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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众审美文化;大学审美文化;理念价值;传承构建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public aesthetic culture, university aesthetic culture should notonly inherit thegood traditions of ideas and values, but also keep pacewith the times to constructand perfec.t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aesthetic culture, on the one hand, has to pass on the humanistic and guiding ideas. on the otherhand, onthe basis of the practice, ithas to construct the innovative ideas combinedwith the transcendence, with the pursuitofharmonious beauty,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ofmankind as its goa.l meanwhil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aesthetic value and social value, constructing humanistic valu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with the is also nee-ded.
key words:popular aesthetic culture; popular aesthetic culture; ideas and values; inheritance and construction
20世纪90年代,大众审美文化迅速发展,人性世俗欲望的诉求是其兴起的基础,电子媒介为其插上了翅膀,市场经济为其提供成长的沃土。随后,大众审美文化带着娱乐性、商品性、视像性、复制性等特征,以不可阻挡之势影响并冲击着大学审美文化。
大学审美文化作为一种精英文化,是在大学审美文化理念的引领下,大学审美文化价值观的指导下和大学生实践活动的互动中形成的。然而,由于大众审美文化对大学审美文化的价值和理念造成了一定的消解和颠覆,所以,当代大学审美文化一方面有必要接受传统审美文化中优良部分使其发展,另一方面又要根据社会发展方向的变化,构建新的审美理念与价值。
一、大众审美文化视野中大学审美文化理念的传承大学审美文化理念是大学人在总结长期的审美经验和文化学习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大学人经过理性思考和高度概括形成的,是对大学审美文化的本质性、规律性的判断和看法。[1](p332)大学审美文化理念的形成,既有大学发展历史上原创性的成分,也有根据已有理念再创造的部分,还有借鉴外部先进理念的成分,是继承、学习、借鉴和创造的结果,当下的大学审美文化在此基础上,传承了传统审美文化的人文性和引领性的理念。
人文性主要表现为自大学创建之时就以育人作为根本宗旨;以关注人的具体生存、启示人生意义、引导人去追求人性完满的特性为根本目标。《大学》开篇便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所谓“大学之道”实际上是指为学与为人之最高目标境界,最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为教、为学、为人的“大学”理念,显示着一种强烈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如今的大学审美文化仍然显示其独有的人文精神,表现在:指导大学生在感性的审美中进行理性的思维;从关注感性生命出发,在审美的过程中体会美的意蕴;启示人用理性的思维思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完善审美理想追求人性的完满、人格的完善、人性的自由。大学校园建设是大学审美文化人文性理念得以传承的环境条件,大学校训是大学审美文化人文性理念得以传承的形式载体,大学审美教育是大学审美文化人文性理念得以传承的根本方法途径。人文性是大学审美文化的灵魂,是大学独特价值的表现。
引领性是指由大学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对社会在经济、精神、人才方面的引领作用。从知识的角度看,大学不仅传授知识,而且创造知识;从人才培养来看,大学承担着精英人才培养的使命;从大学本身来看,大学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大学最具有批判精神、创造精神、人文精神。因此,引领性是大学审美文化价值的体现,是大学办校的理念宗旨。大学审美文化引领性理念使得大学生更加具有责任意识、敢于担当、道德感强烈,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由于大众审美文化本身很难自主、自觉地形精神的机制,所以就特别需要外部力量的引领。这种引领更重要的是入乎其中,激活、提升大众审美文化的精神属性和价值意义。当一批批具有较高审美修养和人文素质的大学生进入社会的时候,当新的审美文化理论融进社会的时候,自然就会对整个社会的审美文化的经济、人文精神产生积极作用。
二、大众审美文化视野下大学审美文化理念的构建传统大学审美文化理念总是围绕着感性形式、理性精神、超越功利、审美愉悦,以求共鸣、神韵、意境的审美享受和精神升华。然而,在大众审美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理念被颠覆,大学校园里的庸俗化现象,大学办学的功利化追求,特别是大学生游戏人生的态度等等,都足以说明大学生审美文化人文理念被消解。梳理或重建大学审美文化理念,要求大学生要在理性与感性、情感与理智、集体与个体、大学与社会、现实与未来之间寻求平衡。
第一,在实践的基础上,构建创新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审美文化理念。实践作为人的生存方式,综合了人的自由性、创造性、超越性、目的性的特征,大学审美文化理论创新以关注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为宗旨,这就要求把实践作为创新的基础和理念的重要内容。实践作为人的生存方式,总是在主体、对象、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关系中展开,主体、对象、环境等因素在实践中形成认知关系、伦理关系、审美关系,由此而产生真、善、美。
大学审美文化理论的创新是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和当代实践的感性倾向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找到理论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引导审美实践的健康发展。超越性是对当下的反思批判,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是在传统的文化形式和现今的文化状态下有所创新,创造新的审美文化载体和形式,以此来表达大学生的理性思维和审美理想。超越性本质上是要靠主体自我去超越功利和世俗,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超越现存状态,在克服具体实践难题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创新意识和创新品格。创新理念正是体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其办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种办学理念和实践理念,使30年代的清华名师云集、睿才荟萃。时至今日,清华大学仍以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理念为我国培养大量的社会精英。社会转型的全面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来临,为审美文化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文化环境;大学理论研究者的反思和独创精神,是大学审美文化理念创新的关键和希望。
第二,在审美文化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中,构建以追求和谐美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审美文化理念。泰戈尔是一个典型的“和谐美”论者,他从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发现了美,并给出结论:“美是梵性的和谐真理的感性显现。”各种美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组合秩序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就是美,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离不开和谐。和谐是一种关系,以多种要素相互并存为前提,以相互作用为关键,以相互融合为目的;和谐是一种状态,一种有序、协调、平衡统一、完美的状态;和谐还是一种超越,超越世俗的欲望,超越生命本身的限制,超越人格完善的境界。如今我们强调和谐,是因为我们缺少和谐,现在的审美文化只强调娱乐、和利益,只是一种所谓的美,没有真、善的基础,不是和谐的美、真正的美。
马克思说过:“对美的追求是人类的本能。”追求美,就是追求和谐,追求进步,追求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和精神。通过和谐美的追求才能使人得到和谐的发展。大学生不仅渴望知识的索取,更多的是对美的追求和人自身的和谐发展的关注。和谐的美能够激发人的情感,在情感中融入理智的真与感性的善,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实现人的和谐发展。
三、大众审美文化视野下大学审美文化价值的传承所谓审美文化,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而又渗透于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子系统。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它是指人类各种审美方式和审美意识物化形态的总和,具有独特的功能、意义和价值。[2]大学审美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大学生与审美、大学生与社会两个方面。
首先,从审美文化的方面来看大学审美文化的价值表现在:第一,审美理想是当代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观、人生观、审美观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传统的审美理想能够指引当代审美之路的发展方向;引导美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强化美学的道德价值;指导审美理想教育,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最美的理想目标。
《列子》以“心凝神释”为审美理想,《淮南子》以“真人之游”为审美理想,这些审美理想都以“美的自由人生”为人生目标。第二,审美观念体现着大学审美文化具有美化人与社会关系的价值。审美观念是大学生在审美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直接指导大学生的审美活动,制约大学生对美的创造,规定大学生立美和审美的方向,因而必然成为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审美观念直接受世界观的指导和制约。[3](p141)因此,大学生作为社会的建设者更应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完善审美观念。第三,审美趣味体现着大学审美文化具有美化人生活的价值。在精英审美文化群中,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史记”和“诗骚”传统审美趣味。晚清时期,小说这种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也开始具有了较高的审美趣味。到了时期,新文学则成了当时“高雅的审美趣味”。不管怎么演变,审美趣味都反映人在审美活动中自我发现、自我实现的需要,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和现象表现一种富有情感的、具有个性的主观偏见和兴趣。大学生作为社会的精英应该传承审美文化的人文性和高雅倾向,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不能被世俗的大众审美文化同化。
其次,大学审美文化价值还体现在人与世界的整个关系上,即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审美使人直面自己的灵魂,从而将自己的全部心灵秘密揭示出来,使人的心灵渗入生命意义之光。[4](p134)审美,是人与他人心灵的沟通和灵魂的默契达到彼此深切的理解,人与人之间的“爱”正是在对真、善、美的追求过程中形成的。每一种审美文化都是对当时社会文化现象的总结,反映了时代人物的形象与时代的变迁。通过审美活动,达到自身关照,实现自身的净化。审美文化不只是对具体、现实现象的反映,而且是关注人类生存的根本处境与终极价值。审美文化的价值同时表征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大学审美文化的人文性与引领性不仅标志着对世界文化体悟的程度,也标志着人关于存在本质的最高哲学的理解。人通过审美认知世界,直观自身,体现人的价值。
四、大众审美文化视野下大学审美文化价值的构建大学审美文化随着主流文化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变化,也会随着大众审美文化负面的影响而产生动荡。国家危难之时,大学生会挺身而出,吹响“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号角,当受到大众审美文化商业性、娱乐性、功利性的冲击,大学生又涌动着“一切向钱看”的暗流。大学审美文化价值在政治信念与理想信念、价值判断与自我价值、心理意志等方面都面临严峻的挑战。大学审美文化价值观的构建更多地是要体现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使自身提高的发展的同时引领大众审美文化向更高的层次提升和发展。
第一,大学审美文化人文价值观的构建。在人文性理念的引导下构建大学审美文化的人文价值,是大学审美文化发展的需求。在我国古代,人文教育很受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套完整的人文主义教育原则,并造就了一个能够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群体阶层。[5]根据价值以满足人的需要为宗旨的特性和人文的以文化人,促进人的精神升华和自由发展为本的特性,可以得出结论:人文价值是满足人探索生活意义,追求理想生存,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人文价值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因为人文价值最集中、最鲜明地体现着大学教育的根本宗旨,对大学文化的其他价值起导向、统摄、促进的作用。
人文价值产生于现实与理想的相互作用;人文价值指向于人的精神世界,满足人的精神需要;人文价值的目标指向于实现人的生存意义、人性完满、人的自由发展。人文价值体现在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认识和把握物质生活对人的意义就体现出人文价值;当自然科学显现人类的精神追求并应用于理想生存境界的创造时,也就体现出人文价值。
第二,大学审美文化社会责任感价值观的构建。
责任感是一个人对自己、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包括国家、社会、集体、家庭和他人,主动施以积极有益作用的精神责任感,人只有有了责任感,才能具有驱动自己一生都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才能感到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需要自己去做,才能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6](p130)一本好的文学作品,一首好的音乐歌曲,一部好的戏曲影视,可以鼓舞未成年人从善如流,乐观自信,积极向上;一部不健康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可以把未成年人引向善恶颠倒、美丑不分,意志消沉。大众审美文化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大学的每个角落,“兽兽门”、“校花门”等事件早已把道德、人格尊严、审美标准抛在脑后,唯一的目的就是名利的收获。这些对个人对社会不负责任的态度消解着大学生的审美判断和价值思维,大学审美文化的社会责任感也变得浅薄、淡化。如果一个人没有社会责任感,又怎能奉献社会、服务社会?大学审美文化没有社会责任感价值观,又怎能实现引领大众的理念?“大学生”不仅仅是一个称号,更代表着一种责任。大学审美文化更要具有社会责任感,从而引领整个民族、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纵使大众审美文化消解、冲击着大学审美文化,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大学审美文化能够走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因为大学是一个组织程度和自律程度很高的教育机构,它能主动地从管理上防范各种不良思想倾向的蔓延与恶化。[6](p49)大学成员的个人素质较高,能够自我批判和反思,从而重新构建新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大学审美文化要以负责任的态度,以其特有的人文特征、创新性和超越性的理念引领着大众审美文化走向积极健康,实现其人文价值。
[参考文献]
[1] 叶碧.大学审美文化教育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2] 陈新汉.关于社会转型期价值观研究的思考[ j].唯实, 2002(7).
[3] 仇春霖.大学美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4] 胡经之.文艺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音乐审美教育的“三维”视角
(1)音乐取向的音乐审美教育
音乐取向的音乐审美教育是以音乐为核心,以教育为手段,以审美为目的发展音乐文化。这种音乐审美教育更加倾向于实现和发展专业音乐文化,凸显音乐文化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要求,把音乐教育和文化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专业的音乐审美教育。
(2)审美取向的音乐审美教育
审美取向的音乐审美教育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较强的审美意识,在实际教学中,适用于普通音乐教学活动。
(3)教育取向的音乐审美教育
教育取向的音乐审美教育核心点在于“教育”,是从教育价值衡量审美教育,是以音乐作为教学手段和教学工具实现教育功能,更确切地说是通过音乐审美教育达到全面素质教育的目的,其主要体现在普通音乐教学活动中,是把审美价值和其他价值紧密关联在一起,遵循以人为本的教育发展规律,通过音乐审美教育带动其他功能一同发展进步。
2.审美价值取向的“双重”作用
(1)审美价值取向的“专业”作用
从专业教学角度来说,审美价值取向的作用之一是服务于教育教学。站在学生发展的层面分析,审美价值取向不仅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所学课程,提高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和水平,还有利于深化学生的社会心理,增强学生心理素质,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提升学生在认知层面上的社会美和心理健康美,完善学生的价值取向。特别是时代在巨变,认知社会形态的角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注重学生审美价值取向,引导学生对社会美产生心理感知,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除此之外,对专业本身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能够进一步完善专业教学内容,创新专业教学思路方法,实现专业的现代化变革,引导专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2)审美价值取向的“社会”作用
审美价值取向的“社会”作用区别于传统的审美价值所具有的社会性,审美价值取向的社会性是审美价值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必然形态,并且深刻影响审美价值的发展。这里所说的“社会”作用主要是指审美价值取向所体现的宏观指引。例如对于社会审美的直接影响等。审美价值取向具有较强的传递性和引导性,这也反映了审美价值取向所具有的社会性,其价值取向间接造成许多侧面影响,这种影响具有传递性和引导性。审美价值取向的“社会”作用虽然看起来并不明显,但影响力要远超其“专业”作用。
高校音乐教学审美价值取向
1.引导作用
(1)对社会审美的宏观指引
高校音乐教学发展的方向是社会化及专业化,从宏观社会审美角度入手,高校音乐人才社会审美心理及社会审美观念的重要引导作用,进一步奠定了高校音乐教学的审美格局,最终会对社会审美产生宏观引导,这种引导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审美的正向影响,社会审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音乐审美价值取向。二是音乐审美价值取向对社会审美方向的引导作用,能体现高校音乐教学对学生心灵的净化作用,而且能够发挥人才在社会发展中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进一步推动高校音乐审美价值取向的社会性发展。
(2)对个体审美的微观引导
目前,高校音乐教学发展的趋势是实现人才培养的社会化目标,与传统高校音乐教学理念不同,现代教学理念更加注重塑造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能够从音乐教学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导向,从而满足学生的审美需要,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
2.?Ф?作用
(1)审美价值取向对审美认知的带动作用
审美认知看起来是一个相对空泛的概念,从人类产生之初开始,审美认知就一直随着人类发展而不断发展。高校音乐教学发展目标是社会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接触美、认识美和理解美的平台,极大深化了学生对审美的认知,实现了审美意识从“心理健康美”向“社会美”过渡,从而完善学生审美认知,推动审美意识向实质层面转变。
(2)审美价值取向对音乐教学发展的带动性
高校音乐教学审美价值取向不仅是对社会层面的审美引导,很大程度上是对高校音乐教学内涵进行的实质性补充,使高校音乐教学审美价值取向的培养与拓展能够进一步提升音乐教学活动,实现对人才“美”的认知优化,对社会人文思想观念产生积极影响。
如何转变审美价值取向
1.突破传统音乐教学格局
高校音乐教学转变审美价值取向,不仅需要对学生内心进行优化,更要根据社会发展培养学生对社会产生正确的心理认知,从而提升学生的心理认识水平。从目前高校音乐教学来看,教学理念发生了深刻变革,教学目标对引导学生审美观、价值观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高校要对传统音乐教学格局进行突破和创新,要深刻贯彻音乐教学中的艺术美、环境美以及发展美,并对学生加以引导,培养学生健全的社会审美心理,实现学生的素质教育。
2.诠释音乐教学的意义
在突破传统音乐教学模式的同时,深刻诠释音乐教学的价值及意义,要对音乐审美价值观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探索,培养学生的审美价值,加强学生的认知思维和审美能力。与此同时,音乐教学要形成科学的发展目标,针对学生思维进行美的感受和传递,深入开展审美教育。
3.拓展音乐教学审美功能
音乐教学是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具有开发学生审美取向的功能。随着高校音乐教学的社会化和职业化,拓展音乐教学的审美功能有利于对音乐教学价值取向的正确引导,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美、生活美、发展美及社会美。所以在拓展音乐教学审美功能时,要重点拓展学生对美的认知,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帮助学生构建科学的审美意识,将音乐教学和社会审美充分融合,全面提升学生的艺术美、生活美、发展美及社会美。
4.创新高校音乐教学方法
审美价值取向相较于声乐、器乐等客观能力来说,不仅教学难度大,而且评价机制很难建立,更没有相关标准和体系。所以,高校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进一步创新音乐教学方法,探寻更加有利于培育和评价学生审美能力的方法,从而正确引导学生审美价值向社会美转变。笔者根据实践经验认为,要实现“有教无类”,就应该充分肯定每个学生在音乐方面的审美能力,引导和鼓励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情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把课堂交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更有利于学生学习和掌握音乐知识,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取向。
5.推动音乐审美价值引导
一、网络文学阅读对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影响
网络文学阅读对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影响高职学生的语言表达。网络语言字符化,以数字、谐音、无规则的简化对网络读者的语言表达产生影响,这已经是经大量研究证实的事实,网络文学的语言表达对读者在语言表达上产生影响同样应该引起关注。传统文学讲求炼字,文字语句要经得起推敲,而网络文学由于网络超文本特点,往往是文字、图像、声音的组合,对文字的要求降低;此外,网络文学网站按字付酬的规则,字数越多意味着收益越好,使得网站上的作品掺杂大量的水话、重复,无需考虑文字的精练;网络文学读者阅读速度加快,使得网络文学文句变短,多动态叙述,少静态描写,文章结构简单,写作手法单一。这些网络文学语言表达上的特点,会进入读者阅读理解同化结构,最终影响读者的语言应用。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高职学生的作业、报告中常常出现诸如“杯具”、“童鞋”一类的词汇,“I服了U”、“你好菜”之类的表达,以及句式雷同、表意模糊、结构混乱的文章。尤其是学生不顾场合和个人特点,只是一味地复制网络表达,在简洁、幽默之余,缺乏规范和雕琢,学生规范化地运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达的能力相对滞后。
(二)影响高职学生的审美追求。网络时代的传媒介入文学创作和阅读,加上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传统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被改写,网络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影响高职学生的审美追求。
网络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审美大众化。网络时代,一切传媒手段都可以参与文学活动,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博客、微博,等等,名目繁多,带来了文学数量的暴涨,文学活动的参与者也日广。随着大众化的扩张,网络文学写作不再像传统写作那样以精神的精致和独创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而只能以在场宣告自己的存在,审美大众化削弱了审美的深度追求。二是审美娱乐化。由于消费文化影响,社会生活彻底地娱乐化,文学的娱乐性被提到空前高度,欲望成为消费的重要动力,对感官享受的追求,成为文学宣扬的核心,使得网络文学放弃文学的教化功能。虽然文学也有寓教于乐的说法,但文学的核心价值还应在于它的使命感,娱乐并非文学的基本责任,过于强调娱乐价值终将网络文学导向浅薄和庸俗。三是审美化。欧阳友权在《互联网对文学性的技术祛魅》一文中提到,网络时代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而不是经典的深度与意义。为了追求,博人一笑,网络文学充满了各种戏谑、调侃、戏仿,甚至雷人、恶搞,对经典名著、真实人物进行文字游戏式的胡乱改编,大量戏仿、同人的作品淹没了经典的价值。
文学审美价值取向的变化,一方面,给了高职学生参与文学活动的机会,高职学生通过点评网络文学作品、编机段子、写博客拉近了与文学的距离,可能就此走进文学的世界;但另一方面,网络文学对欲望的张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隐藏在高职学生似曾熟悉的生活表象中,高职学生由于缺乏对生活的深度解读能力,相对缺乏对崇高的认知,只能追求在胡编乱改的文字中哈哈一笑,而无力追问网络文学的深度和人文价值。
(三)影响高职学生对文学价值的认识。网络文学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精英对文学的垄断,更多人进入了文学的领域,也导致网络文学越来越被责问关于文学性的问题。文学性是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概念,它强调文学的形象思维,强调通过语言、形式、修辞、结构、叙事等展示文学的价值。网络时代,文化的多元取向尤其是消费文化的影响,给人们对文学的基本价值的认识、尤其是文学经典的存在价值认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欲望的高度张扬、物质的过度宣泄,淹没了文学的人文价值和审美意义。为了生存,文学不得不接受市场的规则,以卖点、热点吸引眼球,保住一席之地,就连曾经产生过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经典,在网络文学领域也经历从经典到世俗化的祛魅。例如从经典名著《西游记》到网络文学《悟空传》《沙僧日记》《此间的少年》,高职学生的接受可能会由对经典的崇拜转到戏谑,使经典走下神坛,可能也导致高职学生对《西游记》价值的认识从关注语言、结构、形象、思想转而仅仅留意其娱乐效果,文学的基本价值被忽视。
二、对策
针对上文提到的网络文学阅读对高职学生人文素养的影响,笔者认为高职人文教育可采取以下策略加以应对。
(一)正确认识高职学生接受网络文学的心理。通过计算机和手机阅读网络文学已经成为高职学生文学阅读的常见姿态,网络文学对高职学生的影响不容小觑,但大多数高职学生仅仅将网络文学阅读作为一种娱乐方式,沉迷其中的比例并不高。高职学生接受网络文学的心理大致有:网络文学语言随意、通俗易懂加上轻松的笔调,可以帮助他们缓解学习的压力和对未来的迷茫;网络文学中青春校园系列的小说与学生生活接近,作者的语言表达、情感演绎切合他们的心理,甚至可能对他们的成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玄幻、穿越等类型小说虚构的幻象世界可以满足他们对完美世界的想象,可以使他们有机会逃避现实的压力,满足对想象的需要,而高职学生已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社会分辨能力,可以区分现实与小说虚构,不会沉迷于其中。正确认识高职学生接受网络文学的心理,有助于挖掘网络文学的正面价值。
(二)充分利用网络文学资源,提高高职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高职学生由于长期学业受挫,对写作往往缺乏信心、没有兴趣,这往往是其书面语言运用能力不佳的原因之一。对此,高职人文教育者应善于利用网络文学资源,激发高职学生运用书面语言的兴趣和信心。在高职教育开设文学课程,现阶段不可能成为常态,但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文学资源 进行人文教育。调查显示,大部分高职学生都在阅读或曾经阅读过网络文学作品。网络文学作品能敏锐地反映社会生活,无论是题材还是语言风格都贴近高职学生生活,往往是高职学生感兴趣的话题。高职人文教育可以从网络文学中选择案例,从交际场合、表达效果出发,让学生深刻理解语言应用能力是个人综合素质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重视网络文学网站的互动反馈功能,引导学生对所阅读的网络文学作品进行点评,通过与网络上万千读者的互动,规范语言表达;还可以利用高职学生的从众心理,重视与之通过博客等进行交流,通过互动增强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的信心。
(三)加强阅读指导,重视经典阅读。网络文学是伴随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而发展的,在消费文化、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尤其是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文学成为人人可参与的狂欢,作为精神产品的神圣光环逐渐消减,文学应有的崇高理念、文学经典的地位,在网络技术复制、粘贴和展示中被一一消解,祛魅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要问题,文学写作以卖点、热点为追求,以短平快的文字展示当下的理念,关注在场和作为商品的属性,文学的审美价值在市场经济和数字化生存语境中面临重大挑战。作为文学,网络文学依然应该是用文字抒情叙事、传达审美。那些文字优美、语言准确、结构完整的经典作品,经过时光的沉淀,经过历史的选择,依然字字珠玑,余韵悠长。在网络浮躁的阅读环境下,高职人文教育应该指导学生回归文学的审美世界,加强经典阅读指导,使高职学生从文学经典中学会节制欲望、净化灵魂,让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价值回归,成为高职学生心灵充实、内心强大的基石。
(四)积极发掘网络文学的正面价值。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网络时代文学写作的低门槛,只要愿意人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与不写完全取决于个人意愿,这极大地鼓励了有志于文学创作的学生,只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足够的想象力,就有机会成为网络上的大神,这给高职学生个人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网络文学自由的特征,不仅便于作者抒发性灵,展示个人情怀,作者展现的自由的精神境界也会对读者产生良好的影响,高职学生通过阅读获得审美的愉悦,得到精神的升华。网络文学重视读写互动、重视接受,接受者的现实压力可以通过阅读反映了他们心理需求的网络文学而得到有效纾解。接受者在阅读过程中将自己的感受实时传递出去,可能影响作者的创作和其他读者的接受,不同读者之间的互相交流可以促进情感的融合,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最终提高高职学生情感表达的能力和文学作品解读能力。
总之,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给高职学生人文素养教育带来了新的影响。对此,高职人文教育应善于挖掘网络文学的正面价值,以主题积极的网络文学作品体现出的审美价值取向引导高职学生,使高职学生体会文学审美的价值,给他们的审美活动以更完美的体验,从而切实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07)[EB/OL].http://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307/P020130717505343100851.pdf
关键词:外部研究;理论实质;决定性结构
雷纳·韦勒克吸纳了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学、语言学等理论观点,从质料和结构的维度提出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理论,试图以系统的整体艺术理念关照文学研究。历来研究者们都聚焦于他的内部研究,认同了韦勒克“内部研究”的核心地位;但事实上,对外部研究诸问题的质疑或批判也同样从逆向视角肯定了内部研究理论。以下笔者将从外部研究的问题和理论实质进行透视,旨在阐明韦勒克外部研究对内部研究本体的认同,其理论基石乃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
一、外部研究问题的提出
韦勒克认为从文学和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维度对文学的研究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提出了外部研究的诸种问题,以下对其内容作以分析:
文学和传记:韦勒克认为传记作为文献记录创作者个性和生平事迹,有助于揭示诗歌的生产过程;并通过柯勒律治的观点肯定了传记只要是真实的记录一个人的生平机遇,对研究都将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传记和作品之间平行研究的价值,韦勒克则认为,文本作为一种面具或戏剧化的传统表现,当传记具有“诗人本身的经验、本身生活的传统表现”时,便具备一定的价值。毋庸置疑,韦勒克从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还是认可传记研究意义的。
文学和心理学:韦勒克首先分析现实主义在创造人物时心理的“移情行为”和浪漫主义作家的“投射行为”;接着,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角度肯定了“心理学明显地可以阐述创作的过程”,以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和维特等等,说明了小说家自我潜在于作品中的形象;而且,还认为戏剧和小说中的人物在心理学上是具有某种真实性的。总之,韦勒克承认“心理学可能加深他们对现实的感受,使他们的观察能力更加敏锐,或让他们得到一种未曾发现的写作方式。”[1]91从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层面肯定了心理学研究对文学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和文学:韦勒克从人类社会起源问题关注文学,认为文学的产生与某些社会实践有密切相关。“在原始社会,我们甚至不大可能把诗与宗教仪式、巫术、劳动或游戏等划分开来。”[2]。并将这一实践关系上升到理论:“文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是社会问题,至少终归是或从含义上看是如此。比如传统和通例,准则和类型,象征和神话等问题都是社会问题。”[1]96这些社会研究为文学提供了实证。同时,他从作家的社会学角度强调作家应该“研究文学产生的经济基础,作家的社会出身和地位及其社会意识的整个问题”[1]92;从作品的价值上强调“把文学作品当做社会文献,当做社会现实的写照来研究。”[1]94从作家的成就上强调“作家不仅受社会的影响,他也要影响社会。”[1]102韦勒克分析了社会学研究法,强调它对文学提供的重要原始资料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思想和文学:韦勒克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得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他认为“文学可以看做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他从寓语学层面比较了英国文学和哲学:伊丽莎白时代诗歌中蕴涵着文艺复兴精神;马娄作品中蕴涵着无神论和怀疑论精神等等。他肯定了文学作品在直接或间接的暗喻中,具有哲学的思想见地。可以说,韦勒克强调思想可以提高作品的艺术价值,使作品呈现出其复杂性和连贯性;作品中的思想见解有时甚至“可以增加艺术家理解认识的深度和范围”。
从以上韦勒克外部研究的内容看,他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文学和传记、社会、心理学、思想等之间交叉互渗的关系,这些外部研究方式对读者接受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体现了他对外部研究理论的认可。
二、外部研究的实质透视
韦勒克虽然认可了外部研究的某些意义和价值,但却又对其内容提出质疑和批判,层层剥离,最终将其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韦勒克这种前后迥异的理论态度究竟意图何在?以下分别从他所质疑或批判的内容透视其理论实质。
对传记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以传记真实性和作用为出发点质疑了“传记家以诗人的作品为根据来撰写传记,这里有多大的程度的可靠性?文学传记的成果对理解作品本身有多大关系和重要性?”[1]75在他看来,传记仅仅“将文学的决定因素置于传统和惯例”是一种因果式的研究法;而且认为作家创作时受到艺术传统和先验认识的影响,其创作经验已经发生了变异,他的经验真实和生活真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而断言:任何传记研究“都不可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评价”。
对心理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聚焦于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学真理”问题上。首先他列举了心理学手法在多数作品融合中的瑕疵,认为文学作品中心理学的表现手法并非作者实际的意识变化过程,不具有“心理学的真理”。即使作家成功实现了这一心理学的真理也未必具有艺术上的价值。甚至认为“心理学对艺术不是必要的,心理学本身也没有艺术上的价值。”[1]69其次,他批判了艺术家违反心理学准则的艺术创作,因为心理学上的“真理”缺乏一种普遍有效的自然主义标准和尺度。韦勒克将心理研仅仅作为文学研究的材料,其艺术价值唯有增强作品的连贯性和复杂性时才能够体现,而真正的价值标准则在于作品本身。
对社会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从价值的角度批判了研究者将艺术真实当做艺术真实,将文学研究的核心转移到语言特点和审美风格上。他认为“社会环境似乎决定了人们认识某些审美评价的可能性,但并不决定审美价值本身。”[1]90他强调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以文学的功利性为例质疑了文学的载道作用,否定社会式研究的价值,把社会性置于研究中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文学有它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其理由和目的则在于文本的审美层面,而不是外在的社会学因素。
对思想式研究的质疑和批判:韦勒克批判了“把文学仅仅作为一种研究思想史的记录和图解”,认为这种研究忽略了文学的整体性,甚至断言“把艺术品贬低成一种教条的陈述,或者更进一步,把艺术品分割肢解,断章取义,对理解其内在的统一性是一种灾难。”[1]112同时,他从文学审美视角批判了诗歌中的哲理思想,否定了诗歌审美价值和哲理思想的必然联系,提倡文学研究“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肌理真正交织在一起,成为其组织的‘基本要素’”[1]114。韦勒克对这种从思想上研究文学的方式是反对的,认为它不具有整体性,影响了诗的审美接受效果,真正能够体现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则是文学内部要素。
通过透视外部研究实质不难发现,韦勒克之所以前后观点迥异其根本在于他对文本自身的强调,将研究的核心定位于文本自身的审美价值上。因此,他所论及的外部研究问题并非真正的肯定或认可,指归在于消解外部研究的理论价值。
三、思想寓居的坚定基石
韦勒克的外部研究理论实质乃是反对用外部研究方法来比附文本,强调以文本自身为核心研究。那么,文本又何以能够决定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呢?其理论基石则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
韦勒克认为,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存在,它是客观的和稳定的,而读者阅读经验却是千差万别的;因而,它相对于不同程度的接受者来说具有某种确定性。但是,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文学作品须有主体经验的参与才能获得其现实存在。据此,韦勒克以文本为中心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划分为:本体存在与经验存在。本体存在是文本自身的客观存在,经验存在则是文本在读者审美接受后的现实存在。作为接受对象的任何艺术品都是一种本体存在,它是由文本自身的语音、意义、所表现的事物等审美层面构成的整体,它决定着文学作品存在的根本。因此,韦勒克称之为“决定性结构”。
首先,韦勒克用类比分析了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言”和“言语”的特征。他认为,文本的“决定性结构”如同“语言”一样具有相对稳定的性质;而读者的阅读经验则如同“言语”一样具有某种差异性和多变性。犹如人们无法穷尽任何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言语”一样,任何读者也不可能凭个人的经验把握一部作品的“决定性结构”。读者的每次阅读经验都是对“结构”一次触及和展示,都是决定性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现实实现。其次,韦勒克认为决定性结构作为一种标准或尺度决定作品的价值,并且“在标准和价值之外任何标准都不存在”,读者对“决定性结构”的认识程度就意味着对作品价值的判断水平。同时,接受者对“决定性结构”的问询和把握,都仅仅是部分触及了文本的本质。文本的价值客观地蕴涵在结构之中并与之密不可分的:“不谈价值,我们就不能理解并分析任何艺术品,能够认识某种结构为艺术品就意味着对价值的一种判断。”[1]164可见,决定性结构的决定性是在于文本价值,其核心地位奠定了文学的理论基石。
在韦勒克看来,文学研究的核心在于文本自身,文本的价值唯有通过决定性结构才能实现。相反,作为外部研究的经验存在是变化不定的,并不具有决定性,其中的诸种因素也没有一个可以确定的标准和尺度,导致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的僭越,陷入了相对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泥淖,又何谈价值问题呢?
总之,韦勒克的外部研究理论虽然提出文学和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等论题,但却认为外部研究作为一种经验存在,并没有触及文学本身,亦不能体现文本的审美价值,甚至“永远不能解决分析和评价等文学批评向题”,所以,将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消解为服务内部研究的材料。相反,他认为文学本质问题应是文本自身,因为它作为本体存在决定了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并将这一结构寓居在了文本自身的研究——内部研究,认为唯其内部研究方可揭示文学之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外部研究不过是从逆向角度肯定内部研究的核心价值,即提出外部研究问题的实质乃是为了肯定内部研究的核心地位,外部研究理论和内部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强调了文本自身为核心的内部研究。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语文教学 审美追求 感性教育 趣味教育 人格教育
审美追求是关乎语文教学方向的大问题,也是对学生语文素养与能力培养提出的目标方向,而语文教学这个活动平台自然就把审美与教学连接起来,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
审美追求不但要求把语文教学内容作为审美对象和艺术对象来看待,而且侧重让学生在语文教学中进行美的体验、鉴赏与评价,使学生在教学中获得审美的享受,获得审美的陶冶,进而提高学生评价文学美的能力。
语文教学审美追求的必要性
1.传统语文教育的缺陷
审美教育是天然的教育。传统的教育过分偏重知识训练,文学的完整性被分解,语文的工具性日益突出,语文的人文意蕴与审美含量大大降低;传统教育过分重视理性教育,其大量的知识灌输与应试训练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误区,片面引导个体发展理性思维,感性的压抑是一种普遍状态,由此造成学生感性发展的盲区和贫乏。感性的麻木与迟钝和感性的放任与沉沦是两种极端现象。
2.学生审美能力与艺术素养发展的需要(即全面发展的需要)
人的全面发展是指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潜力,是个体自身能力的实现。现行语文教育是否给学生提供了一种能推动学生有效选择和积极发展的能力,是否适应于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值得深入反思。
而目前的现状是,学生普遍缺乏审美能力与艺术素养,审美判断力贫乏,浅阅读突出,整个社会的语言创造力呈现出时尚与浮华趋势,母语的地位受到外来语言的挑战,提高语文教育的创造力、审美性与人文性乃当务之急。
语文教学审美追求的定位
语文教学具有审美教育本性,因为语文教学的内容大部分是由经典文学作品构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大都存在其中,而经典与优秀作品的显著标志是文学性、审美性与人文性的完美结合。
语文教学审美追求,从定位上包含三个层面:
1.语文教学审美追求一种审美情感的感性教育
(1)感性的概念:古汉语中的解释,“感”有二层意义:A.格也,触也;B.感者,动人心也。“感”即是一个生理过程,又是一个心理过程。
“性”在中国哲学中主要指本能、欲望和感情,是指包括人的本能、欲望、感受、情感及人性本质在内的一种鲜活的整体生命样态。感性教育就是通过文学艺术与人类的审美活动感受和认识人的生命本质。
(2)感性存在的意义:美学的本意是感性学,感性与理性的平衡是人的心理与精神健康发展的条件,也是现代美学提出的基础。[1]李泽厚认为,文学和艺术的教育,重要的不是传达知识与真理,而是发展美的感受力、想象力、情感力与理解力。
(3)中国诗教传统中有丰富的感性理论资源。传统诗歌创作与欣赏的原点是“兴” ,孔子讲,诗可以兴、观、群、怨;刘勰讲“辞以情发,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感性的培养能使学生感受力细致而完整,情感丰富、健康,富有体验性,想象力活跃。
(4)审美感性和审美情感的教育在当代社会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一方面是正本清源,恢复语文教育的天性,另一方面是守护与依持语文教育中一种最纯粹、最诗意的东西――艺术的感受力与人的灵性。[2]
2.语文教学审美追求一种审美价值的趣味教育
(1)味是价值之源,美,甘也,从羊从大。中国的美学偏于味觉,所以饮食文化发达。味也是中国文论的无范畴。味、气、神这是一个不断提升人的审美心理向更高境界完善的过程。东方讲内养、修炼、品味、滋味、体味等更注重内在性与体验性;西方讲鉴赏力、判断力,更注重逻辑与理性思考的完善。
古人读书偏于体味,所以魏晋之后发展出“味”、“滋味”、“品味”等概念,中国美学和文学有一种诗性智慧。西方把趣味看作是审美鉴赏力、审美判断力、审美态度,其实,审美趣味是一种心理定势,它以喜欢不喜欢的情感评价方式,决定对事物的选择与取舍。[3]人生价值多以趣味表现出来。
(2)为什么要重视语文教育中的趣味教育,由于现行语文教育学脱离学生生活实际,过多的意识形态教化枯燥、生硬;从另一方面看当代社会在文化趣味与审美趣味上有四大误区,黑色、黄色、灰色、白色趣味广泛流行。语文审美教育应侧重培养审美情趣的鉴赏力,把学生的审美态度引向一种高尚、典雅、诗意与健康、纯真的方面。语文教育应力戒虚假的道德说教、空洞的政治教化、泛化的概念诠释,努力培养一种有健康的审美判断力,脱离低级趣味,且富有母语精神的语文素养与能力。
语文教学审美追求的趣味教育内容十分丰富,重要的是如何培养素雅与健康的趣味,既不压抑学生正常的心理欲求,又能使其不断完善与提升,在这方面,语文审美追求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定向与真善美的人格示范作用。
3.语文教学审美追求一种人文性的人格教育
所谓人格是指人的各种心理特征的综合,它决定人的行为的、心理的发展方向。最理想状态是健康人格理论,西方人本主义者马斯洛认为,健康人格包括了四个方面:整体性与全面发展;协调性与良好的关系状态;创造性与开放和追求、勇敢改变环境;情感性与丰富、多样的精神生活、富有活力和生气。
物化社会有两大倾向:一是人格单一化、片面化、丧失人格整体性;二是自我功利意识和实用意识不断增长,丧失人格的协调性、丧失爱。
语文教材中有丰富而广泛的形象类型,每一种形象就是一种人格,体现出一种人文价值。[4]语文教育应在人格分析与人性启蒙上下功夫,从而发掘丰富的人文内涵。哈姆雷特、阿Q、保尔、背影中的父亲都有丰富的人性内涵和启蒙意义。悲剧、喜剧、荒诞剧都有着丰富的美学价值。
人文科学源于古罗马,重视整体性教育、重视人性、人情和人的完整性培养。如古希腊的七艺:哲学、艺术、语言修辞、历史、数学、健美、体育。中国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所谓“人文精神”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来考察,“人文”是相对于“神文”、“天文”而言的,文者,纹理也。引申下去,就是有规律,意义之义。在中国文化中,当人类从原始的天命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就开始追求人格的完善。
语文教学审美追求的基本内涵
1.语文审美教育中的形象性
美的形象是一种表现了人的本质与智慧(意蕴层),能引起人特色的情感体验与精神享受(情感层),具有可视可感性的形象(形象层)。[3] 形象分析是语文教学实施审美追求的基础和保证。
传统语文课对文学作品形象的分析往往把形象看作是一个思想或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即使对人物性格的分析,也最终还原到“思想或社会内容”的象征性上。而美的特征分析应更注重形象的审美内涵。一是注重感性特质的真实性;二是重视人类共同关注的东西的表现,即人性的构成状态;三是重视形象在审美价值上的独特性。如阿Q、贾宝玉、于连,这些人物的感性特质相应明显,因为美的形象是一种规律,在人类共同美、共同人性的构成上,阿Q的善良、贾宝玉的平民意识、正义感和同情心,即是共同人性,这些东西可以超越历史的空间,尤其是阿Q在审美价值上的高度综合性,即悲剧美、喜剧美和丑的价值的完整融合,更体现这一艺术形象的美学魅力。
2.语文审美教育中的情感性
如果说形象分析是语文教学实施审美教育的基础和保证,那么,情感分析是语文教学实施审美教育的推动力与加热器,是感染学生,与学生发生心灵共鸣的重要内容,其依据是:首先情感是艺术生命的精华,情感是艺术生命的节奏,文学是一切情感的现象学。其次情感历来是支撑文学的重要力量,也是赋予文学以激情和感染效果的重要依据。
情感美的奥秘所在:一是情感包含了社会五彩的内容。二是情感经历了复杂多彩的人类情感的历程。三是情感展现了人的最本真自然的状态。
3.语文审美教育的意蕴性或意义性
审美的意蕴性或意义性是实施审美追求的较高目标与核心所在,它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审美理解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特性,深刻理解文学作品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黑格尔说“意蕴是文学的一种内在的东西,一种内在的生命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文学的意蕴美是指文学作为一种语言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意义生成的可能性。[1]
从理论资源看:中国古代的“含不尽之义见于言外”(梅尧臣),“意外之象,景外之景”(司空图);西方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卡西尔的“象征”,莫加登的“空白点”,接受美学的“隐含的读者”和“填空”均显示了文学世界的意蕴美。
意蕴美、意境美、象征美有“说不尽的东西”,“意义世界无限丰富” ,“给人无限的想象和联想,是哲学、道德、政治、文化等多种价值与智慧的交融” 。
语文教学审美追求的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的总体设想:
一是目标上,坚持人文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工具性包含其中。因为工具性是指运用语言文字理解和创造文学与文化的一种能力,它应融合在人文性和审美性之中。这也是从传承上继承。
二是内容上,充分发挥教材丰富的美学含量,在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上下功夫。
三是方法上,要在体验――欣赏――评价――创造等环节上下功夫,体现审美价值。
四是操作模式上,语文审美追求应紧扣语言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既注重理念层面的完善与建构,即建立语文审美教育的观念认知系统,又注重方法论层面的运用与总结,即建立语文教学中新的审美分析方法。
1.语文审美教育中的形象性教学策略
从教学方法论讲,形象分析应注意把握三大环节和两大策略。
第一环节:形象特征分析包括性格表层与深层人格总的特征的分析。
第二环节:审美价值上的判断即提供了何种美学价值,它的独创性和新颖性是什么。
第三环节:提出问题,一是对社会的认知与人文性意义。二是性格启蒙作用。三是教育学价值引导。
两大策略:一是要遵循感知与体验,想象与探究,反思与评价活动规律,体验语文教学的规律。二是要了解不同时期学生审美心理的发展规律,教育中的理解很重要,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具有宽容、耐心与对话的品质。
2.语文审美教育中的情感性教学策略
第一,从教学方法论讲,情感分析应把握三大策略。
一是分析文学情感的基本构成,包括探究情感是什么,文学情感是指作家主观态度与倾向性在文本中的呈现与流露。在审美价值判断方面看,情感是作家的审美态度。它包括肯定性态度,关联文学中的爱、同情、人道;否定性态度,关联文学中的不满、愤怒、忧伤、批判;矛盾性态度及不确定的情感评价态度。
二是把握情感的两种教育功能:一是净化、释放与疏导功能。二是感染与激发功能。
三是掌握情感的三维结构:强度,即感染力大小;广度,即涉及范围大;深度,即意义向度传达的程度。
第二,从美学理论上的思考,提问把握情感的狭义性、广义性
文学世界的情感到底是什么?文学情感给人们引起的反应不仅仅是激动或悲伤、兴奋或压抑?情感的关系内涵到底在何处是需要研究的?文学的狭义、广义情感是什么?狭义是指表现和流露在作品中作者的主观态度与倾向性,主要体现在作者对形象描写和对生活反映的态度上,如鲁迅创作“阿Q”的情感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广义看,文学中情感的强度、广度和深度,是一个审美的整体世界。
3.语文审美教育的意蕴性或意义性教学策略
从教学方法论讲,意蕴分析应采用三大策略
一是理解意蕴美的含义: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感情等多种内容,属于作品结构的深层存在,往往通过意境、象征等表现,是一种可阐释,有一定思想价值导向的空间。[5]
二是把握意蕴的作用和表现:意蕴给人无限的想象和联想,历史、道德、哲学、政治等多种价值交互融合,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成为经典的一个显著标志。
三是开发意蕴的教育学价值:意蕴是深刻的人文思想与丰富的情感内涵的融合。意蕴分析有利于学生主动的探究与思考;意蕴分析能够提升学生的审美理解能力。
参考文献:
[1]王一川. 美学与美育[M]. 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8.
[2]王爱玲. 语文审美教育的意义和途径[J]. 语文教学与研究,2010(2).
[3]朱光潜. 谈美[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4]王志平. 用好语文教材,强化审美教育[J]. 中国教师,2009(16).
关键词:终极关怀 古代文学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3.132
古代文人最大的关怀是人间秩序的整体,作为其思想载体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我们应该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并使之成为教学的主线。
1 古代文学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渊源
中国最早的文人,也就是周秦诸子,诞生于“礼坏乐崩”的时代,“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1],以文载道,以道匡时救世,是他们的目的。
汉代,读经与为官相连在制度上的确立,文人以文救世有了保证。贾谊等便以统治者的身份,为了国家社会的安定和谐,积极针砭时弊,总结治国经验。
魏晋时期,文学日趋独立,玄学成为思想的主流,阮籍、嵇康等人荒诞的行为背后正体现了恶化的环境中其对理想的认真与执著。嵇康目的是“拯救这多灾多难的现实社会”[2];阮籍也“始终没有放弃济世之志”[3]。
初唐,孔颖达面对经学的中衰,提出“诗人救世”说,这是“初唐儒者自信的张扬”[4]。正是因为这种自信,高适、岑参等不满足于以文救世,投笔从戎。纵观整个唐代,诗人不愿以职业诗人自居,自觉承担起救世的重负。
宋代,统治者感到天变不足畏。于是,文人创造出“天理”为以文救世作最后的挣扎。随着理学的僵化,阳明心学产生,其仍然“是一种具有强烈救世理想的学说”[5]。
明清之际,顾炎武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6]。文人救世的热情空前高涨,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忧心忡忡并促进了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在嘉道之际再度兴起。
可见,中国文人一直以超世间的精神来过问世间的事,文学作品作为文人表达思想的载体,充满了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然而在教学中,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却很少被关注。
2 古代文学价值取向教学的反思与设想
目前,学生对古代文学缺乏学习兴趣,教学深陷困境。有人主张纠正教学内容的偏颇,注重知识性的同时注重审美性、艺术性。有人主张改变陈旧的教学方法与模式。实际上,我们在获取知识、审美感受的同时更需要寻求生命的安顿,这更是靠外部技巧的刺激难以达到的目标。当今学生不愿意学古代文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作品终极关怀价值取向的忽略,古代文学作品传达的普世价值是“古今沟通内在精神,可以消除时空距离带来隔膜,是今天为什么学习古代文学的答案”[7]。
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在注重教学内容、形式改革的同时,回归古代文学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重视作品的普世价值,肩负起“传道”的责任。具体设想如下:
其一,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自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成为人们的共识之后,科学便开始了对精神的侵占,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反映就是片面地强调知识性,采用看似科学的手段对古代文学分解、量化。当我们意识到科学的理念与手段并不完全适合于对古代文学的把握时,又一面转向重审美性、文学性。作为教育者,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和任务不仅是要学生掌握知识,学会审美,更要通过古代文学作品传达的普世价值,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善良的品行、担当的精神,只有达到这样的目标,才真正做到了“一身化作千百亿传播给社会并达到引导社会、改造社会的目的”[8]。为此,我们必须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教学的重点内容。
其二,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贯穿教学的主线。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先后普遍使用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有两种,两本文学史的价值取向都带有时代的特点。游本文学史于20世纪50年代编著,注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分析作品突出人民性、阶级性,倾向性鲜明;袁本文学史于20世纪末出版,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时,反传统,倡导个性,肯定欲望,尊重自由是其价值取向。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已经出现道德缺席与价值迷失等一系列问题,这势必要求教育工作者对教学的价值取向作出适时的调整,笔者一向主张应该把终极关怀作为贯穿教学的主线。
古代文学作品题材多样、风格多变,价值取向就直接决定选什么样的作品进行教学,间接影响塑造学生什么样的内心世界。因此,我们应该把研究与教学区别对待,在讲解作品的选择上要有利于终极关怀的体现与表达,消除古今时空的悬隔,使学生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到终极关怀价值取向的一脉相承性,塑造学生的使命精神、责任意识。
总而言之,古代文学教学不仅要求学生从文学作品中学到知识,学会审美,还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加快实现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把终极关怀的价值取向作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主线。
参考文献:
[1]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127.
[2]刘思刚.嵇康:拯救的人生[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9,(1):93.
[3]张仲慧.论阮籍的济世志[J].河南大学学报,2003,(5):82.
[4]韩宏韬.初唐儒者的“诗人救世”思想[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6):80.
[5]唐安.阳明心学与明代中期的社会生活[J].贵州社会科学,2007,(5):101.
[6]顾炎武.亭林文集・与人书三[A].续修四库全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08.
[7]陈良中.终极关怀、研究能力培养与知识结构的完善――关于古代文学教学的几点思考[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09,(5):146.
一、提高职业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的意义
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可以帮助学生形成一种抵制丑恶、向往美好的心灵,使广大学生性格变得高尚优美,并陶冶其情操;通过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可以加深其对文学的认识,准确把握文学欣赏的方法,正确理解审美判断、审美趣味、审美思想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帮助学生在审美的过程中完善自我、形成健全的人格;通过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能力,可以陶冶大学生的情感及培养大学生的兴趣爱好,帮助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精神上的家园,使其在学习中得到精神的放松,从而提高其心理素质,缓解压力,提高学习效率,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
二、职业院校学生文鉴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很多学生不清楚什么是文学审美,不知道文学欣赏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更不用说提高自己的文学欣赏能力了。文学欣赏是在对文学作品形象感受的基础上进行理性评判的过程,文学鉴赏是一个审美的过程,也是一个认识、评价的过程,面对缤纷多彩的文学作品,很多学生不知道哪些是美的作品,即使知道某些作品是美的,却不知道为什么美,不能对作品做出正确的评判,更不用说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文学欣赏了。
(二)有些学生对文学欣赏存在着庸俗化的态度,以纯粹的感性取代美感。文学欣赏是一个文学审美的过程,要求我们摆脱庸俗、狭隘的观念,以审美感性的直觉心态和科学的理性获取美感和认识。目前,很多同学在进行文学欣赏时,对其评价和认识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并不能从审美知识的角度去对作品进行一个科学的评判,往往以一种简单纯粹的取代美感,从而忽略了文学作品美的本质。
(三)对文学欣赏的方法把握不准,不能深层次的把握文学审美的问题。文学审美标准不是个人的尺度,它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其正确与否,归根到底要看是否能够根据作品的内涵,揭示作品的客观属性和审美价值,很大一部分同学在文学欣赏过程中,对判断对象的美丑和价值高低的尺度把握不准,自觉不自觉的运用自己的主观感觉去评价作品的美丑,这样往往把握不住作品的本质的东西,收获的只是表层。
三、职业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不高的原因
(一)从职业院校学生自身来说,目前我国各类职业院校的学生来源相对复杂,年龄大多处于青春躁动不安期,学生素质良莠不齐,学生往往携带着各个社会层面多样的文化背景进入学校,文学鉴赏能力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平衡,这主要表现在理性判断能力和直觉能力之间的不协调。从教育接受心理来看,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感情丰富,思维活跃,喜欢追求新鲜刺激的事物,不喜欢刻板僵化的教条,尚未完全形成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文学欣赏教学中,很大程度上缺乏理性的鉴别和判断能力,学生们很多表现出喜欢追求语言、故事、情感的表象感受,对于被经典光环所笼罩文学巨制,往往要么望而生畏,敬而远之,要么凭个人偏好或俯首膜拜,全盘吸收,缺乏冷静的辨别判断能力。
(二)从学校角度来说,职业院校审美教育严重缺失,缺乏系统科学的审美教育。目前很多学校根本就没有文学欣赏课,很难使更多的同学接受文学教育,很多同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专业技能的学习和实习实训上,不注重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从而导致文学审美接受能力不足,这极大限制了其综合素养的提高。在职业院校,应用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占突出地位,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的形成更多的依赖于直觉,缺乏科学理性的指导和文学理论基础的铺垫,直觉能力却容易受到个别区域、特定时代、个别作家、个别文学风格的影响,从而使学生的审美观念偏于一隅或随波逐流,进而影响审美能力的健康发展。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职业院校学生缺乏在形象的直观之中领悟艺术作品深刻理性内涵的能力,他们往往满足于感知形象和情感体验来抽象地理解作品内容;或者只是一味地沉溺于对作品的“自恋”式感受之中,缺乏对其深层意蕴的领悟。这种文学艺术欣赏中情与理的分离,既与职业院校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有关,也同职业教育重视技能训练,轻视艺术审美教育的教育模式有关。这种不平衡带来的后果则是职业院校学生暴露出来的种种心理和行为上的失衡,如过分强调自我感受,极端放任自我,缺乏集体意识,缺乏团体合作意识,迷于空想,冷漠偏激、自我封闭等等,这些校园问题的出现,和文学审美教育的缺失可谓不无关系。
(三)从社会环境来说,首先目前的教育体制及社会比较重视实用型知识,这使得职业院校偏重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审美教育。再就目前巨大的就业压力,使得大部分学生为了将来的就业而忙忙碌碌,将自身的审美素养及文学审美能力的提高放在了一边,致使很多大学生文学审美能力普遍不高。三是在文化市场空前繁荣的条件下,一些艺术上粗制滥造、思想主题低劣的文学作品泛滥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许多学生沉迷其中,为之神魂颠倒,因沉迷于消极的感情世界逃避现实甚至轻生者有之,为了对“远方”的幻想而离家出走者有之,曾经严重影响了学校纯净的教书育人环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学艺术大量输入,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可谓鱼龙混杂,诸如“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其作品中流露的虚无和消极情绪具有很大的精神瓦解作用。再加之时下网络文学空前繁荣,文学生产和消费很大程度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文学出版物空前繁盛而质量得不到保证,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甚嚣尘上,作者很可能既不能为自己负责,也不为读者负责,文学活动的伦理色彩下降了,人人可以参与,文学鉴赏呈绝对“放任”的状态。
四、职业院校文学鉴赏教学应遵循的原则
说到文学审美教育,则涉及到对文学性质的基本认识,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既是形象的,也是理性的,它既是由文学的本文结构所呈现的审美感性形态,又是在审美感性形态中蕴含的理性。“文学的艺术形象本身就蕴含着理性。诚然,文学直接地是由艺术形象构成的世界,但这一世界不是无理性的,而是蕴含理性的”[1]。因此文学欣赏应是感性体验和理性启悟的统一。“在这里,理性的运用是重要的,绝非可有可无。否则,一味沉溺于个人的瞬间直觉,仅仅满足于抒发自我直觉,肯定是行不通的。”[2]文学审美不仅是形象感知的过程,也是理性升华的过程,缺乏理性启悟的感性只是一堆零散破碎的心理映像,而缺乏感性描绘和装饰的理性只是抽象固态的概念,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而显现出来了。”[3]文学艺术审美理解力是一种以语言形象直观和情感体验为特征的思维能力,它的发展要求逻辑思维能力和直觉能力携手并进。同时文学欣赏也是一种再创造活动,这种再创造有其内在的心理机制,有着无穷的乐趣,对于文学欣赏课来说,这就要求老师要深刻把握文学审美教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遵循感性体验和理性启悟的统一的原则,引导学生在对文学的审美形象的直觉式感受的同时也要进行理性的体验和领悟,从而达到感性和理性的平衡,在平衡中提升学生对文学的整体鉴赏力。对学生而言,要在审美学习过程中不断理解文学审美的内涵,认识文学审美的规律,提高文学欣赏的能力。因此,对职业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应该注意引导他们从形象直观和内心体验出发,逐渐地、独立地领悟作品的深层意蕴,既要注意保护他们的形象直观和情感体验能力,又要把他们的理解力引向理性的深度。
五、提高职业院校学生文学欣赏能力的途径
(一)吸收传统文学审美教育的“和谐”理念文学审美教育是完善人性的良好途径,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来重视文学教育,历朝历代更是以文学修养的高下作为选拔任用人才的标准。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深刻地认识到了“诗教”(文学审美教育)的重要意义,并编订《诗经》作为文学启蒙教育教材,从汉代起,《诗经》被列为儒家传统教育的“五经”之一,千载而下成为孕育中华文化精英的精神食粮。但“诗教”不是无目的无规范的,孔子编订《诗经》的宗旨可一言以蔽之“:思无邪。”[4]孔子选诗的一个原则是“乐而不,哀而不伤”,[5]孔子又说:“兴与诗,立于礼,成于乐”,[6]这里的“礼”,就是哲学的思考和科学的精神,他深刻认识到单纯地对文学进行感性接受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有理性的关照和思考,从而达到慎思、明辨、笃行(立于礼)的君子境界,这也是一种趋于“和谐”的文学审美教育观,其目的是培养文质彬彬的理想君子,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审美活动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我国传统儒家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修身”,“修身”的最高理想是达显大学之道,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7]正如孔子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8]“,诗教”只有经过“礼教”的规范和心性的锤炼才能达到“至善”,即“仁”的理想人格,这种全面的君子型教育理念对今天的文学审美教育仍具有丰富而深远的借鉴指导意义———文学审美教育的意义远在它自身之上。
(二)在文学欣赏教学中要做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具有“摄魄”的艺术魅力,能吸引读者神游于艺术境界之中,喜怒哀乐,应境而生,或因悲哀而失声痛哭,或因喜悦而忘情欢笑,或因愤怒而捶胸顿足,读者“入乎其内”,进入作品的情景中,就能获得审美的享受。文学鉴赏固然贵在深入,但又不能入而忘返。优秀的作品既能以巨大的魅力吸引人,使读者恍然夺神,忘其为艺术而视其为真实,又能通过艺术节奏的进行与变化,或通过作者的暗示,点醒读者的幻觉,使他回到清醒的立场上来,这是“出乎其外”。只有“出乎其外”,才能进行冷静的回味和思索,才会发现美的奥秘,深化审美感受。正如所言:“感觉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9]如果只“入”不“出”,一头钻进作品的情景中,充当一个被动的角色,不但得不到艺术享受,有时还会“误入歧途”,碰得头破血流。
一、接受美学概述
接受美学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在联邦德国的一种美学思潮,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文艺学教授尧斯于1967年首先提出的美学概念。这一概念主要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的,从其字面上理解就是受众所接受的审美需求。
接受美学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尧斯和伊泽尔,他们主张美学研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范围、对作品所做出的反应程度、读者进行阅读作品的过程和读者自己所拥有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研究美学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问答的方式以及同时进行解释的方法去研究作品创作与接受和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动态交往过程,这就要求能够把文学史从实证主义的死路中引出来,并要把审美经验方在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下去考究。
接受美学方法论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这是由于接受美学拥有自己的特的理论基础。由于接受美学的理论家是反对19世纪的历史客观主义的,其主要是反对文学作品具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含义或意义。他们认为这种历史性质的研究是一种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而在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不可避免的被历史条件所制约着,这一历史观是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尧斯在研究接受美学的过程中把结构思想与历史思想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作品的结构是文学创作整个过程中更高级的结构,而接受是在作品的历史系列与公众态度系列之间的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种过程,在此构成中形成了审美。不仅如此,尧斯还引进了许多不同科学哲学家的概念与观点,并把这些概念及观点融入到接受美学的概念里,扩展了接受美学新的范畴,这便为接受美学划定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研究领域。
尧斯认为接受美学是研究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读者受到影响的可能性,比如说是像对待作家和其作品那样,要深入并系统地研究读者在有效的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而且要把读者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尧斯并把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分了几个方面:第一,接受美学研究者现在逐渐注意到了一个过去一直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文学作品是为读者阅读而创作的,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其美学价值是要通过阅读表现出来的。尧斯用接受美学表述这个事实,就是当一部作品只有经过读者阅读才能算是真正的被完成,才能够成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才具有其所具备的文学生命力。第二,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作品的过程中不是在被动的接受和反应,而读者是主动的能动的推动着文学创造,所以说读者的接受与反应也是推动文学创造,促进文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第三,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一部作品所取得社会效果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烈还是冷淡,都是由读者的阅读活动所决定的,同时也会取决于作品的性质。即使同一个读者阅读同一部作品,他每次阅读也会产生不同的解释。由此可以看到,文学的接受活动,不仅被作品性质的制约着,也受读者的制约。最后,接受美学研究者认为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是由个人因素所决定的。受众自身的生活经历具有其特殊性,受众的艺术修养、个人气质、艺术趣味、教养及知识程度、家庭环境等影响着受众对作品的接受效果和审美层次。
接受美学强调着受众的接受与受众的审美,其反对形而上学的研究文学艺术,而是重视读者的积极参与的接受效果,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注重读者对作品的影响与作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接受美学使人们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是对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贡献,而其也在处在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中。
二、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对新闻内容的审美表达,由于新闻的真实与美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而且美感是新闻真实的较高品位,因此受众在接受新闻内容时就把美感也作为新闻是否真实的一个评判标准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受众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接受美学把读者作为了一部新闻作品的主体,因为无论任何的文本只有经过了读者的阅读才能成真正意义上的成品。接受美学在一定程度可以说就是读者受众学,在接受美学中受众的地位超越了作者的地位,如果新闻作品没有读者进行阅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新闻作品,所以说读者在新闻作品的创造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信息并不是由传播者单方面传播给受众的,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之间进行一定的互动过程而完成传播活动的,并且受众也不是全盘的接受新闻信息的,而是有选择有目的的进行接受的。所以我们要用接受美学方法论去剖析受众心理与新闻传播原理。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功能理论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接受美学非常重视审美接受与交流,因为新闻传播本身就是建立在沟通与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功能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一种延伸,新闻媒体要满足不同受众群对新闻信息的不同需求,就要把不同的新闻信息加以区分,因此也就要求新闻传播功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变通能力来满足受众的审美需求。如果新闻传播内容具有很强的现场真实感、时效性、更加贴近受众的生活、新闻信息的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传播内容也更为丰富,这样带给受众更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带给受众更多的愉悦感,受众就越能够快速且容易的接受新闻信息,这样新闻信息也就更加具备审美价值。以新闻受众的接受效果和审美趣味与需求为根本取向,是更好的发挥新闻传播活动的审美影响力的主要途径。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写作理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根据接受美学方法论的理论观点,受众阅读理解新闻信息的过程中,新闻文本中的不同情节或词语都有可能引发出与读者自身相似的生活经验,因而引起读者对新闻本身的阅读期待。文学创作与读者及新闻信息传播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其实都是一种双向性的关系,因为从整个活动的全过程来看,文学、新闻写作和文学、新闻反馈也是一种双向性的同构关系。无论是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前期工作还是其活动过程甚至是其工作结束时,都不程度的受到受众接受程度、接受效果及受众审美需求、审美意向的制约和限制。在接受审美的理论原则中,新闻写作必须面对受众的期待视野,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艺术形式上讲求审美创造,使受众能够在接受新闻信息时获得审美愉悦。
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价值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新闻价值指的是一则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社会效益强烈的新闻,其新闻价值较大。社会效益小,其新闻价值就小。”①从接受美学理论上说,新闻价值实质上就是接受效果的问题,也就是说新闻事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新闻价值受到读者对新闻传播信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效应的影响,受众的审美取向也是决定新闻价值的一个因素。
接受美学对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都具有潜在且深刻的影响,新闻传播学对接受美学方法论的借鉴,使其在发展上拥有了更大的空间。
三、接受美学方法论对新闻传播学的启示与意义
接受美学方法论主张新闻传播活动一定要以读者为中心,把读者受众放在主置上,要走向读者受众的内心世界与审美取向,这就为新闻传播学的效果研究指明了方向。满足受众需求,达到受众审美标准,就一定要注意到受众群体的差别,受众群体的不同层次,因为不同的受众拥有不同的“期待视界”,进而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就拥有不同解读方式。受众对新闻传播的信息内容的接受与理解符合了接受审美的理论观点,受众的审美需求和接受过程是一种意义上的能动的艺术审美再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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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众自身的差异造成了许多不同点,比如受众个人心理结构有所不同那么受众对新闻传播信息的要求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受众对待人生的态度及对待生活的态度不同那么受众就会要求新闻信息的内容有所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或信仰不同就会要求新闻传播信息的方式、结构、内容、取向略有不同等等。这些差异与不同表明受众自身会拥有自己鲜明的个性,他们对事物会有自己的观点,这样对于不同的传播内容会有不同的反应和理解。由于传播工具能够让受众产生某种全新的观念或思想,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强现有的观念或思想,这样就改变了受众已存在的态度。由此,传播工具就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整个社会树立了文化规范,人们在看待某种事物时,就会受到传播工具在某范围内所树立的文化规范的影响。
接受美学认为新闻传播效果是有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新闻传播信息本身的美学内涵,一个是读者受众能动的接受程度。新闻传播信息的审美内涵就是新闻内容所产生的功能与效果,以及满足受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程度。接受美学还认为受众的能动作用决定着新闻传播信息的地位和价值,还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效果与影响。
【关键词】文艺学主体性本体论建构解构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艺学学术研究的主导趋向是“向内转”:即向文艺本体规律的转靠与回归。作为“带有整体性的文学动态”(1),标示出文艺创作与理论批评“自生自发”“难以遏制”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的文艺学思考者们发现:传统认识论方法只能对文艺做出某种他律的共性本质的解答,而无法进入文艺内在特质的考察。要想深入文艺之“内”,抓住文艺的自律和“本源”,必须改换一种所谓“自我相关”的本体论方法,摒弃以外在角度、非文学内容规范文学的做法,专注于文艺本然的内在规定性的探寻。
一、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向
文学审美论的开拓与探索为新时期文艺学对“本体”意义的追问提供了价值定向和逻辑前提。它以主体论文艺学的“文学向人回归、向自身回归”的“主体性”思想及康德美学的“审美无利害”的自律论学说为理论依据,将审美规律视为文学艺术活动的最重要的内部规律给予了空前的重视和深入的探讨。从审美反映论的主体性强调,到审美体验论的人类学本体论意味的揭示,再到生命论文艺美学对于感性本能及审美形式意义的渲染,文艺学研究实现了由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审美反映论”超越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重要标志在于:心理意识这一重要的审美主体中介的加入。在“审美反映论”看来,“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现实转换成内在主观的“心理意识”,是艺术内容、艺术形象得以生成的关键。而在这由外而内的转换中,“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已经根本不同于认识论中的那种近于“镜映”的“认识”。作为一个远比“认识”涵盖面宽广得多的概念,“意识”已经包括了认识之外的各种精神心理因素:诸如主体的人格情感、个性心理、道德情操、非理智欲念等等。所有意识因素都在审美反映过程中参与客体与主体、事物与映象之间的关系,从而繁生出“认识”之外丰富的心理内涵。作为一个审美中介系统,审美意识是一个与艺术家的人格结构相关联,与创作者的感情、想像、感知、认识等活跃的心理因素相关联的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结构体”。它不同于发生认识论中所谓“图式”、“格局”,只对外来信息进行选择和同化,还要对其产生调节作用,即:使主体感知到的东西经过调整而更适合主体的需要。审美中介系统的调节作用使审美感知中的主体印象发生变异,而与作家希望看到的样子重合。因此审美中介系统常常赋予反映以个性和人格特征。同时,这个审美中介系统又拥有人性的发生学意义,它在特定的文化中孕育,在真实的历史中生成。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实际上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与个体禀赋气质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显然,在“审美反映论”对于审美中介系统丰富内涵的解释中,文艺审美获得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意义,同时艺术本质论朝向艺术本体论转型的迹象也在此初露端倪。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如果说“审美反映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力图打破认识论的框定而去展开艺术的本体思考,力图完全摆脱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艺术本体自身。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在于,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整体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而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将艺术看做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看做人类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显然,“人类学本体论美学”是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看来,人在艺术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显然,在这里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置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化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惟一标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基本依赖,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他也同时陷入了割断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泯灭审美艺术活动同人类生命活动之界限的片面和极端。
审美体验论、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摒弃文艺的认识论本质的追问,而着力探究人类文艺审美与人类生命合一的本体意味,自然将那个人生中令人陶醉的审美体验(生命体验)推到了前台,这就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对于感性的艺术本体地位的张扬凸现了审美体验论的诗化特征。在审美体验论者看来:美不是别的,正是人所生活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对人的个体自由的肯定,即自然的人化,美作为一种感性的存在得以确认(2)。从“人的自由本质”的探讨入手,审美体验论者还在艺术美的研究领域引入了“感性动力”的范畴,认为审美缘于人类追求自由的一种感性动力,审美活动是感性动力行进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满足感性动力的需要的活动,而这种感性动力实际上就是植根于人的自然基础深处的自然生命力,是人类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能力。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个体本位的强调。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3)。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一个媒介体,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论的复苏还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这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了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4)。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一种什么性质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论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二、形式本体论:文学的形而上追问
这是一次文论观念的变革,它既不赞成反映论文艺学对客体本位的固守,也不同意表现论文艺学对作家本位的强调,而是以文本为出发点和目的,对作品本位、形式本位、语言本位进行昭示和张扬。在这里,历史的思考和文化的探索被看做让文学心倦意懒不堪承受的重负令人敬而远之,思考的文学变成了文学的思考。文艺作为一种超离现实功利的精神现象,它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是什么呢?文学思考者对于文学本体特性的追问,召唤着文学形式本体论的崛起,为文学的艺术形式赋予了自主的意义。在这样一批文论家看来,谈内容本身并不等于谈论艺术,只有在谈论形式的时候,才真正将艺术作品当做了艺术作品,也才是真正地进入了艺术的讨论。所谓“回归自身”就是把艺术当做艺术,平心静气地关注和研究艺术形式。形式本体论是将艺术形式作为超脱于作者意图和读者经验之外的、独立存在的、自主客体进行把握和描述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派的理论著述当中,后来又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所强化;而在同时或稍后,在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学术派别那里,提出了与形式本体论的观念体系不甚相同的文学观念,二者在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上既有相通之处又发生某些抵牾,于是形式本体论的某些观念受到抵制或者得以松动。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作品本体和读者经验之间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而阐释学则让文学的本体存在向读者经验大幅度开放,到了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里,文艺作品的读者和受众则打破作品本文的束缚而获得自由解放。这样,形式本体的神圣性、纯粹性和绝对的独立自足性开始被打破,文学理论和美学又发生了由“内”向“外”的回转。所以说,形式本体论在西方是相对意义上的,也正是这种相对性潜在地牵制和暗示着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学术史上形式本体论的逻辑展开和生存命运。
从“作品本体”到“形式本体”。中国当代文艺学的形式本体论研究是以作品本体论为先导的。它的基本思路是文学研究“回到文学作品本身”。将反映论文艺学的客体本位及表现论文艺学的主体本位转换为作品本位,从而把文学作品看做“一个独立的自足体”。正如陈晓明在他的《理论的赎罪》一文中所言:要确定现论范型,就“应当把逻辑起点”移到“作品本文内部”,就应当承认“本文的语言事实存在就构成了文学作品的本体存在”(5)。作品本体论者深受英美新批评及英伽登、韦勒克等人的理论影响,将艺术作品看做一个与客观世界没有真正联系的具有独立而永恒价值的意向客体。认为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传达出了什么,而在于作品的系统本身。于是,他们主张建立独立的文学作品内部研究,对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备感亲切。在他们看来,形式主义“为直觉地把握作品寻找到了一条较好的科学表述途径,它比任何批评方法都更加切近作品本身”(6)。由此,作品本体论推出了文学作品的形式结构,并赋予了它本体论意味。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形式本体论试图否弃传统文论的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和内容的独断论,而将形式结构视为“有意味的形式”,视为文学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的关键所在。于是,“形式本身即是内容、形式自身即是目的”成为形式本体论的要旨。随着新时期社会结构的转型及文学内转趋势的出现,那个曾经被受奴役的文学形式,脱离内容的框定获得了独立的意义和本体地位。正如孙津在《形式结构》一文中所言:“形式结构作为人对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胜利,它在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这双重关系上是一体化的。”(7)形式不再是内容的负载体,它自身就意味着内容。将形式本体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加以概括的是李劫的《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论意味》一文(8)。这篇文章将新时期文论从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引向形式本体论的关注,并为新的理论形态的建构寻找到逻辑起点。文章认为:先锋派小说的出现标记着文学形式本体演化的开始。由此对“写什么”的强调被“怎么写”的自觉追求所取代,文学形式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而具有了本体意味。李劫将语感外化和程序编配作为文学形式本体意味的两大方面予以研究。他认为,文学创作的基本动因之一是作家的语感,语感外化的过程即文学创作的过程。语感外化过程由三个层次构成:文字性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表层语感,文学性语感中的深层语感。作品的深层语感因其隐喻、象征功能而变形和语象化为表层语感的描绘和叙述功能,最终通过显示着作家诗人的语言功底的文字符号感得以外化。语言的深层结构中的这种关系性决定着整个语言系统的意义。同时,程序编配又将语感基因诉诸一个特定的有序系统,使整个作品成为一个有意味的形式结构。于是,文学作品如同人一样自我生成为一个自足体。可见,在李劫这里文学的语言系统不再是表意的媒介,而它自己就是意义和目的本身。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是经过“文学语言及其形式结构的创造过程”物化为文学作品的,又经过一系列转换功能才“生发出作品的历史内容、美学内容以及文化心理内容等等”。因此,文学的形式结构及语言是先验的固定的,文学研究只有首先回到形式结构,才能抓住根本。文学语言学在此被转变成为以文学语言的创造生成为对象的文学形式本体研究。
从“形式本体”到“语言本体”。在形式本体论的“怎么写”的研究中,语言的生成与转换始终居于核心的地位,文学形式正是由于它的文学语言性质才拥有了自身的本体意味。因此形式本体论自然趋近于语言本体论。新时期的语言本体论是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及文化符号学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它们将语言看做先在于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存在,认为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涉,作品的语言系统本身自行产生意义。这是一种“语言中心”意识,是一种对“语言神话”的崇拜。当然,它也是出自对语言之于文学的天然创造性的高度自觉。这种意识同西方的联系是明显的。以语言中心取性中心,是西方哲学的语言论转向的题中之意,无论是存在主义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还是后结构主义对语言和写作本身的回归,在西方都被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而这一切正是新时期文艺学的语言本体论研究得以生成的理论支柱。当然,新时期语言本体论的提出也有其特殊的针对性,即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批评对语言的轻慢。人们往往并不认识文学语言本身的价值,而到语言的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诸如“现实意义”、“时代特征”、“历史深度”等等,正所谓“得意而忘言”。而新时期文论家在得到西方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启示之后,对这种传统文论形态做出了尖锐的反省和批评,黄子平在《意思和意义》一文中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来表达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自省,他说“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打尖的客栈而是‘意思’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身就既是河又是岸”(9)。于是,人们不能再对语言这个“自主的具体的实体”及它对于文学世界建构的本体意义熟视无睹了。于是,人们认定:“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造出来的。”因而提出了“语言是诗的生命”、“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李洁非、张陵的《“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更加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语言形式的本体论观念(10),对传统文艺学的“再现真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追问和质疑。他们否弃了传统理论话语的语言“工具论”,强调“语言世界”的独立性及对文学的创生性,从而将语言奉为诗及文学的生命。在他们的语言本体观看来,“语言事实”并非自然事实,它自我创生,以自己的方式“行动”着,规定着个体思维的形式和范围。因而,语言与实在不可能完全“同构”,文学世界的真实即是“语言世界”的真实、表述的真实,“以‘模仿自然’为目的的再现型艺术终究只是一种幻想”。在这里,结构主义语言学及符号学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的反拨表现得尤为强烈。索绪尔的语言独立自足及实体意义的研究成为其“语言中心”论的重要理论支持,罗兰·巴尔特关于语言的先在性的符号学论述,则为其语言本体论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它对“再现真实”传统语言观的反诘是彻底的,对语言的艺术本体的挖掘是深入的。但是,这种语言中心论又往往容易割裂语言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导致语言世界与人类的经验世界、意义世界的分离。因而那个真正的独立自足的“语言世界”的真实性是应当打些折扣的。
语言本体论从现代语言学那里得到启示,把文学作品视为自足的语言符号体系。语言符号不仅成为文学的深刻动因,而且被视为文学的最直接的目的。然而从整体上看,对语言的自主性的强调仍然没有超离内容、形式的二元思维方式的支配,而只是对文学“内部”语言形式研究强调的一种极端形态而已。在“语言本体论”中蕴藏着的仍然是走出“外部研究”进入“内部研究”的努力,语言本体论者所做的仍然是以一种独断论取代另一种独断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至于90年代,学界对这种独断论的弊病逐渐有所反思,并力图加以纠正。例如青年学者王一川90年代初开始倡导的“修辞论”研究,就通过对“修辞”的特殊的界定表现出了这种努力。在《修辞论美学》中,王一川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以往的认识论美学“往往为着内容而牺牲形式,为着思想而丢弃语言”;语言论美学“在执着于形式、语言或模型方面时,易于遗忘更根本的、为认识论美学所擅长的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又往往忽视语言论美学所惯用的模型化或系统化立场。于是他提倡将三者融合,使三股压力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要求把认识论美学的内容分析和历史视界、感兴论美学的个体体验崇尚、语言论美学的语言中心立场和模型化主张这三者综合起来,相互倚重和补缺,以便建立一种新的美学。这实际上就是要达到修辞论境界:任何艺术都可以视为话语,而话语与文化语境具有互赖关系,这种互赖关系又受制于更根本的历史。显然,上述三种美学的困境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压力,导致了修辞论转向。”(11)显而易见,王一川的“修辞论美学”是要力图避免单纯的语言本体论研究或单纯的认识论和社会学研究的弊病,走向一种综合。
三、解构文论:文艺学本体论的颠覆
从结构主义的形式本体意义追求到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心、消解意义,从形式本体论的语言崇拜到解构文论的语言游戏,其间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之间却承载着人文心理及历史语境的重大变迁和复杂关联。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论家所身处其中的历史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酝酿和开始启动,人们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受到强烈冲击。市场经济的历史浪潮在中国大地上的层层推进,“商品”法则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渗入,一方面萌发了许多与新的现实相适应的新的观念、理想、道德、情感和价值欲求;另一方面也破坏和割裂了原本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的文化图景。某些旧的“规范”将破未破,某些新的“规范”将立未立,新旧交替混杂。在这大变动、大转型的历史氛围中,人们(包括思想文化界的人们)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以迅疾之势拆解着人道主义的权威性话语以及此前的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价值法则。正如一位青年批评家所看到的:“当代现实当然是由于突然间兴起的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激发了内在的矛盾,引起了价值观念的混乱。新时期文学一直怀着热情去追求人道主义的信念、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却受到了现实的价值尺度的无情嘲弄。知识分子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怀疑,必然导致对生存信念和超越性终极价值的怀疑。而当代的怀疑主义是致命的,因为它植根于每时每刻的生存事实。当代现实的短期效应,急功近利,毫无疑问对所谓的终极性价值嗤之以鼻。”(12)
于是,近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才在西方兴起、60~70年代才渐次传播开来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由于历史的巧合和相似,竟在80~90年代的中国部分人群、特别是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找到了虽不“理想”、但相当“热情”的接受群体。某些敏感的中国理论家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的话语欲望。一些批评家和理论家在那个消解意义、颠覆中心的解构主义理论当中,找到了自己对这个新的世界图景的相近似的体验和感悟。于是,“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在思想文化的某些领域兴起并活跃起来。后现代主义的最重要、最显著的核心思想和理论表现就是解构主义,即拆解“中心”、颠覆“在场”、削平“深度”、反“元话语”、反“元叙事”、反“体系性”⋯⋯因此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对包括形式本体论在内的所有“中心主义”和“意义”追求的颠覆是剧烈的、带根本性的。
从理论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为中国当代文论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和阐释方式。正如王宁所言: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没有提出知识和真理的要求,因而它主要是一种本文策略(13)。作为一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它要求于作者的是在其本文中如何实施对自己所言喻的东西的颠覆;作为一种解构式阅读方式,它要求于读者的是如何发现本文中的盲点,如何对本文中的稳定的秩序、封闭的系统、终极的意义实施瓦解。解构主义对于作者自我言说的颠覆与瓦解,以及读者的旨在摧毁本文之确定性的解构式阅读方式,特别是其中解构式阅读方式作为本文可读性瓦解以及读者创造力之解放,尤其得到了中国理论家的重视和关注。他们发现,解构式阅读不再是一种符号的解码活动和能指与所指的表述关系的呈示,而是对本文在“痕迹”和“差异”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的符号衍生和意义转换。它强调本文的不稳定性和互文性,认为阅读是一种意义的无限补充、替换、撒播和误读(当然,这种相对主义的阅读模式又是导源于本文的能动性生产,因此最终还是无法摆脱本文的牵制而完全随心所欲)。有的学者认真分析了解构策略的三个步骤:首先,面对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稳定自足系统,揭示其不和谐性;而后实施消解的第一步:颠倒,即原有等级,取缔原核心的主导地位;最后是寻求一种不稳定的漂移状态,使新等级无法建立(14)。这种解构策略摧毁了在丰富的本文中再建中心和追求意义的可能性,使本文在符号的不断衍生、意义的不断转换中变得捉摸不定,天经地义地拒绝理解和阅读,而导致误解和误读。在解构文论的阅读策略中,“文本和作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神秘莫测的作案高手,而读者只有从蛛丝马迹中重读出各种相互抵触的意义,才不至于沦为受害者”(15)。同时这些纷杂的歧义和差异,也赋予了批评家极大的精神自由,使他们超越本文,从“能指的游戏”中获得无穷的造语。新时期中国文论家也正是作为这种解构式本文策略和阅读方式的传播和实践者,一方面检点着解构文论的相对主义立场,一方面试图从中找到一条走出文学“载道”的沉重传统的超越之途。
然而,从理论的创造、生成及深化角度看,解构文论在中国学界所得到的实质性拓展并不令人乐观。新时期文论家对于解构策略的研究是与解构批评的理论操作相伴相生的。他在后新潮小说中找到其理论的“实验场”:包括从后新潮小说的“平面化”、“浅表性”读出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及瓦解结构主义形式本体论的“有意味形式”;从后新潮的“叙述圈套”中读出世界统一性的颠覆,即打破结构主义的形式完整性及意义体系;从语言游戏中体验主体及意义的失落,即在消解语符的意义同时,取缔形式结构的人生隐喻功能。这其间,理论观点的复述往往代替了自己的创见,肯定性的介绍与阐释往往淹没了理智而审慎的批判与吸纳融合,这必然使得理论的拓进力度显示不足。当然,解构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论的一股新的带有“异己”意味的力量,在一定时间里给新时期文艺学研究带来了某些生机和活力。尤其是它对于传统的文学法则的冲击,使人们获得了对于文学的异质多样性的认识。解构主义的“深度模式的拆除”则逐渐成为某些中国理论家面对日益破碎的文化语境思考和解决自己文明的新问题的理论参照。然而解构文论的文化再造力的缺失也带来了中国当代文学者终极使命的消解,正如一位资深学者所说:“后现代的反文化一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哲学合谋,一方面它会使西方最先进的思潮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复苏的传声筒;另一方面,则会延误文化转型,价值重建等现代人文学者的终极使命,具有很强的破坏性,逻辑上的解构就会成为文化上的破坏。”(16)解构文论的反文化特征使之颠覆所有价值体系,又不再导向新的价值的确立;它与人类的所有精神成果实行诀别,而不去承担再造历史的重任;它不仅否决了人生的深度和意义,而且否决了对意义和深度的追求本身。因此,解构文论完全消除了理论发展的原创意向,它无法完成“破”中有“立”的理论革新任务,因而也无力引导中国当代文论走向未来。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下多元文化态势对于意识形态整合性的拆解,新启蒙话语失效后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理想的“沦丧”,以及价值相对主义的离散状态,为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与解构文论的生成,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和社会心理准备。中国文论的建构与解构的双向运动,也只有在那个“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上才获得了生长繁衍的可能。
注释:
(1)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文艺报》,1986年10月8日。
(2)李泽厚:《美学四讲》,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6、53页。
(3)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
(4)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5)陈晓明:《理论的赎罪》,《文学研究参考》1988年第7期。
(6)孙歌:《文学批评的立足点》,《文艺争鸣》1987年第1期。
(7)孙津:《形式结构》,《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4期。
(8)李劫:《试论文学形式的本体意味》,《上海文学》1987年第3期。
(9)黄子平:《意义和意思》,《小说文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10)李洁非、张陵:《“再现真实”:一个结构语言学的反诘》,寻找的时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4页。
(11)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79页。
(12)陈晓明:《冒险的迁徙:后新潮小说的叙事转换》,《艺术广角》1990年第3期。
(13)王宁:《后结构主义与分解批评》,《文学批评》198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