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要素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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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经济要素范文

关键词：土地政策；宏观调控；微观规制；房地产；差异

一、引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Economic Policy）来进行的。经济政策是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各种措施和规定。从其范围来看，可以分为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而土地政策是为达到特定的国民经济发展目标，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作为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重大战略举措，于2003年首次提出，目前很多学者也认为土地是宏观调控的手段，国土资源部是宏观调控的重要部门，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是我国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的正确选择。如卢为民（2008）在《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中从土地的生产要素理论、土地的资产理论、土地产权理论和特殊体制背景下的特殊选择等方面阐述了土地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理论依据，并设计了提高我国土地调控有效性的路径[1]。尹锋（2007）在其论文《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中提到，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应该是：严格保护耕地，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此前提下，根据国民经济冷热的具体情况，适当微调年度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和企业取得土地的成本，以调控投资增长的规模，实现物价稳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2]。

但从另一个角度，土地作为一种基础而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供给量的有限决定了土地是稀缺资源。而稀缺资源的价值主要由需求决定，而土地的需求又是一种“引致需求”，宏观调控的目的在于通过调节宏观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来实现对微观主体决策的引导，进而影响到对土地要素的利用，所以宏观经济调控决定了市场对土地生产要素的需求，而我们不可能通过土地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毕竟宏观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是众多要素利用的市场行为博弈的结果，土地要素的利用只是其中一个。这两者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二、宏观调控与土地政策的差异分析

1、内涵属性差异

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协调社会成员利益和增加社会福利、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现代社会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理论上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萧条，意味着民众必须付出这段时期的总体社会福利下降的代价[3]。因此，政府在必要时可以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国际经济政策等）去调控经济总量及其运行，以减少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出现时滞而产生的高昂成本。因此宏观调控的内涵是调整宏观经济总量，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才体现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这也是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政策规制的原因。

而土地作为一种基础生产要素，土地政策指为达到一定的目标，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的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政策措施，如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和土地税收政策等。因此土地政策当属于微观市场的范畴，而对于微观市场进行调节或干预属于微观政府规制（Regulation）范畴。从规制的本意来看，是指政府或政府授权的职能部门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目的而实施的矫正和改善“微观市场失灵”的活动，是政府对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所进行的限制或制约。因此作为一种基本的微观制度安排，土地政策是对土地及其房地产业的结构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直接的政府规定。

2、政策目标差异

宏观调控的结果会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调整，但宏观调控的对象却并不直接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作为微观市场调节的土地政策的目标却是直接针对具体产业，如政府通过土地的收购、储备并有计划地投放市场，增强其对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调节；通过用地结构调整以抑制商品房价过快增长和控制相关产业用地需求。土地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有着重要地位，也就是通常的“地根”，且在土地投资之后还会带来一系列的其他投资，如工业用地后的厂房、机器设备投资，商住用地后的房屋建设、设备购置等投资，还有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建设中的大量材料等。同时社会发展存在着许多不公平的因素，如地区发展差异、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农民被征土地补偿等问题。国家通过土地政策维护公民权益，加大对廉租、公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土地供应量以保证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居住，这些土地政策都可为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学也论及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保障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公平稳定。因此两者的目标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3、实施措施差异

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条件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不足、负的外部效应等所导致的市场宏观失灵。故而在通常的论述中，宏观经济调控的措施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政策手段要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并且必须把握好政策的时机和力度，这体现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综合性和间接引导性的特点[4]。而实施微观土地政策的经济学依据是由于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对稀缺土地资源的过分竞争（招、拍、挂形成“地王”频出）而导致的地价高涨、房地产市场信息不对称、开发商市场垄断、流动性充足而带来投资性需求剧增等原因所造成的市场微观失灵。故而微观土地政策主要有土地利用规划、用途管制、供地计划、房地产价格规制、房地产税收调整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直接强制性的特点。

三、宏观调控下土地政策的制定建议

透过以上分析，作为微观规制的土地政策只能作为调节微观市场的工具之一，不能参与代替宏观调控政策。其根本原因表现在：①特有的土地出让制度为地方政府青睐“土地财政”创造了条件，而这种对“土地财政”过渡依赖，导致地方政府不断突破每年的用地计划，使得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难以落实；②对高GDP增长率的盲目崇拜和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清，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率盲目崇拜，并采取简单有效的方法―鼓励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来刺激短期经济增长，这样的过热投资定会引起国民经济的波动；③土地政策的制定依靠突击治理和整顿，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其自由裁量权比较大，往往是某个部门就能随时出台，这样不利于市场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若要土地政策切实产生作用，为宏观市场运行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微观制度环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1、明确土地政策目标定位

国家的宏观调控有其明确的目标，作为微观范畴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协助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而不是对冲或削弱宏观调控。在土地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中，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主导，而土地政策对宏观调控的作用机制只能是协助。比如早在2006年3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中就指出，“过度投资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等行业产能已经出现明显过剩”。很明显，产业建设生产离不开土地，那么国家有调控政策，并且一些产业用地也已列入禁止供地目录，为什么这么多过剩行业仍能顺利建设投产？直到今年，国家还在调控钢铁、电解铝、焦炭等的产能。可以说明，这么多产能的扩张，土地是先行，而这个闸门如果地方政府能真正严格“把守”，这会对宏观调控是一个促进，反之会削弱宏观调控的效果。

2、把握好土地和房地产政策的力度

市场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政府应尽量少用行政手段和短期强硬手段来压制市场。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的必要干预，可以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目标。同时要看到政策的长期效果，尽可能让房地产市场本身发挥调节作用。2006年-2010年的很多政策中均有关于增加居住用地有效供应、明确保障性住房、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建设数量和比例、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土地增值税的征收管理等的论述，而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提出安居工程建设、住房用地供应、税收调整等措施，说明以前的政策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再如违法用地和囤积土地这两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虽然政府明白长期存在但却没能从根本上加以制止，国土资源部近期的严厉约谈才表明整改的力度，显得力度很大，而这却只会给市场造成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打压的不利影响。这里的焦点就在于长期以来积累的问题想在某个时点通过政策来强制一次性扭转，必定会造成宏观市场的非正常波动。

参考文献

[1] 卢为民.土地政策与宏观调控[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26.

[2] 尹锋.土地政策的宏观调控绩效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9：10.

第2篇：宏观经济要素范文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剩余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创建了完整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学说，确立了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宏观经济理论。该理论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运行、宏观经济平衡和宏观经济调控等内容，蕴含总量平衡、结构平衡和结构优化的思想。

马克思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考察，抽象化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其核心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资本主义的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由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 和剩余价值(m) 三部分组成;在实物形态上，由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种不同经济用途的产品组成;与此相适应，社会生产也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前提和基础，是宏观经济顺畅运行的根本和关键。只有当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物质构成在保持一定比例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的各个部分才能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实物上得到替换，整个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才能顺畅，社会资源才能实现合理配置。

马克思在分析社会再生产时，不仅研究了生产需求即投资需求，也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所以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在社会再生产即社会总需求中不能忽视消费需求。总的来说，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总供给和总需求两端研究了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理论是一种增长理论，蕴含结构优化的思想。在扩大的社会再生产中，马克思明确指出积累的源泉来自于剩余价值，并且必须转化为一定的可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追加的可变资本，才有可能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从而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增加即经济增长。马克思还论证了，在相同的价值总量下，两大部类中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者之间分别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可以由简单再生产实现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通过要素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能够实现经济总量增长。

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

1936年，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标志着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创立。在该书中，凯恩斯抛弃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将经济系统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包括总收入、总利润、总产出、总投资和总储蓄等，对其进行了宏观经济总量分析。在政策上，凯恩斯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就必须抛弃放任自流的传统政策，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由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分析方法和经济政策三个方面对西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因此，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最大特点是把分析宏观经济平衡的重心放在需求上，政府干预经济的重心在于需求管理。有效需求原理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质性内容。凯恩斯认为，一国国民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即商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达到均衡状态时的总需求。有效需求在内容上包括对消费品的需求和对投资品的需求，在数量上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规律、资本边际效率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三大基本心理规律。由于这三大规律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达不到充分就业的程度，失业必然出现。因此，只有通过增加消费需求，扩大投资需求，提高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利息率，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济衰退，实现充分就业。

在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上，凯恩斯提出二者必然相等的观点。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创立了收入、储蓄和投资的简单模型。他认为收入=产出的价格=消费+投资，而储蓄=收入-消费。因此，储蓄=投资。这一模型的理论寓意在于为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提供了一种公式分析。但是，在现实中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才能实现： 国民收入必须全部转化为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储蓄能够全部转化为投资; 无论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都能得到实物保证。显然，这在现实中是难以做到的，凯恩斯的总量平衡模型存在不足。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比较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理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分析范式和逻辑起点的分野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和流通中存在的社会关系为线索，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具有微观基础的逻辑体系和较为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科学地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论证了资本积累与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客观关系，指出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失衡，即发生经济危机进行强制平衡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商品经济，也适用于较为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以有效需求为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建构了政府干预的理论框架。但由于缺乏正确的价值分析和分配理论，始终没有构建好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而出现了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区分、对立与割裂。这也成为国外反对和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强力武器。例如，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出现经济滞胀现象，传统凯恩斯主义难以给出合理解释，也没有提出有效治理方案。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趁机进行了一场凯恩斯革命的逆转，凯恩斯主义由此进入低谷。

(二)研究方法和内容构造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均衡分析之外，马克思更多地强调动态分析。马克思关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理论，本身就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种描述。简单再生产只能维持总量不变的社会总产品生产，扩大再生产则可以增加社会总产品数量，推动经济增长。他还指出，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通过对c、v和m的重新配置，进行结构优化，也可以进行扩大再生产。这就为经济增长理论增添了新的表现形式，即在要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优化结构，也可以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更多的强调横截面的静态分析和静态比较分析，缺乏长期的动态分析。

在内容构造上，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更为系统完整。以宏观平衡为例，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不仅包括价值平衡，也包括实物平衡;不仅包括总量平衡，也包括结构平衡。凯恩斯在《通论》中关于储蓄与投资相等的宏观平衡理论，只是在价格形式上分析总量的平衡，而忽视了实物的平衡。在实际经济过程中，总供给是否等于总需求，不仅取决于等号两端用货币计算的价格总额是否相等，还取决于等号两端的商品在实物形式上是否符合对方需要。如果在实物形式上不符合，单纯的价值平衡也难以达到经济总量的平衡。凯恩斯的宏观平衡理论也缺乏结构平衡分析。如果投资结构比例失调，产业结构违背合理化发展，即使投资在总量上等于储蓄，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的真正平衡。

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实现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这对于当前我国在扩大消费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改革，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一)宏观经济运行要注重消费需求管理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既研究了生产需求也研究了消费需求，强调了消费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从现实生活来看，消费需求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决定着商品(抑或劳务)价值总量的实现程度，关系着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满足消费需求是生产的出发点，也是生产的目的。实践证明，如果不根据消费需求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就卖不出去，就会造成积压，最终影响生产的发展。通过消费满足劳动者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能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消费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则会引起产业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是努力方向，且消费第一，投资第二，出口第三。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鼓励消费。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物质文化消费的质量、品味和层次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内生动力。从需求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立足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宏观经济运行必须注重需求侧管理。在消费需求领域，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在投资需求领域，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增加有效投资;在出口需求领域，实施优进优出战略，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结合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

(二)宏观经济平衡要重视供给侧改革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强调，生产生产着消费：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要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达到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就必须重视供给侧管理。从实践来看，一国的生产供给能力，不仅可以用来衡量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可以作为平衡宏观经济运行的物质保障，反映出该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

第3篇：宏观经济要素范文

关键词：系统论，农村金融系统，农村金融改革

Reform Thought of Rural Finance based on the System ory

Abstract：Rural Finance is a system and the reform of rural finance in Chinachiefly aims to coordinate and integrate its constitution.Base on the analysesof its existing characteristics ，the weaknesses and the outlets of the Chineserural financial reform has been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Key words ：System Theory，Rural Financial System ，Rural Financial Reform

1.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在政府主导下，围绕农村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三农”问题，我国农村金融改革一直没有停顿。2003年6月中央政府《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国发〔2003〕15号文件]和2004年8月17日《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的意见》（国发[2004]66号），完善信用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中心的确立，把以农村信用社为重心的我国农村金融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尽管如此，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方向和路径的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诸如农村金融的总体格局怎么安排？农村信用社的方向是什么？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怎么设定？农业银行怎么改革？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能怎么规划？怎么整合县域金融？合作金融在中国金融产业中的地位怎样界定？民间金融怎么发展与规范？怎么防范农村金融风险？等等，基于各种的角度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是大相径庭。然而，就现有的研究而言，呈现下面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停留在农村金融的某一个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从农村信用社的研究出发来讨论农村金融问题，以农村信用社的模式选择替代了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曾康霖，2001；王自力，2002），更多的人似乎都认为农村信用社改革就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全部，农村信用社问题解决了，金融支农问题也就解决了；二是尽管也提出要通盘考虑农村金融改革，应该一揽子规划农村金融体制构建（谢平，2001），并且也有了对欠发达地区县域金融制度安排的综合考虑（曾康霖、蒙宇、刘楹，2003），但是并没有见到从宏观角度对农村金融体制构建一揽子规划的深入探讨；更多的研究仅是就事论事，就农村信用社谈农村信用社、就农业银行谈农业银行、就农业发展银行谈农业发展银行，没有考虑各种农村金融供给机制的协调和整合；三是尽管也提出了要处理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从需求出发探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构建（何广文，2001；高帆，2002），但是将农村金融置于宏观经济背景，从经济系统论角度展开的研究还不多见。农村金融准备的不足，导致农村金融改革系统协调能力低下，农村金融体系整体活力缺乏，农村金融改革总是难以到位。有鉴于此，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将系统论的理念引入农村金融问题研究之中，将农村金融改革置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系统和农村经济系统之中，对农村金融改革问题展开讨论，进而提出农村金融改革的整体思路。

2.作为一个系统的农村金融

所谓系统，就是按一定目的、条件和环境，按一定的关系组成的互相作用的若干要素的有机整体。系统论认为，宇宙中包括人类宏观和微观方面，都是若干大小系统。基于这一系统论基本原理，宏观经济可以看作一个系统，农村经济可以看作是宏观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而农村金融可以看作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宏观经济系统的二级子系统）。

第4篇：宏观经济要素范文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成果令世人瞩目。但中国经济日益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投资和出口依赖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发达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和居民消费呈现“去杠杆化”趋势，全球贸易总量下降，中国严重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受到抑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经济呈现出供给过剩，内需不足的失衡现象，如何解决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由于研究目标的差异，不同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缺乏对导致宏观经济失衡根源的进一步追溯。本文将从我国要素市场扭曲这一基本经济特征出发，研究劳动力、资本、能源等重要生产要素价格的绝对和相对扭曲与投资、消费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建立VAR模型，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动态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介绍研究背景，并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第二部分利用经济模型分析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对实证研究中数据的处理方法和变量的定义进行说明；第四部分利用计量模型，估算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以及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思路。

一、研究假设的提出

生产要素价格扭曲是指由于市场不完善而导致的生产要素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非最优配置，即要素市场价格偏离其机会成本。要素价格扭曲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即生产要素价格偏离其边际生产力；另一种情形是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即不同要素的价格之比偏离这两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之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价格双轨制逐步取消，统一的、全国性的竞争性产品市场基本形成，产品市场价格扭曲逐渐消失。与之相反，我国要素市场的改革相对滞后，劳动力、资本、能源等重要生产要素市场在不同经济类型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分割普遍存在，要素价格受到政府的行政控制，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生产要素是各种生产中必不可少的投入品，要素价格的扭曲不可避免地会通过成本效应溢出到宏观经济的各个部门，改变经济主体的消费、投资行为，造成了高投资、高储蓄；储蓄—投资缺口扩大；国际收支“双顺差”持续上升等宏观经济失衡现象。经济的失衡严重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社会福利增长不能与经济增长同步，经济增长偏离了民生这个最根本的目标。

（一）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过度投资

假设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仅仅使用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生产要素，企业的生产函数为：Y=F(L,K,E)。生产函数满足条件F′>0，F″<0。其中Y为产量，L、K、E分别为劳动力、资本、能源要素的投入量，劳动力、资本、能源的价格分别为ω、r、φ。企业的总成本为cost，企业目标是实现产量最大化，即maxP=F(L,K,E)s.t.ωL+rK+φEcost该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为：MPL=λω（1）MPK=λr（2）MPE=λφ（3）MPLω=MPKr=MPEφ（4）假如λ=1，（1）～（3）式意味着：如果市场机制是完善的，那么在均衡条件下，要素的价格等于该要素的边际产出。只要要素实际价格与边际产出不一致，要素市场就会出现扭曲。指标MPLω、MPKr、MPEφ能够分别反映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程度。（4）式说明：在均衡条件下，各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之比应该相等。如果不同要素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之比不一致，那么企业能够通过调整不同要素的投入量，实现产出水平的增加。例如，假如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之比（资本价格扭曲度）高于其他两种要素的边际产出与其价格之比（其他两种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企业就会倾向于增加资本使用量，出现投资过度的现象。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假设1。假设1：如果资本价格扭曲度高于劳动力和能源要素价格扭曲度，企业就会倾向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导致宏观经济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

（二）要素价格扭曲与消费需求不足

假设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函数为：C=f(y)，其中，y=ωL+rK。消费函数满足1>C′>0，C″<0，y是劳动者的收入。劳动者的收入来源于劳动者提供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所获得的报酬。当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存在扭曲时（即劳动力和资本的实际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产出增长率将大于消费增长率，出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现象，即FF>yy>CC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假设2。假设2：如果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实际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国内经济将出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现象。

（三）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供给过剩

一方面，由于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高于劳动力、能源等其他要素价格扭曲度，企业会倾向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产出也将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而增长，此外，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价格的低估增强了国内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刺进了国内可贸易部门投资水平的扩大和可贸易品产出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存在扭曲，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速将跟不上总供给增长的速度。在这种情形下，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难以吸收不断扩大的产出规模，随着经济开放程度不断加强，生产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扭曲能够增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刺激出口，弥补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由此可见，只要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发生变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就无法彻底变革，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也无法解决。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假设3和假设4。假设3：如果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难以吸收不断增长的产出，要素价格将被固化在较低水平，难以实现市场化定价。假设4：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和相对扭曲并存，会造成国内供给过剩，并形成巨大的溢出效应，使得国际贸易顺差不断扩大。

二、数据的处理方法与变量的定义

（一）数据的处理方法

本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78—2010年，在进行实证研究时，需要使用各年度的总产出、劳动力、资本、能源的投入量及其价格等数据。其中总产出Y为各年的实际GDP（基年为1978年）。各项数据均来源于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物价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等。（1）劳动投入量L及劳动力的价格。劳动投入量L为各年度的就业总人数，劳动力价格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替代。为消除价格水平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用CPI指数进行平减（1978年CPI=100）。（2）资本投入量K及资本的价格。资本投入量K为各年度的物质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采用了张军等（2004）的相关数据与估算方法[1]，即：Kt=Kt-1×(1-)σ+It。其中，Kt为t年度的物质资本存量；σ为经济折旧率；It为t年度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1978年的物质资本存量采用了张军等（2004）的估算结果。资本价格用该年度6个月到1年期企业贷款基准利率的平均值替代。（3）能源投入量E及能源价格。能源投入量E为各年度的能源消费总量（以万吨标准煤作为计量单位）。能源价格以煤炭、石油、电力三种主要能源为基础，采取了以下方法计算各年度能源价格：PE=λcoal×Pcoal+λoil×Poil+λelectricity×Pelectricity其中，Pcoal、Poil、Pelectricity分别为各年度煤炭、石油、电力的平均价格。在已有的统计资料中，只有《中国物价年鉴2004》中有较为完整的2003年能源价格数据。因此，本文首先计算出2003年煤炭、石油、电力的平均价格，并将其换算成标准煤价格，然后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年度煤炭、石油、电力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推算出其他年份的煤炭、石油、电力平均价格。λcoal、λoil、λelectricity分别为各年度人均煤炭、石油、电力标准消费量的比重。为了消除总体价格水平对能源价格的影响，能源价格用通货膨胀率进行平减（1978年通货膨胀率=100）。

（二）变量的定义

为了进行实证研究，需要构建相关指标衡量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和宏观经济失衡程度。下面将详细介绍这些变量的选取与计算方法。（1）要素价格扭曲程度。假设劳动、资本、能源的价格分别为ω、r、φ，这三种要素的边际产量分别为MPL、MPK、MPE。劳动力、资本、能源价格的绝对扭曲度分别为DL、DK、DE，其中DL=MPLω，DK=MPKr，DE=MPEφ；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价格的相对扭曲度分别为DKL、DKE，其中DKL=DKDL，DKE=DKDE。（2）过度投资。过高的投资率（尤其是依靠借贷等方式而实现的高投资）会造成资产泡沫急剧扩大，加大系统性债务风险。与此同时，产生于高投资率的产能，将使我国面临供给过剩与内需不足的矛盾。合理的投资增长率取决于经济增长率，本文采用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差额（investment），作为衡量过度投资的经济指标。这一指标值变大，说明宏观经济中过度投资的程度增强。（3）消费需求不足。本文采用实际GDP增长率与实际最终消费增长率的差（consume）作为衡量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指标，这一指标值变大，说明消费需求不足的程度增强。（4）总供给过剩。假设消费、储蓄、税收、进口分别为C、S、T、M，投资需求、政府购买和出口分别为I、G、X，且T=G。在封闭经济下，国内总供给＝C+S+T，国内总需求＝C+I+G。如果宏观经济是均衡的，则S=I；如果宏观经济内部存在产能过剩，则S>I，即存在储蓄投资缺口。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将会发生变化，总供给＝C+S+T+M，总需求＝C+I+G+X，为了实现经济的平衡，必须保持S-I=X-M，即国际贸易顺差与储蓄投资缺口相等。由此可见，国际贸易顺差扩大是弥补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手段。本文将使用储蓄投资缺口（sigap，储蓄率减去投资率）作为衡量国内总供给过剩的经济指标，这一指标大于零，说明存在总供给过剩的现象，这一指标值越大说明总供给过剩的程度越强。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一）我国要素价格绝对和相对扭曲程度的计算

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发现对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进行测算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生产函数法[2]；第二种是前沿技术分析法[3-4]；第三种是影子价格测算法[5]。本文将采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在采用生产函数法估算要素价格扭曲度时，对生产函数形式的选择将大大影响估算结果的有效性。常用的生产函数有C-D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和不变弹性生产函数（CES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是最常用的生产函数，但是存在单位替代弹性的强假设，适用性不强，可能产生估计的偏误问题。CES生产函数虽然放松了单位要素替代弹性限制，但是这一函数是非线性函数，参数估计存在一定的困难。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是投入和产出的对数二次形式，适用性较强。因此，本文选取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我国劳动力、资本和能源价格的扭曲程度。假设生产中仅投入劳动力L、资本K、能源E三种生产要素，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lnY=α+βLlnL+βKlnK+βElnE+βLKlnLlnK+βKElnKlnE+βLElnLlnE+βLLln2L+βKKln2K+βEEln2E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中，由于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比较显著，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会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误。因此，本文用岭回归法对生产函数中的各系数进行估计，各系数的估计值如表2所示。利用生产函数中各系数的估计值计算出各年度劳动力、资本和能源的边际产出。将计算出的各年度劳动、资本和能源边际产出值绘制在同一个坐标平面上，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资本的边际产出逐渐下降，劳力动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与资本和劳动力相比，能源的边际产出较为稳定，1998年，能源的边际产出达到顶峰之后，也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根据计算出的各要素各年度的边际产出值，可以计算出各种要素在每个年度的价格绝对扭曲程度。结果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本、能源价格绝对扭曲度均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我国30余年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第一，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但是职工工资也快速增长，在大部分年份，工资增速都明显快于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增速；第二，资本价格扭曲度的下降主要源于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源于投资的拉动，过度投资使得资本的边际产出不断下降，资本的边际产出与其实际价格之间的差距也逐渐缩小；第三，1994年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基本取消以来，煤炭、石油、电力等重要生产资料价格开始进行结构性调整，能源价格偏低的状况有所改善。进入新世纪以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速度加快，我国煤炭、石油等重要能源的价格呈现出与国际能源价格变化趋同的走势，能源价格扭曲度下降。

从三种要素价格扭曲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资本和能源价格扭曲度相对较高，劳动力价格扭曲度最低。第一，从1978年到1985年，资本扭曲度最高，劳动力扭曲度最低，但资本扭曲度下降速度较快；第二，从1986年到1998年，资本价格扭曲度继续下降，并低于能源价格扭曲度；第三从1999年至今，能源价格扭曲度下降速度加快，资本再一次成为价格扭曲程度最高的一种生产要素。图3显示了要素相对价格扭曲度的变化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扭曲程度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形态。1978年以来，资本相对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度（DKL）均大于1，1996年的DKL值最小，为1.63；资本相对能源价格的扭曲度（DKE）在1986年到1998年小于1，其他年份均大于1，1988年的DKE值最小，为0.58．

（二）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分析

设定VAR模型为：yt=m+a1yt-1+a2yt-2++ajyt-j+et（5）（5）式中，yt是由模型中所有内生变量构成的列向量，即yt=[yit,y2t，…，ykt]′，j是滞后阶数。1.单位根检验ADF检验发现，表1中各变量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均符合1阶单位根过程（如表3所示），因此能够建立VAR模型，并对变量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进行检验。2.脉冲响应分析以下分别建立三个VAR模型来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之间的动态影响。

（1）要素价格扭曲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假设1说明，如果资本价格扭曲度高于劳动力和能源价格扭曲度，企业就会倾向于过度投资。因此，在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过度投资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时，（5）式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应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度（DK），资本对劳动力和能源价格的相对扭曲度（DKL、DKE），以及衡量过度投资的指标Investment。ADF检验证明这些时间序列变量均服从1阶单位根过程，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运用GIFR方法考察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响应，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变量Investment对DKL、DKE的一个脉冲响应均为正，这一影响在第五期后逐渐减弱；Investment对DK的脉冲响应为负，这一响应在第五期后转为正。这说明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扭曲度上升一个单位，会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冲击，而且这种正向冲击的持续时间较长，从而导致宏观经济中过度投资的程度上升。此外，DK、DKL对Investment的一个脉冲响应为负，这一效应在第五期后转为正，但累计响应仍为负；DKE对Investment的一个脉冲响应为正，但是持续时间较短，第三期后正、负响应交替出现。这说明企业过度投资程度（Investment）上升一个单位，会对资本价格绝对扭曲度和相对劳动力价格的扭曲程度产生负向冲击。这主要是由央行的货币政策造成的。一般而言，当宏观经济中固定资产投资过于旺盛，并产生了通货膨胀压力时，央行倾向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从而导致资本价格的绝对和相对价格扭曲度缩小。假设1得到了证明。

（2）要素价格扭曲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假设2和假设3说明，如果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实际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将趋于下降，出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现象。而且消费需求的不足将导致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扭曲。因此，在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时，（5）式VAR模型中，内生变量应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度（DK），劳动价格扭曲度（DL），以及衡量消费需求不足的指标Consume。ADF检验证明这些时间序列变量均服从1阶单位根过程，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运用GIFR方法考察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响应，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Consume对DL的一个脉冲响应为正，这一响应在第五期后逐渐减弱，Consume对DK的一个脉冲响应为负，这一响应在第四期后逐渐减弱。这说明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上升一个单位，会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负向冲击，从而导致宏观经济中消费需求不足的程度上升。但是资本价格扭曲程度上升并未对居民的消费需求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居民收入中来源于资本要素的收入所占比例较小，资本要素收入下降，不会明显地降低居民的消费需求。此外，Consume对DL、DK的冲击均为正，而且这一冲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强化，这表明宏观经济中消费需求不足程度（Consume）上升一个单位，会对劳动力和资本价格扭曲度产生持续时间较长、程度不断增强的正向冲击。假设2和假设3得到了证明。

（3）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供给过剩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假设4说明，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和相对扭曲并存，导致国内供给过剩。因此，在考察要素价格扭曲与总产出之间的脉冲响应关系时，（5）式VAR模型中的内生变量应包括各类要素价格绝对扭曲度和相对扭曲度（DL、DK、DE、DKL、DKE）以及反映宏观经济总供给过剩的指标sigap。ADF检验证明这些时间序列变量均服从1阶单位根过程，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该时间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运用GIFR方法考察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冲击响应，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可以看出，DL、DK、DKL、DKE对sigap的冲击为正，而DE对sigap的冲击为负，这说明劳动、资本要素价格的绝对扭曲，以及资本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上升一个单位，会对总供给造成正向冲击，对消费需求造成负向冲击，导致宏观经济中总供给过剩程度增强。由此可见，由于资本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高，企业会倾向于用资本去替代其他生产要素，因此，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状况的改善，而且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扭曲，投资扩张带来的产能增加无法被国内的消费需求充分消化，而是需要依靠增加出口来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假设4得到了证明。

四、结论

本文通过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估算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均低于各自的边际产出，存在不同程度的扭曲，但是价格扭曲程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不断下降。就相对价格扭曲度而言，资本相对劳动和能源的价格扭曲度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形态。其中，资本相对劳动价格的扭曲度（DKL）在各年度均大于1；资本相对能源价格的扭曲度（DKE）在1986年到1998年小于1，其他年份均大于1。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证明，劳动力、资本、能源三种要素价格的绝对和相对扭曲程度上升，会对企业投资、居民消费需求和总供给造成不同方向的冲击，并导致宏观经济出现过度投资、消费需求不足、总供给过剩的失衡现象。不仅如此，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还会导致要素价格的进一步扭曲。宏观经济失衡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强化的动态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在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要素价格形成机制难以彻底发生改变。要实现宏观经济再平衡，需依赖于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

（1）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贸易部门的转型，加大对医疗、卫生、教育等非贸易部门的支持力度，加大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非贸易品的供给，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升级，培育新的内需增长点。

（2）加大政府在民生工程上的支出。政府应缩减直接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转而加大在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社会保险等民生工程上的支出，引导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逐步由投资转向消费。

第5篇：宏观经济要素范文

一、传统宏观经济学教学范式及其缺陷

传统宏观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表现为IS-LM模型及其基础上的总供求模型。例如,多恩布什和费希尔称IS-LM模型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帕廷金认为它是凯恩斯的“主要信息”,托宾和索洛称为经济学专业的“受过训练的直觉”。因此,IS-LM模型曾经长期居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并成为经济学家讨论宏观经济政策的普遍框架。传统IS-LM模型的基本内容在于两个关键要素和一张图。两个关键要素是:产出(收入)是由需求决定的内生变量;利率是影响产品需求(C+I)及货币需求的内生变量[1]。经过希克斯表述的《通论》所发展起来的传统IS-LM模型的一个简单形式如下:L = L(r,y),i = i(r),i(r) = s(y)

其中L为货币需求,均衡时L=M,M为货币供给。i为投资,s为总储蓄,y为收入,r为名义利率。由于固定价格假设,变量的名义值与实际值是一致的。因此,一方面IS-LM模型可以视作收入决定模型(包含了供给面),另一方面,IS-LM模型也为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决定AD中的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简单框架,模型集中关注的是利率在联系两个市场中的作用。IS-LM模型的一张图如图1:其中IS代表IS曲线,LM代表LM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就可以决定经济的均衡状态E,所对应的就是均衡收入y*与均衡利率r*,它是经济在实现产品市场供求一致与货币市场供求一致下得到的均衡利率。IS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财政政策,LM曲线的移动可以体现货币政策,因此,总需求管理就可以通过IS-LM图形中曲线的移动来分析经济状态的变化和预测内生变量的变动方向。传统IS-LM模型具有如下作用[2]:

(1)教学作用。它是分析经济的实际与货币部门相互作用的最简单模型,并且可以使用上述的一张图使经济分析与政策分析的含义直观化,宏观经济学家与广大公众(记者、官员等)更易交流。可见,IS-LM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收益/成本比。

(2)对经济理论的诠释作用。IS-LM模型在同其他理论比较中能够澄清某一宏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因而成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等各流派辩论的共同基础。

(3)描述性作用。IS-LM模型可以代表、解释或预测某种经济的绩效,进而发展出了政府和企业进行政策评价与经济预测所使用的非加总宏观经济学计量模型,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4)规约性作用。利用IS-LM模型来选择一定时期绩效最佳的政策方案。正是在这些影响下,IS-LM模型成为绝大多数入门和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的核心。国内出版的教材也沿袭了这一思路。老师们在课堂上讲授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及代数形式,并使用IS-LM图形分析经济政策的效果。

然而,这种传统教学范式已经受到经济学界的猛烈抨击。激烈的争论和研究表明,传统IS-LM模型存在着根本的致命的缺陷:

第一,模型的短期静态性质。它使用充分信息下静态的同时均衡框架来处理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调整问题[3],这使得再次反馈过程与初次发生过程变得同等重要。这会造成对实际的动态时序经济行为的错误认识[4-5]。事实上,经历了历史时间、遭受了一系列冲击和结构变迁之后的经济体系,其反馈过程只能部分为经济个体所认知。IS-LM模型没有引入时间和经济变量的滞后效应,因此有必要以动态时序分析取代IS-LM模型。

第二,模型的确定性。传统IS-LM没有考虑宏观经济世界中不确定性(尤其投资方面)和预期的重要影响,因此就不能体现宏观经济的结构不稳定性。许多原凯恩斯主义者和后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这是凯恩斯贡献的真正本质,而不确定性和预期同均衡概念完全不兼容且相冲突。

第三,模型的逻辑不一致性。一个表现是IS曲线作为流量均衡同LM作为存量均衡的不一致[6],另一个表现是传统IS-LM模型缺乏微观基础。它是总量的特设关系,而不是从明确的理性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而来。而按照卢卡斯批评,IS和LM曲线代表的函数在经济政策规则变化时并非保持不变。因此模型的政策评断往往不可靠。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传统IS-LM模型逐渐衰落,大多数宏观经济理论和经验研究已经不再使用IS-LM模型。IS-LM模型有时出现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但只是作为建构总供求模型中总需求曲线的一个阶梯。IS-LM模型“死了”还是继续“活着”?笔者对国外流行的中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作了一个初步调查(见表1):可见,尽管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糅合在一起的萨缪尔森式的新古典综合在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居于支配地位,但IS-LM教学范式已经不再流行。因此,国内的宏观经济学教学者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这是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的一种体现。由于国内教材普遍更新较慢,老师就有义务不再传授陈旧的IS-LM模型。更进一步来说,在权威期刊上的理论研究与研究生宏观课程教学都很少同IS-LM模型相关了。据笔者所了解,察觉到这种转变的教师还比较缺乏。许多教师仍然在用IS-LM图形来讨论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政策含义。这种教学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IS-LM模型的相对简洁性及教学惯性。

二、宏观经济学教学新范式:动态一般均衡或新IS-LM模型

既然这样,课堂教学是否应该完全抛弃IS-LM模型呢?如果抛弃传统的IS-LM模型,宏观经济学教学还剩下什么?笔者的教材调查表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求模型和经济增长理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中心环节。问题在于这种教学方式,一方面同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是两张皮,缺乏比较严密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初中级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同高级宏观经济理论及专业性的宏观经济研究也是脱节的。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给出了两个紧密联系的新动向: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主张宏观经济学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微观基础;主流的意见则主张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理性最大化的微观基础。这种动向在近年来达到高峰。目前已经形成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的宏观经济研究框架,具体表现为从拉姆齐模型到新新古典综合的发展。事实上,新新古典综合以另一种面目使得传统IS-LM模型借其扩展形式得到复活。因此,IS-LM模型还没有死。

大体上,动态一般均衡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私人所有权经济所有时刻的整体动态系统的简称。它是一般均衡、理性预期与代表性主体的结合。动态一般均衡以市场作为协调机制、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偏好、预算/资源约束、禀赋、可得技术与信息、制度)最大化理性代表性主体的当前和未来期望福利的现值总和(因而是一种涉及现在和未来变量的跨期决策行为),结合所有市场上的市场出清(一般均衡)条件,经济行为可以被简化为几个定义了经济运动定律(laws of motion)的微分或差分方程。这样就可以从微观层面的个体动态最优化来解释总量现象,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影响。

DGE的基本原理在于持有下述信念:宏观经济建模应从微观经济主体作出的选择出发来加总成经济整体,所以必须重视个体对其经济环境实际或预期变化的反应行为。DGE体系中,经济主体在约束条件下连续不断地最优化以致经济总是处于某种短期均衡形式之中,只要给定可获取的信息,人们应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最优决策,并且不会犯持续的错误。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行为是理性的。如果出现错误,被归因于信息差距,如对经济未预料到的冲击。经济的最终运行趋势是一种长期均衡。它是当所有的过去冲击通过经济体系已经完全发生作用下的最优经济运行路径。它可以是各变量均为常数的稳态,也可以是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具有相同增长率的平衡增长路径。

然而,动态一般均衡框架涉及微观方程或差分方程、动力系统与最大值原理及动态规划等复杂的数学工具,因此并不适合宏观经济学的初中级学者。笔者所主张的是,在传统IS-LM模型的基础上,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对其加以扩展,这就是由新新古典综合发展起来的新IS-LM模型或最优化IS-LM模型。新IS-LM模型的一个代表来自McCallum(1989: 102-107)[7],为McCallum and Nelson (1999)重述[8],形式如下:lnyt= a0+a1(lnPt-Et-1lnPt)+a2lnyt-1+ut

(菲利普斯曲线)lnyt= b0+b1[Rt-Et(lnP t+1-lnPt)]+vt

(lS曲线)lnMt-lnPt= c0+c1lnyt+c2Rt+ηt

(LM曲线)其中y为实际产出,P为一般价格水平,R为名义利率,M为名义货币供给。a0,a1,a2,b0,b1,c0,c1,c2为参数,ut,vt,ηt分别代表总供给冲击、总需求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的零均值随机变量。

显然,新菲利普斯曲线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供给行为的说明,新IS曲线和新LM曲线则提供了对经济体系的需求行为的说明。新的总供求模型同理性经济人的跨期最优化行为协调一致。这一点同来自传统IS-LM模型的总供求方法明显区分开来。新IS-LM模型具有了早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因素:价格调整成本,价格调整的不同步性,前向预期价格设定,垄断竞争。价格水平已经内生化了,它是受外生冲击和货币政策规则影响的内生变量,结合货币供给规则,即使个别价格有短期粘性,价格水平在短期和长期都会对货币存量的外生持久变化作出反应。

新IS-LM模型的参数来自效用函数、生产函数及价格调整过程的结构性参数,已经充分考虑了政策变动对理性主体的预期的影响,因此模型大体上可以经受住卢卡斯批评。这就使得使用它讨论宏观经济活动的决定和货币政策设计的研究文献日益增加。

把新IS方程结合泰勒规则,可以得到一条宏观经济政策(MP)曲线或总需求(AD)曲线[9-10]。它表明产出缺口与超过目标的通胀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当通胀率上升超过目标通胀率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名义利率。提高幅度大于通胀率上升幅度,以使当通胀率上升时,实际利率也上升,这就会减少投资和净出口,降低实际产出。MP曲线的移动来自通胀率以外其他因素的冲击,如政府采购、货币政策、国外出口需求、税收、消费者信心的变化。

模型中的新菲利普斯(NPC)曲线则代表经济的总供给行为,或称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对于通货膨胀调整(IA)方程,通胀率是前定的,因为它取决于滞后的GDP缺口而非当前的GDP缺口。因此它是一条用来表示在任意时点上经济中通胀情况的水平直线。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时,IA上移,反之则相反。因通胀预期和原材料价格变化而移动,因此可以反映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现实经济状况。

我们把向下倾斜的MP曲线和水平的IA曲线结合起来,就得到了一个解释经济波动及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模型,如图2所示。这个模型可以较为精确地描述货币政策的实施原理。例如,初始经济处于长期均衡E0,如果没有外部冲击,这个经济就是通胀比较稳定的经济。当一个外生的需求冲击使得MP0右移到MP1,则实际产出会超过潜在产出,从而通胀率会上升,因此IA上移,中央银行就会提高名义利率以使实际利率上升来应对通胀率的上升,直到经济达到新的长期均衡E1。这时产出回到了潜在产出水平,但稳定通胀率更高了。如果中央银行认为新的稳定通胀率过高,则它可以通过泰勒规则来使MP左移以实现目标通胀率。

上述见解常常被称为宏观经济学新共识(NCM)。它是对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与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综合。这种综合表明,在短期,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产生的名义刚性和真实刚性有效地增加了产出水平波动对总需求冲击的持续性。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能够产生实际影响。在长期,总需求没有实际影响。均衡的自然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的结构性特征、工资谈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决定。

新共识认为,货币政策使用利率工具能够在短期稳定产出与就业,但长期只能影响通货膨胀。货币是中性甚至超中性的。

因此,新共识提升了货币政策作用而降低了财政政策作用。在货币政策工具中突显了通货膨胀的决定作用。通货膨胀可以影响短期产出并决定名义利率,但不能影响潜在产出水平。由于货币存量内生决定,因此新的货币政策无法控制货币供给,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来有效地实现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均衡。当然,货币当局对实体经济活动的长期影响是有限的。它只能影响长期通货膨胀率,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把通货膨胀作为新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政策称为“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它要求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执行(从而保证政策的可信性),预先公布一个能实现经济长期均衡的通胀目标值,然后通过泰勒规则来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这种政策目前已经在各国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

第6篇：宏观经济要素范文

关键词：经济形势；宏观；宏观经济；走向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2001701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以及其经济活动的总体活动简称为宏观经济，简单来说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体活动。然而，由于一个国家内外经济状况的不断变化，并为了能够实现国民经济活动与发展的稳定增长的态势，就需要采取宏观经济政策，也就是以政府为主体，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对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国民产出水平、稳定物价、低失业率等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是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而采取的相应的对应措施，因此，下面笔者就根据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相关分析。

1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下的经济形势进行探讨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相对健康，主要在于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长期平稳且快速发展的状况，这种经济发展状况也正好符合了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准。具体来看，我国的GDP、财政收支、投资于对外贸易等实现了长期的快速发展，且从增长数据判断来看，其增长的速度也较为合理，也形成了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国家。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后革命时代”。所谓“后革命时代”，指的是未来的经济革命时期。“后革命时代”首先表现为以“和平、和谐、共同发展”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题，强调经济发展为时展的主旋律。其次，“后革命时代”着力于生产关系的转变，提高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创新与优化。因此，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已经做好准备，逐渐走向经济发展的“后革命时代”。

当前的“后危机时代”即将过去，从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来看，全球的经济复苏的势头仍在持续，基本上已经实现了金融危机的渡过，虽然目前也存在着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但从整体的发展形势来看，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后危机时代”也即将过去，逐渐开始走向新的宏观经济发展道路。

步入了经济发展的“双重并存”阶段。一般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要渡过三个阶段：首先是建设阶段，其次是发展阶段，最后是消费阶段。然而，当前的“双重并存”阶段指的是我国的东部地区已经发展到了“发展与消费并存”阶段，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仍处于发展的“建设与发展并存”阶段。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存有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没有实现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并伴有其他的经济问题。

2简要分析我国目前经济状况存在的问题

虽然从我国宏观经济的总体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处于平稳持续快速发展时期，并逐渐走上“后革命发展”时期，但在这些良好的经济信号下，仍存在着一些经济问题。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优化。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主要依赖于我国的外贸出口与投资，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经济增长依赖于外贸出口则体现了我国国内的消费不足，尤其其个人消费，而较大数量的投资就会造成本国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从此以往，就会造成外汇积累较大，国际收支与国际贸易出现双顺差，从而增大了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因此，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存有不利于我国经济长期性发展的弊端，需要通过调控手段，逐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健康化。

当前我国的经济调控政策存有局限性。宏观调控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中，通过政府采取经济、行政以及法律手段来对经济的运行进行有关调节，该手段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从而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然而，从我国具体的经济形势来看，我国的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某些领域难以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其次，宏观调控表现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且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最后，宏观调控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作为基础，一旦调节出现错误，就使经济出现更为严峻的问题。就业率低与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就业率低、通货膨胀形势严重是目前我国人民能够切身感受的经济问题。就业率低主要表现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据调查显示，2009届大学生的就业率仅仅只有百分之二十三。而目前我国出现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的经济状况主要原因在于“流动性过剩”，也就是“钱多资少”，人民币的投放速度过快。这种情况不仅对造成劳动成本上升，物价上涨，还会使人民财产流失，从而造成更大的经济问题。

区域经济发展发展不平稳问题凸显。正如前文提及，我国目前处于“双重并存”的经济发展阶段，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另外，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也十分严重。总的来说，在这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宏观经济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依旧面临着许多挑战欲风险，且伴随着诸多不确定的、不稳定的国内、国外因素。

3就我国经济形势的宏观走向进行相关探究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推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优化，改善目前经济形势的重要措施，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防线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因此，以下笔者就我国经济形势的宏观走向进行有关探究。

以积极态度逐渐走向“后革命时代”经济发展道路。“后革命时代”是以和平发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是逐渐完善市场经济发展与提高生产力的时代。所以，为了走向“后革命时代”就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当前的和平时代，努力将中国经济推向未来，推向现代化。其次，注重经济发展途径的创新型，转变滞后的、不合理的经济发展结构，不断加强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与改进，并实现市场经济主体的生产要素的创新，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未来经济的健康、稳定增长。最后，合理利用投资、消费、出口三个经济拉动力，通过调整投资、消费、出口的比例从而利用者“三驾马车”拉动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步上“后革命时代”健康发展的路子。

合理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宏观调控主要依赖于三种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行政手段。为了使我国走上健康、稳定发展之路，就需要合理利用这三种手段，借助于价值规律与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对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区域予以调解。首先，要推进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一方面不断将城市的有力资源注入乡镇发展，另一方面乡镇应该不断优化农业的生产要素，实现产业的规模化经营，从而在加强城乡联系的基础上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另外，对于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也应该遵循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将东部的技术、资金资源引入中西部，带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协调、平衡。

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市场经济是一种自由的经济体系，其主要是指在这种体系下的生产、销售等市场经济活动完全主导于市场的价格机制，并通过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作用力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果。因此，在我国政府调节经济走向的同时，还应该利用市场经济这双无形的“手”，将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整形结合起来，从而在这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共同的作用力下，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完善与改革，推进我国经济走向有活力、有生命力的未来经济发展之路。

总的来讲，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存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不断完善与调整的过程中，仍面临着国内、国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所以，为了能够推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就需要立足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不断探究目前存有的经济问题，以实现我国宏观经济走向的准确判断，从而在政府为主导的前提下，借助有行与无形之手，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走向新的健康、创新发展路程。

参考文献

[1]王碧峰，周传龙.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03）.

第7篇：宏观经济要素范文

关键词：渐进性制度转型；经济波动；结构性波动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2―0030―07

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宏观波动属于短期问题，是经济总量的波动，与经济结构没有关系，也不考虑经济体制转型的长期问题。但是，经济制度转型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经济波动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对转型经济体单纯使用宏观经济学的短期分析和总量分析方法显然缺乏针对性，不利于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进行恰当的把握。事实上，近年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过热以及宏观调控措施是否恰当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在宏观分析思路上的宏观经济学思路和其他方法的分歧。突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思考中国转型期经济波动，会有不同的认识。

一、体制转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命题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仍未完成，在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关于选择激进式还是渐进式的道路一直是转型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热点。转型过程实质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关于转型所采取的方式，尽管也有经济学家如麦金农、钱颖一等赞成渐进主义，但是，以萨克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大爆炸式的激进主张显然占据了主流，并成为东、中欧国家转型实践的理论引导者。激进主义者主张大爆炸式的转型，其理论基础是以价格自由化、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以稳定宏观经济、国有企业私有化为特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而“华盛顿共识”的理论主张则来自于新古典理论的经典教科书，看起来十分合理。这些基础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要求所有价格同时全部自由化，否则就会导致价格扭曲；货币理论，根据通货膨胀源于货币供应量的认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预算赤字引起通货膨胀，且缺乏完善的大规模的金融市场，因此，以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平衡预算为特点的宏观经济稳定化政策成为必然；第三，比较经济体制，强调经济体制的概念和体制间各元素互补的重要性，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强调经济体制整体的互补性，导出了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的路径；第四，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犹如一个怪物，阻碍了市场的发展，因此政府应该越小越好，这推导出为使政府淡出经济，就必须粉碎国家权力，实行快速、大规模的私有化。另外，还有很多理论，更一般的是人们对于自由放任主义存在的普遍性信仰。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强调非激进式的制度转型可能引发的问题。而对于激进转型则视为理所当然，对于这个鸿沟跨越的过程则被忽略而过，成为一个不被人知的“暗道”。

激进式转型国家始料未及的产量大幅下降、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得“内部人”获益甚至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证明了激进式转型的问题。相反，不被看好的中国渐进式改革则被视为成功的典范。显然，早期围绕着转型策略渐进还是激进的热烈讨论，说明经济学对转型长期性的认识不足，是对转型任务毫无准备的表现，这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经济转型上是力所不逮的。

道格拉斯・诺斯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他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诺斯将这些规则分为正规规则和非正规规则，其中正规规则包括政治(及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合约，而非正规规则包括行为准则，一般体现为惯例、习俗、传统、习惯等。从诺斯对制度本身的定义和分类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制度变迁的长期性而非一蹴而就的特征。从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来看，其本身就是一种博弈活动，因此，制度本身可以进一步定义为“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人们在发生互动关系时较准确地了解别人的行为方式的社会契约。或者说，制度本身是多次博弈之后的均衡结果，制度变迁则表现为一种制度均衡向另外一种制度均衡状态的演变，这种演变从正式的规则看，表现为一种法律法规或合约被逐渐认可的过程，而不仅表现为其颁布的短暂瞬间；从非正规规则来看，其博弈的相持时间会更长。

因此，“制度变迁表面来看是不同的制度之间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替代的过程或一种更高效益的制度的产生过程。一般情况下，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诺斯的这个结论充分说明了制度变迁和制度转型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当然，历史上也有革命式的非连续性制度变迁的发生，但是这种剧烈变革只发生在正规制度领域，非正规制度的演进永远只能是渐进性的。因此，非连续的变迁其实很少是完全非连续的，这是社会中的非正规制约嵌入的结果，内含着习俗、传统和行为规则的非正规制约受到影响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此，柯武刚、史漫飞认为，“制度转型难免在预期上造成一种巨大的中断。它使过去熟悉的调节手段失效。旧的制度被废除了，但新的制度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对于制度转型的研究思路，以新制度经济学以及非合作博弈论的运用，结合经济学的演进方法，日益演变成了对于制度转型的演化制度观。这种思路不是以静态的方式，而是以动态的方式思考制度结构，强调任一时刻当事人的制度环境及其发生和演化。“在这样的思路下，转型具有总和的不确定性，即使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没有公认的理论能说明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总和不确定性还基于这样的事实，转型这一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包含了无数经济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合作，这通常意味着多重均衡，而且，没有人能够事先预知将被选择的均衡点。因此，改革的不确定性不是假设，而是一个现实，转型过程就是经济活动的人和政策的制定者对综合不确定性进行博弈决策的结果。”

制度变迁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命题事实上已从转型国家所采取的不同道路及其效果那里已经得到了实证。从转型的具体速度和顺序看，按照杰弗里・萨克斯等的理想，这是“一个迅速、全面、目标远大的改革工程，以便于实现标准的资本主义”，但是，除了从实施自由化的实践上中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三国实施了渐进方式，其他转型国家大体上遵循了大爆炸策略以外，在改革的其他方面，实施迅速转变的国家其实很少。就私有化来说，只有捷克和俄罗斯分别于1992年和1993年实施了大规模的私有化，其他国家实施的是渐进式私有化；从企业重组来看，列举出的所有国家实施的都是渐进式转型而且发生在转型的较晚阶段。最初实施大爆炸的国家后来纷纷转而实行渐进式的转型，大都是因为在某一方面的受阻，例如波兰的大规模私有化在政治上的受阻。转型方式在真正实施时采用了渐进的而非激进的方式，很好地验证了我们对于体制转型长期性的理论推演。

实施激进式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无疑成为体制转型长期性方面又一个不言自明的证实。实施大爆

炸的所有国家都经历了初始的产量下降，有的国家在若干年产量下降之后开始复苏，但是，一些国家仍然在经历非常严重的产量下降，并远未达到对初始产量的完全恢复，还有一组国家自由化以来经历了持续的产量下降，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

二、体制转型长期性蕴涵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命题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过程的长期性蕴涵了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这是因为，这个变迁过程是市场机制逐渐替代计划机制的过程，只要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替代尚未完成的中间阶段，就会体现出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相对抗的过程，并因此导致了经济的结构性特征。由于在不同转型国家选择转型的形式不同，因此，转型期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结构性特征在这些国家也应该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在实施激进式转型的国家，旧的体制被迅速打破，而新的市场机制是循序渐进地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市场机制培养的一个较长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会较慢，甚至长期负增长，这正是为什么实施激进转型的国家长期经济低迷的原因。而对于实施渐进式转型的中国，由于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宏观经济表现出来的结构性特征更加鲜明。

我国渐进改革的步伐采取的是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产品市场后要素市场、先易后难、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战略，到目前为止，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结束，体制转型非均衡推进战略的选择使市场结构市场化发育程度出现不均衡，并因此形成鲜明的经济结构性特征。

(一)市场构成结构差异化。根据非均衡战略的选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不同类型的市场次第推进的，市场化推进程度差异已经十分明显。总体上，从市场结构来看，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市场化程度；在产品市场内部，农产品(不包括粮食和棉花)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市场化程度，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市场化程度；在要素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化程度。总体而言，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意味着，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领域，资源配置的方式在形式上或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性的。

(二)城乡结构差异。我国城乡差异不仅体现在收入自，差异，还体现在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而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跟市场化发育程度相关，这跟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和步骤次第推进紧密相关，是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由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工业化过程中的二元经济与制度变迁的混合体。城乡之间的结构性差别与改革的进程在时间上呈较强的相关性：1978年到1985年城乡差距缩小，正是农村全面、迅速推广和乡镇企业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而同期针对城市和企业的改革进展不大。但是自那以后，针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缓慢，针对城市和企业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逐渐推开。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渐走向深入，养老保险制度、医疗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逐渐推开，但是农村居民被排除在外，在城市居民享受改革成果的同时，农村居民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财税制度实行城乡分割，例如在教育方面实行城市与农村的区别对待，城市的投资由国家解决，农村的则由农民自己集资解决；就业用工制度改革不彻底，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不仅存在制度上的差别，而且很多地区制定了一些限制农民工的政策；土地这一农民的重要生产要素仍然实施强制性的征用制度，农民在土地交易中不仅不能获益，反而遭受巨大损失。这些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一起，成为城乡分割的制度源泉。

(三)区域结构差异。受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影响，按照梯度开发理论的设想，我国非均衡改革战略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实施主要体现在对于东南沿海的优惠发展政策，沿海各省份因此优先获得了市场化改革的机会，成为市场制度改革的“试验田”，市场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优先得到了发展，从而较早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利益。但东部地区在优先发展的前提下不仅未能实现对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相反更进一步汲取了这些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形成了加速发展的集聚效应，东西部地区市场化推进和经济发展受到抑制。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结构不仅体现在全国的角度，在地区内部同样存在着相同的差别，而且，地区内部城乡差异也十分明显。以上三方面的特征相互交叉，使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出鲜明的转型期结构性特征。

三、中国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特征

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仍属于体制的部分质变阶段，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子市场存在推进程度的巨大差异，是转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这个阶段，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矛盾，也有转型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因此，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体制变革前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约束状态。这些反映在宏观经济运行上，呈现出转型期宏观经济波动的结构性和复杂性特征。

(一)转型期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的特征

在宏观经济学里，宏观经济失衡被总结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对比关系的两种类型，一般来说，在市场机制高度发达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是一个常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性供不应求导致的通货膨胀则是一个经常现象。但在我国经济结构性特征明显的背景下，市场化程度在不同市场构成部分间的差异意味着不同子市场在市场效率实现程度上的差异：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价格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成为主要的市场矛盾。这主要存在于市场化发育程度较高的下游市场、产品市场。在市场化程度较弱的市场，计划配置方式使得投资过热在这些领域经常存在，这作为引发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源动性因素隐含在经济机体内部。这主要存在于上游市场、要素市场、生产资料市场。不同市场构成的这一特点在区域的差别上也有一定的体现，并且更具复杂性。这样，宏观经济所呈现出的特征就不仅是由总供求之间的关系所导致，以上两大部分力量的对比关系也决定了宏观经济状态，如果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子市场力量较大，总体经济就呈现出偏冷态势，如果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子市场力量较大，就会从价格形成的源头上点燃经济过热的导火索，经济波动就再次以经济过热的形式显现出来。这样，市场经济经常存在的通货紧缩和计划经济经常存在的经济过热的交替出现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个鲜明的经济波动特征。

以上两种波动形态在中国已经有过展示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末期总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总供给的增长速度所引起的以价格总水平下降为特点的通货紧缩现象，曾经引发经济学界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形态是否已经转型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已经转向的讨论，这引导了我国世纪交替期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要特征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拉动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时期，在总体经济紧缩的背景下，上游行业投资过热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且在2002年后开始以房地产等资金、土地要素密集型产业的供不应求方式表现出来，它们带动了各种建材、能源等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宏观经济呈现出通货膨胀的趋势。

(二)转型期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

因为完全市场的基本假设，宏观经济学遵循总量性研究方法，认为因经济失衡而导致的波动是总供求关系对比的结果，宏观经济有供大于求、供小于求或供求平衡三种状态，考察的指标体系主要是CPI、GDP增长率、自然失业率、投资率、货币增长率等，因此，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考虑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即便是在发达市场经济体，结构性问题也普遍存在，发展经济学在20世纪50、60年展起来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已经成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论敌。

显然，转型期中国的事实与完全市场的假定相去甚远，由于市场化程度在三次产业间及其内部、在上下游产业间、在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问的差别，中国经济波动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根据上一部分的分析，由于市场化程度推进不一，在我国总体经济内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市场和下游市场存在通货紧缩的因素，而在市场化推进较为缓慢的要素市场以及上游市场存在经济过热的因素，这两大市场成分则可能分别在内部形成局部紧缩或局部过热，与总体宏观经济表征出现背离。于是除了供过于求、供不应求以及供求均衡这三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之外，经济运行还可能表现出以下几种转型期不均衡态势，这使得以传统的总量指标在判断宏观经济状态时出现力所不逮。

经济波动的结构性特征在现实中的表现十分明显，我们用1991--1999年间名义GDP构成和实际GDP构成的比较来说明我国通货紧缩的结构性特征。

从第二产业来看，1994年以后名义值的比重基本不变，但是实际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实际值比重大于名义值比重，说明第二产业实际供给不断增加，而同时价格水平下降，是竞争加剧、供过于求的表现；第三产业的情况与第二产业恰恰相反，名义值比重大于实际值比重，前者在1996年经历了一个低谷后开始上升，但是后者上升则缓慢得多，说明第三产业供给增加幅度较小，价格上升明显，是供不应求的表现。因此，第二产业价格下跌成为通货紧缩的直接原因。

(三)转型期价格传导时滞延长、传导程度减弱、总体价格水平上升有限的特征

市场价格指标体系传达了不同环节的价格状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区是同质的，不存在结构性问题，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价格传导在最终环节体现出来，总体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可以作为物价总指数。在转型经济下，投资旺盛直接导致对于投资环节的生产资料的需求旺盛，并相应推动了燃料、能源和动力的需求，基础产业和基础材料供给紧张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并带动了这一领域价格指数――例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等的出厂价格指数的上涨，尤其是在基础产业部分价格仍然采用计划经济时期沿用下来的成本定价法的情况下，更进一步抬高了这一环节的价格水平。

而下游产业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必然结果――竞争加剧背景下厂商致力于改进制度、技术以占领市场，因此，供不应求的局面已经不复可能，供过于求成为经常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下，厂商致力于压低成本、降低价格，因此，上游的投资过热导致的价格上涨对于下游产品的价格影响力大大减小，基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价格传导机制在这里出现失灵，表现为传导时滞延长、传导程度减弱的特点。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既有别于计划成分占比例较大的体制转型初期的宏观经济表象，同时又有别于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的宏观经济表征：一方面是投资过热、生产资料的供不应求――以往其结果必然是总体的经济过热，另一方面其他产业一般表现为供过于求；一方面是上游价格迅速上升，另一方面总体价格上升缓慢。这种结果导致市场价格出现失真，形成假性的资源配置信号，造成资源的非有效配置，相应的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否出现了经济过热，以及是否应该采取紧缩的措施与以往相比显现了难度。

例如，长期以来我国上下游价格指数之间传导关系的滞后期上的规律性一般表现为，CPI滞后3--6个月，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相关性最大；CPI与生活资料价格指数相关程度密切且基本没有时滞；CPI与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相关性最高的月份是滞后12个月；CPI与原材料、燃料购进价格指数滞后12--15个月，相关性最大。不同价格指数之间，高度相关时段大体为3个月左右，随之相关度逐渐衰减。但是随着市场推进程度差异的日益显现，这种相关性正在发生变化。根据我们的研究，2003年以来，从传导时滞上看，生活资料出厂价比生产资料出厂价滞后约1年零3个月；加工工业出厂价比采掘业出厂价和原材料加工业出厂价滞后约12个月；一般日用品出厂价比加工工业出厂价滞后约6个月；耐用消费品比加工工业出厂价时滞更长；从传导程度上看，上游生产资料与下游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传导过程较弱，生产资料向生活资料传导程度减弱，其中尤其是上游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到一般日用消费品价格的传导能力大幅度减弱。

第8篇：宏观经济要素范文

报告称，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努力凸现出以增长保民生、以民生促增长的协同发展路径，协同增长目标和民生目标是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旋律。2011年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一方面，“收入倍增计划”、“保障性住房工程”、“社会安全网构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减税计划”为代表的“民生工程”加速启动；与此同时，“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将延续和提速；这些因素将形成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上行力量。

另一方面，“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结构性调整力度的提升”、“进口通胀压力的凸显”、“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以及“国际资本移动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将形成宏观经济的下行力量。上行和下行力量的相互交织决定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复杂的环境，需要通过寻求增长与民生协同的机制来破解“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格局，这需要更加积极的民生偏向的财政政策来对冲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报告对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作出如下预测：

1、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适度回落，预计全年GDP增长9.63％。

2、综合考虑到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电价改革、“刘易斯拐点效应”、保障房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因素，再加上翘尾因素，全年CPI达到4.7％。

3、在通胀高企和居民收入不可能出现跳跃性增长的态势下，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年增长率预计为17.1％。

4、在“贸易平衡战略”、结构性调整与新规划效应、保障房工程的相互作用下，投资继续维持高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长率预计为24.6％。

5、在“促进口、稳出口”的贸易平衡战略下，出口全年增速22.4％，进口增速29.5％，全年顺差预计大约在1250亿美元。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论坛上介绍说，中国银行研究人员预测的经济形势与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告基本一致，但略为悲观一点，今年的GDP增长预测为9.3％，通货膨胀率为4.8％。他认为，在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中，人口结构的变化需要高度关注，要特别注意中国未来家庭结构变动和房地产的变动所导致的新问题。外汇安排问题、就业压力问题以及各方面的风险问题都需要考虑。建立一个良好的资产负债表，是研究国家未来风险第一重要的思路。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昕副所长宋立在谈及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时表示：“在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他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投资趋势明显，消费趋势稳定，但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在目前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刺激政策推动的复苏，而随着各国刺激政策相继结束，新的增长点若没形成，世界经济即将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的振荡状态。

另一方面，日本核危机以及中东、北非的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下滑而物价上升的趋势。日本核危机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退核浪潮，导致在未来三到五年里，能源的供给紧张。北非、中东作为德国主要的出口地，近期的危机将影响德国，进而是欧盟经济的复苏。更进一步，如果危机扩大，国际石油价格将可能在120美元之上波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第三季度经济下滑幅度将更大，甚至存在低于9％这一潜在水平的可能。

中期报告归纳出了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10个应注意的方面：

一是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投资维持高位运行、出口处于常态化区域以及“增长目标与民生目标的协同效应”确保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实质性放缓。

二是考虑到食品、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电价改革、“刘易斯拐点效应”、保障房建设和基础没施投资等因素，加上翘尾因素，2011年中国通货膨胀将呈现“前高后不低”的态势，复杂的通胀因素带来中国经济中通胀压力的“中期化”，但经济不会出现滞胀。

三是期望消费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第一要素，但存在明显的隐忧，并极有可能受挫。

四是“民生工程”、“战略新产业规划”、“区域增长规划”效应等因素将使投资继续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经济存在重回2007年之前增长模式的潜在风险。

五是“平衡贸易战略”的推进以及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将导致2011年贸易顺差大幅下降。

六是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加码和持续”和“保障性工程”大力推进、住房需求刚性以及投资性需求“惯性”之间的相互博弈将持续；中央政府要民生、地方政府要土地财政、开发商要利润，三大主体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性决定了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将进入“疲劳期(时间较长)”，而价格调整的“疲劳期”也暗含了房地产市场不会“硬着陆”。

七是受“官员绩效考核指标的变化”、“刘易斯拐点效应”和“结构性调整的强化”等因素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出现下滑，中国经济的增长极将加速向中西部地区漂移。

八是前期刺激计划的惯性、投资的高位运行以及制造业为主的全球分工位置使得结构性调整困难很大。

第9篇：宏观经济要素范文

【关键词】经济伦理；国民经济；政策

18世纪的世界，是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主宰下的无政府干预主义的世界，那个时代自由主义盛行，在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西方殖民主义者积极向外进行殖民扩张。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的形势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的自由经济理论在汹涌的新形势下已日渐式微，1929-1933的美国大萧条促使了新的经济理论的诞生与应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横空出世后，革命性地刺激了经济思想理论从自由主义到政府干预的方向过渡。凯恩斯主义与大萧条时期的罗斯福改革在政府干预层面上有很大的相同点。而此书的出版时间也与罗斯福改革和凯恩斯主义问世时间相似，《天主教经济伦理学》里陈述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观点。

教会不但需要裁决道德，宣扬主的意志，还需要合理处理财政问题。在财政问题中，教会与政府的作用中都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和财政起作用。经济的相对目标和对生活规律的特殊性促使了国民经济中的领导者从经济大背景的角度保证最低的生活水平，另外追求更高层次的经济效用。

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席琳的《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从神学的角度分析了现代经济和伦理学的合理性与基本观点。关于收入理论的部分侧重于收入之概念、意义，古典收入理论和现代收入 理论之间对立统一的社会理论观点。书中称经济个体在一定范围中的经济周期里转化为个人支配的经济产品为收入；而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研究的收入主要是指国民收入，用字母Y表示，从支出的角度出发Y能以GDP（国内生产总值）来代替。这样，Y就可分为四大部类，恒等公式表示为：

Y=C+I+G+NX 【1】

其中C为消费支出，I为投资支出，G为政府购买，NX为净出口。这是一个国民收入恒等式，等式左边的收入等于等式右边的总支出。【2】

在收入理论方面，书中主要集中在消费基金理论、周期性、收益和纯收入等理论方面进行阐述。强调重复是收入的本质特征。首位资产阶级教皇利奥十三世曾在通谕中指出由于财富和收入的不公会导致贫富两大对立阶层，两大阶层尖锐对立。而为了缓和此矛盾，教会可主动地在财产福利分配上进行调节，使下层贫困低收入人们获得部分财富和福利，缓和社会矛盾。可见，19世纪的教会已下意识地利用宏观调节手段，而“不是放任主义原则”。[3]这里涉及到划分职业阶层、工资分配等的问题。以上涉及古典经济学中，收入问题重要集中在工资、利息、地租企业盈利这几个层面。

现代宏观经济学在收入理论方面，将焦点集中于国民收入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三方面上。在国民收入生产方面，生产要素和技术关系组成的生产函数能表示出总收入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从上面的陈述可知，Y表示国民收入，K是资本存量，L是就业人数，则有：

Y=F（K，L） [4]

Y除了表示国民收入外，也表示实际总产出。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产量和生产要素之间有着技术联系，任一生产方法或生产技术的改变、改进会促成新的投入和产出关系，从而使生产函数发生变化。

国民收入的分配中，企业的生产函数同样是Y=F（K，L）

但这里的K与L分别指资本总量和雇佣的总工人数。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以一定数量的工资雇佣特定数量的生产工人，同时以租金租用资本，并按一定的价格进行产品销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收入层面，主要研究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企业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则企业的产量就会相应地增加。在产量与边际产量增加的范畴里，边际产量的增加呈现缓和的增产曲线。达到均衡前，产量的稍微增加也会使边际产量迅速递增；到达一定值后，产量与边际产量获得一个均衡数值；超过均衡数值后，随着劳动投入量的增加产量增加但边际产量的曲线却越来越平坦，边际产量呈递减趋势。关注生产函数的最终目的是研究企业利润、劳动边际产量和实际工资的关系。

书中所讲的角度与宏观经济学的各有侧重点。《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对工资的种类进行了细分，并研究了工资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的宗教层面，尤其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大跌大起的世界经济使纸币价值发生了变化，通货膨胀问题得以缓和不久又陷入了新一轮的通胀中。作者考虑的工资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名义工资顾名思义只代表了一个近乎无意义的工资数值，不能代表人们领取工资后的实际购买力。先不考虑通胀，只考虑购买力因素，可设想教会内部的名义工资虽低，而该地区的个人生活用品却是价廉物美，那么成员使用单位货币购买到的生活用品的数量就比较多；相反如果当地的购买力低下，教会成员获得的工资则不足以购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和轻工业产品。因此，表示出的实际购买力才是真实的工资水平。书中考虑的是工资在实际购买中的购买力水平。教会可通过合理地调节工资水平改善购买力水平。进一步说明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亚当.斯密式的自由调节放任自流，让市场做主的时代的终结。

而现代宏观经济学最关注的工资问题，是关于工资中的一个固有经济现象――工资刚性。古典经济学里的工资是能随着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自由浮动，而在实际的世界经济中自由地调整却存在着重重困难，这就是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的工资刚性。可以设想，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合同的存在。资本主义世界中，雇佣双方普遍存在签订合同之事。然而合同的签订对双方来说都是好事，一个法治社会、契约型社会的充分体现，对企业和工人来讲都是明智之举，然而合同一旦签订，“货币工资就会在合同所规定的期限内保持相对稳定”，【5】这样就会造成工资刚性。另外，造成工资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预期因素。公式为：

实际工资=目标实际工资*（预期价格水平/实际价格水平） 【6】

也就是说，如果实际的价格水平与预期的价格水平发生偏差时，实际工资就会与企业和工人们签订合同时的目标工资发生偏差。当实际价格水平比预期的价格水平高的时候，实际的工资水平就会比目标工资要低。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发生在通货膨胀前后，通胀前 企业和工人签订的合同按照当时的预期价格水平来制定工资水平。但当通货膨胀出现后，市场上的实际价格与合同的预期价格并不一致，实际工资会与预期工资就会发生偏差。

《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关注的主要是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和农业、工业、商业、财政等方面的问题，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国民经济的细节情况是上世纪20―30年代的历史，大多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国民经济的形态和框架。而现代宏观经济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实业、通货膨胀和开放经济这五个范畴，目的是令国民经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稳定经济，减少实业，有效地控制物价，实现对外经济平衡，这也是政府的一个长期任务。二者所关注的细节虽然各有不同，但基本方向与主要方法是一致的：改变以往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模式，以政府的干预调节国民经济以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如国内拥有一个宽松政策环境则更容易吸引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源，建立一个良好的教育体系有利于劳动生产率和科学技术体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市场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政府随要对变幻的市场经济进行合理适度的调节，是20世纪后经济思想的主流。

注释：

[1]宏观经济学 黄亚钧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9页

[2]同上

[3]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德）席琳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 190页

[4]宏观经济学 黄亚钧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52页

[5] 宏观经济学 黄亚钧 216页

[6] 宏观经济学 黄亚钧 217页

【参考文献】

1.（德）席琳.天主教经济伦理学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3.

2.黄亚钧.宏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黄亚钧.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