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百姓同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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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在进行《醉翁亭记》一课复习教学设计时，我决定将《丰乐亭记》与其进行互文比读，引领同学通过比较品读这两篇亭记的优美语言，领略文中所描绘的优美自然风景，仔细体味作者“醉翁”表露出的非同寻常之“乐”。教学实施过程中，在对・《丰乐亭记》的疑难词句进行了疏通，对关键语句进行了翻译，同学们对文本的内容有了初步理解之后，我们进入了重点学习环节，即理解文中“丰乐”有哪些具体的内涵：
师：根据你的阅读，你理解到题中的“丰乐”在文中有哪些具体的内涵?请以文本为依据说出你的看法。
生：“乐其岁物之丰成”――丰年之乐。
生：山水之乐――“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翁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
师：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谷都是可“乐”的，那这里的“亭”有乐可言吗?
生：有，“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因为有乐趣才“往游其间”。
师：对，本来这里的山水就美，建了亭之后，这里的风景就更加美了。山、水、谷、亭之乐合起来可称为“景之乐”。还有别的“乐”吗?
生：“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修之乐。
师：对，这属于“人之乐”。文中还有其他的“人之乐”吗?
生：滁人之乐――“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
师：对，百姓喜欢与太守一起游玩，这让我们感受到了官与民和谐相处的融洽氛围，不由得联想到《醉翁亭记》中描述的一些画面。
生：还有四时景物之乐――“掇幽芳而阴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
师：很好!《醉翁亭记》中同样也写到了山问朝暮、四时景物变化带来的乐趣。那么，丰乐亭的景乐，这里的人也特别快乐，作者想告诉我们，这些乐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在于“时之乐”――“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所有的“乐”，都来自于太平无事的年代，应当倍加珍惜，这也许才是本文的深层内涵。
师：同学们想一想，古人说的这个“理”，在今天是不是还有道理?大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稳定平和的局面，还谈何发展进步?小到一个班级，如果没有安定团结的班风，乱糟糟的，你会享受到学习的乐趣、感受到成长的快乐吗?
同学们对《丰乐亭记》中“乐”的丰富内涵有了具体的理解，再联系《醉翁亭记》来细细品味两文之“乐”的异同，就有了认知的基础。为了让同学们既能品读出“乐”的个中真味，又能掌握互文比读这根具体“拐杖”，我想到了“百字小品”这种评点式阅读方式：
师：品读名家作品，其实是在借助语言和名家进行心灵的对话。本文与《醉翁亭记》都多次写到“乐”，但“乐”的具体内容和写“乐”的笔法又有所不同。你能自选角度，通过品味语言进行比较辨析吗?要求：六人小组合作探究，每组完成一则百字左右的品赏短文。
(多媒体提示写作指导内容’：[“百字小品”写作要点]①明确角度；②品味语言；③表达感悟。[“百字小品”写作示例]《醉翁亭记》的山之“乐”，乐在琅琊山“蔚然而深秀”；《丰乐亭记》的山之“乐”，乐在丰山“耸然而特立”。同是滁州之山，前者清秀，后者壮美，两相对照，作者的用词特别形象、生动。)
师：除了“山”之乐以外，同学们还可以扶哪些角度进行品析?对，还有“水”之乐，“四时”之乐，“人”之乐等等。
(生小组合作品析。师参与小组合作，进行指导：选择品赏角度，寻找相应文句，交流阅读感悟，再由组内写作最好的同学组织语言，形成书面评析。)
师：请各小组将你们合作探究的成果送上来展示交流。
生小组1：《醉翁亭记》中的水“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给人一种涓涓细流的生命感，十分柔美；而《丰乐亭记》中的水“中有清泉，潸然而仰出”，给人一种充盈的跳动感，使人感觉富有希望，表现了作者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生小组2：《醉翁亭记》中水之“乐”，在酝泉“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也”；而《丰乐亭记》中的水之“乐”，则在“然而仰出”。前者恬静柔美，后者活泼充盘，两相对照，作者写得十分形象生动，充满了对滁州山水的喜爱之情。
生小组3：《醉翁亭记》中欧阳修的“乐”，“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乐”和与民同乐；而《丰乐亭记》中欧阳修的乐趣是“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同是修之乐，前者着重自己的乐趣，而后者着重百姓的安闲之乐，但都表达了以民之乐为乐的感情，表达了作者体爱人民的感情。
生小组4：《醉翁亭记》中，人们“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不绝”，一幅悠闲、自得的生活图景。《丰乐亭记》中，人们“乐其岁物之丰成”，生活在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说明作者将滁州管理得非常好。
生小组5：《醉翁亭记》通过“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将宴酣之乐写得形象生动，借此衬托了太守之乐；而《丰乐亭记》中，修“乐其地僻而事简”，写出了生活之悠闲、安恬。所以《醉翁亭记》中的“宴酣之乐”与《丰乐亭记》中的“地僻事简”之乐不同。
……
师：同学们合作形成的感悟评点，让老师深感振奋。下面也把我的阅读感言与大家分享。
老师感言一：《醉翁亭记》的山水之“乐”，在琅琊山“蔚然”深秀，在酝泉水“潺潺”泻出，在醉翁亭“翼然”泉上；《丰乐亭记》的山水之“乐”，在丰山“耸然”特立，在幽谷“窈然”深藏，在清泉“然”仰出――同为滁州山水，或温婉清秀，或挺拔壮美，形象虽各异，描绘多逼真!细品几个“然”，用语特传神!
老师感言二：《醉翁亭记》“乐”在“趣”。“趣”在山问朝暮、四时变化。在游人呼应、宾客喧哗，在“颓然”太守“苍颜白发”，在山林禽鸟鸣声上下――“趣”的层面何其多也!《丰乐亭记》“乐”在“理”。虽有“山谷清泉”，也说“四时之景”，但重点似乎更在文末的理上：“生无事之时”方能“安丰年之乐”――“理”的表述何其明也!
老师感言三：《醉翁亭记》的“乐者”洒脱，洒脱在开篇现“醉翁”，中篇只“太守”，篇末才点出“庐陵欧阳修”――读来似觉欧阳“醉翁”酒虽醒而意未消，笔墨淋漓酣畅，完全一个寄情山水的“文人”；《丰乐亭记》的“乐者”平稳，平稳在开篇“修既治滁”，中篇告民以“理”，就连结尾的落款也不忘标明自己官职的全称“右正言知制诰……”――读来颇感欧阳“知州”心气平而精神爽，行文稳稳当当，俨然一个善于教化的“官人”。
老师感言四：《醉翁亭记》之“乐”……《丰乐亭记》之“乐”……
师：“感言四”还没有写好。越是仔细品读，我对欧阳修这两篇亭记的兴趣越是浓厚，我觉得自己的发现越来越多，自己的感悟也越来越多……我还想继续写下去，同学们想不想?
第2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我眺望远方，只是空对着菱花镜中的“戚戚惨惨凄凄”，空对着画着秋景的屏风，空对着远方的沉默。
煤渣路软软刺刺的很舒服，我从小整个夏季奔跑在这条路上。现在我依旧奔跑着，我一路风尘仆仆而来，脚印踏得是多么艰难，却黯黯随身后风沙而逝。看前途只是一片迷惘，身后又没有一丝痕迹。
我思索着，我急匆匆向前，是为了什么。“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损有谁怜……”《葬花辞》静静凝视着“逝者如斯”的美丽。那我的愿景是何等可怜啊。无法静静逝去，又无法快步上前。是什么在阻挡呢？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消极吗，还是“珍重芳姿昼掩门”的死扳。东坡如何唱一曲“大江东去”，滁洲醉亭中欧阳修有如何醉一亭与百姓同乐。他们是那么不幸，他们看不见黑暗囚笼的手已经牢牢帮他们抓住，为何要无畏的反抗？
待在黑暗的缝隙，阳光找不到你，世界只有自己的呼吸，你的绳索也已随黑暗腐朽，为什么还要顽强的爬上去了？不，我错了。他们并没有身处黑暗，因为他们的心是坚强。黛玉任“薛涛伐逐流”依旧唱一池灵动，那弱扶柳下的是她的愿景，是的，她知道它在远方，只要流淌过去。
第3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中华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华民族传统下来的礼仪文化是闻名于世的。《礼记》就是一部以礼仪制度为主题的著经典。《论语》中的“人人不知而不愠”、“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太丘与友期》中的“诚信”以及《鱼我所欲也》中“善”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材中还有很多爱国的思想情节，如岳飞的“精忠报国”，诸葛亮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都体现了忠君报国、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它所蕴含的思想远不止这些。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不断从教材中挖掘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渗透到教学之中。
二、将课堂作为渗透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教师要花费力气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及教学课型，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方式将传统文化在课堂上呈现。首先，应激发中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古文难懂，许多学生都害怕学习古文，对其敬而远之。教师要想使学生接受古文，应该先激发他们学习古文的热情。譬如讲《红楼梦》，让学生直接阅读肯定是行不通的，如果先把故事情节告诉学生，引起学生们的好奇心，再把周汝昌的《红楼小讲》，刘亮等人讲解的红楼诗词介绍给学生，吸引他们去读“红楼”，这样就更加容易了。古诗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凝聚着我们太多的民族情感和古人的思想精华。许多学生只知其名，不知其义，背诵起千古名句来，琅琅上口，但如若问其涵义却不知道。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将诗句中优美的文字与诗的意境联系起来，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其中“直”、“圆”两字用得恰到好处，而如果将这两个字改为“白”、“红”或“立”、“悬”又会怎样呢？让学生体会其中的感受，从而增强对古诗文的好奇心，迸发学习的激情。利用分点分项法也能提高中学生对古代人物的理解。文学往往是多面性的，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解读。在对古代人物的理解中，一定要从多个角度，不同的侧面进行分析和理解。如三国中的曹操，可以从“可爱的奸雄”的角度来分析，什么地方体现了他的“可爱”，什么地方体现了他的“奸诈”，又有什么地方体现了他的“英雄之举”，逐项逐点分析，就能对曹操这个人有深刻的理解。再如《木兰诗》中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可从“娇美的女子”和“刚健的英雄”这两点来分析，引导学生认识她。比较阅读法可以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如阅读《小石潭记》、《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对比柳宗元、范仲淹和欧阳修的人生观。柳宗元“见水清鱼乐而乐，感石潭寂寥凄寒而忧”；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志向高远却无法实现；欧阳修将忧愁寄寓于山水之间，为政一方造福一方百姓然后“与民同乐”。另外，还有儒与道之争，唐诗宋词中现实与浪漫、豪放与婉约之别，都是可以比较阅读的，这样必定能激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拓展课外，将多彩的文化生活呈现给学生
第4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一、知识性
知识性是文言文教学最大的特性，也是我们学习文言文最主要的目的。这些文言文名篇都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的精华的积淀，流传至今，体现了它们巨大的学习价值与意义。
二、思想性
一些老师在教文言文时往往会考虑到初中学生刚学文言文不久，不宜讲的过深，而忽视了对其思想意义的挖掘，或者讲解的不够透彻。其实很多文言文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文章所阐述的道理发人深省，启迪人们的智慧，让人从中可以得到很大的教益，因此，教者切不可因小失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只顾着讲解字词内容，淡化了向学生灌输精神营养液。
三、艺术性
有的老师在教文言文时，讲的是细之又细，唯恐学生听不懂。结果把课文磨得支离破碎，毫无艺术美感可言。其实，不少文言文名篇都是优美的散文，文章音韵和谐，对偶押韵，读来如风行水上，朗朗上口。有的句式整齐，有的骈散结合，或长或短，或多或少，间或运用多种艺术修辞手法，艺术性极高。优美的语言芳香四溢，沁人心脾，如饮醇酒，如品甘醴，令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学习这样的文言名篇，简直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就学习的意义而言，已上升另外一个高度了。
四、育人性
文言文名篇最重要的要算是其育人性，老师能用这些材料来启发教育学生，其效果是深刻的，容易被人接受的。如《陈涉世家》则教育青少年从小就要立下远大志向和目标，并为之而去奋斗；《狼》则告诉人们要用智慧和勇气去战胜邪恶。
许多文言名篇给我们刻画了个性鲜明、光彩照人的历史名人，是我们学习的永远的楷模和榜样。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范仲淹；乐观豁达，与民同乐的“醉翁”太守欧阳修；关心百姓疾苦，为民请命疾呼“苛政猛于虎”的柳宗元；意坚如钢，百折不挠的老愚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有哪一个不是栩栩如生的学习典型呢？
许多文言名篇中的名言警句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指导我们的人生实践，成为我们终身不渝的行为准则。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爱莲说》中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等等，都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和行之高标。其潜移默化的育人性，远远大于空洞的说教。
文言文学习的好处自然无需多言，而我们的初中文言文教学长期以来都处于模式单一、少慢差费、枯燥乏味的状态，缺乏整体感。一般的传统教法是逐字逐句地串讲，做到字词落实，过多强调语言难度，忽视思想深度；过多强调“字句落实，句句清楚”式的割裂分析，缺乏古今互动、师生互动；过多强调教师的主导，串讲翻译，讲不胜讲，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没有充分利用学生手头众多的参考资料和网络优势，没有培养学生利用工具书的自学能力。
新课标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学生在老师引领下自主学习、自主发展，这也完全适合于初中文言文教学读读背背，理解基本内容的诵读要求。
新课标对中学阶段文言文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教学要求和评价要求：“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80篇”，“评价学生阅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重点在考查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考查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而不应考查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这应成为我们在文言文教学中推陈出新的一把标尺。
那么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我们如何进行文言文探究性教学的尝试呢？
1．充分调动学生已有的知识积累和经验。
2．尽量调动学生的丰富情感和生活体验。
3．提高学生的合作探究和赏析能力。
第5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论文关键词：仕人；忧患意识；治国理政
严复在其《天演论》中认为，“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有人，就有人的忧患；有仕人，就有仕人的忧患。明人吕坤居官十余载，在《治道》中有感慨：“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中国传统仕人的忧患意识主要是指其通过对忧患境遇的深刻体验而孕育出来的弘扬人生目标、价值取向的特殊心态。由忧患而超越忧患的心中历程，彰显了传统仕人生命哲学的特质和魅力。
一、忧己
按照内圣外王的修齐治平路径，中国仕人以德为先，把立德作为治道之核心。这是中国传统仕人所特有的一种治道精神和德治智慧。“为人不能尽人道，为官不能尽官道，是吾所忧也”。他们在个人的德、才、财、位、势等关系处理中，视德领于才、先于财、高于位、优于势。关于德与才，他们认为，“德”好比水之源头，“才”好比水之波浪；“德”为木之根本，“才”为木之枝叶。《资治通鉴》中有“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关于德与财，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关于德与权势，他们认为，“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关于为政之德，古人话语很多。子张问于孔子日：“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孔子有“五美”之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扬雄在《修身》中有“取四重，去四轻”之说：“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
“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实际上，他们的认识都被传统仕人所接受，并作为一种行为规范而进行临摹和实践了。传统仕人对于安身立命、修齐治平的忧患最终达到一种无忧而达命的境界。刘勰的《刘子》中就有“遇不遇，命也；贤不贤，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伤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临难而不慑，贫贱而不忧，可为达命者矣”。更有以忧患为我所用，洒然自得者。梁启超在其《养心语录》中说：“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苟不尔，则从古圣者，可以不出世矣。种种烦恼，皆为我练心之助；种种危险，皆为我练胆之助；随处皆我之学校也。我正患无就学之地，而时时有此天造地设之学堂以饷之，不亦幸乎!我辈遇烦恼遇危险时，作如是观，未有不洒然自得者。”
二、忧民
儒家治国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民本论”。孔子作为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者，主张“爱人”“亲亲而仁民”，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爱民恤民措施。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心向背与国家的兴亡、统治者的安危连接起来。中国仕人的忧民，首先基于人民对于国家政治的特殊作用。孔子说过：“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后，孔子的观点在以后被传统仕人反复引用，在处理君民关系、官民关系和巩固稳定国家政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荀子·王霸》云：“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
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严遵《天下有道德》中说：“君者，民之源也；民者，君之根也。根伤则华实不生，源丧则流沫不盈。上下相保，故能长久。”这些话语，都映照了孔子的观点。法家的管子也注意到了民心向背对政治的重要性。他在《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道家也主张治国清静无为，不扰民。老子就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论断。传统仕人对生民之苦多有关切，也充满同情。《汉书·鲍宣传》中认为民有“七亡”和“七死”之说，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强调官民同忧乐，是中国仕人从向度深化和拓宽了忧民意识的特定内涵。官之忧是民之忧，官之乐是民之乐；反之亦然。在《粱惠王》下章，孟子向齐宣王讲过一段关于“忧乐”的精彩论点：“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至后来引发出了后来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无疑是把忧民意识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那就是官民同忧乐的和谐境界。
基于政权性质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中国仕人的忧民意识多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正如学者所言：“虽然‘人贵物贱’、‘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观点都带有不切实际的理想或空想色彩，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政治者为政的直接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但它对于约束和牵制统治者的言论和行动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的。
三、忧君
对君主的忧患主要在于避免人亡，当然这与对政治的忧患主要在于避免政息是有内在联系并很难分清的。扬雄在《先知》中有一段对话：“或问：‘何以治国?’日：‘立政。’日：‘何以立政?’日：‘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仍然强调了君主是立政治国的出发点。传统仕人的忧君意识主要体现在：
(一)君主要有所忧。古人对于忧君之关切，总是联结着某种安危存亡之道。《周易·系辞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六韬·兵道》：“存才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左传·襄公十一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孟子甚至说：“也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其凸显的意蕴寄托在当政者须怀藏一股居安思危、存不忘亡的“忧政”之中，这无疑影响了后来仕人的思想，在对君国存亡的忧患中表达了他们辩证的治道。
(二)君主要忧所以忧。苏轼在《汉之变故有六》中云：“人主莫不欲安存恶危亡，然而其国常至于不可救者，何也?所忧者，非其所以乱与亡。而其所以乱与亡者，常出于其所不忧也。”苏轼在其《策略一》中还云：“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乱者也。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
(三)君主要积仁德。《左传》就有这方面要求：“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亡。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贞观十一年，魏徵向太宗上书：要想让树木长得高，必须使树木的根扎得牢固；要想让河水流得远，必须疏通它的源头；要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多积累道德仁义阳。
(四)君主要行仁政。《韩非子·十过》对君主行政提出十个方面警告。苟悦《孝昭纪》中把君主分为五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张居正向万历帝进疏道：“大抵皆以敬天法祖，听言纳谏，节用爱人，亲贤臣，远小人，忧勤惕厉即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谏遂非，侈用虐民，亲小人，远贤臣，盘乐怠傲即乱。”
(五)君主要善于用人。中国古代多人治少法冶，所以，选人用人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苟子云：“故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亡。态臣用，则必死；篡臣用，则必危；功臣用，则必荣；圣臣用，则必尊。”管子提出：“君之所慎者四：一日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日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日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日不好本事，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固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苟子认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韩非子认为，人臣有“五奸”，刘向指出，人臣有“六邪”等等，都对君主善于识人鉴人充满了期待。
四、忧政
欧阳修在《准诏言事上书》提出“忧政”观点：“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政治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其忧患意识底蕴在张扬一种为政之道。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指出：“先帝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如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他们的“忧政”挑明，为政既要正心修身，秉忧勤之心，还须晓治国之道、为政之要。
忧政的同时，传统仕人对于治道之各种关系是有辩证认识的。韩愈指出：“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纪纲者，脉也。脉不病，虽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说者，其知所以为天下乎!’’而康有为则在《上清帝第七书》中明确地第一次从制度上论证败弱之理：“尝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弊政尊隔之故。”谭嗣同的忧政意识与康有为所见略同，也是从制度的角度展开，他认为：“事之所以不治，有为之隔者也。君与臣隔，大臣与小臣隔，官与绅隔，士与民隔，而官与官、绅与绅、士与士、民与民又无不自相为隔。西人谓中国二十三行省各不相通，无异二十三国。不知一国之中，又复分为无数国。譬如一幅美锦，既条条裂之，复寸寸磔之。其存焉者与有几!”超级秘书网
五、忧天下
第6篇：欧阳修与百姓同乐范文
位于山西太原市西南悬瓮山麓，是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唯一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建筑、园林、雕刻艺术中公元7世纪至12世纪间极为辉煌壮美、璀璨绚烂的篇章。晋祠是祭祀西周唐国诸侯姬虞的祠堂，创建于西周(公元前11世纪)。1500年前，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晋祠已有相当规模。后经北齐、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及民国诸时期，历经2000多年的擘划营造和修葺扩充，遂成当今规模。
其中于公元7世纪至12世纪间最为兴盛，是中国唐、宋古建园林、雕刻艺术之典范。保存至今的有盛唐时期碑刻，宋、元、明、清不同时期的古代建筑100余座，特别是主体建筑圣母殿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唯一具有典型性的北宋时期的代表性建筑实例。保存在圣母殿内的宋塑群像突破了宋以前宗教造像的模式，而成为当时社会上真实人物的写照，开创了雕塑艺术写实作品的先河，它不仅是中国雕塑史上唯一反映宫廷人物的造像，而且是中国雕塑史上艺术高超的罕见精品。
晋祠创建年代久远，跨越时空漫长，所处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景色幽美，是许多祠庙建筑难以比拟的。晋祠以大量的古建筑、雕塑、碑刻、壁画、古树名木，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建筑、园林、雕塑、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晋祠的历史、艺术、科学和鉴赏价值，使其成为古代宗祠与园林艺术相结合的且跨越的历史最长又最具代表性的唯一实例，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人类建筑艺术宝库中一份最珍贵的遗产。
太原晋祠的导游词2：
晋祠最著名的建筑为圣母殿，创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圣母传为姬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名“女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含后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邑姜居中而座，神态庄严，雍容华贵，凤冠霞帔，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塑像形象逼真，造型生动，情态各异，是研究宋代雕塑艺术和服饰的珍贵资料。
鱼沼飞梁，建于宋代，呈十字桥形，如大鹏展翅，位于圣母殿前，形状典雅大方，造型独特，是国内现存古桥梁中仅有的一例。
金人台四尊铁人姿态英武，因铁为五金之属，人称之为“金人台”。西南隅的那尊铁人，铸于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不但保存完整，而且神态威武，英姿勃勃，气概不凡，销明甲亮，闪闪泛光，颇为独特。据说，一年夏天气候特别炎热，身披铁甲的西南隅的铁人忍受不了这难熬的痛苦。独自走到汾河边，只见汾河滔滔而流，怎么过河呢，铁人犯了愁。正在着急，忽见从上游不远沿岸边驶下一条小船。铁人赶忙上前招呼，要求船家把他渡到对岸。船家沉吟一阵，方才慢腾腾地说：“渡你一人，人太少，可再稍候一时，再等等有无旁人。”铁人一焦急，赶忙说道：“你能渡过我一个，就算你有能耐啦”船家看了看铁人说：“你能有多重，一只船不止装一人，除非你是铁铸的。”话一落音，一语道破了铁人的本相。瞬间，铁人立在汾河边，纹丝不动，怎么这人不说话了?船家抬眼一看，面前立着一位铁人。多眼熟啊，嗬，可不是嘛，是晋词的铁人。船家不敢怠慢，赶忙找了一些乡亲，把铁人抬回金人台。圣母勒令手下将领，把铁人的脚趾上连砍三刀，表示对铁人不服从戒律的惩罚。今日的铁人，脚上还留着连砍三刀的印痕。
唐碑亭，即“贞观宝翰”亭。亭内陈列唐太宗李世民手书碑刻“晋祠之铭并序”。 全碑1200多宇，书法行草，骨骼雄健，笔力奇逸含蓄，有王羲之的书法神韵，是书法艺术的珍品。圣母殿右侧，是千年古树“卧龙周柏”。难老泉，俗称“南海眼”，出自断岩层，终年涌水，生生不息，北齐时有人据《诗经鲁颂》中“永锡难老”之句起名“难老泉”。周柏、难老泉、侍女像誉称“晋祠三绝”。
在难老泉亭上方，有一座水母楼，俗称梳妆楼，别号水晶宫。楼内水母像铜质金装，端坐瓮上，束发未竟，神态自若。据传，水母姓柳，生性贤良，家住晋祠附近的金胜村，嫁到晋祠为媳。不幸的是，她同嫁后横遭婆线凌虐，每日到远方去挑水。挑回的水，婆母只要前桶，不要后桶，名为嫌脏，实则存心刁难。一天，柳女挑水归来，在途中一骑马人要借水饮马，柳女欣然应允。等柳女返回重挑时，那人送给柳女一条金丝马鞭，并告她马鞭放在瓮中，只要轻轻向上一提，水即满瓮。柳女回去一试，果然灵验。这个秘密不久就被柳女的小姑子发现，一次她趁获女回娘家不在，从瓮中提起马鞭，顿时，水从瓮中奔涌而出。大水，很快就要淹没附近村庄……，柳女正在娘家梳头，闻讯赶来，毅然坐在瓮上，水势一下变小，人们得救了，水母再也没有离开水瓮。
晋祠南部名奉圣寺，相传这里曾是唐朝大将尉迟敬德的别墅。奉圣寺此，有舍利塔，塔高38米，七级八角形。在奉圣寺附近，有巨槐一株，干老枝嫩，苍郁古朴，独具一格。据传，原来这株槐树历史久远，早已干枯，也不知过了多少年，到清代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农历三月廿一日，奉圣寺内集会，人来人往熙攘非凡。恰好，有一个老道士在枯槐下叫卖，出售膏药。口里喊着：“膏药灵应、能汉百病，有福来买，无福不信。”叫卖半晌，没人买他的药。这位老道继续叫卖：“如此仙药，来购无人，凡人无福，枯槐宜生。”说罢，他将膏药贴于枯槐身上.拂袖扬长而去。说来真巧，不到一个月，这株枯槐，死而复生。生枝展芽，甚为茂盛。人们见状，都惊呼这株枯槐叫复生槐。实际上，俗话说得好：“千年柏、万年松，老槐一睡几百春。”这株枯槐复生，大约是因为多年长睡而碰巧苏醒的缘故。
晋祠，初名唐叔虞祠，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而建。叔虞励精图治，利用晋水，兴修农田水利，大力发展农业，使唐国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足，造成日后八百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叔虞死后，后人为纪念他，在其封地之内选择了这片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地方修建了祠堂供奉他，取名“唐叔虞祠”。叔虞的儿子燮父继位后，因境内有晋水流淌，故将国号由“唐”改为“晋”，这也是山西简称“晋”的由来，祠堂也改名为“晋王祠”，简称“晋祠”。
晋祠在太原市西南25公里悬翁山下，晋水发源处。北宋天圣年间，追风唐疏虞为汾王，并为大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大的圣母殿，殿内有43尊宋代彩塑，殿前鱼沼飞梁喂国内所仅见。殿内两侧为难老、善利、二泉，晋水主要源头由此流出，常年不息，水温17℃，清澈见底。祠内贞观宝翰厅有唐太宗写的“御碑”、“晋祠之铭并续”。晋祠内还有著名的周柏、唐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左侧，唐槐在关帝庙内，老枝纵横，至今生机勃勃，郁郁苍苍，于常流不息的难老泉和精美的宋塑42歌侍女像、圣母像誉为“晋祠三绝”。
太原晋祠的导游词3：
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二十五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晋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名“晋祠”。这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在如画的美景中，历代劳动人民建筑了近百座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在苍郁的树木掩映之下，清澈见底的泉水蜿蜓穿流于祠庙殿宇之同，历史文物与自然风景荟萃一起，使游人目不暇接，留连忘返。晋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和著名的游块胜地，常年接待着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
关于晋祠的故事，说来话长，据《史纪·晋世家》的纪载，周武王之子成王姬诵封同母弟叔虞于唐，称唐叔虞。叔虞的儿子燮，因境内有晋水，改国号为晋。后人为了奉祀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祠宇，称唐叔虞祠，也叫做晋祠。晋祠的创建年代，现在还难以考定。最早的记载见于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 ?——527年)的《水经注》，书中写道：“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坐时的风景文物已大有可观，祠、堂、飞梁都已俱备了。由此可见，晋祠的历史，即使是从北魏算起，距今也有一千好几百年了。
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曾经过多次修建和扩建，面貌不断改观。南北朝时，文宣帝高洋，推翻东魏，建立了北齐，将晋阳定为别都，于天保年间(公元550——559年)扩建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隋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在祠区西南方增建舍利生生塔。唐感观二十年(公元 646年)，太宗李世民到晋祠，撰写碑文《晋祠之铭并序》，并又一次进行扩建。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在晋祠大兴土木，修缮竣工时还刻碑记事。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唐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
自从北宋天圣年间修建了圣母殿和鱼沼飞梁后，祠区建筑布局更大为改观。此后，铸造铁人，增建献殿、钟楼、鼓楼及水镜台等，这样，以圣母殿为主体的中轴线建筑物就次第告成。原来居于正位的唐叔虞祠，座落在旁边，退处于次要的位置了。
祠区内中轴线上的建筑，由东向西，依次是：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钟鼓二楼、献殿、鱼沼飞梁和圣母殿。这组建筑和它北面的唐叔虞祠、昊天神祠和文昌宫，及南面的水母楼、难老泉亭及舍利生生塔等，组成了一个综合建筑群。东西一条主线上的建筑，配合上南、北两组建筑，本来是不同时期搞起来的，集中在一起，却好像都服从于一个精巧的总体设计，并不是杂乱无章地生拼硬凑的，显得布局紧凑，既象庙观的院落，又象皇室的宫苑，反映了我国古代芳功人民创造的匠心。
中轴线最前端为水镜台，始建于明朝，是当时演戏的舞台。前部为单檐卷棚顶，后部为重檐歇山顶。除前面的较为宽敞的舞台外，其余三面均有明朗的走廊，建筑式祥别致。慈禧太后曾照原样在颐和园修建了一座。
从水镜台向西，有一条晋水的干渠——“智伯渠”，又名海清北河。相侍春秋末期，晋国世卿智伯为了攻取赵襄子的采地，引汾、晋二水灌晋阳而开凿此渠。后人在旧渠的基础上加以修浚，成为灌溉田地的水渠。
通过智伯渠上的合仙桥，便是金人台。金人台呈正方形，四角各立铁人一尊，每尊高两米有余。其中西南隅的一尊铸造于北宋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经历八百多年的雨雪风霜，迄今明亮不锈，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北宋时所达到的高度冶炼和铸造水平。
穿过对越坊及钟楼、鼓楼就到了献殿。此殿原为陈设祭品的场所，始建于金大定八年(1168年)，面宽三间，深两间，梁架很有特色，只在四椽袱上放一层平梁，既简单省料，又轻巧坚固。殿的四周除中间前后开门之外，均筑坚厚的槛墙，上安直栅栏，使整个大殿形似凉亭，显得格外利落空敞。献殿于一九五五年用原料按原式样翻修，保持了金代建筑特点，是我因古建中的瑰宝。
献殿以西，是连接圣母殿的鱼沼飞梁。全沼为一方形水池，是晋水的第二泉源。池中立三十四根小八角形石柱，柱顶架斗拱和梁木承托著十字形桥面，就是飞梁。东西桥面长十九点六米，宽五米，高出地面一点三米，西端分别与献殿和圣母殿相连接;南北桥面长十九点五米，宽三点三米，两端下斜与地面相平。整个造型犹如展翅欲飞的大鸟，故称飞梁。飞梁始建年代和旧址都不详，根据《水经注》纪载，北魏时已有飞梁之设。现存此桥，可能是北宋时与圣母及同时建造的。一九五五年曾按原样翻修。建筑结构有宋代特点，小八角石柱，复盆式莲瓣尚有北魏遗风。这种形制奇特，造型优美的十字形桥式，虽在古籍中早有记载，古面中偶有所见，但现存实物仅此一例。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桥梁建筑很有价值。
飞梁南北桥面之东，两端各卧伏一只宋雕石狮，造型生动。桥东月台上有铁狮一对，神态勇猛，铸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是我国较早的铁铸狮子。
在中轴线末端，是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圣母殿背靠悬瓮山，前临鱼沼，晋水的其他二泉——“难老”和“善利”分列左右。此殿创建于北宋天圣年间(公元1023——1032年)，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重修，是现在晋祠内最为古老的建筑。殿高约十九米，重檐歇山顶，面宽七间，进深六间，平面布置几乎成方形。殿身四周围廊，前廊进深两间，廊下宽敞。在我国古代建筑中，殿周围廊，此为现存最早的一个实例。殿周柱子略向内倾，四根角柱显著升高，使殿前檐曲线弧度很大。下翘的殿角与飞梁下折的两翼相互映衬，一起一伏，一张一弛，更显示出飞梁的巧妙和大殿的开阔。殿、桥、泉亭和鱼沼，相互陪村，浑然一体。圣母殿采用“减柱法”营造，殿内外共减十六根柱子，以廊柱和檐柱承托殿顶屋架，因此，殿前廊和殿内十分的宽敞。“减柱法”的熟练使用。
说明宋代在建筑上已进一步掌握了力学原理;斗拱和柱高的比例适当，避免了隋唐建筑中用料的浪费，在建筑式样上也更富于艺术性。我国的木结构建筑，经历了一个由隋唐的雄壮坚实到明清的华丽轻巧的发展地程，而宋代建筑正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圣母殿是宋代建筑的代表作，对于研究我国宋代建筑和我国建筑发展史都很有价值。殿内无柱，不但增加了高大神龛中圣母的威严，而且为设置塑像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殿内共四十三尊泥塑彩绘人像，除龛内二小像系后补外，其余多北宋代原塑。主像圣母，即唐叔虞和周成王的母亲，周武王的妻子，姜子牙的女儿——邑姜，其塑像设在大殿正中的神龛内。其余四十二尊侍从像对称地分列于龛外两侧。其中宦官像五尊，著男服的女官像四尊，侍女像共三十三尊。圣母邑姜，曲膝盘坐在饰凤头的木靠椅上，凤冠蟒袍，霞帔珠璎，面目端庄，显示了统治者的尊贵和奢华。四十二个侍从像，手中各有所奉，为帝后服种种劳役，例如侍奉文印翰墨，洒扫梳妆，奉饮食，侍起居以至奏乐歌舞等等。这些塑像造型生动，姿态自然，尤其是侍女像更是精品。宋代的艺人，满怀同情，塑造了一群终生被幽禁深宫，失去了自由，埋葬了青春的女性。
这些侍女像的肢体身材比较造度，服饰美观大方，衣纹明快流畅。她们的年龄或任或少，身段或丰满或苗条，面庞或圆润或清秀，神态或幽怨或天真，一个个性格鲜明，表情自然，加之高度与真人相仿，更显得栩栩如生。这组塑像突破了神庙建筑中以塑造神佛为主的老套，真实地表现了被禁锢深宫受尽役使的侍从们的生活精神面貌，从而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的一个侧面。在技巧上，显然相当准确地掌握了人体的比例和解剖关系，手法纯熟，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它们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的珍品，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位位。人们谈到晋祠，往往总要谈到这些精彩的宋塑。
在圣母殿南面，有一座北齐天保(公元550——559年)创建的难老泉亭，八角攒尖顶。晋水的主要源头难老泉水从亭下石洞中滚滚流出，常年不息，昼夜不舍，故北齐时期取《诗经·鲁颂》中“永锡难老”的锦句为名，称难老泉。泉水晶莹透明，水中浓翠的长生萍和水底五色斑澜的石子，在阳光的映照下光彩夺目，蔚为奇观。唐朝著名诗人李白赞美不绝，写下了“晋祠流水如碧玉”、“微波龙鳞莎草绿”的佳句。难老泉水出自断层岩，常年水温保持在17”C，灌溉着附近数万亩稻田。北宋诗人范仲淹的持句：“千家灌禾稻，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就是咏颂晋祠的泉水的。
水母楼位于难老泉亭西面，又称水晶宫，建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全楼分上下两层。楼下石洞三窟，中间一窟设一尊铜铸水母像，端坐于瓮形座位之上。楼上坐西向东设一神龛供奉水母。神龛两侧有八个侍女塑像，体态优美，衣纹飘逸，造型别致，也是难得的艺术佳品。
晋祠有名的唐碑，矗立在“贞观宝翰”亭中。此碑的碑文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二十年(公元 646年)亲自撰写的，名为《晋祠之铭并序》。全碑共一千二百零三字，旨在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建国的政策，以达到宣扬唐王朝的文治武功、巩固自己政权的目的。李世民非常喜爱王羲之的墨宝，他在书法艺术上也有颇高的造诣。《晋祠之铭并序》书法飞逸洒脱，骨格雄奇，笔力遒劲。刻工以洗炼的刀法，充分表现出原书法的神韵。“唐碑”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块行书碑，对于研究我国的书法艺术有重要的价值。
祠区北侧有唐叔虞祠。据郦道元《水经注》说：“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又北宋太平兴国修晋祠碑记中描绘它“前临曲沼”，“后拥危峰”，旧祠位置似与现在不在同一个地方。现存建筑分前后两院，颇为宽敞。前院四周有走廊，后院东西各有配殿三间，正北是唐叔虞殿。殿宽五间，进深四间，中间神龛内设唐叔虞塑像。神龛两侧有从别处移来的十二个塑像，多为女性，高度与真人相近。她仍手持笛、琵琶、三弦、钹等不同乐器，似乎是一个较完整的乐队。远些塑像约为明代作品，是研究我国器乐发展和音系史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