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

第1篇: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投资战略现金流宏观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投资战略是指将公司依据其整体战略,在对环境与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权衡风险与收益,将其拥有或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现金流)有效地投放与收回,以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投资战略是公司财务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公司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公司战略的关键。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公司的投资战略将会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宏观经济因素将对商业周期产生影响;其次政府在商业周期不同阶段的经济政策将会对公司的投融资环境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将给到公司的现金流带来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动对对公司投资战略的影响进行分析,以确保公司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二、基于现金流的投资战略

公司的投资战略主要涉及公司的长期资产,按照是否参与投资的运行,投资战略可以分为直接投资战略和间接投资战略。直接投资战略是指投资者将货币资金直接投入投资项目,形成实物资产、无形资产或者购买已有企业的投资战略。通过直接投资战略,投资者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企业资产及相应的所有权,直接进行或参与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间接投资战略是指投资者以其资本购买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债券或股票等有价证券,以获取一定收益的投资战略。

以往有关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从会计指标的角度将当期公司的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项目的变动作为公司当期的投资。这样处理一方面没有考虑到公司实际投放于长期投资的现金流转情况,另一方面忽略了公司战略投资行为的另一面,即公司投资战略的调整所导致的长期投资的收回。而从现金流角度分析公司的投资战略则克服了以上缺陷。

在公司环境剧烈变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现金流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现金流是公司财富的载体,并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日渐渗透到企业的经营过程及其分析管理之中,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财务决策、运营模式紧密结合起来。现金流体现着公司财务资源和经营能力,揭示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此外,现金流还在业绩评价等方面具有会计指标无法比拟的优点。可以说,公司对现金流的管理体现了公司财务战略的意图,公司现金流的特征揭示了公司财务战略实施的结果。

从公司现金流转的角度,公司的投资战略应当包括两个方面,资金的投放和资金的收回。资金的投放是公司实施规模扩张战略的体现,而资金的收回则体现了公司战略收缩或战略重点转移,二者均反映了公司战略的实施。

三、宏观经济环境对投资战略的影响分析

对公司的投资战略现金流主要体现在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因素波动两个方面。

1.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一般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公司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就客观上要求公司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因此,公司在投资现金流上也表现出较大差异的特征。

繁荣阶段,由于可以较为容易地筹集资金,且对未来的经营状况具有较好地预期,因此会采取扩张的投资战略,如扩建厂房、增加设备等。这一扩张性的投资战略将导致公司的直接投资现金流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间接投资现金流则表现为相对较小的规模。

衰退阶段,企业由于对未来前景的看淡,筹集资金成本较高,则会采取收缩的投资战略,可以出售多余设备,转产、停产,此时公司会减少直接投资现金流出,直接投资现金流入增加。

萧条阶段,企业一般维持现有规模,并适当考虑一些低风险的投资机会,如出于提高公司现金收益的目的,将现金资产投资于债券股票等长期投资,间接投资现金流增加。

复苏阶段,公司需要在市场中新的投资机会进行分析,确定未来的投资战略。此时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公司将转化已有的间接投资,为未来的投资战略筹集必要的资金。因此,公司间接投资现金流水平逐渐增加。

2.宏观经济因素波动。除了周期性变动之外,一些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如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非预期波动,给公司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公司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加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出于控制公司总体风险的考虑,公司会在未来采取措施降低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并使公司保持较高的财务灵活性。因此,公司将会减少退出成本高的投资,如专用性较强的固定资产以及无形资产的投入,表现出较低水平的直接投资现金流水平。同时,为了减少公司持有现金资产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公司将资金投向于风险较小的,且退出成本较小的间接投资。因此,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公司投资战略现金流的特征表现为直接投资现金流下降,而间接投资现金流上升。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较小的时期,由于公司面临的宏观经济风险较小,公司管理者将会减少对间接投资水平,而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根据公司的自身特征,提高直接投资现金流。此时,各公司的投资战略现金流特征表现为直接投资现金流出水平较高,且公司之间的差异也较大,而间接投资现金流出水平较低。

参考文献:

第2篇: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没有战略方向最危险

总体来看,不少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对战略的认知相当模糊,其战略目标更多地是诸如实现多大规模的资产总额等一系列指标数据的组合。这些企业大多还处在规模化扩张的阶段,发展得有一定规模,实业基础相对良好,手头资金比较充裕,期待开展新的业务,但从多元化角度进行产业拓展的意识还不强,哪里能挣到钱就往哪里发展,不论是投资、并购还是业务转型,在一定程度上都缺乏方向性。同时,国内整体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有些企业所在的产业环境,并没有给它们提供一个很好的业务拓展空间。这样一来,企业似乎碰到了一个规模瓶颈:原有的业务领域难以再创造更大的价值回报,而进入新的领域又具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宏观经济政策趋于稳健保守、市场本身出现增长疲软的时候,企业就变得更加犹疑不定,难以决断。

站在第三方咨询的角度看,我觉得一个企业没有战略往往比外部经济环境波动所带来的风险更具危险性。事实上,我很愿意鼓励企业主动去把握宏观环境的一些规律和趋势,包括政治、经济、产业、金融四大周期等,并在战略设计中有意去对接和利用某种本质性特点,从而尽最大可能地驾驭、管理规律与趋势,甚至通过人造经济将规律和趋势放大,卡位未来产业的价值创造点。通过这样的一种构建型思维,将宏观环境所带来的挑战消解于企业的战略设计之中,从而确保企业能在未来占据一块战略高地。企业只要战略方向明确了,规律趋势把握好了,很大程度上其外延式发展的脚步就会变得相对稳健。

全面风险管理应对变局

很多企业的经营不确定性源于宏观经济的波动对各自行业的一种投射和放大,而风险管理是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因此,尽管很多企业在管理上的需求分布于人力资源、财务、内部运营等传统精细化管理领域,但对风险管理的需求却呈现出较大的增长。例如有些企业需要上市对接资本市场,基于证券监管规制而产生此类需求;更多的企业则是本身的风险管理意识受到激发和增强,换句话说,风险管理已经成为了不少企业的理性思考。

第3篇: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利率平滑;价格发现机制;经济波动;操作方式

中图分类号:F8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6)10-0021-04

利率平滑作为货币政策操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其涵义为中央银行在同一方向上连续微幅渐进调整市场基准利率,而基准利率的逆向调整发生频率低而且间隔时间长。1990年7月,美联储明确宣布以渐进平滑方式调整其联邦基金利率,从1990年7月到2006年5月的15年间,美联储一共调整了67次利率,平均2.84个月就调整一次,其中逆向调整6次,利率调整多以25个基点进行,高于25个基点的调整仅16次。加拿大央行从1995年1月到2006年5月,总共调整银行隔夜拆借利率140次,更为频繁,1996年8月以后,调整主要在同一方向变化,多以25个基点进行,逆向调整间隔时间长频率低,也明显具有渐进平滑特征。其他国家诸如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国中央银行也都是以平滑的方式调整各自的市场基准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于4月27日提高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由原来的5.58%提高到5.85%,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保持不变。此前,2004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5.31%提高到5.58%。再回顾从1996年到2004年10月,中央银行连续8次下调商业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以及其他相应市场利率,幅度最大为1.5%,最小为0.25%,并具有调整幅度逐渐减小的趋势。2004年10月28日央行上调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为8年来市场基准利率第一次向相反方向的调整,2006年4月27日中央银行又以相同幅度上调市场基准利率,因此显示出国际上各国中央银行普遍采用的具有前瞻性和规则性的利率平滑操作模式正逐渐进入我国中央银行的视野中来,成为我国中央银行遵循货币政策操作规则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新范式。

一、利率平滑的操作机制

根据定义,可以把“interest rate smoothing”翻译成利率平滑。笔者以为,较之翻译成“微调”更为恰当,“微调”只能表达一次性的小幅调整,表达不出同一方向上连续调整的含义,而平滑不仅表达了每一次微幅调整利率的含义,还表达出利率调整的规则性、方向性和连续性。利率平滑的理论基础或其操作机制是基于中央银行进行货币政策操作以保持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稳定所形成的政策规则,即经过扩展的包含利率滞后项的泰勒规则,其模型表达式为:

it=ωit-1+(1-ω)(πt+int)+(πt-πT)+φ(yt-ypt)

其中,y-yp代表产出缺口,π代表每季度末的通货膨胀率,πT代表目标通货膨胀率,ω、和φ为政策反应结构参数。

根据这个货币政策操作的政策规则,当期市场基准利率决定于滞后一期的利率it-1,经济达到均衡时的真实利率int,通货膨胀率πt,通货膨胀目标πT和产出缺口yt-ypt。规则中的系数0

对各国中央银行政策操作的实证研究表明,各国中央银行对于利率平滑具有明显的偏好,扩展的含有滞后利率项的泰勒政策规则能够更好地拟合各国的实际经济数据。

二、利率平滑操作的政策效应

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的金融创新和始自1970年代末期的金融自由化,使得各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越加困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利率变动的“溢出效应”越来越明显。这些促使美联储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适应经济形势变化放弃货币总量政策,转而将调控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通过市场价格调整将宏观经济逐渐引向均衡状态。因应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利率调整可以采用不同的调整方式,既可以采用“一步到位”,也可以分步渐进调整,不同方式给经济运行会带来不同的影响。中央银行对经济中的各种冲击和变化做出反应,在实践中逐渐地舍弃“一步到位”的大幅调整方式,而转向以平滑方式调整基准利率,最主要的驱动力是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是中央银行对于经济运行不确定性以及政策调整对经济造成冲击的不确定性的一种谨慎性反应,以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经济造成的冲击,降低经济波动幅度,平滑经济波动,使经济运行状态平滑过渡,平稳运行。同时,利率平滑操作还是宏观经济总量资金的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价格发现机制,能够稳定金融市场,降低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调整成本,减少政策调整的动态不一致,增加货币政策可预测性,增进中央银行信誉等。

(一)降低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

中央银行政策变动所依据的数据是经过汇总统计出来的,所依据的宏观经济模型则是估计出来的,有可能存在数据和模型结构参数的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果因为市场成熟度的影响也具有不确定性。中央银行并不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经济结构真实情况,也不能够及时掌握经济运行形势,这样货币政策就是在存在各种不确定的环境中执行的,中央银行利率调整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确定,因此在经济运行不确定的情况下,冒进的“一步到位”利率调整方式只会增加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化的不确定性,利率平滑就成为经济不确定环境下中央银行面对复杂而又不确定的经济状态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将宏观经济逐步引向均衡状态的一种最优操作方式。

中央银行渐进平滑地调整市场基准利率,能够使中央银行观察到利率微幅调整的作用和影响,掌握每次微幅渐进调整利率后的宏观经济运行发生变化的情况,获得更多的有关产出和通货膨胀的新信息,在新的经济运行信息集内决定政策调整的时间和幅度,从而降低中央银行政策调整对经济运行影响的不确定性,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经济运行造成的冲击和波动。

假定中央银行对经济结构的估计以图1中的实斜线表示,而实际的经济结构斜率有可能如两虚线,政策调整对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在“一步到位”的调整方式下会随着利率调整幅度的增加而增加。

图1图2图2描绘的是一步调整和动态调整的区别。由于需求关系的斜率不确定,中央银行期望由当前利率水平iC到i1的一步调整会带来产出的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调整利率水平从初始点iC到i2的部分调整会降低产出的不确定性程度,特别是利率调整到i2以后,中央银行会观察或者了解到利率调整到i2对产出的作用和影响,能够掌握更多关于需求关系的信息,对需求曲线的估计就更准确,真实需求曲线反映的需求关系的不确定性会降低,然后利率水平由i2再调整到i1,由于需求关系的信息掌握得更多,利率调整的幅度也减小了,产出的不确定性也缩小了。

(二)宏观经济引向均衡的价格发现机制

利率平滑操作方式是中央银行在将宏观经济逐渐引向均衡状态的过程中搜寻宏观资金总量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价格――长期自然利率水平的价格发现机制,是一种均衡价格搜寻路径逐渐收敛的价格发现机制。中央银行调整市场基准利率,确定宏观资金总量供给和需求的基准价格,就会通过利率传导渠道改变整个宏观经济中的利率水平,影响市场中资金总量供给和资金总量需求的对比关系,使微观主体调整各自的生产投资和消费等行为,改变宏观经济运行路径,将宏观经济引向均衡状态。但是,利率调整方式会极大地影响经济趋向均衡的进程。基准利率的大幅频繁反复的调整会使经济在波动中难以确定经济运行趋向均衡的方向,也难以确定市场中资金总量的供给和需求的余缺程度,确定宏观经济均衡的总量资金价格水平,微观主体更加难以形成宏观政策调整方向的预期,来进行生产投资和消费等决策,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利率平滑操作则能够使中央银行观察到每一次政策调整以后宏观经济变化的新情况,能够获得宏观经济运行面临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压力程度的新信息,并决定是否在同一方向上继续调整利率,以渐进收敛的方式搜寻到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的宏观总量资金的价格水平。

(三)稳定金融市场,降低经济波动幅度和市场参与者的调整成本

中央银行进行利率平滑操作,微幅调整市场基准利率,可以降低政策调整本身对市场的冲击程度,减少经济波动,降低因经济波动产生的福利成本,使得经济运行由一种状态平滑过渡到中央银行所期望的状态;有利于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减少金融机构没有预期到的因政策调整导致的资产价格变动,减少政策变化对商业银行利率期限结构配置不合理甚至错配所导致的经营风险,避免政策变化所带来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减少利率变化引起的汇率波动,避免公众减少本币持有意愿,导致私人和金融机构发生流动性危机。利率平滑操作还有利于消费者和企业在政策连续微幅变化的时间区间内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调整自己的消费和生产投资等行为,从而能够降低因政策冲击可能产生的微观主体经济行为调整的社会和经济成本,降低因政策调整导致的福利损失。

(四)建立中央银行规则操作形象,增加货币政策可预测性

中央银行在政策规则指导下进行利率平滑操作,在同一方向上连续调整利率,能够使基准利率的未来变化更具可预测性,有利于市场形成一致的预期,能够更加有效地平稳调控宏观经济,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建立和增强中央银行信誉。中央银行进行利率平滑操作,避免频繁进行逆向调整,是因为这样会被具有前瞻性的市场参与者视为操作失误或者成为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证据。如果政策逆向调整频繁,会造成市场预期混乱,不能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响应,市场中不同的预期和经济行为会相互抵消,达不到货币政策操作的目的,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会降低公众对中央银行操控经济能力的信心,也会降低中央银行目标的可信度,造成货币政策绩效差的结果。所以,中央银行对经济变化谨慎反应,对冲击的信息掌握得足够多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以避免随后短时间内再进行逆向调整。

一旦中央银行为自己建立起平滑操作的形象之后,市场参与者在这种规则操作环境中会逐渐增强对经济运行和经济政策的前瞻性能力。中央银行只需使目标利率在同一方向或者相反方向上做一微幅变动,就能将政策调整的意图准确地传达给市场,影响市场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和预期,用小的政策变化就能够实现调整经济运行态势的宏观目标,将经济逐渐引向均衡状态。

三、利率平滑与我国货币政策操作

平滑调整目标利率,实际上是一种“钉住利率”的货币政策,使名义目标利率靠近长期自然利率。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由调控货币总量转向以平滑方式调整利率代表着各国货币政策操作理念的根本转变,目的是追求“中性”的货币政策,以取代过去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达到使实际利率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的目的。利率平滑操作能否有效运用,依赖于很多市场和经济条件的配合。经济中具有影响广泛的市场基准利率、市场成熟度高、通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市场主体对政策调整等经济信号的敏感性、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强和货币政策趋向中性等都会影响到利率平滑操作方式的实际效果。

我国1990年以来历次市场基准利率调整对经济的冲击都很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利率调整幅度大时间间隔长,利率调整本身又成为加剧经济波动的一剂猛药。近年来的几次中央银行首先从转变利率调整方式入手,谨慎行事,微幅调整银行存贷款利率,分别以0.27个百分点上调基准利率,这是中央银行释放政策调整信号、调整市场预期趋向一致、限制经济增长速度、减少经济波动,将经济运行调至良性轨道的典型渐进操作,显示我国中央银行正在逐渐将利率平滑操作方式运用到货币政策的调整和执行中来。

但由于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经济金融体制中很多重大关系尚未理顺,对进一步运用利率平滑操作方式仍构成障碍:1)货币政策是以货币供应量而非利率为中介目标,市场基准利率还未形成,中央银行以一年期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作为调控经济的政策基准利率只是权宜之计,利率体系还没有实现市场化;2)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正处于改革之中,人民币利率与汇率的联动关系还不顺畅,开放经济条件下,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元悖论越发清楚地表现出来,制约着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3)我国经济仍处于转轨期,经济运行可能遭受来自供给、需求、体制和国内国际环境的各种冲击,货币政策因应各种冲击,需要进行相机抉择和规则操作的权衡选择;4)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还不顺畅,利率变化等货币政策调整对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效应不同,政策调整可能会给一些企业造成冲击,而对另一些企业却影响不大;5)我国经济内生增长能力不强,地区分布也不均匀,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宏伟目标中仍要发挥推动作用,要求实际利率要低于自然利率,维持经济发展的资金低成本,增加了经济趋近于均衡的困难。这些不利条件势必会制约中央银行利率平滑政策的施行,影响利率平滑调整的政策效果。

我国中央银行继续采用利率平滑操作方式并逐渐形成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规则,是中央银行建立适合我国的最优货币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系统运用利率平滑操作方式,中央银行需要适当调整操作思路和方法,短期内继续技术性地运用利率平滑操作,以培养市场预期能力,建立中央银行规则操作形象,长期内系统性地建设市场和经济环境,促进其他市场经济条件的形成和改善,逐步形成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在规则指导下系统地执行利率平滑操作方式。中央银行应加快促进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将利率平滑操作工具转移到真正合适的市场基准利率上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理顺利率体系,简化利率期限结构和层次,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利率渠道更加顺畅;加强“窗口指导”,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建立货币政策与公众的沟通机制。另一方面,应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各类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敏感性,使各类企业在同一竞争环境中公平竞争,增强我国经济内生增长能力,从微观角度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在此基础上执行最优的利率平滑操作政策,调控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Brainard,W.,1967,“Uncertainty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8,411-425

[2]David Cobham,2003,Why does the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smooth interest rates?Oxford Economic Pap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vol.55(3),pages 467-493

[3]Goodfriend,M.,1991,Interest rates and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34:7-30

[4]Levin,A.,Wieland,V.,and Williams,J.,1999.The robustness of simple monetary policy rules under model uncertainty.In Monetary Poliy Rules(J.B.Taylor,ed.).Chicago:NBER and Chicago Press

[5]Sack,Brian P.and Volker Wieland.2000.“Interest-Rate Smoothing and Optimal Monetary Policy:A Review of Recent Empirical Evidence.”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Vol.52,PP.205-228

[6]Taylor,J.B.1993.“Discretion versus Policy Rules in Practice,”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39,195-214

第4篇: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所谓“次萧条”,是指宏观经济已经走出衰退,但在反弹后再次出现经济的下滑,从而导致经济出现震荡波动,但下滑幅度又不至于“二次探底”。

反弹局面不可持续

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一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反弹、复苏。但上半年的反弹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超越萧条和复苏的阶段,快速进入经济高涨阶段,并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了呢?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其核心原因在于,目前许多同比数据的高涨是基数效应、强劲的刺激政策、存货周期调整、世界经济短期同步反弹以及短期适应性调整等因素的产物,其增长的动力机制依然十分脆弱和敏感。

如果剔除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深度下滑带来的强劲的基数效应,许多宏观参数依然处于正常的增长区间,同比数据的高涨不可过度诠释。比如,工业增加值增速1~5月达到18.5%,达到近10年来的同期高位。但是与2008年同期相比,仅增长了26%,折合年率平均年增长率为12%,增速略低于危机前平均的15%左右。进一步考察发现,很多主要行业的利润和利润率都比2008年同期要低,依然处于恢复状态。

比如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自2009年四季度达到高点后,_直处于下滑的趋势。另外,工业增加值从3月开始已经连续5个月下滑。汇丰银行公布的6月产出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9.6%和49.7%,自2009年4月以来首次降至50%以下。中国制造业景气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实际上,目前经济增长的三核心动力机制――刺激性政策、存货调整和出口复苏,其性质决定了当前经济增长基础的不稳固,具有强烈的易变性和敏感性。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存货周期调整的逆转、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逆转的压力将日益加剧。

从各类数据的变化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已经见顶,第四季度宏观经济下滑将非常明显。

世界经济环境堪忧

2008~2009年为挽救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所进行的强力的救助政策,决定了世界将在过渡期中面临刺激政策退出的强劲冲击。这将给过渡期的经济稳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财政政策退出是最重要的影响。本轮全球经济危机导致世界各国债务率大幅上升,各国财政赤字超过公认的国际警戒线。2009年全球赤字率高达7.2%,而发达国家高达8.8%,如果要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全球财政赤字率在未来3年缩减的总额将分别达到当期全球GDP的0.7%、1.3%、1.5%。这种削减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复苏产生影响,特别是各国同步削减将带来更为强烈的叠加效应。

虽然具体影响幅度有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债务率已经超过战后1950年的水平,其削减的幅度以及对于宏观经济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

金融层面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不仅老的问题,比如全球累计1.3万亿美元的损失还没有核销;而且新的债务危机又带来了新的冲击。

欧洲债务危机主要涉及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虽然这些国家占欧元区的GDP和贸易总额比重较低,但它通过欧元这个杠杆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例如全球股票市场在4~5月波动幅度超过10%,债券发行在5月份大幅缩水达到70%,大宗商品价格下滑了7%,欧元汇率下滑接近20%,国际资本市场流动下降近10%,个别国家债务违约风险攀升超过100%。这种震动虽然没有达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程度,但已大大超越冰岛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以及东欧等区域的金融动荡的影响。

不过,当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救助协议,出台了包括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在内的三大救助工具之后,金融动荡似乎平息了,债务危机没有引发实体经济的下滑和全球经济的震荡。但这种短期现象很可能掩盖了欧洲债务危机所带来的中长期的不确定性。

第5篇: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证券市场 风险因素 风险原因 我国证券市场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全国的证券投资市场也在迅速的发展中。但是,由于证券市场存在着各种客观风险,与证券投资的利益相生相伴,所以,广大投资者在对我国的证券市场进行投资前,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对证券投资的相关知识认真学习,理解并不断剖析微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策略对上市公司的运营影响,加强证券投资风险意识和防范。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风险投资也正处于起步阶段。

现资理论认为证券投资是有风险的,造成证券投资的风险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股市价格的风险、银行的利率、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等。但是面对变化的市场,证券市场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意料不到的因素将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价格波动,会给投资者带来经济上的损失。

证券投资市场是一个既充满机遇又充满风险的地方,投资者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掌握证券投资的有效技术和方法,才能真正了解证券的价格变化规律,及时的根据那些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变动的因素来决定自己的投资方向。近年来,我国证券投资市场日趋完善、各种政策也在不断出台,证券投资者应及时掌握市场动向,充分分析和了解投资市场,使投资得到较高的回报。

二、什么是证券市场的风险

(一)风险的含义

风险的含义非常广泛,在社会经济的各项活动中到处都是风险,人们经常将风险与各种危险、不确定性、各种损失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三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所以,风险是一种对预期的后果估计中较为不利的一面。风险具有客观性、不确定性、可测性、不利性、同利益之间存在着对等性等基本特征。

(二)证券市场风险的含义

根据前面对风险的定义,学者们对证券市场的风险做出了不同的定义,普遍认为:证券市场风险是实际收益对期望收益的偏离,是资产价值的损失,是收益的不确定性。由于在证券市场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因素,最终导致证券资产遭受损失的一种可能性。

三、证券投资风险的类型

证券投资风险根据其性质可以划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

(一)系统性风险

又称为不可分散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一些因素对证券市场上所有的证券价格出现变动的现象,并会给所有的证券投资者带来损失的一种可能性。这种风险首先是由于某些共同的因素所引起的,它将会影响到所有的证券投资收益,这种风险是不可能通过证券的多样化特征来回避或消除的。例如:购买力风险、市场风险、利率风险等都是这种风险的来源和主要表现。造成系统风险的主要原因是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

1、购买力风险

又被称为通货膨胀风险,主要是指由于国家经济发生通货膨胀而引发的投资者实际收益率的不确定。证券市场是一个企业与投资者都直接接触的融资场所,所以,社会货币资金的总供给量就成为证券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影响证券市场价格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当社会的货币资金供应量增长过快时必然导致通货膨涨的发生,而通货膨胀的出现又导致证券市场的价格出现变动。如果通货膨胀的程度比较严重就会使投资者持有的证券迅速贬值,最终导致抛售股票时获得货币收入出现实际购买力下降的局面。

2、利率风险

这种风险主要是指银行在信用活动中的存款和贷款利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利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杠杆,国家银行的利率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就会给证券市场带来明显的影响。一般而言,当国家银行的利率上升时,股票的价格会下跌;当国家银行的利率下降时就会导致股票的价格上涨。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人们在面对相同的收益率时,喜欢选择安全性较高的金融工具作为投资;另一方面,当银行的利率上升时,相应会引起信贷市场的银根缩紧,企业资金会出现流动不畅、利息成本提高的现象,那么企业的生产发展与盈利能力将会下降,最终导致企业的财务状况出现恶化,造成上市企业的股票价格下跌。

3、汇率风险

汇率与证券投资风险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本国货币的升值将大大有利于那些以进口原材料为主而从事生产经营的企业,但是不利于那些主要产品出口的企业,而投资者如果从有利于企业生产发展的角度看,将会导致股票价格的变动。另一方面,由于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汇率的变化必将引起资本的输出与输入,最终影响到国内货币资金和证券市场的供求关系。

第6篇: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1.1风险计量模型与经济实践之间的差异

马柯维茨(1952)对风险问题进行了正规描述,说明分散投资降低风险的缘由,提出期望(均值)—方差投资组合理论(mean—varianceportfoliotheory)。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JohnLintner)和简•莫辛(JanMossin)(1964)在投资组合理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CAPM),其关于资产在均衡条件下的定价使得资产的收益、风险以及二者的关系能精确描述;史提夫•罗斯(1976,1977)提出资本资产套价理论,布莱克(F.Black)和斯科尔斯(M.Scholes)(1973)提出了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上述理论模型对收益采用期望均值简化,对风险的测度用方差描述,并做出无偏估计;可测度风险测量如果服从正态分布,数学期望是有意义的,方差是有限的,在此情况下一定会得到均衡解。可测量风险是对未来预期利用统计方法测算出经济变量的分布概率,具体来说,对未来的预期用回归分析建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问题在于利用历史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到参数并将其作为常数,即便考虑到参数的时间变化路径,但所得到的计量模型对未来做出预测并不具有充分性。并不能说明模型对经济预测功能具有普适性,总会因经济环境因素的改变而做出修正或改变,因此模型的建立具有更多随意性。此外,总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不能用统计概率的形式加以简化的,这样做只会导致精确度的降低。当对未来预期有更多的支持依据,而且所依赖的依据又不可量化或量化成本太高时,对趋势不确定性的分析判断尤其要认真考量。例如: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制度规范性程度越高,制度执行力越能得以保证,经济活动越有秩序,那么经济活动的未来可预测性越强;相反经济系统运行和趋势不确定性之间具有更强的关联性。2008年以来,商品价格下降的趋势或许会给非商品生产者带来微薄的收益,却因在金融风暴中遭受的损失导致投机者对经济前景信心的挫伤,很快把这些微薄的收益淹没了,结果是对未来需求预期的严重不足挤破了金融资产泡沫,交易商和投资者抛售了手中的金融资产,这正是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前后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如此迅速的原因,金融创新所带来的不仅是新“风险”,更可能是对未来经济趋势的判断的不确定性。

1.2模型假设条件、检验与经济实践的差异

金融风险计量模型包含了两项基本假设,即交易者的完全理性和完全市场假设,描述观察数据足够多或趋向无穷时,其概率分布为正态分布,具有稳定的均值和有效的方差,且以无偏的方式设定其主观概率的,而经济实践与上述假说的成立差距太大,具体表现如下。首先,假设交易者的完全理性,但完全理性又要以确定性为条件。经济活动实践中,社会人所获取的信息具有非完备性,故其理性也具有非完全理性的特征;市场本身因外在输入性干扰因素而具有不确定性,如创新所引起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确定,社会制度变迁、消费倾向和习惯的衍变都具有不确定性。第二,计量模型检验的缺陷。法玛(1991)提出:完全市场的有效性不可直接进行检验,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选择不同时期、不同市场的数据并选择不同的风险计量模型,结论却自相矛盾。此外,现有金融分析方法无法验证金融计量模型的正确性或市场的无效性。仅仅用金融行业数据来检验金融计量模型,却忽略了整体经济对其行业的影响,这本身就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逻辑错误。一些经验证明,在现实的金融市场运行会由于制度约束、信息约束和交易成本等诸多因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具体包括以下方面。(1)基础风险(fundamentalrisk):与股票的基本价值相关的风险。CAPM理论模型中的市场线的截距(无风险利率)本身由于货币政策的改变而存在可测量的风险。(2)噪声交易风险(noisetraderisk):噪声交易使价格在短期内进一步偏离内在价值的风险。社会人在实施投资策略时,并不是根据经济基本面分析,而是基于大众心理预期采用行为博弈方式进行交易,从而加大了资产的价格波动和偏离,并削弱了市场效率。(3)模型风险:即使价格偏差已经出现了,仅仅依赖于计量模型也未必能确定其是否真正存在,因而模型的使用在关键期失去其作用。(4)时间跨度:短期内价格偏差有进一步扭曲的风险,而长期将导致价格走势的不确定性。预期收益E(r)的客观概率与可测度的风险行为模式的主观概率非一致性,从而导致认知的偏差,也割裂了风险与收益的相关性判断准则。实际的市场运作过程中,由于群体性的认知偏差使得价格变化并不是完全独立,故主观概率是有偏估计量。另外,市场势力、市场惯性也会引起价格扭曲呈现惯性趋势。信息不对称无法解释导致经济危机的不可测度的不确定性原因,这些风险计量模型都假设市场参与方,如信贷客户、投保人是持有完全信息的,但在危机发生过程中,却发现我们处于一个毫不确定的世界中。人具有理性但信息不完全,即有限理性,但这种有限理性假设的基础却从未认真探究过,用“有限理性”解释所有的“非正态”分布,无疑显现出理论基础架构的薄弱程度,正如格林斯潘所说的“:今天这场危机是百年一遇的,我们无法解释它,大多数时候市场还是按照完全理性的方式在运行”。这样的解释过于牵强,更没有触及问题的关键,不可测度的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被排除在外。另如,保罗•克鲁格曼(2009)对理性人假设、完全市场假设的批判性思考,对不可预测危机的审视,均说明风险计量模型中的假设条件与经济实践偏差太大。

1.3有效的风险监管与经济实践的差异

1999年,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修正案对金融行业中银行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相关限制的取消,金融行业趋向于混业经营。相应地,监管方式采用宏观审慎的监管措施,对所有银行加强监管,对公司治理提出更为严格的规定,对银行提高资金要求。然而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下“,监管套利”现象仍然存在,而且商业银行与金融监管体系之间的“博弈”仍然是当前常态,例如新巴赛尔协议中对资本金的更高要求,但银行的资本与资金界限的模糊化,使得资本金要求可能陷于无效的尴尬境地。监管部门和银行继续依赖金融数学模型计量风险,而这些模型能否更加真实,而不是精确地描述经济实践?经济系统中每一个经济变量相互耦合(而不是叠加)或多或少紧密组合成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因此,这些模型能否真实地描述经济系统的运行,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

2不确定性概念的诠释及分类

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有四大概念:稀缺性、货币中立、均衡思想和假设的不现实性,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未来事件完全用概率分布描述,认为未来与过去事件具有遍历性特征,因此等同于面对未来各种状态都是可测量的风险,回避一般情形下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认真对待不确定性具有深刻的意义,它涉及怎样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有利于解释人类行为所遵循的规则与习惯。正如当前全球经济大收缩背景下,实体经济危机是市场运行管理不善的正常反应。对金融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系统分析,目的在于使市场变得更安全,使市场能够良性运作,让金融经济运行更为安全。

2.1经济系统及金融业的不确定性

不是整个经济系统完全不可知或是不确定,只有当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社会人对未来做出判断时,不确定性才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分析方向。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由于复杂的相关关系,而且又耦合了社会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系统运行方式、方向的不确定性。并且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是特别要予以关注的一类变量,这一点恰恰更加增多了经济系统运行的不确定性。金融经营者从事金融活动时面临的十分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有:一是金融储蓄与实际投资、金融领域与实际经济的分离决定金融价值与实际资产的错综复杂和不确定性关系,可能导致金融泡沫现象;二是科技进步的先进性和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同时伴生相随。可见,经济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其不确定性必然存在于金融行业内。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把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定义为机会主义和行为不确定性。哈蒙德(Hammond,1987)把与经济系统本身运行的相关不确定性定义为内生不确定性,与此相对应地,将经济政策等方面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称为外生不确定性,外生不确定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次性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的环境导致了经济运行中行为人行为的不确定性,这种行为不确定性又构成其他经济行为人所面对的不确定性环境,并交互形成循环反馈。按照彼得斯(Peters,1999)的说法,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不能被消除,它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根本性特征。

2.2不确定性分类

关于不确定性分类,奈特的分类方法最具启发意义。奈特(Knight,1921)认为,风险是一种能够推导出结果的概率分布状态,故可对此状态进行保险或再保险。而不确定性是一种并不存在概率分布的状态,或者说无法用概率来度量,奈特所说的不能以概率度量的不确定性,简称为“奈特不确定性”(无特别说明时,下文中所出现的“不确定性”均是指“奈特不确定性”)。是否存在这个分类所未包括的不确定性,根据相关查阅的文献,本文发现不少学者对不确定性加上了多种限定性词汇,表示所理解的不确定性不能完全用奈特“不能用概率度量”的不确定性来界定,甚至与奈特“不能用概率衡量”的不确定性完全不同。凯恩斯(Keynes,1936)使用“非常不确定”(VeryUncertain)词汇并非是指“或然性很小”(veryimprobable)。阿尔奇安(Alchian,1950)在《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理论》中使用“完全不确定性(CompleteUncertainty)”。沙克尔(Shackle,1972)认为,经济系统运行的不确定性是“万花筒式不确定性(KaleidicUncertainty)”,这表示如果承认人的记忆力有限性,则未来状态可能会在我们的记忆状态集之外。罗斯比(Loasby,1976)指出行为人在做经济决策时“,当某人说他不确定时,他的意思是指他既不知道每一种产生的机会,也不知道有哪些产生是可能的,他甚至一点也不能肯定所面临问题的结构”。萨皮亚(Zappia,1996)更明确地提出真正的不确定性(genuineuncertainty)词汇。他说“,真正的不确定性必然意味着企业家不能预测到其行为的所有可能结果”。面对“真正的不确定性”,概率方法不仅不能度量,而且是完全无意义的。温(Wyrnne,1996)提出,完全非确定性(non-certainty)可划分为“风险”“、不确定性”(uncertainty)“、无知”(ignorance)与“非决定性”(indeterminacy)四种类别。其中“:风险”是指了解系统的行为和可能后果,且可用概率表示“;不确定性”是知识系统的主要参变量,也是知识可能的后果、范围,但出现某种后果的概率无法被准确地定量化“;无知”指人们甚至不能确定系统的一些主要参变量及一些可能结果,即特征是“wedon’tknowwhatwedon’tknow(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温特别指出“,无知是不同于不确定性的另一种‘不知道’,简单地当它是极度的不确定性并没有抓住这个概念的要害”。由上文有关“不确定性”概念的介绍,经济学文献中常出现的“不确定性”概念,严格意义上应表述为“不完全确定性”,且包含可以用概率测量的风险型不确定性;然而,从多值逻辑关系上,“不确定性”所对应的各种命题应包含以下各种命题:(1)风险型不确定性,即能够推导出结果的概率分布的状态;(2)奈特不确定性,即“不能用概率衡量的”不确定性;(3)无知(ignorance),即不确知系统的一些主要变量,以及一些可能的结果;(4)完全不确定性,即不清楚所有可能结果的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学讨论的不确定条件下的优化行为(optimizationunderuncertainty)只是用数学期望和方差不变的正态分布来统计确定的风险,而奈特意义下不可预测的不确定性所出现的信息模糊当前仍然没有公认的方法予以测度,这涉及到在微观经济模型中对宏观经济波动影响的思考。

3金融经济型态下奈特不确定性规避策略与转化路径

代表虚拟经济的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相互融合,使得宏观经济从商品经济向金融经济型态转变的过程中,风险是其重点关注、防范的领域之外,奈特不确定性的规避与转化更是必须面对和认真思考的范畴。对这一问题较好的解决可以保证金融经济系统运行趋于平稳,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哈耶克认为不确定性本身并不意味着不稳定,不确定性可以表现出不稳定,也可以表现出稳定,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不确定性,而是在于不确定性的创新过程,即实体经济部门和金融部门联结的要素组合机制,后者是决定不确定性表现出稳定或不稳定的决定性因素。不确定性不是一种可回归的经济学性质,只会将经济运行状态从一阶段推向另一阶段,称为演化的经济发展过程,是经济运行内部自发产生的,而不是外力冲击和刺激的作用所致,以交易制度为基础的金融经济制度,是从自身发掘出动力来推动自身发展。金融业与实体经济部门的结合深度、融合水平的差异,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或者说三类发展状态,金融经济系统性演化趋势如图2所示。第一,金融经济发展初级状态——金融服务更多参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运行。在此状态下,金融业与实体经济部门尚未形成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统,仅仅是联系日益紧密,因此其奈特不确定性较高。第二,金融业与实体经济部门发展处于动态平稳状态——金融经济发展形成初步系统结构的系统类型,金融业在宏观经济系统内核心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第三,金融经济自适应系统状态——系统集成程度最高状态,即自适应组织型态。由于社会人的行为选择与经济环境衍化的不确定性,系统集成程度越高,要素联结机制越复杂,其维护成本越高。总的来说,对于社会人行为选择和经济环境衍化的不确定性规避与转化须依赖于制度变迁,而对于金融经济系统结构和技术集成的不确定性须依赖于创新的方式以规避其的不利影响。

3.1不确定性创新转化,经济运行趋势阶跃式渐近稳定特征

不确定性的结果必然是创新,这需要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企业家人力要素和金融信用机制。企业家人力要素应该是一个团队,团队具有的特殊能力只能在组织运作及实践过程中才会存在;金融信用机制包括金融市场、金融信用机构及金融信用制度等广义的金融机制,是社会生产要素转移的中介机制。该中介机制是将企业家人力要素功能应用到实际经济活动中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支持性机制。金融机制的效率影响到企业家人力要素发挥作用,企业家人力要素在金融信用机制支持条件下充分发挥作用,将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公共知识应用到具体经济活动中,形成产品,实现利润,这也正是不确定性理论在具体经济活动的政策意义。凯恩斯认为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家进行生产与经营性活动具有破坏性的因素,是资源优化配置与要素高效利用的干扰因素。与凯恩斯的观点不同之处是,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因素在应对不确定性时的作用,是从积极乐观的角度分析不确定性,他认为不确定性蕴含着机遇,关键能发现机遇并加以应用的企业家素质是否存在于静态的经济均衡中。熊彼特在不确定性因素中引入企业家才能,这是不确定性理论的一个突破性的进展。金融信用机制是创新必要的环节之一,特别说明的是,熊彼特论述企业创新的信贷是“BetriebsKredit”(经营信贷),社会经济运行只有在金融信用机制作用下组合其他生产要素时,企业家才能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体现出应用价值。金融信用机制是企业家人力要素和社会经济其他要素组合机会的平台,是不确定性能够被企业家正确做出反应的联接机制,金融信用机制一方面联接着企业家人力要素,另一方面联接着具体生产要素,有效的金融信用机制成为创新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一种交易制度,金融信用机制本身也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金融信用机制过度膨胀或过度紧缩,从而使企业家人力要素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带来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引发经济偏离经济实际所能运行的路径,经济不可避免出现波动。故金融信用机制应该在要素新组合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相互协调,否则创新不可能持久。在估计实际要素组合不确定性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能带来创新金融信用机制内在的不稳定性;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创新需要社会经济相应的制度进行配合;金融信用机制在一定范围内支持创新,若内在不确定性增大时,创新的实际过程将被阻滞,即使是有利的且实际的要素组合也是可行的,也会因为金融信用机制的不确定性影响而不能实现。金融信用机制本身又内含于经济的运行之中,一方面为不确定性提供某种传导的制度设置,另一方面因作用的有限性及自身作为一种交易制度的原因,金融信用机制一些内生不确定性会影响到由实际要素组合过程中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引发的创新。金融经济系统性演化过程在金融信用机制条件下,通过创新实现不确定性转化与不利因素的规避;而其系统运行趋势将呈现阶跃式渐近稳定特征,从最初状态向自适应系统状态存在三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如图2所示。

3.2创新:不确定的技术进步与系统结构优化

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有关不确定性的讨论,将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引入到经济中,将技术的不确定性可以看作因制度的变化而引起的生产率变化,不确定性有了正面的积极作用,将经济内部的协调性和异质性与不确定性相联结起来,建立从经济系统内部的交易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因果联系。只有把不确定性看作是经济系统内部衍生出来的过程性无意识“波动”,才能更好地理解不确定性如何与经济活动进行的交互作用过程。理解不确定性不能假设或预设,必须置于一个过程中,从与其交互作用因素的相互因果联系分析。不确定的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技术进步(TechnologicalChange)是指随着时间的变化,技术知识不断增长的过程。技术进步包含两个重要的动态特性,一是创造性毁灭,摒弃已有的技术,并投资于创意的过程;二是技术的累积性,发展特定技术而形成的组织内的语言、惯例会产生“锁定”现象,使得转移费用非常高昂。不确定的技术进步并非不确定性的本质,不确定性在交易前无法预设或预期,只能在交易过程中发现。但是,不确定性可能并不是以波动性变化的方式影响经济活动,很可能以平稳随机过程的方式作用于经济活动,从而使经济系统运行体现出某种稳定性与一致性。技术进步演变存在着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并不必然导致经济波动,很可能使经济系统运行更加平稳,之所以称之不确定性,因为只有在过程中发现、在事后理解的认知状态,而在事前,理性根本无法把握和预期。阿罗的“干中学”技术进步理论充分运用不确定性在经济活动中积极作用而提出的技术进步理论,说明不确定性的某些本质特征。阿罗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副产品,特别是投资引发提升资本生产率的副产品,该副产品在投资前根本无法预知,只能在投资生产过程中出现,这种副产品的形成就是一种不确定性。然而,该副产品对经济系统的作用结果非必然形成周期波动。该副产品实际上还可能消除引起经济系统运行波动影响,从而使经济系统运行更加稳定。首先,阿罗“干中学”技术进步理论直接指出技术进步是生产经营活动的副产品,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企业家人力要素发挥作用的结果,企业家人力要素是将不确定性应用到经济系统运行过程中,并带来价值增值的核心因素;其次,经济系统运行要素集合的良好有效率的金融体制是实现要素新组合不可获取的中间联结机制,是企业家人力要素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该副产品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创新环节,才能变成产出增加、价值与利润增加的技术进步,即实现了不确定性的经济价值。

3.3制度变迁:社会人行为选择与经济环境不确定性规避

制度是“被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是节省社会人理性计算成本的机制,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的契约关系,该契约关系依赖某些行为规则来维持的,其功能在于设置社会人行为约束的信息,涉及社会、政治与经济行为。从性质判断上可分为四种类型:(1)界定社会人在社会经济系统中“责任”的规则;(2)界定社会人行为选择“许可”或“禁止”的规则;(3)界定“惩罚”的规则;(4)界定“价值判断”的规则。本文所指的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如商业规则、经济政策和政府管理规则,也包括非正式规则如习惯。

第7篇: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 金融监管;宏观审慎;制度框架

2010年以来,际金融监管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巴塞尔协议Ⅲ、美“多德一弗兰克法案”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方案的正式推出,标志着“宏微观审慎并重”的监管理念被际社会广泛认同。2011年,欧洲银行系统风险监管委员会全面启动,辐射整个欧洲金融业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开始形成,我也在“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提出“逆周期宏观审慎制度框架”。由于金融业发展的不同轨迹,中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与西方家并不完全相同,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容和工具必须适合本情。当前落实我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可以在以下方面逐步加以完善。

一、明确监管主体和协调机构定位,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宏观审慎监管是在保持货币的相对稳定前提下加强对整个金融体系内系统性风险的识别、计量和防范,保证金融体系的相对稳健。当前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手段,应以中央银行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构建主体,借助其对整体经济、货币形势的掌控,从宏观层面对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分析,辅以内各部门之间、际上各监管规则上的监管协调。监管框架建立应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明确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体系未来发展中的定位,理顺并明确宏观审慎监管各部门职责。(2)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协调机制,建立各监管部门之问的信息交流平台,防范金融跨市场、跨领域潜藏的系统性风险。(3)扩大监管范围,将影子银行及信用评级机构等纳入监管视野,并加强对金融关联企业并表监管,提高监管效力。(4)加强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寻求各方面监管政策间的协调。(5)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加强与其他家及各际组织之间在宏观审慎层面的协调配合。

二、宏观审慎监管应重点实施“准入监管”和“过程监管”,强化风险预警机制

我金融体系的特点主要是“信贷配给异化”,信贷资源主要投向有大中型企业,以四大有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市场风险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周期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与欧美主要家传统风险预期模型不同,我宏观审慎监控的重点应放在加强市场准入和市场退出的监管,允许内民营资本进入各类金融机构,建立有金融机构的有效退出机制,加强过程监管,防止监管黑洞。在风险预警方面,着重分析金融体系的信贷增长、资产价格和杠杆率等指标相互影响的机制及演变趋势,以及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对金融体系可能造成冲击的渠道,并具体分析金融体系之间如何反馈作用于宏观经济等。

三、在逆周期监管政策选择中,寻求“自动稳定机制”和“相机抉择机制”之间的统一

逆周期监管的自动稳定机制可以避免相机抉择的主观性造成的决策风险,同时减轻监管当局的外部干预压力,但自动稳定机制却会导致“监管套利”。相机抉择机制可以根据宏观经济的状况与金融体系失衡的特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监管与调整,并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效果,但其监管口径缺乏一致性和稳定性,对于金融监管体系的预警与判断能力要求很高,由于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监管当局必然会担负较大的决策风险,同时,来自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压力也会损害相机抉择的独立性。规划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应在制度上明确宏观审慎监管的职能及实施框架上,制定完备的责任约束机制以保障监管政策的透明度、责任性和前瞻性。形成“自动稳定”与“相机抉择”之间的协调机制,以消除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负面影响。

四、明确监管目标,积极防范流动性风险

长期以来,我央行的政策目标相当程度上是促进经济增长。但在以美元汇率为主导的际货币体系环境下,各面临的不再是单一家系统性风险,而是全球性系统风险。受美联储及其它西方家多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过多的流动性开始大量涌向中等新兴经济体,使得我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剧增,加之内的银行机构金融业务的同质程度较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潜在顺周期性风险被成倍放大。为抵御大量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巨大风险,“防范资产价格过快上涨,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当前我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务之急是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货币体系的改革,寻求大货币间的汇率稳定机制,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健”之间进行协调。因此,亟须在制度上明确央行的政策目标,原则上应基本确立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

参考文献

第8篇: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煤炭企业在处于兼并重组阶段大环境下,煤炭企业并劝过程中对风险的撞制缺少理论的支持。本文从外卑环境、主并购方风险、放并两方风险三个方面时煤炭企业并购风险进行分析,为并晌项目提供决策依据。

1研究背景

煤炭工业作为我国基础产业,也是我国能源工业的支柱产业,其经营运行的好坏直接影响我国能源安全状况,煤炭行业作为资源开采型行业,由于其属于高危行业,自身的安全风险很高,建设周期长,投资大,不确定因素多,具有项目的特点,经查阅国内外文献,我国对煤炭企业并购风险方面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而现在处干兼并重组阶段大环境下的煤炭企业并购过程中对风险的控制缺少理论的支持。

由于受到煤炭产业政策和市场环境变化对煤炭需求的不确定性、大型煤炭企业集团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能力的有限性、被并购煤炭企业煤炭资源察赋条件的不确定性,实施井购管理者水平的局限性等风险因素,从而导致经济损失和并购结果达不到预期指标及由此给煤炭企业正常经营和管理所带来的影响。从这个定义出发,本文进行风险从并购事件出发,分析该并购事件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因素。本文拟从3个方面12个指标进行分析。

2煤炭企业并购项目风险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2 .1宏观经济环境风险

我国的煤炭消费随国民经济增长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较为明显。具体来说就是,煤炭的需求变化主要受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直接影响到市场对煤炭的需求和煤炭的销售价格,从而影响煤炭行业的盈利水平。

2 .2市场风险

煤炭作为国家基础能源产业,受外界环境和其他产业的关联度比较大,煤炭市场具有多变的特点,煤炭需求呈现波动性,使煤炭企业对市场需求的预测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 .3煤炭产业政策风险

煤炭产业政策风险主要表现为由于国家宏观在宏观或微观方面政策调整对煤炭企业兼并收购活动产生不利的影响。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兼并重组政策影响及凤险分析;二、税收政策风险分析;三、政策执行风险分析。

3煤炭企业并购项目主并购方风险影响因素

3.1战略风险

煤炭企业由于对宏观经济环境、所处的行业特征、本身的竞争优势等问题没有正确定位,从而带来战略风险,导致并购结果与目标产生偏差。煤炭企业在并购的过程中,选择的目标企业是否符合公司整的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并购的纪果,是采用横向并购增加资源储量,或选挥纵向并购延伸产业链,亦或通多元化经营来分散风险,由于两个企业战略的不一致,可能导致在井购后很难进行管理整合、琅成协同效应,从而增大并购成本,产生风险。

3.2融资能力风险

企业并购的融资风险主要指企业能否及时足额地筹集到并购所需资金以及筹集的资金对并购后的企业影响。融资能力风险主要是指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资金渠道在筹集并购资金以及融资本息的偿付过程中遇到的风险。煤炭企业并购融资主要依以下几个途径:内部融资、银行中长期贷款、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相结合为主。

3 .3谈判风险

谈判风险指因信息不对称、目标企业反收购、谈判策略偏颇、谈判技能不佳和谈判经验欠缺等造成的并购风险。一、信息不对称风险;二、目标企业的反收购风险;三、谈判技能不佳和谈判经验欠缺。

3 .4财务风险

煤炭企业财务风险是指煤炭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由于煤炭企业内部与外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使煤炭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具有不确定性,从而使煤炭企业不能实现预期财务收益,具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一、煤炭企业目前资本结构不合理;二、缺乏对财务风险的客观认识,资金回收策略不当,致使煤款收回不及时;

3.5人力资源风险

煤炭人才短缺问题依然严重,人才逐渐向优势企业集中,中小企业面临人才危机近年来,煤炭企业加大了人才引进和大中专毕业生接收工作,但人才总量与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一是人才总量不足,煤矿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低;二是专业技术人员结构不合理;三是中小煤炭企业人才更为缺乏;四是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不完善。

4被并购方风险分析

4 .1资源风险评价

煤炭企业在实施并购的过程中,对被并购企业的资源与开采条件风险做出合理的估计与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由于煤炭资源开采条件风险因素中既有定性因素,又有定量因素,采用模糊综合值评判方法对煤炭资源风险进行综合评定。

4 .2被并购企业价值评估风险

所谓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是指在并购过程中,由于对目标企业价值的评估不当而导致并购支付价格过高,使并购企业财务状况出现损失的可能性。目标企业价值评估风险的大小取决于并购企业所用信息的质量。由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并购企业对财务报表固有缺陷认识不足、以及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并购企业对目标企业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的判断往往难于做到非常准确,在定价时可能接受高于目标企业价值的收购价格,导致并购企业支付更多的资金或以更多的股权进行置换。

第9篇: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范文

关键词:SV-MT模型 通货膨胀 不确定性

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生活福利水平。严重的通货膨胀不仅仅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而其还有可能引起社会政治危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平均年通货膨胀率不到10%,较之其他发展中国家、独联体诸国和东欧国家,通货膨胀率不算高。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率变化很大,既经历过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以上的严重通货膨胀,也经历过轻微的通货紧缩,通货膨胀动态路径转换频繁,不确定性程度很强,对经济的危害并不低。较低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和较高的通货膨胀变动相结合,是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一大特征,因此加强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不仅仅只是实践的需要,也是通货膨胀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

国内外学者已经对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Okun(1971)首先提出了高通货膨胀导致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Friedman(1976)的研究指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发生常常产生于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上的错误,当公众预期的通货膨胀与实际的通货膨胀相差很多时,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就产生了,且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正向的联系。Foster E(1978)采用样本方差或均方通胀率代表波动性指标,研究结果均表明通胀均值和波动性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

随着经济计量技术的发展,Engle利用条件异方差模型(ARCH)对英国和美国通货膨胀的易变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估计出非预期通胀的方差序列。Kontonikas、Wilson(2006)、Guglielmo和Alex Andros等利用GARCH类模型对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在GARCH 模型的框架下,一步向前的条件方差代表不可预测的通胀新息的波动性,它是事先的方差而不是像移动平均标准差那样的事后方差,因此,能够更好地反映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然而,在GARCH 类模型中令波动的条件方差服从一个确定的自回归过程,因此,波动的改变即是一个已知过程,这与不确定性的概念不符。与GARCH 类模型不同,随机波动(SV)模型令条件方差包含某些随机过程的不可见成分,因此,波动的改变是随机变化的,这种随机冲击的性质与程度也是影响通胀调整的重要因素。相对于GARCH 模型,Danielsson等的研究认为SV类模型在实证检验中优于GARCH 类模型,SV类模型能更好的刻画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时变特征。

理论模型及参数估计

(一)理论模型

在时间序列波动研究文献中,SV模型是一类随机微分方程的离散化表示,其波动性不仅与以往的波动情况相关,还依赖于当前的信息项,通过对未观测随机过程建模显示其灵活性。与基本的SV模型相比,SV-t模型是一种厚尾SV模型,具有捕捉实际时间序列的尖峰后尾的能力,其对时间序列波动的描述能力更强。

设时间序列通货膨胀水平rt,根据通货膨胀水平的波动性,假定rt服从分布:rt~N(0,σt2),其中σt2是rt基于t-1时刻已有信息的条件方差,由此可以得到SV-t模型:

(1)

其中:残差项εt和ηt互不相关;为持续性参数,反映了当前波动对未来波动的影响,

在SV-t 模型的基础上,为刻画通货膨胀波动与预期观测值的相关关系,可以在均值方程中引入波动项作为均值回复的一个影响因素,以考察条件分布对预期通货膨胀与不确定性之间关系的影响,由此得到SV-MT模型:

(2)

其中,d exp(ht)为模型的预期观测值,d为风险溢出系数,它用来度量波动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若d>0,表示波动和预期观测变量具有正向相关关系,d值的大小表示波动变动一个单位时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程度。

(二)参数估计

根据式(2)可得ht的条件分布为:ht |μ,φ,ht-1~NID(μ+φ(ht-1-μ),1/τ);对于给定的ht和d值有:rt |ht,d~t(d exp(ht),exp(ht),υ),t=1,2,…,n。由此可得到rt的条件概率分布函数:

由以上可得到SV-MT模型的似然函数:

(2)

SV-MT的参数估计采用基于MCMC(Markov Chain Monte Carlo)的贝叶斯估计方法。MCMC方法将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过程引入到Monte Carlo模拟中,建立马尔可夫链,实现动态模拟,构造平稳分布的样本,并使它的平稳分布和后验分布相同,当马尔可夫链收敛时,模拟值可以看作是从后验分布中抽取的样本。定义SV-MT模型中的待估参数为h=(μ,φ,τ,d,υ)′,通货膨胀水平R=(r1,r2,…rn)′,不可观测的潜在对数波动率记为:Q=(q1,q2,…qn)′,则模型的条件似然函数可以写成 :

待估参数h和不可观测量的联合先验概率可以表示为:

根据贝叶斯定理,h和q的联合后验概率密度正比于其先验概率和条件似然函数的乘积:

由先验分布及似然函数,便可得到参数的后验条件分布。μ的后验条件分布如下:

(3)

类似地可以得到参数φ、τ、υ、d的后验条件分布如下:

(4)

(5)

(6)

(7)

根据MCMC参数估计的基本原理可知,平稳分布与初始分布无关,Markov链在经过足够多的次数迭代后,若各个时刻状态的边际分布都是平稳分布,则认为该Markov链为收敛的,因此,参数的后验分布不会随着参数的先验分布发生显著变化,由此我们参照Kim等的经验选取以下分布作为先验分布:

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特征分析

数据来源。下面的检验中本文使用的通货膨胀率水平(r) 是采用我国消费物价指数(CPI)的对数一阶差分形式表示。本文使用1990年1月至2011年9月间的月度数据,差分后的样本共 260个。样本自1990年始是因为我们无法获得更早年份的月度统计资料,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商品价格才开始逐步放开,此前严格受国家计划控制。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统计月报》。

数据的统计特征分析。从图1可以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价格水平波动十分明显,经济经历数次通胀、紧缩以及两者的相互转换,通货膨胀过程在不同阶段的行为特征差别明显,其动态经历了高涨-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紧缩-再度温和膨胀的过程。即有0.277的高通货膨胀时期,也有了-0.0181的低通货紧缩时期。同时,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1992 年下半年至1995年初是高通胀阶段,其中1994年的年度通胀率超过25 %,为建国以来最高水平。这次物价上涨同样源于货币的过度供给,粮价改革以及能源价格的提高也是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导因素。价格改革和调整尽管导致了高通胀,然而从这一阶段开始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得以确立(易纲,1996)。1998-2002年中国出现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价格水平一直处于0附近,这一阶段同1995年前通胀水平较高且波动剧烈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又从2002年底到2008年基本保持在温和的通货膨胀水平,并在2008年达到了高峰。到了2009年出现了短暂的通货紧缩,我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自2010年初启动,到我们的观察期结束CPI还一路攀升,后期CPI的变化还有待观察。最后,我们可以观察到,整体上的通货膨胀率变化体现出异方差性,通货膨胀阶段价格变化的波动程度较大而通货紧缩阶段价格的波动程度已经明显降低。

建立分析模型之前,我们先简要考察要检验的数据序列的基本统计特征。用EVIEWS6.0软件对通胀率r进行统计分析,表1给出了通胀率r序列的描述性统计量。结合数据的偏度和峰度值容易看出,通胀率r具有左偏厚尾特征,并且它的J- B检验统计量也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的原假设,说明通胀率在少数月份中出现了异常值。为了检验通胀率r的异方差特征,针对样本均值的偏差序列以及其平方序列分别计算了Ljung-Box统计量Q(k),容易看出,均值偏差序列和偏差平方序列均具有高阶自相关性,并且LM统计量说明偏差序列显著存在ARCH效应即具有异方差特征。ADF检验用来判别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通胀率r不存在单位根,即序列是平稳的,因此,保证只含有时变的随机扰动项。

(二)模型参数估计及收敛性检验

模型的参数估计。考虑到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将基础SV模型拓展为SV- MT模型。为了估计SV- MT模型的参数,我们采用贝叶斯估计,MCMC的Gibbs抽样次数为50000次,由于Markov链收敛前的一段时间的迭代中,各状态的边际分布还不能认为是平稳的,因而选择“燃烧”舍去前25000个抽样值,在此基础上在进行25000次迭代作为各参数的稳定分布抽样,记录下的样本结果作为参数估计的Monte Carlo试验数据。根据Markov链在平稳状态下的Monte Carlo抽样数据,图2是模型参数的后验分布核密度估计图,表2是各参数的估计值。

由图2可以看出,模型参数φ和υ的后验分布具有偏态特征,其他参数的后验分布都具有对称性。这主要是由于参数φ和υ的Monte Carlo抽样数据中,一侧的极端值出现的概率较大,使后验分布呈现出偏态特征。综合各个参数的后验分布核密度图,对利用MCMC方法抽样得到的Monte Carlo 样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得到模型参数的贝叶斯估计值以及相应的分位区间估计。由表2可以看出,波动方程的自回归参数φ的贝叶斯后验均值为0. 982, 表示通货膨胀的不确定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特征,类似于金融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过程,风险溢出系数d的贝叶斯后验均值为5.978,由于d可以用来度量波动对预期观测变量的影响,值为正则说明通胀不确定性对通胀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模型的收敛性检验。采用MCMC 估计,参数估计值序列的收敛性诊断异常重要,如果一个参数估计值序列不收敛,那就意味着它不会围绕一个值来波动,方差将会很大,也就是等价于一个回归模型中的回归参数的t值非常小,从而无法通过统计检验。基于此,我们要对模型进行收敛性诊断。

首先,由表2可以看到,各个参数的MC误差远小于标准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参数的估计趋于收敛。为了进一步证实我们的判断,我们这里采用更为精确的方法G-R(Gelman-Rubin)收敛性诊断方法。Gelman-Rubin诊断方法以正态理论逼近为基础,最终得到一个判断收敛性的诊断统计量R,一般来说,>1,当Markov 链趋于收敛时,应趋近于1。表2已经给出了G- R检验统计量,可以看出各个变量的G- R检验统计量均在1.0-1.1之间,因此,可以认为模型各个参数的样本分布已经收敛到其后验分布,即采用MCMC稳态模拟估计模型参数是有效的。

(三)通货膨胀及其不确定水平的动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的动态关系,接下来我们将绘制出通货膨胀率与不确定相互作用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从图3可以看出,给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一个正的冲击,通胀水平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即r对h的相应值为0.0076,然而这种冲击作用不具有可持续性,在第8期之后几乎为0;反过来,通胀水平的变化对其不确定的影响基本接近于0,说明h对r冲击影响不显著。这与我们前面有SV-MT模型得出的结论相一致,这些经验结论表明:剧烈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会推动通货膨胀上升,反之则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撑。

结论

本文针对我国通货膨胀水平与不确定性的相关关系具有时变性特征,建立SV- MT模型来刻画我国的通胀不确定性动态特征,运用MCMC方法对我国1990年1月至2011年9月的通胀水平和不确定性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SV- MT模型能很好的刻画我国的通胀不确定性动态特征,我国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特征,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通胀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含有相机抉择的成分因素。由于在存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有约束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下通货膨胀波动低于完全相机抉择下的波动,因此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应给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大的权重,从而在通货膨胀粘性的条件下,减少社会福利损失。

另外,在SV-MT模型中,我们均假定均值方程和波动方程的扰动项εt与ηt是相互独立的,没有考虑两个扰动项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这种假定放开到更一般的情况,用两个扰动项之间相关关系来说明利空(观测值为负)或利好(观测值为正)消息对波动影响的非对称性,即在SV-MT模型的基础上考虑这种波动对正向冲击和反向冲击的影响,这样才能更好的描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动态特征。

参考文献:

1.Okun, A.The Mirage of Steady Inflation[C].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71(2)

2.Friedman, M..Nobel Lecture: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7, 85

3.Fost er E. The variability of inflation [J]. Reviews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78,60

4.Kontonikas.Inflation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United Kingdom: Evidence from GARCH Modelling[J].Economic Modelling, 2004 (21)

5.Wilson, B..The Links between Inflation,Inflation Uncertainty and Output Growth:New Time Series Evidence from Japan[J].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2006(28)

6.Guglielmo M. C., Alex Andros K. The euro and inflation uncertainty in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