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的起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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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Abstract：The higher Vocational Undertake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raining advanced skilled talents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applied talents，mainly trains the line of work talent for the manufacture， management， service. In the face of such a situation， the industry and the enterprisesoccup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ionand employment demand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students'occupation quality is a very important index.。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mploying units on theoccupation quality of vocational graduates， so as to train and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improve students'occupation quality. This article on how to develop and further analysis and research for Promoting Graduates occupationquality automobile specialized subjec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Enterprise Needs；Higher vocational graduates； Professional Quality
一、问题的提出
从最近几年全国高职学生就业统计数据来看，高职生的就业情况并不理想。影响高职毕业生就业的因素有什么？企业确定和录用高职毕业生的标准是什么？随着就业环境与工作要求的不断变化，企业对高职毕业生职业素质的要求有何调整和变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分析、总结用人单位的需求，确定评价高职毕业生职业素质的标准，不仅能够为企业招聘学生提供考核标准，更能够为完善高职院校教育内容，提升学生职业素质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对于学校人才培养也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充分的了解用人单位对学生职业素质的要求，对我院一汽―大众奥迪、一汽―大众校企合作项目的20余家4S店进走访调查。我们发现，高职生职业素质普遍存在下面几方面的问题：
1.职业意识淡薄。绝大多数的同学几乎没有思考过自己的职业兴趣、职业倾向、职业道路、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价值、职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大部分同学没有系统的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基本的想法是：走一步、看一步，干什么工作无所谓，只要有“钱”途就行，以至于有的同学产生了换其它工作工作的念头。
2.职业道德认识肤浅。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高职生中，对自己将来所从事职业所要求的职业道德几乎不了解，即使有的同学知道一点点，也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很少有同学去主动的思考，作为一个合格从业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职业道德。目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许多同学误以为诚实、守信就是“笨、傻”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是用来约束别人的，对别人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可以痛恨、愤怒，但对自己而言，职业道德就形同虚设，可有可无。
3.职业能力较弱。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通常包括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两个部分。大部分高职生专业知识基础差、专业技能缺乏、没有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专业知识拓展面窄，自学能力差、外语能力弱、计算机运用能力不足、信息获取意识弱、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不具备创新能力。
4.职业心理素质较差。职业心理素质是指从业者认知、感知、记忆、想像、情感、意志、态度、个性特征等方面的素质。高职生中，普遍缺乏自信心、缺乏进取心，不能承受挫折，没有顽强的毅力和意志力，缺乏自我控制力和适应力。
二、汽车行业、企业对高职学生职业素质要求现状
由于目前的高职院校汽车类专业学生就业后主要是从事汽车后市场的相关工作，通过对汽车行业、企业进行走访与了解，发现各类企业对人才需求基本是一致的，企业对职业素质重要性其重要性的排名为工作态度、团队精神、理解与学习能力、表达与社交能力、管理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
很多企业之所以招不到满意人选是由于找不到具备良好职业素素质的毕业生，现在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认为，高职毕业生正确积极的工作态度比专业技能更重要，大部分企业在招聘毕业生时把正确积极的工作态度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进行考虑，毕业生应该具备强烈的敬业精神，干一行、爱一行、敬一行。团队合作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等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重视，重视程度几乎与专业基础技能持平。究其原因，当前无论是生产、管理或服务第一线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工作岗位越来越需要团队合作和沟通，这是胜任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企业要求大学生们具备较强的与理解学习能力、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在一线师傅的指导下，尽快弥补实际操作能力不足的缺陷，缩短在生产线上顶岗工作的时间，降低工厂的培训成本，尽快为企业创造效益。同时毕业生应该具有较强的表达与社交能力，能与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能融人班组、车问、工厂的环境中，与其他同事一道，协同工作。部分企业还希望毕业生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通过良好的管理能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益，通过科学的思维发现企业运行过程的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更有意义的方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听话，做事，出活”。也即是说，对正确的批评、意见、建议要接受，要服从管理；眼里要有活，要积极进取，努力学习，钻研业务，要尽快适应工作，要能做事，顶岗工作；熟悉工作后，要尽快地成为一个合格的一线工人，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或熟练从事本职工作、独挡一面，为企业创造效益。
三、培养高职毕业生职业素质的对策与建议
（一）构建围绕培养职业素质的专业课程教学体系，提升社会适应能力
围绕培养学生职业素质这一主题，高职院校在设置课程时，应有意识地将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专业能力有机地结合，在实施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在汽车行业、企业第一个3年需从事的典型、难度小、容易教学组织实施的案例为基础，，筛选出课程中与培养职业素质有关、使用率高的专业知识内容，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汽车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根据职业的不断变化和新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以培养综合职业素质为目的、岗位实用性和专业针对性强的课程体系，不断推进高职学生的知识能力和职业素质的拓展，深化社会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二）构建培养职业素质的考核评价体系
改革课程考核模式，学习领域课程的成绩评价主要基于过程考核，在每个教学任务完成后，在课堂进行相应的评价，评价分为学生自我评价、小组互相评价、教师评价三个部分，考核如表一所示，结合学生的就业方向，在考核项目与评分标准中做适当的调整，以培养学生在以后岗位上所需职业素质。学习领域课程的实施有赖于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及较高的自我认同感。因而，学生自我评价表现出的是学生对自己工作成果的判断，而实质是学生通过这个环节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工作能力进行反思，从而不断改进，获得提高。 其次通过相互的评价可以把本小组的观点看法传递出去，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与口语表达能力；学生小组在相互的评价中，认识到自己优点的同时，更有效的听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加上老师的积极引导，学生很容易激发一种弥补自己不足、保持自己长处的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更培养了学生正确看待自己、评价自己的鉴赏力，为将来学生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通过教师正确的、公平合理的课堂教学评价，可以调动课堂教学的积极性，激起学生进行学习的内部动因，维持教学过程中学生适度的紧张状态，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学任务的某些重要部分。
（三）提倡组员协作，培养团队意识
在进行案例讨论或实训实践时，将学生分成小组，由小组根据各组组员的素质和能力推选出组长，并在组内进行合理分工，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取长补短、群策群力，在小组组员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行动方案，再派出代表进行小组交流，并由其他同学进行补充或评价，通过这种方法提高团队合作意识。
（四）深化校企合作，使学生与企业形成无缝衔接
高职院校应准确把握行业、企业对人才各方面直接而实际的要求，以企业协议培养等方式实行定单培养，根据行业、企业的需求来设置课程，在课程中贯穿行业、企业对学生职业素质要求的培养，确定人才培养模式，最大化地实现高职院校人才产出与行业、企业需求之间的自动平衡，校企合作使学生有机会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学习知识，增长技能，可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独立处事能力、社交沟通能力，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在实际生产中得到了验证，技能操作能力得到了提高，为毕业后步入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以职场实践促进职业素质的提高
现代企业对员工培训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专业技能上，很多企业都成立了企业文化部或类似部门专门负责对员工职业素养的培养。由于各个企业有自己的独特的企业文化，导致很多学生到工作岗位后不适应，于是就开始频繁跳槽，有些学生甚至是为了体现自我、单打独斗等现象与现代企业所要求的团队协作精神相差甚远，都需要加强教育力度。
学生通过在企业实训基地实训，充分受到企业文化熏陶， 感受独特的企业文化，可以向优秀员工学习良好的职业道德精神，传递企业的服务意识、团队意识、创新意识、热爱企业的意识等，从而起到对学生实施有效的职业素质教育和规范管理的作用，全方位地提升学生职业素质，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作岗位。
（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注重学生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培养，而用人单位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要求越来越高。从以前对员工技能要求为主转向重视员工的职业道德要求为主，对从业人员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方面的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有的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就提出：“态度比能力更重要”。员工的技能可以通过企业培训与企业实践在短期提高，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短期内很难去形成，所以职业道德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让学生在毕业时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在新生阶段要开展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同时需要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融入职业道德的内容，实现智育与的德育的统一。在校期间的专业课程实训实践教学活动就是学生以后工作岗位的缩影，通过实训实践，老师不仅教授学生知识与技能， 也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做事，为学生进入社会后缩短自己的适应周期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作为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站，是学生迈出学校、走向社会的一座桥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高职生就业期望高，而就业自主能力不强的问题，高职院校应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为目标，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形成分阶段、多层次的就业指导体系，在不同年级进行有针对性就业培训和指导。比如大一新生为职业规划期，该阶段的学生应以认识自我、了解职业为主，结合学生的学科状况及个人兴趣，进行职业规划，让学生从进入大学校门就开始确立工作目标、树立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在新生入学校后，可在系部举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邀请企业、行业的专家参加，以便对学生的规划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才生长规律进行纠正与指导，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指明一定的方向，让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学习；大二为职业定向期，学生经过大一一年的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以后工作储备了一定的知识，在该阶段，学校应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拓展学生职业素质，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汽车专业的学生可以在车展的时候作为厂家或4s店的志愿者参与车辆销售或现场讲解的工作，观摩一些地方性的职业技能大赛，利用假期到企业社会实践。通过这些社会实践，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学生获得了成就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同时通过社会实践也意识到了自身的缺点与不足，根据个人情况及时修订和调整职业生涯规划；大三为职业冲刺期，高职院校学生面临就业选择，在该阶段，学校要对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方面的一些培训，以免学生就业时茫然、盲从、态度傲慢等不良情况，努力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就业素质。
（八）加强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随着社会对汽车节能、安全、环保的要求日益严格及人们对称作舒适性、驾驶便捷性的的要求日益提高，机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只能适应当前市场的车型，面对以后涌现的各种新车，高职学生应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加强自学能力的培养，以突出其学习主体地位.所以高职教育中须加强学生对自学的认识，培养他们课堂自学、课外自学的能力.
第2篇：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第3篇：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1.农业起源理论
农业的起源是农业考古学的重点研究课题，西方的学术界对农业起源问题异常重视，早在18世纪就开始接触这个问题，19世纪就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东发现了许多早期农耕遗址，从而使农业起源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纷纷提出各种假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农业起源问题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贡献很突出。他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从而使考古界对农业起源问题更加重视，在考古发掘中更加主动自觉地搜集有关农业起源的信息，并对起源的原因进行各种探索。
西方有关农业起源问题主要有下列几种假说：
(1)绿洲说
柴尔德本人就以提出农业起源于绿洲的假说而闻名。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l2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问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
后来出现了新资料，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
另一派学说认为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
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1]
(6)宴享说
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2]。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传统的概念仅在新石器早期阶段中去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大到中石器时代。根据国内外考古资料及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
果，在许多距今15000年至l0000年之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农业萌芽，诸如块根作物的种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这时正是地球处于冰期阶段，气候严寒，原有的许多大型动物转移了，许多丰富的采集对象灭绝了，人们的食物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人们不得不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除了猎获一些中小动物外，过去不大吃的苦涩的坚果、野菜、地下块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来果腹。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采集对象会日益减少，人们在熟悉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之后，就会尝试去种植某些作物，先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作为采集经济的补充和后备。当冰期过去之后，气候转暖，那些种植过的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产量增多，人们就扩大种植规模，逐渐将其驯化为栽培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以中国为例，距今20000年至ll000年前，正当大理冰期的峰期，气候严寒，这时正是所谓“中石器时代”。在我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洞穴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中发现了农业遗存。如在湖南的玉蟾岩、江西的仙人洞和广东的牛栏洞都发现了水稻遗存或植硅石。当冰期结束之后，在距今八九千年之问，先民们开始大力种植水稻，并且使其在长江流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观点，在1999年12月11日至l3日于广东省英德市召开的“中石器文化及相关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获得很多学者的认同[3]。
不过，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的学者更关心本国农业的起源问题，并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
(1)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在农业起源地方面，历来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多元论认为世界各地均有独立的农业起源地。如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通过对大量栽培物种变异形成中心的研究，发现世界上有八个栽培作物起源中心地区。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则将世界主要的农耕起源地划分为六个。两人都将中国划为一个独立起源中心。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为代表的一元论者主张农业首先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发生，再向世界各地传播。索尔认为农业发源地在东南亚，然后传播到周围地区。有的学者则主张近东月芽形地带是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的学者大多主张多元论，特别拥护中国是独立的农业起源地的学说。其中尤以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最为突出。他在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科学论据雄辩地论证了中国的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成为中国农业本土起源论的杰出代表[4]。
国内的学者对农业起源问题用力最勤、成绩突出的当数李根蟠、卢勋和黄崇岳诸位先生。他们在诸多论著中对农业起源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引人瞩目。
(2)农业起源于采集、狩猎时代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以后人们为了解决饲料的需要才产生种植业。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东半球(旧大陆)的农业，是游牧部落为了解决牲畜的饲料而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也引用同一观点：“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b J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曾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某些学者甚至将它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伏羲氏”和“神农氏”传说结合起来，提出“伏羲氏”是代表畜牧业发生时期，“神农氏”则代表农业发生时期，由于《易经·系辞下》有：“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的记述，于是就认定中国也是先有畜牧业，然后因畜牧业发展引起的饲料需要才发明农业。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在《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6 J和《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7]等论文中首次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明确指出：原始农业(种植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阶段直接产生的，其间并没有经过一个畜牧经济阶段，不是畜牧业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畜牧业虽然也是萌芽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但它的真正发展，特别是游牧经济的形成，往往是以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为必要条件的。
李氏等人首先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考察，指出解放后所发掘和调查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都呈现了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面貌，至今未发现一处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过去将“细石器文化”当做“游牧文化”是不正确的，它应该属于狩猎经济，而农业是直接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考古学并没有提供畜牧业引出农业的任何证据，能够提供的倒是否定的证据。其次指出，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中把“庖牺氏”解释为“养牺牲以供庖厨”是后儒望文生义的一种曲解，根据战国学者的记述，“庖牺氏”时代属于渔猎经济时代，因此不能作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的根据。再次，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也表明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是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即使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形成游牧经济以前，也经历过原始农业阶段，并非种植业发生在畜牧经济阶段之后。在我国考古和民族学材料中，迄今没有看到人类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就完成了构成人类食物重要来源的、具有相对独立经济意义的草食或杂食性动物——牛、羊、猪、马的驯化和繁殖的事实。虽然畜牧业与种植业一样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经济(前者直接渊源于狩猎，后者直接溯源于采集)，但它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则往往是在其内部或外部的种植业有了一定发展以后。这是既合乎历史事实又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现象。
(3)首先种植块根或块茎作物
农业起源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原始种植业究竟是从栽培什么作物开始的。李氏等人通过对我国南方若干少数民族资料的研究，发现人类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禾谷类作物，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如云南的怒族最早栽培的作物是芋，它是从野生芋中独立驯化的，而不是引进的。景颇族以及与景颇族关系密切的阿昌族也是首先种芋的。独龙族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也是芋。拉祜族曾经“以叶为棚，无定居，略种杂粮，取山芋为食，性嗜猎”。古代海南岛黎族最早种植的作物是薯芋。都是块根作物。台湾高山族的山地土著居民中最为原始的“野番”以及处于原始农业早期阶段的“生番”，以种植芋薯为主。在国外，东南亚、大洋洲和非洲一些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原始农业民族也是首先种植芋或薯类等块根作物的。
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就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而言，在栽培稻米之前，有一个栽培无性繁殖作物的时代，作为稻作农业兴起之前的一个准备阶段，这是十分可能的事。”[8]
块根块茎作物，特别是芋之所以在许多地方首先被原始农人所栽种，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采集狩猎时代，块根块茎植物是人们最喜欢采集的野生植物之一。这类作物块大量多，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其他营养物质，吃了能耐饥。第二，块根块茎作物不像谷物那样要求砍烧比较大片的林地，可以利用林间隙地挖穴栽种。第三，芋薯类块根块茎作物产量高、质量好，而且炊食比较简便，只要沿用传统的烧烤兽肉的方法稍加变通即可，且能较长时间地保存。
(4)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
第4篇：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纳米比亚是一个神秘国家。它不像它的邻居南非那样举世闻名，但其境内的“红泥人”却远近闻名。
所谓“红泥人”，说的是辛巴族。辛巴族人生活在纳米比亚沙漠腹地，以游牧为生，仍然保存着500年前的原始风俗：一夫多妻，上身，全身上下挂满了装饰品。辛巴女人终年不洗澡，代之以用混合着黄油的红土涂抹在身上、头发上。她们坦胸露乳，从不穿上衣，被人们称为“红泥人”或者“红人”。
辛巴女人之所以要把自己的皮肤涂红，一是为了抵御烈日暴晒，二是防止蚊虫叮咬，三是红泥可以封闭毛孔起到保暖作用，四是通过擦红泥好比洗澡可以除去身体上的污物。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辛巴族人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辛巴族还有20多万人口，到现在，大约只有2万多人了。过去，辛巴族男人外出狩猎，女人留守家园。现在，男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在村庄里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与辛巴“红泥人”相联系的是纳米比亚的红色沙漠。那些含有铁矿元素的沙子堆积成一个个沙丘，在阳光的照射下焕发出震憾人的红色，让人难以忘却。
而与红色沙漠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类的起源。美国一个科学家通过DNA分析研究揭示，人类的祖先来自纳米比亚！这是《科学》杂志2009年的一项研究成果说的。这项研究又说，大约5万年前，150个非洲人首次离开非洲大陆，分散到世界各地。
非洲大陆最后一个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
纳米比亚旧名“西南非洲”，位于非洲西南部。北与安哥拉、赞比亚接壤，东、南邻博茨瓦纳和南非，西濒大西洋。国土面积825，418平方公里（居世界第33名）。现有人口约240万（2013年，居世界第142名）；人口密度为2.5/km2（居世界第235名）。全国分为13个行政区和50个地方政府，首都温得和克（Windhoek），人口31.6万。
1.概况
纳米比亚地处南非高原西侧，沿海有狭长平原，南部多沙漠，北部多草原，常年有水的河流极少。内陆全属高原、山地，一般海拔1，000米以上，最高点为海拔2610米的布兰德山。中部为中央高地；东部为卡拉哈里盆地的一部分；西部沿海一带为沙漠性平原。南部的奥兰治河和北部的库内内河，分别为同南非和安哥拉的界河。大部分地区属干燥的亚热带气候、半沙漠性气候，干旱少雨，年降水量咱西南往东北从10毫米增至700毫米。因地势较高，终年温和，温差变化不大。年平均气温18-22℃。
最早居住在纳米比亚的是布须曼人、达马拉族人（Damara）和纳马族人（Namaqua）。公元14世纪，班图人自非洲中南部向南迁徙，其中少量人在纳米比亚一带定居。15世纪，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殖民者接踵而至。1884年，德国占领西南非洲沿海地区，宣布该地区为德国殖民地，名为德属西南非洲。1915年，德国在“一战”中战败，西南非洲被南非占领，并推行种族隔离政策。1966年，纳米比亚黑人开始展开反对南非的游击战。1968年6月，联合国大会决议将西南非洲更名纳米比亚。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南非终于同意纳米比亚独立。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宣布独立。由此，纳米比亚成为非洲大陆最后一个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
2.人口与语言
纳米比亚的大部分居民是非白种人（84%），其中大部分又为奥万博族，约占总人口的一半，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除了占大多数的黑人班图族外，还有大群的科伊桑族。科伊桑族人在外表上与班图族人和白人区别颇大。另外，还有占总人口约8%的“有色人”和“巴斯特人”――他们拥有荷兰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葡萄牙人的血统――这个比例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居第二位，仅次于南非。
纳米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大多数白人使用南非语或德语。在新一代人中，最广泛的语言是英语。
基督教是主要宗教，其中信奉路德教的人最多。另有10-20%的人信仰本地的土著信仰。
3.社会发展总体状况
纳米比亚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2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7097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0.625（2011年估计）。在《2010-2011全球竞争力排行》中，纳米比亚在全球139个国家中列第74位。
纳米比亚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失业率高达51.2%，基尼系数高达0.743。占总人口1/5的富人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78.7%，占全国人口1/5的赤贫人口收入仅占全国收入的1.4%。全国约有1/3人口每天生活费仅有1美元。
纳米比亚的社会发展状况不太好，全国文盲率高达60%，医疗卫生状况也不容乐观。据《2010-2011全球竞争力排行》，纳米比亚每10万人中肺结核和艾滋病携带患者这一指标列全球第134位。
艾滋病在非洲十分猖獗，纳米比亚也深受其害。致使其国民的预期寿命由独立之初的60岁下降到目前的47岁。不过，经过多年努力，艾滋病感染率已经趋于稳定。
以矿业为主的国民经济
1.矿产资源丰富
纳米比亚矿产资源丰富，盛产稀有宝石矿物硼铝石，素有“战略金属储备库”之称。主要矿藏有钻石、铀、铜、铅、锌、金、银、镉、钒、锗、铀、天然气等，其中，钻石生产驰名世界。采矿业是纳米比亚经济的主要支柱，90%的矿产品出口，矿业所创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0%。主要生产氧化铀、钻石、黄金等。出口收入占国家总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
纳米比亚是重要的钻石供应国，钻石产量居世界第六名。2008年，纳米比亚钻石产量达到222万克拉，产值分别占GDP的7.6%和矿业产值的47.6%，出口额约占商品出口总额的24.35%。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钻石产出急剧下降58.2%至92.90万克拉，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下降为16.27%。2010年钻石产量有所回升，达147万克拉，比上年增长56.6%，销售额达50亿纳元。近年来，纳米比亚的钻石销售市场持续扩大，除美国外还销往中东和日本等地。
铀矿是纳米比亚居第二位的矿产。全国已发现8处铀矿藏，铀储量约28万吨，占世界储量的5%。
纳米比亚黄金储量约为1万吨，锌储量约为260吨，铜储量约20亿吨，铅储量约100万吨，为非洲第一大铅生产国，非洲第四大非燃料矿物出口国，非洲第一、南半球第二大铅生产国和非洲第三大锌生产国。此外，还探明天然气储量约3万亿立方米。
2.经济结构不甚合理
独立后，纳米比亚没有实行大规模国有化，采用赎买方式将未充分利用的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黑人。实行混合经济体制，私人资本、外资和国有资本为国民经济主体，强调与私营经济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纳米比亚经济结构不太合理，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农业10%，工业46%，服务业44%。矿业，渔业和农牧业为三大传统支柱产业，种植业、制造业较落后。全国约有制造企业约300家。90%以上为小规模私人企业，主要从事肉类加工、皮革加工（鞣皮）、鱼类加工、乳业、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木材加工和建材化工等。主要贸易对象为欧盟和美国。
纳米比亚主要出口矿产品、渔产品、畜牧产品及初级加工产品，其中钻石出口占出口收入总额的33%。经济对进口依赖性强，绝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需要进口。2011年出口总额45.68亿美元，进口总额53.45亿美元，逆差7.77亿美元。
近年来，铀矿增产势头强劲。20Q9年，铀矿业销售额达40亿纳元，首次超过钻石业。2010年。铀产量达到5306吨，成为非洲首位、世界第四大铀生产国（产量约占世界总份额的10%）。此外，黄金产量也达到2683公斤。
由于纳米比亚独立之前长期受南非殖民统治，导致对南非的依赖严重，连货币纳元也是与南非货币兰特挂钩。全国80%以上的工业品、消费品依靠从南非进口。2006年，纳米比亚货物的出口目的地南非居第二位，比重占24.7%（英国居首，达25.6%）；进口来源地则是南非居首，达82.4%。
3.政府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纳米比亚政府先后制订了三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及2030年远景规划。政府制定优惠政策以大力吸引外资，加强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就业机会。重视扶贫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利用外资，建立出口加工区，允许外资进入矿、渔、农业等各行业。2010年经济呈现复苏态势。近两年，纳政府将实施“就业和经济增长定点干预计划”作为工作重点，加大资金投入，通过重点发展农业、交通运输和旅游业，以刺激经济增长。2011年，纳米比亚财政预算收入为280亿纳元，支出377亿纳元，较上财年增长36%。
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全非及南共体地区外资流入低迷的背景下，2005年至2010年，纳米比亚吸引的外国投资增长1.5倍，从3.48亿美元增至8.58亿美元。外资80%主要来自非洲国家。当然也是以南非为主。
发展前景广阔的大农业
所谓大农业，是指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在内农业。
1.种植业比较落后
纳米比亚国有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15%，各部族占有的村社公地占41%，私有土地占44%。全国有可耕地面积6900万公顷。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高粱和小米等。种植业一直比较落后，农业仅占全国GDP的10%左右。全国大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吸纳了全国65%的劳动力。
由于雨量稀少，土地贫瘠，农作物产出率低且不稳定，粮食不能自给。在不干旱的年份里，能够满足大约70%的国内需求量。纳米比亚是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国家之一，据《纳人报》2012年10月11日报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纳米比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10个国家中饥饿状况最严重的国家，约34%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远高于全球12.5%和非洲22.9%的平均水平。目前，70%的粮食依靠进口，主要来自南非。
纳米比亚干旱缺雨，又缺乏灌溉系统，致使粮食产量难于提高。鉴此，自2004年开始，政府制定并逐步实施旨在通过灌溉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绿色计划”项目，力求在2006―2030年的15年内，由政府规划实施新增灌溉面积27000公顷。政府负责筹资建设水利和道路等基础设施，负责提高低患和贴息的中长期贷款扶持农业开发项目。目前，全国已有大约7000公顷土地建有灌溉系统。
2011年，纳米比亚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和投入力度，推行“绿色农业计划”，力求增加粮食产量。
2.畜牧业比较发达
纳米比亚畜牧业比较发达。全国约85%的可耕地被用来发展畜牧业，畜牧业收入占农牧业总收入的比重高达88%。以养牛、羊为主，每年养牛180万～300万头，养羊400万只，大部分出口到南非和欧洲。纳米比亚出产的紫羔羊皮驰名世界――据说德属西南非洲时期，德国总督林德奎斯特引进了10头卡拉库尔羊。谁知这种羊所生成的紫羔皮大受市场青睐，后来以Swakara品牌驰名世界，成为纳米比亚农牧业的主要出口产品。纳米比亚饲养的卡拉库尔羊数目，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纳米比亚畜牧业产值达23.55亿纳元，出口额为7.85亿纳元。2010年，纳米比亚牛肉生产实现销售收入6.3亿纳元，畜牧业作为纳农业支柱地位继续得到巩固。
3.渔业发达
第5篇：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北方民族；环境；联系；发展
中图分类号：C9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1―0140―03
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有着诸多的联系与共性，这些共性也决定了他们统一的区位条件――中国北方，而这种区位因素就使得他们的发展轨迹有颇多的相似之处。从整个世界民族发展状况来看，他们在古代的生存发展有着永恒的联系，每个民族的生存方式都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他们的发展壮大也依托于他们的聚居地。但是每个民族都是作为“大自然的客人”生活在自己居住的区域，只有去适应才能真正地融入自然环境中，从而发展自己，成为“大自然的主人”。本文旨在探讨古代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族（匈奴、乌桓、蒙古等）在发展中的特点和联系，从而揭示出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
一、畜牧业与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
匈奴人的发源地在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河套地区与大青山（阴山）地区均为长城以北，这从时间上是秦统一中国（前221年）之前。而秦统一中国之后，就修建了“万里长城”，用来阻止匈奴南下，后来由于头曼单于北迁匈奴，匈奴人的聚居地也就从漠南地区迁入漠北地区。从这两个时间上来看，匈奴不论是在漠南还是在漠北生活过，都是在长城以北，从地理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知，匈奴人的迁徙轨迹是在中国地理版图的第二级阶梯的最北端和蒙古国大部分地区，而这片地区也是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这也正是植被从草原过渡到荒漠的地区，适合牧业的发展。所以，在此地区生活的匈奴人，借助了这个地理上的条件。
游牧是匈奴人的主要生产形式，他们为了生活而逐水草而居，不断地迁移他们的财富――畜群。畜群以马、牛、羊为主，史书记载匈奴人“食畜肉、衣皮革、被毡裘”，从这点可以看出，匈奴人的畜群不仅是他们食物摄取的主要来源，也是他们生活用品的主要材料。“食畜肉”不仅是匈奴人的主要饮食方式，也是整个世界上的游牧民族共同的饮食方式，这与他们的居住地的气候有直接的联系。具有温带大陆性气候的草原地区虽然四季分明，但是冬季时间较长，寒冷的气候也使人开始寻找更加适合与增加身体能量的食物。“畜肉”不外乎牛肉和羊肉，从营养学的角度看，牛有很高的蛋白质含量和热量，而羊肉也是很好的御寒食品。匈奴人“衣皮革”，也是从牛皮和羊皮上取材，而牛和羊都是抗旱动物。在这些生活方式上，我们又可以看到游牧民族乃至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人类是高级动物，但是他们在生产生活上也不乏去学习其他动物的习性，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自然，而这种游牧的生活方式才使得匈奴人能够在漠南以及高寒的漠北地区顽强地繁衍生息，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游牧民族适应自然、融入自然、与自然共存的共同特性。
乌桓也是游牧民族，史书载“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逐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从这能够清晰地看出，乌桓人的一些生活习性与匈奴人是极其相似的。乌桓人源于东胡，这在《后汉书・乌桓传》中能够得出结论，“乌桓者，本东胡也”，而东胡的名称来源于“胡”，东部的“胡”也就是东胡，而胡为匈奴人的自称，这就说明，二者都作为“胡”人的同时，一定会在习性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后汉书・乌桓传》对乌桓的地理位置也做了阐述，指出乌桓人起源于乌桓山，而此山在今内蒙古草原东南部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丘陵一带，经过不断的发展壮大，他们的活动地区相当于今锡林郭勒盟中东部、赤峰市北部、河北省北部、辽宁省北部地区。而这些地区从地理上看，是属于中国的第二级与第三级阶梯北部的缓冲地带，这一地区与匈奴人的驻牧地相比，具有更好的气候优势，不仅四季分明，而且水源充沛，草场茂盛，更适于放牧， 这也使得乌桓人的畜牧业更发达。牲畜众多让乌桓人在婚假时以马牛羊作为“聘币”，人死亦取死者生前所乘之马烧以送葬，若互相仇杀，就用马牛羊来赎死，祭天地和鬼神时同样把牛羊当作贡品，就连向匈奴人缴纳的贡赋也使用牛羊。乌桓人的畜牧经济在内蒙古古代畜牧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对于蒙古民族来说，游牧生活是蒙古人的灵魂，也是古代蒙古社会赖以发展的依托。游牧经济中的元素不仅贯穿着蒙古人的衣食住行，也影响着蒙古人的信仰，这也使得蒙古人能够在短时期内称雄欧亚大陆。其实，蒙古与匈奴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同一地理环境中出现的两个民族，虽然时间跨度极大，但是在生产生活上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蒙古族的畜牧业就与匈奴人极其相似。对于游牧民族来说，畜群是他们的生产资料，又是生活来源。蒙古族的饮食中，畜产品是占据主要地位的，由于蒙古高原冬季气候寒冷，夏季无霜期短，不能够大规模发展农业，所以在游牧生活的同时，也进行辅助的狩猎活动，一些习俗至今仍然保存着，这也使蒙古人成为代表古代北方民族生产生活习惯的最好的活标本。
二、狩猎与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
匈奴人的狩猎经济在他们的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在司马迁的《史记・匈奴传》中，曾记载匈奴人在儿时就能够骑在羊身上，引弓去射杀一些鸟、鼠之类的动物，等他们稍微长大一些，就能够猎狐狸、兔子等动物。匈奴人从漠南迁至漠北，除了受到汉朝的威胁外，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塞下禽兽尽”，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狩猎对匈奴人的重要性。由于畜牧业不断发展，匈奴人的狩猎业也逐渐倾向于一种辅助行为，既能够支持生产，又能够对匈奴人的士兵进行训练。
乌桓人的狩猎习惯是基于1956年在辽宁西丰县西岔沟的五环墓葬中的发现而得出的，在这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马形和兽面的饰具，在许多饰牌中都绘有双羊、双牛、双驼、犬鹿和鹰虎等图案和各种用兽足、兽角、兽首构成的图案，在一个饰物上还有猎人出猎的图案。狩猎在原始社会时期作为原始人进行食物摄取的主要方式，但是由于畜牧业的发展，狩猎一直都是辅助型的生产活动。所以，在乌桓人的畜牧经济受到天灾或人祸的打击之后，他们还可以用狩猎的形式解决自身的温饱，这就使乌桓人能够更好地去适应自然环境。
三、农业与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
匈奴人虽然具有发达的畜牧业经济，但是他们很早就有了农业，一个说法认为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1世纪，匈奴人一直过着游牧的生活，农业并不是定居农业，而是随着游牧一起迁移的，所以也不能形成规模。但是史学界经过考古发掘，在前苏联的布里亚特自治加盟共和国发现了公元前2世纪匈奴定居遗址，并发现了农具，这样，匈奴人学会耕作的年代似乎更加精确了一些。匈奴人掌握了农业技术，这对匈奴人在恶劣环境下更好地储藏生存资料起到促进作用。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记载：“土地宜及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子，至十月而熟。”这段话是对乌桓人活动地区的农业作物的描述，从这里可以看出，乌桓人已经开始按季节耕种和收获，他们的农业已经成为比较固定的生产模式。从西岔沟出土的铁斧、铁锄等农具中铸有汉字，说明乌桓人与中原人交流很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乌桓人的生产水平。但是由于乌桓人是“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的民族，所以农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可是也不可能在社会经济中起到主要作用。
四、宗教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
古代北方民族在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匈奴人尊天地、日月、鬼神、拜金人等习俗，与古代蒙古族的萨满教祭拜形式基本相同。鲜卑人和乌桓人在其早期祭奠死者时“养一肥犬，以彩绳缨索，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其中“彩绳系犬”中的“彩绳”很像萨满教的元素，而“魂归赤山”就是山川崇拜，这些都能说明乌桓与鲜卑的萨满教气息之浓厚。其实，古代欧亚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当中都充斥着萨满教的元素，这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密不可分的。萨满教作为游牧民族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与传承者，也影响着游牧民族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蒙古族就是通过萨满教建立起了完善的社会法则，从而形成草原上统一的道德规范，不仅促进了游牧经济，也对草原的自然资源的循环和保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萨满教这一远古宗教能在草原上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体现出了自然与人共存的生态平衡法则。
五、马文化与穹庐（蒙古包）文化对环境的适应关系
在北方民族历史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提到过马在其所研究的民族中所产生的作用。马曾作为最好的交通工具存在于地球上的大多数部落与国家，可是对游牧民族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如今的蒙古族被其他民族冠以“马背上的民族”这一称号，就体现出马对蒙古族的重要性。与其他农耕和定居民族相比，马在游牧民族的畜群中的数量是巨大的。匈奴人的马的种类很多，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兵将刘邦的军队包围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部）的时候，就曾以马的颜色进行分类编组，如“东方尽是青龙马，北方尽是乌骊，南方尽是马”。在马的用途上，匈奴人除了用马进行战斗，也用于乘骑和驮运。匈奴人的骑马技艺极其高超，他们能够在险道倾斜之处一边飞驰、一边射箭。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对马的使用量的巨大更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如在成吉思汗和扎木合的一次战斗中，双方就动员骑兵三万人，如果以一人一马来计算，马的数量就已有六万。事实上，游牧民族的骑兵通常都是一人多马，这也使他们在战斗中能够及时地对战争资源进行快速补给。
在古代北方民族的居住文化中，至今最受人追捧的便是蒙古族的“移动房屋”――蒙古包，受到追捧和关注的原因是其独特的形状和便携的拆建方式，以及所蕴含的游牧文化，这也使得其他民族的人在提及蒙古人的同时便能够想起蒙古包。其实，其他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都曾居住在类似蒙古包的帐篷中，只是蒙古人的蒙古包在一定程度上对普通的帐篷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乌桓人所居住的帐篷在文献中称为穹庐，这种建筑在中国极其少见，而位于亚欧大陆最东北端的楚科奇半岛上的游牧民族楚科奇人的住所与穹庐很相似。原因是楚科奇人的住所也是用动物的毛皮作为房屋的外壁，这与蒙古包的原理是极其相似的，但是楚科奇人的“穹庐”却没有蒙古包的上下通风设施，而且房屋结构没有蒙古包那样宽敞。用动物的毛皮可以抵御寒冷的气候，而简单的结构也适合拆卸和建造，从而适应游牧生活的迁移性特点。虽然各个民族的房屋会有少许不同，但游牧民族的居住方式大致是相同的，他们尽可能简单地去居住，从资源的利用和节约上也体现了与其他定居民族不同的优越性，更加体现了他们对环境的适应能力。
六、结论
古代北方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其占主体地位的畜牧型经济是密切相关的。畜牧业是北方民族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形式，而狩猎业、农业等经济形式在社会发展中具有辅助作用，使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能够更好地去适应气候变化等不利影响。畜牧型经济培育出的马文化、穹庐文化以及萨满文化因为畜牧型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得以改良和优化，并对各个民族能够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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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塔里木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畜牧科技重点实验室，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收稿日期：2014—12—20
基金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士资金项目（2012BB023）；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3107570030）。
通讯作者：赵丽（1982-），女，汉族，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染病与免疫病理学。E-mail：zhaolidky@126.com。
摘要：蜱类与人类疾病关系密切，可以携带和传播多种重要病原。新疆南疆是我国虫媒疫病的重要自然疫源地。为明确新疆南疆目前牛羊寄生蜱类，2013年4~8月，通过对新疆南疆牛羊蜱分类调查研究，共采获蜱1584只。隶属硬蜱科8个属和软蜱科2个属，以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和璃眼蜱属（Hyalomma）为羊蜱优势属类，分别占羊总蜱数的57.8%和19.80%；璃眼蜱属（Hyalomma）、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和血蜱属（Haemaphysalis）为牛蜱优势属类，分别占牛总蜱数的34.18%、30.36%和22.96%。该调查结果为了解该地区蜱及蜱传病的防制提供了依据，对南疆畜牧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新疆南疆；牛羊；蜱；调查
新疆地处北纬34°25′～48°10′之间，处于国际公认的最佳奶牛饲养带（40°～47°）。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疆奶牛饲养区域在整体布局上基本形成了产业带，其中以南疆绿洲喀什、阿克苏、巴州等为该产业带南疆重点区域。奶牛养殖业已成为新疆地区促进农业增效和农牧民增收的重要产业，成为新疆现代畜牧业的一大亮点[1]。另外，新疆拥有和田羊、多浪羊、巴音布鲁克羊、新疆山羊、卡拉库尔羊、哈萨克羊、撒富克羊、中国美利奴羊和新疆细毛羊等产肉和产毛特色品种羊。新疆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有5000余万只绵羊存栏，养羊业是新疆各族农牧民赖以生存的支柱[2]。由于南疆三地州大部分是穆斯林少数民族，对牛羊肉需求量大，牛羊养殖业在畜牧业生产中始终处于不可替代的地位[3]。
目前，世界上蜱类至少有18属899种，其中中国蜱类有2科119种[4]，分布较为广泛，新疆至少有24种[5]。蜱不仅吸食大量血液，刺激叮咬部位发炎，还可以引起宿主呈现功能麻痹性瘫痪，更为重要的是它是许多病原体的传播媒介和保虫宿主，蜱已成为传播人类疾病仅次于蚊的第二大媒介，其中大多数是人畜共患病[6]。新疆报道蜱传病至少有14种[5]。
新疆每年有80%的家畜被蜱叮咬或发生蜱媒病，危害极大[7]。明确蜱的种类和分布，对蜱类和蜱传播疾病的防治及对当地畜牧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13年4月1日至8月31日，对新疆南疆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阿瓦提县和温宿县、和田地区策勒县和喀什地区牛羊体表蜱类进行了采样、保存和鉴定，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蜱的采集
于2013年4月1日至8月31日调查期间，在新疆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阿瓦提县和温宿县、和田地区策勒县和喀什地区牛羊体表发现蜱，将煤油滴动物皮肤蜱叮咬处，将其假头与皮肤垂直，然后用手或小镊子轻轻地将其从皮肤中拔出，以免口器折断残留于动物皮内，以致于标本不完整[8]。
1.2蜱的保存
饱血蜱置于不含任何固定剂的无菌容器中，并保证氧气充足；饥饿蜱固定于70%的酒精中带回实验室备用。同时，贴标签记录采集地点、采集时间、动物种类、性别、年龄和蜱数量等[9]。共采集蜱样1584只。
1.3蜱的鉴定
在解剖镜和显微镜下，进行蜱外部形态结构特征观察，依照分属检索表和分种检索表进行蜱种鉴定[10-13]。
2结果与分析
2.1新疆南疆牛羊蜱种类鉴定
经过5个月的蜱样采集，自南疆6地区羊身上采集蜱1192只，南疆3地区牛身上采集蜱392只，共1584只。经鉴定，此次调查地区采自羊的蜱鉴定出硬蜱科8个属和软蜱科2个属，分别为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牛蜱属（Boophilus）、硬蜱属（Ixodes）、血蜱属（Haemaphysalis）、璃眼蜱属（Hyalomma）、革蜱属（Dermacentor）、花蜱属（Amblyomma）、盲花蜱属（Aponomma）、锐缘蜱属（Argas）和钝缘蜱属（Ornithodoros）；此次调查地区采自牛的蜱鉴定出硬蜱科4个属，分别为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璃眼蜱属（Hyalomma）、牛蜱属（Boophilus）和血蜱属（Haemaphysalis）。
2.2新疆南疆各采样地区牛羊蜱种比例分析
采集于喀什地区羊身上蜱共135只，鉴定为2科6属，璃眼蜱属（Hyalomma）最多，占该地区蜱总数44.44%；钝缘蜱属（Ornithodoros）次之，占该地区蜱总数20%。采集于阿图什市地区羊身上蜱共232只，鉴定为硬蜱科5属，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最多，占该地区蜱总数42.24%；璃眼蜱属（Hyalomma）次之，占该地区蜱总数35.34%。采集于和田地区策勒县羊身上蜱共26只，鉴定为硬蜱科8属，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最多，占该地区蜱总数50%；血蜱属（Haemaphysalis）次之，占该地区蜱总数23.08%。采集于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羊身上蜱共301只，鉴定为2科6属，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最多，占该地区蜱总数66.45%；钝缘蜱属（Ornithodoros）次之，占该地区蜱总数10.30%。采集于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羊身上蜱共26只，鉴定为硬蜱科2属，分别为花蜱属（Amblyomma）69.23%和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30.77%。采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羊身上蜱共472只，鉴定为硬蜱科4属，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最多，占该地区蜱总数73.31%；璃眼蜱属（Hyalomma）次之，占该地区蜱总数19.49%（表1）。
采集于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牛身上共230只蜱，鉴定为硬蜱科4属，璃眼蜱属（Hyalomma）最多，占该地区蜱总数40%；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次之，占该地区蜱总数33.04%。采集于喀什地区牛身上共156只蜱，鉴定为硬蜱科4属，血蜱属（Haemaphysalis）最多，占该地区蜱总数35.90%；璃眼蜱属（Hyalomma）次之，占该地区蜱总数26.92%。采集于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牛身上共6只蜱，全部为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
2.3新疆南疆牛羊蜱种比例分析
从本研究新疆南疆采样6地区羊蜱分析，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最多，共689只，占采集于羊总蜱数的57.8%；璃眼蜱属（Hyalomma）次之，共236只，占采集于羊总蜱数的19.80%；其余依次为血蜱属（Haemaphysalis）67只（5.6%）、钝缘蜱属（Ornithodoros）58只（4.87%）、花蜱属（Amblyomma）50只（4.19%）、牛蜱属（Boophilus）34只（2.85%）、锐缘蜱属（Argas）20只（1.68%）、革蜱属（Dermacentor）19只（1.60%）、硬蜱属（Ixodes）11只（0.92%）和盲花蜱属（Aponomma）8只（0.67%）（表2）。
从本研究新疆南疆采样3地区牛蜱分析，由多到少依次为璃眼蜱属（Hyalomma）134只（34.18%）、扇头蜱属（Rhipicephalus）119只（30.36%）、血蜱属（Haemaphysalis）90只（22.96%）和牛蜱属（Boophilus）49只（12.5%）（表2）。
3讨论
蜱自1890年首次报道后，现在世界上分布极为广泛。中国分布也很广泛[4]，如云南有硬蜱科8属44种，软蜱科1属2种；甘肃有35种；宁夏有3属5种；西藏有13种；内蒙有4属6种；新疆至少有24种[5]。本次蜱类调查持续进行了5个月，自南疆6地区羊和3地区牛身上采蜱1584只，鉴定出硬蜱科8个属和软蜱科2个属，涵盖北疆报道的5个种属[14]，且这些属均于2005年喀什地区调查报道[15]，此次鉴定未见此前新疆报道的异扇蜱属[13]，这和采样动物也有一定关系，异扇蜱属多见于仓鼠身上。
喀什地区羊蜱优势属类为璃眼蜱属和钝缘蜱属；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和阿图什市地区羊蜱优势属类为扇头蜱属和璃眼蜱属（Hyalomma）；和田地区策勒县羊蜱优势属类为扇头蜱属和血蜱属；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羊蜱优势属类为扇头蜱属；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羊蜱优势属类为花蜱属和扇头蜱属。阿克苏地区库车县牛蜱优势属类为璃眼蜱属和扇头蜱属；喀什地区牛蜱优势属类为血蜱属和璃眼蜱属；阿克苏地区温宿县牛蜱全部为扇头蜱属。这和一些文章报道的结果不一致，如新疆喀什地区图木舒克报道血红扇头蜱为该地区优势虫种[16]，这可能和采集蜱季节、动物种类和生境类型等有关系。
通过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新疆南疆羊蜱优势属类为扇头蜱属和璃眼蜱属；牛蜱优势属类为璃眼蜱属、扇头蜱属和血蜱属。这些蜱属是新疆出血热病原体携带者，还能自然感染Q热、北亚蜱媒斑点热、蜱媒脑炎，且是牛环形泰勒虫等疾病的传播媒介[5]。蜱及蜱传播疾病造成的危害和经济损失巨大，所以了解地方优势种属，针对性防制，有利于畜牧业发展，有利于蜱及蜱传病的防制，有利于动物及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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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对于意大利人而言，一天中真正的正餐是晚餐，通常意大利人都会选择同家人一块享用，意大利人吃晚餐普遍较晚。这是由于意大利地处地中海地区，地中海夏季气候非常炎热，人们在酷热的环境中很难有食欲去好好享受一天中最重要、最丰盛的一餐。待晚上7点之后，太阳逐渐西沉，空气也变得清爽凉快，人们才愿意来享用晚餐。这也是地中海地区国家(如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晚饭时间偏晚的原因之一。意大利式晚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所需时间很长，一顿晚餐一般耗时3～4个小时，这与中式晚餐有明显的区别。观察意大利的用餐习惯颇有意思。一次完整的意大利式晚餐通常包括以下几道菜:1．前菜(开胃菜)。用来激发人的食欲，品种丰富多样，除了具有各地物产特色的沙拉以外，比较著名的前菜还有Meloneconprosciutto(蜜瓜火腿)，将火腿切薄片卷在蜜瓜上同食。2．第一道菜。一般是各种米面类菜肴，如Spaghetti、Tagliatelle等各种意面，各种意粉和米饭。在第一道菜上意大利南北也略有差异，北方米面均有，而南方则是对面情有独钟，也更青睐植物类酱汁。如由大量新鲜剁碎的罗勒加上薄荷叶、碎松仁和特级初榨橄榄油拌匀制成的青酱，天然清新，浓香扑鼻，味道浓郁。3．第二道菜，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西餐的主菜。意大利的主菜通常分量较大。在吃什么的选择上，南北的差异也比较大:北方以畜类和禽类为主，如著名的佛罗伦萨牛排，每份牛排至少重1千克，需要煎制约20分钟。做好后的牛排表面呈深褐色，焦香四溢，但切开后，内部仍是肉汁丰腴，鲜美可口。南方的人们似乎对这种浓郁的口感并不感冒，他们更喜欢清淡而原本的味道。在食材选择上，他们也更愿意选择海鲜。4．甜点。一般是冰淇淋、各类蛋糕或水果等。在吃完甜点之后，喝一杯Espresso浓缩咖啡，一次意大利晚餐就结束了。而中国饮食严格遵循一日三餐制，早中晚餐在一天中所占的比重也都比较均衡。早餐在七点半左右开始，样式丰富，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特色早餐，如重庆小面、武汉热干面、桂林米粉等。而中国的正餐品类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作为正餐范畴内的中餐，不像意大利采取分餐制，而是采取共餐制，菜肴也没有明显的前菜、头盘、主菜之类的区别。
二、中意两国饮食文化形成的原因
(一)地形地貌层面意大利北至北纬47°，南至北纬36°，西至东经6．7°，东至东经18．5°，地处欧洲南部，北部有阿尔卑斯山脉挡住来自北欧地区的寒风，加上整个亚平宁半岛深深地嵌入地中海之中，意大利比同纬度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温暖。亚平宁山脉北与阿尔卑斯山脉相接，从中部纵贯整个意大利，给意大利带来丰富的地形环境。在意大利东北部，由波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的巨大的波河—威尼斯平原有肥沃的土壤，为意大利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意大利的东部海岸地区地形以山区和峭壁海岸为主，以海产居多，有零星的果蔬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意大利中西部地区以平缓的丘陵和平原为主，气候和地形均适宜农业发展，盛产各种果蔬，乳类、肉类产品和粮食作物。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地形差异明显，东北地区以平原为主，土壤肥沃，适合大面积种植和畜牧业的发展，但由于气候较为寒冷，较少种植果蔬类作物。东北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是南北作物的交汇地带，南北方的各类作物均有种植，养殖业也非常发达，已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南方大部地区果蔬品种非常丰富，但由于地形复杂和人口密度大的原因，畜牧业更多的是以家庭为单位，分散存在。广袤的西部地区由于海拔高、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等原因，农作物品种较单一，以小麦、青稞等粮食作物为主，产量较低，仅是自给自足水平，但畜牧业比较发达，各类牛羊肉和乳制品产量都很大，当地人也都以乳肉作为主要食物。
(二)气候层面意大利的气候多样，北部地区属于大陆性湿润副热带气候，如都灵、米兰及博洛尼亚等地，特点是冬季低温少雨，夏季高温多雨。而沿海地区及佛罗伦萨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日间气温常超过35℃且昼夜温差很大，冬季温暖多雨，气候温和。如西西里岛的首府巴勒莫，冬季日均最低气温为12℃，日均最高温为17℃，气候宜人，也非常适合各种作物生长，这也是意大利南方人食用果蔬量明显比北方人多的原因之一。意大利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各种农产品的风味物质和营养成分的积累，所以意大利农产品普遍质量较高，风味十足，这也是意大利饮食更偏爱使用各类未经深加工的天然香料调味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国土面积广大，气候种类多样。东北大部分地区是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严寒少雨多积雪，日均积温低，作物生长时间长而品质高。东北以南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北方地区虽也是温带季风气候为主，但年均气温比东北地区高，受太平洋夏季季风影响，夏季降水多，水热条件适合多数农作物生长。秦淮一线以南的广大南方地区则是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气温、降水都比较温和，良好的降水光照条件是南方种植业发达的原因之一。西部地区则以温带大陆性气候为主，全年降水较少，冬季被西伯利亚高压控制，凛冽干燥的北风持续整个冬季，而地区则是高山高原气候，终年低温少雨，上述两种气候都不适合种植业的发展，所以农业以畜牧业为主。
(三)物产层面意大利各个地区的饮食文化都受历史上的数个统治民族的影响。这些民族带来了自己的饮食文化，同时也把他们的特色食材带到意大利种植、培育。因此，在意大利的土地上产出的各种食材，有不少带着浓郁的异域风情。就整体来说，意大利的农产品普遍质量较高，各大区出产的农产品种类和特产也不尽相同。北部如皮埃蒙特大区、伦巴第大区、威尼托大区就以出产优质的小麦、玉米和葡萄为主。中部偏北地区如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托斯卡纳大区则有着极为发达的畜牧业和大片的果园、葡萄园，为全意大利甚至世界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如以帕尔玛火腿为代表的肉制品和托斯卡纳地区的特色红酒等。以罗马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则是意大利粮食作物的主产区，橄榄的种植也从此开始。如拉齐奥大区，用于制作各种意大利面和意大利粉的杜林小麦大半产自此处。在自然风光秀丽的南方，地中海气候赋予这块土地充分的日照和剧烈的日夜温差，果蔬农产品就成了南方农产品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意大利南部大量出产的果蔬主要有:1．番茄，以个大、味浓、鲜甜可口而闻名;2．葡萄，南部产区出产的葡萄酒口感锐利，偏涩，别有一番风味;3．柠檬，在意大利除了调味之外，还被拿来酿制成独特的烈酒———柠檬酒，它口感甜中带辣，香味馥郁久久不散，深受意大利人喜爱。南部的渔业在意大利举足轻重，在全国鱼类供应中占了大半。意大利国土面积较小，各地出产的各种食材都能在国内广泛流通。而中国幅员广阔，气候差异大，各地物产差别较大，饮食多以当地或附近的食材为主。北方地区的粮食作物主要是小麦，肉类是以牛羊为主，各种奶制品也较多;由于气候所限，北方出产的蔬菜种类较少，以耐寒耐旱蔬菜为主。在沿河沿海地区，各种水产被广泛地食用。中国南方地区出产的农产品种类丰富，在全国范围内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根据记载，在中国有约600种被食用的蔬菜，其中大半均在南方种植，除此之外，如芒果、百香果、山竹等热带水果也是南方独有。
(四)人文历史层面饮食观念是人们在食物的制作和食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深受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的影响。不同的哲学思想及由此形成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产生了不同的饮食观念。中国的饮食观念是五味调和，而意大利的饮食观念是天然新鲜和原汁原味。中国饮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儒家文化“以和为贵”精神的影响。“以和为美”的概念在中国饮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调味时强调五味的调和，在食材的选择上追求温寒搭配、多种多样。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各种食材巧妙搭配，成为一道道驰名中外的中国名菜。而饮食文化也融合进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吃可以交流信息，表达欢迎或惜别的心情，甚至感情上的风波也往往借助于酒菜来平息。吃的形式后面蕴涵着一种丰富的心理和文化的意义以及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吃”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原有的交际功能上，更发展出了调节社会心理的功能。西方哲学的发源地希腊，由于在文明发源之时，自然资源不甚丰富，人们必须努力探索、开发自然以获取发展的资本。在探索的过程中，科学理性的精神、遵循自然规律的理念和独立自主、互不干涉的思想深入到了西方哲学中。意大利饮食也与其他西方饮食一样，讲究食物的营养成分和搭配，每天的饮食只要摄入了足够的营养，满足一天的消耗，能保持身体健康即可，对食物的口味和样子并不过分追求。“独立、分别”的思维也深深地融入了意大利的饮食中。在意大利的菜谱中，除了汤类和酱汁，各种食材基本都是分开烹饪，互不相干，即便有搭配也都是在盘中。在用餐时也实行分餐制，体现了个人的独立自主。从文化的意义上看，“吃”在西方国家只是停留在简单的交流、交际层面上，并没有像在中国那样被赋予更多、更为重要的“使命”。
三、结论
第8篇：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1．1绝对数量丰富，相对数量不足
甘南高原是典型的青藏高原地貌，高寒高湿，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人均相对数量充足。当地草地资源丰富，畜牧业为主要产业。由于长期以来，当地草地没有很好的管理和利用，超载放牧、乱采滥挖、乱开滥建，致使现有的草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沙化、退化和盐碱化，亦即所谓的“三化”。草地的退化引起4月份沙尘暴迭起和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到甘南州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复杂多样的气候类型造成多种生态因子的相互交错，构成多种多样的小气候环境。该地区太阳辐射强，光温配合好，气温年变化小、雨量丰富，水源充足，利用温室栽培、大棚栽培能充分地利用丰富的光能，提高光合强度，增加热量，防止干旱时空气、土壤水分蒸发；维持作物生长所需的积温；防止低温、霜冻等对作物的冻害，不受区域差异、季节、气候的影响。
1．2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设施农业规模不大，开发潜力大
传统农业在资源利用上注重土地的利用，特别是偏重数量极为有限的耕地经营，而忽视了其它非耕地资源的开发利用，造成农业资源的巨大浪费，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难以为人们提供品种多、质量高的农产品，导致农产品需求和供给矛盾越来越突出。据统计甘南州现有的耕地中约2／3为中低产田，例如在夏河、合作、碌曲和玛曲县（市）仅种植产值极低的青稞、少量油菜和马铃薯；在卓尼、临潭、迭部少数县则有一定的设施栽培，如卓尼有普通塑料温棚55栋，地膜覆盖、遮阳网覆盖16．67hm2左右；临潭普通塑料温棚30栋，地膜覆盖、遮阳网覆盖26．67hm2左右；迭部塑料温棚40栋、地膜覆盖、遮阳网覆盖12hm2左右；夏河县塑料温棚20栋，地膜覆盖、遮阳网覆盖5．33hm2左右，日光温室20栋，所以设施生态农业在甘南州的利用相当滞后。而调查结果显示，发展较快的舟曲有普通塑料温棚300栋，地膜覆盖、遮阳网覆盖200hm2左右，日光温室40栋。因此如果在当地能开发设施生态农业，大力开发日光温室等使低产田变为中产田，中产田变为高产田，按每667m2增产以50～100kg计，约0．67亿hm2中低产田可增加粮食500亿～1000亿kg。其次，林业用地较多，可以采取林－药间作、套作和经济林－蔬菜间作等模式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在淡水养殖方面可大力推广暖棚养殖鱼、蛙等。甘南州草地资源极为丰富，除了保留牧区天然草场外，还可以大力推广人工草场，引种栽培经济高产的饲用植物和牧草，更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加速当地生态农业的发展，提高农牧民的经济收入和改善生活水平。当地畜牧局的统计结果显示，草场的有效利用率仅为10％左右。
1．3目前甘南州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在甘南州主要以畜牧业为主体的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不仅忽视了非耕地资源开发利用，而且导致农业生态环境的负效应。一是草场退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当地牧民逐年盲目增加放牧的牛羊头数，由于过度放牧、毁牧开荒、重用轻养等，草场每年退化约13．33hm2左右，累计已达866．67hm2，占可供利用草场面积的1／3。二是自然灾害频繁：据气象部门统计，我国农业自然灾害频繁。全国每年受灾面积0．4亿hm2，一般灾害年份粮食减产200亿kg。10年来，每年平均受旱涝灾害面积0．33亿hm2，成灾面积0．16亿hm2，减产粮食200亿～300亿kg。2010年8月7日在甘南地区舟曲县重大泥石流灾害，共造成经济损失16．57亿元人民币，其中间接经济损失高达2．42亿元，直接经济损失14．15亿元。1．4甘南高原特色生物资源丰富甘南高原气候类型和复杂的生态环境，为多种药用植物的起源、繁殖、演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加之该地区农业历史悠久而长期闭塞落后，经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培育，植物的野生和近缘生物种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一些特色的药用植物（红景天、独一味、藏雪莲、花锚等）、山野菜（蕨菜、荠菜、枸杞芽菜、鹿角菜等）、野生食用菌（狼肚菌、黑木耳、高原菇等）和冬虫夏草等非常丰富，且都具有高原生物特色，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价值。但该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很难在自然状态下开发利用这些资源，只有通过设施技术，进行引种、驯化、选育、保存、研究开发，为发展特色优势产品奠定基础，同时为特色生物资源的研究、开发、利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2加快甘南州设施农业发展的措施
成功的农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为基本前提。根据农业自然资源的固有特征，结合甘南州农业自然资源的特点及开发利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农业生产的现状，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合理、充分、有效地利用甘南州农业自然资源，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业生产力水平，是该地区农业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和有效措施。
2．1提高发展设施农业重要性的认识
甘南州各级政府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在甘南州发展设施农业的重要性，在该地区尽管农业相当落后，但地位重要，因此，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势在必行，这就要依靠科学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农业，转型牧业，并结合旅游业重点发展高效、特色、设施、生态观光农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之，要结合实际，要用发展眼光、超前意识、科学制定发展规划，积极引导各县、市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
2．2制定优惠政策、加强农业技术创新研究和技术人才培养
制定扶持设施农业发展的产业、人才、金融等优惠政策，设立发展设施农业专项资金投入，解决农牧民的资金投入问题，重点发展钢架大棚、鼓励发展连栋大棚、智能大棚、大力推广遮阳网、喷灌、滴灌等辅助设施。此外，要加强技术创新研发，关键是要加强组织培养技术、无土栽培技术、节水滴灌、生物防治等技术的应用和研究，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因此，一定要重视和加快设施农业人才培养，并能很好地创造条件，科学合理地发掘和利用甘南州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宝库，振兴甘南州地方经济，造福于人类健康事业。
2．3树立甘南高原品牌意识，推行设施农业绿色、无公害生产
发展无公害绿色产品是当今社会的需要，也是提升地区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重要手段。充分发挥甘南高原冷凉气候，环境无污染的条件，积极引进新品种，开发设施农业中的名、优、特、稀野生蔬菜品种和藏药材的生产比重，通过引种、驯化来不断丰富高原地区特色产品种类，紧紧围绕标准化、无公害、绿色和有机产品生产做工作，严格按照无公害、绿色、有机和商品质量标准，进行设施农业栽培、养殖来加快甘南高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以提高农牧民的经济收入，改善牧民生活水平。
3结论
第9篇：畜牧业的起源范文
淡水供应的可持续性是全球日益关注的问题。诸如城市化、工业化、农业集约化进程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都给供水带来压力，影响水生态系统的健康，即使是水资源丰富的加拿大也面临着如何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加拿大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类方案的基础上，采用水可用性指标（WAI），对加拿大各个区域淡水资源可供应性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加拿大北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大草原地区和大西洋地区淡水资源供需比为10%以下，供水压力较低；而安大略省水供应的威胁比例为40%以上，显示为严重缺水，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工业和城市用水。因此，加拿大作为一个水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亦在着手推进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战略，以应对水资源危机，但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将农业领域作为了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突破口。
加拿大农业发展与水资源利用可持续性
加拿大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为全国最大行业之一。虽然农业不是加拿大最大的水资源使用行业，但却是最大的净消费者。加拿大农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持续获得稳定且干净的淡水资源，而实现淡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就不能忽视农业生产领域。然而，近年来，农业生产区域的淡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受到胁迫，这主要是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是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影响水资源供给水平和水质。由于加拿大农业用地增加，改变了土地原有利用形态，景观的自然水文发生改变影响了水的相对可用性。这是因为庄稼灌溉和雨水系统的水产量会影响自然景观的水流量，灌溉排水系统的水分流和水再分配对自然水文循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作物的培养模式会借助土壤剖面的流动改变了水的渗透性，并相应改变了地表和地下水的流动模式，这种组合会导致洪峰径流事件和河流淤泥泛滥成灾事件的增加，进而减少小溪流和水道的水流量，并降低了原本用于维持湿地水量和供居民使用的水的地表渗透能力，有时甚至影响到了水的质量。例如，在灌溉系统被广泛应用的地区（主要是阿尔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灌溉系统覆盖的流域内，高达35%到40%的年降水量被转用于灌溉，使得这些流域的自然水文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是农业生产模式影响水质。长期以来，加拿大典型的石化农业在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同时，日益增大投入的化肥、农药等化学品加大了对水生态系统的负荷，由于化肥和杀虫剂日趋严峻的超负荷增加，农业生产区域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质量很可能继续恶化。
三是农业技术创新的不足。当前，加拿大农业生产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缺乏技术，这使得广大农场主难以在农业生产中提高生产区域范围内灌溉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维系水资源的质量。
四是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需水。历史时期，在夏季的几个月里，冰川融水曾为加拿大一些河流贡献了丰富水资源的一些冰川逐渐缩小，并在未来的50到60年内消失，这将对灌溉和保护水生生物的河流的水资源供应产生显著影响。以奥肯那根山谷为例，相关气候变化模型预测研究数据显示，奥肯那根山谷灌溉水的需求量相比往年有37%的增幅。此外，受气候变化因素影响，作物需要灌溉的地区可能向草原省份的北部、安大略省东部、魁北克省和大西洋省份延伸。
加拿大农业领域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在全球一体化格局中，加拿大农业发展为日益增长的世界人口提供实惠、优质的农产品，大量农田需要灌溉以确保土地每年的生产水平得到维持，随着作物多样化和高价值作物种植的推广，水资源需求很可能将普遍上调。与此同时，灌溉系统需要更多的水资源用于作物的散热和防冻保护功能，以保证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养分通过灌溉系统输送给作物，从而改善养分管理，最终可会导致水资源使用量进一步增加。这就意味着对水资源的使用带来更多的竞争，并给进一步开发水资源和水资源分配带来更大的压力，以加拿大畜牧业为例，受农业生产区域水环境质量日趋下降因素影响，魁北克省就限制了集约化畜牧业的发展。基于与淡水供应威胁相关的现实困境和发展需求，加拿大采取以下措施实现农业领域水资源利用。
强化对水资源平衡的认识
加拿大在积极应对农业领域水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时，客观地认识到了农业生产领域的水资源平衡问题——农业不仅仅只是消耗水资源，农业灌溉和排水也有助于地下水的补给。精准认识农业对水资源的需要以及水需求与水生态系统之间的平衡就是有效解决农业生产领域的水资源利用可持续问题的关键，因此，加拿大从以下领域深化了对水资源利用的相关认识：一是挖掘使用更少水资源的潜力，包括更耐旱作物的开发和灌溉水资源管理方法。二是充分了解特种作物水资源需求，将高价值和有市场前景的节水作物品种推广到加拿大农业和园艺领域。三是精准认识农业和湿地的关系，包括对湿地和河岸地区的农业用水和排水效果的影响以及维系水生态系统平衡的湿地保护。四是强化对土地管理的认识，明确对土壤水分平衡和降水量的划分，以及对所有用水地区的水供应因地区不同而客观存在的影响差异。五是正确认识潜在的气候影响，包括多变的天气和气候变化对农业用水需求和水供应的影响，以及土地管理对气候变化造成的与水资源利用有关的后果影响。
采用综合战略
实现农业领域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就必须采取综合规划和适应性技术，从而降低农业对水供应的威胁，为此，加拿大采取了以下策略：一是将适当的农业实践纳入综合流域管理计划中，以应对农业生产中大量的水资源利用需求；二是强化水资源再生利用，包括城镇生产、生活用水以及农业废水的再利用，促进水资源再循环利用至切实可行的地方；三是提高对农业实践中地下水的可用性和脆弱性的认识，积极开发决策支持和信息系统，强化决策制定，提高水资源利用的效率；四是制定适应战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水资源需求的影响。
明确制度框架
明确在农业水资源利用的分配和保障中充当管理角色的机构所承担的责任，包括明确水资源配置的政策制定，通过制度的规范来强化管理，特别是在水资源短缺时期和农业生产需水的竞争性使用之间进行水资源分配时期，比如对于水资源在农业生产区域不同农场之间的配送管理以及明确农场的灌溉水利用率效率提高措施的优化来提高每单位水的作物产量，实践表明，基于上述制度管控，在艾伯塔省圣玛丽河灌区已经减少了流向水系引水总量中“流失”量，流失量不到7%，这表明制度的改进导致了灌溉水资源更有效的利用，从而减少了每单位作物生产的导流需求。
创新农业生产技术
当前，加拿大积极采取措施集约利用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包括越来越多需要灌溉的农业生产区域。为了有效处理现有的和新兴的水供应问题，加拿大对农业生产的技术创新行动做出了明确要求。
积极开展农业用水研究。持续的研究确保可用于土地和水资源管理的最佳知识和技术，重点是减少作物对水的需求，提高水的利用效率；着力了解土地管理措施对水的供应、径流/浸出特征、水质和湿地关系的影响；探索水资源再利用的机会，提高抗旱适应性战略机遇。
积极推动农业灌溉措施采用高效喷灌系统。目前，加拿大大多数灌溉是通过喷灌系统。这种类型的灌溉对表面水文的影响明显比传统的大水漫灌带来的影响要小。大水漫灌常常导致高达50%的地表水损失。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使用微灌系统（涓流或滴灌）已进一步优化了作物生产的水资源利用，并具有消除地表水损失，降低了地下水的损失，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奥肯那根山谷，灌溉方式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大水漫灌，这些系统随后转换为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更高效的喷灌方法，该区域果树种植面积的30%已经从喷灌转换为微灌系统，使用水效率从70%上升到了90%，农业生产还大量使用覆盖膜，以减少园艺作物的蒸发损失，新种植树木的蒸发损失已经被证明减少高达50%，当树木长大后更会使损失降低到10%。在艾伯塔省，从大水漫灌转换为更高效的中心枢纽系统使得灌溉系统的效率提高了40%。当前加拿大农业灌溉系统革新的重点是通过效率更高的灌溉系统来提高灌溉效益，改善水资源管理，调度灌溉以满足作物对水的需求，抑制蒸发损失和提高高价值作物的产量。
积极推动推动退耕还草。加拿大过去的农业计划鼓励从每年耕种的土地中去除小幅土地，这部分土地不用于农业生产，并把这些土地退耕还草，将这部分土地更改为长期覆盖紫花苜蓿牧草的种植地，这类措施降低地表径流并提高地下水补给，还有助于过滤潜在的沉积物、化肥营养物、农药和病原体负荷。最新公布的加拿大农业政策框架中，明确了要积极推动上述计划的持续进行。
建立并维护监测网络，积极开展目标性监测，对水资源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生态影响评估。强化地下水供应数据采集，以了解地下水水供应的范围、可用性和质量。
加强当地气象预报，尤其是中等尺度规模的预报。在全国范围内增加气象预报台密度，特别是农业区域增设额外的气象站，支持农业生产区域的气候监测和预测，为优化农业地区的水资源利用提供详实的气象数据。
推广使用信息技术。加拿大清楚地认识到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可让农民直接从当地气象站获得所需的灌溉调度数据，还可以用来评估和监测基于气候影响因素的作物病害，进而减少化学病虫害防治的应用程序，此外，农业生产活动中使用gps监控技术，有效监控了土壤营养元素和作物水分。因此，加拿大在农业生产区域积极推广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