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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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发展目标范文
[关键词]纳税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
税收评估不仅是对税收结构及变化进行科学分析，指导税收工作，更好地发挥税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还能够科学反映经济社会各部门发展状况，对于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税收评估相对复杂，在指导经济发展方面还不可避免的存在很多问题，比如缺乏科学的评估方法、应用指导机制不健全、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不足、缺乏专业化人才团队等，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好地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提升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性。
一、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确保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
税收总量、结构等都与宏观经济增长目标具有重要关系，而宏观经济增长目标是国家在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基础上提出的，能否顺利实现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及财政税收等各方面发展。因此，应用有效的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可以明确我国各产业、各部门内的经济增长点，对于发展趋势进行有效的预测，可以明确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并将其进行细化，针对具体目标指标采取相应的支持和发展政策，进而可以顺利实现宏观经济增长目标。
(二)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已经是由高速发展迈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优化税收结构、提升税收收入质量成为实现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所以，通过应用税收评估，明确税收的具体结构，以此确定宏观经济中各部门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进而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支持政策提供依据，使得那些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以及战略新兴产业能够得以快速发展，进而优化了宏观经济发展结构，为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三)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我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发展之后，逐渐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的稳步推进为我国经济的稳步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全面激发市场活力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税收评估可以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纳税申报进行有效分析，通过实施减税降费等优惠政策扶持市场主体的发展，进而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充分释放税费改革红利，提升其发展活力。由此可以看出，通过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更加有效的激发市场活力，为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的保障。
二、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缺乏科学的税收评估方法
在财政收入中，税收占据绝对比重且该比重不断上升，成为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在税收评估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各地区税务机关通过组建专门的税收评估部门，借助系统软件对税收结构、风险、增长变化情况等进行分析。但从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当前的税收评估方法还相对落后，缺乏对税收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因素的充分考量，其内容相对单一，没有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工作带来的影响，也没有根据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工作进行改进，因此导致税收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宏观经济发展实际，所以其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
(二)缺乏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
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紧密关系，宏观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果，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涉及到诸多层面的内容，但由于缺乏必要指导机制，因此其指导作用相对有限。首先，在进行完税收评估之后，如何将其结果顺利应用到宏观经济发展指导过程中，如何实施这些指导性的政策，如何确保指导政策的有效性等成为摆在当前的重要问题。同时，在税收评估标准制定和选择方面是否可以满足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这也是值得商榷的。目前，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成为借助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不足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各行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直接推动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税收评估工作，为其带来了新的评估手段。但当前在进行税收评估过程中，还缺乏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现有的评估方法、模式和系统等都显得相对传统，且很多时候需要进行人工操作，不仅降低了税收评估的效率，也影响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另外，在具体的税收评估过程中，其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较低，难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对宏观经济发展和税收变化中的各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因此导致税收评估的可靠性受到影响，进而降低了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四)缺乏专业化人才团队
税收评估工作是税收经济分析的重要工作内容，涉及到税收组织收入构成中的诸多内容，其复杂性较高，因此需要专业化的人才团队。而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应用也具有较强的专业化，同样需要专业人才的推动。当前，人才不足成为摆在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相关部门对现有税收评估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力度不足，没有针对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进行核专业化的培训教育。其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得不到持续提升，难以有效应对宏观经济发展对税收评估提出的各项要求，因此其在税收评估方面的专业性不足，评估结果的应用性存在欠缺。另外，相关部门对税收评估专业人才的引进不足，大部分人员都是从其他部门或岗位调整而来，非科班出身，因此其专业能力存在先天不足，在税收评估及其应用方面难以发挥专业人才作用。
三、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
近年来，为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减轻企业负担，助推新兴产业的发展，国家不断出台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各类政策及税收征管还处于改革过程中，对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从而对税收评估提出了更高水平的要求。所以，需要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提升税收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首先，相关部门要转变传统税收评估理念和方法，提升对税收评估的重视度，将其视为反映宏观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其次，要全面更新税收评估的软硬件设备，在原有系统基础上，将宏观经济发展和税收评估相关影响因素纳入其中，确保税收评估分析数据的全面性，以此改进税收评估结果，更好地指导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完善应用指导机制
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需要完善的应用指导机制作为保障，以此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完善应用指导机制方面，要首先明确税收评估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税收评估结果来评价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并找出宏观经济新的增长点，比如新兴产业和企业，以发挥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所以在要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支持和应用政策，将那些具有战略指导价值的税收评估结果应用到宏观经济相关产业行业中。同时要对这些支持政策的应用结果进行科学考核与评估，比如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果等，以此作为改进和完善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指导机制及支持政策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更好地发挥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强化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其对各项税收工作及宏观经济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因此强化对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是提升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指导能力的关键。首先，在进行税收评估过程中，要树立大数据思维，摒弃传统的数据评估理念和方法，充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对税收征管及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项影响因素数据进行广泛的收集、分析、整理、储存，形成税收评估信息数据库，在开展各项税收评估过程中强化对数据库的共享，以便于提升税收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同时要借助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对各行业发展情况与税收情况进行对比分析，以便于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税收评估提供实时性的数据支持，也更好地发挥其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四)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
当前，人才已经成为各行业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税收评估工作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更是需要专业人才的推动。因此，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显得十分必要。首先，要根据税收评估工作的实际需要和现有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差异性，对其税收评估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使其掌握最新的税收评估方法，在税收评估实践中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另外，要根据税收评估在指导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吸引外部专业人才的加入，实现对现有人员团队的有效补充，优化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打造一支专业化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团队，为更加有效地应用税收评估指导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在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评估工作显得十分必要，不仅可以实现对税收本身的评估，还能够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指导。税收与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必然联系，通过科学税收评估能够确保宏观经济增长目标顺利实现，同时能够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研究来看，可以从创新税收评估方式方法、完善应用指导机制、强化对大数据的应用能力和组建专业化人才团队等方面出发，强化税收评估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齐波.论财税工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J].中国集体经济,2021(3):101-102.
[2]李娜.浅析财政税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J].中国集体经济,2021(3):109-110.
第2篇：宏观经济发展目标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经济发展
前言：旧的宏观调控面临经济的改革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只有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但如何进行改革成为困扰相关部门的重要难题。
1.经济管理职能的强化
1.1 宏观调节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水平的平衡发展，避免失业率上升、控制通货膨胀在一定的范围内，国际收支平衡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主要是财政、金融手段的运用，进行一定的结构控制和调整。从我国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我国的宏观经济调节上仍存在着一些顽疾有待清除，主要呈现在：货币供给量控制状况不是很好，常常受到来自各方压力的影响；其次是调节手段只对部分群体有效，而对部分经济主体则无法发挥作用；再次，我国的财政赤字现象仍旧是较为严重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财政手段的发挥。类似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政府的宏观调节功能就无法进行，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1.2 稳定社会收入的公正性
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可以对社会的分配保持其公正性做出贡献，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利益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一化呈现多元化的形式，贫富差距有所增多，尤其是在发展较快与部分落后的城市之间。与此同时，我国财政、税收等部门在维护社会收入分配公正方面所起的作用则显得不足。主要表现在，在我国尚未形成以源泉征税与收入义务申报制为中心、以贯彻税收法制为基本原则的现代征税制度，征税的标准也不够统一，造成大量的偷税漏税现象，严重威胁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我国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极小，而这离不开部分企事业单位承担了部分福利与保障职能有关，但要想覆盖全部人员，该制度仍存在着一定的限制，这对很需要社会福利的人来说是不公正的。市场机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为了抑制这种现象继续扩大，维护社会经济环境的稳定，政府的宏观调控显得非常重要，必须承担起维护收入分配公正的职责。
1.3 提供公共服务与墓础设施的职能
在未来的金融市场上，市场机制所要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大，但仅靠市场来提供是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的，尤其是部分公共与设施。类似的案例在世界各国都有体现，美国的信息统计部门主要是针对信息的收集和管理，并在整理后将其公布于众，我国在此项的服务明显落后发达国家；还有我的教育文教费用呈现上涨趋势，但是九年义务教育仍未得到普及，从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政府的职能在改善公共服务的现状方面有待改善和加强。
1.4 维持社会的公序良俗
市场机制的引进，竞争现象明显，但是竞争规则却不是很令人满意，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为阻碍竞争、破坏公平交易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对维护社会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平竞争，必须建立专门的部门进行该方面的改善，这对于今后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相当的重要，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关键。
1.5 对市场领域的划分极为重要
政府与市场的职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不够明确，哪些应该交给市场去自行调控，哪些应该由政府控制，整体保持政府的宏观调控，对于部分垄断的行业以及大部分公益的事业应该采取政府控制和直接规划的方式，为了保证直接规划领域的效率，也必要在价格设定及收费体系方面适时进行调整。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更应该注意法律措施的完善和相关政府执行的方向加强管理，促进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的作用发挥。
2.宏观经济管理的调控手段
根据我国的经济特殊性，采取合适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在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选择上，可以采取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的方式，直接调控就是由政府控制主要的部分，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该类调控正在逐渐减，间接调控的作用越来越大，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2.1 价格控制
价格是由市场自行调控的，但是在部分行业，尤其是生产和服务领域，为了保证基础的公共供给，防止部分企业为了获取经济效益，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牟取暴利、危害他人，也为了保护经济发展中的弱小群体，政府对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行直接确定和间接影响的行
政性价格政策.，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主要食品、公共交通、水电气、邮政、卫生保险、农副产品、汽油、以及烟酒糖茶等方面。价格的调控是要遵循市场的规律，按照市场发展的原则进行的，所有的价格控制都要遵循市场的趋势和经济发展的周期，而且要定期进行审查，以便在控制的力度和范围上及时地做出调整，减少价格政策带来的扭曲和失误。
2.2 国家投资
我国一直采取的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其表现在各行各业，在投资领域，国家投资仍占有很大比重，而且随着新兴产业的出现，为了扶持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国家也应积极参与相应的投资，达到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化。
2.3 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管理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为主要的作用是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财政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预算支出、政府投资、税收政策、财政补贴和公共债务等手段，这些手段按照发展的需求必须由政府直接掌握，始终体现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的调控政策的基本意图。
2.4 货币政策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国货币政策最主要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进而促进经济实力的增强。经济管理控制体系调控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出了应急措施的改善，更要嘉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管理，加快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将经济增长的目标放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实现经济质的飞跃。
总之，要根本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
参考文献：
[1] 张晓晶. 当前宏观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体制根源[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8, (04)
第3篇：宏观经济发展目标范文
新建住房是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住房市场供应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旧城改造和开发规模较大的城市，新建住房的价格水平、总量规模和供应结构对住房市场总体价格水平起决定性作用。现有的住房制度将城市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纳入住房保障覆盖范围，而中等收入以上家庭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以及部分投资性需求都要在住房市场中得到满足，住房市场仍然起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要求各地方政府切实履行住房市场调控的职能，并将新建住房市场价格作为落实地方政府责任的重要指标，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中。
今年1月末，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政策措施，要求各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在3月底向社会公布。截至3月31日，全国已有608个城市公布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占城市总数的92.5％。
在公布房价训控目标的城市中，仅北京市提出房价控制目标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绝大多数城市的房价调控目标都与经济增速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挂钩。个别城市提出2011年新建住房价格涨幅不超过2010年，或者与2010年全国商品住房平均价格持平，还有个别城市(长春)将房价收入比作为房价控制依据。从各城市公布的具体数值看，基本处于10％左右的区间内。
各地方政府提出的房价控制目标被普遍质疑为“涨价目标”，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将房价上涨预期定的很高，不仅未能有效贯彻“新国八条”的政策意图，也与中央政府在“十二五”规划编制中强调的“民生幸福是发展最终目的”的宗旨相去甚远。“涨价目标”的出现既有地方政府对房价下跌将影响地方经济增速的疑虑，也有对能否达到预定调控目标的隐忧，主要原因在于担心达不到目标而被问责，以及对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表现出的担忧。
二、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确定依据
“新国八条”对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的确定给出了原则性意见，即参考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前两个指标主要反映城市经济实力和城市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是城市房地产市场供求力量的基础；后一个指标则反映了城市居民实际的住房支付能力，从长期看住房价格应与其相适应。
1.经济发展目标与房价控制目标的关系
经济发展目标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总体状态，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地方财政收入规模及增长水平、投资规模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等具体指标。城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确定通常根据本地区上一年度或规划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结合国内国际环境综合确定，一般而言具有正增长的刚性。
经济发展目标中的经济增长总量、投资总量结合城市土地供应状况，构成了住房市场中供给总量的基础；而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和源于城市之外的购房需求，则构成了城市住房市场中需求总量的基础。供求力量的匹配决定了城市住房市场的基本价格水平，而宏观政策、信贷供给、价格预期和城市发展状况等因素使住房价格在基本水平上发生波动和变化。可见，经济发展目标基本奠定了城市住房市场供求格局和住房价格水平的基础。
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房价控制目标的关系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指家庭总收入扣除所得税、个人社会保障费及记账补贴后的收入，再除以家庭人口数，该指标常被用于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从抽样调查方法看，这一指标是平均数，难以反映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实际收入情况。
在各城市纷纷出台“限购令”的条件下，本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了住房市场需求的基础。当然也要看到，其他影响因素也对住房价格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
3.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与房价控制目标的联系
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主要反映家庭从市场购买或租赁住房的交易能力，是住房市场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只有长春使用“房价收入比”作为房价控制指标，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设定的住房面积标准计算；其他城市暂无类似的提法，这与我国目前统计体系中尚无对应的具体指标有关。实际上，长春提出的“房价收入比”指标只是平均意义上的，难以反映不同收入阶层购买不同档次住房的实际支付能力。
国外的研究经常在收入水平、住房价格和住房档次细分的前提下，针对中低收入家庭购房支付能力展开。美国的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编制住房可支付指数(HAD，考察在市场利率下，中位数收入水平的家庭对中位数价格住宅的抵押贷款偿付能力。联合国人居署(UN HABITAT)提出房价收入比(House Price to IncomeRatio)指标，用居住单元的中位市场价格除以中位家庭年收入，反映住房的可支付性。国内研究则大多受限于统计指标体系，有的在指标测算上主要采用反映平均水平的住房面积、住宅价格和家庭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计算相应的房价收入比和HAl指数；有的运用剩余收入法分析家庭购房抵押还款或租金支付能力，但同样限于统计数据的问题，无法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对不同档次住房的可支付能力。
目前国家的统计体系尚无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住房状况间对应的可支付性测算指标，基于平均收入水平和平均房价的可支付性指标无法反映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真实住房支付能力。地方政府应该针对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和住房市场的实际供应结构，测算其首付款支付能力、住房贷款承受能力、房价收入比等指标，组成一个完整的可支付性指标体系，为房价训控提供科学依据。
三、地方政府调控房价的主要措施
住房价格调控的手段主要通过引起市场需求和供给力量的变动，进而影响房价。地方政府无法决定利率水平、货币发行量等对房价和市场预期起到关键影响的宏观经济变量，对本地区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投向及结构的决策影响也有限。能够使用的调控手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限购”政策
2010年4月以来，中央加大了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力度，首次提出“限购”的调控措施，各地纷纷出台具体实施细则；2010年10月第二轮“限购”政策出台。两次“限购”政策主要限制各城市己购住房家庭和非该市常住家庭购买住房，有效挤出了住房市场的投资和投机需求。“限购”政策也引发了市场预期的变化，表现为住房市场成交量萎缩，居高不下的房价有松动的迹象。
2.土地市场调控
土地是住房供应的源头。训整住宅用地供应结构、增加中低价位中小户型商品住房及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供给，降低不合理的土地批租价格，都可以调整住房的实物供应结构，起到拉低市场均价的作用。由于住房商品形成要经过较长的开发建设期，土地市场调控的效果难以立即显现，有较长的时滞。同时，土地市场调控会影响城
市财政收入，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地方政府将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权衡住房市场调控责任与土地财政的利害关系。
3.保障性住房建设
保障性住房建设是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重要手段，其主要形式是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城市安居工程、公共租赁住房和限价商品住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可以满足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降低住房市场的有效需求总量，同样可以起到拉低市场成交均价的作用。目前，保障性住房建设需要地方政府加大土地供应和财力投入，与其政绩考核目标有一定冲突。另外，保障性住房建设同样存在供应时滞的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形成有效供给，但对市场交易主体的心理预期影响是显著的。
4.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
在金融支持方面，地方政府还可以控制住房公积金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条件。通过设置不同收入家庭购买住房的公积金贷款首付款比例和利率水平，相应改变居民购房的融资条件，进而影响其购房决策。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变动会迅速改变居民的购房决策，从而改变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对房价造成影响。这一手段受国家宏观金融环境和金融监管的制约，利率变动幅度有限，相对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仍有很大优惠，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对贷款利率的敏感程度也不一样。以上原因限制了这一调控手段对住房市场的影响力。
四、房价调控的预期效果分析
房价调控是地方政府落实国务院房地产市场调控任务的重要内容，将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住房问题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最近，住建部要求己公布目标的城市适当调整，进一步听取民意，说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调控目标并不满意。
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是驱动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动力。中央政府掌握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权力，以及根据绩效考核对下级地方政府实施奖惩的权力。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地方政府要提升在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力，才能获得分税收入以及上级的财政奖励，官员进而才能获得升迁。房地产业的产业链长，在土地、建设和销售等环节上能提供大量的财税收入，同时对经济增长指标有巨大拉动作用，自然成为地方政府看重的支柱产业。
因此，房价训控的预期效果，既与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民生责任能否有效量化及所占比重有关，也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业的财政依赖程度有关，同时受地方政府可选择的训控手段和政府预期的制约。从部分大中城市目前房地产市场情况看，“限购”政策和融资环境紧张可能导致住房市场价格出现松动或下降，短期内难以实现居民支付能力可以承受的程度。长期来看，房价下降需要在财税制度和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上作出改变，需要配套改革的支持。
参考文献：
第4篇：宏观经济发展目标范文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从安康市5个县级村建设的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并搜集相关经济建设项目数据以及设计内容。
(二)研究方法。
采用稳定性检验的方式,对5个县级村的金融系统进行稳定性测评,同时还应将搜集到的经济建设发展数据进行科学评估,探讨数据的真实性,从而找到农村经济增长真正的影响点和动力源。在调整数据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将数据引入设定的空间模型内,用静态参数描述金融体系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增长关系。并通过控制变量法递推经济增长的理想形式与最为有效的金融体系结构。
(三)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思考。
据统计,5个县级村的金融体系构建较为完全,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能起到积极地引导作用,每个县级金融体系平均能够支撑乡镇农业企业45.34%的资本供应,且能够体现该县农业企业经济发展特征。与此同时,在金融体系的支撑下,城乡二元经济已逐渐走向融合,且在固定的经济活动范围内,乡镇企业可以凭借金融市场调整自身的资本运用结构,扩大其产品的经销市场。金融体系在为县级村提供经济建设资本的同时,为促进农村贷款业务的发展,由政府立项、乡镇企业的服务体系已建立完成。由此可见,金融与经济的发展作用是相互的,稳定的货币金融政策投入使用之后,农村各经济组织都会得到很好的发展。利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趋势,在利率水平较高的投资活动中,要想得到良性的发展环境,必须从宏观经济体制上找到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二、基于金融体系改善农村经济体制的合理性建议
综上分析可知,乡镇企业对实体经济非常感兴趣,但是对虚拟金融投资产业的发展意愿并不热烈。所以要想通过金融体系改善农村经济体制,必须从宏观经济调控入手,深入研究传统产业利益、投资意愿与储蓄需求之间的关系。市场类型不同,政策与经济体制的特殊性都会严重抑制金融体系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通过研究与分析,总结出了以下几点改革建议:
(一)推行货币金融政策。
现代农村经济市场,金融市场的发展地位越来越高,所以乡镇企业要想扩大经营规模必须依赖于金融市场,增进金融与经济市场之间的联系,通过货币和股票交互发展,创造新型的企业发展模式。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背景下,新农村经济建设应摒弃传统以短期经济利益为发展目标的经营理念,应从长远利益出发,创建推动经济良性发展的农村贷款项目,政府还应积极鼓励乡镇企业开展联合生产活动,以实现大力推行货币金融政策的发展目标。
第5篇：宏观经济发展目标范文
关键词:中央银行;独立性;美联储;金融危机
一、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涵义
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当局,负责具体制定和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必须以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为根本目标,遵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货币信用规律,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于中央银行最终都是通过立法确定为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的职能和权利也都是由法律赋予的,因而所谓的独立性不可能独立于立法和司法,中央银行的活动必须在法律授予的范围内进行,所以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相对的。
二、从金融危机看美联储的独立性
(一)美联储的独立性
1913年12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条例》,美联储成立。该条例赋予美联储很高的独立性,规定美联储直接对国会负责,禁止美联储向财政透支或直接购买政府债券;美联储完全不依赖于财政拨款,能够拒绝审计总署的审计。此外,所有联邦储备体系理事会成员任期14年,不仅任期超过总统,而且还存在与所提名总统交错任职的情况,从而避免了总统直接操纵的可能。因此,美联储是世界上公认的独立性较高的中央银行。
(二)金融危机下美联储的独立性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许多国家的经济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场金融海啸中,指责美联储决策失误的评论随处可见。此次危机前,美联储实行长期的低利率,放松金融创新的管制,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进入市场,然而整个市场却是建立在次级贷款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大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一旦次级贷款者违约,便会造成整个市场的动荡。又由于全球经济逐渐一体化的趋势,各个国家之间的关联日益紧密,尤其是与美国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了,所以当美国次贷危机产生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各个国家,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危机。
可以看出,1913年联邦储备条例赋予美联储独立性地位的同时,忽略了对其进行监督和制约。尽管国会可以通过立法,总统可以通过人员任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美联储,但实质上美联储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定,以及决策的做出还是保持相当大的模糊性的,这种不透明使得政府和公众很难监督美联储的行为。所以,应该提高美联储决策的透明度,从而制约其过于强大的独立性。
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应具有相对性的特征
从美联储对金融危机的应对,及其政策的效果可以看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应该具有一定的相对性。
(一)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中央银行作为政府的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制定和执行各种金融法规,保障金融稳健运行;
2.中央银行配合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3.不少国家通过对中央银行实现产权国有化和将中央银行作为隶属政府的行政部门,确保政府对中央银行的控制权,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4.中央银行代表国家管理金融市场,为金融市场的运行制定规则,对进入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交易者进行筛选;
5.中央银行代表国家管理国库和向政府提供融资,代表国家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和管理国家黄金外汇储备。
(二)保持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的必要性
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拥有自主决策的权利,根据经济运行的需要采取相应的行动,给予其较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权,这样才能够保证经济发展的方向顺应发展的趋势,而不受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影响。主要原因是:
1.货币政策具有特殊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手段及其效果都依赖于市场机制,依赖于市场参与者对政策的信任,如果中央银行能够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独立判断,就比较能够保证政策目标、对宏观经济形式的分析预测客观正确,容易获得政策信任。
2.中央银行与政府还存在地位、目标、利益驱动和制约机制方面的不同。现代社会,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不仅有经济目标,更有社会目标,所以在多种目标的权衡下,可能其政策目标会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产生分歧。
3.中央银行应该是独立于政府的中立机构。一方面避免在政策决定的过程中受到各种干扰;另一方面提高其专业化的程度,以便从长远的观点判断利息、货币量、物价等指标。
(三)对中央银行的行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虽然金融和货币政策有其特殊性,但是金融仅仅是社会经济宏观体系中的一部分,金融必须为国家的根本利益服务,货币政策也仅仅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部分,必须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相一致。
1.为了防止中央银行陷入独善其身的误区,需要让其承担政策责任。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政策必须透明,接受民众的审查,同时还要对政策后果承担责任,这样政策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和配合,产生对政策的信心,从而取得预期效果。
2.为了加强对中央银行组织效率的监督,需要实现政策制定过程的透明化和中央银行财务状况的公开化,优秀的中央银行行长可以连任,加强中央银行内部纪律,明确内部责权。
四、美联储独立性问题对我国中央银行改革的启示
从美国金融危机可以看出美联储独立性背后的制度缺陷,联系我国中央银行的改革,对我国中央银行的的启示是:
1.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按照政策目标采取各种政策工具,这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不易受随机因素的影响,完全根据国内宏观经济的形式来进行选择,增强中央银行的透明度,也潜在地提高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2.进一步强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负责制。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行长负责制,但是中国人民银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行长的责任,在授权的同时,法律应该对行长任职资格,解职条件以及任职年限作出具体的规定,明确权责,使决策更加谨慎周全。
参考文献:
第6篇：宏观经济发展目标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着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着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着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着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着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第7篇：宏观经济发展目标范文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一．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 。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
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 。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 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四．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五．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
六．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 。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七．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 。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 。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八．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 ：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第8篇：宏观经济发展目标范文
关键词:政府;宏观调控;问题;建议
一、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尽管目前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宏观调控在这两种政治体制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否顺畅,经济总体目标能否达到,宏观调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形态下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值得研究。
市场经济从产生到现在都是在国家干预下运行的。自16世纪市场经济建立以来,任何国家的实践模式都是在国家干预中进行,市场经济的运行不可能超出政府的控制。历史上各国先后实行过的重商主义政策、自由放任政策、凯恩斯主义政策以及后凯恩斯主义政策,都是政府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的结果,区别只在于干预的方式和干预的力度而已。市场经济运行的每个阶段,都离不开国家的操持,即使在崇尚自由放任的鼎盛阶段,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绝对排除国家必要的直接干预。斯密认为君主需要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并且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同样穆勒也肯定了必要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干预是和市场经济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弗里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不能排除政府的需要,市场经济如足球场,竞争的微观主体是足球队般的企业,宏观调控者是足球裁判般的国家政府。市场经济运行的态势优劣和成效高下,与宏观调控的能力和艺术有直接关系。
国家除了提供宏观调控,同时还在中观层面的产业和地区层次发挥着重要影响。产业政策是指一国为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促进与限制某项产业,规范产业组织,优化产业布局,推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现代化主动干预产业经济活动的各种政策的集合。产业结构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各产业部门内部的构成。产业结构合理的调整能够促进经济的不断增长。人口地区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重点分析一个地区三大产业在地区GDP中的比重,以及进出口金额的比例。
二、现实的经济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中国经济受世界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正面临着经济发展中的又一次机遇和挑战,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将宏观调控政策迅速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随后相机推出以四万亿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计划、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等政策,这些政策的有效应用使中国经济率先扭转困局,走上复苏之路。
不可否认,本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动摇了支撑中国经济的外部基础,显现了中国经济的痼疾。中国经济的增长一直以来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这两个利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很大冲击,使得出口急剧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变慢。目前,只有以本次经济危机为契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中国经济才能取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思想,结合目前的经济状况,现行中国经济的运行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经济结构调整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作用弱化。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资源配置依赖政府一家作出,而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变革后,资源配置主要交由市场完成,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依照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一步的市场化在更大程度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必然带来边际效率的弱化。
其次,国际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减弱。中国曾经高达6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是不符合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在世界共同面临困境时仍然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显然是靠不住的,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使得国际贸易明显削弱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最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威胁越来越大。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曾毅在1994出版的专著《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对策探讨》中就指出“中国将是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老年人口的数量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2000-2030年将是高速老龄化时期。2030-2050年将是高水平人口老化阶段,到2050年,全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为3.3亿-4.7亿,是现在的5倍,其比例将在23%-27%。此外,高龄老人增长迅速,1997年我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为8.8%,2050年将增加到20%左右。”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将大幅提升国民储蓄水平并直接弱化劳动力低廉这个传统比较优势。
三、当前宏观调控的原则
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调整了宏观调控的目标,将其明确为保经济增长和保发展方式转变两个目标。为了保证这个任务的顺利完成,必须坚持以下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要坚持调控目标长短相结合的原则。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对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复苏的因素,这些变化对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应该是有利的,同时外需不足,又使宏观经济面临严重下行的风险,因此,国家宏观调控的必然有所调整,保增长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目前最重要的调控目标。中国正在着力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中长期看,这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从短期看,这些转变也会给保经济增长带来一些压力,因此,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对长期发展有利,还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政策措施。根据目前的形势,宏观调控必然采用不对称发展原则,从区域角度看,中西部地区应该是发展重点;从产业角度看,所有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产业都应该是发展重点。
第二,要坚持调控过程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的原则。近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迅速,宏观调控政策要保持相当高的灵活性,以使得政策和经济现实保持一致;同时,重大政策的执行还要保持稳定性,要防止重大政策的大起大落。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缺乏必要的灵活性或是缺乏必要的稳定性,都会使得政府的经济刺激方案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要坚持调控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结合的原则。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领域的作用不容忽视,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近年来,政府集权化的提高使得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但仅凭中央政府显然是不够的,还得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能动性。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很大,中央政府很难作出能适应各个地区的通行的有效调控方案,地方政府可以在自身权力和财力允许的限度内努力促进转型升级、技术创新,并在要素供给方面给予企业尽量多的支持。具体说来,地方政府能作出的调控主要涉及地方性扶持政策、地方性税收减免和地方性补贴政策等,这些政策的综合运用能有效辅助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保证经济的更快更好发展。
四、完善宏观调控的政策建议
当前,国内外经济的迅速变动使得中国宏观调控面临许多新形势。结合以上对中国宏观调控的现状分析,想要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国内创新能力,是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前提。为此,应该继续坚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新型产业的创新能力;同时还应该继续坚持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大科技领域的投资,增强国内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扩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力军,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应该成为拉动内需的消费主力军。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在分配过程中更好的体现积极扩大中产阶级比重的思路。具体执行过程中,加快中小城镇建设规模和发展中小企业是扩大中产阶级的两大法宝。城镇化是未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可以引爆巨大的消费需求,对内需能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中小企业在这次危机中受伤最大,受惠最小,中小企业是培育中产阶级的重要土壤,中小企业如果得不到发展,中产阶级比重就很难提高。
第三,加大公共财政建设力度。从经济发展进程来看,保障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目标必须要得到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中国积极推进的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本身就需要有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是现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经济危机时期政府职能的转变成本远小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政府应该充分把握本次机遇,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机遇,加大公共财政建设力度。目前,中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保障民生、改善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公共财政体制重点在于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在完善财政支出领域集权和分权的同时,需要进一步从税种上进行规范,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税权;同时赋予居民对地方政府预算更大的投票权,以地方居民满意度为标准,加强地方政府竞争,促进公共财政的完善。
第四,加强宏观调控中法律的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宏观调控水平的提高,应从行政规范式调控方式逐步转变为以法律规范的调控方式。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确定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活动,特别是要加强新兴产业和知识经济领域的立法活动,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在法律规范内进行。
第五,不断提高宏观调控效能。宏观调控效能发挥的程度与多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提高宏观调控效能,首先要强化预警机制,采用各领域、各学科先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作出事前的准确判断,实现宏观从被动式调控向主动式调控转变;其次要强化协调机制,通过政府宏观统筹,构建完备的信息支撑体系,使宏观调控信息传送准确及时,有效地解决政府职能部门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等问题;最后要强化监督检查机制,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检查机构,专门负责监督和检查政策的实施过程,可以及时有效地纠正政策执行中的问题,保证宏观调控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周晓莉.我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的重大战略举措[J].现代经济,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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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超愚.中国经济复苏与反危机的凯恩斯主义政策[J].新金融,2009(5).
第9篇：宏观经济发展目标范文
中国纺织峰会于6月13日下午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以“由纺织大国迈向纺织强国”为主旨，紧紧围绕“战略转型?建设纺织强国”这一主题，通过对宏观经济形势和纺织行业现状的深入分析，总结、探讨企业战略转型的共性规律，为正在实施战略转型、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纺织企业提供借鉴。
本届峰会定位为“十二五”中国纺织战略转型，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高勇、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总裁朱勇从不同层面解读国家和纺织行业“十二五”规划中“改造提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意义。
潘建成用最新经济数据分析和描绘了今后五年我国宏观经济总体走势以及未来经济发展对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带来的新机遇，使与会代表深受启发。高勇对“十二五”期间建设纺织强国的任务目标进行了解读，着重论述了装备制造业在建设纺织强国目标实现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十二五”期间纺织行业的重点发展方向是推进高新技术纤维和新一代功能性、差别化纤维的产业化及应用；加快发展产业用纺织品；推动高端纺机和配件自主化；支持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重点是推进装备制造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推进产品数控化、生产绿色化和企业信息化；重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装备。发展目标是：行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自主创新能力明显增强，自主品牌建设实现新突破，低碳、绿色和再生循环再上新台阶。高勇指出，先进纺织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导向是加快高性能纤维成套技术工艺装备、产业用纺织品装备、节能减排与绿色环保技术装备、高性能纺织机械专用基础件和新型纺织检测检验仪器的研发和产业化，提升传统纺织机械的生产效率和自动控制水平，增强产品可靠性，加强纺织机械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两化”融合水平，促进纺织机械企业的工艺技术进步和提高机床数控化率。“十二五”期间国产纺织机械产品市场份额要达到85％，比“十一五”末提高6个百分点。朱勇介绍了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实施战略转型的思路和经验。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坚持“科技与时尚”，走高端纺织发展之路的理念，立志成为中国现代纺织产业的领航者和全球客户信赖的服务商。集团通过升级制造业，发展产业用纺织品、新型化纤和发展服务业实现转型，效益增加，经济增长，产业优化，人员精简，资产夯实。他的体会是：定位要准确，战略要明确；体制要改革、机制要搞活；调整要迅速，产业要升级总部要加强，管理要创新。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的成功实践为面临转型升级重任的纺织企业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