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特殊性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劳动力的特殊性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

关键词：企业家人力资本　价值确认　计量

企业家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拥有巨大价值的人力资本，是企业价值的关键驱动因素。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企业家掌握的资源秉赋和企业外部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家才能是继土地、劳动力、资本之后的第四大生产要素，是决定企业绩效的关键要素。企业家作为企业价值实现的主要贡献者，应当以特殊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但是现行的会计制度只是承认物力资本权益，而不认可人力资本权益，对企业家的特殊贡献没有给予计量，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一、企业家人力资源确认为资产

企业家人力资源可否作为一项资产，这是企业家价值确认的基础所在。《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和《企业会计制度》中资产的定义为：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即资产应具备三个要素：第一，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第二，必须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第三，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首先，企业家人力资源不是会计主体原始自然拥有的，其取得和开发需要付出一定代价，付出“代价”在先，取得人力资源在后，也就是说，当企业聘用某一企业家时，企业就应向受聘者支付相关费用，这就意味着企业家人力资产已成为企业的现实资产。这符合资产必须具备的条件之“资产必须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其次，企业家人力资源的所有权属于企业家个人，但是，当企业家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建立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后，企业通过支付工资、奖金等报酬形式，实质上已取得或控制了企业家人力资源使用、培训与解雇的权利，即企业拥有人力资源的使用权。企业家必须在约定的期间内，将其拥有的知识、能力和管理经验支付给企业，并遵守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这符合资产必须具备的条件之“资产必须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

最后，凝聚在企业家身上的知识、能力及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是以人为载体，通过生产活动可体现其价值。企业家人力资源可以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能够为企业创造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这符合资产必须具备的条件之“资产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因此，企业家人力资源已具有构成企业资产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应该作为企业的资产来管理和核算。

二、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确认基本思路

劳动者权益理论认为：劳动者是人力资源的载体，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力的所有权决定了劳动者拥有劳动力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劳动者进入企业，将其所拥有的劳动力投入企业．这时企业拥有或控制了劳动力的使用权，但所有权仍然归属于劳动者自身，并没有为企业所拥有。劳动者让渡给企业的劳动力的使用权通过工资报酬的形式得到补偿，但劳动者投入企业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却没有得到体现，与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一样，其所有权应该取得收益的分配。

企业家也是企业家劳动力的所有者，不同的是他与一般人力资本创造的价值不同．是不确定市场新生产函数的构建者。因此，本文研究的思路是：基于目前人力资本的价值确认研究的基础上，将企业家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加以考虑，来确定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的计量。

第2篇：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161-02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乃至整体宏观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随着国际市场对我国农业生产造成的巨大冲击,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形式更加严峻。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概念辨析

在此之前,我们要先确定一下“剩余劳动力的概念”。中国迄今的失业统计是不包括农民的,因此,农民的就业问题处于模糊状态,往往称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什么人算剩余劳动力呢?一般认为,就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就是那些无田可种、外出打工的人。不过,据发改委有关研究机构的实地调查,现在专心田间务农的劳动力极少,基本上是农村老弱劳动力的兼农行为。实际上,除掉外出打工者之外,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才是真正的“剩余”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末长期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指标以及估算方式,以后的意义和用处可能显示都不大。

二、和谐社会视野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功能

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际上包含着许多极其重要的政策、法律信息,只有通过解析转移过程中这些信息的内涵,我们才能够了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制、特点,并从中发现矛盾和问题,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提供依据。毫无疑问,目前正在进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改变了全社会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黑龙江省人均占有耕地面积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机械化程度高,但是,农业人口比重较大,按照合理的人均耕地面积计算,存在着相对剩余(季节性剩余)和绝对剩余农业劳动力。从理论与经验上来说,不论存在哪一种剩余劳动力,都会阻碍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对于黑龙江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推进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般来说,三大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方向基本是一致的。但是,黑龙江省三大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以2004 年为例,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为11.1%,第一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为48.3%,两者相差37%。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9.5%,劳动力比重为21.2%,二者相差38%。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9.4%,劳动力比重 30.5%,两者相差 1%。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偏差,不仅说明不同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时,也表明农业劳动力在各个产业之间的自由转移还存在障碍,尤其第一产业向其他产业转变更为严重。因此,设计合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有助于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农民非农业化收入,实现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的最优化。

2.有利于城市化的推进

新农村建设的物质载体,直接体现着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状况、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标准,转移劳动力的大背景下城市化是一个很自然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目前,黑龙江省大概有 1 611.46 万乡村人口(占黑龙江总人口的 41%)需要转移到城镇中去。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达到发达工业化国家5%的水平,转移模式对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能够顺利安置显得尤为重要。

3.加快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体系的完善

在立法上完善农民工的权益保障,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在其维权问题上的复杂性,应尽快制定、出台相应法律予以保护。规范劳动关系,加强用工手续。同时,进一步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使其能够完全享受城市职工子女相同的教育资源,是农民工解除后顾之忧,全心投入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虽带有普遍性,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在各地区的数量分布不均衡,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率较高,有些地区高达40%以上;而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发展比较迅速,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较低。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中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近3 700万人,超出东部2 000万人,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5 400万人,几乎占了全国农村剩余劳动总量的2/3。

我国是“二元经济”特征显著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国际化进一步深化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我国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省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农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黑龙江省农业出现了富余劳动力。全省有农业劳动力943.3万人,其中,剩余劳动力446 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8%。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份额从1952年的45.77%下降到2004年的11.1%,下降了近34.7%,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同时期仅下降26%。从数字中可以看出,劳动力就业转换滞后于产业转换,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积聚,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进从而影响农业发展。

四、黑龙江省劳动力转移的创新发展之处

首部东北蓝皮书《2006年: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报告指出:黑龙江省是全国著名的农业大省,同时,也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农副业产品的生产基地。为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三年来,黑龙江省在积极落实中央各项农村政策的同时,不断帮助农村、农民加大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和步伐;积极倡导、鼓励、帮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断拓宽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增长点,使黑龙江省农村居民生活条件逐年稳步提高。

黑龙江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上在某种程度不同于其他省份,主要表现为: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等转移方式。根据《2005 年黑龙江省农村住户调查年报》显示,在 4 200 户被调查农村住户中,有691 户为农业兼业户,有 1 195 户为非农业兼业户,二者占所调查的农村住户的 45%。由此可见,黑龙江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具有明显的流动性特征,稳定性较差。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择业的盲目性较大,随意性较强。第二,城市中对农村劳动力提供的主要多集中在临时性、季节性较强的工作。因此,黑龙江省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普遍采取阶段性就业、兼业等形式,农忙务农,农闲务工。而这种转移模式大大降低了农村劳动力非农业就业的稳定性。另外,由于农村劳动力非农产业就业服务管理不到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城市生活成本较高,都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针对目前这种情况,黑龙江省政府于2008年正式颁布了《黑龙江省劳动力转移办法》,其目的在于:促进和保障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

1.进一步深化户籍管理制度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传统的户籍制度已经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我国的户籍制度一直偏重于控制功能,而忽略了其服务功能,造成了我国广大农村劳动人民迁徙权的丧失。近几年,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改善农民工户籍管理规定。暂住证、临时身份证以及农民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完善也标志着城市对于农民工的认可。

2.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使劳动力摆脱土地的束缚

土地流转的目的,也就是追求土地规模经营,即通过土地流转形成土地集中,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能力,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大力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我国南方的一些省市目前开展的较为成熟。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对入股土地实行统一规划、开发和经营或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价参股,组建相应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参与经营。

3.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拓展农民自主创业的途径

第3篇：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

关键词：西方宏观经济学；劳动力市场；西方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

引言

自从1936年以来,西方的经济学就被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这连个大的体系，而长期以来，凯恩斯学派的经济思想都贯穿于宏观经济学领域，并且围绕着劳动力市场这个重大的问题与传统的西方古典学派展开激烈的争论，有时候二者之间分明的鸿沟甚至都相互冲突。

1.西方宏观经济学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评述

关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是企业之间雇主与员工之间的雇佣合同，而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同于商品和其他要素市场，这是由于其特殊性存在而造成的结果。而往往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对企业内部组织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与发展

内部劳动力市场概念阐述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派尔雷，其被阐释为一个企业中，它劳动力的定价通过管理规则以及程序来决定的。并且它的特殊性在于高度的雇佣稳定性，简而言之，就是高水平职位往往由内部晋升的员工大批量占有，并且分配程序都是根据所制定的程序来支配的。并且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有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出现：在职培训、技术的特殊性以及习惯法则等。而这些特殊的技能对一些发展中的企业而言，往往非常重要。

1.2 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最新动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宏观经济学上的内部劳动力市场解释了工资条上的刚性，把企业对惯例的调整视为工资决定的关键因素，并且认为市场的供求关系因素只能对工资的决定存在阻碍。

近年来，关于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美国与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相应的一些新情况时候，比如美国自80年代中期的公司缩减规模，导致了失业的增加；而日本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裁员，在这种经济大萧条的形势下，如何能够从理论上看待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走向与变化规律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而比较有前瞻性的观点认为，企业裁员有较大规模的增长确实标志着内部劳动力市场的衰减与劳动力市场外部的倾向的增强，并且预测可能未来的时间厘米那，直接由市场媒介的雇佣关系将会逐步取代内部拉动力市场，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部分源于“后福特时代”技术的进步使得产品的周期大大缩短。

2.关于劳动力市场两派的不同论述

2.1 西方古典学派对劳动力市场的阐述

关于对劳动力市场的阐述，通常会涉及到对工资效率即所谓的工资决定论的阐述。而西方古典学派认为，在工资决定论方面，工资为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对劳动力市场最早的阐述来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尔后亚当斯密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而且认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而不同于其它的商品市场，劳动力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力时间来决定的，与此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其形成与决定也同样受到供求规律与竞争规律的制约，而且这种竞争因素的作用也使得价格在劳动力价值上下波动。

其次对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劳动力市场，往往会涉及到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西方古典学派在“古典”的宏观经济学模型中已经对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给予了深刻的阐述，分别是当劳动力市场处于均衡就业水平时候，就已经不存在失业这样的概念了，而且在这样的古典模型中，由于工资条的刚性已消失，并且其完全的伸缩性，当失业这种不良的经济现象出现时候，往往能够通过降低货币工资来降低实际工资，从而达到充分就业。因此西方古典学派认为仅仅依靠市场，货币就能实现最大限度的弹性空间，从而经济也能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从经济学模型的角度来看，就是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饿曲线交点，不仅决定了充分就业的总产量同时也决定了均衡的就业量。

2.2 凯恩斯学派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阐述

在承认了古典学派的部分经济学观点的基础上，凯恩斯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地，比如其认为在货币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价格稍微有提高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这样的观点往往是不符合事实的。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学派认为在进行工资协议的时候，对于工会与资本家双方所规定的只能是货币工资，至于实际工资出现的波动还要由另外的一些因素来决定比如很关键的价格水平，因此凯恩斯学派阐述了自己的劳动供给函数的观点，即劳动者具有“货币幻觉”因此劳动的供给量是货币工资的函数，而并不是古典学派认为的实际工资的函数。

2.3 二者的共融点与分歧所在

关于二者的共融点，首先两个学派都认为“劳动需求为实际工资的函数”这样是一个真命题，而且关于就业量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实际工资相应却减少，关于这样的观点双方也达成了一致。

但是双方存在的分歧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对于“货币幻觉”这样的概念，古典学派认为其未曾有之，而凯恩斯学派坚信这样概念的存在，即信息的不完全。并且对于货币工资与价格水平关系而言，古典学派认为价格水平与货币工资涨落幅度十分具有弹性，而凯恩斯学派认为要降低实际工资，只能通过提高价格水平（P）这样的途径才能实现。

3.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对失业率造成的影响

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强调了价格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问题，而往往现今西欧大部分国家所出现的失业率恐慌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调不无关系。

3.1 宏观经济政策对结构性失业率的影响

关于欧洲目前存在的较高的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因为目前存在的风险在于如果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后，失业率周期性的增长就会演变会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比如，某些国家实施的严格保障就业的法规只会使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更难找到新的工作。同时，他们失业时间愈长会导致有兴趣雇佣他们的雇主更少，一些雇主甚至会放弃从失业工人中进行挑选。此外，由于这些失业工人无法有效地抑制工资弹性，从而使就业环境问题进一步恶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最终成了“结构性”失业者。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这问题，欧洲央行完全有理由坚持，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更高的结构性失业率的产生。

4.结语

对于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而言，如何能够更好的将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的经济规律结合并合理的运用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而且需要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作用同时，防止市场出现过度通胀或萧条状态出现。（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 斯诺登等. 与经济学大师对话［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2］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3］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 杨俊青,刘姗姗.劳动经济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第4篇：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

关键词：黔西北毕节地区；农业剩余劳动人口；劳动力输出

中图分类号：C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4-0058-03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目前社会快速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农业现代化导致农业部门所需劳动人口减少，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人口，同时城市快速发展的工业部门需要大量劳动力，从而使得大量农业部门的剩余人口转移到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社会城市化进程加速。由于农业部门的现代化，这种劳动人口流出并不会减少农业部门的生产，反而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农业部门的这种劳动人口流出可以为工业化进程提供大量亟需的劳动力资源。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过渡转型期，基于我国目前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农业剩余人口转移的问题也成为了具有浓厚中国国情特色的新问题。由于黔西北毕节地区自然、历史、社会等因素的特殊性，这一问题在黔西北毕节地区具有很强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对黔西北毕节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黔西北毕节地区曾经是联合国认定的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典型的喀斯特地区，人口密度大，绝对过剩人口数量多，比例高。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该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工业化水平低，而且境内地形切割严重，人多地少矛盾极为突出，当地居民的贫困程度为全国罕见，地区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与生态危机。据有关统计，目前黔西北毕节地区有农业劳动人口678万，劳动力总数达395万人，相对瘦脊的耕地仅有546.54万亩，农民人均不足0.8亩。按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推算，全区农业耕作仅能容纳180-220万个劳动力，理论存量富余劳动力（包括外出务工的130万）有175万人[1]。至此，黔西北民族地区成为农业剩余人口问题最为严重和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黔西北毕节地区为了解决当地农业剩余人口问题，将农业剩余人口输出作为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大大促进了地区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也带来了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及民族地区的融合等社会效益，但农业剩余人口转移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相关社会问题，比如城市中务工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边缘化问题，农村空巢家庭中的老人赡养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等诸多现实问题，造成了当地的社会问题，也影响了劳动力人口输入地的社会稳定。

二、黔西北毕节民族地区农业剩余劳动人口输出面临的问题

1.农业剩余劳动力输出导致农民在各种权利方面面临社会边缘化。

由于我国现行体制的特殊性，农业剩余人口转移中往往是“转而不移、流而不迁”，使农业剩余人口输出中存在大量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务工人员的各方面权利难以得到保障。第一，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权利没有保障，存在教育歧视。目前黔西北地区大量流动儿童跟随劳务输出来到城市，其失学率超过9%。作为城市边缘人口，农民工子女难以获得与城市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也无法享受流出地政府带给他们的教育补助[2]。第二，由于市场秩序不够规范、市场信息缺失以及就业岗位对务工人员存在各方面限制和歧视等因素，外出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受侵害的问题较为普遍。例如很多地方采取资格认证、行业限制等政策限制农民工进入某些行业、从事某种工种，对农民工乱收费，要求农民工进城要办理婚育证、健康证、暂住证等名目繁多的证卡，阻碍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第三，务工农民的身份受到歧视，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权利缺失。城市的社会保障极少覆盖务工人员，务工农民甚至难以得到基本的工伤、医疗保险。加之城市住房制度的限制，外出务工农民一方面难以买到住房，另一方面更由于户口限制无法取得住房贷款，从而只能租用二手房，甚至居无定所。这也使得外出务工农民难以真正融入城市体系之中。

2.农业剩余劳动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输出地经济建设的问题。

黔西北地区由于其经济社会因素的特殊性而被给予高度重视，作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试验区，其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人才物力。但由于大城市存在工资、发展机会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大量劳动力外流，造成黔西北地区本地劳动力的减少，新农村建设出现“空巢”。由于务工农民的工作行业多为建筑业、工厂加工业、矿业等劳动强度较大的部门，因此外流的劳动力多为青壮年尤其是青壮年男性。这种流出趋势造成黔西北地区本地残余多为素质较低的、劳动能力较差的劳动力，致使本地的建设缺乏必要的劳动力，弱化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妨碍当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外出务工农民从事的行业多为较低端的体力型的熟练工作，处在产业链的中下层，因此农业剩余人口外出务工所学到的技术知识十分有限，不利于其返乡创业，也难以带来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真正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黔西北民族地区农业剩余人口的输出一方面使其失去了经济社会建设所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没有得到外出务工所带来的充足的技术流入，减缓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

3.农业剩余人口输出中组织化程度低，培训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劳务品牌。

笔者在黔西北毕节地区调研中发现当地农业剩余人口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依靠自己或社会关系、血缘关系的广泛性寻求就业机会，而通过中介机构的有偿介绍、职业技术学校的培训转移和政府劳务输出办公室组织的集体性成规模的劳务输出所占比例较小。如当地在广东就业的农民工中，除少量是通过政府部门有序输出和定点劳务扶贫外，多数是通过以老带新等方式输出的。据贵州省劳动保障部门统计，从1987年至2006年，贵州输出的900.89万劳务人员中，有组织的输出仅 118.01万；2006年贵州劳务输出78.88万人次，有组织输出仅9.87万人次，只占八分之一左右[3]。有组织输出和政府职能的缺乏致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化程度低、风险大、成本高，大多处于自发、无序、零散的转移状态。

同时，现有的仅是为数较少的普遍意义上的简单技能培训，而缺乏有针对性的培训，这也使外出务工人口未能得到务工所需的素质及技能的提高，面临不适应市场需求、上岗就业较难等问题。尤其是对于黔西北偏远的民族地区而言，其教育相对内地教育、尤其是专业教育比较落后，造成当地劳动力技术素质偏低，很难适应城市用人单位的工作要求，就业能力较差，职业发展空间更加有限。

第5篇：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

【关键词】 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市化 问题 对策

一、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的必然现象，与二元经济结构具有密切的联系。具体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农村劳动力中没有从事农业生产也没有从事其它生产或服务活动的劳动力。由于这群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工作，所以称为剩余劳动力。我国的一项基本国情就是农村人口过多，“三农”问题的解决关键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8%，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2亿左右，农民增收的后劲之一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重大。

现阶段，大理市农村里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不仅不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是一个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大理市的农村问题，就要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入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导致农民的人均土地面积减少，加之受到技术水平的限制，农业生产大多也都是小规模经营，因而农业生产的效率也也不高，导致大理市的农业发展陷入恶性循坏的过程中。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仅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推进农村现代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加快大理市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二、大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是生产商品化、农业工业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大理市农业人口众多，加之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和农民比较利益的下降等方面的原因，大理市出现了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也呈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大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越来越丰富，农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在大理市区选择就业，更多的人到别的地区去寻求更加宽广的机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和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都逐渐放开了，农村劳动力逐渐打破地方转移，开始流向区域以外的城市，形成了异地的转移模式。同时，异地转移大概可以分为“离乡不进城”和“离乡进城”两种模式。具体来说，离乡不进城，主要是指农村之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也就是说大理市的农村劳动力要背井离乡，到附近的村庄或者其它大城市的村庄从事非农业的劳动，比如近来很多地区都兴起了到沿海发达地区或者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开发区选择就业。离乡进城，顾名思义就是指劳动力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而且主要从事服务业，不再以农业劳动为主。

其次，大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领域越来越宽泛。转移的领域不再单一，范围也慢慢的扩大起来，渐渐地形成了多元模式转移到多个城镇，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的其他领域的农业发展和综合管理。自2000年以来，在大理市农村劳动力主要分布在以下领域：一是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受到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不仅仅局限于从事农业劳动，他们逐渐的从农业领域中转移出来，从事牧渔业，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的富裕化。二是工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约是1.8亿。从事与工业相关的劳动力占了将近一半，而且还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三是城乡的建筑行业，受到其行业的特殊性，从事建筑行业的大多是年轻的劳动力，以出卖他们的体力为主。四是交通运输以及通讯行业。据不完全统计，这一行业近年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且每年以1000万的速度在不断扩大。五是餐饮业和零售行业。这两大行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它们的门槛比较低，因此受到了农村劳动力的青睐，目前已经达到了近3000多万人。

一般来说，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然而，近几年大理的很多城镇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一方面折射出了很多劳动力对于工资低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也反映他们缺乏生存能力的专业技能。由此可见，是时候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推进加快大理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也可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

三、制约大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1、制约大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劳动者素质因素

（1）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差。尽管目前大理市转移出来的劳动力都是具有一定劳动技能的人，文化素质也相对比较高，但是和现代化城市中的工业部门相比，他们还是属于弱势群体。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低是制约因素，转移到非农产业面临许多障碍，很难进入高水平的行业，只能在过渡性行业和低层次产业中就业。转移的劳动力数量过大，可供选择的空间又相对较小，这势必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矛盾加剧。

（2）思想观念落后保守，缺乏一定的进取意识和创新精。在大理的很多地方，虽然土地的人口承载量严重不合理，但农民安于现状、满足于温饱，习惯于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愿意离开土地。还有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只顾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眼光，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参加技能培训，只能重复低水平、低层次就业，并在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后，被迫流回农村，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农业向非农产业、乡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

2、社会保障制度的排他性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进行保障的一项重大制度。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不管是迁移性转移还是暂时转移，都涉及到社会保障问题。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城市的社会保障仅限于城镇居民，而进城打工的农民无法享受和市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问题都急需解决。一方面，农民工在遇到失业、工伤等困难时，无法从社会保障体系中获得一定的补偿，另一方面，农民工还存在着老无所养的后顾之忧，以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3、制约大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市场因素

（1）可供就业的岗位少，供需矛盾突出。从农村来看，在众多可以选择的转移途径中，乡镇企业是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的。乡镇企业通过改革开放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近几年随着大理市经济的发展，许多乡镇企业的经营成本和有机构成都有所增加，导致吸纳劳动力的成本也越来越高，造成了这些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的下降。造成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的原因有许多，一方面，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和社会整体企业环境变化的影响，比如国家近几年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受到亚洲金融的冲击等等，这些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企业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企业本身的制度也不够成熟，规模经济不够明显，内部存在政企不分等问题，这些都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从城市来看，一方面，大理市远远落后的工业化水平，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能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转轨和改制，下岗职工增多。导致城市就业压力增大。过去由农村务工人员垄断的脏活、累活和报酬低的工作，下岗职工也开始介入，进一步缩小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空问。

（2）劳动力市场秩序混乱。根据《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的规定，职业介绍实行行政许可制度。开办职业介绍或兼营职业介绍活动的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取得劳动保障部门的批准。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相当数量的职业介绍机构，都没有遵守这一规定，属于非法中介，脱离了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管，经营极不规范，存在着提供虚假信息、与招工单位勾结、搞假招工、骗取中介费等违法现象。

四、促进大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经阶段，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中可以有效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又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为城镇化不断注入新鲜的活力，所以它们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根据第三章的分析，农业劳动生产率，产业的发达程度，城乡相对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异都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

（1）在农村继续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农村青少年的文化素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村基础教育决定的，农村基础教育和青少年的素质教育状况直接相关。只有提高了青少年的素质教育水平，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未来农民的文化素质。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必须高度重视农村基础教育。

首先，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投资体系。解决农村教育经费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投资体系。国家教育部明确表示教育投资要以政府为主，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办法，经费主要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各省也要在财政方面给与一定的支持。这个管理体系正在改变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农村基础教育管理权限和教育经费逐层分摊、学校运作艰难、教师工资难以为继的状况，使得县财政教育经费支出得到改善。另外，还要继续通过已经实施的希望工程、鼓励民办教育、征集社会各方筹款及地方上发放教育券等方式，实现多元化、多渠道筹资，使农村的义务教育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

其次，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影响教育质量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教师自身的素质和水平。要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除了定期、不定期的培训和进修以外，还可以通过成立扶贫、帮困民间组织，为那些立志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愿意到农村工作的志愿者牵线搭桥，或出台更为优惠的政策，鼓励优秀应届毕业大学生到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去任教。只要制度设计合理，相信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和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去。这对于传播新的知识，改变农村信息闭塞的现状，增强农村教育队伍的活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2）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受到自身素质和能力的影响，他们进城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和服务行业，这些行业的门槛比较低，通过短期的培训也可以完全适应这些工作。因此，在发展职业培训方面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根本上减少农民参加培训的成本。为了解决资金问题，可以将农村劳动力培训的费用纳入各级财政支撑的范围之内，由多方面来承担该费用，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第二，逐步建立了县、乡、村三方面的农民职业技术培训网络。把尊重农民的意愿作为根本出发点，结合市场的需求，走出一条先培训后输出、以培训促进输出的新型培训道路。第三，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教育资源，通过多渠道的宣传，积极建立学历文凭和职业培训资格证书并重的劳动用工制度，提高农民进一步提升自身水平的意识。进一步推动和完善职业资格证书的制度，对职业证书考试的程序和管理更加严格，从多方面来规范各类岗位培训制度的科学化。

2、加强传统农业的改造，增加内部消化能力

首先是大农业内部的转移。大理大部分农业劳动力仍集中在传统的种植业上，而种植业又集中于传统的种植经济作物上。因此将劳动力由传统的经济作物向新型经济作物转移，从种植业向林、牧、渔等方面转移，有一定的转移空间。近几年，一些发达地区通过大力发展水果、蔬菜、水产品等农产品及其具有高附加值的相关产业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现象上与上述理论不谋而合。

其次是加强农业的产业化。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是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产业方向发展，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型经营方向发展。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农民的就业能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同时，推进农业产业化，不仅大大的提高了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的利润，而且由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同时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以小规模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组织所带来的“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3、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发展水平，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城市的主要功能就是聚集和辐射功能。聚集功能，就是通过人口、资源、基础设施、技术、信息聚集来促进二、三产业集中，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并由于这种聚集，进一步促进消费需求增长、提升，推动了经济良性发展。辐射功能，即通过城市各方面示范、服务作用及城市本身提供市场，带动影响周边农村地区的快速发展。加快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果的稳定，减少重复转移，提高转移的效率，另一方面在实现劳动力完全转移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4、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变革

制度是一切变革的先导，因此我们要积极的加快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制度的创新。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在协调城镇化发展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要发挥制度在转移劳动力过程中的作用，尽量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受制度的限制。同时，我们也要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最大限度地减少制度因素在劳动力转移滞留中的作用，这也有利于大理市发展市场经济。

（1）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目前，农民选择到城镇就业的最大顾虑就是土地问题，因此我们要建立健全现有的土地流转制度，帮助他们摆脱土地就是一切的传统思想。鉴于农民对土地承包的长期稳定的关系，我们可以采取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鼓励他们将土地转让出去，这样不仅使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农民自身也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目前在全国的很多地方，土地流转还是比较成功的，“农民变股民”成为了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方式。具体来讲，就是农民不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而是把自己的土地承包出去或者转让给别人进行经营，农民最后进行分红就可以了，这样不仅很好地保护了农民的权利，也保障了农民的劳动权，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视角。

（2）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劳动力选择到城市打工，这就为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发展空间，同时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农民的收入方面来看，他们选择进城或者是留在附近的乡镇工作，使得他们的收入达到高峰。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的大部分收入其实用来购买城里的生活用品，这样一来，农村劳动力消费需求的增加也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开放城市劳动力市场。当然，从长期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工程。我们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也要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但对于一些特殊的大城市，实施一定的调整对外劳工限制是必要的。比如，在发展初期，我们可以在政策方面对国有企业改革给与一定的支持，这将有利于具有竞争性行业的就业保护，可以将范围缩小到仅对本地劳动力的保障。但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逐步消除农民工的差别待遇，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五、结语

总之，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不仅要治标，更要治本。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了大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使农民都各尽其能，劳动力得到充分的利用与发挥，才能有效地促进大理市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也是解决现阶段农村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热点问题，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来解决，仅仅依靠政府的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农民的积极配合来实现。与此同时，还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方案和更加有效的实施办法。这一过程注定漫长而艰难，但是我相信经过我们多方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将它解决好。

【参考文献】

[1] 杨雪萍：大理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特点及连带效应[J].浙江农业科学，2011（1）.

第6篇：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转移速度；转移方向

我国社会经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当前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在于提高农民收入，而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能否顺利地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则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先行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情况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对中日两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若干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有所借鉴。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日本直到二战后经济中才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至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日本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59.1%下降到37.9%，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10.4%。尽管农业劳动力转移趋势已明显加强，但转移规模仍然较小。这是由于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再加之战后农村的，使大批农民获得了土地，因而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力度。第二个阶段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时期。1955—1975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37.9%下降到12.6%，减少了55.1%。第三个阶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农业机械化的已经过去，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规模逐渐缩小。农业劳动力转移进人了稳定时期。1973—1984年，GDP年均增长率降低至4.3%.1980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降为9.8%。1985年这一指标进一步下降至8.3%，标志着日本已经完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慢时，转移的速度也相应较慢，而转移的时期也正是经济高速发展，工业部门急剧扩张时期。这也验证了二元经济理论的重要观点，即如果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扩大，农业就会向非农业转移劳动力，转移量对经济增长率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受流入部门的收入水平影响则较小。

同日本相比，我国要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的规模巨大，难度极大。从农业就业人数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反映实质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几个时期的情况来看，只有在1991—1995年以及2001—2005年两个时期内，农业就业人数绝对量呈现下降趋势。

此外还应注意，从城市就业中农民工的比重变化来看，农民工占城市就业人数的比重，1985年为2.9%；1990年为13.6%；1995年8.9%；2000年35.3%；2003年为38.9%，…可以看出，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加快。

与日本不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致。我国虽然经历了长达近30年年均9.4%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农业从业人员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相对缓慢，至今还在45%左右，相当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经济增长对带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相对较弱。此外，在体制方面，改革开放以前，部门间、城乡间界限分明，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一整套与其相关的医疗、社保、教育、福利和物资供应等等制度，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种情况无疑延缓了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使农业剩余劳动力长期积累。达到了庞大的规模，从而加重了转移的负担。直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方面的体制虽然有所松动，但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仍还有不利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随着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会不断缩小。日本随着工业化高速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快，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同步缩小。1960年农转移的速度相对较快，但时有反复，并没有呈现出连续的加速转移的情况。转移的总规模虽然相当大，但转移速度不够理想。

首先，从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来看，从80年代开始至今，虽然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000万人的规模，农业劳动力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然下降缓慢。降状态，分别下降9.1%和7%。进入新世纪以来，转移的速度在逐渐加快，且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绝对量也逐年下降，因此，这一转移具有实质性意义。民收入当相于城市居民收入的92%，1965年农民收入超过城市居民收入，是后者的107%，到1975年时，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时，农民收入已是城市居民收入的139%，达到了最高峰。需要指出的是在农民收入中占绝大部分的是非农收入，纯农业收入仅占1/7左右，同时农业劳动力的增长呈现连续负增长状况。

而我国的情况是城乡收入差距虽然也经历了扩大、缩小的波浪式的发展，但总的趋势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逐渐扩大。从1978—1984年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达到16.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为8%，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2.6：1，降到1984年1.8：1。1985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1985—2004年间，农村收入的增长从1978—1984年的16.4%，降到4.4%，城市收入增长每年6.5%，在这种状况之下。城乡收入差距又由1984年1.8：1，扩大到2004年3.21：1；到2006年进一步达到3.23：1。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向

1.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

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是与产业结构变化相一致的。从日本的情况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初期，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大都流向了城市的工业部门。但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期，却是以转向服务业部门的为多。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向的这一特点，是与其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相一致的：即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非农产业中所占比重的迅速提高，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则呈下降之势。一般而言，非农业产业的就业增长率受经济状况影响较大。经济增长率较高时，就业增长率也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率下降则会带来就业增长率的下降。这一特点在工业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对服务业部门来说，这一特点却并不显著。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部门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有其特点，即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大体相对稳定。工业部门在经济景气时，从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不景气时，从农业部门中吸收劳动力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从而导致在不景气时产生过剩就业劳动力。而服务业由于其吸收就业的相对稳定性，则在此时仍能发挥吸收劳动力的作用。此外日本学者的研究还表明，从部门转移的方向来看，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部分是转移到了服务业部门，而进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往往是来自服务业部门。因此服务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一样，也是劳动力就业的蓄水池，而且还同时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水平与所要转移的劳动力规模之间极不相称，加之体制转型等因素，决定了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虽然在总的趋势上与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过程大体一致，但又有其特殊性。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表现为主要向农村中的第

二、第三产业转移。农村中产业转移的特点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占有最大的比重，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中的传统部门，如零售、批发业和餐饮业等也占一定比重。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直接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比重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转向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及服务业部门中的传统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从就业的行业结构来看，转移的劳动力大量流入到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在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占有相当的比重，并呈现出稳定增加的趋势。在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以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及所谓“其他”的杂项行业。从产业结构看，第

二、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1978—200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44.8%，同期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明显快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上升了19.2%，后者只上升了6.5%。与此相应，第三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也一直快于第二产业，从1994年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2001年这一比重已占到55.04%。

2.劳动力的空间转移即城市化的发展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伴随着工业化的过程，一般劳动力在空间地域间的转移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大城市。70年代以前，日本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1955—1975年，在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时期，三大城市圈的人口增加了1.6倍，达到5215.6万人，其中东京圈为2704.2万人，增加了1.75倍。

70年代以后，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有了新的变化。1962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1969和1977年两次提出《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71年还通过了《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等等，这些政策法令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非农产业向农村地区的扩展，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小城市和农村区域的发展。如在1958—1962年，在转出的农村劳动力当中，离村到城市就业的约占40%，而离土不离乡的占40%。1973—1975年，前者比重下降为29.2%，而后者比重则提高到了70.8%。此外，还以大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了卫星城，以产业或大企业带动了周边乡村城市化。

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展较为缓慢，相对滞后。可以说，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城市化缺失的工业化过程。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因素的限制，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转移受到很大的阻力，致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形态主要是以向农村的非农部门转移的方式进行的。典型的是“离土不离乡”及“进厂不进城”的方式。这一方式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小城镇的大量兴起。尽管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明显加快，但从总量上来看，农村内部的转移仍占绝大部分。这表明农村工业化方式已在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其作用。

三、劳动力素质

无论从劳动力在产业问的转移还是城市化来看，劳动力的素质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日本能顺利地完成这一转移也与其农业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素质有关。农村教育的普及以及各类中等技术专科学校的存在，为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及其工业化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期以来日本对农村教育和农业教育一直十分重视。早在50年代初，日本的农业劳动力已基本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1978年，农业劳动力整体已达到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短大和大学毕业生占16%。由于基础教育在城乡间的差距不大，使日本的农业劳动力得以顺利地转移到城市，进入现代化工业企业。

我国城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着很大的差距。1985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6年，仅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4年，相当于高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到2000年，农村提高到7.7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而同期城市劳动力达到12.2年，相当于高中毕业生的文化程度。

在日本农村，由于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而高年龄层劳动力因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机会很少。很难流出农村，再加之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年老离职后返乡者不断增加，使农村_中60岁以上的劳动力增长较快。此外，随着60年代到70年代男性大量流向非农业部门，农村中女性劳动力占的比重也超过了男性，出现了“妇老农业”的说法。但由于日本长期坚持发展教育，这些老年和妇女劳动力也都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对发展现代农业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因而使日本在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同时，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没有受到多少不利的影响，相反1955年-1970年农业生产综合指数创下增长39%的纪录。“

我国近几年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特别是向城市转移趋势的加强，农村中“妇老农业”也已非常突出，在这一情况下，能否确保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安全也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四、关于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几点建议

根据我国的国情，结合日本的经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与更多的关注：

1.重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尽管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具有投资少，门槛低，就业制度灵活，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要求不高，分布面宽，吸收面广等特点，从而具有吸纳农业劳动力的巨大优势，因此在现阶段仍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何况，目前农业劳动力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或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的现实。

2.重视农村地区涉农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实行农村工业化。围绕农业资源，从农业内部的需要出发，加强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产品深度加工，并延伸其产业链；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农业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有地方特色产业，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005年我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175元。首次突破千元，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总量的36.1%。这一情况说明，农村工业化已有明显进展，有关方面应因势利导。

3.重视第三产业中服务部门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特殊作用。服务业是一个层次极其多样化、要求高低悬殊、又能不断地涌现出新部门的产业。其中所包括的既有传统部门，又有现代部门，同时还有新兴的部门。进入的门坎有高有低，但多数对技术和文化要求不高，以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主，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分布较散，适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

除了服务业在劳动力转移方面能起到有益的蓄水池作用外，尤其要重视它所起的中转站的作用。它能为工业储备大量素质较好的后备力量。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服务业，通过城市生活的学习效应，学习技术技能，体会城市文明，增强市场观念，扩展了社会关系，提高了文化知识。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训过程。它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进人工业部门准备了更好的条件，同时也为传统服务业部门的提升创造了条件，最终将会更强劲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服务业目前是今后仍将是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第7篇：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

【关键词】劳动经济；现状；发展趋势

一、研究背景

劳动收入是居民收入的来源之一，劳动收入可以通过消费和投资这两种主要途径来影响经济的发展。中国刚建国时，片面追求收入的平等分配，大大打击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改革开放后，“按劳分配”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劳动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人口数目很大，农村人口比重较高农村劳动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劳动收入在中国经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有下降的趋势。这一相互矛盾的现象对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另外，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中国的经济也极具特色。中国经济的特征主要有：面对非常大的国际经济压力；国内经济的各项宏观指标有所下滑，宏观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对部分领域的投资增速下滑；居民消费难度加大；输入性通货膨胀导致价格上涨等。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很多威胁，如何突破重围，实现经济增长成为当前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劳动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部分，所以劳动经济也要考虑这些挑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经济究竟应该何去何从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全面认识中国劳动经济的现状的基础上，分别分析制约与促进劳动经济发展的因素，探究中国特色劳动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可以帮助有关部门寻找更加高效的劳动经济发展策略，促进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甚至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劳动经济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经济逐渐走向正确的道路，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已经和建国初期的劳动经济状况想去甚远。中国劳动经济的现状如下。

（一）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不断完善

在各相关方的努力下，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不断的得到了完善，很多新型科学技术也应用到了劳动经济的发展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劳动力得到了释放，与此同时，城市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劳动经济已经成为部分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国民经济体系越来越健全。

（二）农业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经济发展

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较小，农民靠种地所得收入不多，难以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甚至导致农村收入与城市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科技的进步，农村劳动力有所剩余，农民可以离开农业生产，进入城市发展。进城务工人员的存在推动了中国劳动经济的优化，使劳动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总而言之，农业经济发展促进了劳动经济发展。

（三）乡镇企业增长速度慢

与城市相比，我国的乡镇经济增长也较为缓慢，难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足够大的吸引力，这样就进一步导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乡镇企业是乡镇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乡镇企业大多起步晚，起点低，经验不足，导致乡镇企业的质量良莠不齐，一些差的乡镇企业被社会经济所淘汰，更进一步导致了乡镇企业的吸引力不够，形成恶性循环。

（四）农村劳动力素质制约劳动经济发展

基于前三点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是劳动经济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他们的整体素质较低，这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融人城市各行业的难度，在城市中发展的农村劳动力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最终制约了劳动经济的发展。

（五）经济环境制约劳动经济发展

阻碍劳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经济环境的制约。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可能完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所以农村以及乡镇必须思变，从内部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国城镇化发展依旧处于起始阶段，还存在诸多问题，使农村以及乡镇无法妥善处理剩余劳动力，对劳动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六）制度环境制约劳动经济发展

阻碍劳动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制度环境的制约。回顾以往，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我国一直在实行的，这导致了城市更多的进行工业发展，而农村更多的进行农业生产。另外，城乡间不同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导致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不能面对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了对劳动力的资源配置的效率。更有甚者，有些地区为了照顾城镇下岗职工，甚至出台了很多不利于农民工的政策，导致很多已在城镇工作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清退，严重阻碍了劳动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产生社会问题。

三、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劳动经济现在面对的状况不容乐观，但值得欣喜的是，国家、社会等各相关方都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劳动经济的发展问题，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中国的特色劳动经济的前景非常光明。那么，中国特色劳动经济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一）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向“人才红利”

众所周知，中国由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其实可以享受到很多“人口红利”，即由于众多的劳动力数量而带来的好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口红利”很难有效且长久的促进劳动经济的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必须转向“人才红利”，才能取得长期且可持续的发展。

“人才红利”要求充分利用人的才能，解决好人们就业难的问题。现在，大学生的数量越来越多，很多大学生难以找到工作，形成人才过剩的现象。而与此相对应的，对农民工的需求逐渐增多，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成为稀缺。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劳动经济需要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充分挖掘每个劳动力的优势。

（二）“国际劳动”成为新趋势

中国的国际交流越来越多，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都越来越多，政府、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相关部门应该加快产业之间的对接合作，利用其他国家的优势，促进我国劳动经济的发展。

（三）劳动者倾向于创业

以前，我国劳动者的就业更多的是“被动就业”，劳动者对这样的工作的积极性较低。但是现在，国家大力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国的劳动者开始向主动创业转变，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为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促进劳动经济的发展，政府应进行相关的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教育方面则应进一步完善创业创新的教育体制，市场应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法律应提供必要的保障。

（四）公平就业

随着劳动者意识的觉醒，劳动者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越来越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公平就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实现公平就业，在法律法规方面，应提高相关的制度保障；在劳动者思想层面，应该提高所有工作人员的维权意识；在第三方力量方面，工会组织等第三方的谈判权利应得到充分发挥；在市场方面，应该深化相关的体制改革。

（五）劳动者行业状态转变为“体面劳动”

以往，我国劳动力的成本十分低廉，导致我国工人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遭受到很多压榨，却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识去改变这种局面。但是，现在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渐得到了优化升级，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现在以及未来我国的劳动力可以从事“体面劳动”，得到更高的劳动报酬以及福利保障，有效促进了我国劳动经济的发展。

（六）集体主义

长久以来，我国奉行的是具有从属性的个体劳动关系，导致劳动者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经常单兵作战，不懂得合作。集体劳动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可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现在逐渐被社会所认可。

为完成向集体主义劳动关系的转变，相关的法律政策应该得到完善，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在协商机制中的作用，劳动者也应加强集体劳动关系的意识。

（七）劳动关系向“合作”转变

员工持股计划目前在中国已经被广泛应用，不仅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员工具有非常大的激励作用。企业员工以前只是单纯的“打工者”，现在却逐渐向“合作者”的角色转变。

四、总结

对劳动经济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首先要考虑劳动经济的现状，然后再结合政策等因素对劳动经济发展进行探究。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劳动经济，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特殊，国情也和其他国家差别非常大，中国的劳动经济，可以称为特色劳动经济。本文就是基于中国劳动经济的现状，研究了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发展趋势。

中国劳动经济的现状是：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不断完善；农业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增长速度缓慢；农村劳动力素质制约劳动经济发展；经济环境制约劳动经济发展；制度环境制约劳动经济发展。

在这样的劳动经济现状下，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向“人才红利”；“国际劳动”成为新趋势；劳动者倾向于创业；公平就业；劳动者行业状态转变为“体面劳动”；集体主义；劳动关系向“合作”转变；雇佣时间向长期发展。

通过本文对中国特色劳动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政府、企业等相关机构可以在顺应发展趋势的前提下，结合各自的特点，制定出适宜的经济发展策略，来有效促进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发展，进而提升中国经济水平。总而言之，本文对中国特色劳动经济发展趋势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参考文I：

[1]杨宜勇，张强.当代中国特色劳动经济的变化特征[J].中州学刊，2016，（10）

第8篇：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劳动观；批判；反思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052-02

一、国外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判

（一）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判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生产之镜》这本著作中，他对理论体系中生产、劳动、以及唯物史观等观点都进行了批判。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交换价值是使用价值产生的条件，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起着决定的作用。在鲍德里亚的观点中，他认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不存在的，劳动力的价值是通过交换价值体现出来的。在他看来，人同时具有需求和劳动力的两个方面，而它们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由交换价值体系衍生出来的概念。但是马克思却用科学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和技术的观点来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即用一种理性的观念对资本进行批判，把经济学的理性方式当做一种普遍的模式运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鲍德里亚还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点进行了批判，他明确的指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有两个重大的缺陷：1、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仅仅是对异化的劳动关系进行的批判，而不是对客观的劳动进行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仅仅反对异化了的生产关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生产劳动等意识形态方面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2、鲍德里亚反对马克思的非劳动和游戏思想。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仅仅是劳动观的异化关系进行了批判，而没有对劳动进行批判，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把劳动神圣化了。

通过上面的论述，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观批判的终目的就是要否定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的，阐述他的象征交换理论。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劳动观的批判主要是把马克思劳动概念当做一种意识形态来进行批判。

（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判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其理论基础来源于黑格尔的劳动观和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他的劳动理论直接源于黑格尔，哈贝马斯认为，主体发展必须借助于劳动规则，而劳动规则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劳动规则本身存在于社会劳动中，所以仍随着劳动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因此不能把劳动规则绝对化。另外，哈贝马斯还认为，人们在劳动中认识劳动规则的活动，还并不完全是劳动规则，还含有交往规则，他称为“来自上面的合理化力量。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具有缺陷，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缺陷是其重建唯物史观的立足点。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劳动观仅仅局限于主客体之间，而没有主体之间的彼此的认同。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过程，仅仅人与自然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仅仅涉及生产模式的、缺乏主体之间相互沟通的、独白式的生产过程。在这种片面的劳动观下，劳动仅仅片面的去关心效率的提高，生产组织的有效性，知识和技能的更完全的利用，却忽视了劳动之中所不能代替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家庭、社会、道德等社会关系。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的进步仅仅通过劳动的进步来体现是错误的，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仅仅在人类产生的早期适用。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批判，指出其缺乏反思性，他对马克思的认识论提出了异议。

他认为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一切人类活动的根源，是不正确的，人类，马克思忽视了交往的作用。他同时指出，劳动只能在理解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时起到主导作用，在认识论中如果忽略了个体的社会性，只从生产力去考虑社会的进化，便不能实现认识论上的自我反思。哈贝马斯认为人应当加强自我反思的力量，坚决抵制技术对人的支配和控制，打破工具主义的枷锁。同时，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把价值引入劳动的范畴进行了批判，强烈反仅仅从经济学角度对劳动的分析而忽略了人类意义的角度。

二、对国外关于马克思劳动观批判的反思

（一）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误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鲍德里亚对使用价值问题的误读

鲍德里亚错误的认为马克思没有揭示出“使用价值是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因而把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使用价值扩展到任何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甚至把整个自然界都看做使用价值。

实际上，马克思明确的把使用价值分为“商品使用价值”和“非商品使用价值”，只有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为了交换价值生产，并通过交换价值来实现的。这就是被鲍德里亚认为的“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特殊性，仅仅对于其消费者是使用价值，而对于其生产者并不是使用价值。马克思同时对自然界的使用价值进行了区分，把它区分为使用价值和自然属性。马克思明确的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整个自然界才被看做“使用价值体系”。

2、鲍德里亚对劳动概念的误读

在劳动问题上，鲍德里亚错误的认为马克思把“劳动”看做社会财富的主体源泉。实际上就是把劳动力看做是具体的社会财富的来源。（1）鲍德里亚混淆了马克思历史观中人的一般劳动和经济学中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劳动的概念；（2）他错误的简单商品生产者在经济学范畴中的劳动同雇佣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混为一谈；（3）鲍德里亚错误的把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相混淆。

马克思的观点里，人不能同单纯的劳动力划等号，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不等同于作为人的活动（劳动）；商品生产者不等于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生产商品的劳动也不仅仅创造具体的使用价值，它还形成抽象的交换价值。资本的真理在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它不仅不在于创造具体的使用价值，甚至不在于形成抽象的交换价值，而在于这一商品能够产生比自身的交换价值更大的交换。

3、鲍德里亚对解放问题误读

鲍德里亚错误的认为从把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体系的中解放出来，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从劳动力的额交换体系中解放出来，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终目的。

这里的误读实际上是鲍德里亚混淆了一般使用价值和被交换价值生产出来的价值，混淆了一般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解放使用价值和劳动不是马克思解放的真正目的，使用价值和劳动力的解放为人的解放的提供了物质基础，是人的解放的初始形式。马克思解放的真正目的是使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自然从使用价值中解放出来。

（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观的误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哈贝马斯错误的把实践等同于生产劳动，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实践的唯一形式

实际上，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马克思的观点里，劳动和实践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他们之间互相交叉又有着差别。在马克思的实践观中，物质生产活动是最基础、最主要的实践形式，除此之外还包括科学实验、认识实践、阶级斗争等。物质生产劳动是这些实践的基础，马克思所指的实践并不仅仅是劳动。

2、哈贝马斯错误的认为马克思的劳动观仅仅是改造外部世界的手段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混淆了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建立人和自然的绝对同一，也不能揭示人和自我的同一。

实际上，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劳动的基础都是物质世界。自然界是人们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的劳动观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劳动包括生产和交换两个部分，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交换劳动产品时则产生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劳动观是人和自然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的有机的统一。

（三）哈贝马斯错误的认为马克思把实在劳动和抽象劳动相对立，没有对二者进行本质的区分

哈贝马斯对实在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理解是片面的，他仅仅在雇佣劳动的视界里定义抽象劳动和现实劳动，在生活世界中对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进行考察。

实际上，马克思对于劳动的考察不再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而是劳动的解放和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马克思没有通过对异化劳动对二者进行探讨，寻求他们的对立，而是在经济系统中寻找消除他们的途径。

三、国外对马克思劳动观批判的价值

国外主义者对马克思劳动观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批判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有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也有对马克思理论的深入探讨。

（一）鲍德里亚批判的价值

鲍德里亚深刻的批判了马克思的生产模式，促使我们从新的领域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行分析。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判对后现代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现代主义的许多理论都来源于鲍德里亚的理论。

鲍德里亚对劳动观的批判为我们研究后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持，是我们对后研究的出发点。

（二）哈贝马斯批判的价值

哈贝马斯的批判为我们分析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虽然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判有些观点是偏颇的，是对马克思观点的曲解，但是哈贝马斯提出了劳动和相互作用的框架，并对资本主义晚期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我们在分析主体的活动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哈贝马斯的批判丰富了马克思理论体系。哈贝马斯在对马克思劳动观的批判中，区分了劳动和相互认同，重点突出符号交往的作用，通过语言学研究，推动了伦理道德学说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

哈贝马斯的批判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不仅在视角上还是方法论和目的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对历史唯物主义反思性的重建，批判了实证化，发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法)鲍德里亚著,仰海峰译.生产之镜\[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

\[2\](美)汉娜·阿伦特著,竺乾威译.人的条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德)哈贝马斯著,郭官义,李黎译.认识与兴趣\[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

第9篇：劳动力的特殊性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完全竞争和存在制度性分割两种不同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对比分析,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条件下,当毕业生暂时无法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时,由于信号成本和高流动成本的影响,“先就业,后择业”不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需求,自愿性失业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文章认为,需要通过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来培育市场机制,尽可能消除人为的、制度性的市场分割,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富有弹性、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 制度性分割 自愿性失业

劳动力市场不同条件下就业问题概述

如果对大学生规模进行总量分析,由于我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加上我国幅员广阔,不同区域增长极带动的多层次经济发展为大学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巨大的需求空间,因此,大学生依然是稀缺人力资源。然而,与劳动力市场上大学毕业生供给量逐年上升形成反差的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持续降低,市场对大学毕业生的有效需求滞后于毕业生的供给,不均衡的人才结构性分布凸显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关于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失业)的研究,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一直居于主流,认为凭借工资水平的灵活调整机制,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会实现均衡,劳动力市场将自动出清。他们承认劳动力市场有时也会失灵,不过认为市场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主要是缘于因工会垄断、信息不完全等造成的工资刚性,致使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缺乏有效的工资调整机制。Freeman运用这一分析范式较好地解释了欧美发达国家大学毕业生整体就业情况的长期变化(Freeman R.B.,1975)。不过,“供给―需求”分析范式由于建立在完全竞争、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假定基础之上,忽视了劳动力市场中非竞争性因素的影响,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还忽视了二元经济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Lewis,w. Arthur,1954;Tpdaro,Mrchael,1969),因而对现实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在批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的基础上,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因素逐渐受到重视。克拉克•科尔首先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认为现实中的工资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结果,从而较早提出了有关劳动力市场分割(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LMS)的思想。多林格尔(P.B.Doeringer)和皮奥利(M .J .Piore )在对波士顿低工资群体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模型,根据工资水平、工作条件、稳定性、培训和升迁机会等差异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他们认为二者之间不仅存在差异,还存在严重的流动壁垒,尤其是由次要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可能性很小。赖德胜等在运用市场分割框架对我国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时发现,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因经济内生性因素形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不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因外生的制度造成分割,就我国劳动力市场而言,则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以及正式劳动力市场与从属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赖德胜、孟大虎等,2008)。

正是因为制度性分割因素的存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大学毕业生总量上稀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现象,这意味着当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并非就业难,而是择业难(赖德胜、孟大虎等,2008),毕业生如果在就业过程中“先就业,后择业”,譬如选择去中西部农村地区或者降低就业期望值先行就业,就业空间将很广阔。但是大量毕业生在暂时无法找到不低于就业期望值的工作时,往往放弃低于期望值的就业机会,选择自愿性失业毕业生作为一理性个体,对于就业选择会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其放弃“先就业,后择业”而选择自愿性失业的行为并非是盲目的,而是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约束条件,包括个人、家庭、朋辈群体的示范等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以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特征的外在制度因素。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毕业生就业

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统一的和完全竞争的市场,工资具有无限弹性,可以自由调节劳动力的供求,而且劳动力的供给取决于对收入与休闲的权衡,劳动力的需求取决于雇佣劳动力的边际成本(MRC)与边际收益(MRP)的均衡点。新古典经济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的假设,但是仍然假定市场主体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理者,工资可以使劳动力的供求实现平衡。假如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供给大于需求,工资水平将趋于下降,从而使作为劳动力的毕业生使用成本下降,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增加,而由于毕业生的劳动收益率在降低,这个时候毕业生个人会倾向于选择更多的闲暇,因此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的供给随之减少。相反,如果劳动力市场上毕业生供给小于需求,则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并迫使对作为劳动力的毕业生需求减少和毕业生供给增加,最后使供给和需求重新达到均衡。

如图1所示,D是毕业生需求曲线,S是毕业生供给曲线。假如实际市场工资率位于W1,这时毕业生供给量为S1,而需求量为D1,供给量大于需求量。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上的毕业生工资率会产生一种向下的压力,即新增的毕业生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来获得就业岗位,而厂商即便提供较低的工资也能雇佣到自己所需要的毕业生。这样,经过一个短暂的调整过程后,工资率会降低到W0的水平,从而实现毕业生供求的均衡。同样,如果市场工资率低于W0,则因为毕业生供不应求,会使工资趋于上升,一直上升到W0的水平。这样,只要工资率是可调的,市场上毕业生的供求都会在相应的水平上实现均衡,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出清。

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由于工资率对毕业生供需的灵敏反映和调节,一个劳动力市场是充分流动和竞争的,毕业生选择自愿性失业并不能带来额外利润,却丧失了如果选择工作则可以获得的工资收入,从这个意义上看,自愿性失业并不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目标。

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条件下的毕业生就业

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由于经济内生因素或者政治、经济等外在制度因素的制约,使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特征和不同运行规则的领域,不同的领域在工资决定机制、工作稳定性、劳动者获得提升的机会等方面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劳动者很难在不同的市场之间流动。对大多数成熟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来说,因经济内生因素形成的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最主要的分割形式,但对市场机制不成熟的转型经济国家来说,则主要是制度性分割。本文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定义和特征,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如下假定:

劳动力市场是由两个不同类型的单一市场A与B组成,其中A市场在工资水平、工作的稳定性、工作条件和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显著性优于B市场;B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基本上没有进入壁垒,劳动力由A市场向B市场流动比较容易,相反,A市场存在很强的进入壁垒,劳动力由B市场向A市场流动成本很高;A、B市场的差别主要缘于制度性分割,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因为分割的原因,A、B市场存在不同的劳动力供求均衡。

毕业生进入A市场,意味着可以获得较高的分割性收益,这种分割性收益是以各种形式的福利待遇或社会地位等形式存在的,而如果进入B市场,则无法获得分割性收益,因此作为“理性人”的毕业生,选择进入A市场符合利益最大化目标。

毕业生进入A市场,一般有如下三种不同路径:路径1:一步到位,直接进入A市场;路径2:先进入B市场,再择机进入A市场;路径3:放弃在B市场的就业机会,进行等待或工作搜寻,择机进入A市场。

以上三种路径,路径1显然是最优选择。但在短期内A市场就业岗位容量有限或者毕业生与A市场就业岗位不匹配等情况下,毕业生将一时难以进入A市场,此时路径2与路径3哪个选择更符合毕业生利益最大化呢?如果仅仅从短期收入来看,路径2比路径3能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路径2优于路径3。但这种分析忽略了路径2与路径3对毕业生进入A市场的可能性差异。

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毕业生与雇主之间的博弈过程,由于在毕业生与雇主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毕业生具有对自身的信息优势,而雇主处于信息劣势,因此,一方面,毕业生通过发送文凭、技能、工作经历等有利信号使自己“脱颖而出”,另一方面,雇主则需要对毕业生发送的信号进行甄别和筛选。在毕业生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否有在B市场的工作经历,对于毕业生进入A市场可以起到信号的作用,雇主有理由相信,宁愿留在A市场失业也不到B市场寻找工作的劳动者生产效率较高,而B市场的求职者生产效率较低,因此,在B市场工作的毕业生更加难以进入A市场。此外,毕业生即使有幸能离开B市场进入A市场,也面临与B市场雇主的解约成本,包括可能存在的违约金、若干年内禁止从事同业竞争的限制以及从原先单位的其他退出成本。综上分析,在毕业生难以一步到位直接进入A市场的情况下,先进入B市场工作虽然能使毕业生获得一定的收入,但进入B市场工作不利于毕业生向A市场流动,相反,自愿性失业有利于毕业生择机进入A市场,因此更加符合毕业生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选择。

结论与建议

如果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流动,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毕业生会先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等有合适的机会再转移到主要劳动力市场。但是,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及其所导致的高流动成本,加上在追求劳动力市场分割性收益动力的驱使下,毕业生不惜暂时失业也要想方设法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这说明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的约束条件下,“先就业,后择业”并不符合毕业生的最大化利益目标。为此,需要通过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来培育市场机制,尽可能地消除人为的、制度性的市场分割,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更加具有弹性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首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当前重点是培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机制,减少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将是劳动力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力量,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应主要限制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其次,政府要推动现有制度变迁,打破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壁垒,建立富有弹性和竞争性的统一劳动力市场。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表现为制度性分割,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推动现有制度变迁,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制度交易成本。

最后,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尤其要完善小城镇和农村公共资源建设,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区域分割。当前,大学毕业生之所以不愿意前往农村地区就业,除了不尽合理的就业心态等因素外,城乡之间包括劳动力、资本等在内的资源配置上存在严重的制度性分割是主要根源。因此,要拓展大学毕业生就业空间,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除了进一步挖掘城市就业机会外,重点需要完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建设,辅之以配套性激励政策,进一步缩小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区域分割。

参考文献:

1.赖德胜,孟大虎等.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研究[M].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

2.赖德胜.大学生择业取向的制度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