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的利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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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论文关键词：刘易斯模型；回流性；半商品性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其中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阿瑟·刘易斯在20世纪50年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虽然力图说明的是劳动力在二元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但却在客观上解释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原因，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农村一城市人口流动模型之一，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制订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畅转移是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关键，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以及流动中的特殊性等问题都关系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能否实现，因而结合我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进行重新解释和修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刘易斯模型的简要介绍和分析

为了简化分析过程，刘易斯做了如下假定：(1)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存着两个部门：收入及生产率极低的农业部门和工资水平及劳动生产率都较高的城市现代部门，即存在着城乡二元经济；(2)农业部门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资本是稀缺的；(3)城市现代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且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该模型认为，由于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农业人口若不受限制就会向城市流动。只要城市部门扩大生产，就可以按现行工资水平雇佣到任何数量的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

图1描述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流动的过程。横轴OL量度劳动量，纵轴量度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OA为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OW为城市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刘易斯认为，在这个稍高于农村收入的工资水平上，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WS是一条水平线。根据假定3，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可变比例规律，对于一笔固定资本额Kn，总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与之对应(图1中的曲线部分)。现代工业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条件就是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当资本为K1时，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DIF，资本家将雇佣OL1数量的劳动力，此时利润最大，城市部门所获得的总产量为OL1FD1，其中OI1FW为工人的工资，WFD1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若利润全部用于投资，资本额将增加到K2，现代工业部门生产的组织就在第二条曲线上进行。在工资不变情况下，资本家获得全部经济增长的利润，其资本由最初的K1积累到K3，如此循环，直到劳动力变得稀缺，工人工资才能得以增加，这时便进入了增长的第二阶段，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一元经济，发展中国家便进入工业化阶段。

二、结合中国实际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可以发现，刘易斯认为城市就业工资高于农业收入，农民就会流向城市，不免过于笼统。事实上，农民也是经济理性人，贫困的农民对每一个选择行为都会精心算计。刘易斯认为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更多的基于农民收入上的考虑，而忽略了流人城市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成本，农民会仔细权衡利弊后再做出决定。笔者认为，农民决策的依据应该是农民工进城能得到的净收益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之差，用R来表示，即净收益R=[城市就业收入一城市就业成本]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工资收入(w)一[工作不满度(C2)+流动成本(C1)]}一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这个差值应该有三种情况：

R>0选择流人城市

R％0选择留乡务农

R=0以上两种选择均可

其中，工资收入W表示进城农民工的现金收入或者未进城农民工的预期收入。一般认为，若非生活所迫，人们更倾向于休闲而非工作，所以对工作必定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满倾向，所以将这种不满也算作成本。工作不满度C2包括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工作时间长短、工作保障等方面不满意程度的货币表现，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流动成本C1包括很多方面，有因放弃在家务农和务工的机会成本、在外务工时产生的各种直接和间接费用，包括工资收入

的及时结算、人力资本投资、农民进城克服制度上、心理上障碍的心理成本，其中包括与亲人分离的亲情成本，后两项之和应为城市就业成本。只有净收益R为正时，未进城的农民才会决定进城，同理，已进城的农民工则会选择该部门或企业。基于上述认识，刘易斯模型应该进行一定的修改和补充，具体参见图2。

如图2所示，曲线WW1表示城市现代部门的现行工资，即城市就业收入，近年来农民工的名义工资一直没有明显的提高，加上物价等因素的影响，其实际工资是呈下降趋势的，因而曲线WW2是向下倾斜的；曲线AA为农业部门的净收益曲线，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是逐渐提高的，因此曲线AA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CC为城市就业成本曲线，我国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现状是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直观的表现为农民工工作非常辛苦，生活质量比较差。因此CC同样表现为缓慢上升的曲线。曲线WW与CC相交于M点，M点之后，即城市就业的工资水平低于W时，由于在城市的就业成本大于就业收入，即城市就业净收益为负，在理性选择的驱使下，没有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就业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再不提高将会造成劳动力的绝对短缺。M点之前一定会存在一个临界点P，在该点上，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等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1 O.P点对应的工资水平为w在P点之前，即城市就业的收入高于Wp时，才有农民工进城务工，因为此时的城市就业的净收益WPFC才会大于在家务农的净收益AEIO。至于P点的具置，肯定是在M点之前，利用国民经济的关于工资及各项成本的数据，通过量化分析可以确定出来，在此的定性分析仅仅是指出P点的存在，从而针对我国的劳动力供给的现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修改和补充。至于城市就业成本曲线CC的位置，可以根据具体的数据确定，但无论是在曲线AA之上，之下或是相交，都不影响分析的最终结果。P点是存在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相对的，刘易斯模型在中国的应用是有条件的，我们应该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刘易斯模型。

三、结合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特殊性对刘易斯模型的补充

(一)流向的部门分析

以上对刘易斯模型的新探索，主要分析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流动的问题，至于流向哪些城市部门在我国也有一定特殊性。我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存在诸多非正规部门，由于长期的户籍歧视政策形成的文化意识，农民工成了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农民的特定称谓。城市非正规部门界定为投资规模小、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的以私营(个体或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部门，如小工厂、小家庭企业等，其余的有正规编制的政府及事业单位，以及规模大的公司企业等均属于城市正规部门。由于流出的农民绝大部分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就业，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造成农民工本人难以通过工作获得知识、技能等的提高，雇用他们的部门也难以走上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的道路，容易形成低素质一低成本，低成本一低素质的恶性循环。刘易斯模型没有对剩余劳动力的流向部门进行具体界定，在应用该模型时，也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分析。

(二)由我国劳动力特殊性决定的回流性分析

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劳动者必须具有人身自由，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第二，劳动者必须一无所有，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活。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我国的劳动力又具有本国的特点，大部分的劳动者都能满足拥有人身自由的条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都由人民所有，劳动者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支配权，比如在农村，农民就拥有一部分土地的使用及收益权，目前的政策还不允许自由转让土地，与此同时，我国的一些用人单位也存在着市场化运作、非市场化及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这就使得我国劳动力呈现出半商品性的特点，劳动力夹在商品和非商品之间，可以互相进行相对自由的转换。这种半商品性决定了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与土地有着比较强的粘性或依附性，由于土地的巨大吸纳性及我国特殊的土地政策，造成了流出的农民工很容易发生回流。

第2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现状；制度创新

我国是当今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流动人口最多的国家。我省人口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规模和结构在不断发生变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省流动人口11074527人，其中省外流入4313602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省内流动人口增长87.35%，省外流动人口更是增长101.08%。这是一个正在不断变化的数字。

2009年，福建省提出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由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海西建设刻不容缓，加快海西建设离不开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管理。作者以海西经济区福建省为例，对当前我省流动人口本地化现状进行探究，并找出海西背景下流动人口本地化政策的改革路径，为完善我省发展战略，推动两岸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福建省流动人口本地化的现状分析

（一）就业问题。当前，福建省农村劳动力及人口大部分向厦门、福州、泉州等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大多数人的基本动因就是经济利益。目前，我省流动人口就业率偏低，他们自身择业能力取决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教育和培训的匮乏，大批量的流动人口仍旧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一方面他们缺少参加城市就业竞争的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对信息应有的收集、判断和识别。我省人力资本具有偏向性，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着不确定性风险，我省目前的就业处于大量待业人员和一些较高级就业岗位空位待聘并存矛盾。同时，城乡分割和地域分割问，劳动力流动不合理，阻碍外来农民工流动的政策，农民工流动的就业管理和服务不够，使流动人口的本地归属感下降，造成整个就业市场的阴霾。

（二）户籍管理问题。我省的流动人口长期受到“城乡二元化”和“地区差别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的限制，他们为福建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因为户籍制度这一壁垒，使他们在很多方面被差别化对待，如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子女在城市上学也成为一种奢望，导致新闻报道上常常出现很多所谓的“留守儿童”。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度。01年，我省户籍制度经改革，包括取消户口登记二元管理；取消户口迁移指标控制，实行按政策条件落户；放宽户口迁移政策限制，促进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这一系列改革，促进我省流动人口的本地化，但问题依旧严峻，即流动人口的农民工毕竟没有城市户口，选择权较为薄弱。

（三）社会保障问题。我省的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户口仍在农村，中国社会明显的二元特征，使他们难以享受社会保障权益，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这也导致他们缺乏最基本的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我省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率低，女性农民工生育保险缺失，这些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几乎为零。07年，我省召开“全省农民工联席会议第二次（扩大）会议”，提出了要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加大技能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农民工技能素质；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全面推进“平安计划”；做好农民工公共服务，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这些举措能给流动人口带来切切实实的便利和实惠。

二、福建省流动人口本地化政策的制度创新路径

我省面对大量的流动人口，他们的增加对我省大中城市的发展而言，利弊互现。一方面，他们能给福厦漳泉等城市注入新的劳动力和活力，城市经济和社会规模效益也能体现出来。但同时，本就人口众多的城市也因流动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城市压力，各种”城市病”突现，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住房紧张等问题。作者针对我省已经开展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结合海西政策，提出流动人口本地化政策的改革路径，创新社会管理。

（一）增加相关法律保护力度，确保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益的实现和发展。随着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流动人口的管理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总体来说，关于流动人口本地化的法律保护还是非常迫切的。我国宪法和劳动法都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应享有的权利和选择职业的权利。但我省目前很多地方通过行业或企业的限制来对当地的流动人口进行行业选择的限制。这种限制导致的结果是有悖于国家法律，对公民平等就业和择业是不利的。我国劳动法还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在社会保障形式上，流动人口因其成分的复杂性、流动的频繁性和收入的低下性，很容易出现“退保潮”现象，政府政策的不合理导致他们无法享受到公平的社保待遇。为此，我省要制定相关法规政策，取消阻碍流动人员的政策限制，来建立同工同酬、同城同策的就业服务体系，对劳动力市场进行规范，使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收到保护。工伤保险制度，应遵照《工伤保险条例》，企业及时为流动人口办理工伤保险手续，按时交纳他们的工伤保险费。在医疗保险等其他社保方面，福建省政府在立法等方面要积极加快推进步伐，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是这些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法可依，使政府和雇主对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责任进一步明确。用人单位要对流动人口办理养老保险，推动用工改革，消除制度障碍。

（二）加大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创新，推进相关政策的融合和优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不能局限在以前老式的管理方式，应该实现以人为本的本地化工程，使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融合，克服排斥和轻视。为此，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需要政府将其纳入人口管理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在文化、习俗和观念上最大限度的融合发展，这需要靠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在户籍管理创新方面，需要完善居民的身份证制度，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福利待遇。对地方经济发展而言，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是一支能推动城乡发展的力量。福建省政府应该充分认识农民外出打工到回乡创业这一变化的战略意义，真正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流动作为关系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来抓，在实行流动人口本地化的同时，也鼓励他们回乡创业发展，通过正确的舆论导向，促进城市和乡镇的共同发展和进步。要对回乡创业的流动人口进行鼓励和政策支持，还要进行社会大融合的管理服务创新方式。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积极参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建立流动人口信息共享平台，增强流动人口的情感归属，更加有益于管理和制度创新，形成社会大融合。

参考文献：

[1] 福建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福建调查总队.福建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2] 苏杨.改革户籍制度，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J].群言，2011（6）：31.

[3] 福建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福建省公安厅—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切实落实进城务工农民户口政策[EB/OL].http：///action/article/article_show.action？vo.aid=13143.

[4] 曲芳.浅议和谐社会下农民工社会保障建设[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2.

第3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人口流动；农民工；区域发展；健康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K828.1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随着全球化和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成为常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愈发加强，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博格的“推力－拉力”理论、我国学者李立宏（2000）总结了影响人口迁移的十大因素等。本文对人口迁移流动的研究侧重于对人口流动与区域发展的互动作用的探讨。

图1：本文研究思路（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1.人口迁移流动对迁入地区域发展的影响

1.1人口迁移流对迁入地发展的积极影响

每年春节期间媒体都大量报道城市生活不便，其直接原因就是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返乡，导致各种服务业人员不足。这是一个侧面的小例子，却很生动地说明了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城市运行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迁移和流动人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农民工为例，他们从最初的“离土不离乡”，发展到“离土又离乡”，进入工厂、进入城市，分布在经济建设的各个行业和领域，为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1.1迁移人口为迁入地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经济发达地区迁移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都比较高，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为例,从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珠江三角洲各市总人口中，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口不到七成，城市市区仅逾五成，其中深圳仅两成，广州和珠海也不到四成(李玲,2005)。

目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次地区迁移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会更大。

大量的外来人口，弥补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的不足，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取得的飞速发展的动力，主要在于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世界产业结构的演变和产业转移过程中，我国抓住了产业分工的一环。但是从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来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就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于是从全国其他省份的省际人口迁移流动，弥补了本地劳动力的不足，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1.1.2迁移人口为迁入地带来了创新和活力

人口迁移具有选择性，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严格限制的、向大城市的户籍迁移，又逐渐成为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政策工具（李玲，2000）。

以深圳为例子，改革开放之初的一个边陲小镇，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时间里，以另世人瞩目的速度一跃成为充满活力，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在全国城市成长竞争力中，深圳多年来名列前茅。深圳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除了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和临近香港等因素有很大的关系之外，占总人口比重八成以上的外来迁移人口也是深圳腾飞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人员，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年富力强，敢于创新，为深圳各行各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的消极影响

由于迁移人口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对迁移流动人口的管理存在很大的困难。加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城市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数量众多的外来迁移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住房、医疗卫生等服务，导致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带来负面影响。

2.2.1 迁移人口对迁入地自然资源的影响

迁移人口，在短时间的聚集于城市，容易造成城市各种资源的供应紧张。尤其是住房和水资源。而且大量的迁移人口往往聚集在城市的一定的区域，对这一区域的影响将会更大。例如在城中村等地区，往往是外来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地方，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复杂，不能简单归罪于迁移流动人口。但是客观而言，这些地区往往又是环境恶劣，社会问题多发的地区。

2.2.2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社会环境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迁移人口的增多，而工作岗位有限，迁移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员之间的竞争加大，可能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问题。

此外，迁移人口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健康城市化的进程。很大部分的迁移人口，来到城市只是为了谋生，并没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也没有得到转变。“候鸟”式的民工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统计城市化水平时，这些人都计算在城镇人口中，但户籍仍是农业人口，并不能享受城镇人口的各种福利。

3.迁移人口对迁出地的影响

3.1 迁移人口对迁出地的积极影响

迁移人口尤其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本文主要是以农村这个迁移人口的主要迁出地为例来论述。

3.1.1 在经济方面

首先迁移人口带动了宏观经济的流动和再分配。外出务工人员，将大量的资金带回农村，改善了农村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有助于区域间贫富差距的缩小。

第二方面，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日益增强，农业正处在一个由粗放式经营方式向集约化经营方式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节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迁移，客观上要求这些转变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对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新的农业经营理念的需求变大，也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提升。同时，农民外出就业已经成为释放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促进其充分就业的重要途径（许文兴，2005）。

第三方面，很多迁移人口在城市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后，便回到乡村进行创业，大大的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3.1.2在观念方面

迁移流动人口把城市中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带回迁出地，有利于当地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

首先，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更多的重视。外出务工人员，走进城市，眼界比以前开阔。对教育的重要性较之以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些人往往对子女的教育给与更多的关注和投入。

其次，人口的迁移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当地相对落后的观念的改进，一些不好的风俗习惯更容易得到改善。例如在我国农村长久以来的“重男轻女”思想，随着人们眼界的开阔，目前已经得到明显的改进。

3.2人口迁移流动对迁出地的消极影响

由于迁移流动性强的人口主要是青壮年，因此人口迁移流动对“留守人员”的消极影响较大。

对留守迁出地的“妻子”而言，她们要承担大量的劳动，除了各种体力劳动外，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此外她们的婚姻和家庭的牢固程度也可能会降低（鲜祖德，2005）。

对留守儿童而言，由于长期缺乏亲情，儿童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可能受到影响。有很多孩子不得不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得不到很好得照顾和教育。父母关系如果出现危机，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余显亚，2005）。此外，外出打工的潮流也会对孩子们产生一定的错觉，认为“读书无用”，学习不如去打工。通过笔者的调研不少农村孩子中途放弃学业外出打工，其中有不少成绩相当优异。

对留守老人而言，他们也可能承担起来大量的劳动，有很多要照顾孙子、孙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老人往往缺少精神慰籍，生活质量得不到提高(任扬 ,2006)。

结语：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将持续存在，而对于迁出地和迁入地来说，利弊都相伴而生。客观全面看待流动人口与区域发展的互动作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减少不利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促进人力资源发展，从迁移流动人口中培养人才，吸收人才，从而促进城乡协调统一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立宏.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浅析. 西北人口[J].2000年第2期.

[2] 李玲. 珠江三角洲人口迁移与劳动市场[M].科学出版社.2005.

[3] 李玲，C.Cindy Fan. 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期迁移与非迁移人口的工作选择与转换――广州劳动市场初步研究. 人口研究[J]. 2000年第2期第24卷：16－24.

[4] 许文兴 . 2005.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M]. 中国农业出版社.

[5] 鲜祖德 . 2005中国农村劳动力调研报告[M]. 中国统计出版社.

第4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基尼系数收入差距农村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是0.280，是当时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但到了1990年全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达到0.343，2000年就已达到0.417，已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标准，据财政部科研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4年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58。其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1990、1996、1998、2000年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一直在增加，分别为0.230、0.280、0.300、0.320，尚处于合理区间，说明尽管这些年城市有一部分暴富，但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差距尚不显著。而2000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30，比1995年的0.390高出了4个百分点。2000年最高收入的20%的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47.30%，次高收入的20%农户占总收入的21%，中间收入20%的农户占总收入的15.2%。最高收入的1%农户拥有全部收入的9.6%，其拥有的收入是最低20%收入人群收入合计的1.7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达到26290元／人，每户家庭纯收入达到102700元，分别是最低20%收入人群的37.34倍和33.94倍。表明农村由于各个家庭成为独立经济主体，收入分配差距比城市要高，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且比城市基尼系数要高出许多。本文拟从农民收入之间的收入差异程度、成因利弊等入手，以探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合理性。

1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

1.1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原因只能来自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在1988～1995年期间，农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了大约23％，从0.338增加到0.416。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一方面表现为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农村收入差距过大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农村内部不同地区之间非农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通过对农村个人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分析，发现虽然个人总收入的差距有明显扩大，但是各项收入构成（即分项收入）的差距并有了些微的变化。比如，2000年个人工资收入为总收入的0.32，收入差距为0.7，2002年构成上升到0.34，差距为0.76；家庭经营收入在总收入的分额2000年为0.63，水平上，下降到2002年的0.60，而收入差距基本在0.26的水平不变。然而，应该看到个人工资收入在个人收入的比例逐步处于上升趋势的分配差距，仍处在很高的水平上。高居不下的个人工资收入的差距，加上其收入份额的不断提高，必然引起了农村个人总收入差距的上升。这表明了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及其扩大主要来源于各项收入构成的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背后则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经济变得越来越非农化。农村非农收入份额的不断增加，同时非农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也造成了农村内部农业户与非农户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见，非农收入分配的悬殊也是农村出现“富者更富”的一个根本原因。

1.2地区之间收入差距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在生产要素缺乏流动的状况下，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不可避免。在分析地区收入差距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划分地区。在分析中，既使用了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划分办法，也使用了分省的办法。当然进一步的细分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进行城乡区别，1988年全国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大约占全国收入差距的7.5％，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3％。也就是说，城乡之间加上三大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5％左右。在全国收入差距的增量中，三大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增量所占比例高达13.5％。地区差异同样发生在农村内部。从农村居民看，地区间收入差距逐年扩大。1997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农民收入比为1∶1.42（以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为1），1998年为1∶1.44，1999年为1∶1.46，2000年为1∶1.47，2001年为1∶1.49，2002年为1∶1.50，2003年为1∶1.52。2004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区、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五省（市）是：上海（8513元）、北京（7836元）、浙江（7771元），广东（7264元）和福建（5879元），上半年五省市人均收入为745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而人均收入最低的五省（区、市）是宁夏、青海、甘肃、黑龙江和新疆，上半年人均收入为366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9％，地区收入差距仍在继续拉大。当用人均收入水平指标从高到低来排列省份时，多年来排序很少有变化，它表明，从全国和各个地区来看，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但区域收入结构并没有同步优化。

2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分析

2.1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

前面的描述已经提到了农户非农收入的快速但不平衡的增长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此而引发的进一步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农户具有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获得非农收入呢？被解释变量是劳动力是否从事非农就业（或是否有非农收入），解释变量可以是多元的，其中的个人教育水平，家庭生产资源拥有量、居住的地理位置是我们所关心的。分析的结果表明，教育是影响个人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与文盲劳动力相比，在1988年获得的非农收入的概率高出近10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20个百分点。另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劳动力居住的地理位置。劳动力在不同省份之间就业机会的差异性是非常显著的。在1988年，同样的一个劳动力，如果居住在江苏省要比他（她）居住在云南省获得的非农就业机会的概率高出15个百分点；在1995年要高出16个百分点。因此，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取不仅是一个劳动力个人素质的问题，它更多地是与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相关的，是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所引发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关的。非农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同时也是导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种重要因素。农村个人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内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从1988年的34％上升到1995年的55％。

2.2经济政策与收入分配

对收入分配产生效应的政策是多种多样的。这里，我们只讨论两项主要的政策及其产生的分配效应。农副产品价格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国家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甚至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动。从简单的相关性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也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的几年，同时也是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较大幅度上调的几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会有助于抑制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因为它会缩小农业户与非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后一种差距，如上所述，是导致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3防止农村收入扩大的对策考虑

由于起点平等所引起分配结果变化，即使差距扩大，也应给予肯定，但通过不正当手段或非法途径或转型期的无序状态导致过高收入，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并通过多种手段予以解决，按照与原因相对应的三个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对策：

（1）首先，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如加快乡镇企业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其次，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如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快科教兴农步伐；最后，在政策导向上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

（2）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稳定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基础上，要积极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微观组织的创新。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转型期的无序状态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保护合法经营，合法收入，取缔非法经营和非法收入。

（3）政府要稳定农业政策，增加农业投入，让农民直接进入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继续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逐步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继续致力于实施西部综合发展战略，加快中西部投资力度。合理调整产业布局，打破包括城乡壁垒、地区壁垒的区域间障碍，让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享有充分流动的自由和同等的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第5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企业用工 劳务派遣 优化对策

一、企业劳务派遣用工现象

1.劳务派遣用工的产生与发展。所谓劳务派遣，即由具有法人资格的劳务派遣机构向用工单位提供劳务人员的一种临时用工形式。劳务派遣起源于欧洲企业对临时用工的需要，经历了从禁止、严格规制到放松规制的过程。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从而劳务派遣在我国逐渐成为对正式用工的有效补充形式。

2.劳务派遣用工的现状。随着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我国劳务派遣用工发生了爆发性增长。作为一种新型用工形式，劳务派遣对企业的绩效影响非常深远，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和国家福利负担。目前，我国劳务派遣规模逐渐扩大，劳务派遣机构呈现增加趋势。然而，我国的劳务派遣也存在严峻的劳务派遣乱象，主要表现在派遣机构参差不齐，劳务工专业素质低，用工监管缺位，社会排斥严重等。

二、企业劳务派遣用工利弊分析

1.劳务派遣用工的实质。劳务派遣用工是满足企业临时性用工需要的一种雇佣关系的补充形式，具有临时性、辅和替代性的特性。因此，劳务派遣用工的实质决定了其固有优势与自身局限。劳务派遣实行的是雇佣与使用相分离的模式。劳务派遣机构与第三方用工机构构成劳务关系，劳务派遣机构与劳务派遣工签订劳动合同。

2.劳务派遣用工的优点。首先，劳务派遣用工能够增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灵活性，压缩企业用工成本和减少企业的事务性管理；有助于化解企业用工风险，实现人力资源弹性化，提升了企业管理效率。其次，增加了劳务派遣员工实现就业的机会，缩短找工作的时间，基本权益得到保障。最后，能极大地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增加就业渠道。同时，劳务派遣用工在促动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同时，有助于政府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中投入更多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劳务派遣用工的不足。第一，劳务派遣工的临时性会与企业的长远战略目标冲突，导致组织认同感的缺失和执行不作为，从而阻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第二，劳务派遣机构质量低与劳务派遣工专业能力素质欠缺，会直接弱化企业计划的有效执行，也会加大组织协调成本。第三，劳务派遣法律保障与执行缺位，导致三方法律关系的划分与问责不清，加大了企业防范与政府危机管理的风险。第四，劳务派遣与正式用工之间的福利待遇与职业发展差异加剧了劳资冲突，增加了企业管理风险。

三、企业劳务派遣用工的优化对策

1.健全劳务派遣监管机制。政府应当加强对劳务派遣的监督力度，严厉惩罚劳务派遣用工中的违法行为，实现监管机制常规化。同时，在监督机制中引入非政府组织监督，实现监督的社会化。在保障企业与劳务派遣机构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应当特别注重对企业克扣劳务派遣工工资、工伤与失业赔偿等方面的有效监督。

2.有效防范企业风险。企业应当根据企业发展目标与管理制度，对劳务派遣工的准入条件与劳务派遣机构的合作资格做出严格规定。在劳务派遣用工人员准入、劳务派遣用工管理以及劳务派遣用工后期退出三个环节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同时，与相关劳务派遣工群体形成良性互动，改善劳务派遣工与企业关系。

3.完善企业社会保障体系。政府应该大力改进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劳务派遣工提供有效的维权特别渠道和退出机制。同时，企业需要针对特殊岗位为劳务派遣人员提供特殊薪资待遇与福利，促进组织公平。只有劳务派遣员工的基本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其潜在价值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最大限度地提高组织绩效。

4.构建劳务派遣工组织文化。首先，要针对岗位特点对劳务派遣工进行专业培训与素质拓展，增强其技术能力。同时，企业需要在劳务派遣工群体中实行差别化的薪酬激励制度，建立健全竞争考核机制、提供职业发展空间，激发劳务派遣工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在上述基础上引入转正机制，真正实现同工同酬和公平竞争，向企业员工队伍注入新鲜血液，用“鲶鱼效应”的原理激发员工队伍的活力，实现劳务派遣员工职业发展与企业战略发展共赢。

参考文献

[1]倪雄飞.企业劳务派遣用工的制度困局：实质与路径[J].现代管理科学，2013（3）

[2]陈勇江.民营企业劳务派遣工的社会排斥状况[J].中国统计，2009（3）

[3]甘莉.企业劳务派遣用工制度风险分析及对策[J].人力资源管理，2013（21）

[4]韩颖梅.浅析我国劳务派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对策[J].法制与经济，2010（5）

[5]荀金豹，孙红英.国有企业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实践与思考[J].探索，2007（7）

[6]宋丰保.现代企业劳务派遣发展困境和前景[J].中国外资，2013（4）

第6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几年来报考公务员人员数量越来越多，对于报考公务员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并且公务员考试热现象还将会持续。实际上，全社会的各行各业都需要优秀人才，如果优秀人才过于集中在政府部门，说明国家机关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过大，不利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利于人才流动到企业、科研机构等第一线单位，将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应理性分析“公务员热”的原因，找出科学应对的策略。

一、报考公务员热的原因

“公务员热”并不是一直就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政府公务人员下海经商是一大潮流，联想的柳传志，万科的王石，SOHO的潘石屹等很多企业家，都是放弃了“铁饭碗”，端起了“泥饭碗”。而现在，政府公务人员下海的情况越来越少见；相反，报考公务员却越来越热，人们又愿意重新端起了“铁饭碗”。“公务员热”实际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的集中体现。下面我们从社会各行业的现况逐一进行分析：

1.国有企业吸收就业能力下降。国有企业的经济总量虽然占经济的比重较大，中国的500强企业几乎都被国有企业所占据。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77390亿元，国有企业交纳税费25316.8亿元，相对于全国税收收入来说，国企贡献颇大。但我国的国有企业经历过“寒冬”的考验，通过企业的重组、改制等方式进行了重新的洗牌，使大量国企下岗职工当时被动地流入社会各方面，而这些负面作用至今仍然尚未消除。

2.民营企业的竞争压力过大。民营企业虽然曾一度成为就业的主要市场，但目前民营企业的发展并不乐观。对于民企的讨论现在已变成了一个沉重话题，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认为：

“最值得担心的事情不是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能维持当前的规模，而是民营企业投资的衰竭，而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曾经廉价的劳动力是民营企业得到获胜的一个重要筹码，廉价的成本优势使民营企业一度迅速的崛起，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及大批的人才。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民营企业的所承担的税费与社会负担不断加重，大部分民营企业要应付30多个部门，上缴50种税费，其中大部分是各种项目收费。

3.创业的环境不断恶化。创业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不仅是创业本身存在风险，更难堪的是我国的创业环境大不如前。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刚刚启动市场取向的改革，在放松行政管制后，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适当发展，投资者面对着无所不在的市场短缺，到处都是投资赚钱的机会，逐渐激发起人们自主投资创业的欲望，先期进入市场淘金者的成功案例也激发了越来越多的人创业。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大部分行业都已经进入了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除垄断性行业外，竞争越来越激烈，投资收益率明显呈现下降趋势。近十年来，我国一直处于过剩经济时期，如果没有适宜或领先的技术、有效的管理方法、足够的资金规模、良好的人脉关系，投资创业几乎没有胜算。

二、解决“公务员热”的几点对策

公务员报考热必然导致大量优秀人员齐集政府部门。一些实用型人才、技术型人才本应该在各自的技术领域发挥专长创造财富，然而这些人才却转到政府任职行政人员，造成了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公务员报考逐年升温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只有对职业待遇、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完善后，才能为其退烧。因此只有经济不断持续发展，各行各业齐头并进，社会流动的渠道不断拓宽，这才是为“公务员热”全面降温的根本。 转贴于

1.加强社会保障建设。建立与完善各类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以国有企业红利为补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机制。多年来，我国在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方面的制度性安排是将利润留存在企业，以继续支持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所谓蛋糕做大的问题)。今天，大多数央企已经成为行业龙头与“超级强人”，如烟草、石油石化、电信、电力、钢铁、交通运输等，这些行业中的众多企业，每年创造出巨额的利润与现金流，已经完全有能力向股东进行更多回报(蛋糕做大后的分配问题)。就收益而言，2010年全国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19870.6亿元，而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其资产规模经历近二十年的发展之后，目前也不过只有8000亿元的规模。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近几年国企盈利这么高，且占据信贷等资源，尽管从2011年起，央企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提高了5％，但是依然很低，利润上交的比例达到80％都不为过。作为资产规模最大、资产质量最好、盈利能力最强、产权最为清晰的国有企业，在利润分配中应该真正做到红利“全民所有”。当前可以做到的，是在国有企业上缴资金的使用方面，可用于充实社保基金，应该明确红利所得资金“专款专用”于提升全民福利的用途。

2.改善民营企业经营的外部制度环境。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为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消除外部制度障碍。第一，实行公平的行业准入政策。目前，我国正逐步取消各种外资准入限制和壁垒，逐步对外资开放外贸、金融、保险、证券、电信等服。务业领域，在向外资开放这些领域的同时，也应向中小民营企业开放，除了关系国家安全和必须由国家垄断的行业以外，其他行业都应允许民营中小企业进入。第二，减轻民营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一方面，各级政府应该规范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收费，对于有关的收费科目要进行清理和规范，调整不公平的收费政策，坚决禁止不合理收费。另一方面，凡是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可以享受的各项税费减免政策，民营中小企业也应当享受。对国家鼓励民间资本投资的项目，可以让民营中小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新产品开发费用计入成本、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土地租用费付款和用地价格等方面享受到相应的优惠。

第7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关键词:经济波动 汇率变化 美元/人民币 影响 应对措施

从国内外的商品市场分析，汇率是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汇率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对外贸的进出口和外资在华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左右市场大宗商品的价格，对我国的基础货币M2投放产生间接的作用。

一、经济波动分析

（一）国际经济

从全球通胀水平来看，因09、10年 全球实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三大经济体饱受通货膨胀困扰，特别是中国通胀犹为严重。不过这一状况在去年下半年以来得到转变，目前全球三大经济体的消 费指物价指数处在下行的趋势当中，通胀压力得以缓解。但即便如此，当前通胀压力仍存，这就决定了短期来说不宜再出台进一步的经济刺激计划，美联储推行第三 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依然不大。（图1所示）

（二）国内经济;

10年来GDP数据与美元汇率数据分析；(图2所示)

(国家统计局数据)从图表数据走向可清楚地分析得出；十年来中国GDP持续上升，而美元的汇率则不断减小走弱，图表说明了美元汇率下降与中国GDP上升成反比关系，GDP上升与人民币汇率成正比关系。说明国内经济十几年来的高速发展已到了交叉拐点变化的时期，经济周期可能将从现在的高峰逐渐回落。

二、汇率波动的利弊分析

（一）人民币的发行机制

要明白汇率波动的问题核心，首先要了解中国的货币发行制度。中国的货币发行，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增加基础货币, 也就是增加货币的乘数。我们知道货币是需要保兑的，从最早的黄金，到今天的美元。简单讲，有一克黄金储备，印刷一克黄金的货币, 有一美元印刷一美元的本币。今天的基础货币, 就是以美元储备为依据的。如果贸易顺差缩小或逆差，那么中国的基础货币将严重萎缩。

汇改以前，我国曾经实施了将近10年的汇率稳定政策，无论美元如何涨跌，中国人民银行每买入一美元，就发行8.2765元人民币。汇改后，人民币的发行依 然取决于买入的美元的数量。理论上讲，如果人民银行买不到美元，就发行不了人民币。其结果就是市场上人民币相对于不断增长的商品减少，商品价格暴跌，最终 导致通缩，大量工厂破产，工人失业。反之，如果人民银行买到美元的速度过快，就会导致市场上人民币相对于商品供应过快，其结果导致通账。

所以，国家要实现基础货币发行的持续稳定正增长，只能通过持续、稳定的贸易顺差来实现。由此，我们知道，外贸除了影响一国的就业率，经济景气指数及间接影响货币乘数效应以外，最关键的是：影响到我国基础货币的供应,外贸其实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理解了经济问题的核心，汇率波动问题就迎刃而解。

（二）外贸调控的关键是什么

由于储备货币即外汇来源于贸易顺差，外贸政策的关键在于确保贸易顺差。这需要首先了解中国的外贸市场的分布：2010年，我国与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其中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 2927.8亿美元，增长37.5%。同年，印度成为我国第10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值为617.6亿美元，增长42.4%。此外，我与澳大利亚、巴西 和俄罗斯双边贸易总值分别增长46.5%、47.5%和43.1%。

从2010年外贸数据中：即对美国贸易总量只有3853.4亿美元，占外贸总量百分之13左右，对美出口2833亿美元，占出口总量 约百分之18。从这一信息我们知道：中国外贸的主要市场其实是非美市场（占贸易总量百分之85，占出口市场百分之82）。而美国市场其实是一个次要市场， 只占出口总量百分之18。

如何保住非美外贸市场？理论上是提高中国产商品的性价比：即提高商品质量,降低商品价格。关键是保住人民币兑非美货币（欧、日、澳、加等）的汇率稳定（至少不能大幅度升值）。原因在于当美元汇率进入上升通道后，人民币如果和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则意味着对所有非美货币升值，即失去出口市场总额的百 分之82（这就是二次汇改前，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外贸却无法恢复的原因）。由于目前美元兑非美货币汇率（美元指数）已进入上升通道，如果人民 币兑美元升值的话，则意味着人民币兑所有外币汇率升值，近百分之百地失去出口市场。

通过以上汇率波动的利弊分析；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1.人民币汇率绝不能盯住美元,更不能兑美元升值:因为美元指数目前已进入上升通道,兑美元升值就是对全球外币升值, 失去价格优势的中国商品将失去全球主要市场，即便美元指数进入下降通道,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那样会导致人民币兑全球非美货币整体大幅波 动,即百分之82的出口市场和百分之87的进口市场波动,不利为外贸企业创造平稳的贸易环境。2.人民币汇率兑美元不升值,最坏的结果就是贸易战,但其影 响其实有限，因为美国只占中国出口市场的百分之18。

三、对汇率波动应对措施

汇率的大幅波动是把双刃剑，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措施，避免错误的决策，就可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因此提出以下几点应对措施；

（一）调整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结构

第8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从表面上看，这取决于企业是否有能力制定有关产品定位、营销、组织、财务及人力资源等方面正确的战略目标并有能力实施这些目标；但是，企业的这些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看待社会的态度、对待利益的态度、处理风险的态度、学习和创新的态度以及如何积累财富的态度。这些态度构成了企业经营中的核心理念。这些将极大影响企业能否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包括：

一、“识时务者乃俊杰”

中国人做事情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讲的就是要把行动的目的和环境协调起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可以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市场（产品、劳动和资本）以及人的观念等等。企业和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动发展的关系。每个企业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所处的环境来决定各自的发展目标。

我国企业所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中国经济无论是在经济制度、市场还是人的观念上都是不完善的。我国刚刚加入了世贸组织，这虽然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但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毕竟还存在着相当的隔阂。这就是中国企业生存环境的基本特点。这种环境对具体的中国企业而言是利弊并存的。

一方面，这些环境限制着中国企业的发展，例如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社会保障体系和金融信用体系的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不合理的行业进入限制以及与世界市场的隔阂等。

另一方面，这些不完善的环境又为企业的生存提供了一种特殊条件，甚至可以使得一些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快速成长。例如，一些企业可以利用政府的特别支持，利用区域性市场的分割或极为低廉的劳动力，甚至利用消费者心理的不成熟（例如通过高额广告投入来创造销售奇迹）等条件迅速壮大。

从总体上讲，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弊端要远远大于它为个别企业带来的利益。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生存环境也在发生迅速的变化。中国企业必然是在适应和挑战这种变化中成长。首先，中国企业在其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一个相对不完善的环境，学会在这种环境中生存；其次，中国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它现在赖以生存的条件中哪些是落后的，是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的，必须认识到任何力图维系这些条件的寻租行为在长期都无法拯救企业，企业应该积极地适应市场变化的挑战。

二、构建均衡利益格局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需要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例如，企业与国家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企业与其他合作者之间、劳资之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控股者与普通股民之间等等。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将取决于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所维系和建立的利益关系或格局是什么？这种利益格局是否对于各种利益相关者具有经济价值。因此，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维系和构建有价值的利益关系是企业发展目标的核心内容。

不能否认的是，在这种利益关系中，企业的核心利益是资本的利益，这是商品经济制度的本性所决定的。但是，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仅仅为资本谋取利益，资本的利益是生存在其他人的利益之中的，企业的发展意味着为越来越多的人谋取越来越多的利益。企业能否在经营中维持一个良好的利益关系，其关键取决于企业核心成员（他们有能力安排和调整利益矛盾）处理利益矛盾时的基本态度。他们对待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的态度是什么？这种态度决定了企业基本的道德观。一个没有核心利益的企业是没有发展动力的，而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也不可能有持续的发展。

总之，企业的核心利益是否能够稳定持续的存在和增长，这将取决于企业核心成员安排的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格局是什么，而这进一步取决于企业核心成员基本的道德观是什么。

三、稳健控制和承担风险

企业的核心利益是资本的利益。资本可以在社会中获得平均水平的收益，例如利息。而企业带给资本的回报则应该高于这个水平，否则企业就会亏损。那么，企业为资本获取高于社会平均收益的原因是什么？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企业的利润是对冒险的回报。在现实的分配关系中，企业利润一个直观的解释是最后的剩余的收人要求权，这也是其他确定性的收益支付后所剩下的最不确定的收益。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企业的回报是在利益关系中承担风险的回报。

企业在经营中总是面对各种各样的风险。控制和降低风险是企业管理的基本内容之一。也就是说，面对充满风险的世界，控制和降低风险恰恰就是企业的专业能力之一，因此，对于非专业的企业而言是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对于专业企业而言却是低风险的。进一步言之，为了寻求新的商机，企业需要进行一些自身也并非完全有把握的冒险，但是，企业可以冒险的程度应该与其承担风险的能力有关系。

企业的天职是控制风险和承担风险，在这方面的能力决定着企业所能获取的利润。企业因其“艺高”所以才“胆大”，进而“利高”。我们的一些企业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了解利润和风险的这种内在联系，只看到了别人“胆大”和“利高”之间的关系，即只看到了别人的“高风险和高收益”，而没有看到别人“艺高”和“利高”之间的关系，因此误认为只要敢于冒险就可以获取高收益。实际上，没有一定的控制风险和承担风险的能力，冒险的结果只能有一个，不是获利的机会更大，而是损失的机会更大。

但在现实中，企业也可以利用其他人对不确定事物判断上的失误来获取利润，这就是“投机”行为了。例如企业可以“炒热”某个产品并从中获利，其实质不过是利用了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幻觉”，当企业获利时，消费者却承担了风险。再例如，企业的管理者可以通过虚假的财务报告或者其他虚假信息给股民造成错觉，炒热股票套取现金收益，当他们获利时，广大的股民却遭受了损失。

不能否认，投机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的活跃和发现具有一定意义，并且也确实可以在短期内为一些个人和机构带来巨大的财富。但是从社会整体而言，投机行为的本质必然是一种零和的赌博游戏，其过度的繁荣是现代社会力图铲除的毒瘤。

没有什么人能够成为赌场上的常胜者，一次失败足以让上百次胜利毫无意义。企业的天职是控制和承担风险，四、学会学习与创新

企业的生存发展要求企业具有不断适应市场变化和超越市场的能力。这就要求企业进行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创新活动。企业冒险精神的一个具体内容就是企业的学习和创新精神，也就是不断超越市场环境和向未知领域挺进的精神。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才是企业的利润的源泉。

笔者认为，企业在学习和创新中应该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学习和创新是企业日常经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表现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和提高企业各方面的能力。例如，通过消费者对产品的反馈意见不断提高企业的产品竞争力；通过对企业员工日常工作的考核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通过检查企业计划的执行结果不断提高企业制定并实施计划的能力等等。

其次，企业在学习和创新中应该具有一个务实的态度，未必只有搞出高科技产品才算创新，也未必只有知名企业的管理模式才值得学习。企业应该把学习和创新看作是不断提高企业能力的手段，看作是不断满足市场需要和适应社会变化的手段。最后，企业的学习和创新不仅仅是企业成员的个体行为，更应该是企业的整体行为。例如，为了提高企业成员之间的交流和相互配合的能力，就需要让企业成员具有一定的共同知识，因为共同知识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基础。而这些共同知识的构建应该是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学习的重要目的。再例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中个别成员提出的新想法能否被其他人所重视，能否转变成企业的决策，并且被企业成员积极地执行。这些都需要企业成员具有愿意接受新物、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

五、依靠组织和制度积累财富

财富具有各种存在方式，劳动力是财富，专利技术是财富、厂房和机器是财富，货币、债券和股票也是财富。但是，企业家必须认识到，劳动力、技术、资金和设备堆积在一起并不能形成一个企业。企业的本质是一个比市场更为有效率的组织生产的单位。而企业本身作为一种具有不断获取收益能力的稳定组织，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财富。企业家如果希望企业常胜衰，就必须创造企业的组织价值，重视企业的组织建设。

如何建立一个有持久价值的组织呢？这与企业管理者的管理作风有着很大的关系。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实际上妨碍了企业的持久发展，因为这种企业作为一个组织的存在取决于企业管理者的存在。一旦企业管理者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企业的继续生存就依赖于新的管理者是否有足够威信和能力维持组织的稳定。因此，一个对企业发展真正负责任的企业家应该学会通过制度来构建组织，而不是通过个人来承载企业的组织价值。

进一步讲，个人的组织能力总是有限的。组织的发展以及组织价值的增加不应该仅仅依赖于管理者的活动，还应该依赖于更多的企业成员的活动。如果企业建立了通过制度构建组织的理念，企业成员在经营活动中对制度的不断完善就可以不断推动企业组织的发展，提高企业的组织价值，从而将全体企业成员学习和创新的成果通过制度的完善继承下来，这样，企业的发展就具有了更多的动力。例如，如果一个企业的财务结算完全由老板一个人来决定，执行老板指令的财务人员即使发现老板有不妥之处也未必愿意和能够纠正，因为其所纠正的不仅是错误，而且还包括老板本人。但是，如果财务结算是财务人员根据企业确立的财务制度来进行，财务人员一旦发现问题就更愿意指出错误，而老板和财务人员也都更愿意通过完善制度来解决问题。

第9篇：劳动力流动的利弊范文

妇女多样性就业形式，是国家面对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形势，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正式提出的，即“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提倡自主就业”。推行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虽已是国家的发展计划，但它对妇女发展的影响却须认真研究，因此，本课题将首先研究我国就业制度演变中的妇女就业状况，分析妇女就业的现状，客观分析多样性就业对妇女发展带来的影响。

一、研究本课题的前提性态度

第一、为了研究更具有针对性，本课题研究的对象是城镇妇女的就业状况，不包括农村妇女的就业形式。

第二、研究妇女就业形式要有性别意识。就业不仅是女性实现劳动权利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妇女实现其它法定社会权利及社会价值的基础，是实现男女平等权利的前提与基础。换言之，就业，是妇女参与社会发展、获得平等机会、资源和权利的首要途径，也是妇女自身发展的基本条件。

目前，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困扰，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难题。就业问题对妇女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随着劳动就业制度改革的深化，必然会对妇女利益作出调整，妇女为改革作出一定的牺牲也是无可厚议的，但是如果妇女是改革代价的主要承担者，那么我们必须要认真审视有关的制度与法律。将性别观念纳入决策主流，建立具有性别意识的就业制度。事实上，在就业、失业、再就业中如何处理就业权利在不同性别间的实际利益分配和再分配，以及处理就业中性别问题上公平与效益的矛盾，不仅是就业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研究有关女性就业制度、提出相关对策的目的所在。研究妇女就业形式要有性别意识，但不能是强硬的女权主义态度。

第三、必须客观地对待妇女在现实就业中的地位。

二、我国就业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妇女就业是妇女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实现自身价值，提高社会地位的根本途径，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主要指标。劳动就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制度的变革，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就业制度也随之变革，经历传统与转型的两个不同阶段。不同的就业制度对妇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传统就业制度下妇女就业形式的主要特征

我国传统的劳动就业制度起源于50年代中期,形成于60年代中后期

,一直沿用至70年代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经过多年演变，形成了以国家“统包统配”为特色，以人力资源指令性计划安置为核心，以行政措施为手段，由劳动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用工制度组成的三位一体的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①，也即形成政府包揽就业，实行了统包统配下的计划配置模式。其主要特征是：（1）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就业制度

,使城市和农村的就业保持高度的隔离性，限制农民进城就业。（2）以指令性计划为基石，国家制定统一的指令性计划对劳动力进行调节，以行政手段配置人力资源，企事业单位没有用人自，就业者没有择业自由权，强调服从分配。（3）用工制度以国家固定工为主体，政府控制企业人员、工资，住房、医疗、福利待遇、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由国家包了下来，统包统配。企业用工固定，既不能辞退职工，又不能让职工自由流动。①（4）由于实现“充分就业，消灭失业”的高就业政策，安排超过所需数量的劳动力就业，就只能采取经济学上被称为“工作分摊”和“收入分摊”的办法，即“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

,进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通过降低就业者平均收入的办法减少失业人口，即实行“高就业、低工资”政策②（5）国有和集体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用工劳动制度有所不同，劳动者的身份有严格的区分，实行不同的工资、住房、医疗、福利、退休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6）实行干部、职工分别管理的二元劳动人事制度，使其身份有严格区别。

这种就业制度,对于集中必要的人力进行国家重点建设，对于有计划地保障人力资源供给，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起了重要作用。但传统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的缺陷与弊端也十分明显，突出地表现在：一是造成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经济的低增长；二是掩盖了隐蔽性失业问题；三是这种就业模式使政府背上了安置就业的沉重包袱，也养成了劳动者对国家的依赖心理。

传统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下，政府对妇女就业实行较为强烈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法律、行政手段吸引和组织妇女就业，妇女就业特点十分突出：依赖政府安排；就业率高、就业质量低；就业结构不合理；岗位凝固不变，一业定终身。最为突出的是，妇女就业结构不合理。妇女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占妇女从业总数的78.68％）和第二产业（占妇女从业总数13.1％），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妇女仅为妇女从业总数的8.32％。在妇女在业者中，从事脑力劳动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工作人员只占5.5％③。

与这种就业制度相联系，妇女就业形式显得比较简单，绝大部分为正规全日制就业形式，固定工，少数为临时就业。

（二）传统就业制度对妇女发展的影响

由于传统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在其就业政策的价值取向上，有较强的政治目的性，国家把妇女就业看作是追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价值信念的体现，也就是将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参加社会劳动看作历史的进步，并努力将这种论点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上。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制定了相当完备的女性就业保护政策，对妇女的就业权利和就业保护进行了规定。而这种保障以制度方式进行，它对妇女地位的提升与发展具有很强的刚性，对妇女发展保障影响是具有强烈的制度性。

由于传统计划安置型就业制度所固有的优势和劣势对妇女的发展产生了较为强烈正负两面的影响，即保障与制约。保障影响具体表现在：

第一：广大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劳动，完成了从封建家庭妇女到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角色转换。1949年－1957年的8年间，女职工数从60万人增加到328.6万人，1957年后年增加率为12.7％，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由7.5％逐步上升到13.4；④1978年我国城镇妇女就业已达到312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2.9％。⑤作为社会就业者、工人阶级一分子，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妇女就业中得到了较快、较高的提升。

第二，就业权利的获得和实现妇女来价值观的变化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就业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绝大多数妇女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丈夫的被动局面，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城市妇女地生存空间，丰富了女性地社会生活，对于女性精神世界地发展产生了很大地推动作用。女性在创造物质财富地同时，创造了丰富多彩地精神财富，为社会地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大地贡献，创造了让世界瞩目地女性解放成就。

第三，单位制的就业方式，给妇女的发展提供稳定而有力的保障。单位制是中国城市社会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单位制具有资源配置、社会整合、政治动员、意识形态控制等多方面功能。①单位制度所确立的社会控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使得国家能有效地运用单位制的运作机制，实行国家干预，以行政的力量克服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水平地限制，超越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规律，在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还未充分觉醒的基础上，直接撕裂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的束搏，将男女平等这一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落实于现实社会的制度安排中，妇女解放地水平处于一个超越现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水平上。这样的妇女解放运动构成了有中国特色地妇女解放道路，也为日后改革后妇女地位的落差、发展受制约埋下了伏笔。

传统安置型就业制度，在给妇女带来高就业率、稳定感和保障性的同时，也限制了妇女的自由选择和个性发展。传统就业制度对妇女的发展产生了内在的制度性制约。

第一，妇女就业作为正常的社会现象被全社会确认后，过渡保障和保护在把妇女从家庭束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强化了城市女性对国家单位的依赖性，从原来家庭依赖转换为对国家依赖。妇女始终处在被动状态，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较多地掺入了外在的因素，造成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水平整体不高，妇女进入决策主流很少。

第二，由于计划就业体制下劳动权利的不可选择性。对妇女经济参与水平的提高形成了阻碍，妇女就业大多数集中在低劳动生产力水平的第一第二产业中，造成不合理的就业结构，这就成为日后改革时妇女大量下岗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不适当地理解男女平等的理念，“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在劳动配置中忽视合理的性别差异，女性从事了一些违背生理特点的重体力和有害有毒的工种，损害了妇女发展的道路，也给合理理解妇女解放运动造成了误解。

第四，不能流动的单位就业模式，使得妇女既不能跨所有制流动，也不能跨身份流动，这样的就业形式强化了就业初始对社会关系、家庭出生等先赋条件的依赖，同时也使妇女就业长期封闭在一个单位之中，造成了狭隘的生存空间和封闭化的精神世界，妇女的进取精神淡化，很容易将自己的精力化费工作性的人际关系之中，耗费在家庭琐事中，妇女的素质不能在工作中得到有效得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更加严重。

（三）就业制度转型中的妇女就业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立，妇女就业模式随着整个就业制度的转型发生了同步的变化，由原来的计划分配、政策调控、行政约束转化为“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国家促进就业”的新就业制度，自谋职业、竞争就业成为新时期妇女就业的主要模式。客观地说，新型就业制度促进了妇女就业的发展，妇女是新就业制度的重要受惠者：（1）女性就业人员比例增大。据调查推算，1996年我国的全部就业人员中，女性占到46.6，比1990年的44.8上升了1.8个百分点。在城镇就业人员中，女性占45.5，在乡村就业人员中，女性占

47.1

。女性就业人员比重增加，表明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有进一步的提高。（2）女性就业人员的素质明显提高，与男性就业人员在文化素质方面的差异逐渐缩小。据统计，在女性就业人员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

37.6，初中占31.9，高中及大专以上的分别占9.7、2.2

。1996年在业人员平均学龄为7.57年，其中男性8.06年，女性7.01年

,男性比女性高1.05年。但与1990年相比，全部就业人员平均学龄提高了0

.47年，而女性提高0.51年，男性仅提高0.36年，女性提高速度快于男性。这也说明妇女受教育情况正在改善。（3）女性就业人员平均年龄增大。1996年女性就业人员中，16—

29岁的青年组占37.4，30—44岁的占40，45岁以上的占22.6

,与1990年相比，青年组减少了10.2个百分点，其他组分别增加了4.5个和5

.7个百分点。青年妇女就业比例下降较大，一方面是从七十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到九十年代青年人相对略有减少；另一方面是青年妇女中在校学习的较多，这也为将来更好地参加与社会经济活动打下良好基础。（4）不同身份的就业人员中女性均占一定比重。其中在乡村就业人员中占

49.1,在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占43.5,在私营个体雇员中占42,在私营个体雇主中占35.2

,在乡镇企业就业人员中占41.4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不仅涌现出一批女部长、女市长、女厂长、女总工程师等政治家、企业家和科学家，在拥有亿万资产的业主中也不乏女性。这都表明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竞争中，女性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她们奋勇拼搏自强不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①

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就业形势地严峻性，原有就业制度形成的各种弊端的积重性，以及性别歧视观念的存在，妇女就业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现阶段，妇女就业面临的问题错综复杂，其主要问题是：

1、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竞争能力不强的妇女被“挤压失业”。妇女是大批下岗者的主体。全国总工会1998年对11个省市10个行业的660个企业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企业共有编余职工27100人，其中女性占64％。②据劳动部的资料显示，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998年为1219万人，1999年为1254万人，20__年为1200万人。其中女性所占比例偏高，其幅度为43－47％，比国有企业女工比例多出8－10个百分点。③

2、在提出解决就业压力的对策时，降低妇女就业参与率往往成为一些人的答案，妇女平等就业权利受到侵害。我国经济发展与新增加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就业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 何解决就业压力，成为政府社会普遍关注的难题。在寻求各种对策时，总会有一些人把解压的视线盯在妇女身上，总以为让妇女少就业就会缓解就业压力。有的学者认为妇女的社会劳动参与率过于偏高。现在世界各国妇女劳动参与率总体情况是发达国家水平高，而发展中国家相对较低，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达45％，超过世界平均的40％，发达国家的44％，发展中国家的39％，是印度的1.5倍。④因此，专家开出诊治就业难的处方是“让女人回家”。于是20__年的“两会”期间“让女人回家”的老调又重提。这个话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术界已出现四次争论。20__年参与讨论的人们是历次来范围最广，层次最高，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即“劳动力供大于求”是我国目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制定就业政策所面对的基本国情。因此，本话题讨论的关键是在就业压力下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是社会性别分工问题。“让妇女回家”是指生育期妇女回家，专门抚育子女，从事家务劳动，腾出部分岗位给男子就业，实现“阶段性就业”政策，其实质是以生育为理由用制度性办法剥夺妇女就业的权利。3、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突出。公平竞争，其基本含义是机会均等。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要求劳动者有选择职业、岗位的权力，企业有选择劳动者的权力。就妇女就业而言，就是要使妇女能自由地选择就业或不就业、如何就业以及平等地被挑选。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竞争，首先是用工中的性别歧视。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在录用女性的各环节中，除依法不适合女性工种或岗位外，以性别为理由拒绝录用或提高对女性的录用标准，而导致女性平等择业机会的丧失及其它损害的情况。由于用人单位不愿承担女性生育方面的社会责任，在招工、招干时用人单位用明里暗里的手段拒绝接受女性，不仅拒绝接受一般的女工，就连女大学生、研究生也常常因为性别的缘故被许多单位拒之门外；其次是单位录用后的性别歧视，用工后的性别歧视

,是指具有相同生产率特征的工人仅仅因为他们所属的性别群体不同而受到不同对待。一般表现为：一是工资歧视。即支付给女雇员的工资低于条件、工作相同的男雇员。我国女职工平均收入低于男性职工收入。劳动报酬是社会分配的主要方式

,是衡量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据1990年第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资料显示,女性收入是男性的77.

5。20__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资料显示：男女两性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1999年城镇在业女性年收入7409.7元，是男性收入的70.1％，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7.4个百分点。①二是职业歧视。即故意把与男雇员条件相同的女雇员安排到工资较低、责任水平较低的工作岗位上，女性进入高级管理层更难。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今天，职业歧视已日益突出。

4、妇女就业存在着低职业层次现象。在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中，妇女劳动力内部出现分化，双重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处在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妇女正日益改变着自身的地位；而处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断地被边缘化机制所左右，在劳动力市场与再就业过程中处于不利地市场地位。由于市场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社会对妇女的偏见的存在，以及历史造成的大多数妇女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处在高级劳动力市场的妇女很少。因此，改革虽然给了妇女自由的择业机会，但事实上妇女就业的选择权是有限的。我国妇女就业存在着低职业层次现象。据

1990年人口普查中关于职业分类的调查

,女职工在“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三大类职业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

45.3、11.5、25.7,明显少于男性

,而在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农林牧渔业劳动者的比例中女性明显增多,分别是46.8、51.

6和47.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女性就业者多集中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林牧业、服务行业和商业行业中

,低技能的劳动者居多。而在职业地位较高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党政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直接从事脑力劳动和管理工作的就业者则以男性居多。②低职业层次，以及大量的非正规就业的就业形式给妇女带来的是：低工资和低技能的岗位，低社会评价的心理感受，低社会保障的生活处境。

（四）妇女就业与妇女发展的启示

妇女发展问题，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妇女解放运动的全过程看，分两个步骤：一是争取人身自由的解放阶段；二是在获得人身自由基础上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实现第一步骤的先决条件是进行社会革命的话，那么实现第二步的基础和关键则主要靠妇女广泛参与社会劳动。迄今为止的全部妇女发展史表明，妇女的发展水平、社会地位和解放程度是与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广度、深度呈直接的正相关。研究与分析我国就业制度演变与妇女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1、妇女发展只有在广泛参与社会劳动过程中才能实现。

就业，使妇女从家庭中男性的依附者变成经济独立者，在社会和家庭中争取到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力和地位，从而树立起独立的人格。同时，在广泛的社会劳动中，使妇女自主意识和自身素质不断提高，从而提高了妇女的社会活动能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和保障妇女更好地就业，更充分地进行社会劳动，这无论对于进一步提高妇女的发展水平和解放程度，还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2、妇女高就业状况不能有效地促进妇女的全面发展。

由于存在低职业层次、低收入状况、低再就业水平的低就业质量，目前妇女的高就业状况，带给我国妇女的发展不仅没有超前

,而是滞后的

,并且面临着日益严竣的挑战。妇女的发展同社会发展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它内在地包含和存在于社会发展之中。妇女就业问题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妇女就业的速度、水平、范围都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低生产力水平不足以为女性发挥自身潜能提供较多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妇女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发展。

3、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男女两性竞争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对妇女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

说到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妇女地位已经是相当高，男女是平等的。对男女不处在公平竞争的地位的事实，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中似乎越来越意识不到，几乎麻痹了，这是因为：一是在法律上妇女获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使人们忽视了现实与法律相去甚远的现象；二是存在少数成功妇女，她们跻身于以为男子占领的职业领域干得毫不逊色，并被媒体夸大宣传，给人们造成的错觉；三是妇女接受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得人数增加，几乎与男子相当，然而劳动力市场对文凭持有者得性别却是有选择的；四是第三产的发展使妇女就业率上升，职业妇女成为极普遍的现象，掩盖了男性与女性职业性质、等级、稳定性的差别。

三、多样性就业与阶段性就业关系

（一）多样性就业与阶段性就业的界定

1、多样性就业

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视角的全球化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重新配置和贸易自由化，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将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劳动力市场对配置方式的多样性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提倡

自主就业。”多样性就业概念于此正式出现。多样性就业是指就业具体形式的多样化，它包括正规全职就业和非正规弹性就业。正规全职就业是指在正规部门全日制方式就业的就业形式。非正规弹性就业是相对于全日制就业形式而言的，指不限时间、不限收入、不限场所的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包括非全日制就业、临时就业（如短期就业、季节就业、承包就业、传呼就业、独立就业）、派遣就业（雇佣型派遣就业和登记型派遣就业）、钟点工（小时工）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①

2、阶段性就业

妇女阶段性就业自80年代至今大概有五种观点：

（1）中国最早提出妇女阶段就业是在80年代初期。1984年6月1日《北京日报》发表《我国妇女应实行阶段就业》，“建议在职妇女从怀孕七个月至孩子三岁这一阶段停职休息，在家哺育儿女，领取75工资，孩子三岁以后再继续工作。”

（2）90年代又有人提出妇女阶段就业，认为解决妇女就业“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实行妇女阶段就业。社会对于生育期的妇女个人及所在企业给予合理的补偿，生育期结束后妇女重新进入职业生活领域”（《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3）“阶段性就业”是相对于“终生就业”而言的，是指劳动者在其职业生涯中，自愿退出社会劳动一段时间之后，再次参加社会劳动的一种就业形式。阶段性就业不同于失业，对劳动者而言，失业是非自愿的，而阶段性就业是自愿的行为。阶段性就业，最初是对一些国家女性就业特征的总结。目前的阶段性就业，已不仅仅是妇女就业特征，而是更多的劳动者都要面对的问题。②如为了提高自身素质参加脱产学习或培训，而退出劳动力市场。③

（4）妇女阶段性就业是指妇女在怀孕期、哺乳期和孩子较小时自愿退职回家和抚养子女，从事家务劳动，等孩子长大（如孩子上小学时）再重新工作。妇女阶段性就业又可分为退出型阶段性就业（指妇女在怀孕期、哺乳期和养育小孩时，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和调整型阶段性就业（指妇女在怀孕期、哺乳期和养育小孩时，对就业状态进行适当调整）。①

（5）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王思梅、胡新颖认为（1）（2）的提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阶段就业，而是用休长假缓解企业人员过多的负担，解决女职工的生育哺乳困难。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以及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妇女阶段就业，实质上就是生育期间的妇女自动退出经济活动，处于不在业状态，即使在生育期间可以通过生育保障体系领取部分生育津贴，但和原工作单位已然没有实质上的关系，子女长大后再重新返回劳动力市场谋职。②

阶段性就业是一种就业形式。本课题研究中不将阶段性就业作为多样性就业的一种类型，主要原因是本课题研究视角是在社会公共政策，而不是妇女个人的行为方式，以上五种观点其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但基本认同妇女阶段性就业是妇女自愿的行为，但是仔细分析以上五种观点的立足点都是从国家制度设计的角度，来构建妇女个人的就业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妇女阶段性就业是以生育为理由，用制度的方式来规范妇女的自愿行为，实质是将妇女自我就业行为进行国家干预。这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辞职再就业带有很强的个人行为色彩，政府不给予干预，没有基于性别的就业制度不同。

（二）国外妇女阶段性就业的状况评述

1、阶段性就业现状。

国外妇女实行阶段性就业的方式较为普遍，妇女在婚前就业率高，婚后尤其是有孩子后，妇女一般自愿回家，退出劳动力市场。如90年代澳大利亚妇女较少从事全时工作，主要是为了履行照顾子女和家庭的责任

,这不单纯因为女性缺少从事全时性工作的机会,而是因为女性乐于选择非全时性工作。调查表明,70

从事非全时性工作的女性非常满意这种就业方式;在从事全时性工作的女性中有60

希望能够减少自己的工作时数。③在当今世界，妇女阶段性就业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发展趋势。以日本为例，日本是妇女阶段性就业比较典型的国家，被称为M型就业，是指由于结婚生育而形成的妇女劳动力率（劳动人口占15岁以上人口的比率）的变化，即女性毕业后参加社会劳动，到结婚育儿退出劳动力市场，待孩子长大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形成婚前就业的第一高峰和育儿后的第二高峰。由于这一变化曲线形似“M”，所以国际上通常称之为M型就业模式，在日本称为中断型就业。进入90年代后日本的妇女就业发生了变化。1979年日本妇女劳动力率是35.3％，到1997年则上升为50.4％。1997年日本连续就业的妇女达到60％，生育后中断就业的妇女占40，就业妇女中已婚的占66.5，35岁以上的占60％。④在美国妇女就业上升幅度也比较大，1997年71.9％的有18岁以下的妇女，77.9％有6至17岁的孩子的妇女，64.8％孩子在6岁以下的妇女参加了工作。⑤

2、政府关于阶段性就业的政策。

国家以限制和授权两种方式干预社会，并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国外妇女实行阶段性就业，基本是自己个人的行为，国家采取不干涉主义的立场，通过意识形态的规劝来强化家庭和鼓励专职母亲，尤其是通过教会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对性别形象进行深刻的模塑来影响妇女就业行为。但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的短缺、妇女受教育的水平的提高、以及文化观念的变化和妇女运动的发展，妇女不中断参与劳动力市场，已被广泛接受。因此，现在许多国家多采取了促进妇女就业的政策。如瑞典制定了，诸如劳动力市场政策、税收政策甚至于和家庭有关的托幼机制及子女教育政策、父母育儿休假、儿童津贴费规定等等公共政策。家庭中的很多变化都是因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所引起的。自60年代起，妇女参加工作一直是受到鼓励的，如休假保险制度是瑞典政府鼓励妇女就业政策最具特色的举措。父母休假可供女性和男性共享，关于休假的时间可由夫妻双方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分配。这项休假制度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工作和工资待遇都不受任何影响。新生儿和刚刚领养孩子的父母可享受

360元的带薪假期，工资按正常收入的90

支付，最低不少于每个月2300美元。日本在二战后相继颁布过《宪法》《劳动基准法》和《工会法》，1985年6月颁布了《男女用工机会均等法》以促使男女平等就业，1997年6月，对该法进行了修改将禁止男女机会不均等的宣导性规定为硬性规定。1992年颁布了《育儿、看护休假法》，对原来的《劳动基准法》进行了修改，规定了妊娠、哺乳期妇女不得从事有害作业等规定。为创造兼顾工作和育儿的良好社会氛围，日本政府规定每年10月为“工作与育儿思考月”大力宣传有关法律，并从1995年4月开始，向修育儿假的女职工支付保险费。1997年日本连续就业的妇女大到60％，生育后中断就业的妇女占40％，就业妇女中已婚的占66.5％，35岁以上的占60％。日本女性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者总数的39.7％，与1965（31.7％）相比上升了8个百分点。①结婚生育后辞职回家，已不再是许多日本女性的理想选择。

3、阶段性就业对妇女的影响

尽管政府采取促进妇女就业的法律，但这种新的对妇女有利的家庭和工作政策的实施仍避免不了性别隔离现象、男女两性工资上的差异、女性过多地集中在低工资部门、职业地位较低、社会声望不高的现实：

（1）不平等以及性别隔绝状态仍未消除。1985年瑞典30个最大的行业中有26个集中了70

的妇女或男性工人，而只有4个行业中的男女布局是比较均等的。52

的瑞典妇女大都集中在12个职业部门。性别隔离现象还反映在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上，和其它国家一样,管理层次越高，女性就越稀少。1988年瑞典的工业部门白领职员中，高层管理人员中 妇女只占5(包括最高层的管理人员

)，中级管理人员和中级技术人员中妇女仅占16,而较低层次的技术和管理人员中妇女占43,那些日常事务性文秘工作

80是由女性担任的。②

（2）职业地位较低，社会声望不高。由于妇女就业大多集中在非全日制、非正规就业领域内，从1980至1997年，荷兰、法国、德国三国新增女性就业人数中，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分别占92.6、92.6和84.6％。③除极少人，大部分妇女很难进入一等劳动力市场（指工资高，劳动条件好，职业比较稳定，失业风险小，劳动者素质相应比较高）往往集中在二等市场（工作低、劳动条件差、职业不稳定，失业风险大、缺失集体谈判条款的制约，没有严格的雇佣与解雇程序）妇女作为边缘劳动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强化了劳动力市场传统的社会性别差别，损害了妇女的职业声望和前途。

（3）男女两性工资上的差异大，妇女社会保障水平较低。1996年，在美国全职劳动的妇女整年所争的工资为男子74％。据美国20__年1月AFL—CIO的电话调查，所有工作妇女津贴、社会保障只有男子81％，大约28的劳动妇女不能获得工作津贴和退休救济金。④

（三）我国能否实行妇女阶段性就业？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这里的妇女是指群体概念不是妇女个体，阶段性就业是属于制度性范围的概念。我们不反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女性婚后或生育后中断就业，回到家庭做全职妻子或母亲，自愿选择阶段性就业的行为。作为公共政策，就有必要进行认真的研讨了。

能否实行妇女阶段性就业，必须回答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妇女自身就业的动机和愿望是什么？

妇女对于就业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个人素质和意愿；二是市场需求；三是社会观念。从妇女就业的动机和意愿视角，考察实施妇女阶段性就业的可能性，是很有必要的。

根据王思梅、胡新颖在1996年11月对全国六大城市随机抽样的调查报告《城市妇女就业动机与生育期间的就业愿望》（《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p79－85），以及广州市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几家单位联合进行的非随机抽样调查报告《1998年广州市女性就业观念调查》（《中国劳动》1999年第5期第6期p18－21与p22－25）的综合分析，妇女的就业动机与就业愿望非常明确：

（1）就业动机分析

调查表明，经济性动机是首要动机，社会性动机处于重要位置。（见表一）

表一：妇女就业动机选择

选择维持生计经济独立为社会作贡献充实自己生活发挥自己才能多赚钱喜欢集体生活别人都在工作

第一选项72.812．65．42．12．61．91．70．9

第二选项5．232．118．917．611．86．66．11．6

合计78．144．724．319．714．48．57．82．5

资料来源：王思梅、胡新颖《城市妇女就业动机与生育期间的就业愿望》

从结果看,妇女就业动机虽然出现分化

,但（1）维持生计仍然是中国妇女就业目的的首要因素，占72.8，这说明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从拉力和压力两方面进一步刺激了妇女就业中的经济动机。（2）仍然有34.2的妇女在第一选项中没有选择纯粹的经济原因，说明获得经济收入还不是妇女就业动机的全部，有的女性更看重个人在经济中的独立地位，体现了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意识。广州的调查也说明同样一个问题，而且是非经济因素的动机比例更大一些。（见表二）

表二：就业动机

最主要主要一般不主要样本量

维持家庭和自己生活66.926.85.50.81920

经济上独立自主38.743.515.02.71874

为了赚更多的钱34.041.021.33.61854

希望为社会作贡献19.835.940.43.81850

发挥自己的才能19.936.638.64.91854

喜欢集体生活12.229.749.48.71839

多认识一些朋友11.325.550.812.31842

在家里闷，没意思9.320.442.427.81825

随大流3.86.847.142.41754

资料来源：《1998年广州市女性就业观念调查》

（2）对阶段性就业的态度

数据显示，尽管妇女是双重压力的直接承担者，她们同意阶段就业的比例略高于男性，但持不同意的女性和男性（其丈夫）仍然大大高于同意的比例，这是中国人对就业态度的基本状况。另外，通过统计可以清楚地看到，妇女的选择同文化的程度具有一致性，即与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高学历的妇女有88以上的人强烈反对妇女阶段就业并认为应尊重女性自由选择，两者比例普遍高于其他群体，说明教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女性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思考。知识女性对关系到自身利益和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保持着冷静和理智的态度，态度十分鲜明。（见表三、表四）

表三：阶段性就业态度

女男

频率（人）频次（％）频率（人）频次（％）同意不同意由妇女自由选择合计

1454134159924.268.86.899.811328718258219.449.331.3100表四：不同文化程度的妇女选择对比表()

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学同意不同意妇女自由选择

505023.169.27.726.967.35.823.872.33.9

30.562.66.8186616127216

表三、表四资料来源：王思梅、胡新颖《城市妇女就业动机与生育期间的就业愿望》

广州的调查表明是否阶段性就业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女职工倾向于将阶段性就业视为一种具体情况下的个人自由选择行为。（见表五）

表五：您认为现阶段妇女实行阶段性就业还是连续性就业好？()

阶段性就业连续性就业由妇女自由选择视情况而定样本量

认同率26.924.126.422.61992

资料来源《1998年广州市女性就业观念调查》

（3）对阶段性就业利弊的认同，两次调查的结果也十分相似。认为阶段性就业，最有利于妇女的健康和子女的抚育；最为担心的是家庭收入下降、担心很难找到理想工作、不利个人发展和影响妇女素质提高（见表六）。两次调查透露出人们对于阶段性就业存在的“使妇女社会地位下降，影响夫妻感情”“损害妇女的劳动权利”及“妇女生育价值得不到承认”问题的极大顾虑。

表六：对阶段性就业的认知选择()

ABAB

家庭收入下降7492.9子女能得到良好的抚育64.574.6

妇女很难再找到理想工作46.381.3可以缓解生育期间的双重压力44.271.5

不利个人发展4661.3有利于妇女健康42.275.7

影响妇女素质提高42.348.7有利于丈夫的发展3358.7

妇女地位下降，影响夫妻情感32.833.5可以缓解就业压力20.352.5

损害妇女劳动权利30.336有利于家庭和睦19.656.4

妇女生育价值未得到承认27.835.4

(A)《城市妇女就业动机与生育期间的就业愿望》

(B)《1998年广州市女性就业观念调查》

2、阶段性就业政策价值取向是否合理？

一项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指对该政策设计、选择、结果评价的一种倾向

性意见。新世纪之初，参与阶段性就业政策建议方案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门官员认为，阶段性就业不是针对某一性别，男女都适应。他们预测实行阶段性就业主要有三种人：生育期间妇女、继续学习者、因家庭需要退出工作岗位的人员，但也承认阶段性就业实际上就是妇女的阶段性就业。①即使此项政策不是针对妇女的，一项初衷没有性别歧视的社会政策，但如果实际执行的结果如果是对妇女的负面影响大于男性，此项政策就存在缺陷。事实上，不能回避阶段性就业制度针对妇女的现实，因为参加学习者的阶段就业是向上的职业流动，而生育者的阶段性就业是向下的职业流动。在我国目前实行阶段性就业如果主要是针对生育期妇女，把妇女阶段性就业作为缓解就业压力的出路，把妇女作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就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

3、妇女阶段性就业的理论支撑点是什么？

要研究妇女阶段性就业的理论支撑点是什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持不同观点者的理由。

支持妇女阶段性就业的学者认为，建立妇女阶段性就业制度的意义：首先，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缓解了就业紧张；其次，消除角色紧张，提高劳动效率；最后，是妇女自身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①

反对妇女阶段性就业者的理由是：一是妇女阶段性就业强化了传统的以性别作为劳动分工的标准；二是忽视了妇女阶段性失业后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首先，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其次，不利于妇女谋求高层次职业。再次，妇女阶段性就业将置许多有事业心的女性于生育或工作的两难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女性为了连续就业而不愿生育（目前在一些大城市已出现了这种倾向），这种行为对改善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和提高人口素质无疑会产生负面作用。最后，对巩固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不利。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