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瘾行为的心理学分析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成瘾行为的心理学分析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成瘾行为的心理学分析范文

 

 

一 、问题的来源

 

在大学生日常管理事务中，存在着以宿舍为单位的群体性上网成瘾现象。比起个别的上网成瘾，群体式上网成瘾对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健康危害更大，纠正起来也更加困难。虽然网吧式宿舍数量不多，但是危害性强、危害面广。

 

二 、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本文的关注点是群体性的网络成瘾现象和群体对个人网络成瘾的影响，网络成瘾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群体性的现象，个人在群体性的上网氛围中，丧失了理性判断，把虚拟的团体当成归属，进行并把网络行为合理化。把网吧式宿舍当成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运用社会心理学的分析范式探讨作为群体出现的上网成瘾团体的心理机制。

 

三、 宿舍网瘾群体的现象描述

 

(1) 参与人员的全体性。在网吧式宿舍中，没有学生，只有上网者。曾经有同学要求调宿舍，原因就是，其他三个同学结成上网团体，因为他没有上网的爱好而排斥他。也就是说，存在一种现象，如果你不上网，或者不能同步调的上网，你就会被排斥，在这样的情况下，妥协和融入就成为被宿舍认可的条件了。通常情况下，大部分学生受小团体影响而加入上网群体。

 

(2) 生活和上网行为的高度一致性。宿舍分配是随机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集群式上网现象。有个别的宿舍出现了行为高度一致的生活行为和上网行为。他们有时集体逃课，躲在宿舍上网，有时放学后，集体订购外卖，进入宿舍就像进入网吧一样，开始团体打游戏，常常集体打游戏到深夜。

 

(3) 学业情况的一致性。上网群体的学业情况也表现出一致性。他们平时对学习不用心，期末考试就临时抱佛脚，经常出现挂科，而且是全体宿舍成员全部都挂科，甚至出现挂科的科目也一致的现象。

 

四、 宿舍网瘾群体出现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1)把上网当成被团体认可的投名状。宿舍是一个特殊的场域，既是学生休息的场所，也是生活的场所，更是形成小团体的重要场所。而一个小团体的存在和维持大体经历四个阶段，一是利益基础，二是价值观保护，三是排他性认证，四是巩固加强。在宿舍这个特殊的场域中，网瘾群体的利益基础是上网所带来的好处，每个人的好处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了特殊的整体利益。网瘾群体的价值观保护是指保护因上网带来好处的合理化心理认定，简单的说就是，在每个人的心理建立一种上网合理的虚假自我认可，然后再以他人行为的趋同性而外部证明上网行为的合理性，进入使自己的行为得到心理的认可和平衡。三是排他性认证，小的群体要维持，就必须加强行为的一致性，当出现异于群体认可的行为时，就必须排除异己，用来维持群体的存在。在宿舍中，如果有三个学生上网严重，而第四个学生不受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小，在实际的日常管理中，就出现过因为不能加入网瘾群体而被排斥和打击的事情。四是巩固和加强阶段。在场域稳定、没有外力的情况下，网瘾群体常常是加强上网行为，而不是减弱。在网瘾群体看来，上网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一种稳定性、亲密性、和谐的世界，上网成为获得归属感和成就感的正当行为。

 

(2)在群体活动中，人们容易受大众行为和认识的影响。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Bon)在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在某些既定的条件下”，一群聚集起来的人会呈现出新的特征，“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这样聚集起来的人被称为“心理群体”。大学生因为成长的阶段性特点，更加容易受到朋辈群体的影响。可以说，人是容易被群体影响的，有时候是因为群体的压力，而选择随大流，有时候被影响而无意识的顺着走，就会产生勒庞所说的“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转化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为的倾向，是组成群体的他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在宿舍活动中，部分学生因为宿舍大众行为的趋同性，而渐渐把网瘾行为合理化，大学生情绪容易激烈，独生子女的孤独感，也让他们为寻求认同而选择屈服或者顺应的行为，其实就是大家都上网，我不上网，就是不合群的心理。

 

(3)宿舍网瘾群体的核心领导者。《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指出“只要有一些生物聚集在一起，不管是动物还是人，都会本能地让自己处于一个头领的统治之下。”宿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网瘾群体一般都会有一个类似于队长的核心领导者。他一般也是网瘾最严重的学生，也上上网行为合理化的宣传者和维护者。他一方面担任着上网活动的组织者，另一方面担任着维护网瘾群体存在的维护者。他有追随者，也体验者被追随的，他组织了网瘾群体，也最离不开这个群体，群体的存在就是他的价值。

 

五、 高校宿舍网瘾群体的干预策略。

 

(1) 个体归属感问题的干预策略——加强对学生生活的整合

 

很多学生进入网瘾群体，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没有合理的归属感。大学不像高中，大学自由宽松的氛围常常会导致学生在生活中的无所适从，就如涂如干所说的是社会整合不够，人迷失在自由中，陷入了空虚的陷阱中。所以，我们要以班级为单位，加强活动的频度和沟通的次数，把学生整合到学习和正常的社会交往中去。想办法把学生调出宿舍，走下网络，走向操场和图书馆，走向真实的世界。具体的办法有增加社会交往活动，引导学生参加学术竞赛，定期召开各种形式的主题班会等。

 

(2) 主要宿舍网瘾群体领导者的问题干预策略——射马擒王策略

 

要找出一个网瘾群体的主要领导者，把他的行为和心理的矫正当成工作的重点。网瘾主要领导者是网瘾群体的核心，甚至是这个群体的价值观载体，对他的刻意关注和重点管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实际的干预中，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一是解决领导者的心理归属问题，这个可以从家长处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二是让他从事更多实际事务的处理工作，让他与现实接触的越多，在现实中获得的满足感越多，他就越离网络世界远。三是严重者可以选择调离原来的宿舍，或者要求家长陪读，使他暂时脱离群体。

 

(3) 宿舍网瘾群体的瓦解问题的干预——分化瓦解策略

 

积极展开与网瘾群体的交流，把群体按照网瘾的程度、上网的原因、社会支持系统等分成不同的类，再各个击破。在瓦解网瘾群体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原则，一是用现实的方法，把网瘾群体的虚幻和现实分离的原则。二是寻求家长等社会系统支持的原则，要家校结合，系统关注学生的网瘾问题。三是要重点关注网瘾领导者的原则，分化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错误价值趋同。

 

总之，一定要重视宿舍网瘾群体，它的危害性比个别学生的上网成瘾要更大，也更加复杂。在工作中，要注意分析网瘾群体出现的社会心理学原因，用实际的、可操作的方法来帮助学生区分现实和虚幻的世界，重视学生把错误行为合理化的现象，挖掘问题出现的社会心理原因，重建学生认知系统，为学生营造一个健康的人文环境。

 

第2篇：成瘾行为的心理学分析范文

关键词：网络游戏、成瘾、戒断效应

成瘾（addictivebehavior）是一种复杂、令人费解而又广泛存在的人类行为。很多消费行为可能演变为一种成瘾，典型的例子包括吸烟、饮酒、赌博等等。近年来，随着网络游戏的迅速流行，网络游戏成瘾现象正为越来越多人所关注，但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领域。本文试图以经济学中的成瘾理论为基础，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网络游戏成瘾现象。

网络游戏成瘾现象

随着宽带网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用户的急剧增加，网络游戏这种新型的娱乐方式正为越来越多人所接受。根据DFCintellegence2003年6月的报告，2002年世界网络游戏用户数达到了7300万，预计在2008年将达到1.98亿；而《中国网络游戏产业研究报告》称，2002年中国网络游戏用户数达到807.4万，预计在2006年将达到4490.6万。在网络游戏（以下简称“网游”）越来越流行的同时，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玩网游容易使人“上瘾”。韩国一项对网游用户的调查显示,69%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有一点中毒”，而认为自己“完全不能摆脱”的占了16%。(Iresearch,2003)而在另外两项针对北美网游玩家的调查中，均有60%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网游“上瘾”。和其他成瘾相似，网游成瘾者常常表现出以下特征：冲突：内心或是外在行为出现自相矛盾，上瘾者常常表现出悔恨的情绪；戒断效应：戒除网游时会产生焦躁不安等负面情绪；复发：试图戒除者常常不能成功，但反复多次后有可能最终戒除成功。

经济学中的成瘾理论

涉足于成瘾这个研究领域的并非只有心理学家。近年来，国外有不少经济学家试图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成瘾，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这为我们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网游成瘾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理性成瘾理论

经济学中最广为人知的成瘾理论当属贝克尔等人创立的理性成瘾理论。他们认为：“成瘾，即使其程度很深，从包括稳定偏好的有预见性的最大化行为的意义上讲，通常也都是理性的行为。”而这里所说的理性“意味着随着时间的变化，个体在事先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前后一致。”也就是说，消费者的偏好是保持稳定的。从这个前提出发，他们提出了著名的Becker-Murphy模型。在这个两商品的模型中，理性的消费者根据自己的效用函数、消费资本函数和对商品价格的预期计算出最优的消费路径，决定自己在各期对两种商品的消费量。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当且仅当商品C具有邻近互补性时，增加当前对C的消费量会增加其未来对C的消费量，此时称该消费者对商品C是潜在上瘾的。而某个具有潜在上瘾倾向的消费者最终是否上瘾，取决于他的初始资本存量及其需求曲线的位置。

理性成瘾理论的关键特征在于其沿用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及其分析框架，并做出了偏好稳定的假设。理性成瘾理论对成瘾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其缺陷也是比较明显的。在Becker-Murphy模型中，理性的消费者通过计算最优消费路径来确定各期的消费量，从而使自身效用达到最大化，与消费者在决策中的实际思考方式是大相径庭的。事实上，个体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计算出一生的最优消费路径，甚至很难得出近似“最优”的消费路径。可以说，贝克尔等人在引进经济人假设的同时也引进了其致命缺陷。其次，理性成瘾理论对成瘾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比如，对成瘾性物品的消费中，常常会出现消费者将自己送进诊所以戒断成瘾的现象。伯恩海姆等人指出，消费者如果具有贝克尔意义上的“理性”，那么他们即使不想再对成瘾性物品进行消费，也绝对不会将自己送进诊所，因为这只会减少消费者选择的范围。另外，对于戒除后的高复发率、上瘾者表现出的悔恨和感觉到的自我失控等现象，理性成瘾理论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格鲁贝尔等人对成瘾性物品所作的一些实证研究证实了消费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也得到了一些与理性成瘾理论不符的结果。菲尔等人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对具有跨时期影响的消费行为进行了研究，其结果拒绝了理性成瘾理论。

对理性成瘾理论的改进

尽管理性成瘾理论在对成瘾的解释上遇到了不少困难，它还是对成瘾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奥法尼德斯等人对理性成瘾理论做了一定的改进。他们假设对于某种商品，潜在的消费者事先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上瘾型”，只能通过实际的消费经历来判断。如果一个可上瘾型的消费者选择了消费该商品，却在上瘾之后才发现自己属于可上瘾型，他将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悔恨，但已经难以自拔。苏拉诺维奇等人从另一个角度对理性成瘾理论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他们提出的模型的特点在于：对理性成瘾理论中的理性人假设做了一些修正，即假设消费者会考虑现在对成瘾性物品的消费在未来的影响，但不会去计算复杂的最优消费路径，而只决定当期的消费量。强调了成瘾的一个重要特征：戒断效应，即上瘾者在试图中止或者减少对成瘾性物品的消费时，往往会在心理上出现强烈的负面情绪，有时还会出现生理上的不适。他们提出了戒断成本的概念，并且把戒断成本函数做为效用函数中独立的一部分。

现时偏向型偏好理论

与贝克尔等人坚持的偏好稳定假设相反，许多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偏好的变化来解释成瘾。奥多诺格和拉宾提出的现时偏向型偏好(present-biasedpreference)理论是这一类理论中的代表。他们引入了准双曲线型贴现率以代替不变的贴现率，这使得消费者的偏好具有动态不稳定性，而且表现出一种现时偏向，即在任一决策时期t，t和t1期之间的贴现率比tk和tk1期之间的贴现率要高。这种现时偏向性使得消费者出现了自我控制上的问题，事先做出的决策常常因为执行时间的临近而发生变化。奥多诺格和拉宾指出，大量的证据表明，准双曲线型贴现率假设较稳定贴现率假设更贴近实际，而由此引起的自我控制上的问题在成瘾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诱发性认知理论

伯恩海姆和兰格尔在神经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诱发性认知（cue-conditionedcognition）理论。他们指出，神经科学中的一些研究表明，成瘾性物品会直接影响大脑的认知机制，使个体在做消费选择时的注意力集中在成瘾性物品之上，这一点在“瘾君子”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从上述研究结果出发，他们假设个体在决定是否消费成瘾性物品时，可能会进入一种“热认知模式”，此时大脑的认知机制处于失灵状态，导致个体不顾自己的内在偏好，总是选择消费成瘾性物品。而个体进入热认知模式的可能性受环境因素和过去的消费选择的影响。反之，如果个体进入的是“冷认知模式”，那么他将考虑到潜在的所有选择，并比较所有结果，包括现在的消费选择对未来进入热认知模式的可能性的影响。由此出发，伯恩海姆和兰格尔建立了一个简单的随机过程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个体在每期决定是否消费成瘾性物品之前可以先选择三种生活方式：放任(exposure)，这种情况下，个体进入热认知模式的可能性最大；避免(avoidance)，即个体有意识地去避开可能引发热认知模式的环境因素，从而减少了进入热认知模式的可能性；纠正（rehabilitation），即个体求助于专业诊所，以彻底断绝自己进行消费的可能性。在上述随机过程中，个体可能表现出各种各样的行为模式。

在网游成瘾现象中的应用

在列举了经济学中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成瘾理论之后，我们尝试着将它们运用于对网游成瘾现象的分析。如前所述，贝克尔等人的理性成瘾理论在基本假设上存在较大的缺陷，对成瘾难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奥法尼德斯等人的理论突出了消费者之间的差异性，但是将成瘾的成因完全归于外生的“可上瘾型”特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显然是缺少说服力的。诱发性认知理论依赖于神经科学中对有形成瘾性物品如的一些研究成果，现在还不能应用于分析对网游这种无形产品的成瘾。苏拉诺维奇等人的理论对理性人假设做了一些相对合理的修正，突出了成瘾中的戒断效应，但是该理论没有充分考虑各期消费之间的相关性，忽略了成瘾包括网游成瘾中常常出现的增强效应。

网游成瘾的经济学分析

在这一节里，我们将提出一个适用于分析网游成瘾现象的简单模型。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仅仅提出模型的基本架构，而对一些较为直观的结论，本文将省略其具体推导过程。

网游成瘾模型的基本假设

我们假设消费者在每个时期都将其空闲时间用于网络游戏或人力资本投资，其目标是使当期的效用函数取得最大值。为了简化模型，我们假设消费者在每一期只有两个选择：消费网游；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我们用xt表示消费者在第t期的消费选择：xt=1代表消费者消费网游;xt=0代表消费者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消费者在第t期的效用函数为：

我们称at为正成瘾资本，wt为负成瘾资本，λ,θ分别表示其贬值率。

E(at)表示消费者从网游中获得的乐趣。我们假设当at0，当at>k时，E’(at)<0。这个假设反映了游戏中普遍存在的学习效应和厌倦效应。这两种效应类似于吸烟、饮酒等成瘾中的增强效应和忍耐效应。前者指网游的消费者对一款新游戏需要一定的适应和学习时间，其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乐趣会随着对游戏的逐渐掌握、对游戏中新事物的不断发掘以及网络游戏中交际网络的建立而逐渐上升；后者指消费者对一款游戏玩到了一定程度后，可发掘的新东西逐步减少，其新奇感逐步下降，导致单位时间内获得的乐趣减少。k的大小由网游的耐玩性和可持续性所决定。

C(wt)表示消费者的戒断成本，其形式为一个分段函数：当wt≤j时，C=0,当wt>j时，C=f(wt)，f(wt)>0，f’(wt)>0。这反映了消费者的负成瘾资本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停止消费会产生戒断效应，且戒断效应的强烈程度和负成瘾资本的数量是正相关的。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假设消费者在没有经历戒断效应之前，对其并不了解，其效用函数中没有C(wt)这一项。

B(σt)表示消费者对人力资本投资在未来所产生的收益流的期望效用，σt表示消费者在当期对未来效用的贴现率。显然，B和σt是正相关的，即B’(σt)>0。安斯列曾指出，在遭遇不快乐后贴现率暂时下降的现象较为普遍。因此我们假设当消费者在经受戒断效应之后，下一期的贴现率会暂时下降。我们称之为挫折效应。

设Vt=B(σt)-C(wt)-E(at)显然，当Vt<0时，消费者选择消费网络游戏；当Vt>0时,消费者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对网游成瘾的分阶段分析

开始成瘾。消费者初期对戒断成本缺乏了解，其效用函数中没有C(wt)这一项。当B(σt)0，E(at)将逐期上升。

戒断效应的出现。如果在第m期，由于某种外来冲击，B(σm)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使得B(σm)>E(am)，消费者在该期将停止消费网游。于是，如果此时负成瘾资本已经超过j，消费者将体验到戒断效应所带来的负效用，并开始意识到戒断成本的存在，消费者第m1期的效用函数中将增加戒断成本这一项；不仅如此，由于刚经历过戒断效应，其对未来效用的贴现率也会暂时下降。如果Vm1=B(σm1)-C(wm1)-E(am1)<0，消费者将从m1期开始恢复对网游的消费，at继续逐期增加。

反复戒除。当at>k时，消费者开始对网游感到厌倦，E’(at)<0，E(at)逐期下降。如果负成瘾资本的贬值率较高，使得E(at)的下降速度超过C(wt)的上升速度，从而使得在第n期，Vn>0那么此时消费者将再次停止对网游的消费；但是由于挫折效应的存在，消费者在下一期的贴现率再次下降，使得Vn1<0，消费者又重新开始消费网游。这样试图戒除却又不能成功的现象有可能多次出现。

戒除成功。如果E(at)下降到一定程度，使得即使贴现率下降，Vt仍大于0，那么消费者在某一期停止消费后，并不会因为挫折效应而在下一期重新开始消费。如果负成瘾资本的贬值率较高，Vt将随着消费的停止而逐期增加，消费者最终成功地戒除了网络游戏。

第3篇：成瘾行为的心理学分析范文

【摘要】 目的调查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人口学基本情况;探索强制戒毒者不同发展阶段高复吸行为的生活习惯、社会家庭功能和滥用药物基本特征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对702名男性吸毒强戒者进行自填式自编问卷调查。结果(1)男性吸毒强戒者平均年龄(34.19±6.334)岁，具有复吸行为的人数比例为92.36%，初吸毒年龄为(24.71±6.539)岁。(2)Logistic回归分析中，不同年龄组最终方程入组变量不同，20~29岁年龄组为初吸毒年龄(OR=0.790)、与家人暴力冲突(OR=2.264);30~39岁年龄组为初吸毒年龄(OR=0.836)、日均吸毒量(OR=2.695);40~49岁年龄组为初吸毒年龄(OR=0.821)、吸烟(OR=2.822)。结论强制戒毒者高复吸行为与初吸毒年龄呈负相关，不同年龄段其高复吸行为的显著相关因素分别是家人暴力冲突、日均吸毒量和吸烟程度，呈现出与年龄相应的依恋心理和替代关系需求。因此，预防高复吸行为的心理干预工作应关注不同年龄段社会关系依恋需求的心理特点。

【关键词】 吸毒强戒者;复吸;Logistic回归

[Abstract]ObjectiveTo analyze demographic features of male drug addicts， to explore the dependability between factors such as habits & customs， drug related behavior， social and family functions and multiple relapse behavior of the population.MethodsUs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o investigate 702 male drug addicts in Foshan labor camp with self-made questionnaire.Results(1)Mean age of drug users is(34.19±6.334)a， mean age of primary drug use is(24.71±6.539)a， relapse rate is 92.36%.(2)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For 20~29a group， dispute with families and age of primary drug use enter Logistic regression formula. For 30~39a group， age of primary drug use， drug use amount per day enter Logistic regression formula. Whereas， for 40~49a group， age of primary drug use as well as smoking enter the final formula.ConclusionAccording to their features of respective age group， psychological guidance should be applied accordingly particularly.

[Key words]Male drug addicts; Relapse; Logistic regression

近年来，吸毒及其预后问题在中国再度浮现[1]。有研究结果提示，海洛因依赖者一年内复吸率高达97.89%，自愿戒毒、强制戒毒与劳教戒毒出所后之间复吸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2]。Davstad I[3]等对美沙酮维持治疗的戒毒人员追踪2.5年，发现即使在结构化社会心理干预下，几乎所有追踪的吸毒人员均复吸。复吸的定义尚未有定论，蔡亚平[4]等在对脱毒治疗者的随访观察中，将复吸定义为药物治疗脱毒后并停用3天以上又复用成瘾的行为。本研究将沿用其定义。国内外对复吸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4~9]，普遍得出心理依赖、家庭冷落、易获得是复吸的主要危险因素，而有正当职业、交结新朋友可降低复吸的危险。但是国内对具有高复吸行为的人群的研究相对较少，其生活方式、社会家庭功能、滥用药物等特征，与低复吸人群的异同，国内外尚未见相关研究。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佛山市劳动管教所2010年9月—2011年4月在所的全体男性吸毒强戒者共计702人为调查研究对象。入组标准：符合DSM-Ⅳ依赖诊断标准;排除严重身体疾病及精神疾病患者;年龄>18周岁;排除初吸毒者。

1.2研究方法

1.2.1研究工具自编基本情况调查问卷：(1)人口学情况(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来源);(2)滥用药物行为(初吸毒年龄、复吸次数、日均吸毒量、日均吸毒消费、吸毒方式);(3)生活方式(饮酒情况、吸烟情况、性行为对象、吸毒情况等);(4)社会家庭功能(家人关系、冲突方式、朋友吸毒情况、每周与毒友交往频率等)。

1.2.2调查方法自填问卷调查法，以班组为单位进行施测，统一主试和指导语，共发出问卷702份，回收有效问卷674份，其中初吸毒人员，即复吸次数为0者，共38例，最终入组的复吸人群样本共计636例。

1.3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运用Excel软件输入计算机，统计分析使用SPSS 13.0软件进行，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秩和检验、t检验以及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2结果

2.1男性吸毒强戒者人口学基本现状被试人群入所时长(9.80±3.649)个月，年龄(34.19±6.334)岁，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者占总人数89.7%。职业以无业/待业人员和农民为主，两者共占总人数的68.3%。其中31.6%的吸毒强戒者在经济上需要家庭、朋友、社会福利等资助。见表1。

2.2男性吸毒强戒者各年龄组高低复吸组间比较被试者复吸次数(3.15±2.458)次，故定义复吸1~2次者为低复吸组=0(n0=273)，定义复吸3次及以上者为高复吸组=1(n1=363)，两组年龄t检验组间差异有显著性，P

2.3高复吸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三个年龄组，所有变量纳入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组，其进入最终方程的变量有一定差异。对于三个年龄组，初吸毒年龄均进入最终方程，OR值均小于1，P

3讨论

本研究在吸毒强戒者的社会人口学基本情况上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10~12]，吸毒人群均体现出低文化水平、无稳定职业的人群特点。结合各年龄组高低复吸组间比较以及分别的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笔者认为其体现了各年龄组的发展阶段特点。根据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成年早期为亲密与隔离阶段，即与家人的亲密关系逐渐形成隔阂，同时建立恋爱、婚姻的亲密关系的阶段，研究结果提示，20~29岁青年男性高复吸吸毒者与家人产生暴力冲突是高复吸行为的危险因素。青年男性吸毒者由于长期与家人的关系冲突，难以维持与人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和恋爱关系;另一方面吸毒者的家庭教养方式多为极端粗暴惩罚、干涉及否认[13]，阻碍了儿童正常依恋关系的发展，易促成这类易感青少年采用作为依恋关系替代品，继而在现实建立社会关系挫败下形成暂时需求替代性满足的行为模式，倾向于形成高复吸行为;而处于成年早期与中期交界的30~39岁年龄组，其心理社会发展的任务是获得职业成就感和适宜社会团体的认同，组间比较结果显示，30~39岁年龄组高复吸者周围的朋友中吸毒者较多，并且每周与毒友交往次数频繁，其日均吸毒量较大所带来的高复吸风险高于其余两个年龄组。该年龄组的大多吸毒者已有一定吸毒时长，已建立起较为固定的支持网络，而心理社会发展的需要使其难以脱离原有的吸毒环境，不断增量的对脑神经系统的渐进损害，造成认知功能缺失、自控力减弱，从而增加了吸毒者的高复吸风险;对于40~49岁年龄组，饮酒、吸烟等成瘾性行为影响较大。该年龄段处于能产性和停滞阶段，他们更多的将注意力集中于关注自身的生活品质，而这一年龄段的男性吸毒者多半家庭破裂、与子女关系疏离，经济条件受限，长期对身体健康的损害，伴随着对自我否定无助的情绪和孤独感，其依恋关系需求和渴望只能以不断寻求酒精、香烟、等生活替代物予以习惯性满足，促成吸毒行为，形成一种习惯性生活方式，更加剧了该年龄段的高复吸风险。吸毒强戒者在所期间借助药物等疗法能够做到生理上摆脱的控制[14]，但其心理依赖的脱离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对吸毒人员进行心理矫治和辅导，对预防复吸，特别是高复吸行为的发生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Huang K， Zhang L， Liu J. Drug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profile of Chinese drug users in a metropolitan area. Int J Drug Policy，2011， 22(2): 128-132.

2孙步青，叶遇高，秦领军. 615例海洛因依赖者复吸原因调查与分析.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1，(3): 214-216.

3Davstad I， Stenbacka M， Leifman A， et al. Patterns of illicit drug use and retention in a methadone program: a longitudinal study. J Opioid Manag，2007， 3(1): 27-34.

4蔡亚平，刘劫，陈新. 脱毒治疗后复吸危险因素的Cox回归分析.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2，(3): 206-209.

5刘彩谊，王冬梅，李勇辉，等. 条件性线索诱发复吸的心理神经机制.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4，(6).

6章震宇. 海洛因成瘾者复吸倾向的研究. 心理科学，2004(3): 739-740.

7麦以成，顾鸿，麦永辉，等. 珠三角地区吸毒者脱毒治疗后复吸原因相关因素分析.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005，(1): 65-67.

8曲如杰，林霖，王文忠. 吸毒者心理健康状况及与复吸原因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 55-57.

9邹连. 海洛因依赖者情绪影响复吸分析.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09，(3): 125-129.

10李峰，臧镭镭，黄焕光，等. 广西部分地区1030例药物滥用者人口学和药物滥用情况调查.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6，(6): 464-471.

11邱熠华，连智，刘志民. 云南丽江地区药物滥用情况调查.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02，(3): 210-213.

12罗健，李建华，施怀海，等. 云南省2207例吸毒者药物滥用状况调查.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2003，(6): 5-9.

第4篇：成瘾行为的心理学分析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 逃课行为 计划行为理论 理论模型

一、问题提出

逃课现象，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大学，都十分普遍。美国的大学各个学科的平均逃课率是20%-30%，并且呈现增长的趋势（Marburger，2006）。国内何健和金国峰（2010）得出有过逃课经历的大学生达81.05%。逃课造成了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据《今日美国》2003年的统计，一般学费水平的四年制大学，一堂50分钟的课，要花费私人205美元及公共教育经费45.34美元。另外，有研究指出，逃课与危害健康和社会的行为积极相关（Eaton， Brener， & Kann，2008）。大学生逃课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二、逃课行为的概念及其研究进展

关于逃课行为的概念，学校及学术界多采用前苏联心理学家季亚钦科对逃课行为的定义，即学生未经请假而未在既定的时间地点出席课堂的一种旷课行为。周琦（2001）提出了隐性逃课的概念，即学生按时来上课，似乎也在认真听课，但实质则“形在而神不在”，从不听老师讲课，只顾自学其它知识（如英语，计算机等）。周琦关于隐性逃课的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可。隐性逃课的提出扩充了逃课的概念，传统的逃课就被定义为显性逃课，也称为狭义的逃课，而广义的逃课则是隐性逃课与显性逃课的总和。隐性逃课被视为学生应付课堂点名的无奈之举，它在形式上不同于显性逃课，但是二者没有本质区别。本研究将以广义逃课行为为研究对象，在下文中简称为逃课或逃课行为。

关于逃课行为的研究随着大学逃课现象的日益严重而风行起来。学生为什么逃课，逃课的原因有哪些是首先需要关注的。国外的研究都是针对显性逃课，其中Wyatt（1992）认为逃课主要是因为学生不喜欢该门课程；Longhurst（1999）提出逃课与否取决于学生忠于教育的水平；Moore， Armstrong和Pearson（2008）认为逃课是因为学生缺乏动力；Gump（2004）得出大学生逃课的理由中排第一位的是健康问题（Health：如太累了或者身体不舒服）；其次是有要紧的事（Preoccupation：如完成某门课的作业，准备某项考试）；再次是天气原因（weather：如天气太湿、冷、差而不愿出门）；还有个人选择、上课的时间地点不方便及课前准备状况。Hassel和Lourey（2004）用“消费者心理”解释大学生逃课行为，认为“消费者心理”充斥着大学生群体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逃课。美国最近有一项调查显示，影响学生逃课与否的前三位因素分别是教师因素、对课程内容的喜爱度、考勤是否作为考试成绩的一部分，其中教师的教学方式明显地起决定性作用（Burke，2010）。在国内，关于逃课的原因，陈刚（2005）细分为教育体制的缺陷、教师的教学问题、学生的学习态度、考证与就业、课程与专业喜好、其他原因六个方面；李介和王雄雄（2006）归纳为学生、教师教学、管理评价三个因子；叶芳云、贺斌、王芳和黄维钢（2006）着眼于大学生逃课的心理活动，认为大学生的逆反心理、习惯心理、自负心理、从众心理、迷茫心理等会造成逃课行为；台湾学者林志圣和王贞婷（2006）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得出了大学生逃课理由的排名，前十位分别是：睡过头、?师教得太差、准备其它科的考试或作业、逃课去念书（如，准备公职考试）、身体?舒服、上课时间太早、老师不点名、对课程没兴趣、签到表可请人代签、想睡觉。

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对于逃课原因的研究视角不同，但是大体上可以归为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原因包括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动机，对专业、课程和老师的喜好程度，从众、投机等心理；客观原因则在于管理评价机制不当，教学内容与方式落后，周围同学影响，勤工助学，升学与就业压力，社会环境影响，意外事件等等。

大学生逃课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国外很多研究者做了关于上课与学业成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尽管有些研究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Devadoss & Foltz，1996），甚至还有些得出二者负相关的结论（Friedman， Rodriguez， & McComb，2001），然而更多的研究证实二者有着强有力的正相关关系（Gump，2005；Jones，1984；Marburger， 2006）。其中Jones（1984）在控制了能力、动机等第三变量的情况下，仍然发现上课与学业成绩之间存在着直接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并没有被第三变量所中介。

目前，关于如何减少逃课的方法很多，比如通过点名、每周或每日测试的方式检查出勤；对上课的学生给予奖励，而对逃课的学生实施惩罚；给学生和家长发送明信片通告逃课行为；给学生讲清楚上课的重要性以及逃课的危害性；优化课程设置、完善考评体系，等等。然而，这些措施实施的效果都不理想。

总的来说，国外关于大学生逃课行为的研究较为丰富，而国内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实证研究水平不高，绝大多数是基于自编问卷调查的粗略分析。对逃课原因的研究零散而不够透彻，以至于难以针对不同原因的逃课行为给予不同处理，且未能寻找到有效措施减少逃课行为的发生。本研究即是旨在对已有的关于大学生逃课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整理，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比较系统的大学生逃课行为理论模型。

三、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逃课行为涉及到社会心理学领域，社会心理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构建相关理论模型来预测和解释各种情境下人们的行为，计划行为理论就是其中的经典模型之一，它可以为研究逃课行为提供一个逻辑模型。

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由Ajzen于1985年提出，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预测和解释各种情境下人们的行为。TPB认为现实行为直接受行为意向的影响，而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AB）、主观规范（Subject Norm， SN）和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BC）又通过行为意向影响行为（Ajzen， 2002）。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TPB的三个核心变量：态度是指个体对执行某一特定行为的价值判断及偏好程度的评估，包括工具性成分和情感性成分；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行为决策时知觉到的社会压力，它反映的是重要他人或团体对行为决策的影响，由规范信念（即个体在行为决策时感知到的重要他人或团体对自己的期望）和顺从动机（即个体顺从重要他人或团体期望的意向）两个因素决定；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知到的执行某特定行为的难易程度，它反映的是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目标行为因素的认知，包括控制信念（指个体知觉到的可能促进和阻碍执行行为的因素）和知觉强度（指个体知觉到这些因素对行为的影响程度）。关于知觉行为控制，TPB的基本观点是：准确的知觉行为控制反映了个人能力、机会、资源等实际控制条件的状况，因此它可作为实际控制条件的替代测量指标而直接预测行为的发生，预测的准确性依赖于知觉行为控制的真实程度（段文婷，江光荣，2008）。图1为TPB结构模型图。

TPB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行为领域，包括饮食行为、成瘾行为、临床医疗与筛检行为、运动行为、社会与学习行为等等，且被证明对行为有着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Millar & Sh–

evlin，2003）。然而，也有些学者认为还要在TPB模型中加入一些变量，以进一步提高该模型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曾经被尝试加入的变量有人格、行为经验、预期后悔等，其中以行为经验（Past Behavior， PB）被增加的频率最高。

四、大学生逃课行为模型建构

1.理论基础

根据前文的分析，TPB可以作为研究大学生逃课行为的逻辑模型，但由于该模型本身在解释行为的时候存在相当一部分方差没能得到解释，所以在模型基础上增加一些其他变量以提高整个模型的解释力是有必要的（Rhodes & Courneya，2003）。逃课行为作为一种具体行为，其面临的具体情境会更加复杂多变，那么逃课行为的理论框架不仅要包含TPB模型所具有的变量，还应该包含会影响逃课意向和逃课行为的所有其他变量，因此，根据逃课行为的具体背景和内容，适当选择一些变量加入模型也是必要的。

行为经验被纳入TPB模型已经得到较多研究的证实，如Conner和Armitag（1998）元分析发现行为经验与行为意向和行为都有直接关系，能分别解释7.2%的行为意向方差和13%的行为方差；Bamberg和Ajzert（2003）关于旅游通行方式选择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直接关系；而且人们的很多行为，都依赖于个人的行为经验，过去的行为可以很好地预测将来的行为（Norman & Smith，1995）。因此，本研究把行为经验变量纳入模型中，即大学生逃课意向和行为会受个体逃课经验的影响，如果以前经常逃课，在经验的促使下，以后逃课的可能性会更大。

正如前文所探讨，大学生逃课行为不仅受到自身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其中显性逃课还受到一些客观条件或意外事件的影响，如太累了、身体不舒服、天气状况、上课的时间不方便、睡过头了，等等（林志圣，王贞婷，2006；Gump， 2004）。这些客观条件和意外事件作为逃课行为发生的情境因素独立于个体主观的行为意向，并调节行为意向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在不利的情境下，逃课意向更容易转化为逃课行为。因此，情境因素是逃课意向与显性逃课行为之间的调节变量。

有不少研究发现，大学生逃课行为存在着性别差异。Wyatt（1992）得出女生更爱逃课的结论，Gump（2004）也发现女生虽然逃课的理由比男生少，但实际上逃课的次数却比男生多，而且男女生逃课的理由是有差别的，女生倾向于把健康问题作为不去上课的首要理由，而男生则把要紧的事作为首要理由。我国有不少研究者却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即发现男生逃课更严重（如，张建兴，2006）。不同年级大学生逃课情况也存在差异，高年级（大三、大四）比低年级（大一、大二）有更多的逃课理由（Gump， 2004），逃课率随年级也呈上升趋势（李介，王雄雄，2006；张建兴，2006）。大学生逃课还可能存在学科专业的差异，理工科课程自学较难，且光有上课笔记对于应付考试作用不大，而文科课程自学比较容易，且考前临时复习的效果明显，因此文科学生比理工科学生逃课更严重（如，张二庆，2008）。所以，本研究还将探讨大学生逃课意向及行为在性别、年级和学科上的差异。根据以上分析，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2所示。

2.理论模型的建构

（1）态度变量

第一，逃课认可度。逃课认可度即认为逃课行为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还是不合理、不应该的。大学生对逃课行为的态度受自己逃课认可度的影响。一项关于“大学生对逃课行为的认识与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3.3%的学生认为逃课不是一种违纪行为，且54.1%的学生认为对于某些课程采取逃课的做法甚至是一种理智行为（叶云芳 等，2006）。由此可见，对逃课行为认可度越高，逃课的可能性越大。

第二，知觉到的意义性和危害性。大学生对逃课行为的态度还受到其认识到的逃课的意义性和危害性的影响。有不少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逃课是因为要做作业、考研复习、考证就业、勤工助学等等，而认为上课并不是利用时间的最佳方式（Gump，2004）。那么，逃课对他们来说是权衡了得与失之后做出的决定，也就是说感知到的逃课的意义性越大，逃课的可能性也越大；逃课对于学生来说势必造成一定的危害，如可能影响考试成绩、影响毕业后找工作、影响老师对自己的看法、受处罚等等，学生感知到这些危害性越大，其逃课的可能性越小。

（2）知觉行为控制变量

第一，教学满意度。很多研究发现，大学生逃课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对老师的授课方式或教学内容不满意。Burke（2010）发现大学生认为最能吸引他们去上课的是教师或教学有趣，并且与上课点名相比，他们更会根据老师或教学来决定是否逃课。国内也有很多类似的结论（如，李介，王雄雄，2006）。老师讲课内容的陈旧和授课方式的单一使得学生缺乏上课的兴趣和动力，萌发逃课意向。

第二，考勤的松严。尽管很多研究指出教师或教学是决定学生是否逃课的第一因素，但是上课点名与否仍然被学生作为考虑是否逃课的重要指标（Burke， 2010；Friedman et al.， 2001）。逃课行为作为一种违纪行为，一经查出，势必带来一定的不良后果，学生意识到这些风险，所以在决定是否逃课的时候会先考虑考勤的松严、逃课是否容易被逮到。考勤严格有助于显性逃课的减少，却可能大大助长隐性逃课的发生，隐性逃课其实就是学生的合法目标无法用合法手段实现时寻得的一种合理的异化，是学生应对课堂点名的无奈之举。

第三，课堂大小。有研究发现，大班上课逃课要多于小班上课，大班上课“有时或经常逃课”的学生所占百分比要远远高出小班上课“有时或经常逃课”的学生所占百分比，分别是43.9%和20%

（李介，王雄雄，2006）；国外也有相似结论（Friedman et al.， 2001）。由此可见，小班上课，老师对每个学生都关注得到，无论是隐性逃课还是显性逃课都很容易被发现，逃课对学生来说非常危险；而大班上课由于人数多，缺人不易被觉察，埋头做自己的事老师也照顾不来，逃课就容易得多。

（3）主观规范变量

学生在决定是否逃课时感知到的来自重要他人和社会的压力即为主观规范。Cialdini， Kallgren和Reno（1991）认为，将主观规范分为个人规范、示范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三种类型并且分别加以测量才能够提高主观规范—意向之间的关系。学生在决定是否逃课时不仅感知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压力，还很大程度上受学生群体效应以及自我认同的影响。洪名勇和周薇（2010）发现他人的逃课行为会影响自己的逃课行为；Burke（2010）也发现“逃课文化”的形成会促进更多逃课行为的发生。Burke（2010）还发现，很多学生因为要求自己忠于教育而很少逃课，也就是说学生逃课意向还会受到自我要求和自我评价的影响，认为自己是个好学生或者要求自己做个好学生可能少有逃课意向或意向较弱。因此，本研究将主观规范细分为指令性规范（即来自老师、父母、同学的看法及学校规章制度的约束）、示范性规范（即舍友、其他同学、朋友逃课的情况）和个人规范（即个体对自己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的自我认同和要求）三种类型。

（4）情境因素

第一，健康问题。生病、不舒服或感觉太累等健康问题容易促进大学生逃课行为的发生。Gump（2004）发现这个原因在大学生逃课的所有理由中排第一位，Burke（2010）也支持了身体不舒服与逃课行为积极相关的结论。健康出现问题，人容易变得消极、慵懒，从而更容易促使逃课意向转化为逃课行为；而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会使人更加积极和勤快，从而原本存在的逃课意向也可能被打消。因此，健康状态调节逃课意向与显性逃课之间的关系。

第二，天气状况。天气状况也影响着大学生的逃课行为。太冷、太湿等不好天气会促进大学生逃课行为的发生（Burke，2010； Gump， 2004），如原本准备去上课的学生，可能会因为下大雨而退缩，原本上课比较积极的学生，可能会在寒冷的冬天因为不愿早起而逃课。所以天气作为情境因素调节着逃课意向与显性逃课之间的关系。

第三，上课时间。上课的时间不方便是大学生逃课的原因之一（林志圣，王贞婷，2006；Burke， 2010；Gump，2004），其中Burke（2010）发现周一、三、五比周二、四的课的出勤率高出6.4%，而且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的课比其它时间的课出勤率也要高一些。因此，上课的日期或时间可能会调节逃课意向与显性逃课之间的关系。

第四，睡过头。台湾学者林志圣和王贞婷（2006）调查显示，大学生逃课原因中排第一位的就是“睡过头了”；王刚（2005）对1995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54.7%的学生逃课的原因之一是迟到了不好意思进教室，当然这部分学生主要是女生。不小心睡过头了就意味着已经迟到了，既然迟到了就干脆不去了，况且在有些同学看来，迟到走进教室是件难为情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宁愿选择逃课。

根据理论基础和前面所建立的概念模型，我们建构了大学生逃课行为的理论模型，如图3所示。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大学生逃课行为的研究成果，与前人研究不同，本研究以TPB模型为基础建构大学生逃课行为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模型假设大学生逃课行为直接受逃课意向的影响，而健康问题、天气状况、上课时间以及睡过头了等情境因素会调节逃课意向与显性逃课之间的关系，其他变量则通过影响逃课意向而间接作用于逃课行为。其中对逃课的认可度、知觉到的逃课的意义性和危害性构成行为态度变量而影响逃课意向；对教学的满意度、知觉到上课考勤松严、大班还是小班上课构成知觉行为控制变量而影响逃课意向；指令性规范、示范性规范和个人规范构成大学生逃课的主观规范变量且影响大学生逃课意向；行为经验在本研究中被纳入到大学生逃课行为理论模型中，它与逃课意向和逃课行为都有着直接关系；另外，大学生逃课意向和逃课行为在性别、年级和学科变量上可能会存在差异。

作者将根据该理论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根据研究变量开发设计调研问卷，以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该理论模型的合理性。这都将是作者日后需要继续研究的工作。

参考文献

[1]陈刚.大学生逃课的心理动因分析及对策[J].中国青年研究（社会综合版），2005（8）：84-88

[2]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8，16（2）：315-320

[3]洪名勇，周薇.大学生逃课： 现状、原因及对策[J].教育文化论坛，2010（4）：28-34

[4]李介，王雄雄.大学生逃课现象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6（1）：77-80

[5]林志圣，王贞婷.以大学生缺课原因之实证研究为基础探索大学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改善划.“两岸高等教育法制与高等教育改革”学术研讨会——两岸高等教育的创新、法制化与永续发展. 台北：国立政治大学，2006

[6]叶芳云，贺斌，王芳，黄维钢.大学生旷课心理分析及对策[J].华南热带农业大学学报，2006，12（2）：117-120

[7]张二庆.关于大学生逃课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0（9）：74-97

[8]张建兴.大学生逃课现象的调查与反思[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6，8（5）：97-98

[9]周琦.目标与手段的背离——大学生隐形逃课的社会学分析[J].当代青年研究，2001（3）：16-17

[10]Gary， W. Skipping Class： An analysis of absenteeism among first-year college students. Teaching Sociology，1992，20（3）：201-207

[11]Ajzen， I.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self-efficacy，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02（32）：665-683

[12]Armitage， C. J.， & Conner， M. Efficacy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meta-analytic review[J].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1，40（4）：471-499

[13]Bamberg， S.， Ajzen， I.， & Schmidt， P. Choice of travel mode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he roles of past behavior， habit， and reasoned action.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3（25）：175-187

[14]Burke， L. A. Absenteeism in undergraduate business education： A proposed model and exploratory investigation.Decision Sciences Journal of Innovative Education，2010，8（1）：95-111

[15]Cialdini， R. B.， Kallgren， C. A.， & Reno， R. R.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A theoretica1 refinement and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norms in human behavior.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1（24）：201-234

[16]Conner， M.， & Armitage， C. J.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review and avenues for further research. Journa1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1998（28）：1429-1464

[17]Devadoss， S.， & Foltz， J.“Evaluation of factors influencing student class attendance and performance”.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6，78（3）：499-507

[18]Eaton， D. K.， Brener， N.， & Kann， L. K. Associations of health risk behaviors with school absenteeism. Does having permission for the absence make a defference. Th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008，78（4）：223-229

[19]Friedman， P.， Rodriguez， F.， & McComb， J. Why students do and do not attend classes： Myths and realities. College Teaching， 2001（49）：124-133

[20]Gump， S. E. The truth behind truancy： Student rationales for cutting class.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4，28（2）：48-57

[21]Gump， S. E. The cost of cutting class： attendance as a predictor of student success. College Teaching， 2005（53）：21-26

[22]Hassel， H.， & Lourey， J. The death of student responsibility. College Teaching， 2004，53（1）：2-13

[23]Jones， C. H. Interaction of absences and grades in a college cour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84：116，133-136

[24]Longhurst， R. J.‘Why aren’t they here？ Student absenteeism in a further education college’. 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1999，23（1）：61-80

[25]Marburger， D. R. Does mandatory attendance improve student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Education，2006，37（2）：148-155

[26]Millar， R.， & Shevlin， M. Predicting career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of school pupils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3：62，26-42

[27]Moore， S.， Armstrong， C.， & Pearson，J. Lecture absenteeism among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 valuable route to understanding student motivatio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2008（30）：15-24

第5篇：成瘾行为的心理学分析范文

论文摘要：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着心理健康教育简单化，课程开设不系统，忽视网络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渠道单一，队伍建设缺乏专业化等问题。为此，要努力使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要系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要加快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网络信息化建设步伐，要灵活运用多种教育方法，要注重专业化师资培养工作。

2001年3月，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各省市也相应地做出了规定，明确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和要求。各学校也都把心理健康教育确定为继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之后的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同时，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了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内容。但是，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须认真加以解决，以推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健康发展。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

1．心理健康教育简单化

心理健康教育简单化，主要表现为用心理健康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或用思想政治教育代替心理健康教育。一是认为有了心理健康教育，就应取消思想政治教育；二是认为既然心理健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就不应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要么用心理健康教育代替思想政治教育，出现泛化心理健康教育的倾向；要么用思想政治教育代替心理健康教育，简单化地处理大学生的心理困惑和心理疾病，甚至用大道理的灌输和说教去面对学生焦虑、抑郁、悲观、厌世等心理问题，只会加重学生的心理问题。

2．心理健康教育主渠道缺失

当前，部分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只是把心理健康教育看作是政治理论课的一部分，在高校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内容只是在各个版本的“思想道德修养”教材中作为一章或一节来讲解。在课程改革之后，在全国通用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这部分内容也仅仅是在第三章中有所体现。虽然有些高校后来单独开设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课程，但学时很少，教师很难将心理健康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学生；课堂讲授的内容脱离实际，重理论，轻实践，缺乏吸引力，教学效果差强人意，无法真正解决学生心理健康中的实际问题。

3．心理健康教育出现“网络空白”

随着校园网的普及，校园周边网吧遍地开花，我国大中小学生也产生了与之相关的心理障碍。有学者视之为因特网综合症(ad)，表现为健忘、沮丧、烦燥、头昏脑胀、胸闷气短、经常走神、心情压抑等症状。在大学生中，主要有网络恐怖、网络依赖(上瘾)、网恋、人际关系淡漠、厌学逃课等，有的学生甚至因上网成瘾而精神失常、自杀。这些新问题已引起了学校和家庭的关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无疑应认真研究网络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占领网络阵地，让网络为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4．方法、渠道单一

当前心理健康教育在教育中缺乏连贯性和系统性，一线辅导员更多的被视为“消防员”，常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教育方式上，方法单一，手段落后，轻视对重点群体心理危机的主动介入疏导；在体制机制上，缺少一整套稳固长效的心理问题排查、心理异常学生管理、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心理危机干预、跟踪、评估的工作机制，亟须建立健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管理的综合体系，进一步协调社会、家庭、学校等各方因素共同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形成强大合力，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5．队伍不齐且缺乏专业化

由于受到社会、家庭、学校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心理问题日益复杂多样，这就要求高校一方面要配备齐全专职的心理学专业教师、心理咨询工作者和医务人员，另一方面，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师应掌握系统的心理学基本知识和心理咨询的技巧，从而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许多高校缺乏一支高素质的、专业的、专兼职结合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

当前，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大多数是由非专业人员兼任的。由于他们心理学及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知识不足，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使心理健康教育流于形式，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有的误导了该工作的发展方向，甚至，有的还给学生增加了心理负担。在未来的大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教师将逐步实现专业化。

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质量的相应对策

1．充分认识和发挥心理健康教育的功能作用。

心理健康教育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运用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通过讲授心理健康知识、开展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等方式引导和帮助大学生优化心理品

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预防和缓解心理问题，提高心理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教育活动。

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各自的侧重点。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大学生的思想层面，更多地关注大学生思想动机、人生态度、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等方面的研究，注重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教育，以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为目的；心理健康教育则偏重于人的心理活动的研究，它从学生的立场出发，更关心学生合理的内在需求，更关注学生的内心感受和体验，更强调在社会规范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满足学生的内在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结合，可以修正以往单纯通过灌输说教而忽视通过人的心理活动来解决大学生思想问题的做法，有助于从大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全过程，引导他们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为接受正确的思想教育创造良好的心理条件，使教育手段更具科学性。

2．系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

高校应正确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心理健康教育课的重要地位，充分发挥课程的主渠道和主阵地的作用。建议高校系统地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避免出现挤占或挪用心理健康教育课学时的现象，充分保障课程的学时和学分，为心理健康教育课的有效开设提供必要的软硬件设施。要大力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质量，课堂教学要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参与其中，分析自身和同学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在课程的考核中，不仅要看学生的成绩，更要看学生从课程中收获了什么，使学生真正通过课程学习掌握一定的心理健康知识和自我调节技能，确保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实现。学校也应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课外实践活动，使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有机结合，达到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素质的目的。

3．加快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信息化的步伐

一方面，心理健康教育软件进入课堂，可缓解专业师资力量薄弱的问题，提高了教学的专业性和科学性水平。比如，学生心理档案实现微机储存、管理和运用，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心理测量软件的使用，使测量更快、更准确。另一方面校园心理咨询网络和其他心理咨询网站可以更便捷地为学生提供指导；学生可以实现远程心理求助或专家求助；可以在网上实现与其他同学沟通聊天；可以构建学校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专家系统，会诊疑难病症，全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在网络上对从业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等等。

4．灵活运用多种教育方法

高校系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并不意味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从思想政治教育中孤立出来，而是要更好地体现二者的互补和统一。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心理问题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仅靠单一的教育方式难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因而，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社会、家庭、学校等各方面因素有机结合，共同加强学生的心理心理健康教育。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到大学生中去，通过谈心、咨询等活动，指导大学生处理好学习、成才、择业、交友、健康和生活等方面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引导学生从心理健康教育方面获取知识和方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既有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又为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良好的心理条件。另一方面，要改进过去心理咨询坐等大学生上门的方法，主动、公开、广泛地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理论联系实际，防患于未然。可以采用校园网络平台、学术讲座、团体咨询等方式引导学生，增强学生心理承受挫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身心健康、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5．注重专业化师资培养工作

心理健康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心理教师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并系统地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理论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课堂教学中做到得心应手，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学生管理工作者尤其是学生辅导员，更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和心理健康教育学习，要从思想和心理方面，了解学生，克服工作方式的单一性、教育过程的简单化等问题，特别是对“问题学生”，不能简单粗暴地加以批评。我们的教育实践证明，学生的思想问题不少源于心理问题。加强心灵的沟通，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找出问题的根源，再从思想上加以引导教育，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大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第6篇：成瘾行为的心理学分析范文

[关键词]2011AERA年会；教育技术；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08(2011)05－0003－12

一、会议概况

2011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年会，于4月8日至4月12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召开，来自全球的逾13000名教育研究者参加了本次盛会。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拓展社会想象力，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教育研究”(Inciting the Social Imagination：EducationResearchforthePublicGood)。本届大会的主席KrisD，Guti 6 rrez在主题报告中引用了Mike Rose最近出版的“Why School?”一书中的质疑：学校将教育的目的过于窄化，从而忽视了更广泛的目标：民主教育。Guti 6 rrez指出，在社会和技术剧烈变革的今天，教育研究不应只关注传统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而应更关注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教育研究应避免我们陷入简化论(reductionism)、追求权宜之计(quick fixes)的困境，避免我们对教学、课程、评价、教师培养和教育改革形成过于狭窄的概念。

本次大会选择这个主题，是希望研究者们探究在重新思索教育的希望和潜能的过程中，其概念、方法、政策、范式转变与机遇，利用跨领域的理论和概念、整合的方法和研究途径，回答更为广泛的描述性和解释性问题，从而促进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的建构与完善。

二、研究专题述评

我们在本次大会的2392场报告、圆桌会议、招贴、工作坊，总计8042篇会议论文中选取了与教育技术相关的“教学技术”、“学习科学”、“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技术・教学・认知・学习”、“技术作为教与学的变革”、“教师专业发展”、“在线教与学”、“虚拟学习环境应用研究”、“新兴技术”、“大脑、神经科学和教育”十个专题进行述评。

(一)教学技术

在本次大会中，“教学技术”专题下共计开设了21个主题，内容涉及“文化与多样性”、“社会化”、“移动学习”、“技术评价”、“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可视化・模拟・建模”、“在线学习”、“虚拟环境”、“游戏”等。

1.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技术设计与应用中的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化等问题

今年“教学技术”专题中包含了“Culture and DiversityinTechnology Design and Integration”、“Diversity andSocialization in Technology”、“Strategies for Socializationin Online andBlended Learning”三个主题。在这三个主题中，研究者们对技术设计和应用中的文化、年龄、性别、社会参与等问题给予了关注。

北科罗拉多州大学的Lori L.Sachau和Susan Hutchinson使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美国20个州的Food stamp网站和20个墨西哥州政府网站。这些网站面向的对象均为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裔人群，因此，均包含了一些与文化相关的因素。Sachau和Hutchinson按照10个文化因素，对这些网站进行了编码。编码结果显示，美国网站中的文化因素很低，而墨西哥网站中的文化因素很高。研究者认为，这一结果说明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可以为这样的网站资源的设计提供有用的框架。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engfeng Ken与新墨西哥大学的DeanKwak、Alicia Fedelina Chave使用内容分析、访谈、调查等方法，根据在线学习者的文化和年龄特征，预测他们在三维在线互动中的表现和学习满意度进行了探究。研究结果发现，年龄较大的学习者在有利于个人知识建构的在线互动中表现较弱。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的结果显示，学生所处的非主流文化会影响他们对师生互动、在线课程和远距离教育的满意程度。此外，犹他州立大学的Jonathan Michael Thomas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用于详细说明年龄较大的学生如何在课堂情境中使用信息技术时所遇到的困难与挑战。

另一方面，德克萨斯州大学的Fanni Liu Coward、Steven M.Crooks和RaymondFlores开展了一项2*2的实验研究。调查了不同性别的学生在使用动画和静态图像进行学习时的认知差异。在他们的研究中，动画和图像的设计遵循了Mayer的多媒体学习理论。研究发现，女性使用动画学习时表现更好，而男性使用静态图像学习时表现更好。

此外，普渡大学的Hans P.Aagar薪口Larissa A.Olesova调查了678名中西部大学的大学生，在混合学习环境中使用微讨论工具(microdiseussion) Hotseat的情况。研究发现，使用Hotseat频率越高的学生具有更高的社会临场感和参与度，也因此获得更高的成绩。

2.学习者知识的获得、非智力能力的提升成为研究的关注点

例如，俄克拉荷马州大学的Mohamed Mostafa Ibrachim人考察了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 ofMultimediaLearning，CTML)在教育视频设计中的应用及作用。共计204名大学生参与了他们的研究，其中实验组的学生使用基于CTML理论的视频学习昆虫学，对照组的学生则使用普通的视频进行学习。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学生在知识结构和知识迁移方面获得更多地提高。

另一方面，学生的自我效能(self-effective)、自我调节能力(self-regulation)也是本次大会诸多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乔治亚南方大学的R，Caroline JonescChades Brent Hedges开发了一个测量工具SELMA，用于测量学习者在在线环境下，或者技术密集的异步学习环境中学习数学时的自我效能感，261名正在修读大学代数课程的学生参与了SELMA调查。根据主因素分析的结果，量表最终抽取出因特网自我效能、数学自我效能、学术自我调节和数学自我调节四个元素。此外，乔治亚大学的

Thcodre J.Kopcha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Christianna L.Alger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使用技术促进的师范生监督(Technology-Enhanced Student-Teacher Supervision，TESTS)的师范生表现出更高地自我效能水平。

3.在移动学习的技术设计、开发过程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

伦敦都市大学学习技术研究所的John Cook、德国卡塞尔大学的Ben Bachmair和伦敦教育研究院的Norbert Pachler，曾于2010年提出移动学习的社会文化生态学(socio-cultural ecologyof mobileleaming)。在本次大会“教学技术”专题下的“PedagogicallyOrientated Mobile Learning Research：The Case of DesignResearch”主题中，他们和乔治梅森大学的Brenda Barman一起提交了三篇有关在移动学习设计中应用设计研究方法的论文。

Bannan认为，移动技术的加入，为原本就很复杂的学习环境增添了另一层技术功能可供性和限制性，使得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了。因此，在移动学习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存在着更多地障碍和困难。而已被研究者们充分论述的综合学习设计框架(IntegrativeLearningDesignFramework，ILDF)，能够为在设计研究境脉下检验应用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的整合情况提供框架。Bannan文章中综述了GO Inquire项目、LETS GO项目等几个移动学习设计研究的例子，这些项目运用了观察、视频分析、可用性设计和参与式设计等方法。这些项目的综述将有助于引导研究者讨论ILDF过程中其他相关的研究方法，从而为技术设计、开发和研究过程的整合提供指导。

在Bachmair、Paehler和Cook三人提出的移动学习的社会生态学中，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个人占用(personal appropriation)和用户形成的境脉(user-generated context)。其中，境脉的形成的是指当用户主动地选择、应用学习方案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工具所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在境脉形成的过程中，用户是一个知情的参与者，而设计研究能够解决设计这种场景所面临的困难。Cook在文章中简要介绍了CONTSENS项目中的四个案例研究，该项目的聚焦点即为设计能够促进境脉形成的学习资料和活动。

Bachmair和Pachler以移动学习的社会文化生态学为基础，根据在七所学校中开展的为期一年的移动学习项目中收集到的数据，探讨了移动学习中的六个重要元素：非正式学习的整合、情景化学习的建立、学习与媒体境脉的形成、建立日常生活与学校工作之间的对话桥梁、支持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出于教育目的媒体应用、建立响应学生发展和学习的境脉。同时，文章也对伦敦移动学习小组提出的概念框架进行了实证检验。

4.虚拟环境、游戏、在线学习方面的研究有所延续和深入

这其中的一些研究开始将技术的应用与学生的实际行为进行关联。例如，雪城大学的分布式协作工程设计课程中的高级互动发现环境(Advanced Intrusion Detection Environment，AIDE)，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同步在线工具和交流设备。Yiyan wu对学生选择和使用这些工具，以及小组成员间的社会交流进行了分析，描述了不同小组的社会交流图式是如何与该小组的技术使用图式相关联的。

另一方面，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日益多样化。例如，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PahsaAntonenko和堪萨斯城儿童医院的Serkan toy使用多元聚类算法(multivariate clusteringalgorithms)分析在线学习环境的登录数据。这一算法使得研究者可以根据学习者参与的活动类型，对点击流数据进行归类。他们陈述了在在线问题解决环境中，如何使用K-means聚类分析和Ward’s聚类分析，同时也指出了使用聚类分析方法分析学习者在线行为的优势和缺陷。

(二)学习科学

本次大会的“学习科学”专题下共设10个主题，内容涉及“数学与科学”、“身份认同”、“游戏设计”、“课堂互动”、“学习科学方法论”等。

1.研究者们对学习科学的热点聚焦之一的“身份认同”进行深入探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Deborah A.Fields认为，太多的研究只关注“实践”和“叙述”两者中的一个，于是他使用身份认同的三个分析视角，来理解青少年在跨越情境和时间的情况下是如何形成身份认同的。他认为，身份认同应该包含严格区分但又密切相关的三个概念：实践中的身份认同(identities―in-practice，即时活动)，自我叙述(self-narratives，自我理解)和他人叙述(others’-narratives，其他人对某人的理解)。Fields的研究跟踪了4名1l岁的孩子，对这些孩子在班级、体育活动、和同伴玩耍、和家人一起等不同情境中的行为，进行了观察录像(共计280／小时)，并对四名对孩子的生活起重要作用的年轻人进行了访谈(共计60次)，对不同情境中身份认同的轨迹建构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其中一位名叫célie的孩子的个案分析，Fields指出了在不同的情境中，不同的实践、自我叙述和他人叙述三者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塑造出身份认同这一不同轨迹的。

James Gee的理论主张，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都具有四类身份认同：自然身份认同(Nature identity，指代个人的生物学特征)、机构身份认同(Institutional identity，指代与社会和组织结构相关的个人特征)、对话认同(Discourse identity，指代社会互动中产生的特征)和类同认同(Affinity identity，指代个人的兴趣、爱好等)。但在不同的情境中，每类认同所表现出来的程度有所不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Cynthia CarterChing以Gee的理论为起点，使用扎根理论、诠释学对话、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在线课程以及参与课程的37名教师的播客进行了分析，指出在博客这一情境中，对话认同是最初的聚焦点。

佛罗里达大学的Ben Devane在进行了为期四年的基于游戏的学习社区CivWodd的探究中阐述了两个问题：(1)基于游戏的学习社区中关于身份认同的信息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来的?(2)我们是如何理解身份认同在不同的时间标度上形成的过程?他将身份认同视作是在不同时间标度内发生的，内部相互联系过程的多层次系统。研究以一个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Salim为例，通过使用人种志话语分析框架，对50个小时的互动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他的认同努力(identity work)可以被

认为是一种身份认同的纽带。通过这一纽带，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身份认同的不同轨迹和认同努力在多个层面上相互交织在一起。

2.儿童的直观概念作为科学学习的基础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Gregg solomon认为，如何将儿童认知能力的研究与早期教育情境中科学和数学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是NSF及教育科学与工程评价项目(Research and Evaluation 0n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REESE)的主要关注点之一。美国罗格斯大学的Roche!Gelman)，为，学前儿童经常基于感觉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可以作为儿童学习的基础。在Gelman的研究中，儿童们围坐一圈，轮流观察一个苹果，研究者记录下儿童的回答。随后，儿童们开始推测苹果里面是什么样子的并切开苹果检查他们的推测。之后他们又开始对比和比较两种不同的水果，使用放大镜做更细微的观察。随着时间的推进，儿童对于“水果”一词的理解更有意义，知识组织得更有条理。

此外，密歇根大学的E.Margaret Evans和Jonathan Lane通过儿童对共同祖先和自然选择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儿童的直观概念为他们的科学理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Kathleen E.Metz对关于小学低年级阶段进化论课程的教与学进行了研究。研究者通过植物学和动物学两个课程模块来确定教学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前后测和嵌入式评价对概念性发展做出横向分析，发现学生对进化论的了解加深了。此项研究揭示了小学生能够掌握一些自然选择机制的核心观点，并利用这些观点阐释生物机制的改变。

(三)技术・教学・认知・学习

本次大会的“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共包括11个主题，内容涉及“知识地图”、“计算思维”、“高级认知”、“高级学习”、“学习环境”、“教师教育”、“适应性教学系统”等方面。

1.计算思维(ComputationalThinking，CT)的定义、教学策略和支持

例如，加州大学圣他库斯分校的Linda L_Werner等人报告了正在进行中的研究：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的策略研究。他们认为，计算思维作为在信息社会中发展所需的关键技能，受到学者们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如何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却没有具体的指导。其中一个原因是目前计算思维的概念在学者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但教育工作者需要更明确的定义、教学策略和评估工具以支持学生培养和发展计算思维。在本次大会中，他们报告了在研究中用到的使中学生参与计算思维的策略，并对研究中对这些策略的有效性的评估方法进行了介绍。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表明，合作解决问题的学生相比单独解决问题的学生，有着更加频繁和复杂的计算思维活动。

圣塔菲研究所的Irene Lee在本次大会中介绍了GUTS项目中所用到的教学方法和用以评估学习者计算思维的考察方法，探讨了如何在复杂系统中通过建模和仿真培养学习者的计算思维。GUTs是一个在暑期和课余时间开展的关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项目。参加项目的中学生将对社会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和模拟。在GUTS项目中，建模和仿真是培养学习者计算思维的主要方式。学习者在理解、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进行计算思维。研究结果表明，参与者学会了组建自己的模型，锻炼了能力，计算思维作为一种问题解决方式也被采用。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能够将计算思维迁移到其他实际问题中。Irene Lee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1)介绍了一种中学生的计算思维在实践中的表现模型；(2)建议了一种培养计算思维的教学过程；(3)提出一套用以评估青少年计算思维的工具。

2.适应性教学系统(Adaptive Tutoring Systems)仍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苏塞克斯大学的Benedict du Boula介绍了动机在智能教学系统(IntelligentTutoring Systems)和其他适应性教学系统中的角色。在智能教学系统和智能学习环境领域中，Boulay致力于研究此类系统和环境在知识和技能获取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在中小学、大学和公司培训中的应用，目前研究围绕着元认知――学习的情感和动机层面而不是仅限于认知层面。例如，帮助学习者管理和调节自己的学习，通过采用长期有效的策略，采用系统游戏化(gaming the system)来避免短期的不适应等；帮助学习者调节伴随学习产生的不同感受；探索激励和促进学习者进一步学习的方法等。在本次大会中，Boulay回顾了在Sussex研究中针对这些“元”问题用到的方法，探讨了系统是如何处理这些动机问题的。

“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的主席，来自MERGE研究所的Joseph M.Seandura，他是雪城大学、密歇根大学、MIT、斯坦福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名誉教授，曾发表200多部公开发表物，其中包括8部有关心理学、软件工程、人工智能、数学教育和教学研究的书籍。Scandura教授是结构学习理论(Structural LearningTheory)的提出者，《数学教育研究》杂志创办人，《结构学习和智力系统》杂志总编辑。同时，他还是美国心理学协会、IEEE、ACE、AERA成员，曾多次在在AERA、国际心理学大会、软件技术会议等会议上组织分会议、发表讲话。在本次大会上，他介绍了“TutorIT数学”(WWW.省略)。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的TutorIT数学提供了一种将自动化(automation)运用于教育的新方法。TutorIT学教程可以动态地调整教学内容以满足学习者个性化需求，迅速判断学习者已经掌握和未掌握或需加强的学习内容，然后组织并呈现与学习者当前学习能力最相关的学习内容。TutorIT学教程能够保证学生掌握各种数学技能，学习者在选择学习内容后，只要能完成一个给定的TutorIT数学教程的学习，就能够掌握这种技能。TutorIT数学是基于计算机的教学(CBI)系统的一个重大进展。其他CBI教学本质上都遵循相同的模式：提供教学，然后进行测试，看学习者掌握了哪些内容，是“一种教学适合所有学生(One size fit all)”，没有提供“一个学生对应一种教学(One-to-One)”的个性化关注。TutorIT学的目的不是要取代教师，而是通过比任何人或教科书更有效地完成教学中可以自动化的部分的方式，支持传统教学。

(四)非正式环境中的学习

本次大会中，“非正式环境的研究”专题下共设8个主题，但相关的研究在“学习科学”、

“在线教与学”等其他专题中均有所涉及。

1.场馆中的学习仍然是非正式环境研究的重中之重

蒙特利尔大学的Arme-Marie Emond主张文化机构中的研究

必须关注参观者与艺术品的互动交流，这样才能引导艺术博物馆的专家设计艺术品以及确定它们的摆放位置。但文献中却鲜有艺术博物馆研究如何引导博物馆专家更好理解参观者与艺术品的互动。为了完全理解参观者的想法以及使展品变得有意义，必须记录参观者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研究者们认为，科学学习的动机、好奇、情感的参与以及意愿坚持都是科学学习的重要方面。杜兰大学的Lisa E.Szechter和Elizabeth J.Carey主要探究学生的科学态度是否能够决定他们对待两种不同展品时所做出的行为。实验包含两个任务导向不同的展品。一个有明确的目标，另一个则无。对科学有着极大兴趣的学生对开放式的展品即没有明确目标的展品，表现极大热情并且对其做观察记录。研究证明，观众在展品中表现出来的态度就决定了他们的观察方式。美国阿克迪亚大学的Julia D.Plummer和Kim J.Small采访了36名天文馆专家关于他们设计学习环境的信念以及对观众的期望。研究揭示了天文馆专家比起其他非正式研究者们更重视知识的增长。

2.认为儿童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在于一个事实

科学知识是广泛参与民主社会的基础

这个论点中隐含的一个假设是，利用科学作为理性思维。美国西北大学的Pryce Davis对一个有关科学对话的电视节目进行探究，主要展示参与者是如何使用媒体产物的知识对假设做出判断。研究结果证明，在众多公共知识范围里，独立的科学知识不能走向成功的道路。科学学习无处不在，学习资源更是广泛地存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密歇根大学的JonD，Miller使用长达22年的针对美国青年的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of AmericanYouth，TheLSAY)报告中的数据，介绍了美国年轻人对不同层次――因特网、电视、书籍、杂志、博物馆、动物园、水族馆、天文馆，以及俱乐部还有一些机构组织的非正式科学学习资源的使用情况。该研究从1987年开始调查这些7到10年级的年轻人，获得了大量非正式科学学习的实质内容，并揭示了大学水平的科学课程，是促进非正式科学学习资源使用的主要因素。

(五)技术作为教与学的变革

本次大会中，该专题下共设13个主题，内容涉及“分析和评价教师知识”、“K-12在线学习”、“教与学中的技术”、“教与学中的游戏与设备”、“教与学中的社会工具”等。

1.TPACK相关研究仍旧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

在“AnaIyzjⅡg and AssessingTeacher Knowledgeand Practice'’主题中，研究者们就教师TPACK水平的测量和评价进行了探讨。这其中的一些研究主要关注TPACK评价量规的开发与建立。北卡罗来纳大学的David K.Pugalee和俄勒冈州立大学的Margaret L_Niess认为，尽管目前已有不少研究者开发过不同的教师TPACK评价量规，当前有关TPAcK评价的研究将TPACK的结构过于简单化。他对之前的TPAC商平价研究进行了综述，提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评价量规。又如，蒙大纳州立大学的Nicholas Lux、Art W.Banget和波士顿太学的David Whittier开发了一份职前教师TPACK调查问卷，并使用探索性主因素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问卷的题目进行了删选。最终问卷保留了除去TCK外的六个部分，共计25道题目。同时，TPACK概念的提出者Mishra和Koehler也指出，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是当前研究的核心问题。

此外，另一些研究则关注在各项教师教育项目中，教师TPACK水平的变化与发展情况。例如，斯塔顿岛大学的IrinaLyublinskaya和Eleni Toumakj开发了一套量表，用于评价教师的书面文本和行为。这些教师在纽约的公立学校教授综合代数。为期一年的PD课程要求这些教师在课程中使用TI-Nspire技术。研究结果显示，教师TPACK水平的变化并非线性。如果教师的TPACK水平更高，学生的成绩更好。特拉华大学的Chrystalla Mouza、Sule Yilmaz Ozden、Rama Nandakumar与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的Rachel A.Karchme用Schmidt等人的问卷，对职前教师的TPACK进行了测量，发现在技术整合课程的前后，教师们的TPACK知识获得了很大地提升。此外，美国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专业发展项目，培训教师将笔记本、移动设备和其他工具整合到中学的课堂中。内华达大学的NealStrudler、P.G.Schrader和克拉克郡学区的Loretta Asay对该项目对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发现该项目有效地影响了参与者的态度、自我效能和TPACK水平。

2.技术使能的评价(Technology-Enhanced Assessments，TEAs)

如今。通过技术传递的评价在各级测试机构中已成为趋势。然而仅仅是将纸笔测验进行数字化并不能发挥出TEAs的潜在优势。为了设计和传递易于被广大学生获取的、精确的测试，TEAs可以和通用设计(UniversalDesign，uD)的原则无缝地结合在一起。在“Technology as anAgent for Change inRethinking the Design and Delivery Of Assessments for AllStudents”主题中，研究者们深入剖析了TEAs是如何使得更好的评价和测量得以实现、如何促进测试的可获取性以及测试评价的有效性等议题。

哈佛大学的Jody E.Clarke-Midura的研究采用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Evidence Centered Design，ECD)框架，设计评价并确保其有效性。通过ECD框架，研究者们将需要测量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与可观察的任务关联起来。在本次大会中，他进行了演示，举例说明研究中所设计的TEA是如何提供有关学生认知路径(cognitive pathways)的相关信息。在他的研究中，TEA不仅仅计算点击的次数，还对学生在探究问题中的行为进行捕捉和解释。目前，clarke-Midura正在开发在线报告形成工具，为教师提供及时的反馈。此外他也将开发量规和算法以解释和分析不同学生的认知路径。

(六)教师专业发展

有关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在多个分报告和特别兴趣小组中均有涉及。但总的来说，这类研究仍旧可以大致归为两类：技术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工具与途径，以及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

1.视频分析作为促进新手教师成为专家教师的方法

视频在促进教师反思方面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在本次大会的“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专题下的“Acceleratingthe development of expertise in classroom teaching'’主题中，研

究者们探讨了视频分析的教学方法在促进职前和在职教师成为专家教师中的作用。研究者们认为，如果教师能更好地分析课堂，更好地关注课堂中学生的思维发展，并因此更好地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学生将获得更多提升。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Karen B，Givvin、Catherine T，Chen、HelenE.Garnier登人，介绍了科学教学分析视频案例(Videocases for Science Teaching Analysis，VISTA)项目的开展情况。在该项目中，5个在线模块被开发用于支持K-8职前教师教授科学方法论课程，重点是教师对课堂中学生的思维和科学内容故事线的关注。共计30名教师参加了项目，其中的7名组成了控制组，剩余的23名组成了对照组。教师观看四段五分钟长的视频，并对视频做出教学、学生和教学内容三方面的书面评价。多层线性分析的结果显示，VISTA项目促进了职前教师的课堂分析能力。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Elizabeth A.VanEs、Mary E.Cashen和Anamarie Auger的研究，同样关注职前教师是否能够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学会关注学生的思维，并根据观察所得的情况，开发更具学生中心性的教学。研究发现，参加基于视频课程的教师对课堂的关注点确实发生了转移，但是每位教师转移的方式不同。一些教师开始关注某几个学生的观点，另一些教师则关注整个班级的学习情况。但总体来说，教师们还投有将有关学生学习的证据和自己的教学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联系起来。

南伊利诺伊大学的Peter Fadde和Vien Cao的研究，将已经在体育界、医疗界和法律界得到广泛和充分应用的基于专家的培训的理论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 Expertise-based Training，XBT)作为教学设计的理论框架之一。在他们的研究中，专家教师和新手教师都对同样的视频进行编码。新手教师完成编码后，将自己的编码结果与专家教师的进行对比，并对其中的差异进行书面的反馈。

2.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依旧是研究者们关心的一个问题

例如，普渡大学的Ayesha Sadaf,Tim Newby和Peggy AErtmer对职前教师将Web 2.0整合到未来课堂中的观点、倾向，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他们使用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Decomposed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作为理论框架，分析所收集到的数据。研究发现，职前教师倾向于在未来的教学中整合博客、维基和社会网络工具，而他们对Web 2.0技术有用性的看法是影响这些整台倾向的主要因素。又如，匹兹堡大学的Peter Samuelson Wardrip和Louis M.Gomez凋查了教师是否、以及如何在教学工作中利用学生的社会网络数据。研究发现，教师会根据学生的社会网络数据，设计各种分组策略，以促进学习并建立正面积极的课堂文化。此外，一些研究者就教师对技术整合的看法进行了调查，其中包括教师的教学信念和技术整合、学生学习的关系、教师的反思对教师技术整合理解的发展作用。

(七)在线教与学

在本次大会中，“在线教与学”专题下共设8个主题，内容涉及“美国K-12教育中的在线学习”、“在线讨论的方式”、“在线环境下社会临场感的建立”等。

1.支持在线教与学中的讨论、交流与互动，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西蒙弗雷泽大学的Alyssa F.Wise、Farshid Marbouti等研究者共同探究了在线学习论坛中学生互动的不同形式，根据学生在论坛中表现的行为，划分为三种类型：周密型、自我监控型、独立型。周密型的学生完全按顺序阅读所有的帖子，再访大量不同的告示。自我监控型的学生则花大量的时间检查他，她的帖子是否有回应，继而对他／她自己的帖子进行编辑或者回复。独立型的学生仅仅是把论坛作为他／她个人自我反思的工具。另一方面，如何更好地设计在线讨论或组织在线讨论，这需要技术支持。印第安纳大学的Craig D.Howard和Rodney D Myers为在线异步讨论提供了视频注释的技术，不再受时间和空间上分离的局限，极大提高了学习者的在线交互水平。此外，支持在线学习的讨论工具一直是研究者们研究的重点。海伍德社区学院的Marlowe Mager和Steven Houlet呸有西卡罗来纳大学的Meagan Karvonon。对在线讨论板(DBs)和学生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1)什么影响了教学设计、教学参与以及学生在DBs中的学习成绩?(2)参与DB的学生是否能预测到在随后的课程学习中的成绩?(3)成绩不同的学生是否能在他们所发的帖子中表现出极大的不同？

2.从在线教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临场感问题

科罗拉多大学的Patrick R.Lowenthal和Jatma c.Dunlap认为，社会临场感或许是解释人们如何在线互动的最佳原因。在线教育者们试图在教学过程中，以不同的方法来建立该课程的社会临场感，但迄今为止，研究者还不能确定采用何种最好的教学策略来创建社会临场感。乔治梅森大学的Lyrmo Sehrum、MaryEnglish和Lyndsie Galizi根据社会临场感理论，为社区学院的老师和学生提供课程资源和创新性策略，并为其创建学习共同体。研究数据来源于教师每周的日记、研究员每周生成的提示，以及两月一次的小组讨论。对收到的数据进行质化研究并对其主轴编码(axial coding)，研究结果显示，创建社会临场感是一个需要时间、精力和信任的过程，一旦确定社会临场感，在线互动就能渐渐开展起来。

(八)虚拟学习环境的应用案例

本次大会中“虚拟学习环境应用研究”专题一共聚集了有关“虚拟环境中的”、“虚拟学习环境的应用研究”、“关于新媒体的创新评估(虚拟+游戏+混合现实)”、

“虚拟世界教育研究”、“虚拟世界应用于教学和学习”等8个主题。

1.教育者对多用户虚拟环境的看法

为了解教育者对多用户虚拟环境(Multi-UserViralEnvironment,MUVE)用于教学的看法，新西兰梅西大学的Vimani Gamage、AlexeiTretiakov和BarbaraCrump开展了一项定性研究，实验数据来源于对参与实验的教育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和问卷。问卷以使用MUVE教学的潜在好处及影响技术采用的因素为核心，采用开放式问题以鼓励实验参与者详谈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实验结论包括：(1)在使用方便性上，许多教育者认为参与者在游戏玩家／非游戏玩家、男性／女性、“数字时代的土著民”／“数字时代的移民”这三方面差异是导致使用差距产生的可能原因。(2)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MUVE与电脑游戏间的相似性是MUVE被采用的障碍，因为“人们会将MUVE中的任何事物

都当成是游戏，重视度不及以正规形式出现的内容”。关于流体验，研究者们担心学习者在MUVE中的注意点是与学习无关的方面，同时也担心沉迷成瘾。(3)对于MUVE中的情感连接，学者们表示怀疑。研究表明，有使用Second Lifr教学经验的教育者和那些没MUVE经验的教育者在使用上差别不大，尽管没有相关经验的教育者在使用MUVE上比较谨慎，但两个组XCMtE应用于教学的整体态度还是积极的。

2.虚拟环境中的评价问题

电脑和3D浸入式虚拟环境的出现，为学生学习行为研究提供了方便，研究者能够在学生学习过程中收集研究的相关数据。但鉴于3D浸入式环境的开放性和探索性特点，如何在3D浸入式环境中设计和开展评估活动成为关键。在本次大会中，哈佛大学的Michael Charles Mayrath等人介绍了一种在虚拟环境中设计评估活动――基于证据中心设计的框架。评估活动能为检测学生的知识、技能和能力(KSAs)水平提供依据。资料观察和测试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这个框架在系统设计虚拟世界评估活动中是可行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Brian c.Nelson等人，则探讨了视觉信号技术(visual signalingtechniques)对学习者外在认知负荷和评价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视觉信号技术可以降低学生外在认知负荷且能够提高评估有效性。

此外，开放式虚拟3D环境中嵌入自动的评价系统，已经成为了最近研究的一个焦点。一些支持评价的模型也得以开发，用于指导技术的设计以支持教师和学生。最近这方面的研究表明，任务所花费的时间、行为的精确性以及完整性都是有用的指标的。然而，当设计者和开发者面临决定在哪里、如何有效地实施技术结构以支持核心功能时，他们还需要更好地指导。犹他州立大学的Brett E.Shelton、Jon Scoresby、Jeffrey Olsen、Mary Ann Prlin和Chad Coats的研究，就为有效的开发策略提供了借鉴。Kurt D，Squire等人则探讨了在数字化学习环境中研究嵌入式评价策略的有效性问题。

3.虚拟世界中的人物化身(Avatar)

虚拟世界为用户提供了诸如视频、音频和文字等多种交流渠道，使得以计算机为媒介的沉浸式交互成为可能。而以“化身”为中介的身势语及物理操作则更加丰富了这些功能。在这个虚拟环境中，教师和学生相当于雇佣了一个“化身”在虚拟环境中建立起他们在课内和课外的社会存在。

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sabine Karine Lawless-Relfj等人分享了她们“Second life中教师‘化身’的社会存在和行为表现”的研究。Karine和Reljic的研究致力于Second Life在高等教育的应用，他们认为，教育研究者已经在研究教师即时行为对学生感知教师社会存在、学生满意度、动机和学习的影响，但极少有研究者注意到在3D虚拟环境中即时行为的影响或代表教师的“化身”的即时行为影响。因此，他们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研究法，分析了Sencod Life中教师“化身”的即时行为与学生感知的教师社会存在、学生“化身”共同在场和学习结果的关系，并对当前及未来使用教师“化身”提出了一些建议。例如，使用教师“化身”时要注意副语言行为，如音质特征、情感和韵律特征和非语言行为，如人际距离、手势语、人脸表情、唇部同步和目光接触等问题。

阿肯色大学的Dennis Beck介绍了“化身”选择对教师对学生成功的期望和观点的影响。在MUVE中，学习者可以以“化身”的形式与空间中的其他用户及环境物体进行实时交互，也可以通过自定义种族和性别等信息选择不同外表的“化身”。Dennis Beck研究旨在分析学生“化身”的选择，对教师预期和感知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SecondLife中的教师被要求浏览学生“化身”的成绩单、图片和视频，然后填写调查问卷。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化身”的种族和性别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师的预期和感知。

(九)新兴技术

从本次大会参与者提交的论文中我们发现，国外的一些研究表现出了对新兴技术的快速反应与跟进。这些新兴技术包括近两年来在国内外流行的微博客、电子书和Apple系列产品。，

1.研究者围绕Apple系列产品展开了初步地研究

德克萨斯大学附属小学的Benjamin Paul Kramer开展了一项质性研究，调查iPod对9年级英语学习者的阅读学习的影响。研究者在iPod中存入了阅读文章的完整音频文件和自行设计的播客，对书的章节进行概要讲述。研究的重点放在iPod对学生阅读文本、参与课堂活动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iPod被广泛地认为提供了学生在课外时间中学习的学术支持。

2010年1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欧巴布也那艺术中心举行的苹果公司会上，Steve Paul Jobs亲自了传闻已久的平板电脑iPad。时隔一年多，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TingYuan、Hui Soo Chae、Gary J，Natriello、George Natwi、Pranav Garg、Zhou Zhou、Joarme Agnitti等人，就在本次大会的“教与学”分报告中的“FromiPadsto podcasts：Alook at socialmedia and 21st-century learning”专题、“技术・教学・认知・学习”主题的海报专题

“Issues in technology，lnstruction，cognltlon，andlearning”中，展示了两项有关iPad的初步研究。

其中的一项研究调查了高中生如何看待使用iPad中的e―book阅读器进行学术工作，并开发了用于未来有关e-book用于学术阅读研究的调查方法。根据创新推广理论(innovatlon difffisiontheory)，研究者设计了一份开放式问卷，并对学生使用iPad进行阅读的过程、他们选择iPad中的e-book阅读器进行学术阅读进行了访谈。学生X~iPadWe-book阅读器给予了积极的反馈，然而在选择阅读器进行学术阅读时，不同的学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研究结果表示，要将这类工具引入学校教学仍需谨慎。

第二项研究对八个iPad电子阅读器的六大功能进行了考察，以评价每一个电子阅读器对支持学术工作的有效性。考察的结果与12位大学生、研究生认为的有用功能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如今常见的iPad上可用的电子阅读应用和参与者所期待的学术型电子阅读器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参与者认为的学术型电子阅读器应具备的核心功能，目前还没有得以实现。因此，研究者认为需要针对高等教育机构中积极地、参与式的学习，设计电子阅读器模型。

尽管这两项研究属于预研究，且只针对iPad中电子阅读器

应用，没有涉及到其他丰富的应用，但我们仍旧看到了研究者们对iPad这样的新兴技术进行深入研究的势头。而另一方面，国外的一些学校已经对iPad的出现做出了反应。例如，美国的Lake Minneola High School就开始选择使用iPad作为学校今后的学习设备。该学校投资70万美元给学生购买了1750台iPad，成为了佛罗里达中部首所给学生提供苹果iPad的公立学校。到9月份，该校的学生就将人手配备一台崭新的iPad。负责这一项目的创新性学习管理人Kathy Halbig表示，iPad的使用将改变该校学生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工作方式。

2.电子书、微博客的教育用途也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关注点

堪萨斯州立大学的Marilyn Kaft和Lotta Larson对电子书如何支持有阅读障碍的学生，以及电子书阅读器如何促进读者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电子书的使用为差异化阅读教学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田纳西大学的Anne McGill-Franzen和德州女子大学的Maria Cahill，则检验了学生在接触到和自由使用了一种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电子书(moving picture book)后的偶然性阅读学习情况。

近两年来，在国内非常流行的微博客也受到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韩国大学的16名研究生参与了一个混合学习环境。在为期13周的学习中，他们使用了带有微博功能的智能手机。韩国大学的VnjungKo等人通过T检验、半结构化访谈、内容分析，发现TWjtter活动有助于促进参与者的社会临场感。美国大学的Margearet Austin Powers和布尔茅尔学院的HowardM，Glasser使用社会文化视角和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研究方法，调查了文学艺术研究生在使用Twitter微博平台时的反馈和经历。研究表明，研究生使用Twitter的经历，支持了积极的、非传统的师生关系的建立，以及更深层次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和理解。

(十)大脑、神经科学和教育

该专题下共设5个主题，内容涉及“任务设计与分析”“教育神经主题调查”以及一些教育神经研究案例。

1.教育神经科学研究中的测试任务设计与分析

认知神经科学与数学教育两个领域已经开始形成交叉。研究者们认识到，在学科交叉形成的初期，最重要的是关注任务刺激的设计。设计良好的测试任务既符合数学学科的原理，又适合脑电图研究，是跨接数学学习的社会、行为世界和大脑功能的物理和神经活动的桥梁。在“The Centrality of Task Designand Analysis for Documenting the Neural Basis for MathematicsLearning'’主题中，研究者们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些研究者从联系教育神经科学与数学教育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例如，乔治梅森大学的Anthony E.Kelly认为，偏序集(Paially-Ordered Set，Poser)为描述认知功能的细节面貌提供了丰富的数学模型。鉴于认知状况是分层次的，Poset是认知能力的合适模型。其目的是，可以根据某个学生的可观察的反应确定他所处的、最有可能的认知状况。而Poset方法也适用于神经科学的评价，这为此类研究提供了可共享的任务设计原则。又如，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Michael E.Martinez和KIDLABe的Mary Layne Kalbfleisch为了跨接这两个领域，探究了两者的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s)。他们调查了两个领域的研究者是如何看待知识建构过程的，并探究了研究者们观点的差异如何增加了建立跨领域的理解的困难性。最终，他们发现一些概念成为了焦点，对两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另一些研究者则从探究数学思维的角度出发开展研究。例如，KIDLAB的Mary Layne Kalbfleisch针对数学学习和认知中的重要元素“流动推理”(fluid reasoning)能力进行调查，展示了表征自然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分离出支持自然认知过程的基础技能的重要性。又如，俄勒冈州立大学的John YBaek和印第安纳大学的Richard Lesh使用了一种称为“模型抽取活动”(model-eliciting activity)的数学学习任务，抽取出问题解决境脉中的数学思维，澄清数学思维的本质并将其建模为大脑活动，从而解决神经科学研究中数学学习任务过于简单的问题。

2.神经科学技术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

在“Investigations，insights，and issues”主题中，研究者们分享了值得研究的神经科学和教育主题，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均涉及到具体学科的学习。例如，斯坦福大学的Jessica Tsang等人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探讨了“知觉动作技能是否与抽象的数学概念相关”的问题…。佛罗里达中央大学的Enrique Oritiz在数学和阅读流利程度测试中，使用了功能近红外成像(functional near-infrared imaging，FNIR)技术。该项技术能够对大脑功能进行成像并对血液流动的变化进行测量。而血液流动的变化表示了思考、计算等心理过程的发生。又如，台湾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的Chia-Ju Liu~llHoun-Lin Chiu记录了被试在进行二维化学结构配对时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发现当学生需要进行心理旋转(mental rotation)时，反应时间变长。

我们注意到，近三年的AERA大会均开设了“Brain，Neurosciences，and Education”特别兴趣小组，但相比其他主题和分报告，该主题下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另一方面，2011年1月9日和lO日，国内首届教育神经科学国际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因此，尽管目前连接神经科学与教育学两个领域仍需更多的努力，但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中，我们仍旧不难看出，教育神经科学将是未来国内外教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三、研究特点和趋势

笔者所在的团队已经连续跟踪了三年的AERA会议情况。在每年的大会综述中，我们都选择了若干与教育技术相关的主题进行述评，并罗列出了详细地参考文献。国内的研究者们可以通过对三年述评中每个主题的横向比较，对感兴趣的领域的研究内容和走势有更详细地了解，从而开展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在此，笔者对比了三年AERA会议的总体情况，总结出以下三点本次大会的研究特点与趋势。

(一)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技术设计与应用中的社会参与、多元性、公平性等问题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拓展社会想象力: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教育研究”。大会主席Kris D.Guti 6 rrez也在主题报告中提出教育研究应更多关注国家政策和公共利益。这一研究特点在本次太会的多个专题研讨、多位研究者的研究中的均有所渗透。在这些研究中，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中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教师这些主流群体，而开始关注成年人、非主流文化人群、残疾学生、天赋群体，以及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群之间的差异。一些研究则开始深入到教学过程中，关注技术支持和促进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参与、交流、互动和公平公正等问题。尽管从本次大会提交的相关论文来看，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不算太多，研究的深度也尚有待挖掘，但总体来说，这些关注点已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趋势。

此外，另一些研究探索了教育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有关美国的Zooniverse网站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Zonniverse网站的定位是“公众科学(Citizen Science)”，即没有专业人员参与的科学研究。目前，该网站已经集合了一些公众科学的项目，已有440446名志愿者参加到了天文学和太空科学的研究。在非正式学习环境SIG中，研究者们探讨了是什么原因使得公众参与到这样一个自由选择的环境中，网站的设计如何影响公众的参与度。其中，牛津大学的Chris Lintott介绍了各个公众科学项目的选择和开发，尤其是“如何提供真实的科学研究”和“如何提供有吸引力的经历”之间的平衡。霍普斯金大学的Andrea Lardner和Jordan Raddick则以动机理论为基础，对影响公众参与Zooniverse的因素进行了研究。

(二)数据分析方法、理论支撑愈加体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理论支撑与研究设计的结合更加紧密

在2009年的AERA年会上，教育研究就已经体现出了多种研究方法混合的趋势。在浏览本次大会参与者提交的论文时，我们发现这一趋势仍旧在延续，研究者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样化。除了问卷、访谈、观察、T检验、相关分析、内容分析等常见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外，认知路径获取、结构方程建模、多层线性分析、多次回归分析，也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应用。而像聚类算法、偏序集方法这样太多数教育研究者并不熟悉的研究方法，也开始被应用到教育研究中。

另一方面，理论的应用也同样显示出多样化的特点，社会文化视角、文化维度理论、扎根理论等理论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始融入到教育研究过程中。此外，我们注意到这些理论在研究设计的过程所起到的切实的支撑作用。例如，应用多媒体学习理论、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设计实验所需的视频、动画和图像；根据创新推广理论设计问卷；在评价的设计中使用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将基于专家的培训理论框架作为教学设计的原则之一；使用解构式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数据等。

(三)一些研究议题得以延续并被赋予新的意义

在本次大会中，像身份认同、社会临场感、Second Life、虚拟世界、社会化工具、TPACK等研究议题继续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而相比前两年的大会，这些研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其中的一些研究开始形成新的研究聚焦点和研究议题。例如，在本次大会中，有关TPACK的研究将重点放在TPACK的测量工具的开发上；虚拟学习环境中的研究重视评价问题，并形成了嵌入式评价、自动化评价和情境性评价等议题；而模拟学习环境也关注真实感的问题，例如利用新兴技术为学生提供触觉反馈等1761；同时，学生的高级认知能力和相应的教学策略也是在线学习、教育游戏等研究集中关注的问题。

相比之下，另一些研究的视角则得到了拓展和深入。例如，北路卡罗莱纳州大学的LisaG，Hervey就在在1：1计算机环境下探讨在职教师TPACK发展的问题。而在“学习科学”专题中的一些研究者就对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和层次开展研究。亦有一些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框架，从而产生了新的研究议题。例如在移动学习中应用设计研究的方法，’在技术使能的评价设计中应用通用设计原则和以证据为中心的设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