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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针对内蒙古新农村建设规划做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探讨，内容主要包括新农村建设的内在优势，并对内蒙古新农村建设规划的探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关键词：内蒙古 新农村建设规划探索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新农村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建设目标既包括美好的居住环境，也包括持久延续的生产发展和健康民主的社会生活。同时，新农村建设又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抓紧制定“符合实际、体现民意、因地制宜”的建设规划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新农村建设规划问题成为近些年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经产生了比较多的研究成果[1]。
1新农村建设的内在优势
1.1 传统农业分化加速
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传统农业的分化加速,开始由单一的种植养殖向产前、产中、产后等多产业部门演变,为农村的发展创造了可能:首先,优胜劣汰的产业选择,为农业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农业的实现提供了足够的动力,有利于土地综合利用的全面推进和"农村经营"的实现;其次,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产生了分化,开始由种植养殖产业向非农产业和产前、产中、产后等多领域演变,农民收入也随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农村人均纯收入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经济富余的刺激了农民对现代文明的渴求,有利于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2]。
1.2 农民自身有了发展农村的诉求
城市化、工业化下"乡镇企业"的出现和"民工潮"的到来打破了农村社会原有的封闭与宁静。农村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越来越多,甚至有些条件较好的农民还搬进了集镇或市区……农村前所未有的接受着城市文化的洗礼。"交往就像社会中射出的一道霞光,照进他们与世隔绝的社会,使传统农民逐渐开始进入现代世界",农村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倾向。
效率、竞争、公平、平等、成就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意识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广大农民的传统保守、固步自封、安于现状、血缘为核心的小农意识发生了碰撞一一创新、进取、理性、开放的城市强势文化和先进、文明的城市生活方式逐渐被农民向往。
2内蒙古新农村建设规划的探索
2.1 以资源做规划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和地方政府依据国民经济计划进行投资和项目分配,就业岗位的增长带有较强的计划性;户籍制度、粮油和日用生活品配给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得到了有效控制,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稳定,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人口的自然增长一一客观上为城镇人口规模预测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城镇职能逐渐综合化、投资主体多元、区域和城乡差距的扩大、人口流动的各项制约政策逐步弱化……使得人口在城乡间流动的速度、规模和模式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规划工作中的"人口预测"越来越难。
对农村而言,人口的预测就更难了:市场上资源朝着机会更多的地方聚集(这里指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不足为奇。但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使人口频繁变动的时间、方向、数量很难确定。精细到以"百"、"十"计的人口变动,对接收它们的城市来说是小数,可以忽略,但是对人口基数本就很小的单个"村庄"而言,却是"大数"(以内蒙古现在的情况看来,所谓"大型聚居点"人口不过100户)。农村规划中若对以"百"、"十"的人口变动估算不准,很容易因村庄的"空心化"带来设施的闲置与资源的浪费。
2.2多规合一
第一,建设规划应坚决避免跨越土地利用规划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线,尊重国土对空间的控制与管制要求,让其严格落实在建设规划上;第二,村镇用地分类标准也应该尽可能的与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用地分类标准一致,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合理有序。"多规合一"并不是要打破规划原来的编制方式和程序,而是在规划编制的过程中,强调各个规划的定位清晰、层次分明、城乡统筹,以及规划间的衔接、协调、多方认同。 "多规合一"的作用不是万能的,就像提到"总体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的结合,一定有人会问:它是否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产业稳定性差的内在不足? 一一答案是否定的。任何经济模式都改变不了农村产业的不稳定性,但是更优越的规划方式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市场经济对之带来的波动。注重与产业发展规划的协调,有利于引导原本分散的农业个体经济向规模化经营的转变,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生……仅仅"有利于"三个字就已经值得我们去探索了一一 "科学规划"的思想必须融入农村发展的全过程,并贯穿始终。
2.3自上而下引导与自下而上诉求的综合平衡
新时期的成都市农村规划,政府依然是事实上和最佳的决策者,也是农村公共品的主要出资人和提供者,但是其职能在更多的朝着引导农村发展与政策制定方向转化;更多的着力于帮助农村招商引资、安排及筹划专项资金、为农村解决公共配套与服务以及协调各方关系与利益。而农民也不再是简单的被公示成果告知与被动接受规划的角色。成都市的农村规划尝试着搭建面向全部村民的开放式平台:调研阶段,充分听取村民意见,摸清他们的需求;规划思路形成的过程中,邀请村民参加项目交流会,广泛听取并沟通想法;正式成果形成后,公告公示、征询并反馈村民的想法……以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配置模式的转变为例:长期以来,成都市农村公共设施"代民做主"的色彩一直较浓。在新形势下,成都规定,每个村(社区)每年配套的不低于20万的公共服务专项经费"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由群众说了算",所有项目必须"一户一票"征集意见,村民议事会讨论决定。确保专项资金的使用方向、实施过程、监督检查等关节都有农民群众自主决定。真正做到了 "有钱办事"和"民主议事"的有机结合,形成了 "规划定标准,财政转移支付,提供群众最迫切、最需要、最关心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的有效模式。
3结论
在"以规划为龙头"的"城乡统筹"战略之下,21世纪城市规划必将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大有所为:从整体上说,规划可以规范新时期中国农村建设的秩序;从个体上讲,规划可以引导农村地区的发展方向、改变农民作为个体的以后的生活。就"'新农村建设'的规划策略与方法"而言,既应该为如何有效的组织区域内无数个新农村规划编制出谋划策;也不应该偏废对单独一个新农村地区如何编制规划的方法进行思索——双管齐下,才是笔者希望达到的目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赤峰 农信社 资本约束 问题 措施
随着国家经济政策不断调整和改革，农信社在经营管理方面和抵抗风险方面的能力不断提升。但是现行经营体制下，不少欠发达地区农信社的经营模式还有所欠缺。尤其是资本约束问题长期存在于农信社的经营管理中，这就需要农信社针对资本营运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提高资金的充足性。
一、赤峰农信社资本约束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
（一）资本补充渠道较为单一化
外援融资和内援融资是银行金融机构累计资金的两大主要渠道。所谓外援融资是指扩大资金的投资渠道，鼓励更多的社员入股，增加信用社的股本金。但是这种融资方式会造成资金运转的稳定性较差。赤峰地区大部分的社员是广大牧民，获取更多的贷款是他们参与入股的最终目的。因此牧民参与入股与信用社资本管理者的意愿不一致，他们不会实际参与到资本运行的管理过程中，更不会用自己的股本金弥补信用社资金缺失。在对社员进行调查过程中发现，基本上没有牧民表示参与入股的目的是积极投身于信用社的资本管理，而是获取更多的贷款或者获得分红的利润。但是用作贷款的股金最终会被退役，因此外援融资渠道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所谓内援融资是指从信用社经营利润中提取资本公积或盈余公积，并将其计入补充资本。但是内蒙古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与内地存在很大的差异，无论是信用社的盈余水平还是资本补充数量，都有一定的限制。
（二）资本累计不平衡
就农村信用社资本总额而言，是由实收资本、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部分构成。其核心资本是实收资本和自身资本积累构成。但是内蒙古欠发达地区的资本累计渠道较窄，尤其是赤峰地区，从建设的七十多年来，其累积的核心资本占据总资本的四分之一，社员股本金为余下的四分之三。除此之外，就赤峰地区各家法人机构而言，不平衡是资本积累不平衡的最大特点。将拨备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资本充足率是影响资本积累的重要原因。但是赤峰部分地区的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平均值，甚至为负数。
二、强化资本约束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扶持力度
随着农业企业的不断壮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资金需求总量日益增长，信用社肩负着扩充资金数量和调整资本累计额的双重责任。国家也将农村信用社作为整顿农村经济和建设新农村经济的支柱。如国家针对赤峰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支农贷款政策，赤峰地区为响应这一号召，其支农贷款总量高达98%。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银行金融机构，都应该加大对内蒙古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从政策和经济方面提高农村信用社的盈利能力，从而逐渐减少信用社的资本约束问题。其具体途径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其一，取消限制。无论是县政府各部门还是赤峰县城各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信用社开设基本账户。如此一来，信用社的资金积累数量扩大，可用资金充足。
其二，营业税返还。就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营业税而言，利息收入和其他收费是主要来源，但是营业税收入并不是以经营利润作为收税基础。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利息收入只是作为一种计税依据。但是内蒙古欠发达地区的信用社将利息收入作为主要来源，这样不仅增加了信用社的经济负担，还会大大增加信用社的税负。这就需要信用社在加大营业税返还的同时降低其税负，从而起到提高信用社盈利能力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作用。
其三，扩宽信用社的中间业务。中间业务具有风险低、收益率高等特点，正是因为这个特点，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才会大力发展和扩张中间业务。据统计，中间业务带来的利润占据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商业银行总收入的一半左右。但是相对而言，内蒙古欠发达地区农信社的中间业务较少，取得的盈利收入较低，大约占据总收入的1%。因此赤峰农信社要想进一步补充核心资本，需要加大对中间业务的认识力度和扶持力度。
（二）鼓励内源融资
资本具有永久性和非强制性等特点。由于外援融资是内蒙古欠发达地区信用社资本的主要来源，因此要想进一步增加资本的累积数量，需要进一步强化内援融资。首先，政策的支持。国家应该加强对内蒙古欠发达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扶持。如果提取拨备只作纳税调整，所得税即征即退，那么赤峰地区将增提拔备三亿元左右。
其次，银监会需要重新调整赤峰地区的资本充足率和计算方法，从而弥补赤峰地区信用社资本填报的复数。且将超出的拨备资金纳入附属资本范围之内，这样可以确保赤峰地区的资本净额高出平均数额。由此可见，通过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和资本充足率口径的调整，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赤峰地区内源融资能力，还可以将内源融资作为融资体系的核心资本。目前，监管部门采取的监管模式为：无限扩充资本融资规模，然后在遇到市场风险的时候进行提示。这样做的后果是无限扩张市场风险。正确的监管流程为：将监管工作人员动态考核作为研究内容，并以此作为资本扩张的基础。如此一来，即可以防范风险，又可以提高农信社的监管能力。
三、结束语
欠发达地区农信社在不断改进过程中，其作为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主体，国家监管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该给予信用社足够的支持和帮助。监管部门需要发挥其监管作用，将资本的市场风险降到最低，并有效发挥支农辅助的作用，力求最大限度提高资金的充足率。除此之外，内蒙古欠发达地区还需要改变单一的融资渠道和方式，扩宽资金的融资渠道，降低不良贷款率和资本的违约率，提高欠发达地区农信社的资本补充率。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宁城县支行课题组，陈旭，张国春.农信社改组农商行现状、难点及对策建议[J].内蒙古金融研究，2014，07：25-27.
[2]林世钦.贫困落后地区信用社资本约束能力呈弱化趋势―― 基于对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X市农信社的调查[J].金融经济，2014，20：172-174.
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说，也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说，使作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这看起开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 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但同时他又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现生活的充满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创作，总是有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即从二级过程推回原初过程，从意识推回到无意识，从现实原则退回到快乐原则，或者说这是一种“溶合”，正是这种“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论，从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李贽(公元1527-1602)是中国16世纪伟大的启蒙主义的思想家。 他的思想学说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李贽的思想学说有着属于未来的东西，它无疑可以成为建设现代新文化的一个重要资源。
在文学理论上，李贽提出了“童心说”，前人对此已有不少研究，但多偏重于阐述它对孔子和宋明理学的批判，以及它的解放思想的性质，对其丰富的美学内涵和现实意义研究得不够。本文拟把李贽的“童心说”作为一种创作美学来把握，并将它与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有关思想相比较，力图通过这种比较，说明我们应如何正确理解文学的本性， 同时也阐述其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迪意义。
（一）“童心说”的理论假设和美学内涵
“童心说”产生在晚明时期，嘉靖中叶以降，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发展起来了，商品经济迅速膨胀，城市和集镇也随之繁荣，其结果是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阶层要求有自己的文化形态，这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个性解放的憧憬，对世俗生活的肯定等等，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也可以说是社会的转型期，在这样一个转型期，作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的理学，再也维系不住人心，王阳明心学，特别是王艮、李贽的激进思想不胫而走。李贽的“童心说”就在这股思想潮流中作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应运而生，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时文学发展的必然。
“童心说”的理论基础是人的自然本性论。它的第一个基本理论假设是，人的自然本性倾向于真，所以李贽在＜童心说＞一文中，肯定“童心”，认为“童心”作为“心之初”，是“最初一念之本心”（1）， 这是未被外在的环境所污染的，它“绝假纯真”，作家若是能保持着“童心”，就保持了倾向于真的自然人性，因此，他认为“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2）这就意味着，只要自然的童心常在，就有真纯之心常在，那么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采用任何文体都没有什么人不能进行文学创作，以达到实现自我的目的。这就把“童心”看成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最佳审美图式，看成是创作的最佳准备。反之，“童心”一旦被蒙蔽，人性中倾向于真的态势也就改 变，人就成为假人，人既然是假的，那么无论干什么都假，创作也必然是虚假的。“童心说”的第二个理论假设是，作为创作的最佳准备的“童心”的丧失，是由于理学及其传播所造成的，李贽说：“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3 ）这里所说的“道理”是指宋明理学，这从他的著作中对宋明理学的厌恶中可以推见，所谓“闻见”则是指在理学思想统治下的人们关于“三纲五常”的文化适应，也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系统的社会性普及。这就不难看出，李贽认为，作为儒学的精致化的理学一旦进入人的心中，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时，“童心”也就被蒙蔽或完全丧失了。所以为了保持“童心”，就必须谨防僵死的理学思想对心灵的侵蚀，使“最初一念的本心”永久鲜活，永远保持倾向于真的自然的状态。
这两个理论假设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返回自然这一核心思想使“童心说”的丰富的美学内涵显露出来：
第一，贵真反假。文学艺术要求真善美，但在中国的文论传统中，不同的学派在真与善问题上各有偏重，儒家以善为美，孔子论＜诗＞特别标举“诗无邪”，强调“兴观群怨”和“事君”、“事父”，对文学的“真实”的要求被放到很不重要的地位，把“善”作为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道家以真为美，老庄崇尚自然，因此对人对事，都讲一个真”字，庄子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4)不以人杀灭天性，就能返朴归真，“真”在道家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在真与善之中更强调“真”的意义。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这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5）
作家应是“真人”， 他们创作出来的文学当然也以“绝假纯真”为标准。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从学术的背景上看，李贽把“童心”解释为“真心”，除了融汇了道家的思想外，还受李贽深爱的佛禅思想的影响。禅学讲，人的佛性与生俱来，这就是所谓的“本来心”，但人落入尘世后，为外物所诱惑，喜功名利禄，“本来心”就被障蔽了，所以必须以涤除外尘，恢复“本来心”以达真实境界，作为居士的李贽，他的“童心说”及其贵真的要求，肯定受到佛禅的启发。但考虑到李贽是一位充分肯定世俗生活的人，他的真实不是那种排斥各种人生欲望的空明境界，所以与佛禅又不完全相同，他的真实观还受王阳明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等理论的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认为“童心”就是真心，是有感而发，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李贽生活的时代，封建主义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只能靠自欺欺人过日子，到处都是假，所谓“满场皆假”。文坛上也是“假人言假言文假文”的局面，特别是那些理学家“剿袭语录”为荣，“窃盗掏摸汉子”很多。李贽提出“童心说”，贵真实，反虚假，也是为当时的社会和文坛“打假”开出一帖药方。
第二，重情轻理。情感是文学的生命，这一点，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传统，刘勰说：“情者文之经”，可以说是总结了一条创作的规律。创作要有感而发，不能无病，这也是古人反复谈到的，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都强调情郁结于心而生诗文的问题。李贽继承这一传统，他说 ：“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又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状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既己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亦自负，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6）这是一段很有名的话，作家必须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各种遭遇，心中有种种郁结，喉中有要吐之物，甚至已达到不能不吐不能不语的地步，这时一旦见景生情，有外部媒介的引发，就必然象大水之决堤，火山之爆发，感情之流不可遏制，必然形诸笔墨，发为诗文。创作要有感而发，是前人早指出过的，李贽的贡献不在这里，而在从“童心”说出发所提出的，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自然感情美的问题上：“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7）
在感情的表现上，中国传统美学观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就是说感情的表现要受“礼义”的制约。李贽所说强调的是，文学作品中的感情是童心所产生的自然的感情，自然的感情本身就是美的，它来不得任何的“牵合矫强”，更无须“礼义”从外部来加以约束。“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就是说理在情中，自然的情性必然会合乎“礼义”，如果这“礼义”是合乎人性的话。李贽公然对几千年以来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提出了挑战。
第三，尊今卑古。在明代中叶的文学发展中，先后出现了两次复古主义倾向，先有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后有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尊古卑今成为时尚，如果说在“前七子”时期，他们的复古倾向还对明代的流行一时的多为粉饰太平的文风孱弱的“台阁体”起到一些起衰救弊作用的话，那么，其后的复古主义浪潮，对古典的文学模式亦步亦趋，流弊严重，就只能对文学的发展起阻碍作用了。李贽提倡“童心说”，其重要的美学内涵之一，就是尊今，反复古，因为“童心”是面对现实之心，是能感受现实之变化之心，接受变化，以今为美，是童心一大特点，所以李贽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焉者也。……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近体；有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之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8）只要有了童心， 随手写出的文章，就可能写人所未写，发人所未发，因为这里所写的只是你自身感悟到的东西，最能体现你自己的个性，所以以我手写我心的就自然是至文。童心的“自我”性，使它与一切依傍相对立。真正的创作不必依傍什么古人古文，更不必依傍＜论语＞、＜孟子＞。它只需面对现实。
第四，崇“化工”贬“画工”。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庄子提出的“天籁”、“人籁”和“地籁”的说法，庄子认为“天籁”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是一种完全从事物的本身、不依靠外力的作用而发出的自然的音响，这里没有人为的努力在其中；“人籁”是人为而致的音响；“地籁”则完全是物理性的，是风所吹出来的音响。庄子说：“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闻天籁夫。”（10）在庄子看来，“地籁”不如“人籁”，“人籁”又不如“天籁”，“天籁”作为任何约束的、发自事物内在本性的音响，是众籁中最高层次。李贽从他的“童心说”出发，强调“本色”，提倡艺术表现中的与“天籁”相似的“化工”，他说：“＜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多天地之化工，而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屿！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以落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11）所谓“化工”，是自然造化之工，意思是说在艺术表现中“不作意，不经心，信手拈来”（12），不刻意雕琢，虽出自作家手笔，却不露斧凿痕迹，保持造化本色。这种艺术表现正是童心之所见所感所描，与童心的赤诚品质相对应。而画工，由于它刻意雕琢，由于它不出自童心，所以尽管可以精巧异常，也不可能达到“造化无工”的地步，所以已落入二流。＜拜月＞、＜西厢＞以自然的艺术手段，表现人的本性，所谓“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琵琶＞则人为的手段，表现所谓的“全忠全孝”的封建的伦理道德，虽百般精巧也失去本色。
如果我们联系李贽的全部文艺思想来理解他的“童心说”，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他的“童心说”的确有以上丰富的美学内涵。无论是“贵真反假”、“重情轻理”，还是“尊今卑古”、“崇化工贬画工”，都是作为创作美学的“童心说”那里衍化出来的。“童心说”的核心思想是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这种人的自然本性具有趋真、趋情、趋今、趋自然造化的特性，所以李贽的“童心说”内在地包含了上述内涵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样，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就是贯穿童心说全部美学内涵的一根红线。
（二）李贽的“童心说”与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说
李贽的“童心说”及其理论基础，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说，完全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语境的产物，李贽的“童心说”产生与中国16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产生于本世纪中叶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李贽的“童心说”是在吸收中国道家的传统和佛教禅学以及反对儒学教条的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在西方的心理学派的斗争中产生的，两者在各个方面都十分不同，但它们的从基本理论假设到具体的论点都有相通和相似之处，这不能不说人类的确存在某些相似的思想追求，这种现象应该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
李贽生活于16世纪，其时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方兴未艾，虽然那时中国与西方还基本上处在隔绝状态，但东西方先进的人们，在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这一点上，还是声气相通的。李贽的“童心说”的基本的理论假设，可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对人和人性的觉醒和肯定。李贽从不把那些儒家的教条神化，把它摆到人和人性的美丽之上；相反他总是肯定人和人性的重要，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