经济转型，以城乡一体的理念关注民生，这两大课题，文明发展也就迎刃而解了 。

长治县将从一煤独秀转为六大产业，开展定向招商：一是以“上规模、全循环”为目标，打造全省煤炭生产基地；二是以“集群化、高端化”为方向，打造全国机械制造强县。三是依托振东制药上市，打造现代医药健康产业基地；四是以太行山农产品物流园区为依托，吸引省内外大企业、大集团，打造中西部农产品物流中心；五是依托长治县的人文资源，打造三晋文化旅游大县；六是依托“长治基金”，引导民间资金，改善融资结构，打造全省上市企业聚集地。

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破解土地、资金、人才瓶颈。

长治县委、县政府在招商引资上努力做到“政策最优”，对落地项目予以扶持奖励，面向国内外500强企业开展常态招商，融通各种关系开展亲情招商。

煤炭业是“地下工作”，所占地面不多，而一旦转型，土地瓶颈便首当其冲。我们必须用足用活政策，在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上实现“双赢”。长治县在盘活存量土地、整合矿山用地、整合农村土地和 “空心村”时，对科工贸产业聚集区周边的24个行政村进行搬迁建区，借以形成商贸区、工业项目聚集区和现代观光农业区三大板块。政府十分感谢农民们支持了搬迁。

土地代表着发展空间，“腾笼换鸟”，也得先有个“笼子”。每个地方的发展阶段不同，需求不同。企业的升级换代和土地的节约利用，都关系着发展的持续性。决策者应当既把握发展方向，又不要管得太具体。

冲刺全国百强

长治县提出了“五个一、冲百强”目标。“五个一”，是到“十二五”末，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到1000亿元，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00亿元，财政总收入达到10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翻一番，达到1500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一番，达到32000元。“冲百强”，即经济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百强县行列，这个目标可望在20l3年实现。

长治县将着力以煤为基，多元发展，推动传统产业大升级、优势产业上规模、新兴产业抓高端；以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布局规划的“三规合一”，引领城镇化建设，努力消除户籍、住房、社保等方面的“玻璃门”，力争到2015年，全县城镇化率由24%提高到70%。

今年，党要召开十，长治县“两年冲刺进百强”也到了紧要关头。其发力点，一是要全力以赴打造“三大方阵”：振东集团、成功集团等10个产值百亿元的龙头企业、山河巨能、康寿园食品等20个产值十亿元的大型企业、恒毅纺织、玉通机械等100个产值五千万元以上规模企业。二是要加快城乡一体化，推进同城发展。长治县将构筑“一轴两区”框架，畅通长晋合作大通道；扩张“一城五镇”规模，搭建城乡一体化发展大平台。三是要共享发展成果，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努力打造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幸福之都。

2012年，长治县将力争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百亿元大关，财政总收入瞄准全省第一，确保70亿元，力争达到80个亿。在“五大经济指标”高速增长的同时，以“富裕指数”、“绿色指数”、“幸福指数”为主的一系列科学发展综合指标，都要求有较大增幅。

转型迫在眉睫，跨越时不我待。转型发展最大的支撑是项目，最大的依托在产业。推进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的助推器也是长治上下冲刺“百强县”之信心所在。我们将继续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发挥大企业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最大限度地延伸产业链条，引进、培育一大批年产值亿元左右的企业，形成“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的转型发展新格局。

发展惠及民生

长治县制定的民生工作目标，具体说，就是实现“五个覆盖”：第一，劳动力充分就业全覆盖；第二，居民人均收入超翻番全覆盖；第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全覆盖，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职业群体全覆盖；第四，全县失地农民基本生活和“一户一个就业岗位或一处经营门店”保障全覆盖；第五，全县农村困难群众和城镇困难职工社会救助全覆盖。

特别注意把“三农”工作视为重要的民生工程。长治县解决了一大批缺水村和缺水农户的饮水安全问题，启动陶清河生态长廊治理开发等水利工程项目。陶清河的治理集防洪、抗旱、水资源再利用、生态、旅游等多功能为一体，是一个能够造福沿途许多村庄的利民工程。

根据长治市的发展规划，确立县城就是长治市区的新理念，要把长治县打造成一个功能齐全、设施完善、交通便捷、人气才气兴旺、辐射带动能力强的长治南部新城区。实现这个蓝图，也要依靠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打破旧有的“煤思维”经济格局。

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好人的发展。作为地方政府，要把社会发展最终目的放在民生上。政府政绩还要让老百姓检验。社会的发展是否真正给老百姓、给经济发展、社会的发展、老百姓的民生带来好处，最终需要老百姓来评判。政府做事，不可能全都考虑周到。政府不是用来被人民感谢的，做错了事，能得到人民的原谅，这才是最好的政府。

长治县将用三至五年时间，打造晋东南城镇群联结发展的“桥头堡”；创建“全省环保模范县”、“全国生态宜居县”，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打造“幸福家园”，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

长治县委、县政府形成一个共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即是以民为本。民安则国安,民富则国强。

第9篇：城乡一体化的好处范文

【关键词】农民市民化 义乌市场 角色再造 新型城镇化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的内涵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同时伴随着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现代化的转变。所以，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市民化过程，更是农村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现代城市文明冲击下的融合提升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提出的“三元经济结构”模型指出，在传统农业部门经济和城市部门经济以外，还有农村非农产业。考虑到客观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庞大的农业人口的国情，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极大的不同步，我国经济结构最终走向一元经济结构需要经历三元结构的过渡，中间存在一条农村非农产业提供农村内部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道路，农村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并在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

农民市民化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所在，不是让所有农民人口转移到城市里，而是让所有人口都能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不管其居住在农村还是城市；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村城镇体系的构筑，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不断走向融合，农民在农村也能享受到市民城市文明，从而最终实现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

义乌以专业市场闻名于世，多年来不断深化“兴商建市”发展战略，大力实施“贸工联动”，加快推进经济国际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经济社会聚集着前所未有的爆发力、扩张力。2011年3月启动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更是为义乌转型发展、争创内陆“小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回顾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动力机制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特点与不足，以便充分利用“义乌试点”改革的契机，推动相关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创造更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发展环境。

一、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历程

农民市民化大致有四个阶段。一是职业的转变；二是地域的转移；三是身份的转变；四是角色转型和再造，即实现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等向市民的顺利转变，完成现代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民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即是职业和地域转变的过程，而农村土地、户籍等制度方面的变迁也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只是个时间问题，实现农民市民化的真正难点在于第四阶段，它需要较长时期的作用。

纵观义乌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农民市民化进程，义乌专业市场的每一次拓展提升都有力地推动了农民市民化，使其几乎完成了前三个阶段的转变，“新市民”处于艰难的角色转型和再造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到城市摆摊经商的少部分人，开始了农村职业非农化的进程；到20世纪末，义乌集贸市场的迅速发展，通过“以贸促工、贸工联动”使得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发生了较大变迁，村级组织的经济职能逐渐突显，不少村出现了一村一品的产业布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了非农化进程；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给义乌专业市场的贸易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义乌小商品走向国际的同时，对义乌城市的功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政府在2002年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并于2003年制定颁发《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行政区划从原来的21个乡镇并调为6个镇和8个街道办事处，拓宽了中心城区和卫星镇的同时，建成区规划范围不断往外扩张，大量从事进城打工或经商的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在过去的10多年里，全市城市化率年均新增3%左右，年均数万人成为“城里人”。2008年以来出现的“非转农”现象，正是城乡二元结构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是经济发展对城乡二元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农村进行的一次利益调整，是对农业长期支持工业的一次“经济反哺”，本质上并不是农民市民化的逆流。

二、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动力机制

随着义乌专业市场国际化、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推进，农民市民化正成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农民市民化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催生下的一种必然产物，是转型期我们农村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表现和内在要求，分析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可以有助于我们采取措施，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同时优化其农民市民化的质量。

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进程会受到来自农村内部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作用。“推力”是从农民市民化的主体出发，着重于促进农民主动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条件的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等。“拉力”是从作为主体的农民所受到的外部驱动出发，着重于能够促使农民被动接受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工业化、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城市现代化带来的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受教育和工资水平、较好的生活品质等等。

结合义乌的实际情况，“推力”和“拉力”是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的，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农民市民化”萌芽期，县委书记谢高华“四个允许”的决定开启了经商合法之路，除了极少部分农民通过考上大学实现非农化，大部分农民主要是受到县城里经商可以获得比农村务农更高的收入的期待的“推力”作用而进程的；20世纪90年代是“农民市民化”加速发展期，政府于1993年成立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主导义乌专业市场的发展壮大，“以贸促工，贸工联动”的发展战略促使了城市社区专业街林立和一村一品的风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拉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一大部分人选择进城务工，或自己经商创业，逐步扎根城市；21世纪至今是“农民市民化”新时期，随着加入WTO带来的国际贸易大发展大繁荣，义乌经济社会进入跨越式发展期，《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等战略政策的相继出台，助推了旧城改造、撤村建居、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对农民市民化的“拉力”作用得到极大提升。当然随之产生的空心村、城中村等问题也考量着农民市民化的质量，而“农转非”、“非转农”等政策的出台也是在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户籍等体制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对于利益分配更为公平所做的调整，有利于“推力”和“拉力”作用的发挥。

我们发现，制度创新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有必要对推拉系统做一个补充，即关注到“推力”和“拉力”因素所构成的动力系统，它有一个运行环境（其构成可以确定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主要有：①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主要是指针对失地农民所进行的一系列土地征用补偿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可以保证“推力”和“拉力”由潜在转变成现实，减少农民市民化的阻力，并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出现的问题，适时地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制度瓶颈，进一步放大和强化推拉作用，加速农民市民化；②非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主要是指致力于营造一种市民愿意接纳农民成为市民的社会氛围，帮助农民实现自身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向市民的全面转变。考虑到我们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所带来的城乡分割，城乡居民心理隔阂、疏离甚至对立的情况有一定的顽固性，很有必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包容充满活力的良好氛围，消除彼此的偏见，帮助农民实现从长期形成的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到城市市民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农民市民化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角色转型和再造。

回顾义乌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经历的数轮强县扩权，实施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出台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义乌市被征地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暂行办法》、《义乌市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办法》、《义乌新农村建设二十条》等政策都为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对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使用权利日益清晰的界定，也为资源进入市场进行优化配置以达到最佳的效率扫清了障碍。

三、义乌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在市场发展带动的“推拉”动力机制作用下，农民市民化取到了很大程度的进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有：

（一）非农化和农村城市化的不同步使得义乌广大农村产生“空心村”现象。具体表现为不少村民挤到村庄交通较好的地方私建住宅，时间一长，旧村也就“空”了，加上一户一宅的宅基地政策没有得到落实到位，人们抱着“能占就占、能多占就多占”的思想和观念，既浪费了有限的土地资源，又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和农村的旧村改造。政府应从根本入手，探索建立宅基地有序流转制度，明确宅基地产权，调整建立公平、合理的宅基地收益分配准则，从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农民市民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打开空间。

（二）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城中村”、“村改居困难”、村官腐败、“房东经济”等一系列问题。在义乌这样经济富裕的县域，阻碍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往往既能获得农村政策的好处，如宅基地分配、征地补偿款、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等经营收入的分红，又能得到城市发展的边际效应，如务工人员和加工厂的租金收入，一旦丧失农村居民身份，便意味着丧失了这些丰厚的稳定收益，所以农民对于进城成为户籍上的市民积极性不高。一度沸沸扬扬的数百名公务员“争当农民”的新闻即是明证。“非转农”本身并不是问题，它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对农村长期支撑工业发展后的经济反哺，如果顺势在户籍、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宅基地市场流转等制度上实现突破，为现代化的农民市民化奠定产业体系基础。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建议可以转为股份公司以实现农民股民化，而村级组织从直接的经营管理职能转型为履行经济管理的监督（监事会）职能上来，可以有效解决村官腐败的问题。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应当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建设用地上的开发权和收益权，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让市场自己去选择开发的形式，投资商的加入可以为“城中村”的改造提供资金、现代化的建设和管理理念，将实现投资商、农民、政府的“三赢”局面。

（三）“新农村建设”使得广大农民享受到市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亟待解决。问题主要有：1、规划部门在新农村规划设计方面一味迎合群众的经济利益，深受诸如新建房屋一定要“有天有地”等群众思想的影响，对未来缺乏长远的打算，产生的大量雷同的“四层半”，形成的清一色专业经营村布局，既使得居民有房住不完，房屋空置率很高给土地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又使得义乌更像一个农民城，与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商贸城形象不符；2、外来就业人口的增多促进了“食租”群体的滋生，弱化了人文优势，延缓了农民的角色转型和再造，如部分村民靠房屋租金生活，缺乏进取精神，根本不愿就业，而部分富二代则开始习惯吃喝玩乐的攀比，诸如此类这些现象的存在，加剧了农民市民化的“文化硬伤”，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体市民素质的提高，这与义乌试点推进下的国际化战略背道而驰；3、房屋建设过分注重出租经济效益，忽视了绿化及环境保护，随之而来的脏乱差现象普遍，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所以有必要完善社区服务和管理，努力寻求解决农民意识与城市居民身份的矛盾，依靠社区力量，来提升社区成员的生活品质，并为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

追寻上述问题的思想根源，皆在于农民市民化第四阶段的角色转型和再造问题不到位。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部分农民由于个人能力和水平差异，对于市民角色相应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模式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对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村改居”等工程背后的城乡一体化、最终实现广泛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并没有多大的体会，从而导致职业、地域乃至户籍身份已经实现转变的情况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依然没有得到质的转变，与老市民相比，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市民。所以，政府要转变观念，在坚持“兴商建市”战略、大力推进“义乌试点”改革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城市的文化积累，提升文化品位，完善诸如职业培训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帮助农民完成“新市民”角色的再造。

在农民角色转型和再造过程中，政府可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推进，以保障农民市民化第四阶段的顺利推进：

1、宏观层面，继续进行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改革、户籍与居住证制度挂钩、社会保障等制度创新，为推拉理论的效力发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2、中观层面，大力鼓励、扶持、促进社会组织举办各种活动来提升“新市民”的社会参与度，通过社区篮球赛、歌曲比赛、书法比拼等文艺活动丰富市民间的生活往来，扎实社会关系网络，丰富其职业经历和生活体验，让农民市民化以后的社会权利名副其实，确保、提升其社会地位；

3、微观层面，加大现代观念、文明准则和城市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引导农民破除小富即安、小打小闹的小农经济思想，树立求大发展的创业精神、现代法制观念、城市公共生活意识等等，使思想和行动跟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

四、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问题即是机遇，结合国家的新型城镇化的部署和义乌试点的改革精神，我们不难看出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一）特大镇将成为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突破口。通过中心镇、一般镇和中心村构成一个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优化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将成为承载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平台。按照新型城镇化的有关部署，小城镇将先行“全面放开落户”的政策，将陆续推出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鉴于义乌市佛堂镇在2010年底成为浙江省首批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有望在佛堂进行试点。可以预见，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义乌将较快的实现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的有效衔接，从制度上解除对农民市民化的身份转变障碍。

（二）“新型城镇化”为载体推进农民市民化，为各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十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其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倾向明显，下一步的城镇化将有别于原有的人口、土地规模化扩张的城镇化，将更注重质量，以紧凑、多样、低碳为原则因地制宜。接下去的义乌新农村建设、农村城市化进程将从原有的经济利益导向中摆脱出来，将更注重农民市民化的质量，城镇建设模式将趋于多样化，将有更多的花园式新农村新社区出现。随着国际贸易对义乌体制机制改革要求的不断深入，农民宅基地确权、流转、有偿退出等制度创新也将以试点的形式推行，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使用和分配将会得到极大的优化，工业将转向乡镇发展，随之配套支撑的商业及服务业体系的建立将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载体。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说：“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农民市民化并不意味着农业的终结，也不是乡村的终结，而是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类比法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所发生的，当前中国的农民市民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后来又渐渐迁移回农村，使得农村以一种新的方式而存在，最终完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乡村社区现代化三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而义乌毫无疑问将走在这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前面，在义乌试点改革的旗帜指引下，以开拓进取精神，不断深化农民市民化的伟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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