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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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范文

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但是对于那些缺乏独立思考，习惯于只是照搬新古典教条，而不能一般化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人来说，的确是不容易想到正确答案的。

新古典教科书讲：如果人为地把价格管制在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之下，那么需求量会增加，供给量会减少，需求量与供给量之间的差额就是短缺；反过来，如果人为地把价格维持在高于市场均衡的水平之上，那么供给量会增加，需求量会减少，供给量与需求量之间的差额就是过剩。然而张五常教授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认为世上没有“短缺”和“过剩”之说。他的意思，之所以有“短缺”和“过剩”之说，是因为经济学家缺乏想象，没有正确认识价格之故。

事情是这样的：所谓价格，可不是我们简单看到的名义上用货币标示的价格，而是我们要得到某种东西需要支付的真实代价。没有错，假如真的能够将工资提高到均衡水平之上，那么劳动的供给量会增加，劳动的需求量会减少，就会有“过剩”出现。可问题在于，在这最低工资制度下，那高出来的部分就是“租”了，那些“过剩”的劳动难道不会竞争以获取这些“租”吗？一定会的。由于最低工资法限制了价格竞争，所以引来的一定是非价格竞争。为了得到工作机会和获得这些“租”，排队应聘、请客送礼等非价格竞争就会发生。排队应聘、请客送礼，这是代价，也是价格，非货币价格罢了。假如把这些代价加到名义工资之上，那么在这总价格（代价）之下，劳动的供给量一定是等于需求量的，也就没有所谓的“过剩”之说了。

一般来说，在这个新的总代价之下的均衡就业量是低于没有价格管制情况下的均衡就业量的。这是因为，在最低工资法下，工人支付的排队应聘、请客送礼等非货币代价并不能成为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至少不会全部成为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价格管制导致了租值消散。

假如把价格人为地压制在低于均衡的水平，那么需求量增加，供给量减少。表面上看，供给量小于需求量，“短缺”就会出现。但是，消费者同样不会漠视这个“短缺”的，排队购买或者送礼托人情购买就会出现。这种排队购买和送礼托人情购买也是一种价格，非货币价格是也。假如把这些代价加到名义价格之上，在这总价格（代价）之下，商品的供给量一定是等于需求量的，没有所谓的“短缺”之说。

一般来说，在这个新的总代价之下的均衡交易量是低于没有价格管制情况下的均衡交易量的。这是因为，在价格管制下，消费者支付的排队购买、请客送礼等非货币代价并不能成为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至少不会全部成为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价格管制导致了租值消散。

应该清楚，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是货币价格和名义工资，改变不了的是实际价格和真实工资。至少，不可能完全改变实际价格和真实工资。把名义工资提高到均衡水平之上，表面上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资收入，但实际并非如此。价格管制产生的是非货币价格对于货币价格的替代，而且这种替代一定伴随了租值消散，因而经济的总福利一般来说是下降的。在价格管制之下，当然会看到排队购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请客送礼、积压滞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赠送促销等现象，但是如果我们将排队购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请客送礼、积压滞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赠送促销理解成为是“短缺”和“过剩”，那就是浅见了，就没有做到一般化，就没有理解价格的本质。高明的、一般化的、理解了价格本质的见解是，排队购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请客送礼是价格，积压滞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赠送促销也是价格，代表的无非是一种非货币价格支付。

是的，价格的功能之一就是调节供求。既然我们能够控制的只是名义价格，并不能控制实际价格，价格调节供求的机制就总是在发挥作用，那么怎会有“短缺”和“过剩”之说呢？

价格是有真实含义的。人的偏好千差万别，充满主观性，但是当千千万万充满主观性的个人在市场上汇聚，就形成价格，这个价格即是个人的主观偏好在边际上的客观表达，价格代表了个人的边际支付意愿。价格对于买者来说是获得的代价，对于卖者来说则是放弃的报酬。价格、成本、收益其实是一个东西，这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了。价格被人为改变，那么成千上亿的人就会因此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成本虽然我们无法计算，但一定是不可低估的。

价格绝不是可以随便干预的，更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说小了，价格管制会导致租值消散，减少社会福利；说大了，没有价格经济活动根本不可能被有效组织，经济社会就会民不聊生。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与软预算约束是大有关系的。所谓软预算约束，通俗说就是不考虑财务约束，乱花钱。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之一是救助体事后向陷于财务困难的预算体提供救助。知道事后遇到困难会被救助，自然预算体事前要乱花钱了。但为什么救助体事后要向陷于财务困难的预算体提供救助呢？有产权的原因：我是政府官员、国有银行或国有企业的老总，反正不是自己的钱，救助就救助呗。也可能是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动态不一致问题：救助体事前承诺不对陷于财务困境的预算约束体提供救助是有效率的，但是这样的不救助承诺事后不再是最优，因而承诺不可置信。这就是为什么在私有产权经济下也会有软预算约束的原因。

不过在我看来，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救助体事后要对“亏损”的预算体实施救助，而是救助体根本就不知道谁是盈利的，谁是亏损的，因而没有办法，只能出手相救。

第2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范文

关键词：知识经济； 高等教育； 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088-02

知识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创新。创新是灵魂，创新是动力。目前，我国正在实施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规范高等教育办学行为，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这有利于高校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学改革和提升办学水平。高校要以此为契机，建立适应未来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机制。

一、建立合理的人才使用机制

稳定而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保持学校声望与地位的重要因素。教育的发展和教育创新的实现离不开优秀的人才，高校吸引优秀人才的机制创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创造公平环境，优化竞争机制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高校应以人才引进为契机，政策激励为导向，以竞争保活力，促进教师队伍在竞争中的优化，优者胜，劣者汰，合理配置人才资源，盘活高校人才市场。高校要真正建立起公开、公平、公正的用人机制，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平者让”之氛围，在竞争中力争上游，占领学术水平、办学质量的制高点，实现教师队伍构成多元化的机制。

（二）实行职务聘任制，打破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

强化岗位概念，淡化身份概念，着力消除论资排辈现象。目的在于让高校教育有危机感、压力感，自觉专注于自身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同时也可以使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具体来讲，可以采取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办法，增加高校优选人才的余地，克服“近亲繁殖”，使人力资源配置由行政手段转为市场手段。

（三）用政策吸引人，用事业留住人

高校应积极调整人才政策，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以能力论高低，以贡献论大小。对国内外最优秀的人才还要制定特殊政策措施，通过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放手让他们挑重担，委以重任，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真正做到“引得进，留得住”。

（四）建立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评价指标体系

优秀教师的评选标准、评价制度，都要考虑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自主意识、合作精神等因素。建立以业绩为核心、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专家评价和群众评价相结合，发展人才测评技术，提高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水平。管理人才的评价应围绕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制定对经营业绩、社会贡献和综合素质的考核评价标准。如何对人才进行客观、公正、科学的评价，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具有导向的作用，需要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且要有一个探索过程。

（五）养成一种宽松的学术风气

构筑教育创新环境，达到创造性人才与学术性人才辈出，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和风正气清的科教环境，显得尤为重要。要允许各种学术思想的自由讨论，不要设置。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活跃学术空气，容忍“标新立异”，以推动学术思想的大繁荣、大发展。要放松对专业设置、课程建设、教材选择方面的限制，鼓励教师开设新学科、编写具有独到见地的教材和学术著作。同时，要加强引导，辅之鼓励政策，力求成效。

二、建立适应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管理机制

管理机制的创新是教育创新的保证，管理机制的创新不到位，教育创新就会孤掌难鸣。建立与知识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可以为我国高等教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供充分的保障。

（一）转变政府职能，使高等学校办学体制自主化

政府在教育管理中行政干预过多，造成学校的自很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对高校如何管理、管到什么程度，这有一个原则问题。政府对高等教育应进行必要的、适当和合理的管理，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由硬件管理转为软件管理，惟此才能使高校办学自得到真正贯彻。政府在宏观管理中，要根据社会发展趋势对高校提出教育要求，把握高等教育事业的方向和质量标准，但不应直接管理和控制高校内部的运行环节与过程，不应干预高校内部的日常事务，不应在学术领域里使用行政命令。

（二）调整旧有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

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创造新科技知识的高等学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会或多或少地与劳动力市场、知识产权市场建立关系，并受到市场活动的直接调节。为此，高等学校也要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拥有自我支配、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权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高等教育运行中政府、高等学校和社会市场的关系，应该是“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主办学，市场积极引导”。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计划、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对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向、发展进程、教学活动及教学结果等方面进行调控。

（三）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使办学体制多元化

我国的高等教育要走出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摆脱经费短缺、缺乏活力和个性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办学思想、办学体制、办学主体多元化的渐次改革，即以国家办学为主，允许多种办学体制客观存在，鼓励发展民办大学、中外合作大学、私立大学，各种办学形式相互补充，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高等教育是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难得的供不应求的市场，但教育投资严重不足，走办学体制多元化发展之路，不失为良好时机。

三、建立健全的师资配置和培训机制

高校教师的知识结构、教育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必须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因而对高校教师的培训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加强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尖端学科的培训，撤除专业壁垒，实行文理渗透、理工兼容，促使教师扩大知识面，拓展知识领域，改善知识结构，加快知识更新。国外很多大学的师资队伍完全打破了专业、学科之间的界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纵横交错，不仅对人才培养有明显效果，而且对科学研究功莫大焉。教育是一项创造性活动，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树立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观念。高校要加强人力资源的系统化建设，例行对现有的培训体系和培训状况分析，建立健全培训机制。当然，人事部门要充分发掘、利用激励因素，从政策与制度层面发挥教职工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校的安身立命之本，在于关键人群的涌现，如果没有优秀的教学科研骨干，就没有优秀的学科带头人，就没有高水平的成果。同时，一所高校的发展是建立在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提高的基础上的，失去群体优势或没有群体优势支撑的关键人群，最终也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形成燎原之势。有的单位不惜重金聘到了一两个水平较高的教授，就自以为其学科水平提高了，如不知其学科整体水平不高，最终也难以留住人才。因此，高校师资工作应立足于普遍提高，着眼于重点支持，从而充分做到点面结合，调动大家的创造性，形成发展的整体合力与动力。同时，进一步强化继续教育工作的制度化建设，有针对性地开展继续教育，改善高校教育工作者知识架构，提高自身素质，不断适应新的要求。高校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的同时，要制定优惠措施，鼓励在职人员攻读学位。对骨干教师和优秀人才，要有计划地安排到重点高校或国外做访问学者。让全体教师都具有主人翁的使命感，感到学校是大家的，每个人都是一分子，激发他们的参与精神，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建立完善的竞争激励机制

教育创新客观上需要竞争机制，加大对优秀的创新型人才的激励和落伍者的淘汰力度，迫切需要在人力资源的系统化建设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惟此，可以拓宽用人渠道，选人、用人的方法和形式发生了符合规律的变化，有利于优秀人才捷足先登，走上重要管理工作岗位和教学岗位，打破了人才的部门所有、单位所有和用非所长的不合理局面，使每个人都能找到发挥作用的最佳着力点，有利于推动工作，提高效率。同时实行竞争，把管理、教学和任职目标公布于众，促进在位者不断进行自身素质的完善和提高。通过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和理顺管理体制，强化岗位竞聘，形成“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的激励机制，努力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尽快成长和发挥才干的制度环境，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全面提高高校的办学效益和整体水平。按照“因需设岗、择优聘用、职事相符、责酬一致、严格考核”的要求，规范岗位聘任制度，使各类职务与岗位职责、人员待遇、考核奖惩紧密结合。以工作数量、质量、水平、岗位责任大小定酬，与履行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和贡献大小挂钩，优劳优酬，重点提高学科带头人、教学骨干、科研骨干、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的收入水平。

要把好考核关。通过严格、认真的考核，可以使教职工客观、辩证地分析和总结自己的工作。成绩可以及时地得到领导的肯定和同事的认可，不足之处可以促使其冷静反思，查找原因，确定改进措施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同时，考核结果也为晋级、晋职、评优、选拔等工作奠定良好基础。客观公正的考评可激励教职工奋发向上，在各项工作中力拔头筹，相反，如果考核走过场且流于形式或办法不科学，也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会严重挫伤教职工的积极性。因此，考核务必注意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还要有可操作性。制定各种奖励制度、鼓励办法等激励措施，要对教学、科研等方面成绩突出的教师实行倾斜，以重奖激发全体教职员工投身于教学科研的热情、干劲，力求在不短的时间内使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教师素质得到整体提高。加强高校人力资源的系统化建设是一项复杂工程，创新机制需要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但关键在于学校自身。

五、建立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是单一的，评价主体主要是政府，评价标准只以研究性大学为标准评价所有学校，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已经造成了千校一面和人才结构严重失衡。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评价体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也不利于现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我国高等教育从横向类别上划分，有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从办学机制上划分，有公办高等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从纵向层次划分，则有高职高专、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都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特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是多层次、多类型的，我国的高等教育不可能都以多科性、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为发展的唯一战略目标。既然发展多种形式高等教育是趋势，那么建立多元化分层次的质量评价体系就成为必然。分类和分层次建立和完善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评价制度，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梁桂麟．知识经济与高校德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

第3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范文

作为分析病灶抑或现实焦虑的“中国问题”来自哪里？领土争端、经济漏洞、社会不安宁，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税负的不均衡分布，正当性危机、边疆民族分离倾向、核心价值观缺席，政令不出中枢、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城乡、贫富、地区、收入）四大差距、（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四座大山，假冒伪劣、生产安全治乱循环，环保关切、、网络谣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的选择性执行困境，公共卫生事故、突发事件、紧急状况、国际经济危机的应对不力，以及基础信息资源的部门分隔、各自为战，种种问题究竟是治理问题，还是体制问题？何者为先？

“治理”问题不能被“体制”遮蔽

就历史逻辑而言，治理先于体制，治理更直接，体制更间接。所谓“治理问题体制化”，就是说一遇到问题就撇开“治理”直奔“体制”，把治理问题简单化为非左即右、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意识形态立场选择，这实际上是一种偷懒的做法，因为它同时忽略了治理问题和体制问题的复杂性。

近五十年前，亨廷顿以其一贯的冷酷现实观尖锐指出治理问题体制化为什么错了：“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水平”，也就是说，关键不在于体制形式的优劣，而在于国家治理的能力及水平。亨廷顿几乎是以一己之力，老辣独到地反驳了当时流行的“放弃国家”理论倾向，其后的政治理论演化与世界政治秩序变化也证明了这一反拨极为成功。

二战结束直至1970年代的30年里，行为主义成为西方政治学主流大行其道，传统国家研究萎靡不振，国家概念的核心地位摇摇欲坠。阿尔蒙德和伊斯顿等比较政治学者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政治系统”取代“国家”、用“功能”取代“权力”、用“角色”取代“职务”、用“结构”取代“政府机关”，但这种“放弃国家”的学术努力在努力提高国家概念的可操作性的同时，也让国家面目变得模糊起来，国家从自变量变成了因变量，国家的基本职能和正常行动不再重要，“国家中心论”让位于“社会中心论”。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甚至不同发达国家的内部发展差异上，行为主义力不从心，国家本身再度受到青睐，从因变量转变为自变量，国家治理研究重新回归主流。这一转变首先要归功于“新国家主义”的领军人物史考朴（Theda Skocpol），她针对“社会中心论”提出了“国家中心论”，强调国家不仅仅是社会经济斗争的舞台，更是由行政权威领导和协调的一整套行政、治安和军事组织。任何国家都首先并且主要从社会汲取资源，进而利用这些资源来建立和维系行政机构。因此，她主张应该把重心放在国家的自主行为、利益和偏好上，放在国家本身执行政策、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上，尽管国家的政策和目标未必与社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和需求相符。

史考朴希望用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和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这两个核心概念，来丰富理论阐释的可能性，强调二者对社会经济、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国家治理研究的学术谱系获得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国家治理研究尝试更多地将国家作为自变量，从国家对社会经济和个体生活的影响中观察国家职能的转变、国家行为的轨迹以及政治逻辑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研究以去意识形态化为出发点，反对将“治理问题体制化”。其核心主张在于，国家调控社会经济事务的外延范围与有效程度是两码事，“管得宽并不意味着管得住”，所以有必要把“政权形式”与“国家（治理）能力”区分开来，不纠缠于意识形态化的政体优劣，不在民主制和权威制、中央集权和分权、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做简单的二元取舍，不把弱政府视为民主制、分权制、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自然属性，也不把强政府视为权威制、中央集权、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必然特征。

因此，国家治理能力是指以中央政府为代表的国家，通过发挥认证、汲取、强制、濡化、统领、再分配、监管、吸纳、整合和学习--适应等基本职能，有效运用和分配社会资源，将自身意志和目标转化为现实的基础能力。王绍光指出，国家治理能力受两个变量影响：即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和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国家希望达到的干预范围越大，国家能力越弱；国家实际实现的干预程度越大，国家能力越强。

国家治理离不开国家权力谱系

第4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范文

关键词：“先市场”机制；“后市场”机制；收入分配；效率公平观

1 现阶段的效率公平观不应忽略“先市场”机制

1.1 “先市场”机制的存在及介入的需要

任何一个经济生活中的问题，都离不开其所嵌入的社会生活网络。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跨越，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一步，然而探讨我国现今的问题，并不能在单纯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间进行简单切换，而是要认识到，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一种过渡状态。尽管这种过渡状态在不同的阶段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却能提醒我们在看待改革中的问题时，切不能将问题简单化。首先应当看到的是，在这种过渡阶段中，市场机制不断得到培育。在市场机制中，只要竞争规则是透明公正的，那么先天条件不同所带来的差距，便不能说是不公平。但何谓先天条件不同？这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假如说这种“先天不足”是由权利、资源等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资源占有不均，那么其所引起的贫富差距便不能归结为“先天条件不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源应指生产性资源，而非消费性资源。“关于资源创造和分配的含义颇复杂且绝不是完全清楚的。然而，没有某种最低程度的资源基础，许多人将无法享有选择不同行动方式的能力。没有最起码的资源，他们将极度脆弱和依赖他人，无法作出完全独立的选择，也无法利用表面上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机会。”虽然这一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进入市场前的阶段，但为了将这种早在进入市场前就存在的权利、资源等分配不均区分开来，权且将其称为“先市场”机制。“先市场”机制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生产要素分配本身，更会延伸至整个生产过程，并影响生产成果的分配。

1.2 有利于减少探讨效率公平关系时的偏差

有学者指出，在分析收入差距扩大同经济改革的关系时，需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出现的问题都简单归罪于经济改革本身；另一种是把收入差距的扩大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改革所应该付出的代价”。 一方面，舆论对收入差距过大的批评，往往不仅是针对收入差距本身，而更是针对产生过大差距的一个重要前提，即进入市场时机会的不均等，如果这些舆论被片面渲染，便容易出现将收入差距扩大简单归罪于改革本身，而完全否定效率的局面。另一方面，收入差距的扩大确实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改革应该付出的代价，并因此完全否定公平，在我国这种过渡型的渐进改革中，付出代价可能不可避免，然而在今后如何破除“先市场”机制的弊病，并使这种公平在进入市场后得到延伸，减少不必要的代价，是现阶段必须考虑的问题。

2 “先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

（1）“先市场”机制的公平是前置性的公平，如不能使各经济主体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由此产生的“效率”将缺乏正义的根基、缺乏应有的人文关怀。对此的第一个疑问是，“先市场”机制中公平的缺乏，对进入市场后“效率”的影响是否被夸大？笔者认为，“先市场”机制中的公平具有决定性作用，权利分配和资源占有的差异，将导致经济组织间或个体间付出近似的成本，却会获得差异较大的酬劳，在这种情况下，“先市场”机制中公平的缺乏始终牵制着市场机制。第二个疑问是，解决“先市场机制”的问题难以一蹴而就，何不放开这一问题，转而在进入市场后的分配中进行弥补，以找到更加现实、可行的解决途径。然而笔者认为，一方面，如前文所述，这种解决思路可能导致忽视问题的本源，而将矛盾中心转移至市场机制本身；另一方面，进入市场后阶段所能进行的弥补是有限度的，如果国家能在分配权的行使中逐步赋予经济组织间和个体间起始的公平，才能带来根本的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再者，如果仅在分配阶段寻求解决方案，那么在“先市场”机制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将得不到及时扶持，缺乏终极关怀的制度，即使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其本身的合理性也将备受质疑。

（2）扩大“先市场”机制中的公平，需采取系统的解决方案。除了运用法治的力量加大对违法、违规现象的惩处外，扩大“先市场”机制中的公平，需要多方面手段的配合。①主导性手段。即逐步从制度上破除市场进入条件的不等，也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首先，在企业等经济组织之间，除了被赋予公共职能的企业外，其他经济主体间的垄断须被逐

大争之世 网游之复活 炼宝专家 混在三国当军阀 重生之官道渐破除，这同时也将影响不同经济组织内部的收入分配。其次，在个体之间，需要培育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城乡之间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以逐步消除劳动力流动的种种障碍，为人们在参与收入和财产的分配过程中提供比较平等的机会。更加科学、人性化的劳动力流动体系，将赋予个体间更多的公平。②配合性手段。解决了经济组织间和个体间表面的机会不平等那* 穿越小说网 言情小说网 免费小说网或许远远够，因为种种问题都与其背后的许多话题息息相关。首先，应赋予起步者更多的扶持和引导。对弱者的扶持并非应一概放在再分配阶段虑，如对于中小企业等处在起步阶段，并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效益的经济组织，在现阶段应给予其法律 、政策上更多的支持，并充分考虑其特殊性，为其获得更公平的准入机会提供助力。其次，应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赋予个体更充分、平等的教育资源，破除一些僵化的体制，将会惠及众人，并为个体进入市场创造更多平等的机会。

3 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

3.1 对效率的充分尊重是保持企业竞争力、维护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基础

探讨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问题时首先要辨明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的概念，市场机制的运行必然产生一定的收入差距，而分配不公是在先市场机制中的不公平、再分配中公平难以落实等综合因素下产生，其与单纯的收入差距不能混同。在区分先市场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前提下，对于市场机制来说，选择市场就是选择效率。效率不应成为权利分配不公、资源占有不均的替罪羊。市场机制中的竞争带来优胜劣汰，带来资源的优化配置，讳言效率无益改革。唯有尊重社会成员在竞争中获得的劳动成果，才能引导整个社会走向更加宽阔的发展道路。故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市场机制中的初次分配仍应是以效率为主导的。有学者认为，“政府的职责是创造一个能充分激励财富创造的社会环境……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分配上，只坚信‘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去激励人们创造财富，到最后就没什么东西可分了，分配只是解决贫富问题的一个方面，不是全部。”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1956到1976年，国家实行了工资和物价的“双冻结”，这种僵化的分配机制导致了非常不利于青年一代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劳动者积极性被遏制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难免会成为一潭死水。

3.2 这一时期的调整应着重制度的完善，并确立理性的目标模式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表述，似乎隐含了在初次分配中也要注重公平的涵义。第一，总的来说，进入市场机制后的初次分配仍应是以效率为主导目标的，而现阶段调整的重点应放在相关制度的完善上，如确立各项标准和保障制度。因为如果缺乏制度支持，部分主体现有收益的获得也将缺乏保障。这种制度完善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因而具有过渡性质。例如相关报道指出，《工资条例》可望在年内出台，其核心 内容 是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以及支付机制，旨在解决一线职工工资偏低、工资增长缓慢和欠薪现象。 第二，这里强调的公平应当是一种“适度公平”、“理性公平”。首先，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切忌一刀切，应当在区分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基础上来“限高”、“扩中”和“托低”，从而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中逐步形成稳定的收入分配结构。举例来 说， 目前，我国私营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仅为5%-6%，如果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这些企业员工的工资，企业将有可能大量倒闭或裁员，这样就会使得这种努力是得其反，也不利于产业升级。 其次，从生产单位等内部来看，“限高”、“扩中”和“托低”宜被处理成“一体两翼”的关系，即着力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并在此基础上合理限制较高收入，提高最低收入的标准，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假如在内外都能理性地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那么其与效率目标的冲突便可以缓和，而这种过渡性的调整也将冲淡进入市场前资源占有不均、权利分配不公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3.3 效率与伦理观的冲突与融合

在如今的市场机制中，“效率”目标日益被赋予了其他的要求，如在公司法制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金融法制中的“社会责任投资”、“绿色金融”等等，都从正面或反面要求经济主体能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逐渐承担主体内外的伦理责任。有观点指出，效率与公平背后，实际上是商业社会、经济活动是否存在道德的问题 ，比起“非道义理论 ”来说，“道德同一论”更值得赞同，即认为商业社会也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故应遵守社会的常道，受社会伦理纲常的激励和约束。 从经济组织的角度来看，效率的获取与其被赋予的伦理责任存在一定冲突，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效率被赋予伦理责任或许确有其内在动因，并且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4 “后市场”机制中的效率公平观

第5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范文

摘 要 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研究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均衡关系及其发展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东西部地区确立金融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证实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初步探讨了中国区域金融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 区域金融 经济增长 发展模式

一、区域金融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概念

我国较早地提出区域金融概念的是张军洲，他指出区域金融是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这些区域的金融结构差异、差异互补和相互关联构成一国的区域金融体系。狭义的区域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区域内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用货币形式表示，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用实物形式来表示，就是各种产品生产总量的增加。广义的区域经济增长则还包括对人口数量的控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以及产品需求量的增加等。

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且各自有着不同的独立构成因素[1]。

（一）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功能

第一，区域金融发展有利于加快区域资本的形成。资本的积累又很大程度上由储蓄的多少决定的，金融系统越是发达，金融机制提供给人们的选择就越多，金融服务就越便利，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一些非生产性的或暂时闲置的资金就可能被吸引到生产性用途上来，从而储蓄率就会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加快。实际上，金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融资方式能将区域内、外企业和居民的盈余资金通过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资本，从而就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第一推动力的作用。

第二，区域金融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分工和合作。首先区域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区域金融通过区域信贷、区域资本市场和引进外资等手段，支持地区性优势产业的发展，促使各地区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部门，从而促进了区域分工的形成。其次区域金融促进区域经济的合作。一个按照经济区设立的中心银行体系，可以一定程度上减缓政府行为对金融系统的直接干预，这样就提高了区域经济有效合作的可能性。随着区域性资本市场及产业集群的形成，资本市场将促使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

第三，区域金融发展能够推动科技进步。一个国家社会生产力体系中诸要素面貌发生重大改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和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均离不开科技进步。而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进步和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力的主要障碍。金融发展过程客观上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进程，一方面为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强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帮助科技成果迅速传播、普及，加速向现实生力的转化[2]。

（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功能

第一，区域的经济的效率和结构决定了区域金融效率。首先，区域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经济效率的提高在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会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资源供给者和金融资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和融资者的满足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从而提高金融效率。其次，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引起金融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改变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此经济结构的变化还可以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从而引起金融资源供给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金融效率。

第二，区域金融创新环境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创新是金融资源分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需求不断多样化和金融效率不断提高的客观要求，是金融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金融创新的程度客观上取决于金融创新环境，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环境作为区域创新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三，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影响到金融资源的跨区流动。比较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制度布置，很明显，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才能随着货币信用体系的发展独立生成为一种非凡的资源，并在经济资源分配中发挥着引导功能。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造成金融资源的供求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假如是过度的区域差异，必然大大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三、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模式选择

探求中国区域金融发展的合理模式，要针对各区域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禀赋条件，按照其自身的金融发展规律，建设各区域适宜的金融环境。

（一）优化各个区域金融结构

合理的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高质量的体现，也是提高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配比度的重要环节。首先，区域金融结构的调整应选择以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协同发展的模式，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互补大于竞争。其次，尽快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出台有关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审计、会计和相关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此外，优化区域金融结构还必须改善各区域的金融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贷款支持[3]。

（二）加强区域金融合作

首先加强资金融通合作。随着区域金融合作的逐步开展，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的同业拆借有了较为广阔的市场前景。不管是从资金寻求效益的角度，还是从支持中西部金融发展的角度来讲，东部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通过同业拆借市场进行资金融通均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次强化管理技术合作。由于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的质量体系认证、信用认证等国际化、标准化工作已经起步，管理制度和技术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些都是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所无法比拟的。从某种意义而言，通过加强合作，东部金融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可以作为中西部金融最为直接和最为有效的借鉴[4]。

（三）中西部区域金融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现状表明，我国中部地区依然存在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和金融弱化的问题。中部地区金融发展模式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区域金融结构要与区域经济相协调。金融体系本身亟需打破国有银行在中部地区的垄断地位，积极鼓励新型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在中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吸引民营企业和个体业者的金融支持。其次，以产业升级为契机，加强金融改革。企业的重组、并购和兼并等活动都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而现有的金融体系在产业升级的压力下不得不自我完善。再次，必须强化中部地区的金融功能机制。中部地区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多元化、多层次、功能互补的银行业金融体系，努力构筑一个高效稳健的金融平台。另外，中部地区政府应该重视保险业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5]。

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应根据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和金融结构的特殊情况采取不同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模式。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资金短缺。由于开发初期，长期投资风险高，商业性金融或私人资本往往止步不前。政府应通过各种政策性刺激，如实行优惠的税收制度，创造宽松的金融环境，增强西部地区的开放程度等，逐步启发西部地区居民的现代金融意识进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针对西部地区比较原始松散的金融活动形式，中央银行应当采取比较宽松的调控政策并制定有差别的金融发展政策。当然还要建立西部金融风险防范机制和信用保证体系。此外，开发性金融作为政策性金融的重要形式，在西部开发中应首当其冲地发挥主力军的作用，通过对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长期投资及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为西部奠定长期的发展后劲，真正体现政府“看得见的手”扶助开发欠发达地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意图[6]。

参考文献：

[1]周立.中国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2]沈丽.区域金融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相关性探究.经济师.2006.2.

[3]郝忠等.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柱.经济观察.2005.9.

[4]艾洪德,徐明圣,郭凯.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4.7:26-32.

第6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范文

最终，广东宇博电商园协助当地产业转型的案例在2013年底参加暨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起的“E战成名”大赛，被评为优胜奖，入选学院的EMBA实战案例。

很多人都说2014年是传统产业转型元年，但是根据目前我在江浙和胶东半岛等地获取的信息看，我对未来一年半传统产业转型速度有点“捉急”，总觉得时不我待！

因此，特拟此文，与诸位身处传统产业和在(移动)互联网风口中央急于求变的企业家共享。

【第一伤】

传统产业转型第一难，难在“思维”不易转！面对挑战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产业巨头、行业骄子的思维要转变很关键。经过了电商的“看不懂、看不起、学不会、拦不住、跟不上”的教训和震动后，大多数传统企业老板也会讲“我们要转型”吧啦吧啦之类的话。然而，转型第一难其实就在企业主身上。我一直分享一个观点，传统企业主之所以提转型，只是因为从上(政府)而下(公知)都在谈，加上现在生存环境改变，迫使他们布局。然而，因为他们没有被其他领域切入自己行业的“雷军”兜头兜面打上一巴掌，他们不知道疼。因为小米的几巴掌，中兴醒了，华为懂了，联想也学乖了。也因为现在“小米”还不多，所以“狼来了”意识并不强。

同样，基于意识，导致在转型的过程中，容易和第三方服务机构或运营合作方产生磨合的困难。有一位新生代实业家曾和我交流过一个观点：“在广东，要改变一个成功过的实业老板，非常难！因为过去的成功让他们太强势了！”确实，任何一个地方的传统产业(包括品牌企业)，改革开放前期的种种红利(包括政治待遇)他们都享受到了。当过去的成功加上自己对转型的理解和实际运作不一致时(很多人前期讲愿意投入，但是对投入的理解没有实际规划或者预期太低)，我们可以发现，“三不管”(不揽权、不插手、不放心)成为“都要管”(不再是扶上马，送一程)！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中国内地曾发生过两轮家喻户晓的事件。第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很多从外企或者知名企业出来的高级职业经理进入民企不久后落荒而逃。第二波就是2010年后期，很多传统品牌企业进入电商领域烧钱请“电商运营高手”，结果多数闹得不欢而散。其结果是出现了一大批TP运营公司，A家不接甲品牌，B、C两家立马抢得不亦乐乎。

有问题不可怕，没问题才最难受。我的经验告诉我：

1.上策是学会沟通和洗脑。面对比你成功的对象，搞定TA的唯一手段就是事前洗好脑，约法三章，一定要白纸黑字，落在纸头。在执行过程中，要如同热恋中的情人，让对方知道你的进展和成效。否则，80%以上的转型搞到一半一定会出现变故。

2.要想获得平等对话的基础，是获得信任并展示你的赚钱能力。不要听信传统企业主对你拍胸脯说的话，信任永远是讲条件的。不赚钱就是耍流氓！记住：不会下蛋的鸡永远不是合格的母鸡。

3.找对商业模型，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最终去哪里、怎么去，大概要花多长时间，需要什么工具或者相应能力的人。确定目标和执行点后，要快速形成以下几“化”：内部管理制度化、可控化；业务产品化、成果可快速复制化；团队分工化、可协作化、可扩大化。只有有了这三板斧，才有可能把既定的战略执行下去。

【第二伤】

传统产业转型第二伤就在企业转型定位的深刻研究，换句话说就是商业模型。商业模型的概念源于这几年广州暨南大学经管学院教导EMBA学生的一个重要方式，其强调的不是简单的盈利模式(现在很多人把盈利模式=商业模式/模型)，关键是对整个商业模式逻辑和关键要素进行立体建模，做出分析判断。

为什么说建立商业模型很重要，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就了然于心了。传统产业之所以要转型的最大问题是时代变了，营销工具、手段也进步了，同时，客户越来越不好找到了。在计划经济时代或者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制造企业或国内品牌企业(海尔、联想、七匹狼等)遇上了最好的产品销售时光。在供需不对等的年代，在改革开放前十年，国内老百姓是你给我什么我全都要。国外客户呢，进入广交会或到浙江、广东等制造业基地一看，乐了，人工好便宜，东西还不错，单子交给你们，放心。如果要套用理论的话，1964年西北大学杰瑞·麦卡锡教授的《营销学》一书中就提出了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

到了改革开放第二阶段，供应逐步多了，为了抢夺消费者，内销企业开始做广告、整CIS、抢终端、搞促销。外销制造企业开始主动走出国门找客户、设立分公司、拼产品质量和信用。从2000年起，随着电子商务兴起，供需越来越透明，交易越来越便捷，利润越来越低。所有人都认为是电商冲击所致，企业开始拼供应链、拼价格，最后变成拼所谓的“互联网思维”。

2012年我开始研究小米，但是当初我的关注方向错了，我只看到小米靠微营销起来了，我忽略了背后的很多东西。直到去年我在广东利用电子商务方式，在推动当地传统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我才明白一个事情：我的产品谁在用？而小米，很聪明地把这关键的问题，藏在了所谓的互联网思维7字诀中。很多人知道小米关注用户需求、满足用户体验，但是所有人都忽略了小米为什么能获得用户，而不是消费者(现在消费者这个词已经不吃香了)。传统企业、产业之所以患上转型焦虑症，核心是看到自己被莫名其妙的一群外来人(泛指非同行)打败了，所以着急啊，我要突围，我要让我的东西(产品)卖掉。甚至于国内的产品不行，我们找国外的产品卖，但是，但是，怎么卖？卖给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企业永远走不出被诅咒的怪圈。

商业模型是每一个传统产业、企业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解决了你的用户在哪里，如何让TA来的话，实际上你就成功了一半。而这一半，需要付出什么，怎么保障这条船能平稳地驶向最终目的地，非常考验掌舵人的功底。所以，我要分享学界总结出来的商业模型九大关键要素。

价值主张(Value Proposition)：即公司通过产品和服务所能向消费者提供的价值。价值主张确认了公司对消费者的实用意义。

消费者目标群体(Target Customer Segments)：即公司瞄准的消费者群体。这些群体具有某些共性，从而使公司能够针对这些共性创造价值。定义消费者群体的过程也被称为市场划分(MarketSegmentation)。

分销渠道(Distribution Channels)：即公司用来接触消费者的各种途径，涉及公司如何开拓市场，以及公司的市场和分销策略。

客户关系(Customer Relationships)：即公司与消费者群体建立的联系。我们所说的客户关系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即与此相关。

价值配置(Value Configurations)：即资源和活动配置。

核心能力(CoreCapabilities)：即公司执行其商业模式所需的能力和资格。

价值链(Value chain)：为了向客户提品和服务价值，相互之间具有关联性的，支持性活动。

成本结构(Cost Structure)：即所使用的工具和方法的货币描述。

收入模型(Revenue Model)：即公司通过各种收入流(Revenue Flow)创造财富的途径。

营销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后来结合4Ps理论，升级了一个11Ps概念。我曾研究了一下，后来发现，所有的补充，其实是因应环境变化而来，核心还是4Ps。因为产品不是横空出世，必须有人愿意用，不管是只服务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而价格需要考虑需求、产品周期、竞争和成本，所以即使我们可以使用所谓的免费策略，最终还是会从别的地方收回成本。而这种模式，来自于吉列的剃刀+刀片理论。至于促销，TA不是一种单向行为哦。

SO，希望所有和传统产业打交道或者正在转型路上的传统企业，请先想清楚你的种子用户在哪里？怎么找到他们？如何把他们汇集在一起？如何用好他们？如何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钱掏出来，塞到你的口袋里！

【第三伤】

前面谈了转型首先要看思维，其次看商业模型。最后让传统产业伤透脑筋的就是技术转型难的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初期，所有企业需要运用的技术是生产技术、产品研发技术。在精益制造管理时代，流水线、机器人、动销软件、ERP和OA系统开始逐步替代一些手工活时，技术还是尚能被理解和可控的，不会超出人类意识形态。然而，当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时，所有的传统企业开始听不明白也看不懂什么是“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移(动互联网)O(2O)”了，因为好不容易他们才叫嚷着企业转型要做电商才有出路，突然间新的名词铺天盖地而来，彻底乱了。

最后，所以人们选择了买服务器开发企业APP，选择整平台或开个微信商城卖自己的产品，逼着自己线下渠道要捆绑Online渠道一起玩O2O。所有人忘记了，核心是什么？

有两个故事，和大家分享。

其一，2月底看到一则新闻，美国上市公司淘米网为旗下摩尔庄园的用户定制了一款益智类玩具，消息一宣布，立刻有数百万的成交。一个儿童社交游戏公司，短时间内推出一款益智玩具能迅速被用户买走，这是为什么？国内那么多做益智类玩具的企业，都很难实现一天7位数的销售业绩(OEM或ODM不计算在内)。答案很简单：因为淘米根据社区内用户的交流关键词提炼出用户的显性(潜在)需求，迅速提供相应玩具，引起抢购。

其二，3月底，阿里推出娱乐宝，网民只要出资100元即可投资热门影视剧作品(有上限封底)，预期年化收益7%，并有机会享受剧组探班、明星见面会等娱乐权益。一下子，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内“我投资了XXX”、“我是几部电影投资人”的炫耀贴随处可见。

难道阿里没钱吗？难道仅仅是阿里在玩营销吗？绝对不是，这一次只是测试，测试的关键在于对电影制作方而言，娱乐宝不仅可以带来资金保障，用户们的“用钱投票”行为将成为评判对某个影视项目导演、演员、剧本的喜好程度，最终有可能打造出N部中国版的《纸牌屋》。

由此可见，如果传统企业依然和过去一样，不晓得谁买了自己的产品；TA们是点赞还是抱怨产品，危险将如影随形。反之，如果你拥有种子数据，并能通过数据带来新的数据，通过清洗和留存后，得出相应的因果逻辑，我相信，海量或精准的用户访问行为数据信息虽然看似零散，但其背后必定隐藏着必然的消费行为逻辑。企业只要通过数据分析产品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段的销售情况和库存情况，就可以以此为依据调整运营策略，从而成为传统产业、企业的转型利器。

1.意识为王。在IT互联网圈内，所有的人都说技术很重要，但技术永远不是最难的。真正的技术是要看懂和想清楚所有程序开发后面的达·芬奇密码是什么，要拿到什么数据。

2.核心资产。后互联网时代，数据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企业的核心资产。数据运营团队应该是利润中心，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成本中心，因为，他们是创造利润来源的点。

3.核心价值。大数据价值不在广度，而在于深度。只要理解数据的价值，小企业也能通过核心数据，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

第7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范文

关键词：海外 勘探 风险 管理

当前，世界石油投资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和突发性风险依然存在，国际金融危机、恐怖及宗教冲突、日益苛刻的环保条例对石油勘探业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刺激石油消费的持续增长，导致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寻找和发展多元化的石油供应市场迫在眉睫。在世界经济可能经历一段低迷和调整期的预期下，国内各石油公司以并购、参股等方式继续积极饯行“走出去”战略，海外风险勘探项目在此环境下如何科学评估风险、防止决策失误、提高投资效益显得更为重要[1]。多年的实践表明，海外风险勘探项目在运作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可归为三类：综合研究类、工程作业类和经营部署类，每一类均涉及诸多问题，其中一些核心问题则直接影响管理者对现状的判断和项目的决策，进而影响勘探效益，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1.风险管理的问题

海外风险勘探项目从资源规模到勘探难度、从政治形势到勘探效益，都蕴含诸多风险，这是一项投资大、周期长，政治和经济风险较大的高风险事业[2-6]，况且我国石油公司目前从事的海外石油风险勘探项目大多是在经济落后、社会动荡、治安状况欠佳、自然环境恶劣或财税条款苛刻的国家或地区。在项目运作过程中风险勘探项目不仅面临着资源风险，更重要的是面临服务、市场、法律、环保及文化等风险。这些风险从范围上讲可分为外部和内部两大类，外部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地质风险、社会政治风险、商业经济风险、投资环境风险等，内部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工程技术风险、管理风险、财税风险和人力资源风险[6]。风险管理是综合、系统和全面的工作，既有“点”，又有“面”和“体”的风险管理。

对海外风险勘探项目来说，最大的“点”风险因素是地质风险所带来的储量价值风险，勘探获得了商业价值的储量，才能进入开发生产期进而获得利润[7-9]，或者以所获储量为筹码进行权益经营进而获得利润，因此商业价值的储量是海外风险勘探项目的核心目标，围绕这个核心目标，不仅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评价，而且需要提前采取措施规避政治、工程、财税等风险因素。

风险管理的关键是将识别出的“点”风险因素运用多种方法定性或定量地评价其发生的概率以及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而形成对“面”风险因素的认识。前人在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总结了许多科学有效的方法，例如专家打分法、风险调查表法、对比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及受险价值法等[10-12]。这些方法各有其利弊，实际应用中都需要特定的前提条件。因此仅仅依靠评价方法不足以评价整个项目的风险状态，还应综合考虑勘探阶段、合同模式、公司发展目标等，形成“体”的风险认识。例如，当风险勘探项目钟情于低勘探程度区块时，评价指标的完备性、可比性和传递性缺乏逻辑一致性，评价结果可能无法反映真实的风险状态；当风险勘探项目青睐高勘探程度区块时，评价维度、评价指标高度集中，若干指标的倾向性赋值也会造成评价结果不够敏感。因此，评价指标既要满足归一性要求，又要满足逻辑一致性要求，且评价结果具有足够的敏感性和导向性，能够辅助决策者科学管理项目的运作。表1所示为某风险勘探项目风险评估指标表，随着不同的指标取值，项目的综合风险值的计算结果也随之变化，所以计算结果只能依据决策者的职业素质参考使用。

“体”的风险管理是在充分认识并建立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体系、内部控制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基础上进行内部控制和资源整合，形成符合项目实际条件的全面风险管理方法体系，从风险的识别、评估、应对和监控等环节弱化或消除风险。

2.经营管理问题

海外风险勘探项目不能依据常规项目对空间、时间、预算、任务、目标等进行实质性落实，实际工作中由于项目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勘探决策往往以回收投资、收益最大化为目标，随着勘探进程的推进而随时调整勘探决策。项目运作中不仅要达到降低成本、有序推进、及时调整等常规任务，而且要达到化解勘探风险、推动开发早日实施的目的[13-15]。因此单纯以勘探阶段或勘探区域设立勘探项目不利于实现既定目标，一旦外界条件改变，项目涉及的时间、预算、任务等均会发生难以估量的变化，对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判断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偏差（表2），所以勘探效益的获得是主观判断和客观实际共同作用的结果。

问题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做法

我国的大石油公司历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多数具有上下游一体化的综合服务能力，因此“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维在关联服务公司的业务范畴上有非常明显的体现，导致很多项目在运作上即使符合国际招标的程序，最终中标的依然还是系统内的企业，形成“暗箱操作”的嫌疑。长远来看，此种做法在获得短期经济利益的同时，弱化了公司项目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也不利于推进公司整体的国际化进程，长此以往将有损于公司的形象和信誉。例如，国内某石油公司在中东的地震项目招标中，法国的某服务公司突然宣布退出投标；在钻井项目招标中，当地主要钻井服务商明确表示不参加招标等[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或许在这种不参与态度的背后，怀有对中国公司不信任的成分。近年来，许多PSA已经明确提出涉及关联服务公司的事项，这点应该引起中国石油公司的重视。

问题二：勘探决策的科学性

海外风险勘探项目从前期研究到最终获得商业发现，涉及五个方面的19个决策点，是一个典型的不断决策的行为（图1），需要对每一个勘探目标（Lead）进行储量规模、勘探成功率和勘探效益的预测，并用一致的经济评价方法进行风险排队，形成风险勘探项目的储备目标（Prospect），此时的储备目标应包括各自的成本、商业成功率、均值储量、平均净现值及风险系数等概念。

考虑这些条件，从有效的储备目标中优选出来的勘探目标能够极大地提高项目的运作质量，因为排在最前面的储备目标能最大限度地为项目创造价值，结合均值储量可靠预测可以客观地预测勘探业绩，指导地质技术工作，规划未来的工作。海外风险勘探项目在运作中必须能够激励不同技术专家和不同个性人员，保持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储备目标库，使得项目能够在不同的决策点决定投资、作业、出售部分或全部权益。

问题三：HSE体系的建设与实施

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简称为HSE管理体系，或简单地用HSEMS（Health Safety and Enviroment Management System）表示。HSEMS是国际石油天然气工业通行的管理体系。它集各国同行管理经验之大成，体现当今石油天然气企业在大城市环境下的规范运作，突出了预防为主、领导承诺、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科学管理思想，是石油天然气工业实现现代管理，走向国际大市场的准行证。海外风险勘探项目存在高温、高压、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危险因素，贯彻HSE理念是项目运行的必需，另一方面，当今石油公司的实力不仅体现在资本、技术等传统指标，而且还体现在盈利能力、发展质量、HSE水平等多元因素形成的综合竞争力。HSE水平已经成为海外风险勘探公司站稳市场、谋求发展的基本条件。

石油钻井工程是海外风险勘探项目的主要环节，是一个多工钟、多工序、立体交叉、连续作业的系统工程，也是隐蔽性很强的地下工程。近年来海外钻井面临的地质条件越来越复杂，深水井、高温高压井、大位移井等层出不穷，这对钻井设备、钻井工艺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也蕴含着更多的不安全因素，因此，加强钻井工程作业中的HSE风险管理非常重要。

3.员工队伍稳定性的问题

我国海外风险勘探工作者多来自石油系统内，这些人员多数是国内油田年富力强的专业技术骨干，具有国内项目的运作管理经验。但在海外风险勘探项目运作过程中，往往对国际惯例、资源国法律法规或财税条款不熟悉，语言能力也参差不齐，难以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而这些人经过实践的锻炼，成长为海外风险勘探项目的骨干人员，许多会因为待遇、家庭、升职等因素的影响而跳槽到外资石油公司，导致风险勘探项目人才队伍的稳定性出现问题。

针对此问题，建议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通过多形式、多层次的培训和选拔，培养企业自有人才，建立人才储备库，以备不时之需。其次，制度的完善促使人才愿意奉献价值，与企业共同成长，海外风险勘探人员的职务升迁、职称评定、待遇收入等方面应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鼓励更多的人员愿意去主动学习、主动加入海外风险勘探的队伍中来。第三，加大国际雇员的招聘力度，目前国内石油公司的国际化程度普遍偏低，懂外语、精专业、会管理的人才十分缺乏，导致许多海外风险勘探项目的骨干人员在合作过程中由于不敢交流、不懂国际惯例或盲目套用国内模式而受到外方抱怨甚至处罚，因而时常处于被动地位。招聘专业技术类、石油法律条款类、项目管理类等方面的国际雇员不仅可以缓解风险勘探项目的人员短缺问题，而且可以通过雇佣关系提高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使海外风险勘探项目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待遇标准、采购招标及财务核算等方面规范操作，为公司赢得的形象和信誉，推动公司进一步开拓国际业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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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斌，从中东某区块勘探项目的运作谈海外石油风险勘探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安徽地质，2006，16（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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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在旭，张晓慧，宋杰鲲，海外油气勘探开发项目风险分析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集团经济研究，2007，11：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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