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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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区域经济问题范文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
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三、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区域经济史的学科性质，涉及到区域经济史与区域经济学、历史学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交叉学科，理应具有区域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双重特征，即把区域经济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共时态”与历史学侧重研究经济的“历时态”相结合。但这种结合，不应是机械地拼凑，必须根据学科的根本属性有所侧重，从而显示出自己的特征。区域经济史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历史学，着眼于从历史看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史与单纯的地方经济史研究不同。地方经济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特殊性，而区域经济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地方经济特色，而是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因为即使在前近代时期，一个区域内的经济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织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将两者混为一谈，“画地为牢”，就地方谈地方经济，视野集中于一处，围绕该区域的内部发展进行研究，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区域经济史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只是寻找一个实验室（区域），据此去研究那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具体到宋代区域经济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些较成功的典范，如张熙惟的《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作者在对唐宋间山东经济发展概述及水平评估基础上，指出学界提出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经济全面超过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观点，仍值得进一步研究（注：参见张熙惟：《论宋代山东经济的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页。）。这种通过区域“小经济”窥视社会“大经济”的研究方法，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特点所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施坚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单元小到何种程度，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在空间上永远存在中心地和区的差异。他的“区域——中心”研究理论，宣称通过对具体区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前”的观点，在史学界一度引起巨大反响。当然，一个区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区域反复运用，进而推广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认真推敲。
区域经济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许多方面还不成熟，未形成多数史学家认可的一致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首先，学科体系的指导思想尚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内史学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内，不少人习惯于把马克思从西欧经济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奉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种歪曲历史和把马克思理论庸俗化的主观主义倾向，曾使区域经济史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使得现实与理论之间的差距无法弥补。以宋代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就有许多学者按照马克思描述的西欧社会演变历程，坚持“资本主义萌芽”的传统理论框架，并殚精竭虑地阐述我国古代经济“典型”如何在宋生“变态”。经过了大半个世纪的研究，仍未能使问题得到解决。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工场手工业和雇佣劳动生产关系几乎出现于中国每一王朝的商业繁荣时期。
其次，学科渗透的困境。不同学科理论的引进往往会带来一场变革，但是由于理论来源复杂多样，也可能出现一系列问题。如部分理论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与传统理论不能相互衔接等。因为在相关学科尚没有很好沟通的情况下，对问题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阐释语言，都往往难以提供很好的可对话的渠道。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区域经济问题，历史学家则沉迷于对史料考证的精雕细啄。目前，离跨学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远。
再次，学科发展的盲目性，这些年来，对生产关系的变革研究得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研究得少；乡村经济研究得多，城镇经济研究得少；自然经济研究得多，交换经济研究得少；生产领域研究得多，流通领域研究得少；发达地区、汉族经济研究得多，经济落后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现代经济研究得少等等，学科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对区域经济作出科学的理论归纳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区域经济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应承担一般历史学所具有的为后人提供资政经验的功能。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对一般经济问题的描述，而应着重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以及总结历史上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的区域经济史研究者而言，有意义的论题不是历史上经济区域社会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认识经济区域实际社会角色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如朱瑞熙、徐建华的《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区经济开发的基础上，对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个地理区的开发水平作了具体分析与比较，并客观地指出：“与全国发达经济区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开发程度还不可过高估计，但毕竟为十三世纪以后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注：朱瑞熙、徐建华：1995年，《十至十三世纪湖南经济开发的地区差异及原因》，《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第181-197页。）类似的着眼点，的确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
四、现实意义
作为历史学发展趋向的一种重大变化，区域经济史的兴起决不是学者在史学探寻之路上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学绝路上的刻意追求。区域经济史源于时代的需求，源于史学本身发展的需求。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虽然纯粹是一个历史课题，但在当前却富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多样化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必然，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兴起，正是顺应了这种趋势。根据“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当现代人用自己所处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状况去“写历史”时可能会面临一种困境，即理性解释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使得我们研究历史十分注意典型学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区域经济史研究逐渐受到多数历史工作者重视的原因。一个自称普遍性的模式，如无法在一个简单的个案中得以证实，便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区域经济虽不能称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缩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说明意义，且是现实关怀的投影。
第2篇：区域经济问题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教学；改革方向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5－0128－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区际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及相关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需要，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学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教学队伍不断壮大，科研水平不断提高，全国已经有103所高校设置了区域经济学硕士点，近30所高校开设了区域经济学博士点，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人大、复旦、南开、厦大等著名高校都发展了区域经济学博士点或硕士点，其中，区域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有南开大学、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厦门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院校，区域经济学正成为高校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重要领域，区域经济研究正为国家的发展和区域协调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区域经济学教学现状
若想全面认识区域经济学的教学现状，必须搞清楚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来龙去脉，这是因为区域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区域经济学的设置不仅在经济学院（系），而且存在于公共管理学院（系），地理学院（系）。总的来说，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队伍主要有三大部分：
1.经济学院系统
区域经济学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主要存在于经济学院系，如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厦门大学区域经济学、兰州大学区域经济学。另外，在经济学院系统里面，有些专业的研究人员也在从事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如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这一方面说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队伍的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学科之间越来越交叉。
2.地理学院系统
这类区域经济学主要是由经济地理学演化而来，与人文地理学的教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类学校有南京大学的区域经济学，设置在南京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东北师范大学也是如此，也将区域经济学设置在地理学系。我们发现，中科院地理所也在开设区域经济学的有关学位点。
3.公共管理学院系统
这类院校包括东北财经大学，其区域经济学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设置在政府管理学院、人民大学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应该指出，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的区域经济学多是新近迁入，如北大的区域经济学原来在城市与环境学系即地理系，而人民大学的区域经济学也是从经济地理和生产力布局学转化而来，他们的课程设置多少留有原来的痕迹。
大量教科书的出版也显示了区域经济学的繁荣景象，同时，促进了区域经济学教学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区域经济学类的教课书有数十种，其中，比较出名的教学书有南开大学翻译出版的《区域与城市经济学手册》3卷，人民大学的区域经济学研究生系列教材等。
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有两个学术机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学科建设委员会，二是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学科建设委员会。两个委员会自新世纪成立以来每年均召开一次或多次学科建设的发展工作，有众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会议，相互交流切磋教学，大大促进了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在信息时代，网络的作用也促进了区域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提升，有两个著名的网站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和人大经济评论网均作出了贡献。
三、存在问题
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存在的问题，可以大致分成以下几类：其一，学科的快速发展准备不足；其二，学科的多重血统带来课程设置的参差不齐；其三，课程体系等没有和国际接轨；其四，学科教学落后于实践发展。
1.学科的快速发展准备不足
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尤其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生教学与其他学科一样近年来发展迅速，学生数量激增，教师资源紧张，一个导师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研究生，这种情况下教学质量存在下降的趋势，加之部分高校研究生学制的缩短，研究生往往是第一年应付理论上学习，第二年忙于找工作，必要的研究性教学大量缺失。另外，由于部分高校盲目上马区域经济学硕士点，导致教材建设和课程大纲建设滞后，有55%的被调查院校认为教材和教学大纲建设是目前区域经济学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学科的多重血统带来课程设置的参差不齐
如上文所述，我国的区域经济学教学点分布于不同的单位，与其他经济学科的显著不同点是，区域经济学课程设置差异很大，如地理学系的区域经济学设置都是区域经济规划之类，经济学系的设置缺乏空间分析的基本课程，公共管理学院的课程设置呈现出公管特点。这一特点突出的表现在区域经济学的教材建设上，每套教材都有自己的体系，人人都想自己建个区域经济学的大厦，这样的后果导致了众多大厦没有建成，反而影响全国区域经济学教学水平的提升。
3.课程体系等没有和国际接轨
我国的区域经济学课程体系远远没有和国际接轨，很多高校处于自我发展、自我欣赏阶段。国际上著名的区域经济学著作很少被国内采纳，如藤田昌久的《城市经济学》是研究生的极佳教材，但是，我们的调研发现国内高校几乎对此漠视。这种课程体系的自我封闭性质很大原因是来源于对区域经济学的认识的偏差。国际上，往往将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并列，因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JEL分类将此称为城市、农村与区域经济学，我国台湾地区则称之为都市与区域经济学，而我国学位评定时则将城市经济学去掉并变成了区域经济学下属二级学科。这种舍弃城市经济学的做法无疑对区域经济学的教学造成影响，因为作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最为核心的部分，城市经济学的作用没有被正确的认识。
4.学科教学落后于实践的发展
学科教学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特别是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的深入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缺乏很好的案例教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造成了本专业学生对于区域经济学课程的学习认识不清。
四、改革方向
区域经济学教学应该按照顶天立地的要求全面进行改革，以促进其更好的发展和适应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学的需求。顶天就是教学科研与国际接轨，立地就是发挥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区域问题的特有优势，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现实问题，为建立和谐社会而努力。
1.区域经济学教学要面向国际化与现代化
国际化和现代化就是要求全面与国际接轨，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理论、研究方法和优秀教材。一是系统引进并翻译国外的区域经济学优秀教材，如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与经济政策、新经济地理、空间计量等；二是采用请进来和送出去的办法，邀请国外著名的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研究大家来国内讲学，并且大规模选派优秀的中青年区域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人员到国外进修或攻读相应的博士学位；三是建议将二级学科区域经济学改成城市与区域经济学，并相对重视城市经济学的教学工作。
2.构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合适的区域经济学教学体系
区域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经济学范畴，但是，它的发展又和地理学尤其是经济地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现代空间分析技术与GIS大规模在空间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使得这些更成为区域经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认为，一个合适的区域经济教学体系应该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是经济学基础，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第二部分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如空间经济分析、城市经济学、地方政府经济、空间计量与GIS技术等；第三部分内容则为中国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教学。
3.撰写丰富多彩的案例
区域经济学的特点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都为我国区域经济学教学案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撰写区域经济学的案例，利用案例教学应该成为未来区域经济学教学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黄楠.区域学科建设发展迅速，仍亟待开拓创新[D].经济中国网，2007-10-13 省略.cn/xueshudongtai/
第3篇：区域经济问题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 民族发展问题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迅速，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进步。然而，作为一个以汉族为主、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大国，各民族、各地区现代化启动的起点、机遇、社会环境、发展态势不同，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不平衡性，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呈现出由东向西递减的格局。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缓慢，并逐渐拉大了与东部沿海地区（汉族聚居区）的差距。民族地区，这里主要指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中西部10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省区；东部沿海地区则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东部沿海11个省市。
以经济、教育、科学技术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例进行分析，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与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导致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发展、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态势。
一是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看，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其总和高达117010亿元，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则只有26613亿元，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4.40倍。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只有250亿元，东部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广东省达21701亿元，两者相差21451亿元，仅为广东省的1.15%；即使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四川与广东相比，也相差14316亿元，是广东省的34.03%。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4.18%和14.60%。
二是从财政收入看，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的总和高达7458.1679亿元，其中，最高的广东省多达1418.5056亿元；而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的总和却只有1567.3096亿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差5890.8583亿元，仅是东部沿海地区的21.01%。
三是从高等院校数以及在校学生人数看，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731所，在校学生13334969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有770所，在校学生6105952人；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有312所，在校学生1962324人。东部沿海地区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占全国的44.48%和45.79%，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2.47倍和3.11倍。
四是从科学技术发展指标看，全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专业技术人员21739699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7667168人，中西部民族地区有4241255人，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1.81倍。
五是从文化事业发展状况看，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有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2428个，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有1991个；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1.22倍。
六是从医疗卫生发展状况看，全国卫生机构共有从业人员535.3628万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230.9565万人，中西部民族地区有106.0880万人。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的43.14%，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2.18倍；中西部民族地区只占全国的19.28%。
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发展面临的问题
民族发展，这里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发展，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与体现。
一般来说，民族关系体现为一种利益关系，市场机制的运转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民族间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在市场经济的活动中，民族利益不断分化和重组，结构由单一转为多元，以前在国家计划经济支配下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再仅仅服从中央的安排，而是有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和竞争权利。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利益分化很容易产生分配上的不公平，从而引发民族矛盾，使民族发展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影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已由过去民族间不平等、不团结的问题，转化为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成为制约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发展面临的政治问题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会造成不平衡心理，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正常的差距有利于竞争，调动积极性，但差距过大且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就极有可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产生“被剥夺感”和不公平感。同时，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之际，原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也在这一过程中或取消、或名存实亡，使民族地区的一些利益在改革中受损，这些地区人民的不平衡心理由此产生。民族地区的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若长期落后，发展缓慢，不能形成良好的发展能力，它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这种强烈的反差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的民族团结，成为阻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还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和良性循环，进而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发展。
（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发展面临的经济问题
首先，市场体系不健全，竞争力弱。民族地区自建国起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逐渐形成了依赖性较强的补贴型经济，主要依赖外部的资金补贴和物质投资维持经济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在民族地区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补贴型经济带来的惰性已经使这些地区的自身发展能力变弱。同时地方工业起步晚、规模小，发展水平低，技术、设备、管理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地方财政不足，支柱产业形成时间短等因素，都直接导致民族地区的市场发育不佳，市场体系不健全，竞争力弱，成为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次，市场经济给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问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建立、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市场经济不仅给民族地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更以公平、开放、自由的发展模式将民族地区的经济带入了一个全新的舞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给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度加大与民族地区承受力的矛盾；市场竞争激烈与民族地区商品经济起点低的矛盾；资源丰富与民族地区市场发育滞后的矛盾；沿海地区飞速发展、差距拉大与民族地区要求加快自身发展的矛盾；民族自治地方企业与国家企业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在土地、森林、矿山、草场等资源方面不同利益而引起的新的矛盾和冲突等。
再次，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工业化、产业化水平偏低。要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必须确立合理的产业结构并适时地进行产业结构转换。但我国的民族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并没有建立起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缓慢，严重影响了农村小康目标和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再如，由于民族地区的工业属于重工业型结构，资金密集程度高，原材料、初级产品的深度加工不发达，使得工业企业的产业关联弱，经济带动作用不强，也不能很好地吸收和扩大当地人民就业。2004年，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579.4万人，东部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为3248.6万人，其中最多的江苏省达562.1万人，是民族地区私营企业就业人数最多的四川省188.4万人的2.98倍。
（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的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
中西部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储藏面积大，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一。但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过度，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国家迫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进程不断加快。另一方面，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长期推行“模仿或照搬汉族发展模式”的追赶战略，形成了典型的资源密集型工业体系。以“九五”计划发展思路为例，民族地区都把重点放在了实施发展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资源导向型战略上；与此同时，各省区也将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如甘肃是石油化工、建材，宁夏是冶金、煤化工，青海是电力、盐化石油和天然气化工。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加重了民族地区的生态负担，造成了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更使这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隐患。
（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下民族地区国企改革的问题
近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被视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从总体上看，国企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中西部民族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一问题上仍有较大的差距。具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不少企业已经相继建立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也初步建立了国有资产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不断调整和优化了国有经济的结构和布局。相比较而言，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国有企业比重大，亏损面高，国企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由于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相对滞后，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由国企改革引发的银行的不良债务、社会就业与下岗问题等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Z]．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2]龙远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导论[M]．民族出版社，2004：256．
第4篇：区域经济问题范文
企业核心能力不足。在冀中南地区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占据大多数,且这些民营企业多是由家族企业发展而成,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实力弱,市场影响力小,产品竞争优势平淡,核心能力不明显。
产业集群程度低。在冀中南县(市)中,虽然企业数量众多,产品门类广泛,但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在行业中的影响较小,且各企业单打独斗,缺乏必要的协同与合作,产业集群程度低。同时,缺少大企业、大项目的引领与带动,出色的地方龙头企业较少。
各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冀中南地区中,各县域经济总量悬殊较大。沙河市拥有48万人,2008年实现总产值115亿元,增长速度12%;南宫市拥有46万人,2008年实现总产值55.38亿元,增长速度10.6%。
企业创新能力薄弱。在冀中南地区各县(市)中,绝大多数企业在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处于落后局面。技术老化、设备落后,产品更新缓慢,忽视新产品研发等问题较为突出,多数企业技术素质低下,产品缺乏竞争力;管理方法、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处于落后状态;企业产权单一,集权控制,激励措施不到位,企业文化建设落后等现象普遍存在。
企业开放程度低。在冀中南地区,绝大多数企业以满足国内市场为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企业数量偏少。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偏低,难以有效利用国外的技术、资金、管理、信息等管理资源。
劳动力素质偏低。在冀中南地区的企业中,企业员工文化素质、技术素质、管理素质偏低,制约着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创新。
二、冀中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对策
(一)实施开放与创新战略
1、营造开放与创新的文化环境
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果证明,文化的创新与观念的开放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撑。冀中南地区各县(市)应摒弃落后的文化理念和思想束缚,坚持“走出去,领回来”的方针,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县域经济的发展经验,把先进的技术、经验引进来,并通过多种渠道和途径对当地居民及企业员工进行教育、宣传、灌输先进的文化理念,进一步营造开放、时尚、科学的区域文化环境。
2、利用国内外产业发展机遇,壮大县域经济规模
一方面,冀中南地区要利用国内不同区域产业调整及转移的机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如在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因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带来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导致这两个地区的部分产业及资金、技术、人才等向内地转移,各县(市)要积极承接沿海地区的相关产业和企业,为县域经济发展引进新的经济增长点,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和活力,促进县域经济跨上一个新台阶。同时,冀中南地区毗邻京津,应利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有利时机,找准在产业分工与产业链条中的位置,努力实现县域经济与京津经济的对接。另一方面,冀中南地区实力较强的企业应通过交流与合作,大胆吸引国际资本、技术、管理等经营要素,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的文化观念,促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二)加强工业园区建设,提高产业集聚程度
1、推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促进工业园区健康发展
在目前的冀中南地区县域工业园区中,企业制度落后是制约其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工业园区内企业应发挥区域和行业龙头带动作用,根据企业成长的规律及社会发展形势,使现有企业逐步向产权多元化、管理科学化、制度规范化的现代企业运行模式转化,稳步推进企业制度改革。
2、建设优秀企业文化
冀中南地区县域企业绝大多数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比较落后,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因此,各企业应吸收国内外先进企业文化中的经营理念,结合地方及企业实际,加以整合提炼,形成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以利于企业竞争优势及核心能力的形成。
3、构建研发平台,提高园区创新能力
目前冀中南地区县域工业园区内企业在产品研发环节存在研发实力弱,投入不足,各自为政,开发周期长,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难以形成工业园区及区域研发优势。因此,园区内相关企业应在整合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管理的基础上,加强与有关科研机构、高校及分销商间的合作,努力探索和构建服务于园区企业的统一大型研发中心,以满足园区内或县域企业的需要,全面提升区内企业的创新能力。
4、构建沟通平台,实现信息共享
冀中南地区县域工业园区内企业应本着优势互补、信息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构建区内乃至更大范围的信息共享的平台,实现信息资源的高效流动与共享,探索在采购、生产、技术、销售、服务等环节的联合与合作,提高企业专业化水平,降低产品成本,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规模效益。
5、组建企业集团
冀中南地区县域工业园区内的优势产业应在构建战略联盟的基础上,由龙头企业牵头,通过产权交易、产权参与、契约合同的形式,向多层次、多法人、产权多元化的企业集团模式发展,促使企业向更高层次发展。
(三)实施人才战略
1、多渠道开发人才
一方面应积极引进外来人才,冀中南地区各县(市)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有选择、有重点地引进本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急需的紧缺人才和高素质人才,调整和优化人才结构,提升人才队伍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应加强本地人才培养。本地人才熟悉环境,经验丰富,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县(市)可以构建有利于企业内部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平台,选拔具有较大潜力和较强可塑性的优秀员工通过岗位锻炼、专业培训、进修交流等多种方式提高其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尽快成为企业的有用人才。
2、加强职业技能教育
针对县域内企业数量众多,青年员工居多且学历层次偏低、技能薄弱等现象,各县(市)应成立专门的职业教育机构,重点强调职业技能培训和现代化管理培训,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素质。
(四)整合地方优势,打造区域品牌
1、树立现代营销理念,提高县域经济知名度
第一,通过电视、网络、报纸等各种现代化媒体加强对县(市)特色优势的宣传和报道,提高县域社会经济在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第二,积极举办和参加各种形式与层次的展览会、博览会、经贸洽谈会、招商会,让更多的企业和投资者了解县域特色优势。第三,充分利用县域特色文化,以文化艺术为桥梁和纽带,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实施文化营销工程,宣传县域文化特色,提高县域经济的文化品位,加强区域品牌对外渗透和辐射作用。
2、提高县域产品的知名度
冀中南地区各县域企业要根据县域经济特色及产业优势,积极实施品牌战略,规范企业品牌和企业标志,完善产品结构,培育企业竞争优势,提高产品及服务质量,开拓新的市场,扩大产品市场份额,设计出既反映企业产品特色又富有一定文化内涵的企业标志和产品品牌。企业要利用各种渠道及手段大力宣传推介企业品牌,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努力使企业品牌成为行业市场中的著名品牌、驰名品牌。
3、强化服务意识,提升服务形象
相关管理部门要从战略高度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服务设施、服务队伍,全面提高服务效率,改善服务态度,完善服务模式,形成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县域服务体系。同时,也要大胆探索和借鉴国内外服务新模式,注重服务创新,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县域服务形象。
(五)倡导循环经济,实现绿色发展
冀中南地区各县(市)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大生态保护和污染治理力度,重点加强对大气、土壤和水污染的治理,企业应推行清洁生产和精细化管理模式,美化工作环境,大幅度降低生产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促使企业实现由资源能耗型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同时,应协调好生态安全、社会公平与经济繁荣三者间的平衡关系,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第5篇：区域经济问题范文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是微观经济一体化，由市场力量推动，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这种一体化构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范畴，是成员国基于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鉴定协议来为资本在本地区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基础。由于这两种一体化在运行层次和运作机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球确立以来，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及资本逐利的本性受单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资源与市场局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战前的殖民地开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列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资源与市场很可能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失去。另外，战争也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扩张的机制，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显然，从战争转向合作是解决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径，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由资源争夺转向资源共享，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逐步成为战后各国的共识，这在实际上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化在战后迅速发展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地逾越国界的要求时，实际上使一国市场无法承受如此分工与规模经济，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费用不是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国所能承受的。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跨国性的集体力量或协调来解决，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较好选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构成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条件。一体化还需要有下述条件才能形成：一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逾越国界的要求却遇到来自其他地区对商品、资本流动设置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种障碍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予以解决时，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以便在局部范围内妥善加以解决；二是当生产力发展的逾越国界要求退到了来自其他地区商品与资本的严峻挑战时，需要依靠地区组织来保护其成员国产业，确保对本地区市场的占有；三是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必须同处于一个经济区域中，而不是困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域是指区内诸成员国经济具有竞争性（可以实行产业内分工）或互补性（可以实行产业间分工），有长期交往传统，否则，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域里形成一体化组织，也难以获得真正发展，这是一体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典范）。战后蓬勃兴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多或少与上述条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产力逾越国界的国家都能具备实施一体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能与其他国家成立一体化组织。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主要是选择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原因）。跨国公司把R＆D、生产、销售、服务等诸价值链增殖环节分解到世界上各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把生产力发展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来解决一国无法承担的生产力逾越国界的要求，跨国公司也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各国要素价格优势组合出价格最低，且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劳务，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把市场交易内部化，使生产力发展大公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区外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内的大量投资来绕过这种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在实际上也促进了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早在欧共体成立不久，美国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口号，以避免欧共体的歧视性关税降低其产品的竞争力，以1966－1977年这一时期为例，在1966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向世界市场上出口的制成品总额中（不包括返销美国部分），有46％是设在欧共体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运作，日本跨国公司便把投资重点转向墨西哥，企图通过这块跳板来减少美国关税对其不利的影响。
战后通讯和运输的迅速发展及其服务费用迅速下降，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银行、IMF和GATT（WTO）等机构的成立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协调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他如联合国的调节、多边国际协定的执行等，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宏观一体化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国家疆界，通过跨国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的机遇、抉择和效果，以获得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和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区域不断投资，便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就是说，作为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其市场机制力量能够推动作为宏观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纵观当今最成功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区内大量投资，使区内比较优势上升，从而为推进一体化创造条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为何能与发达国家美、加实施经济一体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国公司对其多年扩张和渗透的结果。1955－198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从6.07亿美元增加到70．79亿美元，增长了10．7倍，分别占当年对拉美投资总额的9．2％和11．5％。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国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总数的79．7％和2．6％。美国和加拿大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北美一直属优势的投资比例，使得北美三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现，美加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区内的扩张已为其创造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条件的实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内投资促进了区内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区内扩张，将传统的国家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规模经济使该区内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为跨国公司以本地区为出发点重构企业的区位优势、技术垄断优势和经济资源优势，还可以使那些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或者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跨国公司优势定位外化在国际比较优势中，让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2．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而趋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规则。如果经济纯粹在一国之内而不发生跨越国界的要求时，国际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资本开始国际化时，东道国在根据自己国情吸引外资时，也逐渐改变国内立法，接受国际惯例，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游戏规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予以认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既给自己带来了利润，又实现了其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使东道国实行更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了国内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环境……这些变化都是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规模经济仅仅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分享互惠互利，区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
如果该区域经济发展遇到外来的阻碍和威胁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便会很快建立起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比较优势，优化制度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国投资以强化自己的经济优势以及相互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区战经济一体化促进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这是因为：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座。这是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相对应的现象。投资创造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而投资转移则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了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第二，区域一体化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经营战略提供便利。传统上，对外投资作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与商品流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刺激资本的国际化和一体化。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观层面从制度上保证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因为一旦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通过区内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推动，使区内的跨国公司在这块已经“围起来”的商场上较易占据优势地位，使其在区内扩张更具有便利的条件。而且，一体化组织还会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微观一体化的实现。如欧共体执委会在70年代曾援用《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有关条款对美国大陆崩头公司吞并一家荷兰公司实行了严厉的制裁，80年代还制定了一项10年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目标是将西欧在世界技术市场的占有比重从那时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这些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区外的竞争对手，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对这些重要行业的渗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证还表现在，如关税同盟是实现对内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对外统一关税，关税消除后，市场随之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为区内各国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无法再运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必须面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各国公司便加速对区内直接投资的步伐，成员国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也会加快，这样便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例如，在欧共体内，1959中的西德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47亿美元，其中在西欧的投资为1．97亿美元，而到1978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18亿美元，其中对西欧的投资增至212亿美元，分别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国1971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总额为985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8％，1973年加入欧共体，1974年对欧共体直接投资总额达到22．82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9％，分别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个百分点。
到了80年代，由于对内部统一大市场的预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给区域经济微观一体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1984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直接结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从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这种状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促进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推动作用发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区内各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里宏观一体化的作用仅是在为潜在的微观一体化显性化扫清障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实践由于缺乏微观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所以比较脆弱。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用协议分工和协议投资的方式进行一体化实践，更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准则，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须在区内形成比较优势之后才能实行一体化。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依存的，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在宏观领域实现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在微观领域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既促进了区内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促进了区外跨国公司的对内扩张，因为大市场形成给区内跨国公司带来的发展优势是区外跨国公司所没有的，区外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商品出口，这使跨国公司在规模和素质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相互扩张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疆界上的扩大，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自身的自我加速机制，使区域经统一体化组织在边界和深度上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两者互动的结果，便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区域经济组织疆界的扩大。
第6篇：区域经济问题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对策
一、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区域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我国找准各个突破点，完成了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然而，我国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及时去解决，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1.区域规划尚不完善，存在提升的空间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规划仍然不完善，出现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不同类型层次的规划却存在内容交叉或冲突的现象，导致规划缺乏针对性和明确性，不利于规划的完整落实；规划内容注重政绩效果，忽略了实用性效果，使规划成为一些部门或领导谋求政绩的工具。
2.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尚不科学，仍需加以完善
如今，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会看到很多名目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而一般性转移支付项目较少，支付规模也较小。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布局调整方面还应当建立较为科学可行的机制才行。
3.公共服务资金投入有限，公共服务难以得到全面保障
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个方面每个层面都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来维持运转。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尚未认清形势，对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较少，影响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使公共服务所面临的困难逐渐增多或扩大，使公共服务水平呈现低洼水平，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4.地方保护主义明显，抑制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的合理互惠
目前，各地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着力发展区域经济，因此，在朝向经济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很自然的形成地方保护，致使经济效益被放置于最高位置，而严重忽略了区域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其他方面的途径的有效形成，最终不利于区域经济的良性运转。这样，优质的生产要素难以在各个区域实现互利互惠，一旦缺失互通有无的做法，势必形成闭门造车的现象，使区域经济发展步伐进入缓慢状态。
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若想实现区域经济的健康科学发展，必然需要借助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找准出路，拿出合适的对策，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确保区域经济呈现良好态势。
1.完善基本制度，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科学合理的基本制度是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构建了相应的制度框架，才能明确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使其实现规范化明朗化。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以经济区划为依托，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使区域优势更加明显稳固，实现行政区划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重视规划的非经济内容与可操作性
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是以经济效益做为唯一目标。因此，应当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给予其他目标应有的地位。首先，应当通过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在发展规划中加入就业、人口老龄化、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使经济发展规划更具人性化；其次，要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加强对历史文化的有效保护和利用。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因此，要在积极发展规划中考虑到区域中历史文化的力量；再次，实现区域资源合理配置，使经济发展规划在理性周全的理念的下进行设计，使发展措施更具可操作性，使资源实现物尽其用；最后，光有规划还不行，要实现政府与经济发展规划的有效衔接，否则，规划则形同虚设，毫无实际价值。
3.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体会到民生热点问题。因此，加大投资力度，确保公共服务的逐渐到位显得尤为重要。地方政府应当不断加大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力度，使人们享受到最为基本的公共服务，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也会为区域经济的发展营造较为稳定的大环境，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4.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确保经济目标的实现
中央与地方往往会因为一些政策理解、理念推广等方面的原因出现矛盾冲突。因为，地方往往过于看重眼前的短期利益，因此，中央要积极采取应变对策，引导地方的方向，促成其合理政策在地方的运用和推行。这样，地方利益与中央利益才能实现均衡博弈，地方政府才不会以为盯住经济利益，而是实现全方面多层次的发展。
5.全面推进区域合作，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
区域经济的发展不能出现闭门造车现象，否则，区域经济不会呈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因此，应当充分尊重经济规律，使各个区域实现资源共享，使生产要素在区域之间实现良性流动，以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实现层层相衔接，层层相扣，使整个区域经济得到繁荣。
三、结语
区域经济使我国经济实现高效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因此，要格外注重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每一个现实问题，并对其逐项进行深层剖析，并果断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区域经济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带动其他方面的发展，使区域经济带给我们更多更大的惊喜。
参考文献：
[1]屈广臣、徐永升.赤峰搭上区域经济发展快车[N].内蒙古日报（汉）.2009
[2]王莉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09（16）
第7篇：区域经济问题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和田地区；环境问题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2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其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是以人为本，贯彻和落实新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污染控制，从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深刻反思的积极成果。
循环经济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来解决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所存在的物质、能量不平衡的流动关系问题，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只有放错了地方的资源，而没有真正的废弃物，其特征是自然资源的低投入、高利用和废弃物的低排放，从而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和田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及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
(一)和田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
和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隅， 南部临昆仑山与自治区交界， 北部临塔克拉玛干沙漠与阿克苏相连， 东部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接， 西部与喀什地区毗邻。和田地区国土总面积24.78万平方公里，占新疆总面积的15％，占全国总面积的2.6％。其中山地1110.2万hm2占33.3%，山地面积中，除草场219.4万hm2，冰川70.5万hm2和少量耕地、林地外，42％为难以利用的裸岩石砾地。平原面积为1338.5万hm2，占55.5％，平原面积中，沙漠1031.8万hm2，戈壁206.7万hm2， 沙漠戈壁占土地总面积的63%，绿洲面积97.3万hm2， 仅占土地总面积的3.96％，耕地面积为262.05万亩，占绿洲面积的17.95%，人均耕地1.62亩。且被沙漠和戈壁分割成大小不等的300多块。和田地区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四周高山(天山、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环绕，因而是受海洋气流影响，大陆性强，属于暖温带极端干旱荒漠气候，年均降水量只有35毫米，年均蒸发量高达2480毫米。和田地区境内有大小河流36条，其中部流径的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是最大的两条河流，占全地区各河流总水量的61.2％，两河汇合成和田河，自北流入塔里木河。和田地表水年径总流量73.45亿立方米，地下水可采量32.46亿立方米。全地区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360万千瓦，总水域面积100.4万公顷，适宜于渔业利用面积4666.67公顷，其中已养殖面积2864.2公顷。
和田蕴藏着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品种多、储量大，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现已发现60多种矿产，168处矿产地，其中天然气、煤炭、石灰石、石膏、硫磺、花岗岩、大理石、玉石等储量较大，锂辉石、锑、砂金岩、铅锌矿、亚锰磁铁等金属矿藏也有一定的储量。已经探明的616亿方天然气和8.84亿吨煤正在投入民用，石油勘探在加紧进行，开发前景广阔。同时还有独特的光热资源，全年日照时数2470-3000小时，大于10℃的有效积温4200℃，为利用光热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和田地区的植物区系比较简单，种类比较少，野生植物有53个科，193个属，348种。其中大部分为牧草饲用植物，还有一些特殊经济植物、食用植物、固定植物、农药植物、工艺植物等。如：管花肉苁蓉、红柳、甘草、党参、麻黄、大黄等。其中和田管花肉苁蓉和红柳大芸因药材量多质好，在国内药材市场上享有盛誉。现已开发出人工种植技术，并作为和田地区的重点产业进行发展。
(二)和田地区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1.土地沙漠化问题日益突出
和田市位于昆仑山脉北麓，浩瀚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区。由于超载放牧、滥挖滥采、毁林毁草开荒以及人工绿洲不合理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等造成天然绿洲区水资源短缺，打破地表植被与土层结构媒介功能，地表或植被大为降低，加大区内沙质地表的风蚀等风沙活动过程，最终导致土地沙漠化的产生与发展，沙进人退的形势日趋严峻。在人类对植被的直接和间接的破坏作用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严重制约着和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据和田地区普查统计，和田绿洲及邻近夹荒地土壤沙化面积1.67万hm2，其中耕地沙化面积5860hm2。
2.草原、森林资源破坏严重
和田地区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迅速增加、长期过耕、过牧，乱砍滥伐，使自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近50年来，虽然在全区内人工绿洲扩大了1538km2，但由于水资源缺乏、草场资源生产能力低以及人工绿洲建设不够，导致了更大面积天然绿洲的破坏。因缺水旱化的土地面积达到了3430km2，和田河下游的胡杨林面积从50年代的12万hm2减少到目前的1.33万hm2，破坏的天然植被面积是现扩大的人工绿洲面积的3倍以上。在克里雅河下游，随处可见大片已经或正在的胡杨林。
3.气候恶劣，风沙、浮尘、沙暴等灾害天气频发
由于和田地区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四季多风沙，春季最甚，风沙灾害十分严重，每年浮尘天气200多天，每年浓浮尘(沙尘暴)天气在60天左右。和田月均降尘100多吨/平方公里。近几年浮尘天数平均每年增加2.5天，已经达到260天/年。据统计，2009年，和田市大气总悬浮颗粒物(TSP)有效监测天数为344天。其中，中度污染天气22天，重度污染天气228天，中度以上天气占72.7%，比上年增加1.8个百分点。年平均降尘量为124.58 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增加13.4%。市区内主要污染物为总悬浮颗粒物和降尘。
三、基于循环经济的和田地区环境保护对策
(一)努力提高公众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
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决定着公众对循环经济的参与度。和田地区是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很低。因此，促进公众的参与，可从提高公众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入手，通过政府和媒体的宣传、教育和引导，促进消费取向、生产观念、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等向着适应循环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变、树立循环经济的理念、从而自觉参加到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中去同时、借助大众趋向的选择作用，引导循环型产品的生产、技术的开发和产业发展潜力的外显、这应该成为和田地区以循环经济发展来环境保护的最大、最重要、最有力的推动力量。
(二)提升环保基础设施水平，开发中水回用等资源循环利用系统
对环境而言，污染物的处理并非最终目的，资源充分利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和田地区水资源比较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和田地区的河流水量高度集中在夏季，呈现春旱、夏洪、秋缺、冬枯。近年来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缺水现象，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是和田地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瓶颈。因此，大力提倡中水回用是节约水资源的一个重要举措，主要措施:对现有的污水处理系统采取增加深度处理工序，提高处理等级和增设专用管道等措施变尾水为中水，用于绿化灌溉、环卫冲洗，实现循环性利用机制。
(三)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加强人工生态建设
近年来，随着和田地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能源消耗日益突出，农村的生活用柴量加大，对环境的压力增大，导致资源损耗和环境的破坏，自然生态的抗逆性强的特点失去效力。和田地区各河流域和绿洲边缘地带分布的乔、灌、草植被，对干旱、风沙、盐碱都有较强的适应和保护绿洲能力，所以必须很好地维护自然植被，尽量减小对自然植被的破坏；保护天然林资源，禁止天然林采伐；造林种草与封山育林结合。营造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和人工草地，控制水土流失，加火石质荒漠化治理力度。人工生态发展，可减轻对自然生态的压力。在有条件的地方，至于循环经济的原则提高资源循环利用能力，发展一些人工植被，建设新的人工绿洲生态系统。通过人工引洪封育恢复胡杨林和建设防风固沙基干林带，完成绿洲防风固沙林建设。
参考文献：
[1]韩爱华.新疆和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研究[J].经济师,2003(8).
[2]王立洪,张斌,万英.新疆南疆农业灌溉对生态与环境影响[J].水土保持研究,2002(9).
第8篇：区域经济问题范文
论文关键词：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移，利益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再起。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无论在一体化的程度上、经济联合组织的数量上和规模上，还是在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上，都得到了新的发展。京津冀作为我国北方的中心经济地带和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层，必然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进行发展。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发展差距较大。因此，推进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我国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发展机制和条件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涵义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而产生的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到经济政策统一的逐步演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状态与过程、手段与目的的统一，是在区域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加强区域间的协调，实现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优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上的合作与协调，如何实现区域贸易自由化，如何实现跨界资源的联合开发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思想的指导下产业转移，政府应把重点放在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上，鼓励企业组成跨行政区企业集团或企业联合体，推动资源、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消减地区间、行业间、所有制间经贸发展和企业联合的障碍。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机制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
从发展的角度看，各个地区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而走上一体化的道路，必然有其内在的动力机制。
(1)经济一体化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区域经济之间的贸易效应和生产积聚效应使区域内部的消费者能够得到更多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产品，这就是一体化的消费效应，消费效应又成为生产效应与贸易效应正反馈的加速器和调节器，不断促进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如果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现实的竞争性，会由此引发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也导致了一体化相关的生产要素新的积聚与扩散，也会使一些与被替代产品相关的生产要素重新开发新的产品，资源配置更佳，这不仅有利于内部效益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提高一体化区域对外的竞争。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模经济性。一个比较大的区域规模一般拥有较大量的区域生产要素，通过实施一体化，诱发生产要素的积聚与扩散，资源重新配置，容易产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的规模效应（突破瓶颈要素的限制，创建新的产业，开发新的技术，开拓新的市场等），提高要素之间的替代强度，降低产品的边际成本。
(3)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交易成本机制。主要包括关税降低、可接近性和行政经济。关税降低产生大量贸易，必然诱致一体化的贸易效应以及相应的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可接近性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经济距离取决于地理距离和运输方式及其成本。社会文化距离越小越容易形成经济一体化，并且地理距离越小，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的差别往往也不大。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市场一体化，要求和倡导取消相互关税，建立一致的工商管理规则，目的是减少从生产到消费各个环节不必要的额外开支和时间浪费，即行政经济。
即，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由它的互补性与竞争性、规模经济性、交易成本机制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组织机制
为了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实力，提高区域的经济地位产业转移，产生了相互之间通过合作实现自觉经济融合的趋势，以求实现地区范围的各组成部分的优势互补，促进资源在本地区内更有效地配置，从而促进共同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全体组织机制是一体化进程的“变压器”，能够加快或阻碍一体化的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在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如何分工，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区域间、城市间如何分工协作，基础设施、产业和空间结构一体化以及政府间政策的协调问题，都是现实经济中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前沿问题。其中，大都市圈或经济圈城市间的分工协作和利益协调机制问题，显得尤其突出。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条件
1.区域经济的差异和分工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自然、社会和经济发展状况是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条件。生产要素禀赋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内容的不同，这促使不同地区之间商品交换和生产要素流动，使不同地区结成一种互补和竞争关系。生产要素差异性越大，区际劳动分工越明显，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专业化生产部门。
2.近邻的区域空间是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物质载体
区域合作就其地域条件而言，首先应该具有一个完整、统一的自然地域单元，这个地域单元要求各个合作主体所处的地理位置在地域上是一个相邻接的整体。共同的地域空间是实施区域经济合作最为基本的载体和依托，而且在相邻的一定空间范围和联系通道内，对于各类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改善宏观区域管理，设立区域合作协调组织等都比较方便。
3.共同的利益诉求是实行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从资源分布梯度和经济技术水平分布梯度的角度展开的，更是建立在利益趋同性基础上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地区都在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使用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所以，区域经济合作必然是利益驱动下的一种战略选择，获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双赢是区域一体化的动力源泉。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
目前，京津已进入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的阶段，产业升级势在必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取代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也势必超过第二产业。河北的冶金、建材、医药、石化、纺织、机械、食品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原材料产量在京津冀都市圈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三地在产业分工与资源配置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发展前景。
1.区域内部产业转移初步形成
在跨地区产业布局调整方面，北京市首钢200万吨钢铁项目落户河北唐山。首钢与河北唐钢共同打造的京唐钢铁联合公司已经在唐山曹妃甸建立。同时，河北政府向外宣布未来5年内在正定投资58亿元打造一个北方最大的纺织工业园区，这一计划的着眼点瞄准了京津冀区域。除此之外产业转移，由京津向河北单向的产业转移的局势在近两年有所逆转。华龙、神威、海湾、恒利这些急需扩张生存空间的河北民企纷纷进京。这样布局正是为了深化京津冀经济合作，促进北京工业与津冀地区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
2.区域交通一体化初显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京津冀实现区域经济融合的重要保障。京津城市轨道、京津第二条高速公路，已陆续竣工投入使用；京承高速三期项目启动，计划2009年9月全线建成通车。除此之外，连接北京与天津的全国第一条城际高速铁路——京津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于07年12月16日顺利实现轨道全面铺通，京津两地可实现30分钟直达。而到2011年底，京石铁路客运专线将提前通车。随着京广客专、京沪高铁、津秦客专、保津城铁等工程的建设和逐步投入运营，快速轨道将织就“京津冀快速交通圈”，在500公里范围内的重要城市之间实现2-3小时通达，是京津冀未来交通一体化的方向。
3.市场开放程度逐渐加大
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均有合作。政策上，国家发改委和京津冀发改委一直为促进区域交流合作制定规划和意见，交流区域合作发展情况，沟通规划、产业、政策等信息，研究当前和近期区域合作中需解决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督促落实省市政府议定的区域合作工作，为打破区域界限、推动区域内市场活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天津滨海新区的规划建设，将进一步增强京、津、冀三地的产业联系，是三地加强经济融合的一个重要合作平台。
（二）京津冀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区域经济一体化观念淡薄，缺乏合作意识
多年来，受计划经济和行政区划的影响，长期实行自然垄断、贸易保护、市场分割、自成体系的封闭政策，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区域合作意识不强，城区系统生产建设重复布局和地区工业结构趋同，技术上不了档次，专业化仅仅停留在产品的专业化上。受区位因素的影响，河北省与京津并不能获得同等的发展机遇，不公平竞争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影响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程度以及区域经济宏观效益整体水平的发挥。
2.区域一体化体制、机制尚未建立
京津冀经济圈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区域合作组织形式松散，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属于一种倡导式的磋商机制产业转移，限制了区域内各地方政府间的深度合作。当前京津冀区域政府协调机制的形式仅限于首长联席会、协调会和合作论坛，利益一致的大的合作没有启动，有关大项目尚待进一步磋商。如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津水源保护区、大型旅游项目、大型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大项目。
3.缺乏区域组织保障系统以及协调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由于京津冀地区分工体系与运行机制并不完善，区域经济组织与区域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无序、混乱和松散的状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仍然限制在行政区范围内，缺乏区域层面的审视，市场分割、贸易摩擦、恶性竞争时有发生。受区域系统内劳动地域分工规律、整体效益规律以及协调发展规律很难对区域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争资源等矛盾突出。如在机场、港口建设方面相互竞争，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导致区域整体发展相对缓慢。
4.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产业链断裂
城市之间的功能合作与产业分工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北京和天津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产业同构，两市的同构产业主要集中在冶金、机械、电子、医药制造等部门。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两地在资源、能源、项目等方面的争夺。在京津冀区域内还没有形成有创新能力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金融、信息服务和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延伸方面还比较欠缺，至今还没有形成由占据高端并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企业建立的区域完整产业链。北京在这方面的转变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一些大城市，还没有与周围城市形成相互依托的产业链条，与天津、河北的合作还缺乏深度。
5.京津的“空吸”作用大于辐射效应
由于北京地区的集聚效应大于辐射效应，导致人才、资源逐渐向北京集中，造成周边地区发展相对迟缓，区域二元经济特征明显。京津强烈的“空吸”作用和较差的辐射带动力，可能会导致没有经济腹地。孤岛型现代化出现，区域内低等级城镇数量过多，中等城市偏少，能够接受核心经济辐射的能力有限，无法分享中心城市的发展成果，也难以很好的承接京津两地的产业梯度转移。
6.京津冀区域市场的统一有待进一步深化
京津冀尚未形成区域统一市场，影响了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三地难以实现对生产要素的有效共享，而且能够为企业提供配套的服务不多，企业生存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较差。虽然京津冀三地在市场开放等方面有了初步的合作，但是这种开放程度有待于进一步加深。京津冀三地在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供求信息传递、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很多不足，从而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
除上述问题之外，还有“谁来做地区龙头老大”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在作怪，致使三地缺少实质性联合。如果谁都想当“老大”产业转移，以此牟取更多的资源，尤其是政策资源，而不愿承担更多的责任，也不愿与他人共享，那么这个一体化就不会得到深入发展和强化，特别是京、津两个直辖市在区域内的定位和协调问题不解决，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道路就不会顺畅。
四、京津冀地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整合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社会的综合目标
对各区域的发展目标进行整合，形成京津冀在发展目标上的共识，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追求社会公平。发挥经济扶持与财政优惠政策的积极效应，建立财政转移、产业转移、人才转移和科技转移的四个机制，发挥京津和河北省的中心城市经济实力方面的优势，对河北省边穷落后地区给予财政补助，平衡该地区经济的自我积累能力与整个区域的协调能力。加大向落后地区公共卫生、医疗和社会救助的扶持力度，加大对贫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
(二)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强化政府间协作
建立区域利益协调的长效机制，市场开放、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区域援助、完善转移支付，制定京津冀生态环境改善的建设和补偿方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主体是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各层次主体之间彼此协作，密切配合，构筑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总体框架，共同推动京津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三)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清除市场障碍
区域经济的联系、互动直至一体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市场导向下，微观企业不断集聚、不断规模化专业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各种生产要素不断流动的过程。构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一直是京津冀区域协作的重要目标。首先，京津冀三地计划联手完善商品市场，发展物流与贸易合作，建设区域农副产品统一市场。其次，相互开放和发展要素市场，突破体制障碍产业转移，合作发展劳务、金融、产权、房地产、技术等要素市场，促进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
(四)进一步加强区域产业分工，形成京津冀合理的空间结构
随着京津冀区域分工程度的加深，建设从北京经廊坊到天津滨海新区和曹妃甸的宽大的城市—产业带，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重点。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至天津滨海开发区即亦庄—廊坊—武清—塘沽—曹妃甸一线位于北京东南方向，有高速公路直达海港，产业基础已初具规模，是该都市圈产业发展的最佳首选地带。利用京津冀的比较优势，将工业布局向东南方向扩展，使廊坊开发区和香河开发区、北京东南部的开发区和东部的工业园区等在空间上逐步渗透、融合，形成对等结网，通过快速交通设施联结而成的高新技术产业带。京津城市—产业带与北京—石家庄产业带、北京—唐山—秦皇岛产业带和渤海湾沿岸产业带，共同构建一个合理的京津冀都市圈产业布局的空间结构。
(五)建立合理的城市体系
京津冀都市圈应借鉴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成功经验，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合理分工，功能外溢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合理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以天津、唐山、石家庄为次中心，各市合理分工协作的城市体系。将北京定位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国际交往、国际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城市。把天津定位为重化工、外贸口岸和商业中心、区域性金融中心和电子产业中心。将石家庄打造成中国药都和华北重要商埠，建立区域性高新技术产业中心，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提高服务的比重和层次，大力发展金融、物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中小城市要接受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充当大企业的加工基地。
(六)加强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统筹规划，推动京津冀都市圈基础设施共同建设和开发利用，促进经济共同发展。要把京津冀区域视为一个整体，认真研究京津冀之间重大基础设施配置关系问题，在供水、供电、交通、通讯、能源、环保、防灾抗灾等基础设施方面统筹规划，加强合作，共同开发利用。
(七)建立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利益补偿机制
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京津相对处于产业链的高端和上游，是自然资源的使用者和受益者，而河北则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是资源的输出者，在土地、供水、生态、人才，包括将来为京津的人口输出而进行小城镇建设等方面产业转移，将为京津提供很大支持。而且，在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中，河北可能会承接来自京津的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在环境方面承受较大的牺牲。所以，京津冀应做好规划，统一调度区域内的各种资源，尽快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如水资源补偿机制、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等，以协调各方发展利益，做到三方合作的共赢。
国内外经验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前景是诱人的，而且近年来，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代表的经济区域内，各级政府和市场主体通过实质性的合作所表现出来的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绩效和社会效应，也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建构一个行之有效的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各类企业组织参与的区域合作机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实现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决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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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海稳.试论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困境及路径选择[J].改革与战略，2008年 04期；
第9篇：区域经济问题范文
关键词：日本区域经济；优势比较；产业选择；途径分析
一、日本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因素分析
（一）区位条件
日本位于亚洲大陆东缘西北太平洋上，西隔东海、黄海、日本海同我国、俄罗斯和朝鲜相望。岛国的地理位置，加之资源比较贫乏，决定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国。日本二战后开始加强环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开始把发展的目光转向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南亚地区的发展也带动了日本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
日本虽然是岛屿小国，但东南-西北的狭长带状的国家板型走向，同时南北、东西的自然差异又非常的显著都十分明显。
日本地形的总体山地多平原面积狭小。日本较大的平原有新泻平原、石狩平原、浓尾平原、关东平原、石狩平原、大阪平原和，这些平原多位于沿海和河流下游地区。由于日本平原主要沿海分布，便利的海运条件，利于其经济的发展。
日本属温带海洋性季风型气候，终年温和润湿，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南北和东西差异明显。在以农业为主的时代，南部经济发展快于北部。
（三）人口与劳动力条件
日本地处中纬度地区，人口分布受气候的制约较小，但受地形的影响较大，山地人口较稀疏。目前，日本有大约百分之七十的人口集中在本州至北九州地区，分布不平衡。由于劳动力和人口分布的差异，进一步加重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口素质的地区差异对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更加突出。
（四）社会经济条件
中小企业繁多，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关键地位，突出了日本经济结构的特征，也是日本区域经济格局发展的主要因素。日本的中小企业往往围绕大企业集中分布，形成产业集群，以获得规模经济，并通过与大企业合作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大量的中小企业集群分布，加剧了日本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不平衡。
二、日本区域特色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选择
区域的产业选择必须要综合考虑国家的产业发展战略，区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根据自身条件搞好优势产业。
由于日本国土面积小，自然资源贫乏，岛国的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加之各地区历史因素和国家政策的考虑，使得日本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选择非常具有特色。
以九州为例，说明日本区域经济产业选择的特点。九州地区是日本IC工业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被称为日本的“硅岛”。九州之所以发展成为日本著名的IC工业基地，与其特殊的自然、社会现状分不开。首先，九州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九州大学和其他许多高水平的学科，储蓄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 。其次，作为日本最早的钢铁基地――北九州，它拥在大量劳动力。再次，九州地区的空气清洁，水量丰富，水质优良。在九州的7个县中都有现代化的机场，科研人员往来便利。最后，政府对其给予特别的资助，为九州TC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由此可见，日本区域经济产业的选择是综合了各方面因素，结合各区域特色，形成了各自的优势产业。
三、产业集群――日本区域特色经济发展重要途径
产业集群在提高企业竞争力，在推动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实践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集群有利于降低”门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热情；有利于资源的整合，生产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区域品牌的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增强；有利于工艺水平的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
（一）产业集群对推动日本区域特色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
1. 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在产业集群推动下快速发展。产业集群是指以一个主导产业为关键，大批的关联企业及相关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有机聚集。各相关企业和机构相对集中后，易于形成竞争优势。日本爱知县就是丰田汽车产业集群的收益地区。丰田汽车产业集群对于丰田市和爱知县重要的原因是丰田公司与各供应商之间能够相互合作，相互促进。丰田公司通过扶持零部件的制造商来获取大量廉价优质的零部件。正因为如此，丰田汽车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其他企业。廉价、优质的零部件也大大地提高了丰田汽车公司的竞争力。
首先，能有效整合资源，取得低成本优势。产业集中能够更加好的利用基础设施，大大降低成本；专业化的分工，有利于企业产品研发和科学管理。1901年，日本国有钢铁厂在北九州市的八蟠落成。政府综合考虑了安全因素、靠近原料地、港口及其设施、劳动力资源等因素，最终确定了在八幡建立钢铁厂。八蟠靠近筑丰煤田，同时拥有熟练、廉价的劳动力，便利的铁矿石进口。这些都促成了八幡钢铁厂最终的建立。
其次，技术创新优势。在日本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企业为了不被市场所淘汰，必然会加快技术、产品、服务等多方面的创新，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企业的集聚，为信息交流，思维碰撞创造了积极的外部环境，各企业间通过相互的学习和模仿来加快自己的更新发展。
最后，发展区域品牌。大企业聚集发展，为品牌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品牌效应更加明显。
2.在产业集群的推动下，区域化、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发展。随着产业集群战略的实施，企业集中，共享公共基础设施，这些都体现了产业集群的带动作用。如北九州重化工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使得北九州成为全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丰田汽车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使举母盯由一个农业地区发展成为现代化的丰田市。产业集群成熟后，会逐步出现向外发散扩张的倾向，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对于缩小了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起到积极作用。如北九州重化工业产业集群出现离心倾向后，随着钢铁企业的转移，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而汽车产业的转入，使北九州的经济又重获新发展。
（二）日本实施产业集群战略的经验
1. 工业园区的建设工作。工业园区是产业集群的战略实施的基本条件。 产业园区的建设，产业集群的集中，共享园区的优势环境资源，同时，促进的成本降低、技术的创新，形成市场优势，提高产业园区整体的市场竞争力。建设产业园区，应重点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管理模式，注重厂商企业的引入，能够有效的解决资金紧缺等一系列的问题。二是建设专业化的市场，为产业园区的经济发展提供现代化专业化的外部环境。
2. 比较优势选择。充分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形成发展自身的特色产业，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提升认识和规避风险的能力。
3. 发挥政府的作用。波特在日本经济产业省召开的提案会议上指出：“一般认为，所有的产业集群都是好东西。政府是造不出全新的产业集群的，政府的作用是强化现有集群的竞争力……没有任何基础的集群是做不出来的”。
日本政府颁布并实施《产业集群训一划》后，出现了大量的技术产业群，在其影响下，产业群内各企业，尤其是技术产业均得到一定的发展。
产业集群战略的实施，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自由宽松的经济环境。民营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采取鼓励的态度，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至少不在政策上认为设置障碍，为普通民众提供更开阔的创业空间。
其次，集群规划，产业规范。随着股份制企业的兴起，政府应根据当地产业发展的情况适时出台相应的政策文件，规范产业组织的发展。同时采取多种措施鼓励企业技术创新，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建设现代化市场。
再次，公共服务设施的完善。如组建企业信贷担保公司，技术服务咨询公司，职业技术培训机构等。
最后，开展区域营销，锻造集群品牌。积极搭建平台，举办各种展览会，交易会，使各种产业集群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提升。
区域发展离不开产业集群，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区域环境的创新，产业集群的构建非常的重要。中国区域特色经济发展可以从日本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集群中得到一定的启示。目前，中国产业集群大多处于初级阶段，产品创新较少，科技含量较低。因此在发展产业集群的同时，一定要综合考虑本地区的优势资源、经济结构等因素，选择适合的发展模式，营造创新创业环境，形成活跃的创新创业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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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金锁，康凯.区域经济学[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8.
