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行业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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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治理行业范文

关键词 环境规制；治理动机；公众参与；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2-003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0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治理理论的发展，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政府行政手段为主导的一元治理时期；政府经济和行政手段并存的二元治理阶段；政府与市场、社会协调互动的多元治理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三阶段的早期，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正在形成一种相互融合又相对独立的治理结构。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而由于环境物品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导致“市场失灵”，作为公共利益受托人的政府自然就加入到了环境治理当中，以行政命令或经济治理的手段进行环境规制。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监督乏力等特点，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又会促使以公益性、非营利性等为主要特征的环境社会组织也加入到了环境治理体系中。随着环境污染对人们生活和福利的影响日渐加重，公众也越来越多地自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多主体环境治理的体系基本形成。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面临着稳定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的双重压力，如何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对环境治理模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 多主体环境治理模式的研究述评

有关多主体环境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中，Ostrom等[1]指出多主体环境治理是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之外的一条责任路径，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约束，以多中心为基础，通过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实现“权力分散”和“交叉管治”。多主体合作的目标在于解决环境问题治理中存在的失灵，Eckerberg和Joas[2]认为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有助于将环境责任向私人部门转移，从而共同承担环境责任。Parkins[3]指出多主体合作有利于将多元价值融入法律政策中，对环境治理具有更高的约束效力。Forsyth[4]认为多元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可以提高各主体对环境政策的参与度，实现更高的环境规制目标。Arentsen[5]认为环境治理的决策过程越来越复杂，多个主体参与决策过程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影响结果。Newig和Fritsch[6]认为非政府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有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

然而，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实施中还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效果的发挥极大地依赖于各个主体的地位、职能以及模式的制度设计与运作方式等。Jessop[7]表达了对实行“混合治理式”环境治理模式的担忧，因为政府的“空心化”会导致设计和执行环境政策时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下降。Tsang等[8]通过分析指出信任在公共环境治理集体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参与治理的主体应该互相信任，否则合作将难以为继，集体决策无法达成。Evans[9]指出环境治理集体行动中存在多重困境，环境问题可能有着复杂的成因，由不同方面的人类活动所导致，这使得协调合作更加困难。

国内学者一般是分别对政府、企业、公众与社会组织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研究。在政府主体进行环境治理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微观激励机制，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10-12]。在公众参与中，应建立完善公众预案参与、过程参与、行为参与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切实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13-14]。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时，需要考虑经济底线、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尽其可能减少负外部性，同时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15-17]。在环境社会M织参与环境治理方面，大多研究集中于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模式，或是环境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募捐机制、激励机制等问题[18-20]。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多主体治理模式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两个方面。在探讨适合中国的公共治理模式方面，王兴伦[21]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多中心理论的研究，提出在中国的公共治理中应主要实现主体和体制的多元化。孔繁斌[22]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指出公共治理应是基于多元共治模式下的治理结构由“中心―边缘”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转换。在研究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方面，陈海秋[23]通过分析城市环境治理中政府、市场、企业、环境社会组织、城市居民的各自行为和角色，提出了“政府主导式―合作参与―多元化治理”的四位一体治理模式。李明洪[24]通过分析当今利益多元化背景下中国环境中的各主体利益冲突，指出亟需政府联合各主体展开对话协商，构建协同合作治理模式，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综述可得，国内学者对环境治理主体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各自的角色定位，对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方面的研究却很少涉足。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多主体协同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尤其在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模式引导下，人们对环境准公共物品的利用超过环境能够提供的限度，如何有效激发企业内生的治理动机是解决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诸多环节功能缺失的主要途径。本文拟构建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社会福利、环境质量等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企业内在治理动机的影响，分析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这不仅可以为环境治理中不同主体的优化配置提供可行性方案，而且能够对如何构建多主体协同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参考。

2 中国多主体环境治理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多主体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基本上始于2002年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该法律中明确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权利。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促成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的再次修订，而且推动了多元化环境治理模式的出现。2014年修订后的新《环境保护法》颁布，明确设立环保公益的诉讼制度，将民生力量有序纳入环境治理的体系中，多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治理的体系不断完善。

尽管中国逐渐走向多元的环境治理模式，但环境治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呈现“政府直控”的特点，即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职责，无论是从宏观政策制定方面，还是在微观层面的环境监督和评估方面，几乎都是由政府控制实施。相比之下，公众、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此外，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环境管制，即在形式上的“经济手段”，更加体现了“政府直控”的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影响逐渐凸显，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单行者已经无法满足环境治理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经济中，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人员所掌握的信息、知识也是有限的，可能出现企业污染处罚与环境治理污染成本不一致的现象，甚至长期内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失效。面对大量违反环保法的企业，政府的环境管理人员远远不足，政府的环保力量还是十分薄弱。

另一方面，尽管政府代表的是公众的环境权益，相关的法律也保障了公众参与成为监督企业和辅助政府实现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没有明确参与的途径、方式，缺乏相应的实施机制。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由于缺乏环境污染的知情权、诉讼权和求偿权，反而更容易造成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过度反应，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公共性。由于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治理手段单调且非有效、治理效率低下且高成本等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社会组织的环保热情，环境社会组织职能的缺失进而导致其缺乏对企业和政府的有效监督。图1显示，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可能会产生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等现象。

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等问题的根本在于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和环境社会组织出现了职能缺失和错位，代表私人利益的公众和企业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来参与环境治理。特别是在政府的规制强度不够时，造成环境污染源头的企业缺乏环境治理的激励约束，企业行为的负外部性并没有转变为企业内生化的环境治理动机。

环境治理的公众和社会组织主体加入到环境事务的过程也是被动的，因为环境监管本身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而公众和社会组织无法完全享有资源消耗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如何实现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十分重要。将环境治理中的强制行为转化成自愿行动，发挥各主体，特别是企业和公众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形成环境治理各主体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真正将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才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3 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符合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特征和治理模式为标准，在模型中设计政府、公众、企业和环境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并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针对不同主体的行为方案进行数值模拟和政策评价，通过分析不同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对福利水平、经济增长等经济变量的差异化影响，为如何有效激发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发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外部性提供参考。

3.1 模型构建

3.1.1 企业生产与污染排放

一般而言，企业的生产行为可以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述，其中资本和劳动为投入要素。在环境经济学的分析中，为了刻画生产行为对于环境的污染情况，往往在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资源投入要素[25]，一般为能源产品，即企业通过使用资本、劳动和能源来生产产品。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的同时产生污染排放，由于生态系统对于污染排放物只能部分降解，污染排放逐渐累积形成污染水平，本文考虑环境污染水平对企业生产的负外部性影响，构建企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如式（1）所示。

式（4）、式（6）和式（8）等描述了政府、企I和公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与反作用机制。从经济学外部性角度来看，环境社会组织具有环境保护、知识和治理的专业性，新的环保法赋予环境社会组织公益诉讼权。环境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相关权利的赋予，使得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具有外部性。其外部性的体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环保组织向公众筹集资金，开展环境调研、举证等工作，将违法排污的企业公布于众，并通过诉讼的手段，给予企业适度惩罚，从而将企业排污的社会成本分担到企业身上，达到降低社会污染的目的；二是，如前所述，环境社会组织的行动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广泛的企业信息，降低政府在监督减排过程中的成本支出，督促政府实施污染惩罚，实现环境质量改善。

3.1.3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制定合适的环境税率τ，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转化为企业生产的成本，激发企业治理污染的动机。政府实施环境税所得的收入，用于支付环境管制中产生的监管成本、对企业进行环境技术的研发补贴和向公众的转移支付。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p（・）为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成本支出，假定p′τ（τ，υ，EMt）>0，p′υ（τ，υ，EMt）

最后，在模型中加入Ct+It=Yt等市场出清条件，可以实现模型的闭合。

3.2 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

本文主要借鉴Acemoglu等[26]、Heutel[27]、杨继生等[28]的文献，给出模型参数的设定。其中，在环境社会组织监管力度及其费用函数等方面，可用于参考的资料较少。限于此，本文通过敏感性分析等方法，以模型自身的稳健性为标准，得出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规制成本函数和环境社会组织的监督成本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政府环境规制成本函数：pt=0.06τ1.2/（0.06+υ0.8）×EMt；

环境社会组织监督成本函数：qt=0.03υ0.3×EMt。

由于上述模型中各参数与变量间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难以求得显示解，本文采用Matlab R2009a软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求解模型的稳态。

4 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和公众参与外部性模拟

4.1 政府征收环境税对企业内在治理动机的动态影响

如理论模型中式（1）所示，公众的效用最大化函数中可以加入环境污染的负效应Q（Xt），在考虑该负效应和不考虑该负效应时，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变化对于各主体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本文绘制了环境税强度的提高对社会福利及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图形，以更好地体现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

当环境税率逐渐上升时，社会福利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目标下，存在着差异化的最优税率。上述结论与国内外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同时也证明了本文中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同时，当考虑环境污染对公众效用的负向影响时，社会福利水平更低，这也符合经济学常识。

如前所述，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的内在治理动机，也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其中，稳态下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为理论上的最优环境研发投入，因为该研发投入水平实现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是由模型中各参数同时决定的，即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应根据经济体系的自身特征来确定，因此政府的环境税收政策是企业内在环境治理动机的决定因素之一。

当政府的环境税率不断上升时，图3显示，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稳定或下降，当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结合本文理论模型部分可得，企业通过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在增加，而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导致的边际收益在下降，因此企业就会增加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加快环境治污技术进步，促使污染排放量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在环境研发投入上升的初期，环境技术进步及其伴随着的人力资本累积等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会不断增加。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水平也会上升，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环境税就成为了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率。

在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值后，企业通过环境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仍然大于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企业还会继续加大环境治污技术的研发投入，直至企业通过环境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时，企业的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达到最大。此时，图2表明，社会福利已经下降至较低水平。因此，在保证社会福利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应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不宜过高。

4.2 环境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外部性机制的模拟分析

进一步地，在图4中，本文分别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图4显示，与仅考虑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这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外部性。主要原因在于，在现实经济中政府实施环境监管的人力物力都是有限的，环境治理的专业性知识结构也不健全，一定存在着环境治理监管的成本损失。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减少政府环境规制监管成本，改善环境治理状况。

当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不高时，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但是单位规制强度的边际效率在降低，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时，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下降。在引入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后，这一现象又呈现了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随着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环境规则所产生红利的总体水平在提高，并且政府环境规制红利的最优拐点在下降，这再次验证了环境社会组织参与对于环境治理的外部性。

5 环境公共治理多主体协同体系构建的进一步思考

在环境公共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相互联系、共同合作完成治理目标。首先，企业参与环保治理的动机来源于其自身，尽管企业目标主要是利润最大化，通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其目标，但是企业责任和经济活动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也可以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的规制政策激发企业的治理动机，实现治理行为。环境社会组织是指志愿性的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公共环境治理模式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是以强制求公益，而社会组织是以志愿求公益，由此看来，政府与环境社会组织追求公益的目标也是契合的，只是实现方式有所不同。公众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需求，并且将其反馈给政府，有助于政府修正决策中的失误，同时可以减少政策执行中的冲突与摩擦。公众参与的微小力量和环保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相Y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政府、企I、公众和环境社会组织共同享有公共权利、共同进行环境治理，环境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多主体协同”，从政府关注公共项目转向治理工具，从等级制转向网络化，从命令、控制转向谈判、协商，各个主体之间形成“网络关系”。在图5中，本文给出了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中的多主体协同框架。

治理过程的协同化强调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参与责任、监督惩罚、利益共享、信任协作构成了治理过程的主要内容。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参与协作，建立与市场、社会之间相互激励约束、相互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中的各个主体都在不断互动和充分协作中实现各自目标的最大化，新型的“利益共享”网络协同关系不断形成。

6 结论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的研究与公众参与环境外部性的分析，主要结果显示，当环境税率不断上升时，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在治理动机。其中，在环境研发投入上升的初期，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会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福利水平。此外，通过模拟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可得，在发挥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形成环境治理的有效网络体系。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扩展：一方面，对于不同行业或者同一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言，当研发投入的规模不同时，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研发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均会呈现不同的特征，进而使得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对于这一影响的研究能够丰富企业内生环境治理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对于企业部门而言，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在模型中主要设置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治理两个主要部分，实际上，环境治理的效果还受到企业特征、经营状态等一系列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如何充分在模型中设置这些因素并研究其作用，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在发挥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为推动中国多元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必须使公众融入到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国应尽快完善立法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通过立法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使公众参与法律化、程序化，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将环境建设项目的内容公之于众，召开听证会、公众座谈会，采用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听取公众意见，积极建立并完善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方案。最终，形成环境治理的有效网络体系，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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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环境治理行业范文

职业资格证书，是指劳动者根据相应的职业技能标准或任职资格条件，在指定的鉴定机构通过考核合格后所赋予的，能表明其具备从事某一职业所需要的学识和技能的凭证。本文所说的行政环境，是指直接或间接作用于档案行政管理活动的客观因素的总和，即档案工作行政环境。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作为档案行政管理体系的一部分，其建立势必会受到档案工作行政环境的影响。

在档案行业，我国还未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虽然相关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不少学者认为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确有必要，并展开了相应的论述。既然有“必要性”，那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又是否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呢？

行政环境按其对行政管理活动作用的层次可以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因此，本文从档案工作行政环境的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出发，对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进行“可行性”分析。

二、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的宏观行政环境分析

在宏观层面，行政环境指得是国际国内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本文在这里更多的是强调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所面临的国内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教育、科技等多个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影响。

譬如，由于相关法律体系的不健全，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势必会遇到法律上的阻碍。档案法律体系中只在1996年的《档案专业人员职务试行条例》和1997年的《档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中部分涉及了档案职业资格认证的内容，同其他领域的法律体系还存在诸多争议之处。上海市于2004年开始的对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尝试，后来正是由于跟《行政许可法》相冲突而被国家叫停，实在是一种遗憾。

又譬如，一方面，由于档案事业社会化程度比较低、依附性和隐蔽性比较高，使得档案行业的社会价值难以体现，进而削弱了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建立的社会与实践基础。而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档案工作对专业化、标准化人才的需求也在增加，也越发需要建立一种职业准入控制机制来满足对档案人员的素质要求；同时，随着各种档案教育的逐渐推广，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作为一种国家考试制度也越发受到肯定与支持。这些在客观上都提高了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建立的社会与实践基础。

而在诸多影响因素中，对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当前国家逐步减少社会上职业资格审批数量的举措。根据2013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工作方案》，人社部牵头开展了减少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工作，迄今为止已取消的职业资格近200多项，占国务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总数的34%。在这一背景下，建立档案职业资格证书无疑会非常困难。

三、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的中观行政环境分析

在中观层面，行政环境指得是行政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运行环境。本文在这里指得是档案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即档案事业管理的体系和组织制度。

我国的档案事业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层次式的集中型管理体制。对党政档案、档案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并设立各级档案行政管理机构分级统一掌管全国档案事务。该管理体制有两大现实特征：一个是统一领导，一个是分级分专业管理。这两大特征对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都有影响。

统一领导，主要指得是国家档案局负责统一掌管全国档案事务，并对地方档案行政机构进行监督指导。众所周知，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主要还是依靠国家或政府的力量来推行，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国家模式。因此，在建立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时，由国家档案局统一领导，这既符合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国家模式的特征，从而有利于从国家层面对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进行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统一制度、监督指导，又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对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进行推广。同时，参考其他行业可知，行业主管的“龙头”地位或者政令畅通的体制优势，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进程无障碍化的最根本原因。可以说，由国家档案局统一领导全国档案事务的集中式管理体制，无疑会提高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的可行性与成功率。

分级分专业管理，分级是指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并进行监督指导；分专业是指各专业主管部门对本专业系统和直属的企事业单位进行监督指导，并提出本专业科技档案工作的具体要求。这在现实中就是所谓的“条块结合”。分级分专业管理，有利于专业主管机关参与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其内容的制定，进而提高该制度的科学性与专业性，有利于档案职业资格认证以实际的职业能力为基础，以职业岗位需要的能力为依据。但同时，由于现实中的“条块分割”，各系统的档案部门在人财物的制约下，往往不得不先服从于本系统的政府主管部门发出的指令。这就削弱了国家档案局作为“领头羊”的推动力和领导力。各地方档案局也容易各自为政，在本行政区域内推出各自的档案职业资格上岗培训和考试制度，其考核和鉴定也就缺乏通用性和权威性，无法构建起全国范围内的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这些无疑都不利于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

四、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的微观行政环境分析

在微观层面，行政环境指得是某一具体行政机构或单元内部的情况。本文在这里指得是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内容、形式等内部机制设计的情况。

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考核内容、考核形式、等级标准划分、强制性与否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争议。其中，对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认证主体的争议最为关键。前面已经提过，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一大特征就是国家模式，领导体制的建设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极其关键。而选择何种认证主体，对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领导体制的设计及其今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目前在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认证主体应是以国家档案局为代表的档案行政部门；另一种是认为应是以档案学会为代表的行业组织；还有一种是认为应是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为代表的国家认证机构。三种观点所主张的认证主体各有优劣，短时间内也难以取舍和达成一致。

同时，由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本身就属于人事体制的范畴，所以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也会受到当前档案事业人事体制的影响。档案事业同国内其他事业单位一样，其岗位聘用和管理以职称为依据，并且和收入分配制度挂钩。因此，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势必会受到档案行业中职称制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也不一定就是负面的，因为在现实中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职称制度并非绝对的对立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关系。

同职称制度的影响相比较，档案事业不充分、不独立的人事体制严重阻碍了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同时，档案事业不充分的人事体制也阻碍了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我国行政事业管理体制普遍实行一元化治理格局，用人管理权高度集中。作为行政编制单位的档案馆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缺人时要有人事局同意才能进人，并且人员配备必须服从政府统筹安排。这样，档案部门的人事权就被变相地攫取了大半部分。这种事实上不具独立性的人事权导致了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在档案部门沦为了“纸上谈兵”。

五、启示

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及其建立是一项难度颇大、涉及面颇广的改革措施，在分析其行政环境时，应有所侧重，抓住主要矛盾，重点关注那些起关键性作用的影响因素。

在行政环境的宏观层面，对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影响最大的是国家当前社会上职业资格数量的政策措施。但同时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一政策措施可以是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的主要障碍，但不是根本障碍。因为社会上职业资格数量的增减根源在于社会对专业化、标准化人才的需求，而国家相应的政策措施不过是对这种需求变化的反映。因此，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的根本障碍是社会对专业化、标准化档案人员的需求。当这种需求达到了一定的阈值，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就是可行的，我们就应大力推动；当这种需求低于一定的阈值，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建立就不具备可行性。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因为国家的相应政策措施就断然认定档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无法建立，而是应该分析社会对相应档案人才的需求。

第3篇：环境治理行业范文

摘要：通过分析我国乡镇企业环境问题和探讨乡镇企业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指出防治乡镇工业污染应从提高全社会环境意识、统一规划、加强乡镇企业环境综合整治，转变经营思想，合理布局、控制产业方向与产品结构，从技术上减少乡镇企业的环境污染。

我国的乡镇企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20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破坏日趋严重，并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可忽视因素。因此，提高乡镇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我国进行小城镇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必须把乡镇企业环境管理放在战略的高度上予以重视。

一、乡镇企业建立环境管理的内涵

环境管理是指运用经济、法律、技术、行政和教育等手段，限制人类损害环境质量的活动，通过全面规划，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处理各部门、各社会集团和个人有关环境问题的相互关系，使社会经济发展在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又不超出环境的容许极限。

乡镇企业环境管理的对象，首先是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通过诱导、约束和协调人的行为，来调控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使其功能、结构和运动过程有序化。环境管理的对象是人，但其调控的对象却是社会经济与环境系统。

二、乡镇企业建立环境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2．1环境管理体系是治理农村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和经济调控手段不健全，乡镇企业为了占有市场，往往进行自发性、盲目性的发展；急于脱贫，急功近利，只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不顾社会整体利益，不从长远角度考虑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在决策上形成“盲区”；盲目搞建设、上项目、上产品，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环境效益，“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形成点多面广的污染源，使环境污染增加。而且，乡镇企业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高污染的粗放经营型，生产技术水平低，工艺落后，设备简陋，资源和能源利用率低下，产生大量“三废”，导致各种污染物排放量过大。尤其许多乡镇企业是技术水平低的小造纸、小制革、小化工和小冶炼等大耗水工业，主要靠拼资源、拼设备、拼人力实现经济增长，缺乏治理“三废”的技术装备，大量工业污染物未经任何处理或简单沉淀后直接排入乡村河道，造成水体大面积污染。在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水体水质普遍是Ⅳ类、V类甚至是劣V类。在河南、湖北，个别村庄因饮用水污染出现了“癌症村”，一些村民也由此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水体污染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农村的农业生产环境、农民生活环境甚至广大村民，都成为乡镇企业“三废”污染最直接、最严重的受害者，而农产品的广大消费者则成为污染的间接受害者。

2．2环境管理体系是弥补目前体系不足的重要途径

由于我国广大农村交通不便、通讯手段落后，布局分散，规模较小，许多管理城市环境的成熟办法难以实施。比如目前乡镇企业普遍是中小工业企业，有的甚至是家庭手工作坊式生产，遍布全国各地，不可能普遍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或直接监测为依据执行排污收费制度。而且许多县、乡(镇)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人员素质、技术设备等不满足要求，传统的依靠环保部门直接监控的环境管理体系对乡镇企业也收效甚微。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管理环境的压力，乡镇企业建立自己的环境管理体系是一明智之举，也有着其必然性。

2．3环境管理体系是满足“绿色市场”的竞争要求的重要途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立法的“绿色化”要求乡镇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国际上“绿色贸易壁垒”的存在要求乡镇企业如果想将其产品(服务)打入国际市场，就必须重视环境保护，推行绿色管理，塑造绿色形象，努力开发绿色产品。同时国内绿色消费意识的增强，迫使乡镇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我国针对一些乡镇企业污染严重的现状，出台了《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规定》，把乡镇企业的排污量纳入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实施污染排放总量控制，严禁引进和新建污染严重的生产项目，对现行污染严重的小型造纸厂、制革厂、染料厂等乡镇企业责令其关闭或转产，要求新建乡镇企业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等。

三、乡镇企业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瑞然农村地域广袤，对污染具有较强的降解能力，但乡镇企业所产生的污染总量已经远远高出自然所能承受的范围，其增长势头仍然让人担忧。与其它工业企业相比，造成乡镇企业环境问题有其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1)环保意识缺乏是乡镇工业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主要表现在：①环保意识淡薄。不少地区的农村干部与乡镇工业职工对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保护环境不会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而只是被动应付。同时很多农村居民对环境问题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相当多的农民对于资源的认识还停留在“自然界恩赐”的水平；②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识。一方面，环境保护的战略重心过于偏向城市环境；另一方面，对乡镇工业与环境保护要协调发展的战略认识不足。当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发生冲突时，往往只顾前者，其至为了前者而通过行政手段阻止环境执法。

(2)乡镇环境容量有限，管理体系不健全是乡镇工业环境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农村地域虽然辽阔，但是其生态环境是低层次的生态循环系统，农村生态环境是脆弱的，这就决定了农村环境容量的有限性。农村环境容量的有限性要求乡镇工业发展必须在环境容量许可的范围内发展，不能只顾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

四、对策及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环境意识，增强社会监督。在目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公众环境意识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应广泛宣传《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增强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意识，特别是乡镇企业环保法规建设和环境教育，引导乡镇企业的广大职工学习环境保护知识，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揭发各种违反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的行为。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多种新闻媒介宣传和组织各种学习班等活动，发挥新闻监督的正确舆论导向作用，广泛深入地宣传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增强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和企业人士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综合决策能力，克服与传统粗放式经营相联系的思想和做法，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使广大农民意识到保护自己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2)增加投资力度，保障环境管理体制顺利实施。应加大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争使环保投资与GDP的比重达到1％，进一步完善份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适当提高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地方分成比例，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省对市、市乡的转移支付。在每年的地方财政预算交排上保证基层环保部门的正常开支需要，使环保部门在查处污染企业时不再有顾虑。同时积极鼓励民间资金投资环境保护事业，对其进行政策上的优惠，使其迅速产生效益，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环保产业；在适当的时候进行费改税，将排污费，改为环保税，使治污资金能有一个稳定的来源；积极探索排污权的交易，通过经济手段使污染企业自觉减少排污量，实现排污总量的控制；改变对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在试点城市的基础上积极推广“绿色GDP”，通过经济手段减少环境污染。

(3)重视城镇和工业区规划。从乡镇工业发展历程来看，乡镇工业污染蔓延的原因均源于杂乱分散的工业布局。在乡镇企业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分布分散的情况下，难于建设集中的基础设施，环境污染难以控制，这些均制约了乡镇工业升级换代的步伐，影响了规模经济效益和小城镇的建设与繁荣。因此应调整乡镇企业布局和发展大批中小工商业城市，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相对集中、布局合理的工业区和工商业城镇，继续推动乡镇企业点源治理，把改善乡镇工业布局，推动工业区的建设当作乡镇环境管理的一项首要任务。

(4)加大环境立法和执法力度，建立乡镇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加强环境管理，健全环境管理机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首先应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完善和健全环保法规，加强环境管理。其次，应建立环境管理网络，把环境管理纳入乡镇企业管理的轨道，各级环保部门应加强环境管理的力度，认真执行“三同时”和新、改、扩建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控制环境污染，认真执行《关于加强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定》等法规，并通过合理规划，促进乡镇企业经济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5)转变经营思想。建立低消耗、高效益的经济结构。环保法制和标准的不断完善制约着许多按现有方法生产的产品的贸易，同时也给许多产品尤其是有利于环保的产品创造一个巨大的贸易机会。这就要求乡镇企业经营者切实转变经营思想，树立绿色营销观念，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调整产业结构，结合当地资源和传统工艺的特点，确定发展方向，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设备和工艺，大力推广科技进步和清洁生产，降低原材料和能源消耗高的产业比重，是缓解和控制环境污染的重要措施。

第4篇：环境治理行业范文

[关键词]收入合同;激励效应;动态博弈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5-0005-05

一、引言

垄断性行业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行业,为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提供了基础设施平台并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但目前垄断性行业已经积聚了庞大的资产规模,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势力,垄断行业所具有的资源配置效率低、绩效水平差等特征开始普遍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特别是垄断性行业中过高的收入水平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在1999年～2007年间,典型性垄断性行业厂商职工收入平均为竞争性行业职工收入水平的1.5倍以上,且这一特征在长时期内得到了保持。此外,《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提供的数据仅限于公开可得的会计数据,而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一份未公开发表的报告称,如果再考虑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的话,则垄断性行业与竞争性行业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垄断性行业过高的收入水平一方面会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的混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垄断性行业厂商缺乏合理的投资渠道以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动力。在这种情形下,规范垄断行业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成为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例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已经启动了针对包含垄断性行业的中央企业收入制度改革,以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替代工效挂钩制。但垄断性行业收入改革不能简单的以降低其收入水平作为最终目标,因为对于所有的微观经济主体来说,收入水平及收入结构的设计构成了最为重要的激励机制。如何在转轨制度背景下针对垄断性行业厂商设计有效的收入分配制度成为规范垄断行业收入问题的重点,本文考察垄断性行业厂商管制者与经营者之间收入水平与收入结构的动态博弈过程,并同时考虑垄断性行业厂商经营者面临的政治及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当管制者与经营者对未来的预期相同及不同的条件下收入分配制度对经营者跨期努力水平配置的影响。

垄断性行业厂商的收入分配设计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具体行业的数据来观察我国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姜付秀和余晖研究了我国行政性垄断的市场势力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他们发现我国垄断性行业的职工平均收入远高于其他行业,而且这种趋势并没有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而表现出改变的迹象[1]。金玉国则研究了行业收入差距同行业垄断程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行业收入差距的64.23%可以使用行业垄断程度来进行解释,而国有单位平均工资的58.76%可以使用行业垄断程度解释,这意味着所有制垄断是造成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2]。于华阳开发了每元工资增加值的概念对我国垄断性行业收入的配置效应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垄断性行业厂商的收入水平所实现的资源配置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15%左右[3]。这些研究主要考察的是给定制度下收入水平与垄断厂商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实证研究重在展示问题和现状,难以对如何解决垄断性行业厂商收入分配设计进行规范研究,这一问题最终要通过理论研究来实现,但目前国内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在理论研究中,主流的观点是把厂商经营者收入安排作为委托问题的补偿[4],因此,委托问题的研究模式也就成为了最优收入合同设计问题的研究框架。拉丰和梯若尔[5]将经典的委托问题研究方法应用到动态规制合同设计之中,并同时考虑了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问题。这一研究最大的特点是认为合同在不同时期被重新设计,这样棘轮效应将不可避免。这一动态合同设计框架在之后的研究中被不断地完善和扩展,逐渐成为了最优收入合同设计的有力工具。本文应用一个两阶段模型对垄断性行业厂商管制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博弈进行分析,首先给出本文所考虑的博弈模型。

二、转轨经济条件下垄断性行业收入博弈模型

考虑一个受到政府管制的垄断性行业厂商,管制者只能掌握厂商经营的不完全信息,由委托理论的基本结论可知管制者在为厂商设计收入合同时只能在效率与租金之间取得权衡,也就是只能得到一个次优的合同。为了研究的方便,以垄断厂商经营者的收入设计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只需要考虑管制者与厂商经营者之间的博弈过程。首先假设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对于厂商经营者来说其工作难度存在着两种类型:简单型及困难型,工作的类型由自然外生地决定,经营者能够观察到工作难度类型,但管制者只了解工作难度的概率分布。在观察到工作难度之后,经营者向管制者进行报告,管制者根据经营者的报告决定经营者的收入水平。因此对于厂商经营者来说存在着四种策略可以选择:①对于简单型工作,经营者诚实地报告工作类型;②对于简单型工作,经营者夸大工作难度进而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③对于困难型工作,经营者诚实地报告工作类型;④对于困难型工作,经营者有意减轻其难度。需要注意的是,经营者所报告的工作难度往往被管制者看作为经营者经营能力的一种表现,并因而成为管制方挑选经营者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不难理解在我国特定的制度环境下理性的经营者会选择策略②或策略④以期获得更大的未来收益。同时,经营者面临着制度环境及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一点在转轨经济国家尤其明显[6],在分析中本文引入随机变量ε来对这种不确定性进行描述。

1. 完全信息下情形的两阶段模型

首先引入完全信息模型作为分析的基准,经营者的收入合同分为两个阶段来执行,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管制者将重新对收入合同进行设计,因此在研究中将不可避免地考虑到棘轮效应。此外,经营者对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最终反映为经营者风险升水的增加,这构成了经营者向管制者报告的管理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在阶段t,(t=1,2),垄断厂商经营者向管制者报告的管理成本c■为:

c■=β-е■+ε■, t=1,2

其中β为工作的难度类型,低难度的工作及高难度的工作分别标记为β及β,并设0

Ut=st-ψ(е■)

这里st为经营者在第t期的收入水平,ψ(е■)为努力所带来的负的效用水平,且满足 ,ψ(e)>0,ψ"(e)>0此外假设管制者与垄断性行业厂商经营者均为风险中性,如果经营者使厂商获得利润水平为D的话,那么管制者实现的社会福利为:

W=D+Ut-(1+λ)[ct+st]

其中λ表示支付的影子成本,以上函数表明管制者同时考虑了厂商及厂商经营者的福利水平。在完全信息条件下,管制者及经营者均了解工作的难度类型β,则在每一个阶段管制者面临的问题可以描述为:

W=max{D+Ut-(1+λ)[ct+st]

s、e

s.t.Ut=st-ψ(е■)≥0

个人理性约束确定了经营者提供努力的可能,以上完全信息的最优解为:

st=ψ(е■)

е■=е* ,其中ψ'(е*)=1

由结果可以看到,在完全信息情形下,垄断性行业厂商经营者的最优激励合同体现为经营者边际努力成本等于管理成本的边际结余。

2. 不完全信息情形下的两阶段模型

在这一部分中,本文将完全信息模型拓展到两阶段 、 两种类型的不完全信息情形,由于管制者无法在事前承诺不在第一阶段博弈结束后不进行重新谈判,因此棘轮效应将不可避免。不完全信息情形下的博弈顺序如下:

(1)厂商经营者对工作难度进行评估,并在评估之后确切地了解工作的难度类型,评估完成之后经营者向管制者报告工作难度类型,工作难度表示为β及β,并设0

(2)管制者根据经营者的报告设计收入合同st(ct),经营者或者选择接受或者选择拒绝,如果他选择放弃则博弈结束,经营者得到保留效用0。

(3)如果经营者选择接受,则在第一阶段博弈结束后管制者可以观察到随机变量 ε1及管理成本c1。

(4)管制者更新自己的信念并提供第二阶段的收入合同,在新的合同中,管制者会对经营者的预期净收益进行贴现,设贴现率为δR,经营者同样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

由博弈的第二阶段开始进行分析,管制者在第二阶段分别为容易及困难的工作类型设计相应的薪酬合同(s2,c2)及(s2,c2)。相应地,经营者对这两种合同的最优反应为■=■-■+?着■及■=■-■+?着■,设第二阶段工作为容易类型的概率为?籽2。管制者为经营者所提供的收入合同需满足以下个人理性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

■:■-?追(■)≥0; ■:■-?追■≥0

■:■-?追(■)≥s■-?追(■);■:■-?追(■)≥■-?追■

对于管制者来说,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他所面临的问题是选择收入合同(■,■)及(■,■)以最大化期望福利水平E(W2):

E(W■)=?籽■・W(■,■)+(1-?籽■)・W(■,■)

管制者所受到的约束为上面所给出的个人理性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此外,管制者的福利函数为W=D+s■-?追(е■)-(1+?姿)(c■+s■),t=1,2。由管制者的期望福利函数可以看到,当?籽■=1时,管制者将确切地了解工作难度的类型为?茁;而当?籽2=0时管制者将了解工作难度类型为?茁,在这两种情形下博弈的第二阶段将退化为完全信息情形。在下面的分析中设0

由于工作难度类型在博弈的两个阶段中保持不变,管制者在设计第一阶段中的收入合同时应将博弈第一阶段结束时通过对管理成本观察所获得的工作难度类型的推断以及这一推断对博弈第二阶段的福利影响考虑进来。因此,在博弈第一阶段管制者应选择(s1,c1)及(s1,c1)以最大化期望福利水平E(W):

E(W)?籽1・W(s1,c1)+(1-?籽1)・W(s1,c1)+?啄R・E(W2)

这里?籽1为博弈第一阶段中工作难度为?茁的概率,约束条件为博弈第一阶段的个人理性约束及激励相容约束。由以上模型的刻画可以看到,在均衡时应考虑垄断厂商经营者不诚实地报告工作难度类型的可能性,设当工作类型为容易时经营者诚实报告的概率为x,而工作类型为困难时经营者诚实报告的概率为y,由此将存在两种类型的均衡:在第一类均衡中,约束条件IC1及IR1为紧,且经营者以x的概率夸大简单类型工作的难度;在第二类均衡中,约束条件IC1及IR1为紧,且经营者以y的概率降低困难类型工作的难度。当工作难度类型为困难时,在第二类均衡中经营者会在报告中降低工作难度,但这很明显会减少经营者的收入水平。因此当经营者的努力效用函数为?追(е)=?琢/2・е2时,若?琢>0,则对管制者来说第二类均衡中并不能构成最优收入合同,这一结论已为Jeitschko等证明[7]。因此本文集中于研究第一类均衡,此外本文设经营者努力的效用函数为?追(е)=е2/2,且c1-c1

三、收入博弈的均衡分析

如果在博弈的第一阶段中垄断性行业厂商经营者并不企图在向管制者报告工作难度时说谎,也即经营者没有夸大所面对工作的难度,则在这种情形下存在着三种可能:

(1)如果环境的不确定性ε1不是很大,则管制者获知经营者所面对的工作难度类型的可能性Pr(c1+ε1

W2=[D-(1+λ)(?茁 -■)]・ρ1・(■)

(2)在相同的情形下,若Pr(c1+η

W2=[D-(1+λ)(?茁 -■)]・(1-ρ1)・(■)

(3)如果环境不确定性参数波动较为剧烈的话,则管制者能够了解这一参数的概率变为Pr(ε1)=1-(?驻?茁+е1-е1)/2?浊,在这一条件下,管制者的期望福利水平为:W■(?籽■)={D+(1+?姿)[?籽■■+(1-?籽■)■]+■-?驻?茁?姿?籽■(1-?籽■)■}・(1-■)在第一类均衡中,管制者在个人理性约束IR1及激励相容约束IC1下最大化其期望福利水平,由个人理性约束条件IR1:s1-e12/2?莛0,当约束为紧时可得s1=e12/2。此外若经营者能够成功地向管制者谎报工作难度类型的话,那么他可以在博弈第二期得到收益水平:

■(?籽■)=?驻?茁-■+■・(?驻?茁)■

为了取得最大收益,垄断性行业厂商经营者必须在博弈第二阶段使管制者相信工作的难度类型为?茁,这意味着?籽2=0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一事件发生的概率为(?驻?茁+■-■)/2?浊,因此经营者在第二阶段的期望收益为:

■(0)=?驻?茁・(1-■)・(■)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激励相容约束条件IC1为:

■-■=?啄■・■(0)+■-■

由此得到类型一下分离均衡中工作难度类型为?茁时博弈第一阶段的社会福利方程:

■=D-?姿・■-(1+?姿)・(■-■)-■

类似地可以得到工作难度类型为?茁时的社会福利方程为:

■■=D-?姿・■■-(1+?姿)・(■-■)-■■

将s■与 s■由个人理性约束IR1及激励相容约束IC1的联立方程中解出并代入W1及W1得到:

■■=D-(1+?姿)・(■-■■+■)

■=D-?姿・■+?啄F・■(0)+■-■-■

因此管制者所面临的薪酬合同问题变为:

maxEW=?籽■■+(1-?籽■)■+?啄■・EW■,这里EW■=■+■+W■■(?籽■)

上述最大化问题分别对e■及e■求一阶偏导可得经营者的最优努力水平:

■■=1-■・■・?啄■・(1-■)-?啄■・(1-?籽■■)

e1*=1-■+■・■・■×?啄■・(1-■)-?啄■・(1-?籽■■)

如果管制者与经营者的折现率相同,也即?啄■=?啄■,则?啄■(1-?驻?茁/2)>?啄■(1-?籽■?驻?茁/2),在这一条件下可以发现最优收入合同会提高经营者在工作难度为困难类型中的努力水平e1,但同时会降低经营者在低难度工作中的努力水平e1这同时意味着c1的下降及c1的上升,当经营者在博弈第一阶段夸大工作难度时,管制者将会减少经营者在第二阶段的收益水平。如果管制者与经营者的折现率不相同,这往往是由于与垄断厂商的经营者相比,管制者对未来有着更为长远的计划和考虑,这一点在转轨经济国家国有垄断厂商中表现的更为突出。一方面,垄断厂商经营者有任职时间的限制;另一方面,与私有产权相比,垄断性行业厂商的国有产权特征也使经营者对未来价值的估计下降。在这一条件下可以设?啄■>?啄■,因此可以得到?啄■(1-?驻?茁/2)>?啄■(1-?籽■?驻?茁/2),这意味着管制者更希望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对工作难度类型进行区分。由上面得到的关于e1*及e1*的表达式可以得到在以下条件满足的情形下,在均衡中最优收入合同的设计将降低经营者为高难度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水平,但却会提高其为低难度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水平:

■>■

在以上两种情形下似乎得到两个相互冲突的结论,但它们所提供的经济学解释却是一致的,也即管制者通过在博弈第二阶段对工作难度类型进行区分能够减少经营者在未来的收益,但这将会加剧收入合同所引发的棘轮效应,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当工作难度类型为容易时,经营者有更强的激励谎报工作类型。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只有当管制者具备充分长远[光、且管制者要给予经营者提供更高收益水平的条件下垄断性行业厂商的管理成本才能够有效地降低,但同时管制者会增加博弈第一阶段中困难类型工作的管理成本的支出。

以上分析发现如果相对于经营者来说管制者对未来赋予更大权重的话,则在满足一定条件下薪酬合同将降低经营者在难度较大工作中的努力水平而提高在难度较小工作中的努力水平,这意味着如果垄断性行业厂商所面对的工作难度较小时,经营者更容易由于自己的努力而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这显然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另外,由对条件?啄■/?啄■>(1-?驻?茁/2)/(1-?籽■・?驻?茁/2)的比较静态分析也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设M(?驻?茁)=(1-?驻?茁/2)/(1-?籽■?驻?茁/2),则由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

这意味着当经营者面对的工作难度分布区间开始变大后,一方面,管制者能够确切了解工作类型的概率下降;另一方面,?啄■=?啄■的值需要满足的条件加强了,也即当?驻?茁变大之后,需要管制者对未来赋予的权重水平更大。以往对于垄断性行业垄断厂商收入水平的实证研究发现这些厂商的高收入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行业凭借垄断条件获得超额利润的问题,而本文的分析也证明垄断厂商中的高收入水平应该是管制者所设计的管制制度中内生的结果。这与以往研究中所更为强调的垄断性行业高收入水平的原因主要来自所有者缺位或者内部人控制形成了明显的不同,所有者缺位及内部人控制等在解释垄断厂商高收入水平原因时将注意力放在了垄断厂商所处的外生制度环境中,但却较少地考虑这一结果的策略互动原因,这自然导致这些解释难以形成有效的政策设计。与这些解释相比,本文的分析建立在给定制度环境之下讨论收入合同的内生问题,这样的分析应更符合中国所选择的渐进式改革所对应的现实情形。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一个两阶段动态博弈框架下研究了国有垄断性行业厂商管制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薪酬合同问题,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将转轨经济条件下制度及经济环境随机变动的因素引入分析中,且将收入合同作为管制者与经营者之间策略互动的一个内生结果。理论分析发现,当管制者与经营者对未来的折现率相同时,管制者需要提高容易类型工作的管理成本而降低困难类型工作的管理成本;但当管制者对未来赋予的权重超过经营者时,则容易类型工作的管理成本将降低而困难类型工作的管理成本将上升。这两个方向的结论意味着管制者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在区分工作的难度类型方面支付了较少的租金,这一行为将加剧经营者的棘轮效应,在这种情形下经营者有更强的激励对管制者说谎。而简单的比较静态分析也发现,当经营者所面对的工作难度类型分布区间变大之后,均衡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变的更强了。

由本文的分析所给出的政策建议认为,目前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所进行的垄断性行业工资改革方案应在注重工资总额控制的前提下注意垄断性行业厂商经营绩效的考核,而这一考核可以根据标尺竞争的思想将国有垄断厂商的表现与国外同行业垄断厂商进行比较,从而确定适当的收入水平。因为最终收入合同的设计要以提高垄断厂商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为目标,而如果更多地关注工资总额的设计而忽视与收入水平相匹配的绩效的话,那么很容易导致绩效相对于收入水平更大幅度的下降。其次,应该加强对垄断性行业厂商专家式监管的力度,引进专家监管可以有效地降低管制者对垄断厂商工作类型进行辨别时所面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一点在本文所研究的环境有着特别的意义。由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专家式监管可以在降低收入合同设计中的棘轮效应的同时为垄断厂商经营者提供适当激励水平的收入,但专家式监管实现的途径往往会形成由垄断性行业厂商中选择监管者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监管者与经营者之间串谋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这构成了国有垄断厂商收入合同设计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8]。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垄断性行业收入进行规范来说,本文在给定制度环境下进行了相应的分析,这使得对垄断性行业收入改革也具备了渐进式的特点。对垄断性行业收入问题来说,也许比较彻底的解决方式是首先对垄断性行业的产权结构进行改造,引入多种产权形式进行投资,这会使垄断厂商所面临着的制度环境发生相应的改变,这也将构成本文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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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Jeitschko,T and Mirman,L.Inform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in

第5篇：环境治理行业范文

[关键词]智能制造；生态环境；生态链；装备制造企业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063

[中图分类号]F276.3；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02

企业生态环境的重塑主要表现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与智能化的融合。如今，这种表现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今后也必将成为产业发展的焦点。面对这样的产业环境，谁能抓住机遇便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先机，从而保证自身的创新与发展。

1 智能制造重塑企业生态环境的特点

1.1 生产方式模块化

智能制造模式，即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大量的现代信息技术，从而使生产模块化。所谓生产模块化，即将原本复杂的系统分为若干独立的子系统，而智能制造模式的优势便在于能将若干分散的子系统集成到一起，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辅助下优化集成子模块，优化产品的生命周期，不仅提升了产品质量，还为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开展产品模块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逐步成为产品制造业未来应用的主要生产方式。

1.2 组织管理标准化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与现代信息技术的逐渐流行，分解内部工作模式与服务外包模式的应用也越来越普及。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将促使企业传统组织边界的瓦解，各企业之间也不再是独立的封闭状态，而是形成一种基于网络的生产模块，每个企业都是其中的某一节点，甚至连企业内部的每个部门都能成为智能生产网络中的小节点。而作为生产网络中专门从事大型装备制造的企业或组织，必须严格按照标准化要求进行分工与合作，才能形成具有一定层级结构的组织形式。

1.3 产品升级服务化

现代社会已逐渐步入智能制造时代，在此时代背景下，只有积极革新传统以产品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才能良好的满足现代社会需求。随着生产过程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劳动效率的提升率将会逐步下降，传统以提升劳动效率增加产品价值的方式已逐渐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而是需要为产品添加更多的附加价值，才能争取高额的利润。经实践证明，能获得丰厚回报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价值链的两端即产品的研发过程及市场终端。而随着智能制造生产系统的逐渐普及，产品服务化的发展将成为制造业创造未来价值的重要途径。

1.4 商业模式平台化

消费者能全程参与产品的制造过程是产品生产智能化的最主要特征。这也对大型装备制造类企业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促使其改变线性思维模式，并打开与消费者沟通的大门。此外，还要加强与互联网之间的融合，打通企业与外部之间的联系，进而为企业构建在线交流平台提供便利，使企业能可从通过外部渠道获取企业资源，以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现代社会中，以平台化模式运作的最成功案例当属电商企业，阿里巴巴正是通过平台化运作而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并成为了全球互联网的巨头。由此可见，平台化的运作模式对企业重塑商业模式提供了良好的途径。

1.5 市场营销网络化

随着“互联网+”步伐的逐步加快以及智能化产品的快速发展，各种渠道均被得到了有效整合并进行了互联网化的营销系统。电子商务以绑定用户银行卡、水电缴费卡等方式，将消费者的网络消费变得更加快捷。同时，整合后的产品渠道，其内容丰富的产品也是传统终端销售所无法达成的，这些都对传统销售模式、渠道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此，网络化的营销理念必将成为今后社会的主流营销方式。

2 智能制造生态链，助力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创新发展的途径

2.1 强化协同创新

一个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要想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就必须具备良好的整合社会及全球资源的能力，而非单一的创新自身资源。传统封闭的创新模式已无法满足时展的需求，因此，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创新必须向联盟式的协同创新方向发展，积极开放创新式平台，唯有如此才符合现代技术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于大型装备制造类企业来说，必须站在全球化的角度，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未来市场，积极寻找创新机会，整合企业内部资源，在现代先进科技的帮助下，努力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以提升企业的整体实力，从而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实现收益最大化。

2.2 提高标准化水平

在智能制造重塑的生态环境中，对各行各业均有其行业标准，若无法达到标准要求便无法成为该生态环境中的一环，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自然也不例外。其中，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工厂到物流，都需严格按照智能制造的标准来进行，如采用最新的数控智能设备，实现设备智能化的互联与互通、协同不同组织的生产过程、控制生产质量与决策支持系统等。作为企业，应设置专门组织机构负责企业的标准化管理，一方面及时更新行业标准信息；另一方面还需要加强企业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从而保证标准的实用性。

2.3 进行智能化改造

智能制造重塑的企业生态环境中的智能化改造是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所谓的智能化改造不仅是引进最新的智能设备，还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其过程是将产品的研发与设计、产品的生产过程与管理运营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最终形成完善的智能制造系统。当然，企业在进行智能化改造时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采用渐进式的方式完成智能化改造的转变。同时，政府应加大对企业的支持力度，采取试点示范的方式，以提升各企业向智能化改造方向转变的积极性。

2.4 推进服务化转型

服务化转型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任何企业只有向服务化的方向转变，才能有效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进而最大化提升企业效益。企业服务化转型的过程实质上是企业业务流程重塑的过程，其重点在于结合用户需求拓展展品功能，并在此过程中，添加售后服务、企业管理、平拍管理等环节，以提升服务在企业产值总的总价值。目前，国内外许多企业在进行服务化转型后均获得了更好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当属IBM、海尔等传统加工型制造企业，这些企业都在是进行服务化转型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5 注重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组织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为产业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在互联网环境下，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企业及企业内部之间随时都在发生变化，而企业组织唯有根据这些变化适当地作出调整，才能保证自身的健康成长。而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发展趋势也促使企业不断创新自身商业模式，才能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实现应有的商业价值。对处于智能制造生态链中的大型装备制造类企业来讲，唯有不断地进行技术、组织以及商业模式方面的创新，才能更好第满足未来的发展需求。

3 结 语

在智能制造时代背景下，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应该不断整合多方力量，形成合力，从而为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生产力创造良好的条件，有效提升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便推动大型装备制造企业能够更加稳定健康向前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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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环境治理行业范文

【关键词】 多发性创伤 颈外静脉留置针 急救护理

在多发性创伤病人的急救中，为病人建立可靠的静脉通路，快速将各种药物输注到病人体内，达到成功穿刺、保护血管、安全留置的目的，是抢救成功的重要环节［1］。多发性创伤病人四肢、躯干等多次受伤，有时在伤肢上难以建立静脉通道［2］。进而危及病人的生命，降低了抢救成功率。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可靠有效的静脉输液通路，2008年1月-2010年2月，我院急诊科采用颈外静脉留置针建立输液通路抢救多发性创伤病人，能尽快建立有效循环，为成功抢救多发性创伤患者奠定了基础。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08年1月-2010年2月我院收治多发性创伤患者60例，其中男48例，女12例，年龄21-72岁，平均42.3岁。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两组病人年龄、体重、病种、病情及血管条件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1.2穿刺方法

观察组病人采用颈外静脉留置针输液治疗。备常规输液用物，需采血标本用5-10ml注射器连接8号头皮针备用。材料采用美国BD公司生产的22G静脉Y型留置针。帮助患者取去枕平卧位，头偏向对侧，头稍低，暴露颈外静脉。穿刺部位为下颌角与锁骨中点上缘连线的上1/3处，颈外静的外侧缘［3］。助手用食指按压颈静脉三角处，使静脉充盈，5-10ml注射器以头皮针连接于留置针肝素帽端，消毒范围8-10cm待干，操作者左手拇指绷紧穿刺点上方的皮肤，右手持针呈15-30。角进针，入皮后沿静脉方向行走，助手轻抽注射器观察回血，见血后沿血管行进1-2mm，左手固定针芯，右手将套管针全部送入静脉内，左手抽出针芯，用敷贴固定，并标明留置时间。可经此静脉通路采集血标本后连接输液器输液，并固定于耳。对照组按静脉留置针穿刺方法要求选择外周静脉采血后建立输液通路。管两组操作均选择在急诊科工作3年以上，护师以上职称的护理人员进行。暂停输液时用25u/ml肝素或生理盐水3-5ml封管［4］。

2 结果（见表一）

表1 两组患者静脉留置针使用比较

3 讨论

多发性创伤病人四肢、躯干等多次受伤，失血过多血容量不足，四肢周围静脉失去弹性而塌陷，给静脉穿刺带来很大困难，易造成多次穿刺。颈外静脉是颈部管径最大的浅静脉，有离心脏近（尤其右侧），位置表浅、充盈、易于辨认及可用胸锁乳突肌作穿刺定位的特点，易于穿刺成功［5s］。穿刺成功后，注意观察是否有皮下血肿、液体渗漏、导管脱落、赌塞、液体是否畅通，严格无菌操作，防止感染，避免多次反复穿刺以免形成血肿［6］。颈外静脉距离心脏近，回流快，输入药物可迅速到达心脏及效应器官发挥作用，明显提高抢救效率。颈外静脉留置针穿刺输液能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病种病人的抢救和治疗，是心肺复苏的重要措施，尤其适用于多发性创伤病人的抢救后治疗，因为颈外静脉留置针穿刺输液能建立了可靠的静脉输液通路，使输液、输血的整个过程顺利，能达到理想的给药速度，对抢救创伤性失血性休克，补充血容量，减轻脑水肿，降低颅内压，临床效果尤为显著，同时避免了四肢静脉输液时的反复穿刺。颈外静脉置管方法简单，易掌握，与周围静脉比较，由于外静脉管腔直径较大，置管后穿刺针对血管内膜的机械性刺激较小，且血流量大，可较快稀释药液，减少药物刺激，静脉炎发生率明显低于周围静脉，颈外静脉置管部位易于固定，对烦躁不安、四肢固定困难的病人可明显延长置管时间。急诊科护士要有娴熟的穿刺技术和高度工作责任心，穿刺时动作应轻巧，稳、准、细，拔针时用棉签顺着血管方向按压，至少要5min这样可减少出血及淤血发生率［7］。

由表1可见，两组比较穿刺的时间、一次穿刺成功率、采血成功率、具有统计学意义，颈外静脉单通道1h补液量高于明显高于周围静脉，静脉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周围静脉穿刺输液，可同一静脉成功采血，减轻患者反复穿刺的痛苦，且留置的效果明显优于周围静脉。由此可见，在救治多发性创伤患者中，采用颈外静脉留置针输液优于采用周围静脉留置针输液，使静脉输液护理质量得到了提高，增加了患者和家属的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

参 考 文 献

[1]梁玉俊.颈外静脉留置针输液在矿区多发性创伤急救中的应用[J].全科护理，2009.7(7A)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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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环境治理行业范文

[关键词]环境艺术专业；双师型；素质能力

前言

中国职教界特有的名词，“双师型”教师是指既能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又能指导专业实践的教师个体所同时又具备“双师”知识、素质、能力的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或教师群体结构队伍中，由部分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扎实、任教经验丰富的“理论型”专职教师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技能型”兼职教师构成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一、高职环境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内涵与特征

“双师型”教师这一名词，是时代进步的产物，是高职院校所特有的。“双师型”教师与普通高等教育教师比较而言，具有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结构。普通高等教育的专业教学是一种以纵向为主的框架式课程体系，强调学科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系统性和理论性，而高职教育的专业教学是以横向为主的模块式课程体系，强调的是职业岗位、技术的专项性、操作性和应用性。

（2）能力结构。因为高职教育培养的是高级应用型专业人才，与普通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有所不同，具备操作是对高职院校教师的基本要求，也是高职院校教师区别于普通高校教师的根本特征。高职院校教师要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能力：操作能力、科技开发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

（3）素质结构。“双师型”教师除必须具有普通教师所应该的良好职业道德；良好的教育教学能力；良好的身心素质以外还应凸显“双师型”教师的职业能力和素养。

二、高职环境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应具备的素质与能力

（一）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应具备的素质

（1）职业道德

环境艺术设计行业是一个社会服务型行业，从业人员的服务意识和职业道德是其基本要求，因此，“双师型”教师除熟悉并遵守教师这一职业道德外，还要熟悉并遵守环境艺术设计行业的职业道德，并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业职业道德，自觉按照行业职业道德办事。

（2）专业素质

环境艺术专业要求“双师型”教师不能单纯地传播理论知识，也不能一味传授具体的方法、技能，要求“双师型”教师必须具备宽厚的行业职业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具备把行业职业知识及实践能力融于教育教学过程的能力；了解社会对环境艺术专业或工种对人才技能水平的要求，注重行业职业知识的传授和实践技能、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并能正确完成技能操作示范，带领学生按行业标准进行综合项目的实践，从而要求“双师型”教师应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特别是其理论水平、实践技能和组织管理能力的综合提高。

（3）创新能力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发挥创作思维，创造一个既符合生产和生活物质功能要求，又符合人们生理、心理要求的室内、外环境的社会服务型专业，创新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要求，也是环境艺术专业学生毕业后开拓事业的前提条件之一。环境艺术专业 “双师型”教师具有敏锐的创新能力是其基本素质要求，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基本职责，在课堂教学中除了对学生知识能力的培养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如何获取新信息、新观念、新知识，不断提高自己，主动适应变化的新形势。

（4）产学研的能力

环境艺术专业 “双师型”教师产学研能力的具备主要表现为：一是把教学实践上升为教学理论，把教学理论应用为教学实践，不断的总结、提高自我；二是通过校企合作、项目合作或者是独自承接项目设计的能力。能针对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教育理论为指导，通过观察、实验、分析和研究，探索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教学规律的能力。

（二）高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应具备的能力

1、环境艺术专业“双师型”教师应具有掌握行业发展动态的敏锐洞察力，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

（1）熟知本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方向及在市场中的定位。作为环境艺术设计“双师型”教师，应该了解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了解人才培养方案中培养规格、方向的定位，正确应用教学方法传授学生职业岗位知识，培养市场所需专业人才。

（2）善于对行业法规的理解和解读从而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与市场未来需求接轨。了解国家政策和法律是行业发展的前提，也是学校培养人才的依据。环境艺术“双师型”教师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解读能力关系到人才培养是否能适应时代的变化，才能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满足学生毕业后能谋求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2、环境艺术专业“双师型”教师应具有把握行业岗位工作标准的能力

岗位工作标准是企业根据劳动岗位的特点对上岗人员的条件提出的综合要求。岗位工作标准的内容一般应包括岗位名称、岗位职责、生产技术规程和上岗标准四个部分。环境艺术专业“双师型”教师要充分了解环境艺术设计行业中关于岗位名称、岗位职责、生产技术规程和上岗标准的具体内容且融入到教学中，培养出符合行业岗位工作标准的应用型人才。

第8篇：环境治理行业范文

【关键词】 Y型静脉留置针； 输液护理； 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4）22-0082-02

The Study of Risk Management Vupon PICU Pationts Using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 Veins/LIN Xiao-ying，CHEN Chun-hua，ZHONG Hai-ying，et al.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2014，12（22）：82-83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risk management in PICU children’ nursing care who used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Method：We selected 50 children randomly as the control group who used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 but without using the risk managemen，and 50 children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o used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 with using the risk managemen，counted the usage of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and compared the incidence of risk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by appling the risk management of FMEA.Result：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indwelling catheter tim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nger，but the complication such as indwelling needle shedding，obstruction and exosmosis were reduction.Conclusion：FMEA risk management can reduce the infusion nursing risk of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improve the effective use of indwelling needle and reduce the medical cost.

【Key words】 Y type venous indwelling needle； Infusion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First-author’s address：Central People’s Hospital of Zhanjiang，Zhanjiang 524037，China

静脉用药是PICU作为治疗、抢救患儿的重要手段，针对PICU患儿这一特殊群体，病情危重，治疗用药多，静脉通道不易建立等，除中心静脉导管的使用外，外周静脉输液患者仍占大多数，针对PICU患儿这一特殊群体，病情危急、治疗用药多等因素，易导致留置针留置时间不长，发生留置针脱出、打折、阻塞、外渗、静脉炎等并发症，如何保证静脉输液通道的有效使用，是PICU护士必面对的重要护理问题。笔者所在医院护士在工作中不断探索，改进方法，提高留置针的有效使用率，尽量减少静脉留置针引起的不良反应，前瞻性护理工作模式有效提高静脉留置针的使用及减少并发症。本文通过运用FMEA风险管理方法对50例患儿Y型静脉留置针输液护理中的运用，提高护理安全性，有效降低风险发生率，减少套管针脱落、阻塞以及局部渗漏、肿胀、静脉炎等并发症，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3年1-12月抽取50例PICU患儿用应24G Y型静脉留置针输液未应用FMEA风险管理方法为对照组，年龄1～3周岁，女性患儿22例，男性患儿28例。2013年1-6月抽取50例PICU患儿用应24G Y型静脉留置针输液应用FMEA风险管理方法为观察组，年龄1～3周岁，女性患儿18例，男性患儿32例。观察组与对照组各抽取脑炎患儿使用甘露醇等药物治疗50例。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材料

两组均采用美国BD公司生产的“飞玛”24G“Y”型头安全型留置针、分隔膜无针密闭式输液接头、预冲式导管冲冼器，3M透明敷料、3M无纺透气胶带。

1.3 方法

1.3.1 操作者均为PICU护士，受过专业的留置针穿刺技术及留置针维护培训。操作前，护士应保持镇定、选择粗、直、弹性好、血流丰富、无静脉瓣的血管，如颞浅静脉、手背静脉等，避开关节部位、及不完整的皮肤[1]。用注射器吸取5 ml生理盐水连接留置针排气，进针速度宜慢；与皮肤呈15°～30°、见针座尾部有回血后降低穿刺角度、再平行血管进针0.1～0.2 cm[2]，此时停止进针，右手拇指、食指、中指固定针翼，左手拇、食指持针座平稳向后退出针芯的1/2；退出针芯后看见透明的外套管内血液回流顺畅，推入约0.5 ml生理盐水，确保穿刺成功，左手复位、右手持针翼将软管送入血管，也可右手持针翼将软管送入血管的同时左手将针芯完全退出，送外套管时动作应缓慢柔和、力量均衡，避免穿破血管。

1.3.2 对照组50例患儿使用留置针穿刺成功后，护士按操作常规进行静脉导管的维护。

1.3.3 观察组50例患儿留置针穿刺成功后，采用FMEA风险管理方法包括留置针的评估、患儿合作程度、留置针的固定方法、冲封管等管理方法，采用小组分析讨论的形式，根据分析讨论的内容进行原因分析，改进流程，制定标准操作流程及护理质量标准，组织全科护士学习，提高风险意识，针对Y型静脉留置针输液护理质量标准进行质量控制，并进行效果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3 讨论

护理风险管理是指对患者、护士、护理技术、药物、环境、设备、护理制度与护理工作程序等风险因素进行识别、评价和处理的管理活动[3]。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法（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FMEA）是系统性、前瞻性的分析方法。用来评估系统和流程中容易发生失效的原因和将造成的后果，找出系统和流程中最需要改变的环节，以预防失效的发生，其实是对固定流程性操作中可能出现问题的猜测，而不是等失效发生造成不良后果才行动的方法[4]。

张志平等[5]研究报道从不同的风险因素对儿科患者进行评估，如患儿配合度、护士相关技术水平、健康宣教等方面评估并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对策以提高患儿及家属的满意度。李鸽等[6]2008年研究报道新生儿静脉留置针常见的风险种类为静脉留置针脱落、堵塞、静脉炎，对其进行相应的风险管理控制，结果通过护理管理方法，提高护士风险意识，使安全隐患的发生率大大的降低。廖冬梅[7]对357例Y型留置针输液研究报道小儿静脉留置针输液常见的并发症是穿刺失败、套管针脱落、阻塞以及局部渗漏、肿胀、静脉炎等，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处理对策，结果提高留置成功率，减轻患儿多次留置穿刺的痛苦。国内外学者在小儿静脉留置针的并发症及其处理对策研究较多，并已有效应用于临床，但对于PICU这一特殊的患儿群体的输液风险管理及其Y型留置针等相关风险的评估及对策等针对性强的研究较为少见。

PICU病房收治的主要是急危重症患儿，患儿病情危重，变化快，病死率高，护理工作难度高，任务重，劳动强度大，属于高风险工作环境。Y型静脉留置针输液在PICU病房广泛使用，具有减轻因反复穿刺造成的血管损伤、安全迅速、便于固定、减少患儿痛苦等优点，并能较长时间维持静脉通道，尤其在抢救患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又减少了护士穿刺操作次数，提高工作效率，但静脉留置针输液是一种有创治疗，存在风险因素。随着医疗服务走向市场，风险管理在医疗护理服务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风险管理方法在我国医院有广泛的运用前景[8-9]。

在PICU患儿Y型静脉留置针护理中根据护理风险管理方法程序、运用风险管理方法，前瞻性临床工作思维，分析PICU患儿Y型静脉留置针护理中存在主要护理风险及其可能的原因，及时发现并制定护理标准和制度，实施相应的各类风险管理措施，降低风险的发生率，可确保PICU患儿在使用Y型静脉留置针过程中的安全，延长静脉留置针使用寿命，确保PICU患儿准确、及时地完成输液计划，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大大降低护理人员的工作量，取得较高的经济、社会效益。

通过风险管理方法的学习与运用，可以提高护士的临床工作思维，提高专业技术能力，在护士培训中也取得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杨淑英，.静脉留置针的临床应用及护理要点[J].青岛医药卫生，2007，19（2）：142.

[2]计惠民.静脉留置针的临床应用及护理[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9，19（11A）：75.

[3]姜小鹰.护理管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95-98.

[4]彭刚艺，陈伟菊.护理管理工作规范[M].第4版.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1：107.

[5]张志平，李继红，韦弘.风险管理在小儿外周静脉留置针输液中的应用[J].吉林医学，2012，33（4）：873-874.

[6]李鸽，陈巧巧.风险管理方法在新生儿静脉留置针护理中的运用[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8，8（32）：7839-7840.

[7]廖冬梅.小儿静脉留置针输液常见并发症及临床护理对策[J].按摩与康复医学，2012，3（3）：124-125.

[8]钟华荪，张振路.静脉输液治疗护理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321-330.

第9篇：环境治理行业范文

【关键词】两型社会；企业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层次分析法

一、企业环境业绩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

1.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是指环境业绩评价指标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是构建环境业绩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包含全面性和层次性两层含义。全面性要求设计的环境业绩评价指标不能有遗漏，全面反映企业环境业绩情况；层次性要求在设计环境业绩评价指标时做一层次梳理，一般由基本指标、修正指标和评议指标构成。

2.相关性原则

相关性是指企业环境业绩评价指标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必须具有使用价值。这里的相关性有三层含义：一是环境业绩评价指标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与国家宏观管理相关联，为国家宏观环境管理服务；二是环境业绩评价指标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与企业管理当局相关联，为企业管理当局的环境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三是环境业绩评价指标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关联，有利于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3.可验证性原则

可验证性原则也即可靠性原则，是指第三方对环境业绩评价指标信息的可信性能够进行验证。指标所反映的信息要可靠，就必须是可验证的。可验证性关注的是指标应当是可量化的，量化的方法和计算步骤是利益相关者可接受的。如果指标是不可验证的，得出的评价结论就可能不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难以实现评价的目的。

二、企业环境业绩评价指标选择

1.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和经营业务的特点

每个不同的企业都有各自不同的环境因素，而这些不同因素主要是有企业的业务特点来决定，以及同时也受政府环境规制和企业环境行为等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造纸业的主要污染源是以水为主的，而冶炼业的主要污染源是以空气为主的等。因此，环境业绩的评价指标必须要以符合企业自身特点和满足企业自身的特殊需求的前提下，才能与企业的内部管理相结合，当然，还要满足法律法规的要求。

2.企业组织结构的特点

一个企业的业绩评价指标随着其层级的不同指标也是不一样的。由于企业的控制责任不同，因此，企业的管理者所制定的业绩评价指标与生产单位所制定的环境业绩评价指标也应该有所不同，环境业绩评价指标要自上而下，层层分解，做到具体到每个人的组织结构；其评价指标的计量结果则应该是自下而上，层层汇总。环境业绩指标在较低层级时应较为具体，较高层级时则应更加综合抽象。同时为保证指标的一致性目标，各部门间应相互支持。

3.产品的生命周期

在对一个企业的环境影响程度进行评价时，应当把其铺盖产品生命的整个过程，包括从原材料的获取到生产销售至使用的最终处置。因为，产品从设计、采购到制造、营销等等各个环节的基本经营活动中都会有环境因素贯穿其中，因此，相应的对企业的环境评价也离不开其产品的生命周期全过程。

4.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企业的外部利益相关者包括下至消费者和普通民众，上至投资者和债权人等等都是可以利用的环境业绩评价指标，为能做出更加理性的企业投资决策，必须利用上述因素来对企业的环境活动做出评价，从而更全面的对企业的发展前景做出估计，判定其合理的投资决策。因此，在设计企业的环境评价指标时，应适当考虑到相关利益者的期望和关心的相关事项。

三、企业内部环境评价主要指标体系

1.组织结构

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都有着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但是无论哪种结构模式一般包括：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其中，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企业经营方针、筹资、投资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的表决权；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依法行使公司经营决策权，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提出企业的经营管理目标和经营理念等；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监督企业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实现企业的经营管理和战略管理目标；经理层是企业的执行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股东大会、董事会各项决议事项，主持执行和协调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目标。因此，经理层是企业内部控制真正的设计者、执行者，更是内部环境的营造者和维护者。

2.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是现代企业内部控制中的内部环境要素之一，是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增强内部控制的重要环节。在设置内部审计中要充分考虑到其独立性、成效性、权威性等三个原则。其中，独立性：是内部审计最基本的特征，设置时要求在组织、结构、业务和职能上的独立性，这才能保证其客观公正的进行审计；成效性：要求机构人员设置精干、因事纳人，做到专职高效的原则；权威性：内部审计要求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才能顺利开展各项相关工作。

3.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其为职工所认同遵守的价值观，经营观念和企业精神。在培育具有自身特色企业文化要充分考虑其经营管理理念、团队协作精神、开拓创新精神、诚信道德观、风险防范意识和发展愿景等，打造以主业为主的核心品牌，形成企业的向心力，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

4.人力资源政策

人力资源政策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聘选的各种人才，包括懂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全体职工而采取的一些列政策，主要有人才的选聘、培训、薪酬、绩效考核、晋升轮岗、激励奖惩等等各种制度。一个企业应该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管理和建设，根据企业的实际发展战略需求，结合现实人力资源的情况，制定人力资源发展目标、人力资源总体规划、各项奖惩制度和能力培养框架，明确人力资源的引进、开发、培养、考核、使用、激励和推出等管理机制，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企业环境审计指标评价的主体

1.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倡导者，对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起着主导的作用，科学规划、引导“两型社会”建设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其主要责任，尤其是对 一些高污染和高能耗企业的监管。政府部门加 强对企业的监管，监督、评价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管理以及有关经济活动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有助于其了解国家资源环境政策法规的贯彻情况；加强对企业的环境审计，可以避免或减少企业会计核算的失真造成的投资误导行为，鼓励发展节能、环保、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还可以督促企业重视环境效益的评价，开发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产品。

2.企业

企业是“两型社会”建设的主力军，企业履行资源和环境责任的情况如何，不仅对“两型社会”的建设至关重要，而且是企业能否树立良好公众形象、突破绿色壁垒、走向国际市场的风向标。企业自身进行环境审计，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相关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加强企业的环境管理，减少环境风险，使企业自身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

3.社会公众

“两型社会”的建设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社会公众对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监督可以督促企业和政府部门履行环境责任， 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因此，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利用环境审计评价指标对我国工业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估，可以帮助广大 社会公众详细了解企业环境责任的具体履行情况。

五、企业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⑴科学性原则：企业环境审计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具体指标必须具有一定的科学内涵，概念明确，统计和计算方法规范，这样才能科学地反映企业的特征，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⑵相关性原则：环境审计的目标就是要提高企业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环境绩效。为了反映企业的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行为， 所有的评价指标都必须反映企业为改善环境所作的贡献， 反映企业的输入和输出对环境的影响。

⑶可操作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要求评价指标有可靠且连续的数据来源，容易被量化，便于审计人员的实际操作。这就要求各评价指标要容易理解，度量要简单明了，数据容易采集，最好可以利用企业现有的统计资料。

2.评价指标分级标准的确定

分级标准的制定依据：

⑴以国家环保总局颁发的有关环境法律法规为依据：对企业进环境审计的目的之一即要审查企业遵守国家相关环境法律法规的情况，评价企业的环境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环境法律体系应是企业环境责任分级标准的法律基础。

⑵以ISO14001 环境管理为标准：ISO14001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适用于评价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的评价指南，有利于企业环境管理体系的改进。环境管理是企业环境审计的主要内容，因此也是制定企业评价指标分级标准的基础依据。

⑶以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标准为依据：污染物排放情况是企业环境审计的主要内容之一，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和总量达标是企业应达到的基本要求，因此国家、地方以及行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标准是评价指标分级标准的基础依据。

⑷以国内的先进清洁生产水平为依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实现企业与环境和谐统一、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清洁生产可以促使企业以最少的环境污染实现最大的经济价值，因此清洁生产也是分级标准的制定依据。

⑸以已有的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环境质量标准规定了大气、水等各种环境介质中有害物质的允许含量和要求，来确定环境是否被污染的依据，可以为分级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

总之，工业企业环境审计评价指标的具体应用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污染、环境管理、环保支出等方面的环境因素，并对这些环境因素进行识别和评价，减小企业的环境风险，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避免环境管理体系流于形式，应对环境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定期进行检查和监督，评价目标的完成情况，纠正该评价指标体系的不足之处，不断健全整个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