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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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环境 灰色关联度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但是，当前环境问题仍十分严重。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复杂多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产生，长期积累的结果。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间协调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保证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目前主要面临的环境问题有大气污染问题、水环境污染问题、垃圾处理问题、土地荒漠化和沙灾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旱灾和水灾问题、生物多样性破坏问题、WTO与环境问题、三峡库区的环境问题、持久性有机物污染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保护环境日益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保护环境”被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涉及环保的政府投入也逐年增加。环境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力度也将不断加大，如何评价环境经济政策的效果，制定适宜的环境经济政策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与环境经济政策有关的研究不胜枚举。这方面文章主要有：《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The Eco- innovation Action Plan（Eco-AP）1Brus-》，通过欧洲创新联盟（IU）间的合作关系推动生态创新；《First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Assistance Program for SMEs （ECAP）》认为中小企业却是工业污染的主要排放源，占整个欧盟工业污染排放量的64%；《Roadmap to a Resource Efficient Europe1Brussels》提高环保措施改善的利益增进。

从总体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外相关文献政策性研究居多，将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结合起来并研究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文献很少。本文在借鉴、吸收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影响的统计测度，并对不同的环境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三、宏观经济政策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分析

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的效果大小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程度的改善的程度，以此作为政府制定与环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在本部分，我们利用灰色系统论中的关联度分析方法，分析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关联度，关联度越大，说明该政策对环境污染改善程度的影响越大，政府应该加大这类政策的实施。

由于绿色金融、绿色贸易、排污权交易等环境宏观经济政策实施较晚，故其对应的指标很难找到相关数据，故我们根据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指标体系及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原则，在此部分的分析中，选取指标体系中的下列指标：生态环境环境补偿政策中的排污费指标；环境税费政策中的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指标；综合环境经济政策中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指标；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中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指标。

利用Matlab软件，根据2001年～2010年我国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及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数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灰色关联，以2001年至2010年我国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为参考序列，以同一时间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各项指标为比较序列，通过无量纲化、计算绝对差、计算关联系数、最后算出灰色关联度为：

r1=0.7019 r2=0.5825 r3=0.6466 r4=0.5828 r5=0.6159

r6=0.6541 r7=0.6063 r8=0.7437 r9=0.7701 r10=0.7671

这里，r1、r2、r3、r4、r5、r6、r7、r8、r9、r10分别表示为排污费、车辆购置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关联度。其中，r9>r10>r8>r1>r6>r3>r5>r7>r4>r2。

由上述的关联度排序，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三产产业的增加值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最大，其中第二产业的关联度最大，说明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有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排污费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较大，为0.7019。说明我国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对于减少环境污染的效果比较突出。

第三，在环境税费政策中，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说明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类似环境税费等后制性政策对于污染的治理效果不是非常明显。

参考文献

[1]Ayres R U.Sustainability economics：Where do we stand[J].Ecological Economics，2008.

[2]EC1（2011b）.Innovation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J]. The Eco-innovation Action Plan （Eco-AP）1Brus-sels，2011.

第2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应该说，就短期来看，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已基本停止。尽管按照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口径计算2002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仍是-0.8％，但2002年下半年按月度环比，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到了2003年1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上升0．4％。这是当前总需求增长的一个自然结果。

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第一，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02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02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正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只在于拾遗补缺，因而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需求调节政策，即根据总供求关系的特定状况，来确定采取哪一种特定的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是增加政府支出，还是减少支出，增加多少，减少多少，还是依然如故。是否采取一种政策调控，力度大小，决定的标准就是总供求关系的状态，而且作为一种短期需求调节政策，其判别标准就是总需求的大小是大于潜在总供给，还是小于潜在总供给。而不取决于供给方面的因素，不取决于政府应不应该投资一类的制度因素，政府投资是否有效率一类的微观效率因素。宏观经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的宏观效率。这样上种总量调节政策，当然只能是一种短期政策，即根据当前（今年）的总供求关系，来决定当前（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它不解决体制改革问题，也不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问题，而只解决短期内的总量平衡和稳定增长问题，并因此而为长期稳定而有效的经济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版权所有

第3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 波动 信用风险 影响

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关系

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的关系，还需以以往的宏观经济波动为研究的基础。拉美国家、日本、亚洲等国纷纷经历了一个经济急速增长，资产快速升值、涌入，信用与杠杆化快速扩张，而后外部经济撤出，自身金融体系遭遇严重衰退的宏观经济波动。现在已经有人意识到很多经济体在经济扩张的时候都会为之后的系统性危机留下种子。在经济乐观时，信用风险看起来很小，而此时银行对于前景过于乐观，会更倾向加快资金的流转速度，不稳定因素也会在此时悄然产生，如果金融体系不稳定，那么在经济扩张之后，经济在顶部区间或衰退的时候，这种不稳定就会释放出来，宏观经济将会遭到重创。而商业银行天然具有这种性质，会让经济周期产生更大的振幅，在宏观经济好的时候，信贷质量会很好，而在宏观经济下行的时候，信贷违约就会显著增加。

根据人们以往对宏观经济的看法，通常都有增长期、繁荣期、下降期、萧条期四个周期，而信用风险在第一阶段事实上非常小，因为增速普遍大于成本及银行的利率，在第二阶段信用风险开始来临，但此时人们会更加疯狂的增加自己的信贷额度，而第三第四阶段就是泡沫的破灭，大量利用泡沫和炒作形成的虚假繁荣相继破灭，给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实体经济最后一击。而由于大量的信贷危机产生的复合效应，拉美国家、日本、亚洲等进入萧条期之后至今无法重现当年的盛况。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信用风险的蔓延，再加上上述的情况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在不可控的宏观经济波动中，发展中国家的信用风险问题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宏观经济波动对于信用风险的影响

拉美国家：上世纪40年代中期，阿根廷经济学家提出发展主义理论，即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中心和。而造成他们不同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和应用均衡的原因，中心国家科技进步快，应用普及，国家技术进步慢，应用不普及，一些稍稍先进的技术则要依赖进口，而且只生产中心国家需要材料的廉价部分。中心国家贸易条件优于国家，原材料出口便宜，成熟工业商品进口价格高。拉美国家要摆脱现有处境就要改变当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提出进口替论，把国家战略定位内向的工业发展，发展民族经济，面向国内市场，扶持民族工业，这个政策持续的三十年时间，拉美国家每年的经济增速都达到5%。而在1973年之后，欧美经济停滞，通胀并发，大量资金融入拉美，为保住经济增速，拉美一些国家提出债务发展模式，通过外债来实现国内的现代化，该模式主要内容是借钱来扩大再生产，增加出口，增加收入，然后还债并进行资本输出，上世纪70年代，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都走上了这一模式 。

而后，阿根廷等国家实现了全面私有化，大量的美欧资金一波一波的进入阿根廷，他们廉价收购了阿根廷所有战略行业及廉价出卖的产业，然后推高本地股市，让阿根廷本地投资者疯狂追捧，把并购来的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兑现，当他们把财富掠夺的差不多的时候，这些资金带着丰厚利润大规模撤离，导致了阿根廷的金融危机。从其中，我们不难看到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宏观经济波动越大，可能带来的信用风险就越大。

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迎来了新一轮的增长，实际GDP增长达到5%以上，而个人住房投资和随之而来的家电消费也迎来了一个繁荣的新时代。而且，当时的物价水平并没有跟随货币供应量而迅猛的上升，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这点有些像今天的中国，高增长、宽货币、低通胀。但是不能掩饰的是，当时日本的经济爆发引发了西方市场的恐惧，于是通过操纵汇率，使日元进行升值，以此让热钱涌入日本，炒高日本本土房价股价。

而后，资产价格上升无法支撑实体经济，一些投机者失去了投机的热情，土地和股票的价格下降，导致账面资本亏损，由于很多企业和投机者将上升的账面资本考虑在内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融资和投资，从而带来大量的信贷问题，随着金融缓和政策的结束，日本国内资产已不可能维持原价。而大幅度衰退的可怕之处在于各种投资标的都存在大量的信贷问题，从房屋、土地到股市、融资都有人或公司大量破产，之后产生的恐慌心理使得消费和投资紧缩的加乘效应，不只毁掉泡沫成分也砍伤了实体经济，且由于土地与股市的套牢金额通常极大，一般都超过一个人一生才能积累的财富，导致许多家庭发生悲剧，而多数的高价买房的一般家庭则成为背债者，对以后长达一代人的日本社会消费萎缩经济不振种下了因子。

我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GDP每年的增速平均达到了8%以上，而近年来，人民币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实现更集中的货币政策，也表达了政府已经关注到了信用风险。根据我国目前的信用风险形式我有以下看法，国有银行主导的政府债和国企债可能会产生较大的逾期风险。我国的银行将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级，而其中大量的本应该是次级可疑甚至是损失级的贷款被分为正常和关注中，银行这么做毫无疑问会让账面的信息更好看，但是其中借给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很难在预期时间还上。于是银行就会把债务整体出售给信托公司，然后由信托公司把债务分割为理财产品在银行等地销售，而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信托类的理财产品通常周期很短，并且很多都是非保本类型的，而信托公司的资产是持有一些银行的股份等标的，有些信托公司会把手中某些股份作为质押标的质押多次，而信托类理财产品也沦为地方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也就是我国证监会主席肖钢所说的理财产品就是庞氏骗局。

另一方面：按揭房贷也在国内占据了很大比重。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对房地产市场一直实行放松的经济政策，长时间的政策惯性助长了房地产投机商的高回报预期，致使房价一张再涨，而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假按揭造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而早期的宽松制度更让一些投机客用一套房子的贷款再买一套以此来推及更多房源来推高房价，而这种由于信贷扩张所推动的畸形房价上涨也在近年来问题凸显，去年各地政府分别限制第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就是政府的应对之策，而在房价上升时这种高杠杆比例的信贷暂时不会有问题，但房价一旦停止上行，就会由于高利息等产生更多的信贷违约问题，信用风险凸显，会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大的冲击。

2014年3月4日是中国债券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ST超日当晚公告称，公司因资金原因无法按时支付债券的到期利息，中国债券市场首次实质性违约宣告诞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代表着我国债市的刚性兑付就此终结，政府不再兜底，其中的信用风险会得到释放，而信托募集量将会下降，导致民企债券价格下降，这会进一步地增加企业债券的兑付风险。很多人对我国的债务有一种乐观的估计，而这种乐观的估计是建立在虚幻的资产价格基础之上的，如果资产价格发生下挫，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则必然导致系统性风险。2014年2月，我国罕见的出现了贸易逆差，这预示着更多的出口企业将会面临较大的风险，而其中的债务风险将会逐步得到释放。国企与地方政府债务则由于2014年国内部分城市将会面临的土地价格下降而出现兑付风险。2014年，美国政府会逐渐退出量化宽松，其下一步必然是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例如加息，一旦加息资金会加速回流美国，国内债务成本上升，企业个人实际债务上升，消费者不敢消费，进一步增加经济困境，这会引发更大的宏观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整体信用风险的因素

（一） 政府宏观调控因素

为减少在宏观经济波动中整体市场经济受到的打击，国家会基于自身的国情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危害程度降低到最小。与此同时，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信用风险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与宏观经济波动相辅相成的，并且随着宏观经济发展不断调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幅度调整对于信用风险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和挑战。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直接影响到银行的决策，如若在根源上就不合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银行处于一个不可知的经济环境中，任何风险值都在上升，信用风险也不例外。宏观经济波动带动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同时，不理性的政府宏观调控会加剧信用风险。

（二） 主体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信用风险的主体因素在于商业银行应对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做出的信贷政策不同，它体现出一种亲周期的态势，带来的后果是信用风险增加，并容易陷入信贷紧缩时不良贷款增长的窘境中。如若商业银行没有掌握住整体的宏观经济波动的规律，就很难制定出正确的信贷政策，同时也很难调整资质较好的放贷对象，这些不确定性已经增加了信用风险。在经济过热时期，实际上增加了风险的指数，相比较下，经济紧缩时期，受宏观经济波动较大影响的周期性行业的信用风险剧增，又由于部分的中小企业的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使得银行层面的信用风险暴露出很多问题，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整体的信用风险提升。

（三）客体因素

宏观经济波动会影响信用风险的客体因素在于借款人在不同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下偿还能力与借款数量的不平衡，如在经济上行的周期内，随着经济的上行信用风险呈现逐渐增大的态势，而一旦宏观经济停滞上行或有所减缓，那么由于借款者对于之后宏观经济盲目乐观所造成的大量信用风险堆积就会成为压垮借款者的稻草，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且借款者们普遍存在互相担保的情况，如果有一部分借款者违约，那么就会对整个信用风险体系产生"蝴蝶效应"般的系统性风险。

研究总结

（一）不同经济阶段违约距离或违约概率不同

通过实证性的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随之变动，并且总的来说违约距离表现出一种继续拉大的态势，这表明信用风险存在着持续下降的可能。而此种现象与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周期在大体上保持了一致。分析宏观经济的运行，首先从违约距离与它相关的关系进行分析。因为GDP 对宏观经济与违约距离的关系有重要影响，所以对其分析：信用风险与GDP总量呈现出负相关，也就是说违约距离与其存在正相关；信用风险与GDP增长速度呈现出负相关，进一步解释说违约距离与其呈现负相关。

（二）不同信用等级受经济周期影响不同

实证研究表明，不同信用等级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同。信用等级越高，对宏观经济变化的反应越不敏感。 与此同时，不同信用等级的借款人的违约概率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依据上文对于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风险之间关系的分析，又深入探析了宏观经济波动下影响信用风险的各个因素，从宏观角度入手得出在日益波动的宏观经济下，要掌握好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国家经济的大方向是与宏观经济波动相匹配的，反之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对信用风险造成巨大危害，从而需重视国家的政府宏观调控；再者，影响信用风险的主体和客体因素也应引起注意，调节好之间的关系，加强防范信用风险的意识和措施。

参考文献：

1.贾文学.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周期关系研究[J].浙江金融，2007（7）

2.李悦.经济周期对信用风险的影响[J].浙江金融，2006（8）

3.王欣昱，张浩博.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与信用变化比的相关性研究[J].云南社会科学，2013 年第 1 期

4.窦玉进.陈国华.宏观经济波动对信用风险的影响[J].当代经济，2009年12月（下）

第4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战略转型

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1％，投资同比增长33.5％，消费同比增长15％，进出口同比下降23.5％。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经济确实回升，但基础尚不稳定。针对2009年前8个月经济回暖的宏观经济形势，现在有人开始讨论经济到底呈“V”型、“W”型还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经济回暖轨迹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研讨下一阶段经济政策。按照经济发展周期波动规律，宏观经济总会见底反弹，因此我们更要前瞻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考虑经济企稳后的经济政策，甚至“十二五”规划的中长期政策制定。笔者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应是：(1)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2)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3)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4)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5)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工具更好相互协调。

一、国际宏观经济基本走势

(一)全球经济失衡，全球化进程放缓

全球经济失衡主要体现在一些国家出现大量贸易赤字，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些国家大量贸易盈余。之后，全球经济失衡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当今世界，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和资本逆差，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主要产油国家经济增长却保持较快速度，持有巨额外汇储备。随着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演变，主要发达国家需求还在下降，尤其是消费需求低迷，经济失衡仍将持续，全球化进程减缓。

(二)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凸显新增长点

人类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开始吃熟食，前提是人类掌握了取火技术。人类取火始于钻木取火，实际上取的是碳基能源。从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术约束下，碳基燃料对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气候变暖。为了应对气候变暖，一些专家建议未来能源开发的重点应该转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正在新能源领域开展大量研究，力图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国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占领新能源标准的制高点。客观上，这些探索促进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些专家认为这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重现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尽到应有的责任。国际社会开始通过对话建立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体系。无论是超货币体系，还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将对美元主导格局形成挑战。在此背景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正逐步得到增强。中国本着负责任的立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起到了稳定器作用。

(四)金融与实业并重，构建新的宏观监管体系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金融创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启动国内消费需求替代、弥补国外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根据本国比较优势发展一些制造业，带动国内就业，把金融发展落到实业上。也有专家认为，错误的宏观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危机来临时，美国过度扩大消费信用以及过度相信市场都是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审视过去的宏观政策决策程序和机制，构建新的决策程序和机制，通过建立新的监管机制加强宏观政策管理和微观领域监督。

二、中国经济宏观形势基本判断

据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2009年6月)报告，工业化国家金融市场开始出现趋稳迹象，全球经济初步呈现回升趋稳态势，但是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复苏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该报告还指出，目前断言中国经济快速稳健复苏尚早。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有望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结构不平衡问题。

(一)GDP小幅增加，财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个百分点。第一季度全国GDP总量6.5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1％，第二季度7.41万亿元，同比增长7.9％。6、7、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分别为6867.47亿元、6695.91亿元、5237.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6％、10.2％、36.1％。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增长显现出经济回暖迹象，但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消费增长潜力凸显

1～6月，城乡居民收入继续增长，转移性收入增幅较大。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总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增长8.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继续下降，生产价格同比降幅较大。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环比下降0.5％)。8月，工业品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8％，已连续5个月上涨。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8万亿元，同比增长15.1％，比前7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提升，消费能力提高，凸显消费潜力。

(三)发电量和用电量双回升，人民币存贷双增长

6月，全社会发电量同比增长4.7％，用电量增长4.3％。发电量和用电量上升既有经济回升的因素，也有气温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7.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8.52万亿元，同比增长34.11％，环比增长了0.16％；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57.37万亿元，同比增长27.43％，环比下降1.13％。货币供应量增长28.5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价格小幅上涨

2009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3万亿元，同比增长33.O％。固定资产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2009年前8个月累计新增信贷规模8.15万亿元，同比多增5.04万亿元，比中国所有银行过去两年的贷款总额多，其中7、8月份分别为1650亿元、4104亿元，受央行政策影响，增速减缓。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6％、0.8％、O.9％、0.9％。从200个主产县8月20～31日主要农产品价格变动情况看，包括肥猪在内的5种肉产品均上涨。房地产价格上升和主要农产品小幅上涨表明，过度的、甚至投机性的恶性货币投放，可能对未来形成温和的通胀压力。

(五)经济结构不平衡仍然存在，潜在隐患不容忽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消费、投资与储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约经济平衡增长。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之比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不平衡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断积累，将会降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形成失衡状态，激化潜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和危机。

三、科学研判经济形势，及早规划前瞻政策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医治好重病后，调养很关键。近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两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长”，与之相对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和从紧的转向积极的和适度宽松的。经济危机总会过去，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思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将“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稳步对接。

(一)实现战略转型，培育新竞争力

一是产业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环保汽车、生物工程等为突破口，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发展低碳经济。重点开发可再生生物质能源和风力、水力、太阳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区域发展战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发展战略，提升城市竞争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中国的城市群参与国际分工越来越广泛。研究表明，国外资本对中国投资将主要依据现代城市群的经济结构和竞争力进行战略布局。今后，应提高中国城市群发展速度和质量，配套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空间规划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内，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企业和产品。三是决策机制方面，构建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降低决策风险，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竞争力。现代社会的公共风险需要政府及时、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对政府科学决策机制提出了挑战。政府应科学论证、合理规划，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产权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种所有制市场结构。但是，仍然有部分垄断行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权结构单一，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进入空间窄。除行业外，无论是自然垄断行业，还是行政垄断行业，提高市场化程度，推行产权多元化改革，是实现产权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比如铁路、电信、电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应打破行业垄断，推行公共事业单位改革。政府应主要通过制定市场规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一些社会事业部门，比如体育、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也应允许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作为工业化中期的国家，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第二、三产业。在美国，到工业化晚期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超过80％。2008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0.1％，低于第二产业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低于第二产业比重。中国离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尚有距离。

(三)培育资本市场，加强国际金融合作

继续加大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资本市场创新。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力度，扩大三板市场试点范围，解决创业投资和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是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生产全球化、贸易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的金融市场都很难独善其身。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合作以及增强金融抗风险能力是一国金融立足国际金融市场的关键。一是完善金融监管机构和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创新监管体系，防止过度套利行为发生。二是加强国际金融合作。进一步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多边外汇储备库建设等多种形式的区域金融合作，并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三是增强金融机构和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机后的恢复时机增强中国金融机构和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

(四)转变政府职能，增收节支，科学、精细理财

经济复苏后，过渡时期应逐步转向实施适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而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未来财政工作的重点不仅仅是切好蛋糕，更应该注重做大、做强蛋糕，在财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树立大财政思想，既要有财，更要有政。既要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又要不与民争利。正确处理政府收入与居民收入关系，做到国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从税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点是扩大税源，保证税收增量渐进发展。一是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实行的资源低价政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资源，资源税改革应在经济复苏后扩大征收范围。二是试行个人所得税转型，探索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所得税制。当前的个人所得税征收主要是以分类征收为主，没有达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个人所得税改革应着力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三是试点物业税。在继续物业税试点评估“空转”的基础上，进行分层价值评估，适时推出物业税。四是继续做好增值税转型工作。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改变重复征税，减轻企业税负，提升企业竞争力。

在开源的同时仍需节流。从财政支出看，明确财政支出重点，增收节支，防范财政风险。一是转变政府职能，缩减行政开支。在经济复苏后，政府应该“瘦身”，调整政府机构，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效率。二是继续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度，保证精细化、科学化。信息透明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基本准则，财政预算信息透明是实现人的基本人权，也是保证正确履行公民委托责任的需要。在美国，一次预算编制就相当于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预算制定、执行、监督三权独立，相互监督，并实行全过程公开。尽快实现财政预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改革步伐，达到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医疗、社保、就业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促发展，保民生。明确财政支出重点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时，这些领域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四是构建财政风险识别、评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调控体系。财政风险防范要与金融结构风险防范紧密结合，不可单线作战。

第5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经济增长；向量自回归模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尽管出现了五次较大水平的经济周期，但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1979-2012年，中国以每年9.8%的经济增长率俯视全球，而在同一时期，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2.8%。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这引起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力量令中国的经济实现质的飞跃，政府在这场经济华丽转变的舞台上扮演者什么样角色，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对经济增长起着怎么样的作用？本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一、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来源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作用分析，因此选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总量指标，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衡量货币政策的经济指标，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作为衡量财政政策的经济指标。选取样本期（1978年―2012年）的变量数据，所有变量取对数，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单位根检验与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把国内生产总值，即GDP计为Y，把广义货币供应量（M2）计为M，把财政支出计为F，价格指数计为P。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即LNGDP、LNF、LNM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同时采用Johamson（1988）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这3个时间序列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运用Johamson协整检验方法时，本文运用了包括截距和有趋势的加以限制的模型， Johamson协整似然比（LR）检验法显示LNY、LNM、LNF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

三、VAR模型（Vector Atuo-Regression Model）

本文采用VAR模型进行研究，分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作用关系，采用LNGDP、LNF、LNM这三个变量作为VAR系统模型。根据AIC和SC最小值的原则，选取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的倒数都小于1，即都在单位圆内，说明此模型是稳定的。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如下。

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图

图的上半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GDP的变化量对GDP自身的变化，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财政支出的增减的脉冲响应。下半部分从左到右分别是GDP自身的增减，货币供应量的增减，财政支出的增减对GDP的变化的贡献度。从图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GDP增加一个标准误差，会使第二年的GDP增加0.05，并达到最大，而后趋于下降趋势，而在第二年内，货币供应量则会增加0.02，财政支出会增加0.008，二者分别在第三年，第五年达到最大。同样，在方差分解的图中，第二年的GDP增加0.05，GDP做了85%的贡献，货币供应量做了17%的贡献，财政支出做了3%的贡献。从上述的两幅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内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比较明显。

四、VECM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 Models）

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关于货币供应量M、财政支出F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一阶差分项的使用不仅消除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趋势因素，避免了伪回归的出现，也消除了模型有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研究分析关于财政支出（F）、货币供应量（M）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影响，把第一个模型独立出来：

D（LNY）=-0.159640397176*CointEq1+ 0.0519867932071*D（LNY（-1）） + 0.0618339643823*D（LNY（-2）） + 0.365183809368*D（LNM（-1）） + 0.0384847038705*D（LNM（-2）） + 0.120542902673*D（LNF（-1）） - 0.209792665299*D（LNF（-2）） + 0.038698324352其中，CointEq1=LNY（-1） - 0.588224926437*LNM（-1） - 0.301681548449*LNF（-1） - 1.07214719594 。

从上面的方程中可以看出，广义货币供应量（M）、财政支出（F）和国内生产总值（Y）之间不但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在短期内，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 0.159，表明误差修正项对GDP的一阶差分值具有明显的负作用，而财政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120，由于数值较小，这表明财政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并不是很显著，而货币供应量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365，大于财政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系数，这表明了货币政策对GDP的增长作用较明显。从估算的长期均衡关系看，政府支出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具有正影响。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很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明显，更能推动GDP的显著增长。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更加明显呢？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财政和金融的基本格局从“大财政，小金融”向“大金融，小财政”转变，政府在经济转型期间更加注重金融货币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表明了金融货币的增长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渐显著。据资料记载，平均来说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货币供应量，就会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这说明了金融市场在国民经济的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结论

从上述的两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即向量自回归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此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推动作用的结论，说明了政府所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力。从作用力大小来看，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财政政策来说更显著些，由此中国政府更注重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第6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营运资本管理 宏观经济环境

一、引言

营运资本维持着企业日常的生产经营，是企业的血液，但是长久以来并没有得到与其地位相当的重视。国外对营运资本的研究早于我国，始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评价、管理体系，营运资本管理水平较高。营运资本管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营运资本管理影响因素、营运资本管理评价指标、营运资本管理政策、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盈利的关系和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关系上。其中营运资本管理因素可分为企业获利能力、发展能力、偿债能力、企业规模等内在微观因素和融资环境、宏观经济增长、贷款利率、行业等企业外在宏观因素。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营运资本的管理再一次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目前微观环境对营运资本研究的影响研究较多，而宏观环境对营运资本管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拟就国内外宏观环境对营运资本的相关研究进行归纳和整理。

二、国外营运资本关于宏观经济对营运资本管理的研究

全球化的竞争压力，资金的不确定性、融资的压力，新的法规、新的政策和高昂的融资成本约束着营运资本的管理。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职业经理人发现合理高效地管理营运资本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Merville和Tavis（1973）认为，影响公司营运资本管理策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持续的经济周期。由于不同行业其业务性质的差异，在应对经济周期时其采用的营运资本政策是不相同的。Nunn和Kenneth（1981）从企业所处行业环境就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存货进行研究，认为处在不同行业的公司营运资金策略存在较大差异。

Chiou et al（2006）、Zariyawati et al（2010）发现在经济繁荣时企业营运资本需求高，企业会将更多资金投入营运资本。而Lamberson（1995）探讨了小型企业如何改变营运资本管理以应对经济环境变化，他认为经济扩张期小型企业倾向于减少流动资产以较少流动性，在经济衰减期反之。该研究在理论上进行了解释，由于实证上没有得到验证，且该研究只包含1980-1991年的50个样本企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Lamberson认为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在应对经济环境的变化时采取的营运资本管理政策是不同的，值得进一步研究。

Baum et al（2006）认为宏观环境的波动性会影响非金融企业对流动资产的分配效率。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减弱经理人员预测与公司相关信息的准确性，使得他们做出的决策与当前现金管理政策相似。相反，当宏观环境的波动较为平和时，经理人员有更强的意愿根据公司的具体需求调整流动资产，使得资产的分配效率提高。而Sathyamoorthi et al（2008）调查发现经济波动较大的环境下，企业倾向于选择保守的营运资金管理模式。

Baum et al（2008）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时，还加入公司本身的不确定性。实证发现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公司自身不确定性的提高，均使公司的现金持有量增加，反之减少现金持有量。这种在经济衰退期间对信息不对称的更加敏感，使得公司囤积大量现金，失去了潜在的投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宏观经济的复苏。

三、国内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对营运资本管理的研究

姜国华（2011）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与微观企业行为研究普遍存在割裂现象。从宏观经济出发，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步骤：第一步，一项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出首先会影响企业的行为（如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第二步，受到影响的企业影响其产出；第三步，企业产出的加总影响经济产出；第四步，政府通过经济产出的变化评估之前的宏观政策并做出相应的改变。会计学、财务学研究第二个步骤，研究企业行为与企业产出的关系，但忽略了宏观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重大影响，不利于更好地预测企业未来的行为和产出。

王治安、吴娜（2007）以2003-2005年沪深两市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不同行业之间的营运资本管理具有普遍明显差异，并且这种差异不是由个别行业的差异引起的。

吴娜、孙宇（2013）采用2002-2011年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73家钢铁行业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发现营运资本的管理与国家货币政策相关，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的调节，营运资本占总资产的比例与货币流量增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于博（2014）认为当企业面临宏观经济的冲击式，营运资本往往通过降低营运资本的规模来减少现金流波动对固定资产的负面影响，产生“平滑”效应。这种平滑效应增强了企业投资对金融供给的敏感性及货币政策对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影响能力。因此，内生平滑对外生调控具有正向协同作用，企业内生治理（营运资本平滑）程度越高，越会提升货币政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程度。

肖明等（2013）以2001-2011年沪深两市843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就宏观经济环境对不同控股性质上市公司现金持有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与经济周期和财政政策呈显著负相关，而与货币政策呈显著正相关；现金持有量调整速度与经济周期变化和财政政策变化正相关，而与财政政策变化显著负相关。

张西征（2014）利用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宏观经济因素发展状况、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随着宏观经济扩张、货币政策宽松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增加，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显著降低。

第7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中小企业 影响

2012年，随着央行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宏观政策的出台，在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经营困难超出预期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如果有所放松，就极有可能会出现具有趋势性的连续动作。因此，深入探讨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当前宏观货币政策现状

（1）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基本理论

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涵盖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一旦市场处在通货膨胀的时期，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所取得的效果较为明显。然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往往也会受到市场中其他各类因素的影响。就我国目前货币市场的均衡情况来看，如果要增加或者减少货币的供给以影响利率，就一定要以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变为基础。在市场出现了通货膨胀之时，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就会紧缩货币的供给，或是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而民众一般来说却往往会加大支出，同时，在物价上升较快时，公众却不愿意持有货币，而是希望能够尽快地花出去，这样一来，货币流通的速度也会有所加快。此时，不仅没有办法让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而且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其执行中也会碰到资金流动之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往往会受到政府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而货币政策作用于外部时也会影响到政策的成效。央行通过变动货币的供给量，就能影响到利率，从而影响到投资，随后再影响到民众的就业以及国民收入。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会得到全面发挥，特别是在市场利率出现变动之后，投资的规模并不会立即就发生变动。因此，货币政策即使已经开始采用，也不需要耗费比较长的时间，然而，从执行起到产生最后的效果，却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经济状况往往可能会发生和原来所预计的相反变化。所以，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市场的投资预期，对企业产生导向性的作用。

（2）近期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特点

当前，我国通胀的压力相当大，运用相对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会相作用到企业的投资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政策所具有的效果还会由于资金在全球各国进行流动而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一个国家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之时，其利率有所上升，国外的资金就会不断流入，如果汇率浮动，本国货币就会升值，从而使出口受到一定的抑制，其进口就会受到一定的刺激，进而导致本国的总需求比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状况下出现更大的下降。如果实施固定汇率，央行为了让本国际货币不致于升值，肯定会抛出本国货币，依据固定汇率以收购外币，于是货币市场中本国货币的供给会有所增加。因此，货币政策对于本国资本市场以及对外投资等均有相当大的影响。

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集中于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市场调控上。2012年2月和2012年5月，央行两次宣布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是对当前经济明显下行的及时反应。下调存准率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增加流动性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推动企业扩大投资；有利于未来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趋向活跃；有助于下半年流动性保持合理水平。对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市场预期，央行还会继续优化流动性管理，综合考虑外汇流入、市场资金需求变动、短期特殊因素等情况，运用逆回购、正回购、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流动性管理工具组合，灵活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外汇占款增长不足、新增存款准备金缴款等各类因素，也将对货币市场所具有的流动性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货币市场资金面将出现适度宽松的局面。

二、我国当前宏观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的主要影响

（1）当前宏观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投资造成的影响

一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控改变了当前的市场运作环境。所有的宏观调控均会控制一部分产业的持续发展，但是，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发展趋势，而且还能形成全新的增长方向。这可以表现在中国目前所处的转方向和调结构上。例如，国家正在注重于提升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以健全完善新兴行业与节能行业中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系统。从而发挥出央行对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作用。央行应当依据企业自身所具有的特点，适当放宽贷款利率的相应浮动范围，从而发挥出利率所具有的杠杆作用.并且更好地调动起金融机构往这一类企业贷款的主动性。要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开发出适合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优质金融产品。商业金融机构应当准备把握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风险情况，积极探索运用财政贴息以及奖励等多种形式鼓励商业金融机构强化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实现金融产品的创新。要更加积极地开展股权质押与票据质押等多种形式的贷款，持续改进对各中小企业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积极促使金融机构更加积极地为中小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与此同时，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上的主动性。中小企业也应当因地制宜，及时地调整自身产品的结构，更好地发挥出当地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从而逐步建立起具备竞争性优势的地区主导性产品，引入、消化与吸收高效、节能、降耗与清洁生产技术，从而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进而提升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控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正在驱动着市场与资源快速集中于配置较为高效的企业，从而加大了企业优胜劣汰的进程。大量中小企业在宏观调控政策的驱使之下，不断转变市场竞争的方式，持续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体现出中小企业所具有的机制与决策较为灵活之优势，跨国之间的并购行为十分活跃。目前，我国在境外的投资正在从原来十分单一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转变为包括许多中小企业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且从在国外设置流通领域的贸易企业为主向，成立加工贸易类企业或者专业市场。宏观经济调控所具有的资源导向性能够促进企业持续不断地学习国内外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以及运行模式，让我国中小企业产品在全球竞争中能够处在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2）当前宏观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造成的影响

一是明确中小企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要想方设法，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变化着的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形势对于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必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应当致力于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应当尽快地制定出帮助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相配套的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方面的利好政策。我国尽管已经制定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是和日本政府曾经颁布过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与《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促进临时措施法》等数十多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体系比较起来，我国这一部仅有的法规显然力度好不够。有鉴于此，国家应当快速建立起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相适合的一整套较为健全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法律法规体系。各地方政府也应当制定出适合于本地的，专门用于发展本地中小企业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从而为中小企业的继续发展作出贡献。

二是立足资本市场形成多层次融资途径。依据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我国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卷调查，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有66%的中小企业没有能够从商业金融机构得到贷款，有62%中小企业的自有资金超过投资比重的80%之上；在流动资金贷款上，有44%的中小企业没有能够从商业金融机构得到贷款， 有52%企业的自有资金在流动资金中的比重达到了80%以上，即便是得到了贷款，贷款的期限比较短，贷款的规模小。鉴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逐步调整，商业金融机构的信贷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然而，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依然处于一种杯水车薪的状况，而资本市场的滞后又进一步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所以，政府应当进一步地发展与完善本国的资本市场，形成多个层次的融资新推进。除了依靠于目前的商业银行信贷支持之外，还应当涵盖融资担保、风险投资以及发行中小企业联合债券等措施，并鼓励那些条件成熟的中小企业筹备上市。

三是健全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制，2008年，我国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鼓励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建设融资信用担保机制。当前，我国担保机构主要有政策性信用担保、互助担保以及商业性担保机构等三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我国担保体系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政策性信用担保的比例太高，担保机构没有相应的风险补偿与风险分散等方面的机制。所以，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制显得十分迫切。政府应当将实施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作为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措施来抓。要通过设置担保基金、建设担保机构互助担保基金，从而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担保方式，保障信用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能够更加稳定。要积极强化担保风险控制与管理，使担保机构和商业金融机构能够共同建立健全担保资金补偿体系，从而切实降低商业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政府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广大中小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就整体而言，随着我国经济重新回到保增长的轨道以后，货币与信贷政策都一定会有相应的放松，而财政政策也将变得更为积极，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大走势也将变得更为温和，这就能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创设出更为宽松的环境，促进其取得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梁文潮.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殷梦波. 解读中小企业贷款难理论迷团的新框架[J]. 金融研究，2008（5）.

[3]耿建芳. 地方政府区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创新作用[J]. 浙江金融，2008（7）.

[4]苗俊杰. 政策频出助力中小企业[J]. 嘹望，2008（8）.

[5]高 超. 浅谈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J]. 理论界，2010（2）.

第8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所谓泡沫经济就是指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然而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是价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而告终。实践表明，泡沫经济更容易发生在迅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同时这些经济体由于缺乏经验，银行体系不健全及风险意识差等原因，不能适时预警和妥善治理泡沫经济，使刚刚起飞的社会经济硬着陆。

中国和80年代的日本存在着很多程度上的相似性，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

20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经济停滞不前。而日本在1986―1990年却保持年均4.9%的增长率。通过对日本泡沫经济前后经济基本面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1986―1990年，日本经济处于低通货膨胀、低失业、高增长的良好发展阶段。近5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虽然遭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中国经济仍保持年均8%的经济增长率发展。虽然在2011年前三季度的通货膨胀率高于5%，但是随着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物价水平基本稳定。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快车道上。

2、巨额的外汇储备，本币面临强大的升值压力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国内消费市场不能满足日本企业发展的需要。一直以来日本坚持“贸易立国”，以高质量的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使日本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到1985年日本成为全球最大债权国。大量资本流入日本，使日本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1985―1988年日元汇率升值50%。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快的马车。大量的外汇逆差使中国在2006年2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自2005年汇改以来就人民币进入持续升值的通道，从1美元兑换8.07元人民币升值到现在1美元兑换6.42元人民币，升值高达20%。随着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强化，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使中国面临更严峻的升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3、资产价格的飙升

20世纪80年代，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为代表的日本资产价格迅速上涨。日经225指数从1984年12月的11542点上涨到1989年12 的38915点。日本大城市的商业地价指数从1986年的38.4上涨到1991年的103.0，涨幅高达168%。日本的资产价格发生严重膨胀。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自2001年起，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和销售均以2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全国房屋销售价格平均上涨97,5%，而对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价格涨幅可达到200%―500%。近年来，股票市场虽波动频繁，但中国股票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却远高于欧美股市的平均市盈率，说明股价已被严重高估。

然而，不同的国际环境，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使中国不会像日本那样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低迷不前。

1、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

日本泡沫经济出现在美苏争霸的时期，日本在石油危机冲击下经济依旧保持4.9%的增长，吸引大量的国际金融机构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投机日本市场，加剧了日本国内经济的泡沫。而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呈现美、欧、日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多极鼎立的格局，避免全球资本单一追逐中国市场，防止大量热钱的流入，削弱了国内金融市场泡沫全面破发的可能。

2、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未来经济增长潜力不同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人均GDP也位于世界前列，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高。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只有4000美元左右，未来增长潜力巨大。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相对后，实体经济投资领域和市场空间广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使中国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3、国家实行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

日本的宏观经济政策受国际经济协调的牵制。在整个泡沫经济时期，日本政府不断降低本国利率、增加本国需求以解决美欧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日本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国内需求以应对经济下滑，然而这些政策都加剧了泡沫的形成和膨胀。中国在金融危机后一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当减少赤字和长期建设国债的规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规模增长，使银行保持适当的流动性储备。这些政策对应对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和经济过热起到重要的调控功能。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有较强的独立性，可以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及时恰当的调整。

综上所述，中国和80年代的日本在宏观经济基本面、外汇储备、物价水平方面有着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两国经济系统内在的不同以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不同，使中国经济可以免于日本“失去的20年”的泡沫破灭。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积极借鉴日本的经验，吸取教训，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防止经济的“硬着陆”。

参考文献：

[1]韩琛原.日本泡沫经济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对比分析[J].中国对外贸易,2010(19)

第9篇：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