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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活动;生态系统;民族文化;资源;发展
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类不仅是社会性动物,也是一种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动物。人类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通过社会实践这一中介,人与自然才能实现具体的依存统一。因而,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①然而,这个关系纽带是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就是通过生产劳动过程来实现的,从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的结合过程来看,首先是自然界为劳动提供对象(资源),劳动把资源转变为财富②,实事上就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转换过程,就在这种物质变换的同时也实现了能量和信息的变换,从而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实施运行的过程中,人类显然是生命有机体的最高形式,对生态的需要显然是要利用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生存环境作为基础,这并非文化能给人以其所有的一切万能理想和需要,关键在于各民族利用所掌握的生计策略和特长,去操纵掌控好各民族的文化去作用和指示人类以创造和改观各种物质形态之后,发挥人类特有的智能水平,以新的产品和物质为目标去实现和提高人类所需的各种需求和生存的舒适度。正因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展开,自然条件的优劣与持续稳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实施成效。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文化作用意识下的加工改造结果。在这一活动中,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民族文化作用的构建和选择除了依附人类社会先天赋予的自然资源以外,从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利用方式以及与民族文化相并存的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下的各种社会发展关系,对我们的社会存在和发展即充满了各种探索,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开拓了崭新的研究领域。
然而,人类的需要又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在人类的生存需求中,也存在永恒不变的需求,只是这种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需要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诸如生存背景下的自然环境就客观的存在差异,相关民族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取用的方式、方法都会不尽相同,因而从认定的价值上也就各不相同。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对相关民族来说可以较为丰富,所遭受到的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可能较小甚至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人类则感觉不到自然环境存在的重要性,因而对环境的依存度往往会在无意间偏离所处环境甚至是酿成灾变,在这样的无意识干预下,人类对资源取用的便捷度和需要往往会偏离所处社会环境的使用初衷。因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忽视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对生态环境的无意识破坏也会由此相伴随出现。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类不仅是社会性动物,也是一种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动物。然而,人类的实则存在,不仅要把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当成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时又是人类的享受需要,更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保障。具体体现在:其一,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存空间,都将直接或间接的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生活资料,没有自然资源,人类就不可能存在。其二,自然资源都能提供给人类的享受需要,它包含了人类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需求,归结到底就是对自然界的享受。其三,当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便捷开发和利用,几乎可以囊括在对自然资源的最大限度开发和综合利用当中,但同时也要受到相关民族文化左右的偏好和作用,对一些自然资源的价值认定和过度利用,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暂时损毁和破坏,甚至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然而,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自然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中一部分是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对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工和改造利用对象,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自然资源就只是个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说不上任何意义的人类效用和价值。纵观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它都掌握着一定的自然资源,只要相关的民族文化能够妥善充分地利用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相关民族都会得以正常延续和发展。但历史和现实证明,人类会启用文化机制来进行妥善的调节,因为人类是以民族为分野的,具体体现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其并存文化间会很自然地形成对资源价值认定上的信息隔膜,信息隔膜的存在又使得文化制衡机制的运作将比生物制衡更为复杂而多变。这样,文化制衡以生物制衡为蓝本,但却获得了比自然生物制衡复杂程度的超越,这种超越却恰好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特殊寄生并存关系。既有生物性的寄生性一面,又有并存稳定的社会特性一面。因而,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与包容体现为能动地谋求生存与种群的社会性适应以保持稳定延续。要改变这种发展困境,就要坚决的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需求置于人类发展需要的中心环节,并使其与经济利益的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只有这样,资源要能成为各民族的经济优势,就得经过劳动的改造和加工形成产品。因此,资源无一例外的都是被相关民族的文化用意后才赋有特定意义的,资源是具有特定民族文化产品用意的物化表现形式。一些民族生存于地球表面,会感觉到自然资源的匮乏,并不是它没有自然资源,而是它们对某些资源的消耗已经超过了当地所能提供的资源量或是利用资源的方式未加转变。从特定意义上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完全具备发展生产的一切资源,一切都在于相关民族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式转变利用资源的产品方式。也就是资源是被相关民族的文化所赋予用意的,资源是具有特定民族的文化产品用意的。
由此可见,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自然资源的开发与转换问题时,不仅要看到这些物质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条件是否可以实现各民族利用经济资源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只有将达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效性和合理性,才是真正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因而笔者试图从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并存关系研究入手,目是想偿试拓展研究的视觉和领域新思想。从经济人类学视野下的资源配置来关注民族文化产品用意的各种物化表现形式,目的则不仅提高了各民族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和舒适度,同时更是保证了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
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是由人的本质对象化了的或是人化的自然界,劳动资源则是人的知识力量的物化表现形式。尽管人类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使其从对自然力的直接依赖,向能动的运用自然力而过渡的过程,但人在借以使自身获得独立的经济过程,始终得依托于自然界的基础资源。经济发展的这一自然基础,不仅为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对象和手段,而且就是人类整个经济活动的生存空间,如何利用资源来发展或制约经济,使同一劳动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得到多寡不一的劳动成果,或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投入等量的劳动所得到的经济效益仍然多寡不一。主要是是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劳动的自然生产率,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自然资源的优势或制约成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因素。同时,技术变化也是增加各生态系统可能性作用发挥的因素,技术的并存拓宽使各种资源的开采率和变化幅度以及活动成本都将成为新的经济作用因素。然而,自然资源的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它仅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存在。如不能把这种潜在的要素开发转换为现实的生产优势,就不能把潜在的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从而更不能直接把自然资源的丰歉度与经济水平的发展相等同。一方面是技术手段的发展将使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非再生性突破限制和约束条件。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资资源的相互替代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结构的高度发展,还会赋予自然资源一定程度的再生性。这就表明技术结构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对已开发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而且扩展着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新领域。它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双层利用,还表现为人们对物质资源的替代使用和创新改造。但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都仅体现为对所处自然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抛开自然环境这一依存的基础资源存在。
诚然,经济社会发展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会有推动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又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随之相伴,文化是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独立存在,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没有无社会经济的文化存在。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充当决定性因素,文化成其为促进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从四方说明:
首先,从历史形成的过程分析,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需要经过文化的积累、沉淀、改造、利用和创新文化机制牵联的多种因素考虑对自然生态资源作出合理的挖掘和资源整合,调适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得综合熟知各种资源的属性和外在复合因素的制约,必然会形成该民族特有的活文化,这种特有的活文化并存和存在,将成为支撑该民族壮大、发展的力量。其次,从民族凝聚力来讲,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力文化,其引导力会增强和丰富该民族的社会内涵、提高民族素质、展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能够团结和凝聚民族的力量,成为该民族的精神动力,同时会鼓舞民族人心,激励民族斗志;再次,从国际民族的竞争力剖析,它能够优化和吸引外来投资者的趋动动力,吸引人才引进,促进对外交流的窗口,扩大民族信仰和对外的影响力、凝聚力;最后,从生产力面探讨,文化资源开发可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源,如区域民族特色促使旅游和经济特区开放,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与牵动多产业的复合兴盛,同时拉动经济产业增长的链条,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繁荣。
资源要能成为经济优势,首先就得形成产品和经过劳动的加工。可见,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自然资源的开发转换问题时,不仅要看这些物质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更要看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条件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由此可见,这种经由具体文化加工改造后形成的自然资源,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不但具有了特定的社会性,也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而获得了特定的民族性与文化性。
物质资源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无论哪个民族在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改造时,其意图都是要进行有利于本民族物质、经济、文化、环境等为利进步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发展而进行的社会生产活动。
首先,人们要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的对象资源是自然界提供的。它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资源,通常是由人类及其相关的人类民族文化来界定利弊的,是人类的文化起着主宰社会的、经济的活动干预与制约。在任一时段内,关于资源基础没有单一的定义,在一种社会形态生活中,当时在相关民族认为具有很高资源价值的定义,其实只不过是相关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人为扣上的象征而已。即人为界定的这种价值高昂的东西在相关人类社会及其民族文化中适用。转而换成其他人类环境及其民族成员,就可能只是中性材料。④终极作用的活动目的受制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以及与之匹配的生存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认可。由此引发的系列民族文化及文化事实体系会干预支配相关的民族文化实现他们认为可利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等主持者的意图。然而,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加工改造的结果。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⑤不同的民族(人群)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不同,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大有差异,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创造出了各自有别、丰富多彩的相关文化事实体系。这些相关的文化事实体系在各民族作用中体现优劣,被人为的扣上优劣的价值界定,即民族聚落仅是文化事实之一的表呈现象。这既是社会的需要,又是文化的产物,体现为民族文化与它建立的民族生境耦合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没有什么“原生态文化”可言,保持与创新并存,保持是文化事实体系的常态,而创新则是对环境变迁的文化适应。文化遗产是文化事实保持的样态,也是创新的基础与源泉。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创新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境的耦合中延续。因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是特定的,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每个民族都具备其特有的传统生计方式和对资源的取用、加工和改造利用办法。一个民族的本土文化与生态知识能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具有规避民族生境中生态脆弱环节的禀赋。⑥因此,在生态资源的取用中应当充分借助与利用民族传统知识、资源和技能来认识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循环运行,促使人们在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更好的维护人们生态区域内的资源,在模塑中促进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其次,鉴于特定的生态环境。生息于特定生态背景下的民族,其文化建构必然受制于该生态系统的调适和模塑,并突出的表现在直接调适和制约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我国复员辽阔的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因而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必然要做出有针对性的研究思路和对策,切不可都整齐划一。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与本土性的生计经验打交道,是希望发掘和利用各民族的传统知识和技术技能来维护人们的社区资源。因而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仁都一贯主张需要通过文化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其主要内容就是把人们生活的社区资源合理的规范到舒适度较高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荣,以实现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⑦如风俗、宗教、组织、语言、生计方式等的差异性存在,加之地球资源的分配不均,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根据所处环境的差异迥别去实现更为舒适的生活所求。因而各民族社会所动用的文化策略就会不同。在这样的人为建构起来的信息系统指导下,由于其具体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出了呈差异性的文化事实体系。⑧显明例证,诸如武陵山区土家族对牲畜厩肥的加工处置和利用办法与其诸如高原寒漠带厩肥处置、利用和操纵办法显然不同,这就是生境存在的两个面,即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性所导致的文化事实体系不同。例如粪便是由各类动物排泄的客观存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效用价值评判就各不相同,在侗民族看来,可作为施用鱼田的饵料,在其他民族看来,取用方式和效用可能大不相同,无论是把粪便资源化还是垃圾化,其研究目的是更多的关注生活社区周围的一个个文化事实,要从这个文化事实的例案中去关注其后的本质问题,那就是各民族传统经验对所处环境资源经长期模塑和总结经验的特长,认为生态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工程,也不在于投资,而是在于如何利用文化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
再次,鉴于人类社会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并存。人类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既具有生物性也具有社会性。人类除了拥有生命遗传信息系统外,还有专属于自己的社会信息系统,但这种系统的建构前提是人类必须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为其提供物质、能量和信息。但与此同时,人类又能将专属于他自己的物质形式渗透到生态系统的生态空间之中,与地球表面各种各样的自然生态系统相并存,因而人类社会的生物性在发挥着终极作用。所以,人类在建构社会与文化时始终得以人类的生物性为蓝本,以便人类能以遵循生物原则的角色去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运作。加之人类的特殊性在于它具备了能动认识外部世界的禀赋,并可以将认知的结果加以整合,建构专属于自己的信息体系――即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它不是先天获得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区别在于文化信息不像生命遗传信息那样可以代代相传,只要人类世代沿袭生命遗传就可以世代沿袭,但文化的世代沿袭却不同,趋于人类的建构蓝本为意图,有可能丧失旧内容而获得新的内容,还可能通过文化重构的方式能动地修改和新生更为复杂的新内容,且有其可能文化信息系统与自然生态信息并行但不重合,更有可能是用不同的文化信息系统架构、诱导出了差异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样式来。正因为这些具有差异文化信息的类型和样式的体现,根据不同的文化类型规约出不同的民族来。这样,由人类文化建构塑造的人类社会也就会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凭借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建构起一个多种因果关系交互制衡的复杂稳态延续系统。只不过也有多层次的结构,如从人类社会的总体到并行的族系,再到族属,直至到一个个单一类型的民族和不同民族类型下数目不等的民族成员,以及含下属支系、宗族、社区和家庭等。⑨可以说,人类社会结构层次的复杂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仿,同样具有自组织能力,能生长、发育和壮大。但这些子系统具体到对适应外界的环境和自我修复、能动调适的能力时都迥然有别。
总之,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派生的产物,没有自然生态系统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人类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定物种,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仅仅占据一个结构功能点。区别仅在于人类具有他自身独特的创造物――文化。但同时要兼顾到人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性自然会使得文化自身的结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其复杂化。为此,显然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去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最终表现就是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展开,自然条件的优劣与持续稳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实施成效。(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研究”(课题编号:11AZD07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解:
① 杨庭硕等《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0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
③ 孙叔平,《论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构成和发展的规律》[J].学术月刊,1957.08:4~12.
④ [英]丽斯著,蔡运龙等译:《自然资源DD分配、经济学一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1~22.
⑤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1~32.
⑥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9~60.
⑦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8~32.
⑧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3~35.
⑨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6.
参考文献:
[1] 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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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谐社会 环境会计 关系 构建措施
环境会计已经成为多数国家和相关会计组织采用的一种经济管理模式,以求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应该了解环境会计的基础理论以及和谐社会和环境会计的关系并且针对环境会计的构建提出必要的措施。通过以上方法达到协调企业经济效益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同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均会有所提高。
一、环境会计基础理论
环境资产、费用、效益等会计因素为核算的内容组成环境会计,环境会计的核算一般都是用货币来计量的。随着人口和需求的不断增加,自然资源能源有了进一步的消耗,能源紧张已经是颇为紧要的问题。环境也随着自然能源的消耗日趋恶化。自然物质基础动摇和制约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迫使人们开始反思生态经济以及人与自然是关系。如果长期以往下去,社会经济变回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使经济、社会、环境平衡发展,环境会计就因此产生了。把环境问题和会计理论相结合成为了西方会计理论界的一项发展方向。用会计来计量、反应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是环境会计的核心。通过此方式可以将社会环境与资源问题得到有效改善。环境会计还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因为环境的控制需要通过经济控制来制衡,一定程度上,环境指标控制可以决定经济的走向。环境会计的产生也是为了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着经济管理和决策。
二、和谐社会与环境会计的关系
首先,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企业的加入,而企业也通过环境会计的形式进来。因为“节约资源,环境友好”的导向会促进企业客观的反应对环境资源的消耗以及补偿情况。有效的环境信息也会提供给某些利益相关者。其次,保护自然环境资源是企业的经济活动前提,后代的发展与消费要与当代人持平均水平。所以企业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引应该遵循和谐社会的建设。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保证环境与经济活动是否处于一种良性的发展关系。要使保护资源、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三者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经济社会的发展造就了环境会计的产生,它的出现使人类理性反思了自然环境与自身行为的关系。因此企业需对外披露环境会计信息,不仅保护环境还使企业与环境的友好关系有所加强,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会计推动着实现和谐社会的发展作用。
三、和谐社会背景下环境会计的构建
(一)构建的必要性
环境会计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是我国环境现状使得毕竟构建环境会计。自然环境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的恶化,社会需求膨胀,科技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都会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所以为了保护资源和维护生态平衡构建环境会计可以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和引导作用。其次,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都来自传统企业的高投入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补偿严重滞后,要想保持竞争的优势,必须重视环境会计和增大环保投入。再有是企业向外扩张的必然结果,企业发展经济时必须注重生态环境和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环境会计可以反映和控制企业对资源环境等问题,企业的环境成本和效益也会计算和记录下来并对外公布。
(二)构建措施
1、观念的转变
环境会计有效实施的保证来自科学的政绩观与发展观,因此要转变观念,绿色教育社会氛围的营造,社会责任企业要积极履行。通过绿色教育使提高企业管理者对环境会计的重视程度,为了保证环境会计的有效实施,加强会计人员运用环境会计的专业素质是必然的。环境会计只是反映了企业的另一面,应该在企业管理中主动的把环境管理加入进来并且采取实施措施。对于环境会计信息要真实可靠的向大众披露。社会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企业,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为了促使企业能更好的履行责任应从社会的角度出发去监督企业。
2、相关机构的组建以及制度的建立
环境会计最有力的保障措施是法律。对于环境会计我国目前尚未定法,从而给环境会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要想改变情境的话首先要先修改会计法,现行的会计法中要将环境会计给包含其中,肯定它的地位和作用,为以后的实践工作提供了有力手段和保障。其次,会计专责的完善。会计要素中要将涉及环境的内容给涵盖进去,为了防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短期行为必须有所披露;对于环境原则的设计需要依据会计准则有规定来建立会计制度,使会计人员更加容易掌握和具有操作性。最后,为了促使环境理论早日与会计实物相结合,使我国环境会计的理论水平有所提高,政府应该恰当的引导会计理论在环境会计方面进行探究。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结束语
环境会计的构建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益处,企业作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对环境的保护自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应该运用环境会计能更好的使自身服务于社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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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的经济属性是它区别其他艺术活动、手工业的首要特征。人的相互关联构成复杂的社会,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必然导致人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艺术设计通过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创新设计,像其他社会生产力一样创造社会的物质文明。
1.经济因素在艺术设计的不同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
从设计到实现设计的全过程中,经济因素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和作用。(1)设计观念的产生阶段:艺术设计需要把握设计物由过去到未来形成发展的种种相关因素,然后以创造性思维方式和表现手法使之成为崭新的设计方案。其中的经济因素体现在对原有状态的经济价值分析、市场需求预测以及新方案的经济内容评估等方面。对原有状态的经济价值分析,是设计观念产生的基础。(2)设计的实施阶段:设计的实施过程指的是设计方案由图纸到生产为实体的过程,对于设计来说,是实际制作的过程。设计在真正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从设计物的试产、批量生产和专利保护等方面均受经济因素的制约。(3)设计的实现阶段:设计物最终要推向市场实现其经济价值,主要是通过销售来实现的,当设计物作为商品投放市场,设计师应当及时调查市场反映和销售效果,综合反馈信息以改进产品设计和进行新的设计构思。其中,经济因素不仅体现在设计物的综合经济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而且作为改进更新已有方案和促成新的设计方案的产生基础,经济因素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现代设计之父格罗佩乌斯将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的教育理念“艺术与技术的统一”传播到全世界,使设计终于打破艺术桎梏解脱出来。而在经济与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应提倡“设计与经济的结合”,设计必须服务于经济。
2.艺术设计通过预测未来的市场需求来确定设计目标和方向
设计具有强烈的超前性、预测性。“设计”这个概念在许多场合中,也往往被“策划”等术语代替。这意味着设计与艺术、手工艺活动都不同,它更偏重于事前的过程。在整个市场营销的组织中,设计占有引导性的地位。“设计生产销售使用”这四个环节中,设计不仅在时间上先于生产、销售活动,而且设计的市场定位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两者的成效。正因为如此,设计前的活动往往比设计本身花费的时间、精力更多。如设计前必须进行大量的市场调查,包括对厂家、消费者、竞争对手、媒体的详细调查;调查之后的数据要加以统计分析直至最后提出成文的方案、策划报告;并且还必须根据市场状况及时调整方案,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这就要求设计师的思考必须高度理性化和高度专业化。科学地进行市场潜量、市场占有率及需求预测,把握设计物实现为实体后在市场中的作用和价值体现,能够使新的设计方案更加合理,更加准确地适应未来市场,并且通过预测可以得到提高和创造设计物附加价值的理论依据。
二、艺术设计伴随着人类的生产劳动的产生而产生
就艺术设计这一创造性的活动来说,它是伴随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器物文化的出现而出现的。它实际上就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
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艺术设计的历史之河也从这里发源。当人类的祖先把一块石头敲打成用来切割和砍削的石刀时,最早的设计活动就开始了,这把石刀就是最初的设计产品。这种工具的创造首先符合实用目的,同时也顾及到了用起来方便、省力,以引起主体的。它的制作过程具备了设计所要求的从预想、选料到加工成型等必备过程,它的功能和形式结合于一体。最早制作劳动工具如石斧、石刀、弓和箭的原始猎人,是人类第一批设计师。
工具的制造是人类自我革命的开始,也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族类的根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早的史前艺术品,差不多都是与人的生活最紧密相联系的工具和食用器。这些就是我们人类早期之艺术设计。艺术设计于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类的科学文明水平的提高,艺术设计也越来越科学化,其技术性也越来越高,艺术设计逐步成为了一种有目的的创造活动,成为了协调人和环境、个人和社会、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手段。
三、艺术设计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1.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艺术设计繁荣的基石
艺术设计的技术性、经济性、文化性决定了只有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才有艺术文化的繁荣。从艺术设计本身的发展来看,现代设计的起源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劳动的分工,其二是生产工艺的改进使得大规模生产和低消耗成为可能。艺术设计的每一次飞跃和进步,都处在因社会分工而造成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首先,因为社会经济发达,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商品的物质,而越来越重视消费过程的精神享受和审美,社会需求加大、人类文明和审美情趣的提高,为艺术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其次,社会经济高度发达时期也是社会观念大变革、大解放时期,为艺术设计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和思维空间。
知识经济是继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发展经济的主要的直接资源。在知识经济时代,设计艺术将成为人类十分主动和相当自觉的一种行为。大至建筑、环境、公共艺术、城市规划,小至食品、服饰、生活用品、劳动工具。总之,人类一切生存空间、物质和生活方式,都要经过精心而富有创意的设计。人类将生活在一个经过了设计并不断被设计着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也就是说,在这个新世纪,设计本身将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将成为一种历史沿革的文化。知识经济为艺术设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土壤。时代的变革,经济形态的变化,为设计艺术的创新发展将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设计艺术也必将以自身更为完善的运作体系,更好地为社会经济服务。
2.艺术设计的发展是社会经济腾飞的翅膀
艺术设计是艺术与科技相结合的产物,艺术设计同样也是一种生产力,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艺术设计发展的原动力在于满足人的需求。人类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欲望和要求称为需求。按照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的需求理论,人类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艺术设计的市场取向就是以满足需求、引导需求、创造需求为目标的,它的目的是人而不是物。其次,艺术设计所带来的,不仅是精神上的愉悦与享受,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艺术设计是把预期目的和观念具体化、实体化的手段,是人们进行经济建设活动的先期过程。它的本质是人们对将要进行的经济建设活动作出艺术化的设想和筹划。总体来看,这种设想和筹划是进步的,发展的,甚至是超前的。从这个意义上,也说明了艺术设计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艺术设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一是以德国为代表,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设立或制定专门的工业设计部,把设计业作为国家经济整体的一部分。二是以原东南亚“四小龙”为代表,政府直接参与设计的实施。其目的是把设计作为国家综合性经济改革的一种手段,如通过调动本地工业的多种资源激发设计,以便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推出高附加值的产品。三是以日本为代表,日本千叶大学著名学者宫畸清教授在介绍日本经济发展的过程时,谈到日本产业振兴和经济增长有三要诀:一是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二是领先一步的工业设计;三是不断完善的经济政策。这三者相辅相成,其中,工业设计对日本经济的腾飞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各个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来看,“艺术设计也是一种生产力”“设计就是经济效益”的说法并不过分。艺术设计不再是对客观世界的简单反映,它强调创造性与个性,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通过艺术设计,可以提高产品的科技、艺术含量,提高产品的审美附加值,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中国加入“WTO”已经成为现实,我国的经济运动模式和产业结构更新也将因此而发生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中国的设计产业发展迅猛,且设计产业是伴随着经济不断成长起来的,特别是知识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对设计产业的适时性、前瞻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现在或未来,艺术设计都会以强大的推动力和自身优势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中,推动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腾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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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谐;社会;经济学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灵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
(1)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2)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3)自然垄断市场的存在。当提供某种商品的固定成本超过可变成本时,生产者为了长期保证获得稳定的生产资料,就会与上游产业联合或干脆将其兼并入自己的企业中,也就是说在市场的运作下生产必然导致联合,从而导致自然垄断。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政府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1)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3)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4)政府可以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通过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评价和调整。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1)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估算,在宏观经济运行三大指标中,就业指标最不理想,城镇真实的人口失业率从2003年的10.99%上升到了2005年的11.45%.
(2)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3)“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4)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第五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1.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制度建设
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制定和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配套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建章立制。为政府自身行为、社会活动和公共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则,为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提供制度安排。在制度的保证之下,应重点提高政府自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政府引导管理其他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
(1)要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健全公共服务体系。
(2)不断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能力,完善人口和就业管理,加强社区管理,改进社会管理方式。
(3)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搞好市场监督和管理。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强化政府对社会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的监管功能。四是加强政府部门的专业化建设,依法行政。科学行政,提高行政效率。
2.推动建立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按照统筹方略,结合实际,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构建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在保障基础教育的同时,要不断提高高层人才的培养能力,加快培育高水平专业技术教育体系。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进一步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提高地区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尽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注重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最大程度地降低社会风险。
关键词:高速公路;经济;社会效益;策略;分析
当前,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经济社会创造了基础条件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速公路发展至今已近成为国际上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进行衡量的重要标准。高速公路是一种新型的收费还贷服务性行业,保证高速公路的快捷、安全、通畅、舒适,利于体对使用者优质服务的提供,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这亦是高速公路实施运营管理的最终目标。高速公路这一目标的实现应依赖于高速公路对其自身“高速”性能的挖掘,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提高整体的效率,加强高速公路自身的运营管理,通过经济效益增长点的挖掘,来最终实现高速公路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提升。
一、提高高速公路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意义
高速公路的效益主要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在这二者之间,经济效益的地位要更强一些,从经济方面对高速公路有全面整体的了解,深入把握其句法的效益要点,从而为未来高速公路的建设提供依据,以推动器不断的发展。
(一)提高高速公路经济的意义分析
高速公路经济效益的提升利于缓解紧张的交通运输状况,在提高运输效率的同时,也使得运输的结构和法师发生了转变。;高速公路经济效益的提升利于其建设原料行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建筑行业和机械行业的进步与革新,大大增加了就业需求;高速公路经济效益的提升利于高速公路网的日趋形成和逐步完善,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对于社会经济经济的发展制约因素得到基本上的解除,对于我国当前的市场分布格局和投资环境有着很好的改善作用,促进了我国市场的完善,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者,从而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和改革的进程;高速公路经济效益的提升利于高速公路经济带的形成,进而带动周边经济及第三产业的经济发展,进而实现我国整体经济的增长。
(二)提高高速公路社会效益的意义分析
高速公路社会效益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意义。首先,促进了高速公路产业的升级,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了完善交通运输结构,形成多样、高水平的运输法师,促进运输领域的拓展和运输结构的完善;其次,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形成了资金、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聚集,对于高速公路自身的纵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后,对于提高公众生活质量和现代物流效率有着积极的作用。高速公路社会效益的提升加快了其一体化运输的进程,形成了香型的运输互动局面,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外出的机动性和选择性。
二、提高高速公路经济与社会效益的策略分析
(一)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
当前,市场经济竞争日益激烈,高速公路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其相关管理制度的建立更是不可缺少。任何一项工作的实施都应当依据相应的规章和管理措施来进行具体的规范,从而保证其能够顺利的开展。高速公路的营运管理是一种新兴的行业,制定与之运行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对其运行的科学性、严密性和权威性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从而使得高速公路的营运管理充满活力、规范运行及顺利实施,以最终实现其收费还贷和创造最大化经济和社会效益的目的。结合高速公路的实际营运情况,其管理规章的制定应有准绳和依据,并严格按照其制定的规章行事,尽可能做到公正、公平、公开,奖罚分明,一视同仁。加强高速公路管理制度的完善,做到数据化和规范化。此外,还应加强高速公路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做到营运管理的顺畅落实,杜绝四方车辆等贪污作弊行为的出现。从免费率的控制、车辆通行费实证率的提高等方式从根本上实现高速公路收入的增加。
(二)从营运管理成本着手,实现增效
高速公路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提升,可以从营运管理的成本入手,通过挖潜增效、精简机构等形式来降低其成本。在实际的高速公路营运管理中,运用合理的人力资源,开源节流,开发潜能,并尽可能选用一专多能的新型人才,这些要点的实施对于高速公路营运管理成本的降低进而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高速公路企业中机构的简化,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避免工作过程中常见问题的出现。第二,对于人员的精选,应注重对多方面人才的使用,使工作人员能够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掌握的技术技能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从而发挥其工作的主动性,为本单位作出更大的贡献。人员的精选和机构的精简从不同程度上对高速公路企业的经济起到了很好的缓和作用,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经济效益。
市场经济必然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必然是经济法律主体,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由法律确认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行为规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调控也必须由法律赋予和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所以市场经济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同时也必须遵守法律规范。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框架已经建立,建立了主要的法律制度
(一)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的建立
中国按照现代市场法制的共同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参照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通常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管理形式和责任形式,先后制定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独资企业法等法律。
(二)物权法律制度的建立
2007年,历经13年酝酿的物权法公布实施。物权法不但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更是准确体现国家根本经济制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法律保障。物权法对所有权的明晰,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的规定,为进一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完善了合同法律制度
合同法确立市场的交易规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合同法律制度1999年前主要集中在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中,之后则是统一的合同法。合同法确立的原则也是市场经济交易的原则,合同法设立的请求权也是市场主体的重要权利,所以合同法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建立
国家作为管理者从国家、社会的利益出发对经济给予适度干预是必要的,关键是干预的目标和手段。经济宏观调控手段中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调控作用相对于法律手段更为直接,对市场的干涉就越微观,可能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因此,我们已经建立了像价格法、税法、反垄断法等一系列法律,完善了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
(五) 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通过立法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通过社会保障立法来确立。我国从1951年起就建立了以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
三、我国经济市场化及其法制化的特殊性
社会主义的性质使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同样,我国市场经济法制化历程也有我们自身特点。
(一) 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然以保护公有制为主体作为基本原则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立法更多的体现把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作为经济法律的基本原则。经历了突出国有资产的保护到对国家、集体、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这些都与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紧密相连。
(二) 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取决于国家意志,所以经济法律制度会伴随经济制度的不同发生转变
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形成后,按照其规律进行发展,市场的需求上升而成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所以这种法律制度更大的反应市场的要求。我国市场化历程决定了,我国经济法律制度更多的是反应国家对市场的要求。所以我国不同经济时期,我国经济法律制度对市场主体的要求也不同,所以法律对经济主体的约束,不仅仅反映市场经济的需要,也反映了国家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受到更多的法律约束,法律保护的利益更加多元化。
(三) 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首先是个法制化过程
因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是主要的推动力,所以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往往先于市场需要而产生。我国法制历程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基点正好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是崇尚契约自由,先有了市场主体,交易规则再上升为相应的规范法律。我国是先制订相应的法律然后创建相应的市场主体,制定交易规则。所以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依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过多反应国家要求而不是市场需求的因子需要迅速改变。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不但要市场接轨,同时也要法律接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但要适应我国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更要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成为发展市场经济保护神和推动力。所以,我们更应当通过修订、制定经济法律,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既符合国际标准,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
(一)制定统一民法典
民法是私法领域的根本大法。它不但调整人身关系,而且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关系。民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地位决定了它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随着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制定,我们以民法通则为统领的民法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是过于分散,制定统一的民法典进一步整合完善民事法律制度,形成比较完善的民法体系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 加强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立法
当今的世界,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知识产权的价值已经被广泛重视。知识经济的崛起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产业形态的创新发展,更是对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挑战。计算机、网络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信息的价值凸现和传播方式的多样都要求加强法律保护,对知识经济相关的立法还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条约予以加强。
(三) 健全经济法
经济法作为国家调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市场对外开放度越大,与国外经济联系越密切,经济法立法不足受到的损害就越大。相关的法律和管理制度不够完善,使得消费者权益难以有效保障。另外,我们有些法律不能有效执行,法律的严肃性得不到尊重带来的是市场环境的恶化,市场的混乱。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法律问题。
(四) 进一步完善商事法律体系
中国已经制定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商事法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商品类型和交易方式都有了新模式,由此带来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我国的商事法律要与时俱进,电子商务立法迫在眉睫。
(五) 进一步修订外商投资法
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经济因素
从 经 济 学 的 角 度 来 讲 ,企业作为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经济组织,首先扮演的是一个“经济人”和“理性人”的身份,展现出来的是裸的经济动物本性。受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和贸易思想的影响,利润最大化成为了经济主体最高乃至唯一的指导原则。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坚信:“企业有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和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和从事旨在增加它利润的活动”.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许多企业在建筑着利润的金字塔的过程中践踏社会环境,漠视员工利益,虽然实现了利益,但是在内部与员工间产生了巨大的隔阂;与外在社会环境也存在深深的不协调的因素。变革在隔阂和紧张中渐渐展开,人权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劳工立法等逐渐改变了企业只关乎经济利益的现实。利益相关者理论和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性”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利己性”结合起来。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的目标是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而不仅仅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共同者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资本,除了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外,还有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以及社区提供的经营环境等;企业的所有权安排要平等地对待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把企业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发展的基本模式是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合作,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股东。
消费者需求拉动理论认为,社会责任需求的产生使得消费者愿意为产品中蕴含的企业社会责任支付额外价格,从而对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行为进行激励。黄晓鹏从演化经济学视角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是由于内部规则(企业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和外部规则(政府选择政策)双重秩序组成。
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因素
经 济 社 会 学 视 角 下 看 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用组织社会学中的制度学派、嵌入性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在解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上,制度学派和嵌入性理论能给出很好的解释框架。制度学派提出,组织面对两种不同的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经济学研究关心的是企业内部成本最小化问题,即技术函数问题;同时组织的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要服从“合法性”机制,组织要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4](P72-73)因此,当其他企业遵守法律、规范承担社会责任时,没有责任担当的企业便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便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结果是企业出于非自愿的、要适应社会期待的情形下做出承担社会责任的选择。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思想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卡尔·波兰尼提出,他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且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格兰诺维特发展了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提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性”嵌入是指经济行动者嵌入与个人关系之中;“结构性”嵌入是指许多行动者嵌入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企业不仅嵌入于由股东、员工、供应商、消费者和社区等构成的社会关系网中,同时也嵌入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即其他企业成员以及社会结构价值和规范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企业所能选择的>!
布迪厄认定的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具有的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主要由确定社会或群体成员身份的关系网络所构成。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于网络当中的可以被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具体来讲,企业社会资本又分为企业内社会资本和企业外社会资本,企业内社会资本是企业内员工间和部门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它可以促进交流和合作、减少信息成本和监督成本;企业外社会资本是指企业从外部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它包括企业与政府、合作伙伴及社区之间的关系,帮助企业获取信息、知识和资金,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内可以实现和员工间融洽的关系,对外有助于树立良好的形象,建立起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使企业和政府、社会形成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明智的企业很乐意主动为实现社会资本而投入。
三、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
在 中 国 , 近 些 年 越 来 越多的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员工福利、环境保护、灾害救助和慈善公益事业领域中发挥着先锋作用。可是当前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界限并不是特别清晰,企业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去理解和践行社会责任,因此有必要厘清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界限和原则,避免企业盲目地跟风和一味地迎合社会需求而迷失了其发展经济的主方向。
明 确 企 业 社 会 责 任 的 界限,首先,要清楚企业的本质是获利,企业有且只有一种责任即增加利润的活动。企业本身的追利行为对社会本身是有好处的,他们会创造收入、创造就业机会,这也是一种社会的担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实际是韦伯所说的企业家追利精神的一种体现,比如企业研究环境保护,从短期来看会损失一些效率,但是从长期来看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有远见的企业家的行为。其次,要清楚社会责任的不同层次。阿奇·卡罗尔提出社会对企业的不同层次的期望,依次是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他认为这应该是一个金字塔结构,经济责任最为重要,向上依次递减。当前对于国内大部分的企业来说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最为重要,很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机制分析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上以上的系统或运动方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关联关系。我们把林业资源型城市的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定义为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
在整个林业资源型城市系统中,森林资源是其社会存在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也就意味着森林资源总量及质量支撑或者限制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经济发展的提升会对森林资源及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反过来,森林资源总量减少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反作用于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分别表现为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要求和对森林资源恢复的要求,其最终结果是促进森林资源再生和生态环境的改善。这样一来,通过压力———承载———反馈之间的互动就形成了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系统耦合。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目标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耦合作用的总体目标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区域内构建产业结构合理、生态功能高效、林业资源良性循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耦合关系为标志;以改善生态环境为主体,实现森林资源与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在森林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生态效益的同时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和民生质量的全面提高,最终实现林业资源型城市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分析的成果已颇为丰富。尤其是系统科学的发展为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近年来许多学者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灰度关联分析法、协调发展模型等方法对存在互动关系的系统进行耦合测度的研究结果都表明耦合度结果不仅可以阐明系统间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描述系统的演进态势或趋向,对于调控系统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循环经济 生态效率 IPAT方程 政策建议
一、我国建设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即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本质内涵就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指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但是,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挑战与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不和谐因素。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年均增幅达8%以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使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资源消耗与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200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4%,却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世界煤炭总产量的31%。2004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1%。在资源消耗量急剧增长、供需矛盾恶化的同时,资源浪费现象却相当严重,资源利用效率较低。目前,我国工业水的重复利用率只有2O%左右,矿产资源的利用率仅为40%~50%,能源利用率只有33%。在能源及矿产资源不断减少的同时,其开发利用所带来的外部性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据统计,我国每增加1个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倍。同时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方面存在法规、政策不完善,体制、机制不健全,相关技术开发滞后等问题。本世纪头20年,我国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 当国家和地区人均GDP处于5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时, 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我国目前就处于这时期, 如何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就显得迫在眉睫。
二、从生态效率的角度深入认识循环经济
1.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
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本质上是以物质的功效价值循环利用为特征,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生态经济,其主要特征是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的生态化。
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经济方式(图1)相比,循环经济改变了“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式流程,按照“减量化(Recluse)、再利用(Reuse)、再循环(Recycle)”原则(即3R原则)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复循环流程(图2),实现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环境共赢的发展模式,正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
2.循环经济与提高生态效率
循环经济关注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生态效率的提高。生态效率(Eco-efficiency)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量(即GDP总量)和资源环境消耗的实物量(TMR)比值(公式1),它表示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的分离关系(decoupling indicators),是一国绿色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生态效率(资源生产率)=经济社会发展(价值量)/资源环境消耗(实物量)(1)
式(1)中,资源生产率就是用当年本国的GDP除以直接物质投入量(TMR),该指标越高说明单位资源产生的增加值越高、资源利用效益水平越高。
资源生产率与资源效率和环境效率密切相关,可以将其具体化为与资源效率相关的指标:如单位能耗的GDP(能源生产率)、单位水耗的GDP(水生产率)、单位物耗的GDP(物质生产率)等;同时可以将其具体化为与环境效率相关的指标:如单位废水的GDP(废水排放生产率)、单位固体废弃物的GDP(固体废弃物排放生产率)、废气的GDP(废气排放生产率)等。通过这些指标可具体计算出我国的资源效率(见表1)。
资源生产率=当年本国的GDP(2000年不变价)/直接物质投入量(TMR)
由表1可以看出,目前我国资源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十分明显。2000年我国的资源生产率为19.6美元/吨,而日本为746.3美元/吨、德国为337.8美元/吨、美国为381.7美元/吨,均为我国的十几至几十倍,这是我国多年以来单纯注重GDP数量增长,却忽视资源效率与环境容量的后果。如果我国继续按照现有资源利用方式和污染产生水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将约是现在的4~5倍。显然,这种模式属于危险的发展道路,意味着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和环境退化。
3.基于IPAT方程的生态压力评估
我们可以利用IPAT方程来推算我国在循环经济建设中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衡量我国提高资源生产率的潜力。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人口学家埃利希(Paul.R.Ehr1ich)教授率先提出了表征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率的数学方程形式:IPAT方程(资源环境压力方程) 。
I=P×A×T(2)
式(2)中I是环境负荷,P是人口,A是人均GDP,T是单位GDP的环境负荷(其倒数即为资源生产率),式中的环境负荷可以特指各种资源消耗量或污染产生量。从IPAT方程计算资源生产率的过程不难看出,在方程四个变量中,人口是不断增长的,人均GDP也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因此,要减少经济增长所形成的环境压力,必须依靠技术提高使单位GDP的环境负荷减少,即资源生产率提高。
以2000年为基准年,2000年我国人口约为12.7亿,人均GDP为800美元,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GDP将翻两番,人均GDP达到3200美元。预计2020年我国人口数约为15亿,将以上数据资料代入IPAT方程经测算可知:从资源生产率的角度来考虑,若要使2020年生态环境与资源消耗状况与2000年持平,那么必须使资源生产率至少提高到2000年的4.72倍,而要使生态环境有显著改观,资源消耗大大降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那么资源生产率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提高约8~10倍。
三、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对策建议
尽管我国的循环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存在诸如指导思想落后,理论体系建设滞后;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机构和规划;法律、法规、政策尚不健全,执行不力;尚未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支撑体系;缺乏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评价体系等制约因素。因此,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1.选择我国循环经济的重点和突破点。我国应该把提高资源生产效率作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和突破点,集中力量,争取在相关的共性和关键技术有所突破。
根据现有的理论研究,提高生态效率主要有两种途径:部门内的改进和跨部门的变革。前者主要通过过程改善,产品创新提高资源效率,这种改革是渐进的、常规的,例如,汽车后面装尾气净化装置,把使用石油燃料的汽车变成使用燃料电池的汽车等。而功能革新跨部门的变革,是在改变产品结构和城市结构基础上寻找替代式的发展道路,从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生态效率的思考,例如原来城市规划概念是功能分家,工业区、居住区、休闲区等是分开的,联系这些区域的需要使得交通的环境压力加大,而今的城市规划概念已经被新的功能集成的规划思想所替代,在城市组团里面实现居住、就业、购物、休闲的集成,实现最少量的交通。这种改进具有更大的效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战略途径。我们现在的思考比较多地限于传统的渐进发展方式,而没有强调替代方式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忽视的恰恰是更重要的路途选择。中国在“十一五”及未来更长的发展阶段,不但要继续关注传统的渐进式的变革,还要前瞻性地促进跨部门的技术变革,这要求经济社会发展部门和资源环境保护部门联手讨论一种综合的、多赢的发展战略。
2.统筹考虑,建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系统推进循环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制定各项法律政策加以规范引导,同时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作支撑,并且依赖于整个社会公众意识的提高,以及环境税、绿色标志的政策机制的完善。而我国还没有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缺少完善的配套政策措施,不能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因此,在制定循环总体推进计划的同时,应加快《循环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改革不符合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政策机制,在加强行政引导的同时,建立配套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确保在市场机制下政策措施之间相互配套和促进。
3.强化市场机制,建立有利于推行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由于我国仍处于传统线性经济模式中,我们现有的环境法规和政策体系大多采取末端控制、指令性控制,在资源输入端和污染排放端缺少有效的经济控制手段和社会参与手段,这不利于发挥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目前的市场价格体系不但不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反而因为回收利用的材料价格高于原材料的价格,不利于原材料的节约和二次材料的大量利用,在污染排放端又缺乏强有力的经济约束。循环经济还要求运用社会机制,制定参与性政策,强调非政府非赢的社会组织的作用。目前的政策体系较少考虑采用市场性和参与性的政策,排除了市场主体企业和社会力量在推进循环经济中的作用,客观上造成企业和社会参与积极性不足的缺陷。
因此,要特别强调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在垃圾分类回收、废弃物资资源化等方面,加快建立有效的激励政策和合理的费用分担制度,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和工具,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进我国市场机制的建立。同时,将完善市场机制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引导行业和企业致力于循环经济的建设。
4.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发达国家是在逐步解决了工业污染和部分生活污染后,向消费型社会结构变化的过程中提出循环经济发展理念的,其目的在于解决后工业化时代的废弃物问题。而作为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且各种主要资源都相对贫乏的国家,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绝对不能简单模仿,而应以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为主要目的。因此,应全面考虑发展循环经济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走适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例如,考虑到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存在地区差异的情况下,在借鉴日本的规模化资源再用和再生利用机制时,就既要考虑科技的劳动替代和高效作用,又要考虑我国劳动力众多就业压力大的实际情况。譬如,可以通过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静脉产业”(3R)产业,在促进再生资源领域循环经济发展的同时,培育新兴产业,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问题。此外,在增加循环经济科技投入的同时,还可以借鉴日本汽车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验,结合老工业基地改造,把发展循环经济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结合起来,利用其“溢出”效应,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发展循环经济对于我国来讲是一项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发展阶段,我们既要抓住加快发展的历史机遇,也必须正视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全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循环型社会,充分挖掘和利用资源生产率提高的潜力来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经济、社会、环境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推行清洁生产,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为核心,努力实现产业生态化,治理污染产业化,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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